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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該領域的研究者數量有限且研究主題較為分散，這些理論成果無法建構起一個完整而集中的體系，因而，本文選取了中國大陸新聞傳播類期刊自1998年至2013年有代表性的30余篇論文，在“本體研究”“產業研究”和“社會發展研究”的框架下，以作者為單位進行綜述，試圖對該領域理論成果的總體情況做出梳理和勾勒。

一、傳播政治經濟學本體研究

（一）西方溯源

1.理論引介：起源、發展與反思

傳播學作為一門外來學科，其在中國的發展是從西方書籍的翻譯和學科理論的引介開始的。相較于結構功能主義學派在中國的盛行，傳播政治經濟學派處于較為邊緣的地位，其書籍翻譯和理論引介相對較少。

李琨是最早關注該學派的學者之一，他指出，傳播媒介向新型大工業的發展、國家政權的參與以及世界范圍內的傳播的不平等和“文化帝國主義”現象是傳播政治經濟學派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其研究焦點；宏觀的研究方法、批判性和對現實的關注是其研究特點；在建立世界信息新秩序的競爭中，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我國把握宏觀形勢、維護國家利益和推動全人類發展具有重大意義[1]。

郭鎮之梳理了傳播學與政治經濟學的關系，分析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式（宏觀的、歷史的、能動的和辯證的），并對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進行了簡要介紹[2]。

劉曉紅將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分為三個時期：初創期，由于研究取向和批判立場與美國當時的學術環境和政治氣氛相沖突，該學派的發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蓬勃發展時期，北美研究碩果累累的同時，歐洲、南美等地也出現了該學派的研究者；反思拓展時期，在結合世界大眾傳播發展的新形勢下深入思考以往的研究課題的同時，反思自身的理論發展并嘗試借鑒其他傳播批判研究的成果和方法，探索新的研究方向[3]。

曹晉和趙月枝分析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學術指向及其從北美到歐洲的發展脈絡，闡述了該學派的人文關懷，即一方面猛烈抨擊全球傳播產業徹底商業化造成的若干不良后果，另一方面積極投入到媒介改革的社會運動中[4]。

陳世華的研究集中于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派，他指出，政治經濟學的分析路徑， 和西方的批判旨趣，加拿大多倫多學派的技術批判，社會學思想傳統和北美新聞傳播研究是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思想淵源；“我們不自由的傳播”是其理論精髓[5-6]。

2.奠基者思想研究：身體力行，將理論成果運用于社會實踐

達拉斯?斯邁思和赫伯特?席勒作為傳播政治經濟學的開創者，以豐富的研究成果為該學派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我國學者集中對這兩位先驅的生平和傳播思想進行了研究。

郭鎮之認為達拉斯?斯邁思不僅是一位傾向于的學者，而且是一位將理論研究成果運用于社會實踐的身體力行者。其代表性的觀點有“受眾商品論”“依附理論”等；其實踐貢獻體現在積極參與并影響了建立世界信息傳播新秩序的運動，并始終關注傳播領域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控制[7]。

郭鎮之還對赫伯特?席勒的生平、著述進行了研究，認為他不僅是積極活動型的學者，而且是以學術成果影響傳播實踐的典范。他的著作推動了國際社會對世界傳播秩序的討論和對新秩序的呼吁，影響了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的傳播政策和實踐[8]。

陳世華在新媒體時代對赫伯特?席勒的傳播思想進行了重讀，深入細致的分析了他關于“復合媒體和媒介帝國主義”“思想管理者和信息勞動力”“傳播與文化宰制”“信息傳播與社會危機”的批判思想[9]。

3.同其他流派的比較分析：結構功能主義學派與文化研究學派

傳播學研究中，結構功能主義學派、批判學派和文化研究學派間的差異、對抗、借鑒是學者們關注的又一內容。

楊茵娟分析了結構功能主義、傳播政治經濟學、文化研究與當時美國社會背景、歷史狀況及主流社會思潮間的關系，回顧了每個學派的代表人物，探討了每個學派存在的缺陷，并尋求三個學派之間對話與溝通的空間[10]。

劉曉紅分析了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關系的演變，指出二者的關系經歷了短暫共處、尖銳對抗、溝通和借鑒三個不同時期，并分析了文化研究與傳播政治經濟學互相借鑒的前提[11]。

黃典林認為，以往對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諸種分歧的討論多停留在表象的差異，要理解這些分歧需要從根源上把握哲學觀的差異。實現兩者整合的可能途徑是從中間溫和立場的交叉地帶尋求共識[12]。

（二）本土化進程

1.理論框架體系的建構

傳播政治經濟學作為舶來品在我國的發展時間較短，目前仍處于向國外學習借鑒的階段，其本土化的理論框架體系的建構很少，且主要出現在對國外理論進行引介的文章中，如上文所述的李琨、郭鎮之等人的文章。

國外，尤其是北美、歐洲的理論框架體系是建立在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觀察研究基礎之上的，有些甚至帶有美國中心主義思想，因而生搬硬套并不能解釋和解決我國的問題。下一階段我們有必要建立一套符合我國國情的理論框架體系，在此基礎上解讀我國豐富而復雜的傳播實踐。

2.理論研究的發展

陳衛星論述了傳播政治經濟學使用的重要概念“文化工業”向“文化產業”的轉型過程，并分析了這一概念改變所帶來的理論方法的充實和對新信息傳播技術的產業化過程的新視角、新理論啟發和實踐形態[13]。高亢思考了新媒體環境下“受眾商品論”的作用機理，指出了受眾商品價值和使用價值的形成機制，受眾商品剩余價值的衍生途徑以及商品化過程中“廣告商在場”身份的演變[14]。謝進川對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社會實踐性進行考察，分析了20世紀以來的媒體改革運動，指出其關注重點在于媒體改革運動的總體性新主張和未來發展可能之探索，而對新媒體關注較少；其對自我起點的過度強調延誤了社會實踐性的進一步展開；其對優勢力量間的演化關系缺乏關注；對新興轉型國家的傳播轉型研究有待加強[15]。

綜上可知，我國傳播政治經濟學本體研究方面的重心仍停留在對這一學派整體情況的認知和國外理論框架體系的引介方面，結合本國國情的理論研究僅取得了零星的研究成果，完整的學科體系尚未建立。且在引介國外理論時偏重北美理論的介紹，相對忽視了歐洲、拉美等地的理論發展，未能展示出世界范圍內傳播政治經濟學派的全貌。

二、傳播政治經濟學視角下的產業研究

（一）我國傳媒業現狀分析及發展建議

目前我國占主導地位的媒介研究往往局限于從內容、形式等層面在媒體行業內進行對策性研究，而忽視了媒體所處的宏觀政治經濟結構及其影響。傳播政治經濟學以開闊的理論視野為媒介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批判視角，一些學者從這一視角出發，對我國傳媒業現狀及發展趨勢做出了深刻的分析。

黃清源從微博商品化的運營模式著手分析，發現資本和權力對微博的控制力量仍在維系。但是，微博的技術特性使得這種社會媒體能夠對既有控制進行消解，為公眾享有更廣泛的知情權和更廣闊的自由表達提供可能，進而對公共生活產生積極的影響[16]。

蔡騏、謝瑩闡述了網絡惡搞文化中受眾主體性所受到的結構限制，他們認為，在經濟主導的現代消費社會，技術提供的解放性遭遇社會結構的制約性，能動的主體難逃商品化命運[17]。

劉燕南和文衛華從受眾權益角度分析了電視互動節目中的“三次售賣”現象，他們認為今天的互動類節目在傳統的媒介、受眾、廣告商的三角關系中擠進了一個新的利益體――服務提供商。媒體通過與服務商一同分享觀眾參與的利潤，實現了由“二次售賣”到“三次售賣”的進化[18]。

羅鋒審視了我國的出版貿易逆差，認為應將其置于世界政治經濟框架內進行考察，它的形成緣于“中心―邊緣”的世界結構體系，要想轉變出版貿易逆差，必須努力重構政治經濟與信息傳播新秩序[19]。

胡冀青和汪睿對新聞專業主義進行了批判，他們認為，新聞專業主義是一種媒體企業經營管理的理念與方式，但為了掩蓋其高度功利性的實際功能，它通常被標榜為新聞業的職業操守和最高信仰。當代公民新聞對新聞專業主義的挑戰實際是對傳統的新聞管理模式的挑戰[20]。

曹晉和楊琪對版權文化進行分析，對版權貿易的商品經濟力量如何服務于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以及如何阻止知識產權的資本擴張進行了探討[21]。

黃典林解讀了“限娛令”背后的政治經濟張力，認為“限娛令”和其他類似的政策舉措及其導致的產業實踐的調整和社會影響，都可以看作是當前傳媒制度安排中，媒體事業屬性所定義的政治功能和社會效益與傳媒運營方式的市場化所帶來的巨大經濟沖動這兩種具有不同傾向的力量之間沖突關系的一種呈現[22]。

（二）國際視域下的傳媒業發展研究

宋晶以中國和印度兩個第三世界國家對社會沖突的媒體再現為例，考察了不同媒介體制下政治制度和市場驅動如何錯綜復雜地影響媒介產制和媒介內容[23]。趙月枝分析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歐美廣播電視宏觀管理中以市場化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的原因、過程、影響以及市場化與公眾利益、傳播系統民主化的關系[24]。馮建三引述和討論了韓國和委內瑞拉的另類傳播現象，并強調了對另類媒介的興起、運作條件及脈絡、成就與局限進行評估的重要意義[25]。吳曉迪研究了美國廣播電視業所有權集中化的現象，分析了這一現象的邏輯、沖突及后果，并審視了其對我國的啟示[26]。

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國學者較多的運用傳播政治經濟學視角審視國內傳媒業的發展狀況，而對國際形勢關注較少。并且國內的產業研究只是蜻蜓點水式的局限于某一個案或個別領域，雖有少數鞭辟入里的分析，但大多是搬用國外理論的泛泛而談，缺少對我國特殊的社會政治經濟狀況及社會權力關系的深入研究。

三、傳播政治經濟學視角下的社會發展研究

傳播政治經濟學作為一種追求社會公正和公平的道德哲學，其目標是“挑戰不平等的社會權力關系，深化民主和提高人類的解放程度”[27]。因而，它不僅關注傳媒業自身的結構和歷史，并且將視野擴展到了全球化、公民權利等社會議題。王殿英認為大眾傳播媒介的發展正在侵蝕公民權利的完整性，阻礙公民權利的實現：媒介私有化限制了公民傳播權資源；媒介市場化使市場理論取代公共利益；媒介自由化導致媒介壟斷；媒介全球化侵害了落后民族國家的國家利益和公民權利[28]。劉曉紅從主體、載體和范圍、內涵等各方面介紹了傳播政治經濟學話語中的“公共領域”這一概念，并分析了媒介私有化對公共領域的威脅[29]。蔡騏從傳播政治經濟的核心概念“權力”出發，指出追求利潤的本性決定了大眾媒介必然從自身利益出發周旋于政治與經濟的權力體系中。媒介不可能在與政府、企業的關系上保持中立或是超越社會利益的沖突。新型傳播技術與政治經濟基礎權力相結合，將對現代社會人的精神進行更為巧妙的操縱和控制。由此，受眾作為公民的權利正在步步流逝[30]。趙月枝和羅伯特?A?漢凱特從跨學科和跨文化的視角探討了媒體全球化和媒體民主化的發展過程、不同國家背景下的表現及存在的悖論、問題和矛盾[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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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74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2670（2014）01-0050-08

收稿日期：2013-09-13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企業異質性視角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與模式研究”（13CJL036）。

作者簡介：白潔，女，山西忻州人，經濟學博士，山東財經大學經濟學院講師，研究方向：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

一、引言

傳統的貿易理論認為自由貿易能最大限度地增進世界福利，一國單邊貿易自由化能最大限度的增進自身的福利。因此，各國最優的貿易政策應該是自由貿易政策。但是理論和現實卻存在著明顯的差距，貿易保護主義從來就沒有間斷過，它已經成為一國干預國際貿易的重要手段。雖然在WTO的倡導下，各國施行了大幅度的關稅減讓，但是非關稅壁壘卻盛行不衰。在貿易政策的選擇上，各國更青睞于保護而不是補貼等直接根治經濟扭曲的手段。經典的貿易理論無法解釋現實中的貿易保護政策，所以，諸多經濟學家從最優關稅理論、幼稚產業保護理論、市場失靈、次優等角度出發試圖解釋貿易保護主義，但是以效率為基礎的理論并不能很好的解釋貿易保護主義的盛行。所以，只有將公共選擇的分析范式引入傳統的貿易理論當中，從收入分配而非經濟效率的角度出發，從政策決策過程的視角探究貿易保護政策的問題，即貿易保護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諸多學者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去解釋貿易保護主義，相關研究已取得豐碩的成果。本文將其分為兩大類：利益集團模型和中點選民模型。利益集團模型的出發點是利益集團，利益集團通過游說和政治捐資來影響政府的貿易政策，政府的貿易政策是利益集團相互博弈的結果。而中點選民的出發點則縮小到不能進一步分解的選民個體，政治家要贏得選舉，得到選票的最大化，必須代表中點選民的利益。

二、利益集團模型及相關研究

利益集團模型是貿易保護政治經濟學中的主要理論，大部分學者從利益集團的角度對貿易保護政策了進行分析。該模型主張資本家通過影響政治家來獲取對自己有利的政策，認為利益集團可通過游說，并投入相應的支出，達到影響政府貿易政策的目的。利益集團模型理論在其不同的發展時期呈現不同的特點。早期研究介于20世紀60-80年代，這一時期是利益集團模型的雛形。大部分學者就某一個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相應的觀點，這些研究對貿易保護水平的決定因素，以及利益集團參與政治決策的過程進行了分析，但是這一階段的理論是分散和片面的，沒有形成成熟的理論模型和體系。到20世紀80、90年代，利益集團模型得到了長足發展，形成了相對成熟的理論模型，代表理論有關稅形成模型、政治支持模型、保護代售模型和信息傳遞模型。特別是保護代售模型的提出成為利益集團模型發展的一個里程碑，該模型較為完備和成熟，為后來學者的進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礎。進入21世紀以后，學者對利益集團模型的研究熱情持續不衰。其中一些學者以保護代售模型為基礎，將現實生活中存在的貿易保護政策的影響因素加入模型當中，使該其分析更加深入。另外一些學者用利益集團模型分析自由貿易協定、間接投資等具體問題，使其解釋力不斷增強。還有一些學者以本國數據為基礎對利益集團模型特別是保護代售模型進行實證檢驗，探討該理論在本國的適用性。根據學者對利益集團模型研究重點的不同，將相關研究分為四個方面：

1.關于貿易保護水平影響因素的研究。

從利益集團的角度研究貿易保護水平的影響因素吸引了諸多學者的關注，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這些研究構成了利益集團模型理論的基礎部分。早期經濟學家認為：企業數目少、地理集中度高、買方集中度高的行業能有效調整集團內部利益并形成游說，因此行業獲得的保護水平以及行業反對貿易自由化的能力與上述因素成正比；Olson[1]認為不利于收入、就業水平提高的經濟環境更有2利于利益集團的形成。所以行業保護水平和行業產出、就業增長率呈負相關關系，與進口滲透率呈正相關關系；Gawande等[2]研究了國外利益集團的游說在政府貿易保護政策制定過程中的影響。之前的研究學者認為，國外利益集團對政府貿易政策的游說對國內經濟是有損失的，但Gawande等卻認為國外利益集團的游說很可能會減少貿易壁壘，提高消費者剩余，進而提高該國的福利；Matilde Bombardini[3]將企業異質性引入利益集團模型當中。認為貿易政策的決策過程會受到企業游說能力的影響，而企業的游說能力則很大程度上受到企業規模的影響。因為在企業游說的過程中需要支付政治捐獻，規模較大的企業會擁有較強的支付能力。所以，對于一個產業而言，如果該產業內大型企業較多即產業集中度較高，則該產業的游說能力就較強，貿易保護水平也較高；Bumba Mukherjee等[4]將勞動力流動程度引入利益集團模型中，認為當部門間勞動力流動性變弱時，民主國家更容易采取保護貿易的政策。

