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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教育是當代國際上公認的正規高等教育的最高層次。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和數量是衡量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發達程度和文化科學發展水平及其潛力的一個重要標志;它不僅關涉一個國家人才培養的整體質量,而且影響到一個國家科學創新能力的儲備與民族文化的傳承,以及與之相關的學術聲譽與民族形象。

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該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開始招收第一批新聞學博士生。直到上個世紀末,我國先后有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傳媒大學、武漢大學等四所高校和中國社科院擁有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共設置了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5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3個。在這15年間,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穩步發展,培養了一批活躍在新聞傳播學術界的出色人才,產生了一批優秀的學術成果,同時也積累了一定的新聞傳播頂尖人才的培養經驗。進入新世紀后,在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快速發展、且重點建設研究型新聞傳播學教育體系的要求在許多高校日益高漲的形勢下,經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科評議組的兩次評審,又先后有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暨南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大學、廈門大學和政治學院等十所高校獲得了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新增設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6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7個。應該說,經過這兩次評審,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體規模的推進,打造了一個更寬廣的高層次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平臺,形成了競爭與合作的整體態勢;對于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來說,這可謂是一次大的“躍進”。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長、規模的擴大并不必然帶來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質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整體規模迅速擴張的背景下,更應該冷靜地對其最高階段博士生教育進行審慎規劃、科學布局和系統建構,將其作為一個關系新聞傳播學長遠發展的大計,進行具有戰略性和基于科學發展觀的探討。

一、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20來年歷史與其他學科相比時間并不長,因此,一直是處于摸索和嘗試階段;加之近些年來,隨著教育環境的急劇變化以及教育目標及體系的不斷調整,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發展的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規高校教育的最高層次。這一層次的教育是將一個學科的知識體系與學科方法進行綜合性地傳授和深入地積淀,并培養學生站在學科前沿和尖端,通過具有創新性和開拓性的研究以產生具有學術性和實踐性的成果的過程。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導原則,應用于不同學科,就需要針對本學科發展的要求和現狀,對自身的目標定位作出準確而清晰的界定。眾所周知,相對于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新聞傳播學科有著自身的“獨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類對新聞傳播業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學科的知識和理論,又與實踐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也正因為這一“獨特性”,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開創時,還曾一度被認為沒有必要,也被質疑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這正說明了中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面臨的定位問題。傳統上認為,博士學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學位,是為從事學術工作或一些領域的應用研究工作做準備的。然而多年來,有為數不少的新聞傳播學博士實際上主要從事一般的教學工作和新聞傳播實務工作,而在自己的專業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眾多業界人士紛紛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學位的傳統目的(為研究進行訓練)和實際用途日漸分離,已是不爭的事實。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專業化究竟如何體現?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社會美譽度怎樣?如何將博士生教育與新聞傳播界的整體發展相聯系?對這些問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理應作出系統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夠清晰和穩定。與博士生培養目標定位的不確定相應的是,新聞傳播學的博士生的培養模式還缺乏科學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聞傳播院校的博士生培養方案基本上沿襲其他學科的模式,缺少對新聞傳播學科特點,以及學科需要掌握的知識及方法的全面探討,因此難以制定出針對自己學科特點的人才培養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學門檻應該如何設定,是重在考察其學識和科研能力,還是重在考察其一般專業知識和外語水準?博士生學習期間應該掌握什么樣的知識體系和方法論,應該開設哪些必需的課程?博士生的課程學習與學位論文怎樣銜接?博士生教育應該采取歐洲式的教授與學生一對一式的傳授方式,還是采取像美國博士生培養中的集體培養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學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實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時,對這些問題必須作出科學的回應。但遺憾的是,由于經驗的不足,認識上的錯位,加之我國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著比較嚴重的隨意性和不規范的現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養和潛質的考生,僅僅因為“英語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選人門外。再如,有的院校對博士生教育規定課程的學習重視不夠,課程如何設置、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都無“一定之規”,結果課程學習往往未能達到幫助學生獲得從事研究工作、準備學位論文所必需的寬廣深厚的學科知識基礎的效果。還有,博士學位論文開題之前的資格考試或綜合性考試應該如何“把好關”,有的院校也無明確的要求和規則,結果造成在培養過程中對博士生的學習效果和質量缺乏“剛性”的制約和監督機制,博士生只要進了“門”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學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風對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響。這一方面表現在近些年隨著招生規模急劇擴張,師生比例失調,師少生多,導師投入到每個學生身上的時間和精力減少,學術互動和交流受到影響,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呈現出下滑之趨。另一方面表現在培養目標上,不是注重鼓勵博士生具有扎實深厚的理論功底、寬廣的學術視野和熟練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數量等硬指標為指針,使得學生在學習期間將湊足文章的發表數當作主要學習內容。再一方面還表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把關上不嚴,由于每年畢業生數量增加,在開題、答辯等環節,對博士學位論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學風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虛作假,剽竊等現象在博士學位論文中也時有發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學術創新性和創造性。博士生教育的價值在于培養具有創造性的人才,產生具有創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檢驗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標準,應該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水平上。學位論文是博士生教育計劃的核心要素,必須是進行創造性的研究,以對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有獨特的貢獻。然而,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有些高校對此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和高度的重視。其具體表現是:一些博士論文的選題或過于陳舊,或過于空泛,或流于瑣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當前學術前沿,參與學術對話;一些博士論文的前期資料積累不夠扎實,因此不能針對最具價值的切入點進行廣泛而深入地探討,論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對所需了解的相關領域的知識涉獵不廣,基礎不牢,因此在論文撰寫過程中常常捉襟見肘,理論和方法運用不能做到嫻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創造性等方面的訓練不夠,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對相關問題的挖掘和解決不力。這些都造成了一些論文成為資料的簡單梳理,即使有的選題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無法創造出具有創新性和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幾點建議

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問題,有的是由于新聞傳播學科發展歷史較短,對學科規律和博士生教育規律相結合的一些根本性問題缺乏系統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設計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會和教育所面臨的大環境的沖擊所導致。因此,筆者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要使得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續發展,為社會輸送真正優秀的高層次人才,新聞傳播學教育自身應積極借鑒國內外博士生教育的經驗,針對新聞傳播學的學科特點和中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特殊規律,結合人才需求與社會實際,整合教育資源,走出一條真正合乎科學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學界定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內涵。大學的“教育理念是人們對大學精神、性質、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認識,是對大學與外部世界諸元素之間關系的規定;它是大學內容管理及運轉的理性認識基礎”。[2]大學的新聞傳播教育作為一項專業性的教育,理應如臺灣著名新聞傳播教育家鄭貞銘所言,“在技術學習之外,更要探討理論、從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嚴謹的理論體系,才能在高等學術殿堂中樹立起應有的地位”。[3]為此,對于新聞傳播學科高層次人才的培養,既要注重對其學術視野寬廣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較強的專業性;既要使其具有較深厚的學養造詣,又要讓其關注學科前沿和現實的新聞傳播實踐,注意研究解決理論與實踐問題,具有很強的科學研究能力。這種人才應是其他學科培養不出來的,在學術素養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專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目標與方向,理應瑣定在培養這樣的專業人才上,即著力為高校和科研機構造就優秀學者。

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必須科學規劃博士生的課程學習,并加強對其在閱讀、讀書筆記、專題討論、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訓練和提高。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專業基礎課程的學習。該院的博士生課程一般分為兩類,即知識類課程與研究類課程。前者以專業知識的系統掌握和融會貫通為目的,既有廣度,又有深度,并有相關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課上還提供詳細的閱讀書目,要求博士生寫讀書報告,培養其欣賞和批判專業學術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過邊學邊做(研究),以培養和訓練博士生從事研究和寫作的綜合能力;在課上,博士生們圍繞一個專題進行思考、討論、做研究。這樣,不僅訓練、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寫作能力,更重要的是營造了一個現實的專業研究者的工作環境,教會博士生如何進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學術規范,如何使用各種研究資源,如何設計研究題目,如何解讀原始資料,如何回應他人的批評和建議。這種訓練實際上是一個鑄造學術文化或學術習性的過程。

此外,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還應制定相應的培養模式,對思想道德教育、課程設置、綜合考試內容和方式、論文開題時間和形式、博士論文的學術規范等,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符合自身特點的方案,并嚴格實施。

第二,控制規模,嚴進嚴出,打造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應。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平臺隨著多家高校新聞傳播院系的加入而變得更加寬廣了,這同時也意味著博士生的數量和規模必將比以前有較大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更應該注重維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共同為提高教育成效、培養頂尖人才而努力。針對目前社會上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還缺乏廣泛的認可和美譽,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整體效應發揮尚未達到理想的程度,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養、資格考核、學位論文答辯以及學位授予上,比較注意通過制度建設,嚴把質量關。一是控制招生規模。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現有博士生導師15人,每年報考博士生人數達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數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導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選人門檻。這主要是借助資格考核(綜合考試)和學位論文的開題報告兩個環節,實施篩選、淘汰,以保證德才兼備的合格人才進入到博士候選人行列。三是嚴格規范學位論文的答辯和學位授予。

這主要通過學位論文雙盲評審、校內外專家的集體評審以及學位公示等舉措,保證每個博士學位獲得者都是符合標準的優秀人才。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獲得博士學位,占當年招生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視博士生導師及指導團隊的綜合素質要求和能力考核,確保博士生教育師資隊伍的素質及其指導教育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博士生導師及其指導團隊在招生、培養學生及博士論文答辯等方面較其他層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權限,因此要重視博士生導師人選的遴選,重視其“人格”塑造和“師德垂范”;同時要引導、促進博士生導師在博士生課程教學、科學研究、論文把關等方面加大指導力度,鼓勵導師與學生經常交流、溝通。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對博士生導師所進行的遴選和考核,就包括著學術水平、道德素養、敬業態度、組織能力以及待人處事等方面的內容。與此同時,還十分注重將學生的成才與導師的責任感、信譽、綜合素養聯系起來,注重維護導師職責的神圣性和榮譽感。

第四,實行差異化競爭與合作,實現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備批判精神、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的整體素質要求下,各院校新聞傳播學博士學位授權點應彰顯自己的特色,根據自己的學科優勢和特色側重培養博士生,使其成為該領域和方向的頂尖人才,從而促進人才與學科前沿接軌。這不僅要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和創新性上,而且應系統地體現在博士生培養的各個環節上。目前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相比,新聞傳播學的整體發展水平并不高,高質量學術研究成果、學養深厚的優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應成為促進新聞傳播學科發展和高層次專業化人才輩出的舞臺。

第五,確保博士生教育的經費投入,開拓多元化經費籌措渠道。要發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經費投入,尤其是在學術研究上以及優秀人才與成果的獎勵上,更應有足夠的經費支撐。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實現,高等教育的資助渠道必將越來越多樣化,對此,我們要注意積極爭取,大力開拓、吸納。近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除了通過課題申報,爭取政府和學校撥款外,還十分注意與相關傳媒、產業合作,拓展經費來源。目前,全院博導的科研經費年均人平在8萬元以上。

總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會科學革命和大眾化高等教育的時代,為了使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發展成為一種培養有創造力的優秀學者的有效途徑,應著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結構,擴展其必需的學科知識,力求教學質量優秀和研究設施、成果先進,從而便于其在規模增加的基礎上盡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樣化、高質量的學術體系。

參考文獻:

[1]單波.反思新聞教育[J].新聞與傳播研究,19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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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強臨床技能訓練,提高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

