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政治博士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網絡的出現和發展，不僅改變了社會文化環境，而且也在深刻地影響著青少年的價值標準和思想政治觀念。

一、網絡文化推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現代化進程

首先、網絡文化傳播改變了青少年的道德認識系統。幾千年來，我國傳統教育主要依賴于家庭、學校周圍社會環境，注重自得和自省、反求諸己、改過遷善等等，因而青少年的道德認知主要是來自于家庭、學校、村落、社區及其相互間的禮俗文化，如風俗、習慣、禮儀制度等，其主要媒介是語言，在潛移默化中建構起人們的思想政治觀念。而在當代，人們除去被廣播、電視、電影、報紙、雜志等大眾傳播媒體包圍外，網絡文化所負載的各種信息已使其置身于一個完整的新世界。虛幻與現實相結合的網絡特點迎合了青少年的需求。他們不僅借助于網絡文化的傳播進行感知和理解，而且還能從中吸收思想政治素養。可以說目前青少年思想政治意識的建構與網絡文化傳播密不可分，他們在網絡中獲得各種各樣的知識信息的同時，也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價值標準和思想政治觀念。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說，網絡文化是青少年道德認知的重要來源。

其次，網絡文化傳播改變了青少年道德意識的建構方式。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網絡文化傳播的思想政治意識的建構是非群體的。在傳統社會中，人們思想政治意識的建構是在參與群體活動的過程中完成的。青少年在家庭、學校、社區等社會群體參與過程中一方面獲得認知，另一方面形成了自己的思想政治意識。到了網絡時代，網絡文化傳播不僅跨越了時間和空間，也跨越了社會群體。現在人們獲得信息的途徑，并不僅是從某一個體到另一個體的傳播，而常常是許多社會群體同時獲得同一文化知識和價值信息。因此，現代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意識建構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超越社會群體的;二是網絡文化傳播的思想政治意識建構方式具有開放性。在傳統社會生活中，由于受條件的限制，人們所在的群體相對封閉，生活方式和思想政治觀念變化較小，往往會長時間保持著同樣的道德風尚和倫理價值觀念。到了網絡社會，網絡文化的傳播打破了一切封閉狀態，整個世界變成了一個地球村，網絡傳播縮短了人與人的距離，使一切遙遠的社會關系變得近在咫尺。

再次，網絡文化傳播改變了思想政治意識的建構內容。在傳統社會生活中，一代一代的文化傳遞及群體內個體與個體的互動文化傳播內容，主要是經驗知識、風俗、禮儀等文化觀念、政治信仰、思想品德等，這些因素構成了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意識。在網絡時代，網絡文化傳播的內容相當廣泛，有文學藝術方面的知識，也有科學技術、政治思想、經濟知識等等內容。可以說現在人們通過網絡所接受的信息內容比過去幾個世紀還多，一個現代青少年所了解的東西比過去一個老人還多。因此，網絡文化傳播所建構的思想政治意識的結構層次，要比傳統社會人們的結構層次更加復雜、更加豐富，這不僅是我國現實變革的必然反映，也是網絡文化傳播對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新課題。

網絡文化傳播作為一個開放系統，一方面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現代方法和手段，同時也向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網絡文化傳播對養成青少年進取、開放、參與、自強精神具有重要作用。網絡作為信息工具和感知媒介極大地提高了青少年感知外部世界知識的能力，并且以空前未有的密集信息為青少年提供了豐富的價值享受。無論從量和質兩方面看，都是學校教育難以達到的。從量上看，網絡傳播將逐漸超過由學校所提供的信息源;從質上看，學校以外的信息，由于傳播工具的現代化，信息內容和形式的多樣性、新穎性也容易吸引青少年，產生較好的效果。從這一點看，網絡文化傳播為思想政治教育現代化提供了方法和手段。

二、網絡文化的負面影響

網絡文化對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產生負面影響，這主要表現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網絡文化傳播常常容易青少年喪失價值判斷和選擇的能力。網絡文化傳播是一個信息開放體系，是無數群體、個體參與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傳播者、接受者、媒介發生著交互作用，無數群體、個體憑借不同的自身素養，不斷交互感知各種價值信息。傳播者、接受者的不同文化背景及其經驗、見解、知識等等相關因素不斷地影響著教育功能的發揮，有時這種因素起主導作用，有時那種因素起主導作用。因而，時常會出現相互矛盾和沖突的局面。另外由于各種各樣夸大、擴張信息的存在，又會使得整個網絡信息的價值意義變得異常混亂和模糊。因此，青少年常常容易喪失價值判斷和選擇能力。例如網絡聊天中頻頻有人上當受騙的現象正說明了這一點。

其次，網絡文化傳播不僅容易使青少年喪失健全的價值心理和思想政治觀念，而且也容易使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意識失去取向，處于無思想政治意識取向狀態。某些不正規的網站，為了以“新”和“奇”吸引瀏覽者，經常會一些不真實的新聞和花邊消息。其規模之大、信息之密集，如滔滔洪水，它容易使青少年心理機制失去承受能力，同時也減弱了對社會主流文化的感知能力。當信息量對青少年來說成為超負荷傳播時，就容易使青少年失去興趣。盡管網絡文化傳播信息能如潮水般涌向社會，而真正能內化為青少年品德的卻很少。信息洪水浩浩森森，青少年的心態卻膺臀懂懂。這樣，網絡文化傳播也就失去了建構思想政治意識的意義，它不但不能使青少年產生健全的價值心理和思想政治觀念，而且容易使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意識失去取向，處于無思想政治意識取向的狀態。

再次，網絡文化傳播易使青少年陷入無所適從的困境。從傳播的內容來看，現今的網絡文化傳播是無視青少年作為主體存在的，忽視青少年的價值需要和價值理想。如潮的信息洪水常常是反映了主人的需要，而不斷地在網上傳播。這些信息究竟能給青少年提供多大積極的幫助，網絡文化傳播者很少給予考慮。這是一種見物不見人的文化傳播傾向，它忽視了青少年的價值需要和動機，因而常常破壞他們的思想感情，使他們從學校獲得的道德規范與網絡文化傳播中獲得的信息相沖突。各種各樣的網絡信息越來越使青少年無法界定自己生活的真實空間，也越來越使其無法對現實生活的意義作出正確的評價。這樣，因缺乏一定的參照標準而使青少年陷人無所適從的困境。網絡文化傳播的這種狀況如果不加以控制，它將會使青少年理性思維衰退，從而使其逐漸喪失正確的價值標準。

可以看出，網絡文化傳播對思想政治教育來說是一把雙刃劍，它既可以加快思想政治教育現代化進程，同時也會使學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響力減弱。因此，網絡文化傳播的發展對學校思想政治教育來說，既是機遇，也是挑戰。

三、確立開放、多元的社會大思想政治教育觀，既是對網絡文化傳播這一挑戰的應答，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現代化的自身要求

篇（2）

二、思想政治工作中遇到的問題

在廣播電視臺要想進一步加強思想政治工作，使其能落實到實處，必然會面臨很多問題。第一，廣播電視事業工作要求時效性，因此工作節奏快，人員分散，很難有集中的時間全面系統地學習思想政治工作。第二，廣播電視臺的工作人員普遍年輕化，雖然年輕人創新精神較為突出，但對思想政治工作的認識淡薄，普遍存在重工作業務輕思想政治工作的現象。第三，部分廣播電視臺的工作人員對開展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認識不夠，不了解新聞宣傳工作的黨性原則是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的根本原則，不懂得自己肩負的責任，因此對工作缺乏激情。第四，很多廣播電視臺開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創新不夠，陳舊老套，沒有達到與時俱進，思想政治工作本來就乏味無趣，方式與方法上再缺乏適用性和靈活性，很難吸引人。第五，廣播電視臺對于開展思想政治工作沒有一個較為規范的具體工作計劃安排，缺乏系統性、規范性和持續性，因此無法循序漸進進行下去，達不到預期應有的效果。第六，隨著社會大環境的快速發展以及廣電部門近年來日新月異的發展變化，傳統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和方法已經不能適應廣播電視事業近年來的發展要求，干部職工的生活方式和價值取向等都呈現出多元化復雜的趨勢，彼此之間的交流變少了，在此情況下，有針對性地積極探索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方法的創新性就顯得至關重要。

