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土地科學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環境管理體制是指國家有關環境管理機構設置、行政隸屬關系和管理權限劃分等方面的組織體系和制度。它具體規定了中央、地方、部門、企業在環境保護方面的管理范圍、權限職責、利益以及相互關系，核心部分是關于管理機構的設置、各管理機構的職權分配以及各機構之間的相互協調等問題。一些西方學者在對環境管理體制問題進行討論時，往往會把公眾參與的問題考慮進去。他們認為，在環境管理體制的結構關系中，除政府的行為之外，還有社會利益團體和管理行為人，它們都是較為重要的組成部分。環境保護事業在西方一些發達國家，已經具有較高的社會化程度，企業和公眾在環境管理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在這方面，我國與西方國家相比還存在很大的差距。較長時間以來，我們所說的環境管理體制僅指政府內部機構的設置，而公眾的監督和參與則被視為是外部作用機制，一般不納入進來。

一、我國地方環境行政管理體制存在的問題

我國長期以來采用的是地方政府對轄區內環境質量負責的環境管理體制，這種體制，由地方政府通過計劃、組織、調節和監督，來協調社會中的各種關系。這一體制的優點在于能夠很好地發揮地方的主動性和積極性。經過多年的努力，我國已經形成了“由國務院統一領導、環境保護部門統一監管、各部門分工負責、地方政府分級負責”的管理體制，并逐步形成了“五級管理”、“四級機構”的組織體系。這種管理體制對于推動我國環境保護事業的發展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自然資源相對較少，環境保護工作起步也比較晚，正處在經濟發展速度過快、管理手段較為薄弱、環境意識還有待于進一步提高的轉軌時期，因此該體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然而我們也應該看到它還存在著不少的弊端，部門分散、地方分割、條塊分離的現象比較嚴重，管理手段相對滯后，很難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對于環境保護工作的開展具有一定的阻力。

我國政府對于環境管理機構的設置，大體上是一個倒“金字塔”的結構，即中央設置的環境管理機構數量較多、規模較大、人員充足、技術設備好，對環境監管的執法能力比較強；相對中央管理機構來說，各地方設置的環境管理機構，越往下數量越少、規模越小、人員越缺乏、技術設備越差，環境監管的執法能力也越弱。就拿我國的縣級環境保護部門來說，它的技術人員編制較少，但實際工作人員的數量卻嚴重超編，大多數人員沒有環境保護方面的相關專業知識，其中還有一部分是在機構改革中被分流到了環境保護部門，同時又沒有較好的方法對人員進行培訓。同時，環境保護部門的技術設備配置也比較落后，缺乏基本的監測手段，不能有效地對排污總量和違法排污現象進行監測，有些甚至還需要將監測項目送到市一級部門進行分析。由于缺乏必要的管理手段，監管人員在現場進行執法主要依靠自己的感性認識和已有的工作經驗，這樣及時取證就有一定的困難。由于缺乏必要的交通工具與通信工具，一旦發生違法排污現象很難及時到達現場，從而做出快速應急反應，不受行政轄區界限的限制，如酸雨污染、流域水污染、海洋環境污染、生物多樣性等問題，都具有跨行政區域的特點。針對這一現象，設置相應的強有力的流域環境管理機構，同時制定與之相適應的流域環境保護立法就顯得尤為重要。

然而我國在這方面的建設還很不夠。雖然在幾個大的流域建立起了水資源保護委員會，但從隸屬關系、職責、權限的配置和法律地位上來看，該類機構并非強有力的流域環境管理機構。而我國目前實行的是以行政區劃為單位的環境管理體制，地方環境保護局隸屬于地方政府，這就使得一個有機的整體被這種體制分層切塊，個別地區為謀求經濟的發展而不惜損害其他地區的利益以及阻礙環境管理的地方保護主義現象時有發生。同時，由于部門之間的協調不暢，跨區域執法難度比較大。

（四）中央政府監督乏力，難以落實地方政府責任制。

依照《環境保護法》的規定，地方人民政府對本轄區內的環境質量負責。也就是說，環境質量的好壞，地方人民政府是責任主體，但相關法律既沒有明確規定政府部門如何履行其責任，如何保證其履行責任，也沒有明確規定如不履行職責應承擔何種責任。在經濟增長水平仍然是衡量和反映各級政府和領導政績的主要標準的情況下，考核干部實行的是自上而下、以GDP增長為依據的體系。在對地方政府官員進行政績考核時，各種經濟指標的完成情況仍然是重要的內容，尤其是GDP的增長，把本地區的經濟生產總值、財政收入、企業規模、招商引資情況等作為衡量政績的硬性指標，而對于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設、和諧社會與黨的建設等方面則沒有硬性要求。這種考核體制某種程度上鼓勵了地方發展經濟的熱情，挫傷了地方提供環境保護等公共服務的積極性。“這就促使一些地方將完成經濟指標作為本地區發展的首要任務，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片面地理解為以GDP為中心，把發展才是硬道理片面理解為GDP增長才是硬道理，不顧資源、環境的可承載能力，盲目上項目，搞投資，造成大量低水平重復建設，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現象十分嚴重”。地方政府中的部分領導從個人和本地區的短期經濟利益出發，環境保護意識不強，缺乏緊迫感，甚至把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對立起來，錯誤認為要大力治理污染、保護環境，就會阻礙本地區的經濟發展，影響政績目標的實現，甚至出現干擾環境執法行為，明目張膽地保護污染和破壞環境的行為。在地方政府的默許甚至支持下，一些企業采取暴力手段阻止環境執法，甚至抗法。中央政府對于地方政府是否依法履行對本轄區環境保護質量負責的義務，是否采取有效措施改善環境質量，仍然缺乏有效的機制和手段進行監督和制約。

二、實現地方環境行政管理體制科學發展的思路

（一）按照政企分開的原則，轉變部門職能。

國家應將環境保護的執法監督作為各項工作的重點，由微觀管理轉為通過宏觀調控進行指導和服務，轉變工作理念，由單純的管理轉為真正的為基層和企業服務。不斷加強環境保護總局在宏觀決策管理方面的職能，積極推進環境保護事業單位的改革，理順中央與地方、環境保護部門與經濟發展部門的關系，初步建立起科學的行政運行規范。同時要結合我國的具體國情，在充分發揮中央與地方主動性、積極性的同時，運用必要集中和適當分散相結合的工作方法，把環境保護方面的法規、政策、標準等的制定權集中到中央，同時又要按照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方法，根據各個地區發展存在的差異，環境標準可以結合本地的實際情況，采取不同的政策。而對于跨區域的環境問題，如大氣污染、水污染等問題的處理權限都應該集中到中央，將局部性的環境問題，如噪聲、固體廢棄物處理等問題的處理權限放到地方，環境保護方面的國際合作問題其處理權限應該放到中央，而環境保護合作項目則可以放到地方，環境主管部門在工作中所起到的只是引導或指導的作用。:

（二）加強人員和機構方面的建設。

精簡機構主要針對的是非政府部門職能的部分，而政府部門職能的部分不但不能精簡，反而要不斷加強。從整個國家的發展趨勢上來看，在對其他國家機構進行精簡的情況下，對于環境保護方面的國家機構應該不斷加強。因為長期以來，地方政府只注重發展經濟，對于環境問題重視不夠，導致環境污染欠賬較多。在今后的發展過程中，仍然需要投入較多的資金對環境問題進行治理，但環境的改善需要一定的時間，在這段時間里現有的生態環境可能還會進一步不斷惡化，在將來的20年甚至30年里，我國的環境污染問題可能仍然不會有明顯好轉，所以，從整個國家的長遠發展來看，要實現國家的可持續發展，就必須不斷加強環境保護。

（三）健全環境保護跨部門以及中央與地方的協調機制。

環境保護政策離不開部門發展政策和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環境保護已經成為整個社會的責任，而不單單是某個部門的職能。要把環境容量、環境質量狀況和經濟發展對環境的影響、對資源的消耗、對生態系統的影響納入統計指標，使生態環境的承載能力也作為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要建立國民經濟綠色發展統計指標體系，不僅要有經濟指標，而且也要有環境指標、人文指標，用這些指標來衡量國家和地區的經濟水平，全面、科學、合理地評價地區、單位和干部的業績。要改變不平衡的管理體制，形成綜合權力機構，就需要順應政府機構改革的潮流，通過計劃、預測，綜合考慮潛在影響因素，協調各部門間綜合處理經濟、環境和社會的問題，加強跨部門的統一規劃與管理。在環境保護政策的落實上，國家利益與地方利益存在一定的矛盾，健全環境保護的中央與地方的協調制度就顯得尤為緊迫。

參考文獻：

[1]胡雙發，王國平。政府環境管理模式與農村環境保護的不兼容性分析[J].貴州社會科學，2008,（5）:91-96.

[2]鄧志強，羅新星。環境管理中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博弈分析[J].管理探索，2007,（5）:19-21.

[3]游霞。環境管理體制若干問題探討[J].科技管理研究，2007,（10）:58-59.

篇（2）

主管單位：

主辦單位：中國林業經濟學會;福建農林大學

出版周期：雙月刊

出版地址：福建省福州市

語

種：中文

開

本：大16開

國際刊號：1005-9709

國內刊號：35-1060/F

郵發代號：

發行范圍：

創刊時間：1981

期刊收錄：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1996)

中文核心期刊(1992)

期刊榮譽：

Caj-cd規范獲獎期刊

聯系方式

期刊簡介

篇（3）

明細，并對論文的數量分布?機構?論文研究領域等進行了分析?剖析了廣東省在

基礎研究領域的優勢和特點，提出了4點提高廣東省基礎研究的水平和影響力的建議和對策

?

〔關鍵詞〕Science；Nature；頂

級刊物；；統計；廣東省；基礎研究；水平；影響力

DOI：10.3969/j

.issn.1008-0821.2014.01.016

〔中圖分類號〕G25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008-0821（2014）01-0069-05

Statistics on Papers Publish

ed by Guangdong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Analysis of Influences and Levels of

Fundamental Research in Guangdong Province

Shi Ying

（Guangdong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Guangzhou 510033，C

hina）

〔Abstract〕”BZ〗In this paper，statistics were made about articles published in Sciencean

d Nature written by Guangdong authors，including the quantity，the fields and the

organizations of the these articles.Also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uperiorities o

f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in Guangdong province have been analyzed and suggesti

ons were proposed at the end of this article to promote the level and influences

of fundamental research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Key words〕Science；Nature；t

op journal；statistics；fundamental research；Guangdong province；level；influenceHK〗

1 Science和Nature在國

際學術界的地位及其影響力

在國際學術研究報道的前沿領域，有兩種雜志占據了無與倫比的尖峰地位，它們代表了科學

研究的最新成果和發展方向，在全球范圍內擁有極高的顯示度，這就是Science和Nature?

能夠在Science和Nature上，是每個科學工作者的夢想，也是衡量一個國家和地區

科研水平的無可置疑的金標準?

1.1 Science

美國科學促進會發行的Science是久負盛譽的自然科學綜合類學術期刊，具有新聞雜志和學

術期刊的雙重特點，每周發表約20篇文獻，以發表具有重要意義的原創性科研報告為主，兼

顧科技政策的重要新聞和全球科技突破性的研究論文和報告?

Science接受來自不同科學領域和各種渠道的稿件?在其來自世界各地的投稿中，生命科學

方面的研究論文約占60%，物質科學方面的論文約占40%?這些稿件由16位編輯處理，其中

5位是物質科學的編輯，11位為生命科學的編輯?在Science上競爭性非常強，它要

求論文揭示嶄新的概念，對自然或理論界提出重要的新見解和原創性研究?包括對某一已沉

寂的領域提出的創新見解，也可能是多個不同領域的交叉，或是報道某一活躍領域的重大進

展[1]?2012年該刊物的影響因子為31.201?

1.2 Nature

英國倫敦出版的Nature雜志是Science在全球范圍內的競爭性雜志，二者曾為率先發表人類

基因組譜圖而強烈爭執?Nature創辦于1869年，發表過達爾文?赫胥黎等科學大師的文章

[2]?其辦刊宗旨是：將科學發現的重要結果介紹給公眾，讓公眾盡早知道全世界自

然知識的每一分支中取得的所有進展?

Nature雜志發表科學和技術所有領域的論文，報道和評論科學世界中的重大發現和重要突破

，不但要求科研成果新穎且引人注意，還要求該項研究在該領域之外也具有廣泛的意義?從

收稿到正式受稿的平均時間間隔為13周，從收到稿件到發稿的時間間隔為7周?重要論文在

投稿后一個月內發表[3]?

Nature發表科學論文的準則：報道原始科學研究，其主要成果和結論不得在其它地方發表或

投過稿，具有突出的科學重要性；令有關的學科讀者感興趣；其論文在科學家和在一般大眾

中極具廣泛影響；論文有一個明確的?原始的結論；論文的寫作盡可能地簡單，盡量不用專

業術語?該雜志2012年的影響因子達36.28?

