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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作者：梅象華單位：重慶工業職業技術學院

大量的違反治安管理而行政處罰的案件則雷同于犯罪行為，如盜竊中小偷小摸的治安處罰案件，如果變成大偷大摸（數額達到了犯罪程度）則構成了犯罪。行為性質在類別上無法區分，都有社會危害性，只是程度上的差異，為什么前者有行政法調整而后者則由刑法調整呢？于改之博士從大陸法系社會相當性理論為理論依托，提出嚴重脫逸社會相當性的概念即“所謂嚴重脫逸社會相當性，是指行為脫逸社會相當性（違法性）的程度危及到了社會共同體的存續，從而達到了值得科處刑罰程度的質與量的違法性”[1]P223。論者借助于社會相當性理論把構成犯罪的社會危害性的內涵進一步明晰化，而且通過“社會相當性”概念把行為在手段、目的和行為樣態上等脫逸相當性的行為納入犯罪的范疇內能夠在解釋論上犯罪的獨特性。日本學者指出：“所謂社會相當性，就是從一般承認的、健全的社會通念出發，不具有不法性，也不會喚起處罰的感覺的行為的性質。”[5]P76社會相當性概念能夠很好地把民眾認同的日常性、慣常性的事態或歷史上形成的社會倫理道德秩序正當化，也表明立法尊重人民的感覺和意志且充分考量了社會大多數成員的價值觀和倫理道德觀。嚴重脫逸社會相當性在內容上與筆者提出的刑法不得已原則有異曲同工之妙，但刑法不得已原則將行為不得已作為犯罪且用刑罰懲罰，其一個基本前提是建立在特定的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基礎之上，“不得已”的內涵必須要考量社會基本客觀事實，分別以“憲法層面、主流價值和民眾認同和社會危害性的特點”幾個方面從外延來界定社會危害性，實質上也是對社會危害性內涵的說明。可見，立法上規定某種行為為犯罪，不僅充分考慮民眾認同，而且還有主流價值評價和憲法規范所確立的國家和社會的核心利益等。因此，嚴重脫逸社會相當性似乎僅強調了人民的感覺而沒有很好兼顧政治國家上的因素。一般違法到犯罪是量變到質變的過程，而對行為的評價究竟是行政法調整還是刑法調整則來自于社會的道德對該行為現象的評價，這種評價又受到主流價值和民眾認同雙重約束。首先是主流價值不容忍（因其是不法行為）且不能容忍該行為對社會核心價值體系的敵視、蔑視和輕視、漠視的態度；其次是該行為現象超出民眾心理容忍度（而這種容忍度在一國地域內某些地區又表現出差異性，例如，我國少數民族地區的習慣法對全國范圍內刑法的變通適用）或者嚴重脫逸社會相當性。與道德調整范圍的邊界在我們這樣一個重視倫理觀念傳統的國度里，法律與倫理道德始終糾結著，談及刑法與道德的邊界似乎是一個偽命題。對此，筆者以南京馬堯海聚眾罪案為例來論證二者的邊界，從而論證該命題不是偽命題。南京某高校副教授馬堯海主要通過建立“夫妻交換”、“走錯房間”、“南京派對”等QQ群，吸引有換偶傾向的人群進行集中，“公開交流性體驗”，其本人組織或者參加聚眾活動十八起之多。該案發生后引起網民和專家熱議：否定構成犯罪以中國社科院李銀河教授為代表，認為本案沒有被害人，法律不能過分干預道德，特別是在二元社會結構中多元價值觀逐步形成，不能用刑法強制調整公民對性取向的自決權以維護主流單一的性道德觀念。她曾發文指出：“公民對自己的身體擁有所有權,他擁有按自己的意愿使用、處置自己身體的權利。……國家法律干涉這種私人場所的活動，就好像當事人的身體不歸當事人自己所有,而是歸國家所有。

聚眾行為能否作為犯罪，從形式上看是立法上的一項制度設計，但本質上則反應了立法對該類行為的價值選擇，故爭議的焦點為：刑法在何等程度上介入私人道德領域？公民身體自決權是無限的嗎？而對于聚眾罪而言，就是法律（刑法）與道德的關系。從價值選擇角度上看,對聚眾行為中公民自由應否受到刑法規制，或者如何規制，宏觀上有古典自由主義和道德主義給出了不同的解答。古典自由主義是反對封建專制主義的產物，前期代表人物如洛克、孟德斯鳩、盧梭等提出“天賦人權”、“社會契約論”、“分權制衡”理論等；孟德斯鳩認為，“自由是做法律所許可的事情的權利”[7]P154。后期代表人物如邊沁、密爾等把功利主義作為自由的基礎，認為國家只是“守夜人”的角色，國家對公民個人自由遵守不干涉主義。行為人行為只要不對他人造成損害，國家和社會就沒有必要干預，公民個人有權作出選擇自己行為的自由，國家和社會只有出于防止對他人造成客觀損害時才出手干預甚至用刑法干預才具有正當化。密爾說過，“人類之所以有理有權可以個別地或者集體地對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動自由進行干涉，惟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衛。這就是說，對于文明群體中的任一成員，所以能夠施用一種權力以反其意志而不失為正當，唯一的目的只是要防止對他人的危害……任何人的行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須對社會負責。”[8]P10《法國國民公會宣言》指出：“一個公民的自由是以另一個公民的自由為界限的。”公民在充分享受自由陽光時候，不能侵犯他人自由，這是起碼的道德要求，因而自由是有限度和邊界的，絕對的自由是不存在的。有限的物質世界不可能滿足人類無限的欲求。聚眾行為中不符合主流性道德觀念，真的可以將私密的與多數人分享且沒有所謂“無被害人之說”（或者密爾所說法律的正當化根據僅僅在于“防止對他人的危害”）的行為排除在法律特別是刑法規制范圍外嗎？道德主義則“主張通過立法強制實施預定的道德秩序,確認并保護社會的基本價值。因為公共道德是維系社會的基本紐帶之一，社會可以使用刑罰維護公共道德”[9]P107。該觀點站在國家倫理價值觀的立場上，國家用法律強制推行道德，懲治其認為不道德的行為。公認的社會倫理道德為社會秩序穩定和道德觀念培養是必不可少的，國家就有權利提供法律的強行規定來保護這種倫理道德。徹底的道德主義也可能出現道德法律化或者法律的泛道德化傾向。就聚眾罪而言，若堅持自由主義觀點，強調個人只要不冒犯他人就自由支配自己的身體（包括自己非正統的），聚眾行為人皆出于自愿沒有侵害他人利益，沒有被害人，那么，連參加聚眾首要分子也不應該受到刑法懲處；若堅持道德主義觀點，國家有權利用法律推行社會基本道德觀念，聚眾行為違背了主流或者我國傳統的性道德觀念，那么所有參加聚眾行為人都應該被作為犯罪處理。然我國《刑法》第301條第一款規定:“聚眾進行活動的，對首要分子或者多次參加的，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可見，我國刑法只對首要分子和多次參加聚眾行為才構成聚眾罪。即沒有按照古典自由主義觀點，也沒有遵循純粹的道德主義。為什么我國刑法會這么規定呢？主張道德與法律分離的凱爾森、哈特等分析實證主義雖認為：“法律問題，作為一個科學問題,是社會技術問題,并不是一個道德問題。”[10]P5但實證主義法學派后來也不得不承認道德對法律的影響，誠如哈特所言：“不容認真爭辯的是,法律在任何時候和任何地方的發展,事實上既受特定社會集團的傳統道德、理想的深刻影響,也受到一些個別人所提出的開明道德批評的影響,這些個別人的道德水平超過流行的道德。”

從刑法不得已原則的功利性取向上，可以看出刑法一方面保障公民個人自由，一方面也維護社會秩序，使得刑法既具有人權保障機能又有社會保護機能。文明社會的發展必須兼顧這兩種功能的平衡。有學者指出：“我們必須在國家的倫理與市民社會的倫理之間做出權衡,必須在國家的目的和形形的個人需求之間做出權衡。”[9]P108從社會保護角度講，“換偶”雖然是個人私事，或許是個別人“開明的性道德”的行為，還或許是沒有直接的被害人，但畢竟背離我國傳統文化和主流的性道德觀念，而“所謂性道德，一般是指社會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關于性的一些習慣或道德規范。在我國臺灣地區和日本等國家，性道德還被稱為風化，違背性道德的行為往往被概括為妨害風化。”[12]P59任由傷害風化的性道德泛濫發展必然會破壞一夫一妻的婚姻模式和形態，破壞婚姻家庭制度和作為社會細胞的家庭穩定，從而威脅社會的和諧與穩定，為我國社會主流價值和主流性道德觀念所不容許。周光權教授從刑法保護目的角度上也指出：“聚眾罪、賭博罪等,都是出于維護社會關系和諧的考慮才在刑法上加以規定的。這些犯罪的本質是對社會規范關系、起碼的社會倫理的違反。”[13]P34從人權保障角度而言，聚眾罪也從充分考量了公民的性自由，那怕是如“換偶”般的性取向和非主流的性道德，刑法也僅僅處罰首要分子和多次參加者，為警示該類行為的傳播，還是為非首要分子和次數較少的參加者提供了自由的出口。反觀馬堯海聚眾案，其組織或者參加聚眾活動十八起之多，而且通過建立“夫妻交換”、“走錯房間”、“南京派對”等QQ群網絡為更多人加入提供了平臺，也具備犯罪的衍射性和不特定性的特點，形式上完全符合我國《刑法》第301條第一款規定，實質上也對我國傳統性道德觀念帶來了破壞性沖擊。筆者認為法院判決還是比較妥當的：李銀河教授主張公民有身體支配權，或者說無被害人的行為不能作為犯罪處理觀點站在自由主義立場上有些道理，刑法不得已原則考慮現實社會的主流道德觀念，而該觀念也不是一成不變的，立法也就應該是個動態行為，未來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法律會給予公民更多的自由，或許如同在沒有設定聚眾罪國家一樣，不把馬堯海“換偶”行為作為犯罪。但我國現實國情還要將此種行為納入犯罪管轄，不是沒有直接被害人就不被國家干預，國家在必要時候還是要動用刑法來維持主流價值觀。如我國《刑法》第434條戰時自傷罪的規定表明行為人自己也不能在負有軍事義務時，通過傷殘自己身體的方式逃避履行義務，這種同樣有違背我國傳統和主流價值觀念的行為也必須作為犯罪處理。對于馬堯海案而言，法院既兼顧了法律規定又考慮了社會對多元價值觀的包容在本案中即為公民個人性取向或者性道德，從而準確定罪處刑，尊重犯罪了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權利。

篇（2）

1、發現發展中的薄弱環節。由于城市在發展過程中難免會出現一些偏差,可能是發展方向上的偏差,也可能是發展過程中對某一方向發展的疏漏,這些因素都會影響到城鎮化發展的總體目標達成,影響城市發展效果。在評價模型的幫助下,研究者能夠通過各項指標了解到城市發展過程中的不合理之處,例如發展過程中處于相對落后階段的方面能夠通過評價模型表現出來,在日后發展中政府部門應更加重視這些方向的資金以及人才投入,盡可能讓發展處于穩定狀態。同時,通過評價模型,也可以對比出全省發展中的平均水平,了解哪些地區尚處于落后階段,發現在城市發展城鎮化進程中存在的較為突出的問題以及發展薄弱環節。

