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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學者范祚軍等［3］運用1994—2010年人民幣雙邊匯率、人均國民收入等年度數據，分別研究了人民幣匯率變動與中國對東盟10國貿易收支之間的關系，發現短期人民幣匯率貶值可以改善我國對其中7國的貿易收支。張慧等［4］的研究認為，人民幣匯率貶值有助于改善我國貿易收支。韓斌等［5］以1994—2011年我國與主要貿易伙伴國的雙邊貿易季度數據為基礎，探究了人民幣匯率變動與我國對貿易伙伴國貿易收支的關系，指出人民幣匯率貶值使我國貿易收支得到改善。而以下學者的研究卻表明，匯率貶值不能改善貿易收支。Taufiq等［6］根據1974—1998年美國分別對日本、加拿大的貿易數據進行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匯率的波動對貿易收支會產生負面影響。張曉月等［7］認為人民幣匯率貶值總的凈效應為我國貿易順差的減少。何建奎等［8］研究了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與我國貿易收支的關系，發現貿易收支的匯率彈性為負。第二種觀點認為: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沒有顯著影響。Wilson［9］的分析表明，新加坡、馬來西亞貨幣的實際匯率變動與它們貿易收支之間的顯著影響關系不存在。SilvanaT［10］基于名義匯率的角度，探討了其與貿易收支的關系，發現名義匯率變動不引起貿易收支變化。Wilson［11］采用1970—2004年的年度數據，研究了韓國、美國和日本之間的多邊貿易，得到實際匯率的變動不會顯著影響韓美和韓日之間的貿易收支的結論。曹永福［12］對我國進出口需求價格彈性進行了測算，算得兩者絕對值之和為0.3079(0.611)，小于馬歇爾—勒納條件臨界值，說明人民幣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的影響很小。劉林［13］通過構建非線性MS-VAR模型，選擇1994—2010年的季度數據，實證研究了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貶值與升值分別對一般貿易收支和加工貿易收支的影響，指出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變動不會影響總的貿易收支。左曉慧等［14］以2005年1月至2012年8月的月度數據為研究樣本，實證分析了人民幣實際匯率與我國進出口額的關系，結果表明人民幣實際匯率變動對進出口額的影響不顯著，人民幣升值不能使我國貿易順差得到根本改變。馮宗憲等［15］構建了中美兩國TV-FAVAR模型，對人民幣實際匯率波動對中美貿易差額的影響進行了探析，認為人民幣實際匯率波動不是中美貿易順差的主要原因。

1.2文獻評述

既有研究對匯率變動與貿易收支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積極探索，但不難發現，國內外學者在研究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的影響時由于研究方法、研究樣本、數據選取等的不同，尚未得出關于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影響的統一結論。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試圖通過理論推導出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貿易收支影響的模型。鑒于人民幣名義匯率不能準確反映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的影響，故而運用人民幣實際匯率數據，實證分析人民幣實際匯率變動對我國貿易收支的影響。

2匯率變動對進出口貿易收支影響的機制分析

匯率變動主要通過價格競爭機制對貿易收支產生影響。由絕對購買力平價理論可知，用不同貨幣計價的某種商品，折算成同一種貨幣后價格應相等，即:P=eP*。其中，P為一國某種商品的國內價格，P*為該國這種商品的國外價格，e是用直接標價法表示的匯率。在滿足不同地區該商品價格相同且同質的前提下，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影響的作用機制可表現為匯率變動首先引起進出口商品價格變動，進出口商品價格變化后使進出口商品的國際競爭力發生變化，而進出口商品的國際競爭力發生變化后又會使進出口商品的供給彈性和需求彈性發生變化，最終使貿易收支發生變化［16］。

3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進出口貿易收支影響的實證分析

3.1模型推導

首先根據不完全替論，建立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出口貿易影響的模型。該理論假定:作為研究對象的國家進出口的商品與國內生產的商品不具有完全替代性。不完全替論對于我國來說是適用的［17］。本文參照國內學者厲以寧等采用C-D函數的形式研究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即Xt=A(et)α(GNP*t)β。其中:t為時間，Xt表示我國歷年出口額，et表示歷年人民幣名義匯率，α是出口的匯率彈性，β是出口的收入彈性，GNP*t表示我國貿易伙伴國的國民收入水平。兩邊取自然對數后設定模型為lnXt=λ+αln(et)+βln(GNP*t)+μ(1)同理，研究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進口貿易影響時也采用C-D函數形式，即Mt=A0(et)α0(GNPt)β0。其中，t為時間，Mt為我國歷年進口額，et為歷年人民幣名義匯率，α0為進口的匯率彈性，β0為進口的收入彈性，GNPt表示我國國民收入水平。兩邊取自然對數后設定模型為lnMt=λ0+α0ln(et)+β0ln(GNPt)+μ0。(2)式(1)－式(2)，并化簡得到貿易收支模型lnXt－lnMt=c+γln(et)+βln(GNP*t)+δln(GNPt)+μt，令lnTBt=lnXt－lnMt，分別用人民幣實際匯率RERt替代et、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1t替代GNPt、外國國內生產總值GDP2t替代GNP*t，上式變為lnTBt=c+γlnRERt+δlnGDP1t+βlnGDP2t+μt。(3)其中:μt為隨機擾動項，即為本文的貿易收支模型。

3.2變量選取與數據說明

貿易收支(TB)。與大多數關于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影響的文獻不同，本文選取出口額與進口額比值(X/M)指標來衡量我國的貿易收支水平。實際匯率水平(RER)。考慮到人民幣名義匯率不能準確反映匯率變動對貿易收支的影響，故本文采用人民幣實際匯率。當人民幣匯率貶值時，即RER上升，我國出口商品的外幣價格下降，國外對我國商品的需求增加，使該商品出口量上升;而以本幣表示的外國商品價格上升，從而抑制對國外商品的進口，貿易收支增加。因此，預期γ的符合為正。我國國民收入水平(GDP1)。有很多指標可以反映我國國民收入水平，例如國民生產總值、國內生產總值、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等。本文選取我國國內生產總值以衡量我國國民收入水平。當我國國民收入水平提高時，即GDP1增加，我國居民對國外商品的需求增加，進口增加，貿易收支減少，預期δ的符號為負。外國國民收入水平(GDP2)。我國與美國的雙邊貿易在我國對外貿易中占很大的比重，故本文以美國國民收入水平代表外國國民收入水平。同上，選取美國國內生產總值來衡量美國國民收入水平。當外國國民收入水平提高時，即GDP2增加，國外對我國出口商品的需求增加，出口增加，貿易收支增加，預期β的符號為正。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選取1994—2010年的年度數據。我國進出口貿易額、人民幣名義匯率、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美國國內生產總值、我國CPI、美國CPI原始數據均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由于原始數據為名義數據，為了實證結果的可靠性，以1994年為基期(1994=100)，對我國CPI、美國CPI進行調整，由此算出我國實際進出口貿易額、人民幣實際匯率水平、我國實際國內生產總值、美國實際國內生產總值。為消除數據的異方差，對上述所有變量進行對數化處理，即lnX、lnM、lnRER、lnGDP1、lnGDP2。根據lnTB=lnX－lnM算出貿易收支的對數值。

3.3實證結果分析

3.3.1單位根檢驗時間序列數據要對其進行平穩性檢驗，否則會出現“偽回歸”。本文使用ADF檢驗法對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按照ADF檢驗方法，運用Eviews6.0軟件對lnTB、lnRER、lnGDP1、lnGDP2的原始序列和一階差分序列進行平穩性檢驗，按照AIC和SC取值最小原則對滯后期進行選擇。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根據表1中各變量的ADF檢驗結果，可知各變量的原始序列即lnTB、lnRER、lnGDP1、lnGDP2均是非平穩序列。分別對它們的一階差分序列lnTB、lnRER、lnGDP1、lnGDP2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顯示lnTB在5%的顯著水平是平穩序列，lnRER、lnGDP1、lnGDP2在1%的顯著水平都是平穩序列，則lnTB、lnRER、lnGDP1、lnGDP2都是一階單整序列，即I(1)。由于lnTB、lnRER、lnGDP1、lnGDP2是同階單整序列，可對它們進行協整檢驗。3.3.2協整檢驗協整檢驗用于檢驗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檢驗的方法主要有EG檢驗和JJ檢驗。EG檢驗主要是針對2個變量進行協整關系的檢驗，JJ檢驗則可以檢驗多個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本文使用Eviews6.0軟件對lnTB、lnRER、lnGDP1、lnGDP2進行Johansen協整檢驗，如表2、表3所示。由表2和表3的Johansen協整檢驗結果看出，我國貿易收支與人民幣實際匯率、我國國民收入即我國GDP、外國國民收入即美國GDP之間在5%顯著水平上存在長期穩定的協整關系，且僅存在一個協整方程。由Eviews6.0軟件，得到下面的協整方程:lnTB=1.908lnGDP2－0.415lnGDP1+1.099lnRER+15.480(0.383)(0.088)(0.140)(3.360)協整方程括號內數字為各變量系數估計值的標準誤差。根據協整方程可知，我國貿易收支與外國國民收入之間呈正相關關系，與我國國民收入之間呈負相關關系。外國國民收入增加1%，我國貿易收支增加1.908%;我國國民收入水平提高1%，導致我國貿易收支下降0.415%。而人民幣實際匯率貶值1%，我國貿易收支僅增加1.099%，這說明人民幣實際匯率變動會對我國貿易收支產生影響，但其對我國貿易收支的影響并不大。3.3．3Granger因果檢驗由前面的分析知，我國貿易收支與外國國民收入、我國國民收入及人民幣實際匯率之間存在協整關系，以下運用格蘭杰因果檢驗法對lnGDP2、lnGDP1、lnRER與lnTB的因果關系進行檢驗，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根據表4的Granger因果檢驗結果不難看出，在10%顯著性水平上，lnGDP2是lnTB的格蘭杰原因，即外國國民收入的增加是我國貿易收支變化的格蘭杰原因。反之，則不成立。在5%顯著性水平上，lnGDP1是lnTB的格蘭杰原因，即我國國民收入的變動會引起我國貿易收支的變動。反之，也不成立。在10%顯著性水平上，人民幣實際匯率變動與我國貿易收支之間存在雙向Granger因果關系。

