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農民工的現狀與思考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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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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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劉素華.就業質量：內涵及其與就業數量的關系[J].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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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工工傷保險制度是農民工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內容之一，其最基本、最必要的工傷保險項目理應得以優先確立。然而受各種條件的制約，農民工群體從事的多為高強度、高風險的工作，同時農民工流動性大，一旦發生工傷事故，他們的權益往往得不到有效保障。因此建立健全我國農民工工傷保險制度，有效解決農民工工傷保險問題成為我國亟待解決的問題之一。

一、我國農民工工傷保險現狀

（一）參保率較低

至十一五末，我國2.42億農民工總數中參加工傷保險人數僅僅突破6000萬，所占比例不超過27%。據國家統計局2010年2月28日公布的《201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我國勞動者中參加工傷保險的人數為16173萬人，其中農民工人數為6329萬人，僅僅約占參保總人數的39.1%。

（二）工傷理賠程序繁瑣、耗時長

近些年來，工傷認定案件和工傷索賠案件數量日劇上升,但經辦機構點少、經辦人員少,這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相關案件的及時處理。按照現行的《工傷保險條例》規定,農民工從發生工傷到獲得工傷保險待遇,一般要經歷申請工傷認定、勞動能力鑒定和工傷保險待遇索賠三個階段，其中任何一個階段都要經歷復雜漫長的過程。訴訟過程耗時長，成本高，所以很多農民工往往選擇私了，然而這樣，他們的合法權益就得不到及時維護。

（三）管理機制落后

工傷保險是由工傷預防、工傷康復和工傷補償三者有機構成的。工傷預防是工傷保險的第一道防線，阻止事故的發生勝于處理事故的結果；工傷康復則是工傷保險第二道防線，既可以改善健康狀況，又可以節約制度成本，使受傷工人返回工作崗位，實現雙贏狀態。雖然有關國家部門已提出要抓緊工傷預防工作，但目前我國工傷保險制度仍偏重于對事件的處理，對于預防和康復方面沒有完善的規定。

二、我國農民工工傷保險現狀的原因分析

（一）法制不健全

至今我國尚無一部關于農民工社會工傷保險的全國性專門法律或法規。從1951年頒布的《勞動保險條例》到后來的《企業工傷保險試行辦法》，再到2004年實施的《工傷保險條例》，雖然保險范圍逐步擴大到農民工群體，但我國法律對農民工工傷保險的具體處理等細節問題沒有明確的規定及解釋，回避了農民工群體的工傷保險問題。

（二）政府職能不到位

1．監督管理職能不到位。政府對用工單位的要求不到位、監督檢查力度不大、監督檢查力量薄弱。

2.工傷保障職能不到位。雖然國家已明確規定了農民工工傷保險為強制性保險，但現實生活中，工傷保險強制性措施在執行方面依然存在欠缺。

3.法律援助職能不到位。政府沒有主動向合法權益受損的農民工伸出援助之手，即便是勞動監查和仲裁，也是“民不舉、官不糾”。

（三）參保積極性不高

一方面，由于工傷保險費用自身具有單方面性，用人單位為了自身利益不愿意為農民工繳納工傷保險基金，也不愿意農民工參加工傷保險；另一方面，農民工文化水平較低，缺乏必要的工傷保險意識也是導致農民工參保率低的原因之一。

三、推進農民工參加工傷保險的對策

（一）完善工傷保險的法律體系

在不斷完善地方工傷保險制度改革的基礎上，加快針對農民工群體的專門性工傷保險法的立法步伐，建立統一的工傷保險制度，使農民工工傷保險工作步入法制化的軌道。在堅持總的立法原則下，不同地區可根據自身的情況實施細則性的地方性法規。

(二) 強化政府的社會保障職責

農民工參加工傷保險是構建社會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之一，地方各級政府理應成為推進農民工參加工傷保險的主導者。將工傷保險全覆蓋列入政府政績考核指標，有利于加強政府做好農民工工傷保險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從而更好的發揮社會保障職責。

（三）創新相關制度,簡化理賠程序

通過制度創新加強政府職能在工傷索賠中的作用，簡化理賠程序。勞動保障部門在農民工自身不能提供證據時，直接介入事件調查，幫助農民工走出求助無門的困境，簡化理賠程序。

在現有工傷認定程序的基礎上, 增加相關人員配置、進一步提高工傷認定人員素質，從而提高工傷保險事件的處理效率，使農民工合法權益得以及時實現。

（四）重視農民工工傷預防和職業康復

農民工工傷保險機構積極開展農民工工傷預防及事故防范的教育性活動,為用人單位和農民工提供安全生產培訓和咨詢，提高農民工及用工單位的防范工傷事故的安全意識，從而最大程度上減少工傷事故的發生。

在職業康復方面，針對農民工流動性大的特點，對于在城市指定工傷康復機構進行康復返鄉的農民，要利用農村現有的設施，建立流動的職業康復站為農民工服務。

（五）強化用人單位和農民工工傷保險意識

可采用媒體、公益廣告及培訓課堂等多種方式向企業及農民工宣傳工傷保險法律知識，并加強工傷保險預防教育，從而引起農民工和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使企業知曉不參加工傷保險的后果，使農民工懂得享受工傷保險是其合法的權利。

四、思考

工傷保險是對勞動者所遭受的職業傷害進行經濟補償和生活幫助的一項社會保障制度，對于農民工這一社會上的弱勢群體而言更是尤為重要。隨著農民工工傷保險問題的日益突出，這些問題能否有效解決，直接關系到農民工的切身利益，關系到經濟社會的穩定，更關系到我國各項事業的健康快速發展。工傷保險制度分散了用工單位的責任風險，保障了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是一項正確的和重要的戰略決策。因此，加快我國農民工參加工傷保險的步伐刻不容緩，完善我國農民工工傷保險制度迫在眉睫。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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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于欣華，霍學喜. 農民工工傷保險困境分析[N].北京理工大學學報，2008，12 第10卷 第6期

篇（3）

通過回顧農民工體育研究所取得的主要成果，分析農民工體育存在的主要問題，并針對問題存在的原因進行分析。為今后關于農民工體育的科研工作方向提供參考。

研究范圍與方法

本研究以中國知網為主要資料來源，以文獻資料法、數理統計法、邏輯分析法對1979年1月～2008年12月以來以“農民工體育”、“弱勢群體”、“邊緣群體”、“流動人口體育”等檢索詞下的論文進行分析。

研究成果的統計與分析

論文的數量。研究成果的數量是反映該研究領域的研究發展速度、規模和受重視程度的重要依據。自1997年以來，截止到2008年12月份，有關農民工體育的研究論文共50余篇。

調查研究的區域分布。從區域分布來看，調查的地區有北京、上海、廣東等16個省市，涉及到北京、上海等30多個城市。

現階段對農民工體育研究所涉及的問題。一、農民工體育概念的研究。孫娟等在《對我國農民工體育問題的思考》一文中提出，農民工體育是社會體育的組成部分，是指農民工自愿參加的以健身、養生、醫療、游戲為手段，以健美、健康、康復、娛樂和休閑為目的的體育活動。