2、為城市發展目標的設定提供依據。

一個城市的發展首先應注重目標的設定,有科學合理的目標,城市才能夠在階段性發展中注重發展方向以及進度,盡可能保障發展方向的不偏離、不落后。在對城市發展現狀的分析以及評價體系的全面標準制定下,城鎮化發展目標的制定能夠幫助城市發展找到重點以及難點,同時通過階段性發展目標的構建達到促進發展政策制定的效果。在評價指標完成之后,城市發展同樣能夠起到鞭策作用,幫助評價指標模型的構建更具針對性,不斷將模型完善,使之更適合城鎮的發展。在這一背景下,城市發展以及評價模型處于相輔相成狀態,更有利于兩者的共同完善與進步。

(二)評價模型的分級

一般而言,評價模型可以被分為三個等級,主要是從不同層面對一個城市城鎮化發展水平的評價。這里的分級是建立在綜合評價基礎之上的,并不能夠作為城鎮化評價模型的最終結果。具體而言,指標分級狀況如下:一級指標指的是綜合評價指數,研究者可通過這一指數了解到城鎮化水平發展程度,從總體上了解發展相對于上一階段的進步以及相對于其它同類型城市存在的優勢或是差距。二級指標指的是經濟基礎評價指數、城鎮化發展評價指數以及城鄉協調發展評價指數這三項,其中經濟基礎類別主要是城市以及城市居民經濟狀況的研究,只有經濟發展了,才能夠帶動各行各業的發展,從而進一步促進經濟發展;城鎮化發展指的是城市各項基礎設施建設發展狀況,是城鎮化發展的具體體現,也是讓城市居民切實感受到城市進步的數據體現;城鄉協調發展指的是一個城市中原本處于城市化狀態的地區與從鄉村轉化到城市地區之間的差異性,這同樣能夠反映出城鎮化發展中的不協調指出,幫助政府部門完善投入比例與方向設定;三級指標則是指各項具體指標的構建,也就是城鎮化評價模型中具體到某一項目的指標,例如城鄉居民人均儲蓄存款余額、城鄉居民收入差異度、萬人擁有床位數、普通高校在校人數、人均公共綠地面積、人均道路面積、職工年平均工資、城鎮居民人均住宅居住面積、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固定資產投資等等。

二、城鎮化模型構建研究

模型構建指標設定的目的在于從多方面具體的對城鎮化發展做出評價,同時研究者可通過各項評價指標制定出相應的權重,在權重計算下得出城市發展城鎮化進程以及發展中存在的薄弱點,從而分析出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并制定下一階段的發展目標。具體而言,本次研究中采用的評價模型類別設定方面主要分為了經濟發展、城市水平、生活便利、社會安定以及環境美化這五項,具體而言,這五項包含的指標如下:

(一)經濟發展類別

經濟發展類別主要在于一個城市在發展過程中的經濟狀況,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只有經濟發展了,城市發展才能夠處于相對優化狀態。否則如果一個城在發展過程中沒有經濟的支撐,發展只能成為空談。本次研究中經濟發展類別主要包含城市GDP、財政收入、產業發展等方面,具體各項指標計量單位以及所占權重制定如下表一:

(二)城市水平類別

城市水平類別主要研究目的在于了解城市發展過程中的速度,主要在于固定資產以及城鎮化水平等方面,是反映出城鎮化發展水平的總體性類別。城市水平類別的研究能夠讓研究者從統籌層面,由上至下的了解到城市發展變化。換言之,即直觀掌握城市城鎮化進程以及發展速度。具體而言,各項指標計量單位以及所占權重制定如下表二:表二:城市水平指標及權重計算表

(三)生活類別

生活方便類別主要表現出的是城市發展城鎮化進程中人民生活水平提升方面。城鎮化發展的目的就在于讓城市水平提升,讓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提升,因此發展城鎮化必須要了解城市居民生活狀態。居民生活水平的了解不僅僅在于收入方面,政府部門應從更為實質性的方面了解到城市居民生活狀態,從而掌握居民生活標準,為今后城市建設提供發展目標,讓城市居民生活水平長期處于優化狀態,提升城市向心力與凝聚力。本次研究中生活方便類別主要在于城市人口在交通、醫療、生活等方面的狀態分析,具體而言,各項指標計量單位以及所占權重制定如下表三:

(四)社會安定類別

社會安定程度同樣會影響到城市居民生活狀態以及在城市中生活的穩定與安全,同樣這也是一個城市發展中的形象展現。試想,一個經常出現不安定因素的城市,無論是城市內部居住居民還是其它城市,都會對其產生負面影響,因此城鎮化發展同樣應注重社會安定,保障城市發展不會對居民生活產生負面影響。本次研究中社會安定類別主要包含了適齡人口入學率、失業率等方面,旨在減少不安定因素產生幾率。具體而言,各項指標計量單位以及所占權重制定如下表四:

(五)環境類別

城鎮化發展過程中難免會造成環境方面的污染,這一點是難以避免的,相關部門只能夠極可能將城鎮化發展對環境所產生的不良影響程度降至最低。事實上,環境的破壞可能只是暫時性的,例如城鎮化發展中離不開道路以及公共設施、場所的修建,修建過程中可能會出現城市漬水、灰塵增多等問題,但日后發展從總體來看是對城市有益的,因此這些項目并不能夠省去。本次研究中環境方面的指標主要在于生活垃圾、綠地等方面,通過環境層面評價城鎮化發展效果。具體各項指標計量單位以及所占權重制定如下表五:上述5項類別為本次研究中對城鎮化發展評價模型構建的基礎性類別,城市發展中還可在此基礎上適當修改,但一定要注意權重的計算比例問題,保障最終綜合得分中權重總數為100。具體計算方面,城鎮化發展水平最終得分表示為權重*[60%+(X實際值－X平均值)÷(X最大值－X平均值)*40%]的最終值。部分特殊指標的計算需要按照特定公式來執行,例如在社會保障覆蓋率方面,其值應按照“[(參加養老、醫療、失業保險的戶籍人口)÷(戶籍總人口×3)]*100%”來計算,其中在人口統計方面需要與人口普查單位聯手,將外來常住人口與短期人口區分開來計算,以免影響到比例計算有效性。參加失業保險、醫療保險與養老保險的戶籍人口是三種保險的綜合。考慮到絕大部分數據組存在較大的區域差異,以平均值作為參考,平均值兩側的水平都以[60%+(X實測值-X平均值)÷(X最大值-X平均值)*40%]的公式來計算,將比平均水平的均值與數值差異乘上0.4之后拉近了與平均值之間的差距,進而在數值排序并沒有產生較大變化的情況下將區域客觀差異的影響最小化。這行操作也能夠讓落后地區看到趕超的希望,增強其加速發展的信心與決心。

篇（3）

Clinicalanalysisof36patientswithprimarysjgren’ssyndrome

LUJun-yong,CHENJia-zhi，FANGQian-hua.DepartmentofStomatology,FengtaiHospital,Beijing100071,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assesstheclinicalfeaturesofprimarysjgren’ssyndromeinpatients.Ofthosepatients,5weremale,31female.Clinicalpictureandlaboratoryexaminationwereanalyzed.MethodsThirty-sixpatientswithdefinitprimarysjogren’ssyndromewereanalyzedretrospectively.ResultsInpatients,initialclinicalsymptomswerevarious,drymouthanddryeyes,arthritisandarthralgia,parotidswelling,renaltubularabnormalitiesandrashweremorecommon.Thefrequencyofpulmonaryabnormalitiesandneurologicinjurywereless.Anti-SSA,anti-SSBantibodies,andIgGweremoreinpatients.ConclusionForpSSpatients,theclinicalcharacteristicsarevarious,whichcausesmoremisdiagnosisandshouldbeattachedenoughimportanceto.

［Keywords］sjgren’ssyndrome;clinicalfeatures

原發性干燥綜合征（primarysjgren’ssyndrome,pSS），是一種累及全身外分泌腺的慢性炎癥性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主要侵及淚腺和唾液腺，表現為淋巴細胞和漿細胞對靶器官的進行性浸潤，造成靶器官功能障礙，除波及唾液腺、淚腺表現為口、眼干燥外，還波及關節、血液、皮膚和腎、肝等，腺體外多系統、多臟器均可受損。口、眼干燥為其主要臨床表現，同時有多種血清學異常，該病為異質性疾病，病情發展快慢不一，預后差別大。本文通過對36例pSS患者的臨床資料進行回顧性分析，以探討成人發病的臨床特點。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選取兩院2002年1月～2006年12月確診為原發性干燥綜合征的36例患者進行分析。36例pSS患者均為醫院門診及住院病人，經口腔科、眼科、風濕免疫科、病理科醫生協助檢查共同診斷，符合1996年董怡等提出的pSS診斷標準［1］。36例發病的pSS中男5例，女31例，男女之比為1∶6.2；年齡范圍16～65歲，平均（41±4.32）歲；發病年齡16～51歲，平均（37±3.11）歲；病程6個月～17年。

1.2方法對符合pSS的病例進行臨床癥狀實驗室檢查等分析。觀察項目包括臨床表現如：口干、猛性齲、眼干、腮腺腫大、關節腫痛、雷諾現象以及肝腎功能、神經系統病變等。實驗室檢查如：抗核抗體（ANA）、抗SSA/SSB抗體、ESR、IgG、IgA、IgM等，并進行唇腺活檢。

2結果

2.1pSS主要臨床表現見表1。表1pSS主要臨床表現在本組病例中，pSS的臨床癥狀表現多樣化，以口眼干燥、關節痛、發熱、腮腺腫大為多見，另外還有紫癜、腎小管酸中毒、雷諾現象、神經系統病變等。此外還有夜尿增多、血液異常等表現，14例猛性齲中有5例齲齒齲壞發展快，以至最后無法充填修復，部分呈殘根狀，2例患者的全部牙齒可見齲壞，齲病極為嚴重。

2.2實驗室檢查見表2。表2pSS實驗室檢查pSS實驗室檢查中，唇腺活檢陽性率最高為91.7%，表現為腺體上皮細胞增生，腺體間淋巴細胞浸潤成灶，或淋巴細胞浸潤散在存在，伴腺體萎縮、纖維化。ANA、抗SSA、抗SSB、ESR分別表現出一定的陽性率。

3討論

pSS是一種影響外分泌腺的慢性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體內存在廣泛的免疫學異常，涉及體液免疫和細胞免疫，導致多系統受累。pSS在臨床并不少見，有報道人群的患病率為0.4%～0.7%，在老年人可高達3%～4%［2］。分泌腺受侵表現為口干、眼干、皮膚干燥、陰道干燥等，常侵及多系統、多臟器，因而臨床表現復雜，涉及多學科。其復雜多樣的臨床表現，加之臨床醫師對該病的認識不足，常使一些患者得不到及時診斷，貽誤了治療，影響了預后。

pSS主要發生于女性，發病高峰為40～50歲，主要表現為口干、眼干、關節痛、低熱、軟癱、血象改變等。本組病例以中年女性為多見，與文獻報道接近，絕大部分癥狀多樣化，且因起病隱匿，癥狀多不明顯或緩慢進展，患者常不引起重視，早期口干不明顯（唾液腺破壞不明顯），常以其他癥狀就診于相關學科

