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本土文化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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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高學生學習需求和動機

鄉土課程資源的開發能幫助學生在肯定自己直接經驗的基礎上更加有熱情地去探索未知的知識，幫助學生學會良好的學習態度、習慣和思維可通過正確的開發鄉土資源。皮亞杰的認知發展理論認為教育最終的目標不是累計增加兒童的客觀知識，而是為兒童營造一個充滿新奇的環境，讓兒童學會自己去發現、去探索、去主動地學習經驗和知識。戴爾的經驗塔理論也認為學生用其感官親身參與的直接經驗，能夠激發學生的虛席興趣和動機，能促使學生學會用自己所習得的經驗繼續發現問題，繼續發展其學習。

1．引導學生在大自然中自己探索和發現在心理健康課程的定位更多是以體驗性學習為主，教師要教會學生在生活中自己通過體驗和感受來對生命的認識、對自我的認識、對自然和社會的真實認識。因為學生可以通過直接感受和生活經歷來獲取鄉土知識與經驗，因此學校教育課程中增加鄉土課程知識和經驗，可以達到激發學生求知探索的樂趣，當學生將所學知識和現實實際環境聯系起來時，會更利于知識的吸收，同時也會更好地激發學生對知識的認同度，也能更大限度地開發學生求知的潛能。

2．知識要密切聯系實際缺乏鄉土知識是目前許多學校傳統的教學課程所共存的缺陷，將生活體驗與具體的學習經驗相割裂甚至是相背離，不利于學生鍛煉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因此在心理健康教育課程中要更多地融入實際生活中存在的經驗和問題，教會學生如何運用系統知識解決復雜的動態的真實的情境。

三、通過知識和情感影響學生認知

只學習書本知識的學生，最終沒有學習的主體性，沒有主體經驗的存在，也更沒有根據主體經驗去實踐的經驗，那么學生所獲得的經驗都是間接客觀的，難以被學生內化。重視主體經驗對于學校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教育內容應該回歸知識的本來面目，讓知識真正符合現實中人與世界語自然真實的互動，而非疏離于人主體經驗和客觀世界之外的籠統概念。教會學生如何愛護環境，最好的方法就是引導學生切實參與到保護環境的行動中。例如在當地成立定點定期廢品回收站，教會學生學會回收和分類各類廢品資源，同時也增強了學生廢品回收、分類整理、集中處理的意識和能力，養成良好的回收習慣。義賣還能教育學生樹立公民意識，做一個健康發展的社會人，提高愛護自然、保護環境的意識。另外，通過教會學生利用回收的廢品進行義賣也能教會學生遵守市場規則。學生可以通過對生活的體驗，初步形成市場經濟意識和勞動價值，提高自己的交際、表達能力以及增強個人理財能力。在課程中融入本土文化能幫助學生獲得一種歸屬感，因此在心理健康教育課程中要多設計鄉土文化，以培養學生積極的生活態度和健康的發展志向。如在心理健康教育的活動課程中帶領學生多領略本土自然的美好，多介紹本土自然引以為豪的地方，多去了解和感受本土特色文化，來增強學生對本土的認同感。

四、提高學生的民族榮譽感

自己所屬民族的文化內涵可以通過課程教學內容來得以實現，通過課程內容教學來傳承自己民族屬性，也能達到提高學生的民族榮譽感的作用和效果。一個民族經久不衰，其原因就是在于該民族的文化得到了民族大眾的認同。各個地方的本土文化非常值得學校和家庭教育將之納入對學生的教育環節中去，時刻在教育中滲透宣傳這些本土精神，讓學生對本土文化更加認同，形成積極進取、愛國愛家的正確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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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開發本土文化資源，構建園本特色課程

如何利用好本土文化資源，有效地滲透到幼兒一日活動中，構建園本特色課程，我們進行了探索和實踐，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1.在教學活動中滲透本土文化資源。幼兒園的每個年齡段每周定期開展園本課程教學活動，并形成了一定的成果：小班組開設了“我看周莊”，通過介紹家鄉的建筑、歷史文化、名勝古跡、特產等，讓孩子從小就對家鄉有所了解，培養孩子從小就愛家鄉，并以家鄉為榮。在語言領域，進行童謠的教學活動，將家鄉的美創編成童謠，更好地記憶和宣傳，傳承古鎮文化。中班組開設了“我說周莊”，幼兒在小班學習的基礎上，學習介紹家鄉的名勝古跡、特產、歷史名人、民俗風情等。在游戲中，開設了水鄉旅行社，通過說一說，演一演，可以更好地了解家鄉的歷史文化，更好地宣傳家鄉的美。大班組開設了“我做周莊”，在小班和中班前期的學習后，幼兒對家鄉的美能很好地掌握了，通過小手做一做，展示出幼兒心中的家鄉。我們開展了系列活動：剪紙、畫紙盤、制作稻草人、葫蘆上的周莊、泥塑迷你周莊、牛奶盒上的周莊、布藝周莊等，通過活動的開展，幼兒通過不同的方式，表達了家鄉的變化和家鄉的美，從小培養熱愛家鄉的情感。我們還收集了各年齡段研究的成果，匯編了《我看周莊》、《我說周莊》、《我做周莊》、《好吃的周莊》、《好玩的周莊》、《民俗周莊》、《水鄉娃愛周莊》等成果集。

2.在體育活動中滲透本土文化資源。體育活動注意挖掘地方文化資源，滲透民間游戲。調查訪問長輩們兒時的民間游戲的名稱和玩法，老鷹捉小雞、網小魚、滾鐵環、丟沙包、跳牛皮筋、玩竹梯、舞龍、打蓮廂、搖花船、挑花籃、鉆草屯、跳稻草墊、跳麻繩格等，孩子們對民間體育游戲好奇、探索的欲望也很強烈，通過學一學，玩一玩，和小伙伴們合作，探索不同的玩法，體驗到了不一樣的快樂。

3.在角色游戲中滲透本土文化資源。幼兒在游戲或活動中自由地交流、大膽地表達，發展了社會能力，形成了良好的態度。為讓孩子更好感知，學習與人交往，可以帶領孩子實地觀察、學習如何與人交流。古鎮的大街小巷里，琳瑯滿目的飾品店、美味的特產店、可口的農家樂飯店，還有各種民間工藝作坊，如打鐵鋪、織布坊、繡花坊、阿婆茶館、四季周莊大舞臺、水鄉旅行社、木器坊、草編坊、牛角梳坊、糕點鋪子、中藥鋪子、制扇坊、剪紙坊、葫蘆坊、篆刻坊等。由于受到活動時間和地點的限制，我們為幼兒創設了“水鄉風情街”角色游戲環境，將旅游景區中各種各樣的店鋪和作坊都搬到了幼兒園里，給孩子們營造了身臨其境的感覺，通過參與角色扮演，幼兒體驗到游戲的快樂，學會了如何與人交往，積累了生活經驗，社交能力得到了相應的提高。

三、在家園共育中滲透本土文化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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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圖形的表現

地域性土特產品就是具有地域性文化特征較為獨特的產品，它的文化特征深受文化底蘊的影響。以巴蜀地區為例，設計師經常使用傳統的能凸顯川味的圖形進行設計。例如金沙遺址的太陽神鳥紋飾，四川茶館的蓋碗、長嘴茶壺、竹圈手椅，川劇臉譜，四川皮影戲，蜀錦，蜀繡，綿竹年畫等，將這些視覺符號化為設計元素，融入到包裝的外形、構圖和材料之中，方能實現土特產品包裝的地域性文化信息傳達。比如說四川閬中地區出名的小吃“張飛牛肉”，有傳說稱劉、關、張三人在桃園結拜兄弟時，曾大擺酒席，為了有可口的下酒菜，張飛把他多年制作牛肉的方法說出來，供廚師制作。而三國蜀漢文化的中心遺跡是成都武侯祠，這個傳說就凸顯了巴蜀文化。“張飛牛肉”所采用的禮品包裝設計是紅色和黑色的川劇臉譜，采用的字體也是傳統的書法。川劇臉譜是川劇展現給觀眾的最直觀的視覺形象，也是人們區別川劇和其他劇種的一個重要標志，張飛牛肉將川劇的這一視覺藝術形象進行深度大眾文化層面的開發應用，給產品注入了巴蜀文化的藝術魅力，使它地域特色更加明確，使產品更加親切。這是很簡單的例子，卻讓我們看到了產品背后豐富的地理、歷史、傳統文化等內容。而一些禮品包裝，比如彝族的漆器的包裝是從巴蜀文化中傳統工藝品中提取，用了大量的裝飾圖形。其他的諸如蜀錦、蜀繡、扎染、綿竹年畫都是如此，使本土包裝設計具有了視覺上豐富的表現力。

3材質的影響

3.1紡織品

布料及紡織品在本土包裝設計中經常使用，一般來說傳遞出質樸、隨意輕松的感覺，與現代人們崇尚自然的心態不謀而合。巴蜀特產中蜀繡、蜀錦、扎染等既是巴蜀文化的土特產，又可以將這種材質和表現形式作為一種包裝材質運用到土特產的包裝中。成都本土小吃棒棒娃手撕牛肉就使用了布料縫制的標簽和口袋，深受廣大消費者的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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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影響現代設計，現代設計傳承并表現文化，設計是一個載體，設計體現文化的發展，設計的主觀意志應體現在文化發展的客觀規律的認識與把握之上。

一、本土文化對現代設計的影響

設計，是文化藝術與科學技術相結合的產物，而藝術與科技，同屬于廣義的文化范疇，而本土文化本身即是本國人民歷代在實踐中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總結、歸納。具有不可逆的傳承性。曾經一代又一代的藝術家 設計師都企圖擺脫傳統文化的陰影，但本土文化還是如影隨形。因此，我們可以說，任何傳統文化都必然對藝術與科學的發展產生非常深刻的影響，并且通過藝術與科技，都對現代設計產生連帶的巨大作用。

在人類社會，各國的本土文化都在發揮其自身的功能--對現代設計的影響。在此我們僅以中國為例，以點窺面，從中發現其規律性。 在當今世界里，像中華文化一脈相承的，也只有中華文化，所謂四大文明古國，也只有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歷史一脈相承，不曾中斷。也正是基于這一點，中國人對本土文化情有獨鐘。我們談中國本土文化，大體離不開易學文化，離不開儒道，釋文化，即儒學、道學、佛學。在東方，或者說主要在中國，各種文化相互通融，數千年相安無事，這本身就說明中華文化巨大的兼容性，也正是這種兼容性才使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到了現代社會，中國的文化再傳承，中國的設計也在延伸。