二、農民工體育研究意義。海勝華②等認為，“研究流動人口的體育問題，無論對提高民族整體素質，還是對貫徹落實‘全民健身計劃’，都有重要的意義”；魯長芬③等認為，研究農民民工體育問題，使我們能認識到“社會轉型時期社會支持的嚴峻性和艱巨性，同時也足以讓我們意識到體制轉軌時期實施全民健身的嚴峻性和艱巨性。怎樣維護城市農民工應有的體育權利，幫助他們擺脫困苦，喚醒他們健身的內在需求，走出目前參與全民健身的現實困境，已成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全民健身計劃’第二期工程全面推進中所必須嚴肅面對、認真研究和著力解決的社會問題。”

三、社會支持體系的研究。張廣林從社會學的視角出發，針對城鎮弱勢群體體育健身的行為狀況存在的問題，提出必須建立城鎮弱勢群體體育健身社會支持體系。它是一個以政府為主導，由政府、社區和個人形成合力的綜合支持系統。

四、農民工體育責任主體的研究。胡科在其《關于農民工體育責任主體的探討》一文中，提出了兩個問題：農民工體育責任主體是城市還是農村?農民工體育是由國家買單還是農民工自己買單?針對這兩個問題，提出了造成農民工體育責任主體缺失的五個原因，并根據原因提出了單位體育是農民工體育由農村向城市社區過渡的中間環節的建議。

五、農民工體育現狀的研究⑥。有關農民工體育現狀的研究在所有研究成果中占的比例最高。關于現狀研究的主要內容涉及農民工參與體育的程度調查研究和農民工參加體育活動的結構調查研究。

關于農民工體育研究的評價

農民工體育的研究受到關注，但受關注的程度不夠。城鎮農民工是當前我國社會轉型時期的社會弱勢群體之一，雖然他們為城鎮的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但他們勞動強度較大，工作時間較長，經濟收入較低，社會地位較低，而且勞動保護條件差，社會保障條件缺乏，因此，為落實《全民健身計劃綱要》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對農民工這一特殊弱勢群體的體育現狀予以關注。農民工體育引起許多學者的關注，研究成果的數量也呈逐年增加的態勢。近年來，有關農民工體育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不斷增加，國家體育總局和各省市社科項目的立項也開始出現，這說明農民工體育研究的地位得到加強和重視。

農民工體育的理論研究滯后于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農民工問題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就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重視，體育界對農民工的關注卻始于1997年。而從1997年至今，對于農民工體育的研究僅有50余篇文章，發表日期集中在2000年以后，這說明體育界對于社會問題的敏感程度不高，而且對于農民工體育研究和解決農民工體育來說，這些無異于杯水車薪。

研究內容涉及到的范圍小。有關農民工體育的法律保障問題、農民工體育話語權問題、農民工體育與城市群眾體育的融合問題、農民工體育教育體系的建立問題、農民工群體行為規范缺失與體育對策研究問題、農民工內部社會分層與體育關系的問題等，有待于進一步深入研究。

調查研究的地域分布過于集中。關于農民工體育的調查對象涉及到的地區，共有16個省市自治區。但這些地區主要集中在省會城市或直轄市等大城市、東南沿海經濟發達地區，而內陸的中等發達城市和經濟欠發達城市、西部開發地區農民工的體育研究不足。

沒有對農民工體育進行分門別類的調查研究。大企業單位農民工、合資企業農民工、小企業農民工、個體服務性行業農民工、事業單位農民工的工作性質是不同的，工作強度是不同的，生活方式也是不同的，因此，參加體育活動的狀況是不同的，體育行為也是不同的，調查研究應根據不同對象的不同情況而進行，但在有關的文獻中，這一點沒有體現。

問題分析

首先，總體來說，體育發展相對落后于社會的發展，體育社會學理論的發展，相對落后于其母學科――社會理論的發展，因此，在發現社會問題、分析社會問題、解決社會問題時，體育社會學的動作是較晚的。其次，我國體育社會學的研究，體育社會問題的研究和解決，主要集中在城鎮體育，對農村、落后地區體育的研究相對較少，這造成了體育社會問題研究范疇的縮小，使研究的群體主要落在了市民和發達城鎮居民身上。再次，造成農民工體育研究理論滯后，農民工體育研究較少的另外一個原因，就是中國體育界對我國社會變遷、社會結構的變化所帶來的社會問題，相對于其他社會學科來說較不敏感。

最后，目前對于農民工體育沒有進行分門別類的研究，主要原因是我國對于農民工體育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理論也較為薄弱，而且這一問題沒有進入大多數體育工作者的視野，因而對于農民工體育的研究還有待深入。

結論與建議

結論。第一，現階段對農民工體育研究的主要成果集中在農民工體育概念的研究、農民工體育研究意義、社會支持體系的研究、農民工體育責任主體的研究、農民工體育現狀的研究五個方面。

第二，從對論文的分析來看，體現出農民工體育研究日益受到關注、農民工體育理論研究滯后于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研究內容涉及到的范圍小，一些問題有待于進一步深入研究、調查研究的地域分布過于集中、沒有對農民工體育進行分門別類進行調查研究等情況。

第三，論文的數量呈逐年增長趨勢，這充分說明體育科研工作者的工作是跟體育社會問題、社會發展需求相適應的。

第四，關于農民工體育的調查已經涉及中國的一半地區，但主要集中在省會等大城市、東南沿海經濟發達地區，而對中等發達城市、欠發達城市農民工體育研究不足。

建議。第一，體育社會學對社會變化不敏感，造成體育理論及體育實踐落后于社會的變化發展，致使中國體育社會學理論滯后于中國社會的發展和社會學的發展，因此，需要體育社會學工作者以敏銳的眼光審視社會問題，使體育社會學的研究緊跟時代步伐。

第二，農民工體育研究還遠遠不夠，應在前期研究的基礎上進行更加廣泛、更加深入的研究，以解決中國農民工體育的實際情況，使體育社會學理論與中國農民工體育實踐緊密結合，使中國的體育社會學理論與實踐齊頭并進。

第三，在前期研究的基礎上，把研究對象所在的地域擴展到中等發達城市、欠發達城市等地域，以掌握中國農民工體育的總體狀況，為落實《全民健身計劃綱要》和構建和諧社會體育提供依據。

第四，由于我國各地區的實際情況不盡相同，因此必須對各地的實際情況作深入、細致的調查，獲取第一手資料，針對實際情況采取針對性的措施，分門別類地進行調查研究。只有這樣，才能解決農民工體育問題，真正落實全民健身計劃綱要。(作者單位：吉林大學)

注釋

①孫娟，蔣偉浩：“對我國農民工體育問題的思考”，《體育文化導刊》，2006年第8期，第7頁。

②海勝華、雷國梁：“我國流動人口體育問題的研究”，《武漢體育學院學報》，1997年第4期，第1頁。

③魯長芬，王健，羅小兵等：“城市農民工參與全民健身的現狀調查與分析”，《天津體育學院學報》，2005年第5期，第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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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農民工；體育參與；研究分析

隨著城市經濟的快速發展，農民工群體在城市當中的數目越來越龐大，而群眾體育研究中九必須考慮到每一個參與的群體，所以農民工群體必須受到我們的重視，關于農民工參與體育活動的文獻資料來看，農民工參與體育主要受到工作，認識和經濟等多方面的影響，和城市居民比較起來，參加體育活動的數量和質量比較低，本文通過走訪和了解，就農民工體育的一些問題展開論述.