2.關于貿易保護水平決策過程的研究。

在貿易保護政策的制定過程中，影響因素可以看作是一個輸入變量，以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為表現形式的貿易保護手段可以作為一個輸出變量，那么中間的影響過程和決策過程到底是怎樣的呢，諸多學者通過構建函數或者是利用博弈論對該環節進行展開。如Findiay等[5]構造了關稅形成模型，從博弈論的角度研究了利益集團影響關稅的具體過程。認為關稅水平取決于對峙的兩個游說集團游說競爭的結果。利益集團雙方進行非合作博弈，提供游說支出，使各自凈收益最大化，最終的最優關稅便是該博弈的納什均衡解。該模型認為關稅是利益集團相互斗爭的政治結果，而政府在關稅的決定過程中退居其次。該模型較好的利用了博弈論的分析工具，對關稅決定水平進行了詳細論述，但在此過程中過分看重利益集團的作用，忽視了政府、消費者等其他社會群體對關稅的影響。

Magee等[6]構造了兩個政黨、兩個利益集團的兩階段博弈模型。該模型認為利益集團為候選政黨或候選人提供政治捐獻，目的是提高所支持政黨或候選人當選執政的概率。假設，各黨在得到利益集團政治捐獻之前，便已申明了各自所倡導的貿易政策，并且該貿易政策不受政治捐獻的影響與干擾。利益集團只是根據自身的貿易政策偏好，選擇自己支持的政黨。那么，在該情況下，利益集團并不能以政治捐獻的方式直接影響貿易政策，只能通過政治捐獻提高自己所支持的政黨的獲勝幾率，從而間接獲得自己所期望的貿易政策。

上述研究將政治捐獻作為利益集團左右政府制定貿易政策的籌碼，而Ainsworth[7]認為利益集團向決策者提供詳實可靠的信息同樣可以起到游說作用。由此，我們研究的前提從充分信息演變為非充分信息狀態。于是，信息便成為了利益集團游說決策者的重要砝碼，能夠幫助資源有限的政府把握經濟狀況，作出決策。政府與利益集團的關系便由“保護待售”模型中的交易雙方，變成了信息提供模型中的政治盟友――利益集團向決策者傳遞對自己有利的真實信息，決策者依靠信息做出明智選擇以延長政治壽命，雙方互惠互利。

傳統的利益集團模型大多將關稅作為貿易保護的主要手段。如Findiay等[5]的關稅形成模型。因為政府可以通過關稅獲得全部的貿易保護利得（租）。隨著貿易保護手段的日趨豐富，非關稅壁壘越來越受到重視，而非關稅壁壘與關稅壁壘最大的不同之處在于，政府不能獲得全部的租。為了解決這個問題，Facchini等人[8]將配額等非關稅形式的貿易保護措施引入了利益集團模型當中。研究發現在政府實施貿易保護政策過程中，只有72%-75%的租最終由政府獲得。該研究大大拓寬了以往分析的視野，使得研究學者對非關稅貿易壁壘給予關注。從而使得貿易保護政策的表現形式更加豐富。

3.關于利益集團綜合模型構建的研究。

上述文獻分別對貿易保護水平的影響因素和貿易政策的決策過程進行了深入研究，但這只是利益集團模型的兩個方面，如何將二者結合起來，從政府的角度對影響因素進行權衡，最終制定貿易保護政策呢？這就涉及到了綜合模型的構建和深化。

Hillman[9]首次提出一個較為完備的模型即政治支持模型。該模型假設，政府的目標是為了滿足其政治支持最大化。政府為了最大限度地得到利益集團以及消費者的政治支持，需在利益集團與消費者之間做出權衡。關稅過高，雖可得到利益集團的政治支持，卻由于價格提高，傷害了消費者的利益；降低關稅，雖可滿足消費者，卻無法讓利益集團提供支持。因此，政府需選定一個均衡關稅水平，使來自于利益集團與消費者的總體政治支持最大化。通過分析，Hillman得出了以下結果：由于利益集團在政治支持方面的影響很大，政府將采取保護主義的貿易政策，但這樣的保護對于衰退產業而言只是暫時的，并非永久性的。雖然處于衰退境地的產業利益集團最渴望得到政府保護，但最終結果可能不是延緩而是加速了這些產業的衰退。該模型雖然比之前的理論更完善，但單從公眾的角度或單從政治家與利益集團間的相互博弈的角度看待貿易政策的形成過程仍然不夠豐富，直到Grossman等[10]提出了保護待售模型以后，利益集團模型才得到了長足發展。

Grossman等提出了影響當權政府的政治捐獻模型――保護待售模型，認為利益集團的政治捐獻應集中于已勝出的當權政府，其目的是直接影響當權政府的貿易政策，而非提高競選政黨的當選概率或是當權政府的連任幾率。當權政府則為了再次當選，除了借助政治捐獻外，也需努力提高普通選民的效用水平。因此，在該情形下，利益集團應向政府提供適當的政治捐獻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當權政府則制定合理的貿易政策使總政治捐獻與社會總福利的加權值最大。Grossman等假設，一小國中存在n個利益集團，分別代表各自產業利益游說當權政府。在勞動報酬為1的前提下，構建了利益集團的福利函數和社會總福利函數，政府的目標是使游說集團的政府捐資和社會總福利達到最大化。為了達到目標，利益集團和政府間形成兩階段非合作博弈，即利益集團之間首先提出納什均衡下的政治捐獻安排，然后政府在給定的捐獻安排上再決定最優稅率。在非合作博弈條件下，根據政府與游說集團之間“菜單拍賣”的納什均衡條件，得出了均衡時的關稅表達式。其結論表明：均衡關稅取決于不同行業的進口彈性、進口滲透率、總體利益集團人數比例以及是否是有組織產業。只要產業內部存在利益集團，并向政府提供政治捐獻，便可享受到關稅保護，而未成立利益集團的產業則需忍受負保護。若所有產業均存在利益集團，并且每位選民均屬于利益集團，則此時會形成全面的自由貿易。該模型是利益集團模型中最為完備的一個，但是仍然存在明顯缺陷，即對于利益集團期望利用政治捐獻影響所有商品關稅的假設，與現實情況并不一致。在現實中，利益集團更希望將有限的政治捐獻投入到直接相關的貿易政策游說中。利益集團很可能只要求政府提高自身產品的保護程度，對于其他產品則并不關心，因為對其他產品關稅進行游說，將是一件邊際收益遠低于邊際成本的行為。

基于此種考慮，Helpman進一步假設利益集團只對自身產品的關稅水平進行游說，結論表明：不存在利益集團的產業將實行自由貿易，而并非征收出口關稅；提供政治捐獻的產業將一定受到關稅保護。即使出現所有選民均屬于利益集團的極端現象，全面的零關稅也無法實現，除非只存在一個產業、一個利益集團。存在利益集團的產業，其關稅具有獨立性，并與該產業特定要素的所有權集中度有關，集中度越大，保護率越高，而與其他利益集團的實力無關。然而，該模型視利益集團的存在為一個外生變量，這種假設仍然與現實存在一定差距。在現實中，只有當利益集團的潛在收益足夠高或者組織成本足夠低的時候才可能形成。保護代售模型作為利益集團模型中的一個里程碑，成為后期學者進行研究的基礎。

Chang[11]對保護代售模型進行了深化，將KrugmanDixitStiglitz提出的壟斷競爭模型植入保護待售模型中，探討了在壟斷競爭環境下，利益集團對貿易政策的影響。該模型得出了一些重要結論：在壟斷競爭條件下（1）即使是在沒有組織的產業中，內生性的進口關稅水平也不會降到零。（2）對于有組織的產業而言，內生性的出口政策不一定均表現為出口補貼。但對于沒有組織的產業而言，則表現為出口稅。（3）不管該產業是否有組織，進口保護水平與進口滲透率成反比；Gawande等[12]以保護待售模型為基礎，探討了上游生產者和下游生產者的游說競爭問題對貿易保護政策的影響。該文章認為來自于相互對峙的兩個利益集團的游說競爭對貿易政策的決策過程會產生重要影響。文章搜集了來自40多個國家的數據，實證結果表明，一個有組織的產業往往會得到更多的貿易保護，但是如果該產業中下游生產商也存在強大組織的話，往往會削弱政府對該產業的貿易保護力度；Matschke等[13]將勞工問題引入了保護待售模型中。通過構建新模型和實證分析得出，均衡的貿易保護水平確實受到勞動力市場變量的影響。并認為，如果一個特定產業中的工會而不是資本擁有者對政府進行游說，那么均衡時的貿易保護水平會比保護待售模型中的要高，因為工會會將零散的游說租金集中起來。反之，如果資本擁有者而不是工會對政府進行游說，那么均衡時的貿易保護水平就會較低；Facchini等[14]將產品替代率引入了保護代售模型當中，認為如果進口產品與本國產品的替代率越大，那么本國產品所在行業得到的貿易保護就越強。

4.關于利益集團模型應用的研究。

在利益集團模型日臻完善的過程中，一部分學者將利益集團模型運用到分析其他問題中去，比如自由貿易協定、間接投資問題等等，這些研究使得利益集團模型的研究范圍逐漸擴大，這一過程也可以理解為利益集團模型的廣化。比如，Maggi[15]將利益集團模型用于分析自由貿易協定。認為自由貿易協定確實能夠推動貿易自由化，但是貿易自由化的程度不僅與一些政治變量相聯系，還與部門間資本流動性有關。如果資本的流動性越好，越容易導致貿易自由化的深化；Lucian Bebchuk等[16]將利益集團模型用于分析間接投資問題。該論文建立了一個比較完整的框架用于分析利益集團的游說是如何影響政府對投資者保護水平的決定。認為公司內部人員利用其控制的公司資產去影響政治家的決策，作為外部人員的機構投資者（比如金融中介）由于信息的不充分無法獲得有效保護，這些因素會導致投資者獲得的保護水平在一個次優的狀態下達到均衡。

通過上述歸納，可以看出利益集團確實在貿易政策決策過程中有著非同尋常的重要意義，但是普通選民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視的。所以，又涉及到貿易保護政治經濟學中的另外一條主線――中點選民模型。

三、中點選民模型及相關研究

中點選民將立足點放在選民個體。政府或政治家為了獲得選民的支持，在選擇貿易政策的時候，必須要考慮如何得到多數選民的支持。中點選民的意見將會代表多數選民的想法，因而政府要盡可能地選擇中點選民偏好的政策，越接近中點選民偏好的政策越能得到大多數選民的支持。

20世紀70年代從選民的角度考慮其對貿易政策影響的觀點就形成了，比如Caves[17]的選舉最大化模型就將行業的就業人數與選民人數聯系起來，并考慮選民人數對政府貿易保護政策的影響。該理論認為，行業就業人數是利益集團和政府談判的籌碼，有更多選民的行業更容易得到候選人的偏好，即行業就業人數與行業保護率之間呈正相關關系。該理論雖然沒有提出一個完備的理論框架，但是卻給出了與利益集團模型截然不同的思考立場，即從選民的角度來考慮其對貿易政策的影響。

經過近十年的發展，Mayer[18]正式提出了中點選民模型。這一模型假定政策是通過多數人投票決定的。只要中點選民對政策的偏好有“單峰”，那么政府采取的政策就是能使中點選民效用最大化的政策。Mayer在HO框架下對此進行了分析，認為如果中點選民的資本/勞動比率比經濟體的總比率低，那么進口勞動密集型產品時，這個國家就會征收正的進口關稅。即如果該國是資本密集型國家，它的貿易政策就是對勞動密集型產品征收正的關稅，對資本密集型產品進行進口補貼。如果該國是勞動密集型國家，那么它的貿易政策應該是對資本密集型產品征收正的關稅，對勞動密集型產品進行進口補貼。但這與各國實際情況很不吻合。事實上，很多國家采取的政策只是代表一國少數要素擁有者的利益。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點選民模型進入了一個相對成熟的時期，形成了比較豐富的理論。這些研究不僅豐富了貿易政策的決策過程，而且將中點選民模型作為一種理論工具對具體的實際問題進行了解釋。近幾年，學者對中點選民模型的研究持續進行，他們加入了以前忽略的經濟、政治變量，集中分析了中點選民在貿易政策決策過程的影響，從而使該模型與現實更加接近。但是由于該模型解釋能力的局限，導致成果并不是很豐富。通過對文獻的梳理，本文將中點選民模型的研究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對貿易保護程度影響因素的研究，另外一類是關于中點選民模型應用的研究。

1.關于貿易保護水平影響因素的研究。

Hillman[9]將中點選民模型與要素稟賦理論結合起來，研究了直接民主下的要素擁有量對貿易保護水平的影響。他利用赫克歇爾-俄林模型與斯托爾玻-薩繆爾森定理構造了一個經濟均衡時關稅水平的決定模型。該模型認為，均衡關稅水平是中點選民的個人最優關稅水平。然而，對于中點選民的識別依賴于對投票者資格的判定和要素擁有量的限制。如果投票者資格判定中對最小資本擁有量有所要求，那么該行為就體現對資本密集型產品進行貿易保護的意圖。如果最小資本擁有量的水平越高，那么對資本密集型產品進行保護的意圖就越明顯。保護性關稅水平取決于中點選民對相關要素擁有量與經濟中要素擁有總量的關系。如果中點選民對資本擁有量高于整個經濟的平均水平，那么多數投票原則將導致對資本密集型產品征收關稅，反之亦然。自由貿易僅在一種特殊情況下發生，即中點選民的要素擁有量與整個經濟的平均水平一致的時候。除了要素擁有量，投票成本也成為一個影響因素。如果投票成本為正，則個體進行投票的可能性將隨著投票凈利潤的增加而增加。此時，那些邊際收益在征收關稅后提高很少的個體，將沒有激勵去投票，而剩下的投票者的利益與征收關稅密切相關，即征收關稅以后會明顯提高該選民的利益。于是，從貿易保護中得到的利益將更加集中于特定人群、特定產業當中，而損失則被廣泛的分散到整個經濟當中。該模型非常深入的研究了要素擁有量、投票成本與貿易保護程度的關系問題，提出了極富參考價值的論點，但是對間接民主下的貿易保護問題沒有涉及。

Dutt等[19]將一國收入不平等程度引入到中點選民模型當中，從理論和實證兩方面分析了在中點選民模型中，收入不平等程度的變化對一國稅收政策的影響。文章指出，如果一國中點選民的資本/勞動稟賦的價值比較低，那么相應的不平等程度就比較高。對于資本豐富的國家而言，收入不平等程度越大，對進口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征收的關稅就越高。反之，對于勞動豐裕的國家而言，收入不平等程度越大，對進口的資本密集型產品征收的關稅將越低、補貼越高。總之，對于工業化國家來說，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越會導致限制性的貿易政策。而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越會導致開放性的貿易政策。該模型運用對比的方法，研究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中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對貿易保護政策的影響，并首次對發展中國家的貿易保護政策給予關注。

