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政治經濟學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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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廣義生產關系學說

第二種派別經濟學家的觀點是則認為，將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生產方式理解為生產關系，即一定生產資料基礎之上的社會生產關系(包括生產關系，交換關系，分配關系和消費關系)。我們知道，在學術界，“廣義”的規范性范式是內涵規定性少，外延范圍大。然而，這里定義的“廣義”更像是“總和或綜合”的意義。如果真的要給廣義生產關系下定義，也只能是適用于一切社會經濟形態的定義，即一定歷史階段的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結成的經濟關系，進一步地，如果“廣義的生產關系”是由生產關系，交換關系，分配關系和消費關系構成的經濟關系系統，那么，前者與后者就是整體與部分的關系。我們不妨看看《資本論》序言中的經典語句“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這里的“生產方式”是“廣義的生產關系”，從而句子前后成了整體與部分的關系。但是，引文中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后面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并不是整體與部分的關系，這個定義抹殺了“相適應”一詞的內在邏輯關系。所以說，某些學者用“廣義生產關系”代替“生產方式”是不正確的，不符合馬克思原意的。如果承認生產方式具有自然和社會二重屬性，也就是承認生產方式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統一，那么《資本論》序言中的那句話在邏輯上是可行的，因為這里的生產方式絕不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簡單加總，而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有機統一，是一個新事物。

三、生產的自然形式和社會形式的辯證統一

眾人皆知，任何生產都是由生產的主體—勞動者和生產的客體—生產資料構成的或者說任何生產總是勞動者在一定的生產關系下，借助勞動資料作用于勞動對象的經濟活動，所以說，生產方式，即生產的方式，是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的有機結合形式或者說是生產要素(經典的三要素論)的結合形式。顯然，這是最一般、最抽象意義下的生產方式，適用于任何社會經濟形態(社會經濟類型)。一定歷史階段的社會經濟形態的特殊性表現在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特定的結合方式上，這里的結合既有技術形式的結合，與生產力相關；又有社會形式的結合，與生產關系相關。實際上，既然商品經濟時期的生產活動總是通過社會分工進行的，那么這個歷史階段的人們的生產活動必然發生兩方面的關系：一是自然關系，表現為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結合的技術方式；二是社會(生產)關系，表現為勞動的社會組織方式。因此，生產方式包含兩方面的內容，具有二重屬性：自然屬性-反映生產力的內容和社會屬性-反映生產關系的內容。既然生產關系是生產方式的社會屬性的內容，所以也就不存在生產關系可以脫離生產方式而獨立存在的問題了。

馬克思曾說，“在一定的生產方式本身中具有其活生生的現實性，這種生產方式既表現為個人之間的相互關系，又表現為他們對無機自然界的一定的實際的關系。”運用生產方式二重性原理不難看出，“協作—工場手工業—機器大工業”在現象形態或者說在形式上表現的是勞動或生產的自然形式的變化，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結合的自然形式或技術條件的演變，反映了勞動的自然形式的內容。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這些“形式”的變化，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發生了“質”的變化：“勞動對資本的形式上的隸屬”發展為“勞動對資本的實際隸屬”，反映了勞動的社會形式的內容。

“協作—工場手工業—機器大工業”的演變過程是典型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逐漸建立過程，是絕對剩余價值生產向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的轉變過程，是工人階級與資本家階級矛盾升級的過程，是生產社會化和社會分工不斷深化的過程。因此，這個演變過程不僅有物的自然的關系，還有人的關系，而且后者是本質的、最重要的。它們表面上是生產工具的更新換代—手工到大機器，表面上是生產力方面的內容，其背后卻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經濟關系，即生產關系的內容。因此，這正是馬克思的歷史辯證唯物主義方法論的體現，馬克思總是運用由現象到本質，由形式到實質的方法論剖析(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如果拋棄了這個方法論，就會犯割裂生產方式或勞動方式二重性的錯誤，從而使得《資本論》研究對象的研究方向偏離正確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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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運用經濟生活中實際事例進《政治經濟學》中的基礎理論進行說明分析。比如在《政治經濟學》中講到紙幣是由國家發行并強制流通的價值符號，如果紙幣發行量超過了流通中所需要的金融貨幣量，紙幣就會貶值，物價就隨之上漲，這種現象就是通貨膨脹。所以，講到通貨膨脹時，可以以案例進行分析其原因和危害，以及如何治療通貨膨脹，比如我國九十年代的通貨膨脹，我們國家是如何應對的。還有在面對2008年的金融危機，我們國家在2008年“四萬億”的刺激經濟政策，有無通貨膨脹的影響。再比如《政治經濟學》中講到貨幣的職能時的世界貨幣時，美元作為世界上大多數商品交易時結算貨幣，可以聯系到美元與歐元、日元以及人民幣之爭，可以聯系到如果觸及美國的美元利益時，美國有什么對策，這就是“貨幣戰爭”，可以舉例對“貨幣戰爭”時行分析說明美國是如何維護美元世界貨幣的利益的。這樣舉例對《政治經濟學》進行教學，可以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同時還能拓展學生的思維。

2）布置任務進行學習。

課堂的學習時間畢竟有限，學生很難在課堂45分鐘學習到更有用、更多的知識，所以，教師應該布置學習任務，讓學習在課后進行學習。老師可以聯系基礎理論的講解，案例的運用，所涉及的書籍，推薦給學生在課后自行學習。比如可以推薦《貨幣戰爭》、《激蕩三十年》、《金融的邏輯》以及《時寒冰說，經濟在棋局，我們怎么辦》等書籍，要求學生讀一本書，然后上交讀后感，理論和實際的生活聯系起來學習，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和學習自主能力都大大提高。還有就是教師編制《政治經濟學》的章節練習冊，要求學生每學習完一章后，要做完一章的練習，并且要上交給教師進行批閱，這樣，學生學習的緊迫感就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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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學習積極性不高學生在學習政治經濟學過程中，積極性不高。研究表明，有很多因素影響著學生學習政治經濟學的積極性，但從課程本身來說，主要表現為：一是認識方面存在誤區。很多學生（包括部分政治經濟學專業的學生）并不了解政治經濟學的學科性質，尤其是理科學生，更是簡單地將政治經濟學理解為“政治＋經濟”，以死記硬背來達到通過考試的目的，這在很大程度上偏離了學生學習這一基礎理論經濟學的目的。二是與其他專業課相比，政治經濟學的實用性不強。政治經濟學與其他課程不同，其理論邏輯性比較強，而且分析與敘述方法也較復雜［1］。只有在學習并理解了其基礎理論之后，才能對其進行有效應用。目前的現狀是，學生不僅不能快捷有效的應用理論，而且認為政治經濟學這門課程對自身的用處或就業沒太大用處，故而不重視對該課程的學習。

