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電影文化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中國的電影翻譯事業已走過了五十多年輝煌的歷程。在這半個世紀中,電影翻譯工作者給廣大觀眾奉獻出了許多優秀的譯制片,觀眾從這些優秀的譯制片中不僅領略、了解到了異國的風土人情,同時也感受到了語言給人帶來的無窮魅力。許多優秀譯制片中的精彩對白已成為中國觀眾爭相傳誦的佳句。如“面包會有的,一切都會有的”。(前蘇聯影片《列寧在一九一八》)曾鼓舞了幾代身處逆境中的中國觀眾。由此可見,電影作為大眾傳媒,其社會效應是無可估量的。然而,在學術領域內,由于受世俗偏見的影響,電影翻譯研究卻頗受冷落,翻譯研究人員似乎“完全把這一領域給忽略了。”[1](P99)為此,我國著名影視翻譯界學者錢紹昌教授撰文指出:“翻譯界對影視翻譯的重視遠不如文學翻譯。”而這“與影視翻譯的社會作用不相稱。這一現象亟應引起翻譯界的注意。”[2](P61)鑒于此,本文擬從語言的角度來探討電影翻譯中文化意象的重構、修潤與轉換。
一、語言與文化意象
語言(Language)不僅是人類思想感情表達與交流的工具,而且是文化的組成部分,是文化的載體。語言能真切地反映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生態地域、政治經濟、物質文化、、風俗習慣等。不同的語言決定了不同民族的不同思維方式,行為方式以及語言表達方式。語言在有聲電影中是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因為聲畫同步的視聽藝術手段能最大程度地模擬現實,創造出酷似“真實”的藝術時空。如中國觀眾非常熟悉的《簡愛》、《王子復仇記》、《葉塞尼亞》等優秀譯制片中那玲瓏別致、清晰明亮、頗具異國風情的語言,逼真、自然、隨意,充滿了生活氣息。因而這些精彩的對白、片段令人百聽不厭,久久不能忘懷,它們留給觀眾余韻不盡的美的享受。文化意象(Cultureimage)是“一種文化符號,它具有了相對固定的獨特的文化含義,有的還帶有豐富的意義,深遠的聯想,人們只要一提到它們,彼此間立刻心領神會,很容易達到思想溝通。”[3](P184)物象(Physicalimage)與寓意(Connotation)是意象(Image)的兩個重要的組成部分。物象是信息意義的載體,是形成意象的客觀事實;寓意是物象在一定語言文化環境中的引伸意義。意象的功能即能在不同的語境中,“以具體來表現抽象,以已知或易知來啟迪未知或難知。”[4](P137)如宋代大詩人蘇軾在其著名的“前赤壁賦”中用蜉蝣這種朝生暮死的小昆蟲來比喻人生的短暫,人很渺小:“寄蜉蝣于天地,渺滄海之一粟。”[5](P509)英語諺語Itisthelaststrawthatbreaksthecamel’sback.[6](P1578)意為“駱駝負載過重時,再加上一根稻草也會把它壓死。”諺語中意象詞語thelaststraw“最后一根稻草”,生動形象地寓意為“某事或某物使人到了忍無可忍的極點。”
二、重構文化意象
譯制片又稱翻譯片,顧名思義,一些國外優秀的影片必須通過翻譯方能為中國觀眾所接受。電影翻譯與其它文學作品翻譯具有共同性,即用形象化的語言來表達形象思維中高超的藝術意境。但電影翻譯又有區別于其它翻譯的特殊性,即其譯文要做到能見之于文,形之于聲,達之于觀眾。著名翻譯家Nida指出:“語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任何文本的意義都直接或是間接地反映一個相應的文化,詞語意義最終也只能在其相應的文化中找到。”“文化的不同幾乎很自然地體現在語言上的不相同。”[7](P28)
漢語、英語分屬兩大不同的語系。漢語是象形文字而英語是一種字母文字。要在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語際間進行成功切換,這對電影翻譯工作者來說不是件易事。但研究表明老一代電影翻譯工作者不僅給觀眾留下了許多耐人尋味的優秀譯制片,同時也給電影翻譯研究留下了不少值得研究的課題。筆者80年代初第一次在電視上看到英國電影RedShoes播放時被譯成“紅舞鞋”,覺得也無可厚非。此片主要講述了英國一名芭蕾演員面對愛情與事業而不能作出正確抉擇,最終走向斷崖的凄惋的故事。盡管“紅舞鞋”正確無誤地譯出了英文的原意,也緊扣劇情,但直譯的平鋪直敘,沒有更深的寓意。觀眾如果光看片名,確實難以激起任何聯想的波瀾。80年代后期,在一次外國優秀影片巡回展的大幅廣告上RedShoes這部英國影片片名被譯成了“紅菱艷”,細細品味“紅菱艷”這一譯文,譯者把那雙纖巧的紅舞鞋比作了中國觀眾婦孺皆知的紅菱。它寓意紅菱雖生長于濁水污泥,卻嬌艷迷人,特別是那兩只彎彎的紅菱角,猶如中國古代女子的三寸金蓮,三寸金蓮雖然小巧,但凝聚了多少女子的血淚,有的甚至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因此“紅菱艷”這一片名隱含穿著如紅菱般舞鞋的艷麗卻薄命。
譯者把這一極具中國文化特色的文化意象“紅菱”注入其翻譯中,從而成功地重構了一幅為廣大中國觀眾所熟悉、能會意、肯接受的嶄新的文化意象。文化意象重構(ReconstructionofCultureImage)這一巧奪天工的翻譯手法在電影翻譯中隨處可見。如美國電影WaterlooBridge這一片名原意為“滑鐵盧橋”。眾所周知,1817年英國在泰晤士河上出資建造了滑鐵盧橋,以此來紀念威靈頓公爵指揮英國軍隊打敗拿破侖而取得的滑鐵盧戰役的勝利。如果依據英文直譯成“滑鐵盧橋”,乍一看,觀眾定會認為這是部與拿破侖打仗有關的戰爭片或介紹與該橋建筑有關的紀錄片。但看過此片的觀眾都知道這是一部感人至深的愛情片。
影片描繪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年輕漂亮的女演員瑪拉在滑鐵盧橋上結識了青年軍官羅依,并成了戀人。而后,瑪拉獲悉羅依戰死疆場,痛不欲生,為了生存淪落為妓。當羅依奇跡般地出現時,她無法面對現實,為了愛情和名譽,她再次來到與羅依初戀的地方,喪生在車輪滾滾的滑鐵盧大橋上。
在中國幾千年的文化史中,有著許多與之相仿的神話傳說。如牛郎織女的“鵲橋相會”,陜西省藍田縣一年一度的“藍橋相會”等。而“藍橋相會”的傳說與WaterlooBridge故事情節有著許多異曲同工之處。所以譯者把原名“滑鐵盧橋”譯成了“魂斷藍橋”,這樣做不僅避開了中國觀眾由于地城文化差異、歷史背景知識缺乏而引起的迷域;而且“藍橋”這一隱含中國文化的意象能使觀眾一看到片名即刻領悟到這是部關于愛情的電影。電影翻譯中文化意象重構的意義在于它能及時有效地達到使譯文與觀眾勾通,使觀眾心領神會的效果,由此來吸引廣大的影迷,創造譯制片票房紀錄的新高。仔細認真研究電影翻譯中文化意象重構這樣的翻譯手法會不時令人拍案稱奇。
三、文化意象的修潤
由于中外觀眾知識面及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著巨大的差異,電影翻譯工作者應盡可能地幫助觀眾去理解那些與一個民族的歷史、地域文化、宗教習俗等有著密切相關的語言現象。電影翻譯中如果對某些特定文化意象不作任何修潤(ModificationofCulturalImage)處理,就事論事直譯,會造成這一文化意象的缺損,文化涵義支離破碎。英國電影《魂斷藍橋》[8]一開始,有這樣一段畫外音:Announceer’sVoice:At11:15thismorning,thePrimeMinisteer,speakingtothenationfromNumbeerTenDowningStreet,announcedthatGreatBritainisatwarwithGermany.
廣播員的聲音:今天上午11點15分,首相在唐寧街10號向全國發表了講話,宣布英國與德國處于交戰狀態。
應該指出此例忠實地譯出了原文的字面層意義。但對“唐寧街10號”這一隱含文化意象地名不作些補充說明的話,相信絕大多數中國普通觀眾會茫然不知其所云。其一、觀眾不知道這個“唐寧街10號”在什么地方?其二、他們更不知道廣播員在這里特地提及這個地名有何特別的寓意?為了使電影譯文能在有限的時間內達之于廣大觀眾。譯者宜對上述譯文作恰如其分的增補修潤,如:
今天上午11點15分,首相在唐寧街10號———英國首相府邸向全國發表了講話,宣布英國與德國處于交戰狀態。
通過增補“英國首相府邸”,觀眾這才真正認識到了“唐寧街10號”的“廬山真面目”。至此,“唐寧街10號”所隱含的意象立體地展現在觀眾的面前,觀眾才真正懂得具有典型地起域文化地名“唐寧街10號”的全部文化內涵。又如:
Peter:Oh,this?Well,IlikeprivacywhenIretire.Yes,I’mverydelicateinthatrespect.Pryingeyeeeesannoyme.BeholdthewallsofJerichho!Err,maybenotaaasthickaastheonesthatJoshuablewdownwithhistrumpet.Ijustshowyoumyheart’sintherightplace,I’llgiveyoumybestpairofpajamas.DoyoumindjoiningtheIsraelites?
彼得:這個嗎?我休息的時候不想被別人干擾,在那方面我很敏感,不想被別人偷看。你看這耶利哥城墻,比不上約書亞用號角吹倒的墻厚,卻比它安全多了。你看,我沒有號角,為了表示我的公正無私,我把我那套最好的睡衣交給你用吧。你不想做以色列人嗎?
此例選自英國電影《一夜風流》[9]。這段對白譯文非常具有代表性,因為在這段譯文中出現了“耶利哥城墻,約書亞,以色列人”這三個與《圣經》歷史故事有關的詞語。眾所周知,東方盛行佛教,尤其是在中國,中國觀眾對佛教還可略知一二,而對西方文化,特別是西方宗教歷史文化就知之甚少了。因而在影片切換的瞬間讓中國觀眾把上述三者的關系聯系起來是件難事,他們會搞不懂這“耶利哥城墻”、“約書亞”、“以色列人”之間究竟是什么關系。直譯用于上述譯文中不僅令中國觀眾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同時也失去了電影翻譯的真正意義。
為使中國觀眾明白這三個詞語間的關系,使原文中所涉及的那些特殊文化意象豐滿起來,譯者應在電影翻譯過程中對這段文字作如下潤色:
彼得:這個嗎?我休息的時候不想被別人干擾,在那方面我很敏感,不想被別人偷看。你看這像《圣經》中的耶利哥城墻,雖比不上《圣經》里以色列人的軍長約書亞用號角吹倒的墻厚,卻比它安全多了。你看,我沒有號角,為了表示我的公正無私,我把我那套最好的睡衣交給你用吧。你不想做以色列人嗎?
由于對“耶利哥城墻”、“約書亞”、“以色列人”這些出自《圣經》故事的詞語增補了必要的文化涵義修潤詞后,觀眾不僅了解了這些“典故”的出處,同時在上下語境中也弄明白了最后一個詞語“以色列人”的特定意指。修潤增強了語言文字在語境中的透明度;增強了文化意象在觀眾認識理解中的清晰度。
四、文化意象的轉換
語言學家認為世界上各族人看到的同一客觀現象,不同的民族語言會給它“刷上不同的顏色”。緣于此,文化意象的錯位(NonequivalenceofCultureImage)會具體表現為作為喻體的文化意象上的差異。換言之,在一種文化傳統中一個具有正面寓意的美好文化意象在另一種文化里卻成了反面寓意的丑陋文化意象。如英國電影《呼嘯山莊》[10]中有這樣一個片斷:
Isabella:It’sabrother’sduty,dearEdgaar,tointroducehissisteertosomeothertypethanfopsandpaleyoungpoets.
Edgar:Oh,youwantadragon?
Isabella:Yes,Ido.Withafierymustache.
1中國武俠電影的文化內涵
1.1中國武俠電影的“載道說”
中國文化,從古以來就有各種學說,但以“載道說”的影響最為深遠。中國文化從來就很重視“道”,歷朝歷代的文獻中,不斷有人呼吁重道,不少文學典籍都是在捍衛“道”和表達“道”。從《論語》的“朝聞道,夕可死矣”到《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從劉鰓K匆y,"鑄扛}掀‘原道、征圣”再到韓愈的“文以載道”、朱熹的“文道合一”,都可見到“道”的影子。什么是“道”?不同的時代,意思還不太一樣。籠統地說,那就是孔孟之道,就是仁、義、禮、智、信,就是忠孝節義、三綱五常,就是忠君報國、窮則獨善其身與達則兼濟天下、為圣賢立言、為生民請命等等封建倫理道德和處世哲學。中國武俠電影繼承了中國文化的“載道”傳統,且中國武俠電影的載道觀,一直綿延不絕。由此看出,中國傳統文化深深地烙印于中國武俠電影的始終。
1.2孺家、道家、.賽家、佛家學說的影響
中國文化從夏商時期的祖先崇拜、自然崇拜,到春秋戰國時期,由于社會分化,文化從官方貴族走向了民間和社會,涌現出了孔子、孟子、老子、莊子、荀子、墨子等大師.形成了儒家、道家、墨家等一大批學派,奠定了此后中華傳統文化的基礎。
儒家文化源遠流長,蔚為大觀。孔子學說的核心是仁和禮。仁就是要孝親,愛人,禮就是克己,克制、約束自己,而且必須使自己依“禮”行事,才能達到“仁”的境界。主張見利思義、殺身成仁、內省內訟的修身方法和以德治國;孟子進一步發展了孔子的學說,提倡仁、義、禮、智和“父子有親”、“君巨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倫關系,以及重義輕利和舍生取義;后經董仲舒、朱熹、程頤等人發展,明確了“三綱五常”等行為細則,總的來說,儒家文化是一種勇于人供的人生觀。一種重義輕利、兼濟天下的價值觀,一種犧牲自我、委曲求全的處世觀和倫理感化的教育觀。在中國武俠電影中,其人物也多以儒家規范來約束自己,體現了一種儒家風范。
道家是戰國時期老子和莊子創立的重要學派。他們認為,天道無為,萬物自然化生,主張道法自然,順其自然,提倡清靜無為,守雌守柔,以柔克剛。政治理想是,“小國寡民”、“無為而治”。“無為”并不是真的無為,而是因勢利導,清虛自守,謙卑自持‘認為只有這樣,才能滅是非,齊生死,忘物我,合異同,才能逍遙自得。道教是以道家的學術思想作為主要內容,同時綜合了中國原始宗教思想、哲學思想、科學理論與科學技術而形成的一種本土宗教,大致來源了黃老學術、老莊思想、隱士思想和方士學術四大方面.追求的不是死后升天,而是成仙得道,長生不死,具有更多的民族文化特色。身挎長劍,腰懸銅鏡,成為道十的特殊標志。這兩樣東西都是道士祛邪除妖的法器,手段神秘復雜,大致有畫特念咒、奇門預測、陰陽五行等等,道家和道教文化在武俠電影中表現得最為充分。
墨家學說以功利主義為特色,主張兼愛、非攻,尚力、貴用,“代表了最下層人民的利益,主張以具體的勞作換取財富,取得成果”,‘與我國勞動人民互助互利、熱愛和平、吃苦耐勞、勤儉節約等傳統美德是完全一致的。墨家‘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也就是只要有利于人.就不惜代價拼命去做,這種積極進取、樂于奉獻、為了他人利益不惜獻出一切的高尚品德,正是優秀文化傳統的具體體現。”墨家的這種精神境界,在中國武俠電影中的俠客身上,也常有體現。
佛教由印度的釋迎牟尼創建。全部經典稱為“三藏”,為僧侶制汀的戒律和歷代高僧的論述與研究。教義的全部內容是“四諦”:“苦諦”、“因諦”、“滅諦”、“道諦”。佛教認為人生困苦多多,全是貪欲作怪。此說在兩漢之際傳人中國,逐步地中國化,主張普度眾生,因果報應。這種通過個人的力量來解救自己的信念,特別是擅長武功的少林寺、南少林寺的歷史故事,成為了中國武俠電影的最愛。
中國的武俠電影,清凈無為、順其自然,往往是俠客們追求的理想生活境界。“中國武俠電影并沒有像好萊塢電影那樣把宗教的教義直接轉變成暴力的旗幟,而是巧妙地將宗教的倫理與其影片的敘事情節交融起來:宗教倫理在為正義提供了合理的道德依據的同時,通過敘事突出了宗教自身的‘出世精神”。
2環境:“天人合一”的美學綜合表現
中國武俠電影,取材于民族傳統文化,納為己用,致力于美的綜合創造,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中國武俠電影,同時又深深浸潤于民族傳統文化之中。江南的小橋流水、西北粗獷蒼茫的沙漠、幽靜神秘的荒山古剎、深不可測的懸崖峭谷,這些自然景觀在武俠電影中呈現出特有的民族風情。自然景觀中的秀美、蒼莽、壯觀、空曠等環境之美,具有的獨立觀賞價值、蘊含的深厚文化與俠客及武打場景相結合,呈現出“天人合一”的美學境界。
2.1視覺大餐
以千年古老文化作為背景的武俠電影,有著美麗俊秀的自然風光。森林茂盛,水流潺潺,背靠青山,面對平川,山峰奇秀,峭壁聳峙,茂林修竹,古剎珍藏,嵐光滴翠,洞奇鐘秀,這些本身就對觀眾產生極強的誘惑力,可以說是武俠電影端給觀眾的一道視覺大餐。那么,環境因素提供給觀眾的僅僅是自然主義的視覺奇觀嗎?對環境來說,視覺奇觀只是表面的,真正的魅力在于它是民族傳統文化的載體,最終顯現的是民族傳統文化信息。
2.2俠客、山水融于一體
《少林寺》拍的是正宗的河南篙山少林寺,展示了篙山的雄偉壯麗、少林寺之莊嚴古老;《南北少林》表現了北方的壯麗風光和甲天下的桂林山水;《少林小子》的地域背景選在風景秀麗的廣西漓江;《木棉襲裝》的場景橫跨塞北、中原和武當山。此后在武俠電影中,五臺山、桂林山水、橫店風光以全景鏡頭向觀眾展現其秀麗的山姿、蕩漾的碧波、青翠欲滴的竹林、野花遍野的綠草地……這些讓人心神蕩漾的影像宛如一幅民族畫卷徐徐展開,肆意地展現著東方風情。生活在這些地方的俠客可集天地之靈氣,得日月之精華,與天地相溝通,與自然相結合,滲透出“天人合一”的民族傳統文化氣息。
3“武”:中國獨特的功夫場.