Daron等[20]將一些非政治因素引入到中點選民模型中，認為某些經濟因素比如分配效應、外部效應、規模效應和消費者效應與政治因素相比，更容易產生貿易保護；Subhayu Bandyopadhyay等[21]將腐敗引入了中點選民模型中，認為腐敗會提高勞動密集型國家貿易保護的程度，同時降低資本密集型國家貿易保護的程度，從而使得勞動者的利益受到損害。所以，與其他因素相比，腐敗會使貿易政策偏離中點選民的偏好；Hugh Ward等[22]給中點選民模型中加入了新的變量，認為在西歐國家全球化對派產生的影響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中點選民的位置。如果中點選民的位置非常靠右，那么派會為了得到政府的支持而采取友善的貿易政策。如果中點選民的位置非常靠左，那么派則會采取較為極端的、不友好的保護貿易政策。

中點選民模型從Mayer的首次提出，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已日漸豐富，諸多經濟學家將要素稟賦、收入分配、外部效應、規模效應、腐敗、中點選民的位置等因素引入中點選民模型當中對其進行完善，使其應用范圍不斷擴大。現在不僅可以利用其分析關稅政策的制定，而且可用其分析區域貿易協定締結等諸多經濟現象。

2.關于中點選民模型應用的研究。

Feenstra[23]將中點選民模型運用到雙邊貿易協定、多邊貿易協定當中。具體分析了一國在從封閉經濟走向雙邊貿易協定或多邊貿易協定過程中的損益情況，并且剖析了雙邊貿易協定到底是多邊貿易協定的絆腳石還是鋪路石。通過分析，芬斯特拉證明了定理（Levy，1999）的部分觀點。首先，在赫克歇爾、俄林模型下，如果兩國的中點選民都會在雙邊貿易協定中收益，那么至少有一個國家一定會在多邊貿易協定中獲益；其次，如果允許壟斷競爭下產品的多樣化，那么兩國的中點選民一定會在從封閉經濟到雙邊貿易協定，或是從封閉經濟到多邊自由貿易協定的過程中收益。但可能從雙邊貿易到多邊貿易協定的過程中受損。所以，雙邊貿易協定會阻止參與國向多邊貿易協定發展。對于多邊貿易協定來說，雙邊貿易協定是一個絆腳石，而不是鋪路石。

Baybars Karacaovali等[24]對該問題進行了進一步的探討。認為在關稅同盟內部不存在貿易轉移的條件下，優先貿易協定一定會阻礙多邊貿易協定的簽訂，并通過對歐盟的實證檢驗，支持了該論點。上述經濟學家用中點選民模型分析了貿易協定問題，從廣度上拓展了其解釋能力。這為后續學者進一步研究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思路，即中點選民模型不僅是一種理論，而且可以把其當做是一個分析工具去解釋其他經濟現象。

四、現有研究小結與未來研究展望

（一）現有研究小結

貿易保護政治經濟學沿著利益集團模型和中點選民模型兩條主線并行發展，但是通過對以往文獻的梳理可知研究成果中存在一種不均衡的狀態，即對利益集團模型的關注要遠遠超過對中點選民模型的關注。最終導致無論在理論還是實證的研究中，利益集團模型的研究成果較為豐富，而中點選民模型則相對缺乏。究其原因，作者認為主要是兩個模型解釋力的差異所致。利益集團模型建立在利益集團游說的基礎之上，而利益集團在各國的政治經濟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所以，這就奠定了該理論繼續深化和發展的基礎。中點選民模型建立在直接民主的基礎之上，然而在制定貿易政策時，直接民主并不是普遍使用的制度安排，更為常見的政治體系是代議制民主制度，其中的政策是由選出的代表做出的。在代議制民主下，個體并沒有機會參加投票來直接影響貿易政策的制定，雖然他們可以尋找可靠的代表參與政治決策，但是由于政治進入壁壘、投票者理性、搭便車等諸多原因的影響，導致中點選民模型的解釋力大大減少。所以，后期利用中點選民模型分析貿易保護問題的研究與利益集團模型相比較少，而更多研究學者利用它來分析收入不平衡、公共教育等問題。

（二）未來研究展望

貿易保護政治經濟學理論形成了豐碩的研究成果，但仍然暴露出一些問題，對這些問題的分析、補充和完善成為今后不可忽視的研究方向。

首先，貿易保護政治經濟學中的貿易保護主要是針對于產品貿易，忽略了服務貿易保護的政治經濟學。無論是國外的研究學者還是國內的研究學者，要么將國際貿易政策視為一個統一體研究基于政治經濟學視角的貿易保護問題，要么單純的研究產品貿易保護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很少有學者專門將服務貿易單獨拿出來進行分析。而我們知道產品貿易政策和服務貿易政策的區別很大，服務的無形性、不可分割性、差異性和不可儲存性決定了服務貿易政策的特殊性。如何結合服務貿易的特點，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分析服務貿易保護政策的決策過程是今后研究的一個方向。

其次，對貿易保護政策表現形式的界定不夠豐富。貿易保護政策的表現形式非常多，而大多數已有的貿易保護政治經濟學理論中，將關稅作為貿易保護的唯一表現形式，盡管后期一些經濟學家比如Gawande 和Krishna（2004）、Facchini，Biesebroeck和Willmann（2006）研究了非關稅壁壘作為一種貿易保護手段在整個貿易政策中的重要性。但是后期對于非關稅壁壘，以及與服務貿易緊密相連的政府管制等貿易措施的研究仍然是非常欠缺的。所以如何將非關稅壁壘和一些政府管制措施轉化為定量指標，從而構建一個反映貿易保護程度的綜合指標是非常必要的。

最后，大量文獻針對于民主國家，對非民主國家的研究較少。相關的模型不是針對于直接民主制就是針對于代議民主制，而世界上有很多國家，比如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的是民主集中制。怎樣結合這些國家的特點構建相關的貿易保護的政治經濟學模型是非常值得我們研究的。雖然，芬斯特拉在2002年針對于中國提出了相應的政治經濟學模型，但是他分析的是中國吸引外商投資政策的決策過程，并沒有針對貿易保護進行研究。Mitra和Thomakos在2002年首次將民主國家和專制國家分開討論，研究了保護待售模型在這兩種不同類型國家的應用。但是這個問題仍然未能成為后續學者關注的研究重點。所以探討利益集團模型在非民主國家適用性的相關研究仍然是欠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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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SUBHAY，BANDYOPADHYAY， SURYADIPTA.Political Economy Determinants of Nonagricultural Trade Policy[J].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Louis Review，2011（3）：89-94.

篇（3）

中圖分類號：G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3）09-0015-03

一、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內容

丹·席勒認為傳播政治經濟學是研究數字化技術融入資本主義經濟的過程，并分析傳播產業在信息化全球資本主義資本積累過程中的地位[1]。而莫斯可則認為傳播政治經濟學是對社會關系與傳播資源的生產、流通與消費的相互構建的研究，并指出當前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全球化領域蔓延、歷史研究擴散與新媒體轉向等五個趨勢[2]。

麥克切斯尼則認為傳播政治經濟學是基于分析媒介、傳播系統與社會結構的關系，強調經濟因素對政治和社會關系的重要作用，并強調結構性因素與勞動環節對傳播的生產、流通和消費的影響[3]。具體問題，如趙月枝所言，“傳播與跨國媒介集團在全球政治經濟中的中心地位；傳播資源的控制問題導致的沖突；勞工對愈加精細的國際傳媒分工的后果的干預和婦女及弱勢種族對全球傳播權力不平等的抗爭等等”[4]。

簡而言之，傳播政治經濟學主要關注兩個相互關聯的問題：一是分析政治經濟壓力與限制對傳播與文化實踐的影響，以及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是如何左右傳播的內容與形式的；二是研究傳播產業在信息化全球資本主義資本積累過程中的上升地位。這種學術視角，正如莫斯可所倡導的，避免了把傳播研究孤立于社會情境，而把傳播現象置放于具體化的社會歷史進程與歷史變遷之中，有利于探討結構力量如何影響傳播實踐[5]。總之，傳播政治經濟學是審視傳播產業如何在社會關系影響下分配傳播資源與話語權的研究。

傳播政治經濟學作為傳播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路徑，為傳播研究增添了新的活力。世界范圍內的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自20世紀40年代后期至今，已經歷了60多年的發展，成為當前傳播學中熱門的研究領域之一。盡管被認為存在諸多的盲點和問題，但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熱潮所產生的影響已經有目共睹。自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逐漸進入中國大陸學者的視野，尤其自21世紀以來，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在大陸受到比較多的關注，但相關研究還是零散地分布幾個主要的幾所大學、幾位學者或幾所研究機構中，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并沒有像功能-經驗研究一樣占據主流位置。筆者關注的是，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是如何在中國落腳并發展的？

那么，近年來，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是在什么樣的社會——媒介情境中展開的？如何展開的？為什么這樣展開？又主要研究了些什么問題？為了有針對性且可控性地回答上述問題，本研究將采用質化的文獻研究方法，以最近十多年（1995～2012）為時間范圍，主要選擇國內核心雜志《新聞與傳播研究》、《國際新聞界》、《新聞大學》、《當代傳播》等為樣本，以他們的論文為考察對象，期望能以此管窺中國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現狀、核心內容與演進，并解讀其在批判視角、問題意識以及解決路徑等方面的啟示。

二、傳播政治經濟學在中國大陸的發展

20世紀90年代，中國大陸開始試行建立報業集團，傳媒經濟的增長問題引起了比較多的關注。然而，傳媒經濟的增長，也帶來一系列的問題，如傳媒內容的庸俗化、娛樂化和快餐化等。加入WTO后，中國面臨由傳媒大國向傳媒強國轉變的歷史使命，然而，對外傳播的弱勢和軟實力的缺憾成為中國傳媒業不得不面臨的突出問題。因此，面對世界傳播業的新形勢和中國大陸媒介商業化過程中的意識形態與市場力量的影響，大陸傳播研究者在具體的社會語境中開始思考一些問題。例如，結合媒介文化市場的全球化背景，重新思考了國際信息流動問題，關注傳播新技術的社會意義、傳播資源的分布、傳播的公正與平等。這些情況加速了大陸學者關注傳播政治經濟學，促進了大陸學者引進和介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相關研究。如郭鎮之等人在20世紀90年代就開始積極介紹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相關研究。為了更好的探視傳播政治經濟學在中國大陸發展的軌跡與脈絡，筆者將傳播政治經濟學在中國大陸的發展劃分為兩個階段。

（一）引入期：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至世紀之交

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傳播學研究發展迅速，西方傳播理論及思想大批被引介到中國，大陸出現了大量有關傳播學的譯著和論文等。但傳播研究發展的初期，主要還是以功能——經驗主義研究為主，西方傳播研究的另一個重要流派——批判學派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并不被重視。但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批判學派逐漸被大陸學者所重視，一批有關批判學派的譯著和介紹性論文相繼出現，如《文化民粹主義》、《文化研究讀本》和《傳播政治經濟學》等被引介到中國。可以說，傳播政治經濟學被大陸學者所關注的時間，幾乎是整個批判學派被關注的時間，也就是20世紀90代中后期。在這一時期，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經典著相繼引入中國，其中主要的譯作有：H·席勒的《思想管理者》、文森特·莫斯可的《傳播政治經濟學》、阿芒·馬特拉著《世界傳播與文化霸權》、麥克切斯尼等人的《全球媒體》等。

縱觀傳播政治經濟學引入期的研究，主要以介紹性文章和譯著為主。總體而言，對西方傳播政治學研究的思想脈絡還缺乏系統的認識，對傳播政治經濟學的主要立場、觀點和主要論題缺乏較好地把握，其中的大部分研究還是以總體性、概括性與描述性為主，這一時期的研究相對較零散，缺乏集中的主題和線索。盡管如此，這些研究還是對傳播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有重要的啟蒙作用，初步勾勒出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地形圖。但是，這一時期有關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式，探討哪些具體問題，還有待進一步明確。

在這一時期，一些引入和推動傳播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發展的學者不能不被提到，如趙月枝、王怡紅、陳衛星、胡正榮等人，他們（她們）為中國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引入與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特別如加拿大華人傳播學者趙月枝，可以說是將傳播政治經濟學帶入中國的啟蒙性學者（盡管她并不愿意把自己歸類于傳播政治經濟學派）。她關注意識形態力量和市場力量對中國媒介行業的雙重影響，以及媒介在中國民主化歷程中的角色，專注于中國傳播產業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她在國際傳播領域提出的“跨文化政治經濟學”等理論具有較強的創造性，其成果被國際傳播學界和漢學界權威廣泛認可。還有如郭鎮之等人，在傳播政治經濟引入期，利用在國外進修的機會，考察了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撰寫了一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介紹性文章，對國內了解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起到重要作用。

（二）成長與反思期：21世紀初至今

傳播政治經濟學在成長發展過程中，不僅受到政治、文化和社會環境所限制，而且遇到來自功能——經驗研究的阻力，正如奠基人斯麥茲在描述他教授政治經濟學課程的情況時指出，“由于我采取了批判的視角，我相當的孤立。”自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通過迅速發展的傳播產業，極大地加速了與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體系的融合。隨著國內傳媒機制改革和傳媒產業的迅速發展，有的學者從跨文化的政治經濟學視角出發，考察了這場變革的根本特點，并討論了跨國資本和國內力量從結構上重塑中國傳播體系的具體方式，以及由此帶來有關傳播權利的包容和排除模式的新變化。甚至探討了這種融合的政治與社會意義，指出潛在的矛盾與沖突的來源以及中國正在形成的傳播秩序面臨的挑戰[6]。

有的研究者較系統地研究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北美傳統，指出北美流派有著鮮明的特色，認為該學術流派相對集中和緊湊，他們之間的學術傳承大多是父子、師生、同事、夫妻，體現了一個較為單純的譜系[7]。

有的研究者則用傳播政治經濟學框架分析了版權文化，指出版權貿易的商品經濟力量是如何服務于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并且對如何阻止知識產權的資本擴張進行了探討[8]。有研究者則對廣告進行傳播政治經濟學分析，認為政治經濟學分析是廣告傳播研究的重要理論取向，并指出這種理論取向遵循的并非是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而是批判的政治經濟學[9]。有研究者則以文化研究的理論發展為參照，探討了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關系的演變[10]。后來有研究者則進一步分析了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的聯系與區別，認為以往的兩者關系研究，還停留在表層上，需從根源上把握兩者哲學觀的差異，實現兩者的整合[11]。陳世華的后續研究則將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理論精髓概括為“我們不自由的傳播”，著重分析了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者如何運用政治經濟的路徑分析傳播工業的“不自由”[12]。

最近重慶衛視的改革引起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者的濃烈興趣，如呂新雨針對重慶衛視的改革，指出希望打破官方、民間、學界和政界之類二元對立的僵化立場，希望借此推動由此生發的一系列涉及中國電視公共化改革的重要議題[13]。趙月枝則以重慶衛視的去商業化改革和“紅色文化”建設嘗試為契機，討論了社會主義媒體公共性和文化建設的問題[14]。2012年，政治化與社會轉型等話題引發部分學者的討論，如李彬和黃衛星等人探討了社會轉型、去政治化、再政治化等話題，并結合趙月枝的傳播思想展開了分析論述[15]。

三、中國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脈絡反思

通過對中國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考察，我們不難發現，目前中國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發展還停留在初級階段。總體而言，中國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起步較晚，發展受多重束縛，研究群體和研究力量分布零散，與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相比，研究水平和層次還較低。

