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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于電力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途徑
電力企業要想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最重要的即是轉變對政治思想工作價值的認識,提高重視度,這樣才能為開展政治思想工作提供思想基礎,促進電力企業思想政治工作效率的提高。第一,提高電力企業政治思想工作者的整體素質。電力企業政治思想工作者的素質直接關系到工作的有效性,因此,電力企業的管理人員必須提高對政治思想工作者素質的認識,并制定科學合理的培訓計劃,從政治立場、道德品質、知識層面以及業務能力等方面進行有效培訓,建成一支政治立場堅定、道德品質高尚、知識層面廣泛、業務能力強的高素質隊伍,利用這樣的隊伍開展政治思想工作必將達到較好效果。第二,加強企業與員工之間的溝通,及時發現問題、解決問題。電力企業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到“以人為本”,充分發揮員工的積極性與主動性,使全體員工在政治思想工作的教育下,能夠為企業發展著想,這樣才能有效促進電力企業的發展。因此,電力企業政治思想工作者必須多與員工進行溝通,了解員工生活與工作的困難,并從交流談話中發現員工的思想波動,第一時間進行政治思想教育,轉變員工消極思想,使其建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養成良好的職業道德。第三,創新工作方法,提高政治思想工作效率。隨著市場的發展,電力企業也在不斷地發展,所以,政治思想工作的方法也不能一成不變,要隨著工作觀念的更新而變化,打破傳統工作模式的限制,探索新型的工作方法,因人而異、因勢利導、因材施教。組織員工進行政治思想知識競賽,在競賽中提高員工的團結精神等。第四,完善政治思想工作管理制度。電力企業要想將政治思想工作做好并做大,就要建立完善的政治思想工作管理制度,以制度的嚴肅性、規范性約束政治思想工作。同時,電力企業還可以構建專門的網絡交流平臺,促使工作人員利用網絡宣傳工作、接受政治思想教育,將自己作為企業的主體,充分發揮自身的積極主動性。第五,對員工的心理健康進行輔導。由于每個員工的思想具有差異性。針對不同人員,要進行不同心理輔導,首先要了解員工最近的思想狀況對癥下藥,成立專門的心理輔導疏導中心,并且聘請專業的心理輔導專家或企業中本身政治思想比較先進的員工,設立心理疏導課程體系。另外,需要加強企業高層領導、政工干部深入班組活動,幫助員工解決現實中遇到的問題,化解矛盾,將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員工的心坎上。尤其是在當今企業轉型時期,企業中跨地域的員工逐步增多,員工年齡年輕化趨勢明顯,為了讓員工更好的適應企業,需要開展豐富多彩的活動一方面可很好的為員工帶來組織上的安全感與溫暖感等,另一方面有利于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滲入。
(二)做好員工思政工作,落實企業管理制度
企業管理的目的是為了實現企業目標,做好企業經營活動,它是一種具備規則性特征的管理方式。企業管理分為兩種,其一為企業員工管理,其二為企業業務管理。所謂企業員工管理,就是指以協商對話體制為基礎,平等管理與對待所有員工,通過這種方式,有利于將政治思想傳遞給員工,便于加強企業員工之間的交流。企業思政工作的實施非常有必要,在員工進行交流的過程中,管理者需將客觀事實呈現在員工面前,并且把積極思想傳授給他們,在這一過程中,員工接受到這些積極思想后,便會形成一種正確認識行為,樹立科學思想理念。另外,管理者還需要加強與企業員工的交流,通過說服教育、答辯等手段進行討論,員工要善于提出企業管理中的不足之處,便于管理者及時提出調整方案,同時還可以使員工思想覺悟提高,確保企業經營的統一性與整體性。
(三)利用政治思想對企業管理進行指導
人力資源管理是企業管理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人力資源管理過程中,必須要以企業政治思想作為指導。企業員工的管理與企業生產管理存在較大差異,企業員工具備思想意識,員工情緒在不斷變化,難以預測,如果員工情緒處于消極狀態,在工作過程中一旦走神,便會影響整個生產過程的順利進行。這就需要將政治思想融入企業管理工作中,讓員工在工作的同時保持良好的心態,提高其工作積極性。
二、做好員工政治思想工作的策略與方法
1.管理以人為本,轉變員工思想觀念政治思想工作是改變人塑造人的工作,作為企業政工管理人員,要時刻牢記黨的工作原則,要以群眾的利益為出發點,要在充分尊重員工權益的基礎上開展工作。這對轉變員工思想觀念有重要作用。首先,企業政治思想工作要關心體貼員工,關注員工生活焦點問題,為員工解決一些實際困難,這樣才能獲得員工的信任和支持。由于企業面臨一些改革和調整,這勢必要涉及到一些人的切身利益,產生一些思想波動也是正常反應。政工管理人員要針對性制定工作策略,消除一些員工的顧慮和擔憂,這樣才能營造良好的企業政治環境。其次,要尊重和理解員工,員工與企業的命運相連,關心企業發展就需要關心員工的成長。每一個人都有尊嚴.也希望獲得理解和肯定。在政治思想管理工作中,要加強人文關懷,多進行換位思考。這樣才能激發員工的集體榮譽感和歸屬感,發揮其工作積極性和創造性,為企業帶來更多活力。2.發揮黨員作用,加強專業人才培養黨員干部是企業職工隊伍的排頭兵,樹立黨員干部榜樣,這也是政治思想工作的一貫作風。黨員干部廉潔奉公以身作則,員工自然會向黨員干部看齊,企業向心力和凝聚力就會大增。因此,政工管理工作首先要對黨員干部下手,糾正黨員干部中的不良風氣,加強黨性建設,堅持政治、經濟并重原則,實現黨務和經營管理統一管理。應當采用舉辦培訓班、研討會、經驗交流會等形式,構建黨務管理體系,培養黨務管理專業人才,打造過硬政工管理隊伍,為加強企業政治思想工作創造物質人才基礎。3.強化環境建設,營造企業發展氛圍企業環境是培養企業文化的沃土,企業政治思想工作的順利開展,需要有良好的內部環境和外部環境。企業內部管理結構齊整,內部管理制度完善,企業員工思想穩定,生產經營秩序井然,企業外部形象良好,企業競爭力強勁,這些內外環境因素的整合,都成為企業文化良性成長的有利環境條件。作為企業政工管理人員,要結合企業現實,利用現有條件,積極創建本企業文化亮點,大力營造企業文化氛圍。像舉辦一些文化活動,結合企業經營宣傳工作,開展員工讀書月、慰問周、敬老尊老等活動,或者搞一些文化娛樂演出,送戲到基層,都可以極大激發員工的工作熱情,增進對企業的歸屬感。斗.注重政治宣傳,提升企業整體形象企業與社會各界要展開互動,這也是企業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內容和宣傳方式,發動企業員工與社會各界建立互動聯誼關系。我們要發動員工與社會各界進行文化交流。通過廣泛的宣傳,能夠獲得社會廣泛理解和支持;通過參與社會活動和各種評選活動,能夠展示我們企業文化魅力;通過積極與媒體做好溝通,這對正面宣傳企業,弘揚企業精神,塑造企業形象,都會產生正能量。企業政工不僅要做好人的思想工作,對企業經營管理也要給予足夠的支持,因為企業發展進入良性軌道,企業員工自然會受益,對開展政治思想工作必定產生重要助推力。因此,企業政治思想工作和企業經營管理應該是“一盤棋”,無論走哪一步都會產生連鎖反應。5.抓住主要矛盾,解決員工關心問題企業政治思想工作包含多方面的內容,正確處理好各種矛盾沖突,這是企業政工最需要關注的問題。在現實生活中,企業和個人之間、企業與單位之間,總會產生這樣或那樣的矛盾。這些矛盾存在太多不穩定性,如果處理不好,就會影響到全局,甚至會造成企業的嚴重損失。因此,企業政治思想工作要注意抓主要矛盾,及時解決員工最關注的問題。通過各方協調,確保員工利益不受損失,確保企業利益最大化,把矛盾消滅在萌芽中,這應該是我們政工管理人員的工作追求。6.打造政工隊伍,提高企業核心競爭企業政治思想工作責任重大,需要建立一種素質過硬的政工隊伍。由于各種原因的存在,企業政治思想工作常常處于“說起來重要干起來次要”的尷尬境界,政治思想管理被弱化現象也不少見。因此,要打造過硬政工隊伍,還需要企業給予強有力支持,在人員構成方面,在工作開展方面,都需要企業管理層提供良好條件。政工管理人員也需要加強自身學習,努力提升自身工作管理水平,真正為員工為企業著想,這樣才能將企業政治思想工作提升到一個理想的高度。
幼兒教師職業是一種典型的助人行業,要面臨和處理復雜的人際關系,而教育教學工作本身也是一種壓力情境。因此,有許多教職員工在工作上就會感到力不從心,低效或無效,進而不再有探索的熱情與活力,很少投入精力去提高教學質量,進而產生不同程度的職業倦怠,這就對如何做好幼兒教師隊伍的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課題。思想政治工作是以人為對象,解決人的思想、觀點、政治立場問題,提高人們思想覺悟的工作。思想政治工作要依據人的思想活動規律進行,而人的思想活動規律受制于心理活動規律,心理健康與否,關系到人們身心健康、家庭和睦幸福、單位和諧穩定。由此可見心理健康非常重要,特別是對于100%女同志的托幼園所教職工隊伍而言,當教職員工在工作學習壓力過分沉重、戀愛婚姻受挫、人際關系不睦時,往往會產生煩躁、焦慮、悲傷等情緒,如果不及時疏導,輕則影響身心健康,重則產生心理障礙而影響幼兒園各項工作的正常開展。而各類心理問題的產生,不僅有內在的心理原因,也受各種社會因素的影響。因此,運用心理學知識,有針對性地對問題員工進行心理疏導,使其正確地面對和舒解壓力,幫助員工克服片面、錯誤的認識,調整各種社會因素,解決實際困難,使部分心理問題得到緩和和解決。由此可見:從心理健康教育人手,可以有效做好教師隊伍的思想政治工作。
