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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意識論文大全11篇

時間:2023-03-29 09:2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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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意識論文

篇(1)

一、大眾政治意識的崛起

大眾政治意識的崛起與發展,代表了當今現代化民主國家的一個方向,也是未來現代化民主法制社會的價值趨向。從政治現代化的角度來看,它追求的是公平的、大眾化的政治參與和政治決策,它看重的是公民對社會政治生活的廣泛參與和對國家權力的制約與監督的積極作用。因此,相對于大眾化的政治意識的勃興,所謂的精英主流政治意識則只能屬于過去了。所謂大眾政治意識,就是一種以大眾為主體對象,以公平政治參與為主要功能,并輔之以現代化傳媒手段、經營和生產方式的現代文化意識。在過去傳統計劃體制下,普及性的大眾政治意識并未與現代化的經營管理和生產方式結合起來。因此,真正意義上的大眾政治意識是現代社會的產物,在我國主要是在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才漸漸興起的。

我國目前在強調法治立國后,法的權威逐漸上升,中國權威政治結構自改革開放以來,也開始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其集中體現就是要使法的權威上升到第一位。只有這樣,中國的權威政治結構才能與現代民主制政體的權威結構相一致。可以說,我國正處在這樣一個變化的過程中,而大眾化政治意識或公民政治社會的興盛正是這一過程的必然環節。

二、大眾化政治意識凸顯的正負效應分析

隨著改革的深入發展,特別是市場化進程的推動,我國的意識形態本身的內涵和狀況卻已經發生了不可阻擋的種種變化或調整,這種變化和調整又不能不影響到政治結構本身。隨著社會利益結構的變化,利益追求已經成為社會上人們行為的主要動力。這就使得過去那種泛化政治意識形態逐漸退出了對人們生活的控制,并漸漸地被民主化的大眾政治意識所取代,從而也使社會開始產生了個人生活的空間并不斷向不同的領域擴展。同時個人穩私和人的主體性開始得到社會的普遍承認。而原先意義上組織、單位和集體對個人控制的范圍和程度也慢慢減弱。人們在社會生活中和學術研究中的思想自由度不斷拓展。它同樣也使得泛化政治意識對社會公共領域的控制大為減弱,尤其是經濟的決策和經濟的運行現在已很少受到泛化政治意識的干擾。而從另一方面來看,大眾化政治意識的興起和過去泛化政治意識的淡化又不可避免地產生一種負面效應,那就是今天我們隨處可見的社會道德領域的混亂、無序以及社會生活規范的無政府狀態。這是因為,在原來泛化政治意識高強控制下,社會道德和社會規范都是依賴強化政治意識的滲透來維系,從而保證了社會上的多數人能夠克己循規。但是隨著這種泛化政治意識的淡化,意識形態對社會道德和社會規范方面的控制與約束也隨之弱化,從而產生了這種負面效應。

三、大眾化政治意識的內涵

大眾化政治意識作為政治領域的精神現象,是社會政治現象中的一個特殊方面。它構成政治系統的基礎和環境,同時在人類歷史和人類政治文明的發展中起著重要作用。政治意識是政治學的基本范疇,由于“各個國家多以本民族的歷史、文化和政治環境以及思維方式作為依據來把握政治意識的含義,賦予其特殊的內容,因此政治意識的含義具有不同的意見和看法”。

一是政治心理意識。作為政治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政治心理意識是“政治主體在政治活動過程中的一種非系統的自我反映形式,是政治主體在政治活動中產生的一種心理反映傾向。”

二是政治信息意識。被譽為宇宙三大要素之一的信息,在當今人類社會,它與物質和能源一起構成了社會的三大支柱,成為一種重要的社會政治資源。大眾政治信息是“政治決策的基礎,是溝通政治部門的紐帶和政治協調、監督與控制的依據”。

三是政治輿論意識。大眾政治輿論是輿論的一個特殊的組成部分,作為一種精神力量,它是制約人的行為的無形工具。當代中國的大眾政治輿論是政治民主化的動力和先導。

四是政治道德意識。大眾政治道德是“社會政治領域中的道德,是社會化的公眾道德觀在政治生活中的推廣和應用。當社會公眾用自己的道德觀來分析評價一定的政治現象,并依據大眾政治道德的原則與規范來調整政治關系和政治行為時,就實現了政治與道德的結合,就出現了政治道德”。

篇(2)

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語言一直是一個無法繞開但又眾說紛紜、歧見迭出的維度。雖然人類在語言活動中所遇到的問題與困惑并非僅限于文學領域,但在文學當中,語言的困境似乎格外明顯,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人們對語言的認識與理解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特定時代的文學觀念。由此出發,不難看出中國文學觀念在從古典向現代轉型的過程中,語言觀念的變革起到了極大的作用,這集中體現在中國知識界從“言意之辨”向“言文之爭”的轉變上。“言意之辨”凸顯了中國古人的語言觀,在漫長的歲月里一直內在地影響和制約著文學觀念;“言文之爭”則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生的對于漢語的全面反思,由此也引發了文學觀念的現代變革。下面將從三個方面展開論述。

一、從言意矛盾到啟蒙國民

中國古人很早就注意到語言活動所面臨的困境,認為語言在言說、表達上存在著無法克服的局限性,難以傳達精微深刻的“意”。老子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莊子則指出“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儒家也顯然注意到了這一點,《周易·系辭上》提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魏晉時期,言意之辨代表了時代潮流,但與先秦相比在基本觀念上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至于佛教特別是禪宗,更是視語言文字為大敵,所謂“才落言詮,盡是死門”,對待弟子甚至是拳打腳踢、當頭棒喝,把對語言的不滿發揮到了極致。因此,從總體上看,中國古人對語言并不滿意,但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道、儒、釋都基本上是從語用著眼,一旦發現語言不能很好地起到表情達意的作用,“言”與“意”之間存在著距離、矛盾,他們就必然對語言進行指責。這種實用主義的態度深深影響著中國古人對語言的看法與認識,反映在文學領域,就是強調以達“意”為目標。儒家雖發現有言不盡意的現象,卻認為言最終可達意且只需要達意即可,因而孔子言“辭達而已矣”;道家則進一步追尋言外之意,希望可以“得意而忘言”;禪宗則強調不落文字,直指本心。這些提法,對中國古代文學與文論產生了至為深遠的影響。

中國古代的“言意之辨”,雖然在具體觀點上還存在著分歧,但各家(名家是個例外)從語用的角度人手,對語言的基本認識始終是比較穩定的。與之相對應,中國古人在文學問題上,也是強調要解決言意矛盾,這一點在陸機《文賦》、劉勰《文心雕龍》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可以說,言意之辨始終是漢語文化內部的問題,是為了解決語言活動的困境而提出來的,在文化史上有著重要的價值與意義。與“言意之辨”不同,晚清至“五四”時代的言文之爭,有著完全不同的背景與意義。面對西方的堅船利炮與思想文化,中國知識分子所受到的震撼是前所未有的。為了挽救民族危亡,他們展開了艱辛的探索,以“啟蒙”為使命,中國思想文化的現代轉型由此展開,耐人尋味的是,漢語變革成為這次轉型的先導,被納入到啟蒙的宏大敘事中,并迅速獲得了不同尋常的時代意義。

從歷史進程來看,黃遵憲是較早意識到語言變革迫切性的人物,但是漢字恰恰是與漢語相脫節且相當繁難,“漢字多有一字而兼數音者,則審音也難。有一音而具數字者,則擇字也難。有一字而具數十撇畫者,則識字也又難”。黃遵憲的論述可以說涉及到了三個層面的問題:首先是言文關系,這已經涉及到了語言體系中語言與文字之間的關系問題,因而比“言意之辨”更前進了一步;其次,更為重要的是,黃遵憲是從漢語與日語、西方語言的比較中探討漢語,具有了世界眼光,這是“言意之辨”所不可能達到的;再次,黃遵憲的分析不是專門從語言學的角度出發,而是以救亡圖存、自強自立為立足點,因而他是從啟蒙的根本立場出發提出漢語變革問題,進而開啟了文學革新之路,這也是晚清與“五四”知識分子的共同立場。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言文之爭”標志著中國知識分子的語言觀真正具備了現代特質。

