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中國科技史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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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國在推動貿易發展的過程中，應認識到國際貿易與環境保護之間存在著對立統一的關系：一方面，二者對立具有內在增長機制的國際貿易對 自然資源需求是無限的，而具有內在穩定性機制的生態環境對資源的供給是有限的。另一方面，二者目標取向一致貿易的合理有序發展是對自然資源的有效配 置，這符合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協調環境與貿易的關系，既不能破壞生態環境換取貿易的暫時發展;也不能過度地保護環境而放棄貿易增長。在此意義上，我們探討生態可持續貿易，以促進貿易與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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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新課程改革的不斷發展，對小學語文教師的備課工作也更加重視。教師的備課工作不僅僅只是將教學要求的知識傳授給學生，更重要的是思考怎樣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發揮自己的學習熱情。

一、教師備課活動中面臨的問題

1.復制已有的教學課件

備課工作是教師教學工作的關鍵步驟，需要投入大量精力，可是時間一久又會喪失新鮮感，會覺得十分疲憊，所以許多教師就將它當作一種很耗時間而又沒有樂趣的無聊的勞作，在上課之前沒有安心下來認真做好備課工作，只是在網絡上復制已經有的教學課件，不管不顧地復制，也不想想這些教學課件是否適合自己的教學活動，是否符合學生的學習習慣。雖然相同的教學文案能夠學目的與練習，是挺不錯的，尤其是對于年輕的教師提升課堂教學成效是有一定好處的，可是在使用相同的教學文案的活動中也會出現錯誤，某些教師就會依靠整體的力量，變得更加懶惰，致使自己的教學技能落后，出現語文課堂的教學成效不佳等情況。

2.過分依賴課本

很多語文教師在備課活動中只是重視課本中需要教學的重點知識，而忽略了學生自己在學習過程中的樂趣與經歷，致使教師在上課的時候因缺乏教學經驗而無法應對一些意外情況，師生之間就缺少了那份溝通。另外，因為太關注課本上的知識，教師不重視知識的開拓與創新，跟不上時代步伐，而備課的東西又枯燥單調，有些已脫離時代的發展了。此外，有的教師不仔細，在平常寫字寫得很不錯，可是在備課活動中完全看不出來，字寫得很亂。還有一些教師的備課很倉促，內容簡單，毫無新意。許多教師在上完當天那節課后，就不管什么了，也沒有對今天所傳播的內容進行歸納整理。許多教師的教后語只有簡單的幾句話，沒有教學活動的優點與缺點，無法起到提升教學效果的積極作用。

二、對于小學語文教師備課工作的建議

1.仔細研究課本

教師在備課過程中一定要知道哪些是重點，不僅要分清各個專題在課本中的位置，還要把握好每冊之間的關系，做好章節的處理工作，仔細思考每冊課本之間的關系，做到從整體上了解課本，進而確保備課活動的順利進行。例如，在講解《草》時，一定要仔細地鉆研課本，對于不了解的生詞一定要查找有關的教學信息，傳授給學生正確的“枯”與“榮”的關系，不可以輕視。并且教師自己也要多多誦讀課本，還要帶著感情地去朗誦，才可以了解作者當時想要表達的思想。教師還應認真研究教材，在每個教學步驟中添加有趣的地方，對教學過程盡到自己應盡的責任，這是我們教師進行課堂教學的重要因素。另外，教師還要努力做好一節課的備份工作，查詢資料，準確把握新課程標準的教學目標，對于語文課文的知識要保證非常熟悉，做好課堂練習的準備；還應正確地認識學生，設計好教學活動。在備課的活動中，教師一定要具有較高的責任意識，還要充分考慮到學生的學習能力，如此，我們才可以確定教學工作。

2.要多儲備語文內容

課堂教學的好壞和教師的知識積累是有聯系的，所以，語文老師在準備教材課件的時候要查找很多教學資料，以更多地累積有用的教學材料，為上課做好充分的準備。例如，可以仔細查找有關作者生前的事跡、寫作的成就等等的教學材料，來更好地了解課文的中心思想，另外，還要仔細考慮怎樣將這些教學東西傳播給學生，讓學生懂得語文教學的意義。在查找教學材料的時候，可以借助網絡進行查找，也可以閱讀有關的教學刊物等。

3.關注學生的學習情況

在備課的活動中，教師要關注學生的學習情況，重視學生個人的發展，爭取備課工作的順利開展。在準備備課工作的時候，教師還要預設在課堂上可能出現的各種情況，及時處理學生學習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進而知道教學的主次，努力思考處理突發事件的方法。在教學方法的選擇上，要挑選適合學生的學習能力的。例如，當教師在教學《筍芽兒》這篇文章的時候，在教學導入環節可以出示筍的圖片，給大家看筍尖在哪兒，學生一個個指著筍尖所在的位置，這樣就能激發起學生對小學語文的學習熱情，不但讓他們認識了什么是筍，也能讓他們了解到生活中筍的芽是尖尖的生活常識，可以取得非常好的教學效果。

總而言之，教師只有將上課的知識和學生實際的學習科學地聯系起來，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自主地跟著老師的思維去學習，才能夠有效加入教師的課堂教學，和教師進行有趣的溝通，才可以提高課堂教學效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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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趙亞紅.加強教學反思，促進教師成長[J].新課程：上，20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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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創新是基于創新主體的文化與價值取向而進行的一項合邏輯與合價值的實踐活動。文化是科技創新的土壤，它潛移默化地對科技創新發揮著作用。這種作用涉及到從觀念、方法、價值等等各個方面。一方面，文化對科技創新的影響可以是積極的、促進性的，亦可能是消極的、阻礙性的。另一方面，脫離實際的文化背景進行科技創新，或對科技創新進行理解與評價，既是不可能亦是毫無意義的。本文擬討論中國傳統文化對現代科技創新的影響。本文所指“中國文化”指的是中國傳統精神形態，包括思維方式、價值觀念、行為準則等等；還近代以前以儒家文化為主體儒釋道合一的文化體系。

一、中國傳統文化對科技創新的積極影響

中國傳統文化對科技創新的積極作用都是都是基于“重人倫”這一核心展開的。即“重人倫”這一思想經過幾千年的歷史積淀，已經成為國人生活的基本準則，進而影響到科技創新活動。但這并不意味著“重人倫”的思想對于科技創新活動而言只有積極影響，而是說中國傳統文化對科技創新的積極作用都可在“重人倫”思想那里找到根源。

第一，中國傳統文化所具有的強大凝聚力有益于科技創新活動。這種凝聚力表現為文化心里的自我認同感和歸屬感。而當代的科技創新，尤其是高科技創新，是一個高度復雜的系統工程。這需要各領域、各層級的科技創新主體共同協作完成。創新主體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得創新主體有著共同的目標、道德規范和行為準則。因此，中國傳統文化所具有的強大凝聚力是與當代科技創新的趨勢相適應的。

第二，中國傳統文化倡導自強不息，永攀高峰的精神。《易經》曾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古代人觀察到自然運行的規律，又將它作為激勵人們的準則，即表現出“重人倫”的方面。科技創新活動總是充滿著困難與曲折，這在根本上是由科技創新主體的歷史性和當時的社會歷史狀況決定的，同時也說明了人類認識和改造自然的過程的復雜。因此，對于科技創新主體而言，百折不撓、永不放棄、積極發揮主觀能動性的精神就尤為重要了。

第三，中國傳統文化所強調“重人倫”思想是與當代科技創新所倡導的“以人為本”的思想相適應的。特別是在當代，科技的廣泛應用所引起的各種災害日益引起人類的注意。環境污染，物種滅絕，全球變暖等等問題都反映了人與自然之間矛盾的激化，而在本質上，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其實是人與人之間的矛盾。傳統文化所倡導“重人倫”的思想同樣要求科技創新主體要正確地處理人與自然之間、人與人之間的各種關系。因此，“重人倫”思想實際上是當代科技創新的應有之義。

第四，教育功能是作為文化的科技創新的基本功能之一。而中國傳統文化一貫重視教化作用，這亦反映了傳統文化“重人倫”的一面。科技創新的教育功能不僅僅在于它提供的科學知識或強大的工具，還在于科學方法與科學精神。而傳統文化歷來將倫理道德教育置于第一位。在某種程度上說，科技創新的目的就在于擴展人類的視野，提高人類認識能力，即開化人類。所以，中國傳統文化一方面能夠通過教化科技創新主體形成正確的價值觀，另一方面也要求科技創新主體始終將開化、解放人類作為自己的目標。

二、 中國傳統文化對科技創新的消極影響

中國傳統文化作為一個復雜的體系，其中亦包含這阻礙科技創新的因素。雖然這些因素看似繁雜，但是仔細審視之下便會發現“政治本位”思想始終隱藏在這些因素的背后。中國傳統文化對于科技創新的消極因素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通過分析我們將看到這些因素與“政治本位”思想的內在聯系。

第一，中國傳統文化的重官輕民和重文輕技的思想。傳統文化中重官輕民的思想深入人心，根深蒂固。人們普遍認為“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學而優則仕”。而科技創新在在古代曾被認為是“奇技巧”。上述的重官輕民和重文輕技容易導致將科技創新置于一種從屬的地位。從而或有人根本不屑于從事科技創新事業，或有人將科技創新事業作為“做官”的進身之階，無論如何，上述思想對于科技創新而言是危害極大的。

第二，中國傳統文化推崇“中庸之道”。“中庸之道”作為儒家的一條重要的倫理道德標準（亦即指導規范古代官員言行的金科玉律），對于處理人倫關系，調節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是有一定積極意義的。但是科技創新總是一種對原有傳統的反思、批判的行為。科技創新內在地具有冒險，激進的特征。因此，傳統文化中的“中庸之道”的思想是與科技創新的精神相背離的。

第三，中國傳統文化存在著森嚴的等級制度。這亦是“政治本位”思想的延伸。中國傳統上一貫強調“長幼有序，尊卑有別”的等級關系。在奉行森嚴的等級制度的環境里，科技創新主體日益滋生崇拜權威的思想，進而導致創新主體個人個性和創造性的泯滅。同時它還不利于科技創新人才的公平競爭與進取。

三、構建有利于我國科技創新的文化環境

首先，要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揚棄”。就“為何要揚棄中國傳統文化”這一問題而言，從根本上說，是由于文化的歷史性所決定的。首先文化總是變動不居的。雖然文化在某一特定的地域與歷史時期，保持著宏觀的穩定形態，但是從整個歷史長河，以及微觀層次上，都可以觀察到文化總是處于流變之中。而科技創新又受到文化的根本性影響。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說，科技創新本身的歷史性是由于文化的歷史性所決定的。始終處于一定文化情境中的創新主體規定者科技創新事業。鎖業科學認識與科技創新的復雜性與曲折性總是與文化緊密相關的。

中國傳統文化中既包含能夠促進科技創新的因素。譬如強調“以人為本”，注重經濟價值與人文價值的統一等等。但同時亦包含著阻礙科技創新的因素，如政治本位，遵循守舊等方面。因此對于科技創新而言，揚棄中國傳統文化是十分必要的。同時應科技創新之要求，實現對傳統文化的揚棄也是文化實現自我否定、不斷演進、辨證發展的體現。

其次，要構建合理的與文化相適應的科技創新機制。科學技術之所以成為一種社會的構建性力量，不僅僅在于它提供了一些“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性知識或能夠讓人類移山填海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它形成了一個嚴密的體系——既包括科技本身的系統化樣式，還包括相應的科技創新機制。

科技創新機制包含兩個基本維度，即組織和制度。從歷史的角度考察，科學作為一種社會建制，發生在17世紀的英國和法國。在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與自然主義兩大思潮的影響下，17世紀英國成為了世界科技創新的中心。越來越多的人對科學技術發生興趣。但是對科技感興趣只是科技創新體制化的條件之一。而近代科技創新體制化的標志就是以格雷山姆學院為代表的新型大學的誕生以及英國皇家學會的建立。英國皇家學會的誕生，其真正意義就在于它是歷史上第一個為官方認可的科技創新組織。這一方面表明科技創新活動在一定程度上為社會所認可，另一方面，表明科技創新一個有共同目標并遵守一定規范的科學共同體的形成。在法國，科技創新的體制化進一步確立了，其標志便是法國科學院的建立。在19世紀，科技創新體制化在德國最終完成，其標志是1826年于吉森大學建立的現代化學實驗室。從上述考察我們可以發現，教學與科研相結合的新型大學的出現、科學學會的建立以及實驗室制度的建立是科技創新體制化的基本表現。隨著科技創新的不斷發展，科技創新組織也越來越豐富。

科技創新機制的制度維度指的是相應的科技政策與法規。這其中又包括課題申請機制，評議機制，獎勵機制等等。各國通過科技政策與法規實現著對科技創新活動的宏觀管理，引導，激勵著本國的科技創新。

