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政治學博士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2011年6月，天津哈哈笑藝術團的演員于丹從南開大學政府管理學院畢業，獲得博士學位。

他的搭檔裘英俊，上過少兒曲校，因“學習太好”而去讀了南開金融系，一直沒離開相聲圈。

老藝人對他們感到新鮮。為了“墊高”他們，有人提醒觀眾：@倆新人了不得，高材生！也有人在后臺冷嘲熱諷：有什么了不起的？來倆大學生說相聲，就跟賣白菜的說相聲、蹬三輪的說相聲一樣，有什么區別？

于丹逐漸發現，雖然對方是貶自己，但話糙理不糙。@個圈子不認學歷。

在后臺，有演員好奇地問于丹：“你學什么呢？政治？你上@么多年學，你不煩嗎？――我就膩味上學！”

在購票捧場的茶館里，觀眾不會因為演員學歷高就好伺候，稍有不慎就惹來噓聲。而在學校，于丹甚至見過一個同學表演快板，忘了七八次詞，觀眾還寬容地鼓掌。

于丹不喜歡給相聲賦予很大使命。在他看來，說相聲首先是謀生手段，@樣想不卑鄙。

于丹并不否認，自己當初去茶館表演，一場幾十塊錢收入頗具誘惑，可以貼補家用、支付學費。

有聽眾在網上諷刺他：“一個大博士，天天上茶館賺外快，好說不好聽啊！”

于丹對此不以為然。他說，在一些人眼里，學歷連著身份，博士就是“祖國棟梁”、“高級人才”，就得“陽春白雪”。

事實上，在于丹身邊，還有廳局級干部也在說相聲。但受制于“身份”，很少張揚。

在政治學博導朱光磊教授面前，@位相聲演員格外拘謹。朱老師只聽過一次于丹說相聲，還是招待幾個客人時去茶館聽的。師生從未就表演有過任何交流。

他的博士論文是《中國的意識形態建設問題》，與相聲只有“一點點關系”――通過說相聲，他搜集了文化市場方面的部分材料。

雖然一再聲稱學歷與相聲無關，@位政治學博士很注意在創作中“結合時事”，舊瓶裝新酒。因為“你不加新東西你就沒飯了。聽滋味的少，聽內容的多”。

眼下，他計劃在新段子里編入“利比亞和卡扎菲”。在一個傳統段子里，他們曾把“二餅碰八萬，死不對眼”，改成了“360跟QQ，有你沒我”。

薩達姆被執行死刑時，于丹表演“赤壁之戰”。劇中，諸葛亮游說孫權，勸他抵抗曹操，“你投降的話，你再找律師上訴的話沒用，薩達姆現今什么樣你什么樣”。

“開政治玩笑，恰當就好，不要過分。我們行當里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則，‘不離政治，不提政治’。”于丹說。

日本大地震時，他們在茶館里說：日本@個鄰居挺討厭，按理說他地震了，咱們應該同情他，可他有時候還搶占樓道……

于丹說，他們并不覺得罵日本人就對，畢竟要有起碼的人道主義關懷。但在“事件”等中日關系緊張的時候，相聲讓大家一樂，宣泄一下情緒，也沒什么不妥。

“你要分清你的功能。講政治課我就不能胡說八道，傳道授業解惑。說相聲的功能就是娛樂，你不能讓觀眾買票去受教育。”他說。

@位政治學博士真的要去講政治課了。他已確定留校任教，在教育學院，給學生上“基本原理”。

篇（2）

王辰瑤：今天看到幾條微博，再提新聞學教師應從業界來以及理論無用的話題。新聞教育絕對應打通和實務界的關系，包括請進來走出去，但不能把新聞學僅理解為實操技能的傳授。大家對“理論”的反感，未必是“理論”的問題，而是我們壓根沒做好。昨晚和學生討論“新聞學的想象力”，看看新聞理論應該做什么吧。(見右圖)

baohuazhou：很有價值的討論。第一要有體制和機制鼓勵學界業界互動，包括讓學生接觸最鮮活、最前沿的實操案例；第二不能貶低理論價值，因為所謂“實操”背后其實都有規范理論的支撐(價值、立場、倫理)；第三從我們職業來說，只有作出“真”的好研究，才能贏得社會尊重和職業尊嚴。

四川陳煥仁：這的確是中國新聞教育的一大問題，現在從中央到二三線城市的大學或學院，都開了新聞傳播課，新聞事業的發展當然急需要大批人才，但是現在不少人的新聞教學，從理論到理論，從書本到書本，學生畢業后很難適應新聞事業發展的實際需要，須知，新聞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必須做到理論與實際相結合。

雄海老牛：不單新聞學如此，政治學也如此。講政治者，不了解當代中國政府的運轉，當然，另一方面也是執政者不開放決策過程及相關信息所致；另一方面則是為人師者不盡本份的原因。

芮必峰：對于新聞傳播，如果實踐是鼓動的風，理論則是牽引風箏的線。實在不用厚此薄彼，爭個高下!沒有人嘲笑文學博士不會寫小說，也沒有人指責經濟學博士成不了企業家，更沒有要求政治學博士做總統。自己不會游泳的教練也能訓練出一流的游泳運動員。

主持人楊銳：傳播學有理論，但它是政治學的一個分支；中國新聞系的教師和記者隊伍需要的是新聞法，而非新聞理論。立志于新聞工作的年輕人有個性，有思想，知識結構發達和語言功底好的一定大有出息，而最關鍵的是要有社會責任感

清華史安斌：應該借鑒美國的新聞學院體制，50％的教師為流動性的practiceprofessor(1ectuer)系列，從媒體現役人員中選聘，但在中國受到人事制度的限制，尤其是綜合性大學，教育部考評的指標是博士學位的教師比例。傳媒大學實行過多年的青年教師掛職地方電視臺制度，但其體制較為獨特，在中國其他新聞學院難以推廣。

呂尚彬：最近，湖北的學界和業界的交流也升級了。武漢大學、華中科技大學、華中師范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湖北大學五所高校都與湖北日報集團、湖北廣電總臺實行了雙向掛職。這一舉措，要持續實行。//張志安：一邊是新聞業界持續批評學界，一邊是大學體制限制業界人才進高校，兩難啊。

atamxia33：大一新聞采訪第一節課，老師bla完自己學術背景后我寫了個紙條給她，質疑她沒有長期媒體從業經歷，恐不能勝任實務課程。初生牛犢啊，第二節課她用了近一堂課來各種解釋。現在想想，新聞系的課程最重要的還是重塑價值。技術層面的東東很多途徑可以解決。教學與實踐脫節，新聞系不是孤例，理工科一樣很多，所以才要實習。然而，新聞系不該成為培養新聞熟練工的地方，價值選擇、新聞倫理等東東才是更為重要更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展江：業界和學界各自都要謙虛，新聞學界有此類問題。但這種簡單化的說法值得商榷，可說是老調門了。有一個媒體出身的本科學歷教授，總是說一些博士不會寫導語。我要問：寫導語難學，還是寫博士論文難?以我之見，新聞教育好壞是看有沒有恰當的價值觀，是否看到新聞學與民主法治的關聯。

篇（3）

博士生教育是當代國際上公認的正規高等教育的最高層次。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和數量是衡量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發達程度和文化科學發展水平及其潛力的一個重要標志;它不僅關涉一個國家人才培養的整體質量，而且影響到一個國家科學創新能力的儲備與民族文化的傳承，以及與之相關的學術聲譽與民族形象。

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該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開始招收第一批新聞學博士生。直到上個世紀末，我國先后有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傳媒大學、武漢大學等四所高校和中國社科院擁有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共設置了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5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3 個。在這15 年間，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穩步發展，培養了一批活躍在新聞傳播學術界的出色人才，產生了一批優秀的學術成果，同時也積累了一定的新聞傳播頂尖人才的培養經驗。進入新世紀后，在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快速發展、且重點建設研究型新聞傳播學教育體系的要求在許多高校日益高漲的形勢下，經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科評議組的兩次評審，又先后有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暨南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大學、廈門大學和解放軍政治學院等十所高校獲得了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新增設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6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7個。應該說，經過這兩次評審，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體規模的推進，打造了一個更寬廣的高層次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平臺，形成了競爭與合作的整體態勢;對于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來說，這可謂是一次大的“躍進”。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長、規模的擴大并不必然帶來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質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整體規模迅速擴張的背景下，更應該冷靜地對其最高階段博士生教育進行審慎規劃、科學布局和系統建構，將其作為一個關系新聞傳播學長遠發展的大計，進行具有戰略性和基于科學發展觀的探討。

一、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20 來年歷史與其他學科相比時間并不長，因此，一直是處于摸索和嘗試階段;加之近些年來，隨著教育環境的急劇變化以及教育目標及體系的不斷調整，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發展的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規高校教育的最高層次。這一層次的教育是將一個學科的知識體系與學科方法進行綜合性地傳授和深入地積淀，并培養學生站在學科前沿和尖端，通過具有創新性和開拓性的研究以產生具有學術性和實踐性的成果的過程。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導原則，應用于不同學科，就需要針對本學科發展的要求和現狀，對自身的目標定位作出準確而清晰的界定。眾所周知，相對于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新聞傳播學科有著自身的“獨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類對新聞傳播業的需要和理解之中[ 1 ] ;它既融合其他學科的知識和理論，又與實踐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也正因為這一“獨特性”，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開創時，還曾一度被認為沒有必要，也被質疑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這正說明了中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面臨的定位問題。傳統上認為，博士學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學位，是為從事學術工作或一些領域的應用研究工作做準備的。然而多年來，有為數不少的新聞傳播學博士實際上主要從事一般的教學工作和新聞傳播實務工作，而在自己的專業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眾多業界人士紛紛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學位的傳統目的(為研究進行訓練)和實際用途日漸分離，已是不爭的事實。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 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專業化究竟如何體現? 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社會美譽度怎樣? 如何將博士生教育與新聞傳播界的整體發展相聯系? 對這些問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理應作出系統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夠清晰和穩定。與博士生培養目標定位的不確定相應的是，新聞傳播學的博士生的培養模式還缺乏科學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聞傳播院校的博士生培養方案基本上沿襲其他學科的模式，缺少對新聞傳播學科特點，以及學科需要掌握的知識及方法的全面探討，因此難以制定出針對自己學科特點的人才培養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學門檻應該如何設定，是重在考察其學識和科研能力，還是重在考察其一般專業知識和外語水準? 博士生學習期間應該掌握什么樣的知識體系和方法論，應該開設哪些必需的課程? 博士生的課程學習與學位論文怎樣銜接? 博士生教育應該采取歐洲式的教授與學生一對一式的傳授方式，還是采取像美國博士生培養中的集體培養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學有效的方式? 博士生要不要實行淘汰制，如何淘汰? 在明晰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時，對這些問題必須作出科學的回應。但遺憾的是，由于經驗的不足，認識上的錯位，加之我國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著比較嚴重的隨意性和不規范的現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養和潛質的考生，僅僅因為“英語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選人門外。再如，有的院校對博士生教育規定課程的學習重視不夠，課程如何設置、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都無“一定之規”，結果課程學習往往未能達到幫助學生獲得從事研究工作、準備學位論文所必需的寬廣深厚的學科知識基礎的效果。還有，博士學位論文開題之前的資格考試或綜合性考試應該如何“把好關”，有的院校也無明確的要求和規則，結果造成在培養過程中對博士生的學習效果和質量缺乏“剛性”的制約和監督機制，博士生只要進了“門”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學位。[ ]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風對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響。這一方面表現在近些年隨著招生規模急劇擴張，師生比例失調，師少生多，導師投入到每個學生身上的時間和精力減少，學術互動和交流受到影響，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呈現出下滑之趨。另一方面表現在培養目標上，不是注重鼓勵博士生具有扎實深厚的理論功底、寬廣的學術視野和熟練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數量等硬指標為指針，使得學生在學習期間將湊足文章的發表數當作主要學習內容。再一方面還表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把關上不嚴，由于每年畢業生數量增加，在開題、答辯等環節，對博士學位論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學風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虛作假，剽竊等現象在博士學位論文中也時有發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學術創新性和創造性。博士生教育的價值在于培養具有創造性的人才，產生具有創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檢驗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標準，應該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水平上。學位論文是博士生教育計劃的核心要素，必須是進行創造性的研究，以對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有獨特的貢獻。然而，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有些高校對此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和高度的重視。其具體表現是:一些博士論文的選題或過于陳舊，或過于空泛，或流于瑣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當前學術前沿，參與學術對話;一些博士論文的前期資料積累不夠扎實，因此不能針對最具價值的切入點進行廣泛而深入地探討，論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對所需了解的相關領域的知識涉獵不廣，基礎不牢，因此在論文撰寫過程中常常捉襟見肘，理論和方法運用不能做到嫻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創造性等方面的訓練不夠，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對相關問題的挖掘和解決不力。這些都造成了一些論文成為資料的簡單梳理，即使有的選題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無法創造出具有創新性和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篇（4）