一、為什么幼兒教師隊伍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從心理健康教育相入手;
(1)因為托幼園所的基層思想政治工作者往往和工作對象比較熟悉,特別在幼兒園這個特定的環境中,長期的工作實踐中已經形成了關心人、尊重人、理解人的優良傳統;許多思想政治工作者不僅熟悉本單位的實際情況和職工隊伍的思想狀況,而且本身就從事多年的幼兒教育工作,對于工作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方法,與員工容易溝通交流。因此將掌握的許多心理學原理和方法運用到思想政治工作中去,有助于弄清教職工真正的心理問題和提出切實有效的解決方案。
(2)利用已建的思想政治工作信息網絡,實施提前干預。實施理干預,能有效消除個體心理困惑,保持健康心態。工作中利用已建的信息網絡隨時掌握個體心理變化,及時發現個別心理動蕩不安或出現心理障礙、心理危機的人員,提前介入,因勢利導、因人施教,用問題人員心理上容易接受、愿意接受的方式開展心理健康教育,使其穩定情緒,保持健康、平衡的心態。
二.如何從心理健康教育入手。做好幼兒教師隊伍政治思想工作;
(1)通過心理衛生與保健知識的普及營造員工積極、向上的陽光心態。以“我行動、我健康、我快樂”為理念,倡導員工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舉辦“陽光幼教、陽光心態”女性心理健康知識系列講座,發放(影響你一生的心理健康全書))等心理健康知識等方面的書籍;通過博客、QQ群、網頁等媒介設置心理健康知識宣傳欄進行心理衛生與保健知識的普及教育,讓廣大教職工具備一些基本的心理衛生與保健知識,提高自身心理承受能力。
(2)倡導以人為本,保持心與心的溝通。要做到始終把員工的冷暖放在第一位,把員工的情緒當作第一信號,堅持“情是人第一需要”的原則,做到尊重人、理解人、體諒人、幫助人。將心理健康教育融入思想政治工作,變“說教”為“咨詢”、“居高臨下”為“平等”、“思想轉變”為“內心溝通”,從科學的角度做人的工作。與職工保持心與心的溝通,傾聽職工心聲,及時了解職工心理動態,重視他們在工作、學習、生活中的遇到的種種實際困難和存在的各種思想問題,體現了人性和人情,增強了思想政治工作的親和力。
(3)豐富業余生活,做到防疏結合。通過為園所配備呼拉圈、羽毛球、象棋等活動用品,分賽區開展小型多樣的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文體活動,擴大參與面,寓教于樂,寓樂于教,調節情緒,緩解工作及生活壓力。創新開展生日祝福活動,營造親情家園氛圍,進一步融洽關系,促進和諧。
現在有很多年輕人都對思想政治工作常識缺乏足夠的認識,有的人則認為做思想政治工作工作沒有實際的好處,如果不能夠得到升遷,還不如做一個普通的群眾;有的人對新來的人進行冷嘲熱諷,打擊新人的工作積極性。同時還有一些在基層工作的思想政治工作者缺乏足夠的意識,對于組織的政治思想活動持消極態度,不愿意參加。
(二)思想政治工作“一知半解”
有很多思想政治工作者自身缺乏足夠的素質,像這樣的人員有如何能夠正確引導他人的政治思想。同時不能夠根據時代的變遷有效的對思想政治工作進行處理,已經成了很多思想政治工作者的一種通病,忽略了對一些群眾職工思想進步的要求與重要性。
二、如何在新時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為了能夠在新時期更好的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應該從以下的幾個方面進行思想政治工作。
(一)基層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須堅定信念
溫總理多次強調“信心比黃金和貨幣更重要”,從中可以看出信心是使我們在新時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基礎。我們要認清當前形勢,堅定信心。作為企事業(機關)的一員,我們不僅僅要認清當前國際國內形勢,還必須對員工的實際情況進行充分的了解,這對與確保職工隊伍穩定性和安全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因此,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要堅定員工對企業(機關)發展的信心,讓所有的員工都能夠對企事業(機關)所要面對的或者是有可能面對的各種困難都能夠有一個清晰的認識,統一員工的思想,提高員工的認識,堅定員工的信心,為職工打足氣。讓員工在提高思想政治素質的同時,能夠為企事業(機關)的發展提供更大的助力。
(二)思想政治工作人員要具有先進的的思想水平
從個人角度出發,要適應當今社會的迅速發展。從企事業(機關)的角度出發,個人要具備在各個時期為企業做出貢獻的能力。要達到這兩方面的要求,就必須要提高“具有時代特征”的思想水平,同時還必須有著強烈的“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使命感。思想政治工作人員作為能夠接觸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須要擁有具有時代特征的思想水平。因此他們必須要做到以下幾點。一是能夠有效的學習。思想政治工作者不但要對黨的理論知識進行學習,還必須對自己所負責的工作的專業知識進行學習,讓自己具有更強的工作能力。在學習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時,還要對新的法律規則和框架范疇進行學習。同時還必須深入對唯物辯證法的學習。只有這樣才能夠在新時期做到游刃有余。二是要學會積德。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須樹立起遠大的報復,對自己的言行不斷的進行改進。一個公正隨和,情感豐富的思想政治工作者更能夠受到群眾的擁戴,對于推進思想政治工作將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當企業(機關)的員工群眾遇到各種困難的時候,要及時的掌握情況,到場進行關心,幫助他們度過難關。無論工作再忙,也要花時間對他們多關心、多問候,多給他們溫暖。三是要學會嚴于律己。一個思想政治工作者想要做好帶頭工作,切實的推進思想政治工作,就必須對自己要求嚴格,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去對身邊的人進行影響和帶動。要擁有一身的正氣,以企事業(機關)為家,每項工作干在前面,不計較個人得失,以實實在在的行動給他們樹立榜樣。做到自尊、自愛、自警,不奢、不占、不貪,自身形象好了,說話有底氣,就有號召力,就能推動思想政治工作的順利開展。
(三)將堅持思想理論教育工作作為思想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務
進行思想理論建設在職工思想政治的建設中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思想政治工作中要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學習貫徹進行大力的推進,從而達到進一步增強黨員、干部和普通群眾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自覺性和堅定性。這也是當前時期進行職工思想政治的建設的重要任務。在進行思想理論建設的過程中必需注意以下連點:一是要注重教育工作的實效性,思想政治工作必需與新時期的職工思想政治的建設要求進行結合,對培訓反思應該用于創新,將集中學習與支部組織學習和自學這幾種方式進行有機的結合,大膽的利用網絡將面授與遠程教育相結合進行培訓,努力提高教育培訓質量;二是對活動載體必需創新,從而更好的對其他人員進行素質教育,創建學習型組織、普及終身學習理念等以使政治思想工作取得更好的成績。
(四)進行政治思想工作時要有針對性
㈢思想政治工作要在形式、方法上創新如今的思政工作都將以人為本作為基礎思想,將人本管理與思想政治工作有機結合起來,互相協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思政工作的進行應該采用創新的形式,改變以往單一進行的模式,把傳統灌輸式教導變為引導和職工自我教育。在創新的同時,一定不能脫離實際,要從實際出發,與客觀事實為依據,加強創建精神文明活動在職工思想上的滲透力,將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切實融入到廣大干部職工的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
㈣堅持正確方針,突出理想信念教育,增強凝聚力理想信念教育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點,是決定其成功與否的關鍵所在,可以說是思政工作的靈魂。所以思政工作的進行要將理想信念教育作為思想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務。這就要求思政工作者在思想政治工作創新的同時,要更加注重信念式教育意識與能力的培養,使員工的思想工作與教育工作相融合,用友善、生動、有說服的實例來引導教育,消除其排斥心理和互相之間的隔閡,進而增進交流與合作,提高凝聚力,達到思政工作的最終目的。