三、如何抓好思想政治工作的措施

針對現有的廣播電視臺工作中思想政治工作所面臨的各種問題與挑戰，從實際出發，應采取以下幾種應對策略：

（一）加強理論知識的學習和研究。在廣播電視臺的工作人員，更要重視對他們思想政治理論知識的學習，可以通過強化思想政治理論知識的學習來抓好他們的思想政治工作。如通過先進人物的英雄事跡，通過對思想、三個代表理論的學習，有助于幫助他們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和世界觀，提高人們的理論修養、思想覺悟和精神境界，也有助于他們在工作過程中，能堅持自我，抵御誘惑。特別是對于一些娛樂節目的制作人，通過思想政治理論知識的學習，對于他們的價值觀有一定的強化作用，使他們在制作節目時免于流俗，為了博取收視率而片面地強調低俗現象來吸引觀眾，這樣可以帶給人們更多正能量。

（二）提高思想政治工作者的能力。廣播電視臺思想政治工作者能力的高低直接影響著廣播電視臺思想政治工作的水平，廣播電視臺要根據本單位的實際情況，采取因地制宜、因人而異的方法建立和完善思想政治工作者的隊伍。

（三）堅持以人為本。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必須建立在提高“以人為本”觀念的基礎上，以人為本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強調的是廣大群眾的根本利益，因此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在主觀上堅持從理解尊重對方的角度出發，提供與創造彼此溝通的機會與條件，要以平等、討論的方式，創造和諧融洽的氛圍與單位職工探討分析問題、交流思想，化解矛盾，這樣有利于了解職工真實的思想狀況及其形成的原因，找到問題才能有針對性地去開展思想政治工作。

篇（3）

鄭和使團七下西洋，前后到達30多個國家和地區，開辟了海上貿易之路，與海外廣泛進行了物資交流。從一定意義上講，這種物資交流也是一種物質文化傳播，本文將從傳播學角度對此進行探析。

一、配合政治需要的傳播目的

傳播學理論告訴我們，傳播者和受傳者之間由于某種共同感興趣的內容聚集在一起時才能構成傳播關系。在鄭和下西洋的物質文化傳播中，傳播者和受傳者雙方感興趣的內容是什么?傳播目的如何?

歷史資料中對鄭和下西洋的目的和任務有多種說法，在此筆者列舉當時幾種代表性言論。明成祖朱棣說：“今遣鄭和赍敕普諭朕意。爾等祗順天道，恪守朕言，循禮安分，勿得違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幾共享太平之福。”鄭和本人的言論：“若海外諸番，實為遐壤，皆捧琛執贄，重譯來朝。皇上嘉其忠誠，命和等統率官校旗軍數萬人，乘巨舶百余艘，赍幣往赍之，所以宣德化而柔遠人也。”《明史》說：“永樂十年，天子以西洋近國航海貢琛，稽顙闕下，而遠者尤未賓服，乃命鄭和赍璽書往諸國。”“宣德五年六月，帝以踐祚歲久，而諸番國遠者猶未朝貢，于是(鄭)和、(王)景弘復奉命歷忽魯謨斯等十七國而還。”這些文字說明鄭和下西洋旨在建立和平、安寧的國際局面，樹立明王朝的聲威，讓海外遠國能來中國朝貢，“賓服”中國。因此鄭和使團每到一個地方，都要賞賜大量物資，以示“柔遠人”、納朝貢。

此外，海外一些小國需要尋求明帝國保護以免遭鄰國欺凌，極力歡迎鄭和使團到來。當鄭和使團到達時盛情接待，鄭和賞賜完畢后，國王也回贈貴重禮品；當鄭和使團回國時，一些使者隨使團來華朝貢，以示賓服。

可見，在這種傳播關系中，鄭和使團與海外人們相互交替著傳播者與受傳者的角色，傳播者和受傳者之間有明確的、共同的政治目的，而且更多時候這種政治目的是通過雙方感興趣的傳播內容之一——物資傳播來實現的。

二、全方位大容量的傳播介質——物資

這里所說的物資，是指鄭和下西洋時期中國和海外諸國之間交流的地方特產。從一定意義上講，特色物資既有經濟價值，也有文化價值，物資交流意味著中國和海外諸國把物資作為一種傳播介質來傳播物質文化信息。鄭和使團每次下西洋都滿載絲綢、瓷器、銅、鐵、麝香等幾十種具有中國文化的特色產品，然后換取海外的特產而歸，貨物名目繁多，據《明會典》、《明史》、《瀛涯勝覽》、《星槎勝覽》等書統計共11大類191種貨物，這種物質文化傳播的數量之大、范圍之廣、人數之多是史無前例的。在鄭和下西洋時期，物資對于中國與海外諸國來說有著特殊意義，我們將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探討。

(一)從傳播者角度看，處于明朝的需要對外自我宣揚(傳播)；處于“藩屬”地位的海外諸國需要表示“臣服”。

作為傳播者的鄭和使團，為了實現政治目的，更多時候借助雙方感興趣的物資傳播。因為物資最能代表中國先進的物質文化，也最能顯示出明朝的國威和政治地位，對外傳播的物資越豐富，就越能顯示中國的強大與富有。所以，每到一地鄭和都向當地國王贈送大量禮品。作為傳播者的海外諸國，為了表示對明王朝的臣服，對鄭和使團既回贈本國禮品，也允許本國人民同其交易。有的國家君主或其他使者不遠萬里來華“朝貢”的大多是珍禽奇獸、香料珠寶等具有海外文化特色的物資，雖然其中有些物品是直接從自然界采摘、獵取的，沒有經過人類再生產，但也蘊涵著海外物質文化；其中的手工藝品，有些是為來華特意打造的，有些是在市場上買的，這部分物資更能體現各國當時的物質文化，都能顯示出對明政府的臣服。

(二)從受傳者角度而言，物資最容易滿足人們的物質欲望，心理上容易接近或者說不易拒絕。

從中國政府方面來說，接受海外諸國的貢品，不在乎貢品本身的經濟價值，而是看重由貢品所體現出來的政治意義，接受各國進獻的物品，即表示接受各國內附。因此對于各國“朝貢”物資，作為受傳者的中國統治者，從心理上極易接受，既實現了政治目的，又滿足了物質欲望。從中國國內的受傳者來看，南洋、西洋的很多物資是他們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極想得到或看到，正如嚴從簡《殊域周咨錄》所說，“夷中百貨，皆中國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國必欲得之。

因明初實行海禁政策，“中國必欲得之”的“夷中百貨”只有依賴鄭和使團傳播進入。鄭和使團每次下西洋都“充舶而歸”，深受人民喜愛。

從海外諸國的受傳者來看，國王們欣然接受鄭和賞賜，即接受明王朝的庇護。至于百姓都普遍希望能得到中國物資，但只能通過貿易獲得。因此鄭和使團在海外貿易處處呈現出一派繁忙景象，使團成員馬歡、費信、鞏珍等人的著作都有記載。馬歡的《瀛涯勝覽》記載，在祖法兒國，“中國寶船到彼，開讀賞賜畢”，“其王差頭目遍諭國人，皆將乳香、血竭、蘆薈、沒藥、安息香、蘇合油、木別子之類，來換易綸絲、瓷器等物”。

三、傳播效果

傳播者根據自身傳播目的對傳播內容進行編碼，以信息的形式發送出去，當受傳者接受信息刺激后，便會對信息進行解碼，并且產生不同程度的相應反應，這種在思想、感情、態度和行為等各個方面所發生的某種變化就是傳播效果，它隱含在受傳者的解碼行為中，或者通過反饋體現出來。