從研究種群來看，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引入與推進，主要得益于幾位女性學者，如趙月枝、郭鎮之、呂新雨和曹晉等人，特別是趙月枝的啟蒙和推介，較大程度上成了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的風向標。從這些研究者的橫向聯系分析，我們不難發現，她們大都保持比較好的私人聯系和友誼。目前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傳承與發展大都基于這樣的基礎來進行的，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學術傳承呈現較單一的路徑，跨界和跨領域的多重合作非常有限，研究者的互動與合作較大局限于“圈內”的同事或朋友。當然，其他研究者的努力也不可忽視，如陳世華、劉曉紅等人的相關研究，他們對傳播政治經濟學有較長時間的關注。

從研究者所屬機構來看，主要有兩支代表性力量，一支為北廣系（現為中國傳媒大學），如郭鎮之（后調入清華大學）、陳衛星等人；另一支為復旦系，如曹晉、呂新雨等人。深入分析這些力量的構成，我們會發現，他們之間有一個共同的中介，那就是加拿大華人傳播學者趙月枝。趙月枝早年畢業于北京廣播學院，后出國深造，已成為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傳承人，她常在大陸往來，推介傳播政治經濟學，與中國傳媒大學、復旦大學等機構保持了密切的互動聯系。

從已有研究問題的深度與廣度來看，大陸的傳播政治經濟學已經有一定的反思與問題意識，從早期的單純引介和翻譯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著作，步入反思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立場、主要觀點和主要學術脈絡的階段，甚至開始借助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思想資源，分析與探討中國本土的實際問題，如重慶衛視的改革風潮等。但是問題的深度與廣度，受多了多重因素的制約，有研究者自身的學術積累的原因，也有政治、社會環境等因素的影響。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議題有待進一步敞開和深入。

回顧已有的相關文獻，大陸的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內容在較長一段時間中關注西方傳播政治經濟的概念、歷史與主要學術脈絡，并在這方面有較多的引進與介紹。對本土問題的探究則主要集中在電視和廣告研究方面。然而，檢視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大陸新聞與傳播的相關研究，如探討傳媒公共性、傳媒集團化與新聞改革等方面內容，其實已蘊含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分析與思考，只是在研究路徑與框架上并沒有突出傳播政治經濟的觀點罷了。追蹤至今，我們不難發現，任何時期傳播領域的變遷，不管傳播政治經濟學是否被提出和推崇，但隨著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嵌入傳播活動的行進中，我們都不可忽視政治和經濟等因素滲入傳播過程的影響。因此，傳播政治經濟學無可避免地充當一種分析視角，在這種過程中扮演闡釋傳播與社會變遷的重要角色。

總之，回顧中國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已有的研究，可以發現傳播政治經濟學在大陸的發展還處于初級階段，雖已引起了諸多研究者的關注，但實際的發展受多重因素的影響。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資源需要進一步挖掘，本土的問題則更需具體的關懷。正如傳播學者潘忠黨（雖然他有一定的經驗主義取向）所言，“無論我們采納什么取向、運用什么方法，我們都得將分析的目光投向我們所身處的現實，都要考察對現實經過獨立思考后而提出的問題，都要就這些問題展開系統的經驗觀察，并且采取理論的資源——我們批判的武器——分析這些觀察，以期對所提問題作出解答，并同時都要對自己所采用的批判的武器展開批判”[16]。對此，我們應該有所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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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第一，準確把握以信息技術為主導的新技術革命給人類經濟生活帶來的變化及其影響。人類自20世紀中期以來已經全面跨人了信息時代，信息技術的推廣應用深刻地改變了人類的經濟生活、社會生活乃至政治運行模式，也給傳統的政治經濟學理論與教學帶來極大的沖擊。知識、技術、信息在經濟增長中越來越突顯的第一位作用使傳統的重視資本、勞動力、土地的經濟增長理論發生危機;以信息產業為代表的高新技術產業在異軍突起同時，也對傳統產業進行了深刻改造，使得以往的產業結構理論必須完善;信息時代的網絡貿易、電子貨幣流通的興起對傳統的流通理論形成了沖擊;工業經濟時代以按資本分配為主的方式已被信息經濟時代以按知識分配為主的方式所取代。此外，勞動形式的多樣化、消費方式的個性化、社會階層的多層次化、價值觀念的多元化也作為當今時代的顯著特征而區別與經典作家的生平年代，這些同樣對我們的政治經濟學教學構成強烈的挑戰。政治經濟學必須敏感地捕捉我們生活的這個年代的種種新特性，并給出自己理性的回應與反思。

第二，正確看待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社會生活發生的變革及其影響。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科技創新、制度創新和理論創新的基礎上，社會經濟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已經呈現出與工業化時期迥然不同的氣象。資本占有方式的社會化程度進一步提高，跨國公司如雨后春筍一般紛紛涌現，在世界范圍內主宰著全球的生產、投資、貿易和金融，也給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注人了強大的活力。混合所有制經濟、國有和各種合作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例增長明顯。市場經濟體制運行手段的根本變化使國家對經濟、社會的調控和介人越來越普遍和成熟，自由市場經濟的缺陷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克服，人民生活有了比較明顯的改善和保障。中產階層的人數不斷壯大，傳統產業工人階級隊伍日趨萎縮，民主法治運行機制更趨完善，人民參與政治生活的渠道進二步拓寬，國家主義、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物質主義等當代資產階級主流意識形態地位穩固，國際工人運動和階級斗爭處于低潮。這一切現象都表明，資本主義仍然具有相當的自我調節和適應能力，仍然具有在不改變根本經濟政治制度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容納新興進步生產力的生命力。對此，我們的政治經濟學教學不能視而不見、閉目自欺，而應本著客觀、全面、開放的態度加以研究和評析。

第三，充分認識當代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社會現狀及其啟示。世界社會主義陣營在二十世紀里有過高歌猛進，也經歷了風雨飄零。這里面的經驗教訓，反應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和民主政治建設的史詩般的艱難與壯麗。劇變后，世界的社會主義事業仍在經歷較長時期的創傷彌合，同時也要醞釀痛定反思之后的重整旗鼓。以中國為代表的堅定走社會主義方向的市場經濟改革事業，二十多年來已經取得了令世人驚嘆的成就，中國模式的吸引力和說服力正在影響著越來越多的國家，重新點燃世人對社會主義事業的希望。無論是在改革的烈火中隕滅還是新生，社會主義國家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里就陸續開始的經濟體制改革說明了計劃經濟與現實國力民情的相違，也說明了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重點應該實現從論戰式的批判到具體的建設性的運行規律研究的轉變。生產資料轉歸國有之后并沒有萬事大吉，探究公有制的合理實現形式、建立完善的經濟體制和盡快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當前社會主義國家的緊迫而又艱巨的歷史任務。并且，建立在相對落后國力基礎上、以農業文明為主體前提的社會主義國家還要著力解決國民經濟工業化、信息化、二元經濟轉型，防止區域、城鄉和社會差距過大，資源環境與人口協調發展，政府機構職能轉變等一系列棘手的問題。對這些時代課題的探求和解答，是今天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和教學的中心任務之一。

二、人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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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場經濟意志的形成

我們首先要注意到的就是馬克思對于商品交換所涉及到的一些基本問題，這也是他的一個基礎性研究,即“政治經濟學從商品開始,即從產品由個別人或原始公社相互交換的時刻開始。進入交換的產品是商品。但是它成為商品，只是因為在這個物中、在這個產品中結合著兩個人或兩個公社之間的關系，即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關系……經濟學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歸根到底是階級和階級之間的關系；可是這些關系總是同物結合著，并且作為物出現”。另一方面，在對商品交換過程的闡述中，對于商品所有者的確立是說明了市場本身存有的倫理性，雖然是以人格化的形式表現，但是人們的經濟行為卻實實在在地被歸結在這個市場范圍內以及被制約著。另一方面，對于商品監護人來說,由于商品自身的限制,商品需要監護人,并且監護人“必須以意志寄存在這種物內,并且以這種身份,發生相互的關系”，因此，商品交易的過程就是實現了交易者彼此的利益，“他們必須互相承認私有者的權利……它總歸是在契約的形式上——是一種意志關系，并在其中，反映出一種經濟關系來”。商品在交換過程中就被人們的經濟意志所支配，這樣的經濟意志致使人們之間的經濟權利通過買賣關系實現，而且其本身也是一種契約的形成。人以各自的經濟意志代表了商品實現其價值，以人的意志將自身與商品的關系確定為人是商品的所有者，并且人們之間通過各自的經濟行為來完成交易過程，因此，市場本身的性質就是具有人格化的，即“經濟舞臺上的人物，一般是當作存在于他們之間的經濟關系的人格化”。商品自身沒有意志，表現出的是完全平等性，而人的意志卻致使商品之間出現了不平等，這也就是商品與商品所有者的一種差別。商品所有者的利益需求，或者是自身的經濟意志，使得商品產生了外在化缺陷，即人自身的需求差異推動了商品交易的形成，也就是商品才可能進入市場被交易，從而人的經濟意志也就是市場經濟意志的體現。就商品的使用價值而言，是其實現自身價值的前提，即商品的有用性是人產生經濟意志的對象。每一個具體的交換行為又體現了買賣雙方對同一商品不同利益的所需，對商品的所有者來說，商品的價值并不體現在其使用價值上；對于非所有者來說，商品的價值是其使用價值。因此，商品的價值是促進整個商品交易的基礎，這既是商品存在的價值體現，又是人的經濟意志產生的條件。整個的商品交換基礎就是人對商品的需求以及人們彼此維系的買賣關系，這也是市場被人的經濟行為所確立的基礎，人與商品之間的關系也就體現著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在市場交易中達到了彼此利益所需。但是，市場經濟意志不能只是在經濟學意識形態下去繼續維持，即依靠表象的特征將市場本身視為一種機械化體系，一味追逐物質利益的最大化，一般狀態下是將私人利益最大化，而忽視了商品交易本身的人道存在與需求。商品交易過程體現的人道需求的基礎是維持一種平衡性與合理性共存的狀態，其意圖是在合理的基礎上達到交易者彼此之間的利益最大化，或者是接近最大化，而不是單一地去實現某一方利益最大化，如果商品交易出現了只能實現某一方利益的最大化，那么這其中就顯示出違背公平正義的道德原則。盡管商品交易本身帶有一種契約形式，但是沒有市場倫理的要求也很難保證商品交易的公平性，即人們之間不可能存有合理的交易行為，更談不上公平性。私人利益的最大化也要在平衡性的導引下才可以稱得上合理性，否則只出現某一方獲取最大利益，那么這意味著買賣者之間出現了非正義行為。商品所有者自身的經濟意圖很明顯，就是利用自己所占有的商品以便換取可以滿足自身需求的其他商品，在這之間，每一個商品占有者都希望自身通過交易可以得到適合的商品，適合自身就足夠了，而不是為除過自身之外的人著想，只要他自己實現利益就可以了。這是人的經濟意志的普遍體現，因此，在純粹個人利益的需求下人們之間更傾向于存在一種契約形式，而并非是屬于道德倫理關系的自然形成。即“每一個商品所有者，都只愿意為那有使用價值可以滿足本人欲望的他種商品，換去自己的商品。在這限度內，對于他，交換只是個人的過程……但同一過程，不能同時對于一切商品所有者，是只為個人的，又是只為一般的社會的”。因此，“從一個商品所有者的觀點看，每一他種商品，對于自己所有的商品，都是特殊的等價，自己所有的商品，對于其他一切的商品，則是一般的等價。但一切商品所有者所處的地位都是一樣的”。這其中體現了人的經濟意志與人的某種本能有直接關系,盡管市場作為一種實現經濟目的的媒介存在,但是也深受人的這種本能所支配。在經濟利益的關系下，貨幣的出現也就成了一種現實需要，即“這種商品的自然形態，成了社會公認的等價形態了。由這種社會過程而充作一般的等價，就成了這一種擱在一邊的商品之特殊的社會機能了。它成了貨幣”。貨幣的產生，“是交換過程的必然結果”，而且這也影響著商品的使用價值與價值出現了一種對立，因此，人的經濟行為又逐漸的被外在因素所牽制，也就是在其本能的基礎上又增加了自身經濟行為的復雜性，即“為商業的便利起見，這種對立，有在外部表現出來的需要。這個需要，引起一個獨立的商品價值形態，且不絕進行，終于使商品分化為商品與貨幣。勞動生產物越是轉化為商品，這一特殊商品，也就越是轉化為貨幣”。通過貨幣形式所連接起的私人利益又會擴大到國家經濟利益，而市場始終是持有這種經濟利益的中介，貨幣的價值就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商品的價值交換中，同樣也深入人的經濟行為中，成為了經濟意志的一種對象，同時也影響著人的經濟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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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06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2101（2012）03-0029-05

一、引言

正如荷馬在《伊利亞特》（Iliad）中所吟唱的那樣：人類會厭倦睡覺、厭倦愛情、厭倦唱歌、厭倦跳舞，但對戰爭卻樂此不疲。戰爭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必然產物，幾乎伴隨著人類文明的整個進程。為了保障國家安全，避免在推行叢林法則的世界中成為獵物，各國都不遺余力地進行國防建設，然而在資源一定的背景下，大炮與黃油不可避免地會產生矛盾，資源如何在國防與民用部門之間分配成為以研究資源稀缺性為己任的經濟學家無法回避的重要問題。同時經濟學與國防具有統一性，經濟學家麥圭爾（McGuire，1995）曾通過列舉經濟（學）與國防四個層次的相互作用來說明兩者的依賴關系[1]。因此，國防與經濟學產生緊密的聯系是歷史的必然。文藝復興時期佛羅倫薩的著名政治家尼科羅?馬基雅弗利（Niccolò Machiavelli，1520）在《論戰爭藝術》（Dell'arte Della Guerra）中曾說：誰的荷包里錢越富裕，誰就能打勝仗。

國防經濟學的源頭是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Adam Smith，1776），他是最早考慮國防開支對社會的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在其《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專辟一節“論國防費”。1914年，英國《經濟學家》雜志編輯赫斯特（Hirst）出版了《戰爭的政治經濟學》（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全面總結了自己對戰爭與經濟、戰爭與財政、戰爭與工業的關系的理解[2]。1921年，福利經濟學創始人、經濟學大師庇古（Pigou）出版了《戰時經濟學》（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ar，也譯為《戰爭的政治經濟學》）一書，以一戰英國經濟為基礎，研究戰爭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嚴重沖擊，揭示戰時經濟的一般規律，以及戰爭資源籌集的問題[3]。這兩本著作促成了國防經濟學進一步發展的可能。

對于現代國防經濟學的產生，以英國約克大學哈特利和美國依阿華州州立大學教授桑德勒（1995）在《國防經濟學手冊》（Handbook of Defense Economics）中的說法認同度最高。希奇和麥基因（Hitch，1960）的《核時代的國防經濟學》（The Defense and Economics in Nuclear Age）、理查德森（Richardson，1960）的《軍備與不安全：戰爭起源的數學研究》（Arms and Insecurity：a mathematical study of the causes and origins of war）和謝林（Schelling，1960）的《沖突的戰略》（The Strategy of Conflict）三部專著的出版標志著現代國防經濟學的創立[4]，并成為經濟學中相對比較新的一個分支。1990年《國防與和平的經濟學》（Defence and Peace Economics）雜志創刊，經過歷代經濟學家如佩克（Peck）、謝勒（Scherer）、奧爾森（Olson）、澤克豪澤（Zeckhause）、史密斯（Smith）、默多克（Murdoch）、布里托（Brito）、英特里蓋特（Intriligator）、恩德斯（Enders）、桑德勒（Sandler）、拉姆（Ram）、德格（Deger）和森（Sen）、羅杰森（Rogerson）、沃納（Warner）、阿什（Asch）、利希騰貝格（Lichtenberg）、哈特利（Hartley）、安德頓（Anderton）、麥圭爾（McGuire）、布若斯卡（Brzoska）、赫什利弗（Hirshleifer）、格羅斯曼（Grossman）、鄧恩（Dunne）、布拉登（Braddon）、豐塔內爾（Fontanel）、弗里德曼（Friedman）、斯蒂格利茨（Stiglitz）等人的不斷努力，國防經濟學逐漸成為西方影響深遠的成熟學科。

