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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教育是當代國際上公認的正規高等教育的最高層次。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和數量是衡量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發達程度和文化科學發展水平及其潛力的一個重要標志;它不僅關涉一個國家人才培養的整體質量,而且影響到一個國家科學創新能力的儲備與民族文化的傳承,以及與之相關的學術聲譽與民族形象。

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該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開始招收第一批新聞學博士生。直到上個世紀末,我國先后有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傳媒大學、武漢大學等四所高校和中國社科院擁有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共設置了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5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3個。在這15年間,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穩步發展,培養了一批活躍在新聞傳播學術界的出色人才,產生了一批優秀的學術成果,同時也積累了一定的新聞傳播頂尖人才的培養經驗。進入新世紀后,在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快速發展、且重點建設研究型新聞傳播學教育體系的要求在許多高校日益高漲的形勢下,經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科評議組的兩次評審,又先后有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暨南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大學、廈門大學和政治學院等十所高校獲得了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新增設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6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7個。應該說,經過這兩次評審,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體規模的推進,打造了一個更寬廣的高層次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平臺,形成了競爭與合作的整體態勢;對于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來說,這可謂是一次大的“躍進”。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長、規模的擴大并不必然帶來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質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整體規模迅速擴張的背景下,更應該冷靜地對其最高階段博士生教育進行審慎規劃、科學布局和系統建構,將其作為一個關系新聞傳播學長遠發展的大計,進行具有戰略性和基于科學發展觀的探討。

一、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20來年歷史與其他學科相比時間并不長,因此,一直是處于摸索和嘗試階段;加之近些年來,隨著教育環境的急劇變化以及教育目標及體系的不斷調整,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發展的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規高校教育的最高層次。這一層次的教育是將一個學科的知識體系與學科方法進行綜合性地傳授和深入地積淀,并培養學生站在學科前沿和尖端,通過具有創新性和開拓性的研究以產生具有學術性和實踐性的成果的過程。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導原則,應用于不同學科,就需要針對本學科發展的要求和現狀,對自身的目標定位作出準確而清晰的界定。眾所周知,相對于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新聞傳播學科有著自身的“獨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類對新聞傳播業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學科的知識和理論,又與實踐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也正因為這一“獨特性”,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開創時,還曾一度被認為沒有必要,也被質疑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這正說明了中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面臨的定位問題。傳統上認為,博士學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學位,是為從事學術工作或一些領域的應用研究工作做準備的。然而多年來,有為數不少的新聞傳播學博士實際上主要從事一般的教學工作和新聞傳播實務工作,而在自己的專業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眾多業界人士紛紛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學位的傳統目的(為研究進行訓練)和實際用途日漸分離,已是不爭的事實。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專業化究竟如何體現?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社會美譽度怎樣?如何將博士生教育與新聞傳播界的整體發展相聯系?對這些問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理應作出系統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夠清晰和穩定。與博士生培養目標定位的不確定相應的是,新聞傳播學的博士生的培養模式還缺乏科學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聞傳播院校的博士生培養方案基本上沿襲其他學科的模式,缺少對新聞傳播學科特點,以及學科需要掌握的知識及方法的全面探討,因此難以制定出針對自己學科特點的人才培養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學門檻應該如何設定,是重在考察其學識和科研能力,還是重在考察其一般專業知識和外語水準?博士生學習期間應該掌握什么樣的知識體系和方法論,應該開設哪些必需的課程?博士生的課程學習與學位論文怎樣銜接?博士生教育應該采取歐洲式的教授與學生一對一式的傳授方式,還是采取像美國博士生培養中的集體培養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學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實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時,對這些問題必須作出科學的回應。但遺憾的是,由于經驗的不足,認識上的錯位,加之我國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著比較嚴重的隨意性和不規范的現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養和潛質的考生,僅僅因為“英語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選人門外。再如,有的院校對博士生教育規定課程的學習重視不夠,課程如何設置、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都無“一定之規”,結果課程學習往往未能達到幫助學生獲得從事研究工作、準備學位論文所必需的寬廣深厚的學科知識基礎的效果。還有,博士學位論文開題之前的資格考試或綜合性考試應該如何“把好關”,有的院校也無明確的要求和規則,結果造成在培養過程中對博士生的學習效果和質量缺乏“剛性”的制約和監督機制,博士生只要進了“門”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學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風對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響。這一方面表現在近些年隨著招生規模急劇擴張,師生比例失調,師少生多,導師投入到每個學生身上的時間和精力減少,學術互動和交流受到影響,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呈現出下滑之趨。另一方面表現在培養目標上,不是注重鼓勵博士生具有扎實深厚的理論功底、寬廣的學術視野和熟練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數量等硬指標為指針,使得學生在學習期間將湊足文章的發表數當作主要學習內容。再一方面還表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把關上不嚴,由于每年畢業生數量增加,在開題、答辯等環節,對博士學位論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學風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虛作假,剽竊等現象在博士學位論文中也時有發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學術創新性和創造性。博士生教育的價值在于培養具有創造性的人才,產生具有創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檢驗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標準,應該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水平上。學位論文是博士生教育計劃的核心要素,必須是進行創造性的研究,以對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有獨特的貢獻。然而,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有些高校對此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和高度的重視。其具體表現是:一些博士論文的選題或過于陳舊,或過于空泛,或流于瑣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當前學術前沿,參與學術對話;一些博士論文的前期資料積累不夠扎實,因此不能針對最具價值的切入點進行廣泛而深入地探討,論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對所需了解的相關領域的知識涉獵不廣,基礎不牢,因此在論文撰寫過程中常常捉襟見肘,理論和方法運用不能做到嫻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創造性等方面的訓練不夠,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對相關問題的挖掘和解決不力。這些都造成了一些論文成為資料的簡單梳理,即使有的選題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無法創造出具有創新性和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幾點建議

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問題,有的是由于新聞傳播學科發展歷史較短,對學科規律和博士生教育規律相結合的一些根本性問題缺乏系統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設計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會和教育所面臨的大環境的沖擊所導致。因此,筆者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要使得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續發展,為社會輸送真正優秀的高層次人才,新聞傳播學教育自身應積極借鑒國內外博士生教育的經驗,針對新聞傳播學的學科特點和中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特殊規律,結合人才需求與社會實際,整合教育資源,走出一條真正合乎科學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學界定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內涵。大學的“教育理念是人們對大學精神、性質、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認識,是對大學與外部世界諸元素之間關系的規定;它是大學內容管理及運轉的理性認識基礎”。[2]大學的新聞傳播教育作為一項專業性的教育,理應如臺灣著名新聞傳播教育家鄭貞銘所言,“在技術學習之外,更要探討理論、從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嚴謹的理論體系,才能在高等學術殿堂中樹立起應有的地位”。[3]為此,對于新聞傳播學科高層次人才的培養,既要注重對其學術視野寬廣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較強的專業性;既要使其具有較深厚的學養造詣,又要讓其關注學科前沿和現實的新聞傳播實踐,注意研究解決理論與實踐問題,具有很強的科學研究能力。這種人才應是其他學科培養不出來的,在學術素養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專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目標與方向,理應瑣定在培養這樣的專業人才上,即著力為高校和科研機構造就優秀學者。

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必須科學規劃博士生的課程學習,并加強對其在閱讀、讀書筆記、專題討論、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訓練和提高。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專業基礎課程的學習。該院的博士生課程一般分為兩類,即知識類課程與研究類課程。前者以專業知識的系統掌握和融會貫通為目的,既有廣度,又有深度,并有相關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課上還提供詳細的閱讀書目,要求博士生寫讀書報告,培養其欣賞和批判專業學術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過邊學邊做(研究),以培養和訓練博士生從事研究和寫作的綜合能力;在課上,博士生們圍繞一個專題進行思考、討論、做研究。這樣,不僅訓練、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寫作能力,更重要的是營造了一個現實的專業研究者的工作環境,教會博士生如何進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學術規范,如何使用各種研究資源,如何設計研究題目,如何解讀原始資料,如何回應他人的批評和建議。這種訓練實際上是一個鑄造學術文化或學術習性的過程。

此外,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還應制定相應的培養模式,對思想道德教育、課程設置、綜合考試內容和方式、論文開題時間和形式、博士論文的學術規范等,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符合自身特點的方案,并嚴格實施。