篇（4）

老早就知道博士論文后面有一段致謝意味的后記部分，一直在想自己到那天會是如何的激動如何的感慨，如今真到了這一時刻，卻是相當平靜卻也發現自己無從表達此刻的心情。

從大學畢業時考研找工作兩手準備，到幸運被復旦會計系錄取，再到兩年半后由碩轉為攻博，最后三年半后博士畢業，進入不錯的高校成為大學老師，我完成了由會計小本到會計博士，從會計學術門外漢，到成為一名可以獨立進行會計研究的大學老師的華麗轉身，這是六年前的我絕對沒有想到的。六年的青春歲月可以在復旦度過，可以在會計系度過，我是幸福的。感謝我的導師呂長江老師，這不是博士論文后記部分的例行感謝，是學生發自內心的，我一直認為如果當時我的導師換了其他人，我可能都不會走到今天。是老師一步步的將我帶入會計學術的氛圍中，讓我yulu.cc的看到會計學術的魅力，也是老師耐心的教導及指引，讓我慢慢發現了自己適合的人生職業。感謝老師對我的學術及生活上的關心，感謝老師教我做人做事的道理，感謝老師對我有話直說、口沒遮攔的寬容。

同時還要感謝師母王克敏老師對我的點撥及生活上的關心；感謝會計系洪劍峭老師的關心及對博士論文解析部分的幫助；還要感謝會計系陳超老師、周紅老師、徐浩萍老師對論文提出的寶貴修改意見；感謝北京大學陸正飛老師、上海交通大學夏立軍老師、復旦大學原紅旗老師、南開大學劉志遠老師、上海財經大學潘飛老師、上海交通大學張天西老師對論文提的寶貴意見；感謝復旦會計系所有老師在六年中從各個方面的幫助與照顧。此外，還要感謝我在耶魯大學交流期間的外導FrankZhang，感謝張老師對我在耶魯交流期間的照顧，及對我在學術上的悉心指導，同時也要感謝耶魯會計系的博士生杜凱同學對我生活上的幫助及論文解析部分的指導；也要感謝耶魯會計系其他老師和同學對我在各方面的幫助。

我在復旦的同窗們，我不會忘記你們的：我的室友王瑞、杜琰琰、程南雁，同窗翁宵偉、李靜、武建、朱晨波、張軼凡，及劉璇、黃海杰、劉念、徐媛媛等師弟師妹們，以及管院09博的所有同學們，因為你們的陪伴，我的生活才能如此豐富多彩。

最后感謝我的父母，是你們為我提供了一個無憂無慮的成長環境，是你們的支持可以讓我無后顧之憂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你們的愛護是我人生最大的財富；還有我的好妹妹，你倒是像姐姐一樣照顧我，我們的姐妹情無疑是我值得驕傲自豪的地方。

所有愛我的和我愛的人，僅以此文獻給你們。

致謝二：

歷時一年有余，這篇博士學位論文終于即將完成。回首論文的撰寫過程，內心不禁五味雜陳，感觸良多。

政府審計與民主政治關系的研究是一個非常有挑戰性的話題。兩年前，我的恩師，國內政府審計領域的權威人士蔡春教授以他對學術前沿的高度敏感捕捉到了這一問題的研究價值，并建議我以此為博士論文的研究方向。最初思考這一選題時，我頗為惶恐。這一論題不僅要大量涉及到政治學等較為陌生的領域的理論知識，而且在進行選題論證時搜集到的己有相關文獻成果極為有限，國外文獻研究幾乎為零。可以預見如果以此為題，論文的創作將會遇到很大的困難。與同專業的博士同學以及同門的師兄師姐討論后，他們也都認為這一選題難度較大，這一度幾乎讓我失去信心。與導師蔡春教授交流以后，他給予了我極大的鼓勵和支持，幫助我分析研究思路，啟發我思考解決論文中的關鍵問題與難點，并提出了他獨到的見解。在蔡老師的悉心指導下，最后我還是決定要堅持下來，并最終確定以政府審計推動民主政治發展的作用這一問題作為我博士論文的選題。

選題確立后，我從2011年4月開始搜集資料，擬定論文研究大綱。寫作期間，我又再次遇到了瓶頸，民主政治細化的問題曾讓我一愁莫解。后來，我研讀了大量政治學、公共管理學、公共政策學、公共權力學的書籍與文獻，并多次與政治學專業的同學討論，才最終從民主政治運行機制的角度解決了.

這一問題。其后遇到的諸多難題，如政府審計對民主政治發展作用的機理分析、實證研究中民主政治的量化、模型的構建等，我都是一次又一次的與導師和同門師兄師姐討論，一次又一次的翻閱各類文獻，每個問題都是反反復復的琢磨直到被逐步攻克，這才最后形成了這篇博士學位論文的成果。整篇論文的撰寫過程，從選題開始到最后論文定稿，大到論文大綱框架的確立，小到一個詞語的選擇，無不凝聚著導師蔡春教授的心血、同門兄弟姐妹的幫助、同學和朋友的鼓勵和我自己的努力，現在回想起來，實屬來之不易。

在論文寫作的過程中，我深深體會到了學術研究的不易，也越發感覺到自己才疏學淺。論文雖然初步成稿，但自己也清楚的知道我的研究還是最基礎性的嘗試，其中許多問題思考還不夠成熟，分析還不夠深入，還有許多缺陷甚至錯誤，希望能夠得到更多的批評指正，以幫助我更好的完善本論文并展開對這一領域的后續研究。

學海無涯，我將博士論文的完成看成另一個學習道路的起點。在今后旳日子里，我會持續關注政府審計領域的研究，謹記恩師教誨，踏踏實實的做人，勤勉嚴謹，不斷思考探索，不辜負恩師的栽培，不辜負同學朋友的支持和父母的期望，更不辜負自己的人生。

三年時光，如彈指一揮間。收到博士錄取通知書那一刻的欣喜仿佛還在昨日，轉眼間我已經在提筆撰寫畢業論文的致謝詞。深夜12點，萬籟俱靜，回想榮春園三年的求學生涯，導師的栽培、同門的幫助、同學朋友的關懷，父母的支持，一幕一幕在腦海中浮現，感恩之情溢于言表。

衷心感謝我的恩師蔡春教授。能夠成為蔡春教授的博士生是我一生最大的榮幸。是蔡春教授帶領我走進了審計學術的殿堂，他淵博的知識、嚴謹的治學態度、認真細致的做事風格、勇于創新的精神、對學術的不懈追求都令我十分的欽佩，這將是我受益終生的寶貴財富。三年博士階段的學習生活，蔡老師教會了我科學的思維方式、正確的研究方法、前沿的思想理念，教會了我許多待人接物與為人處世的道理。他每一次學術思想的提點都讓我獲益匪淺，每一次生活上的關懷都讓我這孤身在外求學的學子倍感溫暖與感動。

特別是在博士論文的撰寫過程中蔡老師更是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從論文的選題到資料的收集、開題、論文的撰寫、修改直至論文完稿，蔡老師一直在給我支持和幫助、信心和鼓勵。沒有蔡老師悉心的指導，我不可能順利的完成我的學業。師恩深似海，蔡老師的諄諄教誨我會永遠銘記于心。衷心感謝我的師母包建華女士，感謝您慈母般的關懷和教誨。

衷心的感謝西南財經大學的諸位老師。感謝彭韶兵教授、楊丹教授、羅宏教授、陳苑紅教授、葉建明教授和黃載興教授對我專業課程的教導。感謝樊行健教授、潘學模教授、呂先锫教授、馮建教授、馮儉教授、余海宗教授、譚洪濤教授、馬永強教授和唐雪松副教授對我博士學位論文所提出的中肯意見，讓我的論文得以完善。感謝方萍書記、余霞老師、楊長虹老師，謝謝你們三年以來的關照感謝蔡老師研究團隊里面的所有的兄弟姐妹。感謝李江濤博士對我博士學位論文在實證模型設計等方面所給予的指導和幫助；感謝劉更新博士，與你六年的同窗情誼，你對我的學習和生活給予了許多的關懷與幫助，感謝你在我考博期間的支持與鼓勵，感謝你帶我進入蔡門大家庭；感謝謝贊春博士、苗連奇博士，感謝你們一直像大哥大姐一樣照顧我，感謝你們在我感到困難的時候給予的安慰與關心；感謝孫婷博士生、饒翠華博士生、馬碩博士生，感謝你們在博士論文撰寫過程中的一路鼓勵與扶持；感謝蔡利博士生、朱榮博士生、李明博士生、劉雷博士生、謝柳芳博士生、唐繡球博士生、感謝你們兄弟姐妹一般的同門情誼，讓我倍感親切和溫暖。感謝師門的瞿旭博士、董延安博士、李海燕博士、劉學華博士、羅朝暉博士、鮮文鐸博士、張勇博士、徐榮華博士、楊曉磊博士、路偉達博士等和碩士研究生楊魯、敖金俐、林潔、劉春苗、黃婧、張倩倩、和輝、王志、祁恒慶、陳永輝、楊晶晶、何雨、何苦、鐘婷、馬可哪吶、吳征遠、梁怡爽、張鵬、周思維、王瑜、陳亮、孫琳、張靜、周賢莉、李慧、羅琪、段楠、王憲振、歐琳、苗芄、蔣靜、趙曉燕等師弟師妹，恕不一一列舉，你們是我今生最大的財富。

