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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istent mode of technology is to be used by human beings， and only in the p ractical activities of using can we highlight the meaning of technology， realizethe function of technology and continue the life of technology. Undoubtedly， th e users who are the subject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ies are the basic n odes of the network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technology and society. However， theuse of technology was discussed mainly by productive discourse for long and therole of producer and consumer in the discussion was overestimated， thus alienat ing the consumption from its true meaning. Nowadays the technology has been emph asizing a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and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has been fo cusing on the modern context in technological diffusion phase， the philosophy oftechnology has the necessity to extend its own space where the technology userscome into its visual field for interpreting the activities of using technologie s.

Key words:users of technology; consumption of technology;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著名技術哲學家米切姆曾經把傳統的人類活動劃分為制造和使用兩類，認為工程師注重制造 的一面，而社會科學家則注重使用的一面［1］。拉普則認為，技術的表現形態分為四 種:發明、設計、制造、使用［2］。可見，使用一詞一直處于技術哲學的疆域之中，但 令人詫異的是，使用問題并沒有成為技術哲學研究領域里的一個明確對象。長期以來，技術哲 學家們對使用的關注主要囿于技術使用社會后果的宏觀話語體系，罕有對技術使用活動本身 以及技術使用的主體-技術使用者-所進行的哲學反思，“或者即使是有所考慮，也要 么是泛化為無主體的‘社會背景’(比如政治和經濟推動力)，要么被降階為完全消極被動的 ‘受教化者’”［3］，但與此同時，經濟學、社會學早已敞開對使用者的關注之門，在 有關使用者的心理需求、行為特征、社會影響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鑒于此，本文 試圖對技術使用者進行簡單的梳理和介紹，以期喚起國內學者對技術使用問題研究的重視。

一、 技術使用者的研究現狀

學術界對使用者的作用和意義進行最初的認識和闡述肇始于經濟學領域，出于經濟利益方面 的考慮，經濟學理論對使用者予以了一定關注，認識到并不是企業生產什么，使用者就接受什 么，而是具有自己的選擇權和能動性，各自有不同的需求、愛好和個性，并對使用者集體進行 了較為系統的關注，肯定了技術只有被使用者接受并融入到社會之中才能實際發揮作用，從而 確立了使用者集體在技術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

伴隨著技術演化的復雜化、高級化，人們進一步覺察到了技術使用者在技術創新中的主動性 ，“使用者創新”(users innovation， 柳卸林等將其譯為用戶創新)的出現就是這種認識在 理論上的結晶，它是由著名經濟學家馮希普爾相對于“制造者創新”的傳統概念所提出來 的。該理論將使用者置于創新者的主體地位上，除了肯定傳統理論中制造者的主體地位外，更 加強調使用者也是技術創新的重要源泉，并以大量實例證明了使用者在多個高科技 領域的創新者身份。因為只有這些“期望通過使用一種產品或服務而受益”［4］的 使用者們 才能真正了解自己的需求并對技術產品的實際使用感興趣，所以由使用者所開展的創新能精 確地開發出他們所真正需要的東西。

而后，使用者這一概念在社會建構論的框架之下得到了進一步的經驗審視和理論提煉，建構 論者們借用了結構主義有關文本和話語分析的研究方法，把技術作為一種文本來解讀，致力 于揭示包括技術使用者在內的“相關社會群體”對該技術文本的意義建構過程，在他們的邏 輯范圍內，技術使用者是作為一種結構化了的相關社會群體來發生作用的。平奇、比克詳細 分析了“相關社會群體”、“解釋柔性”、“結束機制” 和“技術框架”等概念，認為使用 者在技術發展中對技術起著“非常重要的建構作用”［5］。

行動者網絡理論可以說是建構論深入發展的一個成果，也就是在這個范疇內，伍爾加首次提 出了“被形構的使用者”(configured user)概念，伍爾加引入了文化研究中的“作者理論 ”，把機器隱喻為文本，而把使用者隱喻為讀者，“形構使用者”(configuring user)的過 程就成為了機器設計和生產的過程。而阿克里奇則提出了“被計劃的使用者”(projected u ser)理念，她把技術比喻為電影腳本，認為技術客體結合行動者以及未來的行動空間一起界 定了一個有關行動的框架，故而她把關注點投向了技術的設計階段，指出設計者在設計階段 把對于未來使用者的構想融入到了技術產品的制造之中，從而預先規劃了使用者。可是，這 畢竟是學術界對技術使用者予以關注的開端，“使用者”雖然邁出了被人關注的第一步，但 并沒能擺脫生產場域的背景，學者們仍然是立足于技術文本的作者身份來關注使用者，使用 者還主要是一種處于技術黑箱之中的因素，遠遠沒有對技術作者的霸權地位造成沖擊。

正是認識到了建構論和行動者網絡理論的這些局限，20世紀80年代女性主義研究者柯文進一 步提出了“消費聯結”和“消費者聯結”的概念，意欲扭轉消費者在技術中始終處于被動的 使用者的位置。消費聯結是一個屬于消費者自己的時空范疇，在這個空間里“消費者們在相 互競爭的技術之間作出選擇，并試圖明確當從網絡里面向外看的時候該網絡所呈現的面貌， 哪些因素越來越凸顯出重要性、哪些路徑值得理性地追求以及哪些太危險而不能加以期待” ［6］，而消費者聯結則著重強調在定義消費者時必須以處于確定的時間和空間場域中 的消費者需要作出選擇的那個人工物為依據。

稍后，女性主義研究者又從女性使用者的角度分辨了“終端使用者”、“外行的終端使用者 ”以及“被卷入的參與者”之間的差異，終端使用者是指那些受到技術創新影響的處于下游 的個人或組織;外行的終端使用者是用來強調被排除在專家話語體系之外的那些終端使用者 的親戚;被卷入的參與者則是指那些受到了行動的影響但卻沉默不語或者不在場的人，他們 有兩類，一類是雖不在場但受到他人的建構和鎖定的人，另一類是雖然在場但常常緘默不語 或被那些權利主體所忽略的人。這些使用者當然以女性居多，對此研究的目的是提高婦女的 自治權以及她們對技術發展的影響力。

羅杰希爾維斯則把關注點聚焦于日常生活技術的使用者，認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者與技術 的關系才是最普通的人與技術的關系，日常領域的使用者通過“馴化”把他們所知之甚少的 、令人興奮的甚至可能帶有危險氣息的事物嵌入到日常生活實踐和社會文化中，從而使得它 們成為人們所熟悉的事物，這實際上是一個技術與使用者雙向互動的過程。希爾維斯把馴化 的過程分為了四個階段:占有(成為一個技術產品或一項技術服務的主人)、客體化(展示 的過程)、合并(使用并將其融入日常生活中)以及轉化(對技術物品的使用塑造著使用者 與周圍其他人的關系)。米切爾進一步通過具體的案例考察強調了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如何 對技術進行修改并賦予新的意義［7］。

正是在近些年來西方理論界對技術使用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21世紀初，娜莉奧德肖恩 和平奇合編了《使用者如何重要》一書，綜合分析了技術論中考察使用者的不同研究進路， 概括出四種研究進路，即SCOT(技術的社會建構論)所開辟的作為技術變化人的使用者進 路，女性主義所提倡的強調多樣性和權力的使用者進路，符號學所青睞的作為結構和腳本的 使用者進路以及文化學所推崇的消費和馴化的使用者進路。該書提倡學者們要關注技術與使 用者的互相建構過程，關注“使用者對技術所做的一切事情”，從而在總體上“識別大眾是 如何在技術發展中消費、改進、馴化、設計、重構以及對抗技術的”［8］。

毫無疑問，學術界已經打開了對一直處于消極被動地位的、在技術發展史上基本是匿名的技 術使用者們的關注之門，并試圖明確技術使用者在技術實踐活動中的積極建構作用，確立技 術使用者的主體性身份，以期彌補以往技術研究中只重視技術供給方(發明家、設計員、生 產者、工程師、企業家等等)而忽視技術需求方的缺陷，努力對技術發展的整個過程 進行一個完整、客觀的描述，以便能開拓出一片專屬于技術使用者的權力領域和話語空間。 當然，迄今為止對技術使用者的研究仍是以經驗和案例分析為主。

二、 技術使用及使用者的意蘊

對技術使用及使用者的理解是無法游離于技術消費這一話語框架的，而對于消費，人們并不陌 生。在哲學以往的研究視野里，雖然鮮有對技術使用及使用者的探討，卻不乏對消費及消費 者的關注。消費如同生產一樣是人類社會一個永恒的主題，但它在最初的應用中卻帶有明顯 的貶義色彩，暗含著“消耗”、“破壞”、“浪費”之意，直到18世紀中期才作為一個中性 詞出現在字里行間，并與“生產”相對，馬克思對此有過精辟的描述，他把整個社會再生產 過程分為四個環節，即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并深刻剖析了生產與消費的辯證關系，認 為“沒有生產就沒有消費;沒有消費就沒有生產”［9］96，指出“只是在消費中產品 才成為現實的產品”，“消費創造出新的生產的需要，因而創造出生產的觀念上的內在動機， 后者是生產的前提”［9］94。