首先，農民工對于體育的價值和功能與城市居民之間存在一定的差距.我們在走訪和調查中，對于體育的價值和功能與一些農民工進行調查了解，我們發現，他們對于什么是體育，體育具有什么價值很功能等常規問題并不能夠清楚的回答，大多數人認為體育就是競技體育，他們談到體育，首先想到的就是在電視當中看到的各種比賽，談到體育想到的就是奧運會，這個群體所占的比例非常大，這說明在整個農民工隊伍當中，大家對于體育還沒有一個清楚的認識，所以他們認為各種體育比賽和自己是存在很大差距的，自己沒有機會參加比賽，而且那些項目自己也不會，所以談到體育，對于他們而言很陌生，對于體育可以增強體質，有健身鍛煉的功能和作用，他們表示認同，從這點上來看，他們對于體育的認識比較狹隘，主要集中體現在競技體育上，對于全民健身體育沒有太多的想法.這種差異性主要和他們的工作性質及來源有一定的關聯性，大多數農民工都來源于農村地區，有些是利用農閑時間進城來打工賺錢，有些是長期在城市當中務工，所以他們接受的教育相對比較少，對于體育的認識不足也在情理之中.

其次是健身的場所和健身的時間，在調查中，我們了解到參與體育健身的農民工當中，能夠持續性的進行下去主要是在晚飯之后，一些農民工在晚飯之后有了一些休息時間，他們利用這個休息時間外出活動活動，可能進行各種棋類游戲，也有可能是參加各種廣場舞，也有可能是散步或者附近的體育設施運動，但是這些項目參與程度都不高，大多數農民工坦言他們的休息娛樂內容主要是晚飯之后聊天或者看電視，因為一天的辛勞使得很多農民工感覺身體疲倦，他們對于體育消耗體力的認識還是存在不足.從健身的場所來看，農民工選擇營業性場所的幾乎沒有，大多數都是戶外的免費場所，調查中接近百分之百的農民工認為營業性的場所是他們經濟承受不起的，每小時數十元的投入足夠一家人一天的生活費了，所以他們對于投入性的體育消費目前還是沒有辦法接受的，所以購買專門的體育用具或者消費體育信息目前基本上是零，這方面的調查結果我們分析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首先是農民工進城從事的工作主要是各種體力勞動，尤其是以建筑工作等重體力勞動為主，這些勞動本身對于體力的消耗就比較大，但是對于學歷的要求比較低，所以他們對于體育沒有充足的認識很正常，在周圍同事和朋友當中，大家的體育價值觀念基本相同，所以在這種環境中，要想短時間的改變他們的體育價值觀念還需要一定的時間和手段.其次是他們每天的工作都是以實際完成工作任務來核算收入的，所以大多數農民工都愿意盡可能的利用自己的時間來提高收入，他們把除了休息時間之外的其他時間基本上都用于工作，這在很大程度上擠壓了他們參加體育的時間可能性.最后是很多農民工認為勞力勞動強度較大，對于身體的鍛煉要比體育活動效果明顯，所以認為二者可以替代.

其三，從農民工參加體育的支持度來講，男性參加體育鍛煉的時間相對要多余女性，目前大多數農民工在外出務工中，如果是長期務工人員，一般都是家庭式外出，所以男性在忙碌了一天之后，都有一定的時間休息，而大多數女性在忙完工作之后，還要照顧家庭和孩子，所以他們能夠參加體育鍛煉的機會和時間很少，男性參加體育鍛煉一般都會受到女性的支持，而女性參加體育鍛煉卻往往得到支持度很小，這往往也是一種無奈，在家庭任務的承擔上女性要多于男性，所以女性往往忙完所有的工作之后基本上就進入了睡眠休息時間，很難有時間和精力投入，而且大多數男性都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承擔者，所以男性所面對的生活壓力要大于女性，這也成為女性農民工體育鍛煉支持度下降的重要因素.

最后，從參與體育鍛煉的效果來看，調查中有接近一半的男性認為體育鍛煉對自身身體健康效果不明顯甚至沒有，他們普遍認為自己身體狀況和自己的辛苦勞動有直接關聯性，而與自己參加的各種體育互動關聯程度不高，我們調查中發現，這主要是因為參加的各種活動持續性較差，另外活動比較簡單單一，活動強度不夠有關.而女性認為參加體育鍛煉對自己有一定的幫助，尤其是農民工當中的中青年女性，他們認為自己參加體育鍛煉，一方面感覺自己在工作中精力充沛，另外一方面也感覺到自己一些小的疾病也得到有效的緩解。

綜上所述，農民工的體育健身問題已經成為城市居民體育發展中不可忽視的一個問題，從目前調查的結果來看，要想短時間改變農民工人群對于體育的態度和幫助他們快速的建立起體育習慣是存在一定困難的，這一方面和城市體育配套設施資源有限有關，另外一方面也和農民工為了增加收入而投入大量時間工作有關，鍛煉和生活之間存在的時間矛盾暫時還沒有很好的解決辦法，這就需要我們的有關部門在健身場所選擇和安排上，健身內容，健身手段以及宣傳方面投入更多的時間和精力，讓越來越多的農民工意識到健身的重要性，這是我們后期必須需要思考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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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建設者”、“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政府部門在一份份權威文件中肯定了農民工對整個中國的貢獻。的確，中國的城鎮化建設、和諧社會的構建、未來的社會穩定以及下一代的希望等一系列問題，都和“農民工”這個龐大的群體緊密相連。要解決農民工問題，大眾傳播媒介在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一、調查樣本的選擇與數據處理

本次研究共發放調查問卷210份，調查對象為生活在南京市區的農民工。問卷采用了非概率配額抽樣的方法，主要發放于農民工相對集中的三大行業――建筑業、制造業和住宿餐飲業，回收有效問卷197份，占發放問卷總數的93.8%，并對其中的10人進行訪談。

回收的有效問卷中，62%為男性，38%為女性；73%的農民工年齡分布在18～50歲；81%的農民工來自南京以外的江蘇其他地區，以蘇中、蘇北地區為主。

二、南京市區農民工的媒介接觸現狀

現狀1：在農民工接觸的大眾傳播媒介中，電視無論從接觸的頻率上還是從受歡迎的程度上，都有著明顯優勢；廣播在農民工群體中并沒有發揮最大的價值；而手機作為新媒體的代表，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根據2-1，有將近一半的農民工每月在購買報紙、雜志上有10元左右的支出，而在電子媒介花費上，有將近一半的人的花費在40元以上。2004年一項對南京地區農民工的調查顯示，有59.7%的農民工每周用于購報的開銷在3元以下①。時隔七年,對照筆者此次的調查，可見農民工在報紙上的開銷沒有太大的變化。但是七年來他們的收入有了很大提高，如果把收入作為參照標準的話，農民工在報紙上的投入是下降的。很顯然，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在新媒介上的消費顯著提高。