2 統計數據來源

本文以網絡版美國Dialog系統為檢索平臺[4]，檢索了美國科學引文索引數據庫（

SCI）中，機構中含有廣東省?廣州市?深圳?珠海?汕頭?佛山?東莞?中山?茂名?湛

江?江門等地名，且發表于Science或Nature的2003-2012年間的文獻?通過甄別機

構，篩選出了廣東省不同機構于近十年來發表于上述兩份雜志的所有論文，并進行統計分析

?檢索時間為2013年7月22日?

3 廣東省發表的SCI和Nature論文數

量統計分析

廣東省和全國近十年來在Science和Nature雜志發表的論文數目詳見表1?

4.2 廣東省Science和Nature論文內容的領域分析

從論文內容的領域分布看，廣東省在Science和Nature發表的論文內容涵蓋了基因?病毒?

環境?生物?醫學?物理?化學?材料等領域的基礎性研究，見圖4?從發表數量上看，廣

東省在Science和Nature上領域集中于“基因研究”?“生物技術”?“地球環境

科學”等公眾廣泛關注的課題，如“人類基因組的變化圖譜”?“多功能干細胞研究”?“

中國的環境保護?能源政策”等，都是在公共媒體曝光度很高的熱門領域?

此外，與廣東人生活密切相關的科研課題，如“SARS病毒”和“流感病毒”的相關研究，也

是Science和Nature的主要關注內容?2003-2005年SARS在廣東流行期間，廣東省在Science

和Nature共發表涉及“SARS冠狀病毒”相關的論文3篇；2004年禽流感流行期間，廣東省發

表“H5N1流感病毒”相關論文2篇?2010-2011豬流感流行，廣東省發表了涉及“豬流感”的

基礎研究2篇；說明廣東省在地域性特定病毒的研究方面已經具有國際水平，其研究結果被

認為具有廣泛影響力?

新興產業做出規劃

基礎研究是科技創新的基礎和源泉，是地區科技實力的重要體現，也是全球科學界互相評議

?溝通和認可的窗口?基礎研究的選題要求科研工作者具有寬廣的視野和敏銳的學術洞察力

?從Science和Nature上發表的廣東論文可以看出，廣東省基礎研究的優勢是與地方資源密

切相關的研究課題，科研工作者應該充分利用廣東省特有的物種?礦物和地質資源，采用國

際先進的研究技術，在諸如“南海油氣資源?可燃冰的開發”?“廣東地區特有生物種類的

基因分析”以及“廣東省地方病的生理學和生物技術研究”等領域找準自己的研究方向?這

樣的科研項目不僅題材新穎，其研究成果也能造福廣東民眾?

“十二五”期間，廣東省制定了一系列科技發展戰略目標，擬大力發展的戰略性新興產

業包括：高端新型電子信息?LED?新能源汽車?生物?高端裝備制造?節能環保?新能源

?新材料[6]?要實現這些領域的科技攻關突破，必須有扎實深厚的基礎研究作為

支撐?科研機構和科技工作者應該結合省里的科技戰略部署進行選題，力爭在基礎研究領域

做出突破，夯實重點科技研究領域的根基，促進廣東省科學技術的可持續發展?

5.2 重視和獎勵高級別，增加廣東省研究實力的顯

示度

是科學研究的重要環節，高級別雜志的論文不僅能讓同行了解專業領域的最近成就

，還能展示研究機構的水平和人才實力?Nature曾率先報道了電子及中子的發現?維生素C

的分離?原子的分裂和鈾的裂變?近年又發表了人類基因組的第一個目錄?富勒烯的結構?

克隆羊“多利”等，這些項目背后的科研團隊也因此獲取的極高的知名度，并得到持續的資

金支持?

廣東省的科研人員應該增強宣傳意識，除積極向單一領域的專業學術期刊投稿外，還要力爭

在Science和Nature這樣的綜合性學術刊物宣傳自己的科研成果，在全球范圍提高廣東省科

研水平的展示度，擴大科研機構的影響力，用優質團隊?高級別的研究項目吸引海外更多的

優秀人才流向廣東?

在Science和Nature，是科學研究具有重大突破并得到全球科學界承認的標志?科

研管理部門應該大力鼓勵和扶持這類具有前瞻性和國際視野的研究項目，在資金?土地?設

備使用方面給予多方面資助，鼓勵廣東省科研工作者在高水平研究領域的產出?鑒于廣東省

近年來Science和Nature數目較少，科研管理部門應注重對這種高級別論文的獎勵?

5.3 加強交流與合作，積極參與更多的國際協作科研項目

一項杰出的科研成果，往往是多個研究機構共同參與，利用各自優勢協作完成的?Science

和Nature論文的發表單位通常少則三四個，多則涉及10余個研究機構?不同國家的科研人員

篇（4）

一､А.И.克魯沙諾夫生平

1921年6月1日А.И.克魯沙諾夫出生在克拉斯諾亞爾斯克邊疆區的一個農民家庭。一戰期間他父親曾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要塞服役。退役后，他回到家鄉。在1932年，克魯沙諾夫全家遷至濱海邊疆區，這里成為他成長､學習和成為著名學者的地方。

小學畢業后，А.И.克魯沙諾夫曾在漁業聯合體工作過，在1939年開始就讀初中。1940年他以自學考生的身份通過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師范中專全部課程的考試，同年10月加入蘇聯。在衛國戰爭中他在遠東地區的通訊部隊服役，1945年8月，在中國東北參加過消滅關東軍的戰斗。

戰爭結束后，克魯沙諾夫繼續學習，并在濱海邊疆區的米哈伊爾學校先后擔任教師､教學主任和校長。此間他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于符拉迪沃斯托克國立教師學院函授部的歷史專業，并考取了伊爾庫次克國立大學函授研究生院，1954年就《1918―1920年濱海邊疆區南部游擊隊運動史》進行了副博士論文答辯。之后，他曾任烏蘇里斯克國立師范學院的科研副校長，在1955―1958年間任濱海邊疆區國民教育廳廳長。同時他還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師范學院教授遠東地區國際關系課程。在拓寬自己研究領域的同時，他繼續攻讀博士學位，1964年在列寧格勒國立大學就《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衛國戰爭史》進行了博士論文答辯。

1954年，奧克拉德尼科夫制定了在蘇聯遠東地區大力開展歷史研究工作的方案，他倡議在蘇聯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院的遠東分支機構的基礎上成立歷史考古部，但是這項工作進展很慢。

1958年11月，А.И.克魯沙諾夫應邀擔任歷史部主任，他在很短的時間里出色地將全體科研人員團結在一起并制定了縝密的科研計劃。從此遠東地區科學院系統的歷史研究發展與А.И.克魯沙諾夫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在任歷史､考古和民族學部主任期間，А.И.克魯沙諾夫表現出卓越的科研和組織才能。他增加了科研人員，制定了切實可行的科研計劃，著重研究19―20世紀之交蘇聯東部地區發展的規律和特點。20世紀60年代中期，А.И.克魯沙諾夫構思創立遠東地區社會科學院。但是，這個想法不是很容易實現的，于是他多次遠赴莫斯科論證在遠東地區成立社會科學研究所的必要性。

А.И.克魯沙諾夫的想法得到了支持，1967年6月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市歷史部召開了蘇聯科學院歷史部的第二次巡回會議，會議決定于1968―1970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創建由蘇聯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院組成的歷史､考古和民族學研究所，支持在遠東國立大學恢復東方系并將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遠東地區的國家中心檔案館從鄂木斯克遷至哈巴羅夫斯克。

歷史考古民族研究所于1971年7月1日成立。А.И.克魯沙諾夫被推選為第一任所長，而此前的1970年他已經成為了蘇聯科學院的通訊院士。

А.И.克魯沙諾夫作為出色的科研組織者善于將各個科學研究方向的力量整合起來并集中解決重要的科研難題。在他的組織領導下，整個集體開始著手編寫《遠東史》。在此期間出版了11本有關遠東歷史的著作，還出版了大量的科研著作，確定了科研人員的個人科研方向，規劃了一批科研人員將來博士論文研究和答辯的方向以及其他攻讀副博士科研人員的科研方向。

克魯沙諾夫就遠東地區始終受到俄羅斯本國和東北亞地區鄰國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的影響問題，進行了四十多年的研究，成為研究俄國遠東史的出色的專家，并在1987年成為蘇聯科學院的院士。

在浩瀚的歷史研究領域中，他第一個明確提出了俄羅斯東部地區發展的階段､特點和規律。他對16―17世紀俄羅斯人從歐洲部分移民到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的歷史前提作出了評價，對俄羅斯陸地旅行者和海洋航行者在遠東地區開發中的作用給予了肯定，評價了17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遠東地區疆域形成的因素和俄國在十月革命前和蘇聯時期對遠東經濟開發的情況。

克魯沙諾夫以他構思的原創性､研究的獨特性和他無可辯駁的決斷性，出色地研究了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的國內戰爭和十月革命問題。他作為專家以其獨特的視角洞察遠東地區發展的歷史進程。他完成科學著作300余部(篇)。不僅涉及具體的歷史問題，還涉及到全方位的社會問題。

廣泛的科研興趣使克魯沙諾夫致力于歷史學各個領域問題的研究。他擔任歷史科學專業委員會主席15年。他喜歡與人分享知識，向初學者提出寶貴的建議。他積極培養高素質科研人員。他直接指導了18篇博士論文､60余篇副博士論文，并通過答辯。形成了克魯沙諾夫院士學派，這個學派由他的學生們構成，他們至今仍不懈地研究俄羅斯國家東部地區的歷史進程。

編輯工作是克魯沙諾夫的另一項重要工作。他編輯出版了大量的專題著作､科學論文集､科普文獻等等。他積極參與多卷本《蘇聯工人階級史》的創作，是《遠東問題》和《歷史問題》雜志的編委，也是《蘇聯科學院遠東分院學報》的第一任主編。

生活的閱歷和創作的經驗使克魯沙諾夫將科研､教學和科研組織工作完美地結合起來。他先后擔任蘇聯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院遠東分部､遠東科學中心､蘇聯科學院遠東分院主席團第一副主席職務，并在遠東國立大學東方系任教。他領導下的研究所承擔了組織歷史､考古､民族､東方學､俄國史和國外歷史學問題的學術會議､歷史講壇等活動。分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羅夫斯克､布拉戈維申斯克､阿穆爾共青城､南薩哈林斯克､堪察加―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馬加丹､阿納德爾斯克等地召開了18次全蘇學術會議､8次遠東歷史講壇､3次東方學研討會。他積極支持科研人員參加國內外的各種學術會議，加強學術交流。

А.И.克魯沙諾夫對遠東歷史文化的影響是巨大的。他依據豐富的史料得出的論點和結論是俄羅斯遠東歷史學的瑰寶。

二､А.И.克魯沙諾夫主要著作和思想

А.И.克魯沙諾夫的著作主要研究了19世紀下半期20世紀初俄羅斯遠東地區社會經濟發展問題。

克魯沙諾夫的研究工作以在當今俄羅斯倍受爭議的理論為指導。他勇于提出促進科研工作的尖銳問題，并在科研中尋求解決的方法。他最早提出資本主義時期俄羅斯東部地區發展的歷史條件問題､遠東地區在俄羅斯國家的地位問題､在開發遠東過程中農民的作用問題､有關全俄羅斯總體發展趨勢和遠東地區的區域獨特性之間關系的問題､關于遠東地區資本主義發展水平的問題､在遠東的經濟和社會各個領域以及遠東地區管理系統中存在的農奴制殘余問題。

19世紀下半期至20世紀初俄羅斯遠東地區人口發展問題在他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他把遠東地區移民史緊密地與當時農民遷徙的全俄羅斯人口進程聯系在一起研究。從這個角度出發，他闡述了最重要的移民流的情況，明確指出它們在地區內部的分布情況，勾畫出了20世紀初遠東地區土著居民數量動態的特點和它的民族組成情況。他是第一個闡明俄羅斯遠東地區行政機構形成進程的人。他在1960年出版的巨著中指出:“在歷史文獻中千萬不可忘記19世紀下半期至20世紀初遠東地區行政機構建立和管理問題”[1]。在這部著作中，他把行政機構建立和管理的進程放在區域內部社會經濟發展､外部政治環境發生變化的大環境下進行研究。

他深入研究復雜的經濟進程，他分析了遠東地區工業生產的結構､工業主導產業狀況，提出在遠東工業中國家資本發揮了主導作用，強調了外國資本的意義，重點指出鐵路建設在遠東經濟中的決定作用等等。他嚴肅地論證了生產集中的進程，同時他也是最早重視遠東地區大型企業特點的學者，他指出，這是萬能型工商聯合體，其業務是綜合性的。