感謝我的同班同學。感謝王偉博士生、張瑋倩博士生、張曉玲博士生、彭丁博士生、郝以雪博士生、何惕博士生、黃莉博士生、林高博士生、盧興杰博士生、王昱升博士生、向陽博士生、袁洋博士生、張媚博士生、周冰博士生、魏濤博士生、張澤南博士生、汪tn専士生、周婧博士生、侯甜甜博士生、肖光紅博士生、周明友博士生。感謝你們讓我擁有三年美好的求學時光，我會將這些記憶永遠珍藏。

感謝我的碩士同學萬磊、龔建英、柳宇燕、夏冬明、易旭東、隋春蕾、周德如、陳義、夏蓓、王峰、張莉等；感謝我的本科同學徐燕、薛愛玲、王芳、仇揚、楊珠等，謝謝你們一直以來的幫助和鼓勵。

最后，深深感謝我的父母。你們用畢生的心血養育教導女兒，女兒不孝，多年在外求學，不能承歡膝下，只能在心里感謝你們對女兒的無私的愛，感謝你們一直包容我的任性，感謝你們一直做我堅強的后盾，放我去飛，放我去實現自己的夢想!

感謝所有關心和支持我的朋友們!

致謝三：

光陰荏苒，轉眼間我在上海交通大學度過了豐富且有意義的四年求學生涯。這四年的博士研究生生活讓我體會到了會計學學科的博大精深，同時使自己的知識水平和實踐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使自己的人生有了新的前進方向。

首先要感謝我的導師張天西教授。張老師以其淵博的專業知識、嚴謹的治學態度和默默的奉獻精神時刻感染著我，深深地影響著我，激勵著我奮發進取。在本文的寫作過程中，張老師對我的畢業論文始終給予了認真和耐心的指導，使我順利地進入畢業論文研究階段并成功地撰寫了畢業論文。四年來，在張老師的言傳身教下，使我能始終以一種平和的心態，協調處理好學習、工作、家庭三者的關系。尊敬的張老師，謝謝您!

篇（5）

據德國《明鏡周刊》12日報道，在拜羅伊特大學正式公布對前國防部長古藤貝格博士論文抄襲案調查結果后，德國籍歐盟議會副議長科赫·梅林也因“抄襲門”宣布辭去職務。

今年41歲的科赫·梅林是德國自民黨高層人物，她于10年前在著名的海德堡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但是前不久她的博士論文被德國新開張的兩家“學術維基”網站盯上。其中一家通過電腦對比軟件測試顯示，論文抄襲指數為27.36%，達到55頁。此事經媒體曝光后，海德堡大學已開始調查，很可能將取消她的博士學位。

科赫·梅林在書面聲明中表示，為保護家人免受影響，她辭去全部黨內和議會職務，并稱她的辭職可以使海德堡大學進行公正調查，并不受她個人政治地位的影響。但對于論文抄襲的指控，她并未公開表態。

在學術打假的浪潮下，被“學術維基”盯上的德國博士們人心惶惶，擔心會因此失去前途。（青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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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一、人事檔案管理存在的問題

自謀職業，造成畢業生就業單位的不確定性及變動頻繁，也給人事檔案管理帶來了許多困難。而有些學校或用人單位為了圖省事，無視檔案保密原則，讓畢業生將檔案自揣于身，檔案亂放、涂改、遺失現象屢見不鮮。人事檔案摘要是一些領導以權謀私，部分檔案管理人員政治覺悟、職業道德水平不高，以及管理制度不健全等原因造成的。

（一）整理不規范。

整理人事檔案是一項細致的技術性較強的工作，《干部檔案整理工作細則》要求整理工作做到“認真鑒別、分類準確、編排有序、目錄清楚、裝訂整齊。”“通過整理使每一個檔案達到完整、真實、精練、實用”的目的。把個人材料歸檔成冊是人事檔案規范化的基本前提，許多單位在這個方面做得非常欠缺。材料混雜、散亂，甚至根本沒有清理，有些單位檔案雖己立卷成冊，但沒按要求的格式進行分類處理，給檔案利用帶來了諸多不便。博士論文，人事制度。博士論文，人事制度。

盡管我們對人的評價標準始終是又紅又專、德才兼備，即從政治和業務兩個方面來全面反映一個人的基本情況。然而，事實上由于受“左”的思想影響，我們總是會自覺不自覺地將政治作為唯一的標準來評價人，并且將政治思想與品德作風、工作表現分離開來，因此是空頭政治。在重政治輕業務觀念的影響下，人事檔案部門沒有嚴格把屬于反映個人政治思想、品德作風、業務能力、工作表現、實績貢獻等情況的人事檔案作為收集歸檔的范圍，而是側重于政治思想表現材

料的收集，能反映個人業務能力的活的材料相對較少，即使有數量也有限或者補充不及時。

(二)人檔分離現象日趨嚴重，“無頭檔案”增多。

隨著人事制度改革的深化，人才流動日趨頻繁，人檔分離現象也日趨增多，其中最突出的表現是大量“無頭檔案”的出現。“無頭檔案”是指查不到當事人下落的人事檔案，這種檔案主要產生于下述情況:

第一、人員主管機關變動與檔案的流動未同步進行。產生此種情況的原因有二:一是人事管理部門工作制度不健全，人員調動長期不通知人事檔案管理部門，等人事檔案管理部門發現時，人員已不知去向;二是工作機構或人員大規模急劇變化，造成一些人員的去向不明。

第二、轉遞工作不準確。在人事檔案轉遞過程中經常出現的問題有:

1、在工作調動時，由于社會上不正之風的影響，少數人以不正當的渠道進入接收單位，手續不規范。不是先調檔案后調人，或調檔與調人同步進行，而是先調人后調檔，人調入后，轉檔的事就拖下來了，接收單位沒有及時索要檔案，轉出單位也未能及時將檔案轉出;或是先調檔后調人，但檔案轉出后，調人的事要么遇到人事凍結，要么本人又不愿調出仍留原單位工作，而轉出的檔案又未及時索回，時間拖久了，就造成人與檔案的脫節。

2、有的人事干部對工作不負責任，在檔案轉遞時，不按規定的渠道和方式轉檔，而將檔案直接轉至基層單位，甚至交由本人自帶，因此檔案材料的丟失、錯遞現象時有發生。

3、在大中專畢業生畢業時，有部分學生在就業方案確定后又重新改派，而檔案卻未能及時改轉。

4、個別檔案管理人員工作不仔細，轉遞時對接收單位名稱書寫不清楚，或書寫不準確，接收單位在接收時不仔細核對，誤收誤存，成了“無頭檔案”。

三、解決對策

“無頭檔案”的存在給人事檔案管理工作帶來了極大的麻煩，嚴重影響了人事檔案工作的質量，因此積極預防和妥善處理“無頭檔案”顯得十分重要。

（一）防止“無頭檔案”產生的措施

為了防止“無頭檔案”的產生，各單位人事檔案管理部門必須健全制度，堵塞漏洞，通常可采取以下措施:人事檔案管理部門要與有關人事管理部門建立聯系制度，及時獲得人員工作和職務變動的準確信息，包括人員調出的時間、調入單位的名稱、主管機關的名稱、調動的原因、是否為正式調動等，然后及時將檔案轉入該人員新的主管部門，使檔案與人員流動同步進行。