二、我國政治經濟學教學探索

（一）改革教學內容教學內容作為提高教學質量的核心，需要不斷進行改革，即以新內容代替舊內容，在教學內容方面做到與時俱進，理論聯系實際。當然，教學內容的改革主要可以通過新知識的增加、舊知識的刪減。當然，改革必須得圍繞強化和貼近實際的主線，嚴格遵循客觀規律，在繼承和發展的基礎上探索政治經濟學教學新模式。以往的教學內容是對馬克思相關理論的總結性講授，對學生在理解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方面形成了某種誤導，導致學生誤認為經濟的差異就是意識形態的差異。所以說，政治經濟學內容改革要使學生真正學習到預期的知識，重點對勞動價值論、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流通過程、壟斷資本主義及剩余價值等開展有針對性的學習。

（二）改革教學方法教學的方法對于學生學習意義重大，所以教學方法首先需要理論密切聯系實際。理論聯系實際是科學的重要理論觀點，理論緊密聯系實際，需要高校不斷增強教與學的針對性和實用性。高校教師在授課過程中，應該密切聯系當代的實際，仔細分析是否適用于當前的社會經濟發展。認真比較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的優缺點，積極總結好的教學方法，尤其應當學習和借鑒這些先進科學技術和現代化的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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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政治經濟學把整個學科體系劃分為兩大板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者截然對立。這樣的體系劃分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具有一定的意義和作用[1]?？蛇^于強調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經濟體系的對立，熱衷于兩種經濟制度之間的簡單對比，使學生看不到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內在聯系。學生如果看不到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必然性，就會使學生產生政治經濟學“過時無用”的觀念，從而挫傷了學生學習這門學科的主動性。

1.2在學科的實踐性方面存在不足

從政治經濟學教學過程看，大多數教師仍然采用“填鴨式”和“灌輸式”的教學方法。這種灌輸性講授形式和知識主義的考試形式，漠視了該課程價值觀念滲透、內化的功能；教學過程較多地強調其知識性，而較少強調其思想性、教育性、倡導性。教學評價方式過于簡單化和機械化，使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只注重預設的教學目標，忽視非預設的學習效果；過分重視應試的教學目標，忽視對理解、分析、運用等思維方式的培養。由于“訓練”、“灌輸”取代了陶冶，所以教學內容和現實的脫節是在所難免的，教師無法對課程中的眾多社會現象作出合理的解釋，無法給學生符合實際的理念導向。

1.3對現實經濟的解釋力不足

當今社會與馬克思、恩格斯所處的社會相比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就使得政治經濟學中的部分基本理論和研究方法具有了一定的歷史局限性，對現實經濟運作的解釋力不足。部分基本理論與現實存在著差距。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引入了與資本主義社會一樣的“市場經濟”，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雖已根據中國的經濟實踐進行了一些個別理論、個別概念的理論創新,但是遠無法滿足解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中不斷涌現新問題的需要，而且有些創新在邏輯上還和政治經濟學存在沖突，相同的范疇、內容和理論常出現此處否定、彼處又肯定的現象，降低了政治經濟學的信服力[2]。理論和現實的差距使政治經濟學這門學科越來越難教了。

1.4在教學內容深刻性方面存在不足

教師在講授時，仍然停留在解釋學科的狀態和層次，把政治經濟學當成是批判的經濟學來講授。因此，多年來一種錯誤的觀念深入人心：“政治經濟學”就是要證明，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是榨取剩余價值或剝削，這決定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因此，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是批判的經濟學，剝削理論和階級觀點是政治經濟學的核心，受這種觀念的影響，教師在講授中將緊緊圍繞剩余價值理論，把講授重點放在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方面[3]。但是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是與它對人的自由解放的積極關注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這也是的生命力所在。如果教師在教學中只關注該門學科的表層，單純給學生講授理論，而沒有深入到其本質精神的剖析，不僅使得理論說教顯得空洞和枯燥，而且讓學生產生理解上的錯誤和偏差，很難準確地掌握這門學科的精華。

二、政治經濟學教學改革的探析

2.1實現政治經濟學教學理念的創新

對政治經濟學這門學科，大部分學生產生其對今后的學習和事業作用不大的印象。這就要求教師在教學中，通過積極與學生進行互動，糾正學生對政治經濟學的各種誤解，讓其充分認識到學習政治經濟學的益處，提高學生學習政治經濟學的積極性。教師可通過以下方式進行:1.通過提問和探討的方式，了解學生是如何認識政治經濟學的；2.通過介紹政治經濟學發展史以及經濟學前沿理論和學術爭論,讓學生了解政治經濟學概況,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3.通過生動和形象的例子，運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來解釋當前的經濟熱點問題等方式。目的是讓學生認識到學習政治經濟學會影響一個人的思維方式、立場和觀點，教會我們能從理論的高度去看待周圍發生的一切經濟事物和經濟現象，讓我們掌握經濟學的分析工具，以達到服務于個人、服務于經濟、服務于社會的目的。

2.2不斷發展和變革政治經濟學教學內容

在理論內容上，我們應當在堅持基本原理的基礎上，充分吸收其他經濟學理論中科學因素和有用成分，結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現實，對于一些不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實踐的理論進行修改，完善和豐富其內容，重新構建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教學內容上的變革主要體現在，一是以政治經濟學為主線，在學習基本理論的同時，著重學習和掌握的經濟分析方法，堅信經濟學方法和經濟學的思維方式有助于學生樹立正確人生觀、世界觀。二是以歷史為切入點，通過對政治經濟學的每一個重要觀點與理論產生歷史背景的分析，加深對立場、觀點和方法的理解。三是運用比較分析方法，通過對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比較研究，傳授和灌輸現代經濟分析方法和現代經濟學思維方式，加深對現代市場經濟規律的認識和理解。四是運用經濟學知識、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分析我們國家、某一個地區或某一部門的經濟問題，做到理論和實踐的結合，充分體現出服務地方經濟的宗旨。