從事遠東地區經濟史研究時，他非常重視蘇聯時期的貿易和貿易關系問題，并認真研究了這方面的資料。應該承認，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他大部分著作都是研究19世紀后25年至20世紀初期遠東地區貿易和海上貿易的發展的。

在他的著作中，19世紀末20世紀初遠東地區土地關系問題是又一個非常重要的題目。他最早對遠東地區農村中的土地關系作了評述，考究了農民份地具體分布情況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土地所有制的結構，區分了在當地農業經濟發展中的共性和特性，指出了在土地關系中存在的封建殘余，揭示了個體農場和“美國道路”的發展趨勢。他還非常重視農業生產的結構分析，指出了主要作物播種區的分布情況､1914―1916年間糧食收獲的狀況､農業經濟商品率增長情況､畜牧業發展的特點;指出了人口遷徙､增加國家采購､鼓勵擴大耕種面積和農產品生產等因素對農業發展產生影響[2]。

在他的主要著作､文章和報告中都廣泛地涉及到遠東地區革命前的社會問題。他是最早用詳實的客觀資料說明遠東地區資本主義形成的學者之一，他列舉大型企業經營狀況的數據，考究了企業名人的情況。在他的著作中非常關注遠東地區農民和哥薩克的歷史，揭示其形成和分布的狀況，調查他們社會結構､法律地位和物質狀況的變化等等。

克魯沙諾夫論證了農民分化為富農､貧農和中農的社會過程，確定了農民中每個階層所占的比例，揭示了遠東農業中雇傭工人數量的增長情況，指出了資本主義原始積累增長的結果。在他的領導下1991年出版了集體著作《19―20世紀蘇聯遠東農民階級》。

在克魯沙諾夫有關19世紀下半期至20世紀初遠東歷史的著作中，遠東和外貝加爾地區工人階級的數量､成分和分布問題占有重要的地位。原則上，這個問題在遠東的歷史學中不是新問題，其他學者也研究過并有各種不同的結論和看法。在分析了資料的來源后，克魯沙諾夫非常明確地指出，遠東地區革命前工廠和社會統計不夠全面，遠東經濟史(其中包括遠東地區工人階級歷史)，研究得不夠充分。對十月革命前遠東地區工人階級數量進行了估算以及確定行業分布和區域分布后，他在很大程度上擴展了資料來源，他獲得的數據在史學界長期得到承認。在認真研究了大量檔案資料和統計數字后，他認為在1913―1914年遠東和外貝加爾地區的工人階級的數量為12.5萬～13萬固定的工人和12萬季節工人，總共為24.5萬～25萬人[3]。他還是第一個研究遠東工人階級形成問題的學者。他指出，沒有深入地研究工人階級的成分和數量的行業分布，就不可能得出明確而有根據的關于遠東工人階級形成的結論。他對遠東地區工人階級史的一些問題作出了有理有據的解答，如遠東工人階級的社會和行業成分､工人階級的法律地位､工人階級的勞動和生活條件､工人階級的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障的水平､工資水平動態和結構以及工作日的時間､無產階級為提高生活水平進行的斗爭､無產階級自覺意識和知識水平以及組織水平的提高等問題。

克魯沙諾夫研究了遠東共和國的歷史，在與И.Б穆哈喬維合作的《列寧主義戰略和遠東蘇維埃政權斗爭的策略》[4]中他將有關遠東共和國政治建設的階級實質分為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在遠東共和國存在過工人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另一種觀點認為，在遠東共和國存在的是無產階級的基礎，其獨立性只是形式上的。

他領導出版的主要著作有:兩卷本《遠東史》(從遠古時期至1917年)､《濱海邊疆區歷史文化遺跡集》､《伊捷爾緬人的歷史和文化》､《楚科奇人的歷史和文化》､《17―20世紀中國東北史》､《北海道:發展概述(17世紀至1917年)》､《17―20世紀蘇聯遠東農民史綱》等。

遠東地區社會關系和社會政治發展始終是貫穿他著作的一條主線。在他早期的科學研究中，總是盡可能地將遠東歷史問題的論點建立在確實可靠的史料基礎之上。他在很大程度上豐富了研究的文獻基礎，將許多史料引進研究領域，如新的考古資料和區域罷工運動史料､具體的革命事件和偶然事件的史料､運動的個別參與者和革命運動的領導者及鼓動者的史料等。

他對競選國家杜馬成員的首批競選公司的特點進行分析并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結論。他是最早關注遠東地區存在社會民主聯合組織的學者之一，他在自己的著作里關注黨的建設和各黨派之間關系問題。他對遠東城市進行了研究。他與維施涅夫斯基合作出版了紀念布拉戈維申斯克一百周年的文集和紀念符拉迪沃斯托克一百周年的文集。此外，他領導出版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其他城市歷史的集體著作。

三､А.И.克魯沙諾夫講壇

鑒于А.И.克魯沙諾夫卓越的學術成就，1998年5月13―14日俄羅斯科學院遠東分院歷史考古民族研究所舉辦首屆А.И.克魯沙諾夫講壇。2001年的第二屆講壇決定每隔兩年舉辦一次А.И.克魯沙諾夫講壇。至2006年已經舉辦了五屆講壇。講壇主題主要是“俄羅斯遠東:歷史經驗和區域發展”､“在俄羅斯和東北亞文明中的俄羅斯的亞洲地區”等。俄羅斯､中國､日本､韓國､美國等國的青年學者參加了講壇的學術會議。

參考文獻:

[1]Крушанов А И.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е Устройство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ⅩⅨ-Начале ⅩⅩ в.Кн.1 M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Владивостока，1860-1917[G].Владивосток，1960:37.

[2]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России: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пыт и Пути Развития Региона [M].Владивосток:Дальнаука，2001:5.

篇（5）

不能繼續搞擴張性投資政策

《國企》：通貨膨脹問題剛剛得到控制，經濟下滑壓力又成為當前經濟運行的難題。中國經濟似乎總是充斥著抑制通脹和保增長的悖論。這些中國經濟形勢問題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王小魯：過去一段時間中國經濟一直在下行，增長速度在放緩。但這并不是最重要的問題，我們更要看到背后的原因――中國經濟存在結構失衡的問題。

結構失衡的突出表現是內需不足，消費占GDP的比重過低。我們的經濟已經形成了增長過度依賴投資和出口拉動的格局。從2000年到2008年金融危機，我國的出口增長非常快，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了國內需求的不足。但是因為現在國際形勢不好，所以國內經濟失衡的問題就暴露出來了。

另一方面是投資增長快，消費增長慢，投資增長帶動產能持續擴張，緊接著出現的問題就是內需越來越不足，產能擴張后產品在市場上找不到出路，就造成產能過剩。這個問題其實在過去一些年里已經越來越嚴重了。

《國企》：那么，應對這一階段的經濟下滑，能不能繼續刺激投資來保增長？

王小魯：面對經濟增速下滑，如果重復大尺度的寬松貨幣政策和擴張性投資政策，勢必使結構失衡繼續擴大，給未來造成更嚴重、更難解決的問題。現在資本形成占GDP的比重已經幾乎到50%了。如果繼續通過投資拉動經濟，即使短期內增長率上去了，明年、后年增長還是會掉下來的，而且非常可能陷入滯、漲并存的局面。

針對這種情況，我認為我們不應該過度地追求經濟增長，而應該把重點放在調整結構、推進改革方面，為長期的經濟發展奠定基礎。

《國企》：您如何看待這一階段政府宏觀層面的應對？

王小魯：現在官方已經把穩增長放在第一位。但我認為經濟政策的方向需要扭轉，從大量的錢放在投資上，轉而放在為小企業減稅，改善社會保障，改善和擴大公共服務等方面上來。這些同樣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同樣能夠拉動經濟。現在再搞繼續大規模投資擴張，不僅是浪費，而且會更加惡化結構問題。

首先，我們國家的小企業一直面臨很多方面的經營困難，面臨融資難等問題。所以，通過給小企業全面減稅，改善他們的經營狀況，刺激就業，帶動內需，應該是一條可行的道路。

其次，擴大社會保障的覆蓋面。這些年我國社會保障的覆蓋面確實有很快提高，但是同時也存在一個很大的遺漏，就是農民工。到現在農民工在城鎮的勞動力中是半邊天，幾乎支撐一半的城鎮就業，這些人的社會保障問題沒有解決，當然會對內需有重大的影響，也會影響下一步的城市化進程。政府要多拿出一些資金來解決這方面的問題，真正做到社會保障全面覆蓋。解決了這部分人的問題 ，他們才會有消費需求。

第三，改善醫療教育，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近年來醫療教育支出在增加，但我國的政府教育支出和醫療衛生支出占GDP比重仍然低于世界上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我們各級政府在投資上很舍得花錢，但在改善老百姓的教育和醫療服務上好像不大舍得花錢。我們的公共教育和醫療費用在城鄉間、各地間、不同人群間的分配也很不均等，厚此薄彼。這種情況急需改變，而且教育醫療投資對經濟的長遠帶動作用要遠遠好于繼續把錢投在鋼筋水泥上。

凱恩斯主義并非一概有效

《國企》：經濟形勢每年都很困難，經濟發展每年都還不錯。這是否意味著，我們不需要過分的擔憂中國經濟的未來？

王小魯：中國經濟的生命力是很強的，過去有很多困難都過來了。但并不是說你不用努力，或者往錯誤的方向努力，這些困難也會自然而然過去。目前我們面臨結構失衡的問題，并且還在加劇。就算今年和明年經濟發展能夠保持一個比較好的成績，未來經濟的長期發展也不能保障。

我們不能只著眼于解決眼下經濟增長的問題，而應當系統地解決經濟結構內在失衡的問題。惟其如此，才能夠保證未來經濟的健康發展。

《國企》：回顧過去幾年，似乎又是一個“經濟刺激―通脹―經濟緊縮―通縮―再刺激”的輪回。是否需要反思現行的宏觀調控方式、方法？

王小魯：這個問題也不僅僅是中國遇到，西方國家也遇到類似的問題。我想這里面有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是大家應對經濟緊縮的手段基本上都采取凱恩斯主義的政策。而凱恩斯主義的特點就是用寬松的貨幣政策刺激民間投資，或者用擴張性財政政策直接進行政府投資。但是對于中國來講，現在面臨的問題是消費不足的結構失衡，而且過去在應對金融危機時期已經采取的大幅度擴張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引起的問題還沒有根本消化，在這種情況下不能再繼續用大規模刺激投資的方法，否則不僅會造成滯、脹循環，還有可能陷入滯、脹并存的局面。

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采取一定的刺激政策，我是贊成的。但是在目前情況下，宏觀政策不能繼續單走擴張投資這條道路了。

《國企》：這些調控的理論源自西方，而今他們形勢更為困難――美國引發金融危機，歐洲正在發生歐債危機。那么，是否理論本身也值得反思？

王小魯：我認為是這樣的。凱恩斯這套理論出來以后，在上個世紀30年代解決西方的經濟蕭條問題時是有效的。但是后來發現這些政策短期有效，中長期的效果往往不好。而且這個政策采用得越多，它的效果就越差，經常會同時引起通貨膨脹和經濟停滯。我想這個問題和經濟結構有關，根據不同類型的經濟結構失衡，要采取不同的解決方式。所以凱恩斯主義也并不是一概有效，特別是刺激投資的政策。

我們現在是消費不足，儲蓄過高，投資過高，在這種情況下，簡單地照搬凱恩斯刺激投資的政策，我認為結構失衡的情況會越來越嚴重。

收入分配失衡導致結構失衡

《國企》：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改革到現在，已經創造了歷史。如何評價他的成績與缺陷？下一階段改革的主要任務是什么，難點是什么？

王小魯：我們國家的市場化改革是成功的，中國這30年的高速增長主要是市場化帶來的。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從舊的計劃經濟模式轉軌到市場經濟模式，市場經濟大大提高了資源配置效率，也改進了微觀層面生產者的激勵機制，所以對經濟增長起了非常大的推動作用。過去這方面的作用大家都是看得到的。但是我認為還有一系列問題沒有解決。因為改革不單純涉及經濟改革，還有政治體制改革，在這方面我認為是滯后的。

我們這套政府管理體制是在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這些政府職能很大程度上是從過去的計劃體制下延續下來的，在市場化的條件下又發生了很多變形。政府雖然不能指揮一切，但仍然具有很大的權力可以壟斷資源的分配，可以操控市場，但同時并沒有通過改革建立一套社會對權力進行有效監督的機制，因此圍繞權力滋生出大量既得利益，甚至自身朝既得利益集團的方向演變。政治體制改革的落后，造成了現在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之間存在很大的沖突。比如腐敗和大量的尋租問題、公共資源分配不均、大量公共資源流失、收入分配不均等等，我認為都和政治體制改革落后是有直接關系的。