3.1虛實相間
虛買相間是中國傳統藝術的創作原則之一,屬于中國美學的傳統范疇。武俠電影作為中國電影藝術的一個支流,在“武”的設計上也應當遵從這一原則。武俠電影之“武,有兩大源頭:一是中國博大精深的傳統武術文化;二是對“武”的藝術虛構。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礎上吸取中國其他傳統文化藝術形式想象而成。武俠電影之“武”呈現出兩極:一邊是虛構的神功:一邊是真實的武術再現。在武俠電影的發展過程中兩者相互滲透,使“武”具有虛實相間的審美特性。故武俠電影中的“武”在藝術上形成了虛則實之,實則虛之.兩者兼備。
武俠電影之“武”與中國武術的最大不同是藝術化。武俠電影中“武”也不是完全的虛構,它是以中國傳統的武術文化為根基的,以陰陽五行學說、儒道哲學為支點,是與民族文化傳統交相融合的產物。翻江倒海的內功、飛花逐葉的內力、凌波微步的輕功、敗中求勝的獨孤九劍、六脈神劍,舞蹈式打斗、雜耍的戲謔性、棋琴書畫的人“武,”“武”有著現實和歷史根據,不是憑空捏造的,而是在深厚的文化基礎上進行的合理的審美想象。
3.2武奔藝術
真實的武術是以技擊為主,以中國博大精深的武術文化為基礎。武俠電影之“武”是以中國哲學和武俠文學為一極,以中國武術文化為另一極,充分發揮審美想象力,成為虛實相間的武舞藝術。近年來,武俠電影之“武”逐步由“形”上升到“意”的境界。而且“武”的“形”沒有被拋棄,繼續呼喚人們對中國古老的武術文化的記憶,增濃影片的文化味道;而“武”的“意”境神韻成為武俠電影展示的重點,如道、佛的飄逸出塵、儒家的中和之美等等。
3.3“武”的善惡區分
“武”與場景相結合的環境武打,俠客喜歡在山清水秀之處練武,這樣能得天地之靈氣,吸日月之精華,環境與武打的結合折射出了天人合一的民族文化精神。為表現主題、塑造人物服務的武打.對一部電影來說,其中的任一元素都必須為主題服務.“武”也不例外。武打形式、蘊含的情感都應與主題的基調保持一致。
在武俠電影中體現著善惡之分。武打是在人與人之間進行的,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人物的道德歸屬。胸懷俠義的俠客通常武功高強,所使用的武功出自名門如少林、武當,從不暗下毒手偷襲對手;而惡人或者壞人則與之相反,他們的武功一般來路不正,練功后使人變邪、變惡、下手狠毒,不敵對手時偷施暗器。
3.4“武”美的綜合表現
中國武術在演練技巧上要不斷認識和創造出各種美的表現形式,盡可能地突出人休的體形線條,以變化、柔和、剛勁、輕快等各種優美的造型動作進行展示,進而通過人們的視覺產生美感。“武術是通過動作的均衡排列以及對比呼應來體現美的藝術特性。在武術套路中,形式美表現為:齊整,參差,主次,均衡.對稱,對比,呼應,比例,協調等。武術套路中,通過運用動與靜,起與落,快與慢,高與低,剛與柔,進與退,轉與折,收與放,挺與含,虛與實,輕與重之間的對比表現變化,從不均衡中求均衡,相反相成,在對比中求統一,增強藝術感染力。”這是邱王相教授對武術形式美的概括。不言而喻,武術這種表現民族氣質的獨特形式以其神奇巧妙的表現方法顯示出這一文化遺產的藝術特征。此外還有人體美和服飾美。自中國武術誕生之日起,就帶有舞蹈的風韻,可以說是武舞不分家。武俠電影在此基礎上,采用種種視聽手段將武打動作“作為一種審美對象加以抒情詩的攀寫,主要通過對動作姿態和細節的形式化展現,使其往往同時具備‘緊張火爆’、‘情緒飽滿’、‘清晰真實’、‘優美漂亮’等方面的特征,并且往往是動作場面從故事情節的流程中凸現出來,具有獨立的形式美感”。此外還兼容其他傳統文化藝術形式,如舞獅等民俗使舞與武相結合,呈現舞武之美。
中國傳統文化的最高境界是由“形而下”升入“形而上”,藝術上是由形似到神似,“武”亦如此。中國武術精湛的技藝中無不體現出高度的靈巧性和協調性,而靈巧本身就是表現身體動作并使其具有一種精致和準確的“和諧美”。表現武打動作在形式上的優美和質感固然必要.但武打動作的表意內涵和飄逸神韻更讓人向往。對“武”之東方神韻的追求,是武俠電影一以貫之的目標,無不在傾心打造武打動作的意境美。同時.中國武術吸取了儒家的“中和”精神,忍讓哲學和義利觀,道家的與自然和諧共處,佛家的出世情懷,也級取了京劇、書法、中醫藥等等傳統文化要素,散發著東方傳統文化氣息。
4俠義:中國人的傳統品格
一、吳宇森“港式英雄片”的基本概況
吳宇森自幼家境貧寒,20歲從影,由場記而副導,先后輔佐著名導演張徹、許冠文。25歲開始獨立執導影片,先后從業邵氏、嘉禾、新藝城等三家頂級影視公司,拍攝了18部影片。1985年,輾轉浮沉香港影壇十余載而不得志的吳宇森來到剛成立不久的徐克電影工作室,兩人都“難以忍受言之無物的純流行商業片”(1),極力要拍攝一部展示黑暗和暴力中不滅的俠義與友情的作品。1986年,《英雄本色》橫空出世,震撼香江,驚嘆國際,創造了港片有史以來3465萬的最高票房紀錄,并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影片等多個獎項。從此吳宇森這個名字成為了香港電影史上不可躍過的一個符號,而此后一直到1992年,吳宇森先后拍攝了《英雄本色2》等六部同類型的作品,共同奠定了其香港“暴力美學掌門人”的地位,推動了香港“英雄片”的創作熱潮。
縱觀這七部影片,其基本主題都是一群游走在社會邊緣的人,因情義的紐帶而一起出生入死。但由于時代的變遷,身邊的人不再信守情義,為了金錢不擇手段。而他們卻依舊堅守著做人的底線與良知,慘遭暗算與背叛。無奈之下,這群英雄為了尊嚴、情義、家人,不得不血染江湖、以暴制暴,甚至不惜用死亡來恪守情義與親情。在他們身上表現出的肝膽相照、義薄云天、生死與共的豪情義氣,以及對不仁不義的惡勢力的懲罰,讓無數青年人為之熱血沸騰、精神一振。
二、吳宇森“港式英雄”的成長背景與生存方式
吳宇森“港式英雄片”中的主角多為江湖人物,他們是黑幫成員、殺手、大盜或備受壓抑卻充滿豪情的警察。他們的成長經歷都頗為艱辛,《英雄本色》中的小馬哥從小孤苦伶仃,十多歲為生計加入黑社會,得到大哥宋子豪的極力關照;而宋子豪為了不連累家人,一直不讓弟弟知道其黑社會背景,可弟弟阿杰又偏偏一心要做一名除暴安良的正義警察。《喋血街頭》中的阿B、細榮、輝仔情同手足,在貧民窟中一起長大,受盡貧窮與欺辱,夢想只是娶妻生子過正常人的生活。而《縱橫四海》中的缽仔糕三人,從小流落街頭,被一個慣偷養大,可養父只是把他們當作賺錢的工作。因為這段缺乏愛的成長經歷,使得他們比一般人更看重情義,甚至把友情看得比生命還重。他們不再是以往傳統電影中所推崇的正面英雄,他們只以情義為基點,只要認為對就會去做,即使丟掉性命也在所不惜。在他們身上展現出了男性的血氣方剛和對擁有生存尊嚴的渴望,他們的所作所為是一種生命本色的揮灑。
在現實生活中他們是一群被主流社會邊緣化的孤獨群體,靠著從事非法營生來獲取生存。雖然這種生存方式與主流社會的規則不相一致甚至互相沖突,但他們也有著一套自己嚴格遵守的江湖道義與做人準則。他們從不濫殺無辜,且對弱者頗富同情心,他們出現在社會固有秩序的動蕩期,此時靠著原有規則已不能伸張正義,只能用更大的暴力來懲治邪惡和不義。于是使得他們這種雖不合法的生存方式,也具備某種微妙的合理性。他們依靠自己的勇氣和智慧闖蕩江湖,依靠原始的正義和個人情感快意恩仇,不惜用生命來換取對朋友的承諾,以及對強大惡勢力的反抗。因而他們成為了生活在社會底層,而又遭遇不公或渴望成功者心中的英雄。
三、吳宇森“港式英雄”的突出特質
其實他們這群人,之所以能成為很多人心中的英雄與膜拜的偶像,是因為在他們身上突出體現了中華民族的俠義精神,即“忠信道義,看重情義,為朋友兩肋插刀,為知己赴湯蹈火”(2)。在《英雄本色》中著力渲染了小馬與豪哥之間堅守不渝的友情,宋子豪在販賣假鈔的過程中慘遭暗算,于是小馬為了給其報仇,只身獨闖臺灣,手刃仇人,結果被打瘸了一條腿。但為了等宋子豪出來再戰江湖,不得以忍辱負重、隱忍三年,可當得知子豪不愿再理江湖事時,只是淡淡的說了一句:“你不欠我什么。”可小馬為了給自己討回一個公道,又只身闖入阿成老穴,找到犯罪證據,此時決心退隱江湖的宋子豪擔心小馬的安全,不得已重出江湖,當子豪騎著摩托車出現在小馬面前時,兩人間會心的一笑,令無數觀眾感動。
而《喋血雙雄》中殺手小莊與警官李鷹從追捕與被追捕的關系到相知相識、化敵為友,最后不惜生命并肩作戰。警察與殺手,兩個不同世界的人,因為有著相同的做人原則而走到了一起,為情義、為正義拋頭顱灑熱血。他們在槍林彈雨中談笑風生,在殊死惡斗中心心相惜。正如《英雄本色2》中陳伯對子豪等人情義的感慨:“這個世界上沒什么人情味,難得你們幾個小子,這么知己”。正因如此,所以這群“港式英雄”將這份情義看得彌足珍貴,在兇險的江湖中,成了他們縱橫江湖的唯一安慰,是他們活在世界上的理想支點。也是因為這份情義和他們執著的守護情義的精神,使得缺乏正義、缺少情義的亂世江湖有了些許人情味,也才讓人看到了些許的光明與希望。
也正因為他們看重情義,所以他們比常人更憎恨欺騙、出賣和背叛,對于出賣、背叛自己的人一定要手刃其頭。正是在對《英雄本色》中的阿成,《英雄本色2》中的高英培,《喋血雙雄》中的任海,《喋血街頭》中的阿容,《縱橫四海》中的養父等的復仇過程中,“他們同生死共命運的精彩演繹是他們兄弟朋友之情的最好證明,也是他們的人格熠熠生輝之處”(3)。而這種復仇其實也是英雄們的自我救贖,他們因為道義而成功,因為秩序失敗而退場,于是他們不得以只能用生命來守護生存的道義,用血的代價來懲罰道義所不容的人。
在吳宇森“港式英雄片”的結尾都似乎有一個模式,英雄們想要手刃仇人,可往往槍里卻沒了子彈,此時警察已趕到,這些倚仗著錢能解決一切的小人們便開始得意的叫囂起來。就在此時往往會有另一中間力量將一把裝滿憤恨子彈的槍遞過去,于是仇人得以倒在正義的槍下。如《英雄本色》中,最后阿成說到:“沒子彈了,我現在出去自首,我不會有事的,有事的是你,我有錢,兩三天之后就可以從法庭輕松的出來。”小人的奸詐、囂張的氣氛,令無數觀眾無比憤恨,都恨不得拿起槍向他打過去。而此時的阿杰已被哥哥的情義所深深打動,明白了什么才是正義,于是將手中的槍遞了過去,正在得意的阿成瞬間由奸笑變為恐慌,子彈穿透了他的身體,正義得以彰顯,讓所有觀看影片的人都大呼精彩。
四、吳宇森“港式英雄”的浪漫性與悲情性的統一
除了英雄們的俠義精神令人動容外,吳宇森運用其獨有的表現技能,將故事的浪漫性與人物的悲情性完美結合,使得這群“港式英雄”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由于早年受好萊塢歌舞片的影響,吳宇森習慣“把殘忍的打斗場面變成優雅的芭蕾舞(4)”。運用浪漫主義的表現手法,用優雅的音樂配合飄逸的動作,展現出浪漫且唯美的影像畫面。“港式英雄片”中的主人公不再是那種滿口臟話和動輒打斗的舊式幫會分子,而是衣冠楚楚的紳士,有著極為酷辣的造型。在他們身上“槍林彈雨,不過是尋常之事;扶危濟困,仿佛已是天職”(5)。那些充滿血腥的槍戰畫面在吳宇森的打造下,殺手的動作如舞蹈家一樣飄逸,像藝術家一樣獨具浪漫。
如《英雄本色》中小馬哥在臺灣歌廳復仇的場面就如詩畫一般,至今依然是香港電影史上最為經典的槍戰場面。整個場面以輕快的閩南小調《免失志》搭配著兩段情節:一段以慢鏡頭描寫小馬在走廊里信步穿越,衣帶飄飄,神情瀟灑,從容不迫;另一段以正常速度拍攝臺灣黑幫大吃大喝的酒宴。隨后便爆發了一段激烈的槍戰,小馬舉槍四射,發發命中,如入無人之境。“吳宇森濺血的浪漫,既是剛烈的暴力,又是令人沉醉的美景(6)”。而《喋血雙雄》中教堂決戰的一幕是吳式槍戰場面的又一經典。寧靜的耶穌像、神圣的十字架、漫天飛舞的白鴿和輕輕拂動的白紗應然而至,動靜相襯之間槍林彈雨、子彈紛飛,圣潔的宗教氛圍始終滲透著整個槍戰過程,給人展現出無限的唯美。
而在這種詩意般浪漫的映襯下,更加凸顯了這些忠肝義膽的英雄們的悲愴命運,他們最終在激烈的槍戰中慘烈死去,用生命換取心靈的救贖。吳宇森打造的“港式英雄”其結局之所以悲壯,是因為他們所遵守的道義和所看重的情義在江湖上已逐漸失去價值,江湖已不在是原來的江湖。以宋子豪為代表的老一代江湖人物“一生最重感情二字”,而以阿成為代表的新一代江湖人物,卻是“誰有槍、誰有錢,誰是老大”。曾經守道義、講義氣、重感情的江湖變成了只講目的、唯錢是圖、不擇手段的江湖,使得小馬哥式的英雄們再以舊的規則行走于今日江湖,不但不合時宜,反而危險萬分。昔日無限風光的英雄們成了末路英雄,伴隨著末路的孤獨、無奈和感傷,獨自活在自我心中的那一片圣潔地上。
并且吳宇森善于運用對比,通過英雄人物前后境遇的不同,表現出他們人生的悲情性。在《英雄本色》中阿成還在做跟班時,咳嗽了兩聲,小馬哥立馬拿出手中的錢并囑咐他好好看病。而后來瘸腿的小馬哥只能寄人籬下為阿成擦車,在阿成威風的背影后是小馬拖著一瘸一瘸的腿將阿成隨意扔在地上的小費撿起。此時,兩人的世界已全然顛倒,但是唯一沒變的是小馬骨子中孕育的情義與堅守的信念。既然英雄不再適合江湖,為什么不選擇離開江湖,因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一旦涉入江湖,便如同陷入人生的漩渦,無形的力量阻礙著他們前行,直至將其逼入人生的邊緣和困境,最終英雄們只能依靠死亡來完成自我的救贖。正如宋子豪出獄后本想退出江湖,可是江湖不讓他退,幫派分子三番五次找他麻煩,使他平靜的生活無法繼續,最終忍無可忍,于是只能奮起抗爭。
五、吳宇森“港式英雄片”中的陪襯
有江湖英雄的世界,就會有代表著正義一方的警察,而在吳宇的“港式英雄片”中,警察只是一種陪襯或反襯。《喋血雙雄》中的李應、《英雄本色》中的宋子杰、《辣手神探》中的神探袁浩云都是警察,但又頗具江湖風范,在警局所受到的多是不公和壓抑,而與江湖人物一起,反而使他們的人格魅力在江湖廝殺中大放異彩。在《喋血雙雄》最后的教堂決戰中,李應為了不讓任海逍遙法外,在眾警察前將其殺死,此時的他儼然是小莊的化身,他不是以一個警察的理智,而是以一個江湖人物的情感向黑幫老大射去痛快淋漓、快意恩仇的子彈,情感的力量沖破了理智的封鎖釋放出萬丈的豪情。同時,片中的很多警察更和那些不講道義的黑幫分子一樣,披著一副正義的皮囊,擺著一副公事公辦的樣子,實著是自私自利、冷酷無情的小人。《英雄本色》中的宋子杰在警界頗有名聲,辦案凌厲果斷,可就因有一個曾經是黑幫老大的大哥,便一直無法被重用;而《英雄本色2》中的總督察胡海,為了在退休前再立新功,竟然以宋子杰的前途威逼宋子豪,要他出山打入黑幫,為他們提供辦案線索;在《喋血雙雄》中李應的上司也只知道升官晉爵,全然不顧屬下的死活和內心情感,無異于冷血動物,全然沒有正義者的光明磊落,只剩下了一副小人的嘴臉。
除了英雄、警察外,影片中還有很多配角,也同樣具有英雄人物的氣質與品格。這些人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曾經叱咤風云的老江湖,如《英雄本色》中的華叔,坐牢后的他金盆洗手,開了一家計程車公司,專門收留曾經有過污點的人,讓世人所不屑的賊有了一個可以安家的地方,有了一個可以改邪歸正的場所。而后來在阿成的人來車行滋事時,為了不使改邪歸正的弟兄們再受連累,情愿一個人出來頂下所有的事,用另一種方式行使著固有的江湖義氣。又如《喋血雙雄》中的馮剛,曾經是一名頂級的職業殺手,但由于受了手傷不得已退隱江湖,但為了替朋友小莊拿回屬于他的錢,甘愿冒著死的危險去找黑幫老大汪海討回公道,在受傷后為了“不被人像狗一樣打死”,情愿死在小莊槍下,表現出了“士可殺不可辱”的氣概。第二類是在反派陣營中崇拜英雄的人,他們也只忠于自己的大哥,而支持他們這種信念的精神卻來自于英雄們。如《英雄本色2》中的殺手小黑,死心塌地為高英培賣命,在最后的決戰中本可以離開,但確留下來跟阿健一決高下。又如《喋血雙雄》中汪海雇用的國際殺手,他最終也是選擇與小莊單槍對決。他們這些人在心中都把吳宇森塑造的“港式英雄”當作自己的對手,以他們為榜樣,想成為和他們一樣的人,想通過戰勝對方來取代其位置,即使倒也要倒在對手的槍下。:
綜觀這些人物,他們在江湖中的廝殺不過是為了獲得人生的安穩,使身心漂泊之后有一處可依靠的港灣。然而這個夢想卻顯得遙不可及,因為美好的愿望與現實的社會有著巨大的矛盾。他們在其中靠著自己的努力奮勇掙扎,他們所追求的道義、忠誠、親情是當時社會每一個年輕人所夢想的。但最終人面對命運時總是顯得渺小、脆弱和無助,他們無法完成心中一個個美好的愿望。其實影像媒介很大程度上都反映著當時社會的某種集體無意識,所以吳宇森所創造的這個轟轟烈烈、英雄叱咤、蕩氣回腸的江湖世界,實則是鏡像式的社會想象,是香港大眾文化心理的一種影像投射。