本土文化可謂是一脈相承的器物和習慣，就像一個家庭的傳家寶和日常行為，站在歷史的角度，傳統文化即是物質與精神的沉淀，生產力的發展使得物質得到改進和創新，使人類有了新的征服自然和表述情感的工具，物質的變化，環境的變化，使得人在精神系統養成的習慣也發生了變化。設計，作為我們生活息息相關的一種活動，從宏觀角度來看，國家一些政治改革，經濟發展方面，都可以稱之為設計，微觀方面，人們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都包含其中。

設計是"以人為本"，其中的人我們又可以分為兩種人：主觀形態的人[設計師]和客觀形態的人[大眾群體]。從文化的角度來看"設計引導人"與"人引導社會"這本身就是相互融合在一起的，就像法國印象派興起的時候，連街頭擦鞋的姑娘也會談論莫奈的油畫，中國歷史上也曾出現；類似情況，宋朝宋徽宗崇尚道教，導致了街上買燒餅的也回說道，這不也就說明了我們的設計在引導人的時候也在引導自己的方向，反過來，人引導設計的時候也在引導自己，從物質與意識的關系來看，物質是第一性，意識是第二性，物質影響意識，意識也影響物質。當人們有一定的時代特征向前發展了，這時候用什么作為語言呢？無疑，最好還是本土文化。畢竟本土文化離我們較近，就好像中國人用筷子用慣了叫他用刀叉反倒還不習慣。這就是人的一種情懷，設計師如果把握好了這種情懷，一切問題就解決了。

陳漢民老師在設計王府井飯店的標志時，把傳統的中國結與建筑墻壁上的裝飾融合在一起，使我們看到這個標志時，既有中國情結，又具備現代設計的特點。

靳棣強老師在其招貼設計《自在》系列中，運用中國水墨畫技法，融合了現代技術的特殊肌理效果，現代又不失傳統。貝津銘先生更是世界公認的建筑大師，在做中國香山飯店運用江南水鄉的青磚灰瓦白墻色調，使現代建筑加上文化情懷，形成一種共鳴。

他們這些大師自身都具備一定的文化素質，挖掘出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一種韻致。

現代設計的發展，不僅僅是設計師個人的問題，尋找相同切如點，那么傳統文化的介入應該來說對當代設計文化具有推動作用，這也就是傳統文化對現代設計的最大意義了。

二、本土文化是現代設計的基石

之所以提出以上觀點進行試析，其目的也就在于體現本土文化在現代設計所特有的分量，曾經全球十大營銷公司世界伙伴公司的執行長說："本土文化的廣告要比國際化的廣告效果至少強百分之三十"。因此，他們從來都和當地的營銷公司平均持股，使命是增加本地商的力量，使之與全球傳播集團的商抗衡。屢獲廣告大獎的NIKE廣告創意掌門人說："不管他們給不給你獎都別在乎，沒有什么大不了的，廣告來自于一個國家的文化，惟有從自己的文化和角度出發告訴世界其他角落的人什么是你所認為的廣告。

以上兩個觀點告訴我們，使用本土話語言進行創作與設計，向世界呈現自己獨特的文化視角其所具有的廣告效應，商業價值是國際化的設計所不能抗衡的。現今社會都籠罩在全球化、一體化的趨勢之下，可當文化也到了一體化的哪天，其實也就是文化的終結點，而設計作為文化發展的一個方面，將遭遇其同等命運。可這一切的操縱者、傳承者、發展者皆為人，以人為核心進行外延，有什么樣的需求，就會產生什么樣的設計。 轉貼于

人類最初的設計正是針對人們最普遍最基本的需要展開的，幾千年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時代的消費品蘊藏著不同的審美情趣、審美理想、審美追求，表現出不同的民族性格、民族心理和人們對自我實現的不同追求，產品本土化設計符合不同民族需要民族識別，民族認同的親情感要求，是民族表現欲不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民族識別的要求表現為不同的精神生活方式，即不同的風俗習慣、起居飲食、喜慶節日、信仰祭祀、婚姻家庭、文學藝術特點等等。民族認同表現為同個民族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質，即在物質和精神文化生活中，感覺到大家都屬于一個人們共同體的"自己人"的這種心理，這種心理強烈而集中的體現在共同的風俗習慣、情感需求。

設計需要創造，如果沒有創造，世界將是一副模樣，但創造是有基石的不同的地區有其地域環境，氣候條件，經濟情況，人文思想，民族習慣等等不同，表現在設計方面，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特色。如法蘭西民族，地處溫帶海洋性氣候，良好的生活環境造就了法蘭西民族追求美妙而浪漫的生活習慣，時尚成了這個迷人國度奉行的生活準則，時裝、香水這些時尚的載體成了這個民族的代詞，洛可可風格的延存與裝飾藝術運動的渲染，形成一種華麗、經典的法國浪漫風格。德意志民族則不同，氣候干燥，多山的自然環境造就了嚴謹的德國人。因而，德國的設計體現了嚴謹、重功能的品質，就連較為傾向藝術性的平面設計在這里也自由不起來，包豪斯是其代表，烏爾姆設計學院提出的設計就是科學技術，從而形成重功能、技術缺乏藝術感的德國風格，與之相反，美利堅民族是個民族大融合，渴望自由的環境下造就了設計的幽默感與隨意性，短暫的歷史，自由的人性，使美國設計更具輕松、樂觀的色彩。

社會文明的不斷提高，使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意識到了設計本土化的問題，設計必須融如當地本土文化中去才能得到持續發展，特別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處于東亞文化核心地位的國度里，更是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設計的本土化并不是對本土中國文化的膚淺理解即"形"的簡單融如進去，香港設計師靳棣強的成功，就是因為他懂得如何將浸五千年中國文化如中國水墨文化，儒家文化之精髓融如設計中，儒家的審美標準用一個字來概括，就是"和"，體現包容性，包容性必然衍生多樣性，而多樣性也是造型與裝飾在注重整體效果之上，就體現在形式與功能協調結合與造型的多樣性。

綜上所述，設計是一種把人們的思想賦予形態的工作，設計就是將所有的人造物賦予美好的目的并加以實現，優秀的設計是真善美的體現，設計從過去對功能的滿足進一步把人們上升到了對人的關懷，這是在設計中融如文化，增強產品的文化附加值的根本所在，這是設計師的責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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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全球化的社會發展具有共性的經濟、文化模式漸漸普及，各國之間的相互合作、相互了解、相互影響日益增強，逐漸成為全球化相互通行的金鑰匙.二戰后，國際物流、金融在國際貿易的促進下規模不斷擴大，并且從經濟領域逐步向思想、政治、文化、科技等領域滲透、擴張.跨國公司、國際市場、世界經濟組織紛紛涌現，資本、能源、勞務、商品、技術等經濟因素在全球范圍內被自由配置，這種全球化科技進步給交通和通訊帶來了革命性飛躍，為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的交往打破了障礙.社會科學研究也受到了全球化社會發展的影響.首先，從研究方法上來看，思維整體化、復雜性理論的出現是全球化的發展趨勢所導致的.盤根錯節的整體化結構、人類依賴感的加強、軍事集團等的不斷出現致使世界歷史、全球意識的形成.其次，從研究對象來看，世界性問題的出現，如世界金融一體化、環境保護、人類共同遺產的確定等都拓寬和加大了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深度.社會科學將為圖書館學開拓出新的研究領域.目前，這一趨勢已初見端倪，國際間的一些圖書館合作項目已經形成了服務平臺，供讀者參考和咨詢.因此，社會科學必須要從全球的廣度去思考這些問題，承認各種文化傳統中的差異與互補，強調社會系統的復雜性，例如全球圖書館，雖然在網絡技術與虛擬空間上消除了地理界限，但各國的人文界限卻始終存在.為探索世界各國通融的方法和理論需要我們做出不斷的努力，這一重大課題需要各國圖書館學研究者們繼續共同認真研究并加以解決.

2圖書館學的發展

2.1研究重心向知識領域轉移由于圖書館學的社會發展與自身“知識基因”的推動，圖書館學研究領域重心開始向知識轉移.知識是文獻的本質，古代圖書館的知識體系產生于文獻整理和文獻積累的活動中.因此，圖書館學可以看作是以人類知識活動為基礎而演變來的，它的原始基因來源于知識的存貯、排序、加工、整理、提煉、傳遞等活動范疇，這個活動范疇有時又被稱為“知識域”.而早期社會知識的生產、使用范圍太小，僅限于上層社會，在圖書整理基礎上所形成的圖書館知識體系就不可能擴大并滲入民間，只是被一小部分人使用.近代以來，社會實踐中科學技術被不斷物化，知識的積累與傳承效率越來越高，到了后現代社會，知識已經成為社會發展的巨大推動力，并開始向社會群體、日常生活靠近.受知識規劃的作用，人類必與知識權力交往.因此，知識的價值和作用不斷得到擴大與提高，研究主題從圖書“整理時代”轉向了“經營管理時代”，在“知識域”不斷變化的同時，圖書館學的研究主題又轉向了“信息技術時代”，而且這種轉移正是對圖書館學自身出發點的更高層次的回歸.

2.2學科發展從細化走向整體在形成之初圖書館學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早期的圖書館教育更傾向于培養學識淵博者；二、內部知識體系的細劃不明顯.這兩個特點在圖書館學形成發展之初就表現出來了，但在日后蓬勃發展的過程中這些特點將逐漸消失.然而客觀世界是一個整體，人類知識也是一個整體.社會科學不斷得到分化，分成多門獨立的學科，學科又分成了多個領域，在大學的教育分科的制度支持下，包括圖書館學在內，很多社會科學學科都變成了擁有眾多分支的大學專業學科.圖書館學的操作性、精確性和體系的完整性，細化了學科內部，而且使其研究也獲得了較快的發展.知識化、網絡化、全球化的進程加快了社會科學前進的步伐，降低了學科整體研究的效率，跨學科研究使學者之間的合作逐漸普及.可以看到，圖書館學經過細化發展之后會逐漸向綜合化、整體化方向轉變，并將呈現出以下特點:一、與同族學科進一步融合；二、一些重大課題將吸引眾多學科匯聚一點，形成新的學科生長點；三、內部分支學科將在新的研究角度與方法的支持下出現整合趨勢.