第二,控制規模,嚴進嚴出,打造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應。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平臺隨著多家高校新聞傳播院系的加入而變得更加寬廣了,這同時也意味著博士生的數量和規模必將比以前有較大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更應該注重維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共同為提高教育成效、培養頂尖人才而努力。針對目前社會上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還缺乏廣泛的認可和美譽,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整體效應發揮尚未達到理想的程度,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養、資格考核、學位論文答辯以及學位授予上,比較注意通過制度建設,嚴把質量關。一是控制招生規模。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現有博士生導師15人,每年報考博士生人數達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數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導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選人門檻。這主要是借助資格考核(綜合考試)和學位論文的開題報告兩個環節,實施篩選、淘汰,以保證德才兼備的合格人才進入到博士候選人行列。三是嚴格規范學位論文的答辯和學位授予。

這主要通過學位論文雙盲評審、校內外專家的集體評審以及學位公示等舉措,保證每個博士學位獲得者都是符合標準的優秀人才。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獲得博士學位,占當年招生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視博士生導師及指導團隊的綜合素質要求和能力考核,確保博士生教育師資隊伍的素質及其指導教育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博士生導師及其指導團隊在招生、培養學生及博士論文答辯等方面較其他層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權限,因此要重視博士生導師人選的遴選,重視其“人格”塑造和“師德垂范”;同時要引導、促進博士生導師在博士生課程教學、科學研究、論文把關等方面加大指導力度,鼓勵導師與學生經常交流、溝通。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對博士生導師所進行的遴選和考核,就包括著學術水平、道德素養、敬業態度、組織能力以及待人處事等方面的內容。與此同時,還十分注重將學生的成才與導師的責任感、信譽、綜合素養聯系起來,注重維護導師職責的神圣性和榮譽感。

第四,實行差異化競爭與合作,實現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備批判精神、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的整體素質要求下,各院校新聞傳播學博士學位授權點應彰顯自己的特色,根據自己的學科優勢和特色側重培養博士生,使其成為該領域和方向的頂尖人才,從而促進人才與學科前沿接軌。這不僅要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和創新性上,而且應系統地體現在博士生培養的各個環節上。目前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相比,新聞傳播學的整體發展水平并不高,高質量學術研究成果、學養深厚的優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應成為促進新聞傳播學科發展和高層次專業化人才輩出的舞臺。

第五,確保博士生教育的經費投入,開拓多元化經費籌措渠道。要發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經費投入,尤其是在學術研究上以及優秀人才與成果的獎勵上,更應有足夠的經費支撐。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實現,高等教育的資助渠道必將越來越多樣化,對此,我們要注意積極爭取,大力開拓、吸納。近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除了通過課題申報,爭取政府和學校撥款外,還十分注意與相關傳媒、產業合作,拓展經費來源。目前,全院博導的科研經費年均人平在8萬元以上。

總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會科學革命和大眾化高等教育的時代,為了使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發展成為一種培養有創造力的優秀學者的有效途徑,應著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結構,擴展其必需的學科知識,力求教學質量優秀和研究設施、成果先進,從而便于其在規模增加的基礎上盡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樣化、高質量的學術體系。

參考文獻:

[1]單波.反思新聞教育[J].新聞與傳播研究,19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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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微博用于大學英語教師個人知識管理的可行性

2014年5月，“微時代大學英語教師個人知識管理模式研究”課題組對河北省內八所高校的大學英語教師進行了問卷調查，共發放問卷300份，回收有效問卷268份。調查結果為微博用于大學英語教師個人知識管理的可行性提供了重要的參考數據。調查顯示，當前河北省內大學英語教師個人知識管理存在諸多問題，如知識組織效率不高，能每次都有意識地將各種渠道獲取的知識進行有效組織的教師僅占14.1%；知識交流渠道狹窄，89.2%的教師表示最常交流的對象就是同校同事，與其他學校同行間交流甚少；盡管85.4的教師表示經常對自己的教學和科研進行反思和評價，但僅有11.2%的教師能夠及時將該方面的心得記錄下來，大量的信息沒能得以及時保存，造成了有用知識的流失；擁有微博的大學英語教師較多，占80.6%，其中有31.3%的教師明確表示會經常更新，但有意識將其用于個人知識管理的極少，微博的娛樂用途大于學習用途。盡管存在諸多問題，但調查結果仍表明將微博用于大學英語教師的個人知識管理存在現實可行性。67.9%的教師認為有意識地進行個人知識管理很有必要，62.7%的教師愿意通過網絡與他人分享自己的知識。75%的教師認為網絡已經成為重要的學習渠道之一，且有89.1%的教師明確表示愿意嘗試學習利用微博進行系統的個人知識管理。

三、基于微博的大學英語教師個人知識管理模式設計

針對當前大學英語教師個人知識管理中存在的問題，課題組經過深入研究，提出了基于微博的大學英語教師個人知識管理模式，如圖1所示：該模式共包含四個部分：

（一）理論基礎

1.社會建構主義學習理論

社會建構主義主張知識的形成是透過同一社群的人貢獻不同的能力，相互磋商、討論、辯論、妥協，最后獲得共同一致的知識。大學英語教師通過微博與其他人進行知識經驗共享，在此過程中每個人都是知識的給予者或接受者，在知識的互動與交流中，逐漸將知識建構出來，進而形成學習互動的網絡學習社群。

2.關聯主義學習理論

關聯主義是“數字時代的學習理論”，它認為“有些知識領域包含了大量微弱的相互聯系，一旦適當地加以利用，就能夠通過一種相互干擾過程極大地擴大學習量。大學英語教師在利用微博進行互動時構建了大量的信息聯系，捕捉這些信息在豐富信息量的同時能極大地激活內心的隱性知識，從而產生新的知識，達到知識獲取、知識交流與知識創新的目的。

3.分布式認知

在分布式認知中，交流/對話是實現分布式學習，獲得分布式認知效果（如知識的社會性建構）的必然方式。社會化是微博所普遍具有的特征，每個微博用戶都擁有多維度的交際網絡。且微博的社會化偏重人際交往，關注情感互動，用戶彼此更加信任，忠誠度提高。微博的社會化成為微博促進的重要基礎，是大學英語教師選擇微博作為個人知識管理工具的又一重要理論依據。

（二）大學英語教師知識結構

大學英語教師的知識結構主要包括：個體知識，即體現自身獨特個性的興趣愛好知識；學科知識，既包括聽說讀寫譯等基本語言知識，也包含二語習得、課程設置等學科相關知識；教學知識，“就是應使人易于明白學科內容的表達和闡述方式”；背景知識，包括社會、國家、學校、家庭、課堂等各個方面；學生知識，即與大學生相關的一切知識，大學英語教師必須要了解與大學生有關的知識才能做到因材施教、合理布置。

（三）個人知識管理環節

大學英語教師個人知識管理環節包括知識獲取、知識組織、知識存儲與傳遞、知識交流與共享和知識創新五個環節。個人知識管理的目標是動態的，不是嚴格按照固定程序進行，要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交叉進行。（四）微博工具平臺微博功能豐富多樣，可用于大學英語教師個人知識管理的各個環節，根據其屬性可將其分為三類：基本功能，包括加/取消關注、好友分組、搜索、標簽、收藏等；個體社交功能，包括、轉發、評論、@某人、私信、微博內聊天等；群體社交功能，包括投票、微訪談、微話題、微電臺、微數據、微直播等。

四、微博用于大學英語教師個人知識管理的實踐

在微博用于大學英語教師個人知識管理的模式指導下，課題組對該模式進行了具體的實踐與分析，并對取得的階段性成果進行了總結，以期為推動模式的應用提供有益的探索與經驗。

1.基本管理

對關注好友的選擇和組織成為大學英語教師微博個人知識管理開始的第一步。根據微博內容的不同或關注對象身份特質的不同，利用微博分類工具將已關注人群按照“英語教育學習”、“專家學者”、“新聞訪談”、“朋友”、“學生”等不同的關鍵詞進行組織，以便于第一時間分類查找。這種組織不僅是對關注好友的管理，同時也是對相應微博的知識進行了初級程度的分類，使知識從來源角度變得更加有序。