黃遵憲的論述,揭示出“言”與“文”的矛盾,開啟了后來的“言文一致”主張。在晚清及“五四”時代,“言文一致”發展出兩條思路:書面語與口語的合一、漢字與漢語的合一。落實到具體方案,前者是以白話代文言,后者是漢字拼音化。晚清時代,梁啟超、裘廷梁號召白話文運動,多種注音方案的出臺,都是為了回應這樣的時代要求。

梁啟超最初是以其變法主張而備受關注,他注意到語言文字問題也是源于變法需要,最早的相關論述見于1896年所作之《變法通議》。他把當時的語言文字與古代作了比較,發現“古人文字與語言合,今人文字與語言離,其利病既縷言之矣。今人出話,皆用今語。而下筆必效古言,故婦孺農氓,靡不以讀書為難事”。從啟蒙的需要出發,就必然要求廢文言興白話。

這一命題的基本內蘊也延續到了“五四”時代。文章應該傳達出個體的獨立意識并以此達到啟蒙的目的,是“五四”知識分子在探討言文關系時的基本出發點,體現出更為徹底的現代意識。提倡白話文運動,正是要以白話文傳遞現代思想:“要先造成一些有價值的國語文學,養成一種信仰新文學的國民心理,然后可望改革的普及。”錢玄同支持,但態度更加激進,明確主張廢除漢字:“欲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文;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頑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文。”

可見,發生在中國古代的“言意之辨”更多地是著眼于言意矛盾,從達意的需要看待語言;“言文之爭”發生于晚清及“五四”時代,已深入到語言體系內部,卻是從啟蒙的根本需要出發,為建構現代民族國家,因而已經具備現代質素。

二、從立象盡意到言文一致

問題的提出固然重要,但是也需要提出解決的方案。言意之辨針對的是言意矛盾,對此道家與佛家有感于語言的局限性,采取了正言若反、隨說隨掃、不立文字的策略,這一策略是從語言內部進行顛覆,通過破除語言文字的迷障使人領會背后真意。但是在中國古代占據支配地位的觀念,卻是立象以盡意。早在《周易·系辭上》中這一觀念即得到正式認可:“圣人立象以盡意。”不僅如此,《周易》還對“象”作了具體的解說:“圣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象”的特征就是“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周易》透露出的信息意味深長:一方面,“象”不僅是形貌的相似,也是意韻的相通,能夠以具體喻抽象,以有限表無限;另一方面,“象”是圣人創造出來的,而“立象以盡意”又是孔子所講的圣人策略,因而“立象以盡意”具有了神圣的地位。

就出發點而言,《周易》并不是為了論證“言不盡意”這一觀點,而是為了闡述“立象以盡意”的策略。雖然意識到言不盡意,但是最終卻肯定“意”是可盡的。在言意關系問題上,《周易》體現出鮮明的儒家色彩,這與它作為儒家經典的地位相符。但是到魏晉時代,何晏、王弼等玄學家以道家觀念解說儒家文本,從而使作為儒家經典之一的《周易》轉變為玄學的“三玄”之一,這是一個耐人深思的文化現象,即“儒家詩學和道家詩學在沖突與悖立中開始走向滲透和互補的現象,也即經學的玄學化現象”。對“立象以盡意”作出重大革新的是王弼,他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明確指出:“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王弼并沒有明確指出言盡意或言不盡意,但這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論述明確了言——象——意各自的功能及相互之間的關聯。在王弼看來,言、象、意不再是孤立的存在,象借助于言才產生,又指示著意,它們結合成一個緊密的整體。但是要得象,就不能拘泥于字面,必須探求言外之義;要得意,就不能膠著于個別之象,而是要透過有限、具體的象去體味無限與抽象的蘊意。王弼的觀念對于中國古代詩學的影響極為深遠。

到晚清與“五四”時代,“言文之爭”則日益凸顯出來。人們關注的不再是言如何達意,而是進一步發掘造成言意矛盾的原因。在知識界看來,言文分離才是造成語言困境的根本原因,因而首要的任務就是做到言文一致。在這一方面,黃遵憲有首倡之功,他認為要改變中國語言、文字脫離的現狀,當務之急是“更變一文體,為適用于今、通行于俗”、“令天下之農工商賈,婦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梁啟超則注意到白話小說在民眾中的巨大影響力,故強調“專用俚語,廣著群書,上之可以借闡圣教,下之可以雜述史事,近之可以激發國恥,遠之可以旁及夷情,乃至宦途丑態,試場惡趣,鴉片頑癮,纏足虐刑,皆可窮極異形,振厲末俗,其為補益,豈有量耶”。不僅如此,他還親自動手以白話翻譯《十五小豪杰》等歐洲政治小說。

“五四”時代,“言文一致”依然是知識分子探討的一個熱門話題。但是與晚清知識分子有所不同,“五四”知識分子強調個性自由而非一般意義上的民族國家觀念,錢玄同指出,言文分離是和文妖造成的,“現在我們認定白話是文學的正宗:正是要用質樸的文章,去鏟除階級制度里的野蠻款式;正是要用老實的文章,去表明文章是人人會做的,做文章是直寫自己腦筋里的思想,或直敘外面的事物,并沒有什么一定的格式。”

拼音化運動方面的成就與影響則不能與白話文運動相比。晚清時就已經出現多種拼音方案,宋恕最早提出“切音文字”之說,康有為則在日本文獻資料的影響下萌生了設計“幼學捷字”的念頭。在這一時期甚至出現了要求改用日文的主張,在此之后則有萬國新語、國語羅馬字等主張。但是這些主張或是停留于紙面討論,或是雖付諸實踐卻終歸失敗,個中緣由引人深思。在今天看來,語言固然是文化的組成部分,文字也同樣如此。當時的知識分子認為日文、西文是言文一致的文字,由此對漢字加以改造。但是這樣一種改造與白話文運動是不一樣的:后者雖然融合了外來語,卻是以古漢語為根基的,是漢語現代蛻變的產物。文字拼音化則不同,從漢字本身特性來講,拼音化難度極大,如郭紹虞所言,“語詞為了遷就文字,即使復音語詞也往往兩音相綴三音相綴至多四音相綴,除翻譯外來語外,絕沒有多音相綴的復音語詞,因此同音語詞又比較多”,這就“造成了推行拼音文字的困難”。而且漢字作為漢語的書寫形態,兩千多年一直形態穩定,為維系中華民族起到了重要作用。在這一點上梁啟超看得很清楚:“我所用者為象形文字,諸族言語雖極復雜,然勢不能不以此種文字為傳達思想之公用工具。故在同文的條件下,漸形成一不可分裂之大民族”。他堅信國語隨國民性而演化,漢語漢字自有其獨特文化品性,這種內在的精神不會消亡。

三、從工具觀念到本體意識

中國古人的言意之辨,對于言意關系的認識和理解是深刻的。然而,在各種學術流派與見解中,占據主導地位的卻是從實用主義出發對語言所作的批評,更多地關注語用。在先秦諸子中,名家注重語言分析,把思考的重點真正放在語言自身,卻遭到儒家、道家、墨家等流派的一致攻擊而無立足之地,以至于長期背上了“詭辯”的罵名。實用立場與語言工具論相輔相成,形成了中國古代文學批評語言意識的顯著特色,即“文以載道”、“道”“器”二分的觀念等,有學者指出,中國“古代把文學不看作獨立藝術,而看作有用的東西,就是把文學看作道德和政治的附屬品”,“古代論文的話,總是注意根本的思想、情感和作用,很少說到本身構造的技術,所以雖然是論文,實在是重義而不重文”。雖然中國古人很早就注意到語言形式對于文學的重要性,魏晉六朝更是以語言作為區分文學與非文學的重要依據,但是語言始終只被視為工具,處于從屬的地位,這就在很大的程度上限制了人們對文學自身特性的認識。