從2-2可以看出，不管是農民工接觸的媒介還是喜愛的媒介，手機的人數分別是18%和22%，兩項排名都僅次于電視。由于電視的直觀性和較強的可視性，使得其依然最受農民工追捧，而廣播、報紙、雜志、書籍等傳統媒體在面對網絡、手機等新媒體的沖擊時，地位下降。隨著新技術的發展和應用而普及的新媒體，在農民工群體中有著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現狀2：農民工群體所擁有的媒介中，手機的比例最高，但是他們在報紙的閱讀方面依然不容樂觀。

從2-3可以看出，被調查的農民工中，手機的擁有量占35%，超過了電視機。令人驚訝的是，電腦的擁有率達到了14%，超過了收音機的比例。通過訪談發現,電腦的購買者都是“80后”、“90后”的“新生代農民工”，可見這些年輕人離開農村來到城市，在新媒體的使用上并不遜于城市同齡人。

從2-4可以發現，在閱讀方面，對報紙有著較高忠誠度的人數比例較少，僅有小部分人(13%)有每天閱讀報紙的習慣。

現狀3：從農民工媒介接觸的內容來看,他們最關注的是天氣預報等公共信息，娛樂節目排第二，國際國內新聞排第三，而有利于提高自身修養的文化藝術節目和致富信息等,是農民工最不關心的內容。

從2-5的排名可以發現，農民工雖然整體上文化程度不高，但他們并非人們想象的那樣，對新聞節目不感興趣。相反的，新聞類節目也是農民工喜愛的節目之一。

傳統意義上的娛樂節目依然受到廣大農民工的追捧。這與他們生活壓力過大、節奏緊張相關。而關注新聞，關注發生在身邊的事，已是農民工通過大眾媒介提高自身素質的重要途徑。

通過深度訪談，筆者發現，農民工不關心致富、招工等實用信息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媒介信息的虛假性，造成了他們對于整個大眾傳播媒介的不信任。這跟筆者此次調查的另一項問題的統計2-6相吻合。

從2-6可以發現，47%的農民工通過其他人介紹了解本行業，這說明人際傳播在農民求職和職位晉升中占重要地位。在網絡、電視、廣播、報紙等大眾傳播媒介高度發達的今天,人們更青睞的找工作或者了解本行業的方式依然是傳統的熟人、老鄉等人際傳播方式，這是值得媒介從業人員思考的問題。

現狀4：從農民工媒介接觸的目的來看，他們主要是為了休閑娛樂，沒有更高的上層追求，極少數的人有過利用媒介維權、求職等情況。

根據筆者的調查，在對網絡、手機新媒體的接觸方面，有47%的農民工上網是為了交友聊天、聽音樂看電影，有43%的農民工使用手機是為了上網、打游戲、聽音樂。從農民工利用媒介維權的角度來看，有81%的人沒有用媒介維過權。當在求職中遇到不合理、違法現象時，有39%的農民工選擇忍氣吞聲，只有15%的農民工會向媒體求助。

現狀5：雖然長期在城市生活，每天對都市百態耳濡目染，但農民工并沒有表現出更喜歡城市方面的報道，而把兩者加以比較可以發現，關心三農報道的比例還要高于關注城市生活的比例。

如2-7所示，45%的農民工認為兩者差不多，26%的人更關心三農報道。訪談中，不少農民工提到，如果有機會看電視，講述農民兄弟通過科學種植、鉆研技術而勤勞致富的故事，他們很喜歡看，但這類節目太少。農民工走進城市，雖然在空間上遠離了農村，但黃土地對他們產生的向心力卻是隔不斷的。

現狀6：農民工最迫切的愿望，是希望媒體對他們工作時間長、勞動強度大、工資水平低多加報道。

如2-8所示，有31%的農民工希望媒體能在農民工的工作時間長、勞動強度大、工資水平低方面加強報道。而筆者在訪談中提到的工資被拖欠問題，只有26%的農民工提及。可見近年來，國家出臺了各種政策措施，三令五申要求企業和個人不得拖欠農民工工資，取得了一定成效。

三、南京市區農民工媒介接觸的特點分析

1、從農民工媒介接觸的類型來看，手機、互聯網等新媒體已經越來越多地走進農民工的日常生活，在他們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遺憾的是，如何更有效地利用新媒體，不管是新媒體的研發者、推廣者，還是對農民工來說，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人民日報》在2011年針對北京市區農民工新媒體的使用情況進行過調查②，結果顯示，在106名受訪者中，利用網吧和手機上網的比例最高，其中網吧為42.39%，手機為40.22%。根據CNNIC的數據，2010年全國電子商務的各類應用用戶年增長率均超過45%。然而，當筆者在南京地區問及農民工網上購物、網上銀行等“新鮮”事物時，很多農民工都說沒有嘗試過，并且不少人明確表示“很多都是騙人的”。

在筆者看來，互聯網可以幫助農民工跨越地域的限制，卻不能跨越階層的限制。如果現實中的城鄉二元體制等隔閡依然存在，新媒體對于農民工來說，永遠只是閑暇時間用來消遣娛樂的工具，而要享受新媒體帶來的福利和更高層次的內在追求，對于農民工來說依然遙不可及。

2、通過各類媒體看新聞、長見識，已成為農民工媒介接觸的主要內容之一。與此同時，農民工依然對娛樂類節目“情有獨鐘”，他們關注的媒介信息依然呈現庸俗化傾向。

南京財經大學曾對南京市主城區的297名女性農民工進行過調查③，結果顯示，在南京發行的諸多都市報中，女性農民工最喜歡閱讀的是《金陵晚報》和《現代快報》,最喜歡看的電視新聞節目是《南京零距離)和《法治現場》,這些報紙和電視節目所反映的內容，大多是江蘇地區，尤其是南京市區非常受關注的民生類新聞。

在看到農民工積極變化的同時，他們對于媒介所傳播的信息中的庸俗化內容的高度關注，依然讓人擔憂。繁重的體力勞動和長時間的背井離鄉，使得農民工生理和心理備受煎熬，極度空虛，而大眾媒介的一些庸俗化的甚（下轉第262頁）（上接第215頁）至不健康的內容，則往往成了他們發泄的方式。

3、從農民工對于媒介的態度來看，農民工對于媒介信息的真實性呈現著兩級分化的態度：對于新聞類、科技類等信息，他們深信不疑，而對于招工、招聘信息，則認為大多不可靠。

現實生活中，各種虛假的招聘信息泛濫，極大地影響了農民工對媒介信息真實性的判定。農民工需要的重要信息主要是就業和技術培訓方面的，這與農民工群體文化水平低、無法適應各種工作的要求有很大關系。在就業壓力越來越大的情況下，很多農民工都有危機意識，希望媒體多提供這些信息，而現實情況卻是，大眾媒介并沒有很好地發揮其作用。

4、農民工媒介素養現狀不容樂觀。農民工的媒介參與度很低，能夠正確利用媒體來實現更高層次的追求、將媒介“為我所用”的則更少。

媒介素養是指人們對各種媒介信息的解讀和批判能力以及使用媒介信息為個人生活、社會發展所服務的能力④。農民工為社會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應該享受和城市人相同的傳播權利，他們有權用媒體傳播自己的聲音，利用媒體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從某種意義上說，善于使用媒介是農民工在城市和諧生活的重要途徑。