干燥綜合征的診斷標準至今尚未統一，科研分析與治療結果也不盡相同［3］。本文通過對36例pSS分析發現，pSS口眼干燥發生的百分率較高，高于其他癥狀，其他主要臨床表現為關節痛、發熱、紫癜、腮腺腫大等，pSS神經系統、肝膽受累多見，雷諾現象易見。另外，在輔助檢查方面：腮腺造影多數顯示末梢導管斑點、小球狀擴張，主導管基本正常。唇腺活檢陽性率、抗SSA、抗SSB抗體、IgG、陽性率高。

pSS患者的實驗室檢查ANA、抗SSA、抗SSB、ESR陽性及IgG、IgA升高等在pSS診斷中有重要意義。ESR升高提示患者的病情處于活動進展期，免疫性風濕病中的抗核抗體譜表明，抗SSA、抗SSB抗體除SLE患者有少數陽性（35%以下）外［4］，其他相關免疫性風濕病中未有陽性表達，說明抗SSA、抗SSB抗體與pSS密切相關。也有學者報道［5］，抗SSA、抗SSB抗體的出現與pSS的系統性損害密切相關。

因此，通過對pSS的臨床資料分析，總結出以下特點：pSS的臨床癥狀多樣化，以口、眼干燥，腎小管酸中毒多見。病程中肝腎、神經系統受累多見；皮疹以紫癜多見，有雷諾現象發生，抗SSA和（或）抗SSB抗體、IgG、IgA、IgM陽性率較高。

當pSS臨床癥狀輕微或不典型時，常常造成漏診或誤診。分析其原因可能有：某系統癥狀明顯，而未將口干、眼干作為主訴，臨床醫師對本病認識不足，未詳細詢問病史及進一步檢查。因眼干、異物感、腮腺腫大、齲齒等到眼科或口腔科就診。一些醫院缺乏風濕病自身抗體的檢查。雖然干燥綜合征與其他風濕病如SLE、類風濕性關節炎相比，其致病性與致殘性要小得多，但它可引起腎、肝、神經系統等嚴重損害，且淋巴瘤的發病率較正常人群明顯增高。故當患者因以上癥狀就診時，要引起醫師的警惕,進一步完善檢查，及時診斷，減少漏診或誤診。

造成pSS外分泌腺和系統器官損害的原因主要與自身免疫異常有關［6］，故治療上需及時給予患者口腔衛生指導外，還需給予增加唾液量的藥物，或用免疫藥物治療，以使患者的病情得到根本性改變［7］。

總之，pSS是一種多見的慢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如能及早診斷和治療，一般預后較好，晚期患者可引起多系統、多器官損害，則預后不良。由于pSS患者常在口腔科首診，多以齲病、口干、腮腺腫大等為主要臨床癥狀。因此，要提高對此病的認識，特別是作為口腔科醫生，更應對此病的口腔臨床特點有足夠的認識，掌握其臨床表現及一些特殊檢查方法，并加強與其他學科合作，減少誤診漏診，及早明確診斷。提高原發性干燥綜合征的早期診斷率的關鍵在于加強各科醫生對干燥綜合征的了解和認識，口腔科和眼科應開展口、眼干燥綜合征的相關檢查項目，如唇腺活檢等，抗核抗體譜的檢查結果有助于對此病的確診、治療和預后。

【參考文獻】

1董怡,趙巖,郭小燕,等.原發性干燥綜合征診斷標準的初步研究.中華內科雜志，1996，35（2）:114.

2牛秀風,孫東紅,吳謹.老年原發性干燥綜合征的早期診斷.疑難病雜志,2003,2（6）:340-342.

3翦新春,蔣燦華.口干綜合征（Sjgren’ssyndrome）的治療.臨床口腔醫學雜志,2003,19（6）:377.

4葛長存,王芬,顏雨春.以口腔癥狀首癥的干燥綜合征37例臨床分析.安徽醫科大學學報,2003,38（1）:72-74.

篇（4）

68例患兒均符合《中國腹瀉病診斷治療方案》［2］診斷標準。其中男36例,女32例；年齡3個月～5歲,平均(2.4±1.1)歲；病程2～5個月,平均2.3個月。臨床癥狀與體征:全部患兒大便次數每日均4次以上；黃稀便28例,水樣便17例,黏液便10例,膿血便4例,黏液膿血便6例,豆渣樣便3例；伴發熱28例,腹脹35例,嘔吐26例,脫水25例；輕度營養不良20例,中度營養不良1例；電解質紊亂36例。實驗室檢查:大便常規:膿球(+)～(++)22例,紅細胞（+）～（++）23例,黏液(+)32例,脂肪球41例；大便培養:致病性大腸桿菌26例，侵襲性大腸桿菌14例,變形桿菌6例,霉菌2例。將68例患兒隨機分成治療組及對照組，各34例。兩組患兒性別、年齡、病程、臨床表現及實驗室檢查，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治療方法

對照組采用常規西醫基礎治療,包括調整飲食結構、糾正脫水及電解質紊亂，根據大便培養結果及藥敏試驗選用抗生素或抗真菌藥，并給予黏膜保護劑、微生態制劑以及對癥支持治療。治療組在此基礎上加用中藥口服益氣健脾、滲濕止瀉為主，同時佐以中藥敷臍治療。主方用七味白術散隨證加減。方藥組成：黨參、黃芪、蒼術、茯苓各10g,木香、藿香各6g,炙甘草3g,葛根8g，烏梅5g。伴便溏不臭、完谷不化、四肢不溫，加干姜、肉桂；腹脹加大腹皮、砂仁；大便伴黏液、腸鳴腹痛，加黃芩、黃連、白芍；大便稀爛夾有奶瓣不消化食物殘渣、氣味酸臭，加焦三仙。本方用量為2歲以上小兒，2歲以下小兒劑量酌減。每天1劑，水煎2次,取汁150～200ml,分次頻服。中藥敷臍:藥用肉桂、吳茱萸、丁香、五倍子，各等份，共碾細末，以成藥藿香正氣水調和均勻,攤于傷濕止痛膏或膠布上,直徑約2cm,厚約0.4cm,對準患兒臍部貼上即可（使用前用酒精棉球將臍周擦凈）,每日換藥1次。兩組患兒均治療7d為1個療程。1個療程結束后判定療效。

1.3療效評價標準

參照《中國腹瀉病診斷治療方案》的標準［2］。痊愈：患兒大便次數性狀恢復正常，飲食恢復正常；有效：患兒大便成型，次數減少，但較正常較多，其他癥狀改善；無效：患兒大便次數形狀無明顯改變，甚或加重。

1.4統計學方法

計量資料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治療1個療程后，兩組療效比較，治療組好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詳見表1。表1兩組臨床療效比較［n（略）］注：與對照組比較，*P<0.05

3討論

小兒腹瀉病是我國兒科的最常見疾病,而慢性腹瀉是小兒腹瀉病中治療最困難的一型。小兒慢性腹瀉（chronicdiarrheadisease，CDD）是指腹瀉病程在2個月以上，大便的性狀改變與次數增加［3］。CDD多見于5歲以下小兒且多為功能性腹瀉［4］。CDD病因復雜,部分患兒與原發性或繼發性食物過敏密切相關,常伴有繼發性雙糖酶尤其是乳糖酶缺乏或由于感染,腸道致病微生物的作用致腸粘膜損害；或由于急性腹瀉治療不當，濫用抗生素所致。慢性腹瀉會影響蛋白質、脂肪、碳水化合物等物質吸收、導致不同程度的營養不良、免疫功能低下和繼發感染等惡性循環狀態，是小兒腹瀉病死亡的重要原因［5，6］。因此,對小兒慢性腹瀉病的研究及治療已成為眾多學者的關注熱點。

對慢性腹瀉患兒一般不主張用抗生素，如明確病原體，盡量使用小劑量、窄譜、非聯合用藥，以避免長期使用廣譜抗生素引起菌群失調性腹瀉。已確診為腸道菌群失調腹瀉，則應停用原抗生素，根據菌群分析可采用微生態制劑,補充人體正常生理菌群,調整腸道菌群平衡,抑制并清除腸道中致病菌,減少腸源性毒素的吸收,促進機體對營養物質的消化,激發機體的免疫力［7］。但大多數單純使用抗炎、營養支持、微生態療法、腸黏膜保護劑等各種治療后往往療效欠佳。祖國醫學認為，小兒慢性腹瀉是脾氣虛而致脾胃不和引起的。小兒為稚陰稚陽之體,脾常不足，由于調護失宜,或急性腹瀉期間抗生素使用不當損傷脾胃,或久病遷延不愈,久瀉必虛，而致脾胃虛弱。脾虛則運化失司,胃弱則不能運化水谷,因而精微不布，清濁不分,水反為濕,谷反為滯,清氣下陷,濕滯大腸而為泄瀉。《景岳全書泄瀉》中言：“泄瀉之本，無不由于脾胃，蓋胃為水谷之海，而脾主運化，使脾健胃合，則水谷腐熟而化氣化血，以行營衛。若飲食失節，起居不時，以至脾胃受傷，致合污下降，而瀉痢作矣。”臨床上患兒常伴有面色少華，神疲納呆等一派脾虛癥候。因此，脾胃虛弱、水濕不化是本病主要病機，治療上宜健脾和胃，祛濕止瀉，故選用宋代醫家錢乙的《小兒藥證直訣》所載名方七味白術散加味治療本病。現代研究認為，脾虛患兒存在著消化系統的分泌和運動功能障礙,腸道蠕動亢進,腸內容物排空速度加快,以致出現大便次數增多質稀薄。而益氣健脾中藥能抑制腸管運動,改善胃腸功能,提高機體免疫力,促進腸胃消化吸收功能的恢復。方中四君子湯為益氣健脾第一要方，配黃芪健運脾胃，補氣升陽而止瀉；藿香、木香辛苦溫芳香化濕，理氣和胃；烏梅味酸澀腸止瀉；葛根辛甘可鼓舞胃氣、升清陽、止泄瀉，升清而止瀉,《本草正義》謂葛根“最能升發脾胃清陽之氣”。諸藥合用，共奏健脾和胃，祛濕止瀉之功。現代藥理學認為，黨參、黃芪、蒼術、茯苓、葛根均能增強機體免疫能，黨參還能調節消化系統功能,對損傷有保護作用；茯苓對離體腸管有直接的松弛作用；木香、藿香能促進消化液分泌，增強消化能力。因此，本方有調理胃腸功能，助消化而止瀉的作用，通過扶正能明顯改善患兒全身癥狀，提高患兒體質，增強機體免疫功能，防止腹瀉反復。

中醫學認為,肚臍又叫“神闕”穴,此穴能通調周身經氣,通過各經脈與五臟六腑、四肢百骸、皮肉筋骨等組織器官密切相聯。正如彭祖《小續命蒸臍法》曰“臍者,腎間動氣,氣通百脈,布五臟六腑,使百脈和暢,氣竅通達,上至泥系列藥物,下至涌泉”,歷代醫家都認為肚臍是調治疾病的主要氣穴。從現代解剖學認為,臍部表皮角質層最薄,無皮下脂肪組織,皮膚和腹部筋膜直接相連,除局部微循環外,臍下腹膜還分布著豐富的靜脈網,腹部靜脈吻合點,深部與腹部上下靜脈相聯,腹下動脈分支也通過臍部。在臍部用藥,易穿透彌散,吸收于血管進入血循環,發揮治療作用。敷臍方中肉桂有溫中散寒、振奮脾胃之陽、溫補命門之火作用，吳茱萸溫中散寒而止瀉，丁香溫腎助陽，五倍子味酸寒收斂固澀，藿香正氣水化濕瀉濁，諸藥合用，具有振奮腎陽、溫通經絡、健運脾胃、調和氣血之效，從而促進胃腸功能恢復。

本資料表明，在常規西醫基礎治療上加用傳統中藥口服和敷臍綜合治療小兒慢性腹瀉，可獲較好臨床療效

【參考文獻】

1劉小妹，揚蓮芳.42例小兒腹瀉并發抽搐原因分析.浙江臨床醫學，2004，6（10）：907～908.