2.3學術理性逐漸由技術傾向于人文技術進步對社會發展的巨大推動從工業革命時代開始就已顯示出巨大的威力.技術力量推動著圖書館學的發展，搜索引擎、電子文獻、網絡咨詢等新概念的出現讓人應接不暇.可以看到，技術進步是社會財富的主要源泉，是改善生產關系和推動社會變革的先導動力，但技術本身具有雙刃劍效應.信息技術縮小了我們的空間距離，促進了人們更加快捷的進行交流.技術使社會發展的同時又給社會帶來了新的威脅與危險.要想解決新出現的問題，需要到技術以外的因素中去尋找解決方案.因此，社會進化既要靠硬的動力———技術，也要靠軟的動力———價值觀，技術理性與人文理性最終會協調發展.圖書館學具有人文主義性質，圖書館是一個人文主義事業，其最大限度地使知識發揮作用，最終目的是讓社會個體獲取知識，使人與社會的發展更為合理.圖書館學在技術和服務方面日益向自然和社會靠近.但要始終記得，人文主義的基礎始于圖書館學.否則，人文主義價值，就不會在獲取知識的個人及需要這些知識的社會個體中得到體現.未來圖書館學在技術理性方面有哪些特點?①從研究范疇上來看，圖書館學既要研究知識也要著重研究知識如何被大眾所接受.②從學術檢驗標準上來看，衡量未來學術研究成果的基本尺度是社會人群的知識和信念得到了公平、協調發展.③從研究方法上看，圖書館學不但從經驗化向科學化轉變，也更加注重從科學化向人文主義文化方向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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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國際教育交流的不斷擴展，各國教育平面化地進入了大家的視野，本土教學實踐發展水平的落后促使我們迫切地學習其他國家的教育實踐。而在向發達國家學習、改革教學實踐的同時，又促使我們學習他們的教學理論。本世紀初引入的大量教育理論主要包括建構主義、人本主義、實用主義、后現代主義等，這些理論大多來自生產力高度發達、文化價值多元、教育基礎優越的美國。而由于認識理解不足，不能把借鑒的理論結合自己的情況很好的運用，于是這些理論在我國運用的過程中出現了“水土不服”的現象，以至于面臨著教學理論看似豐滿而教學實踐實在骨感的窘境。因此，我國教學實踐的改革與深化發展迫切需要符合我國教學實際的、能夠很好的指導我國教學實踐的理論，即本土化的教學理論。

（二）教學理論本土化是教學理論發展的內在需要

一方面，近代以來，特別是在改革開放以后，由于教育水平明顯落后于一些發達國家。我國便急切的引入了從古希臘到日、美、蘇等國的教學思想。我國現代的教學理論基本上就是以此為基礎而建立的，絕大多數理論觀點都是從國外借鑒、移植或者“生搬硬套”而來，有明顯的拼湊痕跡，缺乏本土特色。另一方面，我國教學論學科傾向于文本研究而忽視對教學實際的研究，很多研究者熱衷于“本本”的演繹研究，而不愿從事投身教育實踐活動的歸納研究，致使教學理論缺乏有生命力的原創性的研究。而縱使是文本演繹研究，也有著對國外教學理論生硬解讀的傾向，對我國歷史和教學現實關照不足，導致我國的教學理論逐漸喪失了自信心與國際話語權。這種狀況不僅與我國教學理論發展要求不相稱，也辜負了我國悠久歷史和文化積淀中的豐富的教育思想。因此，本土教學理論的建設亦是教學論學科自身發展的內在需要。

（三）教學理論的本土化是應對國際化教學論思想挑戰的需要

長久以來，我國的教育思想一直面臨著如何應對外來教育思想的沖擊的問題和如何走向并融入國際教育思想發展的問題。毫無疑問的是，國際化并不意味著完全西化，更需體現特色化和平等化。我們一直以來仰視著西方的教學理論，不顧實際情況的生搬硬套和失去自我的削足適履的自欺欺人的做法，使我們的教學理論失去了本土的文化根脈和自身特色。然而，后現代呼吁的反對文化的霸權和殖民、保護本土知識的思想從一個全新的角度促進了教學理論“本土化”研究的發展。我們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中華民族對全球教學理論的發展應當并有能力做出屬于自己的貢獻。建立具有傳統文化根脈的教學理論，并關照當下的教學生活，從而使其發揮“指揮棒”的功能，是建設當下教學理論無法回避的課題。

二、教學理論如何本土化

教學理論的本土化可以嘗試從投身文化和立足實踐這兩個維度來解決。

（一）立足文化，構建教學理論的本土化

在推進教學理論本土化的過程中,我們要充分認識到教學理論有很強的文化個性。當教學理論在其本土化的過程中缺乏對本土歷史和文化的研究時，就會出現困境。因此，教學理論的本土化要正視文化的價值。我國著名的教育學家王策三先生指出：“我國有幾千年的文明史，有燦爛的古代文化，教學論遺產是非常豐富的。先秦諸子百家之言，《學記》和“朱子讀書法”等等之中所蘊藏的教學論思想，有許多是非常精辟的，至今仍放射出智慧的光輝，我們發掘、整理、研究工作不是做得太多而是做得還很不夠。”古人留下來的寶貴遺產我們還遠沒有充分利用，西方的永恒主義主張“回到古人那里去，像古人那樣去思考”或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決我們今天的教育所面臨的問題。因此，我們把握中國傳統的東西，對其做深入的研究。不僅需要看中國教育史著作，更需要看古典教育原著以及廣泛涉獵諸子古賢之書。如此，才有可能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質有屬于自己的感悟，獲得啟示，從而建構原汁原味的本土化教學理論。其次，需要借鑒外國文化和教育。21世紀以來，我國經濟和科技的飛速發展，導致與他國的來往和交流日益增多。中國教育也加入到國際交流的熱潮中，教學論研究面臨的一個關鍵問題就是如何與世界接軌并借鑒他國的優秀理論“。與世界接軌”，是指將本國的教學論研究融入世界教學論體系中，使之可以自信的、平等的與國際學術研究進行對話與溝通，各國分享、借鑒彼此的教學理論。“借鑒”是指借鑒其他國家優秀的可以給我們以啟示的教學理論的合理部分。我國近代的教育家晏陽初、陶行知先生等教學理論的形成就是這種借鑒的先例。正如《學會生存》所指出的那樣“：發展中國家只有把科學吸收到他們的傳統文化中去，把世界思潮吸收到他們的民族生活中去，才能更新他們自己而又保持他們民族的特點”。最后，需要在上述的基礎上，對時代中國有所把握。現在的中國文化已極其明顯的異于傳統文化，近代中西文化所呈現的差異正在漸漸模糊，而人們還沒有很好的反思并總結新時期中國文化的特質。因此，我們亟待反思并總結眼下的中國文化，使之成為教學理論本土化的生長土壤。因此，從文化的角度出發，我們需要關照古今中外。鉆研歷史、借鑒國外，把握時代，立足社會現實和教育實踐，去構建本土話的教學理論。

（二）投身實踐，構建教學理論的本土化

實踐是人類認識發展的基礎和源泉，教學論的特質和生命就在于它面向實踐。教學實踐是教學理論的原生土壤，是教學理論的原始生長點、新的生長點和推動教學理論發展的動力源泉，只有建立在實踐基礎上的理論才是有生命力的。教學理論的本土化問題應從兩個方面開展實踐工作。

1.積極開展教學實驗

教育實驗作為一種有效改善教育的研究方法，一直受到各國教育人士的青睞，大部分經典教育理論的提出和教育實踐的改善都伴隨著教育實驗。如瑞士著名教育家裴斯泰洛齊的“孤兒院”實驗，美國杜威的實用主義的教育實驗。教育實驗沒有失敗一說在教育界已基本達成共識，每一次教育實驗都是教育的一份珍貴財富。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教育理論界就已明確指出教育科學的生命在于教育實驗。之后，教育實驗不斷受到人們的重視。正如我國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所言：“非實行試驗不為功，蓋能試驗則能樹立，則能發古人所未發，明今人所未明。”所以，教育實驗是教育理論的重要源泉，本土化教育理論的產生離不開在中國本土進行教育實驗這一重要途徑。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開展了許多具有鮮明本土特色的教學改革實踐，為建設我國本土化的教學理論奠定了堅實的實踐基礎。如改革開放之初陶行知、晏陽初、梁漱溟等先生主持的教育實驗以及本世紀初的轟轟烈烈的基礎課程改革實踐，這些教學改革實踐為建設本土教學理論建設提供了豐富的素材。與此同時，這些教育實驗與教學改革實踐是推進本土教學論建設的強大動力，將對中國教學論的建設和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裴娣娜老師指出：“實驗是超前的，體現著未來，不僅從實踐角度深化了理論，溝通了理論與實踐，而且捕捉了21世紀教學論發展的基本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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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2）08-0050-02

1 引言

心理健康服務理論是指在心理健康服務活動中對已知的事實和經驗所提出的一種一般原則或一組相互關聯的原則。它既是心理健康服務經驗的總結，也是心理健康服務的依據[1]。心理健康服務理論根據來源可分為3類：國外理論、本土化理論和本土理論。由于東西方文化的差異，國外心理健康服務理論在國內的應用存在著適應性等問題，加之目前心理健康服務本土化理論發展速度緩慢。因此，就現階段而言，我們既要借鑒國外心理健康服務理論中的優秀成果，又要結合中國本土的實際情況，構建本土化的心理健康服務理論體系是快捷、經濟發展心理健康服務的途徑。本文擬通過對我國心理健康服務本土化理論的研究，闡釋該領域目前研究發展概況，同時揭示我國心理健康服務理論研究的特點和規律，并進一步提出了心理健康服務本土化措施。

2 研究方法

2.1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內容分析進行研究。

2.2文獻取樣本文選用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西南大學節點（http：//www1cnki1net/index1htm）作為數據源。選擇“關鍵詞”選項中，對“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咨詢”“心理治療”和“心理健康服務”進行邏輯“或”的組配；同時對“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咨詢”和“心理治療”與“理論”進行邏輯“并且”的組配。檢索中時間跨度為1978～2008年，按時間排序，在“精確”匹配方式下檢索，取得全部統計數據。共獲得相關文獻1333篇。經過篩選，剔除部分不屬于學術論文范疇的期刊年度目錄、征文啟事、年檢報告、招生材料、人物介紹、會議報道、短篇新聞等。剔除之后尚余文獻1197篇，對其進行文獻發表時間分布統計。對1197篇文獻逐篇閱讀，刪去介紹國外情況的文章、只敘述存在的問題、面臨的困境等一些泛泛而談卻沒有提及理論的文章，剩余556篇文章，對剩余的556篇文章進行深入的分析。