結論

改善農民工媒介接觸的現狀，需要政府、農民工、大眾傳播媒介等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政府應加大農民工媒介設施的建設力度，保障農民工媒介接觸權益的實現；農民工應積極主動爭取知情權與話語權，提升自身素質，更快更好地融入整個社會，以改變整個階層的經濟地位和精神風貌；大眾傳播媒介應通過開展對農民工的媒介素養教育，為農民工媒介接觸提供便利，向農民工提供多層次的信息，完善大眾媒介的職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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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人民日報，《“進城務工人員新媒體使用情況調查”展示――106位農民工的網絡生活》[EB/OL].（2011-3-22）[201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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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下，農民工大量返鄉，并不是農民工的自由選擇，而是企業倒閉潮下的被迫后退。據統計，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非正常陸續返鄉的農民工約為5000人，占總量的10%左右。隨著經濟形勢的進一步嚴峻，這一數量將持續增加，可能形成返鄉潮。從返鄉農民工的結構來看，其中多數是藍領、普工、低學歷者，“白領”約占20%，技工約占20%，高學歷（含大專以上）約占1%。藍領多、普工多、低學歷者多的現狀必然降低再就業優勢。從返鄉農民工的現狀來看，基本以在家待業為主，再就業為輔，有約2%的農民工成為創業骨干，約14%的農民工已入園務工，仍有約84%的農民工在家待業、等待觀望。

二、大量農民工返鄉將帶來的影響

農民工返鄉的背后不僅僅有農民工的無奈，由于金融危機的持續影響，如果失業狀況持續，農民工返鄉將帶來經濟、社會、政治等一系列深刻影響。

從經濟學視角來看，農民工失業給本地經濟發展帶來壓力。一是直接導致農民減收。農民工非正常返鄉在短期內經濟增收受到影響。二是給本地資源和環境帶來壓力，人口與資源、經濟匹配不當，多項承載力相對不足，將構成縣域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巨大負擔。三是影響了國家擴大內需政策的有效實施。從短期來看，農民工返鄉帶回了少數資金，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消費，然而，農民工難于就業導致減收必然減弱消費需求，從而影響農村經濟發展。四是制約了農業規模經營。原來將土地長期租賃給他人的農民工，現在回家要依靠土地來生活，從而影響了農村土地的加速流轉和農業產業化的發展。

從社會學視角來看，農民工失業給本地社會穩定帶來壓力。一是心理失衡帶來的社會壓力。無奈返鄉的農民工自尊心受到傷害，有可能演變成心理疾病，導致過激行為，宣泄對社會的不滿。二是價值認同帶來的社會壓力。很多農民工因長期生活在城市，一旦回到較落后的農村，可能會心情浮躁，滋事生非。三是不排除返鄉農民工在沿海發達地區染上一些不良習氣，隨著返鄉將影響社會風氣。

從政治學視角來看，農民工失業給本地民主建設帶來壓力。一是民主化進程的差異對執政能力提出的挑戰。長期在外的農民工積累了一定的社會知識和法律知識，對民權的要求也較高。如果基層干部依然實施簡單粗放的工作作風，就容易造成農民的抵觸、對立情緒。二是長期積累的潛在問題對執政能力提出的挑戰。農民工回鄉后，對于農村容易出現的土地、山林邊界權屬爭端等問題必將引起關注和重視，從而考驗基層干部的執政能力，必須有心理準備和應對方案。三是維穩治安對執政能力提出的挑戰。不排除有些農民工蓄意制造事端，或染有賭博、吸毒等陋習，從而滋生一些危害社會安定的行為，這對維護社會穩定提出嚴峻挑戰。四是農民工的更高期望對執政能力提出的挑戰。越是有見識的農民工，對于地方政府的期待和要求就越高。如果地方干部的能力和管理水平達不到農民工的期望，其管理權威必將大打折扣，并伴隨產生執行不力等諸多問題。

三、解決返鄉農民工現狀的對策

盡管農民工返鄉將帶來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等困難和壓力，但是，只要措施得力，因勢利導，完全可以將返鄉農民工轉換成為當地就業創業和經濟發展的助推器。

大力幫扶，實現農民工回城的希望和夢想。對于大部分返鄉農民工而言，重回城市仍然是內在的要求。這就要求我們有序組織、引導農民工繼續回城尋找希望和夢想。一要加強與勞務主要輸出地的溝通銜接，最大限度地減少返鄉人數。落實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規定，對在當地參加了失業保險且工作半年以上的農民工給予一次性生活補助。發揮政府駐外辦事機構作用，主動收集市場信息，積極為在外轉崗、歇業和失業的農民工實施就地培訓、就地再就業。二要建立農民工失業返鄉監測機制，及時掌握返鄉農民工的動態形勢。由勞動就業部門牽頭，組織鄉鎮勞動保障事務所及時做好返鄉農民工的登記、摸底和就業需求信息，并就返鄉潮的當期狀態、趨勢及可能給社會治安帶來的問題定期報告。三要積極做好技能培訓工作，切實提高農民工回城就業的競爭力。整合教育、農業、扶貧、勞動和社保等相關部門的資源、資金，為這類人群提供各種技能培訓服務；認真分析預測經濟復蘇后的市場及返鄉農民工的共性需求，有針對性地加強技術含量高的長線專業培訓。

搭建平臺，支持農民工在本地就業和創業。一方面，要積極搭建就業平臺，著力抓好返鄉農民工的轉移就業。政府部門要當好“紅娘”，及時為用工單位、技能人才尋找結合點。同時，積極為企業與農民工建立“個性化”招聘平臺，組織舉辦針對返鄉農民工的專場招聘會，或采取就業直通車、送崗進村、送培訓下鄉、舉辦專場招聘會等形式，為返鄉人員搞好就業服務。另一方面，要積極搭建創業平臺，全力優化返鄉農民工的創業環境。充分激勵有一定積蓄的“中產階級”和從沿海歸來的“小老板”，帶頭創辦企業或個體經濟實體。有關職能部門要積極主動與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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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combine with the practical work experience, analyz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put forward aggrandizement to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management countermeasure, is for reference only.