2.知識獲取

在微博內獲取有用知識可以通過以下三種途徑：（1）搜索引擎。新浪微博提供的搜索功能不僅能對整個微博站內內容進行搜索，還可對自己微博內某一關注小組或某一個體微博內容進行單獨檢索，以保證內容的可靠性和檢索具有較強的針對性，因此在一開始對關注好友進行分類組織就顯得尤為必要。同時還可根據網站提供的高級篩選功能對已檢索出的知識進行進一步的細分。（2）二度查找。通過查看關注好友都關注哪些其他人的二度尋找方式，獲取有用的知識。（3）推薦功能。新浪微博每天都會推薦“感興趣的人”和“熱門話題”，也可通過此功能獲得最新的信息。

3.知識組織

個人微博建立之初是對人際知識進行組織，接下來可通過“話題管理”和標簽功能實現進一步的微博內容分類組織。為了保證信息的共享性，課題組教師根據自己所需的知識結構，在個人、轉發和收藏的每一條微博前均加上統一的“#語法知識#”、“#詞義辨析#”、“#口語精華#”、“#教學法#”、“#教師培訓#”等不同話題內容。點擊此超鏈接，既可獲得新浪微博站內所有同話題內容，又可通過新浪提供的進一步分類功能找到課題組教師以及其他關注好友的所有同類標簽內容，此組織方式十分有利于知識的共享共建。同時，課題組成員也需為自己發送、轉發和收藏的每一條微博加入同樣題目的標簽。話題組織和標簽組織的區別在于，點擊前者獲得的是整個網站內的所有相關知識，點擊后者得到的是自身微博的知識組織。

4.知識存儲與傳遞

（1）知識存儲。利用微博自身具有的微博庫來存儲知識，即微博的“”、“轉發”、“收藏”功能。新浪微博不僅可以發送140字內配有圖片、視頻、音頻、網址鏈接等內容的微博，也可以通過“長微博”功能，最終以圖片形式一萬字以內的文章，這些內容都將長期存儲在新浪微博數據庫中；新浪微博開放API功能，只要在其它任意網站嵌入新浪微博分享按鈕，用戶即可一鍵將在其他網站上獲得文字、圖像、視頻、音頻等。課題組教師經常從普特英語聽力等英語學習網站獲得教學材料，只需要點擊網頁材料下方的按鈕，便可將所需知識分享到自己的個人微博中。（2）知識傳遞。從知識傳遞方式的角度看微博可通過手機上網、手機短信、筆記本、電腦等多種形式進行或評論、轉發或回復等；從知識的類型角度看微博可傳遞包括文字、圖片、視/音頻、網址鏈接等；從傳遞時間的角度看，微博知識傳遞可謂是“零時間”傳遞。

5.知識交流與共享

基于微博的大學英語教師知識交流與共享可從微博的基本功能、微群功能和API功能三個方面探討。（1）基本功能。微博的出現，將信息的交流與共享的功能發揮到了極致。微博提供的“@某人”、“評論”、“微訪談”、“私信”、“投票”等功能都為知識交流提供了良好的通道。例如課題組成員參與了博主“新浪每日英語推薦”題為《學英語十幾年無障礙交流者不超過5%》的投票，具體如圖2所示：該投票共吸引了520人參與，轉發42次，收到評論10條。在參與該投票的過程中，課題組成員通過“@某人”功能將此條微博轉發給自己的同事和學生，并通過“評論”和“私信”等功能，針對此話題與周圍同事、同學和廣大網友進行了深入探討。（2）微群。加入“微群”可以建立同好人群的交流圈，使話題聚攏在微群內，交流更具專業性和深度。如課題組所有成員以及后期參與實踐的教師均加入了名為“大學英語教師交流角”的微群中，截止到2013年9月18日該群共有158名成員，除日常文獻書籍等知識信息共享外，該群每月設置一個與大學英語教學相關的討論話題，供群成員交流討論。（3）新浪微博開放的API功能提供了“分享按鈕”，只要將微博分享按鈕嵌入到用戶的網站里，訪客點擊它就能將網頁分享到微博，分享給他們的關注好友，從而更好地提高了知識流通速度和共享的頻率。

6.知識創新

知識創新的前提首先是思維創新。思維，也就是思路，決定了出路。當前我國大學英語課程建設和教改都進行到了關鍵時期，這些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大學英語教師的知識創新。對于微博而言，知識的關系以評論為基礎，用戶在微博開放的環境中能夠真實地分享自己的情感、經驗、技巧等隱性知識，并且在對同一話題持久、深入、廣泛的討論過程中能夠對問題產生更深層次的認識，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產生新的知識。微博平臺記錄用戶的“足跡”，而這種記錄方式是可以非常方便回顧和反思的。用戶可以在微博中發表自己的知識和見解，其他粉絲可參考，亦可做出評論，而粉絲在群體的分享和交流中就會取得進步。同時，隨著微博知識的不斷積累，用戶還可以在閱讀自己微博的過程中復習或品味過去所寫的內容，修正自己理解的偏差，從而產生更多的體會和感受甚至達到知識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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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聞傳播對終身教育的作用

所謂的終身教育思想是在積極適應社會的基礎上實現自身學習的一個過程。從新聞傳播學角度出發，新聞媒介將終身教育思想中的受眾、思想與新聞融為一體，促使三者之間形成了統一、協調的發展關系。除此之外，在受到受眾因素的影響中，新聞傳播的特點成為了終身教育思想發展的主要趨勢，教育的范圍也得到了擴大，從家庭到工作，從社會到朋友。近幾年，在我國新聞傳媒的發展與進步中，新聞媒介自身所具備的基本特點逐漸成為了終身教育思想的特征。從新聞傳播學角度分析，新聞是時展的必然趨勢，是展現社會事務的關鍵。在傳播學的發展過程中，新聞作為最為基礎的內容，對社會的發展，人們的進步起到極其重要的作用。尤其在近幾年我國科學技術的發展下，新聞傳媒得到了有效進步，人們獲取終身教育思想的途徑得到擴大。與此同時，在人們積極適應社會發展所帶來的變化中，各種類型的媒介產品出現在人們身邊，以新聞傳媒為主體的發展趨勢下，人們能夠將新聞傳媒的特點與教育模式進行融合，在將學習習慣與學習方式進行改善之余，也從根本上適應了新聞傳媒的發展趨勢與發展變化，這種情況從傳播學角度分析是非常符合社會發展趨勢，媒介傳播模式的。除此之外，新聞傳媒如今已經成為了思想文化的主要載體，對終身思想理論的傳播與成長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從20世紀開始，媒介產品、媒介思想、媒介傳播的渠道便已經成為了終身思想理論發展的關鍵因素，雖然在上個世紀新聞媒介發展現狀不容樂觀，但是在今天，新媒體時代的到來促使新聞傳媒、新聞媒介成為了終身教育思想發展中的主要趨勢與依靠。在1970年，朗格朗所創作的《終身教育引論》成為了終身教育理論的主要著作，標志著終身教育理論的誕生，其中朗格朗認為，終身教育理論的基礎是以人文理念為主，在通過新聞媒介的角度中實現受眾在教育方面的實踐與思考，這對全世界的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朗格朗還認為在現代社會發展趨勢下，各種與職業交往會受到挑戰，而這一系列挑戰會從本質上改變人們的命運。其中中國目前所面臨的挑戰包括人口快速增長、科學技術不斷發展、生存模式發生改變等，在傳播學理論中，“沉默的螺旋”在進一步將新聞傳播的本質進行分析的同時，也進一步對社會發展的趨勢進行了總結，近幾年，在新聞媒介的發展過程中，人們受到教育的機會越來越多，我國傳統的教育模式已經無法滿足社會發展的趨勢，并且在社會發展的各個層次上，新聞媒介自身所具備的特點均會促進終身教育的創新發展，這對終身教育思想的傳播而言起到了媒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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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教育是當代國際上公認的正規高等教育的最高層次。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和數量是衡量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發達程度和文化科學發展水平及其潛力的一個重要標志;它不僅關涉一個國家人才培養的整體質量,而且影響到一個國家科學創新能力的儲備與民族文化的傳承,以及與之相關的學術聲譽與民族形象。