博士生教育是當代國際上公認的正規高等教育的最高層次。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和數量是衡量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發達程度和文化科學發展水平及其潛力的一個重要標志;它不僅關涉一個國家人才培養的整體質量,而且影響到一個國家科學創新能力的儲備與民族文化的傳承,以及與之相關的學術聲譽與民族形象。

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該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開始招收第一批新聞學博士生。直到上個世紀末,我國先后有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傳媒大學、武漢大學等四所高校和中國社科院擁有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共設置了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5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3個。在這15年間,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穩步發展,培養了一批活躍在新聞傳播學術界的出色人才,產生了一批優秀的學術成果,同時也積累了一定的新聞傳播頂尖人才的培養經驗。進入新世紀后,在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快速發展、且重點建設研究型新聞傳播學教育體系的要求在許多高校日益高漲的形勢下,經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科評議組的兩次評審,又先后有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暨南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大學、廈門大學和政治學院等十所高校獲得了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新增設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6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7個。應該說,經過這兩次評審,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體規模的推進,打造了一個更寬廣的高層次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平臺,形成了競爭與合作的整體態勢;對于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來說,這可謂是一次大的“躍進”。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長、規模的擴大并不必然帶來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質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整體規模迅速擴張的背景下,更應該冷靜地對其最高階段博士生教育進行審慎規劃、科學布局和系統建構,將其作為一個關系新聞傳播學長遠發展的大計,進行具有戰略性和基于科學發展觀的探討。

一、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20來年歷史與其他學科相比時間并不長,因此,一直是處于摸索和嘗試階段;加之近些年來,隨著教育環境的急劇變化以及教育目標及體系的不斷調整,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發展的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規高校教育的最高層次。這一層次的教育是將一個學科的知識體系與學科方法進行綜合性地傳授和深入地積淀,并培養學生站在學科前沿和尖端,通過具有創新性和開拓性的研究以產生具有學術性和實踐性的成果的過程。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導原則,應用于不同學科,就需要針對本學科發展的要求和現狀,對自身的目標定位作出準確而清晰的界定。眾所周知,相對于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新聞傳播學科有著自身的“獨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類對新聞傳播業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學科的知識和理論,又與實踐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也正因為這一“獨特性”,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開創時,還曾一度被認為沒有必要,也被質疑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這正說明了中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面臨的定位問題。傳統上認為,博士學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學位,是為從事學術工作或一些領域的應用研究工作做準備的。然而多年來,有為數不少的新聞傳播學博士實際上主要從事一般的教學工作和新聞傳播實務工作,而在自己的專業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眾多業界人士紛紛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學位的傳統目的(為研究進行訓練)和實際用途日漸分離,已是不爭的事實。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專業化究竟如何體現?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社會美譽度怎樣?如何將博士生教育與新聞傳播界的整體發展相聯系?對這些問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理應作出系統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夠清晰和穩定。與博士生培養目標定位的不確定相應的是,新聞傳播學的博士生的培養模式還缺乏科學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聞傳播院校的博士生培養方案基本上沿襲其他學科的模式,缺少對新聞傳播學科特點,以及學科需要掌握的知識及方法的全面探討,因此難以制定出針對自己學科特點的人才培養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學門檻應該如何設定,是重在考察其學識和科研能力,還是重在考察其一般專業知識和外語水準?博士生學習期間應該掌握什么樣的知識體系和方法論,應該開設哪些必需的課程?博士生的課程學習與學位論文怎樣銜接?博士生教育應該采取歐洲式的教授與學生一對一式的傳授方式,還是采取像美國博士生培養中的集體培養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學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實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時,對這些問題必須作出科學的回應。但遺憾的是,由于經驗的不足,認識上的錯位,加之我國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著比較嚴重的隨意性和不規范的現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養和潛質的考生,僅僅因為“英語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選人門外。再如,有的院校對博士生教育規定課程的學習重視不夠,課程如何設置、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都無“一定之規”,結果課程學習往往未能達到幫助學生獲得從事研究工作、準備學位論文所必需的寬廣深厚的學科知識基礎的效果。還有,博士學位論文開題之前的資格考試或綜合性考試應該如何“把好關”,有的院校也無明確的要求和規則,結果造成在培養過程中對博士生的學習效果和質量缺乏“剛性”的制約和監督機制,博士生只要進了“門”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學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風對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響。這一方面表現在近些年隨著招生規模急劇擴張,師生比例失調,師少生多,導師投入到每個學生身上的時間和精力減少,學術互動和交流受到影響,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呈現出下滑之趨。另一方面表現在培養目標上,不是注重鼓勵博士生具有扎實深厚的理論功底、寬廣的學術視野和熟練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數量等硬指標為指針,使得學生在學習期間將湊足文章的發表數當作主要學習內容。再一方面還表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把關上不嚴,由于每年畢業生數量增加,在開題、答辯等環節,對博士學位論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學風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虛作假,剽竊等現象在博士學位論文中也時有發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學術創新性和創造性。博士生教育的價值在于培養具有創造性的人才,產生具有創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檢驗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標準,應該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水平上。學位論文是博士生教育計劃的核心要素,必須是進行創造性的研究,以對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有獨特的貢獻。然而,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有些高校對此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和高度的重視。其具體表現是:一些博士論文的選題或過于陳舊,或過于空泛,或流于瑣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當前學術前沿,參與學術對話;一些博士論文的前期資料積累不夠扎實,因此不能針對最具價值的切入點進行廣泛而深入地探討,論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對所需了解的相關領域的知識涉獵不廣,基礎不牢,因此在論文撰寫過程中常常捉襟見肘,理論和方法運用不能做到嫻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創造性等方面的訓練不夠,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對相關問題的挖掘和解決不力。這些都造成了一些論文成為資料的簡單梳理,即使有的選題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無法創造出具有創新性和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幾點建議

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問題,有的是由于新聞傳播學科發展歷史較短,對學科規律和博士生教育規律相結合的一些根本性問題缺乏系統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設計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會和教育所面臨的大環境的沖擊所導致。因此,筆者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要使得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續發展,為社會輸送真正優秀的高層次人才,新聞傳播學教育自身應積極借鑒國內外博士生教育的經驗,針對新聞傳播學的學科特點和中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特殊規律,結合人才需求與社會實際,整合教育資源,走出一條真正合乎科學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學界定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內涵。大學的“教育理念是人們對大學精神、性質、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認識,是對大學與外部世界諸元素之間關系的規定;它是大學內容管理及運轉的理性認識基礎”。[2]大學的新聞傳播教育作為一項專業性的教育,理應如臺灣著名新聞傳播教育家鄭貞銘所言,“在技術學習之外,更要探討理論、從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嚴謹的理論體系,才能在高等學術殿堂中樹立起應有的地位”。[3]為此,對于新聞傳播學科高層次人才的培養,既要注重對其學術視野寬廣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較強的專業性;既要使其具有較深厚的學養造詣,又要讓其關注學科前沿和現實的新聞傳播實踐,注意研究解決理論與實踐問題,具有很強的科學研究能力。這種人才應是其他學科培養不出來的,在學術素養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專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目標與方向,理應瑣定在培養這樣的專業人才上,即著力為高校和科研機構造就優秀學者。

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必須科學規劃博士生的課程學習,并加強對其在閱讀、讀書筆記、專題討論、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訓練和提高。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專業基礎課程的學習。該院的博士生課程一般分為兩類,即知識類課程與研究類課程。前者以專業知識的系統掌握和融會貫通為目的,既有廣度,又有深度,并有相關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課上還提供詳細的閱讀書目,要求博士生寫讀書報告,培養其欣賞和批判專業學術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過邊學邊做(研究),以培養和訓練博士生從事研究和寫作的綜合能力;在課上,博士生們圍繞一個專題進行思考、討論、做研究。這樣,不僅訓練、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寫作能力,更重要的是營造了一個現實的專業研究者的工作環境,教會博士生如何進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學術規范,如何使用各種研究資源,如何設計研究題目,如何解讀原始資料,如何回應他人的批評和建議。這種訓練實際上是一個鑄造學術文化或學術習性的過程。

此外,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還應制定相應的培養模式,對思想道德教育、課程設置、綜合考試內容和方式、論文開題時間和形式、博士論文的學術規范等,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符合自身特點的方案,并嚴格實施。

第二,控制規模,嚴進嚴出,打造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應。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平臺隨著多家高校新聞傳播院系的加入而變得更加寬廣了,這同時也意味著博士生的數量和規模必將比以前有較大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更應該注重維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共同為提高教育成效、培養頂尖人才而努力。針對目前社會上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還缺乏廣泛的認可和美譽,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整體效應發揮尚未達到理想的程度,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養、資格考核、學位論文答辯以及學位授予上,比較注意通過制度建設,嚴把質量關。一是控制招生規模。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現有博士生導師15人,每年報考博士生人數達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數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導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選人門檻。這主要是借助資格考核(綜合考試)和學位論文的開題報告兩個環節,實施篩選、淘汰,以保證德才兼備的合格人才進入到博士候選人行列。三是嚴格規范學位論文的答辯和學位授予。