哈特利和桑德勒（1996）認為其研究成果對于采辦理論、博弈論和人力計量經濟學的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內容涵蓋國防開支需求理論、國防供給理論、軍事人力理論、低烈度的軍事活動理論、國防開支的外在影響理論、戰爭成本與損失理論六大部分。其中軍事人力的理論研究主要包括軍事人力的需求與供給、軍事人力的勞動生產率、軍人的新酬結構與補償、女軍人、少數民族的數量構成，預備役的使用，軍事經驗對民事生活的利益回報、對國防人力資源管理的動態過程進行經濟學闡釋等。從人力資源管理的角度來看，一個組織的人力資源管理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它包括招聘、培訓、使用、開發、辭退或離崗、退休等幾個階段。如果把軍隊也看成是一個生產戰斗力的組織，其人力資源的管理過程也大致經歷了征募、訓練、維持、使用及退役安置等幾個階段。在軍事人力的理論研究中，征募制度的研究最為引人注目，正如學科的界定不在于研究對象而在于研究方法，征募制度可以從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和哲學等多個角度研究，從經濟學角度對征募制度進行研究一直以來是國防經濟學中軍事人力理論研究中的重點內容之一。所謂征募制度指的是一個國家運用何種方法吸納一定數量、質量和結構的軍人來滿足該國國防體系對于軍事人力需求的制度安排。基本上可以歸結為兩種基本模式：義務兵役制（后文稱征兵制，Draft或者Conscription），自愿兵役制（后文稱募兵制AVF，All-Volunteer Force）。圍繞著征募制度，經濟學家們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見，并逐漸延伸擴展到整個軍事人力理論的研究，有力地推動了國防經濟學的發展。

二、征募制度的經濟學研究肇始與發展

征募制度和人類歷史一樣久遠，但最早從經濟學的角度論述兵員征募制度的經濟學家是亞當?斯密（Adam Smith，1776）。在其《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專辟一節“論國防費”，他從經濟學的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來描述古代到近代征募制度變遷的歷史，他認為生產方式和技術進步是成本―收益結構改變的原因，而這種改變影響到兵員征募制度的選擇和變遷。他認為，常備軍與多元化的社會是一致的，維持并雇用一部分公民，不斷地施以軍事訓練，使兵士的職業脫離其他職業，而確然成為一種獨立的特殊職業，這種常備軍的費用來源于國家征收的兵役稅，可以看作是募兵制的起源。同時他認為民眾的尚武精神和組織民兵，是常備軍的支柱，而這個“民兵”具有現代征兵制及預備役的特點。同時他認為“兵士的人數不能超過全體居民1％，過此，即不免負擔太重，危及國家經濟”[5]。今天看來，亞當?斯密的研究無疑是粗糙的，但畢竟是征募的經濟學研究的濫觴。之后，從經濟學角度對征募制度進行研究出現了長時間的空白。

20世紀中期以來隨著世界范圍內兵役制度的改革與發展，西方國家在推行軍隊職業化的過程中紛紛嘗試實行征募制度的轉換，引起了西方經濟學界對軍事人力問題的高度重視和廣泛研究，他們對兵員征募過程中出現的形形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系統的研究探討。經濟學家在美國從征兵制到募兵制的轉換過程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這一時期是征募制度經濟學分析的黃金時期。從二戰結束到1973年7月，美國一直實行的是征兵制。1964年，在美國國防部工作的經濟學家沃爾特?維（Walter Y.Oi）提出了募兵制的可行性的內部報告，并在1967年連續公開發表了兩篇關于征兵制成本的論文。1966年，隨著越南戰爭的升級，美國國內關于廢除征兵制的呼聲開始逐漸高漲，一些著名的經濟學家也參與進來。芝家哥學派創始人弗里德曼（Friedman，1966）在1966年12月19日《新聞周刊》的專欄中寫到：目前管理（征兵制）部隊的真正耗費遠遠大于管理同樣規模的募兵制部隊，原因在于后者是由認為參軍是最好的選擇的人構成的。后來他進一步認為征兵制度的缺陷在于“不公平、奢侈、與自由社會不相一致”[6]。其余作出貢獻的經濟學家還有阿爾特曼和菲希特（1967）[7]，漢森和薇絲柏德（1967）[8]，米勒（Miller，1968）[9]，費舍爾（Fisher，1969）[10]羅伯特?巴羅（Robert Barro，1971）[11]等。1968年，福吉尼亞大學畢業生（包括經濟學家David Johnson，Matt Lindsay，Jim Miller，Mark Pauly，Robert Tollison，Tom Willett，and Joe Scolnick等人）撰寫了擁護募兵制的很多著名的經濟學論文。征募制度改革的爭論在于回答反對募兵制的九條理由，包括：（1）募兵制費用過于昂貴；（2）募兵制在危機時期缺乏靈活性；（3）破壞愛國熱情，腐蝕了公民應該為國服務的道德信念；（4）威脅民主價值；（5）不具有種族代表性；（6）成為惟利是圖的部隊；（7）刺激敵對國家的軍事冒險；（8）戰斗力低下，因為只能吸引能力比較差的人服役；（9）擠占其他國防支出，侵蝕了國防的數量以及質量[12]。擁護募兵制的經濟學家認為，第一條理由是錯誤的，缺乏理論依據，其他八條理由缺乏實證基礎，因此斗爭的焦點主要是費用問題。為了專門研究這個問題，1969年尼克松成立了研究募兵制可行性的專門機構――蓋茨委員會，該委員會包括著名經濟學家弗里德曼（Friedman）羅切斯特大學校長艾倫?瓦里斯（W. Allen Wallis）羅切斯特大學商學院院長威廉?麥克林（William Mecliling）、后來的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以及其他許多著名的經濟學家（如David Kassing， Walter Oi， Harry Gilman，Robert Barro，John White等），他們的努力為美國最終廢除征兵制鋪平了道路，也極大地豐富了征募制度的經濟學研究[13]。

美國的募兵制經歷了多年的風雨，期間遇到很多困難，如何應用經濟學有效地對募兵制度進行管理成為該時期的主要任務。雖然支持重返征兵制的意見一直沒有停息，不少學者對于募兵制的成本要少于征兵制一直持懷疑態度。李和麥肯錫（Lee＆ McKenzie，1992），羅絲（Ross，1994）[14]，沃納和阿什（Warner＆ Asch，1995），沃納（Warner，2005）的研究表明募兵制不一定總具有較低的社會成本，當部隊數量擴大的時候，部隊的工資總量就會增加，政府就必須通過增加稅收來支付。而稅收導致社會經濟的扭曲效應會造成較重的稅收成本，當這個數值達到一定范圍后，募兵制就不是最好的選擇。布朗寧（Browning，1987）運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測算了美國稅收的邊際超額負擔，大約等于國家稅收的31.8%~46.9%[15]。另外一些學者仍然對于募兵制能否保證兵員質量、人力成本的高預算對軍事研究與裝備資金的擠占問題以及募兵制兵員能否代表社會各階層充滿擔心。沃納和阿什（Warner＆Asch，2001）研究發現目前軍事人力的成本在國民生產總值與軍事開支中的比例自1973年以來一直呈下降趨勢，目前占GDP的比例只有0.8%，而冷戰時期這個數字最多曾達到2%[16]。西蒙和沃納（2007）通過分析美國1998年到2000年兵員來源的數據結果顯示，40%的兵員來自中產階級以上家庭，少數民族比例也沒有明顯變化。他們同時通過假設增加100 000名義務兵，計算其節約的成本，發現其節約的成本少于同等數量的募兵制兵員所節約的社會成本，戰斗力也不如后者，同時由于個體戰斗力的提高可以以較少的人數維持較高的戰斗力，而節約的成本可以用于軍事研究與裝備更新[17]。經過激烈辯論，美國主流經濟學家仍然認為募兵制仍是目前最好的選擇。

圍繞征募制度的經濟學研究的命題，很多并不是直接研究征募制度，但研究的每一個問題都與兵員征募制度密切相關，從此以后，經濟學家的視野也由征募制度的研究開始擴展到軍事人力經濟學的研究。綜合而言，對于征募制度的經濟學研究作出突出貢獻的主要有沃爾特?維（Walter Y.Oi）、詹姆斯?米勒（James Miller）、貝絲?阿什（Beth Asch）以及約翰?沃納（John Warner）。

三、征募制度經濟學研究的主題

征募制度經濟學研究的主題主要圍繞征募制度的成本以及選擇進行，規范分析與實證分析結合，征募制度的經濟學研究的核心是通過經濟學研究回答征兵制與募兵制哪個制度更具有優勢，如何進行選擇。

首先在于對成本內涵的界定上，政府官員更傾向于預算成本，而經濟學家則提出經濟成本的概念，該概念除了包括預算成本以外還包括其他隱性成本，如個人機會成本、兵役稅等。弗里德曼（Friedman，1967）堅持認為在做任何決定時必須考慮經濟成本而不是預算成本。[18]阿爾特曼和菲希特（1967）根據國防部的調查數據，通過選擇參軍選擇自由度比較高的群體作為樣本，克服了經典的“鑒別難題”（identification problem），描繪出實行募兵制情況下的軍事人力供給模型。他們發現在征兵制條件下，四個變量起到了決定性的影響作用，分別是男性人口規模、失業率、征兵力度、季節因素。通過模型推導，他們發現募兵制的預算成本會高于征兵制，但經濟成本要低得多。他們進一步增加了變量，發現軍方的支付彈性為1.18，隨著應募者人數的增加而不斷下降[19]。但是由于數據采集的先天缺陷以及假設不足，變量太少，他們的意見并未被重視。

同年，沃爾特?維（Walter Y.Oi）在阿爾特曼和菲希特研究的基礎上撰寫了《征兵制的經濟成本》（The Economic Cost of the Draft）一文，量化的估算出全部的經濟成本約為53.64億美元。他采用的方法如圖1所表示：首先運用已有的數據計算出軍事人力供給曲線S，當實行征兵制時，軍人工資水平為G，人數為A，當征集人數增加到B，C，相應的工資總額也增加到H，I。那么，矩形DB/BA是人數從A增加到B所增加的軍方預算成本，DEB′是應募個人的機會成本損失，而HEGD是社會承擔的兵役稅，社會總成本為HE0B[20]。費舍爾（Fisher，1969）在《美國經濟評論》（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發表了《征兵制及結束征兵制的成本》（The Cost of the Draft and the Cost of Ending the Draft），提出了不考慮征兵制情況下的個體服役決策模型，他認為，個人是否服役決定于他在軍隊中以及民用部門之間凈收益的貼現值的比較，收益包括貨幣收益以及非貨幣收益。在短期收入變動都是單調遞增，可以不考慮貼現因素的情況下，問題就簡化為個體主要考慮不同部門收益（Wm為軍隊收益，Wc為民用部門收益）的比較。如果Wm＞Wc，個人就選擇服役。然后以征募率為因變量，以軍民部門工資比率以及修正的失業率作為自變量，構建了真正意義上的理論模型而不僅僅是簡化的統計模型。在此基礎上，他推算出征兵制條件下美國軍方的人力供給函數，并在此基礎上估算了如果廢除征兵制，美國需要增加的55億~75億美元的成本[21]。這是經濟理論模型基礎上構造軍事人力供給函數的第一次嘗試[22]（Klotz，1970）。

1973年，尼克松政府廢除征兵制度實行募兵制度后，解決募兵制度出現的新問題成為經濟學家關心的問題，關于征募制度選擇的理論探討一直在持續。李和麥肯錫（1992）在《南方經濟雜志》（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上發表了《重新審視征兵制與募兵制的相對效率》（Re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ve Efficiency of the Draft and the All-Volunteer Army），第一次將稅收成本作為制度選擇考慮的因素，提出了李-麥模型。假設軍事人力邊際機會成本曲線為：MOCA=a+bn，a，b為常數，n為征募人數，N為社會適役總人數，那么在募兵制條件下征募n個人的機會成本為：an+1/2bn2，在征兵制條件下征募n個人的機會成本為：an+1/2bnN。如果國家需要所有的合法服役者都參軍時，社會總機會成本一樣，但是一般情況下是不可能的，所以an+1/2bn2＜an+1/2bN，也就是募兵制優于征兵制。如果在這個模型中加入稅收成本因素，則在募兵制條件下，軍事人力價格由市場供求均衡決定，那么征募n個軍人，軍方需要支付的工資總額為an+bn2，工資是由稅收支付的，稅收會產生超額負擔。假設每元稅收產生的差額負擔為一個正的常數?茁，那么，為了支付軍人工資會產生的稅收差額負擔就是：an?茁+bn2?茁。在募兵制條件下，社會總成本為：（an+2/2bn2）+an?茁+bn2?茁。征兵制條件下，假設軍方支付工資為W，那么為了支付軍人工資會產生的稅收差額負擔就是：W?茁N。在征兵制條件下，社會總成本為（an+1/2bnN）+W?茁n。求均衡解得到nE=4［（W－?琢）?茁+1/2bN］/b（1/2+?茁），也就是說當征募人數n=nE時，采用哪種征募制度成本都一樣。如果n＜nE，采用募兵制成本比較低，如果n＞nE采用征兵制成本比較低。同時，當軍事人力供給的機會成本曲線缺乏彈性時，軍人較高的工資增長引起的稅收成本就會抵消掉募兵制的優勢[23]。以上分析把兵員征募制度的社會成本界定服役的機會成本和軍人工資引起的稅收成本之和，這顯然是不夠的。因為其他成本（如訓練成本）沒有考慮進去，同時僅僅考慮了成本，沒有考慮社會收益。但是畢竟提供了一個理論的分析框架。

沃納和阿什（1995）在《軍事人力經濟學》（The Economic of Military Manpower）一文中對李-麥模型進行了進一步修正，考慮了訓練成本，將單期服役模型擴展為兩期服役模型，考慮了收益問題，提出了沃-阿模型。根據沃納和阿什的分析，征兵制和募兵制的成本差異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1）軍人服役的機會成本;（2）征募和訓練成本;（3）稅收成本。對于募兵制來說，前兩項的成本要低于征兵制，但是第三項的成本要高于征兵制。當軍隊的規模超過某個點時，就可能使募兵制喪失成本上的優勢，此時政府就應該采用征兵制[24]。

沃納和耐古魯薩（2005）在沃-阿模型的基礎上，在《逃避成本與征兵理論》（Evasion Costs and the Theory of Conscription）一文又加進了征兵制下個人逃避服役以及政府為了打擊逃避兵役行為而付出的成本，在綜合權衡兩種兵員征募制度的征募成本、訓練成本、維持成本、稅收超額負擔和逃避成本的基礎上，構造了兩種征募制度選擇的理論模型[25]。

