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農民消費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農民工是戶籍在農村，而完全或主要從事非農業生產活動的勞動者①。由于農民工的概念是建立在中國特殊的戶籍制度之上的，農民工也是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名詞。在國外研究中沒有與農民工完全相同的概念，只有與農民工相近的概念，例如鄉城移民（rural-to-urbanmigrants）、移民工人（migrantworkers）等。可以說，農民工是一種不徹底的鄉城移民。因此，研究農民工問題，可以根據中國農民工的特殊情況借鑒國外的相關研究成果。鄉城移民住房消費的影響因素，是國內外學者研究的重點之一，制度因素、市場因素、心理因素、個人特征等均被納入學者的考量范疇之內。在中國，對于移民②來說，戶籍等制度因素比市場因素對其住房的影響更強（Wu，2004）。中國的農村移民③在城市居住，受到來自個人、社會、經濟地位以及制度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和約束，其中，城市對農村移民歧視性的制度環境是最主要的因素；以制度約束為主、多種因素的綜合，造成農村移民在城市居住條件較差，居住空間擁擠，并產生某種程度的聚居現象（劉玉亭、何深靜，2008）。由于農民工置身于城市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等社會保障體系之外，以保險等正規形式存在的風險分散機制對農民工所能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他們往往具有較低的當期消費傾向、較高的儲蓄傾向，這樣的消費特征使得農民工的住房邊際消費傾向較城鎮居民或農村居民更低（周滔、呂萍，2011）。住房價格和收入水平是影響農民工住房消費的重要經濟因素。作為一種用工單位向雇員提供的福利（Wu，2004），單位提供住宿場所與否成為農民工是否在市場上選擇住房的前提條件。相對于自行租房，雇主提供的廉價或免費的宿舍或工棚，對農民工來講是一種更加經濟而便利的居住方式（農民工城市貧困項目課題組，2008）。除了單位提供住宿場所的農民工外，相當一部分農民工需要在住房市場上解決住房需求。因為戶口限制，移民不可能獲得城市公房和單位住房的所有權或使用權，僅有的對移民開放的商品住房，其價格又超出了絕大多數移民的購買能力，租房居住則成為移民最好的選擇。收入水平對移民的住房消費有重要的影響（Wu，2004）。由于自身經濟能力有限，絕大多數農民工通常只能租住城鄉結合部的農民私房或市中心價格相對低廉但條件較差的房屋（《我國農民工工作“十二五”發展規劃綱要研究》課題組，2010）。即便如此，農民工還是希望能夠進一步降低住房支出，尤其是在住房租金上漲的情況下。而合租是農民工節約開支以用于其他目的的主要而有效的策略（Wang，2003）。如果農民工選擇居住在商品房中，由于租金較高，他們可能會與更多的人合租（張智，2010b）。收入的不確定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農民工的住房消費，農民工收入增加對住房消費增長的刺激作用遠小于對其他消費增長的刺激作用，隨著收入增加，農民工更傾向于將所增加的收入儲蓄起來或投入子女教育等其他消費項目中去（周滔、呂萍，2011）。農民工住房消費還受到其是否在城市定居的預期、價值判斷標準等心理因素的影響。對預期僅在城市做短期停留的農民工來說，他們認為，自己只是工作城市的臨時成員，因而只愿意用很少的收入來改善住房條件，對住房設施和服務的要求很低；只有打算在工作城市長期居留的農民工，才愿意在更好的住房上投入（Wu，2002；2004）。偏好農村社會生活的鄉城移民，傾向于選擇棚戶區等非正式住房構成的移民聚居區；而偏好城市生活的鄉城移民，傾向于選擇服務和基礎設施較好的公寓（Erman，1997）。一部分中國農民工愿意花大價錢在農村老家建新房卻將其閑置，而不愿意在工作城市多花錢住得好些，這也是受到價值判斷標準等心理因素的影響。農民工的消費行為受到生活標準與地位評價標準的制約。在農村，房子不僅是地位的象征，而且是農民的“生活標準”；盡管農民工從農村來到城市，但是，他們消費的主要參照群體在家鄉，地理雖遠但心理近，城里人的消費偏好對他們來說顯得太奢侈，地理雖近但心理遠（馮桂林、李淋，1997）。農民工的年齡、務工年限、性別、受教育程度等個人特征也影響其住房消費。有的學者認為，年齡和務工年限都對農民工的住房選擇有重要影響（黃卓寧，2007；張智，2010a）；也有學者認為，農民工總的務工年限對其租房選擇來說并不重要，但是，在目前所在城市的工作年數對其租房行為有重要影響（農民工城市貧困項目課題組，2008）。在性別方面，農民工城市貧困項目課題組（2008）的調查分析發現，農民工性別對其住房選擇影響不顯著；張智（2010a）則認為，農民工的住房選擇存在一定的性別差異，男性比女性更愿意住集體宿舍。在受教育程度方面，Wu（2004）認為，移民的受教育程度對其住房條件有重要影響。由上可見，國內外學者對于鄉城移民（包括農民工）住房消費影響因素的研究并不少。但是，已有研究成果仍然存在許多不足之處。例如，研究層面多局限于個別地區，對中國農民工住房問題的研究尚缺乏全國宏觀層面的整體判斷；研究視角基本局限于城市，缺乏從統籌城鄉的視角對農民工住房問題的探討；在對農民工住房消費影響因素的分析中，對地域因素的分析明顯不足，等等。本文研究將嘗試彌補上述不足，利用全國106個城市的大規模調查數據，對中國農民工住房消費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

農民工住房消費影響因素的作用機理分析

影響農民工住房消費的因素相互交叉、難以截然劃分，大致來看，可以分為制度因素、經濟因素、地域因素以及家庭和個人特征幾大方面。（一）制度因素農民工群體是在中國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的基礎上產生并存在的，因而戶籍制度及其相關制度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農民工的住房消費。其中，對農民工住房消費影響較大的是土地與住房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中國現行的土地與住房制度是以戶籍制度為基礎的城鄉二元制度。城鄉二元土地制度的核心是城市土地歸國家所有，農村土地歸集體所有。住房制度改革作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涉及城鎮居民，而農村居民并沒有被納入改革的范疇，農民工也被排除在住房制度改革之外。雖然農民工在老家的土地和住房還不能通過市場變為現實收入，但是，絕大多數農民工都不愿意放棄土地而轉為非農業戶籍。這與歷史積淀的土地情結、土地的基礎保障作用密切相關；而且農民工在老家的土地和住房還是一種潛在的資產，遇到征地或拆遷時，農民工家庭可能獲得的補償甚至會超過其土地和住房應有的市場價值。這些都使得農民工的人在城市，根卻在農村。由此形成了農民工的工作城市住房與老家住房的強烈反差：日常居住的住房狹小而簡陋，老家的住房寬敞卻利用率很低，這種矛盾與浪費根植于城鄉二元的土地和住房制度。農民工住房消費還受到社會保障制度的影響。社會保障制度既包括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失業保險等社會保障，也包括義務教育等社會福利。社會保障制度完善與否直接影響到消費者的預防性儲蓄水平。Leland（1968）將預防性儲蓄定義為“為了防范未來收入的不確定性沖擊而引起的額外儲蓄”。BrowningandLusardi（1996）提出，足夠的資產或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可以減弱預防性儲蓄動機。雖然近年來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工作取得了一定的進展，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和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農民工在城鎮應該享有的社會保障，但是，農民工社會保障水平較低等問題依然存在。加之農民工的流動性強，相當一部分農民工經常在不同的城市間流動，而社會保險的異地轉移接續困難，導致有些地區在農民工過年返鄉前甚至出現了“退保潮”。農民工隨遷子女在城市接受義務教育的問題仍處于初步解決階段，“上學難”、“上學貴”的現象仍大量存在。不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導致農民工的預防性儲蓄動機強，在收入水平既定的情況下，農民工的住房消費能力和消費意愿也就降低了。（二）經濟因素包括收入、住房租售價格等在內的經濟因素決定了農民工的住房消費支付能力，也影響到農民工的住房消費支付意愿，從而對農民工的住房消費產生著重要影響。在不考慮投資的情況下，一個家庭的收入等于消費與儲蓄之和，消費可以分為住房消費和非住房消費。非住房消費支出主要包括食品支出、教育醫療支出、交通通訊支出等。對于農民工家庭來說，住房消費又可以分為在流入地城市的住房消費和在老家農村的住房消費，相應地，非住房消費、儲蓄也可以做城鄉之分。由于住房消費又等于住房價格乘以住房消費量（即住房消費面積），因此，影響農民工家庭在流入地住房消費的經濟因素有：家庭收入，包括在流入地的收入和在老家農村的收入；家庭在流入地的非住房消費支出和儲蓄；家庭在老家農村的住房消費、非住房消費支出和儲蓄；流入地的住房價格，主要是租房價格；在流入地的住房消費量，主要是租房面積。此外，農民工的工作單位提供住宿也可以視為非貨幣收入，納入影響農民工住房消費的經濟因素之中。根據Friedman（1957）提出來的“永久收入假說”（permanentincomehypothesis，又譯為“持久收入假說”），決定居民消費支出的主要因素是居民的持久收入，而不是現期收入；持久收入是消費者收入中比較穩定的、持續性的收入，是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可以得到的收入，是一種長期平均的預期收入。其后的預防性儲蓄理論（precautionarysavingtheory），在吸收理性預期思想的基礎上，將不確定性、消費者跨時選擇引入消費行為分析，認為消費者儲蓄不僅僅是為了將收入均等分配于整個生命周期，還在于為了防范不確定事件的發生，例如收入的不確定性。Zeldes（1989）探討了確定的當前財產與不確定的未來收入對消費的影響，認為當前財產包括剛得到的收入和確定的未來收益，它們在影響當前消費決策方面比未來的隨機勞動收入有更大的權重。基于上述理論，對中國農民工住房消費的分析，一方面應考慮農民工現期收入水平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應考慮農民工預期收入水平的影響。對于未來收入的預期，離不開兩方面的考慮：一方面是以往收入的情況，一方面是未來收入的穩定性。影響農民工未來收入穩定性的因素包括：是否簽訂了勞動合同，勞動合同期限的長短，所在行業、企業的情況等。（三）地域因素這里的地域因素是指農民工由于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不同而產生的影響其住房消費的地域差異。流入地的不同意味著農民工家庭面臨的城鎮住房消費市場的不同。大城市、特大城市往往人口密度較高，住房緊張，住房的銷售和租賃價格也較高，農民工的住房問題也更為嚴峻；而中小城市和城鎮人口密度一般較低，住房供求無無較好，住房的銷售和租賃價格也較低，農民工的住房問題相當來說不那么突出。流出地的不同意味著農民工家庭已有資產和在農村收入情況的不同，甚至是返鄉意愿的差異。來自發達地區富裕鄉村的農民工，由于老家經濟狀況較好，原有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較高，到城市后其住房消費水平也相對較高；在城市工作生活不如意或老家有更好就業機會的情況下，其返鄉意愿可能更為強烈。而來自邊遠地區的農民工，由于老家生活條件較差，家庭負擔較重，到城市后其住房消費水平也相對較低；城鄉間工作生活條件差異較大，使其返鄉意愿更低，而留城意向更為堅定。（四）家庭及個人特征農民工住房消費還受到其家庭和個人特征的影響。個人特征主要包括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婚姻狀況、來城務工時間長短、技術職稱等；家庭特征主要包括家庭結構、家庭同住人數等。其中，有些因素是密切相連的，例如，年齡、婚姻狀況、家庭結構等之間，受教育程度與技術職稱之間，都存在著相應的無無。未到適婚年齡的農民工往往選擇住在單位提供的宿舍里，或者與親友同住在出租房內；已經結婚的農民工更傾向于選擇與配偶、子女共同居住，單位宿舍一般不能滿足這種居住需求，他們多采用租賃單元房的方式解決住房需求。受教育程度較高、務工時間較長的農民工，往往可以獲得較高的技術職稱，收入水平也較高，工作更為穩定，因而具備較強的住房消費支付能力。如果家庭中有學齡子女，那么，農民工家庭在住房消費時則要考慮子女教育支出及其預期對住房消費的影響。家庭同住人數直接決定了居住所需的最小面積，從而影響到住房消費量。在收入水平既定的情況下，如果家庭同住人數多、居住所需面積大，則農民工家庭將傾向于選擇位置或條件較差而租金水平較低的住房。