3 研究結果與分析

3.1心理健康服務本土化理論。所謂心理咨詢與治療的本土化指其所采用的理論和方法來自國外，以此為基礎并與中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從而產生的新理論、新方法，如認識領悟療法、意象對話等心理療法。

江光榮[2]指出，研究國人的心理問題，應該有一個基本的定位：即以當代中國國情為背景，研究特定時期國人的心理問題。我們在研究、分析和解釋國人心理問題的形成機制、表現及途徑等方面，都應該圍繞這一中心。我們研究方式可以多樣化，即可繼承古代的優秀思想，可以借鑒國外的成熟方法，還可從觀察開始。

鐘友彬等[3-6]，將引進的精神分析法進行了本土化，創立了認識領悟療法。朱建軍[6]結合國外的心理動力學思想和東方文化，創立了“意象對話技術”。鄭日昌[7]把古代陰陽辯證思想和認知療法結合，創立了“辯證認知輔導理論”。

3.2心理健康服務理論本土化的措施。第一，挖掘和傳承：我國古代、近現代都有許多優秀的心理學思想，但被人知曉的并不多，應加強對其研究，挖掘精髓并世代傳承。

我國國民深受儒家、道家和佛教思想的影響。因此，儒家、道家和佛教思想被應用于中國文化背景的心理咨詢與治療中。基于心理咨詢遇到的問題，景懷斌[8]探討了儒家思想對心理咨詢的9個方面貢獻：人生意義、應對、生死教育、哀傷輔導、心理調節、人際認知、社會生活技能、人格發展、心理咨詢技術等。但我們從中也看到，對儒家思想的應用，特別是在心理咨詢方面，還有許多有待發掘。另外，我國古代的仁人志士在研究國人的心理與行為后，創立了許多特色鮮明的理論。如在《顏氏家訓》《家書》等書中就對家族子弟提出了教導，其實質就是行為取向的人格培養模式[9]。

第二，鑒與創新：西方的心理咨詢和治療史已有一百多年。1976年，美國學者Parolff確定了130多種心理咨詢理論與方法，到2005年其總數則已超過400種。雖然在這些理論中，多數缺乏有力支持和有效性證實，但它們卻展示了心理治療師們的創造性勞動。國內學者也應該學習西方學者們的創造性精神，立足于我國實際，提出具有自己特色的本土化心理治療理論和方法。

第三，拓展與吸收：中國歷來多教崇拜，影響較大的有儒、道、佛等。儒家講求積極進取，而道家力主清靜無為。道家與儒家理想的人格一陰一陽，構成了數千年來中國文人人格內在的矛盾統一。而儒家、道家所倡導的思想中不乏有與心理咨詢相一致的觀點。所以對國外心理健康服務理論本土化過程，必須得在拓展我國優秀傳統思想的基礎上融入外來的心理健康服務精髓。

4 討論

當前，在我國心理咨詢的實際操作中由于缺乏充分的基礎理論支持，而顯得“力不從心”，究其原因是我國的心理咨詢本土化研究多集中于實體的理論層面，而對元理論、哲學和宏觀層次的研究匱乏。

國內最為著名的本土化的心理咨詢與治療方法是鐘友彬的認識領悟療法。這種方法創立之初報道的文章較多，而如今也很少看到相關的實踐報道。本土化的方法為什么關注的人越來越少了呢？這與我們越來越強調心理咨詢與治療本土化好像是背道而馳，還需要我們進一步地探索原因。

對心理咨詢與治療的本土化，學者們提出了很多建議，但大多以思辯、探討性為主，缺乏實證研究的支持。在強調結合中國傳統思想的基礎上，也許在不帶預定套路的情況下，通過觀察一些有效的心理咨詢操縱過程，切實提煉和概括新的概念、理論和方法或許是一條最有效的途徑4]。

總之，國內學者看到了我國當前心理健康服務理論的現狀和不足，同時學者們反思我國心理健康服務的水平低的原因為：在心理健康課主要使用講授法、單純地使用心理測驗、心理咨詢思想教育化、專業人員擅長的方法有限、自編心理測量工具水平低、重復工作多等[10]。故我們得在今后的工作及治學中借鑒美國的“科學家-實踐者”模式和英國的“以問題解決為中心”模式，在吸收融合的基礎上提出我們自己的心理健康服務本土化理論，普及心理測量量表的使用知識。將心理健康服務與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結合，并找到二者的結合點。普及心理健康服務知識，培養專業化心理健康服務人才隊伍，加強心理疾病易患病人群的追蹤研究，并且在推廣常用量表及經典量表的同時也積極編制符合國情的本土化心理健康服務量表。相信隨著國家對心理健康工作的重視，對這一領域的研究投入逐漸增加，我們可以想象經過理論探討和服務理論吸收消化階段后，實踐研究將會越來越多，經過理論—實踐—理論階段后，我們將會真正地形成具有中國特色心理健康服務理論體系。

參考文獻：

篇（8）

一、跨國公司管理本土化的全球趨勢和特征

管理本土化是指跨國公司在其國外子公司的關鍵管理崗位上任用東道國當地人員。因此，管理本土化既是一個過程，又是指管理本土化過程的一種結果，具有動態與靜態兩個方面。從其動態過程的角度來看，管理本土化是指跨國公司通過培養和開發東道國當地管理人員，并使其最終取代外派人員的過程；從靜態意義上講，管理本土化是指跨國公司在國外子公司的關鍵管理崗位上直接任用東道國當地人員。因此，我們便可以利用外派人員或當地人員在公司管理人員總數中所占比例來衡量跨國公司管理本土化的程度。外派人員所占比例越低或當地人員所占比例越高，則本土化程度越高。

在其國外經營的早期，跨國公司主要依靠母國外派人員經營管理其國外分支機構。一直到50年代基本上維持這一格局，從70年代后期開始，跨國公司管理本土化趨勢就開始顯露，近20年來，在跨國公司全球網絡迅速擴張的時期，外派人員不僅沒有增加，反而出現了減少的趨勢，跨國公司管理本土化已經成為一個不可逆轉的潮流。

二戰后，美國跨國公司大量出現并迅猛發展，與之相適應，外派人員的數量也直線上升。在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美國跨國公司大量使用外派人員。根據對268家美國跨國公司的一項調查，這些公司1972年共有3455名外派人員，但到1975年，僅3年時間就增長到5300名。但是，自70年代后期開始，美國跨國公司外派人員出現減少的趨勢。Kobrin(1988)對美國跨國公司的一項調查結果表明，在被調查的公司中，近半數公司在過去的10年中減少了外派，26%的公司沒有變化，23%的公司外派人員數量有所增加；而當問及今后10年的趨勢時，41%的公司表示將進一步削減外派人員，40%的公司表示維持當時的水平，只有18%的公司表示仍將增加外派人員。盡管美國跨國公司國外分支機構在不斷膨脹，尤其是近一二十年來更是如此，但是，美國外派人員非但沒有增長，反而表現出下降的趨勢。1992年，大約有15萬名美國管理人員在海外為美國公司工作，比5年前下降了25%而美國外派人員占就業總人數的比例，則從1982年的0．8%下降到1989年的0．4%隨著外派人員人數逐步減少，美國跨國公司越來越多地啟用東道國人員擔任中高層管理職位，管理本土化趨勢日漸明朗。

與美國公司相同，日本跨國公司國外分支機構的人員配備也不同程度地表現出管理本土化的趨勢。Beamish和Inkpen(1994年)發現，東南亞439家日資參與的制造業合資企業中，各家企業中的日本外派人員的數量從1989年的平均4．1名下降到1994年的平均3．46名，外派人員在合資企業雇員人數中所占比例也從1989年的4．35下降到1994年的3．07。與此同時，加拿大分支機構中的日本外派人員平均數量也呈下降之勢，從平均4．13名下降到平均3．02名，所占比例也從4．13下降到2．4％。

從上面我們可以看到，跨國公司管理本土化趨勢近年來已日趨明朗。但是，不同層次崗位的管理本土化程度并不相同，來自不同國家、不同行業的跨國公司以及不同的東道國在管理本土化方面也表現出不同的特征。

1、從本土化層次上看，職位越高，跨國公司越傾向于使用母國外派人員。一般說來，跨國公司在高級管理職位上總是大量地使用母國外派人員，在中級管理職位上較多地使用東道國人員，而在低級管理職位上則主要啟用東道國人員，基本上不使用或僅使用少量外派人員。

2、從職能部門上看，同一管理層次的不同職能部門的本土化程度不同。根據Harzing(2001)年對2689家跨國公司管理本土化問題的考察，總經理職位由東道國人員擔任的比例為59．2%，本土化程度最低。而在同一管理層次的職位中，東道國人員擔任財務總監的比例為82．8%，擔任營銷總監的比例為89．9%，擔任人力總監的比例最高，達到97．8%。人事管理職能是本土化程度最高的職能，因為人事工作需要遵守當地的雇用法律和規章制度，并且還要適應雇員的不同文化背景。營銷職能也是以當地市場為導向的，盡量使用當地人員也具有合理性。相對于營銷和人力資源兩種職能，有關當地情況和偏好的知識對財務職能而言重要性是最低的，而且是控制性最強的管理職能，所以，財務總監一般為母國外派人員。

3、從母國角度看，美國跨國公司國外分支機構管理本土化程度最高，日本跨國公司國外分支機構管理本土化程度最低，歐洲不同國家的跨國公司國外分支機構本土化程度差別明顯，但基本上居于美日兩個極端之間。根據NegandhiandBaliga的調查，美國公司國外分支機構的絕大多數高層主管職位都是由東道國人員擔任，在所考察的44家企業中，高層管理本土化比例超過一半的企業達到33家，只有1家公司在高層主管職位未雇用東道人員。而在所考察的19家日本跨國公司中，有15家公司(比例高達78．9)在高層主管位置根本沒有聘用任何東道國人員。相對而言，歐洲跨國公司國外機構高層管理人員的本土化比例雖然不如美國跨國公司，但顯著高于日本公司。