第一，機關人事檔案管理工作人員要樹立高度的工作責任心，充分認識人事檔案工作的重要性，及時傳遞，認真細致、準確詳細地書寫轉遞檔案通知單和收文機關名稱，杜絕誤轉現象的發生。第二，建立嚴格的人事檔案收進轉出登記制度和定期檢查核對制度。博士論文，人事制度。檔案的進出登記，是檔案流轉的真實記錄，是檢查核對和確定檔案來龍去脈的依據。檢查核對制度，是驗證收進轉出檔案是否準確無誤的手段。要認真進行登記，定期檢查核對，就能及時堵死轉遞和保管工作中的漏洞，從而防止“無頭檔案”的產生。具體而言，要做到以下幾點:

(1)在人事調動或職務變動時，有關單位應及時將其任免通知告訴人事檔案管理部門。檔案管理部門應密切配合，加強聯系，及時催問或索要檔案。轉遞檔案時，必須按照“干部檔案轉遞通知單”的項目詳細填寫。收到檔案的單位經核對無誤后，立即做好入庫登記，并在回執上簽名蓋章。回執在一個月內未退回者，轉出單位應主動催問，以防檔案丟失。

(2)大中專畢業生就業方案確定后，畢業生所在學校應及時將檔案隨同就業名冊同時轉遞到所去單位所在地的縣(市)組織人事部門，在交接檔案時，應與就業名冊逐一對照，登記注冊，做到有檔無人不簽收，有人無檔不分配，重新改分或錯轉的檔案要認真核查，及時改轉。

(3)轉出或接收的檔案必須完整、齊全，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扣留檔案材料或分批轉出。檔案接收人員在驗收時，如發現材料不齊或丟失，要設法查找或索取必要的組織證明。博士論文，人事制度。

(4)檔案轉遞時，必須嚴格密封，以機密件通過機要渠道轉送或派專人送取，并要簽字注冊。嚴禁公開郵寄或自帶，以保證檔案在轉遞過程中的絕對安全。

（二）對“無頭檔案”的處理

處置“無頭檔案”是一項重要而繁瑣的工作，關系到對人的使用以至人的政治生命問題，必須嚴肅認真，謹慎對待，其處置的辦法是:第一，認真鑒別檔案材料的保存價值。博士論文，人事制度。機關檔案管理工作人員在處置“無頭檔案”時，必須依據有關規定，鑒別判定檔案材料是否具有保存價值。對一般性簡歷登記表格和作為組織參考性的人事檔案，可以登記造冊，報領導批準后銷毀。對重要的有保存價值的人事檔案，要繼續保存，或查清下落，轉給有關部門。

第二，仔細分析，認真查閱檔案人的下落。可以通過人事檔案的形成部門、當事人原來工作單位、甚至愛人、子女或社會關系等線索進行查詢，查詢時一般由查詢機關提供被查人的基本情況，讓有關單位查復。博士論文，人事制度。

第三，經過多方查詢，確實找不到下落的“無頭檔案”，根據規定可轉當事人原籍檔案館保存。當事人人事檔案不齊全的部門，可以向當事人原籍檔案館查詢。

參考文獻

[1]黃霄羽,曹建峰.人事文件中心建立的必要性、可行性和迫切性——我國建立新型人事檔案管理模式的思考之一[J]北京檔案,20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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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樹立公關意識是高校管理主動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

所謂公共關系，是社會組織以現代傳播溝通為手段，以建立互利合作的公共關系為重點，以塑造良好組織形象為目標的管理科學與經營藝術。博士論文，公共關系。公共關系的三要素分別由主體（社會組織）、客體（公眾）、媒介（傳播）構成。博士論文，公共關系。其理論核心是要塑造良好的組織形象。商品經濟的發展是公共關系產生和發展的催化劑。社會組織要在優勝劣汰的市場競爭中取勝，就必須使自己的產品、服務以至整個組織都具有良好的聲譽。可以說，建立產品與組織的良好形象，廣結良緣，爭取公眾的光顧和支持是事業成功的關鍵。博士論文，公共關系。博士論文，公共關系。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共關系不僅存在于經濟組織，而且廣泛存在于政府部門、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樹立公共關系思想對于面臨市場競爭的高校管理來說極為重要。

經濟體制、政治體制和文化體制的改革對高校辦學產生了深刻影響。它要求人們必須樹立這樣一種觀念，即高等教育主動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觀念。從1985年開始，我國正式把教育劃分到第三產業之中。就產業而言，效率、效益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建立教育產業觀念的核心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教育，也要明確“效率優先”的原則，也要講究“投入產出”。行政的官僚式組織體制必須讓位于效益優先的產業組織體制。實際上，在教育經濟學和教育學研究體系中，對這個問題早已經有很多研究，但是，把這個原則實際運用到教育里面去，就不那么簡單。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我國普遍存在著學校緊缺特別是高校緊缺情況，于是家長、學生有求于學校的現象十分普遍，再加上國家包辦教育體制，學校的競爭意識普遍不強，因為生源是國家規定的，再加上國家包分配，學校不愁沒有人來讀。然而隨著教育的發展，特別是辦學形式的多樣化，學生選擇學校的機會也越來越多，高校的競爭越來越激烈，高校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關系到高校的生存問題。在競爭條件下，如何樹立高校的良好形象，增強管理中樹立公共關系的觀念，是高校主動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博士論文，公共關系。

二、公共關系在高校管理中的作用

1．收集信息。當今世界是信息日新月異的世界，任何社會組織離開信息要求得發展幾乎是不可能的，高校也不例外。生源信息、師資信息、專業信息、教材信息、教學設備信息、就業信息、宣傳信息、高等教育改革信息、民辦教育動態信息、世界科技發展信息等，誰掌握了最有價值的信息，誰就占有了決策的主動權，誰就會在未來的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2.內外宣傳。加強校刊、校報、校園廣播、電視臺、網站建設，對內宣傳，加強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教職工職業素質教育。對外宣傳要堅持長期性、持續性原則，以學校新聞、報道、公益活動等軟宣傳為主，配合節日、創業紀念、成就展、創新設計、舉辦慶典等進行，以提高高校的知名度，樹立良好的形象。但應注意的是，宣傳主題和目的要明確，宣傳的事實要客觀、真實，宣傳工作的安排必須及時、迅速，宣傳的方法方式一定要恰當、適宜。更要不斷提高教育教學質量、加強師資隊伍建設、強化內部管理、持續改善辦學設施，以培養合格畢業生為中心工作，從而不斷增強整體辦學實力和形成核心競爭力，辦出自身特色。

3．協調關系。公共關系作為一種協調手段，為高校處理好內外部各種關系，增進領導層團結、增強教職工群體凝聚力、搞好與相關單位的合作而服務的。在構建和諧校園的過程中，要協調處理好學校內部的各種人際關系，理順師生員工的思想情緒，形成全體師生員工各盡其能、各展其長、各得其所、專心學業而又和諧相處的局面。校園中的人際關系主要包括領導干部、教職工、學生三類群體的內部關系以及干群關系、師生關系等，其中干群關系和諧是關鍵，師生關系和諧是根本，各群體內部的人際關系和諧是基礎。和諧的群體內部關系需要廣大師生員工以真誠、尊重、寬容、互助為原則，構建生活和諧、工作和諧、學、心理和諧的同事和同學關系。

同時，高校還要協調好與企業、用人單位的關系。如今，許多高校，特別是高職院校，采取“定單式”人才培養方式，或采用冠名班，都需要與企業加強合作。校企合作，有利于高校得到經濟上、物質上的援助，能夠擴大學院知名度，爭取社會力量辦學，解決畢業生就業難題，提高師生入企業實踐的機會。因此高校要與企業協調好人才觀和利益關系，強化為企業服務的意識，主動建立與企業界的公共關系網絡。博士論文，公共關系。

4.咨詢決策。在高校管理過程中，公共組織發揮咨詢、參謀的作用，協調高校領導者在各種因素影響中，平衡復雜的社會關系，使決策的實施有利于樹立高校的良好形象。此外，提供咨詢能加強民主管理，高校部門以以其獨有的專業理論和各方面的大量信息，為高校的民主管理提供咨詢，同時運用公共實踐參與決策，促進民主管理的實現。

總而言之，高校應該充分把握的公共關系的理論，引之以進入學校管理的層面，充分發揮其作用，實施高校品牌戰略，以促進高校的建設與發展。

參考文獻：

1.淺談民辦高校中的公共關系應用。jiahongli.blog.hexun.com/6950526_d.html

2．湯向東.公共關系在高校的應用研究更要苦練內功[J].襄樊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06.，11，P19