在19世紀中葉，德國的產品以低質、仿冒聞名。而自19世紀下半葉開始，德國的科學技術突發猛進。究其原因，我們不難發現，首先當時德國工業化進程不斷加快和深入，一些有識之士倡導成立了國立研究所。因此帝國物理研究所（PTR），德國威廉皇室學會（KWG）等各類研究所應運而生。另一方面，在德國政府缺乏資金支持科技發展的情況下，一批銀行家、科學家等則成立相應的基金會。而現在，遍及德國的各類基金會已經成為資助科技創新的重要資源。第三，現行的匿名評議制度，其雛形亦是在德國形成。近年來，德國通過產權制度、專利和知識產權等方面的一系列法規以保護科技創新主體的利益，激勵科技創新活動。并且在科技獎勵方面，德國洪堡基金會與聯邦科研部聯合設立的兩項科研獎——沃爾夫岡-保爾獎和索菲亞-克瓦雷夫斯卡獎以高額的獎金吸引著國內外的科技創新主體來到德國，投身于科技創新事業。有次可見，科技創新機制對于科技創新而言具有根本性的意義。

再次，改革應試教育，倡導創新思維，提供有利于現代科技創新的良好教育基礎。教育是科技創新的基礎與前提。從創新主體的角度而言，一方面，學校特別是高等院校是科技創新的重要基地。1810年，威廉-洪堡等人倡導建立了柏林大學。柏林大學倡導教學自由，教育與研究相結合，且這一理念很快成為歐洲新型大學共同的理念。一定程度上說，真正意義上的大學教育就是從柏林大學開始的。可見大學的功能之一就是進行研究，生產知識。另一方面，從上面的例子同樣可以看到，大學的另外一個基本功能就是教育。因此大學還是培養科技創新人才的基地。

在當代，應試教育已然不能適應科技創新的需要。基于知識的教育是與當代科技發展的大趨勢相背離的。當代科技呈現出的一個基本態勢就是學科的高度分化與高度融合。這一態勢亦解釋了當下知識爆炸的現象。在當代一個人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對所有的知識都所有掌握。因此，倡導科技創新就必然要求對應試教育進行改革。

對應試教育的改革，首先在于改變教育觀念，即從“應試教育”轉向“素質教育”。這一轉向實際上標識的是教育主客體關系的轉向。在英文中，導師被稱為“consultant”或“instructor”，前者還有“咨詢師”之意，而后者則還有“指導者”之意。這表明，在西方高等教育中，教師不再以“教授者”的身份高高自上，而傾向于與學生進行平等的討論。

教師與學生的這種身份轉變，從根本上否定了傳統意義上的教師的權威。它鼓勵人們提出“異見”，挑戰權威，而科技技術史的發展也表明許多科技創新就來自于這些“異見”，無論這些“異見”在最初提出之時有多么幼稚或離經叛道。由此可見，倡導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的轉向實質上是倡導創新思維，倡導創新思維是改革應試教育的應有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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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2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674-6708（2014）121-0030-02

新聞學研究在國外已擁有獨立的學術地位，在我國方興未艾，但已受到國家有關部門的重視。由于新聞學研究還在初始階段，所以學術界對新聞學及其學科褒貶不一，新聞學的地位也得不到應有的肯定，由于觀念的問題，使新聞學理論發展陷入不利狀態，其發展也受到了一定的影響。

1我國新聞學科發展的基本現況

1980年是新聞學值得紀念的日子，上海的復旦大學，率先開設了傳播學課程。至1983年，全國共發展新聞傳播教育機構14家。經過12年的努力，1992年全國新聞學類院校達52所，其中新聞學類專業共開設77個。據國家教委數據表明，至1996年底，全國共有新聞類本科專業院校55所，專業點增至88個。自1995年起至1999年，在88個專業點的基礎上又增加58個。此后，以國家高校擴招政策為契機，新聞學專業逐漸走向昌盛。據1999年統計表明，全國新聞學類專業院校達60多所，專業點增至140多個。教育部于2001年，正式批準設立傳播學本科專業。此后5年，專業點增至335個。2005年至2006年，新增專業點202個。

2009年，全國設有新聞傳播學專業的院校300多家，專業點達到新高，為881個。按專業劃分，其中廣告學323個，新聞學267個，廣播電視新聞學188個，編輯出版學共有64個，傳播學31個，媒體創意為4個。以上數據為國家備案的院校，不包括民辦高校的新聞傳播學專業點。新聞學研究生教育領域，始于1977年，設有新聞學碩士點的有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復旦大學等。自1985年起，人大和復旦開設博士點。1997年傳播學的碩士點也開始授課，博士點和博士后流動站也隨后成立。此后幾年，進入新聞傳播學類學習的研究生越來越多。2005年，全國有權設立新聞傳播學博士學位的單位15家，至2008年，增至45所大學，具有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資格的大學為12所。

如今，全國現有的傳播學碩士點已達60所之多。共有新聞學碩士點60個、傳播學碩士點63個；擁有新聞學博士點10個、傳播學博士點9個。筆者專注于中國傳媒大學，1998年，始建1個碩士點，2004年，碩士點為8個，博士點為7個，而2007年，碩士點增至14個，博士點為9個。從招生人數分析。數據表明，全國從事新聞傳播類專業學習的大學生，1992年，人數近1.7萬，2005年，飛躍為12萬多人，當前，已超過16萬人之多。分析發現，2008年中國傳媒大學招收研究生1，346人，是十年前的18倍，而新聞傳播學類研究生，是十年前11倍。

2當前我國新聞學科發展的環境因素分析

在改革開放之后，我國的經濟、文化與社會都進入了空前繁榮的新時期，這給新聞學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發展條件，并帶來了新的發展契機。

2.1寬松的媒體環境為新聞學科發展創作條件

所謂新聞，是政治的附屬物，換而言之，也可以說新聞傳播是民主的一種表現。新聞傳播離不開民主政治，二者缺一不可。新聞傳播，是民主精神的體現，新聞自由，是一個政黨民主的延伸和拓展；新聞傳播是領導者的代言，是其實現民主的主要方式之一，同時也是敢于為民主自由發言的媒體。新聞傳播體現民主是其職能所在，也是其應有的品質，新聞傳播本質是傳播民主，弘揚國家民主政治建設是新聞傳播的價值所在。

加強民主政治建設，是我國黨和政府的共同心愿，國家的政治民主是大勢所趨，是時代的需求，和諧的民主政治氛圍，是建設小康社會的必經之路。隨著黨和政府對民主政策的進一步深化，新聞工作環境越來越寬松，行政干預越來越少，媒體的發展空間會越來越大，新聞傳播的職能得到了進一步提升，信息傳播越來越迅速，輿論監督的功能也越來越完善，寬松的政治環境是新聞傳播的沃土。“信息公開”、“社會民主”、“輿論監督”是國家民主的進一步體現。信息公開，賦予了群眾的知情權和交流權；社會民主，是一個國家穩定和諧發展的基礎，是實現小康社會的保障；輿論監督，是人民群眾的權利，對黨和政府的工作有促進作用。

2.2報刊新聞活動為學科建設提供了很好的實踐經驗

隨著的召開，全國大力推進改革開放，使我國社會與經濟發展邁入了新臺階，這給新聞業的發展創造了新的機遇。新聞業的規模不僅從量上還是從質上都得到了提高。而且新聞思想與理念，以及報道的方式方法，甚至是管理制度方面都在不斷改革中得到了提高。使新聞傳播事業越來越具有科學性與規范性，具有理論高度，在獲得豐厚的效益的同時，也取得更好的宣傳效果。圍繞都市報為中心的主要媒體與時展接軌，并關注社會、以市民為出發點，注重讀者感受；對報道的內容和形式進行細致的策劃；重視社會對媒體報道的反饋，在把握新聞導向的情況下，利用市場經濟的發展機遇促進報業飛速發展。此外，廣播電視行業借助市場發展的大好形勢，根據受眾各自的需求，進行客戶歸類，并有針對性地策劃出受大家滿意的節目，同時進行頻道與欄目類型的劃分。并策劃出經典節目或者經典欄目，獲得關注與利益。在改革發展的道路上，具有中國特色的傳媒業表現出其強大的創造力，這些經驗是一種珍貴的積累，已經成為新聞學珍貴的養料，尤其是對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的構成有著深遠意義。

2.3良好的學術氛圍為新聞學科建設搭建理論架構

眾所周知，寬松、濃郁的學術研究氛圍，是研究成果的發祥地，也是其發展的平臺。新聞學的發展，需要濃郁的學術氛圍和寬松的政治環境。目前，我國新聞學研究的環境呈現新的風姿，隨著改革開放的大環境，新聞學也步上了大舞臺，博采眾家之長，吸納國外的先進理念，在完善中求發展，成效顯著。

3 我國新聞學科建設導入生態教育理論的必要性

3.1“新聞無學論”的影響還沒有完全肅清

在新聞學悠久的發展歷史中，新聞無學論的觀點是一大阻礙，束縛了其發展進程。部分人將新聞學與政治學同等看待，部分人錯誤地將其歸為文學，部分人覺得新聞是技術層面的東西，沒有形成學科的必要……眾說紛紜，但大多都覺得新聞學是沒有什么知識含金量的，不可能像別的科學一樣獨立進行研究與學習。即使相關學者不斷努力，為其爭取到國家認可的學科地位，但，新聞無學論的觀點已經根深蒂固，很多人依然不能正確認識新聞學的意義與價值，這一點真讓人匪夷所思。

3.2飛速發展的傳播學給新聞學帶來的沖擊與影響

這幾年，傳播學的發展態勢迅猛，這無疑帶給傳統新聞學很大的影響。究其原因，首先，主要是傳播學中較為深刻地探討了社會共同性，應用較為廣泛，在社會中具備一定的影響力與關注度。相比之下，新聞學一直專注于本職學科，對于社會來說，是一個較為陌生的領域。其次，研究傳播學的精英越來越多，并且碩果累累，使學術界認同的同時，也被社會關注。不少學者去歐美和其他地去進行了深造學習，并在相關的新聞院校成為了主力，甚至是骨干，綜合多方面的因素，傳播學的聲勢不斷擴大，盡顯其光芒的同時，也給新聞帶來不小的沖擊。

3.3傳統新聞學在理論創新方面難有突破

新聞學的探索之路發展至今，是通過長時間的經驗積累形成的，然而在突破與創新方面似乎很有局限。而且，新聞學這一學科在某種程度上來講是極具政治性的，政策方面的束縛較多，從理論方面進行創新是不容易的。所以，新聞學的探索之路明顯放慢了步調，甚至是在原地踏步。導致部分研究新聞的學者選擇轉行，重新選擇研究傳播學。也有人不得不成為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雙學科研究者，還有部分人期望通過對兩種學科交叉性的研究，尋找到理論方面的新破突。多種情況的出現讓新聞學的研究隊伍不斷縮水，而研究單位也在逐步減少，對于新聞學來說，這無疑都是不良趨勢。

綜上所述，制約新聞學發展步伐的有多種因素，這些因素使人們忽略了新聞學的意義與價值，甚至有人指出，新聞學應該歸為傳播學，或者變更為新聞傳播學的新學科。筆者認為，新聞學暫時遇到一些發展難題，但絕不能否定這一學科的理論深度與科學內涵，從它自身的發展軌跡與理論積累。如果相關學者能夠對其加以重視，并不斷深入探索，擁有堅定的信念，新聞學必將會得到新的飛越的發展，并且形成與時代相協調的，與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相一致的新聞學，更為完善成熟的理論體系必將會被確立。

4生態教育理論指導下我國新聞學科建設體系建設的途徑

4.1重視新聞實踐，豐富新聞學科建設的內容

新聞學的根本是聯系實際。新聞理論、新聞史、新聞實務，以及新聞方法論等課題的基礎，都建構在實際的基礎上。新聞工作，要有敏銳的視角，豐富的新聞實踐經驗，所以新聞學科的建設，要與新聞實踐緊密聯系。從新聞發展史分析，新聞學術界、新聞實務界，以及新聞教育界，處在一個平面，是一種補充、互為合作的關系，因此誕生了很多新聞學家，同時還是新聞教育家，多項學術成果的交融，促使新聞實踐經驗，與新聞學理論融為一體。理論、實踐、服務三點一線，付諸于新聞工作中，這也是新聞工作的大趨勢，和時代要求。

4.2提升理論研究水平，為新聞學科建設營造學術氛圍

分析新聞學科受到批評的原因，主要集中在基本概念、范疇，以及核心體系學科體系的缺失方面。與國外相比，我國的新聞學研究起步晚，發展慢，理論和概念不夠清晰，有學者稱其有“拿來主義”傾向，這個缺陷始于近代中國的新聞學術研究中，這與當時的社會有直接關系，政治功用也是當時新聞界的一個特征，新聞學研究多側重于實踐領域的分析和總結，對于新聞理論研究少之又少，這也是新聞學理論進展緩慢的原因之一。而解決學科的制度化問題是當務之急，每一個學科都有共同點和差異，在社會現實研究中，內容相近的學科之間，也存在著很多不同。所以說，要以學科理論為基礎。隨著科技的進步，數字化媒體時代的到來，新聞學科也日新月異，新聞工作者可以迅捷的得到第一手消息，無論概念建構，或者站在方法強化角度，都可以與其他學科平等對話或交流。

4.3創新新聞寫作文體，緊密聯系群眾實際

生態新聞是時下的新聞熱點，是人民群眾熱切關注的一項大事，所以在生態新聞的處理上，要立足分析性、思辨性于一體，語言凝練，通俗易懂，具有一種導向作用，題材可以分為：短消息、專訪、群眾來信、連續報道、評論、照片等，形式可以多樣，諸如組織專題、圖片、專欄等，靈活多樣的形式，有助于增加生態新聞的凝聚力，能迅速提升生態環保的熱度，以滿足公眾的閱讀需求。新聞照片要有代表性、個性，達到一目了然的宜傳效果。新聞傳媒的目的是引起公眾注意，求得群眾的反饋，所以，在進行生態新聞的報道時，要力求形式多樣，比如：報紙宣傳、電視新聞、固定欄目、連續報道等，還可以與群眾互動，就生態問題展開討論，擴大生態的影響，以及生態問題對物質文明建設的重要作性。