這主要通過學位論文雙盲評審、校內外專家的集體評審以及學位公示等舉措,保證每個博士學位獲得者都是符合標準的優秀人才。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獲得博士學位,占當年招生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視博士生導師及指導團隊的綜合素質要求和能力考核,確保博士生教育師資隊伍的素質及其指導教育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博士生導師及其指導團隊在招生、培養學生及博士論文答辯等方面較其他層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權限,因此要重視博士生導師人選的遴選,重視其“人格”塑造和“師德垂范”;同時要引導、促進博士生導師在博士生課程教學、科學研究、論文把關等方面加大指導力度,鼓勵導師與學生經常交流、溝通。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對博士生導師所進行的遴選和考核,就包括著學術水平、道德素養、敬業態度、組織能力以及待人處事等方面的內容。與此同時,還十分注重將學生的成才與導師的責任感、信譽、綜合素養聯系起來,注重維護導師職責的神圣性和榮譽感。

第四,實行差異化競爭與合作,實現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備批判精神、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的整體素質要求下,各院校新聞傳播學博士學位授權點應彰顯自己的特色,根據自己的學科優勢和特色側重培養博士生,使其成為該領域和方向的頂尖人才,從而促進人才與學科前沿接軌。這不僅要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和創新性上,而且應系統地體現在博士生培養的各個環節上。目前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相比,新聞傳播學的整體發展水平并不高,高質量學術研究成果、學養深厚的優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應成為促進新聞傳播學科發展和高層次專業化人才輩出的舞臺。

第五,確保博士生教育的經費投入,開拓多元化經費籌措渠道。要發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經費投入,尤其是在學術研究上以及優秀人才與成果的獎勵上,更應有足夠的經費支撐。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實現,高等教育的資助渠道必將越來越多樣化,對此,我們要注意積極爭取,大力開拓、吸納。近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除了通過課題申報,爭取政府和學校撥款外,還十分注意與相關傳媒、產業合作,拓展經費來源。目前,全院博導的科研經費年均人平在8萬元以上。

總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會科學革命和大眾化高等教育的時代,為了使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發展成為一種培養有創造力的優秀學者的有效途徑,應著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結構,擴展其必需的學科知識,力求教學質量優秀和研究設施、成果先進,從而便于其在規模增加的基礎上盡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樣化、高質量的學術體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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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四川師范大學中文系1978屆的本科生，1983屆的古典文學與文獻整理專業碩士生。當時我們碩士研究生指導小組以湯炳正和屈守元領銜的6位教授都是國內名師，每屆研究生畢業都請北京的王利器先生和南京大學的汴孝教授等著名學者主持答辯，還給我們作專題報告，這對開闊我們的視野和胸襟都很重要。

1986年，我考取了中國社本文由收集整理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首屆明清小說專業的博士生，1989年底畢業并去了中國藝術研究院工作。我覺得自己在法國能夠繼續懷有濃厚的興趣在人文學科的諸多領域深入學習，與我先前在國內的讀博與工作經歷有著直接的關聯，所以想先談一下這段經歷。

我在國內讀博期間受到2個重要影響，一是來自我的導師陳毓羆教授，二是來自我的不同專業的博士生同學。

陳毓羆教授20世紀50年代初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既后考取留蘇研究生，在莫斯科大學學習4年，師從蘇聯著名文藝理論權威專家，畢業歸國后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工作，以研究中國古典小說特別是《紅樓夢》著稱。陳教授在國內外所接受的學術訓練使他在研究方面顯示出與同行不一樣的開闊視野，對我不乏潛移默化的影響。

197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組建研究生院，剛開始只招收碩士研究生，1983年開始招收博士生，專業覆蓋文史哲、經濟學、法學、語言學、民族學等各個領域。記得我就讀的1986屆所接觸的上下3屆各學科各領域的博士生導師都是國內各學科的一流學者，可以舉出一長串在社會學科領域為人熟知的名字。那時社科院研究生院學生不多，可以一同在食堂飯桌上吃飯，這也正是不同學科的同學交流的最好機會。這種交流使我的視野和關注已不局限于自己的古典小說專業，對社會學科領域的不同專業都有了一些了解和興趣。

在中國藝術研究院的工作也是一段影響我日后在法國對藝術產生興趣的重要經歷。當時中國藝術研究院位于北京柳蔭街恭王府內，是中國藝術門類的最高殿堂，在戲曲、美術、音樂、文藝理論、話劇、電影、曲藝等學科都匯集了各領域的的著名老學者與中青年佼佼者。我在那兒工作的時間雖僅4年（工作關系保留至1997年），但也頗有收獲。在工作及與同事的交往中，我受到了藝術學科與文化的濡染和影響，其間，我曾應邀到香港中文大學英文系做訪問學者。

負笈海外：

漫長而艱辛的求索之路

1994年初我接受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的邀請去了巴黎，在東方研究小組參與完成1項包括中國古典小說在內的東方研究計劃。從北京到巴黎，我經歷了一個新的轉折。

在巴黎工作期間，我與法國漢學家多有接觸，法國豐富的文化藝術也吸引著我，因此工作結束之后我決定留在巴黎繼續學點東西。我先是在巴黎第七大學東亞系讀東亞文明研究博士生，到第三年時，我決定轉而從頭學一些中國需要的西方學科，將來歸國才能發揮作用。那時正值我丈夫要去法國東部名城斯特拉斯堡工作，因此我也去了斯特拉斯堡繼續修讀。

斯特拉斯堡第二大學馬克·布洛克大學（2008年與該市另2所大學合并為斯特拉斯堡大學）以人文學科馳名，上世紀30年代以來一直是法國歷史學與社會學的重鎮。進入該大學以后，我先是集中修讀了藝術史、社會學、人類學等專業的碩士課程。學習中我的興趣與目的都集中在對將來歸國服務有用的領域，如在藝術史專業中我側重博物館學、考古學以及西方現代繪畫流派；在社會學專業中，我注重都市社會學與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經濟問題，并撰寫了學位論文《中國民本思想之根源及其在中國現代社會的影響》，用社會學理論和觀點梳理中國從古到今的民本思想傳統；人類學專業使我的目光投向了非洲大陸、中南美洲以及太平洋諸島的原始民族，我注重了解原始藝術、原始宗教與原始民族的社會組織形式。通過對這幾門學科碩士課程的修讀，我感覺自己一方面學到了西方現代人文學科領域的一些專業知識，同時也對西方社會與西方文化有了真正的接觸和更深刻的了解。

進入21世紀，我在法國感覺到世界在飛躍發展，中國也在飛躍。我因此想更進一步從全球范圍來探索人類歷史以及人類文明的演進歷程，同時我也獲悉國內一些大學正在開設或準備開設人類學專業，于是，我決定去巴黎第十大學的博士學院修讀人類學博士學位。

巴黎第十大學博士學院集中了法國在考古學、民族學和人類學領域的諸多著名學者。我師從人類學教授b.貝桂菊（b.baptandier）夫人，她同時也是漢學家。選博士論文研究專題時，正值法國著名漢學家a.列維（andré lévi）翻譯的《聊齋志異》法文版全集出版，《聊齋志異》是在西方國家廣受歡迎的中國文言優秀傳統小說。

20世紀90年代的法國文學人類學研究興起，一些古典名著被應用于人類學研究。因此我決定用人類學的視野和觀點去嘗試對中國文言小說的研究，以《聊齋志異》為突破口。但在論文資料的搜集與撰寫中，我深感在專業素養的學術訓練中，自已還需要了解更多的人類學理論和觀點，因此博士第三年我轉學到斯特拉斯堡馬克·布洛克大學人類學系d.莫納爾（d.monoris）教授門下繼續做我的博士論文《聊齋志異人類學研究——中國17世紀》。

論文的撰寫非常艱苦，d.莫納爾教授從論點到資料的使用都給予我悉心指導。最后我的論文答辯獲得博士論文優秀等級，并于2009年由法國博士文庫出版。

感悟中西方人文學科的差異

既后，我又用半年時間在工作之余修讀了宗教學課程，我感覺要了解西方文化，根源是西方宗教。

在上述專業的研讀與論文寫作中，我對中國人文學科和法國人文學科有一些個人感悟。法國的人文學科在歐洲國家具有代表性，法國在大革命前是貴族分封社會，與中國周朝的分封制度類似。但法國的傳統社會是政教合一，它的傳統文化就是宗教文化。法國在大革命后的200多年間，發展民主共和制度，同時也是科技發展與工業化、都市化時代，這個社會變革是巨大的，對人類生活與心靈的沖擊也是巨大的。面對與宗教文化傳統相背離的新制度、新時代所出現的新的社會問題需要解決，因此西方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初出現了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語言學以及考古學等新型人文學科，每一門學科又有不同的學派，大家都在面對新時代新問題探索尋找解決的辦法，所以不同的學科與學派才如此活躍。

要真正認識中國與西方社會的區別，需要抓住西方是宗教文化傳統，中國是儒家世俗文化傳統這個關鍵的分野。西方的現代人文學科都是從宗教文化傳統面對現代社會發展，直至產生現代化生發出來的。中國的傳統文化是世俗的儒家文化，以仁治與民本為核心價值，因此能建立穩定的社會秩序。現代社會變革與現代科技并不產生于中國社會的內部，而是來自西方的影響，現代人文學科也是傳自西方。我認為，一個有志于服務祖國的學習人文學科的海外留學生，既要學習如何運用西方現代人文學科的理論和方法來觀照中國的現代社會，同時也要注意中國文化傳統自身的特點。

篇（6）

因此，很難想象，一個搞政治哲學的學者能做這個更偏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主題，還能做得如此出彩，把國內其他同類研究都給比下去。看著這本新書腳注里豐富的參考文獻，我心里一邊為作者資料掌握深度感到佩服，一邊為其他那些沒有閱讀文獻也能發表觀點、擅長“無米之炊”的記者型學者感到羞愧。

其實，唐士其的這一手并不是憑空而來的。他的博士論的就是《國家與社會的關系：社會主義國家的理論與實踐比較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后來“一發不可收拾”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只是他后來在東京大學博士后期間做的研究。這樣看來，今天這本新書并非無源之水，而是延續了他博士論文的研究思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繼續梳理國家與社會的關系。

在這個漂亮的回馬槍中，唐把全球化下的國家角色系統地梳理一遍，并站在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的視角來提出自己的觀點。他的中心觀點是：作為人類政治生活地域特征的最高體系，國民國家(nation state)在全球化時代不僅不應該像新自由主義宣稱的那樣過時而后退，反而應該承擔起一種更加積極主動的角色，在保護社會傳統關系免遭自由市場侵害方面發揮創造性作用。

這個觀點本身并不新穎，國外政治學界早就有成形的討論。只要稍加留意，你也不會像一些國內學者那樣甘心被新自由主義的主流經濟學忽悠。而唐的貢獻在于他系統地梳理了相關學者的討論，并站在“中國視角”上做出獨立的評判，并形成邏輯一致的系統論證。與記者相比，學者永遠沒法追求時效性，學者的長處在于邏輯嚴密、論證深入。唐的新書在歷史與理論這兩個方面都體現了這種長處。