2方鶴松,魏承毓,段恕成,等.中國腹瀉病診斷治療方案.中國實用兒科雜志,1998,3(6):381.

3胡亞美主編.實用兒科學.第7版.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2.1297.

4ShermanPM,MitchellDJ,CutzE.Neonatalenteropathies:Definingthecausesofprotracteddiarrheaofinfancy.JPediatrGastroenterolNutr,2004,38(1):16～26.

5ShermanPM，MitchellDJ，CutzE.Neonatalenteropathies：definingthecausesofprotracteddiarrheaofinfancy.JPediatrGastroenterolNutr，2004,38（1）：16～26.

篇（5）

盡管人類已經闊步邁進嶄新的新世紀、新千年，但"為考試而教、為考試而學"的陰影依然籠罩著我國的基礎教育。顯然，傳統評價學生語文素質的測驗方式已在許多方面不符合現代教育教學目的以及語文教育特點。隨著中學語文課程改革的不斷深入，如何對中學生語文素質進行科學合理評價的問題也逐漸被提上日程。

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人的發展。這就意味著教育評定價值觀的根本轉型：由競爭本位的、分等排序為核心的評價觀轉向以人的發展為核心的評價觀。而旨在促進中學生語文素質全面綜合發展的發展性評價體系改變了傳統評價中將評價的甄別、選拔功能本體化的傾向，把評價的重心轉置于每一個學生的個性化的獨特表現上，反映了中學生語文綜合素質發展的內在需求，是一種活躍和改進語文教學的新嘗試。

起源于二十世紀初的現代課程的評價，是以整個世紀飛速發展的現代科技為背景的。因此，從其產生之日起，它就以科學所崇尚的客觀、量化為標志。確實，數量具有簡明、精確的特點，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減少人的主觀推論。所以，量化范式下的標準化測驗、常模測驗一度成為世界范圍內盛行的評價工具和手段。然而，對教育而言，量化的評價是把復雜的評價加以簡化或只評價簡單的教育現象，不僅無法從本質上保證對客觀性的承諾，而且往往丟失了教育中最有意義、最根本的內容。這樣的做法使學生生動活潑的個性被抽象成為一組組僵硬的數字，學生在各個方面的發展和進步也被簡化為可能的幾個數量，教育的復雜性和學生狀況的豐富性則泯滅于其中。現實中單調片面的考試評價方式使得學生、教師、學校、家長以及全社會形成了一種誤解：考高分的學生是好學生；班級平均分高的教師是好教師；升學率高的學校是好學校。量化的分數成了主宰命運的上帝，成了區分好與不好的標準。這種只重結果不重過程的評價方式的負面影響背離了教育的初衷，教育變成了為考試做準備，而不是為學生生活做準備。

傳統語文測驗方式只強調學生對語文知識的記憶和技能的運用，用一張試卷、一個分數進行簡單評定，過分追求標準答案，扼殺了語文的豐富性和靈活性，忽視了語文素養的豐富內涵，直接導致了"考什么--教什么--學什么"教學模式的產生。中學生的語文素養不僅僅是語文知識與技能，而且還是"以語文能力為核心，是語文能力和語文知識、語言積累、思想情感、思想品質、審美情趣、學習方法、學習習慣的融合。"可見，簡單沿用傳統評價方式可能會使語文素養中許多有價值的內涵得不到體現，對學生語文素養的評價趨于片面簡單化，長此以往將最終影響學生的語文素養，得不到全面和諧的發展。

傳統測驗方式只能靜止地看到學生的表面現狀，卻無法深入學生的思維發展過程。學生獲得答案的推理過程、思考性質、證據的運用、假設的形成等等思維的過程，這些對學生發展至關重要的東西，都被摒棄于評價的視野之外。這種做法同樣會給教育帶來諸多的弊端。缺少對思維過程的評價，會導致學生對思維過程的輕視，而只關注問題的結論，這不僅不利于學生形成對現實的領悟能力、解釋能力和創造能力，不利于他們培養創造性思維，同時，這種做法也使得教師在進行針對性教學時失去了一個良好的依據。而且，只根據幾次不同質的測驗也不能準確診斷學生學習困難及預測學生的學習潛力，無法動態地分析學生進步、穩定還是退步。

處于中學階段的學生，他們的世界觀正在逐步形成，自我意識不斷增強，尤其是到了中學階段自我評價已相當謹慎，且愿意講出自己的不足。然而，傳統的測驗方式沒有充分體現學生的主體性，在整個評價過程中，學生只是扮演一個"被告"的角色，僅僅是受測者。在教學實踐中，教師很少讓學生自己出試題或其它方式進行自我評價或相互評價，排除了學生自我評價和自我控制的可能性，嚴重扼殺了學生主動學習的動機。我們應該意識到，站在教師的立場上，從一個角度，用一把尺子衡量學生，可能有百分之一的天才兒童，但如果不同的評價主體從多個角度評價學生，也許就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天才。可是目前評價角度的單一性及權威性卻正是我們現行傳統教育的普遍現實。

因此，在中學語文課程改革的同時，構建一個符合中學語文教育發展及中學生身心發展的現代評價體系是非常必要的。中學生語文綜合素質發展性評價依據先進的學生評價理論，對中學生的語文素質進行全面、客觀、綜合、動態的分析評價。其中"語文綜合素質"包括語文讀寫聽說能力、語文學習方法與習慣、合作交流能力、語文實踐能力、語文創新能力幾項內容。"發展性評價"是指該評價不是一時一次的評價，而是一個多次綜合動態并預見學生發展趨勢的評價。它與過去的評價方式和評價體系有著根本的區別，它更注重于尊重學生個體的差異，更體現"有教無類，因材施教"的教學理念。

篇（6）

（一）針對點相似

陶行知認為傳統教育只注重機械灌輸，死記硬背，教師為教而教，學生為學而學，教和學都脫離了“做”。在這種教育體制下，“先生教死書，死教書，教書死。學生讀死書，死讀書，讀書死”。它只能培養會走路的“字紙簍”和“書架子”，卻不能給學生以任何行動的、生活的、創造的能力。所以，他明確提出必須“教學做合一”。而傳統的語文學習，從學習內容上看，片面強調書本的學習；從學習方法上看，又過于注重知識的記憶和技能的機械訓練，遠離實踐，遠離生活。語文教學處于一種相對封閉的狀態，“語文的外延與生活的外延相等”很大程度上都只停留在口頭上，這與全球都在呼喚的“讓學生學會學習”格格不入。

（二）理論核心相似

他認為“教學做合一”是對生活現象的說明，是生活法，也是教育怎樣學，怎樣學便怎樣教。教與學都以做為中心。由此可見，陶行知的教學做合一，中心在“做”的教學方法論實際上是把傳統教學中的以書本文化知識為中心轉移到以實踐為中心，以實際生活為中心，它克服了傳統教育中重教不重學，重知不重行，重教師的主導作用而忽視學生的主體地位的不足，以及教與學分離、學與用脫節的弊端，突出強調了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和實際操作能力的內容。語文的綜合性學習注重學習過程，注重激發學生的創造潛能，強調閱讀、寫作、口語交際的整合，意在強調各學科知識的整合，意在增強學生在各種場合中學語文、用語文的意識，引導學生開展豐富多彩的語文實踐活動，拓寬語文學習的內容、形式、渠道，使他們在廣闊的空間里學語文用語文，在實踐中培養他們觀察和感受的能力、綜合表達的能力、人際交往的能力、搜集信息的能力、組織策劃的能力、互助合作的能力等。

（三）目標相似

陶行知的“教學做合一”的思想，實際上就是以培養學生的創造能力為最高目的。他明確指出“做的最高境界就是創造。”因為做是在勞力上勞心，是動手與動腦相結合，它具有行動、思想、新價值的產生這三個特征。語文的綜合性學習倡導學生主動參與、樂于參與、勤于動手，培養學生的搜集和處理信息的能力、獲取新知識的能力、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交流與合作的能力，終極目標是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使他們具有終身學習的愿望和能力。

二、借鑒“做”法

（一）創設“一大條件”

一大條件就是說要實行民主，形成和諧、愉快的教學氛圍。陶行知明確指出“創造力最能發揮的條件是民主”，主張建立一種合作、開放、真誠、平等、愉快的師生關系。語文的綜合性學習的內容、過程、空間、結果都是開放的，整個過程是學生、老師、文本之間的平等對話的過程。這種對話和交流是雙向的、互動的，是互為依存的。在這個平等的對話過程中，講究師生的平等相處，講究課堂的自然和諧，講究每個學生的個性張揚，講究活動中的師生互動。試想，若學生面對的是一張嚴肅的面孔，身處的是一個深怕說錯一句話便惹來無情的批評、惡意嘲諷的氛圍，他們怎敢投身于跟文本對話、跟老師對話、跟同學對話的活動中？怎敢表達出自己的獨特的感受和體驗？現代心理學研究表明，在一個緊張壓抑的環境中，人的創造能力只有正常情況下的5％。因此，教師必須轉變觀念，改變角色，走下講臺，走進學生，創設一個寬松、平等、和諧的教育空間，以海納百川的胸懷，給每個學生平等參與的機會，給他們發現問題、發表見解的權利。只有這樣，學生的問題才能從活動中通過探究發現出來，問題的答案才能在教師的激勵中最后靠學生自己去探索得出。

（二）實行“六大解放”