以羅爾斯正義論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理論的興起為古典自由主義理論注入了新的活力。新自由主義與古典自由主義的區別在于:古典自由主義關注的主題是自由,而新自由主義關注的主題是正義。羅爾斯指出: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同樣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們如何有效率和有條理,只要它們不正義,就必須加以改造或廢除”。3羅爾斯認為正義是評價現代社會制度是否合理的唯一標準。羅爾斯認為正義的內涵首先就是平等。
在古典自由主義時期就已經提出平等的政治概念。自由、平等、博愛是資產階級革命的口號。古典自由主義者認為,平等也是一種權利,即每個人都平等地享有權利。資產階級尤其強調“天賦人權”,“天賦人權”是指國家不能以任何理由和名義剝奪公民的權利。在強烈的權利意識下,自由也被納入權利范疇之中。由于基本權利為每個人都平等地享有,每個人都要求一種權利上的平等。因此,古典自由主義的自由原則,又是權利原則,同時也是平等原則。
古典自由主義產生于資本主義社會自由競爭時期。古典自由主義所處的歷史時代決定了它對平等的理解僅限于形式。因為古典自由主義雖然提出了平等的理念,但只是抽象的、形式的平等,在現實的政治生活中并沒有使平等的理念真正實現。羅爾斯賦予平等更加豐富的內涵。羅爾斯認為平等有形式的平等與實質平等之分。一種是政治上的平等;一種是經濟上的平等。古典自由主義關注前者,新自由主義關注后者。
形式平等的理念同制度相關聯。平等的權利原則歸根到底是一種制度原則,這種制度就是法律制度。形式平等就其實質而言就是權利平等,權利平等是由法律體系和法律制度來保障確立的,法律規定的權利為每個人平等的享有。因此,真正支撐形式平等理念的是現代民主法律制度。
啟蒙思想在反抗宗教的思想禁錮和神權統治的運動中產生,當神權統治被了之后,人在上帝面前的神恩平等變成世俗的法權平等。資產階級革命打碎了幾千年的特權等級制度,每個人在政治上的平等以法律制度的形式予以確認,人們享有平等的自由權。古典自由主義所理解的平等也就僅限于此。這種形式的平等是遠遠不夠的,人類的不平等更多地體現為經濟的不平等,特別是在啟蒙哲學之后的歷史時期。工業革命創造和積累了巨大的物質財富,但是許多人并沒有因此而擺脫貧困,相反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弱勢群體更加邊緣化。羅爾斯認為這些所有的不平等在于整個社會基本結構和社會分配政策的不公平。因此,只具有形式平等是不夠的,必須實現實質的平等。所以他對平等的概念進行了全新的闡釋。
二、平等的三種樣式
在羅爾斯看來認為平等具有三種樣式。它們是自然的自由、自由的平等和民主的平等。
羅爾斯認為歷史上前兩種平等觀念在人們的社會生活和思想中曾經有著重要影響,即自然的自由和自由的平等。自然的自由是一種基本自由市場制度的平等,它可以被認為是早期自由主義者所堅持的平等。這種平等取消了封建等級制度的階級差別和固定特權地位,將人看作是完全自由平等的個體。它要求一種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制度,每個人都能有同等的權利進入市場參加競爭,并在市場中盡其所能地獲得相應回報。但自由競爭的市場體制下的平等只局限于形式的平等,因為在看似公平的市場競爭中,人們往往在兩方面是不平等的:一方面進入市場的前提和基礎是不平等;另一方面是市場競爭的結果是不平等,前者的不平等導致了后者的不平等。在自然的自由體系中,個人的前途(收入、財富和機會等)總是受到自然偶然性和社會任意性的影響,如天賦能力的高低、家庭出身和社會環境的好壞等。羅爾斯由此認為:自然的自由體系最明顯的不正義之處就是它允許分配的份額受到這些從道德觀點看是非常任性專橫的因素的不恰當影響。72自由的平等力圖解決由社會和文化環境給人造成的不利影響,它通過增加教育機會、實行再分配政策和其他社會改革措施,為所有人提供一種平等的出發點。自由的平等可以被看作是18世紀自由主義的平等觀念,是對“放任自由主義”的超越,也是對靠純粹“市場”調節分配收入地反省。自由的平等應該說比自然的自由體系更可取,但羅爾斯認為它同樣有不完善的地方。原因在于即使它完善地排除了社會偶然因素的影響,但它還是允許財富和收入的分配受能力和天賦的自然分配的影響。這從道德的觀點上看是不合理的。就像通過歷史和社會的機會來確定收入和財富的分配是不合理的一樣,讓天資的自然分配來確定這種分配也同樣是不合理的。一般來說,造成人們之間不平等的原因有兩種,一種是社會和文化的,人們在出身、環境、教育、家庭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差別,有些人比其他的人更為“幸運”;另一種是自然的,人們生來就具有不同的天賦,有些人高一些,有些人低一些。人們通常認為,產生不平等的社會文化因素經過努力是可以消解的,但自然的因素卻無法消除。如果人們的自然天賦(智力、體力、理性和想象力等)方面存在著消滅不了的差別,那么在實際的社會生活中就永遠存在不平等。羅爾斯認為,僅僅消除由社會文化因素產生的不平等是不夠的,還應該消除由自然因素產生的不平等。在此意義上,羅爾斯認為自然的自由與自由的平等都是不可取的。自然的自由只是形式的平等,沒有觸及實質平等。自由的平等雖然有向實質平等邁進的趨勢,但并不全面。以一種深切的道德關懷來講,人類社會應該解決一切不平等,不論是社會因素造成的不平等還是自然因素造成的不平等。由此,羅爾斯提出了自己解決不平等的理論范式,即民主的平等。羅爾斯認為民主的平等相對于自然的自由和自由的平等而言是最理想的平等觀念。
對于民主的平等,羅爾斯認為最好通過結合機會公平的原則與差別原則來達到。差別原則的核心觀念:所有的社會基本善——自由和機會、收入和財富及自尊的基礎——都應該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對一些或左右社會基本的一種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差別原則體現了一種不平等社會下的最大平等理想和觀念。
羅爾斯認為,一個理想社會的分配方式應該是完全平等的,但這是不可能的。如果任何社會都無法做到完全平等,那么就應該爭取達到相對而言最大的平等。社會中最需要幫助的是那些處于社會底層的人們,他們擁有最少的權力、機會、財富和收入,社會不平等最強烈地體現在他們身上。這些人被羅爾斯稱為“最少受惠者”。一種正義的制度應該通過各種社會安排來改善這些最少受惠者的處境,增加他們的希望,縮小他們與其他人之間的分配差距。這樣,如果一種社會安排出于某種原因不得不產生某種不平等,那么它只有最大程度地增加最少受惠者的利益他才是正義的。
差別原則構成羅爾斯“正義論”的核心思想。從平等角度而言,差別原則體現了實質平等的觀念,表明了羅爾斯想解決一切不平等的政治理想。
三、正義原則
在對平等的概念的全新的認識的基礎上,羅爾斯提出了正義理論。
羅爾斯首先提出正義一般的直覺性的觀念,即所有的社會基本善——自由和機會、收入和財富及自尊的基礎——都應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對一些或所有社會基本善的一種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這個一般的正義觀體現為兩個正義原則。
第一個原則:每個人都擁有與其他所有人同樣的自由體系相容的、最廣泛平等的基本自由體系的平等的權利。
第二個原則: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應這樣安排,使它們:(1)在與正義的儲蓄原則相一致的情況下,適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2)依系于在機會公平平等的條件下職務和地位向所有人開放。
如果說第一個正義原則體現了形式正義的觀念,那么差別原則則體現了實質正義的觀念。正義的一般觀念是闡明什么樣的平等觀是符合正義的,羅爾斯在此是要表明:不正義就僅是那種不能使所有人得益的不平等。兩個正義原則是對這一觀念的具體原則支撐并作為社會基本制度的分配原則。
羅爾斯認為,這兩個正義原則主要適用于社會的基本結構。他將社會大體上分為兩個部門,即政治領域和經濟領域。第一個正義原則適用于政治領域,它用以確保公民的平等的自由。對于羅爾斯來說,平等雖然非常重要,但自由同樣不能忽視,否則將會同古典自由主義一樣犯簡單化的毛病。羅爾斯在自己的正義中給自由一個價值定位,或者說在正義的框架中給自由以相應的理論位置。在啟蒙的價值譜系中,自由位于首位。羅爾斯在自己的理論體系中,同樣接受了這一價值譜系的安排。
第二個正義原則適用于社會經濟領域。羅爾斯把公平的機會平等原則作為第二個正義原則的第一部分,而將差別原則作為第二部分。可以說,最能代表羅爾斯平等觀念的就是差別原則。羅爾斯指出如果存在滿足上述兩原則的制度結構,它只有在達到下述目的時才是公正的,即當且僅當境遇較好者的較高期望是作為提高最少獲利者的期望計劃的一部分而發揮作用時。差別原則最簡單直接的觀念,社會結構并不確立和保障那些狀況較好的人的較好前景,除非這樣做適合于那些較不幸運的人的利益。