六、吳宇森“港式英雄片”中蘊含的社會文化
1960-1970年是香港經濟起飛的十年,在完成工業化的蛻變后,跨步進入到現代社會。但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快,享受豐腴物質文明的同時,港人也開始在進入80年代后,逐漸感受到現代文明所帶來的負面效應:“生活節奏加快,工作競爭加劇,社會壓力加大,人與人之間關系開始變得疏遠,傳統的親情、友情、道義等觀念開始淡化”(7)。于是生活在其中的香港市民不可避免的產生某種集體的焦灼情緒和不安感。所以吳宇森的“港式英雄片”中的主人公常常是漂泊、無根、孤獨、缺乏安全感、穩定感的代表,這與香港的社會歷史和港人心態不謀而合。但同時他們又堅信:“我等了三年,就是想等一個機會。我要爭一口氣,不是想證明我了不起,我是要告訴人家我失去的東西我一定要拿回來!”這種不服輸、不甘于受命運驅使的堅強、自信感,又恰恰契合了當時港人的普遍社會文化心理。
于是作為電影主要觀眾的年輕人將自己理想中要求建立的新秩序,交托給這些英雄偶像去完成。他們對于英雄的認同,并非是想自己也創造與英雄相同的業績,而是希望通過影片中的英雄形象,來彌補自己在現實生活中被邊緣化的位置,也是對挫折感的一種撫慰和補償。現實中的矛盾、不平所帶來的心理壓抑,使得吳宇森打造的“港式英雄”讓人看后無比歡欣鼓舞。盡管現實中的邪惡勢力很狡猾、兇狠,盡管法律因為種種原因對其無能為力,但這種夢幻式的英雄卻可以解決一切。人們在欣賞這些英雄的同時,也完成了自己精神世界的一次次狂歡,使壓抑的情緒得到宣泄,受挫的心理得以平衡,最終使吳宇森的“港式英雄”名揚世界。
【參考文獻】:
(1)丁曉峰:《電影這個江湖》“暴力美學吳宇森本紀第一”,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
(2)、(3)史玉豐:《吳宇森的英雄路》,《文藝研究》(2008年10月)
同時,影視技術的更新和普及是微電影產生的直接驅動力。影視技術突飛猛進,影視設備的購置成本大幅降低,技術壁壘越來越低,甚至用照相機、手機就可以拍攝制作微電影。影視技術的普及讓更多的人嘗試微電影的制作、,這也正是微電影能夠發展壯大的直接驅動力。沒有影視技術的進步普及就不可能有微電影,這是微電影制作的最現實的物質基礎。其次,“碎片化”的信息接收方式的形成或者說微時代催生了微電影的誕生發展。微電影形式簡單,短小精悍,恰好在“體型”上契合了受眾即時消費的訴求,它既可以滿足時間上的“碎片化”需要,也可以滿足傳播上的“碎片化”需求。人們可以充分利用各種時間“碎片”,包括坐車、等人、排隊等閑暇時間,用智能手機或網本看完一部“微電影”,感受一場關于青春和夢想的共鳴、旁觀一場海枯石爛的愛情。
再次,隨著網民素質的提高,網民自我意識的崛起,廣大網民對廣告的容忍度越來越低,尤其是那些生硬、直白、單調的叫賣式的硬廣告,有些瀏覽器甚至可以直接將這些廣告過濾掉。如今,廣告需要采用更軟性、更靈活、更易接受的營銷方式,而定制專屬于品牌自身的微電影則成為新的行業趨勢。一方面,微電影比傳統廣告更有針對性,觀看它的人群主要是具有較強購買力的年輕人;另一方面,通過微電影,可以把電的功能和品牌理念與微電影的故事情節巧妙地結合,用精彩的視聽效果達到與觀眾的情感交流,使觀眾形成對電網企業品牌的認同感。電網企業制作的微電影在企業文化的傳播中可以大有作為,前景看好。
主流電影應當多樣化,但對于現實社會的表現,對于大眾期望電影面對現實問題的心理滿足,是主流電影首先應當注意的問題。
主流電影要積極塑造英雄人物、道德楷模的藝術形象,但需要采納更為貼近大眾的表現手法。
什么是主流電影?我認為主流電影概念包含了廣義和狹義的差異理解。就廣義而言,泛稱我們時代潮流中具備主導因素的電影,對其包容何樣類別創作也會有不同的定性理解,還需要認真討論。但對于狹義的“主流電影”,我們其實有約定俗成相對明晰的認識,即以主旋律為中心的創作。即便對主旋律創作已經呈現出更為多樣的表達,但主導指向應當是公認的,對此不妨借用“一種感覺、多種表述”來描述。本文對于主流電影的認識集中在狹義上,在我的表述中包括了:主流意識形態認可、國家政策倡導、主導文化價值觀體現、情態表現積極向上、表現歷史與現實健康的電影創作。顯然,至少我們討論的主流電影應該是以時代主旋律要求為中心的健康積極向上的時代藝術創作。
近年來,人們注意到以《云水謠》為代表的、公認屬于主流電影的創作,在中國幾大獎項中頻頻獲得最高獎項的突出現象,它顯示了電影藝術創作的重要走向。主流電影獲得多樣認同的事實,提醒我們思考其中的合理走向。
毫無疑問,主流電影的悄然興旺,是和中國電影的整體興旺相匹配的,而主流電影的相對成功,又是相對著三個并行的現象,即大片受挫卻依然創作堅挺、小片難以擔當市場支撐角色但還頑強生存、藝術性創作還缺乏大眾呼應等,在這一背景下昂揚出頭的主流電影,其獲得的成績實在值得贊揚。為了更好拓展主流電影,就需要研究主流電影的長遠發展策略。這個策略是既能站在客觀現實基礎上,又能夠超越現狀而具有長遠眼光的策略。我們需要為已經具有“良好”基礎、卻未必是“很好”狀態的主流電影提供有益思考。
一、首先需要探討主流電影身處的現實生存的觀念變化,這也是主流電影創作得以進展和將來進一步發展所不可忽略的問題。不能不涉及全球化文化視野對于中國主流電影發展到底有何意義的判斷。在探討全球化給予主流電影利弊以及發展問題時,首先要判斷前提,即全球化視野的本質何在?顯然,目前主流電影的生存,已經不是西方侵擾與東方簡單對峙的階段,而進入互融、互包、互惠、互利,在競爭中尋找生機階段。這是因主流電影具有生機的適應眼光而生發的判斷,顯然,和世紀初中國電影因為入世而多少有畏死而求生的排斥眼界大不一樣。境界的擴大帶來的創作姿態和心胸是主流電影自信的主要因素。
這里的關鍵是觀念,是取你死我活的對決觀,還是取共生共榮或共濟自長的發展觀?實踐證明后者導致的生存意識反而具有生命力:就是寬容看待文化世界而積極進取的發展壯大意識,以及自己做強做好向前發展的觀念。于是:1、自身強大是第一位的生存條件成為主流電影踏出早期期望保護意識,以期實現反而不需要簡單保護才可能獲得進展的實績。不依靠自身求取生存而只有簡單的義憤,顯然無益于自身生存,最終也會被無情的市場淘汰。但我們看到依然有一些電影在缺乏視野的卑弱中等待保護,而不是尋找強盛自身之道,這顯然不能成為生存競爭的勝者。2、共生還要面對必然的抗爭,本土藝術必須撐得住強大外敵的侵擾,于是,自身特色堅持是取長補短的必要基礎,沒有特色只能被利用而免不了被棄,也難以被生存大背景所接納與被看重。3、全球化視野中的發展觀也意味著必要的舍棄和一定的堅持,這是生死把握的重要因素。舍己之短或者暫時舍棄生存之短是必要的,一些影片奢談狹隘的民族創作傳統而其實缺乏現展意識,似乎保全了特色其實卻丟棄了生存;而堅持本土策略,堅持自己國家利益與長遠利益也是贏取最大價值的重要因素。但顯然,這里的關鍵是什么需要保存什么可以放棄。《集結號》《云水謠》《張思德》等創作給予我們的啟發就是:東方堅守情感的禮贊,主流大氣精神的葆有,人性豐富性的把握,以及宣教意味的舍棄,直露教化語言的放逐等等,都是我們需要進一步注重的。
二、在此基礎上,關于主流電影的文化認同與發展問題研究需要進一步探討。應該看到,目前一些主流電影在相當程度上已經超越了被觀眾冷落、被藝術看輕、被國域所隔的三種尷尬狀態而進入新的文化認同階段。前所述及,這一認同其實是主流電影創作觀念的轉變所至的結果。認同,既包括自身對于全球化視野的認同意識,擴展了主流電影的疆域;也包括外界對于主流電影改變后的開始認同,接納了主流電影的影響力。而認同觀是相互的,只有自身的開放觀念與開放創作才能逐漸融入世界,外界看重接納多少帶有意識形態性狀的主流電影,說明主流電影躍升到一個新平臺,內涵與外延都上了新臺階,這是令人可喜的事情。
由此,在中國電影逐步爬升的歷史機遇面前,已經具有開放視野的主流電影如何成為多樣化和諧格局中的中流砥柱,是應該思考的問題。而如何促進主流電影上一臺階的關鍵,是主流電影能不能在內在觀念上進一步轉變。中國電影應該有更高的訴求,高揚主旋律也是明確的目標,于是,下述目標需要進一步思考:
1、文化訴求。電影是一個國家文化的重要招牌,文化訴求是主流電影發展的關鍵所在。能夠在物欲橫流、市場主宰的大潮中堅持電影的文化傳播屬性,就能夠確立主流電影中心的地位。不打文化牌而打商業牌的危險,肯定先是主流電影喪失領地,接著是主流電影失去特色生存。電影文化的傳揚如果被主流電影承擔起來,生死問題也就無需擔心。文化目的一定要成為主流電影的主心骨,訴求文化比訴求政策支持來得更為迫切、正經和長遠。所以,主流電影到了確認自己文化傳播使命的時候了,只有如此,主流電影的藝術生命才能長久。
【關鍵詞】鄉村城市鄉村文化城市文化空間城市化
一文本分析:從《和你在一起》談起
《和你在一起》是陳凱歌2002年的一部非常有影響的作品,講述了劉小春在北京學琴的經歷以及和莉莉、江老師的交往。影片的第一個段落即以舒緩寧靜的鏡頭勾勒了江南小鎮美麗恬靜的自然風光和熱情和諧的人際關系。為了比賽,劉小春來到了繁華的北京,首先進入他視野的是莉莉,在他驚訝、羨慕的主觀鏡頭里我們看到莉莉的奇裝異服以及嫵媚和。莉莉在影片中的身份是極端“曖昧”的,但不管是“二奶”還是“小姐”,她都是一個缺乏真情、金錢至上而良心未泯的享樂主義者。但在和劉小春接觸的過程中她的言行卻逐漸的發生變化,當得知小春賣了小提琴給她買那件大衣的時候,這種別人對她從未有過的好,給她內心以強烈的震撼。在影片最后她到火車站送行時,已經是一位穿著樸素、溫文爾雅的“良家婦女”形象。江老師也是如此,他生活邋遢、自命清高、與社會格格不入,有時候還愛沾小便宜,但卻有著對藝術純潔的熾熱之心。這樣一個復雜的矛盾體在和小春、劉成相處的過程中打開了封閉已舊的心門。在最后一次給小春上課時,他換了一身新衣服,整理了頭發,溫暖的陽光從窗外照在他的肩上,他最終拋棄了過去的生活,展露了自信的笑容。
毫無疑問是小春改善了莉莉、江老師的精神生態環境,讓他們的人生觀發生的變化。但是如果我們沒有忘記影片開始描繪的美麗的江南小鎮,就不應該忽視劉小春身上“外來者”的文化胎記,他的天真與淳樸浸潤著江南鄉村的寧靜與和諧,莉莉的漂泊、江老師的孤僻則與這個喧囂的城市緊密聯系在一起。在這座城市里,小春就是那個“天使”,“天堂”是“黑暗”的,而小春是光明的,“城市”是黑暗的,而“鄉村”是光明的。這是導演有意為之,如果說是音樂溝通了他們的心靈,那這音樂也是來自鄉村的音樂、感恩的音樂,而不是為了比賽、為了得獎演奏的音樂。所以當莉莉、江老師向小春報以深情的微笑的一刻,是他們自己、更是他們背后的文化向小春、更是向那個美麗和諧的鄉村文化表達著感謝并主動靠攏。另外,鄉村文化對城市文化的勝利在小春身上也體現的非常明顯——在最后的時刻,他放棄了“成功”的機會而選擇了和父親在一起、和“鄉村”在一起,他用行動證明沒有被這個城市同化。
在這部影片中有兩個不同的物理空間——“鄉村”(江南小鎮)和“城市”(北京),來自兩個空間的人裹挾著迥異的文化氣息和精神空間,在交往的過程中,來自“鄉村”的人對“城市”中的人施加了積極的影響,使其找到了人生的意義和文化的身份。《和你在一起》在“城市”與“鄉村”的碰撞中選擇后者的價值取向在很多影片中存在著,典型的有《求求你表揚我》、《天下無賊》、《洗澡》。
《求求你表揚我》是黃建新最近導演的一部頗具內涵和寓意的新片,故事主要發生在楊勝利、楊紅旗、古國歌和歐陽花四人之間。楊勝利是早年的勞模,獎狀貼了滿滿一墻,特寫鏡頭下從獎狀上我們看到了的頭像,那是最能代表一個時代的標志。老人每年都有一部分補助,但他全捐了,現在得了重病,為了不給國家浪費錢,堅決不治療,唯一的愿望是兒子楊紅旗能受一次表揚。為了滿足父親的愿望,憨厚執著的楊紅旗到報社找到記者古國歌,說自己曾經救過一個叫歐陽花的女大學生,就在她要被人的時候,要求在報紙上登報表揚他。但古國歌在調查青春漂亮的歐陽花時,她卻否認了這件事,并且稱楊紅旗在誣陷她。就這樣,楊勝利老人走了,他沒有看到兒子被人表揚。后來證明是歐陽花在撒謊,但在古國歌面前她為自己做了這樣的辯護:“為什么死死的纏著這件事情不放?……一個表揚就真的那么重要嗎?就為了一個表揚,就為了一份虛榮,你們毀掉的是我的一生!難道你們不知道嗎?”這時“已經分不清對錯”的古國歌放棄了記者之一職業,來到北京。有一天在街上他“遇到”了已經失蹤的楊紅旗推著他“去世”的父親楊勝利,他們相視一笑,這一笑使古國歌悲涼的心靈無比溫暖起來。影片中,楊紅旗與楊勝利是來自“鄉村”的,楊紅旗老實憨厚、體貼孝順,楊勝利一生奉獻、不圖回報,“什么時候這墻上能有一張獎狀是你的,爸也就心滿意足了”——渴盼兒子被人肯定是他最后的要求。古國歌、歐陽花都是城市中人,我們不能肯定歐陽花最后的道歉有多少的誠意,但古國歌的彷徨足可以說明他受的沖擊之大,從其最后的微笑中可以讀出在邂逅楊勝利——這一死而復生的鄉土文化后洋溢的幸福。“勝利”、“紅旗”、“國歌”試圖要把我們領入仿佛很久遠的時代。
《天下無賊》是馮小剛2004年的一部影片,具有商業片的所有元素。片中的王麗是一個慣偷,但因為懷上了孩子,母性的本能讓她有了懸崖勒馬的沖動。在其自我救贖的過程中,來自河北一大山里沒有父母的傻根無疑是重要的角色和力量。他堅信——狼都沒有傷過俺,人會害俺?人怎么比狼還壞?”正是他的毫無戒心,使本來已有悔意的王麗找到了人性回歸的扶梯。在這里我們固然無法武斷的認定王麗、王薄的所為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城市”的
影響,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導演選擇了一個來自“鄉村”的,正如他的名字——傻根一樣充滿著近乎原始的美德和憧憬的人來幫助王麗實現靈魂的涅槃,同時幫助導演完成這次敘事,這選擇本身即是對“鄉村”的肯定,因為他(導演或者王麗)無法從“城市”中找到拯救的力量。在馮小剛的影片中,這種力量除了在《天下無賊》顯現,還出現在《手機》里——嚴守一的奶奶。
《洗澡》是張揚1999年的一部作品,“父親”老劉長年累月的開著澡堂,他堅信澡堂不僅能洗干凈身體,還能洗干凈靈魂。多年未回家的大明因為誤會從深圳——最具商業氣息的城市趕來。父子兩人最初的關系是冷漠的、緊張的,大明不贊成父親開澡堂,而且本人也只洗淋浴。不想老劉犯病,大明只有留下來照管澡堂,正是從這時起大明才真正開始接觸洗澡,開始了解父親,思想慢慢發生了轉變。老劉在水中怡然離去,澡堂也被推倒了,不久就會有商業區在這里建起來。影片其實敘述了一個父與子的故事,充滿古典意味的父親是傳統人情、親情的化身,他的澡堂為人們提供了吐納眾生的暖氣融融的大家園;長子大明則是離家出走、下海經商的現代城市生活方式的符號指代,他最初對父親“洗澡業”的拒絕既是對父親的背叛也是對“鄉村”的背叛。當兒子在父親的教育下蟠然醒悟之后繼承父親的精神遺產,我們于是看到鄉村文化最終沖破了大明——城市符號所意指的城市文化的堤岸。
與以上有著同樣的精神文化指向的影片還有很多,比如《天上草原》(塞夫、麥麗絲導演,2002年)、《我的父親母親》(張藝謀導演,1999年)、《玻璃是透明的》(夏剛導演,1999年)、《美麗新世界》(施潤玖導演,1999年)、《那山那人那狗》(霍建起導演,1998年)等。
二兩種態度:滿懷希望和“老人”的離去
在這些影片中都存在著“鄉村”與“城市”的二元對立,盡管有些影片的“鄉村”沒有直接出場,比如《天下無賊》、《美麗新世界》、《玻璃是透明的》等,像《天上草原》中的“城市”也沒有通過鏡頭得到影像化的顯現,但它們在意義的層面上沒有缺席,僅僅是隱身而已,這種隱身與置換有時候是藝術因素與非藝術因素相互妥協的策略。總之,鄉村文化在與城市文化的邂逅中,帶來的“鄉村”氣息讓城市面貌為之一新,“鄉村”成了他們精神的綠洲和道德的皈依。在影片中導演都對鄉村文化表現出向往和留戀,給以肯定和謳歌,但在這一共同的旗幟下,他們對“鄉村”的未來和明天的生存卻表現出不同的態度——樂觀的或悲觀的,從影片中我們能讀出導演或興奮、或沉重、或發現希望、或看到絕望的不同的表情。