篇（8）

 

隨著中國與世界各領域的對話日趨頻繁，新疆作為中國的一個子系統也逐步參與同世界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活動中。新疆外宣英譯活動頻繁也是史無前例的。筆者打算結合埃文·佐哈爾創立的多元系統理論對新疆外宣英譯呈現的特點進行描述。

一．理論簡介

多遠系統理論是埃文·佐哈爾與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在發展了俄國形式主義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他將翻譯作為文化系統中的子系統來看待。（1990）。隨后佐哈爾的弟子，著名翻譯理論家，以色列學者吉迪恩·圖里進一步發展了該理論，他主要對影響譯者的因素進行了描述。博士論文，邊緣性。他認為譯者所從事的翻譯行為要受制于主流意識形態，主流詩學和贊助人等因素的影響，不受外界潛質的文本是不存在的，翻譯行為并非真空，譯者要考慮上述因素的影響來篩選文本。他提出了三類規范：初始規范，預備規范和操作規范，由此衍生出翻譯策略的充分性和可接受性，翻譯選擇的陌生化和本土化（1995）。國內最早對多遠系統理論譯介的是楊自檢教授，張南峰、謝天振、廖七一等也分別作了譯介和評論。

三，對新疆外宣英譯的解讀

1. 新疆外宣英譯的邊緣性與發展性

多元系統內的各子系統地位不平等，有的處于邊緣，有的處于中心，他們之間處于斗爭和交替中。從《西域翻譯史》（熱扎克·買提尼亞孜，1997）和《新疆現代翻譯史》（陳世民，1999）中，我們發現新疆翻譯從周朝開始直至近代，主要存在于漢語和西域個少數民族語之間，其次是與俄羅斯，中亞各民族之間的翻譯交流。英譯活動在新疆翻譯史上幾乎是一片空白。博士論文，邊緣性。直至九十年代，有些書籍不斷被譯成英文：《神秘的塔里木》、《克拉瑪依奇觀》等。新疆也開啟了英文網站，成立了一些對外翻譯公司。新疆大學從2001年起，開始招收翻譯方向的碩士，一部分學者開始參與全國英譯漢，漢譯英的探討。期刊上不斷有關于新疆的地名、旅游，飲食等英譯規范探討的文章。從以上信息我們可以看出，新疆外宣翻譯理論發展還很弱小，翻譯實踐中存在很多的問題。但新疆外宣英譯這個子系統也在發展的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張力。博士論文，邊緣性。

2. 新疆外宣英譯受意識形態的影響

主流意識形態對翻譯和翻譯策略有很大的影響(埃文·佐哈爾，1990)。新疆外宣英譯在文本選擇和譯者的翻譯策略上受到譯者本國的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博士論文，邊緣性。縱向觀察中國外宣英譯書目名稱：《神秘的塔里木》、《中國烏魯木齊》、《新疆新貌》、《新疆旅游》等，英譯書籍主要集中在旅游方面，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與新疆的發展是以旅游為先鋒（鄧新民，2000）。而西方譯者對新疆的英譯因受其固有的對新疆的認識而出現片面性。如：Though 250 years ofChinese control, Xinjiang retains a lot of its traditional culture( DavidLevinson，Kien Christenson,1999)。 從譯者用“250 years of Chinese control”可以看出他有意曲解新疆的歷史。這就需要我們新疆本地的譯者站在愛國，愛家鄉的立場上清楚地回應，不能讓我們在解讀自己的文化上出現“失語”現象。

3. 部分新疆外宣英譯的不充分性和不可接受性

段連城指出，外宣英譯的目的之一就是幫助外國人了解中國。圖里在解釋“翻譯規范”時，將其稱為‘可接受性’和‘充分性’（2004）。目標語讀者的接受性是譯者在外宣翻譯中必須考慮的因素之一。外國人認為中國的大眾媒介過于呆板，喜歡用華麗抒情性的文體，而有些文本直接用中國的計量單位，或使用修飾性的計量給人以信息不明了的感覺。新疆外宣英譯存在此類問題，請看以下的譯例:

（漢語文本略）

Since the first day whenXinjia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started in the early period after theestablishmen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ighur and Chinese have been usedat the same time and then Kazak, Mongolian and Kirgiz languages were usedlater.（余言，向京，2009）

中國人喜歡用“早些時候，什么什么事情過后，后來，曾經”，等中國人自認為的大事來表示時間段。殊不知，這只會令外國人費解，增加文本解讀的信息量。博士論文，邊緣性。上文中的“early period”到底早在什么時間，不得而知。以及“later”，直譯為漢語的隨后，但在時間差上，漢語的“隨后”強調動作發生的快，而“later”并不強調這一點。所以該英譯文本內容拖沓，簡單的信息被復雜化，令人費解，其結果是削弱了英譯文本的可接受性，宣傳的充分性也受到了挑戰。

4．新疆外宣英譯的“本土化”

雖然我們在外宣英譯時，讀者被作為影響英譯的因素之一進行考慮，但作者和讀者不是評判譯文的唯一標準（埃文·佐哈爾，1990）。外宣還在于宣傳自我，讓外國的讀者了解到不同于他們本國的別樣的風土人情或是打破他們憑借想象捏造出來的形象。這樣就讓“異質的東西”（埃文·佐哈爾，1990）存在，創造一種陌生化的翻譯，旨在體現“本土化的翻譯”（姜秋霞，2009）。新疆文化的“多元性”和地緣政治（唐立久，2009）和新疆通用語言的多樣性就決定了宣傳新疆文化時要如實地將新疆文化最本質的東西展現給世界讀者，打破部分國家對新疆的蓄意捏造，同時讓新疆本土文化走向世界。（漢語文本略）

Turpan Basin lies in the middle of the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and between 41 and 43 degrees north latitude,a little higher than Beijing or New York City. But the basin has more extremetemperatures than most places on similar latitude because of its landscape. Thebasin’s landscape is very unique. About 2,000 square km of the basin is morethan 100 meters below sea level. The lowest point, the water surface of Aiding Lake, is 155 meters below sea level, and is the second lowest place in the world,trailing only behind the Dead Sea. Mountains, some of which stand a fewthousand meters tall, surround the basin. The mountains keep humid, cool airfrom entering the basin and trap heat in. The weather in the basin is extremelydry, with annual average precipitation of no more than 16 cm. Extreme heat anddryness cause high evaporation,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big rivers to survivethere.

The secret to Turpan’ssurvival is the Kerez irrigation system, a network of wells connected byunderground channels, which takes full advantage of the unique landscape. （ Wang Hairong，2008）

該文本即從讀者接受角度出發，也成功保留了新疆文化的核心。博士論文，邊緣性。首先，簡單明了將吐魯番的氣候狀況及其成因，并在講述氣候成因過程中清晰呈現了吐魯番的地理位置、地貌，并讓外國游客了解了吐魯番不同于西方現代的灌溉技術。內容新穎、豐富但不刻板。其次，對吐魯番和坎兒井的名稱英譯上，遵循了我國《民族區域自治條例》的有關規定，“譯名處理以當地主要少數民族的地名稱謂為譯名的基準。”（謝旭升，2009：112）

四.結語

中國西部大開發政策使新疆對外宣傳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新疆外宣英譯是新疆對外宣傳的重要手段，但新疆外宣英譯在日益強大的中國對外宣傳中處于邊緣地位，新疆外宣英譯中存在大量的受意識形態影響和譯者解讀不到位的不可接受性文本。新疆外宣英譯若想從邊緣走向中心，除了處理好原文、意識形態和讀者接受性之間的關系，譯者也需加強對新疆文化的深入解讀。

參考文獻：

1.Even -Zohar, Poly-system Studies, PoeticsToday11:53-72,1990

2.Toury·G，Descriptive TranslationStudies and Others[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3.陳世民，新疆現代翻譯史，新疆大學出版社，1999.1

4.段連城，對外宣傳理論初探，中國建設出版社，1988

5.鄧新民，推動旅游發展，促進西部開發，旅游，2000.4

6.辜正坤,當代譯學建構理論略論，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7.姜秋霞，文學翻譯與社會文化的相互作用關系研究，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9.1