六大解放是指解放他的頭腦，使他能想；解放他的雙手，使他能干；解放他的眼睛，使他能看；解放他的嘴，使他能說；解放他的空間，使他能到大自然、大社會里去習得更豐富的學問；解放他的時間，給他一些空閑時間消化所學的知識，并且學一點自己渴望學的學問，做一點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六大解放實際上是把學習的基本自由還給學生，解放學生的身心，給學生以自由發揮、發展的空間。課改前，教師是課堂的主導，學生的任務就是配合老師的教學，緊緊跟著老師的思路，所有的思想都必須符合老師的要求，即使課外活動也不例外。學生的學習相當被動，其主動性和創造性也都在老師劃定的范圍之內。而課改后，縱觀《語文課程標準》，無論是階段目標，還是教學建議和評價建議，處處都強調學生的主體地位。如“學生自主組織”、“應突出學生的自主性”、“主要由學生自行設計和組織活動”、“評價應著重于學生的探究精神和創新意識”，提倡“自主、合作、探究”的學習方式等。因此，實行六大解放，可以松開束縛學生身心的枷鎖，使有著不同的生活經驗、不同的知識積累、不同的思維方式、不同的興趣愛好的學生能夠在各自原有的基礎上盡可能地挖掘和發揮自己的優勢和潛能。具體而言，就是：

1.使學生樂于探究。手腳腦時空的解放，容易激發學生對事物的好奇心，使他們產生強烈的探究興趣，具有問題意識，能提出在學習和生活中感興趣的問題，關心學校、本地區和國內外大事，就共同關注的熱點問題進行研究，而這正是綜合性學習的前提。

2.激發學生自主學習。綜合性學習主要由學生自行設計和組織活動，特別注重探索和研究的過程，強調觀察事物，親身體驗，做到有感受、有發現。

3.誘使學生主動參與。六大解放能激發學生強烈的參與意識和合作意識，人人主動地投身其中，與人合作，對提出的問題共同討論，在活動中學習語文，學習合作，體驗合作與成功的喜悅，這就為綜合性學習的成功提供了保證。

篇（7）

急性冠脈綜合征(ACS)屬于中醫“胸痹”、“心痛”、“真心痛”范疇。中醫認為，ACS是一種本虛標實、虛實夾雜的疾病，氣滯、血瘀、痰濁、寒凝、正氣不足是其主要發病因素，其病位在心，但心與肺、肝、脾、腎關系密切，四臟功能失調會影響到心主血脈之功能，導致氣血運行不暢，不通則痛。《金匱要略》云：“陽微陰弦，即胸痹而痛，所以然者，責其極虛也。”所謂“陽微”，是指上焦陽虛；“陰弦”是指陰寒太甚或上焦陽虛，則必有心氣悸動，溫煦不力，心不主血再加陰寒凝滯血脈，必有瘀血產生。《醫門法律》云：“胸痹總因陽虛，故陰得乘之。”闡明了本病與臟腑虛損、氣血陰陽不足有關。

全國著名中醫顏德馨教授經過70年臨床研究，對心血管疾病善用溫陽活血法治之，并屢見成效[1]，本課題組對此進行了更深入的研究。現對有關溫陽活血法防治ACS的理論研究探討如下。

1 陽虛血瘀與急性冠脈綜合征的學術思想

顏師在治療心血管疾病實踐中的學術思想主要包括氣血平衡、陽氣論及瘀血論思想，治療方法主要為溫陽、調氣、化瘀，運用“衡法”法則治療心腦血管疾病屢獲殊效。

1.1 氣血不和，百病乃生

任何疾病的產生都不離氣血的運行受阻，升降失常，所謂“氣為百病之長，血為百病之胎”，故治病多從氣血論治。顏師認為，胸痹心痛中最常見的證型為氣虛血瘀、氣滯血瘀，因而運用氣血平衡理論治療胸痹心痛的常用方法為益氣活血、理氣活血、升清降濁。

1.1.1 益氣活血

適用于氣虛血瘀證。因氣為血之帥，血為氣之母，氣弱則運行澀滯，血流遲緩，瘀血形成。證見胸痛綿綿，遇勞則尤甚，心悸氣短乏力，舌淡紫，脈澀無力。治以益氣活血，自擬益心湯，取補氣與活血同用，通補兼施。方中重用益氣養心之黨參、黃芪為君藥；輔以葛根、川芎、丹參、赤芍、山楂、降香活血通脈為臣，君臣相配，旨在益氣活血，俾氣足則助血行，血行則血瘀除；佐以微寒之決明子，既可防君臣之藥辛燥太過，又取其力薄氣浮之性，疏通上下氣機，以增活血之力；使以石菖蒲引諸藥入心，開竅通絡。諸藥合用共奏益氣養心、行氣活血祛瘀之功。

1.1.2 理氣活血

適用于氣滯血瘀證。血府逐瘀湯為臨床常用的治療氣滯血瘀的主方，此方理氣以四逆散，活血化瘀以桃紅四物，輔以牛膝引血下行、桔梗載氣上行，使氣血上下貫通運行。該方臨床應用范圍廣泛，治療胸痹常隨癥加減：①若胸痞刺痛、口唇紫黯、瘀血內阻，以莪術配水蛭，莪術具有軟堅散瘀之功，配水蛭破血行瘀，活血而不傷正，化瘀而不留瘀，降血脂，軟化血管。②蘇木配降香，蘇木為血中氣藥，性溫味辛，既可活血化瘀，又有豁然通氣之效，與川芎配伍引藥上行，增加寬胸理氣、活血化瘀之力；與降香配伍則加強調氣降氣作用，可達到氣行則血行之功。

1.1.3 升清降濁

顏師善用藥對調氣機升降，如益心湯中降上焦濁氣之降香、決明子，升胸內清氣以葛根、川芎，血府逐瘀湯中的調暢氣機的枳殼、桔梗，一降一升，運行血脈，川芎、牛膝，一升一降，上下輸布發揮氣化作用，使氣機升降出入協調。顏師在健脾益氣方中加用升麻、柴胡，升其清氣，使清氣得復，胸中陽氣復原，痹濁得散；方中升麻配葛根，內能清陽明腑熱，外能解肌退熱，升舉清陽；升麻配降香，一升一降，氣機復常，血脈條達；升麻配柴胡，乃補中益氣之經典配伍，與參、芪共用以益氣升陽，氣機得以升發，心氣得以復位。

1.2 久病必有瘀，怪病必有瘀

陰陽失調是疾病發生的實質，“謹察陰陽所在而調之，以平為期”是辨證論治的目的。醫者欲取得療效，應根據患者的陰陽消長過程立法用藥，調節人體的異常狀態。20世紀70年代，顏師就提出了“瘀血衰老學說”，認為血瘀是心腦血管疾病的病理基礎，活血化瘀法可調整機體反應狀態，保持內環境的平衡，從而改善局部及全身的狀態。

中醫治療心血管疾病使用最多的方法是活血化瘀法，因心主血脈，是血液運行的主導，凡情志所傷，氣機郁結，氣滯日久，血流不暢則脈絡瘀滯，或久病入絡，氣滯血瘀，心脈瘀阻，均可發為冠心病。證見胸部刺痛不休，或陣作，或疼痛如絞，舌紫，脈澀。當以活血化瘀、宣暢氣機、升清降濁為其治則，王清任血府逐瘀湯最為首選。本方由桃紅四物湯合四逆散加牛膝、桔梗而成，劑量上與一般用法不同，其中加大柴胡、枳殼、川芎等藥的劑量，柴胡、桔梗與牛膝、枳殼為伍，一升一降，行氣活血、調暢氣機、開通胸陽。顏師認為，柴胡配生地黃，既監制生地黃之滋膩，又抑柴胡之升散。此外，常加入蒲黃一味，且多生用，《本草綱目》云：“蒲黃手足厥陰血分藥也，能活血止痛，生則能行，熟則能止，與五靈脂同用，治一切心腹諸痛。”若心痛劇烈，可加血竭粉與三七粉合勻吞服，每次1.5 g，每日3次，效果顯著。或加乳香、沒藥、麝香粉以開導經脈、活血定痛；血瘀較輕者可用丹參飲、手拈散等。臨床采用活血化瘀藥治療心律失常，用量可加大，其他用量不宜過大。現代藥理研究發現，活血化瘀藥物如毛冬青、三七、山楂、蒲黃、五靈脂、降香、赤芍等多具有增加冠狀動脈血流量、降低心肌耗氧量、加強心肌收縮力、減慢心率等作用；而毛冬青、紅花、川芎、水蛭、虻蟲、三棱、地鱉蟲等尚能使血小板凝聚時間延長；還有一些藥物如姜黃、紅花、郁金、丹參、山楂、當歸等都有改善脂代謝的效果。此外，治療冠心病久病重病及出現心衰、心功能不全等合并癥者，根據陽微陰弦病機特點配以溫陽藥物，根據氣血相關理論配以補氣藥等，療效往往優于單用活血藥。

1.3 陽氣乃一身之大氣

顏師強調治療心血管疾病的重要法則是溫運陽氣，其理論以《內經》“氣復返則生，不返則死”、“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為指導，對危重的心血管病尤其不可忽視溫運陽氣。近年來，醫家治療冠心病多以理氣，或逐瘀，或祛痰，或通痹，但多易復發。顏師臨證常以附子為主的方劑治療心血管疾病危急重癥，取附子之振胸中之陽氣，使陽氣充沛，布達周身，驅散體內之邪氣。因附子稟雄壯之質，通行十二經脈，專能振奮陽氣，祛逐陰寒，退陰回陽，為回陽救逆第一藥，臨床應注意加減配伍，制約其性過與不及，更可擴大應用范圍。

臨床上，冠心病心絞痛、心肌梗死等引起的胸痛多為本虛標實之證，其實質多為陽虛陰凝，陽虛為本，陰凝為標，立法用藥以溫陽為主，解凝為輔，以附子湯加減，療效鞏固持久；用附子合血府逐瘀湯治療冠心病心律失常如房早、室早、房顫，效如桴鼓。一般而言，心律失常日久不愈，雖無畏寒肢涼表現，但遍用他法無效，且不具升陽火熱之象，就可施用附子治療，頗獲奇效。顏師還習用《傷寒論》麻黃附子細辛湯治療肺心病或肺心合并心力衰竭、以通脈四逆湯治療病態竇房結綜合征，療效均顯著。

2 陽虛血瘀與急性冠脈綜合征的基本病機

2.1 瘀血是急性冠脈綜合征發病的核心

瘀血是人體的病理代謝產物，血瘀形成后，又成為多種疾病的致病因子，其中在胸痹的發生發展中尤為重要。

ACS屬中醫學“胸痹”、“心痛”、“真心痛”范疇，多由臟氣虧虛，氣血運行不暢，痰瘀內阻，痹阻心脈使然，其中臟氣虧虛是其內在基礎，痰濁、瘀血是其病理產物，又是發生心絞痛的直接病因。此乃臟氣虧于內，痰瘀痹于中之理。臨床上根據其證候表現常分為心血瘀阻、痰濁壅塞、陽氣虛衰、氣虛血瘀等證型，但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血瘀證候表現。

