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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中華文化概說

題目以陜西鐘樓為例，談談你對中國古代建筑 文化的認識

分校(工作站)航空局秦嶺

專業

學號

學生姓名

2014年1月10日

內容摘要

農耕生活特有的認知方式決定了建筑方式的選擇。在人與自然相互依存、親和融洽的關系上，天人合一的建筑體認決定了中國古代建筑的發展方向。中國古代建筑的特征和優越之處，同它很早就認同人與自然的親和關系是密不可分的。

關鍵詞：古代建筑親和木構架布局

一、具有悠久歷史傳統和光輝的成就的中國陜西建筑--鐘樓

最具代表性的中國陜西古建筑--鐘樓，位于西安市中心。建于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十七年，因樓上懸掛鐵鐘一口而得名。初建時，地址在今廣濟街口，與鼓樓對峙。明神宗萬歷十年（公元1582年）由巡安御使龔賢主持，將鐘樓整體遷移于今址。

（一）、建筑特色

西安鐘樓下部為磚石結構的正方形基座，表面用青磚砌成，基座之上為兩層木結構樓體。自地面至樓頂高36米，其中基座高8.6米。每邊長35.5米，建筑面積約1,377.4平方米，內有樓梯可盤旋而上。整體呈典型明代建筑藝術風格，頂部為三重四面攢尖頂結構，由斗栱支撐，頂尖部為真金鉑包裹木質內心的“金頂”。在微翹的屋檐上覆蓋有深綠色琉璃瓦，樓內貼金彩繪，畫棟雕梁。基座四面正中各有高約6米的十字相交的券洞，過去是東南西北四條大街交會的通道，人流車輛從券洞通過。隨著城市建設的發展，券洞無法適應交通流量需要，現在券洞早已封閉。 鐘樓 周圍建有公路轉盤，地下有專供人行的環行通道。

（二）、結構特點

鐘樓整體以磚木結構為主，從下至上依次有基座、樓體及寶頂三部分組成。樓體為木質結構，深、廣各三間，系“重檐三滴水”、“四角攢頂”建筑形式。自地面至寶頂通高36米，面積1377.64平方米。基座為 正方形 ，高8.6米，基座四面正中各有 高寬 均為6米的券形門洞，與東南西北四條大街相通。樓分兩層，每層四角均有明柱回廊、彩枋細窗及雕花門扇，尤其是各層均飾有 斗拱 、 藻井 、 木刻 、 彩繪 等古典優美的圖案，是一座具有濃郁民族特色的宏偉建筑，也是 中國 現能看到的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鐘樓。屋檐四角飛翹，如鳥展翅，由各種中國古典動物走獸圖案組層的獸紋在琉璃瓦屋面的襯托下，給人以形式古樸、藝術典雅、色彩華麗、層次分明之美感。高處的寶頂在陽光下熠熠閃光，使這座古建筑更散發出其金碧輝煌的獨特魅力。

二、對西安鐘樓建筑文化的認識

（一）、“天人合一”的中國古代建筑知識思想

1、“天人合一”的思想

古代先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耕生活；寒來暑往，一枯一榮的自然現象；播種、收獲，收獲、播種的互動過程；與自然和周遭環境緊密相連的命運聯系，構成了

當時人們生存狀態的全景圖畫。正因為處在為生存而忙碌的自然環境下，天時變化，節氣交替，仰仗春夏秋冬耕種的古代先民，在得到自然的恩惠時，俯仰天地之間體察到宇宙萬物循環往復、彼此聯系的生命秩序，從而也認識到宇宙自然的不可抗拒，也確認了人與自然親和融洽的相互關系。經年累月的觀察和日常生活經驗的積累反映在中國古代知識系統里便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基于這樣的認識，天與人的關系便建立在一個互動合理的范圍內，絕不是一味地向自然索取。盡管這一思想的歷史背景，與當時人們自身的認識水平和有限的生存力量有關，但只有順應自然，人的生存才得以發展，形而下之器的創造與形而上之道的自然規律才能和諧統一，天人合一才能獲得生命存在的確認。

2、木材為中國古代建筑構架體系的產生與發展提供了基本保證

中國古代建筑由于把木材作為主要建材，木材良好的物性特質以及易于安裝拼接的物理屬性，為中國古代建筑構架體系的產生與發展提供了基本保證。中國古代建筑這種構架體系，柱、梁之間十分強調上下左右相互聯結、互相共存的結構關系，以相對穩定的構架秩序來應對多變的建筑需求。同樣的柱、梁構架可以在往復延伸上構成寬大開敞的空間場所，可以在縱深的推進里形成重重庭院。顯然，柱、梁相互共存的結構關系與農耕社會特有的認知方式一脈相承，天人合一的建筑體認無疑建立在統一的、相互依存的關系上，植根在有無相生的變化里，融匯在循環往復的發展認識上。

3、天人合一的觀念已經滲透到建筑的營造之中

中國古代建筑的構筑方式從一開始就從天人合一的理念出發，并始終認為人不能從宇宙自然中抽離出來，建筑不應該游離于自然之外。所以，中國古代建筑不刻意追逐房屋的高度，任何脫離地球引力的嘗試，均歸依到重重的院落里與樹木為伴，與山水為鄰。在建造房屋時其營造法式規定了“上分”“中分”“下分”，也就是屋頂、屋身、臺基，與之相對應的便是天、人、地，天人合一的觀念已經滲透到建筑的營造之中。“當西方建筑因應功能而改變時，傳統中國建筑卻以因應維持一種文化的價值或理想而保存，中國文化有多悠長，這三個部分的組合便多悠長。所以，當我們開始去看這幾個看來只是基本部分時，其實我們也是在端詳著整個中國文化的面目。中國古代建筑在木構架的體系里以“三分”的法式，不斷滿足并組合為各種功能要求的建筑。由此可見，古代中國的建筑從來以親和的姿態回應自然，并從中尋找創造的靈感，從剖析具體的建筑營造中更能體會出中國古代建筑的特別之處。

（二）、巧用天工是中國古代建筑的理想追求

1、木構架建筑結構的靈活性

中國古代建筑由于采用木柱、木梁組成房屋的基本框架，木梁和木柱承受來自屋頂和樓面的重量，建筑的墻壁實際上并不承重，這就賦予建筑物以極大的靈活性。它可以做成四面毫無遮擋，有頂無墻的亭榭。也可以做成四壁嚴實、空間封閉的倉房。

由于木構架的原因，對于室內空間的劃分同樣也十分自由，為了在室內獲得大面積空間，無須任何隔斷，僅剩柱子的排列。與此相反，可以在柱子之間進行圍隔，從而獲得較小空間。特別是采用半通透的落地罩等隔斷樣式，既劃定了空間范圍，又不阻擋視線，做到隔而不斷，虛實相間。木構架結構能靈活地適應各種地形，既能把單體建筑聚合成重重院落，形成龐大的建筑組群，又能依山傍水建構樓閣亭榭，不受高低不同的限制，這就為建筑組群的空間布局帶來極大的可能性。以木構架為主體的中國古代建筑，從單體建筑來看，一般都是矩形的平面空間，房屋的幾何形體不會有很大的變化，要想獲得建筑空間的豐富性，解決的辦法是通過單體建筑的排列組合形成院落，以滿足人們對建筑空間的多重要求。如果一座座單體建筑通過平面縱深推進，就會產生迥然相異的空間聚合，如果作橫向推移時會形成寬廣的空間場所，沿四周修筑房屋和墻體就變成相對封閉的庭院。

2、木構架建筑平面布局的多樣性

中國古代建筑并不尋求突破自然的高度來體現征服自然的人工偉力，任何尋求建筑高度及征服自然的嘗試都消解在平面的展開上，與自然相擁成為中國古代建筑所遵循的不二法則。中國古代建筑平面布局的規劃既有中軸對稱形式，又有依環境而順勢的自由展開方式，從而達到了既有理性的規范又有自然的巧妙。在借用自然的問題上不露痕跡、巧用天工是中國古代建筑的理想追求。

3、縱軸為中心左右對稱的有序性

庭院的建筑功能在中國古代建筑中成為人與自然對話的場所，而中軸對稱則是獲得整體空間布局的有序方式。中國古代建筑其布局采用對稱形式，一方面滿足功能上、技術上的要求，這是“天道”。另一方面也滿足了宗法禮儀、人際規范的要求，這是“人道”。基于以上原因，無論是宮殿、衙署、寺觀，還是南北地方的民宅院落，都毫無例外地采取對稱方式，在中國古代建筑體系里以宮殿、壇廟為代表的正式建筑都嚴格地按照以縱軸為中心左右對稱的空間格局。由單體建筑排列組合而形成的對稱布局，呈現出一種方正、規整、井然有序的空間美感，營造出莊嚴平靜、肅穆平和的環境氛圍。一般而言，中軸對稱的空間格局，其表現為主要建筑在中軸線上，次要建筑隨橫軸左右展開，其他的房屋則以主要建筑為中心沿周邊布置，共同形成相對封閉的庭院。重點建筑被周遭的房屋和圍墻所圍系，在圍合的環境下具有壓倒一切的中心地位，也形成了通盤布局里的視覺焦點。在對稱軸線下的建筑組群還可以沿著縱軸串連成若干院落，每組稱一“進”，所謂庭院深深便是這層含義。然而更為宏大的建筑群落還可在主院落的側邊營建次要的庭院和多進院落，形成多條縱軸并列，主軸線稱“中路”，兩側為“東路”和“西路”。有鑒于中國古代建筑在平面上縱深發展而取得建筑組群與庭院空間的多重變化，才使人們在穿行重重院落的進程中，把人的興奮情緒調適到恰如其分的程度，起到起承轉合、一收一放的心理調節作用。

（三）、中國古代建筑對自然的尊重

中國古代建筑對自然的尊重，還體現在利用自然而不破壞自然的態度上，從建筑非對稱的自由布局方式里可以看出踐行這一建筑理念的積極表現。中國古代的大多數園林和一些民居建筑，因不規則地形和高低起伏的地勢，而采取不對稱的組群方式。由若干單體建筑沿著地勢軸線作縱向移動，單體建筑之間的距離可長可短，在為數不多的建筑物之間便形成了縱深的空間序列，各座建筑之間的聯系主要靠人流動線而串聯。體察建筑空間的轉換則以人流動線的時間過程來完成，形成了步移景移的動態變化。雖然單體建筑處于相對靜止的狀態，然而采用流觀的方法就很容易產生空間的節奏感，細微體察與瞬間把握在靜止和流動中完成，不難看出，這是軸線距離的長短變化所帶來的空間感受。在中國古典園林平面布局里，其軸線往往偏離直線的規定，根據起伏錯落的自然景觀，而采取靈活多變的應對方略，單體建筑可大可小、能方能圓；聯通路線能曲可直；空間轉換更顯得曲折有致。所有建筑在起伏交錯中進入曲徑通幽、別有洞天的境界，把人工的跡象隱于自然境地里而不露聲色，這是自由布局的基本手法。在中國古代建筑體系里，還有一種更為開放自由的散點式平面布局，以大隱于山、于水的手法，仰臥山水之間盡顯自然親情。由此可以看到：建筑房屋以點狀的方式自由地散布在一定的空間范圍內，散點布置的建筑房屋，看似漫不經心，實則苦心經營，它沒有沿軸線布局的霸氣，也不看重曲折的線性串聯。建筑組群的空間聚合、開放，以點的情狀圍繞在特定的自然區域里，依形就勢，順應構成。有的就山勢而高低錯落，起伏進退。有的依水流沿岸散布，沒有明顯的人流動線。散點式布局，不以方位朝向、規則定式為準繩，而是無拘無束、融洽地投入到自然環境之中，借景筑屋、自由空靈。因此，寧靜致遠、自然淳樸是散點式布局所祈望的空間境界。