以上分析是建立在兩種兵員征募制度下，相同規模軍隊的潛在生產率是相同的假設前提之下的。實際上募兵制軍隊的效率要遠遠高于征兵制軍隊的效率，如果考慮到效率因素，“當一個國家需要一支大規模軍隊時，是征兵制更優還是募兵制更優，依然是一個模棱兩可的問題”[26]（2001）。

四、征募制度經濟學研究在中國的發展以及前景

相對西方的研究，國內的研究才剛剛起步，現代西方國防經濟學走進中國的標志性事件是：陳炳福（1992）譯自Schmidt主編的《軍費問題研究》是較系統介紹西方國防開支理論的著作；姜魯鳴（2001）等翻譯的《國防經濟學手冊》是現代西方國防經濟學進入中國的標志；杜為公、盧周來、姜魯鳴（2002）等國防經濟學者分別出版了系列介紹現代國防經濟學的著作；杜為公（2004）負責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現代西方國防經濟學最新發展研究”獲準立項，使“國防經濟學”這一名詞第一次出現在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名稱中；2004年12月第四屆“中國經濟學年會”開始設立“國防經濟學專場”。

對于征募制度的研究，杜為公（1997）在《西方國防經濟學》一書中，通過明確的征兵制理論模型，描述了征兵制與志愿兵役制的成本差別。姚榮（2001）通過對自愿兵役制和義務兵役制在兵員吸納成本構成方面的比較，論證了自愿兵役制將成為軍事人力吸納的最佳方式。藺翠峰（2003）在《軍人職業化制度研究》一文中，對征兵制與募兵制的經濟成本進行了比較分析，最后結合了多項公式的計算結果，得出吸納成本與軍力規模的關系。楊罡、馬來宇（2006）以義務兵役制、志愿兵役制為對象，從兵役稅、軍隊預算成本等方面進行量化分析，比較兩者的征募成本，認為實行志愿兵役制成本顯然是要高于征兵制的成本，如果考慮兵役稅，那么征兵制的成本又高于志愿兵役制的成本。羅梅（2006）運用制度經濟學以及歷史分析、動態分析等研究方法，對我國歷次兵役制度變遷過程進行理論概括，揭示出兵役制度變遷的比較優勢規律。上海財經大學嚴劍峰所著的《兵員征募制度的經濟學分析》（2007）是國內目前關于征募制度經濟學分析的唯一一部專著，對不同兵員征募制度造成的成本和收益進行了一般的、規范的分析，然后在此基礎上對兵員征募制度的選擇和變遷做了深入的實證分析[27]。侯永平（2007）對征募大學畢業生服役的成本收益進行了比較深入的分析，并從大學畢業生的角度出發，構建了一個模糊綜合評判模型，來探討大學畢業生的服役決策問題。2009年，萬璽負責的“軍人征募及退役改革研究”獲得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立項，成為目前國內第一個有關征募制度經濟學分析的國家級項目。稍后，“軍事人力資源管理”這一名詞第一次出現在2010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指南中。

應該說，國內關于征募制度的經濟學分析雖然取得了一些進展，但還不夠深入，尤其是缺乏通過經濟學為國家征募制度改革進行實質性的政策建議。西方的征募制度的經濟學分析不一定完全適合中國的國情，因此，未來的研究必須結合中國的國情進行深入的規范分析與實證分析，要綜合考慮影響征募制度成本與收益的各種因素。當然，要準確估算兩種兵員征募制度對軍方成本的影響是一件相當復雜的事情，它需要大量的數據支撐和假設。不過從學術的角度來看，重要的不僅是估計的準確性，而且在于方法的科學性上。一旦采集到真實數據，把這些真實數據代入到計算方法之中就可以比較征募制度的真實成本了，在此基礎上，提出國家征募制度改革的具體政策建議以及時間表，真正體現出經濟學作為工具為政府決策提供參考的價值。可以毫不諱言地說，中國的經濟學家在中國征募制度改革中的作用將同美國當年的經濟學家的作用一樣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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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嚴劍峰.兵員征募制度的經濟學分析［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7.

Economic Study of Western Military Recruitment and its Development in China

Wan Xi1,2

（1.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篇（7）

1.知識點的承接不嚴密。知識點之間缺少內在聯系和系統性，比如，“價值規律的基本內容和表現形式”被安排在第四章“面對市場經濟中”的第一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來講，這與前面第一章“生活中的消費者”第一節“商品中的商品價值量”的內容相脫節，“商品價值量和價值規律”的內容可以通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貫穿起來，在實際教學中應把“價值規律的基本內容和表現形式”這部分內容放在“商品價值量”知識后面來講，讓學生更容易接受和理解。

2.以點代面，重點不突出。教材從內容上來講，涉及經濟基礎知識和政治基礎知識的所有知識點，但大多是點到為止，沒有進一步的闡述，與學生生活密切相關的知識點重點不突出。比如通貨膨脹知識點只是放在“讀一讀”欄目里面一筆帶過，沒有做深入闡述。通貨膨脹與人民的生活密切相關，只有對通貨膨脹知識全面理解和重點把握后，才能分析和解釋經濟生活中眾多的經濟現象，因此在講述貨幣這部分內容時，要把通貨膨脹作為一個重要知識點來講述，并引領學生用通貨膨脹知識來分析生活中經濟現象。

3.知識點論述不嚴密。比如：教材在講到企業的經濟效益（教材P30)時，說“兼并的正式說法是收購”，這個說法值得商榷。兼并的外延大于收購，兩者有區別。兼并是吞并或吸收被兼并方的全部法人財產，從而實現產權轉移，被兼并方消失，既表明一種結果，也形容一種形式。收購既可以全部收購也可以部分收購，僅作為一種過程。在教學中要列舉案例讓學生了解兼并與收購的聯系，但也要讓學生知道兩者的區別，不應該籠統說成“兼并的正式說法是收購”。

二、處理好傳統教授與多種教學手段的關系

單純的傳統教授直接影響著《經濟與政治基礎》課程教學的有效性。現在大多《經濟與政治基礎》教學手段還停留在老師講、學生聽的傳統教授上，教學手段單一，講授照本宣科，沒有理論聯系實際，使經濟與政治基礎課空洞，學生產生厭學的心理情緒，影響著教學有效性。在對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調查中發現，除“部分學校對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不夠重視”、“相當學生學習投入不足”等原因外，還與“教學內容較為空洞，理論聯系實際不夠”有很大關系，認為“不能以理服人，教條化傾向嚴重”占調查學生的48.5%。

采取多種教學手段提高《經濟與政治基礎》課程教學有效性。五年制高職入學新生都是90后，計算機和網絡直接影響著他們的生活，利用現代化的教學手段教學能更好地讓他們接受和認可。在實際教學中應緊密結合知識點采取多種教學手段，比如在《經濟與政治基礎》課程第二部分政治基礎知識教授時，根據知識的理論性強、比較抽象的特點，緊密結合教材的重點和難點實施錄像教學，通過觀看《改革開放30年紀實》視頻，讓學生更加形象化、直觀化地感受我國改革開放30年來在政治方面取得的重大成績，幫助學生更好地理解我國的政黨制度、國家制度，進而提高課堂效果。還要針對《經濟與政治基礎》教學內容相對枯燥的特點，在選擇教學手段上注重趣味性，注重調動學生的學習興趣，增強學生由被迫學向自愿學的求知欲，培養學生樂于思考、勤于動手、主動探索的意識和能力。比如在教授紙幣知識點時，應查閱收集我國已發行的五套人民幣和世界主要國家的紙幣圖片，把我國紙幣的發展過程直觀地展現在學生面前，讓學生對我國紙幣的發展與世界主要國家的紙幣有更深刻的認識和了解。在教授“企業的經濟效益”時采用案例教學法，列舉大量企業不斷發展壯大和企業倒閉的案例，引領學生對案例的分析，并進行歸納總結，得出提高企業經濟效益的途徑等等。

三、處理好傳統評價與多樣化評價的關系

《經濟與政治基礎》課程是一門公共必修課，不能把考試作為檢查學生學習效果的唯一方法，應把傳統評價與多樣化評價相結合，上課演講、平時作業、平時閉卷與期末開卷多樣化考評結合起來，綜合考核學生對所學知識的理解運用及思想道德修養的提升。

1.上臺演講考評。每節課都給學生留一個問題，讓學生課后去查找相關資料，課前10分鐘隨機讓兩名學生上臺演講，通過上臺演講培養學生自主學習、廣泛學習、主動學習的能力，提高學生口頭表達、分析問題、歸納問題的能力。在學習價值規律基本內容時，讓學生課后思考價值規律的合理性，學生自主查閱資料、上臺演講，在全班引起激烈的討論，總結出價值規律在市場經濟中還具有缺陷。

2.平時作業考評。在注重作業上交次數的同時，還應注重作業的質量、學生的作業態度等。在學期初,把教材教學計劃、作業題型劃分為幾個段落。在授課過程中,根據講課進度分段布置作業。隨著教學計劃的推進，分段收回作業、檢查、批改、評分,累計出作業成績，實行倒扣分制。

篇（8）

⑨⑩蔣學模：《政治濟學教材》第七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頁，第6頁。

{11}蔣家俊，吳宣恭：《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版，第1頁。

{12}王書相：《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頁。

{13}陳征：《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8-9頁。

{14}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6頁

{15}威廉?配第：《政治算術》，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第19-20頁。

{16}【英】大衛?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譯本，華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1頁。

{17}薩伊：《政治經濟學概論》，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18頁。

篇（9）

專業是高職院校人才培養機制的中心和重心，是高職院校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核心。構成整體競爭力的核心部分就是專業建設水平，專業建設的水平決定著高職院校的辦學水平，是高職院校的整體競爭力最重要的基礎。專業競爭力的高低直接決定了高職院校的核心競爭力，即決定了高職院校在人才培養、技術開發和社會服務等主要功能上的競爭能力。加強專業建設就成為構筑高職院校核心競爭力的必然路徑，培育高職院校專業核心競爭力成為提升高職院校核心競爭力的關鍵。

高職院校的專業結構要與整個區域經濟結構相適應，這是高職院校可持續發展的基石。進一步而言，區域經濟的產業結構、技術結構是高職院校專業調整和改革的主要依據，其產業結構直接影響著高職院校的專業培育及專業規模。因此，高職院校在發展過程中，根據區域經濟中的產業結構、產業政策與產業發展和人才需求的規格，科學合理地調整和培育專業，對改善專業結構和提高專業建設的水平質量，提升高職院校的核心競爭力，有著非常積極的作用。

一、專業核心競爭力的內涵

核心競爭力這一概念來源于經濟學方面的研究，其代表人物是美國著名學者普拉哈拉德和哈默?都斯。1990年，他們在《哈佛商業評論》上發表的《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一文中明確提出了核心競爭力概念。它是指：“組織中的積累性學識，特別是關于如何協調不同的生產方式和有機結合多種技術流的學識。”［1］它有三個主要特征：一是為企業提供了一個進入多種產品市場的潛在途徑（延展性）；二是為顧客帶來較大的最終用戶價值（有用性）；三是不易被競爭對手模仿（獨特性）。

隨著高等教育社會化進程的加快，當前各高校校際之間的競爭愈演愈烈，核心競爭力理論被引入高校管理建設中。高職院校是具有特定功能的社會組織，而專業水平是高職院校功能得以發揮的關鍵要素。專業核心競爭力直接決定了高職院校在社會上的影響力，即決定著高職院校的綜合競爭力。

根據核心競爭力理論，以及核心競爭力理論在高等教育系統研究的相關結果，高職院校專業核心競爭力就是專業在長期發展中積淀而形成的，蘊涵于特定專業內質中，支撐專業發展，使專業獲得持續競爭優勢的核心能力。它有三方面的特征：一是能為教育投資者，即教育消費者帶來直接的經濟效益。專業核心競爭力是不同高校、不同專業之間獨特的競爭能力，有利于受教育者效率的提高，能夠使受教育者在人才市場比競爭對手具有更強的競爭力，創造出更多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二是一個專業擁有的核心競爭力應該是其他專業所不具備的。專業核心競爭力是專業在長期的教學實踐中逐漸形成的獨特的能力、資源優勢，具有明顯的個體文化特征，其他專業或同類院校其他專業都難以模仿、復制。三是專業發展的延展性，即可持續性，專業核心競爭力具有很強的輻射作用，能帶動相關專業的發展，并且具有依據社會、經濟條件的變化而與時俱進的能力。

人才、技術和機制是構筑專業核心競爭力的三大要素。其中，人才是最重要的要素，高水平專業教師團隊既是提升專業核心競爭力的關鍵力量，也是高職院校核心競爭力的中流砥柱。技術之所以成為專業核心競爭力的關鍵，這是由高職院校專業的性質決定的。高職院校的培養目標主要是為社會經濟發展提供技術性人才，與職業崗位相對接的技術綜合能力是檢驗學生質量的核心標準。與技術相關聯的學術資源以及包括實訓基地、教學儀器設備在內的物質資源是構筑專業核心競爭力的基礎要素。專業作為一個實體單位，其運行和發展，機制起著基礎性的、根本的作用。機制不合理，系統運行就會出現障礙、組織發展受阻；機制合理，則會激發組織活力、促進專業發展。一個充滿活力、高效開放、有利于專業發展和人才培養的運行和發展機制，是專業核心競爭力的重要保障。人才、技術和機制三種要素的有效整合和良性互動，構筑了專業的核心競爭力。

二、高職院校專業核心競爭力培育的原則

高職教育的培養目標是培養面向生產、建設、管理、服務第一線需要的、實踐能力強、具有良好職業道德的高素質技術應用型人才，這類人才與一定區域的市場、職業、行業、產業、技術等的發展和變化能直接緊密地聯系，其專業具有較強的職業定向性和針對性。社會需求應用型人才的數量和結構的變化，市場對各類人才供求的漲落，長短線的轉換都會很快地在高職教育上有十分靈敏的反映。因此，高職院校應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職業崗位為依據、以技術含量為參數、以學科專業的交叉復合為發展方向來綜合考慮學校的專業培育，要根據區域支柱產業及發展方向培育主體專業；要面向現代服務業職業崗位群，構建服務類專業群；要緊跟市場發展變化，密切關注人才需求新動向，積極尋找新的專業增長點，以取得與社會需求之間的動態平衡，保持學校的可持續發展。

1.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對于高職院校來說就是要立足地方經濟，以市場需求為導向，面向區域和地方社會經濟發展，面向生產、建設、管理、服務第一線培育專業。高職院校的生源地和就業市場以本地為主，因此，要根據地方經濟結構、產業結構和區域支柱產業及發展方向培育主體專業，根據地方特色經濟開設特色專業，使高職院校的專業培育具有鮮明的地域性特征，符合地方經濟發展的需要。同時還應考慮區域經濟的多樣性導致的勞動力多樣性和多層次的需求，根據市場需求狀況，培育社會急需的短線專業，以頻率高、節奏快、批量小為特點，為社會培養一些特殊行業的急需人才。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不但要考慮當前市場需求，更應考慮持續的市場需求，對于“朝陽專業”應積極發展，對于“夕陽專業”要及時調整，而對于“曇花專業”則不辦為好。

2.以職業崗位群為依據。以職業崗位群為依據，就是或針對一個行業崗位，或針對一組相關的職業崗位，或針對一些社會公有崗位來培育專業，逐步形成相應的專業群。在專業群中根據自己的優勢和特色確定品牌專業、特色專業和一般專業。通過品牌專業促進其他專業的發展，從而形成由品牌專業、特色專業和一般專業組成的具有內在聯系、相互支撐的專業體系結構。