這樣一種觀念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可謂根深蒂固,直到晚清和“五四”時代依然在發揮其影響力。但饒有意味的是,關注語言問題引發了晚清和“五四”時代的文學變革,這與一個更為深層的問題密切相關:中國文學批評在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過程中,其語言意識也在發生著變革——從單純的工具論到開始從本體的層面考察語言,意識到語言的意識形態屬性,從而以語言變革作為文學變革乃至于文化革新的先導。當然,此時的變革多少還是不成熟的,還是在“工具”與“本體”之間徘徊、游移。

黃遵憲在《雜感》中寫下了這樣的詩句:“造字鬼夜哭,所以示悲憫。眾生殉文字,蚩蚩一何蠢。”可見他已經認識到語言文字并不是可以隨意運用的工具,而是承載了厚重的文化,這種觀念與視語言為本體的現代語言觀有相通之處,已經透出了現代的氣息。而這樣一種在體用之間徘徊的矛盾,在梁啟超身上體現得尤其明顯。

梁啟超早年在論語言文字時,主要著眼于言文分離不利于開發民智;在中西對比時也是從功用人手,語言工具觀表現得十分突出。不過,梁啟超與“五四”學人的觀念已經透露出變革的氣息,因為他們已經是在動態的框架中思索。梁啟超指出:“蓋言語凡以表示意識,意識之范圍日擴,則所以表示之者,自能與之相應,此其一也……文字所以表觀念,觀念新則其字自新也。”以梁啟超為代表的晚清知識分子抨擊言文分離,號召三界革命,以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促成了文學觀念的現代轉型,催生了現代意義上的文學格局。但是“五四”時代的變革才真正在更深的層面觸動了古代漢語的根基,由現代漢語建立起現代思想文化。等人發起文學革命,推行白話文學,明確提出“若要造國語,先須造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自然有國語。”三十多年后,談到自己的這一主張時,仍堅持認為“文學作家放膽的用國語做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自然有文學的國語”。

篇(3)

(二)經濟法實質正義的內涵經濟法的實質正義的內涵可以從三個方面分析:

1.從絕對公平到相對公平眾所周知,傳統觀念上的法律所界定的公平是“絕對公平”,主張義務與權利分配的絕對的平等和自由,所有的市場主體適用于同一規則和制度,不考慮個人特有的其他稟賦和狀況。而經濟法所追求的實質正義和公平則是在考慮個人的特殊處境和狀況差異,區別權利和義務分配的相對公平。

2.從局部公平到整體公平局部公平顧名思義,是指一定范圍區間內的公平。局部公平限定在一定的群體或者一定的區域之內。整體公平則是全部范圍的公平,著眼于全社會,以社會整體的利益作為公平正義的評判準則。經濟法著眼全社會的整體利益,規制市場主體的行為,構建公平競爭的市場交易環境,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3.從現實公平到長遠公平和諧社會,講求長遠利益及現實利益的權衡取舍。在公平問題上,同時適用這一規則。單純看重現實公平,極易導致對資源環境的過度開發和破壞,損害長遠公平。經濟法的基本理念是講求長遠公平,一系列的相關法律規制和約束旨在促進社會的協調可持續發展,在保障現實公平的前提下,不損害長遠利益長遠公平。

二、經濟法實質正義的意義

經濟法的實質正義做到了從絕對正義向相對正義,局部正義到全體正義,當前正義向長遠正義的過渡,不再只是以一個單純的標準來分配權利義務,恒定正義和公平,而是從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根據不同個體所在的不同狀況分配權利義務,也不再只是單純的著眼某個特殊群體,特殊部分的利益,而是以全民族的利益為出發點來判定公平正義,不再目光短淺的只注重現實正義,而是著眼于長遠的公平和正義,堅持可持續的策略和眼光。經濟法的實質正義的實現有諸多方面的意義,具體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經濟法追求的實質正義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關注社會弱勢群體,保障弱勢群體利益的作用。經濟法實質正義的相對正義,在分析不同個體所面臨的不同稟賦的情況下,對不同個體進行不同的權利義務的分配,在這種權衡中可以做到對弱勢群體的傾斜。經濟法的實質正義,使得弱勢群體在殘酷的市場經濟體制下,得到了一定的關注和庇佑。另一反面,經濟法的實質正義對于維護社會公共秩序,維護社會穩定,構建協調可持續發展的和諧社會起到一定的作用。經濟法主要是調節市場經濟制度下的相關主體的利益關系,規范市場主體的行為,維持經濟體制的正常運行,并且經濟法實質正義以社會整體利益為準則,相關法規制度對于收入分配的調節,促進社會公平的實現,以長遠正義為追求,所有這些都遵循了可持續長遠的發展觀,有利于和諧社會的構建。

三、經濟法實質正義的實現

(一)經濟法實質正義的實現機制

1.經濟法實質正義的實現依賴于政府宏觀調控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主體著眼于獲取自身利益最大化,忽視社會公共利益及其他個體的利益。市場經濟存在的弊端諸如自發性、盲目性、滯后性,容易帶來經濟產業結構問題、資源浪費環境污染、貧富差距等一系列與社會公平正義相違背的惡劣后果,并且如果僅憑市場自發調節,放任市場機制發揮作用,是沒有辦法解決上述問題的,也就沒辦法實現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實質正義。所以,這種情況下就需要政府的干預也就是宏觀政策調控發揮作用,促進實質正義的實現。宏觀調控政策協調經濟活動下的各種矛盾,消除影響實質正義實現的不利因素。比如,政府利用稅收財政政策進行財富的再分配,縮小收入差距貧富差距,實現社會公平正義;通過制定稅收產業政策進行產業引導,進行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優化。

2.經濟法實質正義的實現依賴于企業的社會責任感企業作為社會經濟的主體,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同時也是實現實質正義必須要加以調節的主體。需要增強和激發企業的社會責任感,促使企業在獲取經濟利益的同時,考慮社會效益,促進企業在資源環境保護方面發揮作用,響應國家政策,優化企業產業結構。另外,增強企業的社會責任感,促使企業完善職工權利保障制度,企業福利制度,使得企業在增加居民收入,縮小收入差距方面發揮作用。

3.經濟法實質正義的實現依賴于立法、執法、司法機制經濟法實質正義實現不僅依賴于政府和企業,同時也需要立法、執法、司法機制的支撐。立法機制對實現實質正義的影響是主要是權利義務分配方面。立法機制權利義務分配是實質正義的起點,立法過程中對于經濟主體需要進行分析和判斷,并以此做出權利和義務的分配,依據個體的不同特質和差異,進行權利義務的傾斜實現不同的分配,以實現經濟法下的相對公平而不是單純的絕對公平。立法機制是實質正義的起點,進行權利義務分配之后,需要執法體制發揮作用,將這些法律規章應用于社會實踐。執法活動主動的進行行為干預,對于違反相關法律的經濟主體進行直接處罰和約束,譬如,執法質量檢查對相關生產經營企業的查處,對于壟斷行為的判罰,極大的保障了消費者的利益,保證社會公共利益和公平正義。有效的執法活動是促進實質正義實現的重要機制。司法機制作為法律發揮作用的最后一個環節,同樣也對實質正義有著重要的作用。法官的職業道德和素養,審判和訴訟機制都對司法活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進而對實質公平產生很大的影響。培養高素質的法官隊伍,加強法官隊伍的知識建設和職業道德教育,建設專門且完備的審判機制和多元的訴訟機制,發揮司法機制在實現實質正義方面應有的作用。