我們考察了在“天人合一”的建筑體認下，中國古代建筑的構筑方式和空間布局，置身于自然之中的中國古代建筑對自然的回應方式，從來都是建立在天人互動的合理關系上，利用自然而不破壞自然，這是中國古代建筑的核心價值所在。

參考文獻

1、劉守華主編《文化學通論》，高等教育出版社**年11月

2、張立文《傳統學引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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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化用傳統文化作為廣告創意與表現的特定背景

中國傳統文化底蘊豐厚，是廣告文化元素的重要資源，可供開發、利用、依仗的東西很多。廣告根據自己的產品特點和品牌個性，將創意表現置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下，著力渲染傳統文明與現代產品的內在聯系，力圖使之具有相應的文化底蘊，往往可以收到良好的效果。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有著不少經典的古語詩詞，可以被現代廣告設計所積極采納。比如文君酒的廣告設計語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這句話出自《詩經•關雎》，將文君酒比喻成男子一心追求的美麗少女，意味深遠，令人流連。再比如紅豆襯衣的廣告設計語是“此物最相思”，此句出自王維詩《相思》，以其中的詩句作廣告亦是順理成章，情意俱在的。魚牌掛鎖廣告借用李白《蜀道難》中“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名句，只用了上半句，隱去了下半句，而廣告的本意正在下半句，意在言外，掛鎖的質量不言自明。事實證明，廣告根據產品或品牌的特性巧妙地借用古典詩詞，不僅易記易傳，具有親和力，而且可以起到以一當十的效果，豐富廣告的文化意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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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文化”是在建筑界使用頻率較高卻又含義模糊的一個詞匯，是對具有傳承作用和歷史積淀的，相對比較穩定的文化綜合體的稱呼。傳統文化不僅包含思想、意識、風俗、道德觀念等意識層面的東西，還包括物質文化和自然科學知識，是一切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復合體。

（二）室內空間設計的概念

室內空間設計是從建筑領域里分離出來的，是現代主義建筑運動發展的產物，主要是為了滿足人們多元化、多樣化的精神需求。室內空間設計是一門具有交叉性的學科，大體上包括室內空間環境設計、室內裝修設計和室內裝飾陳設設計這三大部分，且這三個板塊互為依托，相互影響，不可分離。臺灣著名的教育設計家王建柱曾經在《室內設計學》一書中給室內設計定義，其認為“室內設計是環境設計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環境設計的一個主要的部門，是對建筑空間內部進行的一種理性的創造，是精神與物質并重的創作活動”。

二、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室內設計的關系

（一）傳統文化影響室內設計

物質決定意識，作為社會中的個人，其思想的形成必然受到一定的社會客觀存在的影響。現在有一些設計師，尤其是一些具有前衛意識和非主流思想的設計師，口口聲稱自己要拋棄舊有的傳統，打造全新的設計理念。但是，事實遠非如此，即便是極端地反對傳統的設計師，其設計過程中也會留有傳統文化的痕跡，并在不知不覺中受到傳統文化的影響，而不是脫離傳統文化的獨立存在，這是因為設計從古至今都不是純粹的個人行為，從媒介語言等顯性的傳統，再到心態、思維方式、審美觀點等隱性的傳統，傳統文化無時無刻不在影響著每一位室內設計師。

（二）傳統文化是室內設計的淵源

傳統文化是室內設計的淵源，室內設計是傳統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我們可以從兩個方向來理解這層關系：首先，從橫向的角度來講，無論是哪種風格的室內設計，都是在一定的社會環境和文化語境下形成的，是對當時的文化風貌的體現，有著自己特定的精神文化內涵，反映了不同的審美觀念和價值觀念；其次，從縱向角度來看，任何時代的室內設計都是和當時的生產力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室內設計的形式是來自于社會文化的，是設計師按照豐富的經驗加工而成的。因此，傳統文化是室內設計的淵源，沒有傳統文化就不會有室內設計。

（三）室內設計是傳統文化的載體

任何思想文化的傳播都需要借助一定的媒介，傳統文化也不例外。無論是何種風格的室內設計，都承載著創造者和使用者的思想，承載著不同的精神文化內涵。其中，中國的傳統文化也會借助室內這一媒介得到大肆傳播。這主要表現在，每一種室內設計都會受到傳統文化的影響，而每一種室內設計又是傳統文化的載體，借助室內設計這個媒介，中國的傳統文化不僅可以得到全面展示，更可以得到有效的傳承。

三、中國傳統文化元素在現代室內設計中的運用

文化是不同時期的人們思想的產物，是精神文明的體現。室內設計往往是以科學技術作為有力的依托，將文化藝術作為設計的內涵，它的發展與進步反映了一個民族的文化現狀和文化精神。可以說，時代的發展需要基本的脈絡，而現代室內設計的發展則需要中國傳統文化的融入。那么，中國傳統文化是如何應用到現代室內設計中去的呢？以下將對此做一個詳盡的論述。

（一）中國傳統的思想在現代室內設計中的運用

1.儒家思想在現代室內設計中的運用

儒家遵循的是中庸之道，倡導“天人合一”的思想，要求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共榮共生。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也是中國的室內設計師一直恪守的設計原則。放眼當今的室內設計作品，可以發現，好多室內設計都在模山范水、象天法地，雖是人力手工創作，但是仍宛若自然，可謂天人合一。此外，在室內裝飾文化上同樣力求恰到好處的裝飾，情景交融，從而由物的境界上升為精神的境界。如北京萬壽會的設計就是以“傳統與現代藝術為題”，充分體現了儒家思想，香港室內設計大師梁景華曾評價其為中國傳統元素與現代節奏恰當運用的典范。又如，在現代室內設計中經常將自然景物引進室內，在室內供奇石、養異草、做盆景，意在體現以小見大、天人合一的意境等。這些都是儒家思想在現代室內設計中運用的具體表現。

2.道家思想在現代室內設計中的運用

道家極力推崇“道之本性在自然”的思想，既崇尚寧靜，又主張流動，并闡述了有無、動靜、虛實相合的關系。道家思想在室內設計中的運用主要體現在空間上的虛實相合。比如，在空間上出現的虛實結合、彼此交錯、穿插、共享、動靜統一以及開場流通的空間形式等都是道家思想的體現。其中，隔斷法就是道家思想在室內設計中的具體運用，常見的空間分隔有落地罩、屏風、帷幔等，這些分隔既具有裝飾性，又在空間上進行了劃分，但是聲音、光線和氣味等卻沒有隔絕，從而給人一種“隔而不絕”的感覺，產生了極強的空間流動感，營造出一種似合非合、似分非分、虛實相映的情趣。

3.佛教思想在現代室內設計中的運用

佛教提倡通過個體直覺上的體驗和冥想的思維方式，達到精神上的超脫與自由，最終超越一切、擺脫一切，回歸最真。以“線條簡單”“色彩純凈”作為設計原則的佛家禪意風格也在逐步受到大眾的親睞，如國際知名設計大師李益中和于強曾舉辦過一個室內設計展，其中便有一個作品運用了佛家禪意的風格，該作品集傳統東方韻味和現代感于一身，謹遵“線條簡單”“色彩純凈”的設計原則，家具以深色木頭為主材質，配以云紋及中國字等常見的圖案，再加上極具東方韻味的石缽、陶皿，禪味十足。隨著現代生活節奏的加快，簡單、自然、本真的佛家思想必定會在室內設計中得到越來越廣泛的運用。

（二）中國傳統符號在現代室內設計中運用

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藝術在經歷了漫長的歷史變遷之后，逐步形成了具有豐富文化內涵的、多樣化的傳統圖形和紋飾。在中國的傳統元素中，無論是圖案紋樣還是用來裝飾的圖案，都有著傳統的象征內涵和比喻意義，代表著吉祥如意、平安、福祿等美好的感情。這些傳統的文化符號是形式與內涵的完美結合，運用這些傳統符號作為裝飾元素，是營造現代室內文化的一種有效手段。因此，作為一名設計師要用今天的設計語言去重新闡述這種完美。比如，杭州某酒店的設計就是充分借鑒了石井、馬頭墻、青花陶瓷等中國傳統元素，并且在墻面設計上也加入了篆刻和中國書法等傳統符號，再對傳統的符號加以現代的排列組合，營造出了一種古為今用的特殊的美。由此可見，這種通過傳統文化將現代元素和傳統元素融合到一起的室內設計風格，在當代得到了廣泛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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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傳統文化元素在現代室內設計中的應用

1.中國傳統色彩在現代室內設計中的應用

在現代室內設計的過程中融入中國傳統色彩，并不是簡單的進行滲透，而是將現代室內設計理念與傳統文化要素較好的融合起來形成新的室內設計觀念。因此，在現代室內設計的過程中，需要設計者積極尋找中國傳統色彩的內涵，并且將傳統色彩靈活應用到現代室內設計中，促使現代室內設計作品充滿豐富的傳統色彩。雖然室內設計在色彩應用方面體現著各個時代的精神內涵，但是作為中國傳統的色彩始終被人們尊崇。很多設計者將中國傳統色彩應用到現代室內設計中，從而創造了眾多杰出的作品。其中中國傳統色彩應用最為典型的就是中國紅，中國人們始終喜歡紅色，甚至紅色被看作為中國人民的精神靈魂。中國紅在經過長時間的沉淀，象征著熱情、奔放、團結的民族品格。通過應用中國紅，讓整個建筑氣勢宏偉，是中國傳統文化色彩與現代室內設計的完美融合。

2.中國傳統書法在現代室內設計中的應用

在現代室內設計的過程中，文字的作用不僅僅是傳遞設計作品的信息，更發揮著傳承中國歷史文化的作用，這也就對現代室內設計文字的應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過觀察這幾年的藝術作品，我們便能夠清晰的看到很多作品中的文字都是經過電腦合成，這樣的字體與書法相比缺乏靈動性，呆板生硬，缺乏內涵。然而，將傳統書法較好的融合到現代室內設計中，能夠較好的體現現代室內設計作品的風格。不同的書法具有不同的文字特征，不同的文化特征對室內設計作品產生的影響也就不一樣。其中篆書代表著高雅；隸書代表著古樸的特征；草書代表著活潑和靈動。通過將中國傳統書法較好的應用到現代室內設計中，有利于將作者的思想情感更好的體現出來，為室內設計作品增添精神內涵，從而引發人們的共鳴。例如：在一些茶室的設計上，便可以將中國傳統書法元素較好的融入進去，讓整個茶室充滿傳統的書香氣息。因此，為了將傳統書法靈活融合到現代室內設計中，便需要設計者深入理解書法表達的意義和內涵，然后將書法內涵的經典之處進行總結。只有這樣才能夠讓室內設計作品具有更強的魅力。