4結論與建議

4.1結論

第一，協整分析表明，我國貿易收支與外國國民收入、我國國民收入及人民幣實際匯率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且外國國民收入的變化對我國貿易收支的影響較大。外國國民收入每增加1%，會引起我國貿易收支增加1.908%;而人民幣實際匯率貶值1%，只引起我國貿易收支增加1.099%，說明人民幣實際匯率變動對我國貿易收支的影響不大。因此，僅僅依靠對人民幣匯率的調節來維持我國對外貿易收支的平衡是不夠的。第二，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顯示，外國國民收入、我國國民收入的變化是我國貿易收支變化的單向格蘭杰原因，人民幣實際匯率變動與我國貿易收支變化互為格蘭杰因果關系。從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隨著我國對外貿易額的不斷增大，我國貿易收支呈逐漸擴大的趨勢。國際上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也越來越大，人民幣升值壓力越來越大，使人民幣兌美元實際匯率自2005年7月匯改以來一直保持穩定的升值態勢。人民幣在升值的同時，我國貿易收支也一直在發生變化。可以看出，我國貿易收支與人民幣實際匯率之間是相互影響的，盡管后者對前者的影響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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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背景

金融危機中,由于一些國家金融機構倒閉或被收購、接管,信用惡化和萎縮,貿易中的履約風險和結算風險增大,使國際貿易萎縮,加劇國際市場激烈競爭,全球范圍內各國貿易政策開始趨于保守,貿易保護主義威脅增大。在趨緊的貿易大環境中,我國出口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以致于國內現在關于人民幣應該保持升值趨勢還是通過貶值來刺激出口的爭論再起。

2人民幣升值對國際收支變動的影響

2.1人民幣升值對經常項目帳戶收支變動的影響

至于貿易互補度方面,新疆國際商貿大通道的貿易定位,就是緣于我國與中亞國家間極強的貿易互補性存在,這是新疆邊貿發展的基礎。人民幣升值會否使貿易互補度下降從而降低貿易流量呢?應該不會,理由是:第一,中亞國家由于歷史原因,產業結構失衡造成國內對新疆出口的日用消費品和機電產品需求強烈。雖然新疆也面臨著其他國家如土耳其、韓國、日本、美國、俄羅斯以及一些西亞國家越來越激烈的競爭,但新疆出口商品物美價廉的競爭優勢短期內還不可動搖;第二,我國經濟快速發展,而國內能源供應增長較慢,使能源進口依存度不斷提高,2007年開始已經上升到50%以上。中亞作為世界上能源儲量排名第三位的地區,能夠通過陸路通道向我國供應油氣資源,對實現我國能源進口市場多元化和運輸方式多樣化,減少我國面臨的能源安全威脅具有重要戰略意義。顯然,即使人民幣繼續升值,也不會因為其帶來貿易互補度降低,從而縮減貿易流量。總體來看,人民幣升值對擴大貿易規模是有利的,對新疆經常項目帳戶會產生收入增加效應。至于支出方面,升值使人民幣購買力增加,帶來的通常是進口成本下降,進口貿易流量顯著擴大。

2.2人民幣升值對資本和金融項目帳戶收支變動的影響

(1)人民幣升值對短期投機資本流動的影響。

如果人民幣長期升值趨勢確定,就會產生不斷繼續升值的心理預期,從而使人民幣升值投機將加重,短期資本流入增加。而且,短期資本還可能通過外貿套匯、假合資項目等渠道入境。入境的國際熱錢將選擇諸如房地產等受益于升值而產生明顯增值的市場進行投資,因為人民幣升值預期會增加國外機構的投資信心,也可能使他們獲得投資收益和升值收益的雙重利潤。

(2)人民幣升值對直接投資流動的影響。

人民幣升值看似會增加直接投資成本,降低直接投資熱情,其實未必。因為:第一,如果直接投資目的是為了發展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則存在人民幣升值使其出口制成品美元價格提高,削弱了價格國際競爭力,如不提高美元價格,則出口利潤減少的情況。但人民幣升值同樣會帶來進口原材料的美元價格下降的現象,兩者相抵后的結果是匯率升值對出口利潤影響沒有想象那么大。2008年我國沿海地區出現的大面積的加工貿易型企業倒閉和轉移風潮,關鍵因素并非人民幣升值,而是勞動密集型加工制造業在我國到了轉型升級的轉折點;第二,如果是大型跨國公司的戰略投資,其并不在乎人民幣升值所增加的一點投資成本,而是看中了我國擁有巨大消費潛力的國內市場。而且其投資基本是長期投資,升值后其在我國存量資產反而能夠得到增值收益。

3人民幣升值對新疆進出口貿易的影響

3.1促進外貿增長方式轉變,優化進出口商品結構

不能否認,人民幣升值會使新疆出口商品美元價格提高,降低其在國際市場價格競爭力。但這從另外一個方面看,也為原先一味依靠廉價優勢,在國際市場打價格戰的出口企業敲響了警鐘,使其在關注比較優勢的同時,還必須提高對競爭優勢的關注程度,在國際市場的競爭手段也將逐漸從單一的價格競爭手段向各種非價格競爭手段轉變。從長遠來看,人民幣升值將有助于新疆外貿增長方式從粗放型轉向質量和效益型,促使新疆企業降低消耗和成本,加快出口商品結構的調整,大力發展知識密集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提高出口產品的附加值,做到“人無我有,人有我優”,提高非價格競爭的能力,提高出口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3.2改善貿易條件,避免“貧困化增長”

“貧困化增長”往往是由貿易條件惡化導致的。其出現須具備的前提條件之一,就是出口商品是在國際市場占有較高市場份額,而且需求價格彈性較低。從新疆2008年出口商品結構來看,主要屬于消費剛性較強的服裝、鞋帽、箱包、紡織品、農產品等日用消費品,其也是我國傳統大宗出口商品,在中亞市場占據較高市場份額。顯然,新疆一定程度上具備出現“貧困化增長”的可能性。解決辦法只有提升出口價格水平,降低進口價格水平,改善貿易條件,而人民幣升值正好帶來了這種價格效應。超級秘書網

3.3降低資源進口成本,增加進口規模

新疆進出口貿易嚴重不平衡,比如2007年新疆出口額115億美元,而進口只有22億美元,貿易順差程度遠高于全國水平。這本身就意味著新疆外貿發展并不合理和健康。出口只是換匯手段和過程,進口才應該是最終目的。因為只有進口,才能引進國外先進的技術、設備乃至經驗、文化等等,以及國內短缺的商品和物資。后者可以保障國內各部門發展的平衡和國民經濟體系的健康,前者可以幫助實現經濟結構的調整、產業結構的升級等,最終使經濟實現高效率、高質量的發展。人民幣升值使進口成本下降,一方面使中亞能源和資源等主要進口品在不考慮國際市場價格變化的前提下變的比以前廉價,從而為新疆大量增加能源、資源進口帶來良好機遇。目前進口規模有限,主要是因為能源、資源運輸通道的制約。隨著中哈輸油管道一期的竣工輸油,二期的開工建設,隨著中國—中亞輸氣管道在2010年的全面竣工使用等,新疆能源進口將面臨快速增長態勢。人民幣升值顯然可使進口節約更多成本;另一方面,人民幣升值使中亞國家資產價格變的更便宜,在我國積極鼓勵國內企業“走出去”的背景下,新疆企業完全可以抓住升值的機遇,積極購買中亞國家的能源、礦產資源資產,為將來擴大能源、資源進口奠定堅實基礎。

4結論

(1)人民幣繼續升值對新疆國際收支的影響表現在:經常項目項下會帶來貿易規模的增加進而使國際收支額上升;在資本和金融帳戶下會產生短期投機資本的增加,但直接投資不會受明顯影響,所以該帳戶國際收支額也會相應上升。(2)人民幣升值對新疆出口貿易的影響,短期來看是不利的,長期來看,通過外貿增長方式的轉變和進出口商品結構的優化、貿易條件改善等等,有利于新疆外貿實現可持續發展。(3)對新疆進口貿易來說,升值意味著巨大的機遇,在新疆能源、資源運輸瓶頸解決后,如果升值,必將帶來新疆進口空前增長的井噴局面。

參考文獻

[1]易綱,張磊.國際金融[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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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變動會影響進出口貿易以及貿易收支，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匯率變動引起收入變化，影響進出口貿易

匯率變動的最直接體現就是本幣的升值或貶值。貨幣升值會造成進口商品價格下降，而出口商品價格上升，雖然不利于出口，但是可以改善國際收支，貨幣貶值則可以達到相反的效果。但是實際上，貨幣的貶值對收入的影響主要來自兩個方面：貶值會造成進口商品價格上升，出口商品價格下降，從而使得貿易條件惡化。與此同時，在同樣名義收入水平下，消費者只能購買較少的商品，也就是導致實際收入的下降，這必然導致該國支出的下降，從而改善貿易收支。另外，如該國存在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的資源，則貶值可以刺激國內外居民對本國該種產品的需求。根據凱恩斯經濟學的原理，民眾的經濟支出會通過凱恩斯乘數而數倍提高國民收入，國民收入的提高又會提高國內支出，達到良性循環的結果。