《和你在一起》是一部充滿希望的影片,小春在北京經歷了成長的陣痛,在得知自己的真實身份后依然在人生“成功”與“幸福”的十字路口上決絕的選擇了后者。影片以慢鏡頭來銘記小春和父親擊掌相慶的那一瞬間,來銘記莉莉和江老師樸素的穿戴和溫馨的笑容,加上周圍被感染的群眾,這一“大聯歡”的畫面贏得了大家的熱淚,也溫暖著大家的心房。導演對劉小春的回歸,對莉莉、江老師的轉變給予了積極的肯定,也為鄉村文化的明天描繪了一幅生機勃勃的藍圖。影片《天下無賊》中,傻根蕩滌了王麗、王薄的賊性,喚回了他們的人性,為了讓他活在天下無賊的夢里王薄甚至犧牲了生命。但傻根活了下來,他依然活在他的夢里,堅守他的信仰,繼續感染著身邊的人。
除了《和你在一起》、《天下無賊》,希望的曙光還在《天上草原》、《玻璃是透明的》等影片中閃爍。同時,在對待鄉村文化的前景上還有另外一種憂慮的聲音,在這一些影片中,有著非常典型的一個原型意象——“老人”及其離去。“老人”有著豐富的經驗和文化積淀,他們作為家中的長者在特定的象征化語境中也就成為某一文化存在的證明,在他們身上集中了鄉村文化的精神氣質,有著傳統道德發出的人性呼喚,是一種權威和向心力,他們的離去,無疑也是一種終結,他們的死給影片蒙上了悲涼的色彩。
《求求你表揚我》中的楊勝利老人是最典型的,他是一個時代的縮影,也是一個時代的寄托,其淳樸的愛國情懷和對兒子的樸素要求讓古國歌、也讓觀眾唏噓不已,但他堅守的這種信念在崇尚個性和自我的歐陽花那里輕而易舉的就被“解構”掉了——“一個表揚就真的那么重要嗎?就為了一個表揚,就為了一份虛榮,你們毀掉的是我的一生!難道你們不知道嗎?”導演讓楊勝利死而復生,給古國歌一次想象性的撫慰和心靈懺悔的機會,但這個美麗的空想無疑“以樂景寫哀”更添了影片的悲涼。他的死帶走了所有的印有頭像的獎狀,帶走了一個眾人渴望獎狀、渴望為別人著想并被別人肯定的時代,一種迥異于城市天空的心靈空間。《洗澡》中的老劉視開澡堂為最幸福的職業,在這里,青年人重歸正途,家庭和睦如初,老人得享天倫之樂。他是澡堂最堅定的守衛者,也是澡堂這一傳統文化的堅定守衛者,盡管他最后的人生旅途改變了大明的人生航向,但這卻阻擋不住澡堂的滅亡,阻擋不住城市的擴張。當這一澡堂消失的時候,與之相伴隨的精神空間和文化空間也就一并消散在城市的上空,大明的轉變固然給鄉村文化以希望,但我們同時感覺到這希望在商業浪潮面前的無力和渺茫。《手機》中嚴守一的“奶奶”也是意義深沉的符碼。她一直生活在老家里,是嚴守一的牽掛,而她對嚴守一的囑托更深沉。她知道費墨胸悶,就托人給他捎了紅棗,說“棗能補心”,費墨說:“這棗吃下去,責任很大。”就是這位讓人感覺到“責任”的老人還是去世了。
綜觀這兩種態度,同樣是在對鄉村文化的肯定的前提下,后者比前者多了憂慮,也多了思索。它在給我們營造溫馨美麗的影像家園的時候,并沒有回避改革帶來的陣痛和生存的創傷。特別是《求求你表揚我》這部影片中,出現的矛盾沖突已經升級到一種仇恨的種子。
緒論
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國的競爭愈發激烈,競爭的范圍也越來越廣。世界各國的競爭已從“硬實力”逐漸轉化成“軟實力”,“軟實力”在國家力量中占據著越來越重要的地位。軟實力,不僅是一種競爭力的需要,也是一種向心力。
電影誕生百年,一直是一個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電影也是一個國家意識形態的主要載體。電影承載者著一個國家的文化價值觀念,通過電影在世界范圍內的傳播,傳達著這個國家的世界觀人生觀,對其他國家族民族的文化安全乃至核心價值構成了威脅。進入21世紀,電影在全世界的傳播處于不平衡的競爭狀態,特別是以美國好萊塢為代表的西方電影在世界占據著主導地位,這是一種很可怕的文化統治。文化輸出可以影響到其他國家、地區和民族的歷史意識、宗教儀式以及文化意識,甚至語言,淡化甚至重寫這些地區的傳統和文化,從而創造新的民族文化記憶,促使其與輸出國的信念和價值融合。
全球化背景下,好萊塢電影世界行銷的產業戰略,已經成為多是國家民族電影生存的最大威脅。在這樣的背景下,包括中國和韓國在內的其他電影若是國家及地區都有民族電影生存的危機意識,開始進行本土化大戰戰略探討。
隨著中國國家經濟的發展和國際形象國際地位的提升,中國的國際影響也在日益擴大。中國文化是否能夠作為軟實力與經濟硬實力一起,在全球范圍內獲得肯定是未來面臨的挑戰。
中國是一個文化底蘊深厚、文化資源豐富的大國,中國特有的歷史文化、中國特有的東方美學風格等文化差異形成了較強的國際市場期待。雖然具備以上優勢,但中國電影作為國家“軟實力”還是處于弱勢的,文化產品文化產品的對外輸出特別是在電影的對外傳播與競爭中,中國與那些發達國家還存在著巨大差距。除了有外在生存環境惡劣的原因外,中國電影本身的問題也是導致市場畸形發展的重要原因。
盡管中韓兩國電影的產業發展進程存在很大差異,但同處東方文化語境下的兩國電影也存在很多相似之處,因此對兩國電影的比較研究,既具有重要的參照價值,也具備現實的可操作性。那么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電影具有哪些先天優勢,中國電影走向世界會經歷哪些困難,中國電影該如何走向世界,本文將通過與韓國模式的對比探索一條中國電影走向世界的道路。
第一章電影跨文化營銷概述
第一節世界市場電影跨文化營銷
一、何為電影產業
在進行電影跨文化營銷策略的分析之前,首先要知道我們研究的主體——電影產業。那么什么是電影產業呢?
所謂電影產業,它是文化產業的一個產業分支,是利用生產和組織模式來生產和傳播、流通,為會社提供舞臺化的電影產品和相關服務的一種社會產業。電影本身的商品和服務屬性,注定了必須要采用市場營銷手段來將它推向市場,吸引觀眾走進電影院,提升票房價值,并在這全程的營銷活動中形成以應聘為中心的品牌,再用這個品牌來帶動電影相關產品的開發和銷售。另外,在電影制片、發型、放映及后期等一系列的營銷運作中,吸引目標客戶的目光,提升自己的銷售業績和知名度,達到良好的宣傳效果。
由此可見電影產業營銷是電影產業發展中的企業重中之重,涵蓋到電影產業運作流程中的各個階段,尤其是對于面臨著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內憂外患”的中國電影產業而言,電影產業的跨文化營銷更是決定著一個國家文化的競爭力,以及國家軟實力未來的走向。
二、何為電影營銷
電影營銷可分為三個層次:電影產品的營銷,電影品牌的營銷和電影行業企業文化的營銷。電影的產品營銷包括電影產品質量,宣傳策略,定價,院線等方面,主要通過電影的拍攝制作,上映當期設定,票價策略制定,終端院線管理,廣告宣傳,促銷推廣等方面來實現的,這是最低層次的營銷。
電影品牌營銷本質上是電影媒介所提供的精神產品在受眾心目中的品質評價以及這種品質所具有的商業價值,,它具有文化獨特性,效益綜合性,品牌延伸性和消費忠誠性等特征。如何塑造以及經營電影品牌,這是一個在中國電影營銷發展中非常有現實意義的課題。電影品牌營銷也需要受眾為中心,借助一品牌為核心的市場營銷手段,通過對電影品牌定位、推廣、維護以及品牌延伸這個完整的過程來實現。②
電影企業文化營銷,就是通過塑造獨特的企業文化特色來強化企業形象以及企業的營銷特色,通過電影營銷行為來傳導企業的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企業的精神文化來完成對企業形象的塑造。③
三、好萊塢電影跨文化營銷
好萊塢電影在美國的全球化戰略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早在30年代,美國正度就意識到,電影和其他大眾文化都不僅具有產業意義,而且對于宣傳美國政治、文化和礦大經濟影響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文化產業中,電影作為做國際化的媒介產業,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好萊塢從一開始就在向全世界推銷著美國。美國電影很早就具有國際視野。20世紀第一個十年,好萊塢制片人就開始在主要的國外市場設立辦事處。二戰以后,美國政府每年都會拿出部分資金來對好萊塢影片出口海外進行支持。
好萊塢電影的成功不僅與政府的大力支持分不開,還因為它實現了世界范圍內的跨文化營銷。跨文化營銷比國內市場營銷更具差異性、復雜性和風險性。美國每年發行影片數量在450到500部左右,約有12部影片國內票房超過1億美元,36部左右票房超過5000萬美元。除去高額的制片和營銷成本以及放映商的留存份額,大多數影片都無法在國內發行中收回成本,而高額的回報大多都是通過國際市場獲得的。
當一部電影有內容涉及到其他國家或地區時,電影公司首先會對此國家或地區的語言、宗教、風俗習慣、身份認知以及飲食習慣等一系列文化特質進行充分的調研與分析,從選擇哪部大片(導演、演員、劇本等)、上映時間(節假日)、宣傳方式(網絡、海報、首映式等)、放映組合(影片、DVD等)等方面,根據該國際實際情況選擇性,一切都以充分占有該國市場為目標。
第二節中國電影跨文化營銷概述
按照1999年11月15日中美簽署的雙邊協議,中國政府承諾:“不對電影的進口保持配額。此外,中國政府將允許中國公司在商業考慮的基礎上,以利潤分成的方式,進口數量不限的外國電影。”
美國政府也提出要求:美國進入中國市場的影片,經中國政府批準后,不受數量配額限制,不受中國原有發行公司制約,可自主進入中國電影市場,中美雙邊協議簽署后,好萊塢各大電影公司軍立即展開了對中國市場的研究,紛紛設立“中國部”,招聘了解中國電影的業內人士及中國內地赴美電影人在期間擔任中層職務,并且對中國電影市場進行調查,一邊對所生產的影片進行更適合中國市場的調整。
2004年11月10日,國家廣電總局頒布《電影企業經營資格準入暫行規定》,外資可以通過參股的方式進入中國的電影制作和發行市場。2005年4月,國務院關于《非公有資本進入文化產業的若干決定》公布后,國家廣電總局進一步明確了鼓勵和支持非公有資本進入電影電視劇制作發行、電影院和電影院線領域。在這些政策的激勵下,電影產業開發程度不斷增加。種種跡象表明,當今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中國電影產業面臨著來自全球范圍內更為嚴峻的競爭挑戰。
另一方面,從1999年到2003年的五年間,中國電影的票房收入一直在10億元左右徘徊,但2004年電影票房收入忽然增加到了15.2億,2005年達到20億元。而2006年則達到26.2億元,比上年增長28%,連續四年超過進口影片。從這些數據中我們不難看出中國電影市場似乎正呈現一派繁榮景象。
然而,另一組數字卻又足以令人深感擔憂:2004年度中國電影產量達到212部,而最終進入市場的國產影片數量只有40多部;2005年度中國電影產量繼續增加,達到260部,而最終進入市場的國產影片數量不及65部。雖然中國電影的產量雖逐年增加,但真正進入市場的卻為數不多,并且70%的國產片仍處于虧損狀態。這些數據也證明中國電影產業目前的“繁榮”只是虛假的繁榮,其產業發展遇到的困境正制約著其發展的步伐。
綜合中國文化產業目前的發展狀況和發展環境,基于以下幾個原因,中國電影產業跨文化營銷應作為提升中國文化產品國際競爭力的重要部分。
一、經濟環境
中國經濟經濟年來持續發展,使得人們的購買能力增強的同時對精神生活需求日益高漲。而且隨著全球化的浪潮,中國經濟發展多元化的進程加快,第三產業迅速發展的同時又出現了許多新的經濟浪潮,如“娛樂經濟”、“休閑經濟”等,這無疑給身在其中的電影產業創造了很多發展的空間。同時隨著經濟實力的增長,各大產業內部競爭加劇、優勝劣汰,資源得到優化配置,中國電影也不例外,電影企業開始不間斷的通過兼并和收購,進行強強聯合來調整自身產業結構,一些大的電影企業已具備豐富資源及成熟的市場運作體系。
二、政治法律環境
WTO的加入,給中國電影產業向海外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中國政府正在努力完善電影產業的法律法規,使中國電影的運作更為高效和專業。政府還積極扶持一些電影相關產業,如電影產業營銷服務機構,雖然現在還不十分成熟,但相信隨著政策的推進,中國電影產業能夠在政府的幫助下更有效更科學的開展市場營銷活動。
三、文化環境
電影作為一種藝術的載體,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某種意識形態。中國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其神秘的東方文化在全世界有著獨特的迷人魅力。中國電影產業有相當豐富的資源,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文化優勢,在電影內容上多下功夫,多加入一些中國元素,吸引世界觀眾的注意力。
第二章中國電影跨文化營銷現狀和問題
第一節中國電影跨文化營銷現狀
中國電影在對外輸出上還面臨著許多困難,東西方的文化差異,語言障礙,電影產業發展相對落后,創作和技術水平相對較低等原因都制約著中國電影對外輸出。
隨著中國國家形象和國際地位的上升,包括奧運會和世博會在中國的召開,中國正吸引著世界越來越多的關注,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美學風格等特有的東方魅力也提高了國際市場的期待值,的廣泛合作也帶來了中國電影的資源互補,中國內地、香港、臺灣、澳門以及馬來西亞新加坡等東南亞地區,日本韓國等其他亞洲泛華文化地區,以及世界各地的華人構成了一個具有共同性的接受中國電影文化的交流空間,也就是說,中國電影具有十分廣泛的國際市場和觀眾基礎。
比利時電影評論家路易•丹維爾曾在第62屆威尼斯電影節上說過,“世界越來越小,中國越來越大”,“全球化縮短了世界之間的距離,人們突然發現中國的迅速崛起,而電影則提供了一個了解中國的窗口。與其說,中國電影走俏歐洲,不如說整個中國讓歐洲著迷。”中國文化正在世界上掀起一陣熱潮。近年來,中國也在努力促進文化與電影在國際市場上的貿易。2007年,文化部、商務部、廣電總局聯合出臺了《文化產品和服務出口指導目錄》鼓勵包括電影在內的文化產品出口。
但是,我們要清醒的認識到,盡管中國電影在國際市場上備受期待,但目前為止,包含中國元素的中國電影在競爭激烈的世界電影市場中還只是一種點綴,并不是主流。長期以來,中國電影在對外輸出是過于強調“對外宣傳”,長期依賴“文化交流”資助,這樣的過程與其說是商業行為還不如說是公益事業,市場化程度太低。中國電影長期停留在小眾“交流”或者電影圈“評獎”的精英傳播階段。這樣的情況到了2000年才有所改善。
由此可見,中國電影雖然具有先天的優勢和良好的大環境,但是中國電影的產業化發展與發達國家有很大的差距。
第二節中國電影跨文化營銷問題
本文將從市場營銷“4P”角度,即影片、價格、發行渠道、促銷四個方面來探討中國電影跨文化營銷的問題。
一、國產影片票房與口碑的落差
近幾年,中國電影市場呈現出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中國電影制作大、宣傳多、票房高,口碑卻不好,中國電影在國外電影節頻頻獲獎,回到國內票房卻大多差強人意。中國電影產業目前正在向產業化邁進,口碑和票房的落差的確值得深思。
表2-1截至2010年5月2日的中國內地影史票房排行榜(人民幣)(前10名)
名次電影內地票房觀影人次發行年份拷貝數
1阿凡達13.5億2594.36萬2010上映中600+數字/3D
220124.6537億1480.41萬2009600+950
3變形金剛2:卷土重來4.28億1378.74萬2009700+900
4建國大業4.1504億1300.99萬2009750+950
5泰坦尼克號3.595億約1800萬1998280
6非誠勿擾3.248881億948.97萬2008700+數字
7赤壁(上)3.212031億957.67萬2008690+數字
8滿城盡帶黃金甲2.91億771萬2006660+數字
9十月圍城2.903209億860.81萬2009650+數字
10變形金剛2.8232億931萬2007540