3.傳統裝飾元素在現代室內設計中的應用

在中國民間藝術的發展過程中，積累了很多關于裝飾的圖案。這些裝飾圖案大多數來源于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代表著人們對幸福生活和吉祥平安的美好期盼，并且在不斷傳承的過程中得到了完善。其中在一些房屋室內空間布局中，借景、屏風、隔斷和博占架等多種裝飾手法便是從傳統社會發展中演變過來的。這些裝飾圖案不僅具有較強的裝飾性，而且還具有一定的功能性作用。當然，在應用傳統裝飾元素的過程中，不能夠只是一味的強調對形的運用，還應該注重對裝飾圖案神韻的挖掘。尤其是在現代室內設計的發展進程中，將傳統裝飾元素通過設計以滿足當代室內設計的需求，堅持在傳統裝飾圖案的基礎上不斷發展、不斷創新。例如：美籍華人貝聿銘先生設計的蘇州博物館。這所博物館就是將傳統的飛檐翹閣和現代科學技術有效結合起來，并且在整個建筑物的多個細節部分采用了傳統的裝飾元素。其中在這所博物館的材質方面，主要以開放式的鋼結構和木作架替代了傳統的木梁和木掾構架系統，其屋頂也多采用玻璃和石頭材質。同時，在博物館設計中，追求色彩和紋理統一時，其傳統的房屋坡頂和窗框被花崗石所取代。通過應用這些傳統裝飾元素，讓整個博物館都充滿了濃厚的東方神韻。

4.傳統建筑建構形式在室內設計中的應用

一般來講，我國的傳統建筑結構多以木質為主，建筑裝修涵蓋了除隔斷、門窗以及大梁的幾乎所有小木作結構，對于木材的運用講究大進深和高空間，視覺上注重對稱藝術，畫棟雕梁講究色彩勻實，一些硬木作品，例如：官椅、屏風以及長桌等傳統物件多常見于室內裝飾，傳統建筑構件的歷史和功效性體現都十分的明顯。傳統建筑構件的雕刻技藝也獨樹一幟，浮雕、圓雕以及鏤空作品等構成了代表性的表現手法，具體運用在建筑物上則因位置的不同而有所取舍，在祠堂、牌坊、欄桿、壁櫥、庭院以及月臺部分多以石雕作品較為常見。在現代室內設計中，很多也在欄桿和壁櫥方面采用了傳統建筑構件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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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為文明古國，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民族傳統文化，它不僅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中光輝燦爛，而且在當代也已經和正在受到亞洲乃至全世界日益眾多的國家和人民的重視。從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特點來看，傳統文化對于培養和提高人的思想、文化、審美和道德素質，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中國古代傳統文化中的崇尚道德、重視智慧、強調文化藝術修養、注重人文素質的培育等思想，有利于新時期的大學生思想素質的提高，在21世紀的人才培養中，應當認真地加以弘揚。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事業中.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在對大學生進行愛國主義、社會主義教育的同時，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五千年的優秀傳統文化，使他們形成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不僅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而且具有深遠的戰略意義。

一、中國傳統文化應當成為新時期高等教育的重要內容

中國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在特殊的自然環境、經濟模式、政治結構、意識形態等條件的作用下所形成的文化習慣和文化積淀。它既散見于經典文獻、制度規章等程式化的客體形式之中，又存在子中華民族的思維模式、知識結構、價值觀念、倫理規范、行為方式、審美情趣、風俗習慣等主體形式之內，經過數千年的演繹與揚棄，這種文化積淀已深深地融進中華民族的思想意識和行為規范之中，滲透到社會政治、經濟、特別是精神生活的各個領域，成為制約社會歷史發展、支配人們思想行為和日常生活的強大力量，是中國國情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傳統文化是民族新文化創造和發展之基點，當代大學生是21世紀中國文化的建設者和創造者，這是歷史賦予他們的重任。傳統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傳承性，而要建設、創造和發展，首先離不開對傳統文化的繼承和弘揚，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內在價值，在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大學生進行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理想信念等方面的教育有著極為重要的導向作用。

(一)中國傳統文化是實現國家現代化的潛在的推動因素。當代大學生是未來中國現代化建設事業的承擔者，中國現代化的實現，離不開他們的努力。任何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都是根植于民族傳統之中，以傳統文化為前提。只有把現代化的基本要求與本民族的傳統文化結合起來，才能賦現代化以民族特色，也只有這樣的現代化，才是真正現實的、具體的、有活力的現代化。英國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中最早向現代化發展的國家之一，同時也是西方保存傳統最多的國家;即使在今天，日本的傳統文化依然大量存在于政治、文化、經濟和社會生活諸方面。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客觀要求。所以，我們在對大學生進行“科學”的現代化教育中，應當加人傳統文化教育，以增加高等教育的深度和力度。

(二)中國傳統文化中蘊含的中華民族精神，是培養、激發大學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樹立民族自豪感的重要因素。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的精神支柱和靈魂，它對于塑造民族的品格和風貌，對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增強，作用之大不可量化。而蘊含于傳統文化之中的中華民族精神就是在中國傳統文化基礎之上產生的民族意識和民族感情。民族歷史愈悠久，傳統文化愈豐富，民族意識和民族情感則越深邃，民族精神越強烈。民族文化是民族精神的客體，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之主體。傳統文化與民族精神這一辯證統一關系，決定了我們在對大學生進行民族精神教育時，離不開傳統文化教育。諸如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天下為公”的理想精神、協和萬邦的寬容精神、獻身祖國的愛國精神、“先天下之憂而優，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博懷等等這些中華民族精神的精華，在市場經濟的負效應沖擊精神文明建設的時候，必須進行認真的整理、挖掘，用以武裝當代大學生，從而重新樹起民族文化的旗幟，以激發人們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使中華民族永遠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可以抑制市場經濟的負面效應，弘揚社會主義新文化，為新時期大學生思想教育工作提供精神動力和思想保證。市場經濟是一種自由競爭的經濟，或者說是一種效益馳動的經濟，與其它事物一樣，它具有雙重性:市場經濟強化了人們平等觀念和經濟意識，但可能導致以擁有金錢、商品的多寡作為劃分人們等級地位的標準和判斷人們的價值尺度;市場經濟追求利潤的最高極限，也會導致人們“一切向錢看”的拜金主義;市場經濟可以提高人們的自主意識，但一些人追求無限自由。產生無政府主義;市場經濟以企業甚至個人為經濟運行主體，容易引發極端個人主義;市場經濟等價交換勞動使相互服務意識增強，同時又使交換關系滲透到人際關系和權力結構之中。市場經濟雙重作用中的負效應，將對大學生的思想意識、價值觀念和行為模式產生巨大的消極影響。如果我們在教育大學生時賦予傳統義利觀以時代的內涵，則對于冰釋滯存于大學生思想中的金錢至上、享樂主義等錯誤觀念，會有立竿見影的積極效果。除了對大學生灌輸集體主義奉獻精神之外，一條行之有效的途徑就是進行傳統文化中的群眾精神教育。千百年來，我國的傳統文化中形成了這樣一種民族心理積淀:社會是一集合之整體，個體總是生活于群體之中，是民族、國家之一員，如果整體利益受侵害，則個體利益也難以保障，因此，個體利益必須無條件地服從整體利益。傳統文化中這種社會成員服從群體、群體服從國家的集體精神，與市場經濟的負效應引發的本位主義、地方保護主義和個人主義是直接對立的。在青少年教育過程中，繼承、發揚這種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的群體精神，通過分析與取舍，將群體精神注人社會主義的集體主義之中，無疑會對大學生的價值取向起到舉足輕重的影響。不僅如此，中國傳統文化的又一大特點是強調“先義后利”、“義以為上”，認為在獲取個人利益時，要看是否符合公正、公平和誠實原則。

二、尋找和發掘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與現代化建設的結合點.賦予它新的時代氣息，使其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大學生思想道德的規范

在大學生思想教育問題上，筆者認為主要應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一)發揚集體主義精神，加強大學生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教育。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歷經坎坷、動蕩而巍然屹立于當今世界，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中蘊含著集體主義精神:“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維護國家社會整體;孝敬父母、關愛兄弟是維護家庭整體;

“天下為公”是人類大同世界的最樸素想象，集體主義的具體內容因時代和社會的條件不同而各異，但就群體生活中個人需要顧及他人利益及大眾利益這一點卻是共同的。從一定意義上講，正是這種精神維系了中華民族數千年的民族團結和國家的持久不衰。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個人與國家、杜會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礎上仍然存在著矛盾，而二者必須統一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上來。大學生由于思想尚未成熟易走極端，崇尚絕對自由，在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沖突的時候，潛意識不可避免地要把個人利益放在首位，因此，教育大學生在繼承傳統文化整體精神時，應加強愛國主義集體主義教育。而對他們進行愛國主義、集體主義教育，一定要從傳統的整體主義精神出發，上升到愛黨、愛祖國、愛社會主義的高度上來。

(二)發揚仁愛精神，加強熱愛人民、尊師愛生教育。孔子把“仁”由西周時的“愛親”擴展為“愛人”，由家族之愛推廣為天下之愛，不但體現了由親而疏的愛的變化而且包含著“泛愛眾”的質的升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與人之間應當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將心比心、以情交情、以誠求誠，正如孟子所言:“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古今社會必然有種種差異，但以“仁愛”為總綱所提倡的禮讓、保民、愛人、尊親、團結、互助、謙虛、同情等，仍為年輕一代不可或缺的優良品質。現在一提“現代化”，人們往往就與競爭、緊張、高科技、高消費相聯系，很少與“人情”掛鉤。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我們今天受益于現代文明，同時也受害于現代文明:一方面知識激增，科技發達;另一方面人口失控、戰爭不斷;科技的日新月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與現代化之進程，但同時卻加深了競爭的激烈程度;經濟的突飛猛進滿足了人們的物質需求，卻俗化了精神領域，淡化了人情關系。上述不良影響反映在大學生身上，集中表現為注重自我設計、自我發展，甚至以金錢作為評判人生價值的標準，所以，我們應對大學生進行有計劃、有目的的“仁愛”教育，使其熱愛人民，尊敬師長、團結同學、牢牢確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交際準則。

(三)倡導“重家庭”倫理道德風尚，加強社會主義家庭觀念教育。家庭是在原始社會氏族解體過程中產生，歷經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至今仍存在和發展著的社會最基層組織。在中國封建社會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中，家庭既是社會基本的生產單位，又是社會婚姻的生活單位，它兼顧賠老扶幼、教育子女等眾多的社會職能，千百年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家庭倫理一直是倫理道德的核心。“齊家”思想、“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和敬’，、“鄰里和睦”等傳統的家庭倫理觀念，在今天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中，仍然具有不可低估的積極作用。改革開放在促進中國經濟騰飛的同時，隨之而來的西方不良文化觀念也在猛烈地沖擊著中國的每一個家庭。大學時期正是人的價值觀和人生觀形成時期，其思想品德可塑性很強，對事物的真假優劣辨別能力不夠，因此對大學生進行家庭倫理道德教育是當務之急。目前，有部分大學生對父母口出狂言，視為“保姆”，當作“包袱”，因此批判繼承傳統文化中的“重家庭”倫理道德，發揚中華民族特有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柔以及扶弱濟貧、尊老愛幼這些傳統美德，加強大學生品德修養，不僅能使千萬個家庭和樂融融，而且對于維護社會秩序健康和諧，建設精神文明，促進國家長治久安都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