羅爾斯的兩個正義原則實際上體現的都是平等的政治價值,第一個原則用來處理平等的自由,第二個原則用來處理平等的分配。自啟蒙時代以來,自由、平等和博愛就成為現代社會追求的重大價值目標,但在實際上,人們只能很好的解決自由(古典自由主義的貢獻),而對于平等和博愛卻無能為力(古典自由主義的局限)。羅爾斯認為自己的“正義論”能夠很好的把三者統一起來:第一個原則確保了平等的“自由”,第二個原則的第一部分(公平的機會平等原則)確保了“平等”,第二個原則的第二部分(差別原則)確保了“博愛”。
經濟平等不能在古典自由主義理論中出現,在于古典自由主義把“自由”作為市場經濟的最好理解。市場經濟讓人們在其中自由選擇,盡最大努力創造和實現自己的價值,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由于市場和放任主義政策在產生贏家的同時也產生了輸家,如果不考慮到經濟上的平等,不以差別原則作為補充原則,弱勢群體將得到不公平待遇。而解決這些問題,實現真正的機會平等的效果將是采取某種福利主義的、再分配的稅收政策,以幫助那些受到不公平待遇的的劣勢群體。
新自由主義則希望國家對市場進行干預,以防止市場的任意性對社會造成極大的不平等。古典自由主義堅持市場下的自發分配,人們憑借自己的才能智力在市場中獲得相應的回報并作為自己的財富和私有財產而不可侵犯,因此那些天生有殘障或缺陷者淪為貧窮者也是應該的。新自由主義力圖糾正這種自發的市場分配,以國家的名義實行再分配以實現社會的正義。新自由主義強調正義總意味著平等,因此,它必須解決市場經濟下的不公正,調整經濟上的不平等,最終實現政治平等和經濟平等的內在統一。
蕭公權曾說:“(嚴復)《政治講義》真可謂清末之第一部政治科學著作。”在中國,嚴復是第一個運用西方式的經驗理性、通過對政治制度的追根溯源來系統地思考政治變革和社會問題的知識分子。他比較罕見地沿著經驗主義路向、遵循實證主義方法、獨立地思考人類(尤其是中國)的歷史和社會問題,形成了與眾不同的政治學思想。雖然,除了《政治講義》之外,他并沒有系統的政治學著作,但是,從大量的譯作、按語、論文和書信中,仍然可以發現他政治學思想的潛在體系,可以找到隱含的內在理路。
一、天演論和人類社會起源
天演論是嚴復政治學說的基點,它是嚴復吸納并改造斯賓塞、赫胥黎社會進化論思想的產物。嚴復試圖用它來解釋人類社會的起源和發展問題,也以此來解釋人類社會各種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的起源和演進問題。
嚴復認為,宇宙萬物都由“天”演化而來。“天演”就是宇宙和自然生生不息的演化歷程。天演的基本法則就是“優勝劣汰、適者生存”。各種生物自產生之后,它們之間就展開了激烈的生存競爭。由于人類對環境最有適應能力,于是就逐漸成為地球上最有競爭力的物種。同時,人群也是自然選擇的結果。在《天演論》按語中嚴復說;“能群者存,不群者滅;善群者存,不善群者滅。”而“群肇于家,其始不過夫婦父子之合,合久而系聯益固,生齒日蕃,則其相為生養保持之事,乃愈益備。”也就是說,群體和家庭是自然衍生和發展之物。接著,家庭組織日趨穩定,人群日益成熟,人類社會就隨之出現并日趨復雜化。
二、政治制度的起源及其各種形態
政治關系、政府、國家和政治制度的起源等問題也同樣以天演論來加以解釋。
在應對挑戰的過程中,有些能力比較強的人(體力或腦力勝于他人者)脫穎而出,于是他們就成為人群的組織者和管理者。這種組織與被組織及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在嚴復看來,就是政治關系的雛形。在原始人群和部落中,就已經存在著這種關系。在部族的生存競爭和部落聯盟的擴大之中,政治關系不斷穩定化,政治權力不斷擴散。于是,穩定的組織和管理機構出現了,政府的雛形也就隨之出現。當成熟的政府出現之時,國家也就出現了。國家是天演的產物。嚴復說;“今之國家,一切本由種族,演為今形,出于自然,非人制造。”他一向反對霍布斯、洛克和盧梭的契約論,認為契約論是一種先驗臆說。
國家和政治制度不斷演化,發展成為各種形態。對此他又有比較詳細的分類。按照政府的成熟程度,國家可分為“深演”和“淺演”兩種。“淺演”國家又分為“宗法國家”(tribe)和“神權國家”(theocracy)。“深演”國家才算是自然成熟的“真正國家”(stare)。“宗法國家”、“神權國家”和“真正國家”因國家內部的結合比較有機,所以可稱之為“自然國家”。此外,還有內部聯系不緊密的“非自然國家”。按照政府的具體形式,又有countrystate(域邦國家)和citystate(城邦國家)之分。而countrystate可分為Federate(聯合制)國家和Unitary(單一制)兩種。聯合制國家又分為Staatenbund(邦聯制)和Bundesstaat(聯邦制)兩種。聯合制國家則可分為Centralized(中央權力較重)的國家和Decentralized(地方權力較重)的國家。等等。這些分類直接借用了西方政治學的成果,并無多少創意。但是,它為進一步分析政治制度的演化規律作了經驗知識上的梳理和準備工作。
三、政治制度的演進
嚴復認為,生存挑戰是一國政治制度演化的契機。但是,如果生存挑戰過于嚴酷,超過了一國應對能力的極限,則該國可能會因此而衰弱甚至消亡。如果挑戰比較適度,則有利于該國生存能力的增強。適度的生存壓力可以使一國國內“機關漸完,團體彌固。”外患深淺與一國政治制度的疏密有這樣的關系:“凡國成立,其外患深者,其內治密,其外患淺者,其內治疏。”在不斷的挑戰和應戰中,一國的政治制度就可以由淺而深、由簡單向復雜、由幼稚向成熟不斷演進。
地理因素對政治制度的演進也有很大的影響。相對隔絕的地理位置有利于國家的生存,有利于保持該國原有政治制度的穩定。例如,在中世紀的西歐,在易守難攻的地理位置上,存在著許多獨立的城邦制國家。相反,中國的黃河流域因為地勢平坦,所以那些星羅棋布的諸侯國很快就被兼并,因此中國很早就完成了統一。他說,中國“北起龍庭天山,西緣蔥嶺輪臺之限,而東南界海,中間方數萬里之地,帶河厲山,渾整綿亙,其地勢利為合而不利為分。故當先秦、魏、晉、六朝、五代之秋,雖暫為據亂,而其治終歸一統。”而歐洲的情況則相反。在中世紀的歐洲,十幾個國家“各立君長,種族相矜,互相砥礪,以勝為榮,以負為辱。……此其所以始于相忌,終于相成,日就月將,至于近今百年,其富強之效,遂有非余洲所可及者。”特殊的地理分割使歐洲各國長期處于適度的生存挑戰之中,迫使它們不斷地改進自己的各項制度,歐洲的社會和政治制度在近幾百年中進化到全球領先的水平。究其原因,他認為“雖日人事,抑其地勢之華離破碎使之然也。”
嚴復還認為,政治制度演進的程度取決于社會演進的深淺。社會演進程度越深,則政治制度就相應地更加成熟。他說,“天演之階級愈進,將政府之機關愈密,不但愈密,亦且愈靈。”通過分析歷史上已有的和現存的各種社會形態,可以看到人類文明發展的軌跡“初級的社會形態是蠻夷社會(或稱圖騰社會),比它高級的社會形態是宗法社會,更加成熟的民族和國家(如歐洲各個民族和國家測已經進入到現代社會”,西方現代社會是目前最為成熟的社會形態,因此,民主制度是目前最優良的政治制度。
四、政治制度生存和演進的復雜條件
政治制度的生存和發展需要眾多復雜的條件。嚴復在分析這一問題時,又借鑒了斯賓塞的“社會有機體論”。斯賓塞以社會有機體論來分析社會分工問題,而嚴復則用它來考察政治制度的生存和演進規律。嚴復認為:“一國之政教學術,其如具官之物體歟?有其元首脊腹,而后有其六府四支;有其質干根菱,而后有其支葉華實。”這里,他將整個社會比喻為生物有機l體,而政治制度只是有機體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他又說;“治制之立,其法度隆污不同,要皆如橋石然,相倚相生,更其—則全局皆變。”這個比喻還是說明政治制度與社會整體中的其他部分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相互之間的關聯盤根錯節,牽一發則動全身,如要對某項制度進行變革,則“一行變甲,便思變乙,及思變乙,又宜變丙。由是以往,膠葛紛綸。”總之,任何一項制度都必須依賴于社會有機體中的其他部分才能生存和發展,因此,任何一種制度變革也必然牽涉到整個社會制度的演變。社會有機體論是理解嚴復文化思想和政治學說的關鍵所在。
五、漸進主義的政治變革
依據天演論,一個國家在面臨生存挑戰時,它的各項制度必須向優化的方向演進,否則就會被淘汰,因此,政治制度的優化變革乃大勢所趨。但是,依據社會有機體論,則政制變革又不得不謹慎從事。
任何一國的政治制度都與該國的其他制度和社會條件處于有機的聯系之中。而這些關聯非常復雜,無窮無盡,很難被認識所窮盡。經濟、文化、社會習俗和社會心理等諸多因素都是政治制度生存和演進的條件,所以,政治制度變革是一個相當復雜的工程。在社會條件還不成熟的情況下,如果將先進的政治制度植入另一個完全異質的落后的社會有機體中,那么,新被植入的政治制度必然很難存活。這樣的政制變革不僅不能成功,反而有害。他說這樣做“將無異取驥之四蹄,以附牛之項領,從而責干里焉。”堪至還不如讓牛老老實實地耕地。所以,嚴復強調,人們在進行政制改革時不可無視本國的社會和歷史條件。這些復雜的社會條件是一國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形成的無法超越的集體經驗。
對于新舊制度轉型的歷程嚴復有一個形象的描述。他說,新制度興起之后,就像激流一樣,奔瀉而下,勢不可擋,經過一段急湍之后,就會平靜地暢流千里。而激流階段就是制度轉型中的危險期。對于這種危險嚴復有很清醒的認識,他說:“夫人類之力求進步固也,而顛階瞀亂,乃即在此為進之時,其進彌驟,其涂彌險。新者未得,舊者已亡,倀倀無歸,或以滅絕。”激進的政治變革必然要廢止舊的政治制度,而新制度如果與社會現實不協調,則原本還勉強可以維持的社會秩序必然崩潰,社會反而會更加混亂。激進的變革,就象對病人膏盲的病人下了一劑猛藥,不但不利于國家的康復,反而會加速這個國家的衰亡。所以,嚴復認為,雖然新制度的勝利是必然的,但舊制度在特定階段也有其合理性。