8.劉宓慶，文化翻譯論綱，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9.熱扎克·買提尼亞孜，西域翻譯史，新疆大學出版社，1997.4

10.唐立久，崔保新，發現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4

篇（9）

不久前，德國兩名大學教授在《法學批評》雜志就古滕貝格在拜羅伊特大學提交的博士評論稱，該論文不僅水平“一般”，而且有多處抄襲。

篇（10）

談起高校職業生涯，她寫道：申報不到基金，評職稱就處于劣勢；評不上職稱，就不能帶研究生；沒研究生幫著做實驗，就發不了文章；發不了文章，就沒有基礎申報基金。

于是，年輕的講師就在這樣的循環中，逐漸變成了中年講師和老年的高年資講師（俗稱“萬年僵尸”）。不論你課上得如何，領導都不關心。評不上職稱，就沒有資歷，到處人微言輕。

我本科讀完，出于對專業的熱愛，接著讀碩士，構思論文期間出去求職，發現這專業很冷門，幾乎沒有像樣的單位肯收簡歷，只好硬著頭皮讀博士。畢業時，系里正好有一個留校名額。于是緊張準備，參加競爭上崗的教學“比武”，得了第一，和另三位應聘者一起留校了。對，我沒寫錯，一個名額，四人留校。

上崗前集體培訓，做學生工作出身的人事處長訓孫子般地指示：“教課無所謂，能應付過去就行。你們要寫論文，拿項目，最終評上職稱，這才是正業，才能讓你們過上舒坦日子。”

處長一語點醒夢中人：難怪以前給我上課的老師就沒幾個用心的，講臺上東拉西扯，批十幾頁的作業一勾了事，原來大學的職場是這么混的呀！沒多久，這位處長被全校通報貪污，免職。他后來躲去某系教書了。他，也是教授。

我們單位滿負荷工作量是一周六節課，領導說你年輕啊，多上點吧，十四節。有同事生病，我去頂；有同事出國，我去頂；有同事做科研，我去頂。

等到三年后第一次評職稱，我腸子都悔青了：那些課時少、隨便應付的，都忙出論文、項目來了；我呢，啥都沒有。

要說這評職稱，真是系里的年度大戲。評委就是那十多位教授，各打各的算盤。

前年，候選人H沖擊評選會場，指著座中大罵：“你們收了我那么多錢，還不投我的票，太不講信用了吧！我要去最高人民法院告你們！”頓時，好幾位教授低下了頭。據說H按“國內慣例”，在每位教授信箱里塞了五千塊現金，有兩位開箱即退還。

候選人N則在介紹成果時，哭昏過去，倒在講臺上。原因是，按硬指標，他肯定評不上副教授，但今年一過，他就沒指望了：非博導，年滿六十必須退休。他教了一輩子書，我也上過他的課。

去年更好玩，候選人F放出大話，副高非她莫屬，因為她老公有“路子”。她評上，我們系老師拿基金會方便很多。

受惠于師生關系的，也不是沒有。我的師姐Q，博士一畢業就評上了副高，在我系歷史上空前絕后。導師近年幾乎每篇論文都署她為第一作者。然后對Q，我就不能再稱“師姐”了，而要改口叫“師母”。她帶著六歲的兒子，住進我導師家，成了他的第四任夫人。

這十年，我評了四次，之后的六年連名都懶得報。因為評選條件頻繁變化，越變越玄，一開始是看論文，我勉強也夠，就是沒著作。等考慮出版博士論文，領導突然宣布，出版博士論文太容易，不再視為著作。而其他有博士學位的同事早都靠此評了副高，我木訥，沒趕上末班車。

這幾年，又說有著作也不行，還得有國家、教育部的項目才夠格，美其名曰“代表作”。要求越來越嚴，可好多教授無非是評得早，哪有什么論文、項目，連國際通行的學術寫作規范都不懂，現在輪到他們操此生殺大權，倒是威風好大，煞氣凜然。

我回家靜坐，前思后想，深感年光有限，自己是因為愛讀書，才吃這行飯。但評職稱這種游戲實在玩不起，索性退出競爭，把機會留給那些塞得起五千塊的兄弟姐妹吧。

如今，為了應對經濟上的生存壓力，我只有多接點校外的活兒。好在上海機會多，肯努力總有錢賺，回老家買房能付首期了，還可用上專業知識，不會像有的專家、博導，理論“研究過深”，應用技能全無。

教完課，我也不用操心拉幫結派、拜碼頭、立山頭、打壓這個、捧紅那個的學術政治。愛看啥書看啥書，假期花自己的辛苦錢旅游，而不是用“科研考察經費”，心里也安生。

篇（11）

“如果說在做專業以后，寫文章、出書，文字上還算過關，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這十年的記者、編輯生涯。”

記者（以下簡稱“記”）：吳教授您好，能先請您談一下起初是什么促使您報考法律系的呢？

吳振興（以下簡稱“吳”）：我從小就對法律感興趣，可能是受到小說和電影的影響，覺得法官、檢察官、律師在法庭上侃侃而談讓人非常羨慕，想得很單純。我報考大學的時候要填五個志愿，我的前四個志愿都是政法院系，第一志愿就是吉林大學法律系。

記：當時的法律系開過哪些課呢？

吳: 入學以后到以前，大約九個月吧，我學過兩門專業課，上學期的專業課叫“國家與法的理論”，當時國家與法是合在一起的，相當于現在的政治學與法理學。“國家與法的理論”課程結束后，我就確定了畢業論文的題目，――“法律的工具性問題”，而且我還搜集了不少資料。當時，我對法律的工具性有些疑問，覺得法律的確有工具性，是政治統治的工具，但法律不完全是政治統治的工具，因此這個問題是可以探討的。除了專業課以外，上學期還開設了外語和政治兩門課。下學期的專業課叫“法律制度史”，同時繼續學外語。在“法律制度史”和外語課還沒結束的時候，開始了。開始后，我利用業余時間，看了一些哲學和經濟學方面的書，積累了一些基礎知識。1969年下半年，我開始實習。那個時候的公檢法工作基本停滯，我就到市公安局的政法大隊去實習。在政法大隊，公安局、檢察院和法院聯合辦案。研究案件主要憑經驗，不談什么構成要件，當然法律根據之類更是無從談起。后來我又到長春市汽車廠派出所和桂林路派出所實習過。前前后后實習了一年時間。

記：當時學習的外語是俄語嗎？

吳：是日語，當時我們班學習日語的同學并不多，有二十人左右。

記：1980年，您回到吉林大學讀研究生，當時您已經在吉林人民廣播電臺待了十年，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回去讀研究生的？

吳：就個人來講，我還是有點名利思想的，認為在廣播電臺是為他人作嫁衣裳。不過，實事求是地講，在省電臺的十年中，我不僅在政治理論上有提高，而且通過組織法律講座、編輯法律講座稿件，在法學基礎理論上也得到了一定的彌補。特別值得一提的事，這十年中我自采自編的稿件較多，凡有采訪任務，我從來不用下面的通訊員，從調查、提綱到寫作，均自力而為，從而使我的文字功夫受到很大的鍛煉。如果說我搞專業以后，寫文章、出書，文字上還算過關，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這十年的記者、編輯生涯。

“那時候，我幾乎每天都看到、寫到半夜12點，無論冬夏，光讀書筆記就做了幾大本。這段碩士生期間的學習，對于我夯實自己的基礎理論起了重要作用。”

記：您是吉林大學第一屆刑法學碩士研究生嗎？

吳：是的，吉林大學從1980年開始招收刑法學的碩士研究生，我是何鵬老師的開門弟子。當時之所以選擇刑法學專業，主要是出于幾方面的原因：其中一個是我的外語不太好，所以就沒有考國際法專業。除了國際法以外，憲法學也開始招碩士研究生，但我對憲法學沒興趣，覺得憲法沒有什么好研究的，但現在看來，這種看法還是很膚淺。但刑法作為實體法，與現實生活和法律事務聯系比較緊密，這也是確實的。這也是我當時選擇刑法學專業的粗淺想法。