2.3變革教學方式，提高教學效果

在積極探索教學內容改革同時，與之相適應，還必須有先進的教學手段和方法。（1）注重案例教學。案例教學是1870年由美國哈佛法學院前院長克里斯托弗•哥倫布•朗代爾首創的，并從美國迅速傳播到世界許多地方。我國在20世紀80年代引入案例教學。[4]政治經濟學課程教學內容豐富。在課程講授時，可提前將教材中某些章節的內容布置給學生，讓他們提前預習。案例教學是一個互動的過程，教師可以鼓勵學生參與設計學習內容，對課堂教學過程和教學內容進行精心設計，將基本概念與案例結合起來，讓學生身臨其境地體驗和感受案例內容，如情景式教學、項目導向教學等。教師在教學中，可針對政治經濟學特點，加大案例教學的比重，增強課堂感染力；采取小組討論、案例展示、教學小品、學生演講、辯論等教學方式，結合當下的經濟熱點問題，營造輕松、自然、活躍的課程氣氛，注重師生互動，讓學生體會到學習這門學科的樂趣和益處。（2）采用“五環節導學教學法”實施全程導學。第一，目標導學。在教學中，向學生展示課程學習目標，讓學生明白每節課學習的內容和需要達到的要求，對學生的學習起到導向作用，學習目標盡量做到簡單明了。第二，自主學習。教師要設計和提出具有針對性、啟發性的問題，讓學生自主學習和自主思考，學生可以將自主學習過程中的疑點、難點、重點問題做好記錄，為提交學習小組合作探究打下基礎。具體時間由問題的難易程度而定，簡單問題在課內解決，復雜問題在課外探討解決。第三，合作探究。三五個學生組成學習小組，針對自主學習中遇到的疑點、難點和重點問題，小組成員展開討論和交流，探究解決問題的方法與思路。第四，展示交流。教師預先把題目和任務分配給每個小組，各小組通過課外合作學習，在課堂上派代表進行成果交流展示，可采用講解、板書或多媒體等形式，鼓勵其他同學提問和質疑。教師匯總學生交流展示中出現的問題，準確把握各小組在合作學習中遇到的疑點、難點和重點問題，為精講點撥做好準備。第五，精講點撥。教師根據學生自主學習、小組合作探究和交流展示中發現的問題，對重點、難點、易錯點進行重點講解，為學生答疑解惑，最后點撥學生思考問題的思路，以此增加學生學習這門學科的興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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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中的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但政府的行政審批制度仍然存在；而且，市場化改革之后的政府行政審批制度，與計劃經濟時期的行政審批制度保持了相當大的連續性。以新建企業為例，目前新建企業所需行政審批事項與程序，盡管比計劃經濟時期有所減少，但基本框架幾乎未發生變化（李郁芳，2001）。事實上，行政審批本身就是市場化改革的必要條件之一。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政府主導的強制性制度變遷，政府在催生市場、掃除市場化改革障礙方面的作用無可替代。有學者認為，“特許式改革”是廣東市場化改革的特點。事實上，在“摸著石頭過河”的指導思想下，“特許式改革”貫穿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各個方面。事情常常是這樣進行的：先由企業或改革項目的實施者向政府主管部門提出申請，再由地方政府向上一級政府及中央有關部門申請，得到政府有關部門的層層審批、特許后方可實施某項改革。這種以行政手段強制性推動改革的方式，客觀上必然強化政府的審批制度，使大量本應由市場本身實現誘致性制度變遷的過程，如企業上市、市場準入等，需要通過層層的政府審查、批準程序方可實現。這樣，在經濟轉軌過程中，政府的行政審批制度在形式上發生了變化，由計劃經濟時期直接指揮微觀經濟活動，轉變為目前通過審批標準來控制微觀經濟運行中的融資、市場準入等關鍵性環節；然而，政府行政審批的實質仍與計劃經濟時期一樣，是政府企圖控制微觀經濟領域資源配置的工具。

我國脫胎于計劃經濟時期的行政審批制度，與西方國家的行政審批制度有本質區別。西方國家的行政審批制度，其目的是彌補市場失靈，保護市場機制；而我國的行政審批制度，其功能卻是保持政府在微觀經濟領域資源配置的權力。換句話說，我國政府行政審批制度的起源，應被理解為保持政府的微觀資源配置職能，不需要尋找“市場失靈”或“帕累托最優”方面的原因。二者在性質上的區別可以歸結為行政審批制度“為誰服務”的問題。西方國家的行政審批制度是政府為市場服務的工具；而我國的行政審批制度則是使市場機制服從政府意圖的工具。

可見，我國的政府行政審批制度還帶有計劃經濟的烙印。出現這種局面的原因，與政府的公共選擇有關。具體說，目前在我國政府的公共選擇規則方面，有三個問題使當前的政府行政審批制度長期延續：

1.政府機構和政府官員的利益結構。正如布坎南所指出的，在行政領域或“政治市場”上，“個人是嚴格按經濟人的方式行動的……當人們改變角色（即從市場交易主體變為公共選擇主體——引者）時，并沒有變為圣人”。（注：布坎南.自由、市場與國家［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89，347。）也就是說，政府并不是公共利益的天然代表，而是獨立的利益主體。在我國的行政審批制度下，政府部門在履行管理職責時可以運用行政權力收取各種管理費用，并與本部門的收入和個人利益發生了聯系。這就在客觀上推動行政機關和公職人員謀求更多收費項目，獲取更多審批權力。正由于政府官員的利益結果與審批所帶來的收益有關，行政審批由政府的監督、管理職能演變為政府官員追求本部門利益以及個人獎金或福利的行為，形成政府本身不愿放棄行政審批的局面。如不久前廣州市清理出的1050項審批項目中，各部門自報要求保留的有949項，占90.4％，自報取消審批的只有10項，僅占0.95％（注：李郁芳.關于政府審批制度的思考［J］.管理世界，2001，（4）：197－208。）。

2.政府規模膨脹。公共選擇學派認為，由于政府官員的名譽、地位、權利、酬金經營與其所在的政府機構的規模大小成正比，因此政府官員必然千方百計地擴大政府機構，爭取更多的職能和預算。這就在兩方面要求行政審批的加強：第一，膨脹的政府規模需要更多的行政開支，在現有“吃飯財政”的狀況下，財政難以滿足政府機構膨脹的要求，導致相當多的地方政府因財政困難而發不出工資，迫使國家不得不默認行政機構審批收費。第二，擴大政府規模必然要求為新增加的公職人員提供工作機會，擴充政府行政審批項目是“因人設事”的簡便辦法。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規模持續膨脹，從1979年的505萬人增長至2001年的1104萬人，在國有單位職工總數中的比例由1979年的5.8％增至2001的14.0％（注：參見，中國統計年鑒（2001）［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2。），對政府的行政審批造成較大剛性壓力。

3.政府官員的“設租”和“尋租”。如果說審批收費還是政府官員以合法的理由獲取個人利益，那么“設租”就是以非法方式獲得個人利益了。尋租理論中的租金是指一種由政府官員帶來的非生產性收益，它的存在必然刺激人們“尋求租金”，就像利潤的存在刺激人們“尋求利潤”一樣。政府通過行政審批制度在許多領域制造了壟斷租金（即“設租”），而那些企圖進入這些產業獲取壟斷租金的人會通過游說、賄賂、雇傭官員的親屬等方式去討好、接近官員，以便通過行政審批獲取租金。在這里，行政審批變成了權錢交易的工具，而那些有行政審批權力的政府崗位則成為人們心目中的肥缺和爭奪對象。這同樣使行政審批制度形成長期持續的剛性。