數據來源、模型構建與變量選擇

（一）數據來源本文對農民工住房消費影響因素實證分析所用的數據來源于2010年12月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對全國流動人口的動態監測結果。這次監測的對象是在調查前一個月之前來到流入地城市居住、非本區（縣）戶口且年齡在16～59歲的流入人口，不包括調查時在車站、碼頭、機場、旅館、醫院等地點的流入人口，但包括在臨時工地等非正規場所居住的流入人口。其中，農業戶籍的流動人口可以近似地作為農民工的代表。此次調查的樣本選取屬于“混合抽樣”，即樣本城市的確定采用主觀判斷的非隨機抽樣，而樣本城市內部調查對象的選擇采用隨機抽樣。樣本城市的確定，以流入地為主，直轄市、省會城市、計劃單列市全部納入，兼顧流入人口較多的地級市、縣級市。本次監測共選取全國106個城市，包括4個直轄市、27個省會城市、5個計劃單列市、46個地級市及24個縣級市①。在樣本城市內部，本次監測在居委會、行政村、由具體企事業單位管理并集中居住的流入人口群組中隨機抽取個人調查對象，其中，調查對象是農業戶籍流動人口的樣本量約為10萬個。下文如無特殊標注，數據均來源于此次調查。（二）模型構建與變量選擇對農民工住房消費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所研究的是各種因素對農民工住房消費支出的影響情況。本文所構建計量模型的基本框架是：被解釋變量是農民工住房消費支出，解釋變量是包括制度因素、經濟因素、地域因素、家庭及個人特征在內的各種影響因素。被解釋變量是連續變量，解釋變量有兩個以上，因而本文考慮采用的是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在構建農民工住房消費影響因素的計量模型時，還需結合數據情況將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具體化，并進行數據的基礎處理。1.被解釋變量（y）。模型被解釋變量的具體選取及數據處理過程如下：首先，為明確研究重點，選取的是農民工在流入地的居住支出，并且已剔除了在流入地城鎮購房（包括已購商品房和已購政策性保障房）的樣本。其次，根據農民工住房消費的特點，選取的是農民工家庭而不是農民工個人的月居住支出，包括房租、物業管理費、水費、電費、燃料費、維修費、暖氣費等。再次，為降低和消除異方差，對農民工家庭在流入地的月居住支出取自然對數。由于對零值無法進行取對數的運算，常見做法是剔除為零值的觀測值，或者給存在零值的變量的各觀測值統一加上一個足夠小的正數修正后，再對其取自然對數。由于1元對于農民工家庭在流入地的月居住支出來說足夠小，給其各觀測值統一加上1，對數據估計的精確度影響不大。2.解釋變量（ix）。模型的解釋變量是包括制度因素、經濟因素、地域因素、家庭及個人特征在內的各種影響因素?；谏衔膶r民工住房消費影響因素及作用機理的分析，可以發現，影響農民工住房消費的因素眾多，且各類影響因素之間存在著一定的交叉。本文將依據以下原則選擇解釋變量：一是變量之間的關系。相關性高的變量不同時選入模型。二是變量的政策指向性。具有政策指向性的變量優先選入模型。三是數據的可獲得性。根據數據的可獲得性選擇影響因素的變量，但變量與影響因素之間差距較大的應舍棄。為降低和消除異方差，配合被解釋變量及虛擬變量，對農民工家庭月收入、月支出等存在較大數值和零值的各觀測值，加1后取自然對數。對模型中被解釋變量和解釋變量的具體選取和說明詳見表1。此外，從積差相關矩陣來看，“有無勞動合同”同時與“流入地有無養老保險”、“流入地有無醫療保險”、“流入地有無工傷保險”三個變量間的Pearson相關系數都較高。由于勞動合同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僅完成一次性工作任務的合同，而且用人單位往往還在勞動合同的具體內容中設置解除勞動合同的種種條款，加之勞動合同的違約成本低、維權成本高，因而有無勞動合同對農民工未來收入預期的反映有限，所以，本文在回歸前將“有無勞動合同”這一解釋變量從模型中剔除。

實證結果與分析

篇（2）

眾所周知，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至今仍有9億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總數的70%，農民是我國最大的消費群體，農村消費能力的提升直接關系到國民經濟的全局。農村這一龐大的消費市場有著巨大的發展空間，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都應對農村消費市場給予充分的關注，而對農民消費行為的研究恰恰是打開農村消費市場的切入點。

一、農村消費市場的基本現狀

農村消費市場穩步發展，但整體消費水平較低，不同地區的消費水平差別較大。有關資料顯示，目前我國農村消費品零售額占全社會消費品零售額的比重只有30%左右。同時農民消費水平還具有很強的區域性，消費水平基本上是從東部至西部逐步降低的，并且相差水平較大。

農村消費市場貨源充裕，買方市場基本形成，但有些商品不適應農村市場的需要。伴隨著一些商品在城市市場的飽和，農村市場成了這些商品的傾銷地，但是這些商品卻并不符合農戶的需要。許多廠家、商家不注重研究農村市場的特點，市場上缺少適合農民消費水平、適合農村消費環境的商品。

農村市場商品的消費結構正在發生變化，但受經濟條件的制約，農民的消費結構不夠合理。主要表現在生存性消費比重較大，發展性、享受性消費比重較低；實物性消費比重較大，服務性消費比重較??；自我服務性消費比重較大，社會服務性消費比重較小。

農村消費市場體系初步形成，各種流通主體競爭激烈，但市場秩序和市場管理比較混亂。滯后的流通方式和混亂的流通秩序嚴重阻礙了農村消費品市場的發展，延緩了農村消費品市場化的進程。由于缺乏有力的執行機構和正常的監督，致使假冒偽劣商品泛濫，嚴重損害了農民的利益，也抑制了農民的消費需求。

二、現階段農民消費行為的特點

消費層次的多元化。相對于城市來講，農村地區之間消費偏好和消費習慣差異更大，農村內部的消費層次更多。這一方面是因為農民消費行為受地理環境、民族、傳統文化等其他非市場因素的影響要比城市居民大，另一方面主要是由于農民之間的收入差別比城市居民之間的收入差別更大。

自給性消費在農民消費體系中占有一定的比重。農民的自給性消費雖然不進入消費市場，但對消費市場仍會有一定的影響。當農民收入下降，或者貨幣性收入相對減少，或者同類及替代消費品市場價格發生變動時，農民就有可能用自給性消費替代貨幣性消費。這自然就會對消費品市場的需求帶來一定的沖擊。

注重商品的實用價值。由于收入水平的限制，農民對價格比較敏感，所以他們在選購商品時，對商品的質量，性能，耐用性和價格要求比較高，而對于產品的品牌、包裝以及外觀設計方面不是十分的看重，屬于消費類型中的“求實消費”。

消費觀念陳舊保守，消費結構不合理。由于農村大部分人口文化素質偏低，再加上受傳統自給自足小農經濟思想的影響，農村居民消費觀念和消費能力與城市居民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具體表現在農民一面是平日里非常節儉，舍不得花錢，另一面則是逢年過節，人情往來，婚喪嫁娶，卻不惜花費大量錢財。尤其是在建房消費上，農民往往傾其畢生的積蓄，甚至舉債建房。有不少是為爭面子相互“攀比”，盲目求高求大，拆了蓋，蓋了拆。這造成極大的浪費，限制了農村購買力向其它消費品轉移。

三、農民消費行為的影響因素分析

農民收入水平低且不穩定。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相比城鎮居民來講低得多。最新統計顯示，2006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1759元，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僅為3587元。再加上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其農業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比較弱，農民收入受自然不確定性的影響大，豐年農民收入增加，災年農民收入減少。這種自然的不確定性導致農民的預期收入不穩定，消費傾向偏低?？梢娹r民的收入水平是制約其消費能力的重要因素。

農村基礎設施落后。近幾年來，農村基礎設施雖有了較大改善，但與城市相比，還存在著較大的差距。農村基礎設施完善與否，不僅直接影響農民收入的提高，而且影響到農民消費需求的增長，制約著農戶家庭消費結構的升級換代。目前農村家電普及率與城市相比要落后10年，如彩電的普及率只有城市的一半，電腦更少。但相當一部分農民家庭里沒有電視，不是農民買不起，而是相關配套設施不完善，如有的地方電壓不穩，或是電視信號不好，要么是電價偏高。再如洗衣機，很多農民沒買的主要原因是自來水問題，在農村約有60%的地方還沒通上自來水。

消費環境亂。農村市場秩序和市場管理比較混亂，市場上的經營企業散小、經營品種雷同、商品檔次低、業態單一。假冒偽劣產品隨處可見，給農民的生產和生活造成較大危害，致使許多農戶出于自我保護的本能而不敢消費，大大挫傷了農民的消費積極性。據商務部2004年對全國1萬戶農民進行的問卷調查，75%農民買到過假冒偽劣商品。

農村社會保障體系落后。目前我國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完善，醫療、衛生、教育、養老等社會保險覆蓋范圍還不大，我國農村更是處于這一體系的邊緣，極大影響到農村居民的消費預期。再加上受城鄉二元結構的影響，我國農村社會保障嚴重滯后于城鎮。在農村，上學難、治病難、養老難已是普遍現象。而近年來，隨著我國教育、醫療服務價格的上漲，農民對未來支出的預期大大增加，進一步降低了農民的即期消費支出。

四、政府和企業如何開拓農村市場

1.政府的對策

通過加大惠農政策力度，來增加農民收入，增強農民的消費信心。從根本上講，農村消費市場的不活躍，主要是由于農民收入水平相對不高，消費能力相對偏低引起的。因此，要想進一步擴大農民的消費，一定要從助農增收這個關鍵環節入手。所以諸如“取消農業稅”這樣的惠農政策應該更多些，只有農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加了，農民的消費規模才會增大。雖然，現在政府在不斷地減輕農民負擔，但是農村人口的收入相對于城鎮人口來說，還是很低的（2006年，中國城鎮人口的收入是農村人口收入的3.28倍）。所以，必須給農村人口更有利的發展條件，才能有效縮小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和生活水平差距。為此，政府還可以通過給予面向農村市場的企業一定的稅收優惠來讓利農戶。在企業開發農村市場過程中，通過政府的稅收調節作用來讓農村人口得到更大的實惠。政府要扶持鄉鎮企業的發展，鄉鎮企業在為農民提高就業機會，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增加勞動收入方面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農民收入增加了，消費信心也將必然增強。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引導農民轉變消費觀念。通過加大政策支持和財政支持來重點解決水、電、路、通訊設施等方面存在的問題。在經濟較發達、住戶相對集中的農村應建自來水廠。農村電網要提高運營質量，降低電價，為更多的彩電、冰箱、空調、洗衣機等家電進入普通農民家庭創造條件。同時要著力改善消費的軟環境，凈化農村消費市場，鼓勵和支持科技和信息下鄉，提高農民的科學文化素質。強化政府對農民的教育和引導，形成積極、健康、向上的消費氛圍，并對封建迷信、賭博、婚喪事大操大辦的不良習慣加以制止。

加大政府管理力度，規范農村市場秩序，改善消費環境。加強農村市場監管，加大執法力度，防止假冒偽劣產品流入農村，打擊欺行霸市、強買強賣等不法行為，打擊“損農”、“坑農”、“害農”的虛假違法廣告行為，健全農村消費者投訴受理機制，保護農民合法權益。加快農村市場體系立法工作，清理不合時宜的法律、法規和政策，逐步完善農村市場法律法規體系。加強農村消費品網絡建設。進一步推進“萬村千鄉市場工程”，以縣城和中心城鎮為重點，以村、鄉鎮為基礎積極發展連鎖超市、便利店等新型流通業態，通過示范引導、自愿進入的方式，逐步以連鎖經營、物流配送等經營方式，改造和建立標準化的“農家店”，加快形成為農村居民日常生活服務的零售網絡終端。