實際上中國經濟層面所面臨的問題，比如剛才說到的結構失衡的問題，背后最重要的原因是收入分配失衡。結構失衡的表現形式是消費和儲蓄之間失衡，而背后原因是收入分配。什么原因造成收入分配失衡、差距過大？我認為最重要的原因是政府管理體制改革遲緩，導致政府資源的不合理分配，和相關的壟斷性收入，灰色收入等問題，這些方面都是需要加快改革的。

下一階段改革的重點，我認為應該是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提高政府透明度，強化社會監督，嚴厲打擊腐敗，改革財稅體制，改革和完善資本市場和土地市場管理，繼續推進資源稅改革和國有企業紅利上繳制度改革，有效使用公共資源，合理分配壟斷性收益。

這些方面的改革是中長期的任務，然而是解決結構失衡的關鍵所在，需要一步一步做起。第一，現行的土地出讓制度需要改革，我們的房產稅改革需要推進，還需要推進更加全面的財稅體制改革；第二，需要改善資本市場監管，進一步改革資源和壟斷性收益的分配方式；第三，改革政府管理體制，改善公共資源的分配和使用；第四，實現基本社會保障的全社會覆蓋和公共服務的全民共享；第五，我們需要進一步改善醫療和教育，促進人力資本積累。

改革的難點在于，現在需要改革的問題都是深層次、牽扯面廣、難度比較大的問題。所以比較復雜，也肯定會遭遇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因為改革必然會觸及他們的利益。這些人很可能會利用手中的權力來阻礙改革，這點我想恐怕是最大的難點了。

《國企》：中國市場經濟中一大股力量是中國國企、央企，這是研究中國經濟不容忽視的一個現象。您認為國企尤其是正在不斷強大的央企在中國經濟中應扮演什么角色？如何更好的發揮作用？

王小魯：各個國家，包括發達國家在內，都存在國企。不能說國企不必要，因為在經濟領域中，涉及公共產品的領域、具有外部性的領域，單純靠市場來調節是不能解決所有問題的。所以通過國有企業的來彌補這些不足，我認為還是需要的。

在一些資源性領域，比如石油，不可能實現完全的市場競爭。如果不是政府壟斷，就會是私人壟斷。但私人壟斷并不是一個很好的模式。當年俄羅斯實行“休克療法”，通過一夜之間的私有化，結果從國家壟斷變成了私人寡頭壟斷。這樣并沒有解決公平分配的問題，反而也沒有解決效率問題。

篇（6）

花生是我國重要的經濟作物，在農業和人民生活中居重要地位。目前全國種植面積約300萬公頃，居世界第二位，平均每公頃產量2100千克，總產630萬噸，居世界第一。[1]花生是我國主要油料作物之一，種子含油率達50%左右，花生油是我國人民主要實用油之一。花生比等量蛋白質釋放的熱量多1倍，比淀粉多2倍，有利于維持體溫，增強生命力。花生種子還含有30%左右的蛋白質，可以加工花生蛋白肉、花生蛋白奶、面包、餅干、飲料、糖果等，花生殼、莖葉含大量碳水化合物，蛋白質和灰分等，除直接還田作肥料或飼料外，可作優質配合飼料和復合肥料的原料，花生殼可生產糠醛、醋酸等許多種化工產品，還可以制造活性炭，又是制造膠粘劑和纖維板的原料。[2]花生的莖葉、果殼、種仁、種皮都有較高的藥用價值，是醫藥工業的重要原料。花生仁有補中益氣，開胃醒脾以及止血作用。利用花生殼已制成了降低血壓減少膽固醇的藥物――脈通靈。花生種皮是制造治療血小板癥的藥品――血寧的主要原料。花生屬豆科植物，它的根瘤菌能固定空氣中游離的氮素，據山東省花生研究所應用15N標記測定，在中等肥力砂壤土上，根瘤菌供氮率為50~60%，每公頃產37050千克莢果的花生田，根瘤菌固定的氮素是75~90千克，根瘤固定的氮素一般2/3供花生本身生長發育，1/3遺留在土壤中，培肥了地力，促使了后面作物的生長。[1]

花生地膜覆蓋栽培技術自1979年從日本引進我國后，各地進行了大量試驗，示范推廣，取得了明顯的增產、增收的效果，深受群眾的歡迎。1984年全國覆膜面積達57萬畝，平均畝產505斤，并在大連、錦州、沈陽、撫順等十二地市普遍推廣應用，如錦州市，1984年覆膜栽培面積15.4萬畝，平均畝產602斤，同時涌現出千斤高產田1933.6畝，面積最大的綏中縣覆膜4萬多畝，平均畝產637.3斤，最高的畝產達1255.9斤。幾年來各地試驗和生產實踐證明，這項技術應用對于在北方地區解決低溫、干旱和無霜期短，在南方解決雨季低溫等不利自然條件。大幅度提高花生單位面積產量具有特殊意義。[3]

地膜覆蓋栽培有增加土壤溫度，加速花生生長發育進程，保墑增加抗旱，耐澇的能力，它保持了土壤松暄，促進根系發育和莢果充實飽滿，增加有益微生物數量，提高土壤供肥能力，改善田間小氣候，提高花生群體的光合產量，控制無效針入土率，提高莢果飽滿度。廣西的花生地膜覆蓋栽培起步較晚，規模小，在栽培中得不到廣泛的推廣，廣西雖然在花生總產量排在全國的前面，而在單產方面比全國單產要低，為了大力發展我區的花生種植，提高我區的單產，提高復種指數，我們以品種820282為試驗種，進行了花生地膜覆蓋栽培技術的研究，為花生地膜覆蓋栽培技術的推廣應用提供依據。

學生認為搞科研是那些高學歷的人的事情，認為科研過程是一種高不可攀的事情，對于高中生來說是天方夜談。從這個研究里我們可以使學生了解科研過程是怎樣的過程，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也同時可以培養學生的合作能力，培養學生的觀察能力，培養學生的創造性思維。教會學生寫科學研究論文，不在乎學生的寫的水平，只是想讓學生了解科學論文的書寫方式。也不在乎科學研究是否成功，讓學生經歷科學研究過程。

在科研之前，我們要教會學生，做試驗，要先選材料，學習孟德爾的科學研究方法，把課本的東西學以致用。然后再按照自己的設計思路進行實驗，然后再分析數據，討論得出結論。在學生討論過程中經常幫助學生，幫助他們完善他們的試驗設計思路，然后在查資料的時候幫助他們提供些資料，教會他們怎么去找資料，怎么樣才能找到要的資料，教會他們怎樣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學生完成試驗如下：

1 試驗材料和方法

1.1 試驗材料。采用品種820282為試驗種，用厚度為0.005mm，寬度為1.0m的塑料薄膜來進行地面覆蓋。

1.2 試驗時間與地點。我們在2007年2月到7月，在廣西玉林市農科所試驗基地進行試驗，試驗地肥力中等，灌溉方便，前茬為水稻。

1.3 試驗設計。試驗采用隨機區組設計，蓋膜與不蓋膜間隔種植。小區長4.0米，寬2.4米，小區面積為9.6平方米，設置三次重復，每個小區種3壟花生，每壟播種80粒，每壟實行雙行單粒播種，整塊地采用人工播種，分三期播種，以不蓋膜的作為對照。行距為26.67cm，株距為10 cm，用厚度為0.005mm，寬度為1.0m的塑料薄膜覆蓋，保苗20000株/畝，實驗田東西南北向設置保護行。

1.4 種植與栽培管理。第一期播種時間為2月20日，第二期在3月2日，第三期在3月6日，播種前施肥25kg/畝，在播種前進行澆水，安裝土溫表然后播種蓋土，防春旱，蓋土后在土表噴乙草胺，接著蓋膜，進行田間觀察，在每株出苗時破膜。4月8日噴1000ppm的甲胺磷乳油和多菌靈粉劑來防治地老虎和花生青枯病，7月5日收獲第一期花生，7月9日收獲第二、三期的花生。

2 試驗結果與分析

2.1 地膜覆蓋對花生物候期和出苗率的影響。

一般來說，以真葉平展的幼苗占播種粒數的10%以上為始苗期，達50%為苗期，達75%為盛苗期。

從表1可以看出：地膜覆蓋可以促進花生前期的生長發育，提高出苗率，從而可以使花生的出苗、開花提前，可以延長生長發育的時間，延長光合作用的時間，提高花生的產.

2.2 地膜覆蓋對土溫的影響

從表2看出：蓋膜的表層土溫要比不蓋膜的高。因此，地膜覆蓋可以提高土壤的表層溫度，提高土壤的溫度可以提高花生的出苗率，減少花生由于低溫而引起的爛種，保證花生的全苗、壯苗。促進花生根系的生長，促進花生的新陳代謝，促進土壤中有益微生物的產生，促進土壤有效養分的分解，有利于花生的對土壤中養分的吸收，隨著土壤溫度升高，花生的播種期可以提前，可以使花生提前收獲，可以減緩下季作物與上季作物的爭地矛盾。地膜覆蓋能增加土壤表層的溫度是由于地膜透明度高，透光率達80%以上，太陽輻射能透過地膜傳導到土壤中去，并由于地膜的不透氣性保儲了輻射熱能，使土壤溫度高于對照。

2.3 地膜覆蓋對花生生長的影響

表3花生生長記錄表

從表3可以看出:蓋膜的花生在大部分時間里蓋膜的比不蓋膜的生長快，只有小部分時間蓋膜的比不蓋膜的生長慢。從而可以加快花生的生長，可以縮短花生的生育期，使花生提前收獲，提高復種指數。

2.4 地膜覆蓋對于花生干物質積累的影響（單株重）

從表5可以看出：花生的地上部分干物質積累蓋膜的比不蓋膜的少。其中根的干物質積累蓋膜的比不蓋膜的少。第一播期的根的干物質積累蓋膜的比不蓋膜的低0.02，第二播期的根的干物質積累蓋膜的比不蓋膜的低0.01，第三播期的根的干物質積累蓋膜的比不蓋膜的高0.01。果的干物質積累蓋膜的比不蓋膜的多。第一播期的果的干物質積累蓋膜的比不蓋膜的多0.03，第二播期的果的干物質積累蓋膜的比不蓋膜的多0.01，第三播期的根的干物質積累蓋膜的比不蓋膜的多0.02。莖葉的干物質積累蓋膜的比不蓋膜的多。第一播期莖葉的干物質積累蓋膜的比不蓋膜的低0.02，第二播期的莖葉的干物質積累蓋膜的比不蓋膜的多0.01，第三播期的莖葉的干物質積累蓋膜的比不蓋膜的多0.03。因此，地膜覆蓋可以提高花生莢果干物質的積累，莖葉干物質的積累。減少花生根的干物質的積累。

2.5 地膜覆蓋對花生葉綠素的影響

從表6可以看出：地膜覆蓋對花生葉片中的葉綠素沒有影響。在5月25日測的葉綠素含量中，三個播期的花生的葉綠素a、葉綠素b和葉綠素總含量蓋膜的與不蓋膜的之間沒有差異，播期之間也沒有差異。在7月4日測的葉綠素含量中，三個播期的花生的葉綠素a、葉綠素b和葉綠素總含量蓋膜的與不蓋膜的之間沒有差異，播期之間也沒有差異。因此，地膜覆蓋不影響花生葉片中的葉綠素含量。

2.6 地膜覆蓋對花生產量的影響

表8花生產量記錄表

從表8可以看出：第一、二播期蓋膜的比不蓋膜的產量高，第二播期產量最高，第三播期蓋膜的比不蓋膜的產量低。其中第一播期蓋膜的比不蓋膜的產量高0.27個百分點，第二播期蓋膜的比不蓋膜的產量高4.3個百分點，第三播期蓋膜的比不蓋膜的產量低4.7個百分點。第三播期蓋膜的比不蓋膜的產量低的原因是：由于在花生的出苗時，花生的葉片接觸到塑料薄膜而引起燒苗，從而使花生的生長受到影響，引起減產。由此，地膜覆蓋可以提高花生的產量，但增產效果不顯著。由于2007年上半年的雨水多引起的，地膜覆蓋起不到抗旱的作用。但其中的第二播期的蓋膜的比不蓋膜的增產效果最好，產量也最高，說明了花生在3月初播種最好。

3 結論

讓學生做完試驗后，讓他們討論然后總結出結論，然后再讓老師來評價，把比較完善的結論總結出來，然后讓大家一起寫出各自的論文，我只是把他們總結的數據和得的結論幫他們總結，得出比較完善的結論。