2.匯率變動引起價格傳遞，影響進出口貿易

前面說到，匯率變動的最直接體現是貨幣的相對價格上升或下降，這首先在進出口貿易中體現出來。但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國際市場的價格變動最終也會影響國內市場的一般價格。因此匯率的變動會引起國內一般價格水平，從而影響進出口商的貿易額和國家的貿易收支，這從以下兩個方面體現：首先，貨幣的升值是以本幣表示的進口商品價格下跌，如原料或半成品，然后通過價格傳遞，影響最終商品成本的下跌和價格的下跌。其次，匯率變動會使得貿易收支發生變化，如貨幣貶值后會出現貿易收支順差，然后使得外匯儲備增加，而外匯儲備的增加，又使得央行必須通過購買外匯而在國內市場上投放更多的基礎貨幣。顯然，更多的基礎貨幣會導致通貨膨脹。近兩年中國的外匯儲備不斷的增長，盡管不是人民幣貶值的結果，但是大量的外匯儲備和國際經濟的變化，使得中國的通貨膨脹率一直較高就是很好的說明。當通貨膨脹出現的時候，其實是鼓勵人們消費，因為在名義貨幣不變的情況下，公眾更有意愿將貨幣轉化成有形的資產，客觀上又會推動物價上升。

二、應對匯率變化的一般對策

應對匯率變化的一般對策主要從進出口貿易中多樣化的進口來源，結算貨幣的選擇，以及利用各種金融工具。

1.選擇多樣化的進口來源

如同一國貨幣緊盯著另一國貨幣有很大風險一樣，進口來源的單一很容易使得出口商轉移匯率風險，甚至操縱價格。因為如果進口來源過于單一，反映了該國的某種資源對其貿易對象國或者地區的高度依賴。2007年底和2008年7月發生的兩次大的石油漲價行為可以說明這一切，因為全球的石油資源過渡依賴一些產油國或地區。某些資源過于依賴單一國家或地區，必然導致企業的經營嚴重受制于該國的貨幣匯率的波動，該國進而將匯率的風險轉嫁到進口商。這種單獨的依賴本來就是不明智的選擇，再加上當前全球經濟的不明朗，進口商的經營風險進一步放大。因此，必須適當地擴大進出口業務的地域分布，在國際范圍內分散原料來源和銷售地點，在多個資金市場上以多種貨幣籌措資金，按照匯率走勢和國際貿易形勢，建立一定的貨幣組合，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分散國際貿易和投融資中的外匯風險。

2.進出口貿易中選擇合理或多種交易幣種

進出口貿易中的出口，特別是出口商要選擇合理的貨幣作為結算和付款的幣種，當然這一般是進出口商雙方博弈的結果。因此，在有關對外貿易和借貸等經濟交易中，簽訂合同時選擇何種幣種，作為計價結算的貨幣或計值清償的貨幣，直接關系到交易雙方是否將承擔匯率風險。一般而言，出口貿易采取硬幣計價，以防匯率貶值給自己帶來損失，而進口商會選擇軟幣，以避免升值造成的匯兌損失。如當前的國際貿易中，歐元和人民幣有升值的壓力，而美元貶值已經成為現實，因此出口商更多意愿是以歐元和人民幣作為結算和付款的幣種，而進口上則更愿意選擇美元結算。當然在實際進出口貿易中，雙方博弈的結果一般是約定采用一部分硬幣和一部分軟幣，甚至多種貨幣計價和付款。其結果是進出口商共同承擔匯率的風險，增大了談判的成功率。在長期合同中，還可以使用貨幣保值的方式，即選擇某種與合同貨幣不一致的、價值穩定的貨幣，將合同金額轉換成用所選的貨幣來表示，在結算或清償時，按所選貨幣表示的金額以合同貨幣來完成支付。還有一種降低匯率風險的辦法是，出口時雖然選擇了軟幣，但可以適當提高價格以防貨幣貶值風險，進口時選擇了硬幣，則可以適當壓低價格以防范升值損失。

3.充分利用國際金融工具低于匯率風險

金融工具的出現本身就是因為匯率風險轉嫁的必然結果，而通過一定的金融工具，進出口商也共同承擔了匯率風險，或者向后推遲了承擔匯率風險的必然結果。對于金融業發達的國家而言，積極地利用金融工具已經司空見慣，因此發展中國家對金融工具的利用顯得更為迫切。這些國家一方面要加快國家的外匯市場建設，推出各類外匯業務，一方面企業則需要積極利用外匯市場及其金融衍生工具來規避外匯風險。企業可以運用遠期外匯交易、外匯期權交易、出口押匯、出口商業發票貼現、無本金交割遠期外匯(NDF)業務、外匯借款等多種方式轉嫁匯率風險。

三、結束語

當前國際經濟形勢非常不明朗，國際金融中心華爾街被拯救，石油價格風險較高，日本經濟長期的疲軟以及世界經濟經近幾年高速發展之后也出現減緩的跡象，即使保持高速增長的中國經濟，也因為內外因素出現了很大的不確定性。而當前國際經濟已經融為一體，休戚相關，因此國家之間的貨幣比值變得比以往更加敏感。近日，美歐等六國的中央銀行集體宣布降息以促進經濟發展足以表明世界經濟的一體化程度非常之高。但是對于進出口商而言，匯率變化的巨大風險不能僅僅靠國家的財政政策來進行規避，他們需要選擇更多進口來源，需要更靈活的結算貨幣，以及選擇更多金融工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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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企業進出口貿易管理的現狀分析

1.企業沒有建立專門的進出口貿易管理機構，導致管理上的混亂。我國企業在開展國際貿易的過程中沒有建立專門的管理機構，將進出口業務實行外包的形式。從市場調查、客戶信用調查、進出口貿易合同的簽訂以及后期的執行等都依靠公司進行操作，這種管理模式存在比較大的風險。例如公司并不對企業的經營和發展負責，所以對于風險的投入和關注比較低。結構不能夠全面詳盡的分析行業的市場發展情況，難以對進出口貿易提供準確的預測，例如不能夠洞察到國外的行業保護政策的影響以及貿易壁壘的影響等，導致企業的進出口貿易暴露在風險下。同時在全面的外包下，企業對于進出口貿易的過程難以進行監管，容易導致貿易過程中的不規范操作，使企業存在經營中的風險。

2.企業沒有建立完善的進出口貿易管理制度。部分企業雖然建立了自己的進出口貿易管理部門，但是在管理方面還不夠嚴謹，使企業的進出口貿易體系不夠完善。例如企業沒有注重對進出口貿易的風險考察和分析，沒有建立專門的部門為企業的進出口貿易提供參考資料，沒有做好進出口貿易的風險管控。同時在企業的進出口貿易管理部門內部，不能實現資源和信息的有效的整合，各個分部門之間的溝通不夠順暢，難以充分的發揮管理上的優勢，使進出口貿易管理無章可循，管理效率底下。

3.企業的進出口貿易運營風險比較大。企業在進出口貿易的管理過程中沒有明確各個部門的職責，沒有加強貿易過程中的事前、事中、事后風險管理，使企業遭受了比較大的經濟損失。例如在進出口貿易中不重視事前的分析，使企業不能夠快速的根據市場的變化而調整企業的進出口貿易策略，使企業在進出口貿易中處于被動的地位。企業沒有認真的分析進出口貿易中存在的風險因素，沒有采取有效的措施降低或者化解風險，特別是存在信息不對稱的局面，導致企業進出口貿易風險的加大。

三、構建符合企業需要的貿易體系的方法與措施

1.建立針對性的進出口貿易機構。企業應當結合運行的實際，建立自己的進出口貿易機構，并且明確其組織的職責。在建立進出口貿易部門的過程中應當借鑒西方先進企業的經驗，建立切實有效的管理部門，例如專門的風險管理、市場管理、綜合管理等部門，并且加強各個部門的交流和溝通，做到信息的互聯互通，提高進出口貿易決策的質量和效率。市場部門應當著重對企業的進出口貿易市場進行分析和預測，并且形成完整的分析和預測報告，為進出口貿易管理提供有效的參考資料，提高管理的科學性和針對性。風險管理部門應當加強對進出口貿易過程中的風險分析和預測，為財務部門提供信息參考，降低匯率變動所帶來的風險。風險管理部門還應當加強對交易對象的研究，審核進出口貿易合同，調查和了解客戶的信用資質，審查付款條件等。加強對客戶履約過程的監督，加強對客戶資信情況的跟蹤，并且對客戶進行信用等級評價，為企業結算提供依據和參考。綜合管理部門對風險部門提出的風險進行控制并且進行反饋，配合進出口貿易管理的其它部門對合同的實施過程進行監督、驗收等，同時對于風險比較大合同進行中止以及停止產品的出庫驗收等。

2.建立完善的進出口貿易管理制度。企業應當從實際出發，建立完善的進出口貿易管理制度，加強進出口貿易各個管理部門的內部協同能力，提高管理的效率和質量。進出口貿易包含了許多環節，例如生產環節、質量管理環節、出口環節、進口環節等，在供應鏈中每個環節都至關重要，都和企業的經營具有密切的關系。只有明確各個管理部門的職責，才能實現對各個環節的有效管理。企業的各個部門都應當按照企業的發展需要和市場的要求，按照進出口管理的要求，建立內部的聯動機制，使企業能夠根據市場的變化快速的采取措施降低企業的經濟損失，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

3.建立進出口貿易的風險管理機制。進出口貿易面臨著比較大的風險，特別是世界各地存在著許多潛在的風險，因此在企業的進出口貿易中應當加強風險管理，降低企業進出口貿易的風險。企業應當從風險的識別、監督和控制等建立完善的風險管理體系，例如注重對各種官方、非官方風險信息的搜集，通過政府部門或者行業部門獲得風險信息，通過國外金融結構以及政府部門得到金融政策的變化，在必要時還可以通過實地考察等方式了解和獲得風險信息。要及時對客戶履行合同的情況進行追蹤，發現合同履行過程中的風險因素，降低合同履行過程中的風險。通過對獲得的風險信息進行科學的分析和預測，制定專門的風險預案和應對措施，并且將分析的資料和其它部門進行溝通，進行交易風險預警以及風險控制等。要在企業內部建立分析控制的考核和評價體系，實現風險控制的動態管理，使風險控制能夠真正的融入到企業的進出口貿易管理中，更好的為企業的進出口貿易服務。