健全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社會的經濟預期和經濟安全是制約人們現期消費的重要因素，要改善經濟預期，關鍵在于完善包括醫療體制改革，社會保險體制改革、養老金制度改革和教育制度改革在內的社會保障制度，增強農民的安全感，為促進消費注入“穩定劑”。農民只有解決了后顧之憂，才能增加即期消費。

2.企業的對策

以適銷對路的商品供應農村市場。一直以來，企業基本上是依據城鎮居民的需求來設計產品的。這些產品在款式、功能、價位、操作使用方式及包裝、說明、售后服務等方面均同農民的要求有較大的差異。所以銷售到農村市場的產品通常是城市市場飽和后產品的簡單轉移，而不是針對農村市場開發的適合農村需要的產品。進軍農村市場的產品一定要針對目標市場的狀況，進行相應的產品定位和開發，企業應在深入調查研究農村消費者特定需求的基礎上來開發滿足農民需要的產品，增強產品對農村市場的適應性。生產企業要重視農村市場的個性特征，在深入進行市場調查的基礎上，針對不同地區的實際情況來開發適銷對路的產品。

銷往農村的產品應采用低價策略。農民對購買的商品一般要求經濟實惠，物美價廉，即“經濟實用型”產品。價格往往是農民購買商品時最敏感的因素，農村存在著大量的“求廉型”的消費者，所以企業對銷往農村市場的產品應采取低價策略。就食品來說，有資料顯示，在我國農村消費者中，雖有74.4%的人會適當考慮食品安全問題，但43.7%的人仍把價格便宜作為購買食品的首選，而城市消費者中選擇“價格優先”的僅占8%。

建立以農村為主的分銷渠道。農村的基礎設施相對與城市來說是落后的，企業在分銷渠道的設計上要更多的下功夫。必須盡快構建適應農村情況和農民購買習慣的消費品流通網絡，提高流通效率。農村居民居住的分散且范圍廣，而農村經銷終端多，但規模較小。企業在營銷網絡的建立時，應調整渠道政策，減少中間環節，或直接采用直銷的形式來將城市各店向農村延伸。

促銷策略要符合農民的傳統習慣。因為文化素質的原因，農民受電視廣告這種聲情并茂的促銷形式影響較大，而受廣播和報紙的影響依次降低，并且他們不喜歡接受過于復雜的廣告形式。在廣告內容上，應更強調產品的具體性概念，而非抽象性概念。除廣告之外，舉辦一些對農民有益的公共關系活動也是很有效的促銷方式。

完善售后服務。由于農村的地理環境與交通等原因，使得很多商品的售后服務，不能覆蓋到農村，這也制約了農民的消費積極性。企業必須從觀念上和行動上都給予充分的重視，在農村建立起完備的售后服務網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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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農民消費是我國消費市場最重要的部分，只有農民消費水平的到提高，中國的經濟增長才能擺脫出口依賴型。目前農村居民消費水平較低，嚴重影響著農村經濟的發展。由此必須提高農民消費水平，使其成為拉動消費的新增長點，成為發展農村經濟的重要途徑。

一、提高農民消費水平，對農村經濟發展的作用

消費水平有狹義和廣義之分，我們通常所說的消費水平一般是狹義的消費水平，它是指按人口平均的消費品(包括服務)的數量，反映人們物質文化需要實際滿意程度。消費水平的提高，不僅要求增加消費品數量，而且要求不斷增加提高消費質量。因此，消費水平是一個綜合指標，最終會表現為人們的健康水平、科學文化水平和生活享受水平、消費環境的質量等等，反映人們物質文化需要的滿意程度。

1.提高農民的消費水平，有利于形成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動力

經濟增長依靠的是社會需求的拉動，必須通過調節社會需求以調節社會生產而達到發展社會經濟的要求?，F在政府正不斷的出臺種種方案來刺激內需增長，其中有一點就是要擴大農村居民的消費，農民消費成為拉動農村經濟增長的首要動力。

2.提高農民消費水平，促進農村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農民消費水平的提高，可以改變消費需求，促進消費結構優化升級，通過消費品生產結構和相關產業鏈上附屬產業結構的調整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

3.提高農民消費水平，有利于促進就業和提高農民的科學文化素質

在農村，農民消費的提高勢必帶來消費質量的提高，促使文化教育消費的增加，帶動經濟增長。提高消費中的科技和知識文化中的比重，提高消費質量，就能從根本上提高消費力，從而可以促進消費力和生產力之間、消費和生產之間的良性循環。

二、農民消費水平較低的原因分析

1.農民的可支配收入較低，消費水平差距持續擴大

弗里德曼認為，居民的持久性收入是決定其消費的重要因素，沒有可支配收入的增長，消費水平就不可能提高。我國現在還只是滿足了基本的生存需要，消費水平還沒有升級、消費結構沒有優化，消費水平還未得到真正的提高。

2.農村基礎設施薄弱，抑制消費水平提高

目前我國農村消費市場的公共配套尚處在低級水平，農民購物難、用點難、行路難、上網難等問題突出，影響了農民的購買積極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電力供應跟不上、電壓不穩定，收費較高;二是電視、通訊、網絡等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滯后;三是交通道路建設有待完善。

3.農村的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

目前，我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還不完善，農民儲蓄傾向較強?，F在農村的醫療成本居高不下，農村醫療保健型消費出現被迫的大幅增長，醫療保健費用已成為農民消費支出中增幅最大的一項。近年來，隨著我國教育、醫療服務價格的上漲，農民對未來支出的預期大大增加，進一步降低了農民的現時消費，抑制了消費水平的提高。

4.農村市場體系尚未建成，商品流通渠道不暢

當前，農村市場體系尚未建成，商品的流通渠道也不暢，農民買、賣難的問題十分突出。一方面，許多商品在城市處于過剩狀態，而在農村卻難買到;另一方面，農民辛辛苦苦生產出來的農副產品由于距中心城市相對較遠，交易成本大，農產品難以適時賣出，不能轉化為農民的實際收入，制約了消費水平的提高。

5.消費環境不佳，嚴重侵害消費者權益

當前的消費環境不樂觀，制約了居民需求擴大，造成了居民消費不安全和對消費環境的缺乏誠信，這些都直接影響到消費者的消費心理和購買勇氣，抑制居民的消費欲望，影響居民消費力的提高。

三、提高農民消費水平的方法

1.增加農民收入，建立促進農民增收的長效機制

我國必須統籌城鄉經濟發展，建立促進農民增收的長效機制，切實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民的消費力。擴大農民就業機會，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民的有效購買力;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促進農村的現代化建設，擴展農民的消費能力;建立完善農村教育服務體系，提高農民的素質，讓農民可以及時有效地掌握市場的信息，把握市場動向，推進農村產業化進程。

2.改善農村消費環境，加強基礎設施建設

要加大農村的電力、交通、通訊網絡、等基礎設施設的力度;還要加大力度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為廣大農民營造一個健康、安全的消費環境。同時在農村增加消費者投訴網點，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農民的消費權益，為農民消費水平的提高提供可靠的社會保障。

3.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增強農民消費信心

必須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提高農村社會保障水平。首先要加快推進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建設，保障農民群眾的健康安全;其次要建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使農民消除后顧之憂，敢大膽消費;第三是要加大農村救助幫困力度，加快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使貧困農民基本生活有所保障。

4.健全流通體制，加強農村市場體系建設

必須加大農村市場體系建設力度，形成多渠道全方位多層次的流通格局，搞活農村市場，支持城市流通企業經營網絡向農村延伸，從而全面提升農村的綜合流通能力;以小城鎮建設為依托，鼓勵各類投資主體投資農村商業設施建設，大力發展與農村消費直接相關的零售業。

5.大力發展農村消費服務業，增加消費熱點

農村消費服務業是帶動農村消費提高的重要領域，是促進農村消費水平升級的重要方式。首先鼓勵支持企業面向農村調整產品結構，開發和設計適合農民消費需求特點以及消費環境的產品系列;二是把向農民提供商品和提供服務結合起來，鼓勵生產流通企業在農村設立售后服務網點，優化農村消費環境;三是大力發展農村休閑旅游，拓寬農村消費領域，刺激農村形成新的消費熱點。

篇（4）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農村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關系的變革，農民的生活發生了很大變化，這些變化通過許多方面體現出來，尤其是農民在新時期所形成的消費模式。吉林省農民消費狀況在很大程度上與全國地區有著共同特點，但由于本地的民俗習慣、民族分布，經濟狀況，地理位置等因素有著區別于其他地方的顯著特征。當前，吉林省農村居民生活消費呈現出以下特點：

一、吉林省農村居民生活消費的特點

1.消費結構層次較低在居民消費結構中，恩格爾系數較高，如2007年吉林省農村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為40.0%，這說明在食物消費方面吉林省農村居民消費比重較大。同時農民用于文化教育方面的消費也較低，只有個別家庭因為有子女考上大學使得教育投入成為家庭消費的最大支出。服務消費比例較低，農村居民大多對服務消費的接受程度較低.這一方面是受收入及第三產業發展較慢的客觀原因所限，另一方面是受農民傳統持家思想的影響。因此很多服務消費都采取了自給自足的方式加以實現，如搬家服務、保姆、鐘點工、商品速遞等服務在農村很少見。

2.不健康的消費方式

目前農村居民的消費方式中還有諸多不健康的因素，如賭博消費、封建迷信消費和人情消費等。吉林省許多農村地區仍然有賭博現象存在，打麻將、推牌九等具有賭博性質的娛樂項目已成為部分地區農村居民生活的一部分，也成為他們消費支出的一個重要項目，尤其是在秋收后及春節期間更加盛行。封建迷信在廣大農村仍十分盛行，很多農民四處花錢找“先生”、“大仙”看病免災、算命看相、看風水等。再有就是人情消費，農村人情消費一直居高不下。人情消費的名目、種類繁多，價碼也越來越高，從幾十元到上千元不等。結婚生子，考學過壽，喬遷和喪禮都需要禮金，使部分農民不堪重負。

3.消費時段集中

在吉林省所在的北方，由于在秋收后農產品才能變成現金，農村消費呈現很大的季節性。生產資料消費主要在春耕之時，而生活消費大部分在秋收之后。另外，在平常時日，農民普遍比較節儉，只有到重要節日時會選擇集中進行消費。例如，春節、國慶節等是農村集中消費的時段。在集中消費時段內，肉類、煙酒類、禮品類等消費金額巨大，占農村居民全年消費比重的大部分。

4.消費方式趨同

農民有很強的從眾心理與模仿意識，個性化消費少，同村、同鄉消費方式大致相同。農村屬于熟人社會，購買商品受“口碑”影響較大，在購買家電、摩托車、農用車等大件商品時，模仿消費現象比較普遍。同時農村消費者把城市尤其是縣城，當作消費潮流的風向標，積極模仿城市消費。牛奶、可樂在農村的迅速普及，追求時髦的穿著打扮，都得益于農村對城市的模仿效應。

5.消費心理謹慎

吉林省農村居民的收入狀況偏低，為了躲避風險，大多數農村居民都是把收入攢起來而不用作消費，同時受傳統消費觀念和習慣的影響，以及對未來存在較多的不確定性，農民的消費心理普遍較為謹慎。在農村，許多農民保持“量入為出”的勤儉節約型消費傳統。

二、影響農村居民消費的主要因素分析

1.農民收入水平的約束

收入是消費的基礎，建國后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經濟迅速發展，農民收入顯著提高。吉林省所在的東北地區在解放后曾一度成為全國最富有的地區。但改革開放后東部經濟迅速發展起來，東北逐漸失去領軍地位，現在甚至已成為經濟相對落后的地區，收入的不足嚴重制約著生活消費水平。

2.傳統消費心理與消費習慣的制約

中國農民自古就有勤儉節約的傳統美德，尤其是經歷過戰爭和經濟蕭條期的老人們，更是過度的節約。而且中國人歷來就有先儲蓄再消費的習慣，在農村地區尤為明顯，這些嚴重制約著農村居民消費水平。另外，東北人好講究愛面子，所以在重大節日如新年婚嫁時都很鋪張講究排場，這樣就又會導致浪費，使后期消費動力不足。