政治變革是由人來實現的,嚴復并不否認人在政治制度演進的能動作用。但是,他又認為,不可夸大人在政制演進中的作用。人只能適應環境,根據環境所提供的條件來推動政治制度的變革。因而,穩健的制度變革是嚴復的一貫主張。他說,在新舊制度斗爭的“急湍河段”應以疏導為主,“治水之功,當利于疏鑿。”又說:“是故明者慎之。其立事也,如不得已,乃先之以導其機,必忍焉以須其熟。……夫而后有以與時偕達,有以進其群矣。”而引導人們進行穩健的制度變革的歷史重任,在嚴復看來,就落到那些通達事理、智識超群的精英們(所謂明者、能者和圣人)的身上。他們的作用,就是認識國家和社會所處的歷史條件,認清發展的方向,把握時機,穩健地推進本國的政治改革和社會發展。這就是,“能者當事,僅能迎其機而導之耳。”一言以蔽之,嚴復的改革觀是漸進主義的。
對于從事國際政治的人員來說,無政府狀態一詞無疑是國際政治理論的關鍵詞,被置于國際政治學的中心地位。新現實主義的代表人物華爾茲在《國際政治理論》一書中,通過國內與國際的比較,把無政府狀態作為國際體系結構的組成部分來分析國際政治的本質,認為國際政治的其他現象都是從這一特征中派生出來的。新自由主義的領軍人物基歐漢在《霸權之后》一書中,對合作的分析也是從無政府狀態的假設開始的,他要論證的是即使在一個沒有中央權威的自助體系中,各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為體也可在霸權國并不存在的情況下,通過國際制度的安排,仍能夠建立起有效的合作。在阿特和杰維斯主編的《國際政治》這本論文集中,第一部分就從無政府狀態的意義、無政府狀態的擺脫和無政府狀態的緩解三個方面論述了無政府狀態的環境,他們認為,“無政府狀態代表了國際政治環境的持久概念和現象..是國際關系的基本事實,要處理無政府狀態的后果,或者改變它,就必須首先理解它。”2肯尼斯·奧耶(KennethOye)在其主編的《無政府狀態的合作》中,開門見山地指出:“由于沒有中央權威對利益的追求進行限制,國家處于永久的無政府狀態中,并且明確地把無政府狀態作為國際政治的中心條件,書中的作者都是以無政府狀態作為國際政治的中心背景條件來展開對合作的探討”3秦亞青教授對無政府狀態在理性主義學派中的意義作了簡明歸納:“首先是其本體論意義,即無政府性是國際政治的基本事實。既然是事實,就是客觀存在的東西,也就具有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特性。只要國家體系存在,無政府性就是這個體系最顯著的特征。其次是論意義,即無政府性成為國際政治的第一重要假定。既然是假定,就是無需質疑即可以認為屬真的東西;既然是第一,就是最重要的假定。因此,幾乎所有國際關系的理論研究都以這個假定開始。如新現實主義從無政府性開始考慮生存的競爭,新自由主義則從無政府性開始討論為的合作。第三是學科意義。國際政治和國內政治這兩個政治學的基本次領域也是以這個基本假定分解的。這樣,無政府性就具有對國際政治定義的功能。”4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無政府狀態的假設在國際政治理論中的重要地位。它被查爾斯·利普森稱為國際關系的羅塞塔石碑。5無論是新自由主義還是新現實主義都是從這里開始他們的理論演繹。沒有人否認國際體系在某種程度上處于無政府狀態。這也是“新新綜合”的一個方面。但應該注意的是,國際關系理論對無政府狀態并沒有統一的定義。米爾納給我們提供了國際關系理論關于無政府狀態的兩種定義。6第一種定義是指缺少秩序,意味著混亂和無序。即霍布斯所描述的人反對人的狀態。這樣一種定義遭到了國際關系學者的廣泛質疑。英國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布爾則從國際的角度來理解國際體系的秩序,認為無政府狀態并不意味著沒有秩序。在國際社會中,廣泛地存在著各種規則和安排,如對使用武力的一定限制;對契約神圣性的尊重和對財產權保護的某些共同安排。“現代國際體系也是一種國際社會,至少在一定意義上說,國際社會一直是國際體系中起作用的因素之一。”7因而我們不能說無政府狀態就是霍布斯描繪的自然狀態,在《無政府狀態下的合作》一書中,作者們認識到:“國際社會雖然處在一種碎化狀態。但是,無政府狀態的世界政治并不意味著它完全缺少組織。在一些事務領域,存在對各個行為者之間的關系較為細致的安排,即使其它一些領域仍是松散的。”8在新現實主義理論中,雖然認為國際體系處在無政府狀態中,但同樣存在著秩序。這種秩序是和均勢聯系在一起的。均勢以兩種方式為體系提供秩序。一是通過力量的平衡來防止戰爭的發生,二是國家之間反復組織起來的均勢表明,在國際政治動蕩的背后存在著秩序。就像在一個完全自由競爭的市場中,無形之手支配市場一樣,國家的行為總是受國際體系結構的制約。無政府狀態的第二種定義是指缺少政府。這是大多數學者的看法。但由于國際關系學者對政府的理解不同,因而對無政府狀態的認識也存在一定的差異。華爾茲借用韋伯的觀點,把政府定義為擁有合法使用武力的壟斷權:“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的區別,不在于武力的使用,而在于兩者處理暴力的組織方式不同。一個有效力的政府,壟斷了對武力的合法使用。”9英國學派的學者則把政府與確保秩序的制度和而不是與武力聯系起來。馬丁·懷特指出:“無政府狀態具有將國際政治和一般政治相區別的特性。國際政治研究的前提假設是缺少政府體系,正如國內政治研究的前提是存在這樣的體系一樣。但大致的事實是,國內政治中追求權力的斗爭是在法律和制度的框架限制和支配下進行的;而在國際政治中,法律和制度是受追求權力的斗爭限制和支配的。”10奧耶認為國際體系缺少特定的政府功能,沒有一個凌駕于國家之上的中央權威去強制國家實施承諾或協定。這三種關于政府的觀點反映了不同派別的學者對無政府狀態的理解。盡管目前國際關系學界對這三種觀點存在著質疑和爭論,但基本上都同意無政府狀態是指國際關系中缺乏明顯的政府特征。11
新現實主義的華爾茲在《國際政治理論》中從國內和國際二分法的類比角度說明了國內政治體系和國際政治體系的區別,從中推導出無政府狀態的邏輯。主要區別表現在三個方面:121、國內政治體系的組成部分之間是上下級關系,某些部分有權指揮,其它部分要服從。國內體系是集中的和等級制的。國際政治體系的組成部分之間是同等關系。在形式上,每一個國家與其它所有國家都是平等的。國際政治體系是分散的和無政府狀態的。2、在國內,一個政府的武力是在權利和正義的名義下使用的。在國際上,國家則是為了保護自身和自己的利益使用武力。在國內,與權威的各種關系建立起來了。在國際上,產生的只是實力關系。3、國內政治是權威、行政和法律的王國。國際政治是權力、斗爭與和解的領域。國際領域顯然是政治領域。人們描繪出國家領域各種各樣的特征:等級的、縱向的、集中的、異質的、受領導的、由人設計出來的;人們把國際領域描繪為無政府的、橫向的、分散的、同質的、不受領導的和相互適應的。這種區別使國際政治體系成為一個獨立的領域。華爾茲從國際體系結構角度建立起屬于這一領域的理論,即新現實主義或結構現實主義的國際政治理論。按照華爾茲自己的說法,他雖然保留了現實政治的主要內容,但對現實主義有兩項重要修正:1、現實主義把國家的行為視為對權力的至死方休的追求,理性的政治家就是不斷地積累越來越多的權力。而新現實主義認為,權力是一種可能有用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在重要關頭,國家最終所關心的并不是權力,而是安全。2、現實主義把因果關系看成是單向的,即主要從處于相互作用的個人和國家的單位(unit)層次上尋找原因,而新現實主義認為國家行為的后果是雙向產生的,既有單位層次的原因,也有結構層次的原因。而且結構層次的因素是單位層次因素發生作用的背景。國際體系的基本結構特征是無政府狀態,即不存在合法的集中控制力量。這種特征決定了國家必須時刻關心自己的生存與安全。而由于在國家之上沒有一個權威機構來保障自己的安全,所以在一個現實威脅隨處可見的世界中,國家不得不靠自身的力量來維護自己的安全。無政府狀態決定了國際體系是一個自助體系。在這種體系中,國家之間不可避免地出現安全困境,一方聊以的源泉成為另一方為之憂慮的根源。國家不得不在對外政策中推行權力政治,以確保自己的安全。因此華爾茲從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推導出來的唯一邏輯就是自助,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權力政治。二、建構主義對無政府狀態的再認識