(二)經濟法實質正義實現過程中的阻礙經濟法的實質正義的實現離不開政府和企業團體的共同努力,只有當政府的干預宏觀調控與市場經濟機制共同發揮作用,互補互助,相互促進時,才能更好的促進實質正義的實現。政府的宏觀調控,全局干預是可以化解掉市場經濟體制的一些弊端和缺陷帶來的一系列問題。但是政府的宏觀調控的實現也是需要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相關政府部門往往消極疲軟,不能很好的發揮自身的作用,也就不能發揮政府干預對于促進經濟法實質正義的作用。經濟法的實質正義的實現還依賴于市場主體的相關企業、企業家的社會責任感。企業良好的社會責任感對于實質正義的實現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但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受經濟利益的驅使,很多企業為了追求收益最大化,忽視相關市場交易規則,無視競爭,進行大規模的壟斷經營,更有甚者,生產一些質量不過關的產品投放市場,對消費者的權益造成極大的損害。一些沒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帶來較大的負外部性,不僅損害了消費者的利益,也會對市場經濟體制的健康運行帶來不利影響,直接影響經濟法的實質正義的實現。

篇(4)

1.從絕對公平到相對公平

眾所周知,傳統觀念上的法律所界定的公平是“絕對公平”,主張義務與權利分配的絕對的平等和自由,所有的市場主體適用于同一規則和制度,不考慮個人特有的其他稟賦和狀況。而經濟法所追求的實質正義和公平則是在考慮個人的特殊處境和狀況差異,區別權利和義務分配的相對公平。

2.從局部公平到整體公平

局部公平顧名思義,是指一定范圍區間內的公平。局部公平限定在一定的群體或者一定的區域之內。整體公平則是全部范圍的公平,著眼于全社會,以社會整體的利益作為公平正義的評判準則。經濟法著眼全社會的整體利益,規制市場主體的行為,構建公平競爭的市場交易環境,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3.從現實公平到長遠公平

和諧社會,講求長遠利益及現實利益的權衡取舍。在公平問題上,同時適用這一規則。單純看重現實公平,極易導致對資源環境的過度開發和破壞,損害長遠公平。經濟法的基本理念是講求長遠公平,一系列的相關法律規制和約束旨在促進社會的協調可持續發展,在保障現實公平的前提下,不損害長遠利益長遠公平。

二、經濟法實質正義的意義

經濟法的實質正義做到了從絕對正義向相對正義,局部正義到全體正義,當前正義向長遠正義的過渡,不再只是以一個單純的標準來分配權利義務,恒定正義和公平,而是從實際出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根據不同個體所在的不同狀況分配權利義務,也不再只是單純的著眼某個特殊群體,特殊部分的利益,而是以全民族的利益為出發點來判定公平正義,不再目光短淺的只注重現實正義,而是著眼于長遠的公平和正義,堅持可持續的策略和眼光。經濟法的實質正義的實現有諸多方面的意義,具體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經濟法追求的實質正義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關注社會弱勢群體,保障弱勢群體利益的作用。經濟法實質正義的相對正義,在分析不同個體所面臨的不同稟賦的情況下,對不同個體進行不同的權利義務的分配,在這種權衡中可以做到對弱勢群體的傾斜。經濟法的實質正義,使得弱勢群體在殘酷的市場經濟體制下,得到了一定的關注和庇佑。另一反面,經濟法的實質正義對于維護社會公共秩序,維護社會穩定,構建協調可持續發展的和諧社會起到一定的作用。經濟法主要是調節市場經濟制度下的相關主體的利益關系,規范市場主體的行為,維持經濟體制的正常運行,并且經濟法實質正義以社會整體利益為準則,相關法規制度對于收入分配的調節,促進社會公平的實現,以長遠正義為追求,所有這些都遵循了可持續長遠的發展觀,有利于和諧社會的構建。

三、經濟法實質正義的實現

(一)經濟法實質正義的實現機制

1.經濟法實質正義的實現依賴于政府宏觀調控

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主體著眼于獲取自身利益最大化,忽視社會公共利益及其他個體的利益。市場經濟存在的弊端諸如自發性、盲目性、滯后性,容易帶來經濟產業結構問題、資源浪費環境污染、貧富差距等一系列與社會公平正義相違背的惡劣后果,并且如果僅憑市場自發調節,放任市場機制發揮作用,是沒有辦法解決上述問題的,也就沒辦法實現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實質正義。所以,這種情況下就需要政府的干預也就是宏觀政策調控發揮作用,促進實質正義的實現。宏觀調控政策協調經濟活動下的各種矛盾,消除影響實質正義實現的不利因素。比如,政府利用稅收財政政策進行財富的再分配,縮小收入差距貧富差距,實現社會公平正義;通過制定稅收產業政策進行產業引導,進行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優化。

2.經濟法實質正義的實現依賴于企業的社會責任感

企業作為社會經濟的主體,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同時也是實現實質正義必須要加以調節的主體。需要增強和激發企業的社會責任感,促使企業在獲取經濟利益的同時,考慮社會效益,促進企業在資源環境保護方面發揮作用,響應國家政策,優化企業產業結構。另外,增強企業的社會責任感,促使企業完善職工權利保障制度,企業福利制度,使得企業在增加居民收入,縮小收入差距方面發揮作用。

3.經濟法實質正義的實現依賴于立法、執法、司法機制

經濟法實質正義實現不僅依賴于政府和企業,同時也需要立法、執法、司法機制的支撐。立法機制對實現實質正義的影響是主要是權利義務分配方面。立法機制權利義務分配是實質正義的起點,立法過程中對于經濟主體需要進行分析和判斷,并以此做出權利和義務的分配,依據個體的不同特質和差異,進行權利義務的傾斜實現不同的分配,以實現經濟法下的相對公平而不是單純的絕對公平。立法機制是實質正義的起點,進行權利義務分配之后,需要執法體制發揮作用,將這些法律規章應用于社會實踐。執法活動主動的進行行為干預,對于違反相關法律的經濟主體進行直接處罰和約束,譬如,執法質量檢查對相關生產經營企業的查處,對于壟斷行為的判罰,極大的保障了消費者的利益,保證社會公共利益和公平正義。有效的執法活動是促進實質正義實現的重要機制。司法機制作為法律發揮作用的最后一個環節,同樣也對實質正義有著重要的作用。法官的職業道德和素養,審判和訴訟機制都對司法活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進而對實質公平產生很大的影響。培養高素質的法官隊伍,加強法官隊伍的知識建設和職業道德教育,建設專門且完備的審判機制和多元的訴訟機制,發揮司法機制在實現實質正義方面應有的作用。

(二)經濟法實質正義實現過程中的阻礙

經濟法的實質正義的實現離不開政府和企業團體的共同努力,只有當政府的干預宏觀調控與市場經濟機制共同發揮作用,互補互助,相互促進時,才能更好的促進實質正義的實現。政府的宏觀調控,全局干預是可以化解掉市場經濟體制的一些弊端和缺陷帶來的一系列問題。但是政府的宏觀調控的實現也是需要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相關政府部門往往消極疲軟,不能很好的發揮自身的作用,也就不能發揮政府干預對于促進經濟法實質正義的作用。經濟法的實質正義的實現還依賴于市場主體的相關企業、企業家的社會責任感。企業良好的社會責任感對于實質正義的實現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但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受經濟利益的驅使,很多企業為了追求收益最大化,忽視相關市場交易規則,無視競爭,進行大規模的壟斷經營,更有甚者,生產一些質量不過關的產品投放市場,對消費者的權益造成極大的損害。一些沒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帶來較大的負外部性,不僅損害了消費者的利益,也會對市場經濟體制的健康運行帶來不利影響,直接影響經濟法的實質正義的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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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選取了2010年1月~2011年到我科室進行膽石癥手術的35例患者,患者在術前右上腹均出現腹疼痛,并且反復發作。其中有11例患者伴有發熱、黃疸癥狀。在35例患者中,有20例男性患者,15例女性患者;患者的年齡為35~72歲,平均年齡為53.5歲。有29例患者在之前并沒有手術史,4例患者有過一次膽道手術史,2例患者有過二次膽道手術史。有手術史的患者之前的多為膽總管切口取石“T”管引流及膽囊切開取石蕈狀管造瘺。與上次進行手術的時間間隔:最短的時間是2年,最長的時間為17年,平均時間為9.5年。在術前對所有患者都進行B超或CT監測,由此來證明出結石的分布位置。其中,有7例患者是屬于單純膽囊結石,2例患者屬于單發結石,其結石直徑為2.4cm,5例患者屬于多發性結石,其結石直徑為0.5~2.0cm;5例患者屬于單純肝內外膽管結石;16例患者屬于膽囊結石合并肝內外膽管結石。