4、從東道國角度看，跨國公司在發達國家的本土化程度普遍高于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尤其高于亞洲和拉美地區。受諸多因素影響，跨國公司在不同的東道國表現出來的管理本土化程度也存在很大差異。總體而言，跨國公司設在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分支機構的管理本土化程度低于設在發達國家的分支機構。

5、從行業角度看，多國國內戰略導向行業的管理本土化程度普遍高于全球戰略導向行業跨國公司。經營戰略可劃分為國際戰略、多國國內戰略、全球戰略以及跨國戰略。相應地，分別奉行這些戰略的行業可以劃分為國際戰略導向行業、多國國內戰略導向行業、全球戰略導向行業以及跨國戰略行業。目前，大多數行業奉行的是多國國內戰略或全球戰略。總體而言，多國國內戰略導向行業的管理本土化程度高于全球戰略導向行業。大部分全球戰略導向行業，如計算機、化工、家用電器、石油天然氣以及汽車業管理本土化比例都比較低，尤其以汽車業為典型。而大部分多國國內戰略導向行業管理本土化比例都高于平均水平，如食品和造紙行業。金融業管理本土化程度最低，其原因在于跨國公司希望通過母國人員對金融業實施有效的控制，而當地市場知識的重要性則促使跨國公司在廣告、商務和管理服務業大量啟用東道國人員擔任管理職位。

二、在華跨國公司管理本土化的發展

縱觀跨國公司在中國的發展歷程，進入中國市場的初期幾乎都是由母國派人擔任公司的中高層管理者，無論其是母國人員、港臺人士還是東南亞華人，隨著在華直接投資規模的擴大、投資戰略的轉變以及我國經營環境特別是人力資源質量的提升，跨國公司管理本土化程度隨之不斷提高。跨國公司在華管理本土化的發展是與跨國公司對華投資的發展緊密聯系的，中國大規模的利用外資應該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在20多年的利用外資發展歷程中，我國利用外資總額在不斷增長的同時，也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變化oD13以此相聯系，在華跨國公司的管理本土化也呈現出不同的階段性特征。

第一階段：1978至1992年以母國外派管理人員為主導為跨國公司對華投資的第一階段，跨國公司在這一階段的人員配備政策具有明顯的民族中心導向，即以母國外派管理人員為主導。總體而言，80年代跨國公司在中國市場主要是推銷其產品和技術，來華投資并不多。許多跨國公司還處于觀望階段，只有極少數著名跨國公司來華投資，而且多數是小規模的試探性投資。他們往往在中國成立代表處，或者建立合資公司，因此，在這個階段幾乎談不上什么管理本土化。跨國公司的中高層管理人員，甚至許多初級經理都由母國委派，或者聘用少量港臺人士或東南亞華人，而中國本土人員極少進入中高層管理職位。

跨國公司在中國設立分支機構的初期，主要是為了轉移公司的技術和經營訣竅、塑造特定的企業文化，惟有母國外派人員履行這種轉移媒介的職能。在與中國企業成立合資公司的情況下，從母國派遣總部信任并且熟悉部策略的母國人員可以有效地加強對合資公司的控制。此外，這個階段跨國公司在華業務普遍規模較小、人數少、機構簡單，少量的母國人員就可以滿足在華企業經營的需要，跨國公司本土化的愿望并不是很強烈。從另一方面看，當時我國的環境也限制了跨國公司的管理本土化。多年閉關鎖國使中國在高級管理人才市場上出現了人才斷層。中年以上的知識分子，由于在計劃經濟的環境中成長，其知識結構難以與當時的國際管理方式接軌，其經驗也拘泥于舊的管理模式。而改革開放以后培養的青年知識分子，雖然接受了先進的科學技術知識，但缺乏實際管理經驗，也難以擔任高級管理職位的重任。同時，90年代之前，中國勞動力流動市場基本上處于封閉狀態，嚴格的勞動法規限制了人員跨單位、跨部門、跨地區的自由流動，這給跨國公司獲取人才設置了極大的障礙。中國管理人才的缺乏，人才流動機制的僵化，加上跨國公司缺乏對中國本土人才的認同感，使得中國本土人員在這個階段難以進入外資企業的中高管理層。

第二階段：跨國公司真正開始對華進行比較大規模的投資是在1992年以后，管理本土化初現端倪。跨國公司在我國的投資開始走出“試探期”，進入“發展期”，他們憑借其雄厚的實力，開始大規模地進行制造業投資。至此，可以說跨國公司在中國步入了大規模、系統化投資的新階段。

在這個階段，跨國公司總部派遣的母國人員依然占據重要位置，但中高層位置港臺人士或東南亞人士所占比重越來越大，與此同時，跨國公司開始在人事、銷售等中層職位上開始聘用一些中國本土人員，管理本土化初現端倪，但是發展速度緩慢。港臺人士或東南亞華人之所以越來越多地占據重要位置，主要原因是亞洲新興工業國家和地區經濟從70年代開始起飛，培養鍛煉出了一批年富力強的管理和專業人才，他們在語言和國際視野上兼備東西方文化特質，適應了跨國公司在華投資企業管理的要求。出于成本方面的考慮，90年代跨國公司紛紛將制造中心從東南亞地區轉移到中國，伴隨這種調整，許多原先在跨國公司東南亞分支機構服務的中高層管理人員也相應地轉移到了中國。香港、臺灣以及東南亞許多地區都是華人為主的社會，對漢語和中國傳統文化都有一定程度的認識。更為重要的是，其成本遠低于西方跨國公司的母國外派人員。因此，在這個階段，許多港臺和東南亞的華裔管理人員取代了跨國公司母國人員的位置。與此同時，一批學歷高、知識新、眼光開闊、肯于和善于學習一切先進科學文化知識的優秀中國本土人才也逐漸涌現出來，許多人具有多年的跨國公司供職經歷，在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技術和管理經驗，他們逐漸進入跨國公司在華投資企業的管理中層，但真正進入核心決策圈的中國本土人員仍是罕見的。

第三階段：管理本土化漸漸進入。在這個階段，跨國公司明顯加快了管理本土化的步伐，管理本土化開始進入一個新階段。雖然母國人員依然把持了大部分中高層職位，但是逐步成長的中國本土人員已經成為跨國公司在中國經營管理的中堅力量，他們在跨國公司中級管理層中占據了相當大的比重，同時，越來越多的優秀人才步入跨國公司的高級管理層。

跨國公司管理本土化戰略是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結果，也是跨國公司全球范圍內資源最優配置的體現。有以下一些因素推動了跨國公司在華企業實施管理本土化戰略：首先是跨國公司雇傭外派人員的投入過大。

高于中國本土員工(從表1可以看出，外派人員單是基本工資就比中國本土人員高出3～4倍)，而且一般也高于其在母國的水平，加上交通、住房、保險、休假等額外福利，綜合成本對跨國公司構成了巨額開支。這一點在全球競爭日趨激烈、成本因素成為一種主要競爭手段的今天顯得尤其重要。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后，跨國公司大大加速了管理本土化的進程，最直接的一個原因就是迫于成本壓力，招募和開發中國本土經理來取代成本高昂的外派人員。

其次是中國管理人才的成長壯大。隨著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一大批熟悉市場經濟和國際慣例、掌握現代知識并具有一定專業經驗的人才迅速成長和涌現出來，其中包括海外歸國人才，使得我國優秀管理人才嚴重供不應求的局面大大緩解。這就為在華跨國公司實施管理本土化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三是為了保持中國本土優秀人才和調動其積極性的需要，在華跨國公司內部已經造就了一批訓練有素經驗豐富的中國本土管理人員，他們期望發揮更大的潛力，在職位上有所提高，在責任上有所擴大，在薪金上有所增加。如果公司難以提供這種機會，他們就會感到公司內部職業發展前途渺茫，其積極性就會受到嚴重影響，就會尋求公司外部的職業發展機會，公司的人才流失率就會提高。因此，提拔中國本土優秀管理人員取代外籍主管便成為跨國公司挽留高層次中國本土人才和調動其積極性的一種重要手段。

跨國公司整體投資策略的重大調整是跨國公司實行管理本土化的深層次原因。跨國公司在華投資初期的主要目的是借助豐富的資源和廉價勞動力占領海外市場。90年代以來，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越來越多的外國公司看好中國巨大的市場前景，希望通過直接投資占領中國市場，因此更傾向于雇傭熟悉當地市場，了解當地文化的中國本土人才，更強調融人當地環境。例如，摩托羅拉、諾基亞、愛立信、西門子所開發的中文手機等高科技通訊產品，基本上都是以中國本土技術人員為主，在研究和改進了原有的技術后，在中國本土開發的。沒有這些中國的人才，跨國公司產品就不會有如此之高的適應性，其市場決不會做得如此之大。同樣，大量深知當地文化、精通中文的中國本土中高層管理人員更容易與公司員工和外部溝通，建立融洽關系，有利于改善企業內部和外部環境，降低經營成本，從長遠發展來看，跨國公司逐步在些重要領域雇傭中國本土人才無疑具有長遠的戰略意義。

此外，中國人力資源市場的逐步形成為跨國公司管理和技術管理本土化創造了一定的機會，而人事制度的逐步寬松則提供了制度保證。信息革命也為跨國公司實行管理本土化提供了技術上的可能。網絡、通訊使人才信息溝通迅速準確，信息流通更加快捷，更使全國乃至全球的人才商業性操作成為可能。

從總體上看，跨國公司管理本土化大致經歷了以上3個階段，但是在這個發展過程中，不同國家的跨國公司也表現出不同的特點，其主要差別在于第二、第三階段不同來源的人員所占的比例。相對而言，美國跨國公司臺及東南亞華人擔任中高層經理人員的比例最高，甚至超過母國人員，而日本跨國公司依然表現出強烈的民族中心導向，母國外派人員在中高層職位上占有絕對數量，港臺及東南亞華人所占比重并不大，所以管理本土化往往表現為中國本土經理直接取代日本的母國主管。歐洲跨國公司則居于這兩端之間。此外，由于美國擁有豐富的華人資源，母國外派人員有相當比例是國外華裔管理者，再加上公司聘用的港臺和東南亞華人，所以外籍華人大量擔任中高層管理者成為美國跨國公司的一大顯著特點。據1998年對美著名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的60家企業和近20家公司代表處或者投資性公司進行的訪問，在85名外籍管理人員中有近3／4，即61名外籍華人。一些在華投資頗為成功的著名跨國公司在華最高領導者基本上是外籍華人。這些公司的外籍華人學貫中西，既具備中國文化背景，也了解西方企業文化，在美國跨國公司在中國經營管理過程中發揮著特殊的作用。