3.以技術含量為參數。以技術含量為參數來培育專業，既可針對某個特定的職業崗位群，也可針對某個技術領域（包括管理技術）來培育專業，從而形成應用型的主干專業、相關專業、配套專業的專業群，如面向現代服務業職業崗位群，構建服務類專業群。以技術含量為參數，還應考慮專業培育應具有較高的技術含量，對于技術含量較少的專業應由中等職業技術學校去開設，或通過短期培訓來解決，而不必放在全日制的高職院校。

4.以學科專業的交叉復合為發展方向。通過學科專業的交叉復合來培育專業，是由于生產第一線的工作往往是綜合性的，常常需要多學科的知識和多種技能才能解決。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現代生產和技術中綜合化趨勢不斷增強，技術崗位的知能內涵不斷豐富，培養復合型人才已成為高職教育的發展方向。因此，高職院校在專業培育時經常要根據生產第一線要求跨學科的特點，將生產第一線工作的外在要求和學科之間的內在聯系結合起來，培育復合型專業。具體方法有三種，一是將不同學科專業復合起來，如商務英語、涉外旅游與飯店管理、工程造價與招投標管理等；二是將專業知識與專業技能復合起來，如服裝設計與工藝、計算機輔助設計與制造等；三是“先合后分”，即將一些技術成分較復雜的相近專業先復合起來，然后根據市場的需求情況和學校的辦學條件，逐步分設若干專業方向，待時機成熟時，再將某些專業方向培育為獨立的專業。

三、高職院校專業核心競爭力的構建

1.高職院校要有市場觀念和社會意識。高職院校是為地方經濟服務的，專業建設要富有特色，彰顯生機與活力，形成廣闊的生源面和就業面，就必須立足區域范圍內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研究和把握市場動態。高職院校專業的設立要有充分的行業、企業專家論證，專業的發展要依托當地社會經濟組織的支持與合作，專業建設的質量與效益要接受社會相關組織的檢驗。按照20006年國家教育部的有關統計，凡是取得顯著成績的高職院校，其相應專業學生的就業率和入學率都比其他院校具有明顯的優勢，專業的核心競爭力發展水平良好，在培育和塑造專業特色方面依托行業力量付出了很大的艱辛與努力。

2.扎實打造學生的能力素質水平。要體現“基礎厚、素質高、專業強”的培養目標，圍繞專業核心能力掌握社會經濟發展所必需的基礎知識，在系統學習的基礎上，努力打造一個符合職業要求的知識平臺，具有一定的知識架構，對核心能力起支撐作用的基礎知識系統。在此基礎上，強化專業應用技能，將社會和行業對高職專業人才的能力素質要求，劃分為若干個細小的專業模塊，各個專業模塊實踐的集合，就構成了學生的能力素質水平。這樣的素質水平很難被其他高職院校模仿，學校的專業特色才能夠得以保持，所培養的學生在就業市場上才能具有明顯的競爭優勢。

3.加強產學合作的實踐探索。產學合作機制的建立與強化是培育專業特色的一個重要突破口，這也是構建高職專業特色的基本要求。校企互動的雙贏機制需要經過扎實細致的工作才能形成：首先，專業的建設與發展要緊密依托行業、企業的參與，要緊跟行業、企業對高職人才的需求動向和素質要求，把訂單培養作為教學改革的重要手段，加強產學結合，使專業人才培養工作同行業、企業的需求一致。其次，高職院校的骨干教師輪流到企業進行對口實習實訓，參與各種實際問題的研究。行業、企業專家參與專業實踐課程的教學工作，并對學生的實習實訓工作給予必要的指導。通過這樣產學結合，能夠使學校培養的畢業生符合企業、行業的要求并能快速適應工作崗位，從而能被企業單位優先選擇。

4.加大專業教師的培養力度。專業建設的特色培育，離不開教師本身。如果沒有具有先進教育理念、豐富的專業知識和較全面的社會實踐經驗的“雙師型”教師群體，專業的建設與發展就會嚴重滯后，專業的特色就必然先天不足。首先，教師應具有較好的專業理論知識，有長期深入行業、企業從事專業實踐工作的經驗，具備“雙師型”教師的素質與水平。其次，要從制度上保障教師能夠經常深入到校企合作基地，參與校企課題的研究，解決企業實踐過程中的各種實際問題。總之，要改變目前高職院校教師教學任務過重的現象，每年安排相對固定的時間到企業參與實踐，把理論知識和實踐創新結合起來，在總結提煉后反饋到教學之中。再次，要通過校內培養和校外引進的方式，加強專業帶頭人、雙師帶頭人、學術帶頭人、技術帶頭人隊伍的建設，創造寬松的學習和發展環境。

5.組建職教集團。組建職教集團既是競爭的產物也是合作的結果，能夠使參與的各高職院校實現“共贏互利”的局面，是打造高職院校專業核心競爭力快速有效的途徑。首先，每一所高職院校在專業上都有自己的強項，學校進入集團之后，集團能夠按照學校的專業特色對學校的專業布局進行精細分工。在集團內，各高職院校有條件對優勢專業的建設做精做細，資金也可以集中投入發揮規模效應，這樣學校才能保持和發揮自己的專業特色，有效地提高自己的競爭力。其次，集團重點專業的分布格局形成之后，可以通過協商、協議、交換、購買等形式，統籌安排和合理調配生源、師資和教學實訓設施，達到集團和各成員單位協調發展、互動發展、共同發展的目的。最后，有些專業是地方急需的緊缺專業，因開發成本太大或發展還不成熟，如果靠一個學校的力量去建設，往往力不從心，短期內無法奏效，而集團可以集中資金、人力等資源集中開發，不僅能補一時之需，還能填補專業空白，既兼顧了長遠利益，又贏得了社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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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作者簡介：韓立新，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

中圖分類號：A8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7874(2011)05－0093－14

基金項目：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新MEGA)研究”(編號：10JZ130003)；教育部清華大學自主科研項目：“蛆新MECA為基礎的馬克思恩格斯手稿研究”(編號：2010THZ0)。

《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以下簡稱《大綱》)是馬克思在1857～1858年撰寫的一部能夠反映其思想全貌的手稿，在我國又被稱為《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這部手稿在馬克思生前沒有發表。其原文文本最早于1939年(正卷)和1941年(補卷)在莫斯科出版，但由于當時正趕上第二次世界大戰，該版幾乎沒進人流通領域就銷聲匿跡了。二戰結束以后，“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修訂了這一莫斯科版，并于1953年由民主德國的狄茨出版社重新出版，這就是后來在世界上廣為流行的《大綱》。

日本是世界上最早研究這部《大綱》的國家，同時也是積累最為深厚的國家。需要強調指出的是，在某種意義上，20世紀60年代以后日本學者對《大綱》的研究，不僅使日本的研究水平取得了突破性進展，而且還使“日本”作為一個獨立的學術范疇登上世界歷史舞臺。

從整體上看，日本學界對《大綱》的研究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1939年至1965年，可稱為《資本論》形成史中的《大綱》研究；第二個時期是1966年至1974年，可稱為資本原始積累理論中的《大綱》研究；第三個時期是1975年以后至今，屬于世界視野中的《大綱》研究。下面，我們就結合日本對《大綱》的翻譯，對這三個時期做一個簡單的梳理和評述。

一　第一個時期：《資本論》形成史中的《大綱》研究

同對其他經典著作的翻譯一樣，日本也是最早翻譯《大綱》的國家。早在1947年，《大綱》中那著名的一節《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式》(Formen，die der kapitalistischen Produktion vo-rhergehen，以下簡稱《各種形式》)就已經被翻譯介紹到日本。不過，當時的日譯本是以《各種形式》的俄文版(1939年出版)為底本的。隨著1953年《大綱》修訂版的出版，從1956年起，以經濟學家高木幸二郎為首的12名學者就開始著手，并于1965年完成了最后一個分冊的翻譯。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大綱》全譯本，而且因翻譯質量上乘，在日本享有“名譯”之美譽。

不僅是翻譯，而且在對《大綱》的研究上日本也早于其他國家。20世紀60年代以前，高木幸二郎、杉原四郎、佐藤金三郎等經濟學家就對《大綱》展開了研究。高木幸二郎比較關注《大綱》中的經濟危機理論，發表了《危機理論體系序說》和《危機、再生產、貨幣制度》等著作，開創了《大綱》經濟危機理論研究的先河。另一位《大綱》研究專家杉原四郎在《穆勒和馬克思》、《馬克思經濟學的形成》以及《經濟原論Ⅰ》等著作中，在將《大綱》視為“原資本論”的同時，對《大綱》的“自由時間”理論以及“時間的經濟”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這為日后內田弘等人從這一角度系統地解讀《大綱》奠定了基礎。

在這一時期，最具影響的《大綱》研究當屬一橋大學的文獻學家佐藤金三郎。他在1954年發表了《(經濟學批判)體系和(資本論)――以(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為中心》一文。這篇論文幾乎是與歐洲的《大綱》研究專家羅斯多爾斯基(R.Rosdolsky)同時，細致地分析了所謂的“寫作計劃”問題，還對《大綱》進行了系統的解讀，提出了一系列的“《資本論》形成史”問題，譬如在《大綱》和《資本論》之間馬克思在方法論原則上沒有什么實質性變化等觀點。他提出問題的視角，對當時的《大綱》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可以說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日本的《大綱》研究基本上處于這一“《資本論》形成史”的視角之下。

從整體上看，他們此時的《大綱》研究還與歐洲同行的研究――譬如施密特(A.Schmidt)的《馬克思的自然概念》(1962年)、1964年霍布斯博姆(E.J.Hobsbawm)為杰克?科恩(Jack Cohen)的英譯本《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式》所撰寫的“序言”和羅斯多爾斯基的《資本論形成史》(1968年)等――有著差不多相同的解讀框架，這就是從“經濟原論”的角度來解讀《大綱》，把《大綱》看做是《資本論》第一稿。當然，這種對《大綱》的解讀并不為錯，事實上這也是研究《大綱》的一個有效的視角。但這樣做的后果，就是往往會從所謂成熟的《資本論》和單純的經濟學原理角度來解讀《大綱》，從而會將《資本論》中所沒有的、只有在《大綱》中才存在的一些極為重要的概念和視角忽略掉。盡管高木幸二郎、杉原四郎、佐藤金三郎等人也曾試圖突破這一解釋框架，但都未取得成功。

與上述《大綱》研究不同，此時的日本開始涌動起一股突破這一框架的潮流，這集中體現在對《大綱》的一些特定部分，譬如對《各種形式》的研究上。眾所周知，《各種形式》是《大綱》“資本章”中的一節。在這一節中，相對于晚年馬克思對東方社會發展道路的零星敘述而言，此時的馬克思對包括亞細亞在內的共同體能否過渡到市民社會做過相當集中系統的闡述。由于這一內容符合了日本學者當時要在日本建構市民社會的理論使命，再加上該文獻翻譯得較早，結果比較早地受到了日本者的關注。被稱做“大冢史學”的始作俑者大冢久雄在他的《共同體的基礎理論》中將《各種形式》看做是馬克思的共同體理論，提出了本源共同體的三種形式是按照“亞細亞”“古典古代”“日耳曼”的順序，在時間上是繼起的、它分別對應的是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的結論。從這一結論來看，大家久雄的解讀和霍布斯博姆為英譯本《各種形式》所撰寫的那篇“序言”有相似之處，與當時的蘇聯教科書體系以及歐洲的《大綱》史學研究也基本上處于同一個水平線上。但是，與此同時，大家還根據他對英國經濟史的研究成果，并輔以馬克斯?韋伯的《經濟史》這條線索，研究了本源共同體內部經濟關系的變化過程，提出了“共同體的解體”和“地域市場圈”等重要理論問題，這里孕育了進入一個新的《大綱》研究階段的可能性。

二　第二個時期：“資本原始積累”理論中的《大綱》研究

第二階段是以對《各種形式》的研究為突破點的。這一突破首先歸功于平田清明。平田清明是日本市民社會理論的開創者高島善哉的弟子，同時也是另一位市民社會理論的創始人內田義彥的朋友。1966年春天，平田清明在日本著名的《思想》雜志上發表了長篇連載論文《馬克思的經濟學和歷史認識――以(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為中心》。在這篇論文中，他首次提到了以往對《各種形式》或者《大綱》研究的局限性問題。

上文談到，大冢久雄等人將《各種形式》僅僅看做是馬克思的共同體理論。之所以這樣看，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受到了《各種形式》“單行本”的影響。作為一個事實，《各種形式》雖然是《大綱》中的一節，但它卻先于《大綱》而單獨出版，由于這一緣故，人們在研究它時往往將它同《大綱》的體系割裂開來。此外，當時的“單行本”，譬如1940年出版的俄文版和以此為底本的日文版以及1952年民主德國的狄茨版都省略了位于《各種形式》前后的有關“資本的原始積累”的敘述，都沒有提及《各種新式》末尾的“第二循環的結束”一節。看不到這一問題，就無法發現《各種形式》與《大綱》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有機聯系。

平田清明的首要功績，就是指出了“第二循環的結束”一節的意義。所謂“第二循環的結束”一節是指《大綱》第V筆記本的第16頁開頭的一段話，原文是這樣寫的：“資本的真正本性又在循環結束時才表現出來。”這里的“在循環結束時”中的“循環”指的是資本的“第二循環”。問題是在《各種形式》一節中我們找不到“第二循環”的開端，而只有在《各種形式》的前面，即在“我自己的筆記本的提要”中的“剩余資本Ⅰ(44，45)剩余資本Ⅱ(45)領有權的轉變(45)”一節中才能找到。由于《各種形式》被夾在關于“資本的原始積累”敘述的中間，因此《各種形式》就不能單純地被理解為馬克思一般的“共同體理論”，而應該被理解為關于“資本的原始積累”理論。這是對大冢久雄等人的《各種形式》觀的根本性突破。望月清司曾這樣評價說，這一發現“使1965年以前的研究史一下子變成了遙遠的‘前史’，而所謂《各種形式》的‘正史’從此拉開了序幕”。其實，不只是《各種形式》，整個《大綱》的研究也由此進入到了一個新階段。

這一新階段是以“資本的原始積累”理論為主線的。平田清明考察了《大綱》的“資本的原始積累”理論與《資本論》的差異。他指出，與《資本論》第1卷在“資本的生產過程”中對“資本的原始積累”進行說明不同，《大綱》主要是在“資本的流通過程”中，或者說通過將“生產過程”與“流通過程”結合起來解釋資本的積累過程的。平田清明將這一方法論稱為資本的“循環=積累理論”。這一理論的優越性在于，它不僅可以在經濟學上更科學地解釋“資本的原始積累”，而且更重要的，它還能解釋資本主義誕生即從一般商品經濟向資本主義社會轉變的歷史過程，從而解釋馬克思關于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歷史認識。因此，在平田清明那里，《大綱》就不僅是馬克思的“經濟學”，而且還是“歷史認識”，《經濟學和歷史認識》就是他的主著的書名。其實，早在1969年他還發表過另一部著作《市民社會和社會主義》，在這部著作中他討論了“市民社會和社會主義”的關系，并以“重建個體所有制”為軸心重構了馬克思的未來社會理論。在這個意義上，《經濟學和歷史認識》可以看做是對《市民社會和社會主義》的補充論證。