由表2-1看到,占中國電影票房前五的電影,有四部是美國好萊塢大片,而唯一進前5名的中國主旋律影片《建國大業》憑借建國60周年獻禮大片以及近百位明星出演這兩個噱頭,首周四天半合計票房達到了12436萬,刷新了國產片首映周票房的紀錄。上映一月突破4億,一再刷新國產片上映紀錄,成為內地影史第二部突破4億票房的電影。
近幾年的幾部大制作影片《英雄》、《十面埋伏》、《無極》、《三槍拍案驚奇》等票房一路走高,但是觀眾口碑卻一路走低。不僅如此,某些影片在海外市場銷售也是舉步維艱,《無極》更是遭到了國外發行商退片的尷尬局面。現在的中國電影太過商業,甚至于商業情節完全擠占了文化情結,所有人都將利益放在了首位,從而忽視了影片本身的質感,電影情結漸漸西化、采用國外的故事藍本甚至根本稱不上有情節,而在演員選擇上,采用了更多的人氣明星吸引眼球,忽略了其本身的演技帶給電影的影響。這樣的電影別說輸出海外市場,即便是在中國國內市場也是不會受歡迎的。中國電影漸漸喪失了民族文化獨立性。并且,大部分中國影片的海外市場定位不明確,幾百部影片如同一部影片,目標市場不清晰,敘述方式、題材、類型等都不夠國際化。
二、票價過高
票價過高的現象主要是在國內市場,過高的票價抑制觀眾需求。即使是在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一張電影票的價格也只占月收入的1/200,在韓國一張周末電影票的價格占平均月收入的1/125,而在中國這一比例卻達到了1/25,過高的價格從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國電影的發展,進電影院看電影在中國其實成了一件比較奢侈的消費。如果電影在國內也無法做到“普及”,那么電影的出口也會面臨著一定的困難。
三、發行渠道單一
好萊塢電影遍布全球,幾乎占據了世界電影市場的就成份額,加上很多國家處于保護本國影片的考慮,引進非美國影片的數量極少,所以中國影片插足海外市場份額非常有限,目前中國電影走出去的最主要渠道是合拍。中國電影實現的海外票房主要來自合拍大片。從當年的《英雄》、《十面埋伏》、《無極》等主流商業大片,到最近的《赤壁》、《梅蘭芳》等都采取了合拍形式,這些影片在投拍時已經按其投資結構分割了全球版權,提前進入海外市場。
中國現在每年生產四百多部電影,投資高昂的商業大片畢竟是少數,大部分還是中低成本影片,由于資金受限和營銷意識薄弱,攝制完成后,很少有營銷推廣的預算,有的電影連印刷海報的錢都沒有,這些影片在國內市場能見度都很低,更遑論國際市場的能見度。
四、后電影產品開發落后
“后產品”開發是中國電影產業格局調整之后的一個重要鏈接以及終端環節,其開發的力度和盈利率直接影響中國電影產業鏈的完善和協調運作。一個成熟的后電影市場不僅僅能以豐富的“后產品”供給滿足消費者的文化需求,更重要的是它能促進電影投資背景的多樣性、電影市場機制的完備性、電影運作系統的規范性,使中國電影產業形成一個良性循環的價值鏈條。
五、政府政策不完善
中國政府的政策扶持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國電影在尋求出路的同時,沒有政府強有力的支持,缺少發展的動力。中國還沒有一部完整的政策支持中國電影的發展,中國電影的管理還缺乏完整充分的法律基礎。另外中國的電影審查制度也是一大難題。因為沒有一個文本的規則可依,一部戲能不能通過審查都是靠審查委員的經驗和當前的政策方向來把握。同樣的情節,也許上個月可以通過審查,但是這個月就不行了,同樣的題材,也許上個月還能拍,這個月就不能拍了。甚至,同樣的情節,在引進的國外大片里就可以,國產電影里就不能通過審查了。中國電影審查制度的改革,不光是國家廣電總局的課題,因為電影涉及到相關部委的內容,都要先由相關部委審查通過。而久久不見出臺的分級制度,也另中國電影銀幕上一片武俠世界的刀光劍影,畢竟這類題材相對穩妥,比較容易通過審查。毫無疑問,不適當合理的審查制度不但會影響我國電影的創作質量和數量,還會使我國電影的題材無法創新,當“武俠時代”過去,也許中國電影又將陷入危機。
第三章韓國電影跨文化營銷的經驗及啟示
第一節韓國電影產業現狀
韓國電影與中國電影一樣,面臨著一個美國文化霸權的共同課題。在韓美自由貿易談判中,韓國就屢次遭遇美國提出的市場開放要求,要韓國政府將本土電影市場的保障措施“電影放映配額制”從原來的146天大幅降低或完全取消,由此引發的抗爭也決定了兩國談判的多次磨合。直到2006年,韓國終于做出讓步,同意將電影配額制驟減為73天。
20世紀90年代末,面對市場的開放,韓國政府實施了政策扶持和相應的資金支持,所有業界從業人員全力以赴,終于使韓國電影日漸呈現出興盛的態勢,韓國電影產量大幅增加、本土電影市場占有率提升、影院建設穩步發展、海外出口收益增長。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電影產量大幅增加,投資體系改革
好萊塢電影的入侵,給韓國電影帶來了巨大的沖擊,但同時,好萊塢電影的企劃、產業垂直整合、全球營銷等特點,也帶給了韓國電影很多的啟示。1998年以來韓國電影每保持了強勁的生產力,每年產量都節節攀升,到了2007年韓國電影從1998年的43部發展到124部(見表3-1),上映119部,上映率高達95.9%。
表3-1韓國電影制作數和發行數(1998—2007)
年份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
制作數4349596578808287110124
發行數4342625282657483108119
二、本土電影市場占有率提升,電影收益大幅增加
1998年韓國電影本土市場占有率僅為25.1%,到了2006年本土市場占有率高達64.2%,到了2007年韓國電影因為種種原因市場占有率下滑了13.4%,市場占有率止步于50.8%,基本保持主導地位(見表3-2)。
表3-2韓國影片市場占有率(1998—2007)②
年份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
國片市場占有率(%)
25.139.735.150.148.353.59.359.064.250.8
三、影院建設穩步發展,觀眾人數呈增加趨勢
韓國政府和電影企業界加大對現在多廳影院和銀幕配置的建設,這促使了更多觀眾走進影院。從1998年開始,韓國電影逐漸減少單銀幕的傳統影院,擴建多銀幕的現代性影院。到2007年,韓國電影院數已經增加至348家,電影銀幕擴增至2058塊(見表3-3)
表3-3韓國電影影院數和銀幕數(1998—2007)③
年份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
影院數507373373344309280302301306348
銀幕數50758872081897711321451164818472058
韓國電影觀眾對電影熱情高漲,觀眾人數成倍增長。1998年,韓國電影總觀眾人數僅有0.5億,發展到2007米歐按已高達1.58億,相對于韓國總人口4900萬德技術,人均觀影已經達到每年3次以上,比較美國人均每年觀影4-6次、澳大利亞人均每年觀影4-5次的標準,可以說韓國人均觀影次數已經基本達到世界電影發達國家水平。
四、電影海外出躍,收益增長明顯
2000年以后,韓國越來越多的電影公司借鑒并實踐好萊塢電影全球營銷的經驗,開始是韓國電影海外的預售和推廣,再加上金大中和盧武鉉兩人政府推動的電影海外支援政策,為韓國電影的海外出口提供制度保證、設備支持、資金援助等措施。因此韓國電影的海外出口日趨活躍,而且價格提升和收益增長明顯(見表3-4)
表3-4韓國電影出口情況(1998—2007)(單位:萬美元)
年份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
出口額3075967051124149530975828759924511228
增減率18%59%33%107%88%30%-68%-50%
由表格可以看出,從1998年到2005年七年間,韓國電影海外出口額由307萬美元增加至7599萬美元,急速增長了24倍,但這樣的海外出口優勢在2006后出現了明顯的拐點,連續兩年跌幅都高達50%以上。2006年,韓國電影海外收益在2005年的基礎上減少了三分之二,2007年韓國電影出口部數達到了321部,但收益額卻僅有1228萬美元,僅為2005年的16.16%,導致韓國電影海外收益額如此李樓的主要原因在于極不合理的海外出口分布格局:韓國電影海外出口過分依賴于亞洲國家,尤其過于依賴日本,這樣的出口分布必然給韓國電影產業帶來致命的負面影響。
第二節韓國電影跨文化營銷經驗及啟示
韓國電影的跨文化營銷主要集中在亞洲地區,尤其是日本,韓國每年對日本出口的電影數占了出口總數的大多數。韓國電影最早的市場化運作可以追溯到1913年,那時韓國制作了自己的第一部電影,但是,韓國電影市場開發和營銷方式應該從80年代忠厚期算起。
一部電影的生產可以分為制作、投資、發行、放映四大環節,電影的跨文化營銷策略應該說是貫穿了電影生產過程的始終。在韓國政府的倡導下,韓國電影的發行基本上是照辦了好萊塢的發行模式,大搞營銷攻勢。豪華的電影院,紅地毯,盛大的首映式,眾多明星捧場,武術瘋狂的粉絲。
在韓國電影的跨文化營銷過程中,投資其實是非常值得關注的。投資是電影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20世紀80到90年代末,韓國電影的資金來源一般都來自于電影公司自身的資金投入,這樣的情況到了市場開放以后就有所改變,很多電影人組成了獨立電影公司,這樣的獨立電影公司由于自身實力薄弱又開始依賴大企業的資金支持,很多大財團都是在那個時候開始涉足電影投資的。在金融危機之后,電影成了一個投資回報率相對高的項目,于是,很多大企業開始專門涉足于電影投資這一領域,甚至還設立了專門的子公司。到了2000年前后,這些大財團不再甘于投資拍攝電影,他們還和美國、香港等地的著名電影公司合作獲得進口電影的亞洲版權;從2001年起這些公司開始開發自己的電影院線,甚至下設很完整的電影公司。投資環境的改變,也為韓國電影輸出創造了條件。
相比于韓國電影的資金來源,韓國電影投資公司的強大背景,中國電影的拍攝資金就顯得微不足道,目前,中國還是處于由電影公司提供資金的尷尬階段,只有少數知名導演拍攝的大片才能獲得高額的投資,而即使是這些投資也大多是采用廣告贊助的形式,不僅金額不大,而且作為回報電影中必須出現相應的產品,這樣不僅限制了贊助廠商的選擇范圍,也會給電影本身的完成度帶來影響。由于中國的特殊國情,電影20%的投資回報率在中國并不算誘人,很多現代產業的資金回報率非常高,汽車制造業在韓國的回報率不過15%—20%,最高也不會超過35%,而在中國,汽車的平均的回報率都在35%—55%,所以問題就在于現在很多企業都對電影產業缺乏興趣和認識,如果能拿出培育電影產業的態度來看待中國電影產業,投資電影實現雙贏并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關鍵是要認識到電影已經成為一種可以賺錢的產業。
另外電影制作的好壞在跨文化營銷中也是十分重要的。韓國文化本身沒有特色,但是為什么韓國電影能在海外市場獲得成功,最關鍵的在于包裝。對于文化產品的開發,應注重特色化的創造。韓國電影通過再創造或創新,變成了有個性的“韓國制造”,而韓國電影最大的特點就在于將中國和西方文化結合,再在此基礎上加以改進,形成了鮮明的韓國特色。這樣的電影比同類產品更具識別力,提升了產品競爭力。例如韓國曾經有一部風靡亞洲的電影《我的野蠻女友》其實沒有很深的文化內涵,但是這部電影取材新穎,所有的情節、畫面都具有韓國特色,將韓國人擅長的愛情戲發揮的淋漓盡致。還有一部韓國歷史上票房最高的電影《太極旗飄揚》很明顯的將韓國的歷史和好萊塢的大制作融為一體,大氣中不失精致,是很典型的一部好萊塢式的韓國電影。由此,中國完全可以在以“功夫”為題材的電影中加入更多中國元素,如絲綢、陶瓷等,形成一套具有鮮明中國特點的“中國制造”。同時為了打入西方市場,導演在電影的的意識形態上進行了西化的包裝,以適應海外觀眾的口味。
第四章中國電影跨文化營銷策略
第一節電影產業策劃階段
電影作為商品,必須面對市場,把握消費者的心理。在影片成形之前,就應該一句市場的需求來創作劇本,選擇有足夠市場吸引力的制作團隊和演員,并準確的對電影市場進行細分,結合自己的實力選擇目標市場,最后對市場進行準確定位,突出自己電影的優勢。
舉例來說,在一部電影制作之前,必須先對電影的目標市場進行定位。如果面向歐美市場,電影中必須首先了解西方人的需求,他們對東方文化的想法和他們對東方文化的好奇,這些都要體現在電影中,一方面滿足他們的好奇,另一方面又不至于讓他們覺得太陌生。如果選擇亞洲市場,在電影元素的選擇上則強調能讓觀眾產生一種文化的共感,另外,一部電影的投資方也是很關鍵的。以合拍片為主完全按照國際商業運作模式進入海外國家主流院線是中國電影跨文化營銷最值得推廣的方式,中外合資從表面上來看只是一個制作方式的組合,但其中包含很多優勢。通過雙方主創人員的參與很容易在創作內容方面加入新鮮元素,在工藝技術方面也會有較高的體現,加上是國家與國家、國家與地區大范圍合作模式,所以前景更為廣闊。如《集結號》、《長江七號》都是合拍片,通過合拍的形式不同程度的進入了國際主流電影市場。借助合拍片的優勢,中國電影借助國外的資金、技術和發行渠道,這樣彌補了自身條件的不足,擴大華語電影在世界的影響。
第二節電影產品生產階段
一電影產品生產階段的營銷策略
在電影策劃階段,根據市場需求就已經確定出最具市場吸引力的劇本、制作團隊、導演和演員,這些就是的影片在策劃階段就具有了吸引觀眾的品牌創新意識。在好萊塢電影中,單是大明星這一品牌效應就已經是一部電影的最大賣點了。中國電影如果想走向世界,就必須具備所謂的品牌,比如,張藝謀導演的《英雄》在世界各地大受歡迎,不僅是因為《英雄》具備了中國武術這一中國電影最原始的賣點,張藝謀導演本身就是一個品牌,有很多在國際上非常出名的作品,更有演員章子怡、梁朝偉、李連杰這些在國際上非常有人氣的電影明星為電影加分不少。當然也可以邀請本地的演員出演電影,增加親切感和票房號召力。再拿韓劇來說,曾經在中國非常有名的韓劇都集合了幾個特定:畫面唯美、風景優美;演員外貌出色;情節緩慢,內容符合亞洲人收視習慣。靠著這些元素的不斷組合,韓國在東南亞風靡一時。
二電影后產品生產階段的營銷策劃
電影后產品生產階段包括電影產品和電影衍生產品的生產,電影后產品所涉及的范圍很廣,由電影這一核心資源可以引申出一條長長地產業鏈,包括書籍、電影的錄像帶、VCD、DVD、電影原聲大碟等后電影產品,還包括同名電視連續劇、網絡游戲、手機游戲、動漫出版、郵票、彩信、玩具、服裝、主題公園等電影衍生產品,這些可能遠比電影本身帶來的利益和影響力要大許多。例如,韓劇在亞洲大受歡迎的同時,韓國的文化觀光局就聯合各大韓國旅行社推出韓劇景點觀光項目,為韓國掙進不少外匯,同時韓劇中所反映的韓國的飲食文化,韓國的時尚,也成為了韓國財政的經濟增長點,這就是文化產品的魔力。
在電影跨文化營銷的同時,好好發展這些產業鏈,能夠更好的融入當地文化,將屬于中國的文化產品用不同的語言、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文化方式傳遞給每一個人。
第三節電影宣傳與發行階段
電影的宣傳與發行也是電影跨文化營銷的重要環節之一。這需要盡可能多的與多方媒體整合以力求得到廣度和深度的宣傳,并統一傳達電影品牌和形象信息,電影與商業品牌的整合營銷也是一種方式。與當地一些大商家合作宣傳,既可以減少宣傳成本,又可以通過商家在該國的知名度和影響力,使宣傳事半功倍,能起到相互促進的作用。