三、在華跨國公司管理本土化對我國的影響

跨國公司管理本土化戰略對我國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其中既有正面影響，也有負面影響。其正面影響主要表現在：

1、促使我國人才配置趨于合理以及國內人才市場趨于完善。跨國公司管理本土化能夠優化人力資源配置，使人才能夠有更多的發展空間，使本土人員的價值得到實現。跨國公司在本土人才方面的競爭，促使企業實行更好的、反應員工實際貢獻的薪資福利待遇，否則員工就會因為不滿現有的景況而調離公司。此外，跨國公司管理本土化的需求也促使國內人才市場趨于完善，推進了人才流通體系和人才網絡化管理體系的形成和發展。

2、擴大了人才隊伍并培養了一批高素質的管理和技術人才。跨國公司人才本土化戰略帶來了我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員大規模培訓，這既提高了公司員工的素質，也為中國未來的發展儲備了豐富的人才。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的合資和獨資企業某種意義上已成為我國現代管理人員、技術人員以及現代化產業工人的搖籃。通過跨國公司正規的培訓計劃，以及與具有先進管理經驗的外派人員長期共事潛移默化的影響，我國新一代的企業管理人員正迅速成起來，他們不僅受過良好的教育，接受過先進經營管理方法的培訓，熟悉市場經濟的經營機制，而且眼界開闊，思維敏捷；既能從中國實際出發，又能按國際慣例辦事，并能夠熟練使用外語進行交流溝通。跨國公司的本土化戰略還為我國培養了大批技術人員和現代化產業工人。這支龐大的、訓練有素的人才大軍必將在我國現代化建設中發揮極其重要的作用。

3、有利于留住國內優秀人才并吸引留學人員歸國。以往去歐美留學，是許多富有才智的中國學子的夢想。而今，跨國公司豐厚的薪酬待遇、優越的工作環境、良好的職業發展前景對國內優秀人才構成了巨大的吸引力，不少人放棄了到國外留學的計劃，選擇到跨國公司在華分支機構工作，致力于在國內尋求事業發展。與此同時，不少學有所成的海外留學生們也紛紛歸國，除了自己創業外，相當部分歸國留學生加入在華跨國公司，從事高層次管理和技術研發工作，從而在整體上提高了我國人才的素質，對中國的未來發展意義深遠。

篇（9）

    西方敘事學指的是源自法國、并在西方文化傳統內發展壯大的敘事學學科,包括經典敘事學與后經典敘事學兩個階段。一般而言,經典敘事學指的是結構主義敘事學,“是直接采用結構主義的方法研究敘事作品的學科”,“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西方產生的女性主義敘事學、修辭性敘事學、認知敘事學等各種跨學科流派則被稱為‘后經典敘事學’”。申丹等著的《西方敘事學:經典與后經典》鄭重其事地在敘事學的名目上冠上了“西方”二字,表明敘事學發展到了今天已經很有必要區分“西方”和“東方”,具體到中國,就是區分“西方”與“中國”。“中國敘事學”依然成為國內學界強烈的理論沖動。那么,什么是中國敘事學?

    對“中國敘事學”的態度,國內學界有三種觀點:一、必須建立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敘事學,這是大多數學者誠摯的愿望和努力的方向。最典型的代表是楊義,他說:“在以西方為參照系的同時,返回中國敘事文學的本體,從作為中國文化之優勢中開拓思路,以期發現那些具有中國特色的、也許相當一些側面為西方理論家陌生的領域。”他的《中國敘事學》直接以“中國敘事學”命名,“中國”一詞代表與“西方”敘事學分庭抗禮的民族特色。二、認為建立中國敘事學為時尚早,但前景樂觀。相當一部分學者持這種觀點。如徐德明認為,“專門討論中西敘事詩學的整合,進入純粹理論探討為時尚早。”青年學者羅書華在《中國敘事之學》中提到,“現在談論與建構界限清楚的‘中國敘事學’的條件還不夠充分”,但應該為它的建構“做些有益的鋪墊”。三、認為作為一門世界通用之學,敘事學是沒有國界的。比如董小英在其《敘述學》中認為,“敘述學就是研究表述形式的一門學問”,所以“文化可以各個不同,但是只要使用文字或者藝術方式表現了某種意義、意味的話,這種表達方式就是敘述方式,應該是可以借鑒,是沒有國界的。”態度不同,表明中國敘事學界對一些問題認識尚有曖昧不清之處。譬如對敘事學學科本身的認識。國內對“敘事學”的界定尚未統一,徐岱認為“應該是對敘事現象的理論研究”,董小英認為“敘述學就是研究表述形式的一門學問”,譚君強認為“就是關于敘事文本或敘事作品的理論”。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主要還是敘事學源頭——西方敘事學界對敘事學的界定也有多種,“或曰,‘敘事學是對敘事形式和功能的研究’;或曰,敘事學是‘敘事文的結構研究’;或日,‘敘事學是敘事文本的理論。’新版《羅伯特法語詞典》給敘事學所下的定義是:‘關于敘事作品、敘述、敘事結構以及敘事性的理論。’”這就更導致了人們對這一學科認識的含混。另外,國內關于“敘述”還是“敘事”的討論,也說明國內對這一學科的認識尚待進一步廓清。1999年傅修延考釋“敘事”,認為“敘事”有動詞和名詞二意:作為動詞是“講述故事”,作為名詞是“對故事或事件的敘述”;“敘事”與“敘述”有時候可以互換,如“敘述學”和“敘事學”。2001年董小英解釋其著作《敘述學》的命名時簡單提到過“敘述學”和“敘事學”的問題:“故事其實是被敘述的內容;敘事是敘述的形式,也就是我們看到的文字組成的文本;而敘述是指敘述的方法。本書著重研究的是敘述方法。……敘述學是通過敘述形式研究敘述方法的學問。‘敘述’最能表達我們的研究目標,所以把書名定為‘敘述學’。”(粗體為原文所有——筆者注)但這并沒有解決“敘事”(學)還是“敘述”(學)的問題,敘事學的命名依舊顯得隨意。2008年董小英本人出版的新著《超語言學——敘事學的學理及理解的原理》便棄“敘述學”而采用了“敘事學”。趙毅衡以一貫的敏銳,于2009年撰文《“敘事”還是“敘述”?——一個不能再“權宜”下去的術語混亂》,指出目前“敘述”與“敘事”的使用過于混亂,希望解決這個當代文藝學基本學科的命名問題。趙毅衡主張統一用“敘述”(包括派生詞組:敘述者、敘述學、敘述化、敘述理論)。后來申丹也在同一家期刊撰文《也談“敘事”還是“敘述”》,主張不能統一用敘述代之,而是在“敘述話語”和“所述故事”這兩個不同層次對“敘事”和“敘述”這兩個術語做出選擇。這種商榷非常及時且必要,這兩個術語的使用在國內實在過于隨意了;但是更為重要的意義在于,學界已經認識到了敘事學學科命名存在的問題——混亂的名稱顯然不利于學科的發展,也直接影響了人們對“中國敘事學”的認識和理解。

    二

    要解決什么是“中國敘事學”問題,可能還得從西方敘事學人手。只有厘清敘事學的“中國”與“西方”的關系,才能真正說明“中國”敘事學到底是什么。

    眾所周知,一、作為一門學科,敘事學從西方而來,自法國源起,途經英國等歐洲各國為一變,再到美國又一變,中國學界從歐美各國吸收了敘事學的營養;二、敘事學的各種理論迅速得到中國學界的認同,應用西方敘事學理論闡釋中國古典文學、現當代文學和西方文學的論文論著迅速增長;三、在西方敘事學的參照之下,中國學者在敘事理論的拓展方面作出了自己的嘗試;四、在西方敘事理論的啟發下,中國古典敘事理論得到重視。但以上只是一種表面的描述,并沒有真正說明敘事學的“中國”與“西方”的關系。有一種觀點認為,關鍵還在于一個“化”字:本土化的最基本含義,就是要“化”去西方之異質,融源自西方的理論為中國的理論,使敘事學成為中國當代文論有機整體的一部分

    這種思路的起點是“異”。敘事學的發展路線,自法國而英國和歐洲各國而美國,從經典時代到了后經典,由單數變成了復數,無論怎么變化,都沒有離開一個共同的文化母體。也就是說,敘事學一直在一個相同的西方文化圈內發展,不同國家形態各異的敘事學研究,有著共同的文化背景,是在一個相同的文化語境內的理論研究,他們的關系是相繼相承。但是,與西方文化傳統截然不同的東方文化傳統,尤其是中國文化傳統下的敘事學研究,它的個性和風貌會全然不同,中國文化傳統下的敘事理論會體現出與西方理論的根本上的差異。所以,辨析差異是吸納西方理論最基本的工作。楊義的《中國敘事學》直接強調的就是文化傳統的差異,他對中國敘事學的建構,是以中國文化傳統為基礎的,稱得上是一部敘事理論的文化研究論著。

    差異的認識需要比較。只有在比較中才能發現“異”、認識“異”。于是不同的文化傳統得到強調。民族精神、文化心理結構、思維方式、讀者閱讀習慣與文學的敘事形式有著直接的關聯,這些要素的不同會直接導致文學敘事形式的民族特征,也就有不同文化傳統下的敘事理論。中國學者往往對國內一些論著僅僅拿中國作品作為例證證明西方理論的正確性表示不滿,便是基于這種文化傳統之異、敘事理論之異之上。隨著國內學者對西方的深入學習和翻譯工作的逐步拓展,西方敘事學的面貌越來越清晰地展現在國人眼前,中西比較的維度變得越來越迫切。事實上,中國學者介紹敘事學的著作,都帶有比較的因素。徐德明認為整合中西敘事理論的可能途徑之一,就是中西敘事理論的對應比較。很多學者在敘事學領域的中西比較方面作出了出色的貢獻,中國敘事理論與西方敘事理論的異與同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提及。在徐岱的《小說敘事學》中,中國古代的敘事思想與西方敘事學說相互輝映,中國敘事思想的“雙子星座”(史傳觀念和詩騷傳統)、“三駕馬車”(金圣嘆、毛宗崗、張竹坡的敘事思想)、“四大范疇”(白描、閑筆、虛寫、傳神)與西方敘事理論互為對照,具有深刻的中西比較意識。胡亞敏《敘事學》的附錄,便是對金圣嘆敘事理論的梳理,與正文的西方敘事理論介紹形成鮮明的對照。張世君在《明清小說評點敘事概念研究》中辨析了多組中西敘事概念,如“間架”與“插曲”、“脫卸”與“轉換”、“一線穿”與“整一性”、“間”與“障礙”等。