(四)主張慎言力行，發揚自強不息的實干精神。中國傳統文化在處理言與行的關系間題上主張“懊言力行”。“慎言力行”這是古圣先賢務實品格的集中體現，這種品格對今天大學生的健康成長，也是極為可貴的。年輕人富于理想，熱情浪漫，年紀輕，閱歷淺，往往誓言多于行動，好高，遠，脫離實際。因此，教育大學生發揚務實精神，刻苦學習、精通學業、奮力拼搏、自強不息，這對他們將來建功立業，成長成才，無疑是有重要意義的。

三、以科學的態度正確對待人類一切傳統文化成果

篇（6）

傳統文化是指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保留在每一個民族中間具有穩定形態的文化。中國傳統文化是指以華夏民族為主流的多元文化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融合、形成、發展起來，具有穩定形態的中國文化，包括思想觀念、思維方式、價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禮儀制度、風俗習慣、、文學藝術、教育科技等諸多層面的豐富內容。近百年來，國人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是冰火兩重天。上世紀兩次大的文化運動——、，使中國傳統文化遭到滅頂之災，而尤其可悲的是使中國人幾千年形成的傳統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道德情操難以為繼，使新一代的中國人出現了信仰危機、價值危機、道德危機，導致民族精神的衰落。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人們思想的解放，冷靜的反思；隨著中國國力的強盛，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恢復，研究和發展中國傳統文化成為當下思想文化界一道眾所矚目的風景線。

一．理性看待中國傳統文化

對于中國文化的發展，有識之士也在不斷思索，1935年《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旗幟鮮明地提出中國應進行本位文化建設。指出對肇始于近代的民族文化危機，“我們不能任其自然推移，我們要求有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同時，“要使中國能在文化的領域中抬頭，要使中國的政治、社會和思想都具有中國的特征，必須從事于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1958年《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建議以儒家文化為主，融會西方“民主、科學”，以達“返本開新”后的世界價值和濟世功用。2004年《甲申文化宣言》的策略落腳點：側重強調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平等、多元共生的見解及中華文化對世界未來的可能性貢獻。“主張每個國家、民族都有權利和義務保存和發展自己的傳統文化；都有權利自主選擇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體領域完全不接受外來文化因素”，“主張文明對話，以減少偏見、減少敵意，消弭隔閡、消弭誤解。我們反對排斥異質文明的狹隘民族主義，更反對以優劣論文明”。近代中國的三次文化宣言，通過以文化的名義直抒當下訴求，折射出近代以來中國文化策略指向演進的歷史軌跡以及未來文化建設策略在價值取向和技術選擇上的理性趨勢。

二．加強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保護和發展

雖然中國傳統文化在中國后期的封建社會里一定程度上起著阻礙歷史進步的作用。但仍然有與現代化融合從而促進現代化成功實現的諸多營養成分存在，以儒家思想為主的“東亞價值觀”仍是亞洲各國發展的文化基礎，而且還受著那些“文明過度”的西方學者的特別青睞——認為在中國這種以倫理主義為核心的傳統文化中可以尋求到醫治由“過度文明”帶來的“文明病”的良方。

（一）重視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論研究。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不管是對歷史負責，還是對未來負責，都應保有自己的文化特色，保護自己的文化遺產。盡管這個“文化醬缸”在一定時期內束縛了歷史的發展，但中國傳統文化是中國的特色，是中國寶貴的物質和精神財富，是五千年文化的積累，是中國文化保持長久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加強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整理，從中吸取精髓，使之發揚光大；摒棄糟粕，以史為鑒。

（二）保護中國傳統文化的物質載體。文化的“神”是文化的核心和靈魂；文化的“形”是文化的“神”的載體，要發揮傳統文化新的生命活力，就應實現其“神”與其“形”的現代統一。因此，一方面要致力于傳統文化固有的“形”保存、保護——經典文本、文物古跡、傳統節慶、優良的民間習俗、民間諺語等文化遺產，使之繼續發揮作為傳統文化其“神”的載體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要總結傳統文化中的“神”，對其進行現代價值再創造，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念和價值觀念，及時反映和體現出改革開放進程中涌現出的一些新思維、新觀念、新取向，使中國文化更具時代特征和時代引導能力，使有“形”的文化遺產具有現代生命力。

（三）重構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體系。中國傳統文化的許多腐朽、落后、愚昧成分已經難以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的需要，必然會被文化自身的新陳代謝所拋棄。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與改造要有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時代意識，弘揚中華民族的主體意識，堅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原則。傳統文化中“仁義禮智信”、“以和為貴”、“兼愛”、“尚賢”、“自強不息”等普適性文化元素要大膽地發揚光大，應該成為中國先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西方文化中包含的科學精神、民主思想、法制觀念、人權理論等文明成果，要像學習一樣，吸收、消化、使之中國化，成為中國文化中渾然天成的一部分，使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體系更加完善。

三．大力傳播中國傳統文化

保護中國傳統文化，重構中國傳統文化，最終目的就是要使中國傳統文化深入民心，并且走出國門，成為中國先進文化的一部分，成為世界文化的重要組成。最重要的兩個途徑是：學校教育和媒介傳播。

（一）學校教育活動。中國傳統文化教育是個由來已久的話題，也是國家常抓不懈的一項工作。2006年9月國務院《國家“十一五”文化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提出：“重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和傳統經典、技藝的傳承。在有條件的小學開設書法、繪畫、傳統工藝等課程，在中學語文課程中適當增加傳統經典范文、詩詞的比重，中小學各學科課程都要結合學科特點融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內容”、“高等學校要創造條件，面向全體大學生開設中國語文課”。

筆者認為，要系統地傳播中國傳統文化，還應該將其作為一門專門的課程獨立于語文、歷史等其他各科。這是向中國知識階層傳播傳統文化的重要途徑，而知識階層是發展文化的生力軍，是普及文化的傳播者。這門課程應重在介紹中國傳統思想、傳統價值觀和道德觀、傳統風俗習慣、傳統文學藝術等，讓學生在這門課程中認識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而產生敬畏感；看到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中國千絲萬縷的聯系而產生歷史認同感和歸屬感；看到中國傳統文化與世界發展的聯系而產生自信心；吸收中國傳統思想而提高道德修養，學習中國傳統文學藝術而獲得美的教育。

篇（7）

生態倫理又稱環境倫理或環境哲學，其主要內容是肯定自然界和一切生命皆具有內在價值，人應該尊重生命、尊重自然；人不再是自然倫理的中心，應把道德關懷擴展到整個自然界并承擔道德人的責任；人與自然應協同發展。它著眼于人與自然、人與生態環境的關系問題，最終達到人類社會、自然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人與自然環境的關系被稱為“天人關系”，這是一個與中國古代自然環境保護密切相關的哲學命題，各家學說對此均有論述。在“天人合一”的框架中，著力發掘中國傳統文化中所包含的符合現代生態倫理的思想正在成為中國生態倫理研究的一大特色，人們在理論傾向上更多地強調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生態倫理的一致性。的確，在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中，包含著非常豐富的與現代生態倫理思想相一致的思想成分，但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生態倫理思想并不是一種完全契合的關系，還存在著相矛盾、相沖突的地方。

一、傳統文化中的生態倫理思想

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在對待自然的態度上，從根本上講與道家是一致的。它認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與自然萬物同類，因此對自然應采取順從、友善的態度，以求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在肯定人道本于天道，“贊天地之化育”的同時，又肯定人為萬物之靈，可以“制天命而用之”，主張盡人事以與天地參。在此基礎上，儒家提出了豐富的合理開發利用和保護自然環境的思想，這些思想蘊涵著中國傳統的生態倫理觀念。

(一)兼愛萬物。尊重自然

儒家認為“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因此尊重自然就是尊重自己，愛惜它物之生命，也就是愛惜人自身的生命。人要博愛生靈，兼利宇宙品物。儒家六經之首的《周易》中，就把“生生”(尊重生命、長養生命)作為人之“大德”，“天地之大德日生”。隨后的儒家哲人也大都從自我生命的體驗，轉而同情他人的生命，并推及對宇宙萬物生命的尊重。以情度情，以類度類，進而效法大自然的厚德載物，博大無私。

茍子認為，萬物各得其和而生，各得其養而成，主張對自然萬物博施以“仁”。漢朝的董仲舒則更明確地主張把儒家的“仁”從“愛人”向愛物擴展：“質于愛民，以下至獸昆蟲莫不愛。不愛，奚足以謂仁?”宋代張載進一步將仁愛原則推廣到包括非生命物質，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的思想，認為天下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兄弟，外物都是我的同伴朋友。愛必泛愛，成不獨成。要真正的愛人，就必然要愛物。

儒家的這種“生生”、“利物”、“泛愛萬物”的思想，類似于當代生態倫理觀所主張的把人類的道德關懷從對人擴展到對一切自然生命的思想，但兩者也有著本質區別。現代生態倫理學認為物與人處于平等地位，享有平等的道德權利，應該受到同樣的道德關懷；儒家強調愛有差等，推己及人，由人而及物，以層層向外推擴。這里儒家的人與物雖為一體，但這一體中各部分的重要性是不同的，所以萬物享受的愛的關懷也截然有別，有厚有薄的。對此，明代的王陽明從“大人與物同體”的角度，作出了獨特的論證。他認為，在利益分化發生矛盾時，家庭血親處于中心、優先的地位，先愛至親、家庭，再愛路人，最后是禽獸、草木，層層向外輻射。愛護草木，是為了使禽獸有足夠的飼料，而愛護禽獸則是為了養親祭禮，所以愛護草木禽獸是圍繞自身家庭這個中心運轉的。王陽明還認為，如果接受上述這種觀點，那實際上就是接受了以人為中心，包含義、禮、智、信的整個封建道德準則體系，使五常之德適用于整個自然界。顯然，儒家的愛物是有差異性的，強調的是要人們去愛惜自己周圍的一切事物，而“愛物”的終極原因是使人生活得幸福，愛物就是愛人類自己。

(二)以時禁發，以時養發

中國古代是農耕社會，農業生態環境的好壞與莊稼收成的豐歉關系著歷代王朝的興衰和百姓之生計。因此，保護農業生態環境和生物的再生產能力，不能不成為歷代君王與百姓的大事。儒家正是依據對生物與環境之間關系的認識，從利國富民，保汪人類生產和生活資源的持續性發展出發，要求人們在利用自然資源時，要順應事物的繁育生長規律，“以時禁發”，去開發利用自然資源。

春秋時期，管仲在齊國為相，他從發展經濟、富國強兵的目標出發，十分注意山林澤的管理和生物資源的保護，提出了“以時禁發”的原則。他說：“山林雖近，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必有時。”要求山林與水澤要按時封禁與開放，老百姓在開放時間內去采集捕獵可免征稅賦。

孟子、茍子進一步繼承和發展了管子的“以時禁發”思想。孟子主張對生物資源要取之有時、用之有節：“不違農時，谷不可勝時也。”“故茍得其養，無物不長；茍失其養，無物不消。”茍子則使管仲生態倫理思想進一步系統化、具體化：“早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林，不天其生，不絕其長也；春耕、夏耕、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谷不絕，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淵沼川澤，謹其食禁，故魚鱉優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茍子的這些保護主張，是作為圣王安國治邦之策提出來的，并建議有德之君將保護生物資源作為一項制度確定下來。