Key words: migrant workers; status; management

中圖分類號：D422.6

建筑業是國民經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之一，肩負著國家基本建設的重任。建筑農民工是建筑業的主要從業人員，承擔著建筑施工一線繁重的建設任務。長期以來，建筑業使用農民工不規范，缺乏針對農民工的有效管理制度，造成侵害農民工權益事件屢屢發生，阻礙了建設行業快速發展，影響了和諧社會的構建。建立有效的建筑業農民工人力資源管理體系，是擺在政府、企業和所有農民工面前的迫切問題。

一、建筑業農民工現狀

他們能夠吃苦耐勞，屬于我國當前收入最低階層之一，強烈渴望提高自己的收入，改善生活狀況；農民工往往背負著尚留在農村的家庭對他們經濟上的依賴，因此他們對收入穩定有很強的偏好，這些因素使得他們有著吃苦耐勞、任勞任怨、樸實無華和安分守己的優良傳統，在有些方面起著城市勞動力難以替代的積極作用。如基建工程、重體力或手工勞動的從業人員大都是農民工；大量的農民工在城市設攤開店，從事修舊服務業、加工業、商業、飲食業等，為城市居民提供特色服務，填補城市需要而又空缺的行業；而且城市勞動力不愿意干或干不好的一些重要的臟、累、苦和危險的工作多由農民工承擔。

中國海員建設工會全國委員會提供的最新調查顯示，我國建筑業農民工隊伍約4000萬人，占全國農民工總數的三成以上，占建筑業一線人員的九成以上。調查報告顯示，目前我國建筑業農民工主要來自建筑業大省和一些經濟不發達地區，年齡一般在18歲至50歲之間，其中30歲左右的年輕人占60％以上；具有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者約占60％以上。

但由于他們文化素質低、組織程度差，缺少自我保護意識，在抗起我國建筑經濟的同時，其合法權益非常容易受到侵害。

二、建筑業施工企業本民工使用的現狀與存在問題

建筑業是我國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其增加值約占GDP的7％。據《2007年中國統計年鑒》資料顯示：2006年建筑業的就業人員約有540.9萬人，其中施工現場操作人員以農民工為基礎。廣大農民工為建筑業快速發展提供了人力資源的保障，為國家經濟建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同時，在以農民工為主的建筑勞務市場中，客觀存在著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主要以下幾個方面：一些“包工頭”隨意用工，管理混亂，違法轉嫁經營風險，嚴重侵害農民工的合法權益；2、農民工職業技能培訓嚴重不足，從業人員素質較低，給工程建設的安全和質量帶來隱患；3、農民工隊伍龐大松散，無序流動，給行業管理帶來困難；4、工資水平低和拖欠農民工工資現象嚴重； 5、工作環境惡劣，農民工權益得不到很好的保障；6、十余年不變的價格體系，最大限度地去攫取人工費差價，安全、質量等方面很少或者基本不投入，導致部分工程項目施工如履薄冰。

三、 加強建筑業農民工人力資源管理的必要性

建筑業農民工的人力資源管理是指，建筑企業通過招聘、甄選、培訓、工資支付等管理形式對組織內外相關農民工進行有效運用和管理，滿足建筑企業當前和未來的發展需要，保證建筑企業目標的實現和建筑農民工發展的最大化的管理過程。

目前，加強建筑業農民的工人力資源管理十分必要，表現在：

第一，加強建筑業農民工人力資源的管理是現代化大生產的要求。建筑業只有通過培訓和開發農民工，才能使其掌握、熟悉并提高自己的技能，以滿足社會化大生產的要求。

第二，加強建筑業農民工人力資源的管理是迎接新技術革命挑戰的需要。建筑企業要想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就必須適應并跟上科技發展的步伐，不斷充實、更新和提高農民工的知識、技能、素質。而這一切，只有通過科學的人力資源管理才能實現。

第三，加強建筑業農民工人力資源的管理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經濟效益的重要手段。建筑企業通過人力資源的管理活動，能夠使農民工更新知識，提高技能水平，工程質量會大大改善，企業的管理水平也會有很大提高，從而增強企業的整體競爭實力，企業的經濟效益也會隨之提高。

第四，加強建筑業農民工人力資源的管理可以提高凝聚力。建筑企業有組織、有計劃地開展對農民工的人力資源管理，可以使企業的理念文化扎根于農民工的心里，增強企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推動企業向著更高的目標發展。

四、 強化建筑業農民工管理的對策思考

從政府角度出發，完善并嚴格執行建筑農民工工資制度。

第一，勞動保障部門、建設行政主管部門應建立完善的建筑企業工資支付信息網絡和工資支付信用制度，對建筑企業工資支付情況實施有效監控。對克扣、無故拖欠農民工工資的企業，可以在媒體上予以公布；對有可能轉移、隱匿的設備、產品及其他財務，可申請法院對涉案財務依法暫扣。

第二，加大對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目前拖欠工資行為主要承擔民事責任，懲罰力度較輕，導致建筑企業選擇“不守法”策略。為促使建筑企業守法，應加大對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

第三，試行“日薪制”。目前建筑企業實際實行的是“季薪”、“半年薪”，甚至是“年薪”，這為企業最后拖欠工資留下了口子。政府應出臺文件，鼓勵建筑企業在部分能按日計算工程量的崗位上試行“日薪制”。工資發放時間縮短后，既可應對人員的流動和變化情況，也能更有效地激勵農民工提高工作效率。

重視建筑業農民工的社會保障

第一，充分考慮頻繁流動與受益的銜接。政府及相關管理部門應該考慮到農民工工作具有很大的流動性，加強各地社會保障制度銜接以保障農民工的合法權益。

第二，加強要求建筑企業為農民工繳納社會保險的費用的力度，對于未按要求給農民工參加社會保險的建筑企業，建設行政主管部門應限制其投標權利，對于情節嚴重的要加大處罰力度。

優化執法環境

第一，明確政府各級部門職責，杜絕行政“不作為”。各級政府相關執法部門尤其是勞動監察執法部門、建設主管部門應認真反思自己的工作失職問題，要堅決查處行政“不作為”。

第二，實行舉證責任倒置制度。建筑企業處于強勢地位，對農民工擁有絕對的控制和支配權，是建筑農民工權益受到侵害的制造者。為了保證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在發生爭議時應實行舉證責任倒置制度。

從建筑企業角度出發

做好農民工的培訓工作

第一，合理安排培訓內容。一方面結合工程進度和工程項目對生產技術的要求確定培訓內容；另一方面針對建筑農民工特點，根據農民工實際需要設計課程體系。

第二，完善培訓軟硬件設施。建筑企業民工業余培訓學校可建在工地生活區，與工地食堂或活動室合二為一。企業要為農民工業余學校配備教學必備設施。

第三，加強培訓師資隊伍建設。培訓學校的師資隊伍由企業負責人、項目部經理、專業技術管理人員和技能水平較高的工長、隊長擔任。同時企業應邀請相關行政管理部門的負責人為農民工授課。

第四，培訓方式靈活多樣。由于建筑農民工培訓是典型的“工學結合”形式，企業即可利用政府的優惠措施，在工程任務不緊張時，開辦農民工業余學校；也可給農民工指派“師傅”，現場指導農民工的操作技能；還可鼓勵農民工自學成才，學習相關的技能、知識，提高學歷水平。

改善生產生活環境，加強勞動保護

建筑企業應加強與農民工的溝通與交流，關心農民工身心健康。同時提供良好的工作環境和完善的生活條件，關心其身體狀況和就醫情況，注重對職業病的防治

有條件的建筑企業，可建造一些低價位的適合農民工居住的住房，制定配套政策出賣給他們，使他們做工有單位，居住有定所。

保障農民工的工資權益，加強社會保障工作

建筑企業應該按照《勞動法》或約定及時支付農民工的主體工資、加班工資、各種津貼和補貼，做到不拖欠、克扣農民工的工資。建筑企業還應按照法律規定為農民工繳納各類社會保險，尤其是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失業保險，以保障農民工的合法權益，避免勞動爭議。