拿歷史來說，很多成天把全球化掛在嘴邊的人，連基本事實都沒有搞清楚，總以為美國霸權體系之下的全球化是個新事物，所以應該全身心地擁抱這個新時代的到來。然而，事實上，在19世紀英國霸權下早就發生了自由市場全面跨越國家邊界的全球化過程，其深度甚至要超過20世紀末的全球化。在英國霸權的全球化之下，各國社會為此而做出的反彈直接打下了兩次世界大戰的基礎。對此，唐士其的新書花了兩章來專門檢討這段歷史，邏輯清楚，行文縝密。

就理論而言，他緊扣政治學核心的國家與社會關系來展開分析。他指出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各個地域共同體內部國家與社會的關系變動存在著這樣的矛盾：一方面，國家為了適應經濟全球化的要求傾向于放松對市場的管制，另一方面社會在市場侵襲之下又要求國家對社會提供地域性的保護與服務；一方面是要求削弱國家權力縮小政府規模，另一方面又要求強化國家能力和管理水平來解決地域性的社會政治問題。是否能平衡這對矛盾的要求，就成為各國能否在全球化下健康發展的關鍵。在這個理論框架下，唐士其分析了全球化時代地域國家各方面的職能所面臨的挑戰，尤其是探討了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應該如何應對這些挑戰。

當然，與那些熱衷于提出政策建議的學者們不同，唐士其嚴格地克制了自己給出更多具體政策建議的沖動，只在全書末尾強調中國模式完全有可能突破新自由主義限定的發展局限。作為學者，他只能對已有現象做解釋與推理，建立起嚴密的理論解釋，而把歷史的檢驗留給時間。貫穿全書，他只在自己研究搞清楚的范圍內發表意見，決不渲染情緒、噱頭。

篇（7）

美國電影教育的發達，一方面是由于美國電影產業一百多年的發展和電影教育近百年的積淀1929年，好萊塢早期著名演員道格拉斯范朋克(Douglas Fairbanks)就創立了南加州大學的電影制作專業;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三十余年來美國獨立電影的繁榮，更多的電影節、基金會資金進入，為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提供了制作電影的可能性，拍攝技術和成本逐步降低也讓人們通過電影表達成為可能。因為起步早、產業發達、教育總體實力強，美國的電影教育的持久蓬勃也就是自然而然的結果。

據《綜藝》雜志(Variety)統計，美國的電影學院、大學里的電影院系約有90所，公認出色的電影學院有25所。排名靠前的包括：南加州大學電影學院(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Schoolof Cinematic Arts)，簡稱USC-SCA，一大批業內精英在此執教，著名的校友包括《星球大戰》的導演喬治盧卡斯、《阿甘正傳》的導演羅伯特澤米基斯(也曾長期在此執教)、《達芬奇密碼》導演朗 霍 華 德 等;紐 約 大 學 帝 許 藝 術 學 院 (NewYork University-Tisch School of the Arts)，簡稱NYU-Tisch，著名教員包括斯派克 李(SpikeLee)，華 人 著 名 紀 錄 片 導 演 崔 明 慧 (ChristineChoy)，電影研 究專 家 羅 伯 特 斯 泰 姆 (RobertStam)等，校友里則有馬丁斯科塞斯、李安等大導演，將近半數奧斯卡獎最佳短片獲得者也都出自這里;美國電影學院(American Film Institute)，簡稱AFI，這里以評選AFI影史最佳100部影片而出名，兼有研究院和教育機構雙重使命;哥倫比亞大學藝術學院(Columbia University，School ofthe Arts)，以傳播和文化研究最先享譽美國，這所學院近年來的制作專業發展非常快，已經成為美國頂尖影視制作培養機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影視和戲劇系(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Department of Theater and its Departmentof Film，Television and Digital Media)，最著名的校友是教父系列的導演福特科波拉(FrancisFord Coppola);加州藝術學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he Arts)，這所學院集中設置全配置的藝術學科，是美國一流的專門藝術學院。其中的電影電視學科劃分極為細致，從導演、攝影等常規專業到特效、化妝等全部包括，旨在培養非常專業的制作人才。

除此之外，很多大學都開設電影專業并各有側重，比如芝加哥大學(Chicago University)、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的電影研究在全球范圍都有很強影響力。

在影視教育的高端特點之外，美國的電影教育呈現出明顯的階梯化態勢。從上述最高端的一批電影學院，到大學里一般性的影視學院，再到一些社區大學里的影視系，以及專門的培訓學院，為各種學生提供了不同的可能性。而且很突出的一個特點是，很多電影院系和業界的聯系非常緊密：一則表現為許多業界人士直接就被大學聘為教職人員;二是，大部分著名的電影院系都位于洛杉磯、紐約、舊金山-灣區、波士頓這些影視制片發達的地區，這也使學生畢業后直接進入行業成為可能。比如南加州大學電影學院，從日常教學到畢業創作，校內學習和電影行業操作規范高度接軌。這座學院的藝術碩士的畢業作品里呈現出的：無論是制作流程，還是資金運作，與不遠處好萊塢制片廠內的電影運作幾乎是沒有區別的。

二、美國電影教育的類型劃分

美國的電影教育相關專業，大致可分成兩類：專業學院和大學里的影視院系。所謂專業的電影學院或者藝術學院，是獨立的、專門的藝術、電影電視教育學院，大體類似俄羅斯的莫斯科電影學院、法國Le Fmis電影學院或者中國的北京電影學院。這類中最著名的為美國電影學院、加州藝術學院等，這類院校提供細分化的影視教育，比如導演、攝影、錄音、燈光、特效、美工等，但這類學校一般不頒發學士學位，而是提供一種副學士學位(associate)，大概可以翻譯成專業或專科學位。因為這類學校偏重培養的是專門人才、非常實用性的行業人員，所以能進入這類學校里學習也是很多致力于此的學生夢寐以求的。比如位于好萊塢的美國電影學院(AFI)雖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大學，但因為在里面授課的都是行業里的杰出人員，甚至包括馬丁斯卡塞斯這樣的大導演。所以能進入其中，獲得一張文憑，是極為不容易的。2013年，美 國 年 輕 導 演 達 斯 汀 布 朗 (DustinScott Brown)從 社區大學圣莫妮卡學院 (SantaMonica College)電影制作系畢業后，眾籌資金、獨立制片拍攝出了短片《團結》(Solidarity)，入選了法國戛納電影節，并被票選為美國圣巴巴拉電影節觀眾最喜愛短片，憑借此片，他獲得了進入AFI導演專業深造的機會。由此可見，能躋身其中進修的，都是獲得不俗成績者。

大學中的電影院系是依存于綜合大學的影視院系，雖然不完全獨立，但也有相當強的自主性。比如紐約大學的帝許藝術學院、南加州大學的電影學院，這兩所學院也被認為是分據美國東西海岸兩所最強的電影學院。這類學校一方面重視學生制作能力的培養，一方面也注重研究和綜合素質的 提 升。能 頒 發 學 士、學 位 碩 士/藝 術 碩 士(MA/MFA)甚至博士學位，不過博士學位只在電影研究領域頒發。這類院系是美國電影教育的重鎮，它們在大學的體系之內，在培養專業素質的同時，也提供更加綜合的人文、藝術類課程，學生能夠接觸到的是更加綜合的課程體系，因而知識結構也更加全面。而且，綜合大學電影學院里面，本科教育是最為重要和完備的。比如南加州大學電影學院電影研究專業(Cinema Studies)所規定學生需要獲得的128個學分里，40個學分來自電影制作課程，46個學分來自電影史和電影批評課程，其他的學分必須通過選修其他院系的課程獲得，這就保證了學生成為綜合素質很高的全才，而不僅僅是專業制作人員。

三、綜合大學里影視學院的課程特點

綜合性大學里的影視院系更注重培養學生的綜合素質和創新素質，從遴選學生和基礎課程設置都可以看出來。拿紐約大學帝許藝術學院舉例，如果要申請進入其中學習，除了學校規定的成績之外，還要提供很詳細的專業素質考察材料，并需要面試。這些個人材料包括：

1.一頁 紙 的 簡 歷，要 包 含 從 事 類 似 創 作 的經歷;

2.帶領一個團隊或與他人合作的經歷簡述;

3.講 一 個 自 己 生 命 中 重 要 的 或 者 有 趣 的故事;

4.描述一件對自己產生影響的藝術作品;

5.視覺化故事講述。可以是一部短片、一組照片、繪畫作品或者寫一個可以視覺 化 呈 現 的故事。

第五項是最為重要的，很多學生也在入學前為了準備第五項費盡心機。南加州大學電影學院、哥倫比亞大學藝術學院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影視戲劇學院的入學資格考察都和此類似。可以看出，這類院校看重的是學生講述故事以及視覺化呈現一個故事的能力。隨后，這些院系會對學生進行完備而嚴苛的基礎教育。這里的專業劃分并不特別詳細，每個學生都要學習導演、編劇、攝影、錄音和制片的課程，以及相關的文學史、藝術史、社會學課程。在高年級才進入到最適合自己的工作室項目，比如有志于攝影的學生進入攝影工作項目(workshop或studio)，到了這個階段，課程才會有詳細劃分，比如黑白攝影、彩色攝影、攝影機械、膠片和數字、數字調色等。

尤其受到NYU-Tisch重視的，是創意和戲劇寫作視覺傳達和紀錄片。首先，這個學院里不僅有專門的寫作專業，而且每個學習制作的學生都要經歷至少長達一年的寫作課程訓練，包括電視腳本、視覺故事寫作、戲劇劇本、電影劇本等。此外，學生要學會用各種媒介講述故事：圖片、活動影像和廣播。紀錄片也是所有學生必修的課程，其中包括一般性的紀錄片拍攝和錄音，也有高級的紀錄片制作工作坊，還有其他院校里不太常見的紀實廣播寫作和制作只能使用聲音講述一個真實的故事。其實，重視紀錄片制作的訓練是美國很多影視院系共同的特點。在USC電影學院，紀錄片制作分成三個等級。所有學生必須經歷第一和第二等級，每個人拍攝一部紀錄短片，如果想進入第三等級(Advance)，則必須提交一個拍攝好的題材小樣，受到教授肯定之后，提交者可以成為導演，沒有被選上的則從事制片、攝影、錄音和剪輯工作。在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學生的紀錄片制作要求是極為苛刻的，每個學生都要受到攝影、錄音、導演和剪輯的訓練，每個學期，學生要輪流制作一部自己的電影，也就是兩學年才能完成紀錄片專業的學習。最為不可思議的是，紀錄片攝影要求使用的拍攝設備是攝影機和16mm膠片。按照系主任詹克洛維茨(Jan Krawitz)的說法我們按照老派的做法訓練學生。