我國學者王寧教授把消費定義為“人們為滿足需求和需要，對終極產品(物品、設施或勞務 )的選擇、購買、維護修理或使用過程，該過程被賦予一定意義，并導致一定的快樂、挫折 或失望等體驗”［10］。呂乃基教授則強調消費的含義囊括了從消費品被制成一直到 被取 代的全過程，“包括獲取、占有和通常意義(也就是狹義)下消費實踐活動”，并借用了康德“ 自在之物”的概念指出，“設計生產出來的商品在被使用前對于消費者來說也只是‘外在的 、直接的、消極的存在’，是‘自在之物’。只有在消費中，也就是在商品與主體以及與其對 象間充分的相互作用過程中展示它的一切，商品才能成為‘內在的’‘為我之物’”［1 1］ 。顯然，這種“消費實踐活動”就是消費者對消費品的使用實踐活動，正如李伯聰教授在《技 術三態論》一文中所強調的，只有在技術進入生活，成為消費者所使用的技術時，技術才成 為了現實性的技術［12］。

由此看來，技術使用從屬于消費環節，是對已然成形的、進入了消費領域的技術或技術產品 的使用活動及過程。技術使用內含于技術消費的過程，是技術消費的一個子集，而且是至關 重要的一個子集，離開了技術使用，技術消費就失去了其最珍貴的情感體驗，而離開了技術 消費，技術使用也就無所依存，成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可是，由于以往對消費的探討主 要囿于生產語境，關注消費也是為了刺激生產，這樣，人們在滿足了基本生存需求之后“為 了炫耀自己的地位，滿足自己的虛榮心而大肆進行揮霍性的消費，消費主義盛行，進而導致消 費異化”［13］。為了克服這種消費異化的弊端，我們必須打破生產霸權，從使用者的 角度去解讀消費。

技術使用雖然是技術發展過程中消費階段的一個重要環節，但與技術消費卻是不同的概 念，存在著明顯的區別。從內涵上看，技術消費屬于經濟學范疇，除了內含技術使用這一活 動和過程外，還強調技術選擇、技術購買、技術消耗，特別是強調技術購買;而技術使用則 屬于哲學概念，可以理解為把使用這一環節從技術消費整個實踐活動中抽離出來，從而專注 于在使用階段消費者對技術功能的實際發揮、運用、重塑和實現。從外延上看，技術消費意 味著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的一種技術或技術產品循環(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終結，涉 及到一種具體的技術產品的耗盡;而技術使用則強調一種技術或技術產品的消費實踐活動過 程中對其功能的運用和發揮，甚至從中可以挖掘出另一種技術或技術產品功能和意義的雛形 ，它在技術的發展過程中更傾向于是起點而非終點。此外，技術消費注重的是技術商品的交 換價值和符號價值，提倡時尚、前衛的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會滋生相互攀比的不良社會風 氣，形成畸形的“用過即扔”社會，而技術使用看重的則是技術產品的使用價值，關注技術 使用的活動過程，主張“物盡其用”，拒絕浪費。

綜上所述，本文把技術使用界定為使用主體對已經投入消費市場的技術或技術產品進行符合 預定功能或不符合預定功能的操作、利用和發揮的活動。這是技術—社會系統中的一種特定 技術與其使用主體相互建構的過程，既存在著技術對使用主體的“限定”和“強求”，也存 在著使用主體對技術的“謀算”和“統治”，而技術使用者，就是指現實使用這些技術及技 術產品的主體，他們期望通過“使用”這一人類實踐活動的展開來滿足自己在生產或生活方 面的某種需求。廣義的技術使用者幾乎涵蓋了整個人類，因為在現代這個技術座架無處不在 的社會里，每個人在一定意義上都是技術的使用者;狹義的技術使用者則局限于某一種特定 的技術，比如，信息技術的使用者、基因技術的使用者、醫療技術的使用者等等。

技術使用者的內涵十分豐富，在形態層面上，可以分為技術器物使用者、技術制度使用者和 技術觀念使用者;在心理層面上，可以分為積極的技術使用者和消極的技術使用者;在現實 層面上，可以分為生產型使用者、生活型使用者(包括生存型使用者、發展型使用者和娛樂 型使用者)和軍事型使用者;在價值層面上，則可以分為合理的技術使用者和不合理的技術使 用者。其身份特征也比較復雜，既可以是個體，也可以是群體;既可以是專業人士，也可 以是業余人士;既可以是購買者，也可以是非購買者。

三、 技術哲學應該關注技術使用者

技術是一個過程的觀點已經得到了技術哲學界的普遍認可，可是，技術的使用作為技術發展 的一個重要階段卻幾乎被人們遺留在歷史的角落里。雖然已有學者對消費領域的技術使用者 予以了一定的關注，但都局限于經濟學和社會學的術語，從哲學的角度對技術使用者進行專 門、系統的解讀暫付闕如。

本文認為，技術哲學對主體的研究不能把目光僅僅停留在發明家、設計員、生產者、企業家 、工程師等傳統范式上，而應該把技術消費階段的使用主體即技術使用者也作為積極、主動 的因素納入到自己的范疇之內，打開技術使用的黑箱，從而讓技術使用者也能名正言順地登 上社會科學的大雅之堂，擁有自己的話語空間和權力體系，具體來說，技術哲學應該關注技 術使用者的理由有以下幾點。

首先是技術使用者在消費階段的主體地位使然。技術的物質符號理論揭示，技術實際上 就是一個文本，其間包含著多種復雜的異質社會因素，它只有通過使用者的“閱讀”行為才 能獲得其穩定的意義，從而實現自己的某種功能。毫無疑問，技術使用者是技術在消費階段 的重要主體，不僅在實際上使用技術、建構技術的意義、實現技術的功能，而且已成為技術 創新的重要源泉。因為人們并不是消極地接受技術，而是試圖在使用過程中對其加以改變， 將其定型為適合自己的目的，這種經過修改過的技術一旦得到他人的認可并能獲得專利投入 市場，人們也就從技術使用者的身份搖身一變成了技術的發明者、設計者甚至生產者。此外 ，技術使用者不僅是技術消費階段的重要主體，也是技術使用后果的責任主體，“他們有責 任通過對現有技術進行有意識的消費和更為明智的應用，以減弱技術的負面影響”［14 ］。

其次是技術創新哲學研究的內在邏輯要求。技術創新哲學是技術哲學的一塊重要領地，技術 創新涵蓋了一個發明構思的孕育到產生再到創新產品投入市場實現商業價值的全過程，并且 技術創新產品商業價值的實現是整個過程中最為重要的一環，這顯然離不開使用者。我們可 以簡單設想一下使用者對于技術創新的影響:如果一種技術產品被設計制造出來，卻得不到 人們的認可和使用，那么科技含量再高的創新產品也只能成為一種擺設，被束之高閣，最終 只能夭折于襁褓之中。在這種語境下可以當之無愧地說，“技術創新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取 決于公眾愿不愿意接受它”［15］，技術使用者因此就成了技術創新命運的邏輯主宰 者。而自熊 彼特以來的技術創新研究一直關注于技術的早期階段，SCOT雖然把人們的關注點從技術移植 到了社會因素上，但并沒有脫離生產范式的窠臼。因此，無論從理論還是從實踐上看，對技 術創新視域中的使用者進行深入地研究，是夯實、豐富我國技術創新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途 徑。

最后是時展的內在訴求。早在20世紀40年代，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家-阿多諾、 霍克海默、洛文塔爾、弗洛姆和馬爾庫塞等-就提出了一些有關消費社會的觀點，把消費 社會描述為資本主義社會的一種新型結構。而直到法國理論家鮑德里亞對消費社會的晚近階 段進行了深入的剖析之后，人們才翻然醒悟，意識到人類已經進入了一個與工業經濟時代截 然不同的時代-消費時代，至此，“消費”成了人們所津津樂道的一個字眼。經濟學、社 會學相繼打開了對消費中的重要主體-技術使用者-的關注大門，將自己的研究領域 擴展到了消費領域。作為時代反思精華的哲學更是不應回避這一趨勢，張明國教授早已明確 提倡 要開辟技術哲學研究新領域-消費技術，認為于光遠教授的著作《四種消費品理論》“為 我國的技術哲學研究開拓出一個新的研究領域，為我國自然辯證法學科的發展尋找出了一個 新的生長點”［16］，而消費技術的生命無非就在于使用。因此，技術哲學關注技術使 用者 ，不僅符合了“朝向事物本身”的現象學宗旨，與荷蘭學者所提倡的“經驗轉向”相吻合，更 是時展所賦予技術哲學研究者的任務之一。

總之，在當前各種高技術與文化理論激蕩的情景里，在社會科學已經大張旗鼓地滲入到 消費領域的前提下，展開對技術使用及技術使用者的系統研究，充分認識技術使用者對社會 的現實意義，厘清技術使用者在STS這張“無縫之網”中的積極建構作用，特別是重視對技 術使用者責任主體身份的塑造，是擺在技術哲學、技術社會學以及STS面前的一個刻不容緩 的任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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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期的哲學一方面仍保留著中世紀哲學的痕跡；另一方面包含著近代哲學的萌芽。為近代哲學開辟了道路。在中世紀哲學向近代哲學過渡的進程中，文化上出現新舊并行，或交替的局面：人文科學與神學；古代哲學與經院哲學；個人主義與權威主義；經驗科學與自然哲學；理性與信仰；批判精神與教條主義……相互撞擊，表現出過渡時期的文化特征。