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該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開始招收第一批新聞學博士生。直到上個世紀末,我國先后有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傳媒大學、武漢大學等四所高校和中國社科院擁有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共設置了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5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3個。在這15年間,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穩步發展,培養了一批活躍在新聞傳播學術界的出色人才,產生了一批優秀的學術成果,同時也積累了一定的新聞傳播頂尖人才的培養經驗。進入新世紀后,在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快速發展、且重點建設研究型新聞傳播學教育體系的要求在許多高校日益高漲的形勢下,經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科評議組的兩次評審,又先后有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暨南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大學、廈門大學和政治學院等十所高校獲得了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新增設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6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7個。應該說,經過這兩次評審,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體規模的推進,打造了一個更寬廣的高層次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平臺,形成了競爭與合作的整體態勢;對于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來說,這可謂是一次大的“躍進”。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長、規模的擴大并不必然帶來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質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整體規模迅速擴張的背景下,更應該冷靜地對其最高階段博士生教育進行審慎規劃、科學布局和系統建構,將其作為一個關系新聞傳播學長遠發展的大計,進行具有戰略性和基于科學發展觀的探討。

一、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20來年歷史與其他學科相比時間并不長,因此,一直是處于摸索和嘗試階段;加之近些年來,隨著教育環境的急劇變化以及教育目標及體系的不斷調整,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發展的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規高校教育的最高層次。這一層次的教育是將一個學科的知識體系與學科方法進行綜合性地傳授和深入地積淀,并培養學生站在學科前沿和尖端,通過具有創新性和開拓性的研究以產生具有學術性和實踐性的成果的過程。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導原則,應用于不同學科,就需要針對本學科發展的要求和現狀,對自身的目標定位作出準確而清晰的界定。眾所周知,相對于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新聞傳播學科有著自身的“獨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類對新聞傳播業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學科的知識和理論,又與實踐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也正因為這一“獨特性”,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開創時,還曾一度被認為沒有必要,也被質疑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這正說明了中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面臨的定位問題。傳統上認為,博士學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學位,是為從事學術工作或一些領域的應用研究工作做準備的。然而多年來,有為數不少的新聞傳播學博士實際上主要從事一般的教學工作和新聞傳播實務工作,而在自己的專業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眾多業界人士紛紛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學位的傳統目的(為研究進行訓練)和實際用途日漸分離,已是不爭的事實。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專業化究竟如何體現?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社會美譽度怎樣?如何將博士生教育與新聞傳播界的整體發展相聯系?對這些問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理應作出系統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夠清晰和穩定。與博士生培養目標定位的不確定相應的是,新聞傳播學的博士生的培養模式還缺乏科學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聞傳播院校的博士生培養方案基本上沿襲其他學科的模式,缺少對新聞傳播學科特點,以及學科需要掌握的知識及方法的全面探討,因此難以制定出針對自己學科特點的人才培養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學門檻應該如何設定,是重在考察其學識和科研能力,還是重在考察其一般專業知識和外語水準?博士生學習期間應該掌握什么樣的知識體系和方法論,應該開設哪些必需的課程?博士生的課程學習與學位論文怎樣銜接?博士生教育應該采取歐洲式的教授與學生一對一式的傳授方式,還是采取像美國博士生培養中的集體培養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學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實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時,對這些問題必須作出科學的回應。但遺憾的是,由于經驗的不足,認識上的錯位,加之我國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著比較嚴重的隨意性和不規范的現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養和潛質的考生,僅僅因為“英語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選人門外。再如,有的院校對博士生教育規定課程的學習重視不夠,課程如何設置、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都無“一定之規”,結果課程學習往往未能達到幫助學生獲得從事研究工作、準備學位論文所必需的寬廣深厚的學科知識基礎的效果。還有,博士學位論文開題之前的資格考試或綜合性考試應該如何“把好關”,有的院校也無明確的要求和規則,結果造成在培養過程中對博士生的學習效果和質量缺乏“剛性”的制約和監督機制,博士生只要進了“門”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學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風對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響。這一方面表現在近些年隨著招生規模急劇擴張,師生比例失調,師少生多,導師投入到每個學生身上的時間和精力減少,學術互動和交流受到影響,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呈現出下滑之趨。另一方面表現在培養目標上,不是注重鼓勵博士生具有扎實深厚的理論功底、寬廣的學術視野和熟練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數量等硬指標為指針,使得學生在學習期間將湊足文章的發表數當作主要學習內容。再一方面還表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把關上不嚴,由于每年畢業生數量增加,在開題、答辯等環節,對博士學位論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學風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虛作假,剽竊等現象在博士學位論文中也時有發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學術創新性和創造性。博士生教育的價值在于培養具有創造性的人才,產生具有創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檢驗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標準,應該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水平上。學位論文是博士生教育計劃的核心要素,必須是進行創造性的研究,以對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有獨特的貢獻。然而,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有些高校對此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和高度的重視。其具體表現是:一些博士論文的選題或過于陳舊,或過于空泛,或流于瑣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當前學術前沿,參與學術對話;一些博士論文的前期資料積累不夠扎實,因此不能針對最具價值的切入點進行廣泛而深入地探討,論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對所需了解的相關領域的知識涉獵不廣,基礎不牢,因此在論文撰寫過程中常常捉襟見肘,理論和方法運用不能做到嫻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創造性等方面的訓練不夠,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對相關問題的挖掘和解決不力。這些都造成了一些論文成為資料的簡單梳理,即使有的選題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無法創造出具有創新性和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幾點建議

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問題,有的是由于新聞傳播學科發展歷史較短,對學科規律和博士生教育規律相結合的一些根本性問題缺乏系統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設計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會和教育所面臨的大環境的沖擊所導致。因此,筆者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要使得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續發展,為社會輸送真正優秀的高層次人才,新聞傳播學教育自身應積極借鑒國內外博士生教育的經驗,針對新聞傳播學的學科特點和中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特殊規律,結合人才需求與社會實際,整合教育資源,走出一條真正合乎科學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學界定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內涵。大學的“教育理念是人們對大學精神、性質、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認識,是對大學與外部世界諸元素之間關系的規定;它是大學內容管理及運轉的理性認識基礎”。[2]大學的新聞傳播教育作為一項專業性的教育,理應如臺灣著名新聞傳播教育家鄭貞銘所言,“在技術學習之外,更要探討理論、從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嚴謹的理論體系,才能在高等學術殿堂中樹立起應有的地位”。[3]為此,對于新聞傳播學科高層次人才的培養,既要注重對其學術視野寬廣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較強的專業性;既要使其具有較深厚的學養造詣,又要讓其關注學科前沿和現實的新聞傳播實踐,注意研究解決理論與實踐問題,具有很強的科學研究能力。這種人才應是其他學科培養不出來的,在學術素養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專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目標與方向,理應瑣定在培養這樣的專業人才上,即著力為高校和科研機構造就優秀學者。

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必須科學規劃博士生的課程學習,并加強對其在閱讀、讀書筆記、專題討論、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訓練和提高。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專業基礎課程的學習。該院的博士生課程一般分為兩類,即知識類課程與研究類課程。前者以專業知識的系統掌握和融會貫通為目的,既有廣度,又有深度,并有相關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課上還提供詳細的閱讀書目,要求博士生寫讀書報告,培養其欣賞和批判專業學術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過邊學邊做(研究),以培養和訓練博士生從事研究和寫作的綜合能力;在課上,博士生們圍繞一個專題進行思考、討論、做研究。這樣,不僅訓練、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寫作能力,更重要的是營造了一個現實的專業研究者的工作環境,教會博士生如何進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學術規范,如何使用各種研究資源,如何設計研究題目,如何解讀原始資料,如何回應他人的批評和建議。這種訓練實際上是一個鑄造學術文化或學術習性的過程。

此外,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還應制定相應的培養模式,對思想道德教育、課程設置、綜合考試內容和方式、論文開題時間和形式、博士論文的學術規范等,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符合自身特點的方案,并嚴格實施。

第二,控制規模,嚴進嚴出,打造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應。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平臺隨著多家高校新聞傳播院系的加入而變得更加寬廣了,這同時也意味著博士生的數量和規模必將比以前有較大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更應該注重維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共同為提高教育成效、培養頂尖人才而努力。針對目前社會上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還缺乏廣泛的認可和美譽,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整體效應發揮尚未達到理想的程度,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養、資格考核、學位論文答辯以及學位授予上,比較注意通過制度建設,嚴把質量關。一是控制招生規模。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現有博士生導師15人,每年報考博士生人數達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數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導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選人門檻。這主要是借助資格考核(綜合考試)和學位論文的開題報告兩個環節,實施篩選、淘汰,以保證德才兼備的合格人才進入到博士候選人行列。三是嚴格規范學位論文的答辯和學位授予。