3.市場化不足

由于我國農村市場沒有完全打開，形成獨立的經濟體系，企業在農村居民消費方面獲得的利益比較少，所以生產型企業沒有把農民作為一個獨立的目標群體來生產適合農民生活消費的產品。同時由于運輸渠道，銷售渠道的不健全，產品售后服務不到位，導致農村消費困難化，致使農村居民消費熱情不高。4.農村基礎設施和社會保障薄弱，限制農村消費

我國農村基礎設施薄弱，消費條件不健全。農民購物難、飲水難、行路難、上網難等問題突出，嚴重制約了農村消費。如與生活相關的水、電、路、氣等基礎設施相對落后，不僅抑制了農民對水、電、氣等商品的消費，也嚴重制約了冰箱、空調等家用電器和摩托車等交通工具在農村的普及。廣播、電視、通訊、網絡等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滯后，農民對手機、電腦等大件耐用品的消費意向很弱，阻礙了農村新消費熱點的培育。

同時，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一般只覆蓋城市范圍，在農村社會的保障制度還相當薄弱。統計數字表明，農村社會保障率僅有3%，養老、醫療、子女入學、住房等問題時刻困擾著農民，影響農民的消費能力。

三、提高農村居民生活消費水平，完善農村消費結構的措施

絕大多數農村居民的消費模式至今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科學、健康、現代的生活方式仍然沒有充分展現出來，與城市社會化程度高、生活質量高的生活方式相比還有相當大的差距。農民消費模式的落后會在一定程度上制約需求的增長，進而制約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這與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的偉大戰略的要求不相符，所以必須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促進農民消費模式的轉變。

1.貫徹黨的基本方針，切實增加農民收入

大力發展農村經濟，切實增加農民收入，為農民消費水平的提高奠定物質基礎。目前,農業仍是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因此要想使農民增收必須在農業上做好文章，大力發展農產品深加工，走精細化、集約化和產業化發展道路，提高農產品的附加值。此外，要大力發展鄉鎮企業和個體私營企業。對于進城務工，應簡化農民跨區就業和進城的手續，妥善解決進城民工的工資待遇、勞動保障和子女教育問題。對于吉林省來說朝鮮族人口較多，且與日本韓國比鄰，出國務工的人口很多，應積極開展區域性勞務合作，規范組織勞務輸出，使農村剩余勞動力得到合理轉移。只有把這些工作做好才能使農村經濟步入良性發展，使農民收入切實增加。

2.加強農村文化建設，提高農民自身素質

豐富農村文化生活，以村為單位組織農民學習生產、生活、文化等相關知識，開展有創新，有意義的休閑活動，把農民的注意力轉移到豐富的精神生活中去，全面提高農民自身文化素質，為農民消費模式的轉變夯實思想基礎。

3.鼓勵生產企業面向農村調整產品結構，增加農村市場有效供給

搞好對農村市場預測和市場調查，特別是要注意調查農民的消費目的、消費水平、消費環境、消費傾向和消費要求等因素，鼓勵和支持企業面向農村調整產品結構，開發、生產滿足不同地區、不同層次需求的消費產品，進行有針對性的產品設計，做到簡單實用、操作方便、價格低廉，專供農村市場消費。把農民的注意力集中到產品上來，以提高消費水平。把向農民提供商品和提供服務結合起來，鼓勵生產流通企業在農村設立售后服務網點，對設立的維修網點給予稅收等優惠扶持政策。

4.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改善農村消費環境

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解決農民后顧之憂，為農民消費模式的轉變提供制度保障。在農村建立社會保障制度，把農戶的不確定性降到最低限度。加快推進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建設，逐步提高社會應負擔的比例，徹底使農民擺脫“小病不用看，大病看不起，重病只等死”的狀況。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體系，使農民老有所養，解決后顧之憂。完善貧困地區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使扶貧規范化和制度化。改善農村消費環境，為農民消費模式的轉變創造客觀條件。加強電網，寬帶，無線信號接收器等通信硬件設施，讓農民有購買的熱情，加強煤氣，自來水的覆蓋情況，讓農民生活無憂。

雖然在目前看來，吉林省農村消費水平還處于相對低下的階段，但通過采取必要和正確的措施，農村消費在一定程度上會有大幅度的提高，只要我們堅持把發展農村經濟，促進農村消費放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前沿，我們就會取得突破性的進展。

參考文獻：

[1]范劍平劉國艷:我國農村消費結構和需求熱點變動趨勢研究[J].農業經濟問題.2006，(1)

篇（5）

二、數據、變量與模型說明

（一）數據與變量說明農村居民消費（RC）選擇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水平作為變量，為了使歷年數據具有可比性，以1978年為不變價對歷年數據進行了計算，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1986—2012年。財政對農支出（AE）選擇國家財政支出中歷年支援農村生產支出和各項農業事業費作為變量，1998年和2007年統計口徑發生了變化，從1998年開始農業基本建設支出包括增發國債安排的支出，2007年開始統計口徑為農林水事務支出。為保證數據的連貫性，我們統一使用中央財政用于“三農”的支出。數據來源于《中國農村統計年鑒》1986—2012年。經濟波動（EF）選擇歷年實際GDP增長率減去預期到的GDP增長率，預期到的GDP增長率采用HP濾波方法得到，為檢驗結論的穩健性，還采取了BP濾波方法作為參照。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1986—2012年。除上述變量外，為了更加真實的反應變量之間的相互影響和因果關系，以及檢驗變量之間關系的穩健性，我們引入控制變量。經濟增長（GDP）用國內生產總值指數（1978年＝100）作為變量，物價水平（RCPI）用農村居民消費價格指數（1985年＝100）作為變量，農村居民收入（RI）用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作為變量，以1978年為不變價進行計算。數據均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1986—2012年。為弱化可能存在的異方差性和偏態性，并降低對極端觀測值的敏感性，對所有變量做自然對數處理。為保證解釋變量不受到自然對數化后正負號改變的影響，對數值小于1的變量加一后再取自然對數。

（二）模型說明由于考慮了各變量可能存在的滯后性，本文建立分布滯后模型來檢驗財政對農支出與經濟波動對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作用。

三、估計結果

（一）數據的統計性描述表1給出了主要變量的基本統計信息，圖1、圖2和圖3給出了農村居民消費、財政對農支出及經濟波動的核密度圖，從中可以看出三個變量分布密度的動態變化。

（二）單位根檢驗與協整檢驗采用ADF檢驗和PP檢驗，結果顯示變量序列lnRC、lnAE、lnEF、lnGDP、lnRCPI、lnRI均服從非平穩的I（1）過程。為節省篇幅，不再給出具體的檢驗過程與結果。由于變量序列lnRC、lnAE、lnEF、lnGDP、lnRCPI、lnRI均是一階單整序列，符合協整檢驗的要求。采用Johansen協整檢驗，給出跡檢驗與最大特征根的兩種檢驗結果，見表2。

（三）估計結果

對被解釋變量序列進行自相關與偏自相關分析，如圖4：由自相關分析圖可知，當滯后期k＝7時，序列的樣本自相關系數才明顯落入隨機區間，自相關函數表現為拖尾；偏自相關分析圖顯示，滯后一期的偏自相關系數明顯不為零，滯后2期以后的偏自相關系數都在置信區間內，偏自相關函數具有截尾性。故可建立AR（p）模型，p值可以取1或2，最終經AIC準則和SC準則判定。正態性檢驗：估計的參數在統計學意義上是否顯著十分關鍵，在進行ARMA模型回歸之前，我們是假定εt服從正態分布的，所以有必要檢驗這一假定是否成立。利用Jarque－Bera統計量對標準化殘差的正態性進行檢驗，檢驗顯示Jarque－Bera統計量是0．634，伴隨概率是0．728，即在5％顯著水平下不顯著，故接受殘差服從正態性的假設。異方差檢驗：在存在異方差的條件下，使用最小二乘法得到的參數估計量仍然是無偏的，但參數的方差是有偏的，則會導致假設檢驗失效，所以需要檢驗表4的ARMA模型是否存在異方差。采用Breusch－Pagan－Godfrey和White兩種檢驗方法，結果顯示Breusch－Pagan－Godfrey檢驗的ObsR－squared的值是6．183，伴隨概率是0．186，即5％顯著水平下不顯著，故接受同方差的原假設；White檢驗的ObsR－squared的值是3．895，伴隨概率是0．691，即在5％顯著水平下不顯著，故同樣接受同方差的原假設。此外，在表4中我們特別報告了穩健標準誤，結果顯示穩健標準誤遠小于所對應估計的參數值。結合T檢驗、正態性檢驗和異方差檢驗的結果，說明表4的ARMA模型是可以接受的。由表4的回歸方程知，長期均衡過程中，財政對農支出對農村居民消費有擠入效應，經濟波動對農村居民消費有擠出效應，經濟增長與農村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都能夠促進農村居民消費，相對來說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更大。同時，農村居民消費具有滯后影響，滯后一期對當前消費有正向作用，滯后二期有反向作用。這樣，命題1和命題2以及理論模型中關于ζ的假設都得到了證實。

（四）內生性討論如果回歸方程存在內生性，則OLS的估計結果可能會產生有偏性和非一致性。上述ARMA模型中，財政對農支出有可能是內生變量，這是因為財政對農支出與農村居民消費之間可能互為因果關系，一方面財政對農支出有利于增加農民收入，從而帶動消費；另一方面農村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意味著農民對農業經營投入的增加，反過來對財政對農支出有一定的影響。為了證實財政對農支出是內生變量的猜測，采用Durbin－Wu－Hausman檢驗，選擇財政對農支出滯后一期作為工具變量（其原因隨后進行解釋），財政對農支出作為被解釋變量，工具變量連同原模型中其他解釋變量一起作為解釋變量，運用OLS進行回歸，得到殘差項μ；將殘差項μ與原模型中所有解釋變量作為解釋變量，財政對農支出作為被解釋變量，運用OLS進行回歸，發現μ的回歸系數的檢驗結果為t－Statistic＝－245，prob．＝003，顯著，故變量財政對農支出確實是內生變量。為解決這一問題，我們采取工具變量法。運用工具變量必須注意工具變量的有效性，也就是說工具變量不僅要與財政對農支出高度相關，還必須滿足外生性，即該工具變量只能通過財政對農支出間接影響農村居民消費，而不能直接作用于農村居民消費。如果只使用唯一一個工具變量，則無法從統計上檢驗工具變量的外生性假設，但如果能夠尋找到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工具變量，則可以通過過度識別來檢驗工具變量組是否都符合外生性的要求。為了充分保證回歸結果的穩健性，本文使用兩個工具變量，通過過度識別檢驗來保證工具變量組確實是合適的。①檢驗財政對農支出過程中，我們運用了其滯后一期作為工具變量，是因為當期的農村居民消費不會影響上一期的財政對農支出，即滯后一期的財政對農支出與原模型的隨機干擾項不會存在同期相關性，可視為外生的。而滯后一期的財政對農支出與當期財政對農支出是高度相關的，檢驗得到財政對農支出與其滯后一期的相關系數是0986，所以滯后一期的財政對農支出是一個合適的工具變量。另外考慮農村土地面積，農村土地面積越大，意味著農村居民對公共物品的需求越大，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也越大，即政府為實現既定的服務目標必然要加大對農支出，所以農村土地面積與財政對弄支出密切相關。另一方面，土地面積不會直接影響居民消費水平。土地面積的大小可能會影響該區域的消費總量，但人均消費主要與個體因素有關，故土地面積不會影響人均消費值，而本文采用的就是農村人均消費水平，很好地規避了可能存在的土地面積對消費總量的影響這一點，因此農村土地面積可視為外生的。由于各類年鑒均無農村土地面積的直接數據，我們使用耕地面積與住宅面積之和作為替代值，其中住宅面積等于農村人均住房面積與農村人口數量之積。檢驗發現財政對農支出與農村土地面積的相關系數為0695，所以農村土地面積是一個合適的工具變量。為了更進一步的檢驗選擇的兩個工具變量是否合適，我們檢驗滯后一期的財政對農支出和農村土地面積是否會直接影響農村居民消費水平。檢驗方法是：將滯后一期的財政對農支出和農村土地面積分別放入回歸方程，考察回歸系數相應的p值，查看p是否大于01，大于則說明不存在直接影響，即認為是好的IV。檢驗結果顯示，滯后一期的財政對農支出的系數p值為0116，農村土地面積的系數p值為0347，進一步說明了滯后一期的財政對農支出和農村土地面積是合適的工具變量。由于工具變量數量多于內生變量，需要采用過度識別方法檢驗工具變量的有效性。首先使用2SLS方法估計模型，得到殘差ε，將殘差ε對所有外生變量回歸，獲得R2，在所有IV都與擾動項不相關的零假設之下，nR2服從自由度為q的卡方分布，q等于工具變量個數減去內生變量個數，若nR2超過設定的顯著性水平的臨界值，則拒絕原假設，即至少部分IV不是外生的，工具變量失效。按照上面方法，得到R2＝0075，樣本量是24，故nR2＝180，小于自由度為1的卡方分布的臨界值384，不能拒絕原假設，說明我們選擇的工具變量都是有效的。至此，我們充分檢驗了所選擇的兩個工具變量是好的IV。下面利用滯后一期的財政對農支出與農村土地面積作為工具變量，為檢驗結果的穩定性，分別使用2SLS和GMM方法對前面的ARMA模型進行回歸，分析結果是否發生變化，見表5。表5回歸結果顯示，2SLS和GMM的回歸結果基本是一致的，說明工具變量法的回歸結果是可信的。2SLS回歸結果與表4的回歸結果相比較，財政對農支出的系數基本不變，由0144變為0149；經濟波動的影響略微弱化，由－23669變為－21606；經濟增長的系數變大，由27218增大為25039；農村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不變，由0608變為0638。GMM回歸結果與表4的回歸結果相比較，財政對農支出的系數略有下降，由0144下降為0130；經濟波動的影響略微變弱，由－23669變為－21792；經濟增長的系數也變大，由27218增大為25036；農村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基本不變，由0608變為0624。綜合2SLS和GMM的回歸結果，說明直接用OLS回歸的結果確實是有偏的，使用多個工具變量以后，財政對農支出、經濟波動、經濟增長以及農村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對農村居民消費的影響程度有所變動但變動的方向是一致的。運用工具變量得到的方程同樣證明了命題1和命題2以及理論模型中關于ζ的假設是成立的。