自從華爾茲以簡約的方式建立起國際大廈后,在大約10年的時間里,這一理論雖然受到了不同的批評,但其核心假設和基本命題并沒有撼動,依然處于霸主地位。13但隨著冷戰的結束和國際政治理論的新思維的產生,主流理論的根基開始動搖。以溫特為代表的建構主義對無政府狀態的邏輯命題提出了大膽的質疑,要超越無政府的難題。14他認為無政府狀態并不一定只有一種特性:自助,而是存在自助和他助兩種特性。體系的性質到底是他助還是自助取決于體系中的行動者的身份。身份不同,體系的特性也不一樣。如果體系的成員之間是敵人,那么,行為體的存在和安全就會成為最重要的。彼此之間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拯救自己。在這種情形下,體系的無政府狀態才表現為自助的性質。但是如果體系的成員之間是朋友,行為體就不會擔心對方對自己的安全造成威脅,反而會形成一種安全共同體。在這種情形下,體系的無政府狀態則表現為助他性。因此,在溫特看來,根本就不存在所謂的無政府邏輯。15國家的身份并不像華爾茲所假定的那樣,在互動之前,在形成國家體系之前就是考慮自我的,是追求自我利益的行為體。恰恰相反,國家的利己性并不是它的天生特征,而是在一種相互關系中產生的,由相對于他者的特殊身份建構而成的特征。盡管國家易于接受利己的身份,但是國家并非天生具有這種身份。國家的身份是在國家互動的過程中確立的。在互動的實踐過程中,行為體通過文化選擇的方式建立起主體間性的意義。不同的主體間性的意義造就了不同的體系特性。自助并不是無政府狀態的邏輯特性,而是一種制度,只是無政府狀態下國家認同結構中的一種而已。所以,國家體系的特性與無政府狀態沒有關系,換言之,從無政府狀態中并不能推導國際體系的特性就是自助。“無政府狀態是一個空的容器,沒有內在的意義。使無政府狀態產生意義的是居于其中的人以及他們之間的關系結構。”16如果我們接受了國際體系的特性既可以是自助也可是他助,無政府狀態并不一定導致自助的觀點,那么,國家和國家的關系就不一定陷入到安全的困境中。這樣,國家的行為并不一定就是不斷地追求權力政治。也就是說,華爾茲的權力政治是由無政府狀態決定的論點是有問題的。權力政治并不是賦予的,無法改變的行為。如果國際體系是自助的體系,那么,國家的對外行為就是追求權力政治,以確保自己的生存。如果國際體系是他助的體系,那么,國家的對外行為并不是權力政治的行為,不僅不會陷入安全兩難中,反而,還可以建立安全共同體。因此,權力政治是建構的產物,而不是國家行為的構成特征。溫特以第一次相遇的假定展示了權力政治的社會建構。假定自我和他者是兩個行為體,以前不存在互動的經歷,如果第一次相遇,是否像新現實主義所認為的那樣,對方是對自己的威脅,會發起對自己的攻擊。溫特認為并非如此。我們可能會保持高度警覺,但我們是發動攻擊還是保持警覺取決于對對方意圖的理解。如果他者發出的信號是威脅性的,自我經過接收,解讀和賦予意義后,也被理解為威脅,那么,威脅感就會產生;如果自我采取一種針對他者的威脅行為,那么,行為體通過不斷地再現他者和自我的威脅感,就會形成一個相對穩定的形式。這樣,安全困境就會孕育而生,并不斷地加以強化和依賴,權力政治就成為國家對外政策的出發點。如果他者發出的信號是友好的,自我經過認知的加工過程后,也把他者發出的信號理解為友好,那么,他者和自我對情景的定義就是友好的,而不是威脅。因此,第一次相遇并一定造就出一個安全的困境。他者和自我通過發出信號,解釋和反饋的過程完成了一次社會行為,并開始創立主體間性意義的過程。主體間性的意義賦予了行動者身份和利益。通過這種實踐活動,行動者在無政府狀態中,既可成為朋友,亦可成為敵人。因此權力政治是在行動者的實踐活動中建構起來的。
這樣,溫特就通過對華爾茲的無政府狀態的解構,破除了新現實主義所謂的無政府狀態的邏輯:自助和權力政治。“無政府狀態并不像現實主義所描述的那樣,它本身根本沒有什么邏輯可言;一切都要取決于國家之間共有的觀念結構。無政府狀態是國家造就的。”17沒有國家的實踐活動,就沒有國際結構,也就沒有無政府狀態的邏輯。自助和權力政治雖然在國際體系中不斷地表現出來,但它不是無政府狀態的必然結果,不是其內在的構成特性,而是行動者在互動的過程中建構起來的。因此,從無政府狀態中不能推導出自助和權力政治的體系特性。無政府狀態不過是一種形式,國家的鮮活互動創造了豐富的。從無政府狀態演繹出來的并非只有一種邏輯,而是存在多種邏輯。自助和權力政治只是其中的一種。溫特為我們刻畫了三種理想類型的無政府狀態,或者說三種無政府文化,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邏輯。所謂文化就是社會共有知識。社會共有知識是個體之間共同的和相互關聯的知識。共有是指社會意義上的共有。共有可以是合作性質的,也可以是沖突性質的。互為敵人和互為朋友同樣是文化事實。18文化形式的一個關鍵方面是角色結構,即共有觀念是指這些觀念的行為體所具有的主置格局。無政府狀態的核心不過是一種主置。主置是由自我和他者的再現建構的,這種再現是對自我和他者作為以某些方式聯系在一起的特別類型施動者的再現,它又建構了獨特文化體系的邏輯和再造條件。角色結構不同,無政府狀態的文化也不一樣。在溫特看來,國際體系中存在三種角色結構:敵人、對手和朋友。敵人角色結構建構了霍布斯文化,對手角色結構建構了洛克文化,朋友角色結構建構了康德文化。無政府體系的結構和趨勢取決于三種角色中哪一種在體系中占主導地位。不同的無政府文化有不同的邏輯。
無政府狀態的霍布斯文化是敵人角色結構。它的核心內容是敵意。國家的相互角色定位是敵人。19敵人是由對他者的再現建構的,這種再現把他者表現為具有如下特征的行為體:1、不承認自我作為獨立的行為體存在的權利;2、不會自愿限制對自我使用暴力的程度。敵人的角色結構使國家的對外政策姿態和行為表現出以下的含義:1、國家往往會采取強烈的改變現狀的方式來對待敵人,即試圖摧毀或制服敵人。這并意味著國家的利益在于改變現狀。一個國家的利益可能是維持現狀,但是敵人的威脅可能迫使國家根據“不是殺人就是被殺”的原則,采取看起來好象是強烈的改變現狀的行為。2、決策往往在很大程度上不考慮未來前景,向最壞處做準備。3、相對軍事實力至關重要,實力是生存的關鍵因素。因為敵人一旦有著取勝的實力,就會發動進攻。要想和平,就需要準備戰爭。4、如果真正爆發戰爭,國家就會以敵人的方式來進行戰爭,就會無限制的使用暴力。如果戰爭沒有爆發,但是迫在眉睫,國家必須準備先發制人,尤其是當進攻性技術處于領先地位的情況下,這樣,可以避免敵人通過第一次打擊取得決定性的優勢。霍布斯無政府狀態的邏輯是“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在這種戰爭中,行為體的行為原則是不顧一切地保全生命。國際體系是真正的自助體系。在這種體系中,行為體不能求助于其它行為體,甚至不能采取最小的自我克制。生存完全依賴自己的力量。國家間的安全是一種高度競爭的零和游戲。在霍布斯的無政府文化中,產生了四種宏觀層次模式或趨勢。1、常年不斷的無限戰爭。這不是說國家總是處于戰爭狀態,而是說只要國家之間的相互集體再現是霍布斯式的,戰爭就會“在任何時候都可能發生”。2、消滅不適應的行為體。3、國家一旦強大到不至于被消滅的地步,就會制衡相互的權力。4、趨于把所有體系的成員全部拖入戰爭狀態,使中立和不結盟十分困難。霍布斯無政府狀態邏輯作為一種理想類型刻畫了一段國際關系的特征。第二種理想類型的文化是洛克文化。20洛克文化的角色結構是競爭,不是敵對。競爭對手像敵人一樣是通過對自我和他者涉及暴力行為的再現而建構的。但是,這樣的再現卻不像敵人角色的再現那樣具有威脅意義。競爭對手不像敵人,他們有相互行為的基礎,即對的承認,而不是消滅對方。但這種基礎并不排除使用暴力解決爭端。如果體系的角色結構是競爭對手,國家的對外政策行為至少有四種意義:1、無論國家之間有什么沖突,但作為一種國家共同享有的制度得到了普遍的遵守和維持。即國家不會試圖奪取相互的生命和自由。2、的存在使得安全變得不那么緊迫,絕對收益成為國家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當然這并不是說國家就不擔心安全問題,但這種擔心已經大為減弱。3、軍事實力的作用下降。雖然武力在解決爭端中仍發揮重要作用,但這種力量對對手和對敵人的意義是不同的。軍事實力不再主宰一切政策。4、如果爭端真正導致戰爭,競爭對手會限制自己的暴力行為,不以消滅對方為目的。戰爭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圍內。在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中,這樣的限制表現為在正義戰爭理論和文明標準之中。這一體系界定了國家相互使用暴力的條件和程度。洛克文化的邏輯是生存和允許生存。在溫特看來,華爾茲所描述的無政府狀態實際上是一種洛克體系,而不是霍布斯體系。因為他對市場的借鑒,對均勢的強調,對國家低死亡率的認識,對國家尋求安全而不是尋求權力的假定等都是與一種相對自我約束性質的洛克文化聯系在一起。
康德文化則由朋友的角色結構決定,核心內容是友誼。21在這種角色結構中,國家期望相互遵守兩條基本規則:1、不使用戰爭和戰爭威脅方式解決爭端(非暴力規則);2、如果任何一方的安全受到第三方威脅,雙方將共同作戰(互助規則)。友誼的兩條規則產生康德文化的邏輯:大家為我,我為大家。多元安全共同體和集體安全就反映了這種邏輯。在多元安全共同體中(一種諸國家組成的體系),國家所持有的相互和平的共有知識使得戰爭不再被認為是解決爭端的合法手段,而是用其他的方式來解決爭端。雖然不能保證在共同體中不發生沖突,但是一旦發生沖突,成員會以談判、仲裁或訴諸等方式解決,即使戰爭的代價不大的時候也是如此。武力不是實現目的的合法手段。因此,軍事力量在安全共同體中所具有的意義與在競爭狀態下不同。對于競爭對手之間的爭端,軍事力量是決定結果的重要因素,對于朋友之間的沖突,其他種類的權力(如話語、制度、)則可以成為更加重要的因素。在集體安全體系中,互助原則是其安全的基礎。當一個體系成員的安全由于侵略而受到威脅,其他體系的成員應該幫助這個成員,即使是他們自己的安全沒有受到威脅也要這樣做。集體安全和結盟不一樣,在表面上看來,它們都是以軍事力量來維護成員的安全,而實際上,兩者具有質的不同。在結盟關系中,國家從事集體行動是因為結盟中的國家自身都感受到了同樣的威脅,他們之間的合作是出于利己目的,一旦威脅不復存在,結盟就隨之解體。因此,結盟的動力來自外部的威脅之劍。集體安全不是與具體的威脅或具體的時間聯系在一起。成員之間的互助是因為他們認同自己屬于同一個安全單位,是一個團隊,與外在的壓力(如威脅)沒有多大關系。這樣,軍事力量對集體安全的成員與對結盟的成員是不一樣的。在結盟關系中,成員知道,一旦結盟瓦解,盟友的軍事力量反過來就會成為打擊自己的力量。在集體安全體系中,一國的軍事實力不僅不是對自己的潛在威脅,還是自己的安全財富。在這里個體與集體融為一體,自助也是他助。