2.2 陽虛是急性冠脈綜合征的重要病機

冠心病的病因可歸納為勞逸不當、嗜食膏粱厚味，或七情內傷，但這些因素并非使每個人患冠心病，而是決定于正氣之盛衰，所謂“正氣存內，邪不可干”。冠心病的臨床病程較長，少則數月，多則數十年，反復發作，纏綿難愈，邪氣久留，耗傷正氣，致臟腑功能減退，正氣日虛，所謂“久病多虛”。心居胸中，清陽之位，外應夏氣，其性屬火，而為太陽。心居上焦，屬陽臟而主陽氣，心主一身之血脈，藏神而主導全身，其生理功能正常與否，均與陽氣盛衰相關。《血證論》謂：“心為火臟，燭照萬物。”即指心的陽氣旺盛，不僅能推動血液的運行，尚能溫煦人體，營養全身，主宰生命。“心為五臟六腑之大主”，凡肺、肝之氣機升降有序，脾胃之腐熟運化，腎陽之溫煦蒸騰以及氣化運轉等，均依賴于心陽的溫化作用，故古人把心臟比喻為“太陽”，又有“心者，君主之官”之稱。由于心的生理特點，決定了心血管疾病的基本病機為上焦陽氣不足。心陽不振，以致陰邪上乘，水飲、痰濁、瘀血互結，胸陽痹阻，陽氣不通，不通則痛。如《金匱要略·胸痹心痛短氣病》所言：“陽微陰弦，即胸痹而痛，所以然者，責其極虛也，今陽虛知在上焦，所以胸痹心痛者，以其陰弦故也。”

綜上所述，陽虛血瘀是ACS發病的重要病機，因而溫陽活血是防治ACS的重要的方法。

3 從瘀論治急性冠脈綜合征

因ACS為不穩定動脈硬化斑塊破裂、血小板聚集、血栓形成所致的冠脈閉塞而致，易破裂的斑塊具有較大的脂質核心，纖維帽較薄，尤其是含豐富的激活的淋巴細胞、巨噬細胞和中性粒細胞等，這些炎癥細胞大量集中于纖維帽的的肩部，使此部位張力增高，是破裂最易發生的部位，這種不穩定斑塊從中醫學病理角度上說屬于痰瘀交阻。因嗜肥甘厚味，飲食不潔而內有臟腑虛損，致痰濁內生，瘀血阻滯，痰瘀互結，脈絡閉阻而發病；又臟腑氣血虛損，氣機運行不暢，血行受阻，瘀血內停，發為血瘀。痰濁及瘀血內滯，脈絡阻滯。治療可按瘀證、痰證、痹證、絡病、癥積等治之，即以活血化瘀方劑進行治療，方劑有血府逐瘀湯、活絡效靈丹、丹參飲、桃紅四物湯、失笑散等，可不同程度地減輕局部炎癥反應，調節血脂載脂蛋白的代謝，改善血液流變學，抑制高脂血脂的形成，祛瘀消斑，抗動脈硬化，抗炎、抑菌、防止血栓形成，以穩定斑塊，防治ACS[2]。

4 活血化瘀干預急性冠脈綜合征不穩定斑塊微觀客觀指標

ACS屬慢性炎癥反應，是動脈硬化斑塊內炎癥反應近期活化，使斑塊趨于不穩定，其中包括趨化因子的表達，內皮細胞和粘附分子的表達相互作用及細胞因子釋放的共同作用所致；高血脂、血流切力、感染等多種因素均可致動脈硬化斑塊局部炎癥反應。激活的粥樣斑塊內的炎癥細胞合成降解酶如基質金屬蛋白酶(MMPs)，使斑塊內的膠原降解，參與斑塊內基質蛋白的降解、合成，削弱纖維帽，成為易損斑塊，易于破裂。在斑塊破裂過程中，削弱的纖維帽周圍炎癥細胞數量增加，激活的炎癥細胞可釋放細胞因子，包括白細胞介素-1、腫瘤壞死因子、干擾素、P選擇素、C-反應蛋白、細胞間粘附分子(ICAM)、血管細胞粘附分子(VCAM)、MMPs、血管內皮細胞、T淋巴細胞、巨噬細胞、血管平滑肌細胞等參與炎癥反應過程，并起調節作用。以上為ACS炎癥反應相關的生化標志物，其增高與ACS嚴重程度呈正比，為不穩定斑塊微觀客觀指標，并為預測ACS的危險因子。

動態地觀察上述微觀客觀指標，并對ACS進行中醫辨證施治，通過中藥對這些客觀指標的干預，達到對斑塊的穩定，減少斑塊的破裂和血栓形成的危險，對ACS防治有重要的意義。

5 急性冠脈綜合征炎癥反應與毒瘀交阻

ACS是慢性進展性血管內膜病變，其病位在血脈。王清任指出：“久患者絡為瘀。”葉天士亦云：“大凡經主氣，絡主血，久病血瘀……凡久病從血治者多。”血脈艱澀，瘀滯日久，則為“敗血”、“污血”，由此導致邪甚，蘊久生熱釀毒。“久病多瘀”、“毒邪最易腐筋傷脈”，似可與ACS斑塊潰爛、糜爛、炎癥細胞浸潤、出血等系列病理改變相聯系，應進一步廣泛研究。

ACS為動脈硬化斑塊內炎癥反應的活化，使斑塊不穩定，易損易破裂，是因炎癥因子的釋放，內皮細胞和粘附分子的表達相互作用所致。ACS患者冠脈狹窄的程度往往屬輕度至中度，并非嚴重狹窄，嚴重的心血管事件的發生是因病變斑塊由穩定到易損性到破裂的過程而形成，炎癥反應及炎癥因子在病變斑塊由穩定到易損性到破裂的過程中起極為關鍵的作用。

從中醫毒邪學說而言，ACS炎癥學說中提及的致病因子和炎癥細胞因子，屬內毒或外毒的范疇。外界毒邪侵襲易致病，損傷臟腑氣機功能，使臟腑氣血津液運行輸布功能失常，津液凝聚為痰濁；血行不暢，瘀血阻滯聚集。當毒、痰、瘀三者互患，交阻凝聚互用，產生動脈粥樣硬化斑塊，動脈粥樣硬化斑塊內纖維帽肩部聚集著大量激活的炎癥細胞，釋放細胞因子，而為內毒，而毒、痰、瘀三者交阻凝聚互患日久日劇，導致ACS發生，并不斷惡化。因而可從毒瘀為切入點，以清熱解毒、活血化瘀之法治療邪毒瘀血，以抑制斑塊周圍的炎癥因子，干預ACS炎癥因子，達到防治ACS的目的。

6 結語

在防治心血管疾病臨床實踐中，陽虛血瘀的病機和溫陽化瘀的治法，對指導治療冠心病，尤其是久病重病者，取效甚佳。上述研究拓寬了中醫藥防治ACS的途徑，完善和發揮了中醫藥防治ACS理論[3]，并將有效指導臨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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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64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9-4156(2012)03-084-03

一、問題的提出

新建綜合性本科院校專指在我國高等教育實行快速發展、實現大眾化的背景下，經教育部批準，由原專科學校單獨或者合并而升格的多科性普通本科院校。這批院校由于建立時間不長，體制上屬于省市地方政府部門管轄，因而又叫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與老牌本科院校相比，新建綜合性本科院校有如下四個特點：大眾性、地方性、應用性和綜合性。

本研究最關注的是新建綜合性本科院校青年教師在其職業生涯的起步階段，也就是高校青年教師在其取得成就之前、正為獲取成就而努力奮斗的那段成長時期，注重的是他們的成長性的發展，所以將高校青年教師的年齡界定為45歲及以下的、在高校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的專業技術人員，不包括行政和教輔人員。

截至2009年，2000年以來新建綜合性本科院達126所，占普通本科院校的18％，45歲以下的青年教師所占比例約為2／3。新建綜合性本科院已成為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全方位關注青年教師的發展已成為高等教育發展的重要問題。

二、新建綜合性本科院校青年教師專業發展狀況的調查

(一)研究目的與問卷設計

1　研究目的：通過文獻研究，我們得到，教師專業發展受外因和內因的共同影響，其中內因是關鍵性和決定性因素，外因是條件性因素，因此，個人內在因素對專業發展的影響更加深刻。為此，通過問卷調查，我們擬了解高校青年教師專業發展現狀及影響青年教師專業發展的因素。

2　問卷的設計：因目前尚無標準化問卷可以利用，課題組結合高校教師專業發展特點，自行設計了《新建綜合性本科院校青年教師專業發展調查問卷》。問卷共48題，主要分四部分：第一部分為個人基本資料，共10題；第二部分為教師專業發展現狀調查，共25題；第三部分為影響因素調查，共12題；第四部分是全開放性問題，也是對以上三部分的補充，讓被調查者提出青年教師專業發展的建議。

(二)研究過程

1　問卷試測與專家效度：問卷初稿設計完畢，分送三位專家及兩位典型調查者，請其檢查和分析問卷初稿。三位專家一致認為，這份問卷質量很好，問卷內部效度較高，并提出一些修改意見。被調查者的反饋意見也很好，沒大的問題。結合專家的建議和被調查者的意見，課題組對問卷進行了修訂，最終形成了《新建綜合性本科院校青年教師專業發展調查問卷》。

2　施測：本次調查把調查對象限定在45周歲以下的教師，隨機抽取了A學院、H學院、J學院、L學院、N學院、P學院及X學院等七所河南省新建綜合性本科院校的二百多名教師。共發問卷240份，回收有效問卷204份。

3　問卷的信度(α系數)：問卷分四個部分，分別為基本情況調查、現狀調查、影響因素調查和開放性問題，因此信度檢驗只檢驗前三部分，并且對于現狀調查部分多項選擇題不做信度檢驗，置信水平為0.05。結果如下：

可見，α系數均大于0.65，超過最低置信值，因此，問卷的回答是可信的。

4　統計方法：對問卷進行核查、編碼后，錄入Excel電子表中，并導人SPSS軟件中，利用SPSS19.0對原始數據進行數據處理、統計分析。本研究顯著性水平定在0.05，資料分析采用的統計方法有頻數統計、配對樣本T檢驗、獨立樣本T檢驗、單因素方差分析、主成分法因子分析。

(三)數據呈現

1　調查對象基本情況

課題組統計了204份問卷，統計結果為：男教師占55.9％，女教師占44.1％；年齡在30歲以下占24.0％，30－34歲占37.3％，35―39歲占19.6％，40―45歲占19.1％；教授占5.9％，副教授占35.8％，講師占46.6％，助教占11.8％；具有博士學位的占30.9％，具有碩士學位的占57.8％，學士學位的占11.3％；文科占56.9％，理科占25.5％，工科占17.6％。

2　青年教師專業發展各題與理論平均值的差異顯著性分析

青年教師專業發展現狀分兩個部分進行調查：專業發展的外部環境現狀和個人發展情況。

青年教師對專業發展的外部環境總體上來說不是很滿意。通過各項平均值與理論平均值之間的單總體T檢驗，可以發現，除“學校有較多激勵青年教師成長的政策措施”、“青年教師是教學機器”、“高校教師社會地位”三題外，其他各題均與理論平均值有顯著差異。也就是說，在“國家政策”、“青年教師專業發展空間”、“職稱評定制度”、“學術氛圍”以及“本學科有德高望重的教師為榜樣”五題上，情況明顯高于一般水平。而在“教師發展的政策及資金支持”、“與校外同行交流”、“對收入的滿意程度”、“學校重視青年教師發展情況”、“青年教師導師制實施效果”、“青年教師專業發展時間保證”等六題上，發展水平明顯低于一般水平。說明在制度、政策建設與發展平臺(機會)方面還不理想。比如，“有較多機會與校外同行交流”所得平均值為2.12，顯著低于平均水平2.5，說明在與外校同行交流上還是比較缺乏的。