臨床醫學專業學位培養臨床應用型人才,培養的根本目標是使之成為高水平的臨床醫學專家。但許多獲得臨床博士學位的畢業生仍不具備獨立進行臨床工作的能力,畢業后盡管按其資歷或學術成就很快晉升為高級職稱但仍需在主治醫師的指導下工作,從住院醫師重新做起,其原因主要是缺少嚴格規范的技能培訓體系。將研究生納入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工作,制定專業學位博士研究生學分制考核方案,按主治醫師標準考核。根據眼科學專業培訓細則要求,明確提出專業學位博士研究生的培養目標。眼科學作為二級學科,又分為角膜病、白內障、青光眼、眼底病、眼眶病、眼屈光及眼肌、眼科病理等三級學科。根據專業學位博士研究生的專業方向,制定重點突出、全面培養的科室輪轉計劃,明確在輪轉科室、專科訓練期間,在理論和技能上應達到的要求,制定出臨床能力訓練的量化指標,如訓練時間、掌握病種、操作技能、主管病例數及手術例數等,要求研究生在臨床實踐中認真完成,既有利于保證臨床能力訓練的時間、內容和質量,又為臨床能力考核與評估提供可靠的依據。通過擔任或協助總住院醫師,對臨床常見病種的診斷治療充分掌握,保證臨床能力訓練的系統性。利用臨床技能訓練仿真模擬教具及實驗外科動物訓練,加強臨床操作技能培訓。導師對眼科治療和手術方式設計有針對性的訓練方案,實施研究生臨床準入制度,使研究生利用教具和實驗動物充分掌握操作技能后逐步參與臨床實踐。導師及指導小組負責為學生創造臨床實踐機會,落實各項技能的訓練及輔導,定期組織考核。定期進行教學查房、專題講座、病例討論、疑難病例討論、會診、競賽等臨床學術活動,訓練研究生的臨床思維及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改變以往研究生參加討論時的被動狀態,為研究生提供表達觀點的機會,培養其主動學習、積極思考和敢于承擔的工作作風。

3開展以培養臨床科研能力為特點的科研訓練

隨著我國人才評價標準的變遷,對科研能力的要求越來越高,科學研究是目前體制下衡量醫學人才水平的重要指標。專業學位博士研究生在實驗室進行基礎研究的時間和機會有限,為適應臨床工作的需求,加強研究生臨床科研能力的培訓是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的必由之路。具體方式包括:強化研究生公共衛生學基礎,訓練科學的臨床研究基本方法和技能,將研究生作為導師臨床課題的主要參與者負責課題的設計和實施。科室定期舉辦科研方法、課題申請、成果申報等系列講座及高水平學術講座,培養臨床科學思維能力。開展國際間學術交流,加快研究生教學國際化進程。通過臨床科研能力培養,研究生選擇臨床醫療實踐中出現的理論或技術問題為研究課題,利用已有的研究手段,進行臨床應用或臨床應用基礎的研究,從中學會臨床科學研究方法,從而掌握了從事眼科臨床科學研究的能力,同時可以促進臨床經驗的積累和提高。

4加強人文教育和自我修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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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位論文開題報告的內容

學位論文開題報告的內容包括審核和確定博士生的學位論文選題依據和研究方案。選題依據包括：選題的理論意義及實踐意義、國內外研究現狀的分析。研究方案包括：研究內容、研究目標、研究中所要突破的難題、擬采取的研究方法、有何特色與創新之處以及已積累的與選題有關的參考文獻等內容。

三、學位論文開題報告的時間

博士生學科綜合考試合格后可進入學位論文開題報告階段。為保證學位論文寫作及答辯質量，進行學位論文開題報告的學期與進行學位論文答辯的學期之間應至少間隔一個完整的學期。學位論文開題報告一般在本年級第四學期進行，第六學期進行學位論文答辯。不能按期履行開題報告的博士生，其開題報告和學位論文答辯的時間按上述間隔要求順延。

四、專家委員會的組成

學位論文開題報告專家委員會的組成由本學科和相關學科的三至五名教授、有博士學位的副教授(或相當職稱的專家)組成。專家委員會主席由教授或相當職稱的專家擔任。導師可以參加專家委員會，但不能擔任專家委員會的主席。

五、學位論文開題報告的方式和成績評定

開題報告專家委員會的成員首先考察博士生與論文選題有關的近期研究成果，對選題依據和研究方案以及國內外研究現狀進行審查和提出修改和補充意見。博士研究生根據專家委員會小組的評議意見，在對選題方案進行修正、補充和改進后，填寫《中國傳媒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研究生學位論文開題報告書》按規定程序審批備案和存檔，并正式進入論文寫作階段。

學位論文開題報告論證結果按合格和不合格評定。不合格者不得進入學位論文寫作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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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科學界有個好消息，浙江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新結構材料國際研究中心蔣建中課題組關于金屬玻璃的最新研究成果，登上了6月17日美國《Science》（科學）雜志。這篇名為《Long-range topological order in metallic glass》（金屬玻璃的長程拓撲序）的論文，第一作者是浙大材料系新結構材料國際研究中心曾橋石博士后。

比金屬強度更高、更耐腐蝕

金屬玻璃做的手機外殼永葆光亮容顏，它做的高爾夫球桿，能把球送到更遠的地方，它還能被輕易地塑造成造型精巧的微小器件！

金屬玻璃的得名，來自其金屬元素的構成，以及內部的原子又像玻璃一樣無序排列。這種外柔內剛的合金材料，是近幾十年來材料科學領域的“新貴”。上世紀60年代，美國加州理工大學的Duwez教授第一次在實驗室制備出這種新型材料。金屬玻璃具有比金屬強度更高（目前世界上強度最高的金屬材料就是金屬玻璃）、更耐腐蝕、更耐磨的優良性能，還有很高的彈性極限。

金屬玻璃首飾是頂級奢侈品

目前能見到金屬玻璃蹤影的，多在航天、軍工等高端行業。比如，金屬玻璃的穿透能力非常強悍，常被用在坦克的穿甲彈上。

不過，別以為金屬玻璃只和這些陽剛行當搭邊，如果這種材料能普及開來，女性朋友一定會驚喜萬分！因為，金屬玻璃是首飾的最佳制作材料，比起金銀等材料的首飾，金屬玻璃做成的物件更加光亮、耐磨，不會留下劃痕，能夠永葆光鮮！當然，限于金屬玻璃的生產成本，現在的金屬玻璃首飾、手表，都是頂級奢侈品。

本論文的第一作者曾橋石說，如果金屬玻璃的生產成本大大降低，那么將來手機的外殼、手表的材料等等日常用品，都會使用這種高強度、防輻射、耐磨損的無敵材料。“說是無敵，一點都不夸張，從材料的性能推測，我們有理由大膽想象，金屬玻璃將帶來一場材料革命，金屬玻璃將可以替代目前人類所使用的所有金屬材料！”

《科學》：將在科學界產生廣泛影響

1995年，凝聚態物理奠基人、諾貝爾獎獲得者P.W. Anderson就曾在《Science》雜志上說：“有關對無序玻璃態認識的問題，是目前凝聚態物理最重要也是最困難的問題之一。”這句話，被曾橋石打印出來貼在實驗室里。

曾橋石說，從前對于金屬玻璃的結構認識太少，導致在制造材料的過程中基本憑經驗摸索，進展相對緩慢。近些年來，由于計算機模擬和各種先進同步輻射X射線技術的應用，幫助科研人員在實驗室里有了進一步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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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喉舌”與“媒體”，涉及到廣播文藝功能的變化。

建國以來，廣播文藝經歷過一個由被動制作到主動創作的過程。或者說，是一個從為人作嫁到自己走路的過程。

50年代初，廣播隊伍初建，歸屬于新聞宣傳口（），而不是文化藝術口（文化部）。電臺強調要成為黨和政府的喉舌，成為人民的喉舌。上情下達，下情上達，廣播是媒介和工具。當時新聞類、文藝類節目被稱作“新聞廣播”、“文藝廣播”，還沒有“廣播新聞”、“廣播文藝”的提法。如果說新聞節目是報紙的“有聲版”的話，那么文藝節目便是社會文藝的“錄放版”。文藝編輯有兩大任務：一，政策把關；二，編、播、錄、放。換句話說，就是對社會主義文藝作品加以篩選，進行廣播化處理。因此，他們盡管是決定節目優劣的關鍵角色，卻屬于默默無聞的幕后英雄，既不自我標榜，也不標新立異，只是當好配角。就“廣播文藝”而言，這種為人作嫁的節目制作方式多少有一點被動。

80年代初，改革開放的力度逐步加大。1980年10月，全國第十次廣播工作會議提出了這樣的工作方針：廣播電視要“自己走路”。

這個方針50年代初胡喬木曾經提出過，含義不同。當時主要指廣播事業要建立自己的記者、編輯和節目制作隊伍，免得只是報紙的傳聲筒。80年代重提，隊伍已經壯大，設備不斷完善，除了廣播以外，還出現了電視，影響越來越大。“自己走路”不僅意味著擺脫報紙、雜志那種文字印刷，人工傳遞的信息傳播方式，而且要充分顯示音像俱備、電波傳送、迅速及時、傳播廣泛、感染力強等優勢，開創一條自己的發展道路。

1982年5月，廣播電視部正式成立。第二年3月，在第十一次全國廣播電視工作會議上，部長吳冷西強調：要“揚獨家之優勢，匯天下之精華”。這個觀點可以說是“自己走路”方針的補充和發展。

“自己走路”有這樣一些跡象：

——80年代，“廣播新聞”自成體系，不限于報紙有聲版的“新聞廣播”。

——80年代，“廣播文藝”開始探索，區別于錄放版的“文藝廣播”。

——80年代，“電視文藝”大行其道，電視散文、電視音樂(MTV)、電視戲曲、電視綜藝、電視文化專題、電視藝術片等多種樣式紛紛呈現。

——80年代前期，廣播劇形成創作高峰，90年代被納入“五個一工程”獎項。

——80年代，電視劇異軍突起，蔚為大觀，以極其普及的方式與電影爭奪觀眾。

——80年代中葉，電影也劃歸廣播電視系統。1986年1月，廣播電視部改為廣播電影電視部。

——90年代，國家教委正式確認并新增“廣播電視藝術學”學科，設學士、碩士、博士生專業。

同樣在80—90年代，正當廣播電視系統提出“自己走路”和“揚獨家之優勢”的時候，理論界、學術界開始通行一個與“新聞”、“宣傳”不完全相同的概念——“傳播”。

在傳播學領域里，廣播、電視與報紙、雜志、圖書同樣被視為面向大眾的傳播媒介和工具，簡稱“大眾傳媒”。它們是“傳者”與“受眾”之間的橋梁。

從媒體的角度看，廣播電視實際上存在著雙重品格：既是新聞信息的傳輸工具，又是文化藝術的載體。作為文藝的視聽載體，廣播電視不是惟一的，除此之外還有電影、錄音帶、錄像帶、CD、VCD等等——或許將它們統稱為“音像文化”、“音像藝術”更為準確。80年代以來，除了政府主辦的廣播電視節目以外，商業化操作的音像制品已經進入市場，具有同樣的視聽效果。

音像文藝的社會化，給廣播電視文藝帶來了競爭和壓力。就“傳者”而言，你播我聽、你播我看的單一的傳播途徑改變了。專業化的音像技術不再是廣播電視系統的專利。獨家經營變成了多家經營，文藝領域的行家里手大量涉足音像創作。中外音像制品正在成為廣播電視文藝的強大對手。就“受眾”而言，文化消費觀念增強了，拓寬了。他們可以有多種選擇，不再限定于收聽、收視電臺電視臺的節目，視聽口味也越來越高。于是，在音像文化領域里，不再是電臺電視臺的編輯為觀眾篩選、擇定節目，相反地，廣播電視文藝節目與其他音像制品一樣，要接受受眾的選擇與檢驗了。

計劃經濟體制下的電臺文藝編輯向來有兩大特點，一是具有強烈的“喉舌”意識，對政策把握和輿論導向十分敏感（因為長期歸屬于新聞宣傳部門）；二是具有無可比擬的廣播電視專業化技能、技術、技巧（因為是政府獨家經營）。這兩個特點曾經是兩大優勢。如今，這兩大優勢顯然要重新認真地思考了。

喉舌意識主要是就新聞宣傳而言的，電臺文藝編輯們常說：社會文藝所允許的，我們不一定允許——因為電臺是政府的機構，重在表達政府的意志，傳播政府的聲音，必須強調政策性、權威性。這一點毫無疑義。然而，文藝和新聞雖然一樣姓“文”，卻分屬兩個范疇：新聞強調客觀、真實；文藝強調主觀情緒。新聞言簡意賅；文藝情趣盎然。新聞迅速及時、“喜新厭舊”，重在追逐時代和生活的浪潮；文藝“喜新戀舊”，耐人尋味，重在探索人生價值和藝術魅力。如果說新聞不乏冷面孔，那么文藝永遠有一副熱心腸。我國的新聞宣傳政策與文藝政策在側重點上也略有不同：前者重在統一的輿論導向和優秀的作品示范；后者重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要為人民大眾提供豐富的精神食糧。