三、對結構變化的再解讀
當建構主義把無政府狀態理解為文化,是國家建構的時候,它所理解的結構變化就與新現實主義的結構變化大不相同。在新現實主義的結構中,主要由三個方面的因素組成:單元(國家)的排列原則、單元特征和權力分配。排列原則指結構中的因素是處于平等地位還是處于等級地位。在當今的國際體系中,國家具有平等的地位,因而其排列原則是無政府狀態;單元特性是指體系中的成員所具有的功能。在國家體系中,國家在功能上是相同的,即維護國內秩序和對外防御,國家的差異只是力量的不同,而不是功能的區別。權力分配是指物質力量在體系內的集中程度,即極的多寡。在這三個因素中,只要其中一個發生變化,體系的結構就發生變化。不過,新現實主義認為,無政府狀態是一個常量,這是國際的基本特征。單元的功能是相同的,可以不考慮。因此,只有權力分配這個變量了國際體系結構的變化。雖然權力分配是單元層次特征的集合,但它是結構體系的特性,其作用不可能還原為單位層次。至于與物質實力無關的其他國家特征如國家之間的關系是敵對還是友好都被排除在結構之外。因此,華爾茲的結構是權力分配,結構的變化是權力分配的變化,從一種權力分配形式轉變為另一種權力分配形式,即極的變化。國際體系往往是由一個在物質上屬于霸權國的大國所主導,大國的興衰決定了國際體系的演變。溫特認為,華爾茲的結構是一種結構物質主義理論。他定義的國際結構實際上恰恰不是國際結構。國際結構不是物質現象,而是觀念現象。國際體系的結構不是物質力量的分配而是知識的分配,是一種文化。因而,建構主義的國際體系結構的變化是指文化的變化或無政府狀態的變化,即行動者通過實踐活動創造出新的文化,從霍布斯的文化向洛克文化的轉變,從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的轉變。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建構主義的結構變化是可能的,但并不意味著其變化是容易的,因為文化是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具有自加強的作用。一旦一種文化形成,行動者的身份就會被不斷的再現,從而使國際體系的結構被再生產出來。“國家越是像現實主義那樣思維,利己主義及其在體系層面的連帶結果——自助——就越會成為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22
因此,雖然建構主義和新現實主義都涉及到結構變化,但其內涵是不同的。新現實主義展示的結構變化是單元物質力量的分配變化,而國際的無政府狀態和國家的性質不會發生變化,國際政治的自質也就保持不變。沖突和戰爭是國際社會的固有現象和組成部分。建構主義呈現的結構變化是觀念分配的變化。雖然國際體系的無政府狀態在繼續,但每一次變化都使國際社會發生質的變化,使其更容易采取集體行動。國家不斷地使無政府狀態具有新的。無政府狀態和國家的性質在實踐活動中可以發生改變。物質力量變化的意義取決于國家處在何種文化狀態之中。這種對結構變化認識的差異使得建構主義認為的結構變化如封建體系到國家體系的轉化,冷戰的結束和歐洲聯盟的產生等在新現實主義看來都不是體系結構的變化,因為它們要么沒有改變權力分配狀況,要么沒有超越無政府狀態。建構主義和新現實主義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差異,源于對國際體系的本體論的理解。本體論指身份和利益是被看做需要社會因素支承的進程,還是被看做在某種意義上置身于社會時空范疇之外的固定客體。23新現實主義認為,行動者的身份和認同是不變的,與國家互動進程無關,由于新現實主義把行動者的互動層次看成單位層次,而不屬于國際體系的結構,因而國家的身份和利益被排除在結構之外,即外生于體系的結構。因此,結構對行動者的作用只是約束它的行為,而不是改變它的身份。結構一旦從行動者中脫離出來,就成為凌駕于行動者之上的力量,行動者不過是結構的木偶。所以,不管力量分配如何變化,行動者的自利性質不會變化。新現實主義的這種結構-行動觀類似于涂爾干的功能主義的觀點。24華爾茲的結構與行動者之間是一種因果關系,即從結構推導出行動者的行為。建構主義認為行動不斷地造就和再造自我和他者的概念,行動者的身份和利益不是外生于體系的過程之外,而是由體系的過程所支承。行動者的互動過程也是體系結構層次的內容(微觀結構),而不是屬于單元層次。當行動者的身份和利益在互動進程中發生變化的時候,宏觀上的結構(文化)就會產生變化,因為,結構變化是附著于身份變化。結構和行動者之間的關系就不只是結構對行動者的約束,而且還有使動的一面,即行動者和結構是相互建構的。這種結構-行動者觀點的社會學來源是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
加強和改進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促進大學生全面和諧發展,是建設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進程中,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應如何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本文就此談幾點粗淺的認識。
一、加強和改進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須樹立和諧工作理念
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要與時俱進,緊跟時展的新潮流、新趨勢,堅持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工作理念,不斷提高針對性、實效性、吸引力和感染力。
1、樹立“以人為本”的理念
以人為本,對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來說,就是“以學生為本”,即從大學生的實際出發,貼近學生、依靠他們、相信他們,滿足大學生成長發展的需要和大學生不同層次的精神需要,尊重大學生的人格和價值,幫助大學生尤其是困難大學生解決實際問題,塑造大學生的陽光心理,發揮大學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作用,形成學校教育和自我教育的合力,從而把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到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個更高的層次上。
一是要把大學生作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體。大學生不僅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對象,也應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體;不僅是受教育者,也應是參與教育,體現教育價值、教育質量的主體。他們觀念新穎、思想活躍、富有創新精神;同時他們又具有較強的自我意識和主體意識,渴望自我價值的實現,渴望受到他人的尊重。因此,落實以學生為本,就要充分尊重大學生在教育過程中的主體地位,尊重他們的認知方式和表達方式,盡力消除因我們自身傳統的標準尺度衡量而產生的“想不通”、“看不慣”的思維定勢,進而橫加指責和排斥,要在平等互動、真誠交流中激發和引導,不斷推動思想政治教育向廣度和深度發展。
二是要把促進大學生個性全面和諧發展作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標。以“人”為本的落腳點在“人”,歸根到底是為了人的全面和諧發展。我們強調“德智體美,德育為先”,德育的出發點不是禁錮人,而是要構建學生共同的精神支柱,全面提升學生的知識、能力等綜合素質,促進學生全面而自由地和諧發展。我們的思想教育要著眼于大學生的全面發展,在培養適應社會要求所必需的各種基本素質的同時,根據自身潛能、興趣、愛好、特長等因素培養出具有鮮活個性的多樣化人才,使每一位大學生的潛能充分發揮,特長充分展現,都能做到個性的全面和諧發展。
2、樹立“誠信”的理念
誠信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主要特征,是中國人最基本的道德規范之一,現代誠信制度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支柱。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應將誠信教育作為大學生思想品德的重要內容,納入到課堂教學中,使大學生做人做事都要重誠信,講信譽,樹立以誠實為榮,虛假為恥的觀念,這樣才能在社會生活中立于不敗之地,這也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
3、樹立“公平、正義、寬容”的理念
公平和正義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礎,只有堅持公平和正義,才能確定社會生活的主流信念和合理、和諧、規范的人際關系,從而形成講誠信、講道德、講法制、講秩序的行為規范,這樣的社會環境有利于人人想干事、人人能干事、人人能干成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要積極倡導公平、正義、寬容的社會理念,鼓勵大學生進行自我教育,實行公平原則下的目標激勵,以調動他們學習的積極性。