這期間人文主義的語言哲學，藝術哲學，道德哲學，自然哲學各派學說對近代哲學都有很大影響。由于中世紀教會不注重文學藝術的價值，文藝復興則肯定了文學藝術同哲學一樣。如達奇芬就把詩和畫都看作是哲學，把文學藝術比作鏡子，反映現實，創造第二自然，能給人以真理。因此，人文主義藝術創作也達到了頂峰，是最輝煌的年代。例如繪畫、雕塑、建筑、音樂等，他們在藝術創作中和反思中獲得了哲學的意義。藝術作品體現了人的非凡創造能力；肯定了感性的作用；反映了自然的和諧；抬高了人的價值；貶低了神的地位。以人為中心的世界觀。

人文主義思想反傳統、反神學、反經院，認為其是教條主義與宗教專制主義。人文主義的藝術觀涉及到自然觀、認識論、人論、價值觀等方面。由于文藝復興運動對“自然”的發現，導致近代哲學與自然科學聯盟，自然科學為近代哲學提供了新的理論模式，新的思維方式和新的文化氛圍。如果沒有自然科學帶來的那種新的變化，文藝復興時期的其它理論成果也不會被吸收進近代哲學之中。

文藝復興時期的自然科學思想，深深地影響了近代哲學。有些問題雖不屬于自然科學，但哲學家們也試圖以自然科學的方法加以解釋。如笛卡兒的形上學；斯賓諾沙的倫理學；休謨的人性論。人們不再相信演繹推理是探索知識的唯一途征，則認識到經驗與數學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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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部分學生動手能力差，應用意識弱。長此以往，必將學而無用，適應不了社會發展的需要。如何培養學生的數學應用意識，談談我的教學體會。

1. 認清數學知識的實用性

數學知識的應用是廣泛的，大至宏觀的天體運動，小至微觀的質子、中子的研究，都離不開數學知識，甚至某些學科的生命力也取決于對數學知識的應用程度。馬克思曾指出：“一門科學只有成功地應用了數學時，才算真正達到了完善的地步。”生活中充滿著數學，數學教師要善于從學生的生活中抽象出數學問題，使學生感到數學就在自己身邊，從而產生興趣。比如，“比的意義”講完之后，可讓學生了解自己身上的許多有趣的比；體重比血液之比大約為13：1，身高與腳長之比大約為7：1.知道這些有趣的比有什么用途呢？如果要知道自己血液的重量，只要稱一稱自身的體重，馬上就可以算出來；如果你當了公安人員，憑借壞人的腳印就可以估計到壞人的身高。再比如，學完了利息的計算公式：利息＝本金×利率×期數，就可以讓學生把自己節省的錢存入銀行，并且預算一定時間后得到的利息。

2. 課堂教學應該聯系實際

從知識的掌握到知識的應用不是一件簡單、自然而然就能實現的事情，沒有充分的、有意識的培養，學生的應用意識是不會形成的。教學中應該注重從具體的事物提煉數學問題，這引導學生聯系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問題用數學知識來解決，這有助于學生數學應用意識的形成。比如在講“行程應用題”時，利用這樣一個生活中常遇到的問題：甲乙兩地有三條公路相通，通常情況下，由甲地去乙地我們選擇最短的一條路（省時，省路）；特殊情況下，如果最短的那條路太擁擠，在一定時間內由甲地趕到乙地我們就選擇另外的一條路，寧肯多走路，加快步伐（速度），來保證時間（時間一定，路程與速度成正比）。

從數學角度給學生分析這個問題用于“行程應用題”，是路程、時間、速度三者關系的實際應用。又比如，在講“解直角三角形”時，可利用這樣一個實際問題。修建某揚水站時，要沿斜坡輔設水管，從剖面圖看到，斜坡與水平面所成的＜A可用測角器測出，水管AB的長度也可直接量得，當水管輔到B處時，設B離水平面的距離為BC，如果你是施工人員，如何測得B處離水平面的高度？有的同學提出從B處向C處鉆個洞，測洞深；有的同學反對，因為根據實際情況，這樣做費力；有的同學又反對，因為這不是費力問題，C點無法確定。應該運用解直角三角形知識去解決：BC＝AB.sinA（AB、＜A均已知）。這實在是一個施工中經常遇到的問題，這一問題的提出可以使學生感到具體的實際問題就在自己身邊等待解決，增強了主動意識，激發了興趣。

3. 開展數學知識應用競賽

數學知識應用競賽實質是由“知識型人才”向“智能型人才”過渡的教育策略。定期開展數學知識應用競賽活動，這是培養學生用數學意識的好形式。競賽的內容可以制作教具、模型、實地測量、講解實物、計算實際問題、面畫（與比例、平行、垂直、對抽等數學知識有關的）。此類競賽與書面形式的競賽相比，由于形式新穎、內容豐富、實際操作性強、應用知識靈活，可以吸引很多學生來參加，有效地促進數學教學質量的提高，學生的應用能力也得到很好地培養。

4. 拓寬對數學的認識，讓學生懂得數學的價值，提高學生學習數學的興趣

教學中，向學生介紹一些數學應用實例，其效果應該比介紹某一數學結論重要。我們要使學生對數學有一個較為全面、科學的認識，不僅要認識到數學中有計算，有邏輯，對提高人的邏輯思維、空間想象能力都有好處，而且要認識到數學的產生和發展中有許多非邏輯因素，有美的因素；數學來源于實踐，應用于實踐；數學與人的生活質量和工作效率息息相關；數學為其他學科的建立和發展提供了條件和基礎、方法和思想；數學是人類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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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 R614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673-9701（2015）12-0099-03

A comparative study of blood transfusion in salvaged autotransfusion and allogeneic blood transfusion in patients with the lower lumbar fractures under combined spinal-epidural anesthesia

LAN Yunping1 WAN Wenhua2 SONG Weiqiang2

1.Department of Anesthesiology， Quzhou People's Hospital in Zhejiang Province，Quzhou 324000，China； 2.Department of Anesthesiology，Jinhua Wenrong Hospital in Zhejiang Province， Jinhua 321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blood transfusion effects in salvaged autotransfusion and allogeneic blood transfusion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lower lumbar fractures under combined spinal-epidural anesthesia. Methods A total of 60 patients who accepted lumbar fractures operation under combined spinal-epidural anesthesia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2 to January 2014 were chosen as study object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blood transfusion ways， 60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ith 3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accepted allogeneic blood transfusion， and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ccepted salvaged autotransfusion. The blood transfusion effects and complication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infection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3.33%， and the infection rate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20.00%. The infection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P

[Key words] Lumbar fractures operation； Salvaged autotransfusion； Allogeneic blood transfusion； Combined spinal-epidural anesthesia； Blood transfusion effects

腰椎骨折手術具有手術時間較長、創傷較嚴重、出血量較多等特點，術中或術后難免需要輸血[1，2]。目前臨床上常用的輸血方式包括自體輸血、異體輸血兩種，其中異體輸血有一定的不穩定性，且可能引發感染（如艾滋）等系列并發癥[3]，在這種形勢下自體輸血因其安全性高、無排斥、特殊血型用血方便等優點逐漸在臨床上得到越來越多的應用，此外，自體輸血不但能夠節約血源，而且能夠減少患者的輸血反應及可能出現的疾病傳播，可在最大程度上降低異體輸血事故和差錯出現的幾率，更加安全有效[4]。有文獻報道，約1.5%左右的艾滋病感染與輸血有密切關系，約9.3%左右的丙型肝炎是通過輸血傳播的[5-6]。本研究對我院接受腰-硬聯合麻醉腰椎骨折手術治療的患者行回收式自體輸血，效果令人滿意，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選擇我院2012年1月～2014年1月收治的60例腰椎骨折手術患者為研究對象，排除凝血功能嚴重異常、肝腎功能嚴重障礙、接受了抗凝治療、免疫系統異常、出現細菌或病毒感染、發熱等患者。男性41例，女性19例，年齡17～64歲，平均（40.5±6.3）歲，其中壓縮性骨折20例，爆裂骨折40例。根據不同輸血方式將60例患者分為對照組和觀察組，各30例，兩組患者在年齡、骨折情況等方面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所有患者及其家屬均簽署知情同意書。

1.2 方法

60例患者均接受腰椎骨折手術治療，采取腰-硬聯合麻醉方式，從L2-3椎間隙穿刺，待流出脊液后注射2 mL布比卡因（濃度0.75%）與5 μg芬太尼，隨后準確置入硬膜外導管，觀察麻醉平面正常后注射7 mL羅哌卡因（濃度0.75%），并聯合右美托咪啶和咪達唑侖進行麻醉，劑量分別為2 μg/mL和2 mL，保持麻醉平面不超過T7，常規完成手術。在使用物時，如果患者出現肝功能和腎功能損傷或老年患者，都應該對物劑量進行酌情減少，避免患者在手術后出現更多的不良反應。另外手術中對照組患者采取同種異體輸血方式，在輸血前及時進行交叉配血等檢查工作，然后常規輸注庫存異體血液。觀察組患者則予回收式自體輸血治療，所用血液回收機為國產自體-2000型，利用吸血管、吸引頭將患者自身創口血液吸到儲血器中（利用濾網多次過濾血液），且經由抗凝藥滴管（與吸血管連接）將肝素生理鹽水（500 mL生理鹽水+2000單位肝素）輸注到吸血管中，與血液混合（保持血液不凝固），比例1∶5。隨后常規完成進血、清洗（1次清洗生理鹽水用量在1000 mL以上）等工作，最后經由輸血袋開始輸血。觀察患者血液回收情況，根據患者情況判斷是否還需要異體輸血。

