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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紀初以來，以不確定性為基本研究對象的企業風險管理（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erm）理論逐漸進入我國實業界和研究者的視野。2006年6月,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頒布實施了《中央企業全面風險管理指引》（下稱《指引》）,該《指引》的頒行，可以看成是企業風險管理理論在我國大規模本土化的開始。 　　一、企業風險管理理論概要及在我國的規范化實施

1.企業風險管理（erm）理論的一般框架。企業風險管理作為一種全新管理理念或管理框架的最終形成，是由美國發起人組織委員會（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of the treadway commission，coso）在2004年9月提出的，標志文書是《企業風險管理——整合框架》（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 integrated framework，下稱《整合框架》），這個框架是迄今為至企業風險管理最完善、最成熟的理論概括。coso認為，企業風險管理是經由企業當局廣泛參與，對企業面臨的不確定性進行多要點掌控，以實現組織目標的過程。

《整合框架》提出了企業風險管理的8個核心要素，即，目標設定、內部 環境 、事件識別、風險評估、風險回應、信息溝通、控制活動和持續監督，這8個要素組成了一個有機體系。企業風險管理有4個目標，即，戰略目標、經營目標、報告目標和合規目標。理想的erm框架是通過對不確定性的管理增加股東價值，以共同的 語言 和要素安排，落實企業的上述4項目標。企業風險管理的要素與目標之間是一種緊密的支持與保證關系。

2.企業風險管理在我國中央企業的初步實踐。在《整合框架》的背景下，2006年6月國資委根據《中a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企業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暫行條例》等 法律 法規，制定頒布了《中央企業全面風險管理指引》，對中央企業實施風險管理的總體原則、基本流程、組織體系、風險評估、風險管理策略、風險管理解決方案、監督與改進、風險管理信息系統等進行了系統規范，成為中央企業風險管理的權威 指導 文書。之后，一些省市區也出臺了很多相關文件，對《指引》的實際操作進行具體化。《指引》所稱企業風險，包括純粹風險（只有帶來損失一種可能性）和機會風險（帶來損失和盈利的可能性并存），具體分為戰略風險、 財務 風險、 市場 風險、運營風險、法律風險等。

《指引》對企業風險管理的目標、流程描述，與《整合框架》中的描述大體相同。它將企業風險管理的目標設定為五個方面：一是將風險控制在與總體目標相適應并可承受的范圍內；二是確保企業內外部實現真實、可靠的信息溝通；三是遵守法律法規；四是通過企業制度安排降低實現經營目標的不確定性；五是建立針對重大風險發生后的危機處理計劃。這五個方面的目標，分別對應著《整合框架》提出的4個目標。它將企業風險管理流程區劃為收集初始信息、進行風險評估、制定管理策略、提出實施解決方案和監督改進等5個階段，分別對應著《整合框架》中的企業風險管理8大基本要素。

二、企業風險 管理 理論 本土化過程中應注意的問題

1.找到切合實際的本土化切入點

一方面，通過對《指引》的解讀可知，與國資委以往出臺的文件有很大不同是，過去國資委頒行的大多數文件都是在對企業大量實踐經驗進行分析 總結 的基礎之上形成的，是一個從實踐到理論，再從理論回到實踐的過程。而《指引》則正好相反，它來自于成熟的理論，而且主要是國外的成熟理論，先于國內企業的管理實踐。另一方面，每一個中央企業都有其特殊的行業特點、既有體制、 歷史 傳承、 文化 特色和企業員工隊伍、管理當局的素質水平等，這決定了不同的企業在實施風險管理時應有不同的切入點或突破口，不能好高騖遠，要從各自的實際出發，找準影響各自企業主要經營管理領域的不確定性來源，有針對性地進行企業風險管理實踐。

2.建立起具有可操作組織規范

企業風險管理理論和《指引》都是針對企業所面臨的時時處處都存在的各類風險提出的，都只是一個理論框架和方向指引，沒有統一具體的模式。它要求企業圍繞總體經營目標，通過在企業各個管理環節和經營過程中執行風險管理的基本流程，營造風險管理的氛圍，建設風險管理體系，等等。可見，無論企業風險管理理論還是《指引》，都沒有為中央企業的現實經營管理給出一個具體的、可以搬來即用的 藥 方，所以，將企業風險管理理論和《指引》具體化為每一個中央企業中看得見、摸得著的具體組織結構和規章制度，是當前我國中央企業需要下大力氣去做的事情。

3.培育良好的氣氛和合格主體

一般講，一個良好的適合于特定企業的erm氛圍，應該至少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內容：一是將企業的風險偏好與 企業戰略 有機聯系；二是能夠保證企業的風險管理戰略、企業的 發展戰略 與企業的股東價值保持一致；三是可以提供鑒別和評估風險的工具，并有強大的企業輿論支持這些工具使用；四是企業各層面有統一的風險 語言 ，和暢通的溝通管道。任何一個erm框架都是在一定的氛圍中由具體的企業成員最終實施的，沒有良好的企業風險管理氛圍，得不到企業各層面人員的支持，再好的企業風險管理框架和《指引》都會流于口號和形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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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企業不僅是一個經濟主體，也是一個社會主體。在傳統模式下，對企業的考核更多的是關注企業的經濟效益，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和倫理觀念的深入人心，現在意義上對企業的考核除了經濟指標外，還有其所承擔的倫理責任。HRM是企業管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為一名HR，除了關注企業和部門利益之外，更應該重視員工的利益，但是，由于各種原因導致人力資源管理過程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倫理困境。尤其是在我國，受傳統儒家文化的影響，“關系”管理仍然存在于企業之中，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人力資源管理的難度。

二、人力資源管理倫理困境的表現

倫理是指，在日常的人與人交往的過程中所應遵守的道德規范。倫理在道德層面上要求人們在一定的秩序范圍內進行活動，而不僅僅是滿足法律的要求。企業倫理，是指企業活動在遵守法律規定的同時，也要符合社會倫理道德規范。人力資源管理倫理困境，則是指面對不同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環境，在企業人力資源資源管理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利益主體之間的不協調，使得人力資源管理工作違背了基本的倫理規范，損害了員工利益。

顏愛民等（2012）立足于我國企業的實際情況，在探索性因素分析的基礎上指出，我國人力資源管理倫理困境包含4個維度：權利使用、操縱和強制、制度監督、忽視與侵犯員工權益。他強調了在HRM過程中權力的強制性和執行的隨意性。本文依據人力資源管理的基本職能，分析了主要職能過程中的倫理困境的表現。

1.招聘環節

招聘是企業“招賢納才”的關鍵要道，通過招聘，企業可以引進大量優秀的人才，提升企業活力，從而推動企業創新。企業在制定招聘標準的時候應該遵循“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堅持“以人為本”，但實際上，招聘過程中的歧視問題仍然十分嚴重。比如，對女性的歧視，一些企業在招聘要求上明確寫著“只限男性”。同樣，盡管國家大力鼓勵福利企業的創辦，但人員招聘中歧視殘疾人的現象仍然存在。另外，為了招聘到優秀的人才，企業會過分的夸大自身優勢，給出“虛假承諾”。

2.培訓環節

企業對員工或者管理人員實施培訓，除了幫助他們更好地了解企業文化及規章制度之外，通過培訓，管理人員可以學習他人成功的管理經驗，更好地履行自己的管理職責；員工可以增強在實踐中工作的能力，更好地為企業服務。但是，部分企業認為培訓會增加成本，而且也是在浪費時間，因此減少員工培訓。另外，培訓作為激勵員工工作的方式之一，應該是公平公正的，但是在實際工作中，往往企業在選取培訓對象時，更多考慮的是“關系”因素，而不是員工的實際表現和需要。

3.績效管理

績效管理中績效考評的實施是對傳統考評方式的挑戰和創新，這一方式可以激勵員工更好地為企業服務。然而，實際評價過程中，由于考評主體個人素質和專業能力等方面的差異，使得績效考評僅僅是形式上的考評或者考評結果與實際相差很大，嚴重影響了員工工作的熱情。在最后的運用環節，高績效的員工并不能得到公正的待遇，職位的升遷也不是依據員工績效考核的結果，往往中國式的“人情關系”在其中發揮著很重要的作用。另外，在360度績效考評結果中，迫于上級的“壓力”，下級對上級的評價往往都很高，這也是倫理困境的表現之一。

4.薪酬管理

薪酬管理和績效管理一樣重要。在企業薪酬標準制定的過程中，一些企業對于額外的工作時間不計算工資，導致“壓榨”員工工資事件的發生，引發勞資糾紛。另外，一些企業對于內部正式員工和勞務派遣工的薪酬標準是不一樣的，“同工不同酬”，這些都損害了員工的正當利益。

5.人員淘汰

面對日益激烈的競爭環境，很多企業在面臨危機的時候，不是想辦法團結員工幫助企業走出困境，而是實施大規模裁員政策，導致員工失去工作，這是企業的非倫理。此外，對于一些績效較差的員工，很多企業也是采用直接勸辭或辭退的方法，而不是努力幫助員工改善績效。

三、基于本土文化視角的倫理困境原因分析

1.個人價值觀的影響

在招聘和績效考評的過程中，由于招聘人員和考評主體專業知識、個人價值觀等方面的差異，造成了很多非倫理。例如，招聘官和考評者會依據自身的經歷或者個人愛好去評價一個人，出現“暈輪效應”、“首因效應”等現象。

2.企業價值觀的影響

企業文化會直接影響到員工個人的價值觀念，以追求經濟利潤為目標的企業，對員工的考核和評價也主要是以財務指標的完成結果為主，忽視了對員工工作行為和工作態度方面的考核，導致員工僅僅是關注自己實際任務的完成情況，而忽略了自身應承擔道德責任，部分員工為了完成任務，不惜損害他人的利益。

3.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

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一般認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應當是和諧的，儒家文化同樣也是以“仁”為本，注重“人情關系”。在我國，企業之間、企業與顧客之間、員工與員工之間都存在著一個巨大的“關系網”。莊貴軍（2012）指出，關系是指中國從事商業活動的一個基礎性變量。中國是一個“人情式”的國家，關系有時候會遠遠勝于標準。在家族式的企業中，人員的錄用、晉升一般都是以親近的人員為主，企業內部很容易形成裙帶關系，這種非倫理行為容易導致團隊沖突，不利益企業內部的團結。

四、本土文化視角下人力資源管理倫理困境的應對策略

1.提高企業管理人員和員工的倫理素質

人是生產和創造的主體，對人的管理顯得尤為重要。因此，在管理的過程中應該秉承“以人為本”的原則，時時維護好員工的正當利益，使得員工可以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在管理人員的日常培訓中，強化他們的倫理觀念，堅持以員工的利益為重，關心員工，鼓勵員工進行自我管理。同時也要培養員工的職業道德和專業素質，重視自我利益的同時不能損害他人的利益，幫助員工和企業共同成長。

2.完善企業倫理制度

當今時代，企業間的聯系越來越密切，每個企業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企業的行為會影響到其他企業的活動。企業在自身發展的過程中，不僅要遵守法律的相關規定，而且要符合倫理規范。企業倫理制度的完善，要體現在企業管理活動的各個方面，例如：在招聘和績效考評等過程中，堅持“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制定符合倫理觀念的制度。在薪酬發放的過程中，要切實按照考核結果和具體標準來進行，而不是人為的來隨意發放。企業應該實施倫理獎懲制度，對于符合倫理要求的行為給予表揚，反之則進行懲罰，以此來鼓勵員工使自身行為更好的符合倫理規范。另外，企業在制定戰略目標的時候，除了關注相關利益主體的經濟利益之外，應該明確自身的社會責任，將其納入到企業的日常運營當中。

3.營造良好的社會倫理氛圍

企業的發展離不開周圍的環境，社會風氣的好壞會間接影響到企業文化的建設。首先，國家應該完善相應的法律法規制度，嚴厲打擊違法行為，為倫理制度的形成提供法律保障；其次，加強輿論監督，充分利用大眾媒體的影響力，積極宣傳優秀企業的良好事跡，為其他企業樹立榜樣，同時也要及時披露企業的非倫理，通過合理引導使之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推動社會倫理氛圍朝著更加良好的方向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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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理模式依憑的四重要素