(三)取時有節，物盡其用

儒家注重經世治國，他們所倡導的“禮儀”政治是一種有節制的政治，要求統治者節制自己的行為，克制自己貪得無厭的欲望，把節約人、財、物上升到國策的高度。孔子主張“政在節財”。唐代名相陸贄亦日：“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長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長不足。生物之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圣王立程，量人為出。”儒家“政在節財”的主張，主要是從政治和經濟的角度來考慮問題的，但它客觀上具有自然保護的意義，從而避免了對自然的掠奪和資源的浪費。

儒家所提出的節約的主張，一開始就是從生態學的角度出發的，儒家從天地自然萬物所具有的再生性與有限性規律得出了人事行為要有“節”的結論。“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同時，儒家把節制的要求延伸到自然資源的取用，形成了“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的“愛物”原則。儒家歷代把“釣而不綱，弋不射宿”(不用大網捕魚、不射夜宿之鳥)自覺地體現在行動上。《呂氏春秋》認為破壞大自然是一種不祥的舉動，它必將召來災禍，使那些象征吉祥的動物都銷聲匿跡。“覆巢毀卵，則鳳凰不至；刳獸食胎，則麒麟不來；干澤涸漁，則龜龍不往。”同時只有愛護、珍惜大自然，使各種生物各得其所，生物界才會出現生機勃勃的繁榮景象，“水泉深則魚鱉歸之，樹木盛則飛鳥歸之，庶草茂則禽獸歸之”。這都是要求人類對自然資源在愛護和珍惜的前提下有度地使用，不能使物種滅絕，才能保持其持續存在和永續利用。正如朱熹所說：“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

在利用自然資源時，儒家要求人們珍惜自然提供的生活之源。儒家認為，只有統治者謹慎地對待自身的物質利益，注意節約，鼓勵生產，不斷地權衡利弊得失，才能使天下的財富豐裕，國泰民安。“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對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天所藏之，是知國之極也。”

在中國古代，社會生產力比較低下，物質財富相對匱乏，人們為了很好地生活下去，就不得不實行節儉，所以也就比較容易做到物盡其用。現代社會雖然擁有很高的資源利用技術，但并非一切資源都已得到再利用，而且再利用的費用也相當高。所以，取用有節，物盡其用，仍然是現代社會解決資源短缺與環境保護的一項合理而有效的對策。

二、傳統文化中的反生態倫理思想

雖然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人與自然的關系并沒有像西方文化那樣被納入到主客二分的框架中加以研究，但是在天、地、人三才構成的系統中，人仍然處于主導地位，這就如同天、地、人雖然可組成一個“家庭”，但人是“主人”，天、地則是吾家之舊物。

它們雖然也時常得到主人的呵護，但那是由于它們是“主人”的所有物，三者之間的親密無間并不意味著自然之天、地的獨立性或內在性已經為人所尊重、認可。因此，中國傳統文化的“天人合一”的命題中仍然彌散著濃厚的反生態倫理的思想要素，二者存在著相沖突的地方。

(一)自然規律倫理化

傳統文化中，天道則常常要服從于人倫之理，即表現出非常明顯的將自然規律倫理化的思想傾向。對自然規律的探究、對自然現象的揭示常常成為推導宗法倫理道德價值的一個邏輯環節，自然的神圣性常常成為論證宗法倫理道德神圣性的鋪墊或襯托。如自然界的災異現象常被用作人事善惡的評價依據，陰陽大化之道、五行生克之序也被作為論證人世倫常的材料。董仲舒就借助了“天人相類”、“天人感應”的邏輯環節，來神化儒家倫理道德。這在表面上看來，似乎“天”的神圣性是至關重要的，好像沒有“天”的神圣性就無法體現出儒家倫理秩序的神圣性，但實際上，“天”的神圣性在這里只是體現人的神圣性工具或手段。正如李澤厚所指出的：“董仲舒搞這一套，主要是為了以宇宙系統確立君主專制權力和社會的統治秩序。”宋明理學的產生，旨在建構儒家道德本體論，即為儒家道德確立終極的價值根據，“心”或“理”的形上意義同樣要借助于天、地、人的統一來確立，但是這樣確立起來的具有至高道德價值的“心”或“理”，反過來又形成了對整個自然界甚至整個宇宙的統攝、包容之勢：“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無人無物，都該無載了。”對于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這一思想傾向，張岱年先生明確指出：“自然與人的關系是一個復雜的問題。一方面，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必須遵循自然界的普遍規律。另一方面，人類社會有自己的特殊規律，道德是人類社會特有的現象，不得將其強加于自然界，漢宋儒家講天人合一，其肯定人類與自然界的統一，有正確的一面；而將道德原則看作自然界的普遍規律，就完全錯誤了。對此問題，應作具體分析。”

(二)重德性，輕技藝

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對宗法倫理道德精神的高揚，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人們科學地認識和利用自然，也在自然和人文之間形成了較大的矛盾或張力。具體說來，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實踐活動常常受到宗法倫理觀的抨擊或限制。孔子曾將要求“學稼”的樊遲斥為“小人”，將各種生產或手工技藝看成小器、“末業”，將從事宇宙探詢或天文歷算研究的看成只是史官或陰陽家所做的事情，從而開啟了儒家重德性、輕自然、斥技藝、貶功利的思想。這種觀點在中國文化史上不斷得到加固而成了一個龐大的人文價值傳統，在歷史上留下了沉重的一筆。這種鄙薄探詢自然、技藝的傳統使得古代眾多從事自然科學研究的人受到了“于國事無補”或“玩物喪志”等諸般嘲弄，并導致長期以來中國的自然科學總是停留在一種直觀、經驗的水平上。

(三)重主體。輕客體

在中國傳統文化所構架的天、地、人的思維系統中，對人的主體地位的重視和高揚實際上也以獨特的視角表達了中華民族的一種“重生”意識，即重視人的生命，尊重人的生命，而這與宗法社會促進生命生生不息的倫理要求是完全契合的。可以說中國傳統文化的“天人合一”的命題中還包含著這樣一種內涵，天地萬物都統一于人的生命存在中，都可以成為保持生命、延續生命的手段和材料，這實際上就把人的生命的存在看成是最終的目的，而自然的目的性則常被忽視，或所強調的仍然是其工具價值。因此，從這一點上看，盡管中國文化的“天人合一”與西方的“主客二分”在致思路徑上存在著很大的不同，但是在忽視自然必然性這點上，二者完全可以殊途同歸。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把自然物作為體現生命價值的一種手段，這在許多方面都有所體現。如以飲食為例，在西周時就形成了“重食”的氛圍，周朝為此設立了專門的“食醫”，位于各種醫師之首，其主要職責是掌握飲食的搭配。從總體上看，中國的飲食文化非常注意從人與自然相合的基點來決定飲食上的選量與選味，這其中有許多值得肯定的東西，但也有不少糟粕性的東西。在歷史上有不少人把追求奢華的生活作為人生價值實現的一個標志，把占有和消費自然珍稀之物作為個人身份的體現，豪門貴族常以奢侈為榮，竟事侈糜，飲宴常是“食前方丈”，“窮水陸之珍”。他們崇尚口腹之欲，廣市齊珍異好，對難得之物嗜食尤甚。隋唐之際，捕食麇鹿、野象之風尤盛，以鹿、象制作的菜肴很多，有用鹿舌制作的名菜日“生平炙”，也有用象鼻制作的特色食品“象鼻炙”。總之，中國傳統飲食文化中有許多教訓，“濫捕野生動物就是深刻的教訓之一。這一教訓，在當時并看不清楚。因為野麋鹿等生動物還相當多，鹿肉等又為人們所喜愛，只是到了后世，當麋鹿等野生動物瀕臨滅絕成為珍奇稀有動物時，才會感到教訓深刻，這對于今天來說亦應引以為鑒”。

三、評析

篇（8）

和我國高校的其他課程一樣，與時俱進，適應社會發展，古代漢語的教學改革也刻不容緩。新時期的古代漢語課程改革，我們認為在發揮其“工具性”作用的同時，更應該提倡在古代漢語教學中實現傳統文化傳承、人文素質教育、審美情操培養等多方面的功能，對此，筆者已撰文討論。本文就古代漢語教學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及相關問題試做討論。

一、從古代漢語課程的教學目的談起

我們到的教學材料表明，古代漢語這門課，在1958年以前，不同高校在不同的時期，教學內容、教學目的各有不同。據王力先生說，“有的當作歷代文選來教，有的是當作文言語法來教，有的把它講成文字、音韻、訓話，有的把它講成漢語史。目的要求是不一致的”。

1958年的教育革命以后，學者們重新考慮這門課的教學內容、教學目的，以提高古代漢語課程的教學效果。從.此，古漢語的教學改革開始，并大有一發而不可收之，勢。自從王力先生于1962年主持編寫并出版適用于全國高校文科專業的第一套古漢語教材以來，古代漢語課有了較為確定的內容，即采用文選、常用詞、古漢語通論三結合的原則，并以這三個方面作為古漢語課程的主要教學內容。從此，古代漢語課程也有了比較明確的教學目的，即培養學生閱讀古書的能力。培養這一能力就是為學生更好地學習中國古代的哲學、歷史學、文學、文獻學等知識打下堅實的基礎。而以上這些哲學、歷史學、文學、文獻學知識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集中體現。因此，古代漢語課程教學應該觀照傳統文化的傳承，并將其作為教學的一項重要內容。

二、古代漢語的教學內容本身承載著豐富的傳統文化信息

我國傳統文化是國家和民族的寶貴財富，它內容豐富、博大精深，其內涵包括睿智的哲學宗教思想、完善的道德倫理體系、輝煌的文學藝術、獨特的語言文字形態、浩瀚的文化典籍等諸方面。古代漢語課程不同于其他課程，它的內容就是以上傳統的優秀文化內容的復合體。現行古代漢語教材大多以王力先生主編的《古代漢語》作為參照，學者們或采用文選、常用詞、通論“三結合”的編排原則，如郭錫良等主編的《古代漢語》、朱振家先生主編的《古代漢語》。或主要突出文選和通論兩部分，如易國杰主編的《古代漢語戶。但他們的教材都彰顯了我國燦爛多彩的傳統文化。下面以王力先生主編的《古代漢語》為例(以下簡稱王本)，僅就文選部分和通論所承載的豐富的傳統文化信息加以討論。

王本《古代漢語》在文選部分選取了《左傳》、《戰國策》、《史記》、《漢書》等經典的史學作品，還有《詩經》、《離騷》、唐宋古文、唐宋詩詞等優秀的文學作品以及諸子百家的哲學作品(尤其是正統的儒家作品)，這些都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至于儒家的道德觀念，在古代漢語教材的課文中比比皆是。有反映個人修養的，如《論語·學而》，講到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這說明古人非常重視個人修養，作為古漢語的教學內容，必然使學生通過學習受到潛移默化的教育;有反映教與學關系的，如《禮記·教學相長》:“學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強也。”這一觀點到現在也是顛撲不破的真理;又有反映個人對社會責任的，《論語 ·微子》:“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這是孔子面對隱者的譏諷嘆息時所說的話，意思是個人對社會是有一定責任的，人不能逃避現實。另外教材所選北宋范仲淹《岳陽樓記》，其中的名言:“先天下之優而優，后天下之樂而樂。”集中體現了古人心系天下，先于民憂，后于人樂的傳統道德觀念。以上這些都是古人優秀的品質，也是傳統文化的精華，通過古代漢語教學，可使學生受到熏陶，起到傳承優秀的傳統文化的作用。