可見，我國的行政審批制度，在某種程度上已成為政府官員出于個人利益而選擇的控制微觀經濟資源配置的工具。政府行政審批的這種性質，產生了與西方國家行政審批制不同的政策后果。如在產業準入問題上，我國的行政審批缺席為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進入某產業制造了障礙；而西方國家的行政審批制度卻是要取消或削弱進入障礙。當然，在西方管制理論中也有關于利用進入限制來防止新企業的“過度進入”而引起“過度競爭”的討論，但這種討論的目的同樣也是要弄清“過度進入”是否會偏離帕累托最優，與我國行政審批制度企圖控制市場機制的精神實質是不一致的。

二、政府行政審批制度的逆向選擇效應

我國的政府行政審批制，阻礙了企業的產業進入，這種阻礙是通過逆向選擇實現的。政府行政審批制的逆向選擇效應，與常規的逆向選擇有區別。常規的逆向選擇，主要特點是當事人雙方存在“信息不對稱”，迫使信息劣勢方對信息優勢方采取一個武斷的評價標準，低于此標準即停止交易；這使得高于此標準的信息優勢方因不合算而退出交易，從而形成類似于“劣幣驅逐良幣”的逆向選擇效應。而對于政府行政審批制，即使政府審批部門與申請進入市場的企業之間是信息對稱的，同樣會出現逆向選擇現象。產生這種奇特現象的原因是，政府官員為尋求審批收費、租金等自身利益，無論政企之間是否存在信息不對稱，也必須為企業制定一個武斷的審批標準，以便從企業那里獲得符合自己要求的收益，這就將產生阻礙企業進入市場的逆向選擇效應。下面我們利用信息經濟學根據具體說明這一問題。

假定存在欲進入市場A的企業i，它預期進入市場后將獲得利潤R；但如果企業i選擇進入其他市場，可獲得平均利潤S，即企業i進入市場A的機會成本是S。假定S是一個常數且R＞S，即企業i進入市場A后將獲得高于平均利潤的利潤率。這一假定意味著，由于政府通過行政審批對市場A的進入管制，使市場A出現了高于平均利潤的壟斷租金R—S，吸引新企業進入該市場。但企圖進入該市場的企業未必就能夠得到壟斷租金R—S，因為企業i在進入市場時必須接受政府有關部門的行政審批，這種行政審批將使企業i的成本增加W個單位，增加的成本包括三個方面：政府審批機構的收費；因行政審批而耗費的時間；尋租過程中的成本。由于這些成本純粹是在進入過程中遭遇行政審批而產生的，因此可視為進入成本。政府審批機構為了自身利益，將選擇一個符合自己收益的審批標準，這個標準將使企業i付出進入成本W。在這種情況下，企業i是否選擇進入市場A，將取決于R—S是否大于W，即進入市場后獲得的壟斷租金是否足以抵償進入成本而有余；如果R—S＜W，則企業i選擇不進入；如果R—S＞W，則企業i選擇進入。

不過，除上述壟斷租金、機會成本和進入成本因素外，企業i是否進入市場A，還需要考慮企業進入市場后成功的概率。如果成功概率過低，則企業將無法獲得足夠的壟斷租金甚至虧損，它還是要選擇不進入。而成功的概率則與企業的預期收益R有關，因為市場經濟的普遍規律是，高收益的項目蘊含著高風險（即低成功概率）。假定企業i存在連續多個投資項目，每個投資項目有兩種可能的結果：成功或失敗；成功的項目產生收益

從（4）式可以看出，政府的行政審批標準越高，企業i的進入成本越高，則企業i所選擇的投資項目的平均成功概率越低。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隨著政府行政審批標準的提高，企業要進入市場將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審批收費和尋租成本，耗費更多的時間，這就要求企業在進入市場后能夠獲得更高的利潤或壟斷租金來加以補償。也就是說，只有那些擁有高收益項目的企業才會進入市場。只有低收益項目的企業，隨著行政審批標準的提高，將因為不合算而逐漸被淘汰出局，放棄進入市場的嘗試。但在市場經濟中，高收益就意味著高風險和較低的成功概率。行政審批標準的提高，實際效果將是越來越多的低風險企業選擇不進入市場，而越來越多的高風險企業選擇進入市場，從而企業投資項目的平均成功概率將因此而逐步下降。這就是的形成機制?？梢?，政府的行政審批標準在這里導致了“高風險的企業驅逐低風險的企業”，因此具有逆向選擇效應。在這種體制下，優質企業有可能因為進入成本過高而不愿再與審批部門糾纏，放棄進入市場的努力；而只有那些擁有高風險項目的劣質企業才舍得花功夫和成本繼續向行政審批部門“公關”。顯然，政府行政審批制的這種效應，在提高了企業進入市場的難度的同時，也使進入市場的企業的質量發生了下降。從長期來看，這是極不利于經濟發展的做法。

三、政府行政審批制度改革

從上述論述可以看出，要解決企業產業準入問題，改革行政審批制度是必要的。市場經濟中的市場失靈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政府對微觀經濟的管制，即政府的行政審批制是不可缺少的。問題是我們目前的行政審批制不僅沒有彌補市場失靈，反而在制造市場失靈，亟需通過改革，使其由政府控制微觀經濟資源配置的工具轉為政府彌補市場失靈的工具。在這方面，西方國家為我們提供了可以效仿的藍本。但是，在目前政府行政審批制長期持續的深層次原因尚未解決的情況下，直接照搬西方的經驗不現實。目前要改革行政審批制，實際上需要對政府本身進行改革。

1.重塑政府機構及官員的利益結構。據施蒂格勒對美國管制收費的研究，1969年美國的反托拉斯司、國家勞工關系委員會、關稅委員會等基本不收費，其他管制機構的收費也很低，僅占總開支的0.022％—0.229％不等。這些費用只能彌補一些變動成本和手續費，政府官員的主要收入來源是財政撥款。這種利益結構足以保證官員不把審批收費作為“創收”的目的。因此，改革行政審批制實際上就是官員的利益結構的改革。政府官員的收入只能來源于財政撥款，不能與審批收費掛鉤。如果做到這一點，就可大大消除審批項目的沖動。這就要求通過財政撥款適當提高政府工作人員的收入水平。