基于文化與管理的關聯性可以得知，在不同文化體系下會形成符合自身文化特質的管理模式。這些管理模式不同于個別組織在有限環境中所形成的組織管理方式，它們依托各自的地域文明而形成，屬于廣義的管理模式。筆者以文化體系與管理模式的關聯為前提，以馬克斯•韋伯的理想類型理論和行為主義學派的人際關系學說為主要理論支持，總結概括出管理模式所依憑的四重要素。首先，在不同的文化體系下形成了各自獨特的管理精神氣質，其作為管理模式的內在精神支撐，成為管理模式所依憑的基本要素之一。管理的精神氣質來源于人們在自身文化傳統下形成的深層思維方式與價值觀念，是國民精神與國民性格在管理領域的集中展現。馬克斯•韋伯曾經區分了社會行動的四種理想類型，即工具理性類型、價值理性類型、傳統類型以及情感類型，他認為這些行動類型都離不開主觀動機和主觀意義，而這些行為方式的背后都具有深層精神氣質上的支撐。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韋伯認為正是新教中工具理性的精神氣質導致了理性的經濟行動，從而促成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同樣，任何一種管理模式在長期歷史積淀中也形成了自身獨特的精神氣質類型。它是整個管理模式中最深層的支撐性假定，作為深層的思維理念居于管理體系的內核，它生根于人們的頭腦之中卻經常表現為一種無意識，決定著群體成員的思維模式和行為方式。管理的精神氣質對管理模式的形成至關重要，任何管理模式都必須有自身內在的文化支撐，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和理念，管理的精神氣質類型為這一切提供了精神支撐。其次，管理的根本方法是管理模式所依憑的另一基本要素。管理的精神氣質雖作為管理模式的前提是其生成的內在精神因素，但管理不能只停留在空靈的玄想之中，它必須落在現實社會的實踐應用上才能實現其價值，而管理實踐的開展首先依賴于相應的方法和手段。任何一種管理模式作為一個系統性的存在，會催生出多種管理方法以應對復雜多變的現實問題，但每一種管理模式受自身所處文化的影響，會形成一種管理活動賴以維系的根本方法。這種根本方法是最基本也是最穩定的管理方法，是其他一切管理方法的基礎，組織的正常運轉與成長發展都離不開對基本管理方法的運用。不同的文化體系會形成不同的根本管理方法，它作為管理模式中最基本的實體性要素，保證了管理的正常進行。通過馬克斯•韋伯對統治的理想類型的劃分可以進一步來分析管理的根本方法。韋伯指出統治與管理具有內在契合性，他將統治界定為“在一個特定的群體里命令得到服從的機會”[5](P238)，而管理的基本要求也是讓成員聽命于組織，依管理的需要進行活動。韋伯將合理———合法型統治、傳統型統治、魅力型統治作為統治的三種理想類型，分別以法律規則、傳統習俗、超凡魅力作為統治的根本方法，這些各自所蘊含的統治方法正是區分此三種類型的內在依據。由此可見，每一種理想的統治類型都有自身特定的根本方法，以保障權力的實現及統治的合法性，與之相應，管理的根本方法亦是管理有效推進的根本保障，反映出管理模式的最基本特征，是管理模式所依憑的根本要素之一。再次，對成員關系的考量也是管理模式所依憑的基本要素之一。基于管理模式與文化的關聯性，地域文化中所形成的交往理念同樣是當地組織管理中成員交往所奉行的基本準則。自行為主義學派興起以來，對成員關系的溝通協調已被認為是組織有效運作的基本前提。管理必須依托于特定的組織，為達成組織目標必須使成員有效地聚合在一起以形成正式群體。組織是群體性的存在，而群體作為人與人之間的聯結，必然存在著復雜的交往關系，那么對成員關系的考量就成為組織管理所要面臨的基本問題。實際上人既是管理的主體，同時又是管理的對象，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對人的管理，對人的管理不僅是對個體成員的規約，更有對彼此關系的協調。在不同的管理模式之中，受各自文化體系的影響，會產生出對彼此關系的不同假設，從而形成不同的人際交往理念與法則，這也從根本上決定了管理的不同風格與方式。最后，成員管理所要達成的理想目標也是管理模式所依憑的基本要素之一。管理目標作為管理的基本要素，是管理活動所期望的結果，成員結成群體參與組織活動正是為了實現特定的目標。德魯克在《管理實踐》一書中將目標看作是管理活動的前提和基礎，指出“企業的使命和任務，必須轉化為目標”。人作為管理活動中唯一具有創造性與能動性的存在主體，對人進行有效的管理，使成員聽命于組織是管理活動最基本的訴求之一。對組織成員進行有效地管理，使成員依照組織的需求展開活動，即是管理實踐順利開展的基本要求，也是提高管理效力的應有之義。受所處文化體系的影響，對于成員在接受管理后呈現出何種狀態才算作管理的成功與有效，不同的管理模式對此問題的理解存在著較大差異，這也直接決定了管理的風格與方式。由此可見，管理的精神氣質類型、管理的根本方法、對成員關系的考量以及成員管理的理想目標是管理模式賴以依憑的四重要素。這四個方面深受所處文化體系的影響，是文化與管理相互影響和滲透之后的共同產物。精神氣質作為內在的精神支撐，居于管理模式的深層，確立了管理的精神理念與內在風格，為管理模式的形成奠定了基調；管理的根本方法則是任何管理模式所依憑的根本手段，是管理模式現實運行的基本方式；對成員關系的考量來源于文化傳統中對人際交往關系的根本看法，它確立了組織成員之間交流互動的基本法則；而成員管理的理想目標作為管理模式的又一基本要素，決定了經過管理活動后組織成員所應達到的理想狀態。這四重依據并非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彼此關聯，互相作用，共同構成了管理模式的有機體系。

三、倫理型管理模式的根本樣態

受倫理本位的文化生態影響，在中國本土文化體系下形成了倫理型的管理模式。實際上，倫理與管理本來就存在著共通之處，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倫理的本意是通過對人倫關系的協調與規范以實現秩序和諧。管理在本質上也是處理各種關系的活動，是為了實現預期目標而以人為中心的協調活動。由此可見，倫理和管理在協調關系以實現秩序目標上具有共通性。倫理型管理模式將倫理作為管理的根本依據，將倫理滲透到管理活動的各個環節，倫理不僅是管理的基本方法，而且還成為整個管理活動的精神支撐與價值歸宿。依據上述管理模式所依憑的四重要素，以中國文化體系為基礎的倫理型管理模式有著自身鮮明的存在樣態。首先，倫理型管理模式依托于人們之間密切的倫理關聯，管理的精神氣質類型體現為一種不同于西方工具理性的情理精神。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傳統在血緣關系的基礎上將各種人倫關系都賦予了溫情脈脈的情感內涵。梁漱溟先生認為在中國傳統社會中“一個人的生命，不自一個人而止，是有倫理關系。倫理關系，即是情誼關系，亦即是其相互間的一種義務關系。所貴乎人者，在不失此情與義。‘人要不斷自覺地向上實踐他所看到的理’，大致不外是看到此情意，實踐此情義”[3](P131)。情理是人倫關系中規范彼此感情的道理，情理精神意在合情合理，將情與理在人們的思維意識中交織在一起，共同指導人們的行動。倫理型管理模式中的組織成員重視內在感情的自然表達，將成員間的情感關聯作為組織生活的重要價值目標。值得注意的是，倫理型管理模式所強調的“理”并非是西方管理思維中純粹的工具理性，而是一種關乎人情的道理，是處理人倫關系的規范與法則。西方管理思維中的工具理性精于計算，需要盡可能排除管理活動中的個人感情，避免受人為因素的影響，使得管理成為純粹的技術化和程序化活動。而倫理型管理所強調的恰恰是最能表達人們彼此親密感情的情理精神，通過人際間的溫情與關愛來協調成員秩序，實現成員對組織的自覺忠誠。其次，倫理型管理模式將道德作為管理的根本方法。倫理型管理下的組織成員內在蘊含著情理精神，成員之間具有親密的倫理關系，彼此相互熟知且具有深厚情感，對這種人性化組織的管理更適宜運用道理的力量來規約，而非要求成員對組織規范強制服從。倫理本來就是由共同地域的居民在長期交往中所形成的風俗習慣衍生而來，是在交往過程中所形成的道理法則，因而道德就成為了倫理型管理模式運作的根本方法。道德作用于中國傳統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無論是內在的個我修養還是外在的經濟、政治等一切社會活動，都離不開道德的引導與規約。對道德的重視表現在人倫交往之中則是中國人重彼此義務而輕自身權利。需要指出的是，西方管理模式將嚴格規范的法律規則作為有效管理的根本保障，而在倫理型管理模式中，與道德相比法律被置于相對次要的位置，僅作為管理的輔手段存在，正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甚至在中國傳統法律規范中也處處顯露出對道德情感的考量，孔子就將其父攘羊后的“父為子隱，子為父隱”（《論語•子路》）作為一種合乎直道的正義行為。中國傳統社會的法律審判主張“哀敬折獄”，要求法官以悲憐審慎之心來斷獄，也充分體現出倫理型管理的道德傾向。有學者就指出“重親情倫理”是中國法律精神的一個鮮明特色，是維系中國兩千年“平穩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在歷史上是“相當有效”的。[6](P65)在倫理型管理模式下道德貫穿于組織管理的始終，不僅成員個體具有內在的德性自覺，組織的正常運轉也離不開道德的力量；不僅組織運作的動機要符合德性要求，其結果也不能與道德價值相背離。再次，倫理型管理模式尤為重視組織成員間的倫理關聯。在倫理本位的文化生態中，倫理已然成為最能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特質的要素。有學者就曾指出“西方人的不朽是在宗教中實現的，而中國人的不朽則是在倫理中實現的”[7]。西方社會個體與團體之間涇渭分明，有著明確的界限，而倫理本位下的中國傳統社會絕不存在原子式的個體，人們自始至終都處在諸多倫理關系的包圍中，無法脫離倫理關聯而獨立自存。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形成了錯綜復雜的倫理關系網，每個人都作為網絡中的一個節點而存在，在關系網絡中認定自我并實現自我。對倫理關系的重視使得中國文化基因下的個體成員大都具有集體主義的行為取向，將集體目標的實現放在優先位置。倫理型管理的關系模式具有以下兩方面的維度：一是成員之間橫向的情感關系，其于內發自成員的自然感情，是主體善良意志的充分表達；于外表現為對他者盡心竭力的無私關愛。組織成員橫向的情感關聯既非單向度的義務，亦無等級權威的特征，情感關愛是互相給予的，關系雙方具有對等性，成員之間都不計算個人得失而以真情厚意彼此相待，營造出恩愛和睦的組織氛圍。二是組織成員之間縱向的等級關聯，等級差別是倫理的應有之義，倫理型管理需要人們明確自身在組織中的角色地位，并依據與自身相對應的角色要求進行活動，以確保組織的穩定秩序。橫向的情感關聯與縱向的等級秩序相耦合，在組織中形成了牢固且有序的關系網絡，共同構建起有機的倫理共同體，極大地增強了組織的聚合力。最后，倫理型管理模式以成員對組織的情感忠誠為歸宿。西方管理模式強調個人主義理念下成員對組織的工具性承諾，它以個體與組織訂立的契約為基礎，依賴明確的規章制度、法律合同等外在控制方式強制性的確保成員對組織的機械服從。而倫理型管理模式強調個人的情感參與，重視成員主體性的發揮，在此基礎上通過盡心盡力的推己及人，將主體內在的仁心仁性推擴到組織之中，把自己的一切情感與力量都毫無保留的奉獻給組織。倫理型管理模式所要達成的忠誠目標以親密的人倫關系與深厚的情感關愛為基礎，本質上是組織成員對所依存關系的承諾與依賴。可以說，倫理型管理的忠誠是一種主動忠誠，是主體內在的道德自覺與責任擔當，這種忠誠由內而發指向外在他者，是人們對組織其他成員以及組織整體的情感對待和真誠奉獻。基于組織生活中形成的親密關系與深厚情感，成員個體對組織的忠誠不再需要外在契約的約束，而是內化為組織深層的價值觀念，與組織融為一體，表現出自愿自覺的忠誠態度和忠誠行為。在倫理型管理模式中，組織成員在長期交往中既產生了深厚的感情，又形成了穩定的等級序列，組織已成為保障個體存在、實現個人價值的共同體，成員在組織生活中有著強烈的使命感與歸屬感，將組織整體利益放在首位，表現出極高的忠誠向度。

綜上所述，在中國本土文化體系下生成的倫理型管理模式以情理為管理的內在精神氣質，以道德調控為管理的根本方法，在管理過程中注重成員間的情感關聯與倫理團結，將成員對組織的情感忠誠作為管理的終極目標。無論是傳統社會還是現代化進程中的今日，源于本土文化基因的倫理型管理模式對中國社會的組織管理均產生了持久效力和深遠影響。

作者:王潤稼 單位:北方工業大學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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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張岱年.中國文化概論［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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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認為案例研究作為一種重要研究策略的意義和潛在科學貢獻在國內已經廣為接受，不容質疑。國內案例研究者也普遍對案例研究的規范有了_定了解。佐證之一就是過去五屆案例論壇的論文質量的大幅提升和學術影響的不斷擴大。在基本解決了案例研究的認可和初步規范問題之后的此時，我們需要更多關注的是，案例研究是否提出了有趣的研究問題?數據分析過程是否足夠嚴謹?是否做出了應有的理論貢獻?目前答案還并不十分肯定。

 

這些問題的答案在國外管理學界則相對比較肯定。構建理論和檢驗理論被認為是實證研究論文廣生理論貢獻的兩條根本途徑(ColquittandZapata-Phelan,2007)。國際頂尖管理學期刊之一AcademyofManagementJournal(AMJ)在1963~2007年近50年間發表的論文中，理論檢驗型和理論構建型的論文數目都在逐年增長(ColquittandZapata-Phelan,2007)。理論構建型研究通常指案例研究、扎根理論、民族志等歸納式研究，也包括假說演繹式的實證論文。理論構建型論文雖然一直少于理論檢驗型論文，但差距越來越縮小，到2007年，兩者的數量幾乎接近。這一結論有力地證明了高水平國際期刊以及學者對包括案例研究在內的定性研究的重視和支持然而，近5年來本土案例研究在哪些具體方面取得了明顯進步?哪些方面還有待提高?為此，在對本屆案例論壇回顧之后，本文對近五屆論壇報告的研究型案例論文進行比較分析，并針對目前存在的若干薄弱環節給出改進步驟。

 

二、論壇的主要觀點和概況

 