舉例來說,可以通過國際電影節和國際影展將中國影片推廣出去。國際電影節是展示世界各國優秀電影作品和技術成就的盛會,在全球化的今天,要想迅速提高中國電影的知名度,提高中國電影的影響,通過海外的電影節電影展來推廣中國電影是一條捷徑。目前世界上著名的電影節有威尼斯電影節、戛納電影節、柏林電影節等,每個電影節都有自己的主題和定位,掌握好各國觀眾的喜好非常重要。例如,威尼斯電影節的定位是電影實驗者和藝術家的搖籃,其宗旨是“電影為嚴肅的藝術服務”,鼓勵那些拍攝手法新穎,有法獨特的影片,而德國柏林電影節以注重意識形態、強調主題為自身定位,其口號是“和平、友愛”。從1994年《霸王別姬》獲金棕櫚獎至今,中國電影在國際電影節已多次獲獎,這事國際電影界對中國電影的肯定,一部部的中國電影在國際上獲得好評,為中國電影進一步進軍海外市場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還有,中國可以自己創造條件,推廣中國電影。“北京放映”是中國電影集團公司經國家廣電總局批準于1996年發起創辦,并由中國電影集團公司負責承辦的大型國際性中國電影對外推廣活動。作為國內唯一一個邀請并接待境外電影采購和國際電影節選片人來華集中選購和選看中國影片的大型國際活動。弘揚中國電影文化,推動民族電影事業的發展,促進中外電影交流,是“北京放映”一貫的宗旨。“北京放映”已成為中國電影跨文化銷售的重要渠道。
我們不僅要帶著中國電影“走出去”參與國際電影盛會,畢竟世界上的電影盛會數不勝數,電影展的名目也十分繁多,不如自己創造條件,將外商“請進來”,最大限度的推銷中國電影,將這些優秀作品帶向世界。
結語
中國電影跨文化營銷實際上就是一種文化傳播,通過電影將中國的文化推廣到全世界,這個過程需要多方面的協調運作。首先中國電影想要走向全世界必須建立自己的電影品牌。這是因為電影品牌是一種無形資產,它能夠產生巨大的經濟效應和社會效應,能吸引廣大觀眾,給所在集團帶來巨額利潤。電影品牌在電影藝術與電影市場中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能夠帶動電影業的發展。而令人遺憾的是。在目前的中國電影市場上只有張藝謀、馮小剛、周星馳寥寥幾個電影品牌,而放眼整個世界具有影響力的華語電影導演也只有寥寥幾位華裔導演,長此以往將不利于電影市場的繁榮和發展。
在文化產品的跨文化營銷方面,韓國在這一方面較中國成熟,不僅在地域上、文化上有著很強的參考能力,其商業化跨文化運作的經驗值得我國電影行業學習,把以電影為代表的文化產業做大做強。我們學習不應當僅僅是商業化運作技巧,更應當學習其電影產業化的意識。相信不出十年,中國將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電影市場和電影輸出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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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俗學價值
最常見的文化闡釋價值是通過觀賞一部影片,闡釋其中所反映的某個時代、地區、民族的民風和民俗。人類的精神生活中有兩個傾向,一是眷戀故鄉,對本土文化有特別的親近感;一是向往遠方,對異域文化有特別的新鮮感。愈是民族的也愈是世界的,具有鮮明民族和地域文化特色的影片往往容易得到各方的青睞,這也是中國影片屢獲國際大獎的重要原因。而人們喜愛觀賞影片的一個重要原因也就是能經常地、直觀地接觸豐富多彩的異域文化,了解世界各個民族的不同風情。
闡釋民風、民俗主要通過影片特有的環境、道具、布景以及不同民族演員的服飾、歌舞、語言等展開。如美國影片中燈紅酒綠的現代都市、英國影片中荒涼寂寥的莊園城堡、拉美影片中莽莽蒼蒼的原始森林、阿拉伯影片中廣闊無垠的瀚海沙漠等等,這些都讓觀眾一下子就進入了特定地域民族的特有文化氛圍之中。再如日本人的和服、美國人的牛仔服、歐洲人的燕尾服、中國人的長袍馬褂等等幾乎都成了特有的民族文化符號。還有印度和日本影片中的歌舞表演,中國影片中的腰鼓、“顛轎”和信天游,美國影片中的“淘金”浪潮,歐洲影片中的“決斗”情結,無不傳遞出各具時代風情和民族特色的文化信息。當然,電影作品的民俗學價值還只是文化闡釋價值中的表層價值。
二、社會學價值
電影作品中所包蘊的社會學、歷史學、政治學等內涵,也是影片中常見的文化闡釋價值。這些文化價值作為內在層面的文化形態特征,往往存在于影片的內部結構中。如歷史事件、政治風暴、社會習俗、民間傳說等等,常常成為一些影片的整體構架,從中可以闡釋出極為豐富的文化價值。《拯救大兵瑞恩》、《羅生門》、《》、《茶館》、《泰坦尼克》、《無頭騎士》等等都是生動的例證。拍攝于20世紀40年代初的《公民凱恩》更堪稱這方面的典范。影片是根據美國實有其人的億萬富翁、新聞大王威廉·倫道夫·哈斯托的生平事跡創作的。它陳述了新聞巨子凱恩作為“大國民”精神風貌,并且由這個人物撲朔迷離的命運概括了人類前史時代的深刻命題:資本與人性的沖突以及人性在現代社會生活中的普遍性異化。是資本這個怪物打破了幼年凱恩的平衡,資本的教育代替了母親的撫愛;是資本這個怪物在養成了凱恩作為社會人的才干的同時,也激發了他對資本的貪婪。他的巨大財富的累積,是以犧牲人的良知和人的情感為代價的;也是資本這個怪物使凱恩承受著現代聲色犬馬生活的輝煌,同時也徹底地撕毀了他在人的生活中的全部溫情。凱恩擁有資本和現代生活提供的宏傳版圖,但他卻失掉了人最美好的東西和最基本的享受。他沒有愛人,也失去了朋友,他是孤獨的,生前如此,彌留之際也不能免,他的那句般的“玫瑰花蕾”,顯示了他的心靈上的疲憊,同時也是心靈的自覺。它發生在凱恩相對遠離現代生活的時刻,并且聯系著他尚未涉足現代生活的孩提時代,因而帶有特別的催人沉思的力量。凱恩的形象呈現著一種全新的沉思的濃度,幾乎也是他生存的那個國家巨大歷史矛盾的回響,從中觀眾幾乎可以完整地了解到“凱恩時代”美國社會的方方面面。
三、生命學價值
電影作品中所蘊含的生命價值(特別是人生價值)是電影文化價值中較為深層,也較為重要的闡釋價值。草長鶯飛,虎嘯猿啼,生命的蹤跡無處不在。“生命之樹常青”,而體驗生命、思索生命、張揚生命,也是電影藝術魅力的源泉。生命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充盈于每一個個體的存在中。如法國著名導演讓·雅克·阿諾執導的動物影片《熊》,由一只小熊擔任主角,以一只大棕熊為最佳配角,再加上兩名獵人,組成了全部演員陣容。影片用擬人手法,始終以小熊的“悲歡離合、喜怒哀樂”為主線,通過小熊那些頗有“傳奇”色彩的經歷,把觀眾帶入大自然中。攝影機展示的完全是熊的視野和范圍,觀眾在欣賞到一幅幅平時不易接觸到的自然景象的同時,深深感受到生命的律動和豐盈,進而領會到人與動物、人與自然的合諧是多么美麗又是多么重要。但電影由人創造,并因人而存在,其中心必然是人的生命形式和命運。從這個意義上說,“只有人才是美的,只有充滿生命的人才是美的”。每一個人的生命都值得仔細審視,都有屬于自己的秘密與夢想。電影藝術只有與人的生活、命運緊緊聯接在一起,才能叩響出生命的感覺,探尋到生活的意義。
透視生命,首先要展現人的生存方式。好萊塢影片精心描述了一種高度現代化和“理想化”的北美生活方式:文明、舒適、溫情、浪漫……男主角正直幽默,女主角能干漂亮,由此構成了對亞洲廣大青年觀眾的強大吸引力。與此類似,我國《黃土地》、《老井》和《愛情麻辣湯》、《沒事偷著樂》等影片分別展示了傳統的中國農村生存方式和現代的都市生活方式,因而引起中外觀眾的強烈興趣和深刻關注。生命體驗更多地存在于日常生活中,更多的人像克萊默夫婦、貧嘴張大民一般地“活著”,活在窘迫困頓中,活在雞零狗碎中,活在嘈雜擁塞中。高明的電影敘事和觀賞正在于濾去浮動的煙塵,聆聽生命真實輕微的音色。有時生命體驗也存在于罕見的突發事件中,特別是在面對巨大生存挑戰的災難時,人的生命意義會在短時間內爆發,在一瞬間閃現出劇烈而灼人的人性光輝。如《地震》、《龍卷風》、《活火熔城》、《天地大沖撞》等展現人類在自然災難面前的無能為力和堅強不屈;《泰坦尼克》、《緊急迫降》、《恐怖地帶》等則充分展示了人在技術社會里對不被自己了解或控制的技術災難的恐懼無助和劫后余生的生命體驗;《現代啟示錄》、《獵鹿人》、《細紅線》、《辛德勒名單》、《發條桔子》等則向觀眾展示了人的生命在人為的災難(如戰爭、暴力犯罪)面前既是無比脆弱,不值一錢,又是彌足珍貴,至高無上。人類的生命價值正是在生存形式的變幻中不斷得到實現和充實,人活著不管是享受生命,還是含辛茹苦,都是生命之光的閃耀。
對每個具體的生命過程而言,淺的是人生的表象,而深的是人的情感世界。情感始終是電影創造的核心,對生命感覺的捕捉,經常表現為對情感的凝聚與剖析。電影敘事以人們的情感和心理方式為主脈,兩點之間直線最短,而將心比心,以情動情,是溝通創作者和觀眾心靈的最有效的途徑。“如果充分意識到情感意味著意識到它的全部獨特性,那么充分表現情感就意味著表現它的全部獨特性。”(科林伍德《藝術原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16頁)當人的內心隱藏著旋轉運動的情感潛流時,當情感在相反的兩極——歡樂與悲傷、希望與絕望、真誠與虛偽之間持續擺動時,電影讓觀眾看到了人類靈魂的最深處。《雨人》中的兄弟情深,《城南舊事》中的淡淡鄉愁,《廣島之戀》中的復雜戀情……或甜蜜或苦澀的種種情感,雖然是一時一地的故事,卻似一只弓拉動千萬人的心弦,喚起了縈回于每個人心頭的思緒。無論是“大江東去”,還是“楊柳岸曉風殘月”,只要表達的是永恒的情緒或意志傾向,即便是微山淺水,也能于細微處見出廣博,化瞬間成為永恒。因為“在這一瞬間,我們不再是個體,而是整個族類,全人類的聲音一齊在我們心中回響”(伍蠡甫、胡經之主編《西方文藝理論名著選編》下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375~376頁)。
電影中的生命意蘊、人生價值是電影文化闡釋價值中最易與觀眾產生交流和共鳴的部分,觀眾觀賞電影,通過經歷影片中人物的生存狀態和生活方式,品嘗影片中人物的酸甜苦辣,體味生活的歡愉和艱辛,以達到認識自身、珍惜生命、善待生活、完善人生的理想境界。一部《泰坦尼克》,讓多少人為之感傷,為之感動,為之莫名的惆悵和振奮。既有愛的甜蜜,又有恨的痛苦;既有生的歡愉,又有死的偉大。大難來臨時的人生百態讓觀眾接受了一次心靈的洗禮。愈是美好的事物,當被破壞的時候,就愈具有悲劇的力量。電影中上演的一幕幕“悲劇”把觀眾,甚至把人類的整體生命價值推向一個個新的高峰。
四、哲學價值
電影作品文化闡釋價值中,最為重要也最為深刻的是其中所蘊含的哲學價值。電影能喚醒個體生命的感覺,更可以使藝術成為超越生命的有限而獲得無限的中介。追求永恒、普遍與無限,追求藝術創造的哲理化,是20世紀現代主義文學藝術的共同特征,也是現代影視藝術的總體趨向。
哲學和藝術都是升華現象,藝術在追求升華的進程中往往就獲得了哲學品格。同樣是對戰爭的反思,《廣島之戀》和《現代啟示錄》就超越了一般的侵略與反抗、失敗與勝利、怯懦與英勇的簡單對照,而深觸到戰爭背后人性的永恒主題。一部絕好的驚險片素材,卻引起了黑澤明對人的思考,引出了發人深省的《羅生門》。安東尼奧尼曾表示:“我的影片源自我的情感,同時對應我的生活階段。”(S·查特曼《安東尼奧尼在1980年》,載《世界電影》1999年第1期,第236頁)然而他的作品卻讓東西方觀眾在個體中看到整個人類、整個世界的面影。只有關注整個人類的共同問題,才有可能引起普遍的共鳴;也只有穿透生活的表層,努力揭示出人類生存狀態的本質,才能使作品走向永恒。人,是藝術的宗旨,也是哲學的根本,而哲學意識賦予作品穿透時空的無窮魅力,也因此成為品評作品優劣的一個重要話語。
電影作品的哲學品格主要表現在對人類及其生存處境的理性思考。聰明的俄底浦斯解開了“斯芬克斯之謎”,作為謎底的“人”,卻成為人類更難回答的問題。“人是什么?”“我從哪里來?”“我到哪里去?”“我又是誰?”從兩千多年前的古希臘直到今天,這些形而上的命題被反復追問。電影藝術無法回避也不應回避對人、人存在的本性、人的內在與外在困境的探討。電影史上那些深刻與永恒的杰作都是創作者們以深邃的目光關注人及人生存的這個世界的結果。美國當代著名電影導演斯坦利·庫布里克在他為數不多的作品中,總是將探討人、人性、人類未來的命運等哲理化命題放到創作的首位。其中《奇愛博士》《二一年太空漫游》這兩部描寫未來的影片,更可以看作庫布里克關于人類未來的哲理化思考的升華。英年早逝的基耶斯洛夫斯基被譽為歐洲“最有獨創性、最有才華而又最無顧忌的導演”之一。盡管人們試圖從政治、宗教等各個層面上解讀他的電影,然而他那自省的目光始終超越政治、宗教和社會學層面,深情地注視著現代社會中破損的個體命運。如在他的堪稱“天鵝之歌”的杰作《三色:藍、白、紅》中,他拋開政治、社會、宗教乃至藝術的層面,深入探討“自由、公平、博愛”這些人類的生存原則在個人生命層面上的巨大意義。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看來,真正的愛情是廣博無私的,能使人高尚的,但錯誤的愛情足以讓人遺憾一生。人世之愛好比一個個切成兩半的蘋果,只有找到切下的那一半,才能相合無間,用別的半個蘋果來代替是不可能完美的。但沒有遇到真正的對象的人也不必因此封閉人生。基耶斯洛夫斯基是運用電影進行人生哲學思考的為數不多的當代導演之一。同樣出于對人的思考,對人存在的可能性的探討,中國有了深沉凝重的《黃土地》,有了自由奔放的《紅高粱》,有了氣勢磅礴的《霸王別姬》……有了與世界對話的可能。但應當承認,在我國每年為數眾多的電影創作中,真正能跳出政治、道德等框架,讓觀眾通過銀幕眺望人生萬象,在短時間內感悟直接的生存哲學的力作,可謂鳳毛麟角。注重使命感的中國電影在追求哲理化方面還有許多路要走。
五、宗教價值
電影作品中所蘊含的宗教價值也是值得關注的較為重要的文化闡釋價值。人類藝術文化的發展歷史表明,藝術和宗教一直有著密切的聯系和同構統一性。兩者以其對人類生活的晦暗性的洞燭、突破與超越,激情滿盈地傳達了一種普遍性的東西,從而改變了圍繞它的人們,把人們納入一種秩序之中,進入一種神圣的意義領域。人類通過藝術和宗教不斷提供的全新意義模式共同展現被創造的知覺和意義構架,解釋其經驗并規范其生活。宗教不僅成為藝術孕生的母體與土壤,而且直接與藝術創作有機地融合在一起,成為藝術發展的無可爭辯的因素。電影作為一門依靠現代科學技術的各項成果迅速發展起來的最年輕、最現代化的藝術樣式,同樣也深受宗教文化的影響。一方面,在長期的藝術發展歷程中,藝術宗教化非常突出,廣義地看,甚至可以說,從古至今,沒有一個偉大的藝術作品是無宗教的,而電影作為借鑒并容括人類藝術文化各種經驗的綜合性藝術,無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留下宗教文化的痕跡。另一方面,電影藝術的思維模式(包括創作思維模式和觀賞思維模式)和宗教的思維模式有共通之處。電影是影像的藝術,面對影像的電影創作者(包括電影觀賞者)對影像的偶然性、可能性、開放性以及紛至沓來轉變流動不可遏止的一切,收視反叫,耽思傍訊,在體味和知覺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韻外之韻的同時,也會生出“終不許一語道破”的模糊感受與“無言之美”。這種創作和觀賞中的模糊性、神秘性,散發著深沉的宗教感。電影藝術家和觀眾就有可能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里,通過獨特的“影像”話語,獨力闡釋自己的經驗,得出與宗教相似的有關世界的結論,特別是對生命與神秘之物的沉思、頓悟、揭示,是與宗教(至少是亞宗教)感情和宗教經驗的理解相聯系的。以至于有人將到電影院觀賞一部電影也比作是舉行一次宗教儀式。