喉舌意識和百花齊放意識其實并不矛盾，但也不可相互取代。如上所說，廣播電視有雙重功能，倘若說“喉舌”強調的是媒介和工具功能，那么“百花齊放”強調的是藝術形態功能。廣播電視文藝編導運用音像技術與藝術進行了創作，實際上已經不限于社會文藝的選擇、加工、傳播，它們自己也已經成為社會上音像文藝大舞臺的作品。作為社會文藝的一部分，它們不再具有往日的權威性，同樣要經受受眾的選擇、專家的審視乃至市場的檢驗。

面對媒體的競爭，僅有喉舌意識是遠遠不夠的，泛泛地應付日常播出也難以滿足受眾的需求。廣播人、電視人應當轉變創作觀念，變被動為主動，樹立“廣播電視藝術家”的意識。目前，文學藝術領域的行家里手既已涉足音像創作，并且有所作為，那么，廣播電視文藝編導除了準確把握政策和輿論導向以外，增強文藝修養和藝術功力是當務之急。

載體與本體

顧名思義，廣播文藝是廣播所負載的文藝。廣播是載體，文藝是本體。電視文藝類似。

載體的作用不可忽視。在文藝領域里，它們與本體相輔相成，其材質與性能直接影響到藝術本體的形態特征。比如：

文字——語言的符號，語言是思想的載體。有了語言文字才有文學，才有美文巧思和藝術化的文學。于是，文學成為文學的載體。

宣紙——國畫的載體。生宣、熟宣的不同性能使潑墨寫意與工筆重彩各呈異趣。

板材——版畫的載體。于是有木刻的刀味、銅版畫的金屬味、腐蝕版的藝術肌理。

膠片——攝影的載體。膠片、暗房技術造就了攝影藝術。

廣場、廳堂、劇場——表演藝術的空間載體。音樂、舞蹈、戲劇形成了廣場藝術、室內藝術、劇場藝術的不同效果。

藝術有個傳播問題，也有個記錄問題。記錄是為了傳播。過去的藝術難以記錄和復制，只能口傳心授、手工制作、巡回展示，或借助于文字間接記錄。這使文化藝術的普及與發展相對緩慢。20世紀攝影、唱片、廣播、電視、電視的相繼流行，意味著找到了新的聲像媒體，也是載體。

聲像媒體（載體）有什么功能呢？

首先，它們可以記錄——客觀地記錄，不失原樣地記錄。記錄聲音、記錄形象、記錄色彩。既可以記錄生活，也可以記錄藝術。既可以靜態地記錄，也可以動態地記錄。既可以生活化地記錄。也可以藝術化地記錄。膠片、電子的記錄功能的發揮（電影、電視），其真實性甚至令舞臺上三面墻式的“模擬現實主義”為之遜色，進而去探索“劇場藝術”的新路。

其次，它們可以表現——主觀地表現。聲音或形象不只是客觀的，它們也能表現主觀情緒、個性色彩、審美傾向，甚至可以表現臆造的、非現實的觀念——音樂、音響尤其具有這種魅力，由此帶來獨特的審美感受。

第三，它們可以復制——大批量的、機械化的、不走樣的復制。

第四，它們可以傳播——廣泛而迅速地傳播，可以借助于電子手段實現即時傳播、同步傳播。

前兩個功能——對生活的客觀記錄，對情感的主觀表現，屬于藝術創作的范疇。藝術講究情、趣、藝。后兩個功能——大量復制，迅速傳播，屬于傳播的范疇。

依托20世紀的現代科技，新一代的聲像載體賦予文化藝術以新的面貌和新的包裝，大潮般地涌向社會。它們加快了文明的步伐，也改變了傳統藝壇的風貌。于是，融匯著機械技術、復制技術（印刷、攝影、拷貝）、電子技術的藝術形態被視為20世紀出現的、與現代科技相交匯的新藝術。特別是電影、電視、廣播，有人稱之為區別于詩歌、音樂、繪畫、雕塑、建筑、舞蹈、戲劇七項藝術的第八藝術，第九藝術、第十藝術。

如果我們深入地思考一下，其實在視聽領域，廣播電視沒有創造什么新的藝術語匯和新的藝術手法。一切都是固有的藝術形態（包括電影藝術）業已創造過的，而且已經相當成熟。視覺藝術如繪畫、雕塑、舞蹈、雜技；聽覺藝術如音樂、歌曲、曲藝說唱；視聽綜合藝術如戲劇、電影。即使如廣播劇、電視劇，大抵也不過是聽覺化的戲劇和電影式的聲像蒙太奇敘事。所不同的，只是將膠片載體轉化為電子載體、將觀賞環境由專業化的劇院轉化為日常的任意性環境而已（當然這也很重要）。從音像載體的角度講，電視更需要從電影那里學習音像蒙太奇語匯、以及畫面運動、節奏，影調、色彩以及音樂、音響等表現技巧。

正因為廣播電視沒有創造什么新的藝術語匯和藝術手法，因此把握固有的藝術形態十分重要。

藝術形態沒有高低之分，只有手段、方法、風格、格調、韻味之別。它們之間從來不是相互排斥關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契合、借鑒、交融關系。藝術的哲理觸類旁通，人們稱之為“通感”。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繪畫的線條色彩、雕塑的塊面結構滲透著音樂般的節奏韻律；音樂的音色、音響、柔度、力度可以帶來空靈（空間感）、柔滑（視覺、觸覺感）、沖擊力。綜合性的視聽藝術如戲劇、電影、電視等，更是隨處可見文學、繪畫、音樂、舞蹈的影子，甚至還包括語言文字所負載的有關人生與藝術的哲理思考。

于是，廣播電視面對文藝，勢必形成多元化、多樣化的趨勢。應該說，藝術的高下不在于形式的新舊；作品品位的高低，不在于琢磨什么新樣式或開發什么新品種。關鍵在于兩點：

(1)藝術本體的把握——如文學、音樂、舞蹈、繪畫、雕塑、戲劇、電影等。

(2)載體功能的發揮——即廣播電視自身的藝術表現功能的發揮，如客觀再現，主觀表現，以及包括紀實美、形式美在內的情、趣、藝。

把握好這兩點，手段的運用和樣式的變化自在其中。

數千年人類文明所積累、所創造的藝術手段和藝術方法極為豐富。大千世界，蕓蕓眾生，可以多視角、多方位、多層次、多形態地表現。沒有什么事物廣播電視不可表現，也沒有什么題材只可用一種方式一次性地表現。具體到每個作品，表現手段不在于多，而在于精。

最理想的境界只是兩個字：得體——得生活的本體、得藝術的本體、得情感的本體。

原創·繼創·再創

任何文藝作品都有原創、繼創和再創。作品的原創很重要，或可稱之為“原生態”的作品。它是繼創和再創的根基。然而，衡量作品優劣的標準不在于它是否是原創或原生態。常常有這樣的情況：原創的、原生態的作品比較粗糙，雜質多，通過繼創和再創，才成為精品。隨著藝術載體的多樣化，繼創和再創現象愈來愈普遍。

即使在出現精品之后，繼創和再創依然存在——文藝界稱作改編、移植、二度創作。繼創和再創可以不斷出現精品，或者各呈異趣。當然，其中也不乏庸品，甚至膺品。

這方面的例子舉不勝舉。

例如，流傳千年以上的《西廂記》故事，題材及原創是唐代元稹的傳奇小說《會真記》（又名《鶯鶯傳》）。南宋趙令疇將其改編為說唱形式的《蝶戀花鼓子詞》，同時又有歌舞說唱并舉的官本雜劇《鶯鶯六幺》。金代董解元另作改編，重新創作為長篇說唱《西廂記諸宮調》。元代王實甫則又以“董西廂”為藍本，再創雜劇《西廂記》，成為中國古典戲曲舞臺上的不朽之作。

雜劇精品《西廂記》的出現并不意味著這一題材的殺青、鎖定。“王西廂”是用北曲演唱的，稱“北西廂”。明代又有以南曲演唱的同名傳奇劇本出現，情節人物有所拓展，帶有江南風情特征，稱“南西”。至于清代以來各種地方戲曲和曲藝里的“西廂”、“紅娘”，乃至不同演員的不同表演藝術流派，如京韻大鼓《大西廂》，昆曲折子戲《傳柬》、《鬧柬》，荀派京劇《紅娘》等等，都是膾炙人口的佳作，難以互相替代。時至今日，新編越劇、蒲州梆子、歌劇、電影、電視連續劇的《西廂記》仍在繼創或再創。

又如，400多年前莎士比亞名劇《羅密歐與朱麗葉》問世以來，各種藝術形態的繼創和再創始終沒有停止。英國重視原創和原作，不作過多的改動。美國則在原著基本情節和基本精神的基礎上為我所用，大幅度改編，加以再創。例如百老匯歌舞劇《西區的故事》采用《羅密歐與朱麗葉》的人物和情節架構，把中世紀意大利兩大家族的世仇變成了紐約貧民區兩大青年團伙的爭斗；電影《羅密歐與朱麗葉》又設置為當代意大利后裔的族仇和槍戰。然而，原著中“以愛情化解仇恨”的中心主題沒有變，震撼人心的悲性結局沒有變。同樣的情況，日本著名電影導演黑澤明的《亂》，將莎士比亞《李爾王》的人物和情節架構放置在古代日本部族，加以電影化的表現。這，也是一種再創。

詩，譜曲為歌。樂舞，可以引發詩情畫意。口述的故事，文學化加工而為小說。小說搬上舞臺成為戲劇。經過屏幕化處理，成為電影、電視。短篇的可以生發為中篇、長篇；長篇的可以濃縮為單本、連續、系列、片斷；古典的、章回的可以改寫成現代的；外國的可以轉化為中國特色的。

廣播電視既然是音像載體，既然被視為藝術形態，那么它可以充分利用聲音元素和音像元素觀照整個世界，觀照自然、社會、人，觀照古今中外所有的文學作品和藝術作品。它可以原創，也可以繼創、再創，大有用武之地。

以廣播文藝（有聲文藝）為例：

原創——包括兩種：一種是記錄社會文藝的原創，即尊重原作，如實地記錄和播出文學作品、音樂作品、話劇作品、戲曲作品、曲藝作品、電影作品。另一種是廣播文藝的原創，即利用廣播特點、發揮廣播特長的廣播新歌、廣播評書、廣播曲藝、廣播小說、廣播戲曲故事、廣播劇等。

繼創——在原作基礎上進行程度不同的編輯處理和廣播化加工。如錄音剪輯、作品賞析、文藝專題、綜藝晚會等。藝術史、藝術理論及藝術知識的概括與介紹也可以說是一種繼創，如“閱讀與欣賞”、“廣播戲話”等。

再創——廣播文藝作品（如廣播新歌、廣播評書、廣播曲藝、廣播小說、廣播戲曲故事、廣播劇等）既有原創，也有再創。再創體現為對其他文藝題材及作品的移植、改編和二度創作。

這里所說的原創、繼創和再創，主要是就廣播電視作為“音像載體”的藝術表現功能而言的。實際上，廣播電視畢竟與其他音像載體（如唱片、錄音帶、錄像帶）不同。作為“傳媒”，它以信息傳播為主要職責，其記錄功能和傳播功能常常比藝術表現功能更為突出。當信息傳播與藝術化的加工制作有所沖突的時候，常常寧快勿精，要把“迅速、及時、真實”放在首位。這是新聞與藝術在廣播電視中孰重孰輕的問題，可以理解。

迄今為止，廣播電視文藝節目更多的是記錄社會文藝，或者在此基礎上進行廣播化、電視化的處理（繼創）。至于充分運用音像語匯的創作（如廣播劇、電視劇、MTV等），則相對有限，因為它需要專門組織力量，有比較充分的創作時間和相應經費保證。這對一般電臺電視臺來說有一定的困難。50年代以來，專門性的廣播文藝和電視文藝創作隊伍不是沒有，如：1953年建立的中央廣播文工團，1980年改為中國廣播藝術團，任務主要是為廣播及電視系統創作、排練、錄制文藝節目。1983年又有中國電視劇制作中心的建立。此外又有北京電視劇制作中心等。這幾家單位實行文藝體制，確實創作了不少好作品。但是僅僅靠這幾支隊伍顯然不敷數以千計的電臺電視臺的播出需要，大量廣播電視文藝節目的制作仍然由電臺和電視臺自家承擔，日常節目靠互相交換的辦法加以充實，近年來則往往擇用市場上業已通行的音像制品。就廣播電視文藝而言，市場化操作和制播分離將是一條新的途徑。