4、樹立全員育人、環境育人、實踐育人的理念
構建和諧校園是構建和諧社會重要組成部分,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礎性工程。高校教育工作者必須堅持以育人為己任,以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為主線,教書育人、管理育人、服務育人、環境育人,引導、促進全體學生全面發展、健康成長。
二、加強和改進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須構建和諧的教育目標
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要始終圍繞培養社會主義合格建設者和接班人為主線,抓住提高大學生的綜合素質和核心競爭力兩個根本,通過經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系列化的主題教育活動、品牌式的素質教育工程三種途徑,在落實德育與智育、教育與管理、教育與服務、教育與活動四項結合的過程中,統籌規劃教育內容、積極拓展教育載體、精心培育教育品牌、著力增強教育效果。
1、要把深入細致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豐富多彩的系列主題教育活動結合起來
以“三觀”(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三義”(社會主義、愛國主義、集體主義)、“三德”(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傳統美德)、“三心”(事業心、責任心、自信心)、“三風”(校風、教風、學風)、“三自”(自尊、自強、自律)、“三創”(創優、創新、創業)、“三成”(成人、成才、成功)等系列教育內容為主導、為主線,精心規劃從新生進校到畢業離校全過程、全方位的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目標體系,以思想道德建設和學風教育為重點,始終把經常性的思想教育工作和系列主題教育活動結合起來,并貫穿到學生培養的全過程,努力培育學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特色和品牌。
2、明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目標
一是要大力弘揚以理想信念教育為核心的社會主義主旋律,解決學生新形勢下在“信仰”、“信念”等方面存在的深層次思想問題。二是要加強思想道德教育,教育學生學會做人,建立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社會主義思想道德體系,教育學生在學校做個好學生,在家庭做個好孩子,在社會做個好公民。三是要培養學生的科學、創新精神,開展科學知識、科學思想和科學方法教育,培養學生尊重科學、勇于創新精神。四是要切實加強學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優化心理品質,塑造健全人格,增強調控自我、承受挫折、適應環境的能力,促進學生個性的和諧發展。
三、加強和改進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須構建和諧的工作體系
1、完善領導體制和運行機制
健全和完善黨委統一領導、黨政齊抓共管、專兼職隊伍相結合、全校緊密配合,學生自我教育的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按照“工作聯建、教育聯抓、活動聯辦、管理聯動、服務聯創”的要求,形成教(用思想教育武裝塑造)、管(用制度管理規范行為)、導(用政策輿論引導激勵)、育(用環境氛圍熏陶培育)四位一體的工作運行機制。
2、完善服務機制
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應以解決學生問題為根本出發點,建立和諧的服務機制。一是健全和完善貧困生資助機制。二是健全和完善心理和諧教育機制。建設心理咨詢中心,開設心理健康課程,通過心理健康知識宣講、測試普查、咨詢等形式,及時發現并解決學生因生活、學習、情感等發生的問題,促使個體心理品質健康、均衡、調和、發展。三是健全和完善畢業生就業指導機制。成立大學生就業指導中心,開設就業指導課,加強就業信息網絡建設,拓展學生的就業渠道,開展創業活動和職業生涯設計,將大學生就業教育工作貫穿學習的各個環節。
3、完善保障機制
構建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和諧工作體系必須健全和完善保障機制。一是規章制度保障。建立健全與大學生成長成才需要相適應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的制度體系,使思想政治工作做到規范化、制度化,保證思想政治工作體系中的各責任單元都能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職責,協調一致地完成思想政治工作任務。二是經費及物質保障。要合理確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面的經費投入,確保各項工作順利開展。要為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必要的場所與設備,不斷改善條件,優化手段。
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項輻射力和影響力深遠的系統工程,我們應站在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高度,遵循社會規律、遵循教育規律、遵循人的成長規律,給予大學生思想政治育更多的重視和關注,擔負起更多的責任,為培養全面發的社會主義事業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貢獻力量。
【參考文獻】
二、新形勢下加強醫院職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幾點建議
(一)樹立醫者“救死扶傷”天職思想。
1.全心全意為職工熱忱服務。
醫院首先是公益性的,然后才是盈利。要提高醫院職工的思想政治素質,醫院的教育工作必須創新,必須貫徹以人為本的方針,充分體現醫院的“公益性”,讓廣大職工真正救死扶傷,不求回報。醫院要把調動廣大醫護工作者的積極性作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醫院要利用各種資源,保障廣大職工的基本權益,多做職工的思想工作,多了解職工的需求困難,并加以解決,消除職工的后顧之憂,充分調動職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這就需要醫院各級領導,特別是從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設身處地的站在職工的角度,要把以人為本的觀念牢固記在心中,認真細致的觀察事物主動熱情地關心醫院的每一個職工干方百計地為職工辦實事、辦好事、解難事,使每個職工處于最佳的工作狀態。
2.堅定信心扎扎實實為職工排憂解難。
我們信仰的認為人們為之奮斗的一切都與他們的利益有關。這個理論自然適應當前形勢下的醫院。醫院職工自然也離不了利益。如何處理利益與職責的關系,就需要我們醫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同志進行平衡。這就需要我們善于聽取廣大職工的心聲,尤其處在基層的職工的聲音,了解廣大職工的需求,及時發現職工遇到的問題與難題,并依靠醫院資源加以解決,讓廣大職工真正把醫院當成自己的家,當成自己工作和生活的靠山,真正體會到組織的關懷,在溫暖和煦的氣氛中促進人的精神世界的升華,從而提高廣大醫院職工的思想政治教育水平。
(二)改進和創新工作內容捉進思想政治工作的針對性。
1.深入基層重心下移。
我們必須面對的是大多數醫院職工處在社會的最基層,大多醫務人員分布在科室工作,絕大多數醫務人員都工作在臨床一線,基層的思想政治工作做的如何,關乎思想政治大局。這就要求我們醫院職工的思想政治工作重中之重要深入到基層,把醫院的醫護質量、技術、技能、各項管理水平、工作機制轉換等工作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機結合起來形成綜合效應,從而提高醫院整體的服務水平,更好的為廣大人民服務。
2.圍繞中心服務大局。
任何工作都有它的目的性,而醫院職工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目的就是提高醫院的整體水平。這一切都是圍繞醫院的中心工作的,只有完全服務于中心工作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醫療衛生服務工作是醫院的中心工作,因此我們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要適應中心工作的需要,并不斷的跟隨改革的步伐,不斷的創新工作方法,改善工作步驟,提高服務水平,做好醫院職工的教育轉化和引導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