通論是現行古漢語教材都非常重視的不可或缺的內容。王本《古代漢語》“通論”涉及到文字學、訓沽學、音韻學的諸多內容，還涉及到文體、修辭等語言學知識，古代的姓氏名號、車馬宮室、職官、樂律、天文歷法等豐富的文化知識。以文字學知識來說，包括“漢字的構造，古今字、異體字、繁體字”等內容，給我們揭示了漢字和漢文化的密切關系。漢字的書體有甲骨文、金文、篆書(大篆、小篆)、隸書、楷書、草書、行書等。對學生來說，從漢字人手了解中國傳統文化，這是最直接的途徑。我國歷史上對漢字較系統的研究，開始于東漢許慎所著的《說文解字》。可以說漢字本身及許慎依據漢字形體結構闡釋字義的過程，都積淀著豐富的古代傳統文化信息。《說文解字》通過說解漢字展示給我們的傳統文化內容，陸宗達先生將其歸納為四個主要方面，即古代社會生產、古代的科學、古代醫療學、社會制度等，包括范圍很廣闊。學生在學習這些內容時，已經不單是簡單地將其作為古漢語知識學習，而是觀照到傳統文化的方方面面，知識空間擴大了很多。

還有一些關于古代的姓氏名號、服飾、車馬、宮室、天文等方面的內容，給學生學習傳統文化的空間就更大了。比如，我們通過學習“古代的姓氏名號”，就知道古人有名有字，“冠而稱字”，所以，稱別人的“字”以示尊重。我們知道了古人還可以有“號”，如陶淵明自稱“五柳先生”。古人去世以后還有謐號，而溢號往往根據此人生前品行業績而定，如陶淵明溢號“靖節先生”，顯然是依據其高潔之行得來的。學了天文律歷，我們得以了解古人善于將音樂中的十二律對應歲時的十二月，再讀陶淵明的《自祭文》“歲惟丁卯，律中無射”，就知道“律中無射”實際指的是9月份，是用樂律名稱表達時序，因為“無射”剛好和“季秋”時節相對。學生學習這些內容的過程，就是對傳統文化接納、傳承的過程。

三、當前的文化大背景決定了古代漢語課堂應該成為傳承傳統文化的主陣地

隨著世界經濟、文化的發展，我國曾一度出現了文化“向西看”的情形，且勢頭不小。曾有人盲目地仿效，不論是非，不辨美丑，置祖國優秀的傳統文化于不顧。就拿節日習俗來講，人們迷戀于“圣誕節”、“情人節”，不管是否符合國情，只要是西方的，就很樂意“拿來”，使傳統文化備受冷落。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和綜合實力的提高，我們高興地看到我國傳統文化有了回歸的趨勢。如，2008年的奧運會開幕式，充分展示了我國的優秀傳統文化:四大發明、中國畫、武術、中國戲曲、皮影戲、古代音樂等等。開場戲《擊擊而歌》，更向全世界展現了我國古老而熱情的迎接貴賓的喜慶儀式，表達了“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的意蘊。2009年，我國頒布了國家傳統節日，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等重要傳統節日和春節一同作為法定假日，這將有利于弘揚我國的優秀民族文化。因為中國每個傳統節日背后都有著深厚的文化淵源，從某種程度上說，它們是一個民族的歷史記憶。還有全世界范圍內興起的漢語熱，越來越多的外國人來中國留學，“孔子學院”在許多國家的建立等，都為我們弘揚傳統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平之如。

在以上大的文化背景下，作為高校的教育者，我們有責任加人到傳承、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行列中，更應該走在弘揚祖國傳統文化隊伍的最前列。從這個方面講，高校古代漢語教師應義不容辭地將古狀漢語課堂作為傳承和弘揚我國傳統文化的主陣地，這是責任也是義務。

四、古代漢語教學實現傳統文化傳承功能的措施

通過古代漢語教學實現傳統文化的傳承，對教師是嚴峻的挑戰，不僅要求古漢語教師要有專業獻文化素養，還要有好的教學方法。我們所說的“專業的文化素養”主要指古漢語教師不僅要具有深厚的專業功底，還要有廣博的專業知識面，對我國古代的政治、歷史、天文、教育、哲學、風俗習慣等文化知識都有所了解，這樣才能更好地把握住教材，更深人地理解教材，才能有效地進行古代漢語教學。“好的教學方法”貝組指教師在教學過程中采用各種方法或者技巧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喚起學生對古代漢語的興趣，導他們去探究優秀的傳統文化，使之加人到對傳統文化進行傳承、創新的隊伍中來。具體來說，通過古代漢語教學來實現傳統文化的傳承，具體措施表現在以下方面:

首先;，教師要改變教學觀念，對學生進行正確引導。傳統.的古漢語教學中，教師將這門課僅僅視作學習其他‘課程打通語法、掃除文字障礙的工具。新時期的教學改革首先要求教師改變傳統的教學觀念，有意識地對學生的學習進行正確引導。如講到《論語》時，教師應結合現實，引導學生感受古人為人處事的準則、教書育人的方式方法、高尚的道德情操等。要求學生多記誦名詩名文，從而加大對優秀的傳統文化教育的力度。還可以適時地結合傳統節日，滲透傳統文化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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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導演吳宇森執導的電影《赤壁》以其強大的演員陣容、壯闊的戰爭場景和恢宏的影片氣勢再現了東漢末年曹操和孫、劉聯盟赤壁廖兵的歷史事件。“歷史題材的影視作品盡管并不在影視發展史上占據主導地位，但取材于歷史事件或歷史人物的影視創作仍然數不勝數，其中，還有許多杰出的創造”。可以說電影《赤壁》就是如此，作為一部華語國際大片，它不僅取得了巨大的商業價值，而且影片在鐵馬金戈、刀光劍影的宏大敘事中以現代影視手段融入了豐富的傳統文化內容，影片在敘述歷史故事的同時也傳播了中國傳統文化。

電影作為一種大眾傳播媒介，不僅有著娛樂的功能，它也能夠起到傳承文化、教育大眾的作用。《赤壁》的編導組將中國傳統文化以藝術的形式呈現給世人，使觀眾在領略電影藝術魅力的同時，也不知不覺地為其間所蘊含的諸多傳統文化元素所熏陶。譬如影片《赤壁》中設置了周瑜和諸葛亮、關羽、張飛、魯肅等人投壺的一個場景。投壺是我國古代一種達官顯貴、文人雅士聚會游宴時采用的一種游戲娛樂方式，它的產生源遠流長，可以追溯到先秦，秦漢時期更是得到極大的發展，在士人中風靡一時。電影《赤壁》中在曹、吳兩軍劍拔弩張、大戰將至之際，展現周瑜和諸葛亮卻能夠平心靜氣地進行投壺游戲，影片中周瑜說敵人越是張狂，就更需要專注，心靜就可排除雜念，將箭投入壺中。并通過張飛的魯莽言行作為反襯，來表明一個道理，越是在危急的關頭越是要保持頭腦冷靜，惟其如此才能有補于事。影片中此一幕，既再現了投壺這一中國傳統文化形式，又使人在觀影后產生深沉的哲理思考。

跋鞠也是中國古代的一種游戲，同時，由于這一活動可以增強體質，所以古代兵家又把它引入軍事訓練中，如影片《赤壁》中就有曹操將跳鞠運用到士卒的日常訓練里，厲兵襪馬，準備攻打東吳的場景。兩漢以降，跋鞠依然為封建王朝的統治者和下層人民所喜愛，比如眾所周知的《水滸傳》中宋徽宗就頗為喜愛鼠鞠，而高休也藉此技藝側身貴胃。現代足球追根溯源，其源頭就是中國古代的墩鞠，這一點已經得到世界足球聯合會的確認。中華文化水闊源長、博大精深，由此可見一斑。吳宇森在電影《赤壁》中將墩鞠這一古老的活動搬上銀幕，鮮活生動、淋漓盡致地將之展現出來，使后人得以穿越歷史的時空，領略這一塵封已久的運動的風貌，感受豐饒厚重的華夏文明。

劍舞也是為世人所熟悉的一種傳統文藝形式，古人把習劍與舞蹈兩種活動巧妙地結合起來，將充滿殺伐之氣的鏗鏘之技轉為摧剛為柔的婀娜樂舞，使得兩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司馬遷《史記》中“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的典故家喻戶曉，婦孺皆知，而現代出土的漢墓中，在許多漢畫像磚上都雕刻有劍舞的圖案，顯示這一舞蹈技藝在當時已經十分興盛。漢以后劍舞進一步得到繼承和發揚。例如耳熟能詳的杜甫《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詩中描述劍舞的詩句:“耀如界射九日落，矯如群帝駱龍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圈。”形象生動地描繪出舞劍者出神入化的高超技藝，說明劍舞這種文化娛樂形式在唐代日臻完善。在影片《赤壁》中，梁朝偉扮演的周瑜身形矯健、姿態優雅，時而矯如游龍、氣貫長虹，時而飄若浮云、靈巧輕盈，舞姿既英武豪健，又柔婉纏綿，剛柔相濟，將劍舞這一技法活靈活現地表現出來。舞蹈是流動的雕塑，影片中周瑜的劍舞造型就如同一個個優美的雕塑，給人以強烈的視覺美感，使觀眾在獲得審美偷悅的同時，不知不覺受到劍舞這一桂統文化的浸潤與濡染。

中國的漢字不僅能夠表情達意，具有實用功能，而且怡情悅性，具有審美功能，形成一種獨特的書注藝術，成為妮紫嫣紅的華夏文化百花園中一朵艷麗獻奇葩。在電影《赤壁》中導演也巧妙地將這一傳統文化形式置入其間，影片以張飛習書和小喬練字將之呈現出來。張飛不僅是一員曉勇善戰的猛將，而且在書法上也頗有造詣。張飛擅長書法，這在歷代典籍中多有記載，其八分書，字體端莊剛直、遒勁有力，他為中國書法藝術的發展做出了自己獨有的貢獻。電影《赤壁》中借張飛習書一幕展現出我國書法藝術的魅力，而影片中也多次出現小喬伏案揮毫的鏡頭，還有影片中周瑜以隸書體寫下“平安”2字的特寫鏡頭，一點一劃間都向觀眾傳達出這一傳統文化的迷人神韻，在潛移默化中入人深切。電影《赤壁》中不僅展現書法藝術，也包蘊繪畫藝術。繪畫是華夏傳統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歷千百年而光華奪目，芳馨遠播，《赤壁》電影中反復出現小喬風情萬種的人物肖像畫，在傳情達意，演繹故事的同時也觸發觀眾對這一不朽的中華文化藝術的無限遐思和神往。