1.2手術方法

在進行手術時,根據結石的分布位置,選擇保膽手術、膽總管切口探查取石術及腹腔鏡膽囊切除術。

1.2.1保膽手術

行人工氣腹,并且按照腹腔鏡常規方法進行攝像系統及冷光源的置入,置入方式為:劍突下及右鎖骨中線肋緣放入5mm和10mm穿刺套管,將膽囊底縫吊。用電凝將膽囊底切口約0.8cm,待到將血止住以后再進行輸尿管鏡以及經皮腎鏡、1.5mm中空超聲探針的置入,使用負壓將擊碎后的結石殘渣吸出以后對膽囊進行沖洗,并立即給予止血處理,同時對于未吸干凈的殘石要帶保護套進行全面清除,膽囊管開口處有膽汁流入后,再使用3-0可吸收腸線對膽囊切口進行間斷全層縫合,經測試未見膽囊切口有滲漏,方進行術野清洗,將腹腔積液吸盡,排氣,切口縫合。

1.2.2膽總管切口探查取石術及腹腔鏡膽囊切除術

術前需保留導尿管和胃管,對患者進行全身麻醉,后于劍突下及右鎖骨中線肋緣放入5mm和10mm穿刺套管,將膽囊先切除,然后將膽總管切開約2~2.5cm,最后在取結石時使用取石鉗將能取的取出,不能夠取出的結石,將輸尿管鏡以及經皮腎鏡由切口置入,并且使用1.5mm或3.3mm的超聲探針進行邊碎石邊吸引,術后要留置“T”型引流管。

2結果

使用保膽手術取石的患者均1次成功。使用腹腔鏡膽總管探查手術取石的患者中,有18例患者1次成功,6例患者在術中轉開放手術1次成功,只有3例患者沒有1次成功。造成其無法1次成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患者體質較差,對于長時間手術無法忍受,肝內外膽管存在結石量過大,并且大部分的分別部位是二級膽管以上。在患者術中及術后均經過B超或造影證實有結石殘留,1個月后使用同樣的手術再次取石,全部取盡。本組患者使用超聲碎石取石成功率達到100%,手術使用時間90~240min,平均時間為158min。患者住院5~10天,平均天使7.5天,術中的出血量為50~100ml。術后均沒有感染、膽漏或出血等并發癥的發生。35例患者來院復查均在術后2~12個月,經B超檢查膽囊收縮功能良好,膽囊壁沒有出現水腫,肝內外膽管沒有結石復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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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醫院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問題

2.1思想認識不到位,形式主義嚴重

一些醫院認為思想政治工作只是政工部門的事情,在醫院工作中應重業務、重技術、重經濟效益,思想政治工作只能作為從屬地位,甚至有些職工將醫院思想政治工作與醫院的業務活動相剝離,將醫院業務作為醫院考核或發展的唯一指標,這樣直接導致了醫院思想政治工作的規章和制度流于形式,使思想政治工作在實際工作過程中,說起來覺得非常重要,做起來卻覺得沒有必要。

2.2政工體制不健全

在調查中我們發現一些醫院政工部門確實建立了一系列的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的制度措施,但在落實中責任不明確、投入不到位、人員不保證使制定的一系列思想政治工作制度,成了無任何約束力的空文。同時由于缺乏有效的評估和激勵機制,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思想政治工作受到弱化和輕視。

2.3醫院思想政治工作沒有充分體現時代性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人們的社會生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也給醫務人員的人生觀、價值觀也帶來了很大的沖擊,然而醫院思想政治工作對社會轉型時期的思想變化規律認識不夠,把握不準,政治理論知識更新不快,也缺乏必要的針對性,工作無法準確的體現出新醫改的時代特征,工作方式也停留在讀讀報紙念念文件開會批評等傳統方法,不能用新方法和新思維引導醫院職工的思想意識使醫院職工對思想政治工作感到枯燥乏味甚至有的還產生了逆反心理,這就嚴重障礙了醫院思想政治工作的進一步深入開展。

2.4思想政治工作者素質有待進一步提高

思想政治工作涉及教育學、心理學、哲學以及社會學等多學科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因此作為思想政治工作者尤其是醫院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須要具備廣博的心理學、社會學等知識結構才能勝任這項工作。而筆者在調查過程中發現很多醫院思想政治工作者都是由醫療技術人員兼任的,或是從技術干部中改行的,大多數人員理論水平較低沒有經過系統的思想政治教育專業學習和培訓,因此無法有效地對醫務人員進行思想政治教育,致使醫院思想政治工作思路不開闊,直接影響思想政治工作的實效性。

3提高思想政治工作實效性的對策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及醫院體制改革的推進,我們要適應新形勢不斷探索醫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內容、新方法、新形式和新機制。

3.1建立高效的思想政治工作運行機制

高效的運行機制是有序開展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保證,只有建立了一定的運行機制才能讓思想政治工作在制度保障中促進醫院的中心工作。因此醫院首先要建立思想政治工作目標責任制,做到思想政治工作任務明確、責任清楚。其次要建立必要的激勵機制。思想政治工作人員要建立醫院職工實績檔案,把醫務人員的政治水平、業務能力、工作績效的真實情況記入檔案,作為思想政治工作考核依據。考核結果與物質獎勵掛鉤的同時作為調資、晉升、職稱的評定等的依據。

3.2創新思想政治工作的內容

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我們要與時俱進創新醫院思政工作的內容,要把思想工作與醫院的服務質量、管理水平進行有機結合,因此我們首先要充分利用現代教育技術為思想政治工作服務,利用媒體、網絡講座等多種渠道和形式對醫院職工加強愛國、愛院、愛崗教育。其次要充分給予每個醫務人員鼓勵和關心,努力體現人文情懷。思想政治工作人員要及時了解全院醫務人員的動態,對醫務人員工作上、生活上、思想上碰到的困難,思想政治工作人員要給予真情的關心和幫助,時刻把職工的冷暖記在心上,誠心誠意幫他們解決實際困難。此外還要經常開展規范性的職業道德教育、激勵性的典型示范教育,以豐富多彩、貼近實際的內容方法來教育影響醫務人員,寓教于樂,把思想政治工作真正落到實處。

3.3大力加強政工干部隊伍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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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強化思政工作在人事管理工作中的應用

1.將思政工作落到實處

想要讓員工切實感受到家庭般的關心,提升其工作的積極性,就不能讓思政工作只是空話,要確保把思政工作落到實處,而且要落實到醫院每個員工,滲透到內部工作的每一個細枝末節。想要帶動員工的情緒,首先要帶著最真誠的關切之情與員工進行思想上的溝通,要堅持以真情實感打動員工,用賞識與激勵留住員工,而且要建立起以員工需求及自身利益為主導的崗位聘任、職位晉升及薪酬福利體制,保證醫療機構內部不會存在的現象,并對內部員工所關注的焦點與難點問題進行關注、分析與解決,傾聽員工的心聲、切實解決員工關注的問題,為員工辦實事、解決難事,才能夠讓員工更加忠誠、更加積極,總體來說,就是要將思政工作由空講向實做轉變。

2.將思政工作與制度結合

醫院內部的思政工作,不僅是為保證員工的工作積極性而產生的,也是為讓員工能夠更加自主自覺的對自身工作進行約束而開展的,所以在醫院內開展思政工作時,應當在尊重員工自身思想與需求的同時,加強對相關醫療法規政策的滲透,與醫院的規章制度相結合,提升員工的規范性,強化員工對自身的管理。在這一點上,要動之以理,讓員工充分了解到,只有一個有章法、有秩序的醫療機構,才能夠在競爭激烈的現代醫療行業中得以存活與發展。而醫院的發展,對于員工自身的利益與工作前景都有著決定性的影響,所以只有每個員工都對自身進行更加嚴格的約束,嚴守職業道德,避免違法違章現象,才能夠確保整個醫療機構有條不紊的運行,獲得更好的發展,也只有這樣才能夠持續為員工提供更好的福利。所以,在關心員工的前提下,思政工作的每個環節當中也都要充分體現出黨和國家所提倡的思想道德標準,讓思政教育工作更加有章可循。