2.縮減政府規模。如果政府規模持續膨脹，財政開支就難以滿足提高政府官員收入水平的需要，“因人設事”的現象也難以避免。如果僅僅取消審批事項，而機構和人員編制不作相應調整，行政審批制早晚會卷土重來。所以，縮減政府規模也是改革行政審批制的一個必要條件。目前我國的困難是事業單位規模、人員膨脹，占用的財政開支過多，使財政缺乏提高政府官員收入水平的能力。這就形成了一個鏈條：要改革行政審批制，需要縮減政府規模，而后者又要求縮減事業單位規模，以及與此相關的社會保障體制改革和事業單位市場化改革。

3.建立制約政府行為的力量。改革政府行政審批制度，說到底是要約束政府行為。但由于政府本身所具有的政治強制力和內在的擴張沖動，只靠政府自身改革難以奏效，前述廣州市的審批項目改革就是例證。所以，改革行政審批制還需要建立外部的制約機制，即建立超越于市場和政府之上的力量。這就是法治。只有把政府行政審批制納入法治的軌道，真正做到依法審批，才能從根本上控制和遏止行政審批項目的擴張。因此，必須盡快建立健全相關的法律法規體系，實現政府行政審批的法制化，進而為實現法治社會創造條件。

【參考文獻】

［1］丹尼爾·史坦博.管制與市場［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李郁芳.關于政府審批制度的思考［J］.管理世界，2001，（4）：197—208。

［3］張維迎.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4］BAUMOL,W.J.,ANDR.D.WILLIG.Fixedcosts.SunkCost,EntryBarriers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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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立足于中國改革發展的成功實踐,是研究和揭示現代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和運行規律的科學,是政治經濟學的巨大創新,具有鮮明的時代意義和深遠的理論意義,極大豐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深入研究、闡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政治經濟學創新發展貢獻中國智慧,是時代賦予學術界的歷史使命。鑒于此,2016年中國政治經濟學論壇年會的主題確定為“深入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會議將側重圍繞(但不限于)以下議題展開廣泛深入的討論:

    1.深化改革開放,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2.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3.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4.樹立和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發展理念

    5.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和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

    二、征文要求

    1.應征論文以10000字為宜,學術規范,引用準確,注重知識產權。

    2.征文截止日期為2016年4月6日(以電子郵件發送日期為準)。

篇（7）

一、非營利組織起源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1．外部性導致市場機制無法實現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市場經濟是人類迄今為止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經濟運行機制和資源配置手段，它具有任何其他機制和手段不可替代的功能優勢。一是經濟利益的刺激性。市場主體的利益驅動和自由競爭形成一種強勁的動力，它極大地調動人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促進生產技術、生產組織和產品結構的不斷創新，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二是市場決策的靈活性。在市場經濟中，生產者和消費者作為微觀經濟主體的分散決策結構，對供求的變化能及時作出靈活有效的反應，較快地實現供需平衡，減少資源的浪費，提高決策的效率。三是市場信息的有效性。高效率的分配資源要求充分利用經濟中的各種信息。而以價格體系為主要內容的信息結構能夠使每一個經濟活動參與者獲得簡單、明晰、高效的信息，并能充分有效地加以利用，從而有利于提高資源配置的合理性。但市場經濟也有其固有的局限性：外部性會導致市場機制無法實現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所謂公共產品，是指那些能夠同時供許多人共同享用的產品和勞務，并且供給它的成本與享用它的效果，并不隨使用它的人數規模的變化而變化，如公共設施、環境保護、文化科學教育、醫藥、衛生、外交、國防等。公共產品具有消費的非排它性和非對抗性特征，一個人對公共產品的消費不會導致別人對該產品消費的減少，于是只要有公共產品存在，大家都可以消費。這樣，一方面公共產品的供給固然需要成本，這種費用理應由受益者分攤，但另一方面“公共產品一旦被生產出來，生產者就無法決策誰來得到它”，即公共產品的供給一經形成，就無法排斥不為其付費的消費者，于是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外部性”。即指一件事對于他人產生有利（正外部性）或不利（負外部性）的影響，但不需要他人對此支付報酬或進行補償的活動。當私人成本或收益不等于社會成本或收益時，就會產生外部性。更嚴重的是，如果人人都希望別人來提供公共產品，而自己成為搭便車者，其結果便很可能是大家都不提供公共產品。而缺乏必要的公共產品，就不能滿足社會經濟的客觀需要，從而大大降低社會資源配置的效率。

2．信息不對稱導致契約失靈。信息不對稱是指市場活動的參與人對市場特定交易信息的擁有是不相等的，有些參與人比另一些參與人擁有更多的信息，而且雙方都知道這種信息分布狀態。由于信息不對稱，擁有信息優勢的一方就很可能利用這種信息優勢欺騙另一方。

3．政府失靈。公共產品的外部性與市場的信息不對稱決定了此類產品和服務無法通過市場機制，而只能由政府或非營利組織來承擔。但是，政府在提供公共產品問題上也會受到諸多條件的限制,如政府在滿足社會需要的決策方面缺乏相應的大量的信息。同時由于過度科層化、機構臃腫缺乏對社會需求的即時回應。更加令人不安和懷疑的是，作為唯一可以合法使用暴力的機構，過度集權的政府將對其公民個人的自由權利產生極大的威脅。正是這些限制為非營利組織的出現提供了契機。相比之下，非營利組織比較有彈性，能夠根據個人需求的不同提供相應的服務；能夠在較小范圍內開展服務；能夠在服務的提供者之間展開競爭等等。正是由于政府和非營利組織在各自組織特征上的互補性，政府出于對服務提供的成本考慮，與非營利組織建立起了合作關系，從而既可以保持較小的政府規模，又能夠較好的完成福利提供的責任。

二、非營利組織的科層困境

西方發達國家以及一批后發現代化國家市場經濟的實際歷程和政府職能的演化軌跡充分表明：上述市場調節機制的缺陷和失靈，為非營利組織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讓出了空間。

非營利組織所使用的資源主要來自于社會捐贈、政府補貼，這就使得信托人（捐助人）受托人與“受益人”的角色產生了分離。信托人將信托財產交給受托人管理或處理，受托人取得該項財產的處分權，信托利益歸于受益人。無論是委托人、受托人或受益人均不享有完整的所有權諸權能，也就是說，不享有絕對意義上的所有權。

因為信息不對稱和外部性等原因，市場和國家這些組織機制都不足以滿足社會對公共產品的需求，非營利組織作為政府以外的公共產品的提供者就有了存在的功能需求。但是，引起“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信息不對稱和外部性等因素同樣會引發“非營利組織科層失靈”，這種“非營利組織失靈”在非營利組織特有的“出資人”（捐助人）受托人與“受益人”，“三權分離”的委托關系中表現為兩個方面。