5結論

生態新聞是新聞百花園里的奇葩，在祖國建設的時代大背景下，必定會結出豐碩的成果。總之，新聞學科是個需要與時俱進的學科，既要順應新時代需求，還要經得起歷史的考驗，構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是民族發展的新舉措。構建新聞學理論體系，為我國新聞事業做出貢獻，是每一名新聞人的責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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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生漢語國際教育碩士”培養，是面向海外母語非漢語者的漢語教育，目的是培養適應漢語國際推廣工作，并且勝任漢語作為第二語言/外語教學的高層次、應用型、復合型專門人才。

該專業需要學生具有較強的跨文化交際能力，必須設置課程能指導他們更好了解中國文化。文化經典課程就是基于此而設立的，其教學效果與教材有很大的關系，因為“教材是教育思想和教學原則、要求、方法的物化，是教師將知識傳授給學生、培養學生能力的重要中介物。它不僅是學生學習的依據，也體現了對教師進行教學工作的基本規范”。

一、文化經典課程教材的實質

文化經典課程的教材，其實屬于對外漢語文化教材的范疇。

對外漢語文化教材是指專為開設文化課程而編寫的課本或教科書，依托文化而編寫的漢語語言類教材則不屬于此列。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對外漢語文化教材的發展總體上呈現出如下特點：種類和數量逐年增加，但缺少經典性教材；內容相當寬泛，取舍上隨意性很大，缺乏規范性和系統性；體例自由多樣，但不分水平等級，缺少共識；使用對象涵蓋面較寬，但定位失據。

隨著對外漢語教學的不斷發展，這些情況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決，將會阻礙教學效率的提高，影響教學效果。而這些情況的出現，主要是因為人們對“文化”的概念和“文化課程”的定位存在著理解上的差異。“文化”有廣義、狹義之分，編寫者的理解往往影響著對內容的選擇，結果或者泛而無邊，或者深而過窄。而文化教學到底是“文化搭臺，語言唱戲”合適，抑或相反才合適？不同的理解在體例上就會造成差異，甚至可能在實踐中混為一談。

筆者認為既然教材是教學大綱的體現，要把教學大綱規定的學科性質、教學目的、教學要求、教學內容等具體化，成為實施教學的憑借。那么編寫留學生漢語國際教育碩士專業教學中的文化經典課程教材至少應考慮四個方面的因素：文化的基本結構、學習者的漢語水平、專業培養目標和課程特色。

文化是一個浩如煙海的龐大系統。一般而言可以從認知的角度分為兩個層面：一是表層文化，即可以視聽或直接感知的文化現象；二是深層文化，即思想、觀念、制度等看不見摸不著的文化本質。由于對留學生的文化教學是在非母語狀態下的異文化教學，對于缺少中國文化背景知識的留學生來說，文化的傳授自然會受學習者漢語水平和培養目標的限制。對初、中級階段的留學生來說，中國文化的學習是以“了解”為主，是一種感性認識，教材的編寫主要幫助學習者了解漢語背景下的社會和社會生活是怎么樣的。而“漢語國際教育碩士”這個階段的留學生，已經積累了足夠的漢語知識，也具備了熟練的漢語應用能力。對他們而言，僅僅“知其然”是不夠的，教材的編寫更主要的是解決“知其所以然”，幫助學習者理解漢語背景下的社會和社會生活為什么是這樣而不是那樣。

此外，雖然講授內容都與中國文化有關，但是文化經典課程與概論性質的中國文化課程并不完全相同。概論性質的中國文化課程主要從文學、歷史、書法、社會習俗等方面介紹中國的傳統文化以及當代文化發展現狀，讓留學生對中國文化的特點與概況有一個總體的把握。如果說這是面上的橫向擴展，那么文化經典課程就是點上的縱向深入，不僅要求能夠以點帶面地加深留學生對中國文化的感性了解，而且要求能夠在感性認知的基礎上作理性的思考和闡述。

這里特別需要指出一點，編寫文化類教材時教學雙方很容易出現“供需信息”不對稱的情況。華東師范大學2007級（本科）對外漢語專業陳××等7名同學曾以該學院的中國學生和留學生為調查對象，就對外中國文化教學做了一份調研報告。調查顯示中國學生心目中，外國留學生最需要學習的是如飲食文化這樣的低端文化，因為這些文化具有很強的親和力；其次是中國的歷史、思想和漢字文化等，再次是建筑、地理、古代文學等，至于音樂、舞蹈和中國古代科技則不是考慮的重點――這和留學生反饋的信息有一定的差別。同時不同語言階段的留學生對中國文化各方面的需求度基本一致，到碩士階段對深層文化的關注度則有明顯上升。

二、文化經典課程教材的功能

基于以上因素，筆者認為這門課程的教材至少應具備如下功能。

首先，是目標功能。依據教學大綱所編寫的課本，不僅要在總體上能夠體現教學的總目標，具體到每一課教學目標也要明確。其次，是訓練功能。雖說漢語基本能力（聽、說、讀、寫）的訓練不是該類教材的主要功能，但經典閱讀和賞析卻離不開這些基本能力，同時也能促進這些能力的提高。第三，示范功能。教材以文選方式幫助學生深入了解中國文化，選中的課文應是學生學習漢語的“范例”，將之前學生所接觸到的零散的、非系統的文化知識有機地融合在一起，使新舊聯系，以求融會貫通。第四，講解功能。現代教學論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強調在教學中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作用。由于班級授課制的教學組織形式一般來講難以做到因材施教。因此要發揮教材的講解功能，讓學生憑借教材的講解進行學習，主動地去分析、去接受。第五，檢測功能。檢測具有兩方面的作用：一是對教學的反饋，促進教學的進一步完善；一是強化學習結果，促進學生語言能力和文化認知能力的共同提高。

三、文化經典課程教材的內容及排列順序

考慮到該課程教材應具備的功能，再考慮到課時、學生數量、教學資源等多方面的因素，筆者認為，該課程教材的編寫可以分為九個部分，其主要內容及排列順序如下。

1.生產篇。人類社會的發展首先是生產的發展，科技則是第一生產力。中國自古就是一個農業大國，時至今日，“科技興農”仍然是一個重要課題；同時以航天科技為代表的高端技術也迅速發展，因此本篇選取的經典文章都和中國科技發展有關。

2.生活篇。生產的發展提供了各種生活資料，本篇所選和中國人日常的“衣食住行”關系密切。

3.情感篇。在生產、生活中人們形成了各種關系，情感的羈絆由此而生，本篇即以人們的各種情感為主題選文。

4.思想篇。思想即理性認識，是對感性認識加工的結果。本篇所選集中在對中國人行為方式有重大影響的思想觀念。

5.藝術篇。思想情感形諸于外，于是便有了異彩紛呈的中華藝術，本篇主要介紹具有代表性的書法、繪畫、絲竹音樂和武術。

6.民俗篇。在生產、生活中，產生了許多習俗，并不斷演變。本篇所選集中在介紹與節慶有關的習俗。

7.風土篇。中國地域遼闊，人文環境復雜，本篇所選主要是從“城市”角度來看中國各地風情。

8.民族篇。中國是個多民族國家，民族文化自然也是重點所在。本篇所選集中在民族文化遺產和民族發展上。

9.交流篇。自古以來，中外文化交流不斷，本篇所選將涉及不同時期中外的文化交流。

四、文化經典課程教材的體例

當內容初步確定后，下一步就是教材編寫的關鍵性步驟：設計教材體例――教材各組成部分的搭配、排列及其組織形式。筆者設計了如下的體例。

1.全書分九個單元，具體內容及先后順序見上文。每一單元開始都有“概述”，對主題進行簡要說明。

2.每個單元分成四章，每一章以點帶面，不僅能讓學生對中國文化有整體的了解，而且能從這一點出發進行深入思考，以期對中國文化有更深的認知。

3.每章下分為6個部分：導語，正文，理解思考，知識鏈接，影像閱讀，深入思考。

“導語”部分是對每章主題、背景和作者的簡介；“正文”部分所選側重現當代文章，兼顧各種文體；“理解思考”部分著眼于提高學生的閱讀能力，針對“正文”提出文章賞析的相關問題；“知識鏈接”部分是介紹“正文”所涉及的文學常識和文化常識；“影像閱讀”部分在與“正文”同步給予學生感性認知的同時，促進學生“聽”能力的提高；“深入思考”部分主要結合中國現狀提出討論話題，促進學生“說”能力的提高。

當然教材是死的，人是活的，在具體的教學過程中需要根據學生實際靈活處理教材。就算是碩士階段的留學生，僅僅憑借書本的抽象知識，也無法真正理解中國文化。即使是華裔子弟，也會因為生長環境和文化背景的差異而出現理解上的障礙。為了避免學習者或者淺嘗輒止，或者半途而廢，在編寫該課程教材時，要避免厚古薄今、重“知”輕“行”，充分考慮到教材的可操作性，使教學更加形象化，更加有針對性，更加實用。

形象化是指教材的內容能最大可能地通過各種傳播媒介轉化為可視、可聽、可感，甚至可觸摸的形象，使教學可以改照本宣科為實踐中掌握。譬如“藝術篇”中涉及的書法、繪畫、絲竹音樂和武術，單純的語言講解有時候讓文化背景各異的學習者難免有云里霧里之感。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可以提供觀摩和基本階段的練習，在觀摩和練習中解決難點問題。

針對性是指可根據教材內容，設計圍繞某個文化主題的文化考察項目，使學習者對之有切身的體驗。譬如針對“生產篇”“生活篇”，筆者圍繞“經濟發展”這個主題，組織學習者分別參觀了廣州市經濟開發區和粵北的貧困區，讓他們切實了解到中國社會的經濟發展以及仍然存在的貧困現象。這種活動的安排，需要事前的了解和事后的回顧，避免考察過程中的走馬觀花、浮光掠影。事前對主題的了解，可以通過文字閱讀和形象化展示進行，并布置一定的思考題作為考察任務，為事后回顧做準備；事后回顧，一般先以討論或課堂發言的方式總結這次考察，然后讓學生以作文的形式記錄自己的感受。

實用性是指教材的內容能和學生的實際生活聯系起來，能讓他們具體運用于實際生活。教學中應該讓學生練習如何使用所掌握的文化知識，將傳統文化知識現代化。如在“思想篇”中介紹中國文化中的“孝”時，不能僅僅只從傳統文化的角度來講解，應該結合中國當代的家庭生活的實際，像“4+2+1”結構模式、“空巢”現象、“留守”現象等，幫助留學生真正了解中國當代社會，而不只是停留在歷史和傳統中。

篇（6）

當前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模式的創新成為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改革的一個熱門話題，有不少學者對于模式的創新也進行了許多有益的嘗試和探索，并提出了許多新的教學模式如開放式教學、互動式教學、案例教學、實踐教學、多媒體教學等等，這些形式上的創新使得課堂氣氛更加活躍，提高了教學效果，激發了學生的學習興趣，鍛煉了學生的綜合能力，但在教學實踐中也出現了輕理論、重表象等種種問題，歸結起來主要是沒有處理好以下幾個方面的關系：

一、內容與形式的關系

教學內容是教學過程的核心與靈魂，是主要方面，教學形式和手段則是次要方面，無論如何變化都要以使學生掌握教學內容為主。如果不能處理好內容和形式的關系，例如，課堂上講笑話或播放視頻，如果教師能把握一定的度，采用這些形式能起到活躍課堂氣氛的效果，也能使教學內容更直觀生動，但是，如果一味地濫用這些形式，也可能起到反作用。如有的教師在課堂上講的故事或笑話連篇以博得學生的注意，或大段時間播放長篇視頻，有的教師的故事、笑話或視頻與教學內容相關性不大、針對性不強或過多，就可能會沖淡教學內容的主題，看起來課堂上笑場不斷，非常熱鬧，但久而久之反而會讓學生生厭，或者是一堂課下來還無從抓住教學中心內容，出現心理學上的后攝抑制負效應，這樣會使這些教學手段適得其反，達不到預定的教學目的。各種教學形式無論如何花樣翻新都應當以教學內容為中心，如故事或笑話應當圍繞教學內容而安排設計，而不僅僅是讓學生一笑了之，而應當讓學生從中有所感悟或被引入教學的主題進而深化對主題的理解，多媒體視頻的選取應當短小精悍，針對性強和教學內容密切相關，這樣才可能真正地理解抽象的理論知識，反之，過長或過多的視頻內容不僅容易使人分心，還無法使學生理解教學內容，這樣的教學最終會失敗。關于內容和形式關系上的另一個問題就是輕視基本理論知識的學習。理論教學具有引人深入思考的特點，成功的理論教學會讓學生受益終生。有的教師輕視基本概念、原理這些理論基礎中重要的內容，片面地強調案例教學的作用，認為只有案例教學才能提高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而幾乎拋棄了理論教學，代之以案例教學。沒有一定的理論儲備，任何創造性思維都將會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如果學生連基本的概念和原理都未厘清，缺乏對理論的透徹學習，那么，案例教學中學生就缺乏深入分析的理論武器，這對案例教學是有害無益的。在開放式學習和案例討論學習等教學模式中，學生往往需要具備扎實的理論知識才有可能將分析推進到一定的邏輯深度，否則雖然引用的案例引人入勝，容易調動學生的積極性，但是引起學生關注的是案例本身，學生參與時由于缺乏必要的理論知識而就事論事，而無法真正理解案例中包含的重要哲理，無法實現知識的遷移，更無法取得預期的教學效果，也達不到教學目的。教學形式的創新必須為促進教學內容的掌握服務，否則就會流于形式，也就失去了教學改革的意義。