篇（6）

本文以農村為例，試圖對我國高人力資本投資和低消費并存的現象進行解釋，并試圖說明人力資本投資增加帶來即期消費增長的條件及其政策含義。文中的人力資本投資是指居民用來增加人力資本的支出，主要包括教育投資、健康投資和遷移投資，分別由文教娛樂用品及服務、醫療保健和交通通信等支出反映。居民消費是最終消費中扣除政府消費的部分。一般包括食品、衣著、家庭用品、醫療保健、文教娛樂用品及服務、居住和雜項商品與服務等各項用于生活消費的支出。居民消費行為，用消費傾向、消費支出結構等反映，文中使用的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有特殊說明者除外）。

二、人力資本投資影響消費者行為的機制

消費者行為的分析框架自凱恩斯以來得到很大發展。從最初刻畫短視消費者的絕對收入假說轉向刻畫前瞻性消費者的跨時消費理論，跨時消費理論也主要由最初的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說轉向預防性儲蓄假說，研究焦點從確定性消費行為轉向不確定性消費行為，效用函數從二次型發展到了邊際效用函數為凸函數，并在預防性儲蓄理論中刻畫不確定性因素風險。在我國，宋錚(1999)整理了1985-1997年的時序資料，以城市居民的收入標準差和居民收入為解釋變量，對城鄉居民儲蓄余額的年增加值進行回歸。結果表明，中國城市居民收入標準差對城鄉居民儲蓄余額的年增加值有顯著影響，并由此斷言，未來收入的不確定性是1985-1997年中國居民進行儲蓄的主要原因。龍志和和周浩明(2000)利用Dynan(1993)發展出來的理論框架，估計出1991-1998年中國城鎮居民的相對謹慎系數，得出預防性儲蓄動機較強的結論。施建淮和朱海婷對35個大中城市1999-2003年月度數據進行計量分析，發現城市居民的儲蓄行為中確實存在預防性動機，未來收入的不確定性對當前消費產生了負面影響。孟昕(2001)、孫鳳(2002)、羅楚亮(2006)等針對城市居民消費行為的研究也同樣顯示，不確定性對我國居民消費具有顯著的負效應。萬廣華等(2003)運用大樣本農戶調查資料，構建了轉型經濟中對各種類型變量（如勞動人口負擔程度、稅費負擔、受教育年限等16個變量）均有所考慮的儲蓄模型，發現流動性約束、預防性儲蓄動機以及工業化等對儲蓄率的上升貢獻很大，而教育對儲蓄的影響很弱，且表現為兩個相反的方面。田崗(2004)、杭斌和申春蘭(2005)、周建(2005)研究了農村居民的預防性儲蓄行為。田崗認為，在風險預期高的狀態下，本著風險厭惡的前提，為養家糊口、子女教育、娶妻生子、自己養老等，農村居民不得不抑制消費，進行儲蓄。杭斌和申春蘭認為，1997年以來，農村服務項目費用飛漲以及農產品生產價格持續下滑是農戶預防性儲蓄驟然增加、消費與收入的長期均衡關系發生轉折性變化的重要原因。其中，教育、醫療支出價格上漲對消費的負影響遠遠大于農產品價格下跌帶來的負效應。周建的研究也同樣注意到教育、醫療體制的改革對農民經濟安全的沖擊和對現期消費的制約，強調完善包括教育、醫療在內的社會保障制度，增強農民經濟安全感的重大意義。但整個來說，對來自支出不確定性（如教育、醫療保健支出）對消費影響的經驗研究，尚未引起足夠重視。20世紀90年代以來，改革已使教育和醫療等人力資本投資成為中國居民不確定性最大的支出項目之一（李通屏，2005）。因此，對人力資本和消費的關系進行梳理，并尋找相關的經驗證據是有意義的。

（一）人力資本投資和消費具有同一性

馬克思認為，隨技術進步，教育或培訓成為工人必要消費的一部分。舒爾茨(1961)曾經指出，人力資本投資是在消費領域進行的，“好多我們稱之為消費的東西，就是對人力資本的投資”。居民消費包括人力資本型和非人力資本型，對人力資本品的購買是居民消費的重要內容，增加人力資本投資，擴大對人力資本品購買，實際上等于增加現期消費。

（二）人力資本投資對現期消費具有替代性

人力資本投資是對眼前利益的放棄，以獲得未來更大的效用或使生命周期中的消費平滑化。普蘭納布·巴德漢和克里斯托夫·尤迪(2002)認為，受教育者與不選擇受教育者相比，他積累資金來為培訓付費，不得不在一段時間內將其消費降低到低于c[,u]（不選擇受教育者的消費水平）的水平。在這個積累階段，選擇一個低于c[,u]的恒定消費流對他來說是最優的。

（三）不同類型的人力資本投資，對居民消費行為有著不同的影響

根據人力資本投資主體的不同，可將人力資本投資分為社會性人力資本投資和個人性人力資本投資。前者是指人力資本投資來源于個人或家庭以外的政府或企業；后者是指來源于個人或家庭的投資。按照投資動力的不同，可分為積極性或誘致性投資和被動性或強制性投資。前者是投資者通過功利性計算，在有充分選擇基礎上主動做出的投資，后者往往缺乏選擇性，在特定環境下不得不做出的一種行為，前者表現為愿意花錢、想花錢，后者表現為購買同樣的人力資本不得不花更多的錢，沒有選擇性，要么坐以待斃（有病不請醫生只是等死或失學、輟學），要么花更多的錢治病或上學。更進一步地講，前者是面向未來的投資行為，后者是應付現在、求得生存、消費者無可言的純粹“消費”行為，這兩種投資行為雖然理論上不難區分，但統計上很難區分。

1.社會性人力資本投資增加有利于擴大個人消費。家庭或個人以外的社會性人力資本投資，具有增加個人或家庭用于人力資本的收入或免除人力資本方面花費的后顧之憂，在人力資本品價格不變時，可購買較多人力資本，或在購買同樣人力資本的情況下花費個人或家庭較少的收入，因而有較多收入購買其他消費品或者在購買非人力資本品時沒有后顧之憂。

2.個人性人力資本投資增加對消費需求的影響比較復雜。一般而言，個人性人力資本投資是對眼前利益的放棄，是消費者所做的犧牲。在收入一定時，個人用于人力資本投資的越多，用于即期消費的就越少，二者之間存在著此消彼長的關系。但個人人力資本投資對消費需求的影響要視具體情況而定。一是在收入增加的基礎上，個人同時增加對人力資本品和非人力資本品的購買，因此不會對消費需求的擴大產生不利影響；二是在收入增長較慢的情況下，個人大幅度增加人力資本投資，由此必然會減少對非人力資本品的購買，在這種情況下，消費需求的變化方向取決于人力資本品的增加量和非人力資本品減少量的比較，如果前者大于后者，個人人力資本投資的大幅度增加會帶來總消費需求的增加，反之，總消費需求減少；三是由于人力資本品價格上漲而非人力資本品價格下降，為保持同樣的效用水平，消費者會改變支出結構，增大消費支出中用于人力資本品的部分。如果出現這種情況，社會性人力資本投資增加不足以彌補人力資本品價格上漲帶給消費者的損失，將放大消費者的支出上升預期，產生替代效應，即消費者會減少其他方面的消費，特別是在對人力資本品的需求無選擇性的情況下，這種效應會更明顯；在人力資本投資主體發生急劇轉變的情況下，譬如社會性主體迅速退出，消費者支出預期將迅速上升，而在收入預期黯淡的情況下，消費者將謹慎行事，即期消費難以擴大。

三、中國農村居民人力資本投資水平及變化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和改革的推進，我國農村居民的人力資本投資無論是絕對量或相對量都發生了明顯變化。農村居民人力資本投資及其水平變化具有如下特點。

（一）投資規模迅速擴大

1990-2004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由686.3元提高到2936元，增加3.28倍，人均消費支出由584.63元提高到2184.65元，增加2.74倍，而人力資本投資由58.82元增加到570.82元，增加8.7倍。

（二）隨收入增高，收入戶間差距擴大，各自消費占比差擴大

隨收入增高，不同收入戶之間的差距漸次擴大，收入越高的農戶人力資本投資的總量越大，占消費支出的比重越高。2004年，人力資本投資在不同收入戶之間的分布為：低收入戶為268元，高收入戶為1213元，所占比重從21.5%到29.39%。而用現金支出反映的人力資本投資占消費支出的比重差距不大，低收入戶最低(31.36%)，中高收入戶最高(32.99%)。2004年農村居民的人均純收入，相當于城鎮居民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水平，而人力資本投資占消費性支出的比重則相當于城鎮居民2000年前后的水平。

（三）高人力資本投資和通貨緊縮在時間上同步

從宏觀經濟看，1996年是中國經濟體制的轉折點（樊綱，2003）。在1996年前還屬于通貨膨脹時期，之后發生了轉折，其標志是“信貸萎縮”、物價下降、投資增長率、GDP增長率顯著下降。如物價水平由1994年的21.7%迅速下降到1997年的0.8%，1998年、1999年連續兩年負增長，經濟增長率也成為改革開放以來比較低的時期之一，1996-2000年年均增長率僅8%，比1978年來的平均水平約低1.5個百分點。而與此同時，城鄉居民人力資本投資的相對量則迅速上升，占消費支出的比重，農村由1995年的13.63%上升至1998年的18.12%和2000年的22%，上升了4.5個百分點和8.4個百分點，城鎮由16.78%上升至1998年的22.21%和2000年的28.3%，上升了5.5個百分點和11.5個百分點（見圖1和圖2）。

資料來源：2003年、2004年的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2005》，363頁，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5。其他年份的數據來自李通屏：《中國消費制度變遷研究》，152、196～197頁，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5。