3.加強思政宣傳工作

加強對內部思政工作的宣傳,是能夠進一步擴大醫院思政工作影響范圍的有效措施,通過思政講座、看板、內刊及優秀員工評選等形式,能夠讓員工充分了解到正面的、積極的思想觀念對于工作有著怎樣的幫助,對于自身的發展又有著怎樣的益處。進而對自身進行內省,并找出自身的問題進行提升與強化,特別是看板與宣傳視頻這樣耳濡目染的傳播方式,員工每一次看到,就等于給了自己一次警示,這樣員工才能夠更加自覺的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讓自己的工作更加規范。

4.強化員工減壓工作

在任何企業當中,員工只有自身的工作充滿積極性、熱情及自豪感,才能夠得到更好的工作成效,而在醫院這樣工作壓力較大的機構,員工的積極性與敬業精神自然是更為重要的。醫療工作是關乎大眾生命健康安全的重要工作,所以在每天面臨生死,掌握病患生命的工作背景下,醫護人員的工作壓力是很大的,而這種壓力,不但會對其工作的效率產生影響,甚至會對醫護人員自身的觀念、性格及心態產生負面的影響。所以內部的思政工作是尤為重要的,醫院只有營造出更好的工作氛圍,才能夠讓員工以更加積極正面的心態面對每一天的高強度工作,才能夠確保內部的醫護人員能夠長期、穩定的為病患提供高質量的醫療服務。醫院可以通過聘請心理專家開辦心理講座以及定期為員工進行心理疏導的方式,減輕員工的心理負擔,并以更豐富的激勵體制,來帶動員工的工作積極性,這樣才能夠確保員工以更加積極、正面的心態投入到后續的工作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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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市場經濟。現代經濟的基礎是市場經濟。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要求,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就須進一步簡政放權:向市場、企業、社會放權。三中全會決定通篇是放權,是可以、能夠、允許,而不是禁止、不能、限制,充分調動企業、公民創新、創業、創造的積極性。今年3月開始的注冊資本登記制度改革就是在這一背景下全面展開的,成效顯著。截至9月底,新登記注冊企業223.29萬戶,同比增長57.9%。

第二,創新經濟。現代經濟的核心是創新經濟。結構調整、轉型升級、跳出“中等收入陷阱”,關鍵靠創新,需要激發市場、社會創新活力。第三,法治經濟。現代經濟的本質是法治經濟。自然經濟是人治經濟,計劃經濟是權力經濟,市場經濟說到底是法治經濟。應把市場主體放出管制的“籠子”,放進法治的“池子”。

改革的動力、紅利實質上就是制度的動力、紅利。

10月1日開始實施的《企業信息公示暫行條例》看似條文不多(共25條),但是第一次通過建立企業信息公示制度來創新監管方式,加強事中事后監管,強化對企業的信用約束,保障交易安全。這樣既鼓勵創新創業,激發市場活力,又加強了自律和監管,以一項具體制度撬動了整體市場活力,釋放了改革紅利,十分重要,作用也將很大。

二、重視“三項監管”

市場經濟不是放任自流、不要監管,放松審批后更須加強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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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臨床資料

1.1一般資料

根據諸福棠主編《實用兒科學》厭食癥診斷標準[1]:消化功能紊亂引起的食欲降低、食量減少,持續2周以上,伴腹脹、惡心、嘔吐、口臭、大便稀或便秘,并排除器質性疾病、精神性因素及藥物因素的影響,診斷為小兒厭食癥。取2005年1月至2007年1月本院兒科門診厭食癥患兒235例,采用單純隨機抽樣的方法分為兩組。中西醫結合治療組:120例,男57例,女63例,年齡1~7歲(平均4.7歲),病程1~36個月(平均12.3個月)。純西醫治療組:115例,男51例,女64例,年齡1~8歲(平均4.9歲),病程1~34個月(平均12.1個月)。兩組患兒性別、年齡、病程、病情等一般情況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

1.2治療方法

中西醫結合治療組用自擬健脾助運湯:太子參5~10g,白術5~10g,茯苓5~10g,甘草1~3g,炒谷麥芽各5~10g,萊菔子3~6g,炮甲1~3g,三棱1~3g,蓬術1~3g。隨證加減:偏濕者加藿香、佩蘭,肝郁加柴胡、郁金,食滯加榔、焦楂,偏熱者加胡黃連、蘆根;氣虛者加黃芪、懷山藥。每日1劑,水煎,分2次溫服。同時服用西藥葡萄糖酸鋅片每天5~10mg/kg,2周為1個療程。純西醫治療組:口服多酶片,每次1片,每日3次;嗎丁啉片5~10mg/次,每日3次;葡萄糖酸鋅片每天5~10mg/kg,療程同中西醫結合治療組。

1.3療效標準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行業標準[2]:痊愈:臨床癥狀消失,食欲與食量恢復正常水平;顯效:臨床癥狀基本消失,食欲明顯恢復,食量恢復至正常水平的3/4;好轉:食欲好轉,食量有所恢復,但未達到正常的3/4;無效:食欲與食量無明顯改善或加重。

2結果

中西醫結合治療組120例,痊愈78例,顯效35例,好轉4例,無效3例,總有效率94.17%,平均療程18d。純西藥治療組115例,痊愈54例,顯效32例,好轉20例,無效9例,總有效率74.78%,平均療程34d。經統計學處理,總有效率中西醫結合組好于純西醫治療組,平均療程中西醫結合治療組短于純西藥治療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

典型病例舉例患兒,女,4歲,2006年5月10日初診。其母代訴:患兒平素偏食,不愛吃蔬菜、水果,唯喜吃甜食。近4個月來逐漸出現食欲不振、食后腹脹腹痛、大便稀溏、夜寐不安,面色無華,形體消瘦,舌質淡紅,苔膩,脈滑。實驗室檢查:血清鋅9.38μmol/L,Hb8.5g/L,RBC2.9×1012/L。證屬脾胃失調、乳食內傷之厭食癥。治宜健脾和胃、消食助運,處方:太子參10g,炒白術6g,茯苓6g,甘草3g,炒谷麥芽各10g,焦楂10g,胡黃連2g,炮甲2g,三棱3g,蓬術3g,雞內金6g。1劑/d,水煎,分2次溫服。葡萄糖酸鋅片每天5mg/kg,3次/d。服藥1個療程,患兒食欲和進食量顯著增加,其他癥狀均見消失,繼續服藥1個療程,實驗室查空腹血清鋅15.03μmol/L,Hb126g/L,RBC3.8×1012/L。病愈。隨訪半年未見復發。

3討論

近年來兒科門診小兒厭食癥常見,西醫認為導致小兒厭食癥的原因與飲食習慣、體內微量元素缺乏,特別是鋅的缺乏有關。缺鋅一方面使患兒味蕾功能減退,味覺敏銳度降低,攝食量減少,另一方面含鋅消化酶活力降低,消化功能減弱,從而導致小兒厭食癥的發生。

中醫認為小兒厭食癥是由于小兒臟腑嬌嫩,形氣未充,為稚陰稚陽之體,素有飲食不節、偏食多食、饑飽不勻,家長過于溺愛,任其過食生冷肥甘厚味之品,久而久之損傷脾胃,導致脾運胃納功能失調。治療以健脾和胃、消食助運之法,方以四君子湯益氣健脾,補后天之本。雞內金、炒谷麥芽、萊菔子和胃消食導滯,炮甲、三棱、蓬術醒脾行瘀助運,諸藥合用,共奏健脾益氣、開胃助運之功。配合葡萄糖酸鋅,改善味覺功能,增強食欲[3]。中西醫結合治療小兒厭食癥無單純西藥治療那樣的藥物依賴性及毒副反應,而且中西醫結合治療的療程可比純西藥治療明顯縮短,因此,作者認為,中藥健脾助運湯與西藥葡萄糖酸鋅合用是一種有效的治療小兒厭食癥的方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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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641 ?搖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3)18-0126-03