二、“放”與“收”的關系

教學模式的創新，一方面要解放思想，打破傳統的教師向學生灌輸知識的單向輸出模式，不斷地激發出學生的學習潛能，開拓他們的思維，改變原有的單一的思維模式，變集中思維為發散思維，提高他們的分析能力，培養批判精神和批判思維。批判思維是創新的先導，如開放式教學模式，讓學生自己講解教學內容，能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變被動接收教師傳遞的信息為主動搜集和學習內容相關的信息，并對搜集到的各種素材進行綜合制作成課件在課堂上講解，學生會對知識掌握得更加牢固；案例討論教學則讓學生們展開頭腦風暴，針對某個案例集體討論，各抒己見，各種思想的碰撞、交匯與融合促進了他們對于案例及相關知識的深入理解。這種教學模式上的“放”無疑有利于學生綜合能力的提升，但是我們也應當注意到這其中也有可能出現一些問題，在當前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意識形態領域出現多元化趨勢，文化沖突不斷，敵對勢力對我“西化”“分化”有愈演愈烈之勢，這些都容易對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造成干擾，加之由于認識水平和能力的限制、價值觀的偏差等原因，部分學生可能會在認識上走入誤區，出現一些偏激的甚至是錯誤的觀點。作為以為指導思想的思想政治理論課的課堂，應當堅持正確的價值導向，這時教師應當對學生的錯誤思想采用適當地方式和方法加以正確地引導，而不應當縱容錯誤思想的滋長和蔓延。要做到“放”中有“收”，盡可能地幫助大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道德觀，讓他們擁有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堅定信念和為之奮斗的崇高精神。

三、主體與主導的關系

教師是教學的主導，學生是教學的主體，在教學活動中既要發揮教師的主導作用，同時又要落實學生的主體地位，做到師生配合，教學相長這早已成為人們的共識。教師主導作用發揮的好壞是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能否取得實效性的一個重要因素。思政課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的主導作用表現在制定教學目標，安排教學任務，組織教學過程，傳播理論，為學生答疑解惑等幾個方面。但當前一些高校和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忽視教師的主導作用，沒有進行積極的引導和精心指導，采取了“放羊”的做法，如案例分析討論課上讓學生討論發言后教師沒有進行總結或點評，指出發言中的優點和缺點甚至是錯誤觀點，這樣會削弱討論課的實效，精彩的點評能對討論課起到畫龍點睛的效果，既能體現教師主導作用，也能激發學生的主體作用。在處理主體與主導的關系問題上容易出現的另一個問題就是教師“一包到底”的現象，即從主題確立、計劃制定、活動開展、實踐總結、成果匯報，都由教師主持進行，沒有體現學生是教學活動主體的角色定位，這種問題在實踐教學中尤為突出，這種教師大包大攬的作法會導致學生學習主體的能動性無法充分地發揮出來。一項關于當前思想政治理論課學生的主體性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生的主體地位沒有得到很好發揮，體現大學生的主體地位的做法還沒有得到大學生的普遍認可；大學生參與學習的自主性和能動性還不強，與大學生主體性發展需要相適應的主體能力還不完全具備。要改變這種現狀首先就應當激發學生“參與”意識。學生是學習的主人。要給全體學生足夠的思維和練習時間，學生才能真正有可能成為教學活動的主體。要運用多種形式激發學生參與，讓學生享受當學習的主人的樂趣，享受探求知識的樂趣。其次要引發學生積極“思考”。教學過程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學生的思考過程，只有引發學生思考的活動才能稱為教學。蘇霍姆林斯基說過：“一個人到學校來上學，不僅是為了取得一份知識的行囊，而主要的還是為了變得更聰明。真正的學校應該是一個積極思考的王國。”因此要啟發引導學生在參與教學過程中主動地探討索取知識，獲得成長。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在處理好主體與主導的關系上，一方面既要扮演好主導者的角色，精心安排教學內容與形式，與學生展開互動，積極合理引導學生參與到教學各個環節中來，另一方面又要尊重學生的主體地位，讓學生有一定的思維和活動空間，使他們充分發揮自己的能動性和創造性，對基本理論、基本原理進行深入學習與理解并能在實踐中具體地靈活地加以運用，使理論以及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道德觀，逐步地滲透到他們的頭腦中去。

綜上所述，處理好內容與形式的關系、“放”與“收”的關系以及教學中主體與主導的關系，有助于幫助大學生更好地掌握理論，提高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實效性，這就對教師的教學組織能力和課堂控制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高等學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意見》（2005）中規定：“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是理論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宣講者，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精神文明的傳播者，要不斷提高理論素養，提高科研能力和教學水平，做堅定的者，做教書育人的表率，做大學生健康成長的指導者和引路人。”作為一名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必須自覺地不斷學習與實踐，努力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質、理論水平和教學藝術修養等，在教學實踐中不斷探索與創新。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只有不斷地提高自身理論素養和教學能力，才能實現思想政治理論課所具有的特殊的政治教育功能，才能做好理論的傳播者，大學生的引路人和指導者。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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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統計分析采用的文獻源自《中國知網》（CNKI）的“中國學術期刊網出版總庫”，采用系統查閱年度總目錄與原始雜志相結合的方法，對自1980年—2010年和2011年—2012年兩個時期發表的有關化學史教育的文獻進行統計，從計量學角度，進行了評價，從中分析化學史教育的發展狀況。著重對知網中的中等教育類核心期刊表（教學類）確定的三大化學期刊《化學教育》、《化學教學》、《中學化學教學參考》中文獻內容等情況進行了分析評價，勾畫出關于化學史論文產出率的分布和影響力的概貌，試圖為化學史教育研究的課題規劃等方面提供某一角度的參考。

2.論文的統計分析

2.1發文量的統計分析。

研究論文的數量，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學科研究的水平和發展速度。根據《中國知網》（CNKI）中關于化學史論文來分析。

論文基本上來自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在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的文章，占大多數。論文的生產趨勢可分為2個階段：2001年以前呈平穩上升趨勢，中間雖有波動，但變化幅度不大；2001年以后，則增長速度較快，尤其是2008年—2012年間的論文數量；在不到4年的時間里發表的文章的數量與2007年前的24年中的總數相當。由此表明，我國化學史教育經過20多年的摸索，已進入快速發展階段，研究勢頭旺盛。

2.2論文內容的統計分析。

據統計分析可知，在知網中化學史的文章主要發表在中學化學教學參考、化學教育、化學教學、化學通報、大學化學、中國科技史雜志、科學技術與辯證法、各大學學報中，對于1980—2010年期間針對三大核心期刊中的論文，根據論文內容做了如下統計分析。將論文按內容分為3類：理論型論文、實踐型論文、其他。在此將與課堂教學想結合的文章稱為實踐型論文，反之稱為理論型。論文內容直接反映教育科學研究的趨勢。

表2 文獻內容統計分析

表2表明，關于化學史論文內容形式多樣。其中理論型論文占的比較多，實踐次之。理論型文章主要說明化學史教學的重要性，以及對學生所起的作用等。實踐型論文，著重介紹如何在課堂中運用化學史進行教學及在哪些章節應用化學史教學，等等。實踐型論文跟教學直接相連接，但從發文量并不多，其原因可能是化學史的教學要視具體情況而定，所以難以形成統一固定的形式。

2.3化學史在教學應用的統計分析。

化學史中有很多例子，對于什么例子能促進教學和學生的發展的問題，是一線教師，迫切需要的問題。本文就化學教學和化學教學參考等期刊中的文獻中化學史應用情況進行統計分析，得到以下的表3。

表3 化學史在教學應用的統計分析

從表中我們可以看到元素周期表和鹵素的發現史，被大多數教師運用于教學中。鹵素中氟氣的發現和元素周期表的發現史中生動的故事，可以讓學生們在學到知識的同時，還能學習科學家們堅持不懈的精神，從而提高學生的素質。不僅可以讓學生們對知識有深刻的影響，而且在情感態度與價值觀等方面得到發展，符合目前新課改背景下的教育目標。

3.化學史教育的途徑

隨著新課改的推進，學生的素質教育受到普遍的重視，化學史在多樣化的教學方法中得到靈活的運用。如《化學課程標準》中將許多化學史料編為“可供選擇的學習情景素材”，化學教科書中設有“閱讀”欄目，提供或介紹相關的化學史知識等。所以正確地將化學史運用于教學中，顯得至關重要。

3.1讓化學史教育在教學中實現“穿插美”。

化學史是化學科學的形成、產生和發展及其演變規律的反映。雖然現行的教材有時只是提到化學家的名字，并沒有做詳細的介紹，但教師可以深入挖掘其相關的歷史，并且在適當的時候進行穿插，引起學生極大的學習興趣，使學生不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化學史教學不僅可以追溯到知識的來源，還可以揭示其中的科學思想和方法，真正達到潤物細無聲的教育效果。

例如元素周期表的發現者——門捷列夫，他不分晝夜、堅持不懈地研究著各種元素，探求它們的化學特性，并且將每一種元素都記錄在一張小紙片上。經歷過無數次的失敗后，他終于在大量元素復雜的特性里，成功捕捉到它們的共同性。其實任何事物的發展都不是一帆風順的，而是在曲折中在矛盾中前進的，只有堅持不懈，才能取得成功。這激勵著學生樹立正確的學習觀，形成正確地看待科學探究的方法和思維。

3.2讓學生動手實驗，體驗科學“探究美”。

化學是一門以實驗為基礎的自然科學，在教學中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成為教學中的重要任務之一，同時對學生進行素質教育也有很大的幫助。波義耳說過：實驗和觀察是形成科學思維的基礎，化學必須依靠實驗來確定自己的定律。化學史記錄著每一位科學家實驗的過程，可以說是一部實驗史。在教學中我們聯系化學史進行教學，讓學生們了解到科學家們探究實驗的過程，身臨其境地體驗到科學家的探究過程，同時學會用變化和發展的眼光看問題，增強他們對知識的理解，樂于去發現真理，如此學生不僅掌握了知識，而且掌握了知識的形成過程。

總之，在化學教學中，采用多樣化、采取多手段將化學史與化學教育有機結合，讓學生汲取知識的同時，領會滲透在探索知識過程中的科學思想。既給學生以知識，又給學生以智慧，無論對目前的新課改還是素質教育都顯得至關重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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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目前，國內設有“冶金史”碩士點的高校有兩所：北京科技大學與鄭州大學；設有博士點的只有北京科技大學(以2007年全國碩士、博士研究生招生目錄為準)。當然，從事冶金史研究的其他單位或個人還有許多，如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上海博物館等以及著名的冶金史專家華覺明先生等等。北京科技大學的冶金史研究起步較早，它是目前國內從事冶金史研究的最早機構與權威機構之一，現在北京科技大學冶金與材料史研究所的前身為原北京鋼鐵學院的冶金史組，它成立于1974年，1982年更名為冶金史研究室，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學教授柯俊先生擔任顧問。該研究中心成立以來，在冶金史研究領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為中國的冶金史研究博得了世界性的聲譽。

綜國內目前的冶金史研究，在其研究方法上，主要是采取“實地考察、抽取樣品～實驗分析一文獻印證一得出結論”的研究程序，即科技史研究領域所謂的實證性研究方法；從其研究所涉及的內容來說，按科技史研究界的通俗分類，處于內史的研究階段。