篇（5）

一、引言

利用美國對日本進出口貿易額歷史統計數據（歷年《美國總統經濟報告》），借助計量經濟學軟件進行回歸分析，找出美國對日本進出口貿易額演化規律的形式的某些方面，建立美國經濟演化的一個計算機仿真模型，是一個有意義的工作。以此模型為基礎，根據經濟學原理，可以解釋這個模型各個參數的經濟學意義，從而通過對各種參數的調節或變動所導致的美國對日本進出口貿易額路徑的偏移進行計算機仿真展示，把握住美國對日本進出口貿易額演化的某些客觀必然趨勢,以及對我國與美國和我國與日本進出口貿易額的影響，預先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從而增強我國的經濟安全保障。

本文研究進行這一工作。

二、美國對日本進出口貿易額歷史數據的實證分析和經濟演化模型

美國經濟在建國200年所打下的堅實基礎之上，借助其科技優勢、美元的支配地位等有利因素而高速發展。用計量經濟學軟件，我們對其1974年1月～2006年2月的對日本進出口貿易數據進行回歸分析。

1.先進行數據截取:19741月年至2006年2月的美國對日本進出口貿易額演化數據作為模型創建樣本；用以預測2008年至2020年的美國對日本進出口貿易額主要指標取值。所用數據來自歷年《美國總統經濟報告》中美國對日本進出口貿易額指標數據。

2.然后對主要經濟指標系例數據作出散點圖（圖1中的圓圈表示）。

3.據數據散點圖進行回歸分析。函數形式設定：因為經濟系統常態發展具有最大可能值（經濟系統的最大負荷）和對負荷的一定的占據速率（經濟增長速率），因而有可能具有如下的函數形式：

首先確定各參數的粗略估計值。L是曲線最大極限值即經濟系統的負荷，b是曲線的增長速率因子即經濟系統對其負荷的本征侵占速率，a近似是曲線的縮小因子即經濟系統內在的交易費用等耗散因素的作用強度，據這三個參數的意義其估計值可近似由統計數據的演化態勢進行估計。我們取為：L=6000，a=7，b=0.8。

在此基礎上，借助計量經濟學軟件，對統計數據回歸函數的參數進行優化估計，得出精確的統計數據回歸函數完備表達式。在實際操作過程中，這一步驟可能進行多次，以便使殘差最小。最后得出的優化參數值是：L=6546，a=6.7，b=0.9899，殘差值為151093044。

于是我們得到美國對日本進出口貿易額演化的數學模型(百萬美元)：

圖1美國對日本出口貿易額演化模型(據1974年1月～2006年2月樣本數據）

4.據回歸曲線進行主要經濟指標在未來20年～30年（取2008年至2030年作為預測區間)的取值預測(圖1中的加號表示）。

5.據回歸曲線進行經濟系統演化態勢分析：由仿真曲線可以看出，美國經濟加速增長期目前已經越過其相變點(仿真曲線的拐點即經濟增長相變點)；但是，仿真曲線顯示，緩慢增長漸漸接近其飽和值還有著巨大的區間（一直延伸到2025年以后）；在接近極限點附近（6546百萬美元），就是美-日經濟結構的變革期。

同樣地，美國對日本進口貿易額演化模型為：

殘差為：354647648。相應地，美國對日本進口貿易額模型曲線圖如圖2。

圖2美國對進口貿易額演化模型圖

三、結論與政策建議

美-日貿易作為一個大的復雜自適應演化的經濟系統，在美國科技優勢、美元支配地位等有利條件下，各種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得以充分開發，各種比較優勢得以充分利用，各種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得以充分溝通，科技創新借助于因大量引進各國優秀人材而使美國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優勢突飛猛進，制度創新隨著主動或被動地接受人類文明的各個方面而日新月異，各種生產要素通過市場機制和政策機制不斷趨于最優配置，使得美國對日本進出口貿易額總體態勢在經過高速增長長達20多年后，目前處于漸漸接近飽和值的穩定發展的時期。認清這一基本態勢，從各個方面規劃和協調我國對美國和日本的經濟貿易和科技合作等各方面的關系，促進我國經濟全面協調可持續高速發展，應該是未來二十年我國對美經濟政策的重要參考。

四、結論

篇（6）

地理位置、經濟政治背景比較

福建省作為我國一個沿海開放地區，地處我國東海之濱，面對臺灣，接近港澳，是距離東南亞、西亞、東非和大洋洲最近的省份之一，并且也是全國第二大僑鄉和臺灣同胞主要祖籍地。華僑港澳臺胞在推動福建經濟與國際經濟接軌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福建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的前沿，是最早對外開放的省份之一。全國進出口高速增長的大環境，給福建省的經濟發展和進出口貿易帶來了良好的氛圍，帶動和促進了福建的經濟騰飛。正是在這種大環境下，有利的地理位置和優越的國家政策使全省已形成多層次、寬領域的開發格局，經濟增長速度大大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實現了跨越式發展。

臺灣省是我國東南沿海的一個寶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政治經濟背景使得它更便于與祖國內陸和國際地區進行經貿合作。同時，臺灣與美國、歐洲、日本等東南亞國家也都有著大量的經濟貿易，與福建等內陸各省更是早有密切的民間文化交流。在兩岸尚未實現直接“三通”，經貿關系尚未實現正常化情況下，兩岸的經貿關系已發展到相當大的規模。祖國內地已成為臺灣最主要的投資地、最大出口地之一及最主要貿易順差來源，兩岸經貿關系對臺灣經濟正產生越來越重大的影響。

進出口貿易總體比較

“九五”期間，福建省累計出口額大約518億美元，比“八五”翻了近一番，年遞增10.3%。2000年，福建進出口貿易總量首次突破200億美元，達到212.23億美元，居全國第6位。2001年全省進出口貿易工作取得新的進展，進出口貿易總值達到226.26億美元，比上年增長6.6%。其中出口139.22億美元，增長7.9%，高于全國1.1個百分點，出口規模繼續保持全國第6位；進口87.04億美元，增長4.7%，保持了較大的貿易順差。2002年全省進出口貿易總額達284億美元，其中出口173.7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4.75%；進口110.27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6.7%。全省已初步形成多層次、全方位的對外開放格局，同世界上200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經貿合作關系，全年出口上千萬美元的商品共有60多種。福建外貿發展已經呈現出由“求量”向“重質”的轉變。福建經濟快車之所以能夠長期迅跑，很大程度得益于外貿這匹強勁有力的“黑馬”。福建外貿發展呈現出五大特點，即：出口商品結構不斷優化，檔次不斷提升；貿易方式有新的轉變，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的加工貿易項目明顯增多；出口市場趨于相對均衡；對外貿易實現“順差順收”的良性局面；外貿經營多元化格局初步形成。

從1995年到2002年的進出口貿易指標上看，臺灣的進出口貿易呈現波浪式的起伏波動：2000年達到最高值，進出口總額為2883億美元，其中出口額1483億美元，進口額1400億美元；而2001年卻呈現出衰退跡象，進出口貿易總額甚至低于1997、1998、1999三年。在經歷了2001年前所未有的經濟衰退后，2002年臺灣省的經濟貿易開始緩慢復蘇，其主要原因來自于出口增長，1至9月，對外出口增長5.1%，其中對內地出口成為帶動臺灣產品出口增長的重要動力。在國際經濟景氣尤其是兩岸貿易大幅增長的帶動下，臺灣對外貿易扭轉頹勢，對帶動經濟走出谷底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島內的民間消費及民間投資仍然疲弱，使整個經濟呈現“外溫內冷”的狀況，全年經濟呈現低增長態勢。(見表1)

從以上具體數據可以看出，福建省的進出口貿易呈現逐年增長的趨勢，而臺灣則呈現上下起伏波動的形勢。雖然福建省的進出口貿易在近年有相當快的發展，在全國也排名前列，但與臺灣相比還是有較大的差距。到2002年為止，福建的進出口貿易總額只為臺灣的1/10左右，進口額差距則要更大一些。因此，福建的進出口貿易要達到臺灣現在的水平仍然需要一定的時日。

進出口市場、地區比較分析

經過改革開放和對外貿易的短短20年時間，福建省的出口市場結構進一步趨于合理，多元化市場戰略取得新的突破。以前，東南亞一直是福建外貿出口的傳統市場，近兩年，福建對世界各大洲的出口全面增長，特別是對俄羅斯、東歐、中東、韓國、非洲、中南美洲等新興市場出口增長迅猛。對香港和日本的出口占亞洲的前兩位；對德國、英國、美國也都有大量出口，且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2001年，全省實際商品出口國家與地區達193個，對亞洲出口61.9億美元，占全省出口總值的44.5%，對美國、日本、歐盟、香港四大傳統市場合計出口97.8億美元，占全省出口總值的70.2%，美國已經一躍成為福建最大的出口市場。

對臺灣省來說，美國是其出口的第一大市場，占總出口的23.7%，至今仍然穩定增加，從1996年的26.866億美元增長到2000年的34.815億美元，平均年增長率14.6%，主要原因是美國的經濟景氣繼續擴大，臺灣對美國的出口（以信息通訊機器為主）有順暢的增長。其次，香港是臺灣出口的第二大市場，2000年出口額達31.336億美元。近幾年，中國大陸的出口劇增，從而導致對臺灣原材料、部件等的進口需求增大，臺灣經由香港對中國大陸的間接出口增長堅挺。日本是臺灣的第三大出口市場。但在1997年，對日本的出口由于口蹄疫發生而導致豬肉出口停止，另外也由于日本經濟恢復緩慢的影響而劇減，從1996年到2000年出口額平均為13億美元左右。對亞洲出口則為總出口的一半以上，且呈現快速增長，其中同上年相比，對日本出口增長44.1%，對東盟五國增長32.1%，對香港增長24.9%。因此，可以看出美國是福建和臺灣的第一大出口國。福建的出口有往歐洲和美洲擴大的趨勢，而臺灣的出口則逐漸向亞洲擴展。