新儒學代表梁漱溟指出“說中國文化是‘孝’的文化,自是沒錯”,“孝悌實在是孔教唯一的提倡”。[1]謝幼偉同樣認為“中國文化是以孝為主,以孝為根本的文化”。[2]可見,孝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狹義的孝是贍養父母,廣義的孝指奉獻社會,它既是一種敬本心理,又是一種管理手段,它將禮法的外在約束與仁義的內在自覺相統一,為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目的服務[3]。高職思想政治理論課作為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陣地,要對大學生進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教育,引導他們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勞動觀和職業觀,都離不開對中國傳統孝文化精髓的弘揚與運用。

一、孝文化促進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目標的貫徹與落實

中國傳統孝文化中,有很多是2008高考方案大學生理論課教材內容的來源,“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只有在高職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中貫徹與落實孝文化,才能使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目標得以體現,并達到預期效果。

1.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踐行孝文化,樹立高職大學生學以致用的理念。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不僅要講授孝文化知識,如引用儒家經典來增強課堂的文化厚度;同時,也要突破理論層面踐行孝文化,抓住各類教育的契機。例如:在天氣突然變冷的情況下,教師對同學們說:“請掏出手機,給父母們發條短信,也許就短短的四個字‘天冷加衣’,就足以讓父母溫暖一個寒冬”。這樣,枯燥的思想政治理論在特定的情境下,讓學生感受到學做人的重要性,也體會到學以致用的意義。學生樹立這一正確的理念后,會運用在專業課的學習上,學會將理論知識運用到實踐中,通過學以致用、用以致學的循環,更好地掌握專業技能,培育道德素養。此外,還可以通過課后的活動與作業來促使學生踐行孝文化。如讓學生結合團、班會,舉辦公益活動,在活動體驗中使思想政治理論內化為學生的素質。

2.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引入孝文化,培養高職大學生愛崗敬業的精神。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引入中國傳統孝文化,這些歷經歷史沉淀的魁寶必將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如,在講授《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愛國專題時,講愛國的要求,其中之一就是愛祖國的燦爛文化,中國五千年的文明,教師可以通過制作一個五分鐘的小視頻,讓學生感受到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孝文化在社會歷史發展的作用。首先,了解了中國傳統孝文化,受“生則養”的思想熏陶,高職大學生敬養父母的意識會進一步增強,形成對父母的責任感,從而為家庭的美好生活而努力學習。其次,責任感是道德行為的基礎和本質規定,高職大學生愛崗敬業的精神會得以進一步的培養,愛崗敬業是社會主義職業道德的最基本要求,高職大學生在對責任的恪守中,履行自己的道德職責,會做到樂業、勤業與精業。

3.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貫徹孝文化,培育高職大學生吃苦耐勞的素養。近幾年的招聘會有個普遍現象:“用得上、留得住”的人最受企業青睞,高職生吃苦耐勞“香”過本科生。可見,在高職大學生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中,要貫徹孝文化,以培育學生吃苦耐勞的素養,才能提高職業競爭力。孝是中國傳統美德的根本,“剛健有為,自強不息”自是它的應有之意,是人們處理各種困難的總原則,是積極的人生態度的最集中的理論概括和價值提煉。在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中,推行孝文化中的“立德、立功、立言”,樹立不過分挑剔的就業觀;注入“立身、承志”等孝文化思想,鼓舞高職大學生披荊斬棘,勇于開拓,促使他們縮短就業崗位的適應期;主張“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熏陶和鼓勵高職大學生奮發向上、愛崗敬業、自強不息地建立輝煌的職業功績。

4.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傳承孝文化,激勵高職大學生的愛國情、報國志。在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中傳承孝文化,使高職大學生踐行對家、對社會的孝道之后,自然地升華為對民族、國家行大孝,即愛國精神。首先,孝是愛國心的根源。唐代著名學者孔穎達疏《詩經·大雅·生民》序時說:“祖者,始也,己所以始也。自父之父以上皆得稱焉。”[4]愛國思想是親親感情的連鎖效應,愛國主義是孝意識的演延結果。[5]在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中傳承孝文化,就是激勵高職大學生的愛國情、報國志。如在講《形勢與政策》專題“從抗震、奧運看中華民族精神和價值追求”時,就可以從文化的角度,例舉“七夕”在中國靜寂,在韓國熱鬧;韓國欲將“端午節”申報世界文化遺產;韓國被西方學者稱為“儒教國家的活化石”,每年2月和8月,韓國人按照傳統到文廟祭祀孔子;韓國人的共同道德,仍是儒家文化所信奉的“孝悌、忠信、禮義、廉恥”,推動他們創造“漢江奇跡”,促使韓國民眾1997年發起獻金運動,使韓國最早度過金融危機等等,提出:誰來拯救我們的傳統文化?激發學生傳承傳統文化的歷史責任感。其次,孝的擴展,將親親之愛延伸到非親親的領域,轉化為為社會盡責,是“大公”的原始動力。高職大學生的愛國精神,就是要落實到實際學習、工作中去,練就一技之長,拓展綜合素質,在未來職業生涯中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而貢獻。使學生覺得思想政治理論課并非空洞說理,而是實在的課程,激發學生的興趣。

二、孝文化在高職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中發揮作用應沿用情感教學法

發揮中國傳統孝文化的精髓,增強高職大學生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實效性,要采用多形式的教學法,要深刻而生動地展示孝文化的吸引力,達到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目標——課程理論內化為學生素質,情感教學法的運用非常關鍵。列寧曾指出:“沒有人的感情,就從來沒有也不可能有對真理的追求。”情感的體驗,會使學生進一步理解孝文化,增強他們內在的動力,轉化為相應的道德行為。

1.以情動情,激發學生的真情實感。正如蘇霍姆林斯基所說:“學生(特別是高年級學生)能夠從教師的話里分辨出真正的熱情或者是故意做作的、虛假的、慷慨激昂的情調。”我們曾做過調查,學生最討厭的是看上去不相信理論卻在講臺上夸夸其談的人。所以,在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中,教師首先自己對傳統孝文化有較深刻的理解,并用語言、動作、表情等激勵方法表露真情實感,以感染學生;同時,激發學生(尤其對孝文化比較了解與感興趣的學生)間積極情感的相互感染,擴大情感的受益面。如孟郊的《游子吟》與李密的《陳情表》都可以用來激發學生的真情實感。通過師生情感的相互交叉,渲染出感人的情緒氛圍,又反作用于學生的心理,產生與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內容相適應的情感。

2.以境激情,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情感具有綜合的情境性,這種情境性就是在各種情感因素的作用下而形成的某種綜合情勢氛圍。所以,在高職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中,為了喚起、培養和強化某種情感,就應盡力創設適合于教育教學內容需要的情境氛圍。我們可運用多媒體這一現代化的教學手段,把傳統孝文化構建成一幅幅豐富多彩的畫面,如《孔雀東南飛》中劉蘭芝被遣臨行前的交待和《竇娥冤》中竇娥對婆婆的深情等變成小品或flas,給學生視覺、聽覺以全新的刺激。這一切連同教師的神態、語言、情感及教學內容、課堂氣氛形成一個良好的情感氛圍,從而激發學生的好奇心,使他們有濃厚的學習興趣,在學習過程中始終保持一種最佳的心理狀態。

3.以行促情,激發學生的行為自覺。行為實踐是情感形成和轉變的基礎,也是豐富情感的途徑和推動情感發展的動力。蘇霍姆林斯基說:“要知道,道德準則,只有當它們被學生自己去追求、和親身體驗過的時候,只有當它們變成為學生獨立的個人信念的時候,才能真正成為學生的精神財富。”[6]學生只有經過具體實踐,才能把理論認識轉化為個人的行為需要。我們可以結合學院的社團活動,開展弘揚中國傳統孝文化的集體活動,如推廣一耽學堂晨讀四書,使學生在活動中互相感染,形成情感的共鳴,激發思想政治理論指引下的自覺行為。

總之,孝文化要發揮在高職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中的作用,必須對學生有步驟地實施識恩、知恩、感恩、報恩以至于施恩的教育過程。孝文化的落實與教育的開展,要多注重內容、傳承孝精神,而不能流于形式。如某大學布置的寒假作業就是回家給父母下跪,媒體就此評論說,要求學生用一定的行動來體現對父母的孝,這當然是一件好事,但諸如磕頭之類的禮節,難免有“形式主義”之嫌。長輩最缺少什么,就給他們什么,這才叫孝道。或許是家庭的保障,或許是情感的交流,或許是一聲問候,或許是一封家書。要引導大學生推行正確的孝行為,樹立他們正確的孝觀念,努力使自己成為一名優秀的職業人才,無論對父母、學校、社會來說,都是真正的、最好的孝的體現。

參考文獻:

[1]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M].上海:學林出版社,1987:307-308.