本屆論壇邀請了美國阿拉巴馬大學JeffreyA.Martin教授等專家，為與會者帶來了精彩的學術報告。Martin教授具有豐富的案例研究經驗，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師從KathleenEisenhardt教授，曾和StephenBarley和RobertSutton等著名案例研究專家一起工作過。他為論壇做了兩場主題報告，其要點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Martin教授從一般定性研究入手，介紹了定性研究的幾種類型，特別強調定性數據的研究、歸納研究、比較案例研究、民族志、扎根理論等雖屬于不同類別的定性研究方法，但相互之間有重疊。在實際運用中，研究者常常組合運用這幾種研究類型，但如何組合，并沒有一個公認的"模板"。這并不是說各種定性研究方法可以隨便地堆砌在_起，而是需要"協調"地結合在一起，以便得出更有意義的真理。Martin進一步指出對定性研究而言：⑴分析層次可以是個體、團隊和組織;(2)樣本規模可以是_個、幾個或者許多個;⑶數據收集可以通過民族志、文檔或者面對面訪談;⑷數據分析的手段可以是歸納法、演繹法或者兩者相結合，可以用定性數據分析，也可以用定量的統計方法;(5)最后的理論模型可以是過程模型，也可以是因素模型，或者兩者的結合。事實上，案例論壇的稿件中也有一些是基于定性數據的研究但并非案例研究。Martin教授重點介紹了多案例比較研究，作為定性研究的—個主要類型。他以自己的研究為例，說明了從選擇研究問題、研究設計、數據收集和分析，到最后寫作和發表的全過程。

 

值得注意的是，在數據收集方面，Martin教授認為，訪談時要使被訪者專注于敘述他們自己的所作所為，或親眼看到的其他人的行為。也就是說，應該防止讓他們去描述那些他們實際上并沒有參與的事情，例如在他們沒有參加的會議上發生了什么。此外，通常要避免提問"為什么"這樣的問題，因為找出事件背后的原因不是被訪者的任務，而是研究者自己的工作(分析數據、解釋關系，從數據中推導)。此外，數據收集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因此每次的數據收集工作應能轉化為幾篇論文。

 

在數據分析方面，Martin教授認為，所收集數據/證據的力度來源于跨案例之間的一致性，這就是所謂的復制邏輯。從相似的案例中找出相同的模式，能保證作者不會因為某個鮮活的特例而心猿意馬。

 

Martin教授特別強調了尋找能指導案例研究的理論的必要性。他認為幾乎沒人能夠宣稱某個研究沒有現存理論依據，文獻中總能找到一些相關理論，可在某種程度上應用到數據分析中。因此，研究者應該去探尋現有文獻的缺陷，而不能說沒有相關文獻。這樣做有兩重意義。首先，這能給讀者——我們的最初評審人個框架來理解我們的研究貢獻;這也能幫助研究者更好地專注于自己想要做的貢獻。如果沒有聚焦，那么研究者就容易在自己的工作可能產生的眾多貢獻中搖擺不定，導致最終沒有完整地建立基于其中任何一個發現的理論。

 

新加坡國立大學的潘善琳(ShanLingPAN)教授做了題為"將企業實踐提煉為學術論文：結構化、實用化、情景化(SPS)案例研究方法"的專題報告。丹麥哥本哈根商學院的李平(PeterPingLi)教授分享了其倡導的陰陽案例研究方法。他認為案例研究是開展本土化研究所必需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當某個學術研究領域內存在差異較大的理論觀點，特別是理論觀點相互沖突時，陰陽案例研究法非常適合研究人員創建整合式的新理論。

 

在案例教學方法模塊，廈門大學的沈藝峰教授剖析了案例教學的本質。復旦大學的包季鳴教授提出案例教學要體現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特色、體現培養目標的要求、體現學員的現實需求，通過即時性、進行性、追蹤性案例來達到案例教學的效果。臺灣大學管理學院的李吉仁教授對案例教學的定位和現狀進行了深入的分析。香港浸會大學MichaelYoung教授和中歐國際工商學院付莘研究員分享了教學案例寫作和課堂使用的經驗和教訓。

 

本屆案例論壇共收到來自海內外94所院校的123篇稿件。經過程序委員會的初篩和評審專家的"雙向匿名評審"，最終收錄論文集65篇，其中研究型案例45篇，理論構建研究論文13篇，教學型案例7篇。分論壇報告研究型案例23篇(實際錄取率為26%);理論構建研究8篇;教學型案例7篇。論壇程序委員會的大部分成員以雙向匿名方式經過兩輪投票排序，評選出9篇最佳論文(其中6篇研究型案例、3篇教學型案例)。

 

因篇幅關系，本文僅簡要介紹6篇獲獎研究型論文。其中周江華等(2011)通過多案例研究(7家企業)深入剖析了我國山寨手機行業如何通過技術創新與商業模式創新在BoP(BottomofPyramid,金字塔底層)市場開展破壞性創新的過程。于天遠和吳能全(2011)以珠三角地區的三家民營高科技企業為樣本，結合使用了深度訪談和問卷調查等方法，構建了"組織文化變革模型”闡釋了"政商關系的非人格化水平"與組織文化變革歷程的關系。王世權等(2011)針對理論上關于母子公司關系網絡作用于子公司創業的內在機理尚未理清的事實，對海信集團及其主要的13家子公司的發展進行了深入剖析，構建了相關的理論模型。于春玲等(2011)以上海家化、云南白藥和晨光文具為研究對象，歸納出了中國情境下成功品牌延伸的影響因素及其相互關系。鄭曉明等(2011)基于雙元能力的理論視角，以海底撈公司發展歷程為案例研究對象，系統研究了促進企業服務敏捷性形成的特征、過程和原因。王歡和湯谷良(2011)通過案例研究發掘了雙匯成功實施MBO的一系列要素，通過雙匯MBO"路徑創新"的典型案例驗證和補充了原有的MBO理論框架。

 

三、近5年案例研究論文規范性分析

 

這里，我們采用內容分析法，運用毛基業和張霞(2008)借鑒Dub6和Par6(2003)的方法所歸納的案例研究規范性指標，來評估近五屆論壇報告的研究型案例論文的質量。這套指標便于"使得案例研究整個過程的每個步驟都在嚴格的控制下進行，盡可能避免研究人員的隨意性和主觀性。這些嚴格的程序和標準是我們進行案例研究時的參照，也可以用來評價一項案例研究是否達到了規范化要求〃(毛基業、張霞，2008,p.118)。

 

從數據分析結果來看，5年來論壇的研究型案例在各項規范性指標上幾乎逐年提高。進步最為明顯的方面包括明確的研究問題、說明相關理論、基于團隊的研究、采用多種收集方法、引用原始證據。而有些方面相對仍然不足，特別是數據收集程序、數據分析過程，以及與現有理論的比較。考慮到有些規范性指標是籠統的評價，為獲知更多的細節信息，以本屆論壇報告的論文為樣本，我們有如下進一步的發現。

 

研究問題方面。研究問題可以具體說明研究者試圖想要知道或理解什么(Maxwell,2005),此外還起到兩個重要的作用：幫助研究者聚焦研究和指導實施研究(MilesandHuberman,1994)。可喜的是本屆論壇報告的案例中只有個別的沒有清楚表述其研究問題;但也有個別論文，雖然提出了研究問題，但過于發散。研究問題所引致的研究必須是真正可以實施的，也必須是讀者讀完研究論文之后能夠得到解答的問題(Maxwell,2005)。從這個意義上講，每個案例研究都應該回答一個或若干具體研究問題，而這些問題最好在引言中就明確告訴讀者。

 

理論基礎方面。案例論壇_貫強調理論在案例研究中的重要性(毛基業、李曉燕，2010)。我們看到本屆論壇報告的每篇案例都對相關理論進行了回顧，但也發現一些研究在指出缺乏對某現象的研究之后，所回顧的理論僅是走過場，沒有指出現

 

有理論能夠解釋哪些方面、缺口在哪里、為什么現有理論沒有對該現象給出滿意的解釋?案例研究的研究問題可以是理論驅動型，也可以是現象驅動型(EisenhardtandGraebner,2007)。對于那些由現象驅動的研究問題來說，研究者必須強調此現象的重要性和現有理論的貧乏(EisenhardtandGraeb-ner,2007)。

 

理論抽樣方面。數據收集的第一個步驟是確定數據來源，即案例對象的選擇。案例的選擇要符合理論抽樣(GlaserandStrauss,1967),而非統計抽樣。有些研究在確定研究對象時不太考慮案例與研究問題的匹配性，而是有選擇知名企業的傾向。

 

本屆論壇中案例對象更加多樣化、有趣和獨特，但是多數作者卻沒有清楚交代選擇該案例的理由，即沒有說明理論抽樣過程。

 

數據分析方面。樣本論文中多數作者都會交代自己的數據分析方法，但有些只是簡單交代了一下步驟。即使有些作者宣稱自己采用了扎根理論中的二步編碼法(StraussandCorbin,1998),或者是采用從經典案例研究文獻中歸納出的其他數據分析方法，但讀者看到的只是機械的模仿，而沒有看到諸如以下信息：理論如何指導了作者的數據分析，數據分析過程中產生了哪些中間構念和最終構念(甚至要給出數量)，構念與構念之間的關系是如何確立的。

 

篇（5）

【中圖分類號】G40-057【文獻標識碼】A 【論文編號】1009―8097(2010)10―0012―04

引言

教育技術學理論體系研究是教育技術基本理論研究的重要內容。南國農先生認為,“如何重構有中國特色的教育技術理論體系,是這一時期理論研究的第一主題。”[1]教育技術學理論界如何來解答這個“第一主題”呢?在教育技術學理論體系的研究成果層出不窮的今天,我們一方面需要沿著先行者的腳步繼續前進,從正面構建教育技術學的理論體系;另一方面也需要回過頭來反思,以更高的眼光和科學的態度來審視現有的教育技術學理論體系,分析其中的不足,這是一種學術上的自我審查,更是一條重構教育技術學理論體系的必經之路。

一 教育技術學理論體系的模式分類

中國的教育技術學理論體系研究經歷了三個階段:“上世紀80 年代到90 年代初,是我國教育技術理論研究的開辟時期。90 年代中期到新世紀初,是我國教育技術理論研究的多元發展時期。新世紀后,從2005 年起,我國教育技術理論研究進入重構時期。”[2]經過了從開辟到發展再到重構的歷史進程,涌現出了各種不同的教育技術學理論體系,它們不僅有內容的不同,也有理論立場的不同,還有方法論的不同。通過對這些體系進行共性分析,我們大致可以把這些形形的教育技術學理論體系劃分為三種模式。

1“教科書模式”

所謂的“教科書模式”是指用編寫教科書的模式來構建教育技術學的理論體系,或者用教育技術學的理論體系來編寫教科書,即這種理論體系同時又是教科書的體系結構或是教科書的主要知識體系。

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也就是我國電化教育剛剛崛起的時代,就有了對教育技術學理論體系的探索。南國農先生提出了電化教育學的理論體系由七論構成。這七論是“本質論、功能論、發展論、媒體論、過程論、方法論和管理論。”[3] 該理論體系是土生土長的研究成果,也是我國教育技術學界第一個頗有影響力的理論體系,具有奠基性的意義。2006年,南先生植根于中國文化土壤,在符合中國實際需要的前提下提出了信息化教育理論,并認為信息化教育就是新時期的電化教育,同時還重構了信息化教育的理論體系。該體系包括總論、基礎論、技術論、模式論、方法論和管理論。[4]不管是電化教育理論體系還是信息化教育理論體系,其核心都是現代教學媒體的研究和應用。南先生組織編寫的《電化教育學》以及《信息化教育學》在某種程度上表現出了兩種理論體系的痕跡。

李康教授在其專著《教育技術學概論――基本理論的探索》中認為教育技術學的基本理論體系由引論、發展論、教育媒體論、教育信息資源論、教學設計論、信息化教學論和遠程教育論等七個部分組成。[5]這個理論體系也就是該專著的知識體系。

2“內容模式”

有學者把教育技術學的理論框架概括如下:(1)技術和技術化;(2)教學需求和培養目標分析技術;(3)教學內容選擇技術;(4)教學目標制定技術;(5)教學內容分析技術;(6)教學傳播技術――教學策略:即教學設計。(7)教學傳播技術――教學媒體;(8)效果測評技術;(9)教師遴選和評估技術;(10)教學研究和改進技術。[6] 該體系以教育技術的技術屬性為邏輯起點,通過對教育中技術的分解而構建教育技術學的理論體系。

有學者認為教育技術學的理論體系由兩大部分組成。(1)教育技術學的基本理論:①教育技術教、學的基本概念;②教育技術的產生和發展;③教育技術的教、學特點;④教育技術的作用;⑤教育技術的教、學作用原理;⑥教育技術的教、學實施原則;⑦教育技術實施方法等。(2)教育技術的理論基礎:①認識論;②教育心理學;③教育傳播學;④系統科學;⑤藝術(音樂、美術)等。[7]這種概括與眾不同,它把教育技術學理論基礎也納入到教育技術學的理論體系當中,并具體分析了教育技術學理論體系兩個組成部分的具體內容。

這兩種體系就是所謂的“內容模式”,即把教育技術學理論分解為不同的具體內容,這些內容作為教育技術學領域中具有理論特性的知識,它們構成了一個相對完善的理論體系。這種以具體內容的方式來構建教育技術學理論體系是目前的主要模式。

3“層次結構模式”

“沒有一流的文科就沒有一流的理科,沒有一流的理科就沒有一流的工科。”教育技術學是教育學中的工科是毫無疑問的,但教育技術學也有自身的文科、理科以及工科。什么是教育技術學中的文科、理科和工科呢?何克抗先生認為教育技術學的理論體系由三部分組成:一是涉及對“教育技術學”意義與作用的認識(即對這一學科的基本價值觀與哲學立場),其內容應屬于“教育技術哲學”的范疇。二是涉及“教育技術學”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研究方法等,其內容屬于“教育技術學”的基礎理論部分;三是涉及如何運用“教育技術學”的理論、方法去解決教育、教學問題的知識,其內容屬于“教育技術學”的應用科學部分。[8]教育技術哲學是對教育技術中最根本問題的思考,是對教育技術中“后天事實”的理論考察,是教育技術學理論中的文科;作為教育技術學基礎理論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等就是教育技術學理論中的理科,而關于教育技術應用的方法、程序等應用科學部分則屬于教育技術學理論的工科,由文科、理科、工科這三層次的理論組成一個具有層次性、邏輯性和關聯性的教育技術學理論體系。