觀眾通過觀賞電影,特別是觀看宗教題材或與宗教相關的影片,可以看見在某種意義上他們已經覺察的東西(否則他們便不會知道他們需要它),發現在某種意義上他們已經構想的東西(否則他們便不會知道它已經喪失了,或者當它被發現時,也不能夠認出它來);而且還可以進一步看見他們至今不能看見的東西,甚至發現他們還沒有構想的東西。例如美國環球公司1988出品的影片《基督最后的誘惑》,這是一部探討耶穌在成神過程中的內心世界的影片。影片從耶穌當木匠為羅馬人制造用來處死猶太人的十字架開始,后來,耶穌的靈魂得到凈化,開始直接與上帝對話,又在沙漠中修煉40日,得到了驚人的神力;最后他得到神的昭示,應以犧牲自己來換取神對世人的拯救;他為了成為一個救贖的英雄,讓猶大出賣自己。但是就在他被羅馬人釘在十字架上即將成神的時候,發生了幻覺。他在幻覺中得救,結婚生子,過上了平常“人”的生活,直至垂垂老矣。在他行將就木時,猶大前來指責他的背叛行徑,此時他才幡然醒悟,并且發現他仍在十字架上作著最后的成神努力。通過觀賞該部影片,觀眾看到了神對人類的重要性,人類需要神的拯救;也發現了神不是天生的,而是由人自身修煉而成,神就是人;不盡于此,影片還進一步揭示出,神雖然是一個神,但他并不想成為一個神,人就是人,人也不想成為一個神。神之所以存在,是因為人需要有一個神,需要有別人來做他們的神。神不是本身性的,神不過是一種消費性的和權謀性、策略性的存在。神不是由于本身而偉大,神只是由于人的需要才偉大。當人有一天不需要神的時候,神就沒有任何存在的意義。這一點是對以往的關于神的觀點的一次顛覆,揭開了“神圣”不可侵犯的面紗,為人類自身的自我反省和發展作出了有益的嘗試和積極的貢獻。
但是正如藝術與宗教具有“無言之美”,觀眾對電影文化中宗教價值的闡釋也是很難的。大多數影片蘊含的宗教價值往往與生命價值、人性價值、哲學價值交織在一起。即使是宗教題材的影片,也往往借宗教的外衣傳遞更為豐富的內在的人文價值和哲學價值。如韓國電影巨匠林權澤拍攝于1981年的影片《曼陀羅》,雖然以佛教為背景,但究其實,它在本質上體現的仍然是人本主義思想。在拍攝《曼陀羅》時,導演林權澤明確表示,不是要拍什么宗教電影,因為他對佛教并不關心,也不相信宗教,他只是讀了《曼陀羅》的原作后,覺得這是一個最適合將其感受附于畫面中的故事,那種為了實現理想而獨立奮斗直至殞身不恤的執著過程竟是那樣美麗,他相信能打動他的必能打動觀眾。《曼陀羅》以守戒苦修的法云和放蕩不羈的知山進行對比,兩個修行方式不同的人都朝著同一個方向——大徹大悟而去。影片中知山走的似乎是大乘佛教的路,他不是閉門苦參“瓶中之鳥”如何解脫,而是投身世俗救度眾生。在被政府封鎖的小島上幫病人洗澡,替窮人要飯,為逝者念經超度。在他的身上隱約透露出“有一眾生不得度者,我誓不成佛”的崇高信念。但知山似乎又是一個徘徊于欲望和虛無之間的凡人,直面的勇氣常常被無盡的欲望吞沒。影片通過熟原僧人之口轉述他的救度行為,都通過閃回將他的愛情故事(也即他對欲望和虛無的斗爭)以影像完整地表現出來,這樣安排顯然是導演有意削弱他身上的宗教性而突出人性的掙扎。知山像推著滾石的西緒弗斯一樣永遠無法達到解脫的山頂。知山酒醉后坐化在冬日的山路上,未完成的佛像和他額上深刻的歲月之痕,隱隱透出的遺憾之情,在暗示他未能真正得道。而法云由于母愛缺失造成的心理創傷十幾年來始終不能釋懷,“瓶中之鳥”即是法云受困的心。他期望通過不斷壓抑自己的欲望來得道,而事實上無論是逃避還是肉體上的酷刑都不能對其有所幫助。只有當這兩個看似對立,實則相反相成的人物思想最終融合時,通往解脫的門才會轟然洞開。法云在焚燒知山遺體時體會到知山的勇氣,終于下山尋母,與母親見面后安詳離去。影片定格在一條無止境的道路上,與片頭近兩分鐘的道路的長鏡頭遙相呼應,起到了喻示主題作用,求道之路漫漫其修遠兮,法云依然會堅定地走下去。觀眾在影片中體會更深的是知山、法云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人文精神,佛門戒規、禪門公案都只是對這一精神的點綴。《曼陀羅》確切地說是一部“人”的電影,而不是“佛”的電影。(參見吳丹《宗教外衣人本內核》,載《當代電影》1999年第2期,第116頁)
盡管每一部影片所展現的文化形態、內涵各有不同,但其中包蘊的文化闡釋價值有些則又是共通的。如第五代導演的作品均表露出強烈的自我意識和創新意識,在選材、敘事、結構、語言等方面標新立異。作品的主觀性、象征性、寓意性都比較強,注重人物內心表現,探索民族化的歷史和民族心理的結構,從電影本體出發,努力建構獨具民族內蘊和民族形態的文化模本等等。中國第五代導演的例子表明,不論是什么電影,也不管是哪位導演的作品,在文化闡釋價值的構成中,必然有一些共通之處。概括說來,電影作品的文化闡釋價值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民俗學價值
最常見的文化闡釋價值是通過觀賞一部影片,闡釋其中所反映的某個時代、地區、民族的民風和民俗。人類的精神生活中有兩個傾向,一是眷戀故鄉,對本土文化有特別的親近感;一是向往遠方,對異域文化有特別的新鮮感。愈是民族的也愈是世界的,具有鮮明民族和地域文化特色的影片往往容易得到各方的青睞,這也是中國影片屢獲國際大獎的重要原因。而人們喜愛觀賞影片的一個重要原因也就是能經常地、直觀地接觸豐富多彩的異域文化,了解世界各個民族的不同風情。
闡釋民風、民俗主要通過影片特有的環境、道具、布景以及不同民族演員的服飾、歌舞、語言等展開。如美國影片中燈紅酒綠的現代都市、英國影片中荒涼寂寥的莊園城堡、拉美影片中莽莽蒼蒼的原始森林、阿拉伯影片中廣闊無垠的瀚海沙漠等等,這些都讓觀眾一下子就進入了特定地域民族的特有文化氛圍之中。再如日本人的和服、美國人的牛仔服、歐洲人的燕尾服、中國人的長袍馬褂等等幾乎都成了特有的民族文化符號。還有印度和日本影片中的歌舞表演,中國影片中的腰鼓、“顛轎”和信天游,美國影片中的“淘金”浪潮,歐洲影片中的“決斗”情結,無不傳遞出各具時代風情和民族特色的文化信息。當然,電影作品的民俗學價值還只是文化闡釋價值中的表層價值。
二、社會學價值
電影作品中所包蘊的社會學、歷史學、政治學等內涵,也是影片中常見的文化闡釋價值。這些文化價值作為內在層面的文化形態特征,往往存在于影片的內部結構中。如歷史事件、政治風暴、社會習俗、民間傳說等等,常常成為一些影片的整體構架,從中可以闡釋出極為豐富的文化價值。《拯救大兵瑞恩》、《羅生門》、《》、《茶館》、《泰坦尼克》、《無頭騎士》等等都是生動的例證。拍攝于20世紀40年代初的《公民凱恩》更堪稱這方面的典范。影片是根據美國實有其人的億萬富翁、新聞大王威廉·倫道夫·哈斯托的生平事跡創作的。它陳述了新聞巨子凱恩作為“大國民”精神風貌,并且由這個人物撲朔迷離的命運概括了人類前史時代的深刻命題:資本與人性的沖突以及人性在現代社會生活中的普遍性異化。是資本這個怪物打破了幼年凱恩的平衡,資本的教育代替了母親的撫愛;是資本這個怪物在養成了凱恩作為社會人的才干的同時,也激發了他對資本的貪婪。他的巨大財富的累積,是以犧牲人的良知和人的情感為代價的;也是資本這個怪物使凱恩承受著現代聲色犬馬生活的輝煌,同時也徹底地撕毀了他在人的生活中的全部溫情。凱恩擁有資本和現代生活提供的宏傳版圖,但他卻失掉了人最美好的東西和最基本的享受。他沒有愛人,也失去了朋友,他是孤獨的,生前如此,彌留之際也不能免,他的那句般的“玫瑰花蕾”,顯示了他的心靈上的疲憊,同時也是心靈的自覺。它發生在凱恩相對遠離現代生活的時刻,并且聯系著他尚未涉足現代生活的孩提時代,因而帶有特別的催人沉思的力量。凱恩的形象呈現著一種全新的沉思的濃度,幾乎也是他生存的那個國家巨大歷史矛盾的回響,從中觀眾幾乎可以完整地了解到“凱恩時代”美國社會的方方面面。
三、生命學價值
電影作品中所蘊含的生命價值(特別是人生價值)是電影文化價值中較為深層,也較為重要的闡釋價值。草長鶯飛,虎嘯猿啼,生命的蹤跡無處不在。“生命之樹常青”,而體驗生命、思索生命、張揚生命,也是電影藝術魅力的源泉。生命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充盈于每一個個體的存在中。如法國著名導演讓·雅克·阿諾執導的動物影片《熊》,由一只小熊擔任主角,以一只大棕熊為最佳配角,再加上兩名獵人,組成了全部演員陣容。影片用擬人手法,始終以小熊的“悲歡離合、喜怒哀樂”為主線,通過小熊那些頗有“傳奇”色彩的經歷,把觀眾帶入大自然中。攝影機展示的完全是熊的視野和范圍,觀眾在欣賞到一幅幅平時不易接觸到的自然景象的同時,深深感受到生命的律動和豐盈,進而領會到人與動物、人與自然的合諧是多么美麗又是多么重要。但電影由人創造,并因人而存在,其中心必然是人的生命形式和命運。從這個意義上說,“只有人才是美的,只有充滿生命的人才是美的”。每一個人的生命都值得仔細審視,都有屬于自己的秘密與夢想。電影藝術只有與人的生活、命運緊緊聯接在一起,才能叩響出生命的感覺,探尋到生活的意義。
透視生命,首先要展現人的生存方式。好萊塢影片精心描述了一種高度現代化和“理想化”的北美生活方式:文明、舒適、溫情、浪漫……男主角正直幽默,女主角能干漂亮,由此構成了對亞洲廣大青年觀眾的強大吸引力。與此類似,我國《黃土地》、《老井》和《愛情麻辣湯》、《沒事偷著樂》等影片分別展示了傳統的中國農村生存方式和現代的都市生活方式,因而引起中外觀眾的強烈興趣和深刻關注。生命體驗更多地存在于日常生活中,更多的人像克萊默夫婦、貧嘴張大民一般地“活著”,活在窘迫困頓中,活在雞零狗碎中,活在嘈雜擁塞中。高明的電影敘事和觀賞正在于濾去浮動的煙塵,聆聽生命真實輕微的音色。有時生命體驗也存在于罕見的突發事件中,特別是在面對巨大生存挑戰的災難時,人的生命意義會在短時間內爆發,在一瞬間閃現出劇烈而灼人的人性光輝。如《地震》、《龍卷風》、《活火熔城》、《天地大沖撞》等展現人類在自然災難面前的無能為力和堅強不屈;《泰坦尼克》、《緊急迫降》、《恐怖地帶》等則充分展示了人在技術社會里對不被自己了解或控制的技術災難的恐懼無助和劫后余生的生命體驗;《現代啟示錄》、《獵鹿人》、《細紅線》、《辛德勒名單》、《發條桔子》等則向觀眾展示了人的生命在人為的災難(如戰爭、暴力犯罪)面前既是無比脆弱,不值一錢,又是彌足珍貴,至高無上。人類的生命價值正是在生存形式的變幻中不斷得到實現和充實,人活著不管是享受生命,還是含辛茹苦,都是生命之光的閃耀。
對每個具體的生命過程而言,淺的是人生的表象,而深的是人的情感世界。情感始終是電影創造的核心,對生命感覺的捕捉,經常表現為對情感的凝聚與剖析。電影敘事以人們的情感和心理方式為主脈,兩點之間直線最短,而將心比心,以情動情,是溝通創作者和觀眾心靈的最有效的途徑。“如果充分意識到情感意味著意識到它的全部獨特性,那么充分表現情感就意味著表現它的全部獨特性。”(科林伍德《藝術原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16頁)當人的內心隱藏著旋轉運動的情感潛流時,當情感在相反的兩極——歡樂與悲傷、希望與絕望、真誠與虛偽之間持續擺動時,電影讓觀眾看到了人類靈魂的最深處。《雨人》中的兄弟情深,《城南舊事》中的淡淡鄉愁,《廣島之戀》中的復雜戀情……或甜蜜或苦澀的種種情感,雖然是一時一地的故事,卻似一只弓拉動千萬人的心弦,喚起了縈回于每個人心頭的思緒。無論是“大江東去”,還是“楊柳岸曉風殘月”,只要表達的是永恒的情緒或意志傾向,即便是微山淺水,也能于細微處見出廣博,化瞬間成為永恒。因為“在這一瞬間,我們不再是個體,而是整個族類,全人類的聲音一齊在我們心中回響”(伍蠡甫、胡經之主編《西方文藝理論名著選編》下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375~376頁)。
電影中的生命意蘊、人生價值是電影文化闡釋價值中最易與觀眾產生交流和共鳴的部分,觀眾觀賞電影,通過經歷影片中人物的生存狀態和生活方式,品嘗影片中人物的酸甜苦辣,體味生活的歡愉和艱辛,以達到認識自身、珍惜生命、善待生活、完善人生的理想境界。一部《泰坦尼克》,讓多少人為之感傷,為之感動,為之莫名的惆悵和振奮。既有愛的甜蜜,又有恨的痛苦;既有生的歡愉,又有死的偉大。大難來臨時的人生百態讓觀眾接受了一次心靈的洗禮。愈是美好的事物,當被破壞的時候,就愈具有悲劇的力量。電影中上演的一幕幕“悲劇”把觀眾,甚至把人類的整體生命價值推向一個個新的高峰。
四、哲學價值
電影作品文化闡釋價值中,最為重要也最為深刻的是其中所蘊含的哲學價值。電影能喚醒個體生命的感覺,更可以使藝術成為超越生命的有限而獲得無限的中介。追求永恒、普遍與無限,追求藝術創造的哲理化,是20世紀現代主義文學藝術的共同特征,也是現代影視藝術的總體趨向。
哲學和藝術都是升華現象,藝術在追求升華的進程中往往就獲得了哲學品格。同樣是對戰爭的反思,《廣島之戀》和《現代啟示錄》就超越了一般的侵略與反抗、失敗與勝利、怯懦與英勇的簡單對照,而深觸到戰爭背后人性的永恒主題。一部絕好的驚險片素材,卻引起了黑澤明對人的思考,引出了發人深省的《羅生門》。安東尼奧尼曾表示:“我的影片源自我的情感,同時對應我的生活階段。”(S·查特曼《安東尼奧尼在1980年》,載《世界電影》1999年第1期,第236頁)然而他的作品卻讓東西方觀眾在個體中看到整個人類、整個世界的面影。只有關注整個人類的共同問題,才有可能引起普遍的共鳴;也只有穿透生活的表層,努力揭示出人類生存狀態的本質,才能使作品走向永恒。人,是藝術的宗旨,也是哲學的根本,而哲學意識賦予作品穿透時空的無窮魅力,也因此成為品評作品優劣的一個重要話語。
電影作品的哲學品格主要表現在對人類及其生存處境的理性思考。聰明的俄底浦斯解開了“斯芬克斯之謎”,作為謎底的“人”,卻成為人類更難回答的問題。“人是什么?”“我從哪里來?”“我到哪里去?”“我又是誰?”從兩千多年前的古希臘直到今天,這些形而上的命題被反復追問。電影藝術無法回避也不應回避對人、人存在的本性、人的內在與外在困境的探討。電影史上那些深刻與永恒的杰作都是創作者們以深邃的目光關注人及人生存的這個世界的結果。美國當代著名電影導演斯坦利·庫布里克在他為數不多的作品中,總是將探討人、人性、人類未來的命運等哲理化命題放到創作的首位。其中《奇愛博士》《二一年太空漫游》這兩部描寫未來的影片,更可以看作庫布里克關于人類未來的哲理化思考的升華。英年早逝的基耶斯洛夫斯基被譽為歐洲“最有獨創性、最有才華而又最無顧忌的導演”之一。盡管人們試圖從政治、宗教等各個層面上解讀他的電影,然而他那自省的目光始終超越政治、宗教和社會學層面,深情地注視著現代社會中破損的個體命運。如在他的堪稱“天鵝之歌”的杰作《三色:藍、白、紅》中,他拋開政治、社會、宗教乃至藝術的層面,深入探討“自由、公平、博愛”這些人類的生存原則在個人生命層面上的巨大意義。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看來,真正的愛情是廣博無私的,能使人高尚的,但錯誤的愛情足以讓人遺憾一生。人世之愛好比一個個切成兩半的蘋果,只有找到切下的那一半,才能相合無間,用別的半個蘋果來代替是不可能完美的。但沒有遇到真正的對象的人也不必因此封閉人生。基耶斯洛夫斯基是運用電影進行人生哲學思考的為數不多的當代導演之一。同樣出于對人的思考,對人存在的可能性的探討,中國有了深沉凝重的《黃土地》,有了自由奔放的《紅高粱》,有了氣勢磅礴的《霸王別姬》……有了與世界對話的可能。但應當承認,在我國每年為數眾多的電影創作中,真正能跳出政治、道德等框架,讓觀眾通過銀幕眺望人生萬象,在短時間內感悟直接的生存哲學的力作,可謂鳳毛麟角。注重使命感的中國電影在追求哲理化方面還有許多路要走。
五、宗教價值
電影作品中所蘊含的宗教價值也是值得關注的較為重要的文化闡釋價值。人類藝術文化的發展歷史表明,藝術和宗教一直有著密切的聯系和同構統一性。兩者以其對人類生活的晦暗性的洞燭、突破與超越,激情滿盈地傳達了一種普遍性的東西,從而改變了圍繞它的人們,把人們納入一種秩序之中,進入一種神圣的意義領域。人類通過藝術和宗教不斷提供的全新意義模式共同展現被創造的知覺和意義構架,解釋其經驗并規范其生活。宗教不僅成為藝術孕生的母體與土壤,而且直接與藝術創作有機地融合在一起,成為藝術發展的無可爭辯的因素。電影作為一門依靠現代科學技術的各項成果迅速發展起來的最年輕、最現代化的藝術樣式,同樣也深受宗教文化的影響。一方面,在長期的藝術發展歷程中,藝術宗教化非常突出,廣義地看,甚至可以說,從古至今,沒有一個偉大的藝術作品是無宗教的,而電影作為借鑒并容括人類藝術文化各種經驗的綜合性藝術,無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留下宗教文化的痕跡。另一方面,電影藝術的思維模式(包括創作思維模式和觀賞思維模式)和宗教的思維模式有共通之處。電影是影像的藝術,面對影像的電影創作者(包括電影觀賞者)對影像的偶然性、可能性、開放性以及紛至沓來轉變流動不可遏止的一切,收視反叫,耽思傍訊,在體味和知覺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韻外之韻的同時,也會生出“終不許一語道破”的模糊感受與“無言之美”。這種創作和觀賞中的模糊性、神秘性,散發著深沉的宗教感。電影藝術家和觀眾就有可能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里,通過獨特的“影像”話語,獨力闡釋自己的經驗,得出與宗教相似的有關世界的結論,特別是對生命與神秘之物的沉思、頓悟、揭示,是與宗教(至少是亞宗教)感情和宗教經驗的理解相聯系的。以至于有人將到電影院觀賞一部電影也比作是舉行一次宗教儀式。