值得注意的是，廣播電視作為媒體的記錄功能和傳播功能同樣可以用于文藝節目，甚至形成廣播電視文藝的特色。例如：

篇（6）

近幾年，“洋設計”已經成為中國建筑設計令人尷尬的“關鍵詞”。從上海浦東國際機場一期工程，到北京的“鳥巢”、國家大劇院、央視大廈，無一不是國外建筑設計師的作品。公布國內重大公共建筑中標方案時，幾乎很難見到本土建筑設計師的名字。

目前國內已有120多家中外合作、合營建筑設計師事務所，世界排名前200位的建筑設計師事務所有140多家在中國設立了辦事機構。

2008年北京奧運會尚未召開，國外建筑設計公司和機構已經提前拿到了金牌。北京奧運會共新建11個場館，設計權面向國際招標，其中絕大部分被洋設計師拿走。

華南理工大學建筑設計研究院戰勝28家國內外對手，獨占兩個場館的設計權，在全國絕無僅有。院長何鏡堂院士卻并不滿足：“雖然拿到了兩個場館設計權，但我們必須承認，在11個新建場館中，這兩個是小的。”

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現代建筑設計集團總裁張樺告訴本刊記者：“我們愿意中國引進國外的先進設計理念，也希望同國外同行同臺競爭。但是，大量國外設計師‘包攬’奧運設計的現象，還是引起了國內建筑設計界的擔憂。”

我們無法回避這樣一個事實：目前國際上建筑設計收費標準為開發商總投資的8%-10%，香港的收費標準是5%，而國內則規定為3%。一個個出自外國設計師之手的重大項目，設計費動輒以億計算。

張樺說，中國古建筑名聞天下，長城、故宮、頤和園、黃鶴樓……都名聞天下，為什么近幾年中國的建筑市場成了國外設計師的天下﹖

“我們目前一些大型公益建筑的操作存在問題，國際招標往往是領導拍板”，張樺分析說，具體操作招標的部門沒有承擔起應有的責任。何鏡堂院士也認為，一些地方官員對待新建建筑，考慮的不是“實用、經濟、美觀”，而是好不好看，是不是“新、奇、特”，有沒有“眼球沖擊”，這表明一些人對政績的理解還不全面，總想把在任期間的建筑物作為標志性的業績。

中國建筑設計行業自身的軟肋也很明顯。

中國設計師的整體水平與外國同行相比有不小差距。我國共有各類設計企業約1.1萬家，其中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占84.66%，這種產權制度與國外普遍的私人或股份合作制有很大差異。目前，雖然中國建筑設計市場龐大，但仍然不是建筑設計大國，中國的建筑設計企業尚未真正具備國際競爭力。從企業規模上就可以看出這點。根據英國《世界建筑》雜志評選的2003年世界建筑設計公司300強，排名前列的都是日本和歐美公司，其中日本日建設計公司以1054人、收入2.8億美元排名第一。在服務功能上，國內設計企業大多局限在設計單一主業，與國外企業提供前期策劃、可行性研究、招投標、造價咨詢到設計、監理以及后期服務的全過程、全方位的項目管理服務，尚有一定差距。

本土原創成敗

距離2010中國上海世博會最近的一屆世博會，是日本的愛知世博會。人們看到，愛知世博會中的主要建筑設計都是由日本本土設計師完成的原創設計。

時間倒退35年，是1970年日本大阪世博會。那次盛會盈利170億日元，世博會期間的管理大樓成了紀念展覽館，目前仍在舉行各種文化交流活動，吸引了眾多觀眾和游客。世博會期間供職員和參觀者居住的“世博會城”，在世博會結束以后就轉成了公眾居住區。

然而，那次世博會的規劃卻也有慘痛教訓。當初規劃時確定，大阪世博會后建一個郊外新城，世博園區作住宅用地和公園，但是園區所有的設施設計時沒有考慮今后的市政規劃，世博會一結束，76個國家和地區的115個展館逐步喪失效用和效益，350公頃的土地歸還市民。作為1970年大阪世博會的標志性建筑——太陽塔也被拆除。事實證明，大阪世博會后，原先規劃變得毫無價值。

許多分析家認為，大阪世博會的一些重大項目，日本都只用本國建筑師，沒有國外競爭者的參與，這是世博場館規劃出現偏差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強調本土元素同樣不能走極端。

篇（7）

隨著文化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入和數字技術、網絡技術的迅猛發展，各種媒體互相滲透、競爭，給廣播影視帶來前所未有的深刻變革。各級廣電部門抓住機遇，迎接挑戰，在堅持社會效益第一的前提下，努力探索市場經濟體制下具有中國特色的，符合中國廣播影視發展實際的廣播影視發展新模式。而統計工作在廣播影視改革、發展、管理中起著重要的基礎性作用。然而目前廣電部門統計信息工作的現狀卻不盡如意，存在“統計人員專業素質低，分析能力差，重視不夠”等多方面的不足，具體表現在：

一、統計人員專業素質低

縱觀各級廣電部門的統計隊伍，其人員大多都是從其他崗位上抽調而來或是兼職，他們對統計專業基礎知識知之甚少，因而對大量基礎統計資料的分析能力較弱，報表上報數據質量差，錯誤時有發生。

二、統計工作手段相對落后

統計工作的重點在基層，難點也在基層，只有廣大基層部門和單位的統計工作做好了，數據準確了，報送及時了，統計工作才能發揮出應有的作用。但目前廣大縣級部門統計工作基礎薄弱，中、西部地區大部分縣級廣電部門還沒有配備統計專用計算機，不適應統計信息化管理的要求。有的縣級廣電部門雖然已采用計算機處理統計資料，但由于有些統計人員對計算機操作應用能力差，一些統計的常規工作如制表、繪圖只能用手工完成，而無法在計算機上操作，更不用說是運用先進的分析手段進行數據分析了，導致統計工作停留在初級加工的水平。

三、統計信息反饋速度慢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導致了各級廣電部門信息反饋速度慢，統計人員所能提供的只是一些基本的、簡單的匯總數據，而不能及時地進行較深層次的分析，大量的資料未被開發利用，不能給領導及有關部門提供決策參考依據。

四、對統計工作認識不足、重視不夠

出現上述問題的根本原因，歸根結底在于單位和領導對統計工作認識不足、重視不夠。他們都把經濟效益擺在第一位，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硬件設施建設上，而把統計信息工作放在了可有可無的點綴位置。具體表現在：（1）統計人員不穩定，甚至缺位，即使是兼職的統計人員也經常變動，調動是不交接，工作銜接不上，無法完成工作任務。（2）數據質量不高，報表雖然有部門、單位領導簽字，但數據層層未經過審核，錯誤時有發生。（3）報表報送不及時，遲報、錯報、漏報現象還經常發生。

當今社會是信息社會，而統計信息是信息的主體，因而可以這樣說經濟越發展，市場化程度越高，統計工作就越加重要。通過大量原始資料的對比分析，從中可以找出許多重要信息，這對增強競爭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和作用。因此，必須從現在做起，抓好統計信息工作，使之發揮應有的作用。1.加大宣傳力度，提高認識，確保統計工作正常開展

各級廣電部門要加大各類統計法規的宣傳、貫徹力度，進一步提高對廣播影視統計工作重要性的認識，從組織機構上、人員配備上和各項經費等方面保障統計工作的正常開展。要規范開展統計工作，加大基礎數據審核力度，建立初審、復審制度，切實從源頭上確保數據的真實、準確，提高數據質量。每一位統計人員都應該樹立“數據把關第一責任人”思想，真正把好數據質量第一關。在統計工作遇到人員變動等情況，各級廣電部門要主動適應廣播影視改革發展變化的要求，做好統計工作的銜接工作，創新工作思路，改進工作方法，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保證統計工作正常開展。

2.建立和完善統計信息網絡，發揮統計信息功能

廣播影視統計工作信息化管理的目標是要實現所有統計調查單位的網上直報，建立具有智能化的糾錯功能因特網直報信息統計系統，以減少統計報表報送層級和環節，提高統計報表報送的時效性。這就要求各級廣電部門建立和完善計算機統計網絡系統，用現代化的手段對統計基礎資料進行采集、整理、加工、匯總，進而進行數據分析，以獲取有價值的信息，及時反饋給各級領導及有關部門。同時也可以通過統計信息網絡對外來資料進行對比分析，找出差距與不足，提供解決辦法與措施，充分發揮統計信息的功能。

3.強化業務培訓，提高統計人員素質

當前廣播影視體制機制改革正在深入進行，事業產業繁榮發展，與此同時新知識、新業務推動著廣播影視的進一步發展。統計工作要真實反映廣播影視發展新動向、新趨勢，就必須了解數字技術、網絡技術給廣播影視帶來的新變化，掌握計算機網絡等基礎知識。統計人員必須適應廣播影視發展對統計工作提出的新任務、新要求，不斷加強學習。各級廣電部門要定期舉辦統計培訓，使統計人員除了具備專業知識外，能了解廣播影視工作的基本常識、掌握計算機網絡技術和統計信息系統軟件的操作使用。

篇（8）

當前，在社會大環境和媒介大環境的雙重制約下，我國大眾傳媒業正承受著激烈的內外競爭壓力。作為當代大眾傳媒業的主導形式之一，廣播電視媒介的生存與發展也面臨著極大的挑戰。從其內容生產的層面上講，廣播電視節目與其他許多商品一樣，不可避免地出現了缺乏個性和深度的同質化趨向。為了使之在激烈的媒介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創新就成為當代廣播電視節目生產中的關鍵詞之一。因此，本文從整合信息資源充實節目內容、發揮語言特性回歸人際傳播、依托媒介技術豐富節目形態等三方面，談談當代廣播電視節目生產如何進行創新的相關問題。

一、整合信息資源充實節目內容

任何一種媒介傳播都必須以一定的信息資源要素為傳播內容，廣播電視媒介的基本職能就是為社會成員傳播各種相關信息，滿足人民群眾對社會信息的多層次需求。可以說，包含在廣播電視節目中的事實和觀點，其內容質量高低和優劣乃是決定一個節目成敗的關鍵要素。因此，在當前市場經濟條件下，廣播電視節目創新必須在信息內容的數量和質量、廣度和深度諸方面進行全方位的開掘、整合、優化、利用，使廣播電視傳播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多種多樣的社會信息需要。

1．建立科學、民主、透明的信息反應機制，以實現社會信息資源的平衡傳播，減少社會各階層的信息貧富差距。當前，我國新聞傳播政策已經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調整和開放，同時，媒介技術進步也為廣播電視傳播創造了許多新的技術可能性。與以往相比，廣播電視節目在內容的深度和廣度兩方面都有了較大的進步。但基于各種各樣的原因，我們在信息內容的選擇上出現了這樣或那樣的失誤，既給整個廣播電視傳媒業造成了極大的破壞，也給人民群眾的生活帶來了很大的損失。傳播學理論認為，在當代社會生活中，一個人的現實生活與其有效信息量的擁有密切相關，從而決定了他在社會生活中的身份位置。有學者為此提出，過大的信息落差會造成一種巨大的潛在沖擊力，對人們的日常生活乃至國家安全構成隱患，而減小信息落差的辦法，就是要逐步加大媒介傳播的信息量，包括所謂敏感信息和負面信息的傳播。因此，在內容生產的層面上，廣播電視節目創新應當從人民群眾需要和關心的角度，觀察、分析和取舍新聞報道的信息內容，大力拓展節目內容的題材范圍，擴充節目負載的信息含量，使廣播電視傳播“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

2．加強信息資源的深度開發和優化配置，進一步提高信息傳播的質量和針對性，促使信息資源的整個升值和增值。提高信息傳播的質量和針對性，就是要按照大眾媒介傳播的規律，對所收集到的信息內容進行合理的歸類處理，根據受眾的需要進行有指向性的傳播，以減少信息傳播的盲目性，對信息資源進行高質量的優化配置和高效率的開發利用。比如央視新聞頻道的《媒體廣場》和鳳凰衛視的《有報天天讀》，在信息內容上利用報刊媒體的資源，但并不是報刊媒體內容的簡單翻版，而是集報摘和書評于一體，不僅信息來源廣、容量大，而且實現了即報即評、資訊與言論的并重，使報刊信息在深度和廣度上都得到了全方位的擴展。另一方面，提高信息傳播的質量要求我們把單一的信息事實置于特定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語境中，置于其背景性信息、前景性信息和相關性信息之中，透過闡釋其彼此之間的相互聯系，使過去對單一信息事實本身的傳播變成多視角、多層面的立體式傳播，讓觀眾在接受媒介信息時不但知其然，而且能夠較好地知其所以然。在當前電視新聞節目中，央視《新聞30分》對組合式報道的探索是值得贊賞的。