在大學之外的獨立電影電視學院，本科或者副學士教育是重點。但在綜合大學的影視院系，學生可以進入更高一步的學習階段。大學里的電影教育實行制作和研究型教育分別對待的做法：制作教育偏向高級制作人才的培養，最高學位為藝術碩士(MFA);電影研究教育則更多和藝術、人文、社會學交叉，碩士為藝術學碩士(MA)，最高為博士(Ph.D)。這種分別對待的作法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專業化程度的提升和學術的精英化，MFA主要任務就是學好制作的本領，不必在理論研究上有很高的建樹，畢業作品一般要求為30分鐘以內的影片。影片的要求是極為嚴格的，很多畢業作品直接就進入各電影節、進入院線發行，甚至獲得奧斯卡短片獎。制作領域沒有博士學位，所以沒有我國存在的那種導演博士、攝影博士的現象。電影研究有些在專門的影視院系，有些分布在綜合大學的新聞、傳播學等相關人文院系里，比如耶魯大學東亞系、邁阿密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等。這類學科要求學生有達到一定水平的學術論文才能完成學業，而且越來越看重和其他領域的交叉研究。一般說來，美國的電影學博士能在5年以內完成學業、通過論文答辯的，會被視為極出色的電影研究者。

值得一提的是，在師資的配備上，二者也體現了很大差別。MFA的教師大部分聘用業內杰出制作人才任教，教師本人的學歷不是最嚴格的杠桿。比如在NYU-Tisch里面，任課的全職教授只有4人，而兼職、聘任教師則多達100多人，連擔任電影制作系主任、大名鼎鼎的黑人導演斯派克李都只是兼任教授。而電影研究領域的教授的資質審查就和其他學科相當，要求有博士學位，要求 有 質 量 過 硬 的 專 著 和 論 文，比 如NYU-Tisch的紀錄片研究副教授喬納森卡哈納(Jon-athan Kahana)，他的博士論文《情報作品：美國紀錄片的政治學》(Intelligence Work：the Politics ofAmerican Documentary)在完成當年被評選為該年美國電影學最佳博士論文，把紀錄片和政治學這一研究領域的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因而有資格畢業后到紐約大學任教。

篇（8）

中亞五國出臺各種優惠政策，將吸引外國尤其是來自中國的投資，作為刺激本國經濟增長的重要途徑。受地緣政治、歷史文化、法律傳統等因素的影響，中亞五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塔吉克斯坦）鼓勵外國投資政策具有一定的共性，但經濟現狀和發展需要、自然稟賦、外資依賴度等方面的差異，又使得其各具特色。充分了解相關政策法規，是有意投資中亞地區的中國企業的必備功課。

一、哈薩克斯坦鼓勵外國投資政策

哈薩克斯坦對外國投資給予減免稅、免除關稅、提供國家實物贈與①等方面的政策。[1]投資者享有該國批準的國際條約保障下的完全的、無條件的利益保護;有關法人登記、法人章程、不動產交易登記以及許可證發放的信息對外國投資者開放;只有在該國法律規定的特殊情況下，才允許對外資進行強制國有化和收歸國有，并且賠償投資者的損失;投資者可以自行支配稅后收入，在該國銀行開立本外幣賬戶;發生爭議可以采取協商、外交、通過國內法庭或國際仲裁法庭訴訟和仲裁的方式解決。[2]

二、吉爾吉斯斯坦鼓勵外國投資政策

吉爾吉斯斯坦的投資法律規定，凡在政府鼓勵投資的領域進行投資、以及在該國國家發展規劃項下對特定區域進行投資，均可根據現行有關法律規定對投資者給予相應的優惠;只要外國投資者不違反該國相關法律，投資不受行業限制;對外國投資者實行國民待遇。[3]

三、土庫曼斯坦鼓勵外國投資政策

土庫曼斯坦為鼓勵外國投資，給予外國投資者準入后國民待遇;在自由經濟區經營的外國投資者享有最惠國待遇;在土庫曼斯坦法律規定的條件內，外國投資者可自由選擇其所設立企業的規模、組織結構和資本結構;因土庫曼斯坦法律修改帶來的禁止和限制條款導致外國投資者的利益損壞時，外國投資注冊時所適用的法律將延順10年。[4]

四、烏茲別克斯坦鼓勵外國投資政策

烏茲別克斯坦把引進外資看作是進一步加強經濟改革和全面落實經濟發展戰略的重要手段之一。該國保障外國投資者在其境內進行投資和從事經營活動的一切權利、權益和優惠，并以公平公正的法律制度保證外國投資者的投資安全。[6]在全國投資政策的基礎上，各地區的投資優惠政策享有一定的靈活性，如在該國自獨立以來唯一的經濟特區納沃伊自由工業經濟區。

五、塔吉克斯坦鼓勵外國投資政策

作為經濟發展相對較為落后的地區，塔吉克斯坦在其境內設立自由經濟區，區內的外國投資者和外資企業將享受優惠待遇。②為了吸引外資、學習外國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開發國家出口潛力，在引進外資方面也做了很大的努力。除了在資本進入的形式、投資方式上等方面出臺相對優惠的政策，同時也著重對外國投資出臺相關保護政策和優惠待遇。

六、小結與展望

中亞五國自獨立以后頒布了一系列調整對外經濟活動的政策法規，規范和鼓勵外國投資活動，保障投資者權益，解決投資者的后顧之憂：五國都將《外國投資法》作為管理和調整外國投資的國內基本法，又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規來細化對外資活動的管理;同時給予外資如包括稅收、土地使用等優惠政策，并在國內劃定經濟特區和工業園區，對區內投資的外商給予特殊優惠;帶來發展所需要的資金，以市場換技術，推動國內產品出口，產生積極的溢出效應。

隨著“一路一帶”戰略的實施，中亞將是中國投資者未來最具潛力的對外投資目的地。為了使本國的行政與法律制度具有競爭力，中亞國家將會不斷推出和修訂鼓勵外國投資的法律和政策，提升本國的投資環境。

對中國企業而言，自然資源，尤其是石油天然氣開采行業，一直是投資中亞的熱點。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哈薩克斯坦是中亞五國中最具有投資吸引力的國家，但該國在資源領域已對外資進入構成的實質限制，礦產資源同樣豐富的烏茲別克斯坦，也限制外資流向其核心資源領域，而土庫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卻在大力吸引外資開發其資源行業，從能源安全的角度，應當引起相關企業的重視。[7]

旅游業、農業產業、化工業、設備制造業和信息技術行業是中亞五國共同鼓勵外資進入的行業，中國企業可充分利用各國鼓勵外國投資政策進軍相關行業：其中，在哈薩克斯坦選擇農業和與民生相關的輕工業和商業領域;棉花、果蔬、糧食等農產品是烏茲別克斯坦主要資源，投資必然會取得不錯的收益;水電興國是塔吉克斯坦的國策，但落后的供排水系統和交通運輸條件使其無法充分開發利用這些豐富的資源，進軍該國水電資源、交通、農業等領域應有較好的前景;農業是吉爾吉斯斯坦的經濟支柱，而交通通訊等經濟發展必不可少的基礎行業是其經濟發展的瓶頸，因此，農業、交通通訊等領域是意欲投資該國的中國企業的重點選擇;土庫曼斯坦通過拍賣實現國有企業私有化，不限制參與競拍者的身份，中國企業來完全可利用這樣的機會進入該國相關行業。

【注 釋】

① 國家實物贈與由哈薩克斯坦共和國政府或授權機關依據本國法律移交所有權或土地使用權，包括：土地、房屋、建筑、機械設備、計算機、測量和調試儀器和裝置，交通工具（轎車除外）生產和管理工具.

② 據2004年5月簽發的《關于塔吉克斯坦自由經濟區》的法律文件，該國將積極吸引國外資本在塔吉克斯坦投資并向投資者提供優良的投資環境及其他便利條件，以使該國人民能夠學習到更多工藝技術和管理經驗，從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自由經濟區的建立旨在發展生產制造、科學技術、出口貿易、旅游業、銀行保險業等等。為此自由經濟區將建立自由關稅區、自由出口貿易區、自由金融區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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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岳俠，錢曉萍.中亞五國投資環境比較研究：中國的視角[J].亞太經濟，2015.02.73-78.

篇（9）

關鍵詞 ：治理理論；區域公共政策沖突；基本原則；消解路徑

區域內各成員所具備的各自不同的經濟基礎、意識形態、利益選擇等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導致了區域公共政策沖突的出現，而區域內各成員的利益沖突是政策沖突的實質，具體表現為區域內各主體利益的重新調整和再分配。為消解區域公共政策沖突，進一步深化區域合作，首要步驟就是要正確理解我國區域治理模式——以政府為主導的科層制，在此基礎上認識我國區域公共政策沖突的實質，進而提出有效的消解政策沖突的路徑。

一、治理理論與區域公共政策的相關理論闡述

現有關于“治理”的各種定義中，由威利·勃蘭特倡導成立的聯合國全球治理委員所做出的闡述具有較大代表性、權威性，《我們的全球伙伴關系》指出：所謂治理是各種公共或私人機構管理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一個使相互沖突的、不同的利益集團得以協調并采用聯合行動的持續過程。①作為闡釋現代社會區域內政治秩序、結構變化的一種新理論，區域治理理論為有效的指導區域合作提供了一種全新的分析框架。作為“舶來品”的區域治理最早流行于歐美學界，我國對其研究起步較晚。依據現有的相關概念闡釋，可以將區域治理定義為：政府、私人部門、非營利組織、公民等利益相關者為實現區域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而經由協商、談判等方式，實現對區域公共事務的集體管理。簡單的來說，區域治理就是治理理念或理論在區域公共事務管理中的具體運用。分析現今我國區域治理的實踐可知，政府仍是推動區域合作的關鍵角色，而公民、私人部門和非政府組織作用微弱，總體看來，我國區域治理仍是以政府為主導，科層制特征濃厚。由于政府仍是協調區域內利益沖突的主體，因此我國現有的這種區域公共事務的管理方式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區域治理。

針對區域公共政策的概念闡釋，學術界尚未得出統一明確的結論。本文從區域公共政策的一般制定過程出發將其界定為：區域公共政策就是由中央或地方政府制定的，旨在解決區域發展問題、維護與協調區域公共利益的各種政策和措施。而與之相對應的，區域公共政策沖突則是指在區域合作與發展的過程中，區域內各政策主體所制定的公共政策相互對立、矛盾，甚至相互沖突的一種情形。由于區域內各政策主體出于自身的利益需求而制定、實施不同的公共政策，區域內的沖突、矛盾不可避免。利益主體間的相互角逐是公共政策沖突存在的本質原因。總體看來，區域公共政策沖突雖有利于政策的不斷調整，但其弊大于利，如區域公共政策沖突最終會導致政策資源浪費，政策失敗等，因此，必須在理解區域公共政策沖突實質的基礎上，經由理性研究進而提出消解政策沖突的有效方法。