這主要通過學位論文雙盲評審、校內外專家的集體評審以及學位公示等舉措,保證每個博士學位獲得者都是符合標準的優秀人才。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獲得博士學位,占當年招生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視博士生導師及指導團隊的綜合素質要求和能力考核,確保博士生教育師資隊伍的素質及其指導教育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博士生導師及其指導團隊在招生、培養學生及博士論文答辯等方面較其他層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權限,因此要重視博士生導師人選的遴選,重視其“人格”塑造和“師德垂范”;同時要引導、促進博士生導師在博士生課程教學、科學研究、論文把關等方面加大指導力度,鼓勵導師與學生經常交流、溝通。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對博士生導師所進行的遴選和考核,就包括著學術水平、道德素養、敬業態度、組織能力以及待人處事等方面的內容。與此同時,還十分注重將學生的成才與導師的責任感、信譽、綜合素養聯系起來,注重維護導師職責的神圣性和榮譽感。

第四,實行差異化競爭與合作,實現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備批判精神、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的整體素質要求下,各院校新聞傳播學博士學位授權點應彰顯自己的特色,根據自己的學科優勢和特色側重培養博士生,使其成為該領域和方向的頂尖人才,從而促進人才與學科前沿接軌。這不僅要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和創新性上,而且應系統地體現在博士生培養的各個環節上。目前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相比,新聞傳播學的整體發展水平并不高,高質量學術研究成果、學養深厚的優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應成為促進新聞傳播學科發展和高層次專業化人才輩出的舞臺。

第五,確保博士生教育的經費投入,開拓多元化經費籌措渠道。要發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經費投入,尤其是在學術研究上以及優秀人才與成果的獎勵上,更應有足夠的經費支撐。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實現,高等教育的資助渠道必將越來越多樣化,對此,我們要注意積極爭取,大力開拓、吸納。近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除了通過課題申報,爭取政府和學校撥款外,還十分注意與相關傳媒、產業合作,拓展經費來源。目前,全院博導的科研經費年均人平在8萬元以上。

總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會科學革命和大眾化高等教育的時代,為了使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發展成為一種培養有創造力的優秀學者的有效途徑,應著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結構,擴展其必需的學科知識,力求教學質量優秀和研究設施、成果先進,從而便于其在規模增加的基礎上盡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樣化、高質量的學術體系。

參考文獻:

篇（5）

教育新聞輿論傳播導向的必然性——以“課程改革”為例

教育部檔《教育部關于加強和改進教育新聞宣傳工作的意見》中提出，要把教育新聞宣傳工作當作一項戰略性任務抓緊抓實抓好。要按照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的要求，積極有效地運用輿論工具，充分發揮新聞宣傳的輿論導向作用，不斷加大正面宣傳的力度，及時、全面、準確地宣傳黨的教育方針和教育工作的一系列重大政策部署。③同時強調，要高度重視對教育事業的社會熱點問題的引導。這就要求教育新聞工作者必然要將教育新聞的輿論傳播工作做得更好。課程改革是指學生學習方式和教師教學方式的轉變，改變在課程中過于注重知識傳授的傾向，強調形成學生積極主動的學習態度，使獲得知識與技能的過程成為學會學習和形成正確價值觀的過程。課程改革的目的是改變傳統的授課和學習方式，塑造學生主動的學習態度，從而成就其自主成長。課程改革的新聞和信息一直是媒體關注的重點，但媒體的目光大多只聚焦在課程改革改什么，改了些什么的基本問題上，由于對課程改革的總體和實質缺乏廣泛深入的思考，課程改革成了無聲的行動，這樣勢必會導致課程改革行動的盲目性。④目前關于“課程改革”的新聞，雖說是一片叫好聲，但由于教育新聞傳播內容的淺薄，輿論傳播導向作用力度小，對課程改革并沒有引起較為深刻的行業轉變，看不到明顯的效果。課程改革受到物質條件或是學校硬件設施的制約，必定將是一個長期的轉變的過程。此時，教育新聞的輿論傳播導向必然會對課程改革的方向產生影響，而課程改革也必然需要主流社會輿論的正確引導。學習的過程就是模仿的過程，教育新聞在引導輿論時，要注意將好的課程改革的事例宣傳出去，以便學習和改進。2012年4月17日，省級大報刊發消息《我省普通高中課程改革百花爭艷》，報道了陜西省日前召開的“教師報•高中新課改”經驗交流會，只是說明了課程改革在多個方面取得進展，獲得成功，籠統的只是為課程改革工作叫好，缺乏建樹性的、深入的對課程改革的了解和闡述。在課程改革中，教育新聞必須肩負起其強大的輿論傳播導向作用，為課程改革營造良好的輿論環境。同時，積極引導，使得各教育部門、學校等能在課程改革的潮流中有一個明朗而正確的方向。

教育新聞要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

教育新聞工作者在宣傳教育工作時，應積極把握各方面的條件，堅持正確的輿論傳播導向。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能為教育事業創造良好的輿論環境，促使人們重視、關心、支持教育事業，使教育事業持續地、健康地、穩定地發展，為社會經濟的發展提供智力和人才的支撐；反之，則會滯緩甚至阻礙教育事業的發展，從而影響社會經濟發展的進程。我們在教育新聞的輿論傳播導向中，一定要始終堅持正確的輿論傳播導向。教育新聞要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一是要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就是要堅持教育新聞輿論傳播的黨性原則。黨性原則是所有新聞傳播事業自覺或不自覺地遵守的基本原則，是社會主義新聞傳播事業區別于資本主義新聞傳播事業和其它新聞傳播事業的顯著標志⑤。二是要宣傳貫徹科教興國和教育優先發展的戰略，國家要振興，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教育是基礎。教育新聞輿論的傳播，要引導全社會為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作出貢獻。三是要以正面宣傳為主，就是教育新聞輿論引導的內在要求和外在表現的有機統一，是引導水平的集中體現。四是要把握好“度”，掌握新聞宣傳的時機、分寸、效果和廣度、力度、角度。五是要堅持為教育工作服務的宗旨，黨的宗旨是為人民服務，而為教育工作服務是為人民服務的一部分，因此，為教育工作服務也就成為了教育新聞工作的宗旨。六是要切實加強教育新聞隊伍建設，就是要提高思想政治素質，教育業務和新聞業務素質，堅持黨性原則，打好理論、政策法律紀律、群眾觀點、知識、新聞業務五個方面的基礎，樹立愛崗敬業、實事求是、艱苦奮斗、清正廉潔、嚴謹細致和勇于創新六大優秀作風⑥。

篇（6）

1.思路

在實施起搏術后“健康人”教育中，首先制訂一份理想的護理教育計劃，這不僅為護理的具體行為提供科學的、詳細的、明確的指導，同時還必須包括起搏術后“健康人”教育內容。起搏術后“健康人”的教育目前仍以醫院為基地，以安置一年以內的“健康人”及家屬為對象，通過有計劃、有目的的教育過程，消除了他們對自己所患疾病知之甚少，把疾病康復的全部希望和權力統統交給醫生的錯誤觀念，使他們的行為向有利于康復的方向發展。通過對他們的知識傳授及醫護患一起的交流等一系列教育工作，使他們充分了解有關起搏器的各類常識及有關自己疾病為什么安置、起搏器安置后的各類并發癥預防和發生故障時的急救處理等保健知識，為了能讓起搏術后的“健康人”真正掌握有關起搏知識。為此，我們進行了摸底書面考試，然后進行起搏知識的系列上課；最后再進行書面的考試，不能通過者進行個別輔導，直到通過為止。不僅如此，我們還請起搏術后生活質量高的“健康人”進行現身交流；其次學員們還互相談體會，學習班就在這樣的緊張、愉快、輕松的氣氛中結束。學習班結束后，我們對于考核成績合格者頒發有心內科主任、起搏器專家簽發的結業證書，以增加學員的學習積極性，并集體留影、建立良好的通信網絡等。

2.資料與方法

2.1資料

2000年4月6日~5月11日在浦東仁濟醫院演講廳舉辦的“起搏摯友”學習班，參加第一期起搏器知識學習班的20位學員，年齡在37~80歲，文化程度在大學、中專、高中以上，以教本人為主。起搏器植入時間在1周~1年以內。