（一）非營利組織外部“委托關系”中的信息不對稱與外部性問題

非營利組織作為一種科層制度安排，雖然有助于克服“契約失靈”，但是導致“契約失靈”的信息不對稱在非營利組織產生以后依然存在，并以另外的方式導致對非營利組織監督的困難。

1．產出的品質與數量難以測度。正如美國經濟學家沃爾夫指出：“同市場產出的效益成本描述相比，非市場產出總的來說沒有一個評價成績的標準”。這一結論對非營利組織完全適用。首先，許多非營利組織的服務性產出往往不像產品一樣看得見摸得著，產出的數量和品質難以測度。其次，非營利組織的產出和產出的最終社會效果之間有時間上的滯后性?！胺鞘袌霎a出通常是一些中間產品……充其量是最終產品的‘’……間接的非市場產品對最終產品貢獻的程度是難以捉摸和難以度量的”。最后，“非市場產出的質量尤其是難以弄清的，其部分原因是由于缺少有關產出質量的信息”。而在市場產出的情況下，“這種信息應當通過消費者的行為和選擇傳遞給生產者”。非營利組織的產品缺乏價格信號和消費者的自由選擇，因而也就缺乏檢驗和傳遞質量信息的機制和渠道。Rochester則用“責任的明確程度”表述了同樣的看法：所謂的“底線”，即營利與否使得私營部門的責任明確，公共機構的責任和權限在法律中有明確規定，非營利組織的責任則處于相對模糊的狀態。

2．服務的間接性。服務的間接性即服務購買者不是最終消費者，尚有中間環節的存在。這種間接性特征在某些公共部門同樣存在，但在非營利組織尤為突出。其結果是：家長很難判斷托兒所的服務質量，因為他們年幼無知的孩子才是服務的直接對象；子女很難判斷養老院的服務質量，因為他們年邁體弱的父母才是服務的直接對象；捐助者很難判斷慈善組織的表現，因為捐助者“購買”的服務無一例外是讓第三者受益。簡言之，服務的間接性導致信息獲取的困難，進而導致監督困難。由于非營利組織“出資人”（捐助人）、受托人與“受益人”三權分離這一特殊的產權特征使得對非營利組織進行監督的問題在其眾多的利害相關者（包括眾多的捐助人、服務對象或受益人、政府主管部門、專業協會、所在社區等等）中產生了極強的外部性，以至于使這種監督成為不可能。正如管理學大師德魯克所指出的：“對一個上市公司來說，股票持有者是最終的‘選民團體’。對政府來說，投票者是最終的‘選民團體’?！倍鴮Ψ菭I利組織的負責人來說，僅同一個占主導地位的選民團體打交道是“無法享用的奢侈品”。

3．眾多的非營利組織之間也存在著外部性的困擾。如果把眾多的非營利組織作為一個整體的話，如果非營利組織整體有一個廉潔的道德高尚的聲譽，則所有的非營利組織都會從中受益，但個別非營利組織及其管理者卻有足夠的激勵通過違規或者卸責來獲取個人利益，依靠非營利組織的整體信譽繼續吸引社會的支持。這種“搭便車”行為消耗著非營利組織整體的信譽資源，使得所有非營利組織的狀況都變糟。

4．非營利組織的外部監督主體還面臨著監督動力不足的問題。對于市場中的營利性公司來講，為了獲得利潤，其出資人有足夠的動力監督企業的經營管理，而非營利組織的出資人（捐贈人）一旦把財產捐獻給非營利組織，就失去了對該財產的占有、使用、收益、處分以及管理、經營的權利，因此，缺乏監督非營利組織運營的利益驅動。另外，非營利組織的服務對象作為弱勢群體，不僅在信息獲取和處理、利益訴求和資源動員等方面存在能力的缺陷，而且由于受益者所處的不平等地位，他們的監督作用難以有效發揮。

（二）非營利組織內部“委托關系”中的信息不對稱與外部性問題

非營利組織在提供公共產品方面作為對市場和政府的替代，在一定范圍和程度上采取了科層式（hierarchy）的組織結構方式?？茖涌梢员欢x為某一決策者擁有非對稱性和不完全界定的權威。這種權威能在一定范圍內指揮其他人的各種活動。在科層組織里面，雇員的權利常常比較模糊，而責任更是如此。引起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的因素也同樣會在非營利組織內部引起“科層失靈”。只要科層具有一個以上的下級單位，而且每個單位可以決定組織行為的某些方面，那么這些單位就不可避免地會遇到低效率和偏離行為。

正像哈耶克所講的那樣：“如今說科學知識不是所有知識的總和，幾乎是離經叛道。但稍加思考即可得知，毫無疑問，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未經組織的知識體系，不可能以知識的一般規則稱之為科學知識，這是關于時間、地點的特定情況的知識。正是著眼于此，所以基本上每個人都有一些別人沒有的優勢，因為他可以有利地利用他掌握的獨一無二的信息。只有依賴于該信息的決策由他進行或在他積極配合下進行，才能利用到這種信息”。因為存在信息不對稱，在科層中，上級很少能夠直接觀察到雇員工作的努力程度。相反，上級觀察到的只是一些產出，但產出的決定因素除了雇員的努力，還有許多不確定的其他因素，如天氣、經濟周期、其他雇員的協作程度或者運氣。只要存在這種不確定性，雇員就有機會通過隱瞞信息而策略性地卸責。

隨著勞動分工和專業化的不斷深化，生產的相互依賴程度正在不斷增加，在非營利組織內部也是一樣，團隊成員的相互依賴性會模糊個人的工作成果，從而帶來很強的外部性，除非非營利組織能夠提供一種能衡量每個成員貢獻和努力程度的裝置，否則只靠成員的志愿獻身精神很難維持長久。

（三）非營利組織的志愿失靈

非營利組織除了因為信息不對稱和外部性會產生“科層失靈”外，作為人類服務的提供者也有著一些固有的缺陷，會產生“志愿失靈”。賽拉蒙提出了志愿失靈理論來說明非營利部門的缺陷，進而論證了政府支持志愿部門的必要性。在他看來，非營利部門的固有局限性在于以下幾點。

1．對慈善的供給不足。一方面，由于公共產品供給中普遍存在的搭便車問題。更多的人傾向于不花成本地享受別人提供給自己的福利，而缺少激勵去利他性的為別人提供福利。因此，能夠提供的服務肯定少于社會最優的。另一方面，慈善的資金來源也容易受到經濟波動的影響。一旦發生經濟危機，有愛心的人自己也難以維持生計，更談不上幫助別人。只有建立在強制基礎上的稅收才能提供穩定的、足夠的資源。