電影《赤壁》中也蘊含中國的茶文化。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產茶的國度，有著悠久的歷史，茶也是人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飲品。飲茶不僅可以使人延年益壽，而且它是文化的一種表征，由飲茶而衍生出具有濃郁民族特色的茶文化。人們通過煮茶、品茶或酬賓交友、談玄論道，或頤心養性、陶冶情操，歷代文人墨客都篤愛茶藝，茶藝也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影片中小喬只身獨赴曹營游說曹操，席間她談茶論藝，論茶、茶具、水質、水溫等對于煮茶的重要性，并言茶的色、味、韻等茶道，以精辟的言語闡述茶藝茶道。在屋外“山雨欲來風滿樓”的緊張氣氛中，卻于室內營造出一種“小樓明月調箏”般幽靜雅致的環境，侃侃而談，展開了一番關于茶藝的解說，雖然影片中安排這一出戲是要表現小喬為了拖延時間，有利于孫、劉聯軍的進攻，以論茶藝而與曹操周旋，但觀眾從小喬之口中也獲得了一些茶藝的基本知識，影片通過林志玲扮演的小喬的言談，用電影藝術的形式重新診釋了茶藝這一傳統文化，對于進一步傳承和弘揚華夏茶文化裨益良多。

在中國的藝術寶庫中，音樂藝術極為輝煌燦爛，也是優秀的中國傳統文化。琴是中國一種古老的樂器，歷朝歷代都涌現出許多演奏琴的名家圣手，魏晉時期稽康臨刑前彈奏的一曲《廣陵散》成為音樂殿堂的千古絕響，而《三國演義》中諸葛亮在城樓氣定神閑地彈奏古琴而嚇退司馬鼓大軍的“空城計”一幕，更是為人津津樂道。電影《赤壁》中多次出現周瑜演奏古琴以及他與諸葛亮談論琴藝的場景，周瑜彈琴的節奏時而急管繁弦，緊促迫切，如萬馬奔騰:時而又舒緩婉轉，輕柔澄澈，似小溪流水。影片中借助彈琴節奏的緩急來表露戰場態勢波詭云的變化以及人物跌宕起伏的心情。與此同時，也向觀眾展現了這一傳統樂器追魂攝魄，動人心神的優美旋律，使觀眾浮想聯翩，沉醉其中，獲得藝術的享受。周瑜練兵時校場外牧童悠揚的笛聲，不僅深深打動了在場操練的每一個士卒，也深深打動了每一位觀眾的心，導演將緊張的軍事訓練賦予一種詩意的安排，使得電影故事情節開闔自如，張弛有度。在電影《赤壁》中音樂不僅對于情節的發展和主題的揭示起著異乎尋常的重要作用，使人對編導的運思巧妙扼腕服膺，而且影片也營造出良好的視聽效果，使廣大的觀眾為之擊節贊嘆，同時激發起對中國古典音樂濃厚的興趣，在現代音樂風靡一時，人們翁然風從的情況下，這無疑對于我國古典音樂文化的繼承弘揚頗有好處。 電影《赤壁》不僅展現了諸多的傳統文化樣式，它也將深邃的人生哲理蘊育其中，影片對于真和善給予熱情的謳歌與贊美，對于丑和惡給予無情的鞭撻與唾棄。影片高揚著正義的旗幟，在孫、劉聯軍大敗曹軍，正義最終戰勝邪惡的意蘊上進一步延伸，生發出深沉的哲理思考。盡管正義最終戰勝了邪惡，人們美好的愿望得以實現，但勝利的獲得歷經坎坷艱辛，來之不易，正如在影片中周瑜望著血流成河，尸橫遍野的戰場，心情沉重地說“大家都輸了”，雖然寥寥數語，音調低沉，卻言簡意賅，振聾發績。因為殘酷的戰爭無情地剝奪了無數鮮活的生命，千百萬人遭受兵資之苦，即便是對于交戰取勝的一方，也無法體會到獲勝后的那種輕松喜悅，只是心頭升起莫名的悵惘與凄涼。影片結尾以小喬不希望萌萌成為戰馬，表達了廣大人民摒棄殺戮，呼喚和平，企慕安寧的強烈愿望。儒家宣揚“和為貴”，反對殺戮、反對殘暴、反對戰爭，今天我們構建和諧社會，和諧世界，影片《赤壁》隱寓拒絕戰爭，渴望和平的深刻思想內涵，也傳達出這一具有積極現實意義的理念，引人深思，給人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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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我國綜合國力日益增強，國際交流與合作日益密切，我國的文化正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接受，他們對我國傳統文化元素的出色運用，向國內專注于服裝設計的人們提出新的挑戰。中國傳統文化是一個龐大的文化體系，如何選擇、如何繼承、如何與服裝設計相結合，要既不失傳統、又能符合現代生活品味，這是個值得我們去思考的話題。

一、應對中國傳統文化有所了解

我國的歷史悠久，傳統藝術的遺產極其豐富并且輝煌，每個時代都擁有各自不同的文化特征，各地方各民族都有著不同的地域、民族和宗教文化。剪紙、繪畫、書法、音樂、舞蹈、戲曲、工藝美術等等，都有幾千年的積累，都有偉大的創造，都透著五千年文明古國深厚的文化底蘊。傳統藝術是中華民族的寶貴財富，也是全世界的寶貴財富。中國傳統藝術以其濃郁的鄉土氣息、淳厚的藝術內涵和生動的歷史痕跡，越來越受到世界人民的喜愛和欣賞，成為眾多設計師們創作的靈感源泉。

服裝文化的發展決定著服裝的技術、服飾審美趨向等發展變化。古希臘風格、古埃及風格、巴洛克、洛可可風格，這些在現代服裝大師的作品中隨處可見，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國家，我們看到的服裝設計作品中更多的是差異：而這種在服裝作品中的差異，往往成為服裝作品的生命力。服裝藝術設計，歸根結底是通過藝術、思想和科學共同合成的。一個對本民族傳統文化知之甚少或者一無所知的服裝設計人員，就不叮能有什么優秀的創意作品：

我是從事教學作的，我認為往教學過程中應該計學生學習了，解傳統文化藝術的思想，特別是要領會中國傳統的哲學思想以及意境美、形式美。這些都可以為我們今天的學生，明天的服裝設計師的未來創作活動，打下堅定的創造基礎。認真研究、挖掘和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和歷史，正確認識中華民族悠久而又豐厚的文化知識寶庫，把握中華民族文化精髓，吸收其他國家與民族的精華，對學習服裝設計的學生來說大有益處。通過對本民族傳統文化和歷史的了解，使學生的視野拓寬了，設計構思更豐富了，審美觀念也提高了，對民族文化有了良好的認知，才能創造出源于傳統歷史和文化的時尚服飾作品，并在作品中，體現出本民族的獨特風格、風土人情及人文情懷，在世界的舞臺上展現帶有中國韻味的服裝，也能讓世人更好的去了解圍。

二、如何繼承中國傳統文化

藝術的成功在于有根，而我們的創作之根就是中華民族之根!中國五千年的義化沉淀了很多優秀哲人的思想，留下了很多深刻的思想，提供給我們的是一種思考形式：五千年歷史文化發展過程中，展現出眾多的表現形式，很多元素可以用現代的思維方式去詮釋，用現代的語言，去解讀以前民族文化的表現形式多元傳統文化將是我們進行藝術創作的靈魂。不管承認與否，我國傳統多元文化與歷史潛移默化影響著我們的審美觀和創作觀

當我們追溯傳統文化的淵源，民族服飾的特色，去解釋當前的服飾現象和當代的服飾風格時，可以看到，現代服飾并不是所處時代僅有的和自發的創造，而是歷史進化的產物、傳統文化的延伸一服飾沒計的藝術表現力需要豐富的文化內涵來支撐，沒有文化積淀的作品是蒼白無力的、淺薄的。因此，傳統文化至善、至真、至美的文化內涵，是現代服飾設計中的靈魂文化，傳統文化深厚的藝術美感，是現代服飾設計創作的靈感與激情源泉：

在民族化設計巾所表現的不應只是表面文章，這樣做必然要受到工業化生產和審美觀念的制約。民族化存各時代所共有的超時代性才是我們所要追求的=繼承傳統不是復古，而是繼承前人的藝術創新精神，繼承傳統的正確態度是不斷地豐富它，不斷地推陳出新，使傳統與現代融合，從而創造出有個性的新風格服裝在學習借鑒傳統民族文化的同時，不能簡單地模仿某一個民族傳統的服飾，照搬圖案或修改傳統的款式使之成為具有民族性的服裝，而是應強調本民族的文化內涵，民族性的靈魂和精神。時代改變了，服裝設計的語言也要與時俱時。服裝設計必須立足于當代人的審美要求和穿著習慣，這就要求設計師能夠敏銳地捕捉時尚熱點。并將其巧妙地揉入自己的設計風格中，服裝設計不再是簡單的款式照搬，而應體現為人們對時尚生活方式的理解，是一種生活方式的設計。

三、在繼承中發展中華文化

中國的傳統藝術，形式多樣、內容豐富，在服裝設計中給予了我們很多的啟示。在服裝設計表現手法上適當運朋當代服飾設計藝術新設汁理念與設計手法，通過現代的思維方式與生活方式，將服裝的造型、色彩、面料與現代時尚潮流完美結合，來詮釋民族性的服裝設計，也就是說汲取傳統文化的精髓，借鑒、繼承、改良、發展并賦予它新的形式、新的變化，從而創造出一種具有濃郁中國特色的服裝風格，所以深刻了解巾華民族這個千年古老文明國度的深厚傳統文化藝術底蘊，并將它與現代意識巧妙結合，是我們孜孜不倦所追求的目的，也是每一個設計師都不可忽視的課題。

(一)在傳統文化上進行改良

創立中周風格的服裝，不是一味鉆研民族服飾，而棄世界流行大趨勢于不頤，我們知道，任何民族的文化在歷史的進程中，總是交織著與其他民族文化的碰撞與融合，在如今全球化風潮撲面而來時，創造具有濃郁中國特色的服裝，應該是在世界性、時代性這個前提下，立足于中國風格，即“世界之精神，中國之本質”。中西服裝文化觀念雖然存在差異，但二者并不是格格不入，相反進行一定的吸收和借鑒能夠增強服裝的生命力和時代感。

借鑒傳統文化，是對傳統素材的再認識、再創造，包括文化內涵的改變與表現形式的轉換；而不是簡單的照搬、照抄，設計者必須把激發創作靈感的原型因素轉化為切身的心靈感受，分析、歸納原型因素的主要特征并加以提煉，然后以一種明確的、恰當的、符合時代需求的形式表現出來。如旗袍，本是中國滿族女子穿的一種長方形大袍，開始的造型并沒有顯示出女性的性感特征，也沒有體現女性的形象美。后，旗袍大膽吸取西方女裝的先進觀念、現代人文精神和設計、造型藝術特點，使旗袍的款式造型和裁剪制作方法得到改進，中西女裝的長處有機地融人旗袍之巾，花樣不斷翻新。改良后的旗袍變得收緊腰身，縮短長度、提高開衩，甚至出現低領無袖的造型，由卡住整個頸項的高領逐漸改變，直到取消領子時還未休止．義把領子開低，使美麗的頸部和頸飾完全顯露出來，進而再把肩部變為吊帶，充分展示人體的曲線美．這種中兩合擘的服裝款式既是借鑒西方服飾文化傳統的結果，也是中國傳統服飾文化的傳承和發展。

(二)提取傳統文化中元素進行創造

我國優良的傳統文化與藝術是一座蘊藏豐富的寶庫．為現代時裝設計乃至其他眾多藝術、設計領域提供了極其豐富的表現形式和設計素材。具有中國元素的傳統文明產物數不勝數：艷麗的唐三彩、靈秀的水墨、素雅的青花甚至亭臺園林、坊間鄉趣都可以激發設計的靈感。例如，“天意·粱子”的主題“濡”中．借鑒中國書法藝術中纖毫、墨水和宣紙之間的輕靈接觸，一氣呵成、體現出纖濃適度的形式美和神韻美。這樣的元素符號運用不僅僅是視覺設計，也是一種東方式的生活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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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明上下五千年，源遠流長，厚重博大，到了近代卻不敵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下的機器文明，從此便開始了中華民族長達一個多世紀的苦難歷程。而今隨著經濟的增長、國力的強大，人們又不時地回憶起那曾經令我們無比自豪和驕傲的、輝煌的文明史。可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提出的“文明沖突論”(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又將我們推人了深深的思考中，“西方:是唯一的，而不是普遍的”(The west: unique， not universal)ol}}我們將如何應對?