3．電視新聞節目應當從單純的報道新聞走向深度的解讀新聞，為公眾意見、集團觀點和社會輿論構筑一個自由傳播的合法空間和平臺。大眾媒介傳播從誕生開始既是社會信息傳播的重要渠道，也是社會生活中意見、觀點和輿論自由流動的集貿市場。隨著當前人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及社會民主化進程的不斷加快，這類節目必將成為廣播電視傳播的又一種重要表現形態。當前，廣播電視傳播中不斷升溫的談話節目熱、訪談節目熱就是這種發展趨勢的有力證明。在西方國家中，談話節目已經成為占有總量一半以上的主要節目樣式。在我國，央視的《實話實說》、鳳凰衛視的《鏘鏘三人行》等都是這類節目的典型代表。這類節目大都以人物的交談為形式，以意見、觀點的碰撞為核心，以通過交流達成共識為旨歸。談話節目的另一種形式是以時事分析、評論為主要內容的深度報道，如央視的《央視論壇》、鳳凰臺的《時事開講》等。這兩類節目的流行表明，廣播電視節目已不再是單純的表層信息傳播，而是更加注重于對信息內容的深層次闡釋和解讀。

二、發揮語言特性回歸人際傳播

任何媒介傳播總是借助一定的可以被人們所感知的、可以相互傳譯的符號系統，才能實現信息內容的有效傳遞，這種符號系統就是媒介傳播的語言方式，其語言方式特性是大眾媒介傳播生命力的重要來源之一。廣播電視語言乃是一種感性化的符號系統，它以某一特定時空中連續存在的視聽素材為基本單位，在電子技術機械復制功能的支持下，廣播電視傳播對現實生活的承載，與其真實存在的時空結構相對應和同步，具象的聲音和畫面保留著人際信息的完整性，它通過直接訴諸于媒介受眾的視聽知覺器官，進而在人們心理結構上產生出一種震撼性的場效應。因此，充分發揮廣播電視媒介的語言特性，使之回歸于面對面的人際傳播方式，也是其節目生產和創新的一個重要面向。

1．進一步發揮其語言方式的感性化特征，使廣播電視節目呈現出生動、鮮活的表現形態。麥克盧漢認為，廣播電視首先是人類觸覺的延伸，它是整體的、通感的，涉及所有感官的最大限度的相互作用。在廣播電視傳播中，其語言方式的感性化特征集中地體現為一種全息性的時空結構，包括節目內容、表現形態和傳播方式等諸方面。其重要意義在于，借助于其語言方式的感性特征，廣播電視傳播打破了印刷媒介對人類自身視聽感知天性的束縛和隔離，進而重新回歸到人際互動過程中的本真交流狀態。但是，由于我們對廣播電視語言感性化、全息性特征的認識還比較膚淺，以致把一個生動的故事敘述得平平淡淡，把一種鮮活的場景描述得枯燥無味，許多廣播電視節目顯得單調呆板、暮氣沉沉，缺少生動、鮮活的感性化特征。在過去的新聞傳播中，我們往往把報道的真實性與真實感混為一談，以為只要堅持報道的真實性，就一定會產生報道的真實感。實際上，這是兩個既相互聯系又彼此區別的概念，所謂真實性是指在媒介傳播過程中信息內容的保真度，真實感則是媒介傳播對受眾產生的真切貼近的心理體驗。因此，充分發揮其語言方式的感性化特征，使媒介傳播達到真實性與真實感的統一，必然是廣播電視傳播的重要目標之一。．充分發揮其感性化的語言特性，提高廣播電視節目對現實生活的再現力。首先，要充分發揮現場同期聲的獨特魅力，真正實現廣播電視節目對現實生活的完整記錄的同步傳播。當前，隨著媒介技術的不斷進步，現場實時報道已成為廣播電視傳播的最主要敘述元素之一，事件報道紀實化、現場報道普遍化和現場直播常態化則已成為廣播電視傳播最有力的媒介競爭手段。要在傳播實踐中真正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努力開掘廣播電視傳播的媒介潛能，不斷提高我們運用現場同期聲像的質量和水平，把豐富多彩的現實生活場景完整地呈現在廣大觀(聽)眾面前。其次，必須加強媒介傳播的互動性，努力增強廣播電視傳播的過程化意識。所謂過程化是由于廣播電視傳播擅長于對事件過程的展示，而不是單純地表達事件發展結果和結局，因此，應當根據其傳播過程特點來組織和開展大眾媒介傳播活動。應當注意的是，所謂傳播過程化并不是一種簡單意義上的線性過程結構，而是一種以互動性、懸念感、不確定性為核心的非線性過程結構。可以說，傳播過程化是由廣播電視語言特性所帶來一種全新而獨特的傳播方式特征。

3．進一步完善媒介傳播的話語方式，提高廣播電視節目的權威性和公信力。所謂話語本身是一個含義簡單的概念，即各種互相聯系的書寫和演講的言語段落。但是，在社會實踐中，話語往往涉及知識的生產、應用和效果等問題，并始終與權力的分配相互關聯。廣播電視傳播是一門模擬傳、受雙方面對面人際交流的藝術，傳播者——記者和主持人不是用書寫的文字符號而是運用聲音和形體語言向受眾傳遞信息；同時，其時空結構是以時間性為主導的存在形態，受眾必須持續保持注意力集中才能進行有效的視聽，因而對媒介話語方式提出了更高的感性化要求。在廣播電視節目中，進一步完善其話語方式應當從平民化、親和力、審美感和公信力等幾方面人手。孫玉勝指出：央視近10年的新聞改革是從改變電視敘述的語態開始的，使電視傳播的“表達和敘述的態度變得更真誠、平和，表達和敘述的內容變得真實、鮮活，表達和敘述的手段變得更遵循電視的規律”。實際上，進一步完善媒介話語方式，是促使廣播電視傳播回歸人際傳播的重要途徑，它要求在內容上體現一種鮮明的平民主義立場，飽含著一種真切的人文主義關懷；在形式上努力增強媒介傳播的感性特征和審美效應，提高媒介傳播的親切感、貼近性。

三、依托媒介技術豐富節目形態

當前，隨著光電模擬技術向著數字光纖技術的發展，媒介技術進步為廣播電視和人本化傳播創造了條件。在廣播電視傳播中，技術特性的改變將直接導致節目體裁樣式和表現形態的變革和創新，未來的廣播電視將依托電子技術的優勢，在傳統媒體向新媒體轉型的過程中搶占先機，并在信息采集方式和信息傳播方式兩方面實現節目形態的創新。

篇（9）

韓劇在中國已經熱播十多年，其引進的數量卻有增無減，從傳播學的角度看這屬于跨國傳播中的文化傳播，是跨國文化傳播中典型的成功案例，值得中國文化界和傳播界分析、思考和學習。

韓劇進人中國是從1993年的《嫉妒》開始的，但引起觀眾關注并投人熱情卻是1997年以后的事情。在國產電視劇無法滿足中國觀眾的情感需求之時，中央八套的《海外劇場》適時地填補了這一空白，推波助瀾演變為“韓流”，開山劇有《藍色生死戀》、《看了又看》、《人魚小姐》、《情》、《加油，金順》等，雖然有人批評其演繹的是雞毛蒜皮的小事，實在有點小題大做的嫌疑，然而許多平時對電視劇就了無興趣的中國人，不看則矣，一看便難以割舍。何以如此，依筆者愚見，韓劇填補了觀眾的情感空白，滿足了他們的情感需求。可謂是“使用滿足”論的成功案例。

所謂使用滿足論是指傳播者把受眾成員看做是有著特定“需求”的個人，把他們的媒介接觸活動看做是基于特定需求動機來“使用”媒介，從而使這些需求得到“滿足”的過程。這一理論認為，受眾面對大眾傳播并不是被動的，實際上受眾總是主動地選擇自己所偏愛的和所需要的媒介內容和信息，而且不同的受眾還可以通過同一個媒介信息來滿足不同的需求，并達到不同的目的。韓劇的成功正是各層次不同身份受眾的各種需要得到滿足的證明。

父慈子孝，至親至愛骨肉親情

中國乃文明古國，幾千年的文明史講的就是父愛母慈、兒女孝順，此乃人倫之首。然而，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資本主義自私自利金錢至上的庸俗觀念對固有的人類親情構成了很大的威脅，以致出現了父母不慈亦不愛、兒女不孝亦不順的有悖人倫的怪象，在這樣的現實環境中，有無數的人都在盼望著骨肉親情的復歸.而韓劇給觀眾演繹的正是對這種親情的珍愛和維護的世外桃源。《看了又看》里長輩不同意季正和銀珠、季風和金珠經歷無數磨難才獲得的愛情，他們并未因此而記恨父母用有悖人倫的惡行強取，而是用自己的真情去打動長輩，父母在體察到他們的誠心和深情后也改變初衷。《人魚小姐》里的丙瑩和雅利英的父母都是典型的慈父慈母，雖然雅利英因父親當年的過失給自己帶來無數的痛苦而滿腔憤恨，像基督山伯爵一樣報復連連，當失去親人的痛苦再一次壓在自己身上時，她蟠然悔悟，找回了親情，找回了純情孝順的自己。《情》里秉燭的父親不僅無能而且還沽染了一身的壞毛病，但他對自己的四個孩子的疼愛是不容置疑的，而他的兒女都非常尊敬自己的父親。這些都滿足了觀眾對父慈子孝人倫親情的渴望和呼喚。

兄友弟恭，難以割舍的血脈親情

兄弟姊妹之情，是難以割舍的血脈親情，既有緣成為兄弟姊妹，就應該同患難，共富貴。然而，在當今社會為了銅臭，兄不友弟不恭的怪象卻并不少見，為財產拳腳相見，斧鎖加身，法庭對峙者并不稀奇，貫徹的是你不仁我也不義，為了一己之私欲已將骨肉親情拋之腦后，而韓劇正好填補了這兄友弟恭的親情正在缺失的人倫空白。《看了又看》里的弟兄倆的戀人竟然是姐妹倆，而家長只允許一對結婚，到底誰放棄，兄弟姐妹各不相讓，都要誓死捍衛自己來之不易的愛情，而他們并未兵刃相見，兄不越禮，弟亦不越情，相互體諒共同面對困難。《人魚小姐》中當丙瑩得知和自己搶朱旺的人是自己同父異母的姐姐時，她便毅然決然地放棄了，她的心不可能不痛;而雅利英到精神病院看望了為愛朱旺而患病的茵瑩之后，姐妹親情使她決然放棄自己渴望已久剛剛獲得的真愛，她也不可能不心碎。《情》里秉燭面對不務正業惹事生非的弟弟和好吃懶做一心想做明星的妹妹，并未撒手不管，而是辛辛苦苦地維系著骨肉親情。這些無一不在訴說著兄弟姊妹血濃于水的骨肉親情。