    應該說,在中國的敘事學的研究途中,必然會有比較的維度。畢竟敘事學源自西方,是在西方文學實踐和兩千多年敘事理論基礎上總結出來的學說,與中國的文學實踐和傳統敘事思想有著不同的邏輯起點和理論基礎,差距是顯見的。問題是,對于敘事學學科來說,這種差距是絕對的嗎?還是可以,在一個共同的學科框架和學科傳統內發展學科?換句話說,中國的敘事學研究,是要在中國與西方的范疇內發展敘事學,還是在敘事學的范疇下展開中國的研究?這可不是在玩語言游戲,二者的差異是顯著的。前者建立在“異”的基礎上,意味著中國敘事學的獨立品格,意味著會出現一種與西方敘事學全然不同的中國敘事學;后者則建立在“同”的基礎上,意味著中國敘事學研究與西方敘事學處于同一個學術框架內,是對西方敘事學的繼承和發展。

    三

篇（10）

二、“本土化”與“現代化”的關系

“本土化”與“國際化”并非截然對立，和“現代化”也并不矛盾，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任何偏執一方的做法都不利于室內設計藝術的健康發展。一方面，單純地追求室內設計的“本土化”，必然導致室內設計水平的封閉落后，這也有悖于設計文化的發展規律；另一方面，脫離室內設計的“本土化”而一味追求“國際化”，則只能是曇花一現，難以真正生根開花，亮麗永恒。真正的“本土化”應該是考慮如何把“本土化”、“民族化”、“傳統化”元素和現代物質文明有機地結合起來，與時俱進，選擇一條自我發現和自我認證的道路，以滿足不同層次人們的審美需求。這樣，我們的室內設計才能創造出既有本土特色又有時代感的作品。如由香港設計師唐兆思設計的上海新天地會議廳展覽館，把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殖民建筑風格和江浙民居的木頂棚、木透窗、古典木家具結合起來，并且配備了包括隱蔽的光學纖維、空調系統等一些現代化的功能設施，使之成為上海本土化設計的一個象征。

三、室內設計“本土化”的把握

室內設計師應研究本土文化，尋求在特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具有普遍意義的消費觀、審美觀、價值觀及處世態度和思維方式等。應用本土文化，做可以真正滿足人們審美及基本需求的設計，充分體現人文關懷，才能更好地把握本土化的方向。受所在地文化環境的影響及受教育的程度不同，消費者之間形成不同的個性心理特征，從而形成各種不同的社會角色。這種不同表現為適應室內裝飾設計的檔次、風格、功能等不同需求，人為地賦予外觀相同的建筑以不同的室內空間環境。設計師在進行室內設計時，一方面要考慮室內空間的最基本的共性要求———功能性，另一方面還要考慮室內空間環境獨特個性的屬性———精神性，使新的居住空間同時可滿足人的各個方面要求，這也是使自己設計的作品具有可區別同類作品最有價值的手段之一。因此，考察當地建筑裝飾與室內陳設，找出最具特征的裝飾符號作為室內設計中體現本土化的語言要素，是最有效的定位方法。

篇（11）

分類號G760

1 前言

全納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逐漸成為全球特殊教育領域討論最熱烈的議題，并引導特殊教育實踐的方向。1994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西班牙召開的世界特殊教育會議上各國達成的《薩拉曼卡宣言》中確定了全納教育的基本理念與原則：每一個兒童都有受教育的基本權利；每一個兒童都有獨一無二的個人特點、興趣、能力和學習需要；有特殊教育需要者必須有機會進入普通學校……實施此種全納性方針的普通學校，是反對歧視、創造歡迎殘疾人的社區、建立全納型社會和實現人人受教育的最有效途徑。這些全納教育的論斷充滿了絕對主義的語言，用“每一個”、“必須”、“都有”等完美主義的陳述表達極端平等主義的道德訴求。

全納教育作為一種教育理想不僅徹底改變了特殊教育的觀念與發展模式，而且賦予普通教育以嶄新的內容，對世界各國教育發展的方向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全納教育不僅僅是特殊教育的事情，它要求整個教育體制的變革以應對所有學生多元的學習特征與需求，是面向所有學生的。全納教育與全民教育的思想相合，公平與多元是其核心價值，參與和合作是其基本原則，它反對傳統的犧牲大多數能力一般或較差學生的發展需求、只注重極少數優秀學生發展的精英主義教育模式。

全納教育也遠遠超出殘疾的范圍。它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是達到目的的手段：即通過全納教育建構一個全納的社會。全納教育因此不是某個人的事情，而是與社會上所有的公民相關的事情，是挑戰不公正與歧視的利器，與各國社會文明發展水平、人權保護、以及社會公平與正義目標的實現緊密相關。它需要全社會以及社會中各種機構與體制進行相應的調整，包括教育機構與體制；社會中現存的與隔絕、歧視相關的價值觀、政策等都需要進行相應的變革。

2 全納教育理論的社會文化特性

特殊教育理論是建立在特定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基礎之上的，當某一社會對“殘疾”、平等等觀念發生變化時，特殊教育的基本理論與教育形式也會隨之變化。因此，一方面，全納的理念與目標成為一個全球討論的熱門議題，它以追求社會公平與平等等普世性價值觀為基礎，為各個國家制定全納的教育目標、政策提供了依據與動力。即使在最為貧窮、資源缺乏的國家，全納教育也至少成為使更多處境不利兒童享有學校教育機會的政治宣示或者現實舉措。另一方面，各民族或國家具有獨特的社會文化體系，對全納教育的理論與實踐有著獨特的影響，使全納教育在各個國家的本土化成為可能。社會文化特性是指各個國家或者地區所獨有的意識形態、政治經濟結構、歷史傳統、文化特質等特征_2’；回顧全納教育的發展歷程，我們可以看出其社會文化特性主要表現為以下兩點。

2.1從社會發展的宏觀視野來看全納教育

全納教育理論是建立在西方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基礎之上的，有著深厚的文化和社會基礎。社會公正、權利平等的理想是一個逐漸實現的過程。從人類追求公正、平等的過程來看，與其說是“天賦人權”，倒不如說是社會各階層、相關群體自己抗爭與爭取的過程。例如，盡管美國自開國之初便在其憲法里確定了人人平等的原則與公民的自由與民主等基本權利，這些理想與實踐卻總存在著矛盾，平等的理想與隔離的現實不斷挑起社會矛盾與沖突。平等只局限于白人，黑奴與其他族裔移民備受歧視，以至于在公眾場所、交通工具及學校內都是黑人白人分開；而華人也不得在路上挑擔子或擁有物業；加利弗里亞州更一度立法不準華人子女人讀普通學校等。這些不平等的做法通過民權運動、其他相關團體的游說、法律訴訟、公眾輿論等社會運動方才逐步得到克服與改善。全納教育直接起源于美國1950年代以來聲勢浩大的民權運動，更遠則可以追溯到文藝復興、法國啟蒙運動等西方資本主義發展時期對個人平等、自由、多元選擇等的追求的一系列社會運動。正是這些社會運動孕育了西方所謂以個人自由、社會平等為價值目標的社會文化基礎，也為有特殊需要的人士平等、有尊嚴地參與社會生活以及新的特殊教育理念的誕生提供了動力，使傳統的對殘疾人進行隔離式的教育與服務受到公開的懷疑與挑戰，并導致全納教育的誕生。

2.2從社會科學理論范式變遷的角度來看全納教育

如果說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美國1950年代以來的民權運動等西方對平等、自由的追求的一系列社會運動奠定了全納教育的社會文化基礎，建構主義以及后現代主義思潮的發展則孕育了全納教育的哲學理論基礎。西方的特殊教育實踐經歷了隔離式特殊教育體制（特殊學校與特殊班）、回歸主流、全納教育等階段。不同階段的變遷緊扣西方社會科學發展過程中科學與人文、客觀與主觀主義、實證與建構（解釋）主義之間的對立與轉換的脈搏。建構主義對于社會科學的發展有著深刻影響，且與后現代主義哲學范式相互交織；共同為特殊教育提供了宏觀的認識論范式基礎。全納的核心價值觀念就是平等、個別差異、多元等后現代主義哲學崇尚的基本價值觀。帶有濃重后現代主義色彩的全納教育理論在特殊教育領域成功地成為壟斷式話語，順利地成為各國特殊教育政策制定、實施的依據與動力。

西方全納教育的發展也是特殊教育理論與實踐發展到一定程度的自然產物，是特殊教育發展共同規律。西方在如何對待殘疾人士的問題上經歷了從殺戮到遺棄、忽視、憐憫與過度保護，發展到逐漸接納，到盡最大程度地促使殘疾人全納進主流社會的發展過程。在西方，特殊兒童首先從完全被拒絕的環境進入到寄宿制學校，然后到特殊學校和特殊班，20世紀70年代以后則普遍到資源教室接受教育并逐步實現回歸主流，進而發展到更為徹底的全納教育。這種變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遵循著漸進式的原則，從拒絕到接受與安置、從隔離到回歸主流、從普通與特殊教育雙軌制到整合的教育安置體系，并逐漸走向全納，每一個環節的發展都是建立在對前一運動的繼承和批判的基礎上的。

可見，西方全納教育理論的生成與發展，是西方特有的社會文化土壤里結出特殊教育理論的果實，也是西方社會民主、自由等所謂普世性價值觀在教育領域的具體化。同時，這一過程與西方社會理論范式的發展與變遷一脈相承，也是特殊教育發展規律的自然表現。顯然，我國特殊教育的發展模式必須建立在我國特有的國情與文化傳統之上，并體現社會主義的政治與教育理念，對西方的文化傳統、教育哲學等應該采取拿來主義的態度，不能照搬。我們應該結合國際特殊教育發展的趨勢，尤其是全納教育模式的發展經驗與教訓，對我國特殊教育模式進行思考，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全納教育理論與實踐模式。