實踐證明，在科技史研究的歷程中，內史的研究首先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領域與首要關注點，這是符合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的。因為人們認識事物，首先總是從認識其本身而開始的。瀏覽一下目前國內唯一的國家級的科技史期刊《自然科學史研究》，我們就會發現：從其創刊伊始直至1999年，該刊所公開刊登的科技史學術論文絕大多數都是屬于內史的研究范疇，即駐足于史料的收集考辨或論證的階段，特別是在其20世紀80年代所刊登的科技史論文，幾乎概莫能外，而對于與科技史密切相關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外在的因素則很少涉及。這是我國國內科技史研究初創時期的研究大氣候、大環境、大氛圍，所以這也必然影響到冶金史研究的小氣候、小環境、小氛圍，或者我們也可以這么說：正是由于眾多的猶如冶金史研究一樣的其他科技史研究的小氣候、小環境、小氛圍，而最終形成了當時國內科技史研究的現狀。其實，目前國內科技史的研究的大氣候、大環境、大氛圍仍然還裹足于內史研究的階段，還處于蹣跚前進之狀態。然而，放眼國外的科技史研究同行，他們早已走出內史研究的圈子，而關注于和科技本身密切相關的一切外在因素——經濟、政治、文化、思想、哲學等等。例如蘇聯物理學家赫森1931年發表的《牛頓(原理)的社會經濟根源》和默頓于1938年發表的《17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與社會》，其實就標志著科技史研究之外史研究的轉向。前者后來發展為以貝爾納為代表的科學學，后者發展為以默頓為代表的在西方有著重大影響的科學社會學。這兩者都把科技的發展作一種外在的、社會學的理解，從而開創了科技史研究的新領域，而且此領域的研究也取得了眾多的偉大的研究成果。例如貝爾納的《科學的社會功能》、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等等，成為科技史研究領域的經典研究之作，并形成了所謂的貝爾納學派；而以默頓為代表的科學社會學，或稱之為默頓學派，除默頓本人的成名作及其《科學界的規范結構》和《科學發現的優先權》之外，其他代表性研究人物及其著作還有本·戴維德的《科學家在社會中的角色》、戴安娜·克蘭的《無形學院——知識在科學共同體的擴散》以及科爾兄弟的科學界社會分層研究等；同時，從其中還發展出了所謂的“后默頓”傳統，即以愛丁堡學派為代表的興起于20世紀70年代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研究。它的出現，不僅在科學社會學領域取得了話語霸權，而且在科學社會學界、科學哲學界、科學史界乃至更廣泛的范圍內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所以，外史研究的轉向，能給科技史研究提供更廣泛的研究視野與研究領域。其實，國外除了從社會學的視角研究科學技術之外，從哲學的視野來研究科學技術也是碩果累累的。從邏輯主義歷史主義新歷史主義后現代思潮；從石里克、卡爾納普波普庫恩、費耶阿本德、拉卡托斯勞丹、夏佩爾這一連串如雷貫耳、耳熟能詳的“主義”與名字中，我們確實感到了我國科技史研究的滯后。于是乎，我國著名的科學史家劉鈍先生提出了新世紀科學技術史研究的“再建制化”問題，按筆者的理解：“再建制化”問題除了是科技史研究機制的繼續提高與完善之外，更應該是科技史研究方法的再建制。

事實證明，作為一門連接文理學科的跨學科研究——科技史研究，在經歷了目前縈繞于科技史研究界的那種“目前中國科技史似乎沒有什么可以再搞”的夢魘之后，我們的研究視野、研究領域必須跨出內史的門檻，走向與科技史密切關聯的社會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思想史等等一切相關的領域，從而探討它們之間的直接或間接關系，尋找自己更大的生存空間與發展領域，并借鑒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如人類學、民俗學的研究方法，拓展自己的研究視野，開創新的研究思路，走向與外史研究相結合之路、走向外史的研究之路，這也許是目前國內科技史研究也包括冶金史研究在內的研究方法“再建制化”的發展方向。

目前國內冶金史研究的學術論文，還大都遵循“礦冶遺址考察、抽取樣品一實驗分析一文獻印證一得出結論”之研究范式[從嚴格意義上來說，這只是冶金考古(archaeometallurgy)的研究范疇，而非嚴格意義上的冶金史(historyofmetallurgy)研究]，不能否認，這種實證性的研究方法曾為國內冶金史研究的進步起了重大的推進作用，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而且受到了國際冶金史研究同行學人的高度贊譽。然而，作為對人類文明三大標志之一的冶金技術的研究卻拋開與之密切相關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外因因素而進行純冶金內史的研究，視野確系過于狹窄。因為科技史本身發展的歷程表明：任何一項科技的發展并不是孤立的，它與社會的經濟發展、政治變革、文化思想等密切關聯。因此，今后開展冶金史與社會經濟、政治、文化之間的關系的研究以及其他一些目前還沒有涉及或很少涉及的研究，或許是其在新世紀取得更大研究成果的研究新領域。

筆者認為，今后國內的冶金史研究除繼續從事所謂的內史研究之外(這種內史性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因為隨著國內科技考古遺址的逐年發掘、新的礦冶遺址或者新的冶金文物的出土，都需對它進行內史性的研究與考證)，還可以而且是必須從以下一些方面進行研究：

1．中國古代冶金史與中國古代文明的關系冶金技術的發明作為人類文明出現的三大標志之一(其他兩項標志分別是文字的發明與城市的出現)，它在促進中國古代文明歷史的進程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這樣說：中華民族的文明史其實也是一部冶金技術不斷迭進的歷史。從早期的銅、鐵、錫、鉛等的冶煉而造就的中國古代輝煌燦爛的青銅器文明到今天現代化的鋼鐵冶煉而形成的鋼鐵文明等，一直滲透著中華民族的智慧與聰明才智。在此期間，中華民族冶金技術的許多次世界領先，充分體現了中華民族在這一領域的獨步天下的豪氣。因此，通過冶金史的研究，有利于使人們更好地理解中國古代文明史的形成、發展與興盛的歷史進程。

2．冶金史與各個朝代的社會生產力之關系

人類從最初的刀耕火種發展到青銅農具特別是鐵制農具，大大地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因為這不僅使國家富強、人民生活富足，而且也大大地提高了人類認識自然、改造自然的本領。與此同時，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反過來又促進了冶金技術的發展，所以冶金技術與社會生產力之間的關系是密不可分的，兩者互相促進、互相發展。因此，如果割裂這種聯系而只是單純地研究各個朝代的冶金技術的發展情況，確實有一種歷史的單薄感。

3．冶金技術思想(史)研究

中國是一個擁有濃厚哲學思維與歷史文化積淀的國度，一部中國文明史，其實也是一部中國思想史。作為時代中人，不論之于達官貴人抑或是從事被稱為“雕蟲小技”的如從事冶金技術操作的卒與徒，都不能不受到社會思潮或思想的浸，而這種影響的結果，便是體現于他們勞動產品或技術產品中的各種各樣的技藝或工藝。例如常見于商代中晚期及西周早中期青銅器上的饕餮與夔龍紋飾，這一方面給人以威嚴恐怖之感，另一方面又仿佛是溝通人神的化身，含有巨大的原始宗教力量，體現出超越現世間的權威神力的觀念，但春秋中期以后，青銅器的紋飾從那些威震一時的饕餮、夔龍等種種神靈，已經變成了搏斗、武士刺虎、婦女采桑、弋射飛雁等形象，充分反映了人與自然界的題材開始大量涌現，這其實表明了人的價值開始被認識，社會生活的內涵成為青銅器紋飾的一個重要母題。這種變化，其實體現了中國古代從以神為中心到以人為中心的價值思想觀念的變化。此外，中國古代的“五行說”、“陰陽說”、道教、宋明理學等等傳統思潮都曾對中國的冶金技術有著深厚的影響。例如灌鋼技術的發明，就與中國古代“和”的哲學思想有著密切的關系。《天工開物·五金·鐵》記載：“凡鐵分生、熟，出爐未炒則生，既炒則熟。生熟相和，煉成則鋼。”在這里，作者用“生熟相和，煉成則鋼”這一簡潔有力的語言，不僅是對這種灌鋼工藝所作的生動描述，同時也是用“和”的哲學思想對冶煉技術所作的精辟總結。推究其原因，就在于人們通曉了生鐵與熟鐵的各自屬性，同時又受到“和”這種哲學思想的影響，因此通過多年的親身實踐后，發明了“灌鋼”這一工藝技術，這對中國古代冶金技術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4．冶金史與社會政治之關系

綜觀中國古代冶金史的發展歷程，冶金史也像其他事物的發展一樣，有也有其低迷的時期。這其中與歷朝歷代的政治制度及其所推行的政治意識形態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宋代的礦冶業之所以如此發達，這就得益于宋朝政府對礦冶業的重視的國家政策，例如宋政府對礦冶業的鼓勵開發的告發政策、礦產品的售賣政策以及對礦冶業的管理政策等，都為宋代礦冶業的興隆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但在清末，由于清政府政治上的腐敗、礦冶管理政策的失誤以及當時國外近現代冶金技術的引進等原因，導致了中國冶金技術在清末的逐漸衰弱與萎縮。轉5．中外冶金技術交流史研究

正如任何事物的發展與其同類其他事物的發展存在著密切的交流與聯系一樣，中國的冶金技術也必然與國外的冶金技術存在著一定程度的交流。不論是駝鈴聲聲的塞上古道之絲綢之路，還是碧波蕩漾的海上絲綢之路，都曾帶去了中國古代的冶金技術，同時也捎回了國外先進的冶金技術。科技交流史研究表明：中國古代同阿拉伯國家、日本、朝鮮、越南等周邊國家確實存在著冶金技術的交流。例如梅建軍教授認為：由砷銅的存在及銅器的特征，可以初步肯定，甘青地區在齊家和四壩文化階段同新疆及歐亞草原地帶存在文化上的聯系及相互影響。所以進行這方面的研究可以豐富我們的視野，同時也可以澄清中國古代冶金技術的起源問題。

6．多學科多視野的綜合研究之路

因為科技史本身就是一個邊緣性、交叉性的學科，這也就決定了對它的研究必須采取多學科多視野的綜合研究，而“冶金史的研究涉及到采礦、冶金、材料、歷史、考古等多學科的知識和物理及化學組成分析研究手段與方法，因此這不僅要求冶金史研究者本身要不斷學習，擴大知識面，改進知識結構，同時多學科的結合，更是開展冶金史研究的重要途徑”。在現階段，冶金史研究與考古或者說是科技考古結合得較為緊密，依靠這種結合，冶金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較為重要的研究成果。例如對古代銅鏡表面“黑漆古”生成原因和機理的研究成果便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其實，從更廣泛的學科綜合來看，冶金史研究還可以與其他學科進行結合，即除了傳統的“礦冶遺址實地考察一實驗分析一文獻考證一結論”的研究思路之外，我們還必須吸收或借鑒其他學科的優勢方法，例如人類學、文化學、民俗學等方法，融冶金史的文化價值及社會價值之綜合取向，從而拓展我們的研究領域與研究空間。例如從民俗學的角度研究冶金史就是一個非常新穎且充滿生機的研究領域。在此方面，對西南民族地區的銅鼓研究就是一個充滿生機的研究領域，但目前對銅鼓的研究，也還處于銅鼓制造技術、銅鼓金屬成分分析等方面，從民俗學的視野進行研究尚待來日。

7．對國外冶金技術進行研究

由于語言的限制、文獻的不足以及金屬器物的缺乏等原因，目前國內冶金史的研究幾乎沒有涉及對國外冶金技術的相關研究，然而在國外，卻有相當一批冶金史研究者對中國古代冶金技術進行研究，這除了與中國古代的金屬器物流失海外而給國外的研究者提供了實物考證之便之外，還同他們有著充足的研究經費密切相關。所以，目前國內冶金史研究的這種現狀，也就決定了國內的冶金史研究者很難與國際同行進行高水平、全方位的對話與交流，這種狀況其實也是國內目前整個科技史研究的窘境。

8．對近現代的冶金技術進行研究

“厚古薄今”是中國科技史研究的一貫傳統，也是其研究特點，所以中國科技史研究的“國家隊”——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近幾年來力倡對中國近現代科技史進行研究。例如從2000年底開展了“中國近現代科技發展綜合研究”，其研究成果已以《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史叢書》的面目出現，但其中缺失中國近現代冶金史研究這一環節，因此作為冶金史研究者，應該義不容辭地承擔這一歷史性任務，從而補上這一缺失的環節。

篇（9）

實踐證明，在科技史研究的歷程中，內史的研究首先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領域與首要關注點，這是符合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的。因為人們認識事物，首先總是從認識其本身而開始的。瀏覽一下目前國內唯一的國家級的科技史期刊《自然科學史研究》，我們就會發現：從其創刊伊始直至1999年，該刊所公開刊登的科技史學術論文絕大多數都是屬于內史的研究范疇，即駐足于史料的收集考辨或論證的階段，特別是在其20世紀80年代所刊登的科技史論文，幾乎概莫能外，而對于與科技史密切相關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外在的因素則很少涉及。這是我國國內科技史研究初創時期的研究大氣候、大環境、大氛圍，所以這也必然影響到冶金史研究的小氣候、小環境、小氛圍，或者我們也可以這么說：正是由于眾多的猶如冶金史研究一樣的其他科技史研究的小氣候、小環境、小氛圍，而最終形成了當時國內科技史研究的現狀。其實，目前國內科技史的研究的大氣候、大環境、大氛圍仍然還裹足于內史研究的階段，還處于蹣跚前進之狀態。然而，放眼國外的科技史研究同行，他們早已走出內史研究的圈子，而關注于和科技本身密切相關的一切外在因素——經濟、政治、文化、思想、哲學等等。例如蘇聯物理學家赫森1931年發表的《牛頓(原理)的社會經濟根源》和默頓于1938年發表的《17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與社會》，其實就標志著科技史研究之外史研究的轉向。前者后來發展為以貝爾納為代表的科學學，后者發展為以默頓為代表的在西方有著重大影響的科學社會學。這兩者都把科技的發展作一種外在的、社會學的理解，從而開創了科技史研究的新領域，而且此領域的研究也取得了眾多的偉大的研究成果。例如貝爾納的《科學的社會功能》、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等等，成為科技史研究領域的經典研究之作，并形成了所謂的貝爾納學派；而以默頓為代表的科學社會學，或稱之為默頓學派，除默頓本人的成名作及其《科學界的規范結構》和《科學發現的優先權》之外，其他代表性研究人物及其著作還有本·戴維德的《科學家在社會中的角色》、戴安娜·克蘭的《無形學院——知識在科學共同體的擴散》以及科爾兄弟的科學界社會分層研究等；同時，從其中還發展出了所謂的“后默頓”傳統，即以愛丁堡學派為代表的興起于20世紀70年代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研究。它的出現，不僅在科學社會學領域取得了話語霸權，而且在科學社會學界、科學哲學界、科學史界乃至更廣泛的范圍內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所以，外史研究的轉向，能給科技史研究提供更廣泛的研究視野與研究領域。其實，國外除了從社會學的視角研究科學技術之外，從哲學的視野來研究科學技術也是碩果累累的。從邏輯主義歷史主義新歷史主義后現代思潮；從石里克、卡爾納普波普庫恩、費耶阿本德、拉卡托斯勞丹、夏佩爾這一連串如雷貫耳、耳熟能詳的“主義”與名字中，我們確實感到了我國科技史研究的滯后。于是乎，我國著名的科學史家劉鈍先生提出了新世紀科學技術史研究的“再建制化”問題，按筆者的理解：“再建制化”問題除了是科技史研究機制的繼續提高與完善之外，更應該是科技史研究方法的再建制。