1.3 觀察指標

對兩組患者平均輸血量、平均血液回收量、平均住院時間及輸血并發癥情況進行分析。

1.4 統計學方法

應用SPSS18.0統計學軟件進行分析，計數資料以率表示，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表示，分別行χ2檢驗、t檢驗，P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用血情況比較

觀察組患者平均輸血量、回收量及住院時間明顯優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表1 兩組腰椎骨折患者用血相關指標比較（x±s）

2.2 兩組患者輸血并發癥情況比較

觀察組1例患者出現泌尿道感染（3.33%）；對照組6例患者出現感染（20.00%），其中肺炎2例，泌尿道感染2例，靜脈炎1例，上呼吸道感染1例。兩組感染率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4.04，P=0.04

表2 兩組腰椎骨折患者輸血并發癥發生情況比較[n（%）]

3 討論

在下腰椎骨折患者的手術治療中需要進行腰-硬聯合麻醉，在麻醉時用到的藥物包括右美托咪定和咪達唑侖等物。其中右美托咪定是常用于行全身麻醉的手術患者進行氣管插管或機械通氣時的鎮靜，但如果患者出現低血壓、竇性停搏或者心動過緩等癥狀時，則提示患者對該種物存在不良反應，應減少或者停止右美托咪定的輸注，同時增加靜脈液體的流速，并抬高患者的下肢，及時使用升壓藥物。此外，研究發現該物的清除率會隨著肝臟損傷嚴重程度而下降，因此如果患者存在肝臟功能的損傷，那么在麻醉時應考慮降低該藥物的劑量。而咪達唑侖具備苯二氮■類的藥理活性，患者使用后通常會產生催眠、鎮靜、抗驚厥、抗焦慮以及松弛肌肉的作用，在進行靜脈滴注或者肌肉注射之后，患者會產生短暫順行性的記憶缺失，讓患者無法回憶起在藥物高峰期間發生的事情。由于咪達唑侖具有起效快、持續時間短、安全范圍大、毒性小等特點，因此患者在服藥后大約20 min就能夠進行起效。通過肌肉注射、靜脈滴注和口服，咪達唑侖都可以被迅速完全地吸收，并分布于全身。該藥物的不良反應包括了低血壓、幻覺、皮疹、心悸、換氣過度等，尤其是長期用藥的患者和老年患者較容易出現嚴重的呼吸抑制，研究發現約15%的患者在靜脈滴注該藥物后可能發生呼吸抑制。該種不良反應的出現通常是由于靜脈滴注的速度過快，或者是藥物的劑量使用過高，因此在本次研究治療中，靜脈滴注的速度基本上控制在每分鐘1 mg/mL左右。由于創傷大，手術中或治療后常需要輸血。當下主要有自體輸血、異體輸血兩種方式，其中異體輸血可能導致機體免疫能力下降，易引發乙肝、艾滋等感染疾病，且某些學者認為感染發生概率主要和輸血量相關，而和疾病嚴重程度沒有關聯[7-9]。回收式自體輸血方式不僅不需要配血型及交叉試驗，避免因抗體原免疫反應引發發熱、溶血等不良反應，而且可以有效回收血液中的紅細胞等，安全性高，且減少不必要的血液浪費[10]。更重要的是，回收式自體輸血能夠即時為患者提供常溫的、完全相容的、專門型的血液，能夠降低異體輸血可能導致的乙肝、梅毒傳染的幾率，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血源的緊張問題。與此同時，回收式自體輸血能夠基本杜絕異體輸血造成的過敏反應、發熱反應、溶血反應以及抗宿主反應。

相關研究表明回收式自體輸血回收優于異體血液的原因在于紅細胞中的2、3-二磷酸甘油酸物質，它主要是通過血紅蛋白分子在組織中釋放，而輸入異體血液的患者體內2、3-二磷酸甘油酸恢復時間較長，為12～36 h左右[11-12]。由表1可知，觀察組患者血液回收量明顯高于對照組（P

綜上所述，回收式自體輸血能夠提高血液的回收量，降低患者平均的輸血量并縮短患者的住院時間，更重要的是，患者在輸血后并發癥的發生率更低，值得臨床進一步應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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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最新研究顯示， 中國成年人糖尿病患病率逐年增長， 目前有11.6%中國成年人患有糖尿病， 而前驅糖尿病的患病率大約為50%[1]。因為隨著糖尿病患者逐漸增多， 需行外科手術治療的糖尿病患者也逐漸增多。患者的高血糖狀態， 在手術中易發生危險。積極控制糖尿病患者圍手術期的高血糖狀態是保障手術成功的關鍵所在， 也可以減少手術病死率[2]。實時動態血糖監測-胰島素泵（SAP ）的胰島素泵顯示屏上可顯示實時血糖水平和血糖發展趨勢， 并具有預警功能， 可調整治療方案， 減少血糖的波動、避免低血糖的發生。河南科技大學第一附屬醫院于2011年9月～2013年9月將實時動態血糖監測―胰島素泵（SAP）應用于糖尿病圍手術期患者， 并與胰島素泵持續皮下胰島素注射（CSII ）治療作對比研究， 報告如下。

1 方法

1. 1 研究方法 對所有入選患者姓名、年齡、性別、病程、HbA1c等各項檢查結果進行詳細登記。兩組患者均采用飲食控制、接受健康教育， 均接受胰島素泵治療。根據患者的體重、入院前是否使用胰島素以及口服降糖藥物種類和劑量進行調節。觀察組使用美國Minimed公司722型胰島素泵治療（SAP）。根據實時動態血糖監測和每日4次指測血糖校正來指導胰島素劑量調整。對照組采用美國Minimed公司712型胰島素泵治療， 應用強生穩豪型血糖儀， 分別于術前及術后監測三餐前、三餐后血糖， 術中每小時查血糖1次， 并調整胰島素量。空腹血糖達4.4～7 mmol/L、餐后血糖達6～10.0 mmol/L可手術， 術中、術后以此為治療目標。

1. 2 主要觀察指標 血糖達到目標所用時間、患者手術前的住院時間、帶泵期間平均血糖波動幅度、低血糖發生率、手術后切口感染率、手術后傷口拆線時間 、總住院時間、胰島素用量、住院費用、患者帶泵時教育指導時間、帶泵時患者咨詢次數、需要醫護解決的報警次數。

1. 3 統計學方法 用SPSS17.0統計軟件進行數據統計， 兩組間比較用t檢驗， 計數資料采用卡方檢驗， 計量資料以均值±標準差表示， P

2 結果

2. 1 一般資料 2011年9月～2013年9月在本院住院需手術治療的2型糖尿病患者共計238例（糖尿病診斷標準依據ADA糖尿病診斷標準）， 排除使用過程中因各種原因中途退出患者18例， 剩余220份病例中病程在1周～20年（其中新確診患者46例， 占總數的20.9%）。按照自愿原則隨機將患者分為SAP組和CSII組兩組， SAP組 90例， 男性53例， 女性37例， 平均年齡（49.31±3.62）歲， 胰島素泵持續皮下輸注胰島素組（CSII組） 130例， 男性86例， 女性44例， 平均年齡（48.26±3.57）歲， 兩組患者手術切口均為Ⅰ類切口（無菌切口）， 治療前血糖水平、性別、年齡、病程（0.05）。

2. 2 手術切口感染率、低血糖發生率、帶泵期間平均血糖波動幅度、胰島素用量及住院費用比較 手術切口感染率及低血糖發生率SAP組明顯低于CSII組（P

表1 兩組患者手術切口感染率、低血糖發生率比較

組別 n 切口感染率 低血糖發生率

SAP組 90 3.5% 2.7%

CSII組 130 11.8% 9.9%

P 0.003 0.004

SAP組和CSII組兩組胰島素用量、住院總費用無差異（P>0.05）， 見表2。

表2 兩組患者平均血糖波動幅度、胰島素用量及住院費用比較（ x-±s）

組別 n 平均血糖波動幅度（mmol/L） 胰島素用量（U） 住院費用（元）

SAP組 90 2.348±0.041 52.21±0.74 18091±1068

CSII組 130 3.525±0.544 53.31±0.93 19192±951

P 0.031 0.084 0.093

2. 3 術前住院日、達到目標血糖時間、手術后切口拆線時間和總住院時間的比較 SAP組術前住院日、達到目標血糖時間、手術后切口拆線時間和總住院時間比CSII組明顯縮短（P

表3 術前住院日、血糖達標時間、術后切口拆線時間和住院時間的比較（ x-±s）

組別 n 術前住院日（d） 血糖達標時間（d） 術后切口拆

線時間（d） 住院時間（d）

SAP組 90 2.2±0.2 1.5±0.6 9.2±0.3 15±1.8

CSII組 130 4.5±0.3 3.5±0.8 12.5±0.5 18±2.7

P 0.034 0.037 0.041 0.046

2. 4 患者帶泵時教育指導時間、帶泵時患者咨詢次數、需要醫護處理的報警次數的比較 SAP組患者帶泵時教育指導時間明顯比CSII組長（P

表4 患者帶泵教育指導時間、帶泵時患者咨詢次數、需要醫護人員處理的報警次數的比較（ x-±s）

組別 n 帶泵時總教育

指導時間（h） 患者咨詢

次數（次） 需要醫護人員處

理報警次數（次）

SAP組 90 7.1±0.4 38±0.6 41±0.3

CSII組 130 2.5±0.3 11±0.8 12±0.5

P 0.002 0.004 0.001

3 討論

目前由于糖尿病患病率不斷的增高， 因為各種原因需要行手術治療的糖尿病患者也逐漸增多， 外科疾病可促使糖尿病病情惡化， 而高血糖又可誘發或加重外科疾病[3， 4]。因此要積極控制糖尿病患者的高血糖狀態， 提高手術的成功率。另外全麻患者術前8 h及術后至少6 h需要禁飲禁食， 皮下注射胰島素者容易出現低血糖等并發癥[5]。