3 全納教育理論的本土化訴求

3.1西方全納教育研究缺乏歷史文化的視野

近年來，西方關于全納教育的爭鳴對于推動全納教育在各國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為各國特殊教育工作者開展全納教育實踐提供了具體指導，為特殊教育專業人員的培養提供了堅實的知識與技能培訓的基礎。但是，學術界從來就缺乏對于全納教育與社會特別是社會科學發展關系的系統研究，更缺乏對于全納教育哲學理論基礎的深入探討。總的來看，圍繞著全納教育的發展進行研究成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特殊教育最主要的焦點。西方關于全納教育的研究與成果發表主要集中于兩個層面：第一是對于全納教育理論的系統介紹與總結。在這些研究中，研究者對于全納教育的基本概念體系、發展沿革、專門術語及其定義、不同的思想觀點與爭論、以及政策層面的鼓吹與游說等方面進行系統的論述與概活。特別強調的是，這些研究中充斥著熱情的語言與華麗的修辭，以人權與社會公平等理念為出發點，旨在推動全納教育的發展與深化。第二是操作與技術層面，關注的是通過全納教育的理論指導教育各類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改進其學習的效率與生活的質量；強調通過學校重組、變革以及課堂的教學調整，改善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學習與學校參與的質量與水平，并建立良好的家校合作及社會支持系統。

在諸多全納教育的論著中，對于哲學基礎的論述僅僅簡單停留在人權、多元、平等、個性自由等西方社會長期以來形成的價值觀基礎的描述與鼓吹的層面，極少有從人類社會思想與理論發展、社會科學范式發展與變遷的角度對全納教育的基本概念框架與假定進行哲學反思與探索的，因此，特殊教育理論的匱乏幾乎是全球性的。理想主義思潮下的全納教育充滿修辭的夸張，占領了倫理與美好道德的制高點。與其說是一個準確的教育學術語，倒不如說是人們的一種美好的教育理想與完美的價值追求；與其說是一種系統的教育理論或思潮，不如說是一種崇高的、烏托邦式的道德追求。

全納教育的理論僅停留在表層，無論是系統化還是深入的程度都不夠，全納教育的本質及歷史文化特性沒有得到深入探討，更缺乏“扎根”于不同文化背景與教育體制的基礎上對全納教育進行具有本土化特征的理論生成與發展。特殊教育的實踐長期以來有著注重心理學、行為技術、以及科學實證研究法應用的傳統，新的范式的接受與應用總是慢半拍；建構主義以及其它相關的理論與范式如后現代主義思想只是近來才成為特殊教育領域討論的話題。這些都可能導致具有強烈西方理想主義色彩的全納教育理論與話語體系在全球特殊教育領域成功地成為壟斷式話語，違背了全納教育提倡的平等與多元的理想，也不符合各國特殊教育發展的需要。關于中文的全納教育研究，也多以介紹西方理論、實踐以及擴展全納教育項目為主。各類用于培訓的材料較多，但外國名詞與理論介紹多，本土化的理論探索與生成少；游說與動員式的論述多，深入的反思與批判少；關于各類人員態度與觀念的調查多，課堂教學改革少；結合各地特有文化特點的分析也不多見。

3.2我國全納教育的發展需要本土化理論

從全球范圍來看，全納教育仍然處于摸索、發展階段，并沒有一成不變的模式。不同的國家、不同的社會背景下人們文化對于全納教育的定義、目標、實施途徑、及其結果都存在著不同的看法。盡管很多國家都致力于發展全納教育，但沒有一個國家真正實現了高質量的、有效的全納教育，即使在首先倡導全納教育的美國，全納教育的效果仍然是值得懷疑的，并不能提供滿意的或適當的效果。沒有一個國家的做法能夠為其它國家發展全納教育提供一個標準的藍本或范例，各個國家需要根據本國的國情探索適合自己的全納教育模式。

中國的特殊教育發展需要中國的特殊教育理論，需要中國特殊教育工作者自己的努力與實踐去探索，去發展。樸永馨（1998）指出，沒有任何一個外國可以為解決中國幾百萬殘疾兒童教育準備好現成的藥方，我國特殊教育的發展模式必須建立在我國特有的國情與文化傳統之上，對西方的文化傳統、教育哲學等應該采取拿來主義的態度。從本質上來看，全納教育在中國的發展缺少其生成的文化土壤，它是從西方嫁接到我國的一個文化概念。我國并沒有如西方那樣的全納教育發展的社會文化土壤，全納教育背后的平等、個性自由、多元等西方哲學觀念在我國沒有或很少得到強調。目前關于中文的全納教育研究，也多以介紹西方理論、實踐以及擴展全納教育項目為主。各類用于培訓的材料較多，但外國名詞與理論介紹多，本土化的理論探索與生成少；游說與動員式的論述多，深入的反思與批判少；關于各類人員態度與觀念的調查多，課堂教學改革少；結合各地特有文化特點的分析也不多見。

因此，全納教育在我國缺失其生成的文化和哲學基礎，這也是目前國內學者對全納的理解存在著各種爭論的重要原因。全納教育并非我國本土文化的自然生成，它是對西方理論與中國國情之間的嫁接、沖撞與融匯，是基于文化嫁接之上的再生成。這種再生成需要“扎根”于中國特有的文化生成與演進的環境，通過對傳統的揚棄、對其他優秀文化成果的吸納，在特定的時代與地域中以“自發的”、“內在的”方式生成具有本土化特征的全納教育理論。

4 全納教育理論的本土化需要研究什么

從本質上講，特殊教育不僅是一門具有較強實踐性的多學科，更是一門理論缺乏，且需要理論建設的學科。特殊教育理論的缺乏需要更多的探索和創新，對全納教育的理論基礎與本質特征進行理性的批判性的分析尤為重要。這種分析有助于厘清全納教育的本質，確定全納的歷史文化特性，探索適合我國教育實際的特殊教育服務模式，促進教育公平與全民教育目標的實現。從研究的角度出發，全納教育理論本土化建構至少需要加強以下幾個方面的研究。

4.1從社會科學理論與范式角度對全納教育進行哲學思考，奠定全納教育的理論基礎

社會科學理論與范式涵蓋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等多方面理論以及隱含在這些理論背后最基本的信念與假設。社會科學理論是指對社會現象各方面進行解釋、預測并影響社會生活與實踐的一系列命題或者假設。例如，政治學或者經濟學理論就是對現實政治與經濟生活系統解釋的不同層次的命題與假設體系。社會科學范式是對于知識、社會、認識世界的能力和理由的一系列相互聯系的假設或基點，它奠定或引導社會科學研究的方向，決定研究的問題、方法。因此，“范式”可以在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三個層面表現出來，分別回答事物存在的真實性問題、知者與被知者之間的關系以及方法論體系的問題，協調人們對世界的看法以及他們的行為方式。從宏觀層面來看，社會科學領域存在著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兩大基本研究范式。科學與人文的對立與轉換導致特殊教育從“心理一醫學”向社會、教育模式的變遷，并為全納教育提供了宏觀的認識論范式基礎。以人本主義為核心價值觀的建構主義以及后現代主義思潮的發展就是全納教育最基本的哲學基礎。從微觀層面來說，社會分層、社會沖突、社會學習、社會批判、文化復制、文化演化、生態理論等不同的社會理論與不同學科的理論則直接為全納教育的研究提供不同的理論視野或研究主題。

因此，全納教育的理論建設需要跳出特殊教育狹窄的領域和范疇，需要從人類社會思想與理論發展、社會科學范式發展與變遷的角度對全納教育的基本概念框架與假定進行哲學反恩與探索。從人類社會科學發展的主要范式變遷的宏大背景出發，厘清特殊教育這一具體的學科領域背后所秉持的哲學范式、概念框架、價值理念、方法論與實踐模式的變化趨勢[7]。

這有別于多數現有論著僅僅立足于人權、多元、社會公平正義等空洞的社會價值觀念論述全納教育的狀況，有利于確立特殊教育的學科與方法論基礎；也有助于我們了解全納教育發展與西方社會思潮與范式變遷之間的關系。

4.2從社會文化的宏觀視野分析全納教育的本質特征

全納教育具有強烈的社會文化特性。特定的社會、文化、經濟等各種要素不僅通過相關人員的態度與信念對全納教育政策執行產生廣泛的影響，這些要素還直接對全納教育各個層面的執行直接發揮制約作用。盡管如此，從社會文化的宏觀視角對全納教育進行分析與思考的研究卻并不多。現有的研究多數從教育或者心理的角度出發，研究全納教育環境下特殊兒童的心理一行為變化或者課堂管理與教學技術，重視干預技術的發展與訓練效果的提高，對特定的社會歷史文化環境在全納教育中的作用關注不夠。因此，我們需要從中西方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出發，將全納教育與中國特定歷史文化背景相聯系，從中歸納出生動具體的而非枯燥、抽象的全納教育理論；同時，通過納入社會批判的視角促進帶有濃厚文化氣息的全納理論的發展。通過反思與意義的重構探索鮮明的個性化理論；通過人文價值的介入形成人性化的理論；通過納入社會批判的視角促進帶有濃厚文化氣息的理論的發展；形成扎根于中國特定文化情景與過程之中的、具有獨特性的全納教育的解讀與本土化特征的理論。

4.3從國際比較教育的視角出發探索全納教育的理論

如前所述，全納教育并非我國本土文化的自然生成，它是對西方理論的嫁接、沖撞與融匯，是基于文化嫁接之上的再生成。舶來的回歸主流、全納教育被巧妙地“嫁接”在中國文化之上，通過“扎根”的方式生成具有本土化特征的隨班就讀模式。它是在中西方文化交融與沖突的背景下，嫁接到中國文化上重新生長的一個元素，嫁接的過程與效果同樣受到中西方文化碰撞的深刻影響。我國隨班就讀模式既受國際特殊教育理論如回歸主流或一體化思想的影響，因而具有國際性；又考慮了我國的社會文化、經濟、教育等實際的條件，即具有民族性。因此，我們需要關注國際全納教育理論與實踐的動態，立足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與教育特征，對西方的教育思想應該采取拿來主義的態度，對外來文化精華采取吸納與揚棄的態度；進行比較與歸納，辨明隨班就讀與西方全納教育之間的關系，形成具有個性化的全納教育理論，并對我國特殊教育學科發展起到重要的引領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