2．慈善的特殊主義。志愿組織的服務對象往往是社會中的特殊人群，比如殘疾人、未婚母親、兒童、外來移民等。不同組織獲取資源的能力是不一樣的，現有的志愿組織可能不能夠覆蓋所有處于需要狀態的亞群體。同時，由于大多數群體擁有自己的人呼吁為自己捐款，機構數量的擴張可能超出經濟的承受能力，從而降低了整體制度的效率。

3．慈善組織的家長式作風。由于私人慈善是志愿部門獲得資源的重要途徑，那些控制著慈善資源的人往往根據自己的偏好，來決定提供什么樣的服務，而忽略了社區需求，由此往往導致提供較多富人喜愛的服務，而窮人真正需要的服務卻供給不足。

4．慈善的業余主義。根據社會學和心理學的有關理論，對于窮人、殘障人士、未婚母親等特殊人群的照顧是需要受過訓練的專業人員的，但是志愿組織往往由于資金的限制，無法提供足夠的報酬來吸引專業人員的加入。這些工作只好由有愛心的業余人員來做，從而影響服務的質量。總之，非營利組織在“出資人”（捐助人）、受托人與“受益人”三權相分離及具有一個以上下級科層單位的條件下，存在著內部和外部的復雜的委托關系，締約各方的目標不可能自動統一，必須加以協調。但是，信息的不對稱與外部性又使得這種協調無法低成本進行。

三、構建非營利組織的公共責任機制

非營利組織作為一種科層選擇，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市場和政府在提供公共產品上的不足，但是導致市場和政府失靈的信息不對稱和外部性仍然在困擾著非營利組織，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科層失靈”。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構建有效地非營利組織公共責任機制，使人來維護委托人的利益就顯得十分重要。

1．強化非營利組織的道德倫理信念。人類的動機要比單純的財富最大化復雜得多，人類會犧牲財富或者收入來獲得其他的價值。在《經理人員的職能》一書中，ChesterBarnard認為，組織實質上是由個人組織的合作群體。因而，經理人員的主要工作并不是致力于規約下屬們的自利行為，而是激發他們超越自利性追求。他認為，經理人員的其他能力，“將不會被發揮出來，甚至將不會產生這些能力，假如缺乏一種責任感和獻身精神以激勵成員們對合作的基本信念的話……然而，組織的生命力與該組織所治理的道德程度成正比。這也就是說，遠見卓識，長遠目標，高尚理想，是合作得以維持的基礎”。非營利組織的重要力量源泉即來自于其成員的志愿獻身精神，它是公益、慈善的化身，擔負著人類最為神圣的事業，因此，非營利組織的任何違規行為都將會沉重打擊公眾的道德與信念。非營利組織濫用公共資源的惡果甚至比其他機構濫用資源的后果更為嚴重。所以人們對非營利組織道德規范和行為準則的要求更高。整個社會和非營利組織的決策者和管理者都要注意發掘和強化非營利組織的道德資源和精神價值，以彌補單純物質激勵的不足。

2．建立非營利組織的法人治理結構。應借鑒市場中公司的法人治理結構，建立起非營利組織的法人治理結構。非營利組織法人治理結構的核心內容是在非營利組織“出資人”（捐助人）、受托人與“受益人”三權分離的情況下處理好委托關系，構建起非營利組織所有權、決策權、管理權、監督權分立制衡機制，以防止內部人控制。這里面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規范財務會計制度。

3．加重非營利組織的強制性信息披露義務。委托關系中委托人和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是造成“非營利組織科層失靈”的主要原因，因此，必須加重非營利組織的強制性信息披露義務。要求非營利組織及時、準確地披露組織的財務和管理狀況、籌集資金的用途及使用效果、組織的目標、管理層和內部職工的薪酬等等。在這方面，政府是唯一具有法律權威強行要求非營利組織進行信息披露的組織。因此政府在非營利組織的監督管理方面負有不可推卸的職責。

4．構建第三方獨立審計、鑒定機制。第三方獨立審計、鑒定機制是幫助公眾對非營利組織提供的信息進行分析與評價，克服專業的非營利組織與其非專業的利害相關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的一種機制。第三方通常是指具有法定權威或較高信譽的中間機構或組織。由它們制定標準，對行業內的成員機構之工作和項目進行評審，并在此基礎上確認或否定成員機構自己所作的評審結果。雖然獨立的第三方審計、鑒定機構并不對非營利組織進行直接的管理，非營利部門也不需對其給予任何關注，但許多非營利組織都自愿服從管理，因為私人捐贈者、募集資金的機構、政府部門以及媒體都使用它們的報告。

總之，由于信息不對稱和外部性的存在，使得市場和政府在公共產品的提供上都出現了失靈，非營利組織作為一種科層選擇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市場和政府的不足，但導致市場和政府失靈的信息不對稱和外部性仍然困擾著非營利組織。因此，如何構建有效地非營利組織公共責任機制，使人來維護委托人的利益就顯得十分重要。

[參考文獻]

[1]陳杰.SOA標準加速軟件業變化[J].軟件世界,2007,(6):23.

[2](美)伊爾.SOA概念、技術與設計[M].王滿紅,陳榮華譯.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7.

[3]甘仞初,顏志軍.信息系統原理與應用[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46-47.

[4]MichelsonBM.EnterpriseServiceBusMichelsonBM.EnterpriseServiceBusQ&A[EB/OL].

篇（8）

選擇能啟發學生思維的教學模式。長期以來，我們的大學教學也常常是遵循一套固定的模式：先復習舊課，列出1、2、3幾個概念或問題，然后是導入新課，板書要講的章、節等內容，并在相當程度上很注意“板書”這一教學環節。多年的教學經驗使我感到板書固然很重要，但也時常覺得普遍為大家所接受的條理清晰、重點難點突出的板書對大學生的思維能起到一定程度的啟發思考作用的同時，往往更多的起到的是相反的抑制思考的作用。特別是在政治經濟學的教學中，許多概念、原理還沒等教師在黑板上寫完，學生馬上就會產生這樣的意識：高中時學過了，誰不知道。其后的教學活動我們可以想象會是什么情景。因而，我認為在教學中教師要著重從現實經濟生活中挖掘好的素材，引到課堂教學中來，通過介紹、分析、講解，啟發、調動、吸引學生思考，并在學生積極思考的過程中，把他們原來有所接觸但實際并未掌握好的經典概念予以生動的解釋。在這個前提下再板書必要的綱目，我覺得比為板書而板書更能引起學生的注意。