圖1農村居民人力資本投資占消費性支出的比重

資料來源：2003年、2004年的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2005》，363頁，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5。其他年份的數據來自李通屏：《中國消費制度變遷研究》，152、196～197頁，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5。

圖2按現金支出計算的農村居民人力資本投資占生活消費支出的比重(%)

（四）農村居民人力資本投資表現出“虛假繁榮”

一是人力資本投資品價格總指數上升幅度快于社會消費品零售物價總指數。1995-2004年，商品零售價格指數上升了14.9%，而醫療保健類上升了31.7%，娛樂教育文化類上漲了18.8%，其中的教育類（教材和參考書、雜費和托幼費等）均為有漲無跌。二是政府對農村人力資本投入不足。1991-2000年，政府農村衛生投入比重由12.54%下降至6.59%，社會衛生投入由6.73%降至3.26%，由此導致個人醫療負擔增加，農民個人直接支付的費用從80.73%上升到90.15%（李玲、陳秋霖，2006）。在教育經費中，政府投入的比例持續下降，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占全部教育經費的比例由1992年的84.05%下降到2003年的62.02%。居民人力資本投資的增加反映出醫療保健類、文化教育類價格上漲的巨大拉動和投資主體的轉換。三是反映在人力資本投資的主要用途方面，從醫療保健來看，保健僅占20%，①80%的居民主要是用于看病治病，也就是說是“被動”的投資者；在文教用品及娛樂服務方面，主要是應付高漲的學雜費。1993-2003年學雜費由87.15億元增加到1121.49億元，增加了11.90倍，占全部教育經費的比例由8.2%上升到2003年的18.10%，上升了近10個百分點。人力資本品價格的上漲和政府投入比重的下降成了居民人力資本投資比重上升的主要原因。

四、農村居民人力資本投資對消費需求影響的實證分析

（一）居民人力資本支出的大幅度增加導致支出預期增加

由于經濟社會的急劇轉型、傳統福利制度的解體，原來由政府或社會供給的公共物品變成了準公共物品或私人物品，政府在人力資本投資中的地位明顯削弱，使得個人用于人力資本的支出急劇增加。1990-2004年，農村居民人均醫療保健支出由19元增加到130元，用于文教娛樂用品及服務的支出由31元增加到248元，分別增加6倍和7倍。同時過渡性的制度安排和漸進式的市場改革，帶給人們制度的不確定性預期，擔心就業機會減少和收入的下降，醫療、教育方面的改革使支出和支出預期增加。比如20世紀90年代中期試行的教育產業化，強調非義務教育階段的收費僅是培養成本的一部分，以后要逐步提高直到承擔大部分或全部費用。另一方面，教育、醫療作為特殊的消費品，幾乎沒有選擇性。這樣，本來被當作發展需求的教育和醫療保健成了事實上不得不優先滿足的基本消費品（如孩子上學、生病求醫），居民必須用特殊的方式——儲蓄應對變化的環境，以滿足不能選擇的需求，由此形成極強的儲蓄傾向和不斷下降的消費傾向。1998年和1999年，在收入有所增加的情況下，農村居民生活消費支出連續兩年下降，1990-2005年15年間增加不足3倍，而城鄉居民儲蓄存款由7119.8億元增加到147054億元，增加19.65倍。這正如預防性儲蓄假說所指出的，不確定性的存在，可以強化消費者的預防性動機，采取比確定性下更為謹慎的行為，從而推遲消費、增加儲蓄（臧旭恒、裴春霞，2005）。

篇（7）

首先，我想談談這篇文章的寫作意義。

近年來，我國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不斷提高，在國家一系列支農、惠農政策支持下，農民收入連續幾年獲得穩定增長，農村的消費水平也在逐年提高，但與城市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當前，農村是擴大內需的突破口，經濟增長的潛力在農村，而農村資金短缺，農民貸款難問題嚴重制約了農村的經濟發展和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阻礙了農村市場的發展。這與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目標是相違背的。

本課題通過分析農村消費信貸的現狀，發現其中的問題，并提出拓展農村消費信貸市場策略，可為開拓農村消費信貸市場提供政策建議和理論依據，使我國農村需求潛力得到進一步的開發，農民生活質量得到提高，農村金融市場實現繁榮。

其次，我想談談這篇文章的研究方法和寫作思路。

研究方法：

1.文獻綜述法。在前人的基礎上，全面分析農村消費信貸在農村經濟建設中的作用及存在的問題，并提出拓展農村消費信貸市場的相應策略。

2.定性分析法。以當前農村消費信貸市場的發展狀況為切入點，定性的研究阻礙農村消費信貸發展的多方面原因。

思路：

從調研農村消費市場和消費信貸情況入手，深入分析新時期我國農村消費信貸市場的狀況，針對制約我國農村消費信貸業務發展的因素和農村消費需求和消費信貸需求的特點，并對相關法律法規進行研究，進而提出開拓農村消費信貸市場的策略。

最后，我想談談這篇論文的結構和主要內容。

本文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通過分析農村消費市場的需求狀況，指出目前農村消費市場缺少足夠的信貸支持，從側面說明拓展農村消費信貸市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第二部分通過分析我國農村消費信貸市場現狀，提出目前農村消費信貸市場還存在著農村金融服務體系不健全、農村金融服務機構信貸資金投放不足、農村信貸產品創新落后于經濟的變化發展以及農村消費信貸相配套的政策和法律體系不完善等問題；第三部分針對我國農村消費信貸市場存在的問題，提出加快改革步伐，建立商業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相結合，資本充足、功能健全、服務完善，運行安全的農村金融體系；同時農村信用社等金融機構要不斷加強信貸風險管理，開拓創新，推出多樣化的信貸產品；政府部門要進一步加強政策扶持力度，完善相關法律法規以改善農村金融的外部環境等若干對策。

篇（8）

 

一、引言

隨著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和現代化進程的發展，農村社會形態處于快速轉型期，農村社會結構，農村經濟結構和生產方式發生了巨大的變更。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向城鎮的大規模流動，農村居民中的老齡化群體比重迅速增加。在城市化過程中失地農民數量增加。另外還有我國自然災害發生頻繁，每年都要遭受不同程度的多種自然災害的侵擾等問題。從而增加了對人身意外保險，養老保險，醫療保險、農業保險的需求。

我國農村保險市場開發潛力巨大。但是由于農村保險消費者有其獨特的特點，在開發農村保險市場，進行營銷的過程中，應首先從農村消費者購買行為來確立保險在農村市場的營銷基點。

二、影響消費者購買行為的因素

任何購買者的購買決策都是在一定的內在因素的促動和外在因素的激勵之下而采取的，而不同特征的消費者對于外界的各種刺激和影響又會基于其特定的內在因素和決策方式作出不同的反應；從而形成不同的購買取向和購買行為。而影響消費者的購買行為的主要包括經濟因素和非經濟因素兩個方面。

經濟因素是影響消費不可或缺的一點，家庭經濟水平是取決與社會經濟水平的，家庭經濟水平決定消費者的購買力，以及消費者對產品的態度和消費檔次等。

非經濟因素主要有內外兩個方面。

1、從外部來看，主要有：消費者所處的文化環境，消費者所在的社會階層，消費者所接觸的各種社會團體（包括家庭），以及消費者在這些社會團體中的角色和地位等。

（1）文化因素：文化是人類欲望和行為的最基本的決定因素。人們在成長的過程中所處的家庭環境、社區環境、宗教環境、以及社會環境和所處的社會階層形成了一整套價值、愛好和行為的整體觀念。弄清消費者的文化背景對于研究他們的購買行為起著重要的作用。

（2）社會因素：包括相關群體、家庭和個人在相關群體及家庭所處的角色和地位。

2、內部因素則是指消費者的個人因素和心理因素。

（1）個人因素：一個人的購買行為往往受其年齡、職業、經濟環境、生活方式、個性等因素的影響。

（2）心理因素包括購買動機、對外界刺激的反應方式、學習方式以及態度與信念等等。這些因素從不同的角度影響著消費者的購買行為模式。

結合影響消費者的購買行為的因素論文格式，本文對農村保險市場進行以下分析。

三、農村市場的特點分析

（一）從農村的人口環境來看，市場潛力巨大

市場是由那些想買東西并且具有購買力的人（即潛在購買者）構成的，而且這種人越多，市場的規模就越大。

從客觀的市場容量來看，根據2010年最新的人口普查結果，目前中國的純農村人口為7.2億，若包括已經離開農村到城鎮居住半年以上及縣城在內的所有縣以下的有農村戶籍的人口仍然維持在9億。但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大規模外流，我國農村人口結構已發生較大變化。從年齡看，老齡化進一步明顯，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長期外出務工，留守老人缺乏照料，安全隱患多。專家預測，2010年，農村中的65歲以上老年人口將超過10%，并很快進入老齡化加速期。

根據最新的研究，2009年外出務工中國農民工大約有2.3億至2.4億人，80后農民工群體占一半左右，90后有4000多萬人。50，60年代生人逐漸步入老年。根據網上對“現在中國農村青年人的想法和打算”調查發現：“現在農村青年人是否和老人分家過日子”的回答否只占22%。由此可以看出由于農村家庭規模會且正在縮小、核心家庭增多、導致農村純老年戶不斷增加。另外農村大量的年輕人進城打工，迫于崗位的競爭壓力，忙于工作和事業，這些人無暇顧及老父母，另外老年人平均壽命延長、患病率、傷殘率上升、自理能力下降。這一切必將加大家庭的負擔，也必將導致年輕人消極贍養老人的增加。

另外根據保監會公布數據顯示，截至2009年末，我國實現保費收入11137．3億元。其中農業保險保費收入133.9億元，小額保險保費收入2.3億元，這兩者合起來占全國保費收入不到1.23%。

因此我國農村保險市場開發潛力巨大，農村對于養老保險，人身意外保險等的客觀需求是存在的。另外80后，90后逐漸成長為主要的勞動力，他們的思想意識和文化水平逐漸提高，且在現代農村若成為勞動力，在家中就會有一定決策權。因此家庭決策結構發生變化，營銷對象就應有相應的轉變。

（二）農民收入水平逐漸增加，消費者支出模式的變化

從1978年開始農民人均純收入逐漸增加。國家統計局公布2009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5153元，比2008年4761元增加392元。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由1978年的67.7%下降到2008年的43.7%。恩格爾系數揭示一個國家或地區居民生活水平和發展階段。即隨著家庭和個人收入的增加，收入中用于食品方面的支出比例將逐漸減小。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提出的標準，恩格爾系數在40%-50%為小康論文格式，30%-40%為富裕。因此我國目前處于小康向富裕過渡的階段。在這個階段，進入大眾消費新成長階段，教育、醫療、旅游、文化等新型的消費支出在快速增長。這位保險銷售創造出良好的經濟環境。

（三）農村消費者行為特征分析

1、農民保險意識沒有樹立起來

農村人口文化的相對落后及思想觀念的陳舊和保守，保險意識普遍比較薄弱，保險需求不高。對于大部分的農民，他們以小規模耕作或養殖以維持生活，生活比較平靜，它決定了大多數農民的一種機會意識，即認為自然災害或意外事故并不是經常發生的。另外在農村，有不少的農民對養兒防老已喪失信心，依靠平時的積蓄用來防老，在農村仍然有一定的市場。他們認為有錢才是可靠的，因而盡可能省吃儉用，節約儲蓄以備老年之用。而沒意識到買保險養老的好處。所以要樹立農民的保險意識。

2、消費需求功能性

農村市場基本上還處在比較典型的功能性需求階段，即比較強調產品的實際使用價值，而不太注重產品的附加價值和精神享受。這種功能性特點對產品的要求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一是價廉，二是實用，三是簡便。

3、消費求同相互攀比，但也注重“口碑”

農民之間的消費求同和攀比心理相當突出。大多數農民不是根據自己的主觀需要來決定自己的購買行為，而是依據他人的消費行為來決定自己的消費行為。他們注重個人消費在社會關系成員中的反應?？吹絼e人買什么自己就買什么，要到哪里買就都到哪里買。