2.2方法

2.2.1考核評估起搏術后“健康人”的知識度——書面考試

攜帶起搏器的“健康人”在術后需要加強有關專業護理知識的指導，尤其需要掌握自己如何檢查自己的起搏器、起搏器的養護知識及患側肢體的功能鍛煉等，同時也要根據每個人的特點進行特異性的知識指導。光憑住院期間的宣教是有限的，為使健康教育從住院延續到出院、到社區，故進行有關知識度調查，目的是為了更好地讓起搏術后的“健康人”了解所需的知識。為此，我們先進行書面摸底考試，內容主要是測試安置起搏器的型號、起搏器的工作方式、能不能在體外程控、起搏頻率每分鐘多少次、如何使起搏器能省電、檢查起搏功能的方法、哪些家用電器、醫用電器會對起搏器有影響及出現哪些癥狀時需要更換起搏器等方面知識的選擇題，共計20題，考試成績采用百分制形式。而這些都是他們平時最擔心、最關心、最需要醫護人員指導了解的實際問題。考試結果顯示合格率為0%，見附表1：

授課教育是安置起搏器術后“健康人”渴望的一種學習方式。為此，我們擬定課程計劃：時間為期一個月，分四次授課（其中包括考試），教師有大專以上學歷、臨床工作5年以上、有一定護理經驗的護師擔任主講。講授的內容包括：起搏器的科學養護和監測方法、心理因素對健康的影響、起搏器與生命關系對生活的影響、正確使用家用電器及正確選擇醫療用具等；其次還請為其安置起搏器的醫生講課、答疑；最后還請心導管室的技術員講解起搏器參數的調節、起搏器的結構、安置時的全過程，讓起搏術后的“健康人”更多地掌握有關起搏器知識，從而解除他們對安置起搏器后的不良認識。

2.2.3授課教育后的考核評估——書面考試

通過為期一個月的理論課學習，使起搏術后“健康人"增進了健康知識，改變“健康人”的不利于健康的各種行為和習慣，建立科學的生活方式，使人人具有自我保健能力，進而達到在精神、身體、社會交往等方面保持健全的狀態。為此，我們又進行了一次書面考試，考卷內容與上一次相同，考試結果顯示合格率為100%，見附表2：

3.效果

3.1學習班式的健康教育，使起搏術后“健康人”掌握了自我保護及應急措施，預防并發癥等知識得以增長，預防保健能力得以增強。考核的合格率從0%上升到100%。學員們一致認為：“短暫的一個月學習，好似勝讀了幾年書”。充分體現了學習班式的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3.2學習班式的健康教育，使起搏術后“健康人”懂得植入起搏器使原發病和基礎病因得以控制，而不是徹底痊愈。其次必須定期隨訪，進一步觀察術后療效，適當調整起搏參數，延長起搏器的壽命；還能預測、發現、處理起搏器故障；發現、處理副作用或并發癥，指導起搏術后“健康人”掌握自我護理的重要性。起搏術后“健康人”感慨地說：“要想如常人一樣生活，就必須定期參加起搏知識學習班、咨詢、答疑及聯誼等活動”。

3.3學習班式的健康教育，加強了心理支持，因起搏器并發癥重則危急生命，輕則影響生活質量。對防病知識的普及教育工作已不再僅限于住院范疇之內，開始面向家屬，面向健康人的教育。他們希望：“全社會不要把他們當作病人像健康人一樣對待”。為此，我們組織學員建立了通信網絡，選出小班長，增加了與醫護人員之間的溝通方法。

3.4學習班式的健康教育，使護理人員的自身價值也得以體現。同時也激發了護理人員的學習熱情，用真誠、同情的態度解除起搏術后“健康人”的痛苦和煩惱。利用各種場合呼吁全社會的人們稱他們為起搏術后的“健康人”。

4.設想與討論

4.1常設“起搏摯友”健康教育點

根據起搏術后“健康人”的調查結果顯示，一年以內的術后“健康人”對起搏知識的渴求非常的迫切。因此加強有關專業護理知識的指導，同時根據其特點制定教育計劃，開展特異性的專業護理指導是非常有必要。從書面的摸底考試可見，在院病人由于疾病的困擾、住院時間的短暫，對于護理人員傳授的健康教育知識的接受是有限的。所以，常設健康教育點就是為起搏術后的“健康人”提供免費的咨詢服務，時間每周一個下午作為接待日，為住院及出院后的“健康人”服務；有主管護師負責接待，為術后“健康人”提供健康教育資料及播放相關的錄音、錄像，為其指定特異性的教育計劃；耐心傾聽術后“健康人”及家屬的建議，為起搏術后的“健康人”正真解除回歸社會后的后果之憂。

4.2開辦不同層次起搏術后“健康人”及家屬的學習班

由于起搏術后的老年人及文化層次較低的“健康人”需求，特開設面向“健康人”及家屬的學習班，其目的是為了對起搏知識缺乏的老年人及文化層次低的“健康人”在家屬陪伴下進行系列的起搏知識上課；授課方法和形式則采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形象化的圖案教具，使他們掌握起搏器的護理及保養常規。因為，安置起搏器后的老年人時常會產生恐懼情緒，對于今后將終生依賴起搏器生存有顧慮和自卑感；同時結合起搏術后“健康人”存在的恐懼自卑及自我封閉的心理、行為特點，在病房為其提供場所，選擇性格開朗、來院更換起搏器的病人介紹自己安置起搏器的經歷和感受進行現身交流，以積極的心態去影響鼓勵其它病人和術后的“健康人”。使他們從自憐自憫的心結中釋放出來，對生命和未來重建信心。同時鼓勵“健康人”及家屬積極參與，讓“健康人”及家屬明白不良的心理和情緒會直接影響康復，并導致病情惡化。因此，較好的社會支持會使“健康人”的生活質量得到明顯的提高。

4.3為起搏術后的中青年開設《科學性生活指導》健康教育講座

篇（7）

續梅稱，關于博士生論文的抽檢這項工作大概從2000年開始，已經成為一項日常性的工作。目的就是為了增強學校、學位授予單位，包括導師和學生的質量意識，能夠確保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的培養質量。

篇（8）

二、電大參與社區教育存在的問題

雖然電大開展社區教育活動具有很多優勢，并且經過一段時間的工作，積累了一些經驗，但從總體看，由于社區教育在我國本就是個新生事物，其自身發展還存在許多問題需要解決，而廣播電視大學教育與社區教育在從屬關系、合作模式、相關政策等方面還沒有統一與明確的說明，這就阻礙了廣播電視大學開展社區教育活動的順利進行，具體存在以下幾方面的問題。1.針對社區教育的立法不夠。我國社區教育開展較晚，各地對社區教育的理解還不統一，各地方政府對于社區教育的支持力度也不一致，急需從立法上加以規范和保障，使開展社區教育有法可依。電大參與社區教育，主要以在電大成立的社區學院為主體，雖具有法人資格，但不能解決經費來源和人員編制問題。學員持社區大學頒發的證書，在社會上及相關部門內部還得不到承認，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沒有相關的法律作為依據。反觀國外，社區教育開展較為普及、成效較為顯著的國家，其相關立法都是較為完善的，正是這些法律為當地社區教育的發展提供了最有效的支持。2.缺乏理論引導。由于缺乏理論引導，各級政府、部分社區工作人員甚至一些電大的教職工對社區教育的積極意義還不能完全理解；各地對社區教育的開展缺乏統一部署與考慮，對社區教育的未來發展方向沒有清晰的認識，導致各地開展社區教育的模式各不相同，效率不高。同時，由于我國幅員遼闊，各地經濟發展水平和文化基礎差異較大，短時間內很難制定出一套適應各地條件的發展社區教育的理論，因此，需要各地根據自身條件進行摸索，找到適應本地發展社區教育的模式，從中總結出經驗并加以推廣，進而形成一定的理論，最終匯集成符合較普遍條件的理論。3.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沖突。很多基層電大沒有足夠的財政撥款，需要自行創收解決生存問題，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基層電大參與社會事務的能力。而社區教育的根本在于受教育的人得到收益，是一個公益性事業，是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的，因此，電大作為一個創收單位過多顧及經濟利益與社區教育作為公益事業保障社會效益之間存在著一定的沖突，影響了電大開展社區教育的積極性。4.管理體制亟待完善。我國電大參與社區教育的工作剛開始不久，各方面的經驗還很少，相關人員的素質還不夠高，各種制度還不齊全，相應的管理體制還不完善，模式還不明確，電大參與社區教育還需要政府相關單位提供協助，效率往往不高。社區教育的發展，必須依靠完善的管理體制加以引導，完善的體制能夠解決開展社區教育活動所需的資金、資源與政策困難。5.電大開展社區教育的經費不足、師資有限。據了解，全國雖已有不少市級、縣級電大正在逐步開展社區教育工作，但有政府社區教育專項經費支持的只有少部分。作為社會公益性事業，社區教育的經費多由政府撥付，但在實際實施過程中，政府財政經費的審批及到位往往不及時，這就造成需要電大預先墊付資金來開展工作，而基層電大自身的運行經費通常本就緊張，很難拿出大筆資金，這勢必影響電大開展社區教育的積極性以及最終的成效。另一方面，各基層電大的師資力量原本就受到編制的限制而人數較少，且還要承擔日常教學任務，因此實際能參與開展社區教育的師資力量是不能滿足社區教育需要的。6.現有的社區教育工作模式較為簡單。常見的有組織的社區教育工作包括兩種方式：（1）以項目為核心制定一套完整的教學計劃，針對需要解決的問題制定詳細的對策。這種方式可以取得較好的教學成果，也便于推廣，但前期需要花費大量精力組織編寫教材，對教師進行培訓。推廣過程中不能因地制宜，結合實際情況調整。（2）通過社區居民常見的活動方式，將社區教育需要的內容融入活動中去，便于參加，也容易吸引大多數居民自發前來，活動本身的針對性較強，但考慮到在都市生活的居民工作節奏快，難以抽出足夠的時間參與活動，其最終適宜的人群也在逐漸縮減。