做好農民工績效考核工作

在工作上應注重對農民工工作業績的考核，制定科學的考核制度。對于那些工作表現突出、業務精良的農民工應給予褒獎。同時允許建筑農民工可參加企業的勞模評比，對工作業績出色的農民工，企業要提拔重用，為其他農民工樹立榜樣。

從建筑業農民工角度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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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工社會保險制度現狀

1.養老保險。目前各地存在3種辦法：一是將農民工納入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體系；二是對農民工參加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采取“雙低”的辦法。農民工基本沿用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的框架，但降低農民工參加社會保險的門檻，參保企業和個人的繳費比例分別為12%和4%；三是少數城市對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外來務工人員或非城鎮戶籍職工實行綜合保險。如20xx年9月1日上海開始實施的外來從業人員綜合保險，包括了工傷或者意外傷害、住院醫療和老年補貼三項保險待遇。

2.醫療保險。目前各地也存在3種辦法：一是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享受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待遇。廣東等地采取這種方式。二是參加綜合保險，上海、成都等個別地方采取這種方式。三是參加農民工大病住院保險，如深圳市勞務工合作醫療制度。

3.工傷保險。《工傷保險條例》規定農民工與城鎮職工實行統一的工傷保險制度，用人單位必須及時為農民工辦理參加工傷保險的手續，并按時足額繳納工傷保險費；農民工發生工傷的，享有與城鎮職工同樣的待遇。

4.失業保險，《失業保險條例》規定農民工與城鎮職工參加統一的失業保險制度，不過，農民工個人不繳費，解除或終止勞動合同后，享受一次性生活補助。

難點在養老保險

實際上，國發[20xx]5號已經明確提出依法將農民工納入工傷保險范圍，抓緊解決農民工大病醫療保障問題，探索適合農民工特點的養老保險辦法。應當說，目前農民工參加工傷保險和失業保險沒有法律障礙，關鍵是如何加強執法問題。

目前，農民工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都有，國家應當允許農民工選擇參加其中之一，并且應當允許農民工體驗之后作出新的選擇。同時研究制定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相互銜接的具體辦法，以及研究制定農民工醫療服務結算辦法，保障農民工靈活就近就醫的需要。

目前，比較困難的是農民工的養老保險辦法。

篇（9）

③ 孫立平.《斷裂――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第23頁。

④ 孫立平.《斷裂――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第17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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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盧國顯.農民工：社會距離與制度分析[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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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歧視,就是不以能力、貢獻、合作等為依據,而以諸如身份、性別、種族或社會經濟資源擁有狀況為依據,對社會成員進行“有所區別的對待”,以實現“不合理”的目的,其結果是對某些社會群體、某些社會成員形成一種剝奪,造成一種不公正的社會現象。社會歧視是社會上的某一群體或社會上人們所共有的針對某一弱勢群體的不公平、否定性和排斥性的社會行為或制度安排。

農民工沒有城市居民的合法身份，在城市中社會地位低下，沒有固定的生活來源，沒有固定住所，缺少在工業化城市里生存和發展的知識和技能，只能從事城市里地簡單體力勞動或者從事非法狀態地工作。他們作為弱勢群體在未能融入城市主流社會之前只能以都市“邊緣人”方式存在。目前，農民工社會歧視現狀調查存在如下幾個方面：

1、農民工的生存現狀調查。在調查中發現，違反勞動法規，侵犯職工權益的現象比較普遍，有些企事業單位在用工的時候不繳各類保險基金，也不給農民工節假日。勞動條件及工作環境差，安全生產缺乏防范措施，勞保福利待遇差，生老病死保障少等等問題也不同程度存在。我國大量農民工的涌入給城市道路交通、社會治安、計劃生育等帶來了嚴峻的考驗和巨大的沖擊。

2、農民工的社會保障調查。各類社會保險缺位，勞動法和合同法不健全。面對農民工對工傷、醫療保障的迫切需求，政府也并非完全無所作為。這幾年，全國各地對農民工參加社會保險也在進行積極探索。北京、上海、廣州、成都等大中城市都先后制定了農民工參保辦法，各地做法各有特色，最大問題是效果難如人意。農民工社會保障推進艱難，除了企業主逃避責任之外，關鍵原因是法律不健全。

3、農民工的子女教育調查。農民工子女既不同于農村的伙伴，又不同于城市的孩子。經濟收入的懸殊、文化背景的差異，都具體體現在每一個孩子身上。盡管受到城市的接納和關注，盡管能坐在教室里，但農民工子女受到什么樣的教育，他們能否身心健康地成長，這個問題還沒有被足夠重視。

二、農民工的社會歧視原因



農民工在進入城市之前,一般都懷著對城市的向往之情,他們羨慕城市的繁華與熱鬧,羨慕城里人的生活。他們來到城市的目的就是賺錢,并幻想過上和城里人一樣的幸福生活。但是,當他們來到了城市之后,才發現原來一切都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美好。面對著城市,使他們有一種巨大的心理反差,特別是城里人抱著一種對他們的根深蒂固的偏見與歧視,讓他們在城市中缺乏歸屬感和主人翁意識,對城市產生疏離感,使他們無法真正融入城市,而成為徘徊于城市邊緣的獨特的群體。在這樣社會環境下，農民工滋生了求富、自卑、求安全、逆反等社會心理，往往會做出被城里人看不起的事情。

農民工的社會歧視原因主要存在以下幾個方面：

1、身份歧視原因。在中國,“農民”一詞既是指職業,又指身份,其實更側重于身份。從身份上說,農民即使進了城,只要沒有城市戶口,就還是農民工,還是“二等公民”,就不能與城市居民同等享受教育、醫療、就業等方面的機會或者優惠和幫助。從職業上說,農民就意味著從事田間勞作,這一般都為城市居民所瞧不起。

2、社會保障制度的歧視原因。在我國,現在的社會保障制度涵蓋的范圍主要還是城市居民,而農民卻被排斥于外。使生活于城市邊緣的農民工無法享受到一系列的市民有的權益。如最低生活保障線、醫療事故保險等,使其有病不敢看,生活沒有安全感。

3、就業政策歧視原因。就業制度的歧視包括農民工在求職、就業、管理等方面遇到的不平等待遇。如農村勞動力進入城鎮就業的總量控制,職業、工種限制,先城后鄉控制,強制性收取管理費、用工調節費等。有些就業市場也主要以城市戶口和高等教育學歷為前提,使農民工被排除在外。更有甚者,某些城市的政府人為設置了農民工進城就業的歧視性制度障礙,主要目的是為了緩解本地下崗職工的就業壓力和政府財政收入。

4、文化歧視原因。城市是現代文明的象征。城市也是文化交流最集中、頻繁的地方,而大部分的農村文化相對比較落后。農民工生活介于農村與城市之間,在他們身上,城市文明與農村文相互碰撞的最為激烈。但是,城里人卻瞧不起農民工身上的“泥土氣息”,不肯接受這種“外來文化”,把他們所從事的一些活動視為“低級趣味的”。農民工在家鄉所承襲的文化傳統、價值觀風俗習慣被視為愚昧、無知。

5、人格歧視原因。城市里的居民有著一種天生的優越感,并長期以來形成“一等公民”身份優勢、意識,自視高于農村外來人員,也沒把農民工放在眼里。甚至嫌他們“骯臟”“低下”。這種人格歧視造成了市民與農民工的不平等地位及隔閡。