經本次試驗所得結果，地膜覆蓋能提高花生的產量，但增產效果不顯著。但是地膜覆蓋提高花生的品質，地膜覆蓋能加快花生的生長發育，使花生的生育期提前，提前6-7天。能夠使花生提前收獲，提高土地的復種指數，可以解決我國人口多，耕地少的矛盾。地膜覆蓋還能提高土溫，可以使花生提前播種，避免花生由于低溫而引起的爛種，從而可以延長花生的生長時間，從而提高花生莢果的干物質積累，提高花生的產量。

其中第二播期蓋膜的增產效果最好。主要表現在：蓋膜的比不蓋膜的在增產效果是三個播期中效果最好；比對照增產4.3%。花生可溶性糖含量蓋膜的比不蓋膜的要高。花生的產量也是三個播期最高的。因此，花生在3月初播種最好。

參考文獻

[1] 毛興文、孫彥浩花生高產栽培技術

篇（7）

從20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開始由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過渡，為發展中國家現代化模式的選擇提供了新的途徑。認識知識經濟的形成和發展，明晰知識經濟的特征，對于我們認識知識經濟對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的影響，具有現實的借鑒作用。

一、在西方國家知識經濟的形成與興起

當前，世界經濟開始由能量驅動的物質經濟向由知識驅動的智力經濟轉變。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是資源，是資本，是財富，而且是第一位的資源。因此,有人認為，工業社會活動的中心人物是經濟人，他們講求經濟效益,追求物質財富，視金錢為價值尺度。而到知識經濟時代，社會活動的中心人物是智力人，他們講求思維效率,追求智力財富，視知識為價值尺度。知識經濟是1996年，巴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首先使用“基于知識的經濟”（knowledge-based economy）的概念。1997年美國總統克林頓正式使用知識經濟（knowledge economy）一詞。所謂知識經濟是建立在知識和信息的生產、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經濟。

由于知識經濟是一種完全不同于工業經濟的新的經濟形態，因此引起了人們廣泛的思考：知識經濟究竟是現代化的新階段，還是經濟發展的一次新浪潮？知識經濟已經開始進入西方發達國家，那么，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應該如何應對知識經濟？

二、現代化進程中知識經濟的特征

按照聯合國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的定義，知識經濟就是以知識和信息的生產、分配、傳播和應用為基礎的經濟。知識經濟究竟有哪些特征？

第一，在知識經濟中，知識成為生產增長和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

人類社會先后經歷了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無論是農業經濟，還是工業經濟，人類生產活動主要是從大自然中獲得各類自然資源，經加工后成為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因此，資源（包括土地、礦藏、動物和植物等）成為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最重要因素。有人把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稱為“資源經濟”。

知識經濟則表現出根本的不同。它以開發和利用知識為主要內容，生產活動主要是知識產品的生產、傳播和消費。據專家們的研究表明，在農業經濟社會，對土地和人的體能的依賴為90%強，到了工業經濟社會，對自然和能源資源的依賴仍高達60%多，在知識經濟社會，對于上述資源的依賴還不足20%，因此，經濟發展了，經濟總量增加了，而資源的消耗卻反而減少了。在對資源的依賴大幅度下滑的同時，知識的地位大大提升。20世紀末，西方發達國家的科技進步貢獻率已經超過50%以上，知識在經濟發展中，成為最重要的要素。

第二，形成了以知識為基礎的產業結構。

在知識經濟中，由于知識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大大加強了對于知識領域的投資，從而有力推動了知識產業的形成和發展。大多數專家認為，知識產業應該是一種全新的產業，它建立在知識及知識產品的生產、銷售和消費的基礎之上。20世紀末興起的高科技產業，不但成為知識經濟時代到來的先聲，而且也構成了知識產業的主要內容。第三，知識經濟具有可持續發展的特點。

在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時期，生產增長和經濟發展主要依靠不斷挖掘和開發自然資源。由于過量的索取（尤其在工業經濟時代），導致了環境污染和生態退化，人類生活的外部環境急劇惡化，生存空間越來越糟。知識經濟則全然不同。知識經濟以可持續發展為基本宗旨，依靠知識創新發展經濟，把知識創新與開發、利用自然資源結合起來。使它們進入和諧的狀態。

三、知識經濟為發展中國家現代化提供了新挑戰和新機遇

知識經濟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形態，將對世界經濟帶來無法回避的巨大沖擊。因此，世界各國都在加緊研究和實施各種對策，以便抓住機遇，趁勢而上。

就知識經濟而言，發達國家已經完成了工業化，開始進入知識經濟。而發展中國家至今尚未完成工業化，其中不少國家距離工業化還有相當長的距離。在這種形勢下，既要盡快實現工業化，又要為進入知識經濟作好準備，其難度可想而知。由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條件相差懸殊，因此兩者實際上處于不平等的競爭狀態。其次，隨著知識經濟的到來，經濟全球化加速進行，資金、技術、人才和信息的跨國流動更加頻繁和暢通。西方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大舉進入發展中國家，它們利用技術、資金和人才的優勢，在當地開辦工廠和公司，生產和推銷各自的品牌和產品。西方發達國家的產品大量涌入當地，嚴重沖擊，甚至摧跨發展中國家的民族工業，使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蒙受巨大損失。第三，知識經濟的關鍵是人才，缺乏所需的人才，經濟就無法順利發展。為了解決人才問題，發達國家除了積極培養人才外，還采取各種方法，從其他國家引進人才。于是，在全球范圍內掀起了一場人才爭奪戰。西方發達國家利用其資金、科研環境和生活條件的優勢，并實施種種優惠政策，從而獲得了大批人才。相比之下，發展中國家由于缺乏吸引人才的優勢，出現了人才大量外流的現象。

知識經濟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了挑戰和困難，但是，它也帶來了新的機遇。知識經濟加快了經濟全球化的速度和進程。信息技術和信息產業是知識經濟支柱，而信息技術和信息產業的突飛猛進，使人類交往的時間和空間距離大大縮短，各國之間的貿易、金融、技術，甚至人員的跨國交流更為便捷和暢通。資金流、技術流和人才流的大規模跨國流動，給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極好的時機，使它們有機會及時引進所需的技術、資金和人才，以加速本國經濟的發展。

首先，知識經濟推動經濟全球化，使資金在全球范圍內的跨國流動更加頻繁和暢通。在這種形勢下，發展中國家獲得國際資本的機會大大增加：其一，發達國家的經濟得到了比較充分的發展，因此，在國內投資和獲利的空間受到限制。西方國家的資金為獲得更多利潤，更愿意把資金投向發展中國家；其二，在20世紀末，主要工業國的金融市場已經融合為一個全球化的金融體系，使得可供配制的資金規模空前擴大，于是，發展中國家得到各類資金（包括援助和借貸）的可能和數量大大增加。據世界銀行統計，從1980年以來，投向發展中國家的凈外國直接投資的規模增長超過了12倍。

篇（8）

【收入分配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

李靖云：收入分配改革喊了快十年了，在這十年中，收入差距仍在擴大。為什么收入分配改革這么難實現？

王小魯：收入分配差距是一個結果，也是很復雜的經濟現象。一國居民收入懸殊，反映的是社會公平問題，不單純是經濟學問題，也不單純是經濟體制方面的問題，不是一個或幾個經濟政策就能解決的。要解決收入分配問題，首先需要有決心推動多個方面的體制改革，同時也涉及改什么、怎么改等認識上的問題。

收入分配的改革，我覺得沒有什么成本特別小、特別容易搞的改革方案。不能指望靠一個“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解決這么多問題，而是需要大力度、多方面的體制改革。這實際上是一個改革攻堅。當然其中有幾個方面的體制問題影響比較大，問題比較突出，也是應該盡快改革的領域：一是政府的行政體制，一是財稅體制，另外還有像土地制度、資本市場的管理以及壟斷行業的問題。

李靖云：現在輿論爭論的一個焦點是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問題，大量進城的農民工沒有基本的社會保障，享受不了公共服務。

王小魯：社保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社保和公共服務都與收入分配有很大的關系，其中農民工的問題最為突出。一億六千萬農民工在城市里打工，但從最近的統計看，其中大部分人沒有被城鎮的社會保障體系覆蓋，也基本享受不到城市的公共服務。這種情況不僅對收入分配的影響很不利，還有很多其他的負面影響，不利于社會和諧、擴大內需和城鎮化的繼續發展等，這方面的改革也需要優先考慮。

以上一系列改革的相關程度都很高，比如政府行政管理體制和財稅體制的關系非常明顯，要改革財稅體制，不能不推動行政體制改革。還有土地制度，關于土地征用、出讓、土地出讓收入的分配，也都與財稅體制有關系。不可能只動一個不動另一個，需要有配套的改革措施。

【社會服務均等化是解決問題的關鍵一步】

李靖云：目前經濟下行，且2013年一季度中央財政收入和地方財政收入增速都在下降，而提供更為健全的公共服務的壓力又在增加，這種情況下財稅體制怎么改，政府處理這一問題是否難度很大？

王小魯：各級政府的財政收入并沒有減少，只是增長速度放慢。現在更突出的問題是政府的支出結構不合理，目前解決這個問題是第一位的。政府支出中有大量的錢用來投資，其中有不少是不必要的、低效率的投資，還有大量的錢用在維持政府自身的運轉和政府消費，包括大量的三公消費，這里存在著大量的浪費。如果通過財稅體制改革解決這個問題，應該說增加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是完全可能的。

李靖云：有一種意見認為，過去十年，通過城市化、房地產開發形成的財富轉移，農民收入已有了很大改善，受損最大的是城市中等收入群體：房價在抬高，各方面的支出也在增加，然而收入沒有增加。你怎么看這個問題？

王小魯：說房價漲了、地價漲了，農民得到好處了，這恐怕是個誤解，實際上農民能夠拿到的是非常小的部分。但按目前這套制度，征地不是按市場價，而是政府低價從農民手里拿地，然后高價拍賣，由此產生的土地溢價農民是拿不到的，征地補償常常嚴重偏低。當然也有大城市郊區的農民得到很大好處甚至一夜暴富，但這是少數情況。

李靖云：以此來看，是否在過去十年的增長中，企業、政府、私人這三個部門，政府的收入增長是最快的，收入分配的實際問題是企業和私人部門的收入增長慢、政府部門增長過快的問題？而農民之所以有增收，恰恰是因為在農村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收入分配改革。

王小魯：是這樣的。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到現在，在GDP份額中，政府和企業的收入增長基本上要大于私人收入的增長。但政府和企業的收入有相當部分發生流失，變成了少數人的灰色收入。這幾年農民收入增長加快，與房地產沒什么關系，而是因為這樣幾個因素：一是食品、農產品價格上漲，給農民帶來了實惠；二是一些惠民政策起了作用。從取消農業稅開始，農民的負擔減輕，另外這些年農村建立了基本的社會保障制度，新農合普及了，農村養老保險也正在普及，各地區基本建立了農村低保，再加上對種糧農戶的補貼，這些政策給農民帶來了實惠。

【一次分配、二次分配都有改革余地】

李靖云：很多學者指出，現在一次收入分配之后基尼系數接近0.5，收入分配較為懸殊的情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并不是特殊的情況，甚至是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的普遍情況，改善收入分配，一次收入分配改革可能不如二次收入分配改革有效。你的看法如何？

王小魯：我對這個說法有一定保留。現在收入分配的問題，很難簡單地區分它屬于一次分配還是二次分配。比如稅收，要考慮對企業和居民收入的影響，嚴格來說還要分不同的稅種。像增值稅，嚴格說是一次分配的問題，而所得稅又變成二次分配。其實兩個領域里的問題都存在。

我們的一次分配改進的余地非常大，比如壟斷收入、資源性收入。現在資源性行業，拿石油行業來說，與一般競爭性行業相比利潤率可能高出七八倍，這實際上是來自資源性收益，而不該被看作常規利潤。如果不同行業、不同領域的企業在同等的、公平的起跑線上進行競爭，其利潤率應該是大致均等的。

解決這一問題，就要進行資源稅改革。現在針對石油、天然氣有5%的從價稅，但我認為遠遠沒有到位。應該把資源收入的大部分納入公共財政，用于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等，為全民提供服務。資源稅因為涉及資源收益，所以可以說是初次分配問題。

還有很多類似的問題，比如金融業，比如一些壟斷性行業，就有國有企業紅利上交的問題，或者說需要有更合理更均衡的辦法，對壟斷性利潤進行征稅。如果要在所得稅的層次上解決這個問題，可能又變成二次分配了。

土地收益不是二次分配的問題，土地進入市場是生產要素資本化的過程，這個過程會產生大量的土地溢價，溢價怎么分配現在是很尖銳的問題。按目前的體制，政府拿走很多，而且花得不透明，房地產開發商也得到很大部分好處，這樣分配顯然不合理。目前收入分配扭曲也和現階段的土地制度關系非常大。這方面的問題，可能還是初次分配的問題。當然二次分配改善的潛力也很大，主要是解決全社會基本保障和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以及合理有效的轉移支付問題。