記：當時您研究生畢業后就留校了嗎？

吳：其實畢業的時候我很想到實務部門鍛煉一下，但法學院堅決不同意，于是我只好留校任教。

研究生入學以后，我主要是跟何鵬老師學習外國刑法，吉林大學的刑法學是靠研究外國刑法起家的，準確地說，是靠研究大陸法系刑法起家的。何鵬老師外語好， 1981年（或1982年），吉林大學第一次組團去日本訪問，隨行的翻譯人員的翻譯水平還趕不上何老師，有時候還需要何老師充當翻譯。由于何老師的日語好，看日本刑法方面的書就像看中文書一樣，給我們講起外國刑法來就非常方便。

那時候，我還幫助何老師整理過《外國刑法簡論》，這是國內關于外國刑法的第一本書。上課除了我以外，還有一個老師叫賴宇，就我們兩個人聽課。聽完課以后進一步加以整理，就形成了《外國刑法簡論》。此外，我還幫助何老師整理過《外國刑事法選論》。再有，在何老師和甘雨沛老師合作撰寫的《外國刑法學》中，我還協助何老師撰寫了分則部分；還以副主編的身份參與編寫了《現代日本刑法專題研究》。

記：能不能談一談你碩士生期間的學習情況？

吳:1980年入學后，當時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都是百廢待舉、百業待興。從客觀上看，當時刑法方面的著述（包括譯作）還不多。好在1979年刑法典頒布，我們有了高銘暄、馬克昌等前輩一起編輯的刑法學教材，還有一些老一輩學者和少數年輕學者撰寫的文章，他們為我國刑法學的繁榮拉開了序幕。雖然我是法律系畢業的本科生，但實際上在校期間并未系統地學過刑法理論。于是我開始不折不扣地勤奮刻苦學習，如饑似渴。我是住在校外――省電臺分配的住宅，只一間房，不到20平方米。當時孩子小，我又抽煙，都是自己卷的煙，因為工資低，買不起煙卷。看書寫作時煙抽得多，孩子挨嗆，得了急性氣管炎。為了孩子的健康，我只好弄了一張三條腿的桌子放在室外走廊上，然后再拉一條線，在室外支個燈（這種三條腿的桌子現在已經很少見了，就是有一條腿是活動的，拉出來可以將桌面支起來，放回去桌面也收回那種）。幾乎每天都看到、寫到半夜12點，無論冬夏，光讀書筆記就做了幾大本。這段碩士生期間的學習，對于我夯實自己的基礎理論起了重要作用。

記：您的碩士研究生畢業論文是關于哪方面的？

吳：我的畢業論文題目叫《教唆犯的概念與特征研究》，這篇論文是從我的關于教唆犯的書稿中抽出來的，這本書稿在我提交畢業論文時就已經完成了，有十四五萬字之多，并且在1986年正式出版。現在看，這本書在有些方面研究得還不夠深入，但當時確屬為數不多的刑法專著。

記：您的博士論文是關于哪方面的？

吳：我的博士論文題目叫《罪數形態論》，現在看來，書中的一些內容還需要補充，我也想在武漢大學期間進一步完善這本書。但當時對這本書的評價還是相當不錯。我的博士論文答辯時的評委是高銘喧、王作富、曹子丹、何鵬、高格五位老師。在這次答辯會上，評委們的提問讓我汗流浹背，而我在重要場合下一般不會流汗。這些評委都非常認真，問了我33個問題，使得答辯足足花了半天時間。同時，這次答辯對我博士論文的修改幫助很大。評委們對我這篇論文的評價還是很高的，至少有這么一句話：“為建立我國的罪數理論體系做出了貢獻。”我這篇論文也被評為優秀博士論文。

“法律實踐為我們的理論研究提供了很多課題。要研究這樣的課題，不僅要有法律功底，沒有法律功底就無法進行研究，而且還要有研究能力。”

記：能不能請您談一下法學重建過程中您的主要貢獻呢？

吳：我的貢獻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個是1997年《刑法》修訂過程中，我曾參與過發表修改意見，另一個是《論教唆犯》中的一些觀點直到現在也能夠站得住腳。比如在教唆犯的種類中，我提出了蓋然性教唆和半蓋然性教唆，國內學界基本上認同這種觀點。在最近由我組織的“四方談”（全稱為“刑事疑案四方談”，包括法院、檢察院、律師、學界）中，我又將半蓋然性教唆劃分為單向半蓋然性教唆和雙向半蓋然性教唆，將單向半蓋然性教唆分為性質單向半蓋然性教唆和對象半蓋然性教唆，將半蓋然性教唆予以細分。我覺得，將半蓋然性教唆予以細分就便于把有些問題厘清。此外，我還提出了重合性過限和非重合性過限，這也得到了國內學界的認可。李光燦老師在《論共犯》一書中提到共犯過限問題，前蘇聯的刑法理論中也提到共犯過限問題，但都只是簡單地提到而已。在這一基礎上，我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認為共犯過限存在重合性過限和非重合性過限的問題。關于重合性過限，我還提出所謂的正重合性過限和逆重合性過限，國內學界對此并無反對意見，但也沒有更多的贊同意見。

再一個就是關于罪數形態的理論。國內的一些教材對罪數類型的觀點并不一致，當時大體上維持了高銘喧老師和羅平老師提出的“一行為在法律上為一罪，數行為在法律上為一罪，數行為在處理上為一罪”的分類方法。但是我提出了“三三分類法”，根據“三三分類法”，一罪的類型應該分為本來的一罪、法定的一罪和處斷的一罪。我的“三三分類法”是第一步為基礎步驟，即把典型的一罪、純粹的一罪與典型的數罪、純粹的數罪分開，將純粹的數罪放在一邊，并不去研究它。第二步叫中間步驟，即把一罪類型中屬于一行為的類型和數行為的類型分開，將一行為的類型統稱為本來的一罪。第三步叫完成步驟，即把本來的數罪劃分為法定的一罪與處斷的一罪。這樣一來，根據“三三分類法”，我就把罪數形態的類型分為了本來的一罪、法定的一罪和處斷的一罪三類。在很多的罪數個體形態上，我也提出一些自己的主張。比如說牽連犯和吸收犯的界定問題，這是很多年以來一直爭論不休的問題，我提出了同質吸收，我認為在牽連犯和吸收犯之間有很多地方都是重合的。比如說入室盜竊，我們可以說它是吸收犯，我們也可以說它是牽連犯。因為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是一種手段行為，盜竊是一種目的行為，發生了目的行為和手段行為，二者互相牽連的手段牽連類型的牽連犯。在這種情況下，既符合吸收犯的特點，也符合牽連犯的特點。我認為，如果數行為屬于異質性罪名，一律按照牽連犯處理。比方說非法侵入他人住宅，1810年《法國刑法典》在入室盜竊上就規定了單獨的罪名，我國刑法將入室搶劫作為搶劫罪的加重犯處理。換句話說，入室與非入室相比要重一些，因此按照我的觀點，異質性犯罪應該作為牽連犯處理。

在牽連犯和想象競合犯的處理上，我還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即從一重重處斷，就是按照一個重罪然后再從重處罰。為什么要按照一個重罪來從重處罰呢？因為按照我的想法，想象競合犯至少是一個半罪，如果從一重處斷，就等于按照一個重罪處罰，還有半個罪沒有考慮，這是沒有道理的，至少不符合罪責刑相適應原則。所以我認為應按照一個重罪然后再從重處罰。

此外，我的一個貢獻是在國內引發了關于犯罪形態研究的熱風，我正在組織編寫“犯罪形態研究叢書”，該叢書由檢察出版社出版。現在已經出版了八本書，但要實現出版五十本書的目標，恐怕很難。為組織編寫該叢書，我們還專門在北京開了一個會，張明楷和陳興良也都參加了，他們也是這個系列的副主編。

記：您到武漢大學后，在學術發展上有什么打算？

吳：我到武漢大學后，首先是協助馬克昌老師組織撰寫與其主編的《犯罪通論》、《刑罰通論》配套的《罪刑各論――百罪通論》。之所以叫做“百罪通論”，是考慮我國刑法規定的罪名400多個，而且已有多部系列性的分則著述。這部“百罪通論”只限于常見罪、多發罪和個別的新罪，共計108個，計劃搞150萬字。這樣可以將這本書寫得深入一點。

另外，就是參與了馬克昌老師主編的《大陸法系刑法總論》的編撰，承擔了違法性論一章的寫作任務。自以為寫得還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