事實證明，作為一門連接文理學科的跨學科研究——科技史研究，在經歷了目前縈繞于科技史研究界的那種“目前中國科技史似乎沒有什么可以再搞”的夢魘之后，我們的研究視野、研究領域必須跨出內史的門檻，走向與科技史密切關聯的社會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思想史等等一切相關的領域，從而探討它們之間的直接或間接關系，尋找自己更大的生存空間與發展領域，并借鑒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如人類學、民俗學的研究方法，拓展自己的研究視野，開創新的研究思路，走向與外史研究相結合之路、走向外史的研究之路，這也許是目前國內科技史研究也包括冶金史研究在內的研究方法“再建制化”的發展方向。

目前國內冶金史研究的學術論文，還大都遵循“礦冶遺址考察、抽取樣品一實驗分析一文獻印證一得出結論”之研究范式[從嚴格意義上來說，這只是冶金考古(archaeometallurgy)的研究范疇，而非嚴格意義上的冶金史(historyofmetallurgy)研究]，不能否認，這種實證性的研究方法曾為國內冶金史研究的進步起了重大的推進作用，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而且受到了國際冶金史研究同行學人的高度贊譽。然而，作為對人類文明三大標志之一的冶金技術的研究卻拋開與之密切相關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外因因素而進行純冶金內史的研究，視野確系過于狹窄。因為科技史本身發展的歷程表明：任何一項科技的發展并不是孤立的，它與社會的經濟發展、政治變革、文化思想等密切關聯。因此，今后開展冶金史與社會經濟、政治、文化之間的關系的研究以及其他一些目前還沒有涉及或很少涉及的研究，或許是其在新世紀取得更大研究成果的研究新領域。

筆者認為，今后國內的冶金史研究除繼續從事所謂的內史研究之外(這種內史性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因為隨著國內科技考古遺址的逐年發掘、新的礦冶遺址或者新的冶金文物的出土，都需對它進行內史性的研究與考證)，還可以而且是必須從以下一些方面進行研究：

1．中國古代冶金史與中國古代文明的關系冶金技術的發明作為人類文明出現的三大標志之一(其他兩項標志分別是文字的發明與城市的出現)，它在促進中國古代文明歷史的進程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這樣說：中華民族的文明史其實也是一部冶金技術不斷迭進的歷史。從早期的銅、鐵、錫、鉛等的冶煉而造就的中國古代輝煌燦爛的青銅器文明到今天現代化的鋼鐵冶煉而形成的鋼鐵文明等，一直滲透著中華民族的智慧與聰明才智。在此期間，中華民族冶金技術的許多次世界領先，充分體現了中華民族在這一領域的獨步天下的豪氣。因此，通過冶金史的研究，有利于使人們更好地理解中國古代文明史的形成、發展與興盛的歷史進程。

2．冶金史與各個朝代的社會生產力之關系

人類從最初的刀耕火種發展到青銅農具特別是鐵制農具，大大地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因為這不僅使國家富強、人民生活富足，而且也大大地提高了人類認識自然、改造自然的本領。與此同時，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反過來又促進了冶金技術的發展，所以冶金技術與社會生產力之間的關系是密不可分的，兩者互相促進、互相發展。因此，如果割裂這種聯系而只是單純地研究各個朝代的冶金技術的發展情況，確實有一種歷史的單薄感。

3．冶金技術思想(史)研究

中國是一個擁有濃厚哲學思維與歷史文化積淀的國度，一部中國文明史，其實也是一部中國思想史。作為時代中人，不論之于達官貴人抑或是從事被稱為“雕蟲小技”的如從事冶金技術操作的卒與徒，都不能不受到社會思潮或思想的浸，而這種影響的結果，便是體現于他們勞動產品或技術產品中的各種各樣的技藝或工藝。例如常見于商代中晚期及西周早中期青銅器上的饕餮與夔龍紋飾，這一方面給人以威嚴恐怖之感，另一方面又仿佛是溝通人神的化身，含有巨大的原始宗教力量，體現出超越現世間的權威神力的觀念，但春秋中期以后，青銅器的紋飾從那些威震一時的饕餮、夔龍等種種神靈，已經變成了搏斗、武士刺虎、婦女采桑、弋射飛雁等形象，充分反映了人與自然界的題材開始大量涌現，這其實表明了人的價值開始被認識，社會生活的內涵成為青銅器紋飾的一個重要母題。這種變化，其實體現了中國古代從以神為中心到以人為中心的價值思想觀念的變化。此外，中國古代的“五行說”、“陰陽說”、道教、宋明理學等等傳統思潮都曾對中國的冶金技術有著深厚的影響。例如灌鋼技術的發明，就與中國古代“和”的哲學思想有著密切的關系。《天工開物·五金·鐵》記載：“凡鐵分生、熟，出爐未炒則生，既炒則熟。生熟相和，煉成則鋼。”在這里，作者用“生熟相和，煉成則鋼”這一簡潔有力的語言，不僅是對這種灌鋼工藝所作的生動描述，同時也是用“和”的哲學思想對冶煉技術所作的精辟總結。推究其原因，就在于人們通曉了生鐵與熟鐵的各自屬性，同時又受到“和”這種哲學思想的影響，因此通過多年的親身實踐后，發明了“灌鋼”這一工藝技術，這對中國古代冶金技術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4．冶金史與社會政治之關系

綜觀中國古代冶金史的發展歷程，冶金史也像其他事物的發展一樣，有也有其低迷的時期。這其中與歷朝歷代的政治制度及其所推行的政治意識形態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宋代的礦冶業之所以如此發達，這就得益于宋朝政府對礦冶業的重視的國家政策，例如宋政府對礦冶業的鼓勵開發的告發政策、礦產品的售賣政策以及對礦冶業的管理政策等，都為宋代礦冶業的興隆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但在清末，由于清政府政治上的腐敗、礦冶管理政策的失誤以及當時國外近現代冶金技術的引進等原因，導致了中國冶金技術在清末的逐漸衰弱與萎縮。

5．中外冶金技術交流史研究

正如任何事物的發展與其同類其他事物的發展存在著密切的交流與聯系一樣，中國的冶金技術也必然與國外的冶金技術存在著一定程度的交流。不論是駝鈴聲聲的塞上古道之絲綢之路，還是碧波蕩漾的海上絲綢之路，都曾帶去了中國古代的冶金技術，同時也捎回了國外先進的冶金技術。科技交流史研究表明：中國古代同阿拉伯國家、日本、朝鮮、越南等周邊國家確實存在著冶金技術的交流。例如梅建軍教授認為：由砷銅的存在及銅器的特征，可以初步肯定，甘青地區在齊家和四壩文化階段同新疆及歐亞草原地帶存在文化上的聯系及相互影響。所以進行這方面的研究可以豐富我們的視野，同時也可以澄清中國古代冶金技術的起源問題。

6．多學科多視野的綜合研究之路

因為科技史本身就是一個邊緣性、交叉性的學科，這也就決定了對它的研究必須采取多學科多視野的綜合研究，而“冶金史的研究涉及到采礦、冶金、材料、歷史、考古等多學科的知識和物理及化學組成分析研究手段與方法，因此這不僅要求冶金史研究者本身要不斷學習，擴大知識面，改進知識結構，同時多學科的結合，更是開展冶金史研究的重要途徑”。在現階段，冶金史研究與考古或者說是科技考古結合得較為緊密，依靠這種結合，冶金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較為重要的研究成果。例如對古代銅鏡表面“黑漆古”生成原因和機理的研究成果便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其實，從更廣泛的學科綜合來看，冶金史研究還可以與其他學科進行結合，即除了傳統的“礦冶遺址實地考察一實驗分析一文獻考證一結論”的研究思路之外，我們還必須吸收或借鑒其他學科的優勢方法，例如人類學、文化學、民俗學等方法，融冶金史的文化價值及社會價值之綜合取向，從而拓展我們的研究領域與研究空間。例如從民俗學的角度研究冶金史就是一個非常新穎且充滿生機的研究領域。在此方面，對西南民族地區的銅鼓研究就是一個充滿生機的研究領域，但目前對銅鼓的研究，也還處于銅鼓制造技術、銅鼓金屬成分分析等方面，從民俗學的視野進行研究尚待來日。

7．對國外冶金技術進行研究

由于語言的限制、文獻的不足以及金屬器物的缺乏等原因，目前國內冶金史的研究幾乎沒有涉及對國外冶金技術的相關研究，然而在國外，卻有相當一批冶金史研究者對中國古代冶金技術進行研究，這除了與中國古代的金屬器物流失海外而給國外的研究者提供了實物考證之便之外，還同他們有著充足的研究經費密切相關。所以，目前國內冶金史研究的這種現狀，也就決定了國內的冶金史研究者很難與國際同行進行高水平、全方位的對話與交流，這種狀況其實也是國內目前整個科技史研究的窘境。

8．對近現代的冶金技術進行研究

“厚古薄今”是中國科技史研究的一貫傳統，也是其研究特點，所以中國科技史研究的“國家隊”——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近幾年來力倡對中國近現代科技史進行研究。例如從2000年底開展了“中國近現代科技發展綜合研究”，其研究成果已以《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史叢書》的面目出現，但其中缺失中國近現代冶金史研究這一環節，因此作為冶金史研究者，應該義不容辭地承擔這一歷史性任務，從而補上這一缺失的環節。

9．對冶金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進行研究，即冶金史基礎理論的研究或冶金史元研究。從而建立起冶金史研究的理論框架

任何一門學科的學科理論發展，都是從零散的、不系統的理論體系而隨著研究實踐的逐步豐富與提高而發展出系統的、較為完善的理論體系。作為一門在國內較早從事專題史研究的冶金史研究，經過幾十年的發展與歷史的積淀，理應對其理論體系進行系統的研究與總結——主要是對其研究方法、研究手段；學科的術語、概念；學科理論的提升等進行研究，從而形成一門體系完善、結構嚴謹的科學技術史的二級學科。

篇（10）

關于中國古代是否有科學的問題,學術界至今仍有不同意見。不少學者根據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獻,用歷史事實證明中國古代有科學,甚至認為,中國古代曾有過居于世界領先地位的科學技術。正如英國著名的中國科技史家李約瑟所言,古代的中國人在科學技術的許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創造出著名的‘希臘奇跡’的傳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擁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財富的阿拉伯人并駕齊驅,并在公元三世紀到十三世紀之間保持一個西方所望塵莫及的科學知識水平”,中國的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曾經“遠遠超過同時代的歐洲,特別是在十五世紀之前更是如此”[]。然而,也有一些學者則根據中國古代沒有近代意義的“科學”,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產生,以證明中國古代沒有科學。筆者持中國古代有科學的觀點,并認為,中國古代的科技具有明顯的儒學化特征,不同于近代意義的“科學”。這一看法對于理解中國古代科技曾有過輝煌但又沒有能夠實現向近代科學的轉型,或許會有一定的幫助。

一.儒學化的中國古代科學家

從科技與社會相互關系的角度看,科學技術總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孕育并得以發展的,因而必然會受到一定的文化的影響。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對于中國古代科技的發展不可能不具有重要的影響。這種影響首先表現為儒家文化對于古代科學家的影響,表現為大多數科學家都不同程度地與儒學有著密切的關系。

關于中國古代科學家,目前,國內有兩部較為重要的傳記著作,其一,由杜石然先生主編的《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共選入中國古代科學家235位,另有明清時期介紹西方科技的外國人14位,該書收錄的古代科學家較全;其二,由盧嘉錫先生任總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有金秋鵬先生任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人物卷》,[]該書精選了春秋戰國時期至清末的著名科學家77位(除漢代數學家張蒼和清初地理學家劉獻庭之外,大都包括在《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之中),該書收錄的古代科學家較精。以下就以杜石然先生所主編的《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為依據,參照金秋鵬先生所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人物卷》,分析古代科學家與儒學之間的關系。

根據筆者分析,在《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中所收錄的科學家,大都與儒學有著程度不同的關系。依據這些科學家與儒學的關系的密切程度,可分為以下兩個層次:

其一,在儒學發展史上具有較重要地位或撰有儒學研究著作的科學家。這類科學家有:漢代的張衡、崔寔,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陸璣、虞喜、何承天、祖沖之,隋朝的劉焯,宋代的沈括、黃裳,明代的羅洪先、宋應星、張履祥,清代的朱彝尊、戴震、阮元、汪萊、李銳,等等。其中漢代的天文學家張衡著《周官訓詁》;東晉時期的天文學家虞喜“釋《毛詩略》,注《孝經》”[];南北朝時期的天文學家何承天對《禮論》進行整理,“刪減合并,以類相從,凡為三百卷”[],數學家、天文學家祖沖之“著《易》、《老》、《莊》義,釋《論語》、《孝經》”[];隋朝時期的天文學家劉焯著《五經述義》;宋代的科學家沈括撰《孟子解》,天文學家、地理學家黃裳撰《王府春秋講義》;明清之際的科學家宋應星撰《談天》、《論氣》;清代的數學家汪萊撰有《十三經注疏正誤》、《說文聲類》等經學著作,數學家李銳協助阮元校勘《周易》、《谷梁》和《孟子》,并撰有《周易虞氏略例》、《召誥日名考》等等。

其二,明顯受儒學影響、具有儒家理念或運用儒家經典中的知識進行科學研究的科學家。這類科學家較多,比如(按年代順序),班固、劉洪、張仲景、皇甫謐、裴秀、劉徽、酈道元、賈思勰、王孝通、賈耽、杜佑、李吉甫、陸龜蒙、韓鄂、蘇頌、唐慎微、劉完素、鄭樵、張從正、李杲、宋慈、李冶、秦九韶、楊輝、郭守敬、朱世杰、王禎、朱震亨、魯明善、戴思恭、馬一龍、李時珍、徐春甫、程大位、朱載堉、陳實功、徐光啟、張景岳、邢云路、方以智、王錫闡、梅文鼎、楊屾、徐大椿、陳修園,等等。

這些科學家與儒學都有著密切的關系。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羅列的這些科學家幾乎囊括了古代科技體系中數學、天文學、地理學、醫學和農學五大學科的最著名的科學家,是科學史上各個時期最具代表的科學家。而且在事實上,除了以上科學家之外,還會有其他許多科學家與儒學有著直接的關系,比如,大多數官吏科學家必然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一些道教、佛教科學家,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在他們的科學研究中,也會與儒家思想有著這樣或那樣的關系。

古代科學家與儒學的這種關系,與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有關。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國人自小都學習過儒家經典。儒家經典是古代文化的載體,學習文化知識,不能不學習儒家經典;同時,儒家經典是培養理想人格的教科書,要成為有道德的人,也不能不學習儒家經典。而且,儒家經典是古代科舉考試的重要內容,要進入仕途,也必須學習儒家經典。古代的絕大多數科學家當然也不例外。而且在社會交往中,古代科學家大都免不了與儒士交往。從家庭成員到老師,以至朋友同事,總會有儒家學者,或者有儒家背景的文人學士。宋朝時期的法醫學家宋慈,先是師從朱熹弟子吳雉,又經常向朱熹弟子楊方、黃干、李方子、蔡淵、蔡沈等學習。入太學時,他的文章得到著名理學家真德秀的賞識,并拜師受學。清代科學家梅文鼎,他的父親就是飽讀儒家經典的書生;后來,他又與著名經學家朱彝尊、閻若璩、萬斯同以及清初儒家李光地、著名儒家黃宗羲之子黃百家等等有過密切的交往;他的許多思想,包括一些科學思想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與他所交往過的儒家學者有關。又比如,清代的數學家李銳,曾師從于著名經學家錢大昕,在數學研究上與經學家焦循多有交往,與焦循、汪萊一起被稱為“談天三友”[]。

中國古代科學家在成長的過程中、在社會交往以及學術交往中,大都處于儒家文化的氛圍之中,儒家文化是他們心靈、思想、學識、情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而使得中國古代科學家帶有明顯的儒學化特征。他們大都具有儒家的價值觀念和道德品質,具備深厚的儒家文化知識,對儒家經典有著濃厚的學術情趣,以至于在他們的科學研究中,或是包含著對儒學的研究,或是運用了儒家經典的知識,或是蘊涵著儒家的情懷。

二.儒學化的古代科學研究

在儒家文化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下,不僅科學家的價值觀念、人格素質、知識學問要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而且在科學研究中,科學家的科研動機、基礎知識乃至科研方法,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學的影響。

(1)儒家的價值觀影響科學研究的動機

古代科學家研究科技的動機大致有三:其一,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其二,出于“仁”、“孝”之德;其三,出于經學的目的。

古代科學家研究科學的動機首先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北魏時期的農學家賈思勰在其所著的《齊民要術》中對此有很好的論述。該書的“序”在闡述作者研究農學的目的時說:“蓋神農為耒耜,以利天下。堯命四子,敬授民時。舜命后稷,食為政首。禹制土地,萬國作乂。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他還舉了許多例子:“耿壽昌之常平倉,桑弘羊之均輸法,益國利民,不朽之術也”;“任延、王景,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辟,歲歲開廣,百姓充給”;“皇甫隆乃教作耬、犁,所省庸力過半,得谷加五”;“《書》曰:稼穡之艱難。《孝經》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這些論述無非是要說明他撰著《齊民要術》的目的在于“益國利民”,為的是國計民生。元朝時期農學家的王禎在所著《農書》的“自序”中說:“農,天下之大本也。一夫不耕,或授之饑;一女不織,或授之寒。古先圣哲,敬民事也,首重農,其教民耕織、種植、畜養,至纖至悉。”他撰著《農書》的目的也在于國計民生。中國古代科技之所以在數學、天文學、地理學、醫學和農學這些學科較為發達,概由于當時這些學科與國計民生密切相關。數學以解決實際問題為基本框架和內容,其中所涉及的問題大都與國計民生有關;天文學講“敬授民時”,地理學講治國安邦,醫學講治病救人,也都與國計民生相關聯。

古代科學家研究科學的另一個動機是出于“仁”、“孝”之德。東漢時期醫學家張仲景研究醫學,旨在“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在于“愛人知物”、“愛躬知己”[]。魏晉時期醫學家皇甫謐在所著《針灸甲乙經》的“序”中說:“若不精通于醫道,雖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無以濟之,此固圣賢所以精思極論盡其理也。”可見,他研究醫學的動機在于落實“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唐朝時期的醫學家孫思邈也在所著《備急千金要方》“本序”中指出:“君親有疾不能療之者,非忠孝也。”金代醫學家張從正更是明確把自己的醫學著作定名為《儒門事親》,以表明他研究醫學的動機在于“事親”。事實上,科學研究的動機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與出于“仁”、“孝”之德,這二者是一致的,關注國計民生是“仁”、“孝”之德的進一步推廣;所以,那些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的科學研究,同樣也是出于“仁”、“孝”之德。

除此之外,古代科學家研究科學還有一個動機,這就是經學的動機。古代數學家大都把自己的數學研究與《周易》、《周禮》的“九數”以及儒家的“六藝”聯系在一起。魏晉時期數學家劉徽在所撰《九章算術注》“序”中說:“昔在包犧氏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九九之數,以合六爻之變”,“周公制禮而有九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孫子算經》認為數學是“六藝之綱紀”,能夠“窮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唐朝時期的數學家王孝通在《上緝古算經表》中說:“臣聞九疇載敘,紀法著于彝倫;六藝成功,數術參于造化”;這一切都是為了說明他們研究數學是對儒家經學的繼承和發揮。宋朝時期的數學家秦九韶在《數書九章》的“序”中認為,數學“大則可以通神明、順性命,小則可以經世務、類萬物”,元朝時期的數學家朱世杰在《四元玉鑒》“卷首”中認為,數學“以明理為務,必達乘除升降進退之理,乃盡性窮神之學”,這里講“通神明、順性命”以及“明理”,無非是要說明數學與理學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他們的數學研究的動機也正在于此。事實上,宋代以后的科學家較多地把科學研究與求“自然之理”聯系在一起,所謂“數理”、“歷理”、“物理”、“醫理”之類;在他們看來,當時所謂的“自然之理”是包含在儒家“大道”中的“小道”,正如朱熹所言,“小道亦是道理”[],所以,研究科學也是為了闡發儒家的道理。

從根本上說,古代科學家研究科學的以上三種動機都是圍繞著儒家的價值觀而展開的。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就是為了落實儒家的民本思想;出于“仁”、“孝”之德,就是實踐儒家的仁愛理念;出于經學的目的,就是要發揮儒家之道。因此,古代科學家的研究科學的動機最終都源自儒家的價值觀。

(2)儒家經典成為科學研究的知識基礎

科學研究需要有相當的知識基礎和專業基礎,而在儒家文化占主流的背景下,大多數科學家的基礎知識甚至一些專業基礎知識最初都是從儒家經典中獲得的。儒家經典中包含了豐富的科技知識。就古代數學、天文學、地理學、醫藥學和農學五大學科而言,《周易》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數學知識,《詩經》、《尚書?堯典》、《大戴禮記?夏小正》、《禮記?月令》以及《春秋》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學的知識,《尚書?禹貢》、《周禮?夏官司馬?職方》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學知識,《周易》、《禮記?月令》等著作中包含了與醫學有關的知識,《詩經》、《大戴禮記?夏小正》、《禮記?月令》等著作中包含有農學知識。應當說,儒家經典中具備了古代科學家從事科學研究所需要的基礎知識以及一些專業基礎知識。因此,儒家經典中的科技知識,實際上成為許多科學家的知識背景,成為他們的知識結構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

古代許多科學家的科學研究正是在儒家經典中所獲得的科學知識的基礎上,經過自己的進一步研究、發揮和提高,從而在科學上做出了貢獻。從一些科學家的科學研究過程以及他們所撰著的科學著作中,可以發現,他們的科學研究與儒家經典中的知識密切相關,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儒家經典中某些知識的發揮和提高。

古代數學家必定要講《周易》。魏晉時期的著名數學家劉徽在為《九章算術》作注時說:“徽幼習《九章》,長再詳覽,觀陰陽之割裂,總算術之根源。探賾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頑魯,采其所見,為之作注。”[]也就是說,他是通過《周易》的陰陽之說“總算術之根源”,從而明白《九章算術》之意,并為《九章算術》作注。宋元時期的數學家講河圖洛書、八卦九疇。宋代著名的數學家秦九韶對《周易》揲蓍之法中的數學問題進行研究,從而引伸出一次同余組的解法,即“大衍求一術”,被認為達到了當時世界數學的最高水平;又有數學家楊輝對“洛書”的三階縱橫圖進行研究,直至對十階縱橫圖的研究;還有元代著名數學家朱世杰撰《四元玉鑒》,運用《周易》概念論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組的求解問題,被美國科學史家喬治?薩頓稱為“中國數學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時也是中世紀最杰出的數學著作之一”[]。

古代天文學家必定要以《尚書?堯典》為依據,同時結合《大戴禮記?夏小正》、《禮記?月令》、《詩經》、《春秋》“經傳”等儒家經典中有關天象的紀錄和天文知識,進行研究,同時,古代天文學家在編制歷法時也經常運用《周易》中的概念。李約瑟說:“天文和歷法一直是‘正統’的儒家之學。”[]充分揭示了中國古代天文學與儒學的關系。由于古代的天文歷法研究需要涉及大量的儒家經典,所以,在歷史上,大多數天文歷法家都是飽讀儒家經典的儒者,從漢唐時期的張衡、虞喜、何承天、祖沖之、劉焯到宋元時期的蘇頌、沈括、黃裳、郭守敬,這些著名的天文歷法家都曾經讀過大量的儒家經典,他們所撰著的天文歷法方面的著作采納了儒家經典中大量的天文學知識。

古代的地理學則不可能不講《尚書?禹貢》、《周禮?夏官司馬?職方》。東漢的班固所撰《漢書?地理志》輯錄了《尚書?禹貢》的全文和《周禮?夏官司馬?職方》的內容;魏晉時期的地圖學家裴秀所制《禹貢地域圖》主要是根據《尚書?禹貢》。此后的地理學家酈道元、賈耽、杜佑、李吉甫都無不通曉《尚書?禹貢》,并以此作為地理學研究的基本材料。

在農學方面,《周易》的“三才之道”是古代農學研究的思想基礎。而且,以《禮記?月令》為基本框架的月令式農書是古代重要的農書類型,先是有東漢的崔寔撰《四民月令》,又有唐朝韓鄂撰《四時纂要》,后來還有元朝的魯明善撰《農桑衣食撮要》,等等。即使是其它類型的農書,其中也包含了大量從《詩經》、《尚書》、《周禮》、《禮記?月令》、《爾雅》等儒家經典中引述而來的農學知識。

當然,作為科學家,他們的知識并不只是從儒家經典中所獲得的那一部分科學知識,他們還擁有從前人的科技著作以及其它著作中獲取的知識,更重要的,還有他們的經驗知識以及他們通過科學研究所獲得的知識。但無論如何,在他們的知識結構中,從儒家經典中所獲得的知識是他們進行科學研究最基礎的同時也是最重要的知識。

(3)儒家的經學方法成為重要的科學研究方法

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科學家在研究科學時,不僅研究動機與儒家思想有關,所運用的知識中包含著從儒家經典中所獲得的知識,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與儒學的經學方法相一致。