在個人發展現狀上，總體來說比較好，通過各項平均值與理論平均值之間的單總體T檢驗，可以看出，在“教學能力發展情況”、“對自己的評價”、“學校發展目標與個人發展目標一致性”、“與同事關系融洽，得到肯定評價”、“精力充沛、充滿自信心”等方面，所得平均值顯著高于理論平均值2.5；“研究教學問題，參與教學改革”和“與同時進校同事比較發展情況”所得平均值分別為2.48和2.44，略低于理論平均值2.5。

(四)調查結論――新建綜合性本科院校教師專業發展存在的主要問題

1　專業發展意識淡薄，可持續發展能力不強

教師專業發展是一個教師主體選擇的過程，要求教師具有不斷學習、增強專業素養的主動意識和主動參與，在促進專業發展的過程中增強可持續發展的能力。新建綜合性本科院校的青年教師雖然大部分在上學階段或是工作之后都沒有進行系統的高等教育理論學習，缺乏現代大學教育理念，對于專業發展缺少內在要求，因而缺乏選擇、學習和發展的愿望，學習和參加相關培訓常常是被動的，專業知識更新緩慢。

2　專業知識結構單一，教學水平普遍不高

專業知識是高校教師專業發展的基礎。在新建綜合性本科院校，相當比例的青年教師雖然具有研究生學歷，但是由于我國近些年研究生培養的粗放型增長，導致專業

基本理論掌握不牢，知識結構單一，不能把握專業領域前沿，遠不能適應本科教育教學的需求。

3　學術研究意識不強，科研水平有待提高

與老牌本科院校特別是研究型大學相比，科研水平是新建綜合性本科院校的明顯弱勢，具體表現在：第一，青年教師的科研意識薄弱。第二，科研方向缺少目的性和計劃性。第三，沒有形成有力的科研團隊。第四，科研質量不高。

4　社會服務意識不強，社會服務能力需增強

“走出象牙塔”，這是當代高等學校角色轉變的一大趨勢。但在實踐中仍有相當新建院校青年教師未認識到角色與功能轉變的必要性，抱守“象牙塔”的清高，角色失位或定位模糊，與社會和企業交流對話的能力差，對社會需求和市場缺乏了解。由此導致了其人才培養脫離地方經濟社會需求；繼續教育、職業培訓等與地區發展所需的人才結構脫節；科研轉化、技術開發上既缺少項目又缺少企業支持，效益低下等。

5　缺乏自我發展的角色認同

新建院校青年教師普遍缺乏對“大學教師”角色的自我認同，將學校廣泛理解為一般意義上的“行政化”組織，服從既有的制度安排，個人則從學校及其投資、管理者那里領取“福利”，長此以往便失去了對大學教師專業成長的追求和作為學術共同體成員的角色、責任感。

6　學校缺乏教師專業發展的標準與激勵機制

在教師專業發展的激勵機制建設方面，新建綜合性本科院校亦存在諸多問題。如在教師評價中，存在只重學歷而不問學力、只重身份而不重能力、重科研業績考核輕教學考核的問題；對教師科研水平片面地以論文、課題的數量、等級作為評估標準，而不問科研成果的社會效益。這樣必然導致許多青年教師為評職稱或完成科研工作量將主要精力投入到科研工作中，在教學工作中只重量的多少而不重質的提高，直接導致青年教師專業發展速度緩慢，同時也影響了人才培養質量。

7　教師培訓模式不科學，不利于教師專業發展

在培訓目標與動機方面，相當一部分學校領導及教師對培訓的目的和意義認識不清，認為只要能完成教學任務，培訓與否無關緊要。在培訓內容與方式方面，目前新建綜合性本科院校青年教師培訓內容陳舊、難以體現不同類型、不同學科、不同層次、不同職務教師的實際需要和差異性，主要局限在提高“科研水平”上，缺乏針對性。在培訓評價機制上，目前新建綜合性本科院校青年教師的培訓只注意對培訓形式進行規范，而缺乏對培訓全程的科學評價。

三、新建綜合性本科院校青年教師專業發展的有效策略

新建綜合性本科院校的青年教師專業發展是一個系統性的任務和課題，需要從多個角度、多個層面尋求有力舉措，綜合實施和協調發揮作用。針對新建綜合性本科院校教師專業發展中存在的專業觀念與知識、專業發展動力來源、教學、科研、服務地方等方面的問題，借鑒國內、國際’高校教師專業發展的經驗，本研究從宏觀(政府)、中觀(學校)和微觀(教師個體)三個視角提出了相應的應對策略。

(一)為教師專業發展提供政策和資金支持

以往的教師專業發展實踐歷程顯示，政策和資金對教師專業發展的順利實施起到了重要而積極的保障、導向和推動作用。無論國家還是各地高校都應該建立和健全一系列的相關政策，并提供相應的資金來為高校青年教師專業發展提供保障。

(二)進行專業發展組織機構變革，構建專業學習共同體

組織發展是教師專業發展的保障。借鑒國際高校教師發展經驗，建立獨立的專業化教師專業發展中心，豐富教師專業發展的內容，開發靈活多樣的發展方式，對于推動新建綜合性本科院校教師專業發展的科學化、專門化具有積極意義。

(三)建立嚴格合理的高校教師評價機制

教師專業發展與評價的導向密不可分，教師專業發展應與其評價準則是相一致的。因此，對青年教師建立嚴格合理的高校教師評價機制就是為了能夠對青年教師專業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各種情況和問題進行積極的反饋，這不僅能夠使相關的制度和政策更加健全，使青年教師專業發展的組織機構更加完善，其最終目的是使青年教師專業發展能夠內化到青年教師個體行為之上并且行之有效。

(四)結合實際實施多樣化的教師專業發展模式和項目

新建綜合性本科院校應加強與社會的聯系，適時了解社會的需求，根據不同時期的社會需求對在校教師實施不同的教師專業發展模式和項目。此外，不同層次的高校教師其知識水平和專業能力有所不同，可根據高校教師的職’業定位實施各種培訓模式和項目。

(五)合理的職業生涯規劃促進教師自我發展

針對新建綜合性本科院校青年教師專業發展自主意識差，可持續發展能力不強的問題，通過加強青年教師職業生涯管理，引導青年教師專業生涯規劃，可以解決個人發展欠缺動力的問題。

(六)以學術研究提升教學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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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著經濟全球化促進世界文化對話與交流歷史語境的進一步形成，面對中國當代審美文化向消費文化的轉型以及電子媒介推動文藝產業化的進程中，新時代向人類提出的多角度、多方位的挑戰，如何建構中國特色的審美文化學學科內容和學科體系，以更加切近現實的方式介入人的現代性進程，使美學研究更具審美活力和實踐性品格，打造審美文化研究的開放性格局成為關注的焦點。

“新形勢下的新發展”是這次會議總的主題。針對審美文化當展的基礎原理研究問題，蒲震元教授作了題為《互動與融通――關于深化中國當代審美文化研究的淺見》的發言。他首先指出當前中國審美文化研究面臨著“多元景觀中的困惑”，包括“概念界定的困難”、 “適用范圍的分歧”、 “研究方向的殊異”等 ，進而指出當前的任務不是執著于從“學科建構”的意義上來理解當代審美文化研究，而是應該直接肯定它所帶來的那樣一種直面現實、關懷現實、介入現實以求得美學的更大價值實現的立場和態度，從而使美學真正獲得新的生存能力和前景。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三點建議：重視學科基礎理論研究；注意從學理（學術精神）上促進當前審美文化研究中兩大研究趨勢的互動與融通；重視研究方法方面的互補與有機統一，高度重視“歷史還原”、“現代闡釋”與“理論創新”的有機統一。張法教授認為“審美文化”的提出是對傳統美學現代性的挑戰，審美從“超功利”到“美是功利的”的轉化、交叉學科的出現使我們必須思考審美文化著重在“審美”還是“文化”，文化中的任何現象是否都可以用審美的眼光來看。他以廣場文化為例，指出由以往的政治儀式向花園式的轉變就突出了審美因素。所以審美文化中有很多矛盾對立的因素，但在實質上又是統一的。并且每種文化都有其自身的形式，有中國特色的當代審美文化要突出地方性、民族性。張永清教授則是從接受者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困惑和審美文化論著中的兩個突出的問題，即我國審美文化方面的相關著述原創性少、描述性多；現實性、實踐性差。所以有三個亟待解決的問題：一是審美文化如何定位的問題，審美文化作為一門學科必須有自己的聚焦點；二是審美文化應該突破現有的知識框架，彌補知識結構的欠缺，從經濟學、傳播學、社會學等學科汲取養分；三是理論與實踐要緊密結合。

篇（10）

休者休矣，老者老也。時至今日，法學大昌，刑法學也有了突飛猛進。現在刑法學正處于轉型期，青年刑法學人一定要抓住機遇、擔當使命，努力撰寫真正屬于自己的刑法學專著。青年刑法學人(雖然我也是青年，但還算自知，配不上學人稱號，我是瞎子在給別人指路)應當認識到刑法學專著(通論)的價值。它是有成就的刑法人的必備之作，是證明之作。

當然，撰寫專著是一項浩大的工程，非經長年累月地苦心經營很難成功。國外很多刑法學者是過了知天命之年方才下筆，前期積累長達數年、數十年。正因為這樣艱難，才能全面的體現一個人的學術能力與努力。可以少做些課題、少參編些著作，多寫些論文、多讀些司法案例，用心積累，一旦推出，定有益于學界，無愧于內心。

在寫作過程中，必然會注意到諸多問題，觀點可能會不成熟，但會促使著者本人做全面的準備與思考，必定使著者本人受益，他獲得了與刑法諸問題接觸的機會。很多名家之所以沒有專著只有拼接式著作，除了上面提到的原因，可能還是缺乏全面駕馭刑法的能力和勇氣。只要是專著，哪怕淺顯，也不可怕。它畢竟代表了著者的思考，是著者的理論園田，是著者學術精華的體現。通過專著，自己的觀點見解集中的表達出來了，學人很容易知道作者的主張。人們在自己的一方田地里耕耘者自己的知識，彼此之間會發生爭論，爭論促進了學問的交流，也使學者們去多角度的思考問題。專著寫作的過程，就是學派之爭的過程、就是學說爭鳴的過程，也是刑法學整體提升的過程。張明楷教授一直呼吁在我國刑法學領域展開學派之爭，但應之者寥寥，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我國能夠真正寫出刑法學專著的人屈指可數。只有對刑法進行了整體、細致的研究的人，才可能對別人的主張提出嚴謹的辯駁。連別人在說什么都不能全面理解的人怎么能開展爭論。學派之爭以有一群優秀的刑法學人為根基，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張教授的學派之爭一時還難以展開。通過爭鳴、思索，先前的主張可能會發生變化、或者生活現實自身發生了變化，刑法學著作也要修改，也就有了二版、三版乃至N版。德國刑法學大師李斯特的專著《德國刑法學教科書》出了26版(當然第25、26是在李死后其高徒施密特所為)，韓國金日秀、徐輔鶴的《韓國刑法總論》已修訂到了十一版，張明楷教授的《刑法學》也已經出到了第三版。經營專著實際上是自己走向學術殿堂的過程，通過不斷地修改專著，著者的認識不斷深化、心態更加從容、學說越發嚴謹。

