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中國歷史文化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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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實現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國家。以蒸汽動力為標志的工業革命，為不列顛最早叩開了現代化的大門。然而，在工業化的進程中，與經濟:榮和城市發展相伴的還有遭受污染的生態環境，其中，城IIJ河流污染尤為嚴重。英國，在摘取了一個工業化先行者JPG該摘取的最優惠成果的同時，也嘗到了工業化及城了化造成的水污染苦果。對尚未實現工業化及正處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后發國家規避和整治“邁達斯的災禍”有所裨益2=16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故本文不揣淺陋，愿就工業化時期英國城市河流污染的成因、防治及其特點等問題予以探討，以就教于方家。

一、英國城市河流污染的狀況

城市水污染自古有之。人類早期活動產生的廢棄物大都被排人大氣或棄置于水中，古時的城市居民已有用法令和規章控制污染的嘗試。在古希臘，只有獲得特殊允許才能設立制革廠;古羅馬也有規章規定，制革、榨油和洗衣作坊只能設立在沒有居民點的臺伯河對岸。但是，早期的污染僅限于十分狹窄的范圍。

上百年來，英國的毛紡業等傳統工業無疑也降低了河流水質，但是，嚴重的水污染直到19世紀工業化時期才真正發生。工業革命以來，隨著工業的發展和城市人口的劇增，不斷排放的工業廢水和生活污水使英國的許多河流受到了污染，在19世紀，城市河流污染成為十分普遍的現象。

恩格斯對當時河流污染的描述頗為詳盡。例如，流經利茲的艾爾河，“這條河像一切流經工業城市的河流一樣，流人城市的時候是清澈見底的，而在城市另一端流出的時候卻又黑又臭，被各色各樣的臟東西弄得污濁不堪了”;流經曼徹斯特的兩條小河—艾爾克河與梅德洛克河的污染狀況亦十分嚴重，“停滯的艾爾克河，這是一條狹窄的、黝黑的、發臭的小河”，梅德洛克河的“河水也是漆黑的，停滯的，而且發出臭味。

此外，流經西賴丁約克的卡爾德河，在1852年以前始終是魚類喜愛的棲息地，至1867年，皇家委員會已不得不沮喪地承認:“流經西賴丁約克的，與其說是河水，不如說是墨汁。艾爾克河的支流布拉德福河，曾是男孩們捕魚的樂園，也被工業化的浪潮熏染得通體黝黑，以致“只需一根火柴，就可以將它點燃”，儼然是一條隨時噴發的黑龍。

泰晤士河曾是一條美麗的河流，英國人習慣地稱之為“老父親泰晤士”。19世紀以前，泰晤士河河水碧波蕩漾，魚蝦成群，是舉世聞名的魷魚產地，詩人蒲柏在1728年將其描繪為“銀色的洪流”。工業革命以來，隨著沿途城市居民的劇增以及大量工廠的建立，各種污染物源源不斷地進人泰晤士河，牛津以下河段的水質急劇惡化，泰晤士河成為一條污濁不堪的“臭河”。1855年，化學家法拉第致信《泰晤士報》:“整條河變成了一種晦暗不明的淡褐色液體……氣味很臭……整條河實際上就是一道陰溝。可見，英國城市的水污染在19世紀中期已經相當嚴重。

二、英國城市河流污染的成因

那么，究竟為何諸多河流在一個世紀里都變了色、變了味，這么嚴重的污染是怎樣產生的呢?無疑，工業廢水和公共廢水是城市水污染的主要來源，其中，英國工業革命時期的工廠布局和工業類型又是產生大量工業污水的直接原因。

工業化初期，主要的機械動力是水力，“由于使用水力機，工廠不得不設在大流量的急流旁邊”。因此，英國的第一批近代工廠自然傍河而建，在英國工業的發源地和中心—曼徹斯特，“幾乎所有的廠房都是沿著貫穿全城的三條河流和各種運河建立起來的。這既解決了動力問題，又方便了廢水處理，河流也成了廢水排放的理想場所。蒸汽機發明后，以前依靠水力機械、依河而建的工廠逐漸轉移到城市中，但工廠對那些流經城市的河流的依賴并沒有減輕。因為蒸汽機的第一需要和大多數工業生產部門的主要需求，都是比較潔凈的水。水作為冷卻劑是蒸汽機不可或缺的，一些工業部門如毛紡業、印染業、造紙業的生產過程也離不開水，還有釀酒、洗煤，沒有水更寸步難行。同時，水路為工業主提供了廉價的運輸途徑。因此，一條河流附近往往分布多家工廠，例如艾爾克河，“橋以上是制革廠;再上去是染坊、骨粉廠和瓦斯廠，這些工廠的臟水和廢棄物統統匯集在艾爾克河里”。這些廢水中往往含有鉛、堿、硫等污染物，而且大多是未經處理就直接排放，使水質大大降低，造成嚴重的河流污染。

造成城市水污染的另一主要來源是公共廢水。公共廢水主要包括人畜的排泄物、生活垃圾和洗滌劑。公共廢水的存在本不可避免，但在英國工業化時期，因城市化和城市人口增長過速，加上市政建設滯后，遂使水污染加劇。

一方面，與工業化相伴的是，英國城市化發展迅速，城鎮人口增長急劇。勢如潮涌的人口，被壓縮到很小的擁擠不堪的中心點上。從增長數量上看，大約在1800年，英國只有一個大城市—倫敦，人口約100萬，遠遠超過其他城市如利物浦、曼徹斯特、伯明翰和布里斯托爾等(這些城市的人口大多只在5到10萬之間)。1850年倫敦人口增至2,360,000人，另有9個城市在10萬人以上，18個城市在5萬到10萬之間。1910年英國有46個城市超過10萬，倫敦人口更是猛增至450萬。從增長率看，蘭開夏在1700年至1801年間人口差不多增加兩倍，曼徹斯特的人口在1773年至1801年間也增加了兩倍。到1851年，英國的城市人口已首次超過農村。城市的擴展和人口的集中大大增加了水資源的消耗，也使城市的公共衛生日益惡化，垃圾成堆、污水橫流構成了那時英國許多城市的基本外貌。

另一方面，英國城市化雖快，但城市化水平較低，市政建設滯