進口方面，福建省對亞洲的進口主要來自于日本，最高時期（2000年）達到13.15億美元，對香港、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都有較大量的進口；歐洲主要從德國、意大利及英國三個國家進口，最高進口額為1998年對德國的3.23億美元；美國也是福建省較大的進口國之一，且年進口量呈逐步遞增趨勢，從1997年的6.23億美元發展到2001年的8.08億美元。2001年，全省與世界上110個國家與地區開展進口貿易，進口5000萬美元以上的國家與地區共有20個。

臺灣最大的商品進口來源是日本，2000年達到3.86億美元。其次是美國，由于臺灣的有關信息通訊產品的出口堅挺，導致對美國電子部件的進口需求旺盛，2000年達到最高值2.51億美元。但是臺灣對日本和美國的進口都呈現了逐年上下波動的形勢，可見國際經濟政治和臺灣內部的經濟變動對進出口貿易都產生相當大的影響。同時，臺灣對韓國、馬來西亞、法國、德國也有較大量的進口。

進出口商品結構比較分析

近幾年來，福建省不斷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外貿出口格局也不斷優化。初級產品所占比重進一步下降，工業制品出口保持較快增長，二者的比例由1999年的17.4:82.6調整為2001年的9.3∶90.7。2001年全省初級產品出口13億美元，比上年減少近7000萬美元，占全省出口總值的比重由上年的10.6%降到9.3%，工業制品出口126.3億美元，占全省出口的比重突破90%。2002年機電產品出口68.04億美元，同比增長41.44%，占全省出口總額的39.17%；高新技術產品出口32.34億美元，同比增長82.07%，占全省出口總額的18.62%。高新技術產品、機電產品成為拉動福建外貿增長的主要動力。電子行業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企業是通過利用外資改造發展起來的，新開發的出口商品有電視機、錄像機、電話機、電腦、音響、電子元器件等六大類，農業、食品制造業、建材、機械、石化行業等也通過利用外資得到很大的提高和發展。

同樣，在臺灣省的出口產品中，工業產品所占的比重也是最大，2001年達到1462.15億美元，其次才是農產加工品和農產品。可見，福建的工業制品出口雖然占到全省出口比重的90%，但仍然不及臺灣的十分之一。在出口商品結構方面，電氣機器、電氣器材與機械均處于前兩位。臺灣對中國大陸間接出口的主要商品項目有：電機設備及部件、機械設備、塑料原料及制品、人造纖維絲、工業用紡織品等。其中電機設備所占比重最大，達到15.9%。另一方面，從增長率看，電機設備及其部件比1996年增長30.8%，鋼鐵制品比1996年增長29.5%，這兩項在工業產品中的出口增長率最為顯著。

進口方面，福建省的進口商品種類廣泛，主要以工業制品中的機器設備為主。2002年福建省機電產品進口62.08億美元，增長43.7%；高新技術產品進口28.68億美元，增長65.4%。而臺灣省的進口額中，原材料占最大份額，2000年達到897.78億美元，其次是資本貨物和消費品。福建進口的原料配件及設備所占比重相應提高到88.4%，初級產品所占比重下降到11.6%。化學成品、紡紗織物、鋼鐵、機械及運輸設備等商品占絕大多數，技術引進和設備進口主要集中在郵電、汽車、輕工、食品等。在所有的進口商品中，規模超過1億美元的就有7大類。

伴隨著科技產品世界市場占有率的不斷提高，臺灣進口的機器設備和零部件也不斷增加。臺灣與中國大擊的進出品貿易也有了相當的發展。受到民間投資活躍等因素的支持，臺灣對中國大陸的間接進口額，主要以農業、工業原材料為主，達到39.15億美元。

從以上的定性分析可以看出，福建的進出口貿易及整個經濟水平都與臺灣有相當大的差距。這是與它們各自的經濟政策，政治背景緊密相關的。兩省的進出口貿易有許多共同之處，但也存在著各自的特色。總體來說，由于歷史、政治、經濟的原因，臺灣進出口貿易與福建省進出口貿易無論在規模上、速度上、結構上都存在著很大的區別。福建屬祖國大陸同一經濟體，這種與臺灣地區的差別是正常的，隨著改革開放，內地已成為臺灣最重要的投資、出口地之一，內地對臺灣的進出口貿易在臺灣經濟的比重越來越大，同時也加強了內地與臺灣的經貿合作。如果兩岸能夠消除人為的屏障，隨著交往的日趨頻繁，閩臺的進出口貿易將呈現越來越緊密、互補、共榮的特征。

參考資料：

1．楊維中，1997年臺灣的對外貿易——1998年日本貿易振興會白皮書：貿易篇，臺灣研究集刊，1999年第二期

2．石廣生，中國對外經濟貿易的發展與展望，國際商報，1998年10月15日

篇（7）

人民幣升值過程中首先受到沖擊的就是紡織業等低附加值的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據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商會測算，在其他生產要素成本和價格不變的情況下人民幣每升值1％，企業利潤將減少1％，出口企業消化人民幣升值的利潤空間進一步被擠壓。但另一方面，人民幣升值后，一個單位的人民幣可以兌換更多的外幣資產，在國際市場上能夠購買更多的產品，這對于國家產業安全建設和滿足居民消費來說都是有利的，但這同時加劇了我國進口替代性行業間的競爭。人民幣升值降低了進口價格，從而對國內同類產品帶來沖擊，尤其是那些在技術含量、品牌及質量方面與世界先進水平有一定差距的產品，必將影響其價格和市場份額，導致盈利惡化。因此改進工藝、提高質量、發展技術、打造核心競爭力成為國內一些企業生存下來的唯一選擇，從長遠看這是一種良性循環，將成為我國優化產業結構和振興民族企業的重要推動力。

1.2人民幣升值改變我國進出口貿易的成本

我國是一個資源匱乏的國家，進口依存度較高的行業主要有石油與天然氣開采、鋼鐵、石化、航空、電力設備等，在國際能源和原材料價格不斷上漲的情況下，企業承受了巨大的成本壓力。以進口原油為例，2012年一季度，我國進口原油平均價格為689美元／噸，同比上漲了24．3％。面對瘋漲的國際原材料價格，人民幣升值在一定程度上能夠降低大宗交易的進口成本，改善相關行業的盈利。以造紙為例，我國造紙業原材料平均35％來自國外，原材料進口比重最高的可達到60％~70％，人民幣升值將直接促進造紙業成本下降。但是人民幣升值對出口企業的生產成本來說是雪上加霜［2］。人民幣持續升值的2008－2011年，也是國內通貨膨脹顯現并持續的時期。受國內原材料成本和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影響，國內企業生產成本大幅上升。人民幣升值使出口企業靈活定價能力大打折扣，企業之間沒有建立良好的價格協調機制，出口議價能力并未隨著市場份額的擴大而提高，成本的上升很難通過產品價格的提高得到轉嫁，對我國出口企業造成了嚴重的影響。

1.3人民幣升值蠶食我國中小企業的利潤

首先，人民幣升值將提高企業出口成本，再加上出口退稅率降低導致中小企業不斷喪失國際競爭力。中小企業立足的根本是“薄利多銷”，如今成了利薄少銷甚至不銷，匯率的微小變動，都可能導致企業虧損。其次，人民幣升值加大了企業運營的不確定性。雖然匯率升值已經持續6年之久，但是中小企業抵抗匯率風險的能力仍然十分薄弱，很多企業甚至沒有樹立起防范風險的意識。我國企業進出口習慣用美元報價，如果企業不能準確把握匯率走勢，那么就會面臨更大的損失。目前，我國中小企業就業人員占城鎮就業總量的75％以上，占全部工業就業總量的83％以上。中小企業所具有的開業快、投資少、經營靈活、對勞動者技能要求低等特點使其在吸收勞動力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由于人民幣升值迫使大量的企業停產停業甚至破產倒閉，大批勞動力面臨重新尋找工作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社會就業，就業壓力增大。可見人民幣升值不僅會侵蝕中小企業的利潤，還可能引發一系列的倒閉潮，更可能誘發國民經濟其他環節出現問題。

1.4人民幣升值緩解我國和其他國家的貿易摩擦

由于我國出口的不斷增長和貿易順差的不斷擴大，人民幣匯率問題一度成為政治問題。我國憑借出口價格優勢已經占領了國際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中低端市場，近年來，針對我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訴訟案件急劇增加。2005年，法國政府認為大量涌入的中國紡織品使歐洲面臨嚴重的挑戰，可能導致數百萬人失業，因此法國政府對我國和歐盟施壓，認為中國和歐盟應該就保護歐洲本土紡織品行業達成協議。歐盟從2006年開始就對我國出口彩電征收44．6％的反傾銷關稅。美國從2009年開始對我國鋼格板征收高額反傾銷關稅。2010年韓國、巴西、印尼先后對我國出口的陶瓷展開反傾銷調查等。通過匯率機制適當提升出口產品的外幣價格，一方面可以緩解反傾銷壓力，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貿易大國努力促進世界貿易健康發展，構建公平、合理的貿易規則，維護與貿易伙伴的密切合作關系的決心［3］。

2人民幣升值的誘發原因

2.1政治壓力是人民幣升值的根本原因

多年以來，美國對我國經常項目逆差形勢不僅沒有好轉反而有不斷擴大的趨勢，美國政府聯合其他國家在多次外交場合提出人民幣應該升值，企圖把人民幣問題國際化。自2002年以來，美、日、歐盟等國家不斷施壓要求人民幣升值。在2003年的七國集團財長會議上，日本財長提請其他國家一起強行要求人民幣升值，美國和歐盟先后呼應日本，美國財政部長斯諾和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相繼表示人民幣匯率應該更加富有彈性。美國在2011年甚至單方面通過了主要針對人民幣匯率問題的《貨幣匯率監督改革法案》，為對于來自“匯率被低估”國家的商品征收懲罰性關稅提供了法律依據。主流媒體如《經濟學家》《金融時報》等關于人民幣匯率問題展開激烈的爭論。