夫敬妻禮，至善至美男女愛情

當新人行禮之時，我們都會用“舉案齊眉”、“相敬如賓”等吉祥的話語去祝福他們，此乃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之一，改革開放之后，西方的自由思想人侵我國，對我們的傳統文明沖擊不小，在男女情愛的世界里表現得最為突出，西方的情人節、愚人節、圣誕節進人我國，給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帶來的沖擊是有目共睹的，校園里、街道上、馬路邊隨處可見牽手相擁的男女，甚至眾目睽睽之下旁若無人的長時熱吻，似乎這就是真愛，自由、大膽、熱烈。而中國有些電影和電視劇為了提高觀眾上座率和收視率，也一改過去愛情作料的清淡做法，轉而變成二話不說便熱吻，急不可待就上床的濃墨重彩，似乎只有如此，才能吸引觀眾的眼球。而與我們同屬東方且文化一脈相承的韓國電視劇在中國大陸的登臺亮相，似乎打破了這種偏見，愛得是否熱烈和深沉并非只有光天化日之下的熱吻和急不可待的上床一條途徑，相敬如賓、舉案齊眉之下的心靈交匯，那才是愛的永恒。《看了又看》里的季正和銀珠、季風和金珠，《人魚小姐》中的朱旺與雅利英，《情》里的秉燭和美延、哲燭與海美無一不是以命相許的情愛之人，難能可貴的是那么長的電視劇，不僅是深愛的情人，而且是夫妻，從未有過一次親吻的鏡頭，但他們的愛讓無數的觀眾為之潛然淚下，何也?真情也，只有發自肺腑對愛人的真情，才能使人物成為愛的典型，使作品成為優秀的佳作。有些作品用形式上的放浪形骸，求得眼球上短暫的愉悅，只能欺騙和麻醉那些淺薄者的神經，這些垃圾信息對社會文明造成的傷害是不言而喻的。所以這些韓劇的適時引進為我們展示了什么樣的愛才是真愛、深愛、永恒的愛.值得影視界、文化界及傳播界學習和借鑒。

還原生活，至真至純的真情

篇（10）

Abstract:

Mediaconvergenceisanotherbuzzwordinthefuturistdiscourse.Whilecelebratedastheinevitablepathtowardseconomicgrowth,socialdevelopment,andhumanprosperity,mediaconvergenceisactuallyamarket-drivenrestructuringoftheglobalcapitalistsystemontheplatformof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stechnology.ThroughcriticallyreviewingtheNorthAmericanscholarshiponmediaconvergencefromthevantagepointofpoliticaleconomyresearch,thisarticlepointsoutthatontheonehand,NorthAmericanscholars,especiallypoliticaleconomists,havedemystifiedmediaconvergencethroughsocial-historicalapproaches;ontheotherhand,theyhavecriticallyexploredthehistorical,political,economic,institutional,andtechnologicalforcesthatinformandstructuretheprocessesofmediaconvergence,fromtheperspectiveofvariousplayersinthetransnationalpoliticaleconomy.Recognizingthedeepenedintegrationofdevelopingcountries,suchasChina,Russia,India,andBrazil,intotheglobalcapitalisteconomy,mediaconvergence,asanongoinghistoricalprocess,willcontinuetobeanusefulvehiclethroughwhichscholarscanfurtherunderstandtheexpansionandevolutionofglobalcapitalism.

“媒體融合”，作為一個學術概念，它的內涵與外延非常的豐富，人們對媒體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潛在的經濟邏輯和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作為歷史現象，媒體融合的發展也還未有終結。處在最活躍的經濟和技術領域，媒體融合的走勢受到宏觀政治、意識形態、產業政策、市場、技術、核心價值和社會大眾的多方影響。介于“媒體融合”是一個動態的學術熱點,本文試圖粗略地歸納出幾種比較突出的研究途徑和角度。特別是站在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本文旨在審視北美學者近幾年內對“媒體融合”現象的預測、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論分析框架。總體來說，北美學者對媒體融合的探討大致分三大重點：第一個重點考量媒體融合這一歷史現象的性質，并試圖解釋趨勢背后的主要推動力和阻力;第二個重點通過實證研究方法，對媒體融合的具體狀況加以分析。對于新媒體政策與新融合經濟的解析是這個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個重點涉及媒體融合所帶來的，反映在大眾政治、公共文化、社會關系上的種種深刻影響。可以說，一方面，通過對當今全球資本主義格局的分析，北美傳播學，特別是傳播政治經濟學，對“媒體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繚亂的技術未來主義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認識到在市場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響下，媒體融合已超越言論，成為了實實在在的、承載國際政治經濟角逐、影響國內社會權力結構的重要歷史趨勢，北美學者也因此給于媒體融合足夠的重視，對這個歷史進程在當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機構和權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機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體融合

媒體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學學者IthieldeSolaPool提出的。他在1983年的專著TechnologiesofFreedom中，把媒體融合描繪成一股未來趨勢。這個概念泛指由數字技術所帶來多種媒介載體相互融合的技術演變。根據這個概念，在數字技術的影響下，信電、電話、電報、大眾傳媒之間原有的行業隔離與技術區別正在逐步消失。未來，某一物理媒介—無論它是無線還是有線，無論是電波還是電纜—將能承載所有的語音、圖像、數據、以及視頻的傳遞；同理，原本只能由傳統媒體提供的信息，例如印刷品、廣播和電話，也將不再限于它們原來特定的載體（Jenkins,2008:10）。3G手機、數字電視、網上廣播、還有眾多網絡互動媒體的出現都是媒體融合的具體例子;這些技術的進一步推廣也對網絡帶寬和終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術要求。

總的來說，“媒體融合”是西方未來主義思潮的又一流行詞匯，是繼“信息社會”、“第三次浪潮”、“后工業社會”之后的又一熱點。在未來主義的詞匯中，“媒體融合”以技術演化為核心標尺，對技術帶來的社會經濟變化又持有實在化的觀點。作為當代西方發達國家對新技術革命的主導思潮，未來主義反映了政治經濟權力精英對人類社會發展未來前景的主觀愿望。技術未來主義一大特點是把科學技術偶像化、自在化、絕對化，但同時又回避國際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對科學技術的深刻影響與限定。無獨有偶，北美傳播學主流思想為未來主義的流行貢獻了一臂之力。比如，Murray（2003）就曾預測數字化的內容下載功能將進一步推動媒體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認，技術演變是媒體融合現象的重要特點，“媒體融合”的口號也確是強有力的言辭。但是，作為一種學術理論框架，“媒體融合”有明顯的盲點。脫掉“科學技術”客觀性的偽裝，“媒體融合”實質上是帶有強烈價值傾向的規范性框架：一方面，它為“革命式”的技術創新而加油歡呼；另一方面，社會輿論卻領會不到融合潮流實質上是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體系自我再造重組的有機組成部分。通過對新技術寓言式的描述，“媒體融合”潛在地為維護并重建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核心優勢做了鋪墊，埋下了伏筆。

值得一提的是，盡管未來主義把“新科技”對歷史進程的影響放大到絕對主導的地位，但是伴隨著國際資本和西方發達國家實實在在的推動，媒體融合已從主觀預測轉變為有自我實現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話語范疇的現實影響力。特別是美國1996年的電信改革，不僅取消了原來的行業隔離，不再禁止電信運營商進入有限電視和網絡服務行業，更是搶先全面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電信、廣電、計算機網絡在內的美國傳播行業，因而迫使英國和歐盟國家緊隨其后以期提升本國媒體資本在國際化的市場競爭中的實力。在自由化的市場機制的激勵下，壟斷集團通過融合強占先機，以期制定規則，主導轉型（Zhang,2002:38)。可以說通過迎合跨國壟斷集團資本擴張的本性，這一歷史性改革標志著新自由主義機制的興起，其深遠的影響力波及了整個國際傳播體系。

就在市場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動下，自九十年代以來，融合潮流變得相當明朗。盡管技術演變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術革命為理論框架的學者眼里，新技術就成了凌駕于政治經濟結構之上、自成體系的歷史推動力。當然，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Mueller(1999)就描繪了由電子技術帶來了媒體經濟和技術組織結構的重大變化。根據Mueller,媒體融合這個概念已流傳了近25年。自從互聯網和數字技術誕生以來，關于互聯網是否會最終促成媒體融合的討論就不絕于耳（Mueller:12）。在互聯網時代，技術進步顯然已將媒體融合變成觸手可及的現實。但是，如果這個趨勢至今還沒有充分實現，是什么樣的非技術阻力導致的？哪些機構，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動或延緩這個趨勢？哪些地區國家,哪些社會團體，哪些權力集團將從媒體融合的大潮中獲利？由于媒體融合還是不斷演化的歷史進程，在世界各國的發展程度也大相徑庭,這些結構性、實質性的問題將引導學術界的討論。

當然，不同的學術流派對于這些問題的解答也不盡相同。首先是機構研究。機構研究以引導機構改革、促進融合為目的，著重分析和評估融合的具體政策和現狀。這類研究默認并接受了主導媒體融合的商業邏輯，其研究的目的也是為了完善并促進資本主義技術改革，推進在“新自由主義”引導下的全球信息體系的重組與再造。比如說，Dong-HeeShin(2006)就韓國的發展狀況，認為目前媒體所有制結構，監管部門結構，以及媒體管理政策從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體融合。Baldwin,McVoy和Steinfield在他們的專著里(1996)也指出媒體融合的實現不僅僅包含技術問題，還涉及到產業運作、商業文化、融資方式、基礎設施、產業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個國家的特定環境，站在經營策略的立場，這些論述著重討論“如何做”這一實際的操作性問題，為幫助實現跨國抑或本土資本在這一重大媒體產業變革中的取得戰略地位獻計獻策。

機構研究的“改良主義”的前提有意無意地提示我們：媒體融合決不是簡單的、必然的技術潮流，因為政府政策、經濟行為、意識形態、乃至資本主義的國際生產關系對媒體融合有決定性的意義。在這個理論架構下，“媒體融合”成為一個縮寫，泛指在電信、廣電和信息產業，由一系列技術演化、產業重整、市場改革和相關政策組成的現象(Blackman,1998)。因此，相對于未來主義科學技術絕對化和自在化的邏輯，傳播政治經濟學學者更加贊同這種社會化、機構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機構研究對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默認或回避的態度，傳播政治經濟學對媒體融合的理解有意識地跳出“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的思維模式，并直截了當地解析全球資本主義系統與傳播信息體系之間日益復雜交錯的關系。在他的專著HowtoThinkaboutInformation中,Schiller就主張把媒體融合的本質看作是國際資本擴張和重組的又一個歷史表現，并指出“媒體融合”這個概念使公眾錯誤的認為融合是不可逆轉的技術進步的必然(Schiller2007:103)。在現代資本主義經濟下，“信息”作為一種資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場經濟活動中去了，成為創造剩余價值的商品，同時也是資本積累的平臺；在信息經濟的旗號下，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關心的是資本通過傳播信息平臺在全球范圍的積累，只要能增加利潤，這個體系中的主導者有意摧毀任何國家或地方干擾利潤實現的現有技術體系、制度、傳統和機構。從這個意義上，媒體融合說明資本邏輯滲透全球傳播體系的規模和深度的不斷擴張。有別于機構視角，批判政治經濟學往往突出國際資本活動所起到的隱形的,但實質上相當核心的主體導向作用，并且描述這個復雜歷史過程中所上演的種種矛盾、斗爭、控制，進而說明社會變革的根本性質和方向。

此外，由商業邏輯為主導的媒體融合是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進的。那么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對媒體融合的看法與做法一致嗎？新媒體的普及給于發展中國家“跨越”的機會嗎？當發展中國家加速融入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國家政府與本土資本是否有能力有選擇地介入媒體融合，并從中獲得實質性的實力增長？當地的人民大眾能否從中贏得更多的權益？當日本韓國成為媒體融合的先導國家，跨國資本在這些亞洲國家中起到什么樣的作用？新媒體的出現會促進本土文化的發展？抑或是遏制它？隨著媒體信息產業變得越加重要，它與國際政治和區域經濟之間又有什么樣的緊密關聯？在數字化和網絡化的新媒體環境下，這一系列關于國際關系和跨文化傳播的“永恒”問題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說，Jussawalla(1999)就曾探討過信息技術融合對亞洲區域經濟的影響；Msimang(2001)則認為如果發展中國家想改變相對落后的被動狀況，面向媒體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發達國家自由經濟的模式；Boyd-Barrett(2006)更進一步指出數字媒體在國際上的擴張幫助重整國際資本所操縱的媒體霸權。總的來說，從比較與跨國視角出發，如果媒體融合是信息技術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體產業在國際上的演變能幫助我們理解重大的國際權力的動態結構嗎？

二、新媒體政策與融合經濟

毋庸置疑，媒體融合給行業監管帶來了巨大的挑戰。電信、廣電和信息產業原本是在相對獨立的監管制度下發展的。具體的說，在歐美地區，電信監管政策強調對基礎設施硬件的管理，但視內容為超出監管范疇的私人問題；出于保護文化多樣性和維護弱勢群體的話語權，廣電的監管則側重內容管理；同時，信息與網絡產業則是在相對無監管的環境下發展起來的(Blackman,1998).但是面對媒體融合，原來各自分立的行業監管不得不重新調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間的爭論與沖突不可避免。對于這些爭論的記載和分析有助于說明媒體融合的多重主體性與復雜的內在矛盾。