觀眾通過觀賞電影,特別是觀看宗教題材或與宗教相關的影片,可以看見在某種意義上他們已經覺察的東西(否則他們便不會知道他們需要它),發現在某種意義上他們已經構想的東西(否則他們便不會知道它已經喪失了,或者當它被發現時,也不能夠認出它來);而且還可以進一步看見他們至今不能看見的東西,甚至發現他們還沒有構想的東西。例如美國環球公司1988出品的影片《基督最后的誘惑》,這是一部探討耶穌在成神過程中的內心世界的影片。影片從耶穌當木匠為羅馬人制造用來處死猶太人的十字架開始,后來,耶穌的靈魂得到凈化,開始直接與上帝對話,又在沙漠中修煉40日,得到了驚人的神力;最后他得到神的昭示,應以犧牲自己來換取神對世人的拯救;他為了成為一個救贖的英雄,讓猶大出賣自己。但是就在他被羅馬人釘在十字架上即將成神的時候,發生了幻覺。他在幻覺中得救,結婚生子,過上了平常“人”的生活,直至垂垂老矣。在他行將就木時,猶大前來指責他的背叛行徑,此時他才幡然醒悟,并且發現他仍在十字架上作著最后的成神努力。通過觀賞該部影片,觀眾看到了神對人類的重要性,人類需要神的拯救;也發現了神不是天生的,而是由人自身修煉而成,神就是人;不盡于此,影片還進一步揭示出,神雖然是一個神,但他并不想成為一個神,人就是人,人也不想成為一個神。神之所以存在,是因為人需要有一個神,需要有別人來做他們的神。神不是本身性的,神不過是一種消費性的和權謀性、策略性的存在。神不是由于本身而偉大,神只是由于人的需要才偉大。當人有一天不需要神的時候,神就沒有任何存在的意義。這一點是對以往的關于神的觀點的一次顛覆,揭開了“神圣”不可侵犯的面紗,為人類自身的自我反省和發展作出了有益的嘗試和積極的貢獻。
但是正如藝術與宗教具有“無言之美”,觀眾對電影文化中宗教價值的闡釋也是很難的。大多數影片蘊含的宗教價值往往與生命價值、人性價值、哲學價值交織在一起。即使是宗教題材的影片,也往往借宗教的外衣傳遞更為豐富的內在的人文價值和哲學價值。如韓國電影巨匠林權澤拍攝于1981年的影片《曼陀羅》,雖然以佛教為背景,但究其實,它在本質上體現的仍然是人本主義思想。在拍攝《曼陀羅》時,導演林權澤明確表示,不是要拍什么宗教電影,因為他對佛教并不關心,也不相信宗教,他只是讀了《曼陀羅》的原作后,覺得這是一個最適合將其感受附于畫面中的故事,那種為了實現理想而獨立奮斗直至殞身不恤的執著過程竟是那樣美麗,他相信能打動他的必能打動觀眾。《曼陀羅》以守戒苦修的法云和放蕩不羈的知山進行對比,兩個修行方式不同的人都朝著同一個方向——大徹大悟而去。影片中知山走的似乎是大乘佛教的路,他不是閉門苦參“瓶中之鳥”如何解脫,而是投身世俗救度眾生。在被政府封鎖的小島上幫病人洗澡,替窮人要飯,為逝者念經超度。在他的身上隱約透露出“有一眾生不得度者,我誓不成佛”的崇高信念。但知山似乎又是一個徘徊于欲望和虛無之間的凡人,直面的勇氣常常被無盡的欲望吞沒。影片通過熟原僧人之口轉述他的救度行為,都通過閃回將他的愛情故事(也即他對欲望和虛無的斗爭)以影像完整地表現出來,這樣安排顯然是導演有意削弱他身上的宗教性而突出人性的掙扎。知山像推著滾石的西緒弗斯一樣永遠無法達到解脫的山頂。知山酒醉后坐化在冬日的山路上,未完成的佛像和他額上深刻的歲月之痕,隱隱透出的遺憾之情,在暗示他未能真正得道。而法云由于母愛缺失造成的心理創傷十幾年來始終不能釋懷,“瓶中之鳥”即是法云受困的心。他期望通過不斷壓抑自己的欲望來得道,而事實上無論是逃避還是肉體上的酷刑都不能對其有所幫助。只有當這兩個看似對立,實則相反相成的人物思想最終融合時,通往解脫的門才會轟然洞開。法云在焚燒知山遺體時體會到知山的勇氣,終于下山尋母,與母親見面后安詳離去。影片定格在一條無止境的道路上,與片頭近兩分鐘的道路的長鏡頭遙相呼應,起到了喻示主題作用,求道之路漫漫其修遠兮,法云依然會堅定地走下去。觀眾在影片中體會更深的是知山、法云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人文精神,佛門戒規、禪門公案都只是對這一精神的點綴。《曼陀羅》確切地說是一部“人”的電影,而不是“佛”的電影。(參見吳丹《宗教外衣人本內核》,載《當代電影》1999年第2期,第116頁)
【關鍵詞】鄉村城市鄉村文化城市文化空間城市化
一文本分析:從《和你在一起》談起
《和你在一起》是陳凱歌2002年的一部非常有影響的作品,講述了劉小春在北京學琴的經歷以及和莉莉、江老師的交往。影片的第一個段落即以舒緩寧靜的鏡頭勾勒了江南小鎮美麗恬靜的自然風光和熱情和諧的人際關系。為了比賽,劉小春來到了繁華的北京,首先進入他視野的是莉莉,在他驚訝、羨慕的主觀鏡頭里我們看到莉莉的奇裝異服以及嫵媚和。莉莉在影片中的身份是極端“曖昧”的,但不管是“二奶”還是“小姐”,她都是一個缺乏真情、金錢至上而良心未泯的享樂主義者。但在和劉小春接觸的過程中她的言行卻逐漸的發生變化,當得知小春賣了小提琴給她買那件大衣的時候,這種別人對她從未有過的好,給她內心以強烈的震撼。在影片最后她到火車站送行時,已經是一位穿著樸素、溫文爾雅的“良家婦女”形象。江老師也是如此,他生活邋遢、自命清高、與社會格格不入,有時候還愛沾小便宜,但卻有著對藝術純潔的熾熱之心。這樣一個復雜的矛盾體在和小春、劉成相處的過程中打開了封閉已舊的心門。在最后一次給小春上課時,他換了一身新衣服,整理了頭發,溫暖的陽光從窗外照在他的肩上,他最終拋棄了過去的生活,展露了自信的笑容。
毫無疑問是小春改善了莉莉、江老師的精神生態環境,讓他們的人生觀發生的變化。但是如果我們沒有忘記影片開始描繪的美麗的江南小鎮,就不應該忽視劉小春身上“外來者”的文化胎記,他的天真與淳樸浸潤著江南鄉村的寧靜與和諧,莉莉的漂泊、江老師的孤僻則與這個喧囂的城市緊密聯系在一起。在這座城市里,小春就是那個“天使”,“天堂”是“黑暗”的,而小春是光明的,“城市”是黑暗的,而“鄉村”是光明的。這是導演有意為之,如果說是音樂溝通了他們的心靈,那這音樂也是來自鄉村的音樂、感恩的音樂,而不是為了比賽、為了得獎演奏的音樂。所以當莉莉、江老師向小春報以深情的微笑的一刻,是他們自己、更是他們背后的文化向小春、更是向那個美麗和諧的鄉村文化表達著感謝并主動靠攏。另外,鄉村文化對城市文化的勝利在小春身上也體現的非常明顯——在最后的時刻,他放棄了“成功”的機會而選擇了和父親在一起、和“鄉村”在一起,他用行動證明沒有被這個城市同化。
在這部影片中有兩個不同的物理空間——“鄉村”(江南小鎮)和“城市”(北京),來自兩個空間的人裹挾著迥異的文化氣息和精神空間,在交往的過程中,來自“鄉村”的人對“城市”中的人施加了積極的影響,使其找到了人生的意義和文化的身份。《和你在一起》在“城市”與“鄉村”的碰撞中選擇后者的價值取向在很多影片中存在著,典型的有《求求你表揚我》、《天下無賊》、《洗澡》。
《求求你表揚我》是黃建新最近導演的一部頗具內涵和寓意的新片,故事主要發生在楊勝利、楊紅旗、古國歌和歐陽花四人之間。楊勝利是早年的勞模,獎狀貼了滿滿一墻,特寫鏡頭下從獎狀上我們看到了的頭像,那是最能代表一個時代的標志。老人每年都有一部分補助,但他全捐了,現在得了重病,為了不給國家浪費錢,堅決不治療,唯一的愿望是兒子楊紅旗能受一次表揚。為了滿足父親的愿望,憨厚執著的楊紅旗到報社找到記者古國歌,說自己曾經救過一個叫歐陽花的女大學生,就在她要被人的時候,要求在報紙上登報表揚他。但古國歌在調查青春漂亮的歐陽花時,她卻否認了這件事,并且稱楊紅旗在誣陷她。就這樣,楊勝利老人走了,他沒有看到兒子被人表揚。后來證明是歐陽花在撒謊,但在古國歌面前她為自己做了這樣的辯護:“為什么死死的纏著這件事情不放?……一個表揚就真的那么重要嗎?就為了一個表揚,就為了一份虛榮,你們毀掉的是我的一生!難道你們不知道嗎?”這時“已經分不清對錯”的古國歌放棄了記者之一職業,來到北京。有一天在街上他“遇到”了已經失蹤的楊紅旗推著他“去世”的父親楊勝利,他們相視一笑,這一笑使古國歌悲涼的心靈無比溫暖起來。
影片中,楊紅旗與楊勝利是來自“鄉村”的,楊紅旗老實憨厚、體貼孝順,楊勝利一生奉獻、不圖回報,“什么時候這墻上能有一張獎狀是你的,爸也就心滿意足了”——渴盼兒子被人肯定是他最后的要求。古國歌、歐陽花都是城市中人,我們不能肯定歐陽花最后的道歉有多少的誠意,但古國歌的彷徨足可以說明他受的沖擊之大,從其最后的微笑中可以讀出在邂逅楊勝利——這一死而復生的鄉土文化后洋溢的幸福。“勝利”、“紅旗”、“國歌”試圖要把我們領入仿佛很久遠的時代。
《天下無賊》是馮小剛2004年的一部影片,具有商業片的所有元素。片中的王麗是一個慣偷,但因為懷上了孩子,母性的本能讓她有了懸崖勒馬的沖動。在其自我救贖的過程中,來自河北一大山里沒有父母的傻根無疑是重要的角色和力量。他堅信——狼都沒有傷過俺,人會害俺?人怎么比狼還壞?”正是他的毫無戒心,使本來已有悔意的王麗找到了人性回歸的扶梯。在這里我們固然無法武斷的認定王麗、王薄的所為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城市”的影響,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導演選擇了一個來自“鄉村”的,正如他的名字——傻根一樣充滿著近乎原始的美德和憧憬的人來幫助王麗實現靈魂的涅槃,同時幫助導演完成這次敘事,這選擇本身即是對“鄉村”的肯定,因為他(導演或者王麗)無法從“城市”中找到拯救的力量。在馮小剛的影片中,這種力量除了在《天下無賊》顯現,還出現在《手機》里——嚴守一的奶奶。
《洗澡》是張揚1999年的一部作品,“父親”老劉長年累月的開著澡堂,他堅信澡堂不僅能洗干凈身體,還能洗干凈靈魂。多年未回家的大明因為誤會從深圳——最具商業氣息的城市趕來。父子兩人最初的關系是冷漠的、緊張的,大明不贊成父親開澡堂,而且本人也只洗淋浴。不想老劉犯病,大明只有留下來照管澡堂,正是從這時起大明才真正開始接觸洗澡,開始了解父親,思想慢慢發生了轉變。老劉在水中怡然離去,澡堂也被推倒了,不久就會有商業區在這里建起來。影片其實敘述了一個父與子的故事,充滿古典意味的父親是傳統人情、親情的化身,他的澡堂為人們提供了吐納眾生的暖氣融融的大家園;長子大明則是離家出走、下海經商的現代城市生活方式的符號指代,他最初對父親“洗澡業”的拒絕既是對父親的背叛也是對“鄉村”的背叛。當兒子在父親的教育下蟠然醒悟之后繼承父親的精神遺產,我們于是看到鄉村文化最終沖破了大明——城市符號所意指的城市文化的堤岸。
與以上有著同樣的精神文化指向的影片還有很多,比如《天上草原》(塞夫、麥麗絲導演,2002年)、《我的父親母親》(張藝謀導演,1999年)、《玻璃是透明的》(夏剛導演,1999年)、《美麗新世界》(施潤玖導演,1999年)、《那山那人那狗》(霍建起導演,1998年)等。
二兩種態度:滿懷希望和“老人”的離去
在這些影片中都存在著“鄉村”與“城市”的二元對立,盡管有些影片的“鄉村”沒有直接出場,比如《天下無賊》、《美麗新世界》、《玻璃是透明的》等,像《天上草原》中的“城市”也沒有通過鏡頭得到影像化的顯現,但它們在意義的層面上沒有缺席,僅僅是隱身而已,這種隱身與置換有時候是藝術因素與非藝術因素相互妥協的策略。總之,鄉村文化在與城市文化的邂逅中,帶來的“鄉村”氣息讓城市面貌為之一新,“鄉村”成了他們精神的綠洲和道德的皈依。在影片中導演都對鄉村文化表現出向往和留戀,給以肯定和謳歌,但在這一共同的旗幟下,他們對“鄉村”的未來和明天的生存卻表現出不同的態度——樂觀的或悲觀的,從影片中我們能讀出導演或興奮、或沉重、或發現希望、或看到絕望的不同的表情。
《和你在一起》是一部充滿希望的影片,小春在北京經歷了成長的陣痛,在得知自己的真實身份后依然在人生“成功”與“幸福”的十字路口上決絕的選擇了后者。影片以慢鏡頭來銘記小春和父親擊掌相慶的那一瞬間,來銘記莉莉和江老師樸素的穿戴和溫馨的笑容,加上周圍被感染的群眾,這一“大聯歡”的畫面贏得了大家的熱淚,也溫暖著大家的心房。導演對劉小春的回歸,對莉莉、江老師的轉變給予了積極的肯定,也為鄉村文化的明天描繪了一幅生機勃勃的藍圖。影片《天下無賊》中,傻根蕩滌了王麗、王薄的賊性,喚回了他們的人性,為了讓他活在天下無賊的夢里王薄甚至犧牲了生命。但傻根活了下來,他依然活在他的夢里,堅守他的信仰,繼續感染著身邊的人。
除了《和你在一起》、《天下無賊》,希望的曙光還在《天上草原》、《玻璃是透明的》等影片中閃爍。同時,在對待鄉村文化的前景上還有另外一種憂慮的聲音,在這一些影片中,有著非常典型的一個原型意象——“老人”及其離去。“老人”有著豐富的經驗和文化積淀,他們作為家中的長者在特定的象征化語境中也就成為某一文化存在的證明,在他們身上集中了鄉村文化的精神氣質,有著傳統道德發出的人性呼喚,是一種權威和向心力,他們的離去,無疑也是一種終結,他們的死給影片蒙上了悲涼的色彩。
《求求你表揚我》中的楊勝利老人是最典型的,他是一個時代的縮影,也是一個時代的寄托,其淳樸的愛國情懷和對兒子的樸素要求讓古國歌、也讓觀眾唏噓不已,但他堅守的這種信念在崇尚個性和自我的歐陽花那里輕而易舉的就被“解構”掉了——“一個表揚就真的那么重要嗎?就為了一個表揚,就為了一份虛榮,你們毀掉的是我的一生!難道你們不知道嗎?”導演讓楊勝利死而復生,給古國歌一次想象性的撫慰和心靈懺悔的機會,但這個美麗的空想無疑“以樂景寫哀”更添了影片的悲涼。他的死帶走了所有的印有頭像的獎狀,帶走了一個眾人渴望獎狀、渴望為別人著想并被別人肯定的時代,一種迥異于城市天空的心靈空間。《洗澡》中的老劉視開澡堂為最幸福的職業,在這里,青年人重歸正途,家庭和睦如初,老人得享天倫之樂。他是澡堂最堅定的守衛者,也是澡堂這一傳統文化的堅定守衛者,盡管他最后的人生旅途改變了大明的人生航向,但這卻阻擋不住澡堂的滅亡,阻擋不住城市的擴張。當這一澡堂消失的時候,與之相伴隨的精神空間和文化空間也就一并消散在城市的上空,大明的轉變固然給鄉村文化以希望,但我們同時感覺到這希望在商業浪潮面前的無力和渺茫。《手機》中嚴守一的“奶奶”也是意義深沉的符碼。她一直生活在老家里,是嚴守一的牽掛,而她對嚴守一的囑托更深沉。她知道費墨胸悶,就托人給他捎了紅棗,說“棗能補心”,費墨說:“這棗吃下去,責任很大。”就是這位讓人感覺到“責任”的老人還是去世了。
綜觀這兩種態度,同樣是在對鄉村文化的肯定的前提下,后者比前者多了憂慮,也多了思索。它在給我們營造溫馨美麗的影像家園的時候,并沒有回避改革帶來的陣痛和生存的創傷。特別是《求求你表揚我》這部影片中,出現的矛盾沖突已經升級到一種仇恨的種子。
美國文化中的普世主義是對歐洲普世文化的繼承與發展,是歐洲宗教改革和美國歷史的直接產物。它不僅影響著美國人的世界觀,也影響著美國政府對外文化戰略的制定。美國普世主義認為世界上存在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本體,一個先驗的、超時空的、一元的普遍價值體系;而這個普遍價值體系的中心就是美國。正如美國前總統小布什在其第一任就職演說中說到:“美國自由民主的觀念好比種子,隨風落在異國他鄉生根發芽。它將向世界上其他國家宣揚美國賴以立國的價值觀。”
美國“天定命運”的文化觀念起源于北美殖民地時期的清教主義傳統。當時從歐洲到北美尋求新生活的清教徒們認為他們就是基督教義里所說的“上帝的選民”。他們欲在北美大陸建立一個伊甸園式的國度,并使它成為一座照亮世界的“山巔之城”。這種源于基督教義的思想從一開始就深深地影響著北美殖民地的人們。建國后,美國人至始至終認為他們對人類的發展和命運承擔著一種特殊的使命,負有拯救世界于苦難的責任。縱觀美國歷史,美國歷屆總統都強調過美國作為世界上最強的民主國家,要承擔領導并保衛自由世界的責任,要在全世界推進和增強民主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