2.2美國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是人民幣升值的外部原因

自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的經濟陷入持續的低迷期，復蘇無望，美聯儲為了刺激經濟的增長，已經連續實施了三輪的量化寬松政策（QE），但這項政策的出臺對中國的進出口貿易而言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寬松的貨幣政策帶來美元利率下降，刺激了美國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拉動美國的產出和收入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會增加美國對中國的進口。另一方面，寬松的貨幣政策導致美元貶值，人民幣升值，打擊中國低端產品出口，可能減少美國對中國的進口。此外，中國90％的貿易使用美元結算，貶值還不利于中國對其他國家的出口。

2.3利率的持續倒掛是人民幣升值的內在原因

2008年金融危機后，西方各國普遍采取了低利率的貨幣政策。以美國為例，美國2008－2012年前后三次推出了大規模的量化寬松政策，政府大量購買國債，向市場投放基礎貨幣，增加貨幣供給，利率一次次創歷史新低，在此期間，美國的貼現率、銀行同業拆借利率接近零甚至為零。相反，在走出金融危機低谷后，我國采取了收縮銀根的政策，貨幣政策從積極走向穩健。2010年央行6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收于18．5％，2011年6次上調準備金率達到21．5％，并且兩年內累計加息5次。中美兩國利率的倒掛吸引了大量的國際資本涌入中國進行套利、保值，客觀上促進了人民幣的升值［4］。

2.4國際收支的順差是人民幣升值的直接原因

2010年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以29727．6億美元超過德國排在世界第二位，成為世界第二大貿易國。我國不僅貿易總額數量巨大，而且從1994年起對外貿易就一直處于順差。2005年我國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以后，人民幣匯率的波動越來越受到國際收支狀況的影響，我國的經常賬戶常常處于順差的狀態，而且順差的規模越來越大，過大的國際收支順差導致外匯市場上人民幣供不應求，造成人民幣升值的壓力越來越大。

2.5市場預期的加強進一步推動了人民幣升值

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國際收支雙順差的事實，加上西方國家對人民幣升值的要求和海外媒體的輿論壓力將繼續推動市場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而這種預期勢必會進一步推動資本和投資的流入。2004年我國的貿易順差只有319．5億美元，2010年激增到1831億美元，6年時間內增長了將近5倍，這其中的一個原因就是對人民幣持續升值的預期使得大量短期資本借貿易渠道流入我國。資本和貿易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直接導致我國貿易順差的激增，貿易順差反過來又加劇了人民幣的升值預期。短期資本不僅流向一般性的實體經濟，還大量流入股市和房地產市場，股市和房市價格上揚，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泡沫。2007－2012年我國經受著從未有過的通貨膨脹壓力，人民幣進入了一個對外升值和對內貶值的困境［5-6］。

3應對人民幣升值對我國進出口貿易影響的措施

縱觀世界各國經濟的發展歷程，我們可以發現本國貨幣都是在巨額的貿易順差和國際儲備兩個重大的背景之下進行升值的，各國采取了多項措施減輕本幣升值帶來的一系列不利影響，包括調整產業結構、放松外匯管制、整頓和完善金融市場。以史為鑒，我國應對人民幣升值和規避匯率風險可以從幾下4個方面做起。

3.1提高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調整和升級產業結構

我國的出口往往以低成本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占優，人民幣升值無疑會對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造成沖擊。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出口企業有意識地嘗試淘汰一些技術含量低、檔次低的產品，使有限的資源流向技術密集型產業，注意技術引進和高科技產品的研發，減少如光學、醫療、精密儀器和設備的進口依賴程度，創造民族優良產業和品牌。此外，我國政府也有必要為出口企業提供政策支持幫助他們渡過難關。對符合條件的企業提供出口補貼，完善出口信用保險制度。此外，政府還可以設置專門機構幫助國內企業學習國際貿易原則、開拓國際市場、培養跨國企業，提供咨詢服務，為企業提供國際市場行情、國際投資環境、市場調查等方面的信息，成為企業發展的堅強后盾。

3.2采用靈活的貿易結算方式和計價貨幣進行國際貿易結算

匯改以前，人民幣匯率一直盯住美元基本不動，我國出口企業也習慣于在相對固定的匯率環境下用美元進行商務談判和貿易結算，對美元的價格過于依賴和敏感。2005年匯改以后，外貿企業不得不學會應對人民幣升值帶來的后果和關注人民幣的走勢。實際上，人民幣對美元升值的這幾年，也是人民幣對日元等貨幣貶值的時期，人民幣對美元升值不代表對其他貨幣也一定升值。在出口結算時，企業要學會靈活變通計價貨幣，如出口歐洲可以采用歐元進行結算，出口到日本可以采用日元進行結算，這樣一來就能盡可能地減輕人民幣對美元升值帶來的損失。在貿易結算方式的選擇上，當人民幣有升值預期時，外貿企業要盡可能選擇那些即期結算方式，如即期信用證、即期付款交單，爭取早日收到貨款，或者在合約中規定客戶支付一定比例的預付款等。選擇合適的貿易結算方式和結算貨幣看似不是什么大智慧但卻是能夠巧妙地為企業規避風險、提高利潤的好辦法［7］。

3.3保持貨幣政策獨立性，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

根據蒙代爾的“不可能三角”理論，一個國家不能同時實現資本自由流動、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匯率穩定性，一個國家只能實現其中兩項。在我國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逐漸開放的過程中，維護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并最大限度地保持匯率穩定是我們追求的目標。推動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參考一攬子貨幣進行調節，進一步釋放人民幣匯率彈性的舉措，使得我國央行的貨幣政策不拘泥于單一盯住美元，而可以根據自身利益進行更大幅度的調整。為了保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匯率穩定，放緩資本流動腳步可能更適合我國國情［8］。

篇（8）

本文使用1998-2011年的年度數據，所有數據均取自國家統計局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和各省地方統計年鑒。用地區生產總值GDP表示經濟增長水平，FDI表示實際外商直接投資，IE表示進出口貿易(I代表進口額，E代表出口額)。為消除統計數據中價格變動的影響,以變量實際值進行計量檢驗，故對相關數據進行了處理：用1997年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作為不變價格指數對GDP、FDI、IE三個變量的數據進行了相應的調整。由于數據的自然對數變換不改變原來的協整關系,并能使其趨勢線性化,消除時間序列中存在的異方差問題,故對GDP、FDI、IE進行自然對數變換,變換后的變量分別用LNGDP、LNFDI、LNIE表示[3]。

(二)平穩性檢驗

為了防止偽回歸需要對數據的平穩性進行檢驗。本文主要用LLC檢驗、Fisher-ADF檢驗和Fisher-PP檢驗方法來檢驗變量的穩定性。分別對LNGDP、LNFDI、LNIE的水平值和其一階差分(LnGDP、LnFDI、LnIE)進行檢驗,通過分析可知，1998-2011年國內生產總值、外商直接投資和進出口貿易的時間序列均為一階單整序列,即為I(1)過程。

(三)協整檢驗

因為LNGDP、LNIE和LNFDI的時間序列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是同階單整階數的,故可進行協整分析。這里我們采用Johanson檢驗來判斷最優滯后階數、變量(取對數)是否存在協整關系及存在協整向量個數。選擇序列有確定性趨勢而協整方程只有截距的情況，協整檢驗結果如表2所示：由檢驗結果可知：在1%的顯著水平下，JohansenFisher協整檢驗拒絕了變量FDI、IE與GDP不存在協整關系和最多存在一個協整關系的原假設；在5%的顯著水平下，拒絕這三個變量最多存在兩個協整方程的原假設。這說明至少有三個方程可以用來描述三個變量之間的關系，或者兩兩之間的關系，即變量FDI、進出口貿易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協整關系。(四)模型構建及估計結果PanelData模型有三種形式:不變系數模型、變截距模型和變系數模型。建立PanelData模型的第一步便是檢驗樣本數據符合上面哪種PanelData模型，從而避免模型設定的誤差，改進參數估計的有效性[4]。經常使用的檢驗方法是協方差分析檢驗，主要檢驗如下兩個假設：H1：β1=β2=…=βnH2：α1=α2=…=αnβ1=β2=…=βn如果接受假設H2，則可以認為樣本數據符合不變系數模型，無需進行進一步的檢驗。如果拒絕假設H2，則需檢驗假設H1。如果接受假設H1，則認為樣本數據符合變截距模型，反之，則認為樣本數據符合變系數模型。構建如下F統計量：F2={(S3-S1)/[(N-1)(K+1)]}/{S1/[NT-N(K+1)]}~F[(N-1)(K+1),N(T-K-1)]F1={(S2-S1)/[(N-1)K]}/{S1/[NT-N(K+1)]}~F[(N-1)K,N(T-K-1)]其中，S1、S2、S3分別為變系數模型、變截距模型和不變系數模型的殘差平方和，N為截面成員個數，T為時間，K為解釋變量個數。根據EViews6軟件估計結果得出：S1=0.905714；S2=1.435825；S3=6.518093。利用形式設定檢驗方法(N=6，K=2，T=14)，代入以上兩式計算得到的兩個F統計量分別為：F2=27.27；F1=3.86。查F分布表，在給定5%的顯著性水平下，得到相應的臨界值為：F2a(15,66)=1.83，F1a(10,66)=1.98。由于F2>1.83，所以拒絕H2；又由于F1>1.98，所以也拒絕H1。因此，面板數據模型采用變系數的形式。通過Hausman檢驗發現，面板Hausman檢驗Chi-sq統計值為0.16，其伴隨概率P值為0.92，大于0.05，所以接受原假設，應建立隨機效應模型，即建立中部六省FDI、對外貿易和經濟增長的隨機影響變系數模型。模型形式為：LnGDPi=αi+β1iLnFDIi+β2iLnIEi+ui,i=1,2,…,6其中，αi為常數項；β1i、β2i為參數；ui,為隨機擾動項；i為中部六省標識數字從1-6，分別對應河南(HEN)、安徽(AN)、湖北(HB)、湖南(HUN)、江西(JX)、山西(SX)。估計結果由表3給出：從β1i的估計值來看，FDI對經濟增長具有正的影響，但影響力度不是很大，即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不是很明顯。FDI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最明顯的是湖南，模型的回歸系數為0.4962，即湖南省吸引的FDI每增長1個百分點，就會拉動本省的地區生產總值平均增長0.4962個百分點；其次是河南、安徽、山西分別為0.2872、0.2779、0.1242；而江西和湖北的FDI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卻很弱，分別為0.0496、0.0130。從β2i的估計值來看，進出口貿易對經濟增長也具有正的影響，而且與FDI相比，其影響力度更大，即進出口貿易能夠更好的拉動經濟增長。其中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最大的是湖北，模型的回歸系數為0.7499，表明湖北省的進出口貿易每增長1個百分點，就會拉動本省地區生產總值平均增長0.7499個百分點；其次是山西、江西，分別為0.6800、0.5707；相比之下，河南、湖南、安徽的進出口貿易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力度不是很大，分別為0.3913、0.3567、0.3419。