有學者在梳理已有教育技術學理論體系的基礎上把教育技術理論框架分為五個部分:“教育技術的本體論、教育技術的理論基礎、教育技術的基本理論、教育技術的應用與教育技術的評價。 [9]同樣,該體系也是把教育技術學理論按其抽象性的程度劃分為五個不同的層次,但是它的邏輯性和層次性卻不如“三層次說”清晰。

以上兩種教育技術學理論體系就是“層次結構模式”,其中“三層次說”是一種萬能的理論構建模式。任何學科都存在“哲學―原理―應用”或“文科―理科―工科”的三層次理論,并由這三種層次的理論構成一個相對完備的理論體系。其優點就是層次分明,邏輯清楚,缺點就是內容不夠明確,不夠具體。

以上列舉的教育技術學理論體系并非是最科學或者是最完善的,而且有的理論體系存在很多值得推敲的地方。之所以把現行的教育技術學理論體系進行歸類并用“教科書模式”、“內容模式”和“層級結構模式”來加以區分,是為了對教育技術學理論體系研究的歷史進行概括和總結,同時為重構中國特色的教育技術學理論體系提供啟示,而且這種劃分本身不具有評判優劣的意義。

二 對我國教育技術學理論體系研究的若干反思

在教育學領域,還沒有哪個學科像教育技術學那樣有如此多不同版本的理論體系。一方面可以認為我國的教育技術學理論研究成果非常豐富,出現了百花齊放的局面;另一方面也說明教育技術學理論體系研究還很不成熟,雖然經過了多年的發展,但學術界對一些根本問題缺乏共識,甚至爭論不休,這對于一個期盼走向成熟的學科而言是十分不利的。

1 教育技術學有理論嗎?――體系構建的前提性問題

教育技術學在教育科學領域中的尷尬源于理論建設的薄弱,在教育學其他領域的學者看來,教育技術學的理論積累是非常欠缺的,他們認為教育技術學只是技術,而不是像高等教育學、教育哲學那樣具有理論學科的性質,而教育技術學理論建設的滯后進一步加深了他們的這一印象。有來自教育技術學領域內的學者認為,“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技術應用主義的教育技術學在知識積累方面幾乎是一窮二白的。”[10]連知識積累都是空白的教育技術學,會有多少理論呢?這是危言聳聽嗎?只要我們翻開任何一本《教育技術學》的教材,我們都不會覺得它有多少稱得上是理論的東西。理論是什么呢?喬納森•卡勒(Jonathan Culler)認為任何可以被稱為“理論”的話語都應具有四大定義特征:1)理論首先應該是“跨學科的話語”,其影響和應用不能局限于某一領域;2)任何理論都應該同時帶有“分析性和思辨性”;3)理論應該是“對常識的批判,對理所當然概念的盤詰”;4)理論具有內在的反思傾向,是“有關思想的思想,是對我們借以產生意義的那些范疇的探究”。[11]這顯然不是對理論的界定,而是對理論屬性的陳述。以這個標準看,教育技術學有多少是具有理論屬性的知識呢?發展到現在的中國教育技術學仍然缺乏一個規范的概念系統(雖然有許許多多舶來的或者自產的概念),也缺乏相應的表述這些概念及其范疇的邏輯結構。我們有形形的理論體系,卻沒有實實在在的理論,這難道不是一個悖論嗎?當我們在構建教育技術學理論體系的時候,應該優先回答如下的問題:教育技術學理論有哪些屬性?那些納入到理論體系種的理論算得上理論嗎?教育技術學理論生成的條件是什么?如果不回答這些問題,教育技術學理論體系的構建只會是一廂情愿、自說自話而已。

2 有必要選擇邏輯起點嗎?――體系構建的科學性問題

“在建構理論體系時,邏輯起點的選擇顯然是無法回避的理論前提和基礎”。[12]經典的社會科學一般是從邏輯起點開始,演繹出概念、命題和原理,從而形成結構嚴謹、邏輯嚴密、內聚性強的理論體系。這也是評價一個學科是否成熟,學科的理論體系是否科學的重要標志。比如哲學是以“存在”作為出發點的,政治經濟學是以“商品”為出發點的。教育技術學以什么為出發點呢?選擇哪一個邏輯起點作為構建教育技術學理論題的前提和基礎呢?據統計,目前教育技術學的邏輯起點多達17種。選擇哪一個邏輯起點是比較科學的呢?是“如何教育”、“解決教學問題”?還是“借助媒體的學習”、“借助技術的學習”?亦或是 “教育中的技術”或“借助技術的教育”?哪種邏輯起點能夠演繹出一整套邏輯嚴密、思路清晰的概念、命題和原理呢?

可以肯定的是,已有的教育技術學理論體系并沒有明確的邏輯起點,有的學者雖然也提出了邏輯起點,但并沒有按照這一邏輯起點來構建理論體系。現實的情況是這樣的,理論界一方面需要確立邏輯起點來證明教育技術學理論的科學性,而另一方卻又沒有能夠按照已經確立的邏輯起點來構建教育技術學的理論體系。這樣就導致了一個結果:許多人認為教育技術學邏輯起點的討論是沒有必要的,因為沒有價值。

只要教育技術學理論想靠近科學,那就不能回避邏輯起點問題的討論,只要想構建科學的教育技術學理論體系,那就不能不選擇經過論證并確認是科學的邏輯起點。對于一個還沒有成熟的教育技術學學科來說,只有通過選擇科學的邏輯起點才能構建科學的理論體系,否則,所構建起來的理論體系就很難得到學術界的公認。

3演繹還是歸納?――體系構建的方法論問題

南國農先生認為在90年代,教育技術學界主要形成了兩類理論體系框架:一是,主要以美國AECT 教育技術94 定義為依據建立的理論體系框架;另一是,在不斷總結本國理論研究和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建立的理論體系框架。[13]有學者指出“94定義”是我們構建教育技術學體系的基本依據,因為它科學地、全面地、系統地回答了教育技術究竟是什么的問題。并由該定義演繹出了一套教育技術學的理論體系。[14] “94定義”真的科學地、全面地、系統地回答了教育技術究竟是什么了嗎?“94定義”描述了教育技術學的研究領域,但沒有明確回答教育技術是什么的問題,即沒有揭示教育技術的本質,因此把“94”定義作為演繹教育技術學理論體系的起點并不妥當。

南先生指出的第二條道路是“在不斷總結本國理論研究和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建立的理論體系框架”,這就帶有歸納的性質了。教育技術學本來就是教育學中的應用學科,它的理論應該是來自教育技術的實踐活動。教育技術學理論如果不是來自實踐或者不關照實踐,那么其生命力是十分有限的。因此,在構建教育技術學理論體系的時候,我們要去教育技術實踐中找依據,通過對豐富多樣的實踐活動的歸納來構建教育技術學的理論體系。

教育技術學理論體系的構建需要演繹和歸納相結合,在邏輯起點的基礎上演繹和在實踐基礎上的歸納,兩者缺一不可。需要指出的是,很多教育技術學理論體系既不是依靠演繹的方法提出來的,也看不出歸納的痕跡。很多研究者非常隨意地提出了教育技術學的理論體系,其中沒有進行任何的論證,也沒有自洽性的說明。也就是說,這些研究者在沒有科學的研究方法論指導下就提出了教育技術學的理論體系,這個理論體系是可靠的嗎?具有科學性嗎?答案不言而喻。

4理論體系要面面俱到嗎?――體系構建的完備性問題

完備性是任何理論體系都祈求的,任何理論家都希望提出一個無所不包的理論體系。但任何理論體系都不可能是包羅萬象的,因為只要實踐還在發展,思維沒有停止,理論及其體系就會不斷發展變化,或改變、或擴充、或縮減。一個理論體系追求的是相對完整或完備,即就目前來說所有的屬于該學科的理論都應該被包含進去。

在本文列舉的七個體系中,其構成的要素數目各不相同,有三要素的、四要素的、五要素的、七要素的,乃至十要素的。多少才算完備了?恐怕不能單純用數字來衡量。三要素的未必沒有十要素的完備。在教育技術學理論體系的“內容模式”中,有的體系就沒有包含被公認為是教育技術學理論中最核心的部分――教學系統設計。很多體系沒有把教育技術學研究方法納入進去,而教育技術學研究方法不僅是教育技術學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教育技術學學科成熟度的主要指標之一。如果采取“層次結構模式”來構建教育技術學的理論體系,那么教育技術哲學、教育技術學基本理論、教育技術學研究方法與方法論、教育技術應用理論就必須包括在內。雖然可以用不同的術語來表達,用不同數目的要素來概括,但都必須涵蓋這幾個部分,缺少了其中的任何一項,教育技術學的理論體系都是不完備的。

完備性內在地要求相容性,即構成理論體系的要素之間不能相互沖突。如果列舉了所有理論,但它們之間具有包含關系或者對立的關系,那么這個理論體系的完備性也是值得商榷的,我們不能只追求形式上的完備,而要追求滿足邏輯自洽的完備。比如,把“教學需求和培養目標分析技術”、“教學內容分析技術”與“教學設計技術”并列作為教育技術學理論體系的組成要素就出現了不相容的情況,因為前面兩種技術就內含于教學設計技術,因而,該體系也是不完備的。

5 如何體現中國特色?―體系構建的本土化問題

教育技術學理論體系的重構就是要建立本土化的教育技術學理論體系,也就是中國特色的教育技術學理論體系。這是教育技術學學科健康發展的內在訴求。所謂的教育技術學本土化是“一種使國外尤其是美國的教育技術學理論的合理成份與本土教育技術(包括電化教育)的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增進教育技術學對本土社會的認識和在本土社會的應用,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教育技術學理論、方法的學術活動和學術取向。”重構教育技術學理論體系就意味著不再以AECT的定義為尊,而是批判性地吸收,無論是“94定義”還是“05定義”都不是演繹教育技術學理論體系的起點,我們需要吸收這些定義以及西方教育技術學理論發展的成果和經驗,并同時進行本土化改造,使之適合中國的國情和教育技術應用的實踐土壤。

南先生給教育技術學理論體系研究的本土化指明了一條道路,即“遵循‘和為貴’的理念,采取‘和而不同,’的策略,主要通過‘三重’、‘三化’、‘三防’三種途徑,促進已有兩類理論體系框架的更多融合。”[16]融合的過程實際上就是本土化的過程,也就是重構教育技術學理論體系的過程。而在重構中國特色教育技術學理論體系的過程中,單純的以西方教育技術理論為尊或只考慮本土的研究成果都是不可取的,必須在借鑒和自我探索中尋求一條融合的發展道路。

三 結語

教育技術學理論體系是教育技術學理論的集合,是教育技術學理論按照一定的邏輯規則形成的有機整體。知識體系不是理論體系,研究領域也不是理論體系,然而有論者常常把研究領域或知識體系作為理論體系。“教育技術學的研究領域應當包括學習過程與學習資源的設計、開發、利用、管理和評價等五個方面的理論與實踐,因此可以將設計、開發、使用、管理和評價等五個領域當作教育技術學的理論體系的基本框架。”[17]這種簡單的以研究領域來代替理論體系的做法是不利于教育技術理論體系的深入探討的。

本文的出發點不是構建,而是反思,從對教育技術學理論體系的共性入手,總結其模式,并對教育技術學理論體系研究存在的問題進行批判性分析。這應當屬于教育技術學元研究,在理論體系的層次中應該屬于教育技術學的文科研究,是以現有的思想為對象,是對思想的思想,即屬于教育技術哲學的范疇。本文總結的三種模式是不是合理的?還有沒有其他的模式?從五個大方面來反思教育技術學理論體系的研究現狀是不是周全了?還有多少問題沒有考慮到?這需要進一步的分析和研究。我們可以確信的是,對于教育技術學學科來說,教育技術學理論體系研究已經步入了科學發展的航程,已經在學者們的反思性探索中走向繁榮,相信通過教育技術學界眾多前輩和一批批追隨者的共同努力,建立中國特色教育技術學理論體系的愿望是可以實現的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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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一、中國傳統法律文化與現代法治觀念

法律文化是指在一定的社會文化系統中體現出來的有關法的普遍的社會態度和社會價值。其表現為人們對法律性質的認識,對法律價值的評斷,以及對法律在社會系統中的地位的理解。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是在儒家文化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有其固有邏輯進程的道德價值觀和秩序準則。其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1.夏、商、西周的“禮治”時期,此時法作為“禮治”體系的組成部分而存在;2.春秋至秦的“法治”時期,此為“禮治”衰敗而“法治”興起的時期;3.漢以后的禮法結合時期,此為以法為制,以“禮”為魂的時期。在“禮治”時期,法僅為“禮治”體系的一個部分。在“法治”時期,法作為新型的制度得到了充分的發展。法從“禮治”的體系中獨立出來,與“禮治”分庭抗禮,形成了“法治”與“禮治”、“法治”與德治、“法治”與人治之爭。漢中期以后的“禮治”復興,并非對三代“禮治”的復辟,而是在總結了三代“禮治”和秦朝“法治”的基礎上找到了“禮”與法的最佳結合點,即以“禮”作為法的精神或靈魂,以法體現“禮”所提倡的人倫道德,就是所謂的“禮”法融合。[1](P110)從法律制度層面上看,傳統中國法以國家利益為本位,以君權為核心;從法律情感層面上看,懼法、“無訟”是其鮮明特點。