李靖云：前面提到灰色收入的問題，解決灰色收入是否也是對一次分配的一種修正，也就是嚴厲的反腐敗就能解決不少問題？

王小魯：灰色收入涉及的問題比較多，但其中最突出的是腐敗。當然還有其他問題，比如有些事情究竟是合法收入還是不合法收入，法律沒有清楚的界定，就成為灰色收入，或者因為逃稅等形成灰色收入。但現在第一位的問題是腐敗，不恰當地使用權力形成權錢交易，因此造成收入分配扭曲。解決這些問題，首先要解決腐敗問題，用制度限制政府權力，用制度監督掌握權力的人。

改革開放后經濟高速增長，我國從低收入國家步入中等收入國家，但大量老百姓的收入沒有跟隨經濟增長而同步增長，少部分人收入增長過快，特別是非正常收入增長過快，所以才有收入差距擴大的現象。

蛋糕在不斷地做大，那么做大了的蛋糕到底怎么切，是越來越往少數人傾斜，還是向多數人傾斜，如何讓大部分人都從經濟發展中得到好處，是現在突出的問題。

為什么會造成這個局面？在我看來是因為在很多方面沿襲了改革以前的舊體制。收入分配問題和政治體制相關，特別是和政府行政管理體制相關。現在政府權力過大，缺乏對權力的監督和制約，導致濫用權力和腐敗，既得利益集團不斷坐大。只有進一步推動政治體制改革，才能根本解決問題。但是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并不意味著搞俄羅斯式的“休克療法”，政改完全可以一步步通過漸進的方式推進，避免大的社會震蕩，逐漸建立民主和法治的社會。

【要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收入分配須更公平】

李靖云：我們跨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從經驗上看，收入差距過大是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這方面我們如何借鑒國際經驗？

王小魯：中等收入陷阱，典型的代表就是拉美國家，特別是上世紀最后30年，大部分拉美國家經濟增長極其緩慢甚至停滯。現在有些拉美國家出現了一些好轉，但整體看還是沒有走出來。跟拉美國家相比，東亞一些國家和地區情況要好得多，像日本、韓國、臺灣、新加坡、香港，上世紀50年代人均GDP只有八個拉美國家人均的一半，現在已經兩三倍于這些拉美國家。

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很多，我認為收入分配問題是首要原因。拉美國家的基尼系數長期在0.5以上，而像韓國、日本和臺灣地區，基尼系數長期保持在0.3到0.4之間，多數時候在0.35以下，這說明收入分配較為均衡，在增長中大部分人得益，這樣的收入分配是保持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條件。如果沒有這個條件，社會尖銳沖突，政權不斷更換，政策搖來擺去，就沒法保持持續增長。

李靖云：當前城鎮化成為重要的政策抓手，從一般的經濟規律看，城市化都會有一個收入兩極化的過程，現在的城市化是否會拉大收入差距？

王小魯：城鎮化不意味著必然拉大收入差距。大家在講“庫茲涅茨曲線”的時候，沒有太注意他關于城市化對收入分配影響的看法。他認為通過城市化，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短期內可能導致收入差距擴大，但在更長的時間內會減少收入差距。原因是，城市化初期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是城市的低收入群體，拉大了城市內居民的收入差距，但隨著融入城市后變成穩定的城市居民，就業和社會保障方面改善，最終會減少收入差距。對中國來說，這個意義很明顯：本來農村人口收入低于城市居民，農村有大量剩余勞動，轉移到城市會提高收入，同時減少農村剩余勞動力，人和土地的關系改變，人均土地增加，農業經營規模擴大，這些都有利于農村居民收入增加。所以，隨著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城鄉間差距也會減小。

李靖云：很多學者指出，收入分配均等化有利于提高消費能力，拉動經濟增長。是否可以說，收入更為均衡，對國家經濟的長期發展和競爭力提高都有幫助？

王小魯：我不贊成“收入分配均等化”的提法，但主張縮小收入差距。公共服務應該均等化，但收入分配不能搞大鍋飯，只能對收入分配差距過大進行限制。

篇（9）

中國社會的發展，尤其是近20年來的改革開放，促使新詞語大量涌現，形成本世紀漢語詞匯發展的一個新。許多新詞語是由于修辭手段造成的。研究這種新詞語有社會學的意義。比如“下崗”一詞，在計劃經濟時期是不存在的。進入上世紀90年代后，由于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軌，市場經濟嚴酷的競爭機制，使有的企業破產倒閉，職工下崗不可避免。與“下崗”相對應，運用對義仿擬手段出現了“上崗”這個新詞語。研究由修辭構成的新詞語是要尋找其規律，預測其走向趨勢，引導正確理解和使用祖國的語言文字，促進語言規范標準化。

一、“修辭學造詞法”詮釋

詞匯就其本身而言是一個開放的系統，而新詞的產生概括來說不外乎兩條途徑：一是構造新詞，二是吸收外來詞。當今時代是一個信息爆炸的時代，各種新的事物、新的現象不斷出現，由此導致了人們的新觀念、新感受的不斷產生，面對這種現象，原有的詞匯難免會出現供不應求的現象，于是人們便傾向于尋求各種造詞手段來對客觀世界大量的空符號作及時有效的補充。產生新詞新語的方式很多，有新外來詞語的吸收、舊詞語的復活、方言詞語的吸收等等。本文著重要談的是以修辭方式構成的新詞。任學良先生曾提出“修辭學造詞法”，就是運用修辭手法（即所謂的辭格）來創造新詞的方法。新詞語有不少正是利用這種方式產生的。比如用“拳頭產品”是指一種品牌或產品在企業中的作用像拳頭一樣粗壯有力，這是比喻方式造成的新詞語。此外，還有其他修辭方式如比擬、夸張、諧音構成的新詞語，本文重點從比喻、借代方式研究造詞法。

二、比喻造詞法

比喻是運用最廣泛的一種詞格。由比喻造成的新詞語，是最常用的修辭造詞法。比喻造詞法有三種類型：

1.隱喻式

詞語中只出現表示喻體的語素而不出現表示本體的語素，意義全部由表示喻體的語素承擔。如：大鍋飯：喻指分配和酬勞上的平均主義。于是有“吃大鍋飯”（搞平均主義）、“端走大鍋飯”（不搞平均主義）等表達。充電：喻指補充新知識和新技能，如說“不及時充電就難以適應工作需要”。一刀切：喻指那種不根據實際情況區別對待的簡單化的工作方法。

這類詞語就字面意義談，本指一種現象或事物，只是人們很少用它們的字面意義，而是常用它們來喻指某一事理、現象，在使用過程中這類詞語逐步具有了某種習用的意義。

2.直喻式

詞語中表示本體和表示喻體的語素都出現。如：草根工業：喻指植根于鄉村土地發展起來的鄉鎮企業。尾巴工程：指某一工程主體部分已經完成，但尚有某些收尾項目未曾完成，好像拖了個尾巴。赤膊工資：喻指不含獎金及其它補貼在內的純粹的工資額。其中“赤膊”是喻體，“工資”是本體。

據一些語言研究者考察，在報刊雜志中先是出現“龍頭產品”、“龍頭企業”等短語，隨后才出現“龍頭”單獨使用的情況。舉個例子來看：商業、服務業和交通運輸部門是社會文明風尚的窗口，由此產生了把這些行業總稱為“窗口行業”的說法。這兩類詞語有一個共同之處那就是在口語中“窗口”、“龍頭”、“拳頭”等詞語的比喻說法是早已存在的，當它們進入書面語后，很快就被推而廣之了。

3.特喻式

詞語中表示本喻的語素不出現，而表示喻體的語素作為一個特定的構詞成分與其它語素相組合。如，商海：喻指商品經濟領域或生意場，“海”是喻體，但所喻不是“商”本身，而是其領域。人才庫：喻指人才集中的單位或團體，“庫”為喻體，“人才”是定語。像這樣的還有單音節的，這一類單音節詞具有較強的構詞能力，使用范圍比較廣。至于“風”本指一種自然現象，但自古至今就被喻指社會風氣或作風，如“黨風”、“世風”、“校風”、“學風”等，近年來產生的“吃喝風”、“麻將風”仍是這個意思。

三、借代造詞法

用借代修辭格形成的新詞語，一般來說可分兩種類型：

1.全稱借代，即全部都是借代體

如：伯樂，原為韓愈《馬說》中的人名，擅長相馬的人，后來代指擅長發現人才推薦人才的人。紅包：代指家長給晚輩子孫的賞錢或廠礦、企事業單位給職工發放的獎金。爬格子：因寫文章要用帶格子的稿紙，所以拿“爬格子”來形容勤奮艱苦寫寫作。掛靴：代指足球隊員退出綠茵場，不再參加比賽。

“爬格子”，“掛靴”都是動賓結構，前者口語色彩濃，后者書面語色彩濃。此外，它們之間的感彩也有區別。“爬格子”含有戲謔的意味，“掛靴”則顯得莊重。

2.偏稱借代，即一個新詞語的組合中，運用借代的是部分語素

如：“條子現象”指領導干部隨意批條子辦事的不良社會現象。“明星效應”指文藝、體育等領域里的明星由于受人崇拜而產生吸引力和號召力的社會現象。“圍裙丈夫”，指承擔主要家務的丈夫。這類詞語從意義上說，帶有一定的模糊性、隨意性；從結構上說，為定中結構。它不同于一般修辭上借代里所說的“專名代泛稱”，從整個短語看，可以認為是部分借代。

四、其他修辭方式造詞法

這種利用修辭格形成的新詞新語義比喻、借代最為常見，當然由其他修辭方式構成的新詞語也是不容忽視的。如諧音構成的新詞語，如：“氣管炎”“妻管嚴”，“啞巴虧”“喇叭虧”，“莫斯科”——“沒事科”，形象生動，豐富多彩。這進一步說明了“修辭學造詞法”是完全行的通的，而且是語言學中值得研究的一個有趣的現象。

五、修辭方式構成的新詞特點及趨勢

由比喻、借代修辭方式構成的新詞語具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特點。首先，這類詞語具有時代特色。由修辭而逐漸凝固成新詞語，是漢語詞匯發展中固有的現象。上古漢語就出現的合成詞有些就是語義上經過修辭轉化的。例如：“社”原是土地神，“稷”原是五谷神，“社稷”聯稱用來喻指“國家”，“布衣”喻指“平民百姓”。這類詞語比較形象生動，增強了漢語的表現力，豐富了漢語的詞匯。近幾十年來涌現出的新詞新語，存在著一種趨新求雅和系列化的趨向，同時也表現出追求形象鮮明、通俗化、口語化的勢頭。由修辭方式形成的新詞語更是引人注目，無論在“表情”還是在“達意”上，帶有一定的時代烙印。當今社會，人的價值受到重視，個人的創造精神也得到提倡、保護和發揚，詞語中以比喻、借代方式產生了不少于個人專名有關的詞語。如：“王海”、“徐虎”等，只要一個人的作為、貢獻產生了一定的社會效應，很快就會得到應有的承認，受到尊重。一般來說，一個新詞語從開始出現到被社會接受，其意義總要經歷一個由模糊到逐漸清晰的過程，這是由于人們對這個詞語所反映的客觀事物的認識在不斷深化。

由比喻和借代形成的新詞語的發展趨勢表現為，由比喻和借代構成的詞語中，不少詞語詞義帶有相當的模糊性，表達上也可能用其他方式代替，流傳使用中又有一定的局限性，使它們轉化為一般詞語的可能性受到程度不同的影響，加上這類詞語多用于口語，也就不容易進入正式公文、科學論文等文體。如用“吃鴨蛋”比喻得零分。另外，這類詞語有不少表達種種復雜的情感，而人們的情感往往受各種社會環境因素的影響，又因人因時因地而異，個人成分占很大比重。這樣，也使這類詞語的傳播受到一定的限制，轉化為一般詞語的可能性受到影響。某種修辭說法能否形成新詞新義，它們的壽命是長是短，主要取決于人們使用這種說法的情況，即約定俗成的程度。這類詞語總體上說具有相當的臨時性，只有少部分詞語能進入一般詞語，保持較長期的穩定性。

參考文獻：

［1］ 楊曉黎.仿擬型新詞語試析［J］.修辭學習，1993，（5）.

［2］ 劉蘭民.漢語仿詞造詞類型芻議［J］.當代修辭學，2001，（2）.