二、區域公共政策沖突消解的基本原則

以理解我國區域治理模式基本特點為前提，為更好的深化區域合作、有效消解區域公共政策沖突而采取的相關措施必須遵從的總原則主要有以下幾點：

1.利益共享的原則

區域內各主體制定政策的出發點就是使得區域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利益共享對于各政策制定者而言具有重要的影響。為達到鼓勵各方溝通、協商，利益共享原則應該包括：⑴區域合作與一體化應更有利于各地方的發展，不能損害他方利益卻有利于己方利益。⑵正確處理地方利益與區域利益之間的關系，必須明確二者是相輔相成而非相互對立的。區域合作的積極性需要靠地方利益的增加進行激發，同時，區域內的和諧發展、深入合作則為地方利益的增加提供強有力的保障。

2.和諧發展的原則

在區域內的不同地方、不同產業之間對區域利益進行合理的再分配，達到利益共享基礎上的最大程度的公平，從而使區域利益分配達到一種比較公平的狀態，實現區域的和諧發展。總之，區域利益的合理分配能夠直接調動區域內成員的積極性，維持區域合作系統的穩定，最終有利于實現區域的和諧發展。

3.法治秩序的原則

一方面，制定明確、清晰的規則制度，對區域內成員的利益行為進行規范，嚴格依規定進行相關的獎懲，使其對違反者的懲罰有理有據，減少人為的隨意性，妥善行使自由裁量權，最終實現：以一種規范化的方式來治理地方利益沖突。另一方面，明確相關的責任制度，加強內外部監督。明確各方在區域合作中所扮演的相關角色，在全員達成一致時，若有違約行為必將嚴懲。此外，完善的內外部監督有利于區域內各方端正自己的行為，嚴格遵守相關規定。

4.運行高效的原則

一是，依據具體需要，設置多樣化、靈活的利益協調機構。既可以是常設性的協調機構，也可以是臨時性的項目小組或專業委員會；二是，在協調過程中，應盡可能的避免各種繁文縟節，樹立專設協調機構的權威、威懾力。三是，應及時、準確、客觀的評價利益協調的結果，并鼓勵、監督各方根據實際情況及時予以修正，而后由專設的協調機構進行驗收。

三、區域公共政策沖突消解的對策建議

當前中國區域治理模式是以政府為主導的科層制模式，因此為規避區域公共政策沖突的消極影響，有必要在我國區域治理模式根本特征的基礎上，提出全方位、多層次、前瞻性地改進措施。

1.建立公共政策沖突的事前控制、事后排除機制

解決公共政策沖突的基礎性措施是建立事前控制、事后排除機制。此措施同樣適用于解決區域公共政策沖突。簡單而言，事前控制是一種預防性手段，指在公共政策沖突發生之前就已經采取一定的措施來避免沖突的發生。而相應的事后排除則是指政策出臺后，針對沖突的實際情況而采取的解決措施。

具體而言，可從以下兩個方面著手：一是要加強對政策主體權限的控制。雖然我國已出臺諸如《行政法規制定程序條例》《規章制定程序條例》以及《法規規章備案條例》等法律法規，對政策主體的權限進行一定的原則性約束，但這些規定并不夠明確，甚至相互抵觸、矛盾，直接造成對政策主體權限的控制乏力，加劇了政策沖突的現象。因此，我國應在現有的法制環境下，通過協商制定各種具體的政策，明確各政策主體的權限范圍，并予以嚴格地監督，以此避免越權、超權決策。二是加強對決策程序的控制。為使決策者遵循一定的決策程序從而避免和減少政策沖突，需建立健全統一審查和批準制度。在區域內成立專門的審查機構，避免政出多門，區域內成員所制定的政策必須報經統一的機關批準，確保各級政策間的銜接和統一。同時，下級政府機構制定政策須報上級政府機構批準，進而有效地減少和避免上下層級政府間的公共政策沖突。

健全事后排除機制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幾點：⑴備案審查。區域內各政策制定主體在制定、出臺各自的公共政策時，應按總規定及時將其報送指定的機關統一備份在案，以便進行進一步的審查、監督。⑵利用適用規則。公共政策沖突發生時，為正確適用法律規范而應當遵循的基本原則，如上位政策優于下位政策，同位階政策具有同等政策效力，特別規定優于一般規定，新規定優于舊規定等②。⑶裁決機制。當區域內公共政策發生沖突時，由協調委員會或臨時協調機構等專設機構進行裁決，明確各方責任。⑷改變或者撤銷機制。區域合作發展組織應該明確要求各地區政府機關要依照法律規定的權限和程序，對違反制度、規定或者與上級部門政策相抵觸的政策予以改變或者撤銷，這是一種監督機制③。⑸定期清理機制。區域內各政府機關應定期對域內實施的政策進行審查、考核，判斷其是否與法律、法規、區域合作發展組織制定的政策等存在相互抵觸、沖突、矛盾的現象，進而進行政策整改，清理不合理的、無用的政策。

2.加強公共政策主體能力建設,深入推進大部制改革

一方面，政府機關人員應明確自己的職責，扮演好自己所承擔的角色，通過認真的學習、領悟，在正確理解自己的責任的基礎上，不斷加強學習，提高自身的素質、修養，進行合理的自我定位。根據區域內各自的需要，制定合理的公共政策，自覺抵制各種誘惑，以區域利益為根本出發點，以公共利益為己任，確保公共政策的正確性、公正性，最大程度上減少公共政策的沖突。

另一方面，深入推進大部制改革，重塑政府角色。我國政府機關應對行政組織內部結構進行自上而下的調整, 科學設計行政組織結構, 把組織和業務及人事制度設計得使政府部門之間沒有任何重復、交叉的職能、權責④。為進一步推進大部制改革，我國應加大對其的宣傳力度，就改革達成全民共識，贏得公眾理解；科學預測改革進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種問題、障礙，有計劃的采取合理措施進行防范，而不是回避矛盾，掩蓋問題；盡可能的減少職能交叉，完善行政運行機制的同時，落實“問責制”，建設責任政府。總之，大部制改革的推進，應加強領導、科學規劃、周密設計、統籌協調、穩步推行。

3.暢通政策信息溝通渠道，建立政策咨詢協商機制

政策信息溝通不暢是許多公共政策沖突產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任何一項政策都很難兼顧多方利益，在其實施過程中必定存在許多的歧義與抵觸，矛盾的產生不可避免，而有效的溝通則是減少矛盾、沖突的重要手段。因此，不僅要不斷加強區域內各成員的內部溝通交流，還要不斷加強政策執行部門與目標群體之間的外部溝通。一是由區域合作發展組織成立專職的溝通協調機構，具體負責區域信息公示、傳遞、溝通等職責，使溝通協調職能專業化、權威化。二是構建多種溝通渠道，使溝通渠道暢通化。三是縮短溝通距離，保證信息的真實有效。四是實現溝通手段和技術的現代化。此外，還需要在暢通信息溝通的基礎上，構建專門的政策咨詢協商機制。通過對區域內各個政策的咨詢協商，協調不同的利益訴求、政策價值觀和政策主張。如果區域內各成員缺乏關于政策目的的共同價值觀的同時，在利益關系上也是根本對立的，那么只有采取變通的方法來達到合意，從而維持協商關系。總的來說，政策協商機制的構建將有利于提高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學化。

4.創新更為靈活的區域治理組織形式

針對我國現有的治理模式，單純的依靠傳統的層級控制來對區域公共政策沖突進行協調，效率明顯較低。因而，有必要通過交互式的合作來為實現共同追求的目標而努力，這需要從三個方面著手進行變革：

⑴跨區域協調機構的組織創新。作為此機構發揮功能和作用的基礎和載體，組織形式至關重要。以歐盟為例進行說明，歐盟之所以能在此區域內發揮如此之大的作用，與其建立的完善的決策、執行、監督、仲裁等機構密不可分。通過構建一個完整的歐盟區域管理權力體系，歐盟組織實現了區域內的深入合作，并不斷地發展、壯大。著眼我國的區域組織不難發現，我國當前的跨區域協調機構在組織機構設置上還是過于簡單, 分工不明、責任不到位等因素都會直接導致區域合作組織的諸多職能無法履行和發揮。為此，我國的區域合作可借鑒歐盟的管理模式，在決策機構、執行機構、仲裁機構、咨詢機構等各個方面進行不斷改進、完善。

⑵跨區域協調機構的功能完善。在合理設置區域協調機構組織的基礎上，必須完善其功能，設置機構的目的是使其發揮應有的功能：在協調功能上，綜合考慮整體區域資源、區位優勢、經濟狀況，在整合與提升區域整體競爭力等方面發揮作用；在服務功能上，立足于服務區域市場一體化、服務區域經濟均衡發展，實現共同繁榮；在監督功能上，審查和監督區域合作規則的執行情況⑤。

⑶跨區域協調機構的網絡化。區域協調機構功能的正常發揮，離不開網絡化運轉。在對區域公共事務的管理上，必須實現多元化的參與主體，以問題的解決為焦點和行動導向，盡可能的弱化科層等級制色彩，強調各種主體的跨層級互動、協商對話、相互信任，實現區域治理模式的網絡化。

5.構建利益共享與利益補償機制

區域政策制定主體的目的就是為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要實現區域合作的深入，離不開有關利益共享與補償制度的構建，為此，做出的整體性制度安排主要包括以下幾點：

⑴區域內產業調整中的利益分享與補償。產業調整作為區域圈內公共事務管理的重要內容，直接對地方利益產生影響，同時也會與市場發生作用。區域產業分工的過程中，存在著產業替代、淘汰和升級，這必然會帶來利益的重新分配。每項產業的淘汰與升級，總將引發相關的利益沖突。只有建立了與產業相關的財政稅收制度，形成配套的利益共享和補償制度，才能使產業規劃和調整真正實現⑥。

⑵對區域內欠發達地區的主動推動。區域內總利益的維護離不開欠發達地區的努力，各地方的共同發展、共享區域發展成果，是區域內各方融入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根本動力。若是區域合作與區域一體化僅有惠于發達地區，而欠發達地區并不能獲得同等的發展機會，那么它就很容易喪失融入區域合作的動力。因此，區域經濟發展應該統籌規劃，有側重的實施有利于縮小地區發展差距的財政政策和稅收制度：在財政方面，通過中央政府、上級政府的轉移支付、財政專項補貼等方式給予欠發達地區以政策支持；而在稅收方面，可以對落后地區給予稅收政策方面的優惠。

⑶利益共享的有效保障。構建區域內保障機制的重要功能就是使復雜的利益協調行為易理解和可預見，從而使區域合作行為變得可確定。另一方面，當利益相關者拒不履行協調意見，或者履行義務時違反區域合作協議規定的，應有承擔違約責任的相關規定。保障機制的有效構建將大幅度提高區域內各主體的參與熱情，進而有利于區域合作的深入開展。

引文注釋

①汪偉全.區域合作中地方利益沖突的治理模式:比較與啟示[J].政治學研究,2012（4）：5-21.

②宋麗華.公共政策執行中的問題及其對策研究[D].東北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06.

③劉曉宇.我國公共政策沖突及其治理研究[D].湖南大學碩士論文,2008.

④袁明旭.官僚制視野下當代中國公共政策沖突研究[D].吉林大學博士論文,2008.