現代法治以法律至上、保障人權、贏得民心、制約權力和司法職能獨立為核心內涵。其要求社會中所有的人都按照代表公眾意志的法律制度來處理社會關系,以及法律應注意限制統治者的權力。可見,傳統法律文化與現代法治的沖突是顯而易見的。如:(1)“人治”傳統與“法治”要求的沖突;(2)特權觀念與“平等”原則的沖突;(3)“德主刑輔”與“法律至上”的沖突;(4)重“信”輕法與契約意識的沖突;(5)重“刑”輕“民”與“刑民”并重的沖突;(6)消極避罪觀念與積極守法精神的沖突;(7)“義務為本”與“權利本位”法律觀的沖突;(8)“非訟”觀念與公斷意識的沖突。[2](P59-62)

二、現代法治的邏輯起點

現代法治與法律文化的聯結點來自于法律文化對法律制度的社會,它塑造著一種普遍的社會精神,從而對附著在社會特征上的法律制度的演進和發展發揮主導性、支配性的影響。現代法治要求“法”必須既能滿足人的主體需要、權利、尊嚴、自由,又能契合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法律是文明的產物,是文化的因素,法律除了由經濟決定,受政治影響外,還來自文化的遺傳。源于文化本身的延續性,傳統法律文化與現代法治具有不容置疑的相容性。“作為制度的現代法治并非是從變法或移植中得來的,而是從傳統法律文化的精神中演化來的。”[3](P17)現代法治的邏輯起點是從對傳統法律文化的解讀開始的。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有著深厚的社會文化基礎,其作為人類歷史的沉淀有其自身的延續性與繼承性,其“不僅是歷史地存在的過去,而且是歷史存在的現在,它在一定歷史時代可以達到高峰,也影響著后世的制度模式、風格和習俗。具有不可被排除或消滅的頑強生命力。”[4](P310)西方的精神也絕非近代之物,只是到了近代才有了實踐意義罷了。早在公元前12世紀,古希臘人由于多利亞人的南侵而被迫跨海遷徙。“跨海遷徙的第一個顯著特點是不同種族體系的大混合,因為必須拋棄的第一個社會組織是原始社會的血族關系。”[5](P130)因而在跨海遷徙的航行中,古希臘人幸運地把人身依附關系拋進了大海,而散布在愛琴海上的若干城邦則為海上貿易的發展提供了良機。一方面是獲得了獨立人格的生產者地位,一方面則開辟了廣闊的商品市場,古希臘社會開始步入商品經濟。商品經濟的發展改變了社會政治結構。平民依靠其不斷增長的經濟實力向貴族要求更多的權利和自由,城邦民主制就在平民與貴族的斗爭與妥協中逐步建立起來。平民政治把字面上的平等和自由變成了實際上的民主制,把少數公民的民主制變成全體公民的民主制。這就是精神的最初體現。[6](P383)傳統法律文化與現代法治的相容是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缺乏世代相傳的民族法律文化心理的支持與認同,無論現行社會秩序受到現行法律規則的怎樣強化,也是脆弱的不穩固的。”[7](P355)

“人們創造自己的歷史,但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的創造”[8](P603),“沒有希臘文化和羅馬帝國所奠定的基礎,就沒有現代的歐洲”[9](P220)。現代化是人類發展的必然選擇,但通向現代化的途徑卻會因歷史文化、地理環境、國民性等種種條件的不同而相異,“西方法制的現代化,不是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的個別現象,而是具有世界化的趨向,是一個世界性的歷史進程。法現代化并非西方文明獨占品,它在每個國家總會有自己民族的特點。法現代化是一個復雜的變革過程,在不同的民族、國家和地區,這一進程的動因、表征及后果是各不相同的。法現代化進程的多樣性是一個客觀性的定在,在這種多樣性的背后,凝結著各個國度法律文化發展的固有邏輯。”[10](P301-302)近代日本的成功,說到底乃是文化的成功,是文化融合的成功,即引進的西方法律文化與日本的法律傳統找到了契合點。單純的法律移植若不能與本國的實際相結合、扎根于本國社會的文化土壤,往往難以達到理想狀態。“中國法治之路必須利用本土的資源,注重本土法律文化的傳統和實際。”[11](P6)“法律條文與制度的滲透類似于貿易商品的進口。進口可能損害民族經濟,但是,在評價這種不平衡時還要與閉關自守很可能帶來的匱乏相比照,況且這種不平衡可能是臨時性的。”[12](P14)對傳統法律文化的揚棄能夠降低法現代化進程的成本。

三、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思想精髓

1.“禮治”主義的法律原則

“禮治”始于殷商,盛行于西周。“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13]。“禮”的實施以國家的強制力為后盾,“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為表里者也。”[14]國家的典章制度也以“禮”為核心。“禮”起著“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15]的“法”的作用,而涉及的范圍卻比“法”廣泛得多。“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16]“禮”與法的統一,構成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兩大基本要素。法律在治國方略中的地位是相當重要的,但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17]用政治來教化人民,用刑罰來管理人民,這樣做,人民只想到如何免于刑罰,不會想到是不是可恥;用德行來教化人民,用禮來管理人民,人民不但守法知恥而且能改過向善。現代法治建設應從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禮治”主義精神中吸取營養,借助法、德功能上的互補,法、德結合,規范社會,維護秩序。

2.“法貴遵守”、“刑無等級”的法律思想

春秋以后,中國出現了“法治”思想。以李悝、商鞅和韓非為代表的法家提出“以法治國”的口號,強調法的重要作用;主張有法必依、賞罰分明;倡導富國強兵。在“法治”精神指導下,統治者極端重視法制建設,天下事無大小皆決于法,出現了律、程、課、式等相對穩定的法律規范和“制”、“詔”、法律答問、廷行事等相對靈活的法律規范。盡管理論界普遍認為法家的“法治”與現代意義上的“法治”相去甚遠,充其量不過是“法治”的萌芽,但其“法貴遵守”、“刑無等級”的法律思想卻是難能可貴的。“所謂一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新晨

有功于前,有過于后,不為虧法。”[18]雖然,這里的“刑無等級”有一定局限性,未包括君主,這是由于當時君主專制政體決定的,但法家能在封建不平等的制度下提出這一進步思想也是不容易的。法家認為法具有普適性,對所有的人一視同仁,“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19]。法律不偏袒有權勢的人,“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20]。除體現為“刑”的法律,還有大量制度化的“禮”,從“周公制禮”到唐律的“一準乎禮”,這種“法貴遵守”、“刑無等級”的思想是極具現代價值的。

3.以“和”為貴的法律價值選擇

“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21]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解決糾紛以“和”為最高價值選擇。禮的運用,貴在能和。先王傳下來的道,以禮為最美好,不論小事大事都是由此而行。“和”的價值追求即是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反映在糾紛的解決上,就是雙方在自愿的基礎上互作讓步求得糾紛妥善解決的一種機制。這種解決糾紛的“和”的思想是當今法治實踐中不可多得的歷史智慧。今天的調解制度正是傳統法律文化解決糾紛“和”的思想的積淀,其既降低了當事人的訴訟成本,也降低了法院的司法成本,符合司法效益的原則。從我國司法體制的架構來看,調解在基層法院承擔著絕大多數民間糾紛解決的職能。

因而,在中國法治現代化的道路上,我們必須對人類歷史經驗進行總結,挖掘傳統法律文化中的倫理精神,辯證地詮釋其思想精髓,合理地吸取其精神內核,并對其進行充實與超越,最終確立我國現代法治的倫理精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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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論語·為政[M].

[18]商君書·賞刑[M].

篇（7）

從產品結構看，我國的化妝品市場與世界各國相似，以護膚產品為主。護膚產品約占36％，美發產品約占31％，美容產品約占18％，在可預計的將來，我國市場將仍以護膚品為主導。化妝品目前在國內的銷售渠道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商場形象專柜及超市專柜、貨架銷售；

2、 區域商及終端渠道銷售；

3、 化妝品專賣店及化妝品連鎖超市；

4、 美容院銷售及整店輸出銷售模式。

專賣店的產生和發展

專賣店的產生和發展經歷了獨立化階段、專業化階段、成熟化階段三個階段，不同的階段呈現出不同的特點。

1． 獨立化階段

最早開設店鋪的是手工工匠，后來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專門從事店鋪經營而不從事商品生產的商人出現，獨立化的專業商店開始出現。

早在路易十三時代，就有一些游商告別浪跡生涯，在城市中開小店鋪，與工匠為鄰。到十七世紀，受商店自身規模、店主的經營能力和當時商品豐富程度的限制，一般商店都以主要經營一類主要商品為主。

2．專業化階段

十八世紀，西方零售業的主要形式是雜貨商店，常采取物物交換和賒銷的形式，提供日常所需用的物品。十九世紀上半期，是西方專賣店發展最為迅速的階段，但大多以小店鋪為主。城市的發展，使城市居民產生了對特定產品的選擇性需求，各類專業化銷售應運而生。

隨著工業化浪潮的興起，人們傳統的生活方式大有變化，專賣店隨之發生了分化。一部分成為滿足人們日常生活需要的專業店，例如：肉店、面包店、鞋店、帽店和食品雜貨店；另一部分成為滿足人們新潮消費的精品店，例如：時裝店、珠寶店、首飾店、香水店、化妝品店等。

3． 成熟化階段

隨著零售業發展多樣化，百貨公司、超級市場等大大小小不同形態的商店愈來愈多，商品種類也琳瑯滿目。但市場競爭日趨激烈，脫穎而出成為賺錢的關鍵，集中銷售專一領域的商品、提供相關深度產品的新型專賣店，適時抓住了市場的脈搏獲得很大發展。

從營銷學的觀點看，專賣店是大型賣場中的產品經過市場區分之后再加以細分化的結果。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專業商品向高檔化方向發展。提起專賣店，在人們腦海中已不是肉鋪、菜店和糧店，而是時裝店、香水店、電器店等，甚至有的專家將滿足人們日常需要的商店排斥在專賣店之外。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后，大型百貨商店為了與各類自選市場競爭，放棄了過去價廉貨全的特色，開始突出專業化，并提高商品檔次，重點經營女用飾品和裝飾用品，每個商品部都可以成為一個獨立的專業商店。這樣使百貨商店走出了困境,但使專賣店受到極大沖擊，特別是一些世界級名牌時裝專賣店，品質牌單一、顧客有限，只好靠開拓其他高利產品維持經營，這也是許多時裝店老板兼做香水生意的重要原因。

綜觀海外高收入國家和地區，各類不同專賣店已存在多年。我國國民收入逐年增加，專賣店的前景亦隨之拓展攀升。

而隨著商品經營形態轉變，坐在雅致的服飾店內享受悠閑的下午茶已成為趨勢；咖啡店內各種精美的擺飾也都成了待價而沽的商品。諸如此類采取多元化經營且各具巧思的復合店，已逐漸取代傳統單調而缺乏規劃的商店。

專賣店的定義類型

專門經營銷售特定商品，這些商品具有極強的關聯度，或者同一個品牌的商品，或者一個系列專門的商品的商店，其特征為，非常講究店面裝飾，給人以精品的感覺。

專賣店必須具有這樣幾大特征：

1、著眼于特定顧客群的需求。

2、商品成系列、緊湊，且有品質保證。

3、實施特色經營，講求個性化。

4、與顧客有較強的聯系，并能加以控制。

5、專業化的服務包括提供購買建議、實施概念營銷、售后服務等。

6、售貨員有豐富的商品知識，有較強親和力。

專賣店主要有以下類型：

1、貴重品專賣店。包括專營鐘表、皮革、金銀首飾、手工藝品商店。

2、耐用品專賣店。包括專營電視機、電風扇、電冰箱、洗衣機等電器商品商店。

3、規格型號要求嚴格的商品專賣店。包括專營五金、電料、藥品的商店。

4、花色品種選擇性強的商品專賣店。包括專營棉布、絲綢和服裝的商店。

5、生活用品專賣店。包括專營糧、魚、肉、煤炭等商品的商店。

6、信息類產品專賣店。這類專賣店特意列出來主要是因為這類專賣店隨著IT產業的發展，發展極為迅速，像電腦專賣店、軟件專賣店與各種耗材專賣店。

化妝品專賣店的興起

中國的專賣店模式大約是從1980年前開始操作的，它在日本運作得非常成熟，比大百貨渠道做得還要好，來到中國以后，這種經驗慢慢的被逐步移植。專賣店作為一個嶄新的銷售渠道出現。

在中國，化妝品專賣店還是一個新業態，所占市場銷售份額微乎其微，70％的化妝品仍然是通過商場專柜或超市貨架的形式來銷售的。

專賣店在中國的發展是有目共睹的，但這種新的模式卻有著強盛的生命力，勢必會對傳統的化妝品專柜造成越來越大的沖擊。在屈臣氏、莎莎等國際化妝品連鎖專賣在國內市場進一步推進的同時，“嬌蘭佳人”在全國范圍內的大動作激起了鯰魚效應，眾多國內品牌紛紛自建渠道，廣東和江浙部分中小企業也紛紛跟進，大力開拓化妝品連鎖專賣店渠道。

專賣店的興起使許多傳統的商、經銷商不敢小覷它的實力，他們紛紛進行轉型，以直營店或供貨渠道與專賣店結盟合作，直接導向終端。

炙手可熱的化妝品專賣店的地位發生重大變化，但其生存和發展的壓力并沒有減少。在與商超大型賣場爭奪客源、搶占市場份額的同時，化妝品專賣店還要面對同行之間本區域、跨區域的競爭，謀求自己的發展之路。