同時，從宏觀政治經濟的角度來看，資本主義全球體系自八十年代以來的發展更是把關于融合政策的爭論設定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在新自由主義思潮的主導下，為了迎合國際壟斷集團搶占國際市場的戰略，歐美電信、廣電、信息行業監管政策都紛紛鼓勵自由化的機制，推動最大限度地開放市場（Schiller,2007)。同時，隨著發展中各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歐盟這樣的“超國家組織”，規范化的條約更加速了國家傳播產業本身以及以傳播產業為渠道而進行的與全球市場體系的融合。在這樣的背景下，融合政策還能在“社會公正，公平競爭，和消費者利益”之間作出比較公允的平衡嗎（Simpson,1999)？就全球媒體經濟而言，劇烈的市場改革和產業重組將改變以往經濟實體之間的動態平衡嗎？

首先，在基礎設施這一層面，就存在許多關于發展趨勢的爭論。比如說，當電信與廣播電視產業日趨重疊，“融合式”的監管架構是否會削減原來受推崇的媒體多元文化的保護制度。(Simpson,1999)？當電信運營商也開始提供媒體服務，怎樣才能保證其他服務供應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礎設施的運營商的惡意排擠(Blackman,1998)？由于兩種以上的技術都可以實現寬帶傳播，采用哪種技術來建設信息基礎設施也將對經濟社會產生深刻的影響（Benkler,1998;McKnight，2003).總而言之，在媒體變革的過程中，種種有關技術標準、市場準入條件、以及行業準則的監管政策都將影響未來媒體格局，因而至關重要。

其次，媒體融合還促使了許多新型終端和新型服務的出現；雖然傳統媒體并不會徹底消亡，但卻經歷巨變。重要的是，這些劇烈的變革鼓勵社會各界重新審視貌似永恒不變的媒體結構和媒體權力分配，因此孕育了大量的爭論和動蕩。以數字電視為例，承擔著公共服務功能的非盈利性媒體應當怎樣應對和適應數字化的挑戰？在以數字技術為載體，網絡為紐帶的，資本主義商業邏輯主導下的多媒體環境里，什么樣的媒體監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護“公共利益”這一核心價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經濟的大環境里，數字電視的推動是由目前的壟斷企業領導？還是通過政策介入把市場準入條件降低(Castañeda,2007)？可見，即便在歐美資本主義經濟的大環境下，傳播信息體系不僅是資本利潤最大化的載體，還承擔著重要的社會公益責任。因此，有關媒體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業邏輯、權力結構和社會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訴求下被左右著前行的。到目前為止，在新自由主義體系下，商業邏輯凌駕于媒體社會公益的責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體在社會效益中的貢獻。當然，由于媒體融合還是一段尚未完結的歷史進程，最終的收益者將由歷史裁定。

就媒體經濟而言，由資本主義商業邏輯主導的全球傳播體系正在經歷劇烈的擴張，同時，其內部的市場格局也是動態的。在新自由主義和媒體融合的雙重導向下，傳播體系作為全球資本主義系統的有機組成部分經歷了結構性的調整。這一結構性的調整不局限于技術層面，而是涉及到資本主義媒體經濟內部的實力較量和重整。一方面，處于優勢地位的跨國壟斷集團試圖鞏固并進一步壯大其市場實力；另一方面，傳播信息體系在全世界范圍的調整也給新興的市場經濟主體帶來了機會。

具體的說，由于媒體融合的前提是網絡基礎設施和服務產品的重建和升級，這促使目前仍處于優勢地位的電信公司、傳統媒體、和硬件制造產業通過種種方式改變生產結構，切入新興市場，以適應變化，因而引發了產業結構、市場結構、部門結構的變化。目前，國際壟斷媒體公司已利用他們在資金、技術、人才和政治影響力上的種種優勢，通過擴張，兼并、重組等途徑，搶先把媒體融合納入公司發展策略中；換句話說，跨國媒體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導媒體融合的走向，媒體融合也改變了它們的商業運作方式(Arsenault&Castells，2008；Chonetal.,2003)。與此同時，隨著市場需求的增長，國際生產鏈也經歷了重大的重組配制。電信、廣電與信息產業的廣泛融合甚至改變了這些細分產業內部的產業鏈結構，因此影響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2001)。除了國際資本的帶動和跨國產業的結構調整之外，國內的政治經濟原因，特別是不同部門、不同經濟實體乃至階層利益之間的博弈，都可能影響以媒體融合為其點的產業格局的發展方向（Zhao,2005;Wu,2009)。可以說，在這場以媒體融合為形態的市場角逐中，鹿死誰手、誰是贏家是有關全球信息體系和全球市場經濟的前瞻性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由資本主義商業邏輯主導的全球傳播體系并不是堅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資本主義體系的內在矛盾在新舊技術交替時期被放大，因此維護和鞏固資本邏輯對傳播體系的控制至關重要。首先，從純技術角度來說，現代技術給人類的交流傳播活動帶來更多的可能性：數字技術不僅使“信息”從一種稀缺資源轉變一種過剩資源，融合媒體更是具備了互動的特點，因而讓普通使用者對信息流通過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權。但是，往往正是這些極有益的技術特點使得資本通過全球傳播體系實現利潤積累的過程受到沖擊。

以知識產權為例：由于數字技術改變了媒體制作、內容存儲、信息傳遞和信息流通種種階段的操作方式，知識產權原有的生效范疇和執行方式都受到了負面影響。一方面，網絡強大的共享與復制功能不僅激發了數以萬計的免費內容下載和內容轉載，甚至鼓勵了非盈利性的創作共享運動的風起云涌(Murdock，2009)。作為反擊，大公司不僅嚴格化了知識產權規則，他們還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應的技術手段以期順利實現信息“商品化”的轉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權，收費網絡信息，使用者密碼輸入系統等等（Spinello,2002:170-172)。除此之外，當多媒體和互動媒體成為主流傳播方式時，現代技術已給予消費者避開商業廣告狂轟濫炸的能力，數以萬計的頻道更使傳統的廣告失去原有的效應。新媒體與廣告、新媒體與知識產權之間的關系將如何發展直接涉及到商業媒體的生存方式（Spurgeon,2008)。

總之，如何創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殺不符合資本積累的技術應用，如何打開并開發利用新興市場，如何創造新的需求不僅對于資本邏輯下的媒體行業本身有重要的意義，對于剖析現代資本經濟組織演化也有關鍵性意義.

三、媒體融合的社會影響

由媒體融合引發的全球傳播體系的重整對資本主義市場體系本身有深刻的影響。除此之外，北美學者不約而同地關注新媒體與新聞事業、新媒體與大眾政治、新媒體與社會民主之間的互動關系。換句話說，這類討論往往跳出了產業機構視角，關注非經濟問題。如果傳統媒體的特點之一是由精英主導的，自上而下的，壟斷式的信息制造和傳播，媒體融合是否可以減少了消費者對壟斷媒體的依賴，鼓勵更為民主的、更具參與性的信息傳播方式？這一議題是關注媒體政治的學者們關心的核心問題。一方面，互聯網、數字手機、網絡播客不僅讓大眾接觸到數以萬計的信息來源，更賦予普通人曝光突發事件、引發大眾討論、制造新聞效果的主體性能力（Murley,2009;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壟斷媒體集團為了迎合大眾需求也相繼推出網絡討論空間以期制造互動新聞的氣氛（Thurman,2008)。

早期學者對新媒體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義的期望，IthielSolaPool（1983）就認為在媒體產權日益集中的國際環境中，媒體融合能鼓勵民眾的媒體參與，進而推進言論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會公正。不可否認，Pool的觀點有科學技術絕對性的傾向；潛在地，他把技術進步與民主化相提并論，把個人消費自由等同于社會群體之間的民主平等。但是這一極富價值取向的期望已成為了主流媒體研究的理論框架，同時也為西方科技未來主義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傳。相對來說，近期的新媒體研究則運用了內涵更為嚴格的“民主”概念，通過實證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動媒體、草根新聞的實在效果。從純技術的角度，新媒體跨越了傳統媒體中被動消費與主體性內容制造的鴻溝，但是從社會學的角度，社會各界、各個階層、各個民族享有新媒體的程度極度不平衡，保守的媒體權力結構也并沒有土崩瓦解(Zeitlynetal.,1998)。可以說，相對于技術絕對化和個體化的研究框架，傳播政治經濟學對媒體權力在資本邏輯下實現的分配關系提出了結構性的、批判性、本質性的認識，因而為了解媒體融合的社會影響提供了現實版的背景認知。

新媒體與大眾文化的互動也是一個重要領域。隨著壟斷媒體集團對大眾娛樂市場的不斷開發利用，消費者通過互動媒體為資本主義娛樂產業提供了大量新鮮的內容。HenryJenkins在他2006年的經典之作ConvergenceCulture中強調了消費者在新形成的媒體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動作用(p.8)。通過文化視角，關注互動式的多媒體，Jenkins提出媒體融合不僅是被資本宏觀推動，而且帶動了自下而上的消費者的媒體參與。簡而言之，新型的媒體文化和消費者群落是這類研究的重點。比如，Lankshear和Knobel（2003）研究過社會交際網站；Tarantino（2003）寫過消費者對數字電影的反哺；Mizuko(2005)寫過手機短訊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機作用。可以說，全世界的媒體管理者、軟件設計者、系統工程師和計算機網絡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體文化的傳播和影響，更想了解大眾流行對新技術的接受方式和導向趨勢。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評價，這類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體消費者主體性的地位，并且強調了“文化”獨立于政治經濟的自在性和影響力，因而是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有益補充。但同時，不可否認，優先消費者視角，突出市場經濟范疇內個體或群體的“消費自由”的邏輯回避了資本最大化的商業邏輯以及階級這最為核心的資本主義社會關系，這些盲點削弱了對市場經濟框架下的大眾文化的認識，也代表著向資本主義商業邏輯的某種妥協。

當新媒體社會學和新媒體文化學的研究從大眾“消費者”的視角出發，媒體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則又回歸到媒體與資本主義體系的另一個重要交點，那就是媒體融合對勞動者、勞動關系和勞動狀況的影響。一方面，數字技術在各種機構中的滲透加深了資本主義體系對勞動者的監視、控制和操縱，在后福特主義生產模式下，當全球數字化與經濟全球化相融合，媒體融合更促使國際產業鏈的擴張和調整，因而對世界各國的就業結構和勞動狀況也產生了深刻影響；另一方面，新技術也帶來了鼓勵勞動者主體性和承載集體維權活動的空間。這一對相互制衡的矛盾趨勢將怎樣影響數字勞動、創造性勞動和知識型勞動？面對媒體融合所帶來的媒體產業結構和管理方式的變化，廣義的媒體工人是怎樣應對的？在信息產業全球化，媒體行業的工會做出什么樣的戰略性的組織調整？可以說，關于廣義的“知識勞動”與“創造性勞動者”的研究是一個的新興領域。這個視角再次把媒體融合的現象設置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全球擴張和自我更新的時代背景之下。

四、總結與未來趨勢

在近些年的社會輿論中，媒體融合這個概念往往披著一層神秘的面紗。特別是在未來主義和自由經濟輿論的鼓吹下，媒體融合不僅代表讓人眼花繚亂的新技術，仿佛還預示著天賦人權和民主自由的人類理想，因而成為了象征實現社會進步、經濟發展、人類平等的金鑰匙。但是，作為一個獨立的學術概念，媒體融合不僅存在明顯的盲點，而且是帶有強烈規范傾向的框架。可以說，對媒體融合的分析，只有結合對當今國際、國內政治經濟的深刻理解時，才能有效擺脫“媒體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傾向。從傳媒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媒體融合的潮流，從本質上說，是資本主義全球體系通過傳媒信息技術手段進行自我更新、自我擴張的有機表現。就影響而言，媒體融合對全球格局、社會經濟和政治民生帶來的并非是理所當然的、線性的、純粹的、正面的影響。實質上，媒體融合技術雖然蘊涵了促進積極的歷史進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資本主義商業邏輯強大的主導下，這一歷史進程更多的是優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場體系中的占有領導地位的政治經濟實體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現行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媒體權力等層層的保守格局。