本研究結果顯示， 糖尿病患者進行外科手術治療時， 由于焦慮、恐懼、創傷等應激狀態均可使生長激素、兒茶酚胺、胰高血糖素等胰島素拮抗激素分泌顯著增加， 從而使血糖進一步升高。胰島素泵的臨床應用， 能明顯縮短待手術期， 明顯減少低血糖發生率， 能更安穩、更迅速地控制血糖， 提升糖尿病患者生活質量， 使外科手術后并發癥（切口感染、吻合口漏等）發病率遠遠低于過去療法。SAP組能更有效地控制高血糖， 達到目標血糖時間、術前住院日、手術后切口拆線時間和總住院時間明顯縮短， 血糖達標后帶泵期間平均血糖波動幅度更小， 使患者低血糖發生率及感染率明顯少于CSII組。且SAP組和CSII組相比并沒有增加住院總費用及胰島素用量。但是SAP組存在著患者帶泵教育指導時間較長， 明顯增加患教難度， 帶泵期間患者咨詢次數、需要醫護處理的報警次數比CSII組明顯增多， 以至于醫生查房次數更多， 需要醫護人員投入更多的時間和精力。

綜上所述， 在對糖尿病患者進行圍手術期的短期降糖治療過程中， 盡管存在著醫生查房次數更多， 需要醫護人員投入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的情況。但在不增加胰島素用量及醫療總費用的情況下， 應用SAP可顯著提高患者術前血糖達標率， 更有效控制血糖， 明顯的減少低血糖的發生率， 更有利于減少手術風險， 使患者安全平穩地度過圍手術期， 更好地促進切口愈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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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黃鵬程.30例急腹癥合并糖尿病患者的圍乎術期處理.現代醫學， 2008， 36（5）：365-367.

篇（6）

本院特選取60例全髖關節置換術患者， 采用兩種輸血方式來分析對患者免疫功能的影響， 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 1 一般資料 選取本院2012年7月～2013年7月收治的60例全髖關節置換術患者， 并將其分成回收式自體血回輸組（30例）和異體血輸血組（30例）， 其中男27例， 女33例， 年齡27～71歲， 平均年齡38歲。所有患者凝血功能大致處于正常范圍， 未接受過抗凝治療， 無免疫系統疾病病史、惡性腫瘤和全身感染性疾病。兩組患者的年齡、性別以及患病時間進行對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具有可比性。

1. 2 血液回收 本文兩組均采用國外開發的連續式自體血回收系統， 回收患者術中的自體血， 術前以（肝素25000 U加入生理鹽水500 ml）的肝素鹽水100 ml沖洗濾過器和雙腔管， 從手術切片開始后， 則可以回收手術出血， 回收的過程中調整肝素生理鹽水的滴速， 以此來維持肝素滴入量。回收原血液與生理鹽水按照 1：3用量洗滌并經高速分離、過濾、凈化等處理后， 將洗滌后的紅細胞被排空到備血袋中， 術中檢測Hct為24%回輸。

1. 3 觀察指標[1] 根據術中血容量丟失情況采用回收式自體血回輸與異體血輸血， 之后分別于麻醉前、輸血后第2天， 第5天測定血漿CD4+ 、CD8+、NK比例、IL-6的值等。

1. 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15.0統計軟件對統計所得的具體數據進行分析， 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 x-±s）形式表示， 實施t檢驗；計數資料實施χ2檢驗， P

2 結果

異體血輸血組輸血后， 患者血漿CD4+ 、CD8+、NK比例、IL-6在第2天、第5天均低于手術前， 對比差異具有明顯統計學意義（P0.05）， 具體數據見表1。

3 討論

本文觀察全髖關節置換術患者的免疫功能， 依靠與細胞免疫有關的CD4+ 、CD8+、NK比例、IL-6等。如自然殺傷細胞是機體重要的免疫細胞， 與抗病毒和腫瘤免疫等有著緊密的聯系[2]。白細胞介素是一種重要的免疫調節因子， 由輔助T細胞產生， 可促進B細胞分泌抗體和TC細胞殺傷作用等。本文對兩組輸血患者研究后， 異體血輸血組輸血后， 患者血漿CD4+ 、CD8+、NK比例、IL-6在第2天、第5天均低于手術前， 對比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

綜上所述， 回收式自體血回輸經加工后不含異種抗原， 對人體的免疫系統影響較小， 而異體血輸血對人體免疫功能抑制較大， 所以， 回收式自體血回輸是一種相對比較安全、可靠的血液保護方式。

參考文獻

篇（7）

[中圖分類號] R735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673-9701（2011）32-41-03

The Influence of Blood Storage Time on Erythrocyte Immune Function of Postsurgical Patients with Gastrointestinal Cancer

LEI Yuji PENG Yi LV Haitao

The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Hengyang City in Hunan Province, Hengyang 42100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blood storage time on the erythrocytes immune function of postsurgical patients with gastrointestinal cancer. Methods Tirty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2 groups, one consists of 23 patients used blood whose storage time was short than 14 days, the other one consists of 7 patients used blood whose storage time was longer than 14 days. Took patients’ blood at the following time, before transfusion, 1 day after transfusion, 2 day after that, 3 day after that and 7 day after that, and checked the levels of RBC-C3b, RBC-IC and RBC-SOD respectively for the blood sample above. Results Patients who were transfused wit blood reserved within 14 days, got higher RBC-C3b and RBC-SOD, Conversely, their average RBC-IC were decreased, While the patients who were transfused with blood reserved longer than 14 days, got lower RBC-C3b and RBC-SOD, On the contrary, their RBC-IC were increased, Conclusion Erythrocytes surface membrane receptors and RCIA are decreased during blood reserve process. After surgery, due to wound and inflammatory reaction, immune function of patients is low, thus they should be transfused with blood which storage time is within 14 days at best, in order to increase immune function and help patients recovery.

[Key words] Blood storage; Gastrointestinal cancer；Postsurgical patients; Erythrocytes immune function

消化道腫瘤是腫瘤外科中較常見的腫瘤，患者常有貧血，免疫功能尤其是紅細胞免疫功能下降，手術時的創傷、出血不僅使得紅細胞數量減少致貧血加重，而且由于紅細胞的數量減少導致其免疫功能更低下。因此在手術前后輸入高質量的血液對患者的康復是至關重要的。近年來國外有研究報道[1，2]，一些危重患者在輸入儲存＞14d的血液后死亡率增加，其原因尚不明確。本小組就血液儲存時間對紅細胞免疫功能的影響作了一些研究[3，4]：發現血液在儲存過程中RBC-C3b、RBC-SOD隨時間延長而逐漸降低，而RBC-IC則隨著儲存時間延長含量逐漸增高。在此基礎上我們又對不同儲存時間的血液在輸入消化道腫瘤手術患者體內后患者紅細胞的免疫功能的變化進行檢測，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2009年12月～2010年10月住本院腫瘤外科消化道腫瘤擇期手術患者30例，其中胃癌20例，結腸癌10例。男22例，年齡41～63 歲，平均（ 53±10）歲，女8例, 年齡40～65歲，平均 （ 50±10）歲。所有患者均經過CT、電子胃腸鏡和病檢確診 。并分別擇期行胃癌（D2）根治術與結腸癌根治術。

1.2 方法

1.2.1 分組 將30例患者按輸入儲存血液時間長短分兩組。A組23例輸入儲存時間＜14d的濃縮紅細胞（平均儲存8d），B組7例輸入儲存時間＞14d的濃縮紅細胞（平均儲存20d）。所有患者均在術中輸入4U的濃縮紅細胞。正常對照選取經體檢合格的健康無償獻血者30例。

1.2.2 采集標本 兩組患者在手術（輸血）前當天和手術（輸血）后1、2、3和7d以枸櫞酸鈉抗凝采集血液標本2mL，混勻后送檢。

1.2.3 實驗室檢查 紅細胞免疫黏附功能（RBC-C3b、RBC-IC）測定，采用改良郭峰的方法，補體致敏酵母菌和未致敏酵母菌由上海長海醫院臨床輸血科提供，批號20091201，RBC-SOD采用放射免疫法測定，試劑由北京北方生物技術研究所提供，批號20091201，儀器為合肥科大創新股份有限公司GC-911型，按試劑說明書操作。

1.3 統計學處理

計量數據以（χ±s）表示，不同時間重復計量資料比較采用方差分析，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3例患者輸入＜14d血液后輸血前后紅細胞免疫功能有所改變， RBC-C3b， RBC-SOD有所增加。RBC-IC則降低,見表1。7例患者輸入＞14d血液后，其輸血后較輸血前的RBC-C3b，RBC-SOD有所降低，而RBC-IC則增加。結果見表2 。