但同時注重“口碑”，易極端。對產品的評價好只看重優點，壞就一文不值。在農村，農民經常集聚聊天，并有固定場所，對事物易通過口口相傳，傳播速度也快且遠。對于產品主要是通過別人買的產品，在短期內的使用來評判。

4、農民相對比較注重人情味

農民相對比較重視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和情感上的聯系，人情關系在農民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熟人之間抹不開面子，不好意思拒絕其請求，會在能力范圍之內答應和支持熟人的請求。

5、對保險產品不信任

保險走進農村市場之初，一些保險人和保險推銷人員為了自己的業績，在農村市場上樹立了不良的形象。用一位專家的總結：不該賣的人賣給了不該買的人。例如，在推銷產品時，說明產品的諸多好處，而不管保險協議條款，導致農民出現問題時，找到保險公司進行理賠，但是其所發生的事件不再保險范圍之列。

理賠難導致農民對保險產品的不信任。由于農民對于理賠程序的不清楚論文格式，使他們對于理賠望而卻步，理賠時還要在保險公司找熟人。找熟人的過程中又要送禮，最后導致理賠成本加大，從而放棄理賠。由此保險公司給他們的印象是讓他們上當受騙。農村消費者感覺受騙，他就會在集聚時宣傳，導致一個村子甚至鄰村引以為鑒，從而排斥這種產品。

五、保險產品在農村市場的營銷基點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農村市場是非常龐大的，隨著農民收入的提高和農村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保險產品在農村市場上的前景是非常好的，農村市場需要進一步培養和開發。

（一）基于保險產品的特點，要加強保險銷售過程的服務

保險產品的特點是產品是無形的，交易是非即時，結果不確定性的。而農民卻看重眼前的實惠的利益，剛好與保險產品的特點矛盾。雖然農村市場零星而分散，售后服務的難度和成本都很高，但是必須加強保險公司銷售前后及過程的服務。

例如，因為對于農民來說現今產品種類繁多，產品信息量大，把握這些信息超出了其能力。所以在購買保險產品時幫助其購買真正符合其需要的產品，并幫其選擇受益最大的產品。在承保的過程中，不斷通過各種形式與其保持聯系，及時告知各種與保險相關的訊息。出險后，能在第一時間送出保險公司承諾的服務，幫助他們辦理理賠手續。由于農民抗風險能力差，在危難時伸出及時的手，會形成很好的口碑。其他農戶在看到其利益之時，會增加他們對產品的信心，從而可以擴大市場。

（二）提高農民的保險意識

調查結果顯示，農民對商業保險的認知度僅為20%。為了增強農民對保險的認識，加大保險宣傳力度，可舉辦保險宣傳活動，在農村設立咨詢點，為有意想投?；蛘咭呀浲侗５目蛻籼峁┓?、咨詢。這樣既可以增加消費者對保險業的了解，又可以消農民保險業的偏見。

由于農村地廣人稀，居住分散，因此須采取多種形式長期不斷地宣導。通過廣播電視、村委喇叭，墻體廣告論文格式，流動宣傳車等向群眾灌輸保險知識和理念。使農民認識保險，了解保險，主動購買保險。

對于咨詢點人員的選擇方面，就要找對農民具有親和力的人，并受農民信任。將此咨詢點變為農民在休閑時的一個聚會閑聊的場所，讓其在聊天過程中了解認識產品，并且和保險人或推銷人員成為熟人，這樣就有益于保險的宣傳與推銷。

（三）采用'量體裁衣'、'終生服務'的措施

農村消費以傳統節儉型為主，加之收入水平的影響，價格往往成為購買商品時最敏感的因素，結合農村實際，根據其需求和經濟承受能力，有重點地改造現有保險產品，開發推廣新產品。推動簡易人身保險的發展，開發保額較小、保費低廉、辦理簡便、保障型的人身保險產品。

（四）強化營銷隊伍培訓和管理，健全農村保險市場監管機制

營銷人員是體現保險公司形象、開展對外宣傳的窗口，對其培訓既要具備精良的展業技巧, 更要具備過硬的職業操守。通過把好營銷關口, 提高保險經營績效, 消除社會各界對保險行業的偏見。

加強行業監管力度，督促各保險機構嚴格遵守保險同業自律公約，對違法違紀行為按職能范圍及時做出處理，切實維護公平的市場競爭秩序。加強對縣域保險市場的監督管理，促進保險業的健康穩定發展。

參考文獻

1、仲偉增，新農村建設中的農村商業保險發展策略［J］ 《商業時代》2007.8

2、王瑩，農村商業保險的發展面臨問題及解決措施［J］《法制與社會》 2008. 14

篇（9）

 

一、農村商品流通現狀

1、農民收入穩定增長，購買力迅速上升

2005年至今，農民收入穩定增長。2006年我國農民人均收入為3587元，甘肅省農民收入為2134元；2007年我國農民人均收入為4140.36元，甘肅省農民人均收入為2328.92元；2008年我國農民人均收入為4760.62元，甘肅省農民人均收入為2723.79元。到2009年中國經濟增長受到各種因素影響，甘肅省農村人均收入仍然上漲到2816.2元，比上一年實際增長3.3927%。

2、農村消費需求空間巨大與商品“流通”不暢并存

2008年我國社會消費品累計108487.7億元，縣以下為22540億元，縣以下社會消費品僅僅占全國社會消費品的20.07766%。，而鄉村人口占總人數的55.0615%。2009年統計局公布社會消費品累計125342.7億元，比上年增長15.536323%，縣以下25990億元，比上年增長15.306122%。說明鄉村居民的社會消費品消費雖然年年增加但遠遠落后于城鎮居民消費。同時由于農村千百年形成的“重生產輕流通”觀念，農民不思索新銷售方式，導致“賣難”。

可見搞活農村市場機會和困難并存。

3、農村市場消費安全需要保障

近年來，我國農村市場的假冒偽劣產品層出不窮。危害不言而喻，如2007年4月，甘南州卓尼縣柏林鄉古麻河村135戶村民從柏林口村楊某、陳某處購買農用塑料覆蓋薄膜用來種植藥材當歸。40天后，發現地膜全都不同程度的橫向裂開了口子。地膜風化現象嚴重影響了當歸產量。這種現象或類似現象普遍發生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由于農民收入低，追求低價格的商品，導致“知假買假”；二是農民防假意識差，導致“不知假買假”。所以迫切需要提高農村居民收入，改變消費習慣，同時保障農村市場消費安全，最大可能釋放農村消費潛力。

二、創建新農村商品交易模式（破解農村商品流通難題）

現代易貨起源于20世界50年代，計算機和網絡的的快速發展，為現代易貨交易提供了技術基礎和應用條件。當前應積極創新思路，大膽嘗試，建立試點。現今，電子計算機普及，電子商務信息平臺發展完善，農村應充分利用B2B、B2C、B2F等先進商業模式，在現有的條件下，實施現代易貨模式。

1、農村易貨交易實施的必要性

（1）農村易貨交易能夠有效增加農民收入，擴大城鄉內需市場

一方面農民手中大量農副產品，如鮮蛋、活魚、鮮奶、新鮮蔬菜和當歸、黨參、黃芪等需要及時賣掉，靠傳統集市會嚴重影響產品出售，同時農民需要農用物資資料。另一方面，城鎮居民大量需求此類產品，采用農村易貨可以解決此困境。

主要存在的問題是受各種因素影響，農民在一定程度上懷疑這種新方式的可靠性。

（2）提高農村商品流通組織化程度

農村易貨是將現代易貨模式與農村特點相結合的新型模式?？萍颊撐模棕浗灰?。如果利用原有供銷社、連鎖便利店并以“新網工程”建設為依托，積極建立供銷社、連鎖便利店等，實現一網多功能，盡可能采用采購—加工—銷售系統在一個循環鏈內。供銷社和連鎖企業在不需支付大額現金的條件下按時收購農副產品，提前根據市場需要指導農村居民生產，既避免農民盲目生產，又可以利用自己物流渠道輸送產品，根據農村市場需要及時為農村輸送生產生活資料，縮短資金周轉時間和簡化交易程序，打破了傳統交易空間限制，能直接增加農村居民收入、提高企業收益和競爭力和優化農村消費環境。

2、農村易貨交易實施的可行性

(1) 標準化農副產品所占比增加

甘肅省創建標準化農副產品意識不斷加強，并不斷取得新成績。2007年，有149個無公害農產品，239個無公害產地獲得國家認證；2008年，全省農產品生產示范去采標率達80%以上，同年出臺了《提高特色優勢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實施方案》；2009年，全省蔬菜、畜產品、水產品監測合格率分別達到98.48%、100%和97.3%。全省農產品質量安全水平總體呈上升趨勢。科技論文，易貨交易。農村開展易貨交易，高質量的農產品可使收購農產品的企業獲得長期的利潤。所以推行農產品生產標準化是一項勢在必行的工作。

要保證易貨交易正常高效進行，交易的雙方要根據合同來履行各自的責任和義務，合同在農村現代易貨交易中體現形式主要是訂單。它可以最大限度開發農民生產積極性，保證農民的權益，促進收購農產品的企業積極開拓市場。

（2）農村信息化程度提高，城鄉商業企業網點數量快速增加

靠電腦和因特網，輔以電視、電話傳播信息改變了過去信息閉塞的局面，服務內容由盲目轉向專業化、實時化、全面化，科技化，總體表明農村信息化程度提高。同時連鎖店開在城鄉已經成為一個趨勢，2009年，全系統開展消費品連鎖經營2519家，比2008年增加288家，銷售額1992.10億元，比上一年增長32.63%。發展連鎖配貨網點25.59萬個，比2008年增加2.63萬個。甘肅省2007年1月22日統計配送企業20萬個，2009年，甘肅省供銷合作社新建143個，配送中心130個，連鎖店4620個。供銷社數量為750個?？萍颊撐模棕浗灰住Ｍ瑫r計劃到2011年新增1萬個標準連鎖農家店?？萍颊撐?，易貨交易。可見農村易貨交易可行?？萍颊撐模棕浗灰?。

3、農村易貨交易模式

農村易貨交易模式是對古老的以貨易貨方式的革命性變革?？萍颊撐?，易貨交易。傳統易貨發生要求雙方在同一地點且正好需要對方的商品，帶有極大的局限性。由于依托互聯網技術的電子商務平臺，采用網上交易的虛擬貨幣和銀行卡結算技術，突破了上述局限性，拓大了交易的對象、空間范圍，提高了交易的效率。

（1）點對點

過去，在甘肅省永登縣的農民“油鹽醬醋找個體，日常用品趕大集，大件商品跑縣里”，現在，隨著縣供銷社將一座座寬敞明亮的連鎖超市引入鄉村，農民足不出村，也能像城里人一樣享受方便、實惠的商業服務了。

不只是永登縣農民體會到了現代生活的便利，隴原其他地方也開始編織快捷、充滿活力的現代化農村商品流通網絡。2009年以來，甘肅省供銷社系統通過整合經營服務網絡，強化物流配送功能，發展遍布城鄉的連鎖經營，促進了農業生產資料、日用消費品和農產品的雙向暢通。在點對點的易貨模式即農戶與固定連鎖的收購企業易貨，利用電視廣播信息，利用互聯網技術建立信息平臺，同時政府適當建立服務站點相關信息，農戶可以將自己的產品信息（包括勞務）提供給信息平臺，信息平臺也可以將信息匯總給連鎖企業，農民可以將農產品（含勞務）直接通過訂單形式出售給企業，換取生活必需品和生產資料，資源得到合理高效的配置。

（2）面對面

面對面交易模式必將推動現代農村易貨交易發展到新階段，縮短農村產品從單獨追求高質量到與重視樹立自己品牌相結合的時間。當農戶和企業形成良好的穩定的合作關系后，企業與農戶有著共同的利益，企業為了追求效益最大化，主要目標會從農村市場轉移到國內大市場，再轉到國際市場。這就使農村連鎖企業成為國際市場上不同的需求單位。直接促進城鄉需求市場，增加農民收入。

三、小結

對農村現代商品流通模式的研究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提供了重要的科學指導依據，現代農村易貨交易模式的實施會增加農村居民收入，和增強供銷社，連鎖企業競爭力、增加收入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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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陳煜，賀盛瑜.農村商品流通模式的創新研究[J].農村經濟,2009(7):109-111.