篇（10）

【關 鍵 詞】香港/高技術產業/國際競爭力/制造業/經濟轉型

【正 文】

長期以來，香港以其高度發達的商貿、金融、咨詢等第三產業始終保持著強大的國際競爭力。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期，由于一系列外部環境的急劇變遷，香港經濟不斷地面對新的危機和挑戰。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直接導致香港經濟競爭力與綜合競爭力排名大幅下挫。針對這一狀況，香港政府于1998年提出發展創新科技戰略[1]，試圖以發展高技術產業為基礎進行新一輪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但時至今日，從香港當前經濟運行情況來看，此舉收效有限，創新科技產業對GDP 的貢獻遠沒有達到人們的預期；相反，在金融危機期間備受爭議的香港服務業如金融、地產已逐漸走出低谷，繼續成為推動香港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因此，“香港經濟是否一定需要制造業的支撐”這一問題被重新提出并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本文從高技術產業與國際競爭力關聯的角度出發，通過對歷史上香港幾次重要的經濟轉型以及近10年來香港競爭力排名演變特征及其動因進行深入分析，探討香港重建基于高技術制造業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1　高技術及其產業化與國際競爭力

高技術在國際上有其特定的含義，按聯合國組織的分類，高技術主要包括生物技術、信息技術、新材料技術、新能源技術、空間技術、海洋技術、以及環境保護技術和管理技術[2]，它的出現表明了人們對知識和技術在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更充分的認識。高技術產業化就是高技術通過研究、開發、應用、擴散而獲得經濟與社會效益的過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則把研究與開發（R&D ）經費占工業總產出的比重，以及研究開發人員占總體人員的比重，作為界定高技術產業的標準。

高技術及其產業化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國際競爭力緊密關聯。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EF）和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IMD）的觀點，國際競爭力指一國或地區在世界市場上均衡地生產出比其競爭對手更多財富的能力，最直觀的表現就是各國、各地區通過貿易方式在國際市場上獲取經濟利益的能力。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最早對競爭力決定因素進行描述和分析，李嘉圖（D.Ricardo）曾指出，比較成本如勞動力、資本和自然資源差異的存在是國際貿易的基礎。隨后， 克魯格曼（P.Krngman）擴展了比較優勢的內涵并提出內生比較優勢的概念，認為比較優勢的獲取不能僅局限于先天自然資源，它更是一個專業化學習、投資創新和經驗積累的后天人為創造過程。克魯格曼的比較優勢理論中引入了技術創新的重要因素，開始隱含高技術及其產業化與國際競爭力的關聯。

比較優勢理論雖然是競爭力因素分析中最古典、也是經濟學家最深信的一種解釋國際貿易現象的基礎理論，但在目前日益國際化的經濟環境中，開始不斷受到質疑而逐漸被競爭優勢理論所取代。波特（Poter）認為， 影響一個國家或地區競爭優勢因素包括生產要素，需求條件，相關產業和支持產業的表現，企業的戰略、結構和競爭對手，機遇以及政府的作用。在這六個因素的交互作用下，競爭優勢發展分為要素推動、投資推動、創新推動和財富推動四個階段，優勢產業的建立和競爭力的提升最終通過創新來發動，而技術創新因素則包含在這些因素中，構成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核心部分。因此，波特指出，一個國家或地區在國際上取得競爭優勢的關鍵在于其主導產業具有競爭優勢，而“（初級）生產要素非但不再扮演決定性角色，其價值也在快速消退中”[3]。這里，波特把生產要素分為兩類：一類是初級生產要素，包括天然資源、氣候、地理位置、非技術人工與半人工、融資等；另一類是高級生產要素，包括現代化的通訊基礎設施、高等教育人力（電腦科學家與工程師）、從事尖端科學研究的各大學研究機構等。隨著知識經濟端倪初現及全球化趨勢不可逆轉，由初級生產要素而產生的競爭優勢越來越薄弱，高級生產要素則越來越成為競爭優勢的主要來源。高級生產要素的獲得需要在人力與資本方面大量而持久的投資，“越來越多的工廠管理者開始將其熟練工人看作是競爭優勢的重要來源”[4]，因而提業更具決定性和持續性競爭優勢基礎。在全球化和知識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領先的技術優勢而不是傳統的比較優勢成為一個國家或地區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取勝的決定因素，高技術及其產業化與國家或地區的國際競爭力緊密關聯。

2　香港競爭力排名演變特征分析

2.1　香港經濟史上三次重要轉型

香港經濟自1841年開埠至今共經歷了三次重大轉型。第一次轉型從19世紀50年代初開始，這使得香港從一個漁村發展成為一個重要的貿易城市，香港也由漁農經濟轉為以轉口貿易為主的經濟。第二次是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末期，朝鮮戰爭和對華禁運的政治形勢迫使香港由以轉口貿易為主的自由港轉變成為以港產品出口為主的自由港，從而走上工業化道路[5]。在這一階段，香港本地制造業蓬勃發展，1952—1966年制造業就業人數年均增長速度高達10.5％，整個70年代也基本穩定在25％以上的水平。第三次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主要在中國內地進入改革開放后，在生產成本不斷上升的壓力下，香港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大規模北移，從制造業主導型轉向服務業主導型經濟體系。在這一階段，香港經濟已經開始從以勞動密集的“低增值”經濟向知識和技能密集的、以服務業為主的“高增值”經濟轉變，這表現在香港的企業把低增值和勞動密集的工作程序分散到中國大陸和其它地區，而往往把高增值和需要精確專業知識的產品生產與服務繼續留在香港[6]。據統計，香港的電子、制衣、紡織、玩具、鐘表、制鞋、塑料等主要制造業部門已將70％—90％左右的勞動密集型生產加工工序和生產線轉移到珠江三角洲地區進行[7]。值得指出的是，雖然制造業北移暫時緩解了香港本地工資和地價的高成本對產業結構升級進而發展高技術產業的壓力，但從另外的角度看，也為香港今后所繼續承受的產業結構轉型的陣痛埋下伏筆。

2.2　1994—2003年間香港競爭力排名演變特征

在對瑞士洛桑管理發展學院（IMD）一年一度《世界競爭力年鑒》所公布的香港綜合競爭力和經濟競爭力數據進行搜集整理基礎上，通過其競爭力排名演變特征分析，試圖給出1994—2003年間香港經濟發展的狀況和特點（注：由于《世界競爭力年鑒》當年公布的數據為上一年的數據，故本文將其公布的各年競爭力排序普遍前移一年。），并揭示導致這一演變過程的動因。下面根據香港經濟發展的周期性，把1994—2003這10年間香港發展過程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94—1996年；第二階段為1997—1999年；第三階段為2000—2003年（如圖1所示）。

附圖

圖1　1994—2003年香港競爭力排名演變情況

資料來源：根據IMD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Year Book(1995—2002)，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Development， Lausanne， Switzerland有關數據整理。

（1）第一階段

經過幾十年的高速發展，香港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與1979年相比，1995年香港GDP增長12.4倍，年均增長率達到7.92％；1994年香港人均GDP（按購買力平價計算）達到23080美元，超過新加坡（21430美元）、韓國（10549美元）和中國臺灣地區（13022美元）[8]。1997年香港人均GDP已達到26050美元，超過英國、加拿大、法國等發達工業化國家。1994—1996年，香港連續3年被IMD評選為世界第三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系，同時于1996年被美國傳統基金會評選為世界經濟發展自由化程度最高的地區，香港已發展為以國際貿易和金融業為主導的國際金融、貿易、信息、物流中心城市。

這一階段雖然在國際市場上擁有較強的競爭優勢，但香港經濟基礎過于薄弱的特征已開始顯現。20世紀80年代隨著制造業的不斷北移和拓展，到90年代初，香港本地制造業已呈現出集融資、采購、設計、推銷、貨物中轉的生產控制中心和服務中心于一體的虛擬化特征；第一產業（農業和漁業）和第二產業（制造業、建造業等）相繼萎縮，對GDP的貢獻率逐漸降低，而第三產業（金融業、 房地產業等）迅速發展，成為推動香港經濟增長的支柱產業；香港的產業結構是否失衡，是否出現空洞化，開始受到人們的質疑[9] （見表1）。

表1　1994—2003年香港經濟結構演變情況經濟活動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農業及漁業(1)

0.17 0.14 0.13 0.12 0.10 0.10 0.08 0.08 0.08 0.10

工業(2)

16.43 16.08 15.50 14.71 14.90 14.60 14.22 13.39 12.48 11.40

制造業

9.19 8.34 7.32 6.54 6.10 5.80 5.83 5.23 4.50 4.10

服務業(3)

83.40 83.77 84.38 85.17 84.90 85.30 85.70 86.53 87.50 88.50

批發、零售、進/出口貿易、飲食及酒店業 26.22 26.62 26.66 26.13 24.60 24.80 26.42 26.71 26.90 27.30

運輸、倉庫及通訊業

9.69 10.06 9.83 9.28 9.20 9.60 10.23 10.22 10.60 10.50

金融、保險、地產及商用服務業

26.77 24.41 25.14 26.54 24.20 23.40 23.68 22.55 22.20 23.10

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

15.92 17.32 17.60 17.39 19.90 21.60 20.54 21.81 22.20 22.40

樓宇業權

12.17 13.28 13.05 13.01 14.60 14.30 12.60 13.09 13.20 12.60

非直接計算金融中介服務

-7.38 -7.91 -7.91 -7.17 -7.70 -8.30 -7.78 -7.86 -7.70 -7.50

數據來源：根據《港澳經濟年鑒2003》（港澳經濟年鑒社），香港政府統計處有關資料整理。

（2）第二階段

從90年代中期開始，香港經濟經過多年過熱發展，已經具備了泡沫經濟的典型特征：房地產快速發展獲得超常規的暴利，香港樓價急劇攀升；在地產業泡沫的帶動下，香港金融業迅速膨脹，加快了香港經濟泡沫化的速度。1994—2003年10年間，香港本地制造業的比重由1994年的9.19％下降到2003年的4.10％；服務業的比重從1994年的83.40％上升到2003年的88.50％。因此，產業過于單一，經濟增長及就業過分依賴服務業成為這一階段香港產業結構存在的主要問題。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香港經濟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大打擊。根據IMD公布的數據顯示， 香港的綜合競爭力排名從1997年開始大幅下挫，由1996年的第3位跌落到1999年的第12位，經濟競爭力更掉落到1999年第25位，在亞洲“四小龍”中跌幅最大。

1998年，香港政府已逐漸認識到發展高技術產業對提升其國際競爭力的重大作用。董建華在第二份施政報告中指出，“過去多年來，金融業和房地產業是香港經濟的重要支柱，將來仍然會為香港的繁榮作出重要貢獻。但是，由于香港的經濟基礎過于狹窄，一旦金融和房地產業受到沖擊，香港經濟便陷入困境。”[1] 針對這種狀況，他強調創新與科技的重大作用，認為“創新和科技對于增值活動、提高生產力，以及增強競爭力都極為重要”[1]，從而堅定了發展創新科技、實現經濟轉型使香港成為華南以至整個亞太區域的“創新科技中心”的決心。1999年，董建華在第三份施政報告中再次關注創新科技，并明確提出政府為促進創新科技發展的重要政策措施[10]，包括：撥款50億元成立創新及科技基金；在未來十年成立專注“中游”研究的應用科技研究院；積極輸入必要的科技專才；興建“科學園”、“數碼港”等其他創新與科技計劃。1999年11月，香港政府正式推出名為“創業板”的二板股票市場，努力為創新與科技企業提供籌集資金的重要渠道。

在政府的積極推動下，香港很多著名企業開始投資大力發展高技術企業。1999年3月，盈科公司宣布與香港政府合作發展數碼港計劃； 和黃集團宣布與內地大型中藥集團合作，在香港興建符合國際GMP標準的中藥生產基地和新藥研究開發中心；香港新世界發展提出興建“生物科技城”計劃；2000年初香港新鴻基地產決定斥資10億港元在香港設互聯網服務中心。經過亞洲金融危機的巨大沖擊，香港各界普遍認為“香港要再創繁榮，不能過分依靠資產價格膨脹，必須有更廣闊的經濟基礎，更多利用科技和創意，提高本港產品與服務的價值”[10]，因此，發展以高技術導向的制造業以實現香港經濟的新一輪轉型已經成為香港政府、企業界的基本共識。

（3）第三階段

進入21世紀，外部政治經濟環境的突發性變遷使得香港經濟出現較大波動。2000年香港經濟開始復蘇，當年經濟增幅高達10.5％，這是近13年來香港的最高增長率，也是亞洲乃至全球的最大增幅。據統計，2000年頭11個月，香港整體進出口貨值比上年同期增長17.8％，其中轉口貨值增長19.2％；重要支柱產業旅游業快速增長，訪港游客達到1306萬人次，比上年增長15％。根據IMD公布的數據，2000年香港經濟競爭力與綜合競爭力排名均有較大提升，分別達到第4位和第6位。由于“9·11”恐怖襲擊所導致外部環境逐漸惡劣，2001年香港經濟再次陷入低潮，全年經濟增長僅0.1％，失業率一度高達7.4％，綜合競爭力開始下滑，并持續跌至2002年第10位。2003年香港在克服了“SARS”事件所帶來的消極影響后經濟開始復蘇：GDP出現V型反彈；失業率轉為下降；持續了五年多的通貨緊縮也趨于緩和，顯示整體需求疲軟的狀況正在逐步改善；綜合競爭力排名逐漸回升，達到第6位。