3 討論

手術尤其是根治術目前仍是治療腫瘤患者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由于手術過程中的較大創傷、麻醉、失血等均可導致全身炎癥反應。紅細胞的主要免疫功能是紅細胞通過細胞膜上的Ⅰ型補體受體（CR1）與免疫復合物（IC）中的補體C3b黏附，轉運到內皮系統，達到IC的清除和抑制補體過度活化的目的。許多惡性腫瘤患者紅細胞免疫功能本身就很低[5],而手術患者的免疫狀態也影響感染和腫瘤細胞的轉移發生率,腫瘤細胞可被紅細胞CR1（Ⅰ型補體受體）免疫黏附，而失血使紅細胞數量減少，膜受體也因損傷而減少，紅細胞與腫瘤細胞免疫黏附降低，使腫瘤細胞得以發生免疫逃逸。紅細胞損傷后釋放的促炎因子及全身炎癥反應又可引起機體臟器功能障礙[6]，輸血尤其是輸注新鮮血不僅能提高機體紅細胞的數量和攜氧能力[7]，改善組織器官微循環灌注，還能增加紅細胞CR1的表達，增強患者紅細胞免疫功能。然而有研究表明，輸入庫存血與手術的感染密切相關，腫瘤患者術后腫瘤復發與因手術期輸血導致的免疫功能降低有關[8]。筆者研究發現庫存紅細胞超過14d后，隨保存時間延長，紅細胞膜脂質特性發生改變，膜厚度增加，變形性下降，在通過毛細血管時易受破壞，RBC-C3b數量和活性下降，輸注后可繼發性發生紅細胞免疫功能低下[9]，這與本研究基本上相符。研究還發現腫瘤、胃潰瘍和心臟病患者也存在著紅細胞免疫功能異常，紅細胞的免疫功能主要是清除免疫復合物，并且是清除免疫復合物的主要系統，其許多免疫功能是其他免疫細胞所無法替代的[10]。

筆者研究表明 ，兩組患者術前紅細胞免疫功能均較正常對照組低（P＜0.01）。見表1。對該類患者輸入＜14d的血液時，新輸入的血液中RBC-C3b，RBC-SOD在數量和活性上都較患者體內多，紅細胞可黏附腫瘤細胞，并促進淋巴細胞、粒細胞的抗腫瘤免疫反應，促進對腫瘤細胞的黏附、殺傷和吞噬，可阻止瘤細胞在血液中的擴散，有利于患者的康復。從表1可知，A組患者輸入＜14d的血液后， RBC-C3b、RBC-SOD均較輸血（手術）前高，而RBC-IC則較輸血（手術）前低。說明新鮮血中紅細胞膜CR1受體多，免疫黏附功能強，相反B組患者輸入＞14d的紅細胞時，RBC-C3b在3d、7d、RBC-SOD在7d都較輸血（手術）前降低，而RBC-IC則增高，相差有顯著性。見表2。這樣，本來患者體內擔負人體垃圾清除任務的RBC-C3b、RBC-IC就低，而新輸入的RBC免疫功能也低，當RBC-C3b、RBC-SOD水平降低時，脂質過氧化物濃度升高，會導致膜的流動性和通透性改變，造成膜功能障礙。不僅不能幫助患者清除垃圾－循環免疫復合物，反而會加重患者血管內垃圾堆積，導致微血管壁黏附、增厚，血流更慢，最終損傷微血管壁造成機體的損傷。綜上所述，為維護患者術后免疫功能，預防感染和腫瘤細胞轉移，應盡可能給予儲存時間＜14d的血液，而對于那些因血型偏型必須輸入＞14d的血液時，應同時給予增強免疫功能的藥物如促紅細胞生長素等，以幫助患者免疫功能的恢復，利于患者的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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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Koch CG, Li L, Van Wagoner DR, et al. Red cell transfusion is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d risk for postoperative atrial fibrillation[J]. Ann Thorac Surg,2006,82（5）:1747-1756.

篇（8）

[中圖分類號]R614[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7210（2007）08（b）-033-02

上腹部和胸科手術常出現血糖升高，胰島素抵抗，并伴有皮質醇、兒茶酚胺等應激激素水平升高。有研究發現，硬膜外阻滯能減輕上腹部手術術后的胰島素抵抗[1]，全麻復合硬膜外阻滯是否能減輕胸科手術后的胰島素抵抗，報道不多。本實驗通過觀察胸科食管癌手術時全麻復合硬膜外阻滯與單純異氟醚吸入全麻下兩組病人血糖、胰島素與應激激素的變化，了解全麻復合硬膜外阻滯對應激的調控作用及其對糖代謝的影響。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40例(ASAⅠ～Ⅱ級) 食管癌患者，男28例，女12 例，年齡42～73歲，體重46～85 kg。隨機分為兩組：GA組（20例）采用異氟醚吸入全麻；GEA組（20例）采用異氟醚吸入全麻復合硬膜外阻滯。

1.2 麻醉方法

GA組麻醉誘導采用咪唑安定0.07 mg/kg、丙泊酚1.5 mg/kg、阿曲庫銨0.6 mg/kg、芬太尼0.2 μg/kg，氣管插管后吸入異氟醚，維持異氟醚呼氣末濃度1.2 MAC。GEA組患者先行T8~9 椎間隙硬膜外穿刺置管，注入1%利多卡因5 ml試驗量(不加腎上腺素)，測試有麻醉平面后，麻醉誘導同GA組氣管插管，維持異氟醚呼氣末濃度0.8 MAC。切皮前硬膜外管再注入1%利多卡因5 ml，術中每小時加用1%利多卡因5～8 ml。GA組芬太尼總量7 μg/kg，GEA組芬太尼總量5 μg/kg。兩組均于手術關胸前停吸異氟醚，以4～8 mg/(kg?h)速度泵注丙泊酚，并逐步減量至自主呼吸恢復后停藥。術后鎮痛均采用曲馬多7 mg/（kg?d）加鹽酸恩丹西酮16 mg用生理鹽水稀釋到100 ml后加入一次性微量注射泵(Aubex公司，日本)中，以2 ml/h靜脈持續輸注。麻醉手術期間不用激素、含糖液體及山梨醇、木糖醇制劑。

1.3 標本采集和處理

分別于麻醉前(T1)、手術90 min(T2)、術后60 min(T3)、術后第1天晨(T4)和術后第2天晨(T5)5 個時點抽取前臂靜脈血。血糖測定用美國強生ONE TOUCH Ⅱ型血糖儀測定，血漿胰島素、皮質醇測定使用北京北方生物技術研究所胰島素放射免疫分析藥盒與皮質醇放射免疫分析藥盒，血漿去甲腎上腺素、腎上腺素采用高效液相色譜法。計算胰島素敏感性指數(ISI)，即1/(GLU×INS)的自然對數[2]。

1.4 統計分析

所有數據采用均數±標準差(x±s)表示。采用SPSS 11.0統計軟件進行分析，組內比較采用配對t 檢驗，組間比較采用成組t檢驗，P

2 結果

兩組患者年齡、性別、體重、手術時間比較均無顯著性差異( P>0.05)。

與麻醉前值相比，兩組患者血糖濃度自T2時起均升高( P

3 討論

血糖升高是應激狀態的普遍現象。近年來已有很多證據表明應激性高血糖可增加危重病人病死率。應激性高血糖的發生機制十分復雜，應激引起的神經內分泌激素改變，組織損傷后的炎癥反應釋放細胞因子以及胰島素抵抗等都與應激性高血糖的發生有關[3]。

應激時血漿兒茶酚胺、皮質醇、胰高血糖素等分解激素水平明顯升高，這些分解激素相互形成相加或協同作用，導致血糖來源增多而去路減少，血糖濃度升高。本研究中，GA組手術開始后各時點的血糖濃度與麻醉前值相比較均顯著升高（P

術后60 min時，GEA組血糖值較GA組明顯降低（P=0.007），而此時GEA組血漿去甲腎上腺素、腎上腺素濃度與GA組相比也明顯降低（P=0.004，P=0.015）。結果提示，全麻復合硬膜外阻滯與單純全麻相比，能明顯降低兒茶酚胺的分泌，從而降低了血糖的升高幅度。

胰島素是體內唯一降低血糖的激素。許多研究發現，創傷應激后，胰島素的分泌功能并未明顯受損，組織對胰島素的敏感性和反應性降低，即發生了胰島素抵抗。一項對創傷和外科手術后病人應激性高血糖與胰島素抵抗相關因素的研究認為，應激性高血糖主要發病環節是胰島素抵抗，應激性高血糖與胰島素濃度正相關，與胰島素敏感性指數負相關[4]。

本研究中，術后第1天血糖水平回落，但仍明顯高于麻醉前值，此時GA組血漿胰島素濃度與麻醉前值相比明顯升高（P=0.003）。高血糖與高胰島素血癥同時存在，說明一定量的胰島素分泌增加，不能發揮其應有的降血糖作用，提示發生了胰島素抵抗。ISI是一項較好的反映胰島素抵抗的指標，本研究中，GA組和GEA組ISI自手術90 min至術后第2天與麻醉前值比較均明顯降低（P

手術創傷后胰島素抵抗可能是多因素的，包括胰島素受體前途徑、受體功能異常以及受體后信號轉導、葡萄糖轉運、細胞內代謝障礙及細胞因子等因素。有研究表明，對健康志愿者體內輸注拮抗胰島素的激素可引起胰島素抵抗[5]，其中，皮質醇與胰島素抵抗的關系尤為密切。皮質醇對脂肪細胞和肌肉細胞的作用與胰島素相反，本身起著拮抗胰島素的作用，另外皮質醇還通過受體、受體后途徑參與胰島素的抵抗。體外皮質醇和血細胞孵育的實驗發現，皮質醇作用后胰島素和胰島素受體的親和力下降，通過抑制骨骼肌胰島素介導的GLU4向細胞表面的位移而抑制胰島素介導的肌葡萄糖攝取及處置[6]。可見皮質醇對胰島素拮抗的發生起重要作用。本研究中，GA組術后第1天時胰島素抵抗最強，與之相對應，血漿皮質醇水平也達最高。術后第1天時GEA組ISI較GA組明顯升高（P=0.024），此時血漿皮質醇濃度較GA組明顯降低（P=0.047）。GEA組胰島素抵抗較GA組減輕，與其減少兒茶酚胺和皮質醇釋放有關。

綜上所述，食管癌手術中，全麻復合硬膜外阻滯與單純異氟醚吸入全麻相比，能降低術中交感神經系統張力，減輕應激激素的分泌，從而減輕應激高血糖反應和術后胰島素抵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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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余峰彬.外科胰島素抵抗[J]. 醫師進修雜志，2004，27（3）：58-60.