當今，面對現代化的未來，中國悠久的歷史傳統文化似乎不再被某些人著成是一種財富，而是一種負擔，我們如何處理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間題?飛速發展的科學技術和全球一體化趨勢對民族傳統的特性造成巨大沖擊，我們如何才能做到在融人國際大循環的同時又保有民族性?因此，站在新世紀的地平線上，在全球范圍內各種思想和文明相互激蕩的情況下，我們有必要對傳統文化重新回顧、審視、反思和定位。

一、倫理與政治一體化:以“忠”“孝”為核心的宗法血緣制

—中國傳統倫理的基石

在中國古代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農業社會中，由“忠”“孝”所鏈結起來的宗法血緣倫理，始終以不變應萬變，萬變不離其宗。歷史的變遷使中國社會由氏族制到奴隸制，再到封建制，社會形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但杜會結構的基本組織還是由血緣所鏈結起來的群體，而“忠”“孝”則是貫穿其中的一條紅線，并最終形成了倫理與政治的一體化。

“孝”作為一種道德觀念和行為規范，是相對于家庭倫理而言的，它要求子對父奉養、尊敬和服從，表示的是封建社會里父子之間的人格隸屬關系，也是父子之間權利義務關系的反映。

“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先改于父之道，謂之孝央0

“孝，善事父母者。從老省，從子，子承父老也。}f31

“善事父母日孝。^IeJ

兒女孝頑父母，賭養父母是人倫之常情，同時也是維系家庭倫理的根本所在。《孝經·三才》中說:“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把孝抬高到“天經地義”的高度，因而“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于孝。”兒子不孝是大逆不道，是最大的罪惡，《孝經·五刑》中也說:“五刑之數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對父母應做到“生，事之以}L ;死，葬之以札，祭之以禮。”閉《論語·學而》亦云:“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因此，孝是一個人的根本，一個人如果是一個孝子，那他就能做好其他一切事悄。在《水滸傳》中宋江之所以被稱為“孝義黑三郎”，就是與他的孝有關。例如，當宋江殺了閻婆惜逃難時，接到其弟送來的其父亡故的假信時，“自把胸脯捶將起來”，自罵為“不孝逆子”，這就是幾千年沉淀下來的最深厚的人倫情感。從此，我們不難看出，“孝”這一倫理觀念在人們心中的地位。

在中國古代倫理中.另一個重耍觀念就是“忠”。其本愈是指對人對事的正當的心理狀態或態度。許慎《說文解字》:“忠，敬也。”整個古代杜會是典型的封建宗法式國家社會，是以血緣為基礎的家族和氏族集團。在宗法性倫理的主導下的杜會結構中，家族、國家都是在家庭的基礎上擴大而來，都帶有一定的家族血緣關系。因此既然國是家的延長和放大，那么，作為家庭倫理核心的“孝”便可推衍為維系家族和國家關系的、根本的道德品質。一國之君即為全國大宗族的“宗主”或全國老百姓的“大家長”。君臣關系也是親情關系延展。在這樣的社會組織中，最基本的倫理道德“孝”便擴展為“忠”。可見，宗法關系，既是血緣親親，又是等級尊嚴;既肅穆威嚴，又含情脈脈。[6]

w孝者，所以事君也。

“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梯，故順可移于長;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

“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作亂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當“孝”進化為“忠”時，傳統意義上的家庭倫理，首先就由敬父愛母延伸到愛社被國家，同時也把“尊尊”“親親”的價值觀念和訴求擴大到整個社會群體中。這當然是人類社會集體梢神的偉大張揚，反映在民族意識上，則積淀為維護民族利益和民族團結的祟高品德，表現為可歌可泣的民族氣節，這也是培養了中國無數仁人志士的沃土。

再進一步分析，我們便可以看出，由“忠”“孝”演變而成了兩種關系:一種是父子兄弟族人之間的血緣關系，即社會倫理;一種是君臣上下之間的政治關系，即政治倫理。前者的主干是“父權”，后者的主千是“君權”。即用父權來維持血緣關系、社會倫理，而用君權來調整政治關系、政泊倫理。由此，以“君權”為軸心所形成的國家組織系統和以“父權”為軸心的社會組織系統—倫理和政治的一體化，成為了中國古代社會前進的基本動力。

二、倫理與宗教的互補:倫理宗教化，教倫理化

—中國傳統倫理的委身和選擇

幾千年來，以儒家倫理主體和核心的中國傳統倫理，對于培養、形成和強化人們的倫理觀念起了重要而深刻的作用，這一過程同時也是宗教倫理化的過程。

“中國歷史上的宗教主要包括夏商周以來的正統宗法性宗教，東漢產生的道教及外來的佛教。}"[10〕作為上層建筑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歷史上的宗教，必然要反映并維護它的社會基礎，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即在儒學取得獨尊地位的情況下)。

傳統倫理的任務，是為了確定、調整并維系人與人之間的行為規范，并使之適應以“父權”和“君權”為中心的封建人倫關系。而宗教則是將這種人倫關系神圣化(不是神化。對于這種情況，王滬寧認為，神化是指人與超自然力量之間的關系，神圣化是指人與人之間的關系font)

在殷商時代，其時人事無巨細幾乎都要通過占卜，求“老天”唱示。大至國家之間發動戰爭的大事，小至日常起居生活瑣事，皆憑占卜而后行。稍加分析便可以發現，不論“老天”昭示什么、巫人怎么解釋，最后還是由股代統治者發號施令。“老天”只不過是個幌子，為統治者的行動披上一層合法的外衣而已。

在周代，統治者不僅把一套宗法性的倫理宗教化、神圣化為天命所定的行為規則，同時又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政治倫理原則，即“皇天無親，唯德是輔”。他宜稱，既然倫理秩序和道德規范，是天命之所定，那么上天對人間之事如何處理，便以人的言行動作是否符合倫理道德規范為轉移。“上夭”因此便具有了倫理的屬性，夭命里滲透著倫理的內容。“幻這樣，宗教便倫理化了。 在漢代，大儒董仲舒通過“天人感應”說，完成了倫理宗教化的工作，將封建宗法社會的倫理規范的集中表現:“三綱五常”，演繹為“道之大原出于夭”的神圣準則，使之具有了無比神圣的地位。同時，其他一切宗教如果要在中華大地上扎下根來，也必須把儒家神圣化了的這一套封建倫理規范作為該教的倫理觀的基礎，以此為準則去塑造該教中各個神靈的道德形象。[13)

東漢以來的道教所宜揚的關于長生不老、得道成仙的基本理論，成了封建社會中人們遵守和實踐封建宗法倫理的巨大推動力，是倫理宗教化和宗教倫理化得以實現的重要契機。而外來的佛教在經過長期的進化和融合后，不僅完全接受了“三綱五常”的封建宗法倫理，而且佛教本身所具有的“滅欲凈心，忍辱無爭”等道德規范也來維護封建制度。再加上其所特有的那一套“因果報應、生死輪回”的信仰，起到了傳統儒家倫理學說所不能起到的社會作用。

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如果役有宗教調動“各路神仙”來宜傳儒家倫理，而僅僅靠孔子、孟子那樣完全通過世俗教育的手段，儒家倫理觀念是不可能那樣深人人心、根深蒂固的。“在這方面，一個‘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宗教故事，勝過許多卷‘子曰’‘詩云’的孺家經典教條”，“沒有宗教化的倫理道德，枯澡無味，僵死無力，既不神秘也不神圣”，沒有在現實生活中運行的動力。宗教所神圣化的倫理是以儒為主的封建宗法倫理道德，這樣，便把封建宗法倫理道德及其下面的種種人際關系和封建宗法制度，用神圣化了的倫理‘混凝土’預制起來，變成了超穩定的社會結構。“幾千年來，我們的祖先便世世代代生活在這個超穩定的結構體系中，被馴化為儒釋道的信奉者。^[14]

三、非理性:倫理的絕對化和人的個性的泯滅

—中國傳統倫理的缺憾

所謂非理性，不僅僅是指傳統倫理作為一個獨立的價值體系和思想體系自身所包含的價值和思想上的缺陷、錯誤和功能上的悖謬，更主耍的是指由其價值和思想上的缺陷、錯誤和功能上的悖謬所帶來的人的主體性的失落。

中國傳統倫理文化就其所涵益的某些價值和精神來說，如“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等，仍然有粉閃光及合理的成份，即使在我們邁向現代化的今夭，也仍需保持和發揚。中國傳統上以家族和宗族為墓礎、以杜會群體為本位的價值趨向和訴求，對中華民族及其文化的凝瑯和整合起了很大作用。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其所具有的巨大歷史局限性，特別當這些倫理在長期的歷史演變和進化中被片面化和絕對化后，它的許多真價值、真精神被“閹俐了”，[ is〕變成了值死的教條，缺乏理性，導致了人個性的泯滅。

在孔孟時代，孺家文化的倫理觀念還是充滿理性精神的。但是到了漢代孺家手里，就變成了片面的關系和義務。例如，早期儒家雖講“義以為上”、“見利思義”，但他們仍主張天地之間人為貴，充分肯定了人的欲望和人的價值。可到了漢孺董仲舒提出“三綱五常”之說.則便成了絕對的東西。父為子綱，兒子就要聽父親的，兒子做錯了事，父親可以動用家法，打死也不犯法;夫為妻綱，妻子就要聽丈夫的，“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君為臣綱，做臣子的就要服從國王.“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由此，這種絕對的至高無上的倫理規范湮沒和抹煞了個體的存在和價值。當它作為一個社會的普遍的倫理道德規范被絕對化和片面化時，自我存在和自我實現便無處可尋。

宋代程朱理學家們所提倡的所謂“存天理、滅人欲”，就是泯滅個人欲望，維護封建倫理，不允許“我”憊識的存在和出現。只承認倫理道德和群體價值，不承認個人的權利和利益，這是中國傳統倫理中“主體的失落，人的失落和人的價值的失落”。[160〕說到這里有一件事不能不提，現在人們常常叨念諾貝爾獎，其實我國至少有一次機會可以評上，那就是1965年，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島素的科研成果。可那時國人好發揚集體主義精神，號稱“要上一齊上，要下一起下”，提交給諾貝爾評獎委員會的名單上的發明人竟有14人之多，而諾貝爾獎只獎勵有突出貢獻的1-2人，最多不超過3人，結果與諾貝爾獎失之交臂!這一事件在今天看來猶如一場鬧劇，靠這樣的方式來滿足自豪感，張揚集體主義原則，無異于緣木求魚，自我嘲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