通過本文的敘述和梳理，筆者認為北美關于媒體融合的研究以媒體融合現象作為起點，著重剖析現象背后更深層次的政經、機構、政策、發展、社會關系和權力結構的本質、動因以及影響。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設引導了北美學術研究對媒體融合的審視和反思：在資本主義商業邏輯的主導下，媒體融合將削弱跨國資本對傳播體系的霸權控制？給于發展中國家“跨越”的時機和空間？延續甚至加強傳統“公眾利益”的監管核心取向？推動公共服務媒體的發展？摧毀社會歧視，實現全社會化的平等信息服務？推動社會民主和大眾文化繁榮嗎？總的來說，在全球傳播體系市場化、自由化和數字化的大背景下，媒體融合不僅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通過傳播信息產業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組的具體手段，同時也給發展策略、行業監管、資本積累、勞動關系、社會民主和大眾文化帶來了種種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響，歷史的延續性和革新性是媒體融合的雙重特點。

顯而易見，目前媒體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歐洲以及日本韓國這些發達國家和地區為對象的。這個研究范疇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體融合不平衡的發展軌跡，另一方面，隨著印度、巴西、中國和俄羅斯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不斷融入全球市場經濟體系，他們在媒體融合潮流中的發展進程將成為學術研究的一個可能的未來趨勢。中國政府就已將三網融合作為實現內需帶動，促進應用，重點突破，在未來的技術發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經濟戰略。筆者認為，對于未來的研究，媒體融合將繼續成為一個載體，幫助學者認識資本邏輯在全世界范圍的擴張和變形。具體的說，在發展中國家里，媒體融合在國際資本與本地政治和國家發展需求的多重影響下會產生怎樣的特有的可能性？作為市場國際化的重要載體，媒體融合的趨勢會為本地資本的壯大創造什么樣的環境？會給國家信息化格局帶來什么樣影響？是否有助于形成電信運營商與上下游產業互動共贏的產業鏈？政府與市場主體在媒體融合中將分別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陷入困境的境況下，作為最為活躍的經濟區域，這些國家會在媒體融合上會有什么具體的舉動和作為？媒體融合又會在當地的政治改革和社會轉型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這一系列的問題對于關心國際政治經濟體系、新型工業化和市場化國家的走勢、轉型中的媒體以及廣義的發展問題的學者都是很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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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1數字電視廣播信號無線定位概述

1.1無線電定位的概念

同時接收多個已知空間坐標和時間基準的無線電發射源的輻射信號，可以確定接收端用戶所在的地理位置，即經度、緯度和高程（海拔高度）。

隨著超大規模集成電路（VLSI）工藝的進步，基于電纜或衛星傳輸的數字電視（DTV）系統已在全球范圍廣為使用。DTV地面廣播系統也已開始大規模建設，在全球不同區域逐漸形成以各自廣播標準為基礎的數字電視和數字聲音廣播網。與GPS相比，DTV定位有以下優點：定位誤差小，可達1m量級；市區定位概率高，還可滿足室內定位要求；定位實時性好；信號處理要求低，處理設備少，功耗低；可利用現有的DTV基礎設施，無需改變就可用作定位。

1.2數字電視地面廣播與標準

數字電視地面廣播與數字衛星廣播相比較，有容易普及、接收價格低廉的特點；與數字有線電視廣播比較，則不易受城市施工建設、自然災害、戰爭等因素造成的網絡中斷影響，因此在傳輸狀況、應用需求等方面，地面傳輸方式更加復雜，全球各地在地面數字電視傳輸系統方案的選擇上爭議也最大。

世界各國對于數字電視地面廣播進行了長期研究。基本形成了美國的ATSC，歐洲的DVB-T和日本的ISDB-T三大標準。我國模擬電視采用的是歐洲的PAL制式，因此要向數字電視過渡基于DVB-T標準開發數字電視地面廣播系統是切實可行的。

2基于DTV數字電視廣播信號無線定位系統方案的實現

2.1系統結構設計

整個系統的組建可以劃分為兩大部分：發射和接收。發射部分建在DTV地面廣播信號發射臺。對于按DVB-T標準發射的電視信號來說，首先要為不同發射臺分配不同的系統標識碼（ID），再將發射臺的空間坐標、發射時間和標識碼等信息進行信道編碼，最后通過DTV數字廣播系統實現信號發射。而對于按DMB-T標準發射的信號來說，由于在發射信號中已經加入幀號、基站識別碼、起始發射時間，只要將發射臺的坐標預先存儲在接收機的處理器中即可。

基于數字廣播電視信號的無線定位系統特征在于通過接收多個空間坐標已知的數字地面發射臺的信號，確定接收者的空間坐標。

2.2系統工作流程

本文定位方法是建立在無線電信號廣播發射系統上的，系統的工作步驟如下：

（1）接收信號：由天線接收到的電視信號經射頻放大后下變頻為中頻信號；

（2）通過模擬/數字（A/D）變換完成中頻信號的數字化；

（3）在數字信號處理器（DSP）內完成信號的同步跟蹤、解調和解碼任務，建立信號載波和碼同步跟蹤回路；

（4）將數字電視系統廣播數據幀的時間間隔作為系統觀測的基本時間單位，排定以數據幀間隔或其倍數作為觀測間隔，確定觀測時間序列；

（5）已預先排定的觀測序列時間定時從同步跟蹤環路提取出一個數字電視發射源的原始偽距觀測值，以及通過解調和解碼后的數據得到該發射源標識和空間坐標信息；

（6）重復步驟（5）觀測跟蹤所有在有效測量范圍內的數字電視發射臺；將所有得到的信息送入偽距解算方程，即從接收跟蹤環路提取得到各發射源的偽距值和發射源空間坐標值，計算出最終接收天線的空間位置坐標，并換算為接收系統的定位信息：包括位置、速度和加速度，這些信息為基本導航定位信息；

（7）測量隨后各數字電視廣播數據幀接收時刻，得到屬于該觀測時間點所有有效同步幀頭的偽距信息；

（8）以步驟（6）得到的基本導航定位信息，依次代入步驟（7）中的偽距信息和接收時間信息，完成基于順序雙濾波器平滑算法的計算，最終輸出系統最優定位信息。

2.3軟件接收機的流程實現

對于DVB-T標準來說，同步部分利用時域保護間隔和頻域導頻信號，估計并跟蹤時域FFT窗口位置，同時估計由于收發端上下變頻引起的頻偏；采樣時鐘同步估計得到收發晶振不能完全匹配帶來的采樣時鐘誤差，經數字鎖相環使收發采樣時鐘同步。對于DMB-T標準，將傳統的DVB-T系統中的CP由一段PN序列取代，而在IDFT幀體中不插入任何導頻。PN幀頭既作為訓練序列用于同步和信道估計，又在客觀上起保護間隔的作用。DMB-T的每一幀采用不同的PN頭作為幀標志，在發射端對PN頭采用BPSK調制以獲得可靠的傳輸效果；在接收端則通過同樣的PN序列發生器產生本地PN序列，并與接收信號的PN碼幀頭進行時域相關，從而完成幀同步、頻率同步、時間同步、信道傳輸特性估計等一系列同步運算。3數字電視接收機的實現

3.1接受原理

（1）模擬處理部分。

從天線接收到的信號通過調諧器經預選放大抑制鏡像干擾、混頻后得到中頻信號，經中頻濾波器濾波抑制鄰道干擾后送入中頻放大器中得到放大了的中頻信號。在中頻放大器中設置AGC以穩定信號輸出。

（2）符號起始同步與定時粗同步。

利用保護間隔的循環重復特性可獲得定時的粗同步和符號起始，提供給FFT。其基本原理是由于保護間隔中的數據是有效數據的部分重復。而相鄰符號的數據則完全不同，這樣計算差值s（t）－s（t－Tu），并對其進行段積分，則可獲得粗同步。

（3）OFDM解調和傳輸參數（TPS）提取。

為簡化接收機方案，可采用流水結構兩倍規模的FFT解調。中頻信號經抗混疊濾波后進入ADC中進行兩倍采樣率采樣，每1個符號得到2N樣點，這2N樣點直接送入2N點FFT的ASIC處理器進行FFT。

（4）頻率和定時同步。

由定時符號粗同步后，接收機對連續2個符號采樣的2N個樣點進行FFT，頻率估計器按參考序列給出的連續導頻地址找到這2個符號的連續導頻值。對頻率偏移進行估計得到頻率誤差信號，經D/A變換及環路濾波后控制中頻VXCO本振完成頻率同步。

定時估計器在當前符號中找到導頻后，對定時偏移進行估計得到定時誤差信號，經D/A變換和時鐘環路濾波器濾波后完成定時的精同步。這一同步過程時間較長，以緩慢調整達到精同步鎖定。

（5）信道估計。

①信道校正。信道響應估計器通過對分布和連續導頻點響應的估計，利用時/頻域內插得到信道在全頻段的響應估計值，對各數據載波進行復相均衡后可得到信道校正。

②信道狀態估計。信號輸出電平的估計可通過對FFT輸出信號的能量獲得。信號電平估計后通過D/A變換以及AGC環路濾波后可對信號的輸出電平進行精確控制；信道在各數據載波點上的狀態估計可通過對該點信噪比的估計，給出信道在各數據載波點上的狀態量度，與該載波點數據一起送到Viterbi譯碼器，對每一位提供“可靠性消息”進行軟判決譯碼。

（6）信道譯碼及碼流處理。

①積碼的解碼。由數據格式化后得到G1、G2格式的3bit碼流送入Viterbi譯碼器進行軟判決譯碼。軟判決是根據提供的信道狀態估計每比特的可靠性信息進行的。內信道譯碼后通過串/并轉換把比特碼流轉換成字節碼流送入解外交織器。②解外交織。由于發射端采用的是同步卷積交織器，因而解交織時需要同步。在交織過程中，同步字節sync或sync總是從第0路送入，在解交織時只要設置窗口校驗同步字節后（即字節碼流獲得同步后），把同步字節送入第0路解交織即可完成解交織。③RS譯碼。從解外交織器送來的字節碼流送入RS（204，188）譯碼器進行外信道譯碼。RS譯碼是在找到同步字節sync或sync后把同步字節和后面的187Byte為一組進行譯碼的。譯碼后的字節碼流經并/串轉換變成比特碼流，同時還給出同步信號送入反隨機化處理。④反隨機化。RS解碼后的數據碼流在同步sync后的8個數據包長度內與隨機化序列進行異或后即得到反隨機化的數據流，反隨機化中每遇到同步比特串，即為隨機序列的異或禁止。同時若同步字節為sync，即對其求反處理得sync，完成反隨機化后的碼流送出信道譯碼器給MPEG-2碼流復用器。最后得到TS碼流。

3.2信號定位實現

DTV信號定位采用偽距法。這里的偽距是指從數字廣播發射機天線至接收機天線信號之間的幾何距離加上各種系統誤差。位置計算可以在用戶終端實現。終端要測量每一個視距范圍發射臺的偽距，3個發射臺的偽距足以解決用戶的經度、緯度和時鐘偏差，DTV發射臺的位置數據可以存儲在用戶終端。

定位系統所要確定的系統狀態一般為系統的動態特性和系統時鐘誤差項，即：空間位置、速度、加速度和時鐘偏差和時鐘漂移。系統狀態為：

式中［PR，VR，AR］T，［δtR，δtR］T分別為系統位置、速度加速度三維坐標矢量以及接收時鐘偏差和漂移矢量。

3.3定位誤差分析

定位精度依賴于由電波傳播環境、接收機設計、噪聲和干擾特性以及采樣信號處理的復雜度。在實際的定位系統中，定位誤差主要由以下兩部分組成：

（1）接收端檢測設備帶來的誤差。如時鐘同步誤差、檢測設備時延帶來的誤差等。這部分誤差隨著定時技術及信號檢測技術的發展而降低；

（2）主要由多徑效應和非視距傳播帶來的信道誤差。主要取決于信道環境，可以利用相應算法減少其對定位精度的影響。非視距傳播是無線定位的主要誤差源，即使在無多徑效應和采用高精度定時的情況下，非視距傳播也會引起測量誤差。

因此，如何降低非視距傳播的影響是提高定位精度的關鍵。目前降低非視距傳播影響的方法有：利用測距誤差統計的先驗信息將一段時間內的NLOS測量值調節到接近LOS的測量值；降低LS算法中NLOS測量值的權重，在LS算法中增加約束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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