篇（9）

同步測試

姓名:________

班級:________

成績:________

小朋友，帶上你一段時間的學習成果，一起來做個自我檢測吧，相信你一定是最棒的!

一、單選題

(共1題；共2分)

1.

（2分）劉老師家七月份用水20噸，比上月多用了6噸，上月比這月節約了（

）。

A

.

30%

B

.

25%

C

.

26%

二、填空題

(共3題；共5分)

2.

（2分）甲乙兩數的比是4∶5，甲數是乙數的_______%。

3.

（1分）按營業額的5%繳納了4萬元的稅款，營業額是_______萬元。

4.

（2分）甲數∶乙數=5∶8，則甲數是乙數的_______?%，乙數比甲數多_______?%．

三、解決問題

(共12題；共60分)

5.

（5分）一條線段被紙遮住了一部分，已知露在外面的長度占全長的20%，請畫出被紙遮住的部分并標出長度．

6.

（5分）家具廠有職工1250人，有一天缺勤15人，求出勤率。

7.

（5分）某校六（2）班有男生24人，比女生多20%,該班女生有多少人？

8.

（5分）植物園計劃每天種樹80棵，15天可以種完，實際每天比原計劃多種25%，提前幾天完成任務？

9.

（5分）學校圖書室科技書、童話書、故事書三種圖書本數的統計情況如圖。

（1）童話書和故事書各占總數的百分之幾？

（2）你還能提出什么數學問題？并解答。

10.

（5分）學校圖書館有故事書350本，故事書的本數比連環畫多40%。連環畫有多少本?

11.

（5分）一筐梨，賣出30%后，連筐重20千克，賣出去50%后，連筐重16千克，這筐梨原有多少千克？

12.

（5分）李平家用600kg稻谷碾出420kg大米．他家稻谷的出米率是多少？

13.

（5分）果園里有梨樹500棵，梨樹的棵數比杏樹多25%，果園里有多少棵杏樹？

14.

（5分）一個碾米廠用20噸稻谷加工出15噸大米．求

15.

（5分）一項工程，甲單獨做要10天完成，乙單獨做要8天完成．甲的工作效率是乙的多少（填百分數）？

16.

（5分）某學校九月份用水80噸，十月份用水70噸，十月份比九月份節約用水多少？（填百分數）

參考答案

一、單選題

(共1題；共2分)

1-1、

二、填空題

(共3題；共5分)

2-1、

3-1、

4-1、

三、解決問題

(共12題；共60分)

5-1、

6-1、

7-1、

8-1、

9-1、

9-2、

10-1、

11-1、

12-1、

13-1、

篇（10）

The influence of blood glucose,insulin level and obesity status to left ventricular diastolic function in elderly hypertensive patients

JING Tao,LIU Pei-liang,LU Yun-zhao.

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Jinqiu Hospital of Liaoning Province,Shenyang 110016,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of fasting blood glucose,plasma insulin level and obesity with diastolic dysfunction in aged hypertensive people. Methods Three groups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led group (32 people),hypertensive (46 patients) and obese hypertensive group(30patients).Fast blood glucose,serum isulin and heart ultrasound examinations were all recorded. Results Left ventricular diastolic function was decreased in the hypertensive group and E/A value was reduced.It was more significant in obesity patients. Conclusion impaired fasting glucose, hyperinsulinemia and insulin resistance all can influence diastolic dysfunction in elderly hypertensive patients.

【Key words】

Fasting glucose; Hyperinsulinema; Obesity; Left ventricular diastolic function

既往研究發現，多數高血壓病患者存在一定胰島素抵抗(IR)，同時長期胰島素抵抗很快導致高胰島素血癥。而IR被認為是一個獨立的心血管疾病的危險因素[1]，對高血壓的發病及進展起一定作用。高濃度胰島素可抑制血管內皮細胞釋放內皮源性舒張肽,促進血管內皮產生纖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因子,有利于外周阻力增大,導致血壓增高[2]。我們通過對健康老年人、高血壓患者及高血壓病伴肥胖者的空腹血糖及胰島素水平與反映左室舒張功能的研究，以探討血糖水平、胰島素代謝狀況及肥胖對老年高血壓左室舒張功能變化的影響。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健康老年人32例，年齡60～79歲，男22例，女10例。高血壓病組46例，年齡61～80歲，男26例，女20例，均符合WHO高血壓病診斷標準，既往無冠心病、糖尿病。肥胖診斷標準為體重指數(BMI)＞24 kg/m2。肥胖伴高血壓者30例。

1.2 方法 空腹10 h后，75 g葡萄糖溶于200 ml溫水中10 min飲完。分別抽取0 min、60 min、120 min、180 min靜脈血標本。測定血糖GS和胰島素(IS)水平，血糖(GS)測定采用葡萄糖氧化酶法，IS測定采用放射免疫法。超聲心動圖檢查：機器為美國GE公司VIVID7彩超顯像儀常規檢測左室舒張末內徑(LVD)、室間隔厚度(IVST)，左室后壁厚度(PWT)；多普勒血流頻譜測：二尖瓣舒張早期流速峰值(EPFV)，二尖瓣舒張晚期流速峰值(APFV)，二尖瓣舒張早期及晚期流速峰值比(E/A)。

1.3 統計學方法 數據分析采用SPSS 17.0統計分析軟件，所有計量資料均以(x±s)形式表示，多組之間的比較用方差分析，相關分析用二變量相關分析，以P

2 結果

與正常組相比較，高血壓組血糖及胰島素水平有明顯差異(P

3 討論

相關研究表明，與單純高血壓患者比較，伴糖尿病及肥胖的患者在左室舒張功能上的影響上有顯著差異，本研究證實，糖尿病及肥胖的患者LVH(左室肥厚)的發生率增高，E/A比值減低，說明伴糖尿病的高血壓患者更易發生左室結構受損及功能紊亂。同時也與胰島素水平密切相關的2型糖尿病及肥胖患者中也同時存在著左室功能障礙。血糖升高引起的血脂異常狀態可導致糖的氧化,進一步增加IR的程度，影響左室功能[3]。本研究結果顯示，老年高血壓病患者左室舒張功能各參數與正常對照組相比較有顯著差異。并有糖耐量異常及空腹血糖和胰島素水平增高，提示高血壓患者舒張功能異常的病理生理機制可能與葡萄糖及胰島素代謝異常有關[4]。因血糖濃度增加，使心肌膠原纖維合成過程增加，同時非膠原性糖蛋白及蛋白聚糖等細胞外基質成分也在細胞間質聚積，使心肌僵硬度增加，故加重左室舒張功能障礙[5]。

通過本研究還發現高血壓組IVST、E/A值同健康老年人亦有變化，而高血壓合并肥胖患者變化更明顯，提示其舒張功能障礙更為嚴重，故肥胖也是引起左室舒張功能障礙的一個重要原因[6]。肥胖患者心肌纖維肥厚，心肌順應性下降，導致左室舒張早期主動馳張功能降低，所以導致左室等容舒張期延長，E峰峰值速度降低，加速時間及減速時間延長，A峰峰值速度提高，E/A比值下降。

老年人隨著年齡的增長，會逐漸出現血管內皮的損傷，血管運動異常，導致動脈粥樣硬化的發生、IR及2型糖尿病患者中扮演重要作用。體內肌肉組織和脂肪組織的比例發生了變化，影響了機體對葡萄糖的代謝。所以我們治療老年高血壓患者時應關注多方面因素，在降壓治療中，不僅要使血壓達標，還要密切注意患者糖代謝及血漿胰島素水平異常情況，及早糾正代謝異常，對延緩高血壓病進展及發生并發癥起到積極作用。另外，積極控制飲食,改善生活方式及早發現IR,積極治療血糖異常對高血壓治療均顯得極為重要。

參 考 文 獻

［1］ 殷曉麗，劉鵬，侯平.胰島素抵抗和高血壓.中國實用醫學，2010(5)：228-229.

［2］ 葛金文,梅志剛,朱惠斌.一種新的2型糖尿病血管并發癥細胞研究模型:葡萄糖、胰島素、低密度脂蛋白聯合誘導血管內皮細胞損傷的研究.血栓與止血學,2005,11(6):245-249.

［3］ 張穎，劉小慧.胰島素抵抗與心血管疾病.中國臨床醫生,2010,38(6)：15-17.