篇（11）

刑法方法論的研究近年來成為刑法學界的一個熱門話題。然而，任何方法都是服從于、服務于一定目的的，就是說方法從來不是自我決定的，而是受目的支配的。一種刑法理論未必是哲學式的，而刑法理論觀則必屬于哲學問題，只不過不是一般哲學問題，而是刑法哲學問題。本文試對此進行探討。

一、司法刑法學的理論與方法

刑法是司法法，而不是行政法。[1]這并不是一個價值判斷，而是一個事實判斷。因為，自有人類社會以來，無論是習慣刑法，還是成文刑法，其唯一的實踐模式就是司法模式，只不過這種司法模式的具體內容及其與行政之間的關系都經歷著歷史的演變。

應該說，在這方面，我國刑法學者具有高度共識，即致力于為正確解釋和適用刑法而從事理論研究，是刑法學者的基本使命。但是，萬萬不要以為，在這個領域，刑法理論觀已然成熟和沒有問題了。筆者認為，在高度共識之下掩蓋著一個嚴重通病，即沒有真正從刑法是司法法的事實判斷出發建構面向司法的刑法理論。⑶

司法是一種就具體行為發起的兩造俱備、居中裁判的國家活動或政治共同體活動。作為司法法，刑法只能以司法的方式實施，并且首先是裁判規范。⑷罪刑法定主義把規范國家或政治共同體的刑事權力、保障人權放在首要地位，因而要求刑法規范必須具有形式理性的封閉性特征，刑事司法權就被封閉在形式理性所劃定的界限內。刑事司法權不得逾越的界限之外，正是人們不會被追究刑事責任的行為領域。從司法上理解和界定，意味著：

第一，要從個案上理解和界定。司法是個案裁判活動，而不是像行政那樣可以一次性批量決定若干互不相干的同類行為如何處理。因此，司法的一個不同于行政之處在于強調個案之間的差異，否則對于后來出現的同類行為就沒必要再走司法程序，只要按照行政模式對號入座即可。

第二，要從訴訟構造上理解和界定。司法活動中的基本關系表現為由控辯審三方構成的三角形關系，而不是像行政關系那樣是在行政主體與相對人之間形成的兩極性關系。因此，對形式理性與實質理性的關系，要從它們所承擔的訴訟職能上把握。筆者認為，刑法規范的形式理性在司法中的主要載體是控方主體，或者說控訴職能依賴的主要是刑法規范的形式理性。

這就是司法刑法學的理論和方法的總根據。若由此展開，司法刑法學的理論和方法應堅持以下準則：

其一，司法刑法學應關注司法過程，而不應只關注司法結論。傳統刑法學看到了司法結論，而沒有看到司法過程。正因如此，傳統刑法學津津樂道于“司法三段論”方法。其實，司法過程具有兩種機制，即成案機制和定案機制。由于忽視了司法過程，傳統刑法學就只注目于定案機制，而忽略了成案機制，“司法三段論”只關注定案。

其二，司法刑法學應是辯護之學而非控訴之學，應是權利之學而非權力之學。罪刑法定主義的精髓在于人權保障，其經典表述是“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故其司法邏輯重心在行為為何“不為罪”、為何“不處罰”，而不在為何定罪、為何處罰。強大國家機器加上高度形式理性，使追訴犯罪易而為被告辯護難。

其三，司法刑法學應致力于交談客觀性而非科學客觀性，應致力于公平正義而非僅邏輯正確。司法刑法學是規范科學，而不是實證科學。刑法規范是形式與內容（實質）的有機統一，其內容具有鮮明的民族性和濃重的本土性，并且是自發性規范與權力性規范的合體，所以司法刑法學視域中的刑法規范是中國的刑法規范。

在理論內容上，司法刑法學應以定罪論與量刑論為基本板塊。為什么這樣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注釋刑法學由總論與分論組成，其中總論是按照“罪——刑”結構編排。犯罪論和刑罰論是當時刑法總論的基本框架。1990年代初，傳統的“罪——刑”結構開始演變為“罪——責——刑”結構，即在犯罪論與刑罰論之間，加入一個“刑事責任論”。⑸此外，有的學者認為，（注釋）刑法學體系（總論）應按照“責—罪—刑”結構建立，而有的學者認為刑法學體系應按照“罪——責”結構建立。

二、關于立法刑法學與基礎刑法學

在歷史上，邊沁為了在英國實現法典化并進行全面的法律改革，提出首先應建立一門“說明性”的法律科學。奧斯丁和邊沁都認為，這門法律科學的目的就是研究作為社會事實的一般實在法。奧斯丁的分析法學斷言，以往法律理論尤其是自然法理論，不恰當地將法律和人類主觀好惡及價值理想聯系起來，不恰當地將法律和其他社會現象聯系起來，從而使法學不能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

科學的立法學始于邊沁。[7]但直到法學開始超越法律實證主義時，刑法學的立法面向才漸浮出水面。在1990年代前期及以前，我國通行刑法學體系是將刑法學分為緒論、犯罪總論、刑罰總論、罪刑各論，前三者合稱刑法總論。[8]在這種被稱為注釋刑法學的體系中并沒有立法理論。[9]

當前有一種強大的學術聲音，認為法學不要動輒論及立法建議或立法完善。這一主張的動機是好的，因為其所反對的是當前嚴重存在的那種在根本不理解現行法律或在沒有對現行法律進行充分解釋情況下輕率評論立法的不良傾向。但如果再向前一步，即以此否認立法刑法學的必要，就“謬以千里”了。

如果說，立法刑法學與司法刑法學都是刑法學的技術科學，那么，基礎刑法學則是刑法學的基礎科學。有的日本學者和我國學者認為，所謂基礎刑法學，是指成為刑法解釋學的基礎的學問領域，包括刑法哲學、刑法史學、比較刑法學、犯罪學及刑事政策學等。[9]這種觀點是很成問題的。

三、關于核心刑法學與邊緣刑法學

由基礎刑法學、立法刑法學與司法刑法學組成的規范刑法學是刑法學的核心學科，而由刑法社會學、刑法經濟學等組成的實證刑法學（非規范刑法學）則是刑法學的邊緣學科。

近年來，有學者認為刑法學包括廣義的刑法學和狹義的刑法學。前者包括：理論刑法學、解釋刑法學、刑法學基礎理論、刑法哲學、刑法史學、刑法人類學、刑法社會學、刑法經濟學、刑法數學、刑事判例學、刑事立法學、比較刑法學、刑事政策學、國際刑法學；后者包括：理論刑法學、解釋刑法學。[17]

有的學者指出，學術上分就各種不同的研究方向與研究重點，使用規范科學、經驗科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醫學與理工科技等各種不同的學科與研究方法，研究犯罪問題與犯罪行為人及犯罪被害人，這些以有效抗制犯罪與預防犯罪為其共同終極目的的各種不同學科，在學術上可以統稱為刑事學，其中包括刑事法學、犯罪學、刑事政策學、犯罪偵查學等。

由于刑法學的基本使命是為現實刑事立法與司法提供服務，故刑法學的核心內容是作為文化科學的基礎刑法學、立法刑法學、司法刑法學，而作為實證科學的各種刑法科學學科只能處于刑法學的邊緣地帶。在刑法學范圍內，核心刑法學與邊緣刑法學的分類框架的意義主要表現在兩方面：

第一，提升刑法學的學術品位，促進刑法理論的學術分工，提高刑法理論的學術效率。

刑法學的國土法學化流弊十分頑固，刑法學對立法亦步亦趨的流弊也十分明顯。這兩種弊端的克服，要靠基礎刑法學的理論成長以及立法刑法學與司法刑法學的分立。長期以來，由于復雜的原因，“理論聯系實際”被在很多程度上庸俗化和片面化，似乎不能解決或不能馬上解決實際問題的理論是毫無意義的，不僅某些理論向度的研究被嘲笑，而且面向實際問題的研究也往往被指為不能立竿見影地解決實踐中的問題。

學術上渴求的理論分化遲早要導致理論的社會分工的細化，毋寧說，學術上渴求的理論分化是理論界社會分工進一步細化需要之反映。刑法理論只有進一步分化，才能使刑法學人“術業有專攻”，才能高效率整合社會學術資源和個人學術精力，才能盡量避免學術資源和學術精力的重復投入和低效產出，也才能促發刑法理論研究者的廣泛合作。

第二，擴展刑法課程的學習視野，提高刑法學人的學習動力，培育刑法人才的后備力量。

筆者在幾所大學里從事多年刑法教學，一個真切感觸是，各層次的法科學生常將自己的刑法理論視野局限于刑法教科書（注釋刑法學、刑法解釋學、規范刑法學或刑法教義學）所確立的知識范圍，尤其是碩士研究生，每年“生產”出來的學位論文，選題范圍幾乎無出于刑法教科書目錄或標題，論域和論證方式也十分單一化。

四、刑法哲學的理論與方法

根據英國哲學家羅素的說法，一切確切的知識都屬于科學，一切超乎確切知識之外的教條都屬于神學，而在神學與科學之間，有一片受到夾擊的無人之域，即哲學；與神學一樣，哲學包含著人類對那些迄今仍為確切的知識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但它又像科學一樣，是訴諸人類理性而不是訴諸權威的；而哲學之所以被稱為“無人之域”，是因為哲學所回答的，是那些似乎永遠無法給予確切答案的問題，它沒有科學那種能夠給生活帶來實際效果或者神學那種能夠滿足心靈對永恒追求的實用價值。[21]

科學、哲學和神學是人類精神訴求的三個向度，但作為理論形態，它們對于研究具體問題又具有方法意義。人們面對一切具體對象，都可能用哲學、科學或神學的方法加以思考。用哲學的方法思考一個對象，能滿足從對象之上認識對象的智慧訴求；用科學的方法思考這個對象，能滿足從對象之內與從對象之外認識對象的知識訴求；用神學的方法思考這個對象，能滿足從對象與神祗的關系認識對象的宗教訴求。對刑法問題，同樣可能用這三種方法進行思考。

刑法哲學包括刑法本體論、刑法認識論、刑法價值論。本體論的研究不僅適用于自然，也適用于社會和人類；對于社會進行專門的本體論研究，是現時代的要求。[24]刑法本體論的理論基礎和方法論基礎一定是社會本體論，因為“社會不是以法律為基礎的，那是法學家們的幻想。相反地，法律應該以社會為基礎”。[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