篇（9）

關鍵詞

自然-歷史、共時-歷史、一般-特殊、抽象-具體、辯證法、歷史唯物主義、抽象人類勞動、剩余價值、能指/所指/歷史參照物

引言

篇（10）

二、合作式教學法在《經濟政治與社會》這一學科中的運用

1.問題情境創設的重要性教師應創設符合學生實際的問題情境。在上課的過程中發現，教師拋出一個適合學生的問題，那么學生的參與度、活躍度會得到空前提高。所謂適合學生的問題，即教師在備課時應充分考慮到這個班學生的文化程度、年齡層次、性格特點以及結合生活實際。因為太復雜的問題，學生沒有思考的動力，而簡單些的問題，學生又會覺得幼稚，不愿作答。所以創設問題情境時，教師應“投其所好”。學生在情境中所要思考的問題來源，可以是普遍學生身上存在的現象，歷屆畢業生及低年級的學生；可以結合社會熱點，假設問題的存在；可以是教師的自身經歷；更有甚者是就在本堂課當中所發現的問題。

2.創設情境，開展合作式教學我們拋開這樣一種教學模式：上課鈴聲一響，教師開始照本宣科地講授本節課的相關知識點。在《經濟政治與社會》這一本書當中，例如第一課“商品的交換與消費”。教師可先創設問題情境：“同學們平時都喜愛去哪里購物呢？所購之物是不是都可以稱之為商品呢？”在學生做出初步思考并回答之后緊接著引出知識點：“什么是商品？”然后結合知識點幫助學生解決之前所提出的兩個問題。接著根據已經分好的小組，提出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買了之后的東西還是不是商品？”“請同學舉出這個教室里面能稱得上是商品的東西。”“錢、腎、人都是不是商品呢，為什么？”在這個過程中，學生有對知識點不理解的情況可以向教師請教，激發了學生主動發現問題并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在這樣一門課程當中感受到思考所帶來的喜悅。教師也可在這個過程中發現合作式教學法在與本班學生接觸時所產生的問題，從而能夠及時找到解決的方法。這也是合作式教學法中學生與學生合作的一個意義所在。

篇（11）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是一種歷史理論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是追溯觀念發生的譜系關系的批判，在歷史的隧道中，馬克思發現了前現代和現代性的根本區別，為后人提供了歷史哲學最具解釋力的原理與方法論。其注重從范疇史批判過渡到對歷史偏斜運動背后的自由本質的澄明，深刻追問了歷史偏斜運動的社會存在論，揭示和批判了資本運動引發的物化和異化本質。

它不是用一種經濟學去批判另一種經濟學，批判所指向的歷史理論具有唯物史觀哲學的深度。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在歷史規律空間中，察審特定時代經濟結構產生及運行的過程，用現代最好的歷史理論來說明社會經濟的現象。在這樣宏大的歷史規律面前，任何經濟學范疇的追問，都會匯集到更高的歷史整體性，都會顯現其流變性和過程性，消解概念自身的凝固性、永恒性。因此，當經濟價值的公式符合世界歷史進化的公式時，馬克思從哲學的批判進入到經濟學批判，又回溯到了歷史大尺度審視中，經濟價值的理論邏輯做出了對實踐的科學解釋與指導，經濟現象成為局部問題，“資本永恒”等資本主義教條符咒都將被證偽。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通過歷史與邏輯的上升運動，在“過去-現在-未來”的歷史時空坐標指向下，對特定的經濟事件、結構和環境進行必要的哲學思辨，揭示了事件內在的矛盾本質。如馬克思通過對“勞動”的分析，基于政治經濟學批判框架而指出：“在歷史的發展中，勞動范疇是一個比較具體的、單純的范疇，但它具有深度和廣度，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形式?！庇纱丝梢姡呐率亲畛橄蟮姆懂?，就算是適用于一切時代，但是它們只有基于這些條件并在這些條件內才具有充分的適用性，同樣也是歷史條件的產物。從一般意義上的勞動過渡到了對一種歷史哲學思辨，從勞動作為一種人類活動的普遍素質過渡到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動，對象化勞動反映了一種不平等的經濟關系和社會關系的社會組織形式，是導致現代性“二律背反”發生的深刻根源。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是一種嶄新的哲學辯證法

首先，它深刻地展現了唯物辯證法“生成”范疇的哲理。“生成”是政治經濟學批判所理解的“過程”，“生成”是歷史辯證法的重要范疇。通常馬克思在三種情況下使用辯證的“生成”范疇：一是充滿著歷史內在否定性的精神自覺反思的邏輯運動；二是具有歷史進化意義的實踐生長點的綿延與集聚；三是具有人類感性的、實踐的因素等驅動的人與自然進化關系的哲學力量。運用辯證的“生成”范疇，在《資本論》中，馬克思考察和揭示了資本主義總體性特征，生成貫通著資本的生命周期，意味著過程與目的性的連結，是辯證邏輯上升運動，資本主義由于資本的內在否定性所構成的矛盾運動，資本的生產過程與資本占有剩余價值的目的環環相扣，它的發展貫穿著繁榮、危機直至衰亡的鐵律。同時，在《資本論》中認為經濟思想史認識的過程極為復雜和曲折，是從關于現象的外部方面知識到關于內在本質知識的運動，詳細察審了剩余價值起源和歷史認識圖式，并加以批判。

其次，它注重“從最簡單上升到復雜這個抽象思維”。馬克思指出，“在第一條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在第二條道路上，在思維行程中，抽象的規定導致具體的再現”（《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這充分表明：我們要把思維當作一個精神上的具體再現出來的方式，用思維來掌握具體，不應當從感性出發揭示資本世界的深層本質，應當從“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開始，政治經濟學才會由此及彼，去偽存真。同時，通過對資本主義社會混沌表象的穿透，馬克思批判了國民經濟學家經濟范疇的錯誤教條，揭示了歷史生產組織背后的社會關系本質，以形成科學地解釋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結構、經濟危機等范疇體系，回答了貨幣生存世界的資本座駕問題，回答了現代性歷史遭遇的深層社會存在論問題，闡明了人類歷史是從何處來，應往何處去的真理。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是指導無產階級革命與建設實踐活動的先進學說

馬克思肩負著無產階級偉大使命，其政治經濟學批判具有鮮明的科學性與階級性相統一的特質。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德國社會特殊的歷史發展，排除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在德國取得任何獨創的成就的可能性，但是沒有排除對它進行批判的可能性。就這種批判代表一個階級而論，它能代表的只是這樣一個階級，這個階級的歷史使命是推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最后消滅階級。這個階級就是無產階級。”他指出政治經濟學批判是對歷史規律如何行動的價值判斷，是追求“政治與哲學”的實現，是對人類歷史發展客觀規律揭示的事實判斷。馬克思通過批判，進行了再顛倒，破解了價值規律在資本的社會化層面上帶來的神力，指出“不是資本家養活工人，而是工人養活資本家”，把非科學的、被顛倒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價值理論的核心命題給推翻。政治經濟學批判具有鮮明的階級性，也具有高度科學性和真理性，實現了階級性和科學性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