二、結論和建議

通過中部六省FDI、進出口貿易和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實證分析,可知，雖然中部六省的FDI、進出口貿易與經濟增長的時間序列均不平穩，但其一階差分均平穩，所以三者之間存在著長期均衡關系；FDI和進出口貿易對經濟增長都存在正向影響，但FDI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力度沒有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力度大。根據本文的實證分析,提出如下建議:

(一)進一步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效率

FDI對中部六省的經濟增長都具有促進作用，但外商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力度卻明顯小于對外貿易。所以，中部各省除了要繼續擴大利用外資的總量規模外，更應該重視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效率[3]：一要注意承接東部地區產業轉移過程中的取舍，注重自身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優化，減少盲目性；二要根據自身優勢，打造核心產業，集中資源辦大事；三要注意本地區內部利用外資的合理布局，形成梯次分明的產業格局。

(二)增強進出口貿易對經濟增長的帶動力

中部六省的進出口貿易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都很明顯，故六省要充分利用這一優勢，大力發展進出口貿易，以拉動本地經濟更好、更快發展。一方面，要提高對發展外向型經濟的重視程度，努力提高對外開放水平，把穩定外需、穩定出口作為保增長的重要動力[5]；另一方面，要促進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加快轉變貿易增長方式，鼓勵優勢產業與優勢產品對外出口，尤其是自身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以出口為導向來倒逼本地產業結構升級換代。

篇（9）

圖2：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出口額和進口額對數差分的變化趨勢

貿易,經濟增長-[飛諾網]

1.單位根檢驗

從圖1可以判斷它們之間具有一定的共同趨勢性，為消除共同趨勢的影響，本文對變量采取差分處理(見圖2)。從圖2中可以看出GDP、進口和出口的差分序列呈現出平穩的特征，筆者使用ADF單位根檢驗，檢驗的結果如表1所示。

注：1．對GDP、出口和進口對數序列的ADF檢驗中，包含了位移項（intercept）和趨勢頂(trend)，因為從圖1中可以看出，這二個序列都包含一定的位移和趨勢，如果不考慮位移和趨勢就可能產生錯誤的單位根判斷；而對差分序列的ADF檢驗中，則既不包含移位頂，也不包含趨勢頂，因為圖2顯示這二個序列都不包含位移和趨勢。

2.*表示在1%的顯著水平下，拒絕原假設；**表示在5%的顯著水平下拒絕原假設；***表示在10%的顯著水平下拒絕原假設。

GDP、出口和進口的對數序列ADF統計量的絕對值均小于在10%顯著水平下臨界值的絕對值，不能通過ADF檢驗，這三個序列都存在單位根，是非平穩序列。而這三個差分序列的ADF統計量絕對值均大于在5%顯著水平下臨界值的絕對值，不存在單位根，都是平穩序列。GDP、出口和進口的對數序列是一階平穩序列，因此可以進一步檢驗三個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協整性。

2.協整檢驗和誤差修正模型ECM

本文采用使用Johansen極大擬然估計法檢驗經差分修正后的平穩序列LEX、LIM和LGDP。Johansen方法建立的VAR模型對滯后期的選擇比較敏感，所以采用AIC準則來確定最佳滯后期。在滯后期數確定之后，再對協整中是否具有常數項和時間趨勢進行驗證，然后再對數據進行協整檢驗[12]。結果見表2。

注：*表示在1%的顯著水平下，拒絕原假設。

由表2可以看出，在5%的顯著水平下，經濟增長與出口、進口之間存在唯一的協整關系。根據Granger定理，一組具有協整關系的變量一定存在誤差修正模型(ECM)。因此，可以使用Engle-Granger兩步法來建立誤差修正模型。

第一步，先建立長期關系模型，即對水平變量(ordinaryvariable)進行OLS估計，其方程如下：

LGDP=4.526845+0.623032LEX-0.049701LIM(1)

(13.53709)(4.293514)(0.291202)

=0.967508S.E.=0.096935

從進出口總額與GDP之間的長期關系來看，GDP對出口的彈性為0.623，而對進口的彈性為0.0497，出口比進口對經濟增長具有更強的影響，而且進口項的系數未能通過t檢驗，即在統計上是不顯著的。

第二步，建立短期動態關系，即誤差修正模型。將長期關系模型中的各變量以1階差分的形式重新構造，井將長期關系模型所產生的殘差序列作為解釋變量引入，在一個從一般到特殊的過程中，對短期動態關系逐個進行檢驗，不顯著的項逐漸剔除掉，直到找出最適當的表達式。筆者用EC表示長期關系方程(1)中的殘差，通過試驗，得到兩個比較適當的表示短期動態關系的誤差修正方程方程(2)和方程(3)。

DLGDP=0.0797+0.0246DLEX+0.04695DLIM-0.22869EC(-1)(2)

(13.1998)(0.6363)(1.1951)(-4.5138)

=0.62412S.E.=0.017467DW=1.16937

DLGDP=0.0813+0.06274DLIM-0.217152EC(-1)(3)

(15.0472)(2.1034)(-4.683832)

=0.61325S.E.=0.01712DW=1.2987

這兩個方程中的回歸系數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誤差修正項系數為負，符合反向修正機制。方程(2)說明從短期動態關系來看，我國的GDP和出口、進口序列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系，但進口比出口對GDP的增長具有更強的促進作用，這不僅表現在進口項和出口項系數的大小上，而且也表現在進口項的系數在1%的顯著水平上通過檢驗，而出口項的系數在10%的顯著水平上才通過檢驗。由于DLGDP、DLEX和DLIM本身就是增長率的含義，因此，進口增長率每增加1%，GDP的增長率將增加0.047%，出口增長率每增加1%,GDP的增長率將增加0.025%，而上年度GDP、出口和進口的非均衡誤差以0.229的比率對本年的GDP增長率做出修正。

方程(3)是在進一步剔除了不太顯著的出口項后得到的誤差修正模型。它表示在短期內不考慮出口對GDP的影響時，進口對GDP增長的促進作用。進口項的系數說明進口增長率每增加1%，GDP的增長率將增加0.063%，而上年度GDP、出口和進口的非均衡誤差以0.217的比率對本年的GDP增長率做出修正。

3.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

Granger(1987)[13]指出，若變量之間存在協整，則這些變量之間至少存在一個方向的Granger因果關系：要么滯后差分項的系數聯合檢驗(一般用F檢驗)顯著，因而存在短期因果關系，或者誤差糾正項系數顯著而存在長期因果關系。因此，在確定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后，就可以構造向量誤差修正模型，以確定它們之間的相互調整速率及短期互動影響井觀察變量間的因果關系。表3為根據向量誤差修正模型得到的估計結果，對表3的結果進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1)根據表3第一列數據分析各變量對GDP增長的短期影響及長期均衡關系，從短期來看，進口對GDP的影響僅在兩個時滯后在10﹪的水平上對GDP有正向影響，可能是因為進口相對減少了內需。另一方面進口的增加將會淘汰落后廠商，所以起初進口的增加對產出增長有負向作用，但兩個時滯后，進口的機械設備或原料會提高生產效率或加工后的產品銷往國外賺取附加值，從而促進經濟增長[14]。我國長期以來所實施的進口政策是鼓勵生產性資本品的進口而限制消費品的進口，在我國的進口中包括了大量的先進設備和技術以及我國短缺的原材料，這無疑也會對我國的經濟增長產生重要的推動作用；各變量均通過長期均衡關系來影響GDP的增長，每年LGDP的實際值與均衡值的偏差的約6.6﹪被糾正。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證實了黃國祥(1999)[15]和賈金思(1998)[16]的觀點。

(2)總產出對進出口影響不顯著，主要的原因在于我國的出口產品結構升級戰略仍處于外延式、粗放型增長階段[17]，出口以價格競爭為主，未能有效提高出口產品的質量和增加值，從而影響了出口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現階段我國實行的不斷提高制成品出口比例的出口導向貿易戰略仍然是停留在粗放型、數量型的增長上，還未能實現有效提高出口產品質量及附加值的集約型發展方式的轉變[2]。

注：括號內的數字為t檢驗統計量，EC為反映短期對長期均衡調整的誤差糾正項。

4.格蘭杰因果檢驗

對各變量的因果關系檢驗如表4所示。從表中可以看出，在10﹪顯著水平上，出口是經濟增長的原因，但經濟增長不是出口的原因；經濟增長與進口之間以及出口與進口之間都不存在因果關系。