三、解決農民工社會歧視問題的對策



1、政府加大監管力度，制定行之有效的對農民工傾斜政策，保障農民工合法權益政府具體措施有：①盡快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障體系。②建立農民工工資正常支付長效機制。③時機成熟時，盡快取消中國戶籍制度。④安置農民工子女讀書等問題。⑤盡量提供充分的就業崗位。

2、被歧視者的自立自強是解決社會歧視問題的根本之策在現實社會中，農民工往往具有自身的弱點，要想改變被歧視的命運,就必須得從自身做起，改正弱點。一方面要客觀承認自己某些方面的缺陷,并努力改善自己消極的形象,以打破社會對其形成的刻板影響。另一方面,要認識到社會歧視的最終解決靠的是反歧視群體特別是被歧視群體自身力量的壯大,“談判”能力的增強。通過不斷的斗爭才能獲取自己的平等權利。近幾年，通過各種渠道，農民工討薪運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3、有效的宣傳、勸說，從而消除社會歧視宣傳、勸說是社會心理學態度改變的一個主要策略。社會歧視本質上說是一種根據片面、甚至錯誤的信息而形成的認知偏差。而通過宣傳、勸說這種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的方式可使偏見持有者增加對偏見對象的認識,有助于打破刻板印象和克服以點代面、以偏概全的片面性,以修正原有的態度。

總之，我國要建立一個和諧的社會，就必須要解決“三農問題”。“三農問題”的一個重點就是社會歧視問題。我們要解決農民工的社會歧視問題，給農民工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同時也為我國創造和諧社會打下堅實的基礎。

摘要：農民工一直是一個備受關注的群體，農民工問題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熱點、焦點和重點。本文通過對我國農民工現狀調查，分析農民工受歧視的原因，并提出了具體對策。

關鍵詞：農民工；社會歧視；應對措施

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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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黃家亮.論社會歧視的社會心理根源及其消除方式.思想戰線，2005（5）．

篇（11）

中圖分類號 G72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3219（2012）07-0077-04

新生代農民工作為農民工群體的主力軍，有著不同于傳統農民工的特征和需求。留住新生代農民工，需要的不只是加薪，企業在滿足其現實物質需求的同時，更要關注其未來職業發展。

一、新生代農民工基本狀況

新生代農民工的概念最早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王春光提出的，他于2001年提出了“流動人口”的概念，又于2003年將其修正為“新生代農民工”。本文所研究的新生代農民工主要是指1980年以后出生，20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進入城市打工的農民工[1]。作為我國社會中的一個龐大群體，無論融入城市社會，成為城市市民，還是返回農村進行新農村建設，新生代農民工的全面發展，對于促進我國農村與城市的發展都是舉足輕重的。

（一）新生代農民工的特征

由于新生代農民工出生于改革開放、社會加速轉型的時代背景下，吸取了現代城市生活的理念及方式，形成了區別于以往農民工的獨特特征。

1.文化水平較高

新生代農民工出生于20世紀80年代以后，正處于我國義務教育普及階段，這部分農民工大多數都接受過九年義務教育，還有一部分接受過高中或中專教育。相對于父輩來說，他們的文化水平普遍較高，接受新事物、獲取新知識的能力也更強[2]。

2.流動性較大

新生代農民工絕大多數沒有從事過農業生產勞動，與上一代農民工相比，缺乏務實與吃苦耐勞的精神，更容易對工作現狀產生不滿情緒。同時，隨著他們在城鎮時間的增長，工作變換比較多，因此，新生代農民工流動性較大，頻繁換崗、多次跳槽成為常態。有統計顯示，新生代農民工平均換工作的頻率是父輩的8倍左右。

3.期望值較高

由于自身的成長環境和知識背景決定了新生代農民工不再將農村作為生存依托，他們想融入城市，并且據此對個人發展進行預期；不再將工作目的局限于賺錢和生存，他們更多是為了改變生活方式和尋求更好的發展契機。相對于上一代農民工來說，新生代農民更關心自己的前途，在進行職業選擇時更注重長遠發展，關注企業是否有發展機會。

4.職業發展盲目性大

由于積累的知識和儲備的社會資源在城市競爭中往往并不具優勢，大多數新生代農民工從事的仍然還是城市低端崗位，如果社會和企業不對他們進行職業發展及相關方面的指導和培訓，他們很容易對自己的職業發展感到盲目和困惑。

（二）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現狀分析

與老一輩農民工分散就業不同，新生代農民工大部分就業于各類公司和工廠，傳統的進城開店、攤位經營以及從事運輸等行業人數大大減少。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10年的調查顯示，在各類公司和工廠中，新生代農民工就業行業以工業為主，占52.84%；其次是商業及服務業，占39.17%；第三才是建筑業，占6.72%。并且隨著年齡的增長，在建筑業就業的人數逐漸降低。同時，在金融、保險、房地產、衛生、教育、文化、政府等以前農民工比較難進入的就業部門，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比例大幅提高[3]。由此可見，新生代農民工更偏向于勞動環境和就業條件更好的行業。

表1 農民工的職務（單位：%）

從表1可以看出，大部分新生代農民工在就業單位中的職務為一般工人和服務人員，相比較而言，26~30歲農民工在企業的職務較高，擔任技術工人和班組長的比例要高于平均值。另外，從年齡分組數據來看，在30歲之后，農民工在企業擔當班組長及以上職務的人員比例趨于下降，這說明大部分農民工無法隨著年齡、經驗的增長進入更高的職業崗位，他們在務工企業還缺乏職業發展的通道。

二、新生代農民工的培訓與職業生涯發展

（一）新生代農民工培訓現狀

由于大部分新生代民工在進入城市就業時既不具備適用的專業技能，也不具有能與城市人競爭職位的文化背景，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和新型產業的興起，他們的就業難度越來越大。因此，進一步的學習和培訓就成為他們提高自身技能水平的主要途徑。但全國總工會2010年5月的《關于新生代農民工問題調查與思考的研究報告》中提出，新生代農民工對職業培訓的需求難以得到滿足是阻礙他們扎根城市、繼續發展的重要因素。

從政府方面來說，盡管中央政府出臺了不少相關政策，但是地方政府在培訓過程中并未把新生代農民工從農民工群體中區分出來，傳統的培訓方式也比較單一，缺乏靈活性，依然延續著灌輸式的教學方式，不能滿足新生代農民工的培訓需求。另外，在新生代農民工職業培訓資金投入方面，主要是政府財政投入，無法獲得財政以外的其他資金支持。

從企業來說，尚未充分認識到一線員工培訓也是企業的人力資本投資，缺乏對新生代農民工進行培訓的主動性和積極性[4]。用人單位往往把開展農民工培訓視為增加企業成本或者擔心培訓后農民工跳槽致使企業資金流失[5]。另一方面，企業對新生代農民工進行培訓往往限于崗前培訓，培訓內容多為工作過程中必需的工作技能、工作紀律等，沒有相關心理知識和職業發展規劃的培訓。并且忽視農民工的個體差異，沒有引導新生代農民工將學習方向與自己的職業發展方向聯系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