[2]羅義俊.理性與生命——代新儒學文萃[M].上海書店出版社,1994:509.

[3]肖群忠.孝與中國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4]詩經·大雅·生民,十三經注疏[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528.

[5]史康健.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愛國主義精神[J].廣西社會科學,2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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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641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1-489X(2015)23-0091-02

現代社會在強調培養學生專業技能、提高綜合素質的同時,也要求尊重學生的個體化差異,促進學生的個體化發展。人文視域下的思想政治理論課就是強調在尊重學生個性發展的基礎上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將人文素質教育與歷史、哲學以及文學等學科教育有效融合在一起,培養學生的政治覺悟,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

1 人文視閾下思想政治理論教學是傳統德育教育的繼承

美好的思想品質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德育教育也是傳承中國傳統文化重要的一部分。傳統的德育教育具有非常豐富的內容,注重的是個人修養,強調個體通過不斷完善自己來適應整體的發展。在傳統道德文化中,最核心的精神就是人文精神,重視人的道德修養。人文視域下的思想政治理論教學可以通過基礎理論的學習,培養學生的良好思維品質,促進學生認知能力的正確發展。

傳統文化中的儒家學說是對中華民族影響最廣最深的學說,對人們的心理素質、文化素養以及民族性格等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促進作用,是我國傳統文化中的寶貴財富[1]。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高等教育得到快速發展,在注重培養學生才能的同時,也注重培養學生美好的思想品質。人文視域下的思想政治理論教學指導學生從哲學的角度去看人生,這本身是一個非常深奧的問題,學生在理解的過程中會面臨一定的難度。因此,教師可以采用符合學生認知規律的方式來對學生進行教學,讓學生從實際生活中思考哲學與人生,在探討學習的過程中慢慢培養學生如何正確看待社會、看待自己身邊的事物,讓學生從別人的一生發展歷程中掌握基本的思維方式,并正確去看待這個世界,從而養成良好的思維品質。

在學生學習的過程中,學生可以慢慢體會檢驗真理的唯一方法就是實踐,讓學生認識到實踐的重要性,可以明事理、辨是非,并且認識到明事理、辨是非也是做人的基本要求。從人文視域下進行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可以充分挖掘出傳統文化中對人生境界的追求,是傳統德育教育的繼承,可以提高現代社會學生的道德素質。

2 人文視閾下思想政治理論教學可以培養大學生的綜合能力

思想政治教育課是高校中一門必修的德育課,涉及內容非常廣泛,同時也非常復雜,是一門以理論為基礎的人文社會學科。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不僅僅是文化知識的傳播,同時也是學生德育教育的基本內容,有利于培養學生的綜合能力,是高校不可缺少的一門學科。

由于受到就業等外界因素的影響,國內理工科類的院校相對較多,但是大多數的理工科學生的人文素質比較欠缺,學生掌握的僅僅是專業的技能和知識,“重理輕文”的觀念非常普遍。除了專業的基礎知識之外,學生的創新能力、思辨能力以及綜合能力等都沒有得到開發,嚴重制約著學生綜合素質能力的培養。在思想政治理論教學中,學生通過基礎理論的學習,以課本中各種各樣的案例為基礎,同時結合實際情況,可以獲得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還可以培養形成科學的思維模式,掌握科學的思維方法[2]。通過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學習,學生還可以提高對偉人偉事的認識,意識到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重要性,發揮創新精神才能更好地改造社會,培養創新意識,加強創新能力。

當代社會對綜合型人才的需求量越來越大,以人為本的思想政治理論課可以促進學生全面發展,塑造大學生的完美人格,人文視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課對塑造學生完美人格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一個缺乏人文知識的人在精神層面會出現危機,可能會導致錯誤的價值觀,不能正確看待身邊的事物。人文視閾下的思想政治理論教學在思想政治教學中加入哲學、歷史和藝術等科學,將教學中的人文性內涵表現得淋漓盡致,讓學生在獲得人文知識的同時不斷提升人文素養,豐富情感世界,對學生的心理結構進行重新構造,用美好的事物去陶冶學生的情操。總之,人文視閾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論課可以全面提升學生的綜合能力,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

3 人文視閾下思想政治理論教學可以增強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隨著時代的不斷發展,中國社會不但在經濟上發生重大變革,在政治以及文化上也都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為了適應時代的發展潮流,人們越來越重視對高校學生實施的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效果。可是在實際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個體的社會交往之間的聯系都是由最終的物質利益關系來確定,而市場經濟是非常復雜同時也是多變的,所以給思想政治理論教學帶來比較多的困難。現在高校中的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模式已經適應不了新時代的需求,因為各大高校過于重視思想政治課中的理論基礎,而對其學術研究卻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沒有很好地把學術性與理論互動起來,增強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效果[3]。而在市場經濟的不斷變化下,人們的思想意識也變得越來越復雜。當今社會是一個信息時代,這也使人們的思想變得更加的活躍,傳統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實效性得不到保障,理論與實際也不能有效融合。受到時代背景的約束,學生的思想負擔越來越重,功利性思想的出現變得非常普遍,導致學生在思想上對思想政治理論教學的重視程度不夠。

然而,在客觀事實上,大多數學生對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學習又存在非常強烈的需求,他們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都還沒有完全形成,正處于一個發展的關鍵時期。在大學生內心中,既對未來的生活充滿憧憬,同時又感到非常迷茫和害怕,大學生身邊的環境也變得越來越復雜,如何在復雜的環境中正確定位自己,選擇適合自己的成長道路,都是學生必須面對的問題。為了幫助學生更好地解決這些問題,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實施非常必要。

同時,思想政治教學內容要與時俱進,讓學生能夠真正從學習中學會如何走好自己人生的道路。為了增強思想政治課的教學效果,必須改變過去傳統的教學觀念,要重新定位學生在教學中的地位,堅持以人為本的教學觀念,發揮學生的主體地位。同時,要重視并尊重學生的個性化發展,實施更具針對性的個性化教學[4]。在教學中以學生為中心,為學生的學習和未來的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和條件,將思想政治教育貫徹在學生專業技能與綜合素質教育中,讓學生可以利用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內容去解決實際生活中和學習中遇到的問題,教育學生積極應對生活中的挑戰。只有將思想政治教育和人文教育結合起來,才能從學生的實際情況出發,充分發揮思想政治教育課的效果。

4 結語

思想政治理論教學對于培養學生的政治覺悟以及思辨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義,現代教育越來越關注學生的個性化發展。為了適應時代的潮流,高校思想政治理論教學可以建立在人文視域下,以人為本進行教學,在充分尊重學生的個體生命和獨立人格的基礎上,將人文素質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有效融合在一起,真正激發生命的靈感,發揮思想政治教育的價值,為祖國建設培養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綜合型人才。

參考文獻

[1]劉淑珍,汪永芝.淺析人文視野中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論教學的價值[J].教育與職業,2012,35(16):62-64.

[2]任丹.淺談以人為本視閾下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J].黑河學刊,2014,10(35):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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