三.主要結論與政策建議

通過協整檢驗分析，得出的結果具有明顯的經濟意義：出口對國民經濟增長具有推動作用，進口對國民經濟增長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進口對國民經濟增長的抑制作用要比出口的促進作用小得多，這與新古典經濟學“出口促進經濟增長”的假說相吻合。現代經濟理論認為，一國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可以從短期貢獻和長期貢獻兩個角度來分析。從短期來看，一國經濟增長主要取決于投資需求、消費需求和凈出口需求三個因素。但是，如果從長期供給的角度分析，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則是要素供給的增加和全要素生產率((TFP)的提高兩大類。要素供給投入的增加包括資本和勞動供給的增加。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則包括產業結構優化、規模經濟、制度創新、知識進展等等，全要素生產率的高低反映了一國經濟增長的方式一，經濟增長集約化的程度.對一國經濟增長具有及其重要的意義，而這些因素都與進口和利用外資有著密切的關系。

從短期動態關系來看，出口和進口都對國民經濟的增長具有促進作用，但出口對國民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比進口小得多，而且出口項系數不能通過5%顯著水平的統計檢驗。這說明就短期動態關系而言，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主要是通過進口來實現的。就當前情況而言，擴大出口是促進經濟增長的有效途徑，但要在擴大出口的同時盡可能的保持進口的同步增長，要盡量保持進出口平衡，因為我國現階段還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出口導向型，進口對于經濟增長的彈性仍然相當大。

格蘭杰因果檢驗顯示我國出口與經濟增長的相關關系較弱，主要是因為傳統上我國出口的擴大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主要是依賴對閑置資源的利用。我國正逐步放棄傳統出口增長的貿易戰略，我國的初級產品出口基本上是符合市場調節機制的。我國的出口增長是可以獲得貿易利益，并可為剩余資源找出路，故而對經濟增長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我國的制成品出口主要還集中于一些勞動密集型產品，以便發揮我國勞力和資源的優勢，在國際上，這必然會面臨勞動力和資源更加低廉的東南亞國家的有力的競爭，致使貿易條件進一步惡化。根據我國要素稟賦的特點，大力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促進出口迅速發展和出口商品結構的優化，同時能夠擴大就業，緩解就業壓力。

從中長期來看，為了發揮出口貿易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應該推進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進一步提高技術進步的增長貢獻，加強附加值高的產品的出口，是貿易出口盡快實現從勞動力和資源為主的粗放型向質量和技術為主的集約型的出口方式的轉變，努力提高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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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賈金思.論外貿進出口對經濟增長的作用[J].財經經濟，1998,(6):30-33.

篇（10）

知識產權壁壘的內涵

知識產權壁壘是占有知識產權優勢和先進技術水平的發達國家及其跨國公司，利用國際和國內的知識產權制度以及相關的國家政策，通過海關扣押、專利圍堵、產權訴訟等方式利用知識產權法所授予的獨占權或超越有限壟斷權的范圍，在保護知識產權的名義下，來限制我國企業在國內和國際市場進一步擴張的種種市場競爭措施和策略，以此達到維護其知識產權優勢的目的。知識產權壁壘實質上是一種非關稅國際貿易壁壘，在反傾銷和反補貼等措施為國人所熟知以后，它已經逐漸取代前兩者成為困擾我國企業的貿易障礙。

我國進出口貿易應對知識產權壁壘現狀

相關法律及預警機制有待完善。我國在入世前，政府已經修改了專利法、商標法和著作權法等知識產權法律，并制定了其他有關知識產權的法律、條例。然而TRIPS協議《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包括假冒商品貿易）協議（草案）》生效以來，發生了許多當年無法預料的知識產權壟斷及濫用問題。對于將產品出口國外的企業，專利預警機制是要事先調查目的國與出口產品有關的專利信息進行分析，以正確的指導下一步的工作。而我國的預警機制的不成熟使我國的產品出口增加了盲目性。

自主知識產權不足。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不僅有利于技術創新和企業競爭力的加強，而且有利于國家經濟實力的增長。而我國擁有的自主知識產權及專利技術遠落后于發達國家。有關資料顯示，我國的申請量不到全球總量的2%，并且標準整體水平偏低。如果我國在標準制定過程中一味以低標準換取某個行業的大部分企業的生存，就無法逾越出口貿易中的技術壁壘。

研發投入不足。我國財政對于研發的投入，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另外，企業本身對研發的投入也與世界水平存在差距。由于國家和企業對科技投入的力度不夠，研究和開發的經費投入過少，我國企業的自主開發新技術能力普遍較低。

不重視專利文獻檢索。根據“專利一國獨立原則”，外國專利如果在一定期限內不另行在中國申請，就永遠不能在中國申請專利、不受中國專利法保護。據悉，全球每年誕生的專利85％沒有申請中國專利，跨國集團迄今在我國獲得授權的專利不到17萬。因此，如果沒有很好地進行專利文獻查詢，很容易導致在進出口貿易中產生侵權行為或在企業引進國外技術時，掉進競爭對手設置的專利陷阱。

知識產權人才匱乏。知識產權人才培養的嚴重滯后，使得目前國內知識產權方面的人才十分短缺，人才的供需出現嚴重的失衡現象。

我國進出口貿易應對知識產權壁壘的對策

完善法規及預警機制。我國應針對立法的薄弱環節，完善知識產權法律法規體系，重視運用法律手段保護知識產權。完善專利預警機制，通過對知識產權及專利信息的搜集、分析、預警，為外貿企業提供必要的服務。

增強企業創新能力。我國企業應重視自身的技術創新，一方面，充分調動現有大學、科研單位的力量，建立起知識產權研發、生產基地；另一方面，企業應盡快提高品牌價值，增加品牌的科技含量，以此帶動我國品牌的對外輸出，加快我國品牌建設步伐。

提供資金扶持。企業在開發和形成自主知識產權的過程中，國家應通過多種途徑和方式加大資金扶持力度，壯大其經濟實力。對高校和科研院所為企業進行定向研究優先提供經費，對有技術創新的企業進行重點扶持和獎勵。

注重專利文獻檢索。據統計，世界上每年完成的發明成果的92％可在文獻中檢索到。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的統計，充分利用專利檢索文獻，可節省40％的研究時間和60％的研究費用。進行專利開發前，應合理高效地進行專利檢索。

實施知識產權人才戰略。知識產權是一門綜合性的學科，這種綜合性決定了知識產權人才的專業素質應當是具有多門學科知識融合交叉的知識結構，科技與法律并舉，并兼有國際貿易、外語等方面的知識。我國的企業應該改變固有觀念，來培訓自己的復合型知識產權人才。

參考文獻：

1.陳宇山.從海外比較研究看廣東知識產權發展與戰略.現代情報，2007（1）

篇（11）

二、人民幣匯率變化

當人民幣升值時，一方面會由于出口商品價格上漲而遏制本國出口，進而縮小國際市場的份額，最終導致國內出口導向型企業縮減生產規模，就業機會減少，從而使失業人口數量上升，使國內就業水平長期處于較低水平；另一方面，人民幣升值越多，消費者購買的進口商品也會越多，國內進口需求會不斷增加，國內進口替代型企業和進口競爭型企業的經濟效益會下降，生產規模也會縮減，使失業人口進一步增加，導致本國就業水平更大幅度地降低。人民幣升值還會影響到國內物價水平，主要體現在：升值基本出現在外匯支出小于外匯收入、儲備增加、國際收支順差的情況下，如果出現儲備增加還會導致本國中央銀行以外匯占款增加形式的本幣投放過多，最終形成商品價格上升，繼而出現通貨膨脹。另一方面，人民幣升值，會讓消費者意識到自己手中的錢變多，但是短時間內的消費水平變化不會太大，這樣中央銀行初期供應的貨幣量就會相對過剩，由此形成通貨膨脹，出現物價水平的持續上漲。再者，由于我國人口數量多，農村大量的勞動力需要轉移，所以我們將長期面臨就業壓力。經濟發展戰略和各項經濟政策都必須以促進就業為重要目標，匯率政策也不例外。由于當前我國經濟增長對外需求依賴程度較高，匯率升值短期內可能對經濟增長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但從長期來看有利于經濟持續增長和結構優化，也有利于就業總量的增加和經濟結構的完善。在2005年至2011年期間，人民幣匯率呈現一直下降的趨勢，而物價指數在持續走高，就業水平雖表現出緩慢的爬升，但就業率提高的幅度非常有限。當然，就業水平的提高離不開國家相應政策的實施，但也說明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人民幣匯率走高的負面影響，若將就業率和出口貿易類相關行業的就業水平相聯系的話會發現，這些行業的就業率受到人民幣匯率變化的影響較大，體現在隨著人民幣匯率的持續走低，相應的就業率水平也在下降。人民幣升值會帶來內外部經濟部門的調整，原來為國際市場服務的部門將轉向為國內市場服務。因此，從國內政策看，要采取與擴大內需相適應的政策，促進經濟和就業結構順利調整，以求將匯率升值對就業的不利影響降到最低。通過減稅等政策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加資產性收入在居民收入的比重；改善居民內部分配結構，重點是提高實際消費能力較強的中低等階層的收入，擴大中等收入者的規模；推進各項保障制度改革，減少居民預防性儲蓄，提高居民的消費意愿；降低交易和行政成本，促進社會分工更加細化，培育新的市場需求；鼓勵企業擴大投資，鼓勵企業在自主創新、自主營銷渠道、自主品牌等方面的投資；鼓勵對國內產品和勞務的購買。在匯率升值后，國內實際收入將增加，要防止增加的實際收入轉化成對國外產品和勞務的需求。匯率升值所帶來的內需擴大，還會導致國內需求結構升級。一方面，從制造業和服務業的關系看，服務業增速要快于制造業，服務業吸收就業彈性較大，對就業有明顯的促進作用；另一方面，從制造業內部看，對資本密集型產品需求的增長要快于勞動密集型產品，這種變化會引起就業減少。因此，要在人民幣升值后減少對就業的不利影響，應該鼓勵服務業的發展，尤其是以滿足國內需求的勞動密集型服務業的發展，大力發展服務業是適應人民幣匯率升值的一項重要配合措施。為此，政府應該采取鼓勵服務業發展的政策，擴大服務業的分工程度，降低準入門檻，取消進入服務業的種種限制，簡化審批手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