中國古代科學家的科學研究往往是以讀書為起點,然后用經驗知識驗證前人的理論和觀點,并作適當的發揮、詮釋和概括。與這樣的研究程序相關,科學研究首先要求廣泛地讀書,博覽群書,其中也必然包括儒家經典,這就是“博學以文”。在此基礎上,科學家還要用親身的實踐對前人的知識進行驗證,尤其是地理學家、醫藥學家、農學家更是如此,這就要求“實事求是”。因此,古代科學著作有不少都是對以往科技知識的整理和總結。

古代的科學研究由于與儒家的經學研究有許多相似之處,都是圍繞著前人的著作而展開的,所以一直有尊崇經典的傳統。古代科學家首先必須尊崇儒家經典,尤其是包含科技知識的那些儒家經典,《詩經》、《尚書?堯典》、《尚書?禹貢》、《大戴禮記?夏小正》、《禮記?月令》、《周禮》、《周易》以及《春秋》“經傳”等都是古代科學家所必須尊崇的經典。此外,科學中的各個學科也都有各自的經典:數學上有“算經十書”,包括《周髀算經》、《九章算術》、《海島算經》、《五曹算經》、《孫子算經》、《夏侯陽算經》、《張丘建算經》、《五經算術》、《綴術》、《緝古算經》;天文學上有《周髀算經》、《甘石星經》等;地理學上有《山海經》、《水經》等;醫學上有《黃帝內經》、《神農本草經》、《難經》、《脈經》、《針灸甲乙經》等;農學上有《泛勝之書》、《齊民要術》、《耒耜經》等等。這些經典是各學科的科學家所必須尊崇的。

由于尊崇經典,所以科學研究只是在經典所涉及的范圍內展開,只是在對經典的詮釋過程中有所發揮。先有《九章算術》,后有《九章算術注》;先有《水經》,后有《水經注》;先有《神農本草經》,后有《神農本草經集注》,諸如此類。這與儒學的經學方法是一致的。尤其是,明清之際,西方科學傳到中國,當時中國的科學家大都持“西學中源”的觀點,并且采取引中國古代經典解釋西方科學的方法進行研究。這一科學研究方式依然是承襲了儒學的經學方法。[]

三.儒家文化對古代科技特征的影響

由于古代科學家的科研動機、知識基礎以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因而中國古代科技所具有的實用性、經驗性和繼承性的特征,事實上也與儒家文化有著密切的關系。

在儒家文化的影響下,古代科學家進行科學研究的重要動機之一在于滿足國計民生的需要,所以,大多數具有儒家價值理念的科學家在研究科技時,所注重的主要是科技的實際功用,這就決定了中國古代科技的實用特征,富有務實精神。雖然也曾有一些科學家對純科學的問題進行過研究,但在總體上看,古代科技的實用性特征是相當明顯的,是主要的。在論及中國古代數學史上最重要的經典著作《九章算術》與儒家文化的關系時,中國數學史家錢寶琮先生說:“《九章算術》的編纂者似乎認為:所有具體問題得到解答已盡‘算術’的能事,不討論抽象的數學理論無害為‘算術’;掌握數學知識的人應該滿足于能夠解答生活實踐中提出的應用問題,數學的理論雖屬可知,但很難全部搞清楚,學者應該有適可而止的態度。這種重視感性認識而忽視理性認識的見解,雖不能證明它淵源于荀卿,但與荀卿思想十分類似。”[]如果對于中國古代數學發展具有重要影響的《九章算術》,其實用性的特征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那么,整個古代數學的發展與儒家文化的密切聯系,也就不言而喻的了。除此之外,中國古代的天文學、地理學、醫學和農學的實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與儒家文化的務實精神有著直接的關系。

與實用性特征相聯系,古代科學家較為強調感覺經驗,注重經驗性的描述,因而使古代科技帶有明顯的經驗性。在科學理論上,則主要是運用某些現成的、普遍適用的儒家理論以及諸如“氣”、“陰陽”、“五行”、“八卦”、“理”之類的概念,經過思維的加工和變換,對自然現象加以抽象的、思辯的解釋,只注重定性分析,而不注重定量分析。其結果是,科學研究僅僅停留在經驗的層面上。比如,唐朝時期的天文學家僧一行,他在天文儀器制造、天文觀測等諸方面多有貢獻,他所編制的“大衍歷”是當時最好的歷法。然而,他在解釋他的“大衍歷”時則說:“《易》: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天數始于一,地數始于二,合二始以位剛柔。天數終于九,地數終于十,合二終以紀閏余。天數中于五,地數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歷。……故爻數通乎六十,策數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為天地之樞,如環之無端,蓋律歷之大紀也。”[]再比如,宋代科學家沈括在解釋黃河中下游陜縣以西黃土高原成因時,他說:“今關、陜以西,水行地中,不減百余尺,其泥歲東流,皆為大陸之土,此理必然。”[]他還說:“五運六氣,冬寒夏暑,旸雨電雹,鬼靈厭蠱,甘苦寒溫之節,后先勝復之用,此天理也。”[]由于停留在經驗性的描述和思辯性的解釋上,科學在理論上相對較為薄弱。

由于古代科學家的科學研究較多地受到儒家經學方法的影響,因此對科學家來說,不僅儒家思想是不可違背的,而且,各門學科的“經典”也是不可違背的。這種崇尚經典的學風使得后來的科學家在科學研究中更多的是對前人著作中的科學知識和科學理論的繼承、沿襲或注疏、詮釋,并在此基礎上有所補充、改進。因此,古代的科學著作大都少不了引經據典,廣泛吸取前人的多方面、多學科的知識,因而表現出明顯的繼承性。即使有所創新和發展,也主要是在既定的框架內做出適當的改變和發揮。

中國古代科技的實用性、經驗性和繼承性的特征實際上正是在科技的層面上對儒家思想的延伸和展開。由于要實踐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技重視實用,重視經驗,在實用科技方面較有優勢,而在科學理論上則相對薄弱;同時,又是由于要尊崇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學家總是把自己的研究與儒家學說、儒家經典聯系在一起,重視知識的積累,表現出明顯的繼承性。由此可見,中國古代科技的特征與儒家思想密切相關,儒家文化對于中國古代科技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響。

綜上所述,在以儒家文化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下,中國古代科技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甚至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中國古代的科學家大都是儒學化的科學家,中國古代的科學研究大都是儒學化的研究,中國古代科技大體上帶有明顯的儒學特征,中國古代的科學是儒學化的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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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由于“現代性”的內涵是隨著時代、地區、民族等因素而產生不同，所以我們要將這個概念運用到中國傳統藝術的現代化問題中時，必須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用辯證、發展的方法將西方的“現代性”與中國的傳統藝術中“民族性”的有機的結合起來。

一、藝術“現代性”的產生與發展

對于什么是“現代性”，福柯在其《什么是啟蒙》中說：“我不知道我們是否可以把現代性想象成為一種態度而不是一個歷史時期。所謂態度，我指的是與當代現實相聯系的模式；一種有特定人民所作的資源的選擇；最后，一種思想和感覺的方式，也是一種行為和舉止的方式……”。因此，“現代性”實際上是一種超越、發展傳統的行為或觀念。黑格爾更認識到了現代性對于藝術的現實意義：藝術家擁有創作的自由：

l9世紀中后期至今的現代、后現代主義藝術運動，就是藝術家們自由的進行藝術創作，不停突破傳統、進行各種藝術實驗的表現。但是，二者所表現出的“現代性”含義又是有所不同的。現代主義藝術中的“現代性”與歐洲工業革命引起的社會物質和精神層面的動蕩有著不可磨滅的關系。工業革命導致尼采所說的“上帝死了”，宗教神話思維被現代科技理性所取代。這種宗教整一性意識遭到徹底破壞，必然帶來了全社會性的困惑、混亂和焦慮。藝術領域中先后出現了印象主義、后印象主義、野獸派、立體主義以及表現主義、未來主義等各種我行我素的實驗藝術，就是藝術家面對這種社會劇變所作出的反應。而在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的痛苦以及現代科技的突飛猛進后，藝術家們開始將自己完全淹沒在現代科技文化的浪潮中，不再象19世紀的痛苦掙扎，通過回歸自我來對抗科技壓力，而是開始滿心喜悅的享受了，后現代主義也就是因此現了。雖然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后現代主義的出現與風靡，標志著統治西方200多年的“現代”世界觀的危機，但實際上“后現代”又何嘗不是一種新的“現代”觀呢，它們只是隨著社會的發展、科技文化的發展呈現出了與傳統更多更大的不同而已，他們是有著本質的聯系的。因此，當我們借鑒西方的“現代性”觀念時，必須用辨證和發展的眼光來看，而不可斷章取義。論文下載

二、西方“現代性”的擴張

除了用歷史發展的眼光去看“現代性”，還要注意由于發展先后、經濟基礎不同、社會制度差異等因素所造成的東西方現代化進程中的強勢和弱勢之分。注意到這個因素，就不會迷失自我而盲目的被他人所左右。

發端于經濟全球化的文化全球化，就是這么一個源自西方世界的強勢文化。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以其強大的經濟、科技實力不僅成為經濟全球化的主導，也成為“文化全球化”的主導；更多的發展中國家扮演著弱勢的角色，傳統文化不得不面對著伴隨經濟全球化而來的西方現代、后現代文化的猛烈沖擊。“全球化”的美國文化被形象地概括為“三片”，即代表美國飲食文化的麥當勞“薯片”、代表著美國電影文化的好萊塢“大片”、代表美國信息文明的硅谷“芯片”。而在藝術領域，美國在二戰后借助其霸權化的科技、經濟、政治地位向滿目瘡痍的歐洲推廣美國式藝術，先后樹立起了滴灑抽象表現主義、集合主義、波普藝術、極少主義、觀念主義等符合美國意識形態需求的藝術流派，并使之隨著經濟全球化擴張到世界各地。在二戰后3O年內，美國式藝術成為世界性藝術，成為世界藝術發展的風向標。美國著名學者約瑟夫·奈認為，相對于政治經濟的硬力量，文化是一種軟力量，但是它對社會的影響力和滲透力卻是持續不斷的。英國學者湯林森更認為這是一種新的文化殖民，是文化帝國主義的在全球的擴張。雖然湯林森說的看起來有點偏激，但是文化全球化傳播的力度和強度超過以往任何一個時代，其發展勢頭不容忽視。

因此，面對從西方蜂擁而來的現代、后現代藝術文化，作為發展中國家同時又有著歷史悠久的文化藝術成就的中國，保持一顆清醒的頭腦是相當重要的，既不要盲目崇拜，也不要妄自菲薄。

三、中國傳統藝術的現代化

如何實現中同傳統藝術的現代化，現在存在三種觀點：一，立足于過去。贊同這種選擇的人主張用“傳統文化中的許多優秀部分”去“抵制隨著改革開放而來的西方腐敗的意識文明，保持民族固有的美德與自尊”。二，立足于未來。贊同這種選擇的人，強調“中同畫可以推向世界，為了世界性、歷史性的需要，讓世界接受中國畫”，立足于現在。這批論者傾向于中國美術的現代化，面對嚴峻的現實，對傳統進行深刻的反思。

很明顯，前兩種觀點不僅忽略了傳統的實踐性或延續性，把傳統看作靜止的、凝固著的東西，還屬于狹隘的“文化民族主義”觀，是不明智的，也是行不通的?而第三種觀點是較為符合現實需要的，岡為它是以發展和辯證的方法去看待和解決我國藝術目前面臨的問題。首先，我國藝術必須是要發展的，而來自外部的促動和營養是必不可少的素。比如，被中華民族視為悠久歷史傳統的象征的“塔”這種建筑形式，其實是來自印度的舶來品，是隨著佛教在東晉傳人后才在中困遍地開花的。中世紀時期的伊斯蘭圍家之所以獲得在科技文化上的巨大發展，是因為他們翻譯了大量卉希羅的文化典籍，而歐洲的文藝復興也是以這些著作作為啟蒙和基奠的。現代的美國文化之所以能在全世界迅速傳播，除了其科技、經濟高度發達的原因外，其本身的文化“雜合”性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一。此，并沒有什么純粹的文化可供民族主義膜拜；文化藝術的發展，除了在自身尋找發展規律外，尋求外來文化的幫助是不可避免的。其次，在吸收外來文化的時候，以何種態度對待隨經濟、科技、傳媒浪潮奔襲而來所謂“強勢文化”，是傳統藝術現代化的一個關鍵：美同在世界上確實占有領先地位是科技文化，此，正如有史論家所說的“美國當代藝術與其說是藝術，不如說是技術的表現”在它的后現代藝術里，從集合主義、波普、超級現實主義、構成主義、大地主義、裝置藝術以及廣泛化的觀念主義藝術，無不充斥了美國科技文化語境中的圖像和技術產品，科技文化的產物成為藝術家創作的表現對象和手段以新奇體驗代替審美，混跡于生活取代藝術的精英意識成為藝術的新內涵此，這種藝術已經完全脫離藝術的文化傳統只是高度發達的科技、經濟甚至政治的產物。以這種認識為前提，就不會將“非藝術化”的后現代藝術與發達的科技文化混為一談，不會盲目的崇拜或反對外來的現當代文化一以“拿來主義”的方式，對于我圍經濟科技發展有利的先進的科技文化可以全盤接受，而對不符合我閏發聰現實，與我周藝術傳統形式或意識完全割裂的后現代芝術．就要小心謹慎，只能吸收其“合理內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