篇（9）

一、導論

2008年，三鹿奶粉因為三鹿三聚氰胺奶粉事件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2011年，雙匯火腿腸又涉嫌瘦肉精。到2013年，社會上又出現了老鼠肉假冒羊肉的食品安全事件。在社會層面加大食品安全的關注力度的努力下，食品安全問題依然層出不窮。屢禁不止的食品安全事件，所反映的社會誠信的缺失背后，又有與消費者與政府部門等相關的諸多原因。深入并全面地探究食品安全問題存在的根源并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對整個社會安定和人民健康都有重大的意義。本文正是基于該出發點，運用博弈論的有關模型對食品安全問題進行探究。

二、關于食品安全問題的博弈論分析

本文從博弈論視角，所分析的有關食品對象都設定為食品生產中存在的優質商品和劣質商品，其中優質商品中既包括高質量生產、不需要進行偽造的商品，又包括原本不屬于優質產品，但通過生產過程中添加超標有害物質、對食品表面進行虛假美化等手段進行偽造而成的“優質商品”。劣質商品在本文中是相對概念，不是指存在安全隱患的食品，而僅僅指品質以及價值不及高品質食品，可以通過偽造進行改良的食品，且偽造成本較低，偽造的食品才存在安全問題（如三鹿奶粉偽造前只是蛋白質含量較低，不存在安全問題，但偽造成高品質奶粉后能獲取更高的價值，但因此出現安全問題）。

（一）食品生產廠商之間的博弈問題分析

在分析食品安全問題時，食品生產廠商屬于主要參與者，因此，我們需要首先分析在不考慮其他外部因素的情況下，食品生產廠商生產非安全食品的動機。本文將首先運用博弈論構建相關模型分析食品生產廠商之間的博弈問題。

1. 完全信息靜態博弈分析

2.不完全信息動態博弈分析

該博弈分析的結果顯示，通過較低的偽裝成本能達到較高價值的食品促使生產廠商進行偽造達到高品質的概率較高。結合完全信息靜態博弈分析的結論，從生產廠商來看，通過對劣質商品進行偽裝賦予其較高的價值，并因此獲得較高的收益，于是食品安全問題由此產生。在分析了食品生產廠商的博弈問題之后，本文將進一步引進消費者，探討消費者與食品生產廠商的博弈。

（二）食品生產廠商與消費者之間的博弈分析——基于完全但不完美信息動態博弈

（三）食品生產廠商與政府監管部門之間的博弈分析

在與食品安全問題相關的群體中，除了食品生產者和消費者，政府監管部門在食品安全問題中也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本文將繼續運用博弈論的有關模型對引入政府監管部門后的食品生產廠商與政府監管部門之間的博弈過程進行分析，首先做基本假設如下：

該結果表明，目前食品安全問題存在的原因之一還在于政府監管部門的不力和對非安全食品生產廠商的懲罰力度不夠。而政府部門需要降低監管成本、加大懲罰力度，從而減少食品安全問題的出現。

三、政策建議

通過運用博弈論知識對食品安全問題進行分析，我們得出造成食品安全問題頻繁出現的原因，分別從食品生產廠商之間的博弈結果、從消費者與食品廠商的博弈結果、從政府監管部門與食品廠商的博弈結果來看，食品安全問出現的主要原因是生產廠商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造成誠信的缺失，消費者對非合格食品的辨別能力較差，購買非安全食品的概率較高，政府監管部門監管不力，且對非安全食品生產廠商的懲罰力度不夠。針對我們對食品安全問題存在的原因分析，我們相應地提出相關的政策建議如下：

（一）針對食品生產廠商的建議

1.增強誠信意識

食品生產廠商的生產狀況直接關系到食品的質量問題，因此，食品生產廠商應增強誠信意識，遵守職業道德，在食品生產過程中，嚴格按照質量標準進行生產，提供安全無害的食品。

2.提高生產技藝和生產率

食品生產廠商應注重提高生產效率和生產技藝來提高食品價值，降低生產成本，而杜絕采用非法手段對劣質商品進行偽造，通過切實提升自身生產能力來實現較高的利潤。

（二）針對消費者的建議

1.增強對偽造商品的判斷辨別能力

消費者在實際購買食品的過程中雖然有時難以辨別食品的質量，但對有些過分光鮮的水果或者諸如地溝油、硫磺熏制銀耳、化學原料浸泡的食品等通過感覺器官就可以辨識的非安全食品，則要加強對辨別技巧的了解，增強辨別能力，降低購買非安全食品的概率。

2.提高對自身權益的維護意識

當消費者購買了非安全食品時，應及時向政府監管進行檢舉，增強對自身權益的維護意識，減少非安全食品的社會危害。

（三）針對政府監管部門的建議

1.提高監管效率，降低監管成本。

政府監管部門應認真執行對食品安全問題的監管，同時完善相關規制，減少人浮于事的現象，提高監管效率，降低監管成本。

2.加強對食品安全問題的監管，增強對非安全食品的懲罰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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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語言、文化、旅游之間的關系 

語言即文化、文化即語言,脫離文化的語言教學不僅生澀,呆板,更重要的是不符合旅游英語教學的要求。 

文化是旅游的魂,它關系到民族文化傳承和保護,更是一切旅游活動的出發點和歸宿點。旅游過程中的吃、住、行、游、購、娛若失去了文化的特色,那么旅游的魅力和吸引力將大打折扣。 新疆高校旅游英語教育有責任承擔起弘揚和傳承新疆本土文化尤其是旅游文化的使命,為新疆本土文化的傳承與保護,為新疆地區經濟的發展提供支持。 

2 旅游英語教學中文化教學的現狀及其原因 

岳福曹的《模因論視角下審視新疆旅游文化的對外推介——以新疆高校旅游英語教學材料為例》(2010)一文論述了新疆高校旅游英語教學中新疆本土旅游文化導入的現狀,然而新疆國際旅游對旅游英語專業人才提出的新要求,新挑戰以及旅游英語教學如何應對國際旅游發展的研究和探討并不多。為此,本文對新疆高校旅游英語教學現狀做了進一步的調查和分析。 

2.1 旅游英語“教” 之現狀 

本文以塔里木大學旅游英語教學為例,針對其教學過程中教材使用和教師授課情況進行了調查:目前主要以唐飛和陳麗主編的《旅游英語》教材為主,同時以楊忠橋和李欣等編著的《新疆旅游導游辭》為輔助教材,但是這兩本教材對新疆旅游文化涉及很少。 

其次,就授課情況講,大多老師的英語水平毋庸置疑,但是在講授的過程中始終擺脫不了以詞匯,句型和翻譯為主的語言授課模式,對英語文化和新疆旅游文化的講解并不系統,造成學生對英語文化和新疆本土文化的學習仍是一知半解、支離破碎。 