從化妝品專賣店整體的發展趨勢來看，現有的生存狀況得到極大的挑戰。由于品牌結構和層次的豐富、化妝品專賣店的公信力、品質得到較大的提高，消費者對化妝品專賣店的認可度、忠誠度、信任度也得到極大的提高。

顧名思義，作為專賣店，就要體現一個“專”字。經營者就要在“專”字上下功夫，一方面以專業的美容咨詢，專業的皮膚護理來抗衡商場超市的沖擊，另一方面可考慮形成精細化的品類專賣店，如彩妝專賣、眼部用品專賣、男士化妝品專賣等。

化妝品專賣店現狀與特性

經過十幾年的培育和發展，我國已成為亞洲第二大、全世界第化妝品市場，行業內品牌化競爭格局已經形成，日益成為集產業化、市場化、國際化為一體的綜合性產業。1980年代中期化妝品專賣店蓬勃興起，并于1990年代中期達到鼎盛時期，然而1990年代后期開始，由于大賣場、連鎖超市等新型終端的強勢擠壓下，化妝品專賣店生存空間日趨狹窄。并面臨新的危機：比如消費多極化導致客源流失，比如惡性競爭和劣質服務引發顧客信任危機。

于是，化妝品專賣店面臨發展征途中新的轉折點：單體化妝品專賣店和連鎖化妝品專賣店將面臨向具有“服務品牌”的品牌專賣店轉變。規模比較龐大、網絡比較健全的大型化妝品專賣店將逐步擠占單體化妝品專賣店的生存和發展空間。

經銷商自有品牌和獨家專賣品牌也在專賣店，特別是連鎖專賣店中，成為爭奪市場的一個重要角色。由于許多化妝品連鎖專賣店有著自己比較龐大的銷售網絡、較強的銷售能力，他們在實現由普通專賣店向具有“服務品牌”專賣店的轉變，需要提供不可替代性的產品和服務，以保護和鞏固自己的市場。

目前在中國化妝品市場上，中高端市場基本上被外資、合資企業所占據，本土企業無一入圍。歐萊雅、寶潔、資生堂、雅芳等幾家國際巨頭形成了寡頭競爭之勢，這其中又數歐萊雅的市場份額最大、實力最強。僅剩的低端市場則由幾千家本土中小企業瓜分。

化妝品專賣店模式未來的發展空間

目前，國內化妝品企業的專賣店經營比重極小，只不過剛剛起步，化妝品專賣在國內市場潛力仍然深厚，存在著極大的發展空間。在企業的組織形式上，今后我國化妝品連鎖專賣店將發展到各種零售業態上，如：百貨商店、超級市場、專賣店面、商業街、商業中心地區、倉儲商場會成為化妝品企業發展的強大力量。根據不同的目標顧客設立不同層次的專賣店。

化妝品專賣店在我國會有長足發展。它們會在化妝品的品牌、經營方式、規范服務等方面形成自身的風格。其中一部分精品店、名品店會進入到大型百貨店中設址；化妝品專賣店將進一步向個性化的發展。隨著化妝品專賣店的擴張，今后要不斷的增加化妝品專賣店的網點，逐步擺脫地域概念、規模擴大、集中程度提高，出現一批優質的、服務好的化妝品專賣店面。體現化妝品專賣店的層次感、時尚感，引領時尚變化的潮流。

隨著化妝品國際化的競爭，化妝品行業越來越快的變化，在化妝品企業的規模擴張過程中，化妝品連鎖專賣的發展速度非常快，尤其是大型具備實力的化妝品企業，通過連鎖專賣店的營銷方式發展速度最快，業態創新成為化妝品企業提高企業競爭力的重要手段。

篇（8）

關鍵詞：

中小企業；供應鏈；集群控制；批量營銷

一、引言

中小企業是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促進創業就業、改善民生和壯大民營經濟意義尤為重大。根據中小企業劃分標準和第三次經濟普查數據測算，截至2014年末，全國中小企業已超過5000萬家，占全國企業總數的90%以上，創造了全國約60%的經濟總量，提供了全國80%的城鎮就業崗位，納稅占到國家稅收總額的將近一半①。2015年一季度，全國新登記注冊中小企業84.4萬戶，同比增長38.4%；新增注冊資本4.8萬億元，增長90.6%，中小企業在我國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引擎作用進一步增強②。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進一步強調，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中小企業融資難是世界性的普遍難題，理論界為此進行了不懈的努力探索，近年來，供應鏈金融模式受到普遍青睞與推崇。AllenN.Berger（2006）等人最早初步提出了供應鏈金融的思想；我國學者則對供應鏈金融解決中小企業融資問題持肯定態度，多數學者從商業銀行的角度進行分析，少數從中小企業角度論證，個別從兩者結合的角度闡述。閏俊宏（2007）認為供應鏈金融有效地降低了商業銀行的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深圳發展銀行和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共同組成的“供應鏈金融”課題組（2009）指出，供應鏈金融借助“團購”式的開發模式和風險控制手段的創新，使得商業銀行改善了中小企業融資的收益成本，并表現出明顯的規模經濟。白馬鵬（2008）認為供應鏈金融借助鏈上核心企業的信用實力、交易的自償性以及貨物的流通價值，對供應鏈上單個或上下游多個中小企業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務。

以上研究成果論述了供應鏈金融解決中小企業融資問題的優勢，對我們思考我國西部地區發展供應鏈金融問題有很大的啟發和借鑒作用。然而，需要進一步追問的是，供應鏈金融真的適合用于解決西部地區中小企業融資問題嗎？本文在對中小企業融資的供應鏈模式概述的基礎上，從銀行信貸實踐的角度出發，以西部地區特大城市成都市為例，總結中小企業融資的供應鏈金融的特征，進而分析成都市打造供應鏈的難點，最后提出西部地區商業銀行發展中小企業融資的供應鏈金融模式的政策建議。

二、基于中小企業融資的供應鏈金融模式概述

供應鏈金融指銀行將其金融服務從供應鏈核心企業拓展到整個供應鏈，為鏈上渠道伙伴提供應收賬款融資、預付賬款代付、存貨融資、原料和制造融資等服務。供應鏈金融模式不僅具有理論依據，而且在我國商業銀行取得了較為豐富的探索實踐，因而能夠在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上發揮積極作用。

（一）理論依據信息不對稱理論、供應鏈管理理論、交易成本理論及委托理論都為供應鏈金融模式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石。當今企業面臨日益激烈的競爭，企業為了保持核心競爭力只能利用外部資源快速響應市場需求，上下游中小企業的正常運轉與忠實合作對整個供應鏈的穩定性和最終產品競爭力有重要影響，因此，核心企業有動力配合銀行解決渠道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同時，供應鏈由不同期望目標的企業和組織構成，具有參與主體多、跨地域、環節多等特點，它們之間存在潛在利益沖突和信息不對稱問題，需要通過不完全契約方式實現企業之間的協調（韓東東，2002）。委托理論解決人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行為。供應鏈金融模式下,第三方物流企業與銀行存在委托關系，著重解決物流企業對質押物的真實性、合法性。還可將物流企業和銀行視為共同委托人，更易掌握中小企業的生產經營和還款能力，同時與原材料供應商簽訂回購協議條款，有效防范供應商與中小企業合謀騙取銀行貸款及違約風險。供應商和中小企業也形成了委托關系，主要解決中小企業違約的情況下，供應商面臨向銀行退款、無法銷售產品進行回購的風險。

（二）國內實踐進展從供應鏈金融的實踐運作形式看，運作主體多數是商業銀行，其次還有第三方物流企業、大型企業集團、綜合金融物流提供商。國內商業銀行典型探索以深圳發展銀行（今更名為平安銀行）構建的供應鏈金融服務體系為代表，該行在探索初期推出了貨押授信等，并逐步在實踐中總結出了“1+N”理念，后期圍繞供應鏈整合了20多項產品和服務，有力地解決了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國內其他銀行圍繞應收、應付、存貨三大環節設計供應鏈金融產品，如中國銀行2008年開始推出的“達”系列融資產品等；部分銀行針對自身擅長的行業推出供應鏈金融產品，如光大銀行在鋼鐵等行業推出了“陽光供應鏈”等；個別銀行則專注于信息技術在供應鏈金融的運用，如招商銀行的“電子供應鏈金融”。總體來看，中小企業融資難是供應鏈金融產生的現實需求，高視野解決對策的研究直接為供應鏈金融的產生提供了理論基礎。國內外對供應鏈金融融資研究的出發點各不相同，國外側重于研究大型企業的供應鏈延伸及發展過程中的融資性問題，國內主要分析通過供應鏈條的捆綁和鏈接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因此，國內不能照搬國外模式。從實踐進展看，供應鏈金融并不適合所有的領域，做得好的地區主要具備了一定的客觀條件，主要是對那些行業邊界清晰、供應鏈成員之間長期密切協同而無嚴重利益沖突的領域，由一個核心企業引領形成。

三、西部地區構建中小企業融資供應鏈金融模式分析

中小企業營銷與信貸風險的防范、控制有賴于對該地區中小企業特征的準確認識、中小企業信貸規律的總結，有賴于對中小企業行業和鮮明的區域特色的把握。成都市作為西部特大城市，其中小企業具備西部地區的代表性。下面，以成都市為例，結合成都市某商業銀行信貸實踐進行具體分析。

（一）成都市中小企業主要特征1.對中小企業進行分類。結合銀行營銷和風險控制實踐，成都市中小企業可以分為具備核心競爭力且能利用外部資源響應市場需求的核心企業、有意愿被整合進其他企業購銷渠道但又不愿意放棄部分生產經營管理權限的中小企業、有意愿被整合進其他企業購銷渠道且愿意放棄部分生產經營管理權限的中小企業。按照要素分類，主要包括高新科技型企業、資金密集型企業、勞動密集型企業、能源礦產等原材料型企業。2.成都市中小企業主要特征。首先，處于全國中小企業生產經營鏈的低端,具備核心競爭力的企業較少。從成都市中小企業在東中西部的定位來看，東部地區主要是高科技、資金密集型企業，而西部地區主要是勞動密集型企業、能源礦產企業。從成都市等西部地區的能源礦產企業來看，主要是向東部地區輸送原材料，連能源礦產品初級產品都談不上。十八屆三中全會后西部一些城市才提出能源礦產品由量大、價值低向量小、價值高的初級產品轉變。西部地區主要向東部地區供應能源礦產品的定位決定了供應鏈的核心企業不在西部地區，所以，成都市的商業銀行選擇核心競爭力強的中小企業還不現實。我們按國外大型企業供應鏈延伸的做法，通過銀行營銷、風險控制實踐來證實成都市極少具備核心競爭力的中小企業，先不分析其整合供應鏈的意愿。成都某地方商業銀行隨機抽取了7戶中小企業客戶，它們2014年末的相關情況如表1所示，由表1數據計算得出的相關分析結果如表2所示。由表2知，該7戶中小企業活勞動量占產品成本均低于7%，說明活勞動量消耗小;勞動者占固定資產的數額除1戶外余者均在30%以上，數據水平比較高,該兩項數據均不具備活勞動消耗大、資本有機構成低等勞動密集型企業的特征。而單位勞動力占有的資產量在20萬元以上，單位勞動力占有的資本量在7萬元以上，占有水平較高，符合資本有機構成高等資金密集型企業特征。成都市的中小企業不像西部其他地區普遍屬于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原因，主要在于成都市是西部地區的主要中心之一，聚集了大量的資金和中小創業者，屬于西部地區的發達城市之一。從成都市某商業銀行的實踐看，即使是作為西部特大城市的成都市，雖擁有大量資金密集型中小企業，但仍處于全國中小企業生產經營的低端，很難形成供應鏈,表現在部分企業在“二次創業”過程中出現銷售急劇下滑，挪用資金用于固定資產投資、市場投機等，還有些企業存在著發展到一定程度就再難以增長的“成長困惑”，普遍存在著產品雷同、主業不突出、技術含量低、易模仿、產品盈利差等核心競爭力不強的問題。其次，具備核心競爭力的科技型企業非常少。上述企業沒有專門從事科研的人員，與高校等科研機構合作進行科研的人員也非常少，科研經費占銷售收入的比重均為零。上述企業也沒有加大技術設備升級和企業經營改造，沒有在轉型升級中找活路，很多資金密集型中小企業依靠自有資金、信貸資金維持高速運轉，并頻頻出現資金投向虛擬經濟等高風險領域的問題。代表企業發展方向、發展潛力的科技型企業最有可能成為供應鏈上的核心企業，但科技型企業在成都市等西部地區非常少，難以形成供應鏈。