篇（10）

我國農村公共服務發展現狀

（一）農村教育發展落后，城鄉教育差距大

與城鎮相比，國家對于農村投入的教育經費、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存在很大差距。學雜費占農村收入比例高達3.44%及5.54%，由于農村人均收入普遍偏低，學雜費又占據一部分比重，為此更加阻礙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見表1）。

（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不完善，城鄉基礎設施建設供給不均衡

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不完善，從教育基礎設施方面看，與城鎮存在相當大的差距。固定資產總值在普通小學生及普通中學生方面分別比城鎮低了4萬、6萬元，危房比例大，教師隊伍缺乏，都不利于農村教育事業的發展，使農村教育陷入止步不前的狀況（見表2）。

（三）農村衛生醫療條件落后，供給不足

農村醫療衛生服務條件差，衛生設施建設不全，醫療隊伍素質水平差，且醫生缺乏。此外，還存在亂收費、高收費的現象，高額的醫療費用使農民對于就醫望而卻步，不利于農民身體健康水平。

我國農村公共服務非均衡供給分析

通過上述分析，財政問題是導致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不均衡的原因之一，除了財政問題外，政治經濟問題成為導致這一現狀的重要原因，為此，應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對農村公共服務供給進行分析，才能更加清楚地認識到造成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不均衡這種病態的原因，才能對癥下藥，為解決這一問題提供理論依據。

從非均衡供給的類型看主要有三種，即總量非均衡、結構非均衡以及城鄉非均衡。總量非均衡即當前的公共服務供給尚無法滿足農村對于公共服務的需求，結構非均衡即政府較少從農村利益出發，有針對性地提供公共服務，而通常是大規模進行形象工程建設。城鄉非均衡即在各個公共服務供給模塊方面，城鄉存在較大的差距。針對這三個類型，筆者由宏觀到微觀、由表及里、由淺入深分析造成農村公共服務非均衡供給的原因。

（一）宏觀政治經濟因素：政策偏向城市

認為，國家職能包括兩個方面，其一政治統治職能，其二社會管理職能，其中社會管理職能是政治統治職能的前提和基礎。恩格斯說：“政治統治到處都是以實現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繼續下去”。任何國家的統治者，若無法行使社會職能，即搞不好經濟、文化建設，也就不能對衛生、人口發展、交通等做出貢獻，最終，政治體制將崩潰。因為社會職能行使不好，就會失去民心，也會失去政治統治的物質基礎。社會職能是前提，是政治統治、階級職能實現的先決條件。政治職能是社會職能實施的保障。

學者劉鵬指出當前中國政治合法性建設有兩種發展路徑：福利政治與權利政治。他以農村合作醫療為例，指出黨和政府傾向于通過建立福利政治，重建公共產品供給制的方式來達到擴大政治合法性來源的目的。根據以上論斷，可以進一步證明，國家穩固發展的主要目的是為人民提供公共服務，滿足人民對公共服務的需求，這關系到一個國家的穩固狀態，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礎。在此基礎上，政治合法性又分為傳統型、績效型、現代型三種。在我國，由于正處于向現代化時代轉型時期，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為此，我國的政治合法性是績效型，即以向GDP看齊，以GDP增長為各地政府執政的目的及衡量一個政府績效高低的標準。同時，我國正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公共服務也強調市場化，由政府提供變為部分公共服務市場化，由市場提供，這就導致了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務時的缺位。此外，由于城鎮與農村兩大利益群體之間的博弈競爭，城鎮有更多發言權追求更多的公共服務，這就導致了城鄉在公共服務方面供給上的不均衡。為實現國家的長效發展，應滿足更多群體的需求，關注農村村民的心聲，才能鞏固國家發展。

（二）中觀政治經濟因素：以經濟為重心使政府服務缺失

當今我國，政治合法性的基礎是績效合法性，我國正處于向現代民主型轉變的階段，我國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社會問題突出，為擺脫這種局面，政府就會采取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方式，以增大蛋糕的方式，使更多的人能夠分享經濟發展帶來的好處，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各地政府出現了高度重視經濟建設而忽視公共服務提供的現象。財政收入是一定的，若過多的關注經濟建設，便會導致在公共服務方面的支出減少，從財政支出上便能看出，由于各地政府以GDP增長為執政的目標，為此，在公共服務上的投入越來越少，還導致了農村公共服務總量的不均衡，看病難、上學難等社會問題在農村尤為突出。各地政府財政投入的方向一般是“招商引資”，而忽視了公共服務的提供，各地政府掌握著大量的財政收入，卻以資金缺乏為理由，推卸農村公共服務供給缺失的責任，這便導致了更多的社會問題，使得農村發展滯后嚴重和農村總量不均衡。

（三）微觀政治經濟因素：政績導向使政府忽視農村利益

多數學者認為，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之所以能夠高速增長的原因在于，“做對激勵”，而不是“做對價格”。體現在地方政府上，就是追逐GDP的高速增長，以展現政府績效。公共服務分為“硬服務”及“軟服務”兩類，“硬服務”是指基礎設施等硬件設施的建設，“軟服務”是指關注人民的需求，提供符合人民長遠利益的公共服務，著重體現在人民的需求層面。張軍等學者在研究中發現，我國地方政府對公共服務的“硬件”具有很強的激勵，這是“硬服務”能突出的顯現政府的執政績效水平。由于地方政府對于“硬服務”的過度關注，各地政府相互比較各地的GDP水平及稅收收入，這就使基礎設施建設水平成為政府執政的目標。這導致了政府在“軟服務”方面的缺失。各地政府對硬件設施的投入，使我國基礎設施建設處于較高水平，但對于農民來說，這些基礎設施并不能為農民謀利益，而相對于豪華的基礎設施來說，農民真正需求的卻得不到滿足，醫療、教育、衛生等方面的建設與城市相比，相差甚遠，這就形成了結構上的不均衡。農民更多的關注教育、醫療、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但對于政府來說，這些層面并不能為政府政績服務。為此，政府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對基礎設施的投入與建設，其原因在于政府政績的導向存在問題，以經濟增長衡量政府政績，會導致政府繼續忽視農村公共服務建設，使農村公共服務供給結構不均衡持續存在。

對策及建議

（一）宏觀層面：以民生建設作為政治合法性基礎的來源

首先，要改變發展理念，做到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關注公共服務的供給，使公共服務實現均等化，從而使經濟增長與公共服務實現平衡發展。其次，要以城鄉均衡發展為指導思想。偏向城鎮的思想只能使我國貧富差距愈來愈大，社會的和諧穩定要求應以城鄉平衡發展為指導，以城鎮帶動農村的發展，從而改變城鄉公共服務供給不均衡的局面。最后，制度改革。我國民生問題突出，尤其在農村，醫療、衛生、教育、社會保障制度體系不完善，為此，應進行制度改革，通過制度改革滿足農村對公共服務的需求，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實現聯動作用，帶動其他方面的發展，從而縮小貧富差距，縮小城鄉差距，實現平衡發展。

（二）中觀層面：政府職能向經濟社會平衡發展轉變

當下我國的政府部門過度追求經濟的增加，這是與政治合法性的基礎即績效合法型高度聯系的，要實現從績效合法型向現代民主型的政府轉變，就應該轉變政府職能，從過度關注經濟建設，忽視公共服務的層面，到經濟社會的均衡發展，為此，政府需要做到以下幾點：首先，政府應正確劃分政府與市場在公共服務方面供給的職責。政府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思想，構建服務型政府，真正為農民提供切合實際公共服務，滿足農民的需求。部分公共服務市場化，但對于市場因成本高而難以提供的公共服務，應由政府為主導，市場加以配合，提供全面的公共服務，切實從農民的利益出發，加強經濟社會的和諧發展。其次，政府財政支出的重點由經濟基礎建設到提供“軟服務”。財政投入的方向主要集中于經濟建設方面，在這種支出結構下，農村的公共服務需求必然得不到滿足，為此，政府應該調整當前的財政支出結構，由經濟建設轉變為經濟與公共服務的平衡發展，在保證經濟健康的前提下，滿足農民真正的需求，扭轉結構性供給不均衡的局面。加強對農村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的支出，提高農民的滿意度，促進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最后，地方政府應平衡城市與農村的經濟發展，不能一味地追求城鎮的發展，以城市偏向為主導的經濟發展，將使貧富差距愈來愈大。

（三）微觀層面：政府激勵方式的轉變

為實現農村公共服務供給的均衡，應做到以下幾點：一是重點應調整激勵方式。現在政府績效考核的標準是GDP、政府財政收入及經濟增長速度，這些考核目標必然使政府過度的關注當地經濟的發展速度，而不是人民的滿意度狀況。為此，應將人民的滿意度納入對政府的考核體系，在考核經濟健康發展與否的前提下，還應增加人民滿意度這一考核指標 ，從而使政府在促進當地經濟發展中，也會注意對人民需求的滿足。二是應加強對政府績效考核的反饋，增加約束機制。應注重加強對政府行為的約束機制，由于缺乏來自外部的壓力，使得問責制區域形式，達不到約束政府行為的目的，為此，應增加對政府行為的約束體制，在農村公共服務中，應增加對農民需求的調查，從而進一步滿足農民的公共服務需求。政府的績效也因為增加了對這些需求完成情況的考核，從而能約束政府將財政資源真正用到實處，滿足農民的需求，促進農村經濟社會的平衡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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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志平.中國農村公共服務均衡供給的政策性框架建構[J].藺州學刊，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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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中圖分類號：G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3）09-0015-03

一、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內容

丹·席勒認為傳播政治經濟學是研究數字化技術融入資本主義經濟的過程，并分析傳播產業在信息化全球資本主義資本積累過程中的地位[1]。而莫斯可則認為傳播政治經濟學是對社會關系與傳播資源的生產、流通與消費的相互構建的研究，并指出當前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全球化領域蔓延、歷史研究擴散與新媒體轉向等五個趨勢[2]。

麥克切斯尼則認為傳播政治經濟學是基于分析媒介、傳播系統與社會結構的關系，強調經濟因素對政治和社會關系的重要作用，并強調結構性因素與勞動環節對傳播的生產、流通和消費的影響[3]。具體問題，如趙月枝所言，“傳播與跨國媒介集團在全球政治經濟中的中心地位；傳播資源的控制問題導致的沖突；勞工對愈加精細的國際傳媒分工的后果的干預和婦女及弱勢種族對全球傳播權力不平等的抗爭等等”[4]。

簡而言之，傳播政治經濟學主要關注兩個相互關聯的問題：一是分析政治經濟壓力與限制對傳播與文化實踐的影響，以及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是如何左右傳播的內容與形式的；二是研究傳播產業在信息化全球資本主義資本積累過程中的上升地位。這種學術視角，正如莫斯可所倡導的，避免了把傳播研究孤立于社會情境，而把傳播現象置放于具體化的社會歷史進程與歷史變遷之中，有利于探討結構力量如何影響傳播實踐[5]。總之，傳播政治經濟學是審視傳播產業如何在社會關系影響下分配傳播資源與話語權的研究。