篇（11）

【關鍵詞】 大腸腫瘤；微轉移；外周血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of CK20 mRNA and CEA mRNA in peripheral blood of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 and its clinical significance.Methods CK20 mRNA and CEA mRNA were detected in 68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 before operation，30 health adults by QRT-PCR.Results CK20 mRNA and CEA mRNA were undetected in the control group，the positive rate of CK20 mRNA among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was 45.6%，and of CEA mRNA was 39.7%.The positive rate of combination detection was 55.9%.It was higher than the rate of detection alone.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positive rate between two detection methods.The expression of CK20 mRNA and CEA mRNA were not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sex of patients，the place of the tumor or differentiation level of cancer cells，but correlated with clinical stage，lymph nodes metastasis and liver metastasis.Conclusion CK20 mRNA and CEA mRNA were useful maker of blood dissemination of colorectal cancer cell and the positive rate of micrometastasis be maybe raised by combination detection.The expression of CK20 mRNA and CEA mRNA may be regarded as a reference indicator.

［Key words］ colorectal cancer;micrometastasis;peripheral blood

大腸癌是我國發病率較高的惡性腫瘤之一，其發病率呈逐年升高趨勢，其術后復發及遠處轉移率達20%～45%［1］。因此早期檢測出循環癌細胞對判斷腫瘤復發和轉移及指導臨床綜合治療有重要意義［2］。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68例大腸癌患者選自2007年1月～2008年3月在我院接受手術治療并經病理確診的患者，男39例，女29例，年齡26～88歲，中位年齡65歲。臨床分期：Ⅰ期6例，Ⅱ期24例，Ⅲ期27例，Ⅳ期11例。腫瘤分化程度：高分化腺癌26例，中分化28例，低分化11例，未分化3例。對照組30例健康志愿者來自同期我院健康職工。

1.2 儀器與試劑 定量PCR儀（美國生物應用公司ABI7500），Trizol試劑（上海閃晶分子生物科技公司），CK20 mRNA和CEA mRNA PCR試劑盒（上海達為科生物科技公司）。

1.3 RNA提取 采集對照組及大腸癌組患者術前肘靜脈血5 ml（草酸鉀抗凝），1 h內用淋巴細胞分離液分離有核細胞，將分離的有核細胞收集到1.5 ml離心管中，12 000 rpm離心5 min，棄上清，在沉淀中加入Trizol 500 μl，混勻置室溫10 min，加入氯仿200 μl混勻，4 ℃ 10 000 rpm離心5 min，吸取上層水相于1.5 ml離心管中，并加入2倍體積預冷異丙醇混勻，置-20 ℃冰箱20 min，4 ℃ 10 000 rpm離心10 min（以沉淀RNA）。棄上清，用預冷75%酒精（DEPC處理水配制）500 μl漂洗一次，4 ℃ 10 000 rpm離心10 min，棄上清，留沉淀，充分吸盡殘留液，65 ℃干式恒溫器，干燥10 min，20 μl DEPC處理水融解RNA，-80 ℃保持待用。

1.4 逆轉錄反應制備cDNA 標本處理后的RNA 70 ℃預變性5 min，迅速置于冰浴以防RNA復性，反應體系的配制方法：RT反應液18 μl，M-MLV逆轉錄酶1 μl，RN asin 1 μl加入離心管中混勻，在每個反應管中加入20 μl上述反應液，加入預變性的RNA 5 μl，37 ℃水浴60 min，95 ℃預變性5 min，以滅活M-MLV逆轉錄酶。

1.5 PCR擴增反應 每管取PCR反應液43 μl，Taq酶2 μl加入總無菌離心管中混勻，每個反應管中加入45 μl上述反應液，加入RT反應液5 μl，95 ℃預變性5 min，95 ℃變性15 s，60 ℃退火30 s，60 ℃延伸30 s，共40個循環，最后72 ℃延伸10 min；根據所獲得的標準曲線得到各檢測標本的濃度（copies/ml）。

1.6 結果判斷 以RNA濃度≥1.0×103 copies/ml為陽性，＜1.0×103 copies/ml陰性［3］。

1.7 統計學處理 CK20 mRNA和CEA mRNA陽性率用百分率表示，采用EXCEL軟件統計，率的比較用χ2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1為差異有顯著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CK20 mRNA和CEA mRNA的表達 大腸癌組中CK20 mRNA陽性者的水平為（11 055.95±1 649.61）copies/ml，CEA mRNA陽性者的水平為（12 664.36±2 990.17）copies/ml。CK20 mRNA和CEA mRNA在各組中表達列于表1。表1顯示大腸癌組CK20 mRNA和CEA mRNA的陽性率分別為45.6%（31/68）和39.7%（27/68），對照組中CK20 mRNA和CEA mRNA的陽性率均為0，大腸癌組CK20 mRNA和CEA mRNA的陽性率之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CK20 mRNA和CEA mRNA的陽性率在大腸癌組與對照組之間差異有顯著統計學意義（P＜0.01）。表1 CK20 mRNA和CEA mRNA在各組中的表達

2.2 聯合檢測陽性率（至少一項陽性）與單項陽性比較 大腸癌組中聯合檢測陽性率55.9%（38/68）較CK20 mRNA 45.6%（31/68）與CEA mRNA 39.7%（27/68）單項檢測的陽性率有明顯升高，但與單項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2.3 CK20 mRNA和CEA mRNA的表達與大腸癌臨床病理因素的關系 表2顯示CK20 mRNA和CEA mRNA的陽性表達在患者性別、腫瘤部位及分化程度之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CK20 mRNA和CEA mRNA的陽性表達在腫瘤臨床病理分期之間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CEA mRNA的陽性表達在淋巴結是否轉移的患者之間比較差異亦有統計學意義（P＜0.05），而CK20 mRNA的陽性表達在淋巴結是否轉移的患者之間比較差異有顯著的統計學意義（P＜0.01），CK20 mRNA和CEA mRNA在肝臟有無轉移患者陽性表達的比較差異有顯著的統計學意義（P＜0.01），可見腫瘤分期越晚，淋巴結和肝臟轉移者其陽性表達率越高。表2 CK20 mRNA和CEA mRNA陽性表達與腫瘤臨床病理因素的關系

3 討論

大腸癌的復發和轉移與其他惡性實體腫瘤一樣，以微轉移為基礎和前提，然而常規檢測方法不能有效檢測出微循環中的癌細胞和微轉移灶，因此術前不能及時發現微轉移，不利于腫瘤的正確分期及治療方案的制定，術后不能及時發現復發及轉移，以致不能更好地改善預后和延長生存期［4］。隨著PCR技術的不斷發展，實時定量PCR（QRT-PCR）技術能從106～107個細胞中檢出1個腫瘤細胞，該技術具有敏感性高、特異性強、簡單快速的優點，使外周血腫瘤微轉移的檢測成為可能［5］。近年來細胞角蛋白家族成員作為檢測微轉移的指標備受關注［6］。細胞角蛋白是上皮細胞骨架的主要成分，表達于正常上皮細胞、上皮細胞原發性腫瘤及其轉移腫瘤細胞。CK20具有組織特異性，其局限于胃腸上皮細胞，在正常骨髓、血液和淋巴結中均無表達，而幾乎全部胃大腸腫瘤均明顯表達，且侵襲、轉移、擴散到其他器官時始終保持穩定［7］。CEA是一種特異性較高的腫瘤相關抗原，大約95%的大腸癌有CEA基因表達。因此根據CK20與CEA的分布特點使其成為特異的大腸癌的腫瘤標志物及微轉移檢測指標。Funaki等［8］、Xu等［9］利用RT-PCR技術檢測大腸癌患者外周血微轉移癌細胞，發現大腸癌復發和轉移者CK20 mRNA均為陽性，并且隨Dukes分期的進展CK20 mRNA的表達水平增加。鐘平來等［10］發現直腸癌患者外周血CEA mRNA表達陽性率與遠處轉移有明顯相關性，對術后的判斷具有較高的可信度，本實驗支持上述觀點。本研究結果顯示68例大腸癌患者外周血CK20 mRNA和CEA mRNA的陽性表達率分別為45.6%和39.7%，顯示微轉移在近40%的大腸癌患者中存在，聯合檢測陽性率為55.9%，較單項為高，雖然差異沒有統計學意義，但聯合檢測有助于提高檢出率。同時本研究還顯示，CK20 mRNA和CEA mRNA的陽性表達率均與腫瘤臨床病理分期、淋巴結轉移和肝臟轉移相關，而與性別、腫瘤生長部位、腫瘤分化程度無明顯相關，這表明腫瘤分期越晚，腫瘤釋放入循環血中的癌細胞越多，CK20和CEA的表達陽性率越高，復發和轉移的幾率越大，預后越差，亦提示CK20 mRNA和CEA mRNA可以作為腫瘤細胞血行播散的獨立標志物。因此盡早動態監測外周血中CK20 mRNA和CEA mRNA有助于早期發現微轉移及微轉移病灶的形成，對于腫瘤分期和惡性程度做出更精準的判斷。CK20 mRNA和CEA mRNA在Ⅲ～Ⅳ期患者中的陽性率陽性表達率較高，可將這兩項指標用于大腸癌術前常規實驗室檢查，以利腫瘤的分期。對于術前檢測出外周血CK20 mRNA和CEA mRNA高表達的大腸癌患者，應該可以認為循環血中存在癌細胞，我們提出可以在術前采用新輔助化療方法抑制與殺滅微轉移癌細胞，從而控制微轉移及微轉移灶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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