（二）成都市構建中小企業融資的供應鏈金融模式的難點及特殊性1.成都市構建中小企業融資的供應鏈金融模式的難點。一是成都市產業鏈上有核心競爭力的企業較少，缺乏形成供應鏈的引領者。從銀行營銷和風險控制實踐看，成都市所謂具備核心競爭力的企業非常少，更談不上核心企業有外包業務方面的意愿。同時，多數不具備核心競爭力的企業，和東部地區核心配套企業關聯度也不緊，其外包業務并由此管理外包渠道的動機不強，很難在供應鏈中起到主導作用。二是成都市供應鏈鏈條整合難度較大。國外供應鏈金融是大企業主動整合，以具備核心競爭力且愿意外包和管理次要業務的大企業為主，在這種條件下，較易尋找到愿意被整合進供應鏈且愿意為此而放棄部分生產經營管理權限的配套中小企業。而國內尤其是西部地區，具備核心競爭能力的企業較少，更談不上核心企業發展戰略中愿意外包和管理次要業務；多數是為了供銷渠道暢通而有意愿被整合的中小企業，且在供應鏈形成難度大的情況下不愿意先為此而放棄資金使用權、資金收益等部分生產經營管理權限。購銷鏈條每個環節上融資難的中小企業利益一致、精誠團結的幾率較小，彼此之間在信息交流、資金結算、供銷渠道、成本核算等方面或多或少存在著矛盾，很少完全依賴合作對象。由于結算條件較苛刻，遇到資金困難時不會通過供應鏈上的合作伙伴解決，寧愿通過商業銀行融資，所以，依靠中小企業自身形成供應鏈的概率比較小。因此，成都市中小企業在缺乏核心競爭力的條件下要想形成和發展供應鏈，首先需要強勢的第三方來培植核心企業，然后強勢的第三方有動力去協調核心企業與上下游企業之間以及上下游企業與上下游企業之間達成利益上的一致。因此，國內的供應鏈金融不能照搬國外模式，而以有實力的政府部門、銀行、物流公司等去配置和整合供應鏈的成功率較大。2.成都市構建中小企業融資的供應鏈金融模式的特殊性。一是從西部地區城市看，產業鏈路徑非常明顯。雖然從隨機抽取的成都市某商業銀行中小企業信貸客戶數據未發現以某核心企業形成的產業鏈，但是不妨礙從城市整體角度尋找產業鏈，以便將來通過相關政府部門進行整合等宏觀層面的引領促進微觀層面的中小企業形成產業鏈或延伸產業鏈長度、拓寬產業鏈深度，從而來發展商業銀行產業鏈金融。某商業銀行信貸實踐發現，從城市整體上來看，成都的物流方向有相反的兩股：一是農產品、能源礦產品等沿四川其它市縣——成都郊縣——成都五城區方向流動；二是產成品、商品沿成都五城區——成都郊縣——四川其它市縣流動。成都早在幾年前就將提供原材料的雅安及提供市場的資陽、簡陽、眉山等捆綁發展，從城市的角度看，產業鏈路徑是明顯的，成都是產業鏈的核心城市。二是西部地區中小企業在難以形成供應鏈現象以外表現出的微弱聚合效應。地方性商業銀行在努力摸準地區中小企業信貸規律中，雖未發現供應鏈現象，但卻找到了中小企業表現出的微弱聚合效應。以成都市為例，其中小企業的集群效應比較明顯，體現在成都市商業銀行的中小企業營銷及信貸風險具有專業市場、市場區域、行業集群、家族關系等總量特征及總體變化趨勢，把握住了這些總體特征將能夠更準確、客觀地把握住中小企業信貸規律。反之，成都市中小企業營銷及信貸風險難以基于單個信貸主體的經濟特征及其衍生出來的信貸特征進行點對點的孤立管理。這種集群效應是在難以形成供應鏈時，中小企業所體現出來的微弱凝聚力，二者之間的差別在于供應鏈通過企業間長期合同捆綁在一起，集群效應則完全是市場力量在支配。

四、主要結論及政策建議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認為，成都市中小企業的供應鏈金融現象不明顯，但是集群效應比較明顯。要想形成供應鏈，需要在某些中小企業群打造供應鏈的引導者,并注重供應鏈內部成員利益沖突的解決、長期合作機制的打造，以提高鏈條內成員之間的交易等穩定化程度。在目前供應鏈金融不明顯的情況下，我們提出如下幾點政策建議。

（一）政府作為供應鏈的輿論先導者引導形成供應鏈金融政府可以在打造供應鏈金融強勢的第三方引導者方面作出努力，比如通過法律、產業金融相關政策的制定和宣傳，對供應鏈金融的形成創造政策氛圍，鼓勵銀行、物流企業、具備條件的大中型企業開展供應鏈金融業務；同時，在消除供應鏈金融內部成員利益沖突方面，可以采取市場化的手段進行引導解決，為供應鏈金融業務的各方相互協作掃清障礙；另外，為減少供應鏈金融業務中各方艱巨復雜的談判、溝通、協同工作壓力，政府可以通過設立相應專業中介機構來推動解決，以此推動供應鏈金融的形成、發展。

（二）商業銀行作為供應鏈金融的實際主要主導者引領供應鏈金融的形成和發展銀行將其作為中小企業融資渠道的業務創新，在組織架構上，可集中資源設立供應鏈金融相關的金融產品、審查審批及風險控制部門，專門負責供應鏈金融業務，還可以與第三方中介企業合作發展商品融資；同時，商業銀行可以專門針對供應鏈金融，再造信貸業務流程，通過打造相應授信模式來推動供應鏈金融的發展。

（三）第三方物流企業作為中小企業和銀行的連接者來促進供應鏈金融的發展主要是促使供應鏈金融各個運作環節的資金流、物流和信息流暢通無阻，為銀行提供質物倉儲、第三方監管和動產拍賣等服務，確保質押物完整有效，還為銀行提供中小企業相關信息、監控原材料供應商，也為上下游企業提供資金融通，在供應鏈金融形成過程中發揮與商業銀行、上下游中小企業之間的連接作用。

（四）多方聯動合作實施集群化營銷針對單個中小企業之間有某種非緊密的聯系所體現出來的聚合效應，商業銀行可以通過與政府部門、工商聯、專業市場管理方、市場區域的管理方、行業協會等機構合作，實施集群化營銷，通過做一定量的中小企業信貸來覆蓋中小企業信貸風險；運用大數法則測算出特定行業的風險概率，甄選金融產品進入的行業，然后迅速找到有效的客戶群體進行批量營銷，實現金融產品在特定行業、特定市場的受眾群體規模化、風險可控的目標。另外，通過批量化的行業和集群研究，從中小企業批量風險判斷的角度研究風險信息、業務特點和風險程度，從地區、行業、集群角度探索風險控制的“本土化”、“批量化”和交叉印證模式，以適應成都市中小企業集群化、轉型化、家族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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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一、對應用型會計人才培養目標與模式研究的背景。

隨著知識經濟的發展，市場對應用型會計人才各方面要求在發生逐步的轉變和提高，而形成應用型會計人才主要途徑的會計教育必須進行改革才能使培養出的應用型會計人才適應會計人才市場的需求，會計教育改革的首要問題就是確定正確的應用型會計人才培養目標與模式。現行會計教育存在著培養出的學生與會計人才市場對會計人才的需求嚴重脫節的問題，很多大、中專甚至本科會計專業畢業的學生在學校接受了的會計教育，畢業時卻與會計工作失之交臂，沒有或不能從事會計工作，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是他們在學校學習的東西在參加工作時根本就派不上用場；而在這時會計行業又在呼吁急需會計人才，原因是他們所擁有的會計人才知識結構陳舊，這就出現了會計人才青黃不接的現象。會計教育部門因為學生不能就業而簡單的判斷會計專業面臨“萎縮”局面，要減少對會計專業學生的招生；而市場中卻呈現會計人才供不應求的局面。那么市場需求的會計人才究竟應當是什么樣的？學校培養出的會計人才為什么不能在市場中就業？這里就突出一個應用型的問題，也是我們討論和思考的主要問題，改變會計教育所面臨的這種局面是我們所必須研究和探討和解決的問題，為了適應市場對應用型會計人才需求的這種趨勢，我們在這里專門針對會計教育培養應用型會計人才這個問題展開研究。

二、重構應用型會計人才的培養目標是實施應用型會計人才教育的前提。

（一）影響應用型會計人才培養目標確立的因素

1、知識經濟的發展對應用型會計人才培養提出了新的要求。

知識經濟是與農業經濟、工業經濟相對應的一種經濟形態，它是建立在知識與信息的生產、分配和使用上的經濟。其最重要的特征是將知識轉化為資本，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知識經濟的到來，為各行各業帶來了很大的變化，同時也為會計行業帶來了巨大的沖擊。

（1）知識經濟時代要建立起應用型會計人才是資本市場支配者和企業生命主導者的新型理念。隨著經濟體制的變遷，改革開放的深化，會計的職能和作用在潛移默化的變更著。僅僅核算、反映、監督經濟業務運行的全過程并反映經營成果的會計已不再適應知識經濟條件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求。知識經濟要求應用型會計人才轉變工作理念，樹立全局觀念，擴展企業理財思路，從微觀的具體的會計核算工作中解脫出來擴展到宏觀的全面的企業管理工作中去，支配資金運作，增強企業活力，成為企業利潤的創造者，資本市場的支配者。

（2）知識經濟時代計算機的廣泛應用和現代信息技術的形成要求應用型會計人才熟練掌握會計電算化和運用會計網絡傳遞會計信息。會計電算化使會計由手工記帳的“原始社會”進入計算機會計處理的“文明時代”。會計電算化實現了會計信息瞬間無誤處理，擺脫了繁瑣的手工記帳程序，提高了會計數據處理速度，保證了會計信息質量，突破人工計算對計算復雜問題產生的限制，使原來為追求簡便而簡單化了的計算得到完善，使之能更準確地模擬和反映企業的經濟運行過程。實施會計網絡化使會計信息共享是會計在二十一世紀知識經濟時代的重大變革。會計網絡化是在會計電算化基礎上的高科技結晶，它會使全世界投資者通過網絡了解一個企業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業績；可以使企業足不出戶而將其財務信息傳遞到世界各地。

（3）知識經濟條件下計算機和網絡的普及大大減少了會計核算的工作量，使會計工作重點由核算轉變為對會計信息的分析和財務管理，實現了會計由核算型向管理型的轉變。由核算型會計轉變為管理型會計，就是將會計工作的重心由傳統的對會計信息的加工轉變為對會計信息的分析、運用。在一個完善的資本市場上，企業管理是以財務管理為中心，會計的功能不僅僅是反映經營成果，更多的是參與企業管理。據有關資料記載，在美國大企業只有29％的會計人員從事會計報表及相關反映企業經營成果的工作，71％的會計人員從事資本運作、財務管理和預算管理等管理工作，而且美國約有70％的公司總裁是來自于財經方面的專家，而且是以會計行業的專家為主。知識經濟時代是經濟飛速發展的時代，是知識創造利潤的時代，運用客觀、真實的會計信息進行財務分析、財務預測、財務決策，并將其運用于企業管理，不同層次的應用型會計人才為企業創造出不同的利潤。

2、經濟體制改革改變了資源配置的市場環境，人力資源的地位和作用開始顯現，為應用型會計人才的培養目標與模式的建立提供了新的思路。經濟體制改革改善了市場環境，建立和優化了經濟行為在市場活動中的“游戲規則”，調整了人力資源的配置比例和人力資源的知識結構，會計理論、會計方法和對會計行為規范的要求等也隨之發生了許多變化，這些變化要滲透到經濟活動中去，應用型會計人才是直接的傳遞者。

（1）應用型會計人才培養目標的確立應充分考慮市場對人力資源需求的現狀。“科學技術就是生產力”。知識經濟時代社會經濟發展的直接動力就是人，人是科學技術的創造者，最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者。應用型會計人才，其一是經濟信息的主要提供者，其二，是實施會計教育行為的結晶。考慮和研究市場對人力資源的需求現狀，首先可以使社會得到所需的應用型會計人才；其次，可使學校實施的教育實現社會效益最大化。任何一種行為，只要使社會效益最大化，即使沒有眼前的經濟效益，也會實現一種良性循環，最終實現經濟效益和其他效益的最大化。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相互作用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人力資源是相對于土地資源和水資源等物質資源的一個概念，同屬于無形資產的范疇，但人力資源的價值是不可估計的，人力資源能創造出巨大的財富。

（2）經濟體制改革使應用型人才的培養目標成為學校和用人部門共同確定和研究解決的問題。A、高中教育之后進入社會之前所接受的教育，其培養目標的確定要著眼與如何將培養出的人才推向社會。推向社會是基本的定位，要想推向社會，其方式方法很多，但最基本的是社會用人單位和部門對人才的需求，要把學校的培養行為轉變為學校和用人單位的共同行為，例如由學校招生實施教育，接受教育結束，把學生推向社會這一行為轉變為企業定人才類型、人才規格、數量，委托學校招生和教育的“定單式”教育行為或過程。B、應用型會計人才的后續教育，其培養的目標的確立要著眼于如何提高被教育者的理論水平，實踐能力，開拓被教育者的專業思路。經濟體制改革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活動的發展和完善是終身教育成為必然，后續教育是終身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終身教育有被動接受者和主動接受者兩種類型，然而無論是被動的還是主動的都是由于用人部門或單位所需的人才和正在擁有的人才產生差距而急需改善人才狀況所造成的。

（3）只有完全摒棄僅依靠學校的力量培養應用型會計人才的思路，才能真正找到培養適應經濟體制改革需求的應用型會計人才的途徑。學校依托企業辦學或干脆轉變為企業辦學校，成為應用型人才培養的主思路，應用型會計人才作為經濟活動、經濟信息提供的主體，其培養行為的市場依賴性將會更強，例如，現有經濟發展條件所需的“收銀員”與計算機技術普及前需要的“收銀員”在知識結構、理論水平、操作能力上的要求就有許多不同之處。

經濟體制改革了市場環境中的“游戲規則”。改變了市場對人才需求的層次及人才素質的要求，改變了應用型會計人才的培養目標。

3、全球經濟一體化為應用型會計人才的培養了創造新的發展機遇。

（1）全球經濟一體化擴展了應用型會計人才的活動平臺。加入WTO后，會計作為一種商業通用語言參與國際間的經濟交流；會計人才作為經濟信息的提供者，市場將由有限的國內發展空間引向國際發展空間，這對應用型會計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語言能力的要求，適應環境變化的要求，從而對作為生產應用型會計人才的會計教育提出了新的思考，如何去適應環境的變化等問題擺到了議事日程上來。