傳播政治經濟學作為傳播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路徑，為傳播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世界范圍內的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自20世紀40年代后期至今，已經歷了60多年的發展，成為當前傳播學中熱門的研究領域之一。盡管被認為存在諸多的盲點和問題，但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熱潮所產生的影響已經有目共睹。自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逐漸進入中國大陸學者的視野，尤其自21世紀以來，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在大陸受到比較多的關注，但相關研究還是零散地分布幾個主要的幾所大學、幾位學者或幾所研究機構中，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并沒有像功能-經驗研究一樣占據主流位置。筆者關注的是，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是如何在中國落腳并發展的？

那么，近年來，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是在什么樣的社會——媒介情境中展開的？如何展開的？為什么這樣展開？又主要研究了些什么問題？為了有針對性且可控性地回答上述問題，本研究將采用質化的文獻研究方法，以最近十多年（1995～2012）為時間范圍，主要選擇國內核心雜志《新聞與傳播研究》、《國際新聞界》、《新聞大學》、《當代傳播》等為樣本，以他們的論文為考察對象，期望能以此管窺中國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現狀、核心內容與演進，并解讀其在批判視角、問題意識以及解決路徑等方面的啟示。

二、傳播政治經濟學在中國大陸的發展

20世紀90年代，中國大陸開始試行建立報業集團，傳媒經濟的增長問題引起了比較多的關注。然而，傳媒經濟的增長，也帶來一系列的問題，如傳媒內容的庸俗化、娛樂化和快餐化等。加入WTO后，中國面臨由傳媒大國向傳媒強國轉變的歷史使命，然而，對外傳播的弱勢和軟實力的缺憾成為中國傳媒業不得不面臨的突出問題。因此，面對世界傳播業的新形勢和中國大陸媒介商業化過程中的意識形態與市場力量的影響，大陸傳播研究者在具體的社會語境中開始思考一些問題。例如，結合媒介文化市場的全球化背景，重新思考了國際信息流動問題，關注傳播新技術的社會意義、傳播資源的分布、傳播的公正與平等。這些情況加速了大陸學者關注傳播政治經濟學，促進了大陸學者引進和介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相關研究。如郭鎮之等人在20世紀90年代就開始積極介紹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相關研究。為了更好的探視傳播政治經濟學在中國大陸發展的軌跡與脈絡，筆者將傳播政治經濟學在中國大陸的發展劃分為兩個階段。

（一）引入期：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至世紀之交

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傳播學研究發展迅速，西方傳播理論及思想大批被引介到中國，大陸出現了大量有關傳播學的譯著和論文等。但傳播研究發展的初期，主要還是以功能——經驗主義研究為主，西方傳播研究的另一個重要流派——批判學派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并不被重視。但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批判學派逐漸被大陸學者所重視，一批有關批判學派的譯著和介紹性論文相繼出現，如《文化民粹主義》、《文化研究讀本》和《傳播政治經濟學》等被引介到中國。可以說，傳播政治經濟學被大陸學者所關注的時間，幾乎是整個批判學派被關注的時間，也就是20世紀90代中后期。在這一時期，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經典著相繼引入中國，其中主要的譯作有：H·席勒的《思想管理者》、文森特·莫斯可的《傳播政治經濟學》、阿芒·馬特拉著《世界傳播與文化霸權》、麥克切斯尼等人的《全球媒體》等。

縱觀傳播政治經濟學引入期的研究，主要以介紹性文章和譯著為主。總體而言，對西方傳播政治學研究的思想脈絡還缺乏系統的認識，對傳播政治經濟學的主要立場、觀點和主要論題缺乏較好地把握，其中的大部分研究還是以總體性、概括性與描述性為主，這一時期的研究相對較零散，缺乏集中的主題和線索。盡管如此，這些研究還是對傳播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有重要的啟蒙作用，初步勾勒出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地形圖。但是，這一時期有關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式，探討哪些具體問題，還有待進一步明確。

在這一時期，一些引入和推動傳播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發展的學者不能不被提到，如趙月枝、王怡紅、陳衛星、胡正榮等人，他們（她們）為中國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引入與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特別如加拿大華人傳播學者趙月枝，可以說是將傳播政治經濟學帶入中國的啟蒙性學者（盡管她并不愿意把自己歸類于傳播政治經濟學派）。她關注意識形態力量和市場力量對中國媒介行業的雙重影響，以及媒介在中國民主化歷程中的角色，專注于中國傳播產業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她在國際傳播領域提出的“跨文化政治經濟學”等理論具有較強的創造性，其成果被國際傳播學界和漢學界權威廣泛認可。還有如郭鎮之等人，在傳播政治經濟引入期，利用在國外進修的機會，考察了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撰寫了一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介紹性文章，對國內了解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起到重要作用。

（二）成長與反思期：21世紀初至今

傳播政治經濟學在成長發展過程中，不僅受到政治、文化和社會環境所限制，而且遇到來自功能——經驗研究的阻力，正如奠基人斯麥茲在描述他教授政治經濟學課程的情況時指出，“由于我采取了批判的視角，我相當的孤立。”自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通過迅速發展的傳播產業，極大地加速了與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體系的融合。隨著國內傳媒機制改革和傳媒產業的迅速發展，有的學者從跨文化的政治經濟學視角出發，考察了這場變革的根本特點，并討論了跨國資本和國內力量從結構上重塑中國傳播體系的具體方式，以及由此帶來有關傳播權利的包容和排除模式的新變化。甚至探討了這種融合的政治與社會意義，指出潛在的矛盾與沖突的來源以及中國正在形成的傳播秩序面臨的挑戰[6]。

有的研究者較系統地研究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北美傳統，指出北美流派有著鮮明的特色，認為該學術流派相對集中和緊湊，他們之間的學術傳承大多是父子、師生、同事、夫妻，體現了一個較為單純的譜系[7]。

有的研究者則用傳播政治經濟學框架分析了版權文化，指出版權貿易的商品經濟力量是如何服務于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并且對如何阻止知識產權的資本擴張進行了探討[8]。有研究者則對廣告進行傳播政治經濟學分析，認為政治經濟學分析是廣告傳播研究的重要理論取向，并指出這種理論取向遵循的并非是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而是批判的政治經濟學[9]。有研究者則以文化研究的理論發展為參照，探討了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關系的演變[10]。后來有研究者則進一步分析了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的聯系與區別，認為以往的兩者關系研究，還停留在表層上，需從根源上把握兩者哲學觀的差異，實現兩者的整合[11]。陳世華的后續研究則將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理論精髓概括為“我們不自由的傳播”，著重分析了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者如何運用政治經濟的路徑分析傳播工業的“不自由”[12]。

最近重慶衛視的改革引起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者的濃烈興趣，如呂新雨針對重慶衛視的改革，指出希望打破官方、民間、學界和政界之類二元對立的僵化立場，希望借此推動由此生發的一系列涉及中國電視公共化改革的重要議題[13]。趙月枝則以重慶衛視的去商業化改革和“紅色文化”建設嘗試為契機，討論了社會主義媒體公共性和文化建設的問題[14]。2012年，政治化與社會轉型等話題引發部分學者的討論，如李彬和黃衛星等人探討了社會轉型、去政治化、再政治化等話題，并結合趙月枝的傳播思想展開了分析論述[15]。

三、中國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脈絡反思

通過對中國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考察，我們不難發現，目前中國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發展還停留在初級階段。總體而言，中國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起步較晚，發展受多重束縛，研究群體和研究力量分布零散，與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相比，研究水平和層次還較低。

從研究種群來看，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引入與推進，主要得益于幾位女性學者，如趙月枝、郭鎮之、呂新雨和曹晉等人，特別是趙月枝的啟蒙和推介，較大程度上成了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的風向標。從這些研究者的橫向聯系分析，我們不難發現，她們大都保持比較好的私人聯系和友誼。目前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傳承與發展大都基于這樣的基礎來進行的，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學術傳承呈現較單一的路徑，跨界和跨領域的多重合作非常有限，研究者的互動與合作較大局限于“圈內”的同事或朋友。當然，其他研究者的努力也不可忽視，如陳世華、劉曉紅等人的相關研究，他們對傳播政治經濟學有較長時間的關注。

從研究者所屬機構來看，主要有兩支代表性力量，一支為北廣系（現為中國傳媒大學），如郭鎮之（后調入清華大學）、陳衛星等人；另一支為復旦系，如曹晉、呂新雨等人。深入分析這些力量的構成，我們會發現，他們之間有一個共同的中介，那就是加拿大華人傳播學者趙月枝。趙月枝早年畢業于北京廣播學院，后出國深造，已成為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傳承人，她常在大陸往來，推介傳播政治經濟學，與中國傳媒大學、復旦大學等機構保持了密切的互動聯系。

從已有研究問題的深度與廣度來看，大陸的傳播政治經濟學已經有一定的反思與問題意識，從早期的單純引介和翻譯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著作，步入反思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立場、主要觀點和主要學術脈絡的階段，甚至開始借助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思想資源，分析與探討中國本土的實際問題，如重慶衛視的改革風潮等。但是問題的深度與廣度，受多了多重因素的制約，有研究者自身的學術積累的原因，也有政治、社會環境等因素的影響。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議題有待進一步敞開和深入。

回顧已有的相關文獻，大陸的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內容在較長一段時間中關注西方傳播政治經濟的概念、歷史與主要學術脈絡，并在這方面有較多的引進與介紹。對本土問題的探究則主要集中在電視和廣告研究方面。然而，檢視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大陸新聞與傳播的相關研究，如探討傳媒公共性、傳媒集團化與新聞改革等方面內容，其實已蘊含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分析與思考，只是在研究路徑與框架上并沒有突出傳播政治經濟的觀點罷了。追蹤至今，我們不難發現，任何時期傳播領域的變遷，不管傳播政治經濟學是否被提出和推崇，但隨著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嵌入傳播活動的行進中，我們都不可忽視政治和經濟等因素滲入傳播過程的影響。因此，傳播政治經濟學無可避免地充當一種分析視角，在這種過程中扮演闡釋傳播與社會變遷的重要角色。

總之，回顧中國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已有的研究，可以發現傳播政治經濟學在大陸的發展還處于初級階段，雖已引起了諸多研究者的關注，但實際的發展受多重因素的影響。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資源需要進一步挖掘，本土的問題則更需具體的關懷。正如傳播學者潘忠黨（雖然他有一定的經驗主義取向）所言，“無論我們采納什么取向、運用什么方法，我們都得將分析的目光投向我們所身處的現實，都要考察對現實經過獨立思考后而提出的問題，都要就這些問題展開系統的經驗觀察，并且采取理論的資源——我們批判的武器——分析這些觀察，以期對所提問題作出解答，并同時都要對自己所采用的批判的武器展開批判”[16]。對此，我們應該有所反思。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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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劉曉紅.共處·對抗·借鑒——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關系的演變[J].新聞與傳播研究，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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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陳世華.“我們不自由的傳播”：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理論精髓[J].國際新聞界，2012（1）.

[13] 呂新雨.政府補貼、市場社會主義與中國電視的“公共性”——重慶衛視改革芻議[J].開放時代，2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