3　香港重建制造業的必要性與可能性探討

3.1　香港重建制造業的必要性

通過對香港國際競爭力排名演變特征進行研究發現，這10年來，盡管其排名有較大波動和起伏，但總體來看，無論經濟競爭力抑或綜合競爭力的排名均呈現下降趨勢。究其動因，歸結如下：

（1）小型開放式經濟體系。香港經濟發展及其競爭力不斷塑造的歷程表明， 作為一個“小型開放式經濟體系”[11]，香港經濟對于外部的政治經濟變化有敏銳的反應。“小型”意味著系統對環境的依賴，高度的開放則意味著環境對系統影響的直接和強烈，因此香港經濟極易受到外部環境變化的影響。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2001年“9·11”恐怖襲擊、2003年“SARS”事件均給香港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負面影響，造成香港競爭力排名的較大波動。

（2）經濟結構嚴重失衡。同其他最具競爭力的中小型經濟體相比，香港在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工業特別是制造業不斷萎縮（如表2所示），經濟增長過分依賴金融和房地產業的發展，因此，當外部經濟環境發生突變或惡化時，香港經濟也就會隨之產生大的波動并會遭受嚴重的打擊。

表2　部分最具競爭力的中小型經濟體工業生產指數國家/地區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中國香港

綜合

97

96.6 90.2 84.7 85.1 82.4 76.4

制造業

96.3 95.5 87.2 81.7 81.2 77.7 70.1

新加坡

制造業

103.4 108.2 107.7 122.6 141.4 125.1 135.6

韓國

綜合

108.5 113.6 106.2 131.9 154.1 156.1 167.5

制造業

108.2 113.1 105.6 132 154.6 156 167.4

奧地利

綜合

101 107.4 116.2 123.2 134.1 135.2 135.4

制造業

100.7 108 117.8 124.9 137.3 138 138

愛爾蘭

綜合

107.6 127 152.1 174.6 201.5 222.2 239.5

制造業

108 129.5 157 180.6 209.1 231.3 250.4

芬蘭

綜合

102.9 111.8 122.1 129 144.3 143.1 145.5

制造業

102.5 111.8 123.5 130.9 149.9 145.7 148.1

資料來源：根據聯合國2003年8月《統計月報》整理。

我們知道，制造業從來都是支撐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的基礎，而服務業始終是圍繞制造業的生產過程和生產結果來進行的，是依附于制造業而生存的。現代經濟發展表明，1元制造業產值可以帶動1.8元服務業產值，一個制造業工作機會可以創造三個服務業工作機會。香港乃至世界金融服務業的發展，不能離開工業發展這個基礎，金融服務業的發展必須有工業發展的配合。從國際角度看，當今世界競爭力最強的中小型經濟體，其產業結構均大致呈工業35％、服務業65％的比例，并且掌握某一工業領域的領先技術以及高技術，如1997年新加坡、芬蘭、中國臺灣產業結構的比例分別為0∶35∶65，4∶34∶62，2∶35∶63。新加坡和中國臺灣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中受到沖擊較小，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產業結構比較合理，第二產業對GDP的貢獻率均達到35％，同時較早認識到世界經濟中心的形成與轉移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世界科技中心的形成和轉移，因此在工業調整中注重發展高技術產業，并加強了政府對科技發展宏觀調控的力度。

基于以上分析，我們認為，作為一個對于外部的政治經濟變化有敏銳反應的“小型開放式經濟體系”，香港需要一個有利于經濟及就業穩定發展的多元化產業結構。值得指出的是，結合世界經濟發展趨勢和香港現狀（高昂的土地成本和人力資本），重建傳統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無法取得競爭優勢，因此發展高技術含量和高附加值的高技術產業已勢在必行。近幾年來，雖然香港政府提出大力發展創新科技以推動經濟轉型，“興建了科學園、數碼港等設施，通過研究資助局、創新及科技基金、應用科技研究院，以及支持各類科技創業和科技培育計劃，推動了研究與開發”[12]，但從目前來看，這些政策措施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并不顯著，董建華也承認“科技發展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我們在這方面的投入相對上是有限的”[12]。從知識的生產、傳播和利用的結構看，香港經濟顯著特征仍然是知識生產的能力遠遠弱于知識利用的能力。由于香港政府多年來所奉行的積極不干預政策，在研究與開發方面的投入遠遠少于其它國家和地區，直接導致香港的科技競爭力與起點相近的韓國、新加坡或中國臺灣相比，仍然存在著明顯的差距（如表3所示）。

表3　香港與其它新興工業化國家科技競爭力國際排名比較（2002）（注：如果沒有特別表明年份即為2002年數據。）

中國香港 新加坡

中國臺灣 韓國(排名)

(排名)

(排名)

(排名)

R&D支出

R&D支出總額(百萬美元，2000)

761(34) 1746(26) 6326(13) 12249(8)

R&D支出總額占GDP百分比(2000)

0.481(42) 1.883(15) 2.045(12) 2.653(7)

企業R&D支出總額(百萬美元，2000)

182(36) 1082(23) 3964(13) 9196(6)

R&D人員

R&D總人數(千人全日約當單位，2000)

6.7(41) 19.4(32) 104.1(10) 137.9(9)

企業R&D人數(千人全日約當單位)(2000)

3.2(40) 10.2(25) 70.2(10) 94.3(7)

獲取合格工程師難易狀況

6.20(38) 7.74(13) 7.26(24) 6.47(33)

企業技術

資助技術發展

6.14(15) 7.79(3) 6.68(9) 5.05(26)

企業技術合作

6.19(15) 7.02(5) 6.38(13) 5.38(27)

企業與大學間知識轉讓充分程度

4.93(16) 6.65(4) 5.82(8) 4.84(17)

技術的開發和應用

7.81(7) 8.34(2) 7.26(13) 6.58(24)

R&D資源重新配置

基礎研究對長期經濟發展支持度

5.80(22) 7.26(6) 5.58(24) 6.47(12)

科學論文的數量(1997)

2548(30) 1353(37) 5512(19) 5411(21)

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重(%)(2000)

4.1(35) 4.0(37) 4.2(32) 3.7(42)

科學與技術

知識產權保護程度

6.39(26) 7.87(13) 6.47(25) 5.82(30)

批準授予國民專利件數(1999)

24(42)

30(41)

18052(5) 43314(43)

批準授予國民專利件數年均增長速度(%)(1999) -38.46(13) ×

9.96(16) 20.65(13)

國民在國外獲取專利件數(1999)

×

×

2486(17) 7764(10)

數據來源：根據IMD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Year Book 2002有關資料整理。

2004年香港經濟再度復蘇，全年經濟增長達到8.1％，為四年來最高。其中，出口貿易在前11個月的實質增長達15％；服務輸出在前三季增長近70％；訪港旅客突破2100萬人次，比前年同期升近四成。私人消費開支在首三季增長7.4％，是10年來的最高增幅。各項數據表明經濟形勢正在趨于好轉，但令人擔憂的是，這種改善僅僅是建立在外部經濟環境改善的基礎之上，“由于內地和世界其他主要經濟體系出現多年來難得一見的同步快速增長，對香港商品和服務的需求大增，令本港去年多項經濟指標都出現雙位數字增長”[13]；旅游業成為推動香港經濟復蘇的主要動力，僅內地“個人游”便帶來額外65億元旅游消費收益及16500新增職位[14]；高技術產業對香港經濟的貢獻率仍非常低，制造業占GDP的比例仍在下降， 香港經濟結構失衡的壓力并未從根本上得到緩解。為了獲取持續競爭優勢，避免經濟運行頻繁波動，香港重建以高技術為導向的制造業推動產業結構實質性轉型非常必要。

3.2　香港發展高技術產業為導向制造業的可能性

（1）香港發展創新科技的優勢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國際信息中心、國際貿易中心和國際著名自由港，香港在推進科技創新和高科技城市建設具有明顯的優勢，如完備的市場經濟制度、較強的科技成果商品化以及產業化能力、國際金融中心的融資能力、國際信息中心所擁有豐富的信息資源和強大的服務能力、國際貿易中心的較易獲得各種科技研究與開發所需的原材料元器件，從而可以大大縮短高技術研究和開發時間，降低成本的能力等方面均是香港重建以高技術為導向制造業的重要基礎。

（2）CEPA給香港制造業發展帶來新的契機

香港與內地為加強兩地之間的經貿聯系，于2003年6月29日簽署了《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簡稱CEPA）的主體內容，有關承諾已由2004年1月1日起正式實施。CEPA簽署后，逐步實行商品貿易零關稅，服務貿易降低門檻，貿易投資便利化，必將促進香港和內地之間的貿易額迅速增加，諸多領域的合作更加緊密。由于CEPA對“港產品”界定中僅要求30％的工序在香港進行的產品便可算作港產品，香港的中小型高技術企業可以將大部分附加值較低的生產工序遷至內地，實現成本優先戰略；而將部分附加值高的工序留在香港，實施差異化戰略。這樣在換上“香港制造”的品牌后將可以取得顯著的增值，大大提高邊際利潤率。而在CEPA的框架下，以香港自由港環境、內地市場前景、零關稅的優惠以及內地高質量技術人員的輸入，這樣的環境甚至優越于一些高技術產業發展非常出色的小型經濟體（如芬蘭、愛爾蘭），有利于吸引海外投資者對香港進行戰略性投資，促進香港高技術產業的發展，從而重建香港基于高技術導向的制造業。

（3）高技術導向的新一輪港深一體化合作逐漸開展

與香港毗連的深圳是我國市場經濟發展最快的地區之一，也是最早提出以發展高技術產業為主導產業的城市之一，近20年來，深圳已經發展成為我國智力與技術資源最密集的地區。目前，深圳正就未來發展進行定位及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迫切需要同香港進行新一輪深層次一體化合作。深圳的優勢體現于較低的生產要素成本、高技術產業在國內外的輻射能力強、以市場為導向和企業為主體的技術開發體系以及政府對發展高技術產業的大力支持等方面，同香港形成互補關系。

港深兩地高技術產業合作可以涉及到技術基礎設施、R&D系統、 企業技術網絡和社會創新環境等各個方面[15]。根據兩地高技術產業發展的不同階段，合作既可以發生于R&D人員與資金投入、產品創新與工藝創新、中試、生產制造、 市場推廣和銷售的技術創新鏈任何環節；也可以產生于兩地的個人、企業、非政府組織之間以及政府與企業、大學、研究機構所形成的區域創新系統的開發上。

4　結束語

香港經濟在經過三次轉型后而形成目前以發達的金融、資訊、商貿等服務業為主要支撐產業的經濟結構，工業的比重已經降至2002年的12.48％。來自現代經濟發展的資料及近10年香港國際競爭力大幅波動的事實表明，制造業的空心化和經濟基礎的過于狹窄將會導致經濟運行不穩定，因此，對香港來說重建基于高技術產業的制造業是必要的；同時作為小型開放性經濟體特別是依托中國內地獨特的競爭優勢，香港進行新一輪經濟轉型以實現高技術產業為導向的制造業重建也是可能的。

參考文獻

[1]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行政長官一九九八年施政報告：群策群力，轉危為機[EB/OL]. http: //sc. info. gov. hk/gb/ policyaddress. gov. hk/pa98/chinese/speechc. htm， 2005—01—12.

[2] 董新保．高科技與香港經濟[M].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0.67.

[3] 波特．國家競爭優勢[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72—73.

[4] Eileen Appelbaum， Thomas Bailey. Manufacturing Advantage[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7.

[5] 毛艷華．CEPA與香港經濟結構轉型研究[J].中國軟科學，2004，(6):106—111.

[6] 杜祖基，李正風．從知識經濟看香港經濟競爭力面臨的挑戰[J].科學學研究，2003，(2):182—184.

[7] 李銘．香港新一輪經濟轉型及其對深圳經濟的影響[J].中國工業經濟，2002，(6):50—57.

[8] Richard K Lester， Suzanne Berger. Made by Hong Kong[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5.

[9] 滕光進，等．香港產業結構演變與城市競爭力發展研究[J].中國軟科學，2003，(12):120—125.

[10]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行政長官一九九九年施政報告：培育優秀人才，建設美好家園[EB/OL]. http: //sc. info. gov. hk/gb/ policyaddress.gov.hk/pa99/chinese/speechc. htm， 2005—01—12.

[11] Michael J Enright， Edith E Scott， David Dodwell. The Hong Kong Advantage[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3—4.

[12]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行政長官二零零四年施政報告：把握發展機遇，推動民本施政[EB/OL]. sc. info. gov. hk/gb/ policyaddress. gov.hk/pa04/chi/index.htm，2005—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