望月清司是與平田清明同時代的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他對《大綱》的研究有以下幾個特點：首先，如果說平田清明用以解釋《大綱》的核心概念是“循環=積累”或者“個體所有制”的話，那么望月清司分析《大綱》的視角則是“勞動和所有的分離”或者說“城市與農村的分離”。“勞動和所有的分離”是資本進行原始積累的前提，而“城市與農村的分離”則屬于最為典型的“勞動和所有的分離”形式。因為，農民離開自己的土地到城市中來，就意味著與土地所有發生分離。望月清司正是以這一“分離”為標準，討論了“本源共同體”的三種形式：亞細亞、古典古代和日耳曼，提出在這三種形式當中，只有日耳曼共同體才能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從而誕生近代市民社會這一結論。從這一結論來看，他的“勞動和所有的分離”理論與平田清明的“循環=積累理論”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即都是以“資本的原始積累”理論為核心的。所不同的是，望月清司通過這一“資本的原始積累”理論中構建出了一整套“馬克思的歷史理論”：人類社會發展必須經歷本源共同體市民社會未來共同體這樣三個階段；只有日耳曼世界靠“內因”能完成這一歷史進程。這是他通過研究《大綱》而得出的根本結論。

其次，望月清司是從馬克思本人的思想發展史中去研究《大綱》的。他研究《大綱》并沒有拘泥于《大綱》，他把《大綱》置于《巴黎手稿》和《德意志意識形態》思想發展的延長線上。具體說來，他把《大綱》中的“歷史理論”看做是馬克思早期《巴黎手稿》中的“交往異化”理論和《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分工展開史論”的直接結果。內田義彥在對望月清司的博士論文即這部《馬克思歷史理論的研究》的《審查報告》中這樣寫道：“這一點是該書對學術界最重要的貢獻之一。因為在過去，學術界雖然以《大綱》為中心進行了新的研究，但是這些研究成果并沒有被應用到對馬克思《經濟學哲學手稿》和《德意志意識形態》的理解中去，從而也就沒能應用到包括《大綱》在內的馬克思全部歷史理論內在形成過程的理解中去。光這一工作，本書在學術界的地位就是無法抹殺的。”這一點的確是望月清司的獨特貢獻，與平田清明只關注《大綱》以及后期的《資本論》是不同的。

從平田清明和望月清司的研究來看，他們并沒有遵循他們的前輩的解釋框架，而是從“教義體系”已經遺忘的“所有”(eigentum)、“分工”、“交換”等概念出發的。而這些概念又可以歸納為一個范疇，即“市民社會”(biirgerliche Gesellschaft)。因為從內涵上說，所謂市民社會無非是以私人所有為前提的分工和交換的體系，從歷史角度來看，它是馬克思曾經構想過的、一個暫時的但又是必然的人類歷史發展階段。無論是平田清明還是望月清司都對市民社會有這一認識，他們還在此基礎上區分了“資產階級社會”(bourgeoisgesellschaft)和“市民社會”，并以“市民社會”為坐標解讀了《大綱》甚至馬克思的主要理論。正是因為如此，他們在日本被稱為“市民社會派”。

在《大綱》研究上，除了平田清明和望月清司以外，當時的“市民社會派”還取得了兩項重要成果：一項是森田桐郎和山田銳夫編《解說(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這部著作除了按照《大綱》的寫作順序(《導言》《貨幣章》《資本章》)對《大綱》做了系統解讀以外，還以專題的方式對“貨幣向資本的轉化”(內田弘)、“領有規律的轉變”(山田銳夫)、“《各種形式》研究”(山田銳夫)、“資本的流通和再生產”(山田銳夫)、“‘帶來果實的資本’邏

輯”(吉家清次)、“《大綱》中的人和自然”(向井公敏)、“《大綱》中的異化理論”(沖浦和光)、“《大綱》的編輯問題”(內田弘)等進行了研究。另一項是當時的《現代的理論》雜志組織的有關《大綱》的系列討論。沖浦和光、細見英、望月清司、山田銳夫、森田桐郎等人都參與了其中，其論題涉及“資本的文明化作用”、“大機器生產中的勞動過程”、“自由時間”等問題。從整體上看，“市民社會派”的思想非常活躍，他們還將《大綱》的輻射范圍擴展到當今世界人類所面臨的各種焦點問題上。

當然，除了“市民社會派”以外，這一時期日本還出現許多其他研究成果，譬如花崎皋平的《馬克思的科學和哲學》等。但是，客觀地說，“市民社會派”是當時日本的《大綱》研究，甚至是整個日本研究的主旋律。

三　第三個時期：世界視野中的《大綱》研究

第三個時期是指1975年以后，尤其是指20世紀80年代的《大綱》研究。首先，在《大綱》的翻譯上，這一時期由于刊有《大綱》的新MEGA第Ⅱ部門第1卷第1分冊(1976年)和第Ⅱ部門第1卷第2分冊(1981年)的出版，以經濟學家為主組成的“資本論草稿集翻譯委員會”于1981年和1993年重新翻譯了新MEGA版《大綱》，而且新譯本采取了新MEGA的《大綱》題名《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

與高木幸二郎團隊的經典翻譯不同，新譯本不僅在翻譯質量上對新MEGA《正文》(Text)卷做到了精益求精，而且還將《附屬材料》(Apparat)卷中的“成立與來歷”、“異文”、“訂正”、“注解”等信息也進行了編譯，以“譯者注”的方式置于譯文各節的后面，從而使讀者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大綱》手稿的修改過程和形成過程。在這個意義上，它才是一部嚴格意義上的新MEGA版翻譯，而中文第2：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并沒有做到這一點。

在這一時期，日本的《大綱》研究在本土研究的基礎上，又開始與世界上的《大綱》研究重新――之所以說是“重新”，是因為第一階段的《大綱》研究基本上與當時世界上的《大綱》一一研究的主題是一致的――接軌，出現了一些綜合性成果，這些成果集中反映在“市民社會派”的兩位后起之秀山田銳夫和內田弘的作品當中。

山田銳夫的《經濟學批判的近代像》是一本關于《大綱》研究的總括性著作。在這部著作中，我們不僅可以找到世界《大綱》研究的傳統主題，譬如“寫作計劃”、“人與自然的物質代謝”和“資本的周轉和世界市場”等，而且還能找到日本《大綱》研究的固有主題，譬如“領有規律的轉變”理論。值得一提的是，他把近代社會分為三個方面，即“市民社會”、“資本制社會”(kapitalistische Gesellschaft)和“產業社會”(industrielle Geseuschaft)，并從這三個方面解讀了《大綱》的內容。他認為，盡管“市民社會”、“資本制社會”和“產業社會”都是對眼前的近代社會的本質概括，但它們的內部都包含了否定近代社會的積極因素。“市民社會”，從它形成的初衷來看，是為了實現自由與平等，因而包含著孕育自由個人的可能性，但是在近代社會的現實中，這一可能性卻流于形式；“資本制社會”雖然剝奪了工人的剩余價值，但是為自由個人的“聯合”創造了客觀條件；“產業社會”雖然將工人的生產力物象化為資本主義的產業能力，但是從長遠角度來看，這一產業能力為自由時間的出現提供了可能，從而在客觀上為人的解放提供了前提。從對這三種社會積極意義的強調來看，山田銳夫的《大綱》解讀是符合“市民社會派”基本精神的，也是對第二階段《大綱》研究固有主題的深化和拓展。

與山田銳夫相比，內田弘的研究則更多地意識到了國際上的研究狀況。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的研究》一書中著重討論了“自由時間理論”。他認為，“《大綱》的體系同時也是自由時間論的體系”。對馬克思而言，資本一方面創造出了剩余勞動時間這一形式，為解放勞動者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資本家又將它占為己有，讓它為自己創造剩余價值。但是，隨著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的增加，雇傭工人也被要求具備“一般知性”的能力，從事精神勞動，結果他們發現被資本家剝奪的剩余勞動時間其實只不過是自己勞動的結果，于是他們會產生要將剩余勞動時間變為自由時間的要求。

在對“自由時間理論”的分析上，內田弘還特別強調了活勞動在歷史上的變化問題。我們知道，活勞動是資本存在的基本條件。但是，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活勞動所占的比率會逐漸減少，那么以活勞動為基礎的剩余價值規律會喪失其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礎的作用，再加上雇傭工人自覺認識的逐漸成熟，這將為超越資本主義開辟道路。

1985年，內田弘出版了他的另一部專著《中期馬克思的經濟學批判》。這本書，按照內田弘本人的說法是《(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研究》的“姊妹篇”，是對前書的補充。在這本著作中，內田弘討論了“《大綱》與李嘉圖的關系”、“《大綱》與黑格爾《邏輯學》的關系”以及“《大綱》與后來的《直接生產過程的結果》的關系”。其中，特別是對“馬克思《大綱》與黑格爾《邏輯學》的關系”傾瀉的筆墨最多，提出了《大綱》的“序言”與《邏輯學》的“概念論”、“貨幣章”與“存在論”、“資本章”與“本質論”是一一對應關系的結論。1988年，內田弘又將此部分擴充，出版了英文版的《馬克思的(大綱)與黑格爾(邏輯學)》一書，在歐美世界引起反響。2010年，在漢譯《新版(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的研究》一書出版時，譯者又將此部分翻譯并收入其中，從而使中國讀者通過《新版(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的研究》中文版就可以看到《中期馬克思經濟學批判》的精華部分。

總之，從內田弘的這兩本書來看，他的《大綱》研究包括了對亞里士多德、斯密、李嘉圖、黑格爾以及這些人物與馬克思的關系，堪稱《大綱》研究的“百科全書”。同時，斯密的分工和交換理論、李嘉圖的生產理論，再加上黑格爾的邏輯學，熟悉歐美《大綱》研究史的讀者都知道，這些也都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歐美研究《大綱》的主題。

在山田銳夫和內田弘以后，日本的《大綱》研究很少有專著出版。20世紀80年代至今，在這一領域有以下幾項著述和事件值得一提：一個是由一些研究新MEGA第Ⅱ部門“《資本論》及其手稿”的專家從《資本論》手稿形成史角度對《大綱》的研究，譬如1997年出版的由大谷禎之介解說的《大綱》手稿的影印版；從歷史學和經濟史角度對《大綱》的再研究。譬如，福富正實和小谷汪之、布村一夫等人根據《大綱》對馬克思的亞細亞觀和共同體理論的重構。另一個是從環境思想角度對《大綱》思想的挖掘，譬如椎田重明、吉田文和、島崎隆、森田桐郎等人對《大綱》中的“物質代謝”以及“自然形成的共同體”理論的解讀。另外，2001年中村哲等人編輯了一本論文集《(經濟學批判大綱)中的歷史與邏輯》。還有，隨著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

的爆發，《大綱》中的危機理論又重新受到了關注等。不過，從整體來看，相對于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繁榮景象，90年代以后的《大綱》研究略顯蕭條。

以上，我們概述了日本學者研究《大綱》的歷史。從內容上看，日本的《大綱》研究經歷了從“作為《資本論》形成史的《大綱》研究”出發，到“作為資本原始積累理論的《大綱》研究”，再到“世界視野中的《大綱》研究”三個階段。在這三個階段中，比較重要的是第二個階段，它代表著日本學者對世界的獨特貢獻。因為，從世界范圍來看，這種以“資本原始積累”理論為主線的《大綱》解讀是不多見的。

從以上的介紹中我們可以發現，日本《大綱》研究的成果，譬如平田清明的“第二循環的結束”和“個體所有制”問題、望月清司的“馬克思的歷史理論”，內田弘的“自由時間理論”、山田銳夫的“領有規律的轉變理論”等頗為獨特，是其他國家學者很少注意到的。

而且，無論是在解讀的嚴密性還是思想深度上，這些成果與同時代的西方的《大綱》研究，譬如麥克萊倫和尼古拉斯的研究、施密特的《馬克思的自然概念》、內格里的《超越馬克思的馬克思》等相比毫不遜色。

日本的這些獨特的成果主要出現在《大綱》研究的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之所以在這兩個階段出現了這樣的成果，與他們確立起了“中期馬克思”概念有關。我們知道，從20世紀30年代起，在馬克思思想史研究中，一直存在著所謂的“早期馬克思(異化論)和晚期馬克思(《資本論》)的對立”一說。而《大綱》的出現，則使兩者連接起來，《大綱》構成了馬克思思想發展的一個中間階段，這就是所謂的“中期馬克思”概念。正是有了這一概念，他們可以解放思想，突破過去將《大綱》納入《資本論》形成史框架的局限，從而將《大綱》的地位提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這也為他們進行理論創新提供了可能。

篇（11）

一、活用教材探究

新教材中，每單元每一課甚至每框題都安排了探究性學習活動，這些探究課題給學生的學習提供了一個研究方向。如何靈活運用這些探究課題來為思想政治課教學服務，是很有講究的。首先，要根據學生的心理特征和認知規律，選擇符合本班學生認知水平的內容作為探究課的命題。其次，要選擇新穎有趣的內容，以喚起學生的學習興趣，給學生提供一個自由思考、探究知識、展示才能的空間。

如，教學“神奇的貨幣”時，我把單元綜合探究“正確對待金錢”移至課首，開篇讓學生結合課本提供的案例，討論“金錢”這個令人心動的話題，如“金錢是什么？金錢有什么用？如何獲得金錢？如何使用金錢？”這樣倒置教材順序后，金錢這個與日常生活聯系緊密但又有些說不清、道不明的話題，不僅調動了學生的興趣，讓學生感受到《經濟生活》與每個人的日常生活聯系密切，而且可以迫使學生帶著問題去學習、去閱讀教材，以尋求問題的解決，變被動接受為主動探求。這對于高一學生盡早地適應高中學習方式，無疑具有深遠意義。

教學“新時代的勞動者”時，可根據單元綜合探究“做好就業與自主創業的準備”的課題安排，模擬組織現場招聘會，從企業用工的角度和求職者的角度綜合探究；然后再把就業問題放在全社會的角度考慮，學生在多角度探究的基礎上，形成了對我國就業形勢、用工形勢和勞動者就業觀念方式的全面認識，這是單純地照本宣科不可能達到的教學效果。

教學“第六課投資理財的選擇”時，我將課文最后的探究題“假如你家有10萬元閑置資金，請綜合考慮各種因素，設計一套中意的理財方案”調到課首提前進行教學，要求學生帶著問題閱讀全課、設計方案并說明理由。

在此基礎上組織方案交流，讓學生在爭辯和思維碰撞中完善方案，得出結論。

二、善用生活探究

思想政治模塊在內容上著重強調與生活的聯結，這就對生活化教學提出了要求。只有扎根于生活世界并為生活世界服務的課堂教學，才能體現出強大的生命力。提煉生活化元素，采用探究教學方式，不僅能使學生鞏固所學的知識，而且能讓學生不斷進行反思，從而促使他們不斷積累個體經驗。

如教學“貨幣的職能”時，一開如我就向學生講述了這樣一個事例。暑假，我花30萬元買下一套房子，首付10萬，余款20萬分10年付清。我還兌換了1萬美金參加了赴美旅游時聽朋友說美國的次貸危機可能引發經濟危機，為規避危機可能帶來的損失，我將手頭的余款5萬購買了黃金珍藏。我邊講邊寫下了30萬、10萬、20萬、1萬和5萬五個數字。事例說完了，我說本節課最主要的任務就是弄明白這五個數字的經濟學意義，請大家自主閱讀教材，思考探究。

三、巧用綜合探究

注意知識的前后聯系，構建知識結構是《經濟生活》復習的一個基本要求。以問題探究為載體，運用所學知識綜合分析說明，是有效幫助學生構建知識體系，把握知識聯系，提高運用所學知識分析解決實際問題的有效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