[3]張耀輝.易貨貿易分析[J].中央財經大學學報,1999(1):6-10.

[4]裘國榮.商品流通規律討論會中主要論點簡介[J],財貿研究,19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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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認識不足。要搞活市場、做大市場，商品的多樣性與買方市場的廣泛性是不容忽視的，旅游市場同樣如此。就目前狀況而言，無論是旅游服務市場本身，還是由此所帶動的商品市場，其買方主要是城鎮居民，農民只是充當邊緣角色，針對農民旅游市場的服務極少，嚴重的阻礙了市場的發展。

產品單一，品種缺乏。目前，旅游企業大都盯住收益高的入境游、出境游等高端旅游產品，大力宣傳度假游、森林游、生態游、科考游、商務游、修學游等新興旅游產品，很少顧及低端旅游產品。農民旅游產品有效供應嚴重不足，配套服務匱乏，極大地制約了農民旅游。

價格定位矛盾。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農民長期處于相對弱勢地位，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據中國旅游年鑒資料，200―300元的人均旅游消費將構成近年農民旅游消費的主流，如此消費水平僅為城市居民人均旅游消費的35% 。雖然有些農民富裕了，但農民旅游一般還是能省的錢盡量省，這樣就對旅游企業來講利潤率偏低，這就形成了市場潛力大和企業利潤率低的矛盾。同時，各地區逐漸意識到農民旅游市場這塊“大蛋糕”并紛紛加入到開發農民旅游市場的行列，地區間的競爭加劇。此外，旅游景區景點競相漲價特別是知名度高、景色優美或歷史文化價值高的景區（點）、油價上漲導致的交通成本上升，價格偏高。

宣傳途徑單薄。目前，農民旅游在出游方式、地點的選擇上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大部分是通過親友介紹或自行出游，特別是隨著農村居民文化水平的提高，這一不足顯得更為突出。

促銷力度薄弱。目前農村嚴重缺乏專門的旅游服務機構，即使有的農民朋友有出外旅游的想法，想要咨詢了解詳細情況，也沒法得到及時的答復和解決，而同時旅行社企業又通常將促銷的重點放在城區，忽視了向農村市場的延伸，形成了促銷的“三無地帶”。

二、開發農民旅游市場的營銷策略

市場策略。旅游企業應對農民旅游市場細分，確定好目標市場和目標顧客。農民旅游市場可細分為農村青年、先富的個體戶、專業戶、鄉鎮企業職員和農村老年人、農村婦女等市場。旅游企業應重點對沿海、沿江農村等經濟活躍地區先行開發，并作好市場滲透計劃，再影響其他群體；還應對主要客源及其旅游目的、消費行為特征、消費偏好及客源流向等進行深入了解，系統地搜集與農民旅游需求相關的信息，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產品策略、價格策略、促銷策略和渠道策略。

產品策略。設計適合農民的旅游商品。在設計旅游商品時要選好項目定位.開發以下適銷對路的旅游商品：①都市風光游。農村居民喜好熱鬧.因此在選擇旅游目的地時多選擇省內著名景點、著名大城市等.旅游經營者在旅游開發中可以設計像都市風光游、市內一日游、集市購物游等旅游項目。②農村學生求知游。學生市場在農村具有很大的市場開發空間.可利用寒暑假組織農村學生到著名中學、著名高校進行參觀學習，激發他們的學習興趣。對于優秀學生可獎勵他們到著名學府進行“體驗式”學習。③其他歡樂蜜月游、中小城鎮建設模式考察游等都可以考慮。④農業科技旅游。農業科技旅游包括生態農業游、科普游等生態農業游是指農民到其他比較富裕的農村旅游。同時學習如何選種、耕種、施肥怎樣可以更環保、更高效、更科學。而科普游則推出科技農業園 農業博物館等項目，把旅游與學習生產技能、科技知識結合起來，吸引農民的注意力，從而激發他們到這些地方旅游的欲望。如農民旅游節.是把農村商貿洽談、娛樂、趣味體育競賽融于一體，既放松了心情又交流了農耕經驗、購置了化肥甚至預定農耕機械等。免費論文參考網。⑤農民淡季旅游。由于農作物生長的自然規律，農民的大部分閑暇時間集中在冬季而冬季又恰是旅游淡季，旅行社人員閑置，飯店的客房出租率比較低.旅游景點比較冷清。此時農民正處于冬閑時節，因此農民可以在這段時間出去旅游，旅行社可以利用這一機會.適時出售旅游組合產品并適當降價銷售來吸引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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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態足跡分析方法”的要點釋義

1.1生態足跡的概念

人類依賴自然提供食品、能源的生產能力,同時也依賴自然吸納污染物的能力。為了測度人類對自然提供的各種生態服務的消費是否在其承載力限制內,Wackernagel和Rees提出了“生態足跡分析”方法。生態足跡的定義:任何已知人口(某個個人、一個城市或一個國家)的生態足跡是生產這些人口所消費的所有資源和吸納這些人口所產生的所有廢棄物所需要的生物生產性土地總面積和水資源量【1】。

1.2生物生產性土地

生物生產性土地是指具有生產能力的土地或水域。根據生產力大小的差異,地球表面的生態生產性土地可分為6大類【2】:化石能源用地、耕地、林地、牧草地、建筑用地和水域。理論上講,地球表面的各種土地類型具有排它性,即只能用作一種用途,而不能兼有其他用途,如用作耕地的土地就不能同時用作建筑用地開發【3】。

1.3關鍵的技術參數

1.3.1產量因子

產量因子(β),又稱為生產力系數。由于同類生態生產性土地的生產力在不同地區之間存在差異,因而各地區同類生態生產性土地的實際面積是不能直接進行對比的,這就需要一個生產力系數將各地區同類生態生產性土地轉化為可比尺度。生產力系數可以用評價地區的某類生態生產性土地的平均生產力與其世界平均生產力的比值來計算。本為計算采用的產量因子【2】:耕地1.66,林地0.91,牧草地0.19,水域1.00,建筑用地1.66。

1.3.2當量因子

查字典論文頻道一路陪伴考生編寫大小論文，其中有開心也有失落。在此，小編又為朋友編輯了“完善舟山漁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研究”，希望朋友們可以用得著!

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當今時代,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要求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報告還進一步明確了統籌城鄉發展,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建設服務型政府,完善公共服務體系的任務。這個體系的提出,要求政府在開展農村文化工作中,以保障和實現公民的文化權益為出發點,以公共財政制度和必要的法律法規為保障,使廣大農民在勞動之余,能就近享受文化服務的場所、場地;滿足不同層次文化需求的活動內容;有接受培訓、展示技藝的機會和條件;有創造文化的氛圍和環境。目前,漁農村文化是舟山市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薄弱環節,切實加強漁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積極培育漁農村文化市場,對于推進城鄉統籌發展、構建和諧舟山,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漁農村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1.構建漁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漁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是指由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形成的普及文化知識、傳播先進文化、提供精神食糧、滿足漁農民群眾文化需求、保障漁農民群眾文化權益的各種公益性文化機構和服務的總和。它將文化建設與漁農民群眾的基本權益緊密結合起來,不僅體現了文化事業發展以人為本的特征,而且凸顯了黨和政府執政為民的本質。因此加強本市的漁農村文化建設,構建漁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不僅是建設社會主義新漁農村,構建和諧舟山的重要內容,也是轉變政府職能,建設服務型政府的緊迫任務。

1.1構建漁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是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必然要求

建立漁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通過公共文化服務的制度基礎、物質保障、人才隊伍、基本載體等方面的夯實和建設,能有效實現文化事業的科學發展,增強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能力。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構建,直接促成了政府資源、社會資源、服務資源、管理資源、經濟資源、人力資源、技術資源、設備資源、觀眾資源等各類文化資源要素的全面整合與有效利用,統籌城鄉文化發展,針對海島文化發展的現狀和特點,切實采取有效措施,努力縮小城鄉文化差距,從而促進了文化與社會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1.2 構建漁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是構建和諧舟山的內在要求。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提出,不僅把文化建設納入了與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協調共進的社會進程,也凸顯了文化在和諧社會中培育時代精神、體現人文關懷、實現文化權益、促進文化提高、完善人的全面發展的獨特功能。目前,漁農村文化是我市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薄弱環節。因此,構建完善的漁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充分發揮文化統一思想、凝聚人心、塑造靈魂的社會教化功能,統籌協調不同社會群體對文化的不同需求,從而不斷鞏固和諧社會的思想文化基礎。

1.3 構建漁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是建設社會主義新漁農村建設的重要內容

構建漁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是“鄉風文明”的重要載體和內容。新漁農村社區建設的主體是漁農民,如果沒有全市漁農村群眾的參與,建設漁農村新社區就失去了根本。因此,加強漁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是當前新漁農村文化建設的關鍵,不僅能夠傳播科技、法律、市場知識,提高漁農民綜合素質,滿足廣大漁農民“求富、求知、求樂”的綜合性文化需求;而且對于協調各種利益關系、促進科學文明鄉風的養成,維護農村穩定乃至農村社會的全面進步,將發揮十分突出的作用。因此,加強漁農村文化建設,構建漁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是本市新漁農村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也是全市廣大漁農民的迫切愿望。

近年來,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富裕起來的漁農民對文化的需求越來越強烈。

同時,由于文化服務、文化產品不夠豐富,農民的文化生活總體上還比較貧乏,存在著看書難、看電影難、看戲難等突出問題,廣大農民的文化權益無法得到保障。在這種情況下,加強漁農村文化建設,保障漁農民的文化權益,就成為擺在政府面前的重要課題。

1.4主要指標的計算方法

1.4.1生態承載力(EC)

將評價區域的各類生態生產性土地面積(R)經產量因子和當量因子分別轉化后的生態生產性土地面積,即EC=∑R×βjγj。其中βj為j類生態生產性土地的產量因子,γj為j類生態生產性土地的當量因子。

1.4.2生態足跡(EF)

通過匯總地區的消費數據,將其轉化為相應的生態生產性土地面積(Ai),并用當量因子調整為世界平均生態生產性土地面積,即EF=∑Aiγj。

1.4.3生態赤字或盈余

地區生態足跡如果超過了地區所能提供的生態承載力,就出現生態赤字;如果小于地區的生態承載力,則表現為生態盈余。地區的生態赤字或生態盈余,反映了區域人口對自然資源的利用狀況,生態系統的安全,地區的可持續發展狀況。

2.青海省生態足跡的計算與分析

根據上述的生態足跡的計算方法,本文對青海省2002年至2007年的生態足跡進行了計算和分析。

生態足跡的計算包括兩個方面即生物資源消費足跡計算和能源消費足跡計算。生物資源的消費分為農產品、動物產品、水產品、林產品等共選擇24項消費品種,根據世界平均的單產水平【5,6】,計算其世界平均生態生產性土地面積,將其分類匯總可以得到消費的生態足跡占用。能源消費包括原煤、原油、天然氣、汽油、柴油、液化石油氣、電力的消費量,將其換算成標準能量單位,并參照世界平均的各種能源的單位面積(化石能源地)吸引熱能量【5】,計算其生態足跡的占用。在計算生態承載力時,根據青海省土地利用類型,利用產量因子和當量因子將其轉化為世界平均的生態生產性土地面積,它是青海省的實際生態承載能力。同時出于謹慎性考慮,在生態承載力計算時應扣除12%的生物多樣性保護面積【7】。因篇幅所限,計算過程未詳細列出,只將計算結果列表如下:

3.評價與改善建議方案

從青海省2002～2007年的在整個研究時間序列中青海省的生態足跡需求均超過了生態承載力,生態赤字逐年增大,說明該青海省的生態系統不能支持人類對它的壓力,地區生態處于強不可持續狀態。為了減少人均生態足跡和增加人均生態承載力,促進青海省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應采取以下措施:

(1)提高自然生態系統的承載力。依靠科技,發展高產、優質的新品種。保護耕地,提高土地生產力,要鼓勵農民對土地進行集約化經營,增加對土地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