同時,岳福曹的《模因論視角下審視新疆旅游文化的對外推介—以新疆高校旅游英語教學材料為例》一文對新疆高校包括新疆大學旅游學院、新疆師范大學旅游學院、新疆農業大學旅游學院、新疆財經大學旅游學院等七所高校進行了調查,結果發現各大高校普遍使用的《英語導游教程(第二版)》和《導游英語情景口語》中有關新疆景點,文化和旅游的文字介紹甚為廖廖,試想這樣的教材如何能滿足新疆高校旅游英語教育的要求,新疆旅游文化傳承和對外傳播又將何去何從？ 

2.2 旅游英語“學”之現狀 

本文以塔里木大學旅游英語教育為例, 對現有56名學生的學習態度、方法及其學習效果等進行了問卷調查,問卷發放總數為56份,收回50份,回收率達98以上。 

據此次調查結果顯示,首先就學生在學習旅游英語過程中涉及新疆旅游景點內容的多少來講,持“少”與“極少” 觀點的人數總計34,占總人數比重的68%,這表明現有的旅游英語教材中涉及新疆旅游景點內容并不多,與岳福曹的《模因論視角下審視新疆旅游文化的對外推介—以新疆高校旅游英語教學材料為例》的調查結果一致,從而證明了目前新疆高校旅游英語教材普遍存在的問題——新疆旅游文化不足。 

其次,就平時閱讀旅游書籍和資料時,是否注重新疆旅游資料內容的學習,持“多”的人數總計32,占總人數比重的64%;這表明大部分學生對新疆旅游文化的學習引起了普遍的重視。 

同時,就是否增加新疆旅游景點和文化以及是否增加英語文化背景知識等問題進行統計,持“應該”態度的占多數,這表明學生對英語文化,特別是新疆文化導入的期待超過了對內地景點的支持,也表明了學生對新疆文化和英語文化的重視。 

就課堂教學手段和方法的調查結果看,持“滿意”態度的學生比重為100%,但這并不能表明旅游英語教師的教學模式在提高課堂學習效果的方面作用顯著。 

除此之外,就學生在旅游英語課堂上的學習效果進行自我評價的結果來看,持“一般”觀點的學生占多數,這說明學生雖對旅游英語教師的教學模式持肯定的態度,但是旅游英語課堂的教學效果并不十分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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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發展旅游；環境保護；博弈；監管

中圖分類號：F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2）24001401

1問題的提出

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不斷推進，旅游業在我國得以迅猛地發展，成為了新的經濟增長點。但是，旅游企業往往從個體理性的角度出發，一味地追求經濟利益而忽視了對生態的保護，使得資源破壞、環境污染等問題日趨明顯。由于生態環境保護和企業經濟利益目標常常難以實現統一，這就給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帶來了嚴重的威脅。為此，研究旅游企業、政府部門和旅游地居民等利益相關者之間的決策及行為，從而實現各方在環境保護模式中的納什均衡狀態，應當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2旅游業發展中環境保護問題的博弈分析

考慮到決策環境的復雜性，為了便于分析，做出如下基本假設：首先，參與人都是“理性經濟人”，即旅游企業、政府部門和旅游地居民都追求自身利益或效用最大化。其次，參與人對各方的策略和收益都有準確的知識，即屬于完全信息。再次，參與者在做出決策前都不知道其他人的行動，可以認為是同時進行的，即模型為靜態博弈。

2.1旅游企業之間的博弈分析

假設有A、B兩家規模相同、產品同質的企業，在發展旅游的過程中，他們對當地環境的態度均有兩種，即保護和不保護。當企業不保護環境時的收益為I，保護環境時的收益為R。由于環境改善具有長期性和正外部性，使得企業對環境保護的投資往往大于從其中得到的短期直接收益，因此IA>RA，IB>RB。先分析A的決策，假定B選擇保護，那么A選擇保護時的收益為RA，選擇不保護時的收益為IA，因為IA>RA，所以A的最優決策為不保護；與之相同，當B選擇不保護時，A的最優決策仍為不保護。由此可知，無論B如何選擇，A的占優策略為不保護（IA>RA）。同理，B的占優策略也為不保護（IB>RB），因此，（不保護、不保護）構成納什均衡，對應的收益為（IA，IB）。

2.2旅游地居民之間的博弈分析

假設附近的C、D兩戶居民，同樣的從旅游發展中，獲得了經濟利益，也受到環境污染的損害，他們對當地環境的態度都有兩種，即干涉和不干涉。如果行動干涉，則需要花費的代價為P，能獲得的福利為W。先考慮C的決策，假定D選擇干涉，那么C選擇干涉時，將獲得W/N-P/2的凈收益（總收益W的1/N減去總成本P的一半），選擇不干涉時的收益則為W/N。因此，C的最優決策為不干涉。如果D選擇不干涉，那么C選擇干涉時，將獲得W/N-P的凈收益（

2.3旅游企業和旅游地居民之間的博弈分析

類似的，假如某旅游地有N戶居民，環境改善后可以額外獲得的福利為W，考慮到其他居民的搭便車行為無法阻止，當某戶居民選擇干涉時，則要獨自承擔全部的成本P，卻只能分享到W/N的福利，而單戶居民獲得的福利往往難以補償其承擔的費用（W/N-P

2.4旅游企業與政府部門之間的博弈分析

從上述情況來看，博弈各方都趨向于不參與保護環境，其結果均是非合作的，并未達到帕累托最優。這是明顯的“公共悲劇”現象，而市場的失靈給政府的干預提供了機會和理由。下面就構建模型來進行分析，博弈的參與人包括旅游企業和政府部門，企業的純戰略選擇是保護或不保護，政府的純戰略選擇是監管或不監管。表中概括了對應不同戰略組合的支付矩陣，C是政府的監管成本，F是被查處企業所繳的罰款，p是企業損害環境被政府查處的概率，I是企業參與環境保護的投入，R是環境改善帶給企業的額外收益。結合現實我們假定，政府的罰款收入大于監管成本（pF　>　C），企業的環保投入大于改善環境的額外收益（I　>　R），企業所繳罰款額度大于不參與環保的凈收益（pF　>　I-R）。在這種情況下，參與人面臨的選擇為混合戰略納什均衡。用α代表企業保護環境的概率，β代表政府監管的概率。

解，πg（1，α）=　πg（0，α），得：α=（pF-C）/pF，即：如果企業保護環境的概率小于（pF-C）/pF，政府的最優選擇是監管；如果企業保護環境的概率大于（pF-C）/pF，政府的最優選擇是不監管，如果企業保護環境的概率等于（pF-C）/pF，政府隨機選擇。

給定β，企業選擇保護環境（α=1）和不保護環境（α=0）的期望收益分別為：

πc（β，1）=（R-I）β+（R-I）（1-β）=　R-I

πc（β，0）=-pFβ+0（1-β）=-βpF

解，πc（β，1）=πc（β，0），得：β=（I-R）/pF，即：如果政府監管的概率小于（I-R）/pF，企業的最優選擇是不保護環境；如果政府監管的概率大于（I-R）/pF，企業的最優選擇是保護環境；如果政府監管的概率等于（I-R）/pF，企業隨機選擇。

因此，混合納什均衡是：α=（pF-C）/pF，β=（I-R）/pF，即企業以（pF-C）/pF的概率保護環境，政府以（I-R）/pF的概率監管。或解釋為，市場中有許多家旅游企業，其中有（pF-C）/pF比例的企業選擇保護環境，有C/pF比例的企業選擇不保護環境；政府隨機地監管（I-R）/pF比例的企業參與環保的情況。在此博弈中，各變量均影響納什均衡解。其中，政府部門的查處概率p越大，對企業不參與環保的懲罰F越重，而政府監管成本C越低，那么，旅游企業自覺地保護環境的可能性α就越大。

3結論

在旅游業發展的過程中，環境保護所具備的外部性使其不能與經濟利益同步。因此，在沒有施加外力的情況下，企業不會主動地成為環境保護的主體，使得先發展后治理的困局難以避免。為了實現旅游業的良性發展，應由政府有關部門執行其監管職能，改進博弈的納什均衡，促使企業自覺地參與環境保護。首先，政府要提高對被查處企業的懲罰額度，除一定金額的經濟處罰外，還要求其承擔法律責任、名譽損失等，使逃避環境保護的企業得不償失。其次，政府要提高有效的查處概率，建立由旅游、工商、公安、衛生、文化等多個政府部門綜合執法的體系，實現監督力度的加強。當然，政府還要努力降低自身的監管成本，通過建立完善的機制和隊伍，來高效率地履行其職責。

參考文獻

［1］　張維迎.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