（2）隨著國際辦學機構進入我國市場，對我國應用型會計人才的培養競爭愈加激烈。加入WTO后，我國的教育市場逐漸開放，大量國外的辦學機構涌入我國，都來爭先恐后地分吃中國市場這塊大蛋糕，無形中對我國教育事業形成了壓力。國外的辦學機構有著與我國培養目標與模式不同的辦學思路，有著不同的教育方法和教學體系，有著與中國教育機構不同的吸引力。還有些經濟較發達的國家，他們有著先進的會計理論體系和會計實務知識，都會為我國本土化的會計教育帶來沖擊。

（3）全球經濟一體化使應用型會計人才的培養工作實現跨國界的轉變。外國的辦學機構可以進入中國辦學，中國的學校也可以走出去；同時，外國的學生也可以到中國來學習，中國的學生也可以到國外去，從而實現會計人才培養和受教育者接受教育的真正的全球化和國際一體化。

（二）構建應用型會計人才培養目標的總體框架

應用型會計人才的培養目標是要使所培養的會計人才既通曉會計理論又善于會計實踐，不僅能較好地利用會計理論指導會計實踐，又能將會計實踐過程中的經驗提升為理論。只不過層次不同其理論升華和實踐運用水平不同而已。

1、將應用型會計人才培養成一個集理論與實踐于一身的全才。會計行業的特點是實踐性、操作性較強，但實踐經驗和操作技能直接接受理論的指導。理論指導實踐，實踐驗證理論，彼此互相促進、共同發展。將此種思想與人才培養問題相結合，便會得出應用型會計人才的培養目標是一個理論與實踐一體化的目標通過接受教育（學歷教育、后續教育）最終要實現應用型會計人才具備一定的理論水平，并能將理論付諸于時間；同時又能將實踐轉化為理論。通過相互促進，實現人才規格的不斷提升。

2、應用型會計人才培養目標既是教育目標，又是經濟目標，還是市場目標。教育是為經濟發展服務的，專業教育與經濟發展的關系更為密切。因此確定應用型會計人才的培養目標必須進行市場調查，在調查分析的基礎上按市場需求確定培養目標，應用型會計人才的的培養目標是隨著市場需求不斷變化的動態過程，要根據市場需求的變化不斷調整。

3、應用型會計人才的培養是個動態概念

應用型會計人才是具備一定能力和綜合素質的全才基礎上的專才，主要圍繞寬口徑，即知識面寬；厚基礎，即基礎扎實，根基牢固；廣用途，即不僅僅能從事會計核算、會計管理工作，還能介入到其它經濟工作中去；多層次，即能適應不同的社會需求這四個角度為出發點確定應用型會計人才的培養目標。而無論是口徑、基礎、用途、層次都是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這種變化使應用型會計人才的培養目標成為一個動態概念。

（三）按人才類型確定各層次應用型會計人才的培養目標

學者們根據一定的標準將人才分為四大類，即學術性、工程型、技術型、技能型。我們將從會計職業的特點和會計從業人員的特點結合人才的分類也提出了應用型人才包括工程型人才、技術型人才、技能型人才均為應用型人才，將應用型會計人才分為三類：即工程類應用型會計人才，技術類應用型會計人才，技能類應用型人才。他們應該分別具備不同的理論水平、實踐能力、知識結構和實踐技巧。下面的內容中，我們試圖將應用型會計人才的培養目標分別描述：

人才類型

特點

職稱層次

會計教育層次

工程類應用型會計人才

具有將各種理論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能力

高級會計師

碩士研究生

技術類應用型會計人才

應用智力技能來完成工作

中級會計師

本科教育、高職高專教育

技能類應用型會計人才

依賴操作技能來完成工作

初級會計師

中專教育，短期培訓

1、工程類應用型會計人才。以開展財務管理活動為主，親自指導會計實踐，集財務管理和會計核算為一身的應用型會計人才。這類會計人才要全面掌握現代企業經營管理知識；要具備對企業經濟活動進行事前預測、事中控制和事后考核的能力；要能依據已搜集到的各種經濟資料，設定某些經濟參數，采用一定的管理會計方法，對企業某一方面的經濟活動趨勢作出事前預測或規劃。能融理論和實踐于一身；能指導全局性、整體性財務工作；能為企業財務管理進行整體規劃；能解決實際工作中遇到的突發事件；能為企業管理提供意見和建議。

2、技術類應用型會計人才。以從事會計核算工作為主，并進行適當財務管理和財務分析的應用型會計人才。該類會計人才，其工作的側重點仍然是進行會計核算，但在會計核算的過程中注重智能運用，能根據所產生的會計信息進行財務分析、財務預測、財務決策，要有較敏銳的觀察能力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3、技能性應用型會計人才。以從事會計核算工作為主的應用型會計人才。該類應用型會計人才工作的重點是進行會計的核算、反映和監督，具備一定會計基礎知識，較好地掌握會計核算能力和熟練的計算技術，能夠操作計算機和使用會計軟件，并最終能編報真實可靠的財務會計報告。這類會計人才主要依賴操作技能來完成工作任務，從事執行性會計工作，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一支中堅力量。因此，大量具有一定會計基礎知識和會計專業操作技能的應用型會計人才是我國經濟管理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人力資源。

三、研究和探討應用型會計人才培養的模式。

“模式”詞義來源于“模型”。“模型”最初本意是用實物做模的方法。后來，模型由實物模型發展為非實物的形式模型，例如數學模型。在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進程中，非實物的形式模型向更多的領域擴展，并使用“模式”這一詞。例如方法模式、教育模式、經濟模式、社會模式等。在這個時候，“模”包括了實物模型的意義，“式”包括了形式、樣式的意義。“模式”一詞兼容了實物與形式兩大類。本課題研究和探討的是一個人才培養模式問題，這個模式不但兼容實物與形式，而且將實物和形式動態化，是一個與人才成長息息相關的問題。人才培養模式為培養目標服務，培養目標決定培養模式的選擇，同時培養模式實現培養目標是實現目標的指定路徑。

（一）對應用型會計人才培養模式的理性分析

1、培養模式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培養模式是根據培養目標的提出來并為實現培養目標服務的，是指導應用型會計人才培養活動的依據。良好運行的培養模式能將培養目標滲透到人才培養活動中去，并通過培養活動實現培養目標。如圖所示：

構建

培養目標

培養模式

運用

培養活動

（教學活動）

實現

2、培養模式根據人才成長規律使培養活動（教學活動）系統化、秩序化。目標是岸，模式是航線，培養活動（教學活動）是舵手，三者缺一不可。在培養模式的規范下，培養活動在系統化和秩序化的前提下發揮自由空間，通過各種渠道，如中專教育、高職高專教育、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等形成達到的不同目標。

3、培養模式是應用型會計人才培養過程中的精髓。只有培養目標和培養活動的教育行為就猶如只有軀殼沒有思想的行尸走肉。培養模式是應用型會計人才培養過程中的中樞環節，連接應用型會計人才培養的全過程。

（1）培養模式體現教育的目的性。教育目的是社會對所要造就的社會個體質量的總體要求，對教學方向、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和教學管理起著決定作用。教育的目的性與宏觀經濟環境相關聯并產生相互的作用，教育的目的將促進宏觀經濟發展，宏觀經濟的發展調整教育目的。而培養模式中完全滲透著教育的目的。

（2）培養模式是市場經濟的產物要體現主體多元化特性。社會、學校、學生都將成為培養模式中的主體，強調多元化，堅持學校和企事業單位及用人單位共同商定的原則，同時也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鼓勵學生積極參與。

（3）培養模式的內涵中要體現層次性。人才培養模式主要是圍繞“培養什么樣的人”和“怎樣培養”這兩個基本問題而展開的。據此，人才培養模式應包括三個層次的內容。第一層次，目標體系，主要指培養目標及規格；第二層次，內容方式體系主要指教學內容、教學方法與手段、培養途徑等；第三層次，保障體系，主要指教學隊伍、實踐基地、教學管理和教學評價等。

（4）模式的實踐性和可行性。人才培養模式是理論研究與實踐探索的結晶，尤其應當強調具有堅實的實踐基礎。經過實踐證明的行之有效的代表性的模式，才有生命力，才有借鑒作用。

（二）確定應用型會計人才培養模式的出發點

1、實現通才教育與專才教育相結合。從一般意義上講，通才教育是當代人才培養的大勢所趨。但現實的問題是我國應用型會計人才的教育仍然處在"專才教育"階段，學校的專業特性不可能改變，社會各行各業所迫切需要的仍是數以百萬計的各級各類專門人才。所以，對應用型會計人才實施通才教育在理論上雖然具有無可辯駁的合理性，但在實踐上（無論是社會的現實需要還是教育的現實條件）尚存在一定的難度。因此，確立與社會發展需要相適應的，并為我國現階段教育力所能及的應用型會計人才培養模式，必須將通才教育與專才教育有機結合。

2、科學教育與人文教育相結合。我國高中后教育在"專才教育"模式下，突出的弊端就是自然科學教育與人文、社會科學教育分離，教育的目的主要是培養學生認識、適應、掌握發展了的世界，并著力于教會學生知識和本領，教學的內容也是一些以知識、技術為主的純科學的東西，忽視了讓學生從人生意義、生存價值等根本問題上去認識和改變自己，以致有許多人雖然掌握了一定的知識和技術，卻沒有健全的人格。現代社會的發展強烈地呼喚著人文教育與科學教育的統一，把應用型會計人才培養成為既有高尚的人文精神、又有良好的科學素養的一代新人，既會做事、又會做學問、更會做人。因此，在應用型會計人才中不僅要進行科學教育，還要進行人文教育，使人文精神與科學素養得到統一。

3、理論教育與社會實踐相結合。理論聯系實際是教育教學的一條很重要的原則。全面系統地掌握各門學科的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是應用型會計人才的基本要求。那種迎合空談理論的急功近利的思想，是不利于培養懂理論、能運用、具有創新能力專門人才的。同時，空談理論，不談理論產生的實踐根源，也不談理論如何應用于實際，或者不以適當的實際材料幫助學生獲得完全的知識，使理論脫離實際，也是不行的。社會實踐是應用型會計人才的培養的基本途徑之一，它不僅可以使學生鞏固和加深理論知識，學會運用所學知識解決實際問題，培養實踐中工作能力和專業技能有重要作用，而且是學生了解社會，了解國情，增強勞動觀念和事業心、責任感，提高思想政治覺悟的重要途徑。因此，應用型會計人才培養，應以理論知識傳授為主導，把理論教學與社會實踐聯系起來，培養學生運用理論知識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三）應用性會計人才培養模式的構建

構建應用型會計人才培養模式的問題，實際上是為受教育者構建為達到一定的知識體系、工作能力和綜合素質應當接受什么樣的教育的問題，它與培養目標、課程體系、教學內容等緊密相關。構建應用性會計人才培養模式，并不是全盤否認過去的做法和成功的經驗，而是在更新教育觀念的基礎上，力求站在經濟發展的最前沿，重新審視過去的人才培養模式，有摒棄、有創新地構建出符合市場需求的應用型會計人才培養模式。

1、培養目標：應用型會計人才培養模式構建的依據。

研究培養模式首先涉及到的就是培養目標問題。如前所述，培養目標則是由社會需求的人才類型、人才層次決定的。這里不再重復論述。

2、素質教育：應用型會計人才培養模式構建的基礎。

知識經濟時代的人才特征，不僅在于專業知識和專業技能，更在于基礎素質，其中，創新素質、人文素質居其他素質之首。知識經濟的核心是知識的不斷創新，知識創新的基礎是創新人才的培養，而創新人才是決定一個民族競爭力強弱的關鍵要素。由此可見，培養大批具有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的應用型會計人才，是迎接知識經濟挑戰的根本任務。人文素質體現了一個人的思想道德修養，反映了人才的質量。加強人文素質教育，需要從知識經濟發展需求的高度，把知識的傳授與道德精神的熏陶融為一體，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素質教育思想的核心是教會學生做人。為此，要在教育思想上變過去單純地以培養學生“做事”為目標的模式為既培養學生“做事”，又培養學生“做人”的模式上來。就人才素質的整體而言，“做人”比“做事”處在更為基礎、更為重要的位置上。21世紀的教育，不僅要使學生掌握科學文化知識，而且要促使其學會做事，更重要的是促使其學會做人，學會合作，要把學生培養成為有社會責任感和事業心的人，培養成為具有科學文化知識和創新能力，會與人共事的人。從這個意義上去認識素質教育是人才培養模式構建的基礎。

3、拓寬專業：應用型會計人才培養模式構建的方向。

一個學校的專業設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學校對社會的服務方向。一個學校能否建立主動適應的市場機制，關鍵在于能否根據區域產業結構的變化，適時地調整專業設置和專業結構，不斷拓寬專業口徑，為社會培養適銷對路的人才，為學生創造更寬闊的就業渠道。因此，必須根據應用型會計人才的培養目標和培養規格的要求，按照科學技術發展的趨勢，結合區域經濟發展優勢，在拓寬專業口徑上下功夫。橫向上，拓寬專業口徑，淡化專業界限，按大類專業招生；縱向上，延伸專業內涵，改革傳統專業，擴大專業服務范圍。

4、課程整合：應用型會計人才培養模式構建的核心。

應用型會計人才培養模式的構建，其重要一環就是課程的整合與重組。因此，我們要用系統論的觀點和方法，對應用型會計人才培養過程中的課程進行分析，從培養學生綜合素質的高度重新審視原有課程體系問題，該整合的必須整合，該重組的必須重組。

5、“產、學、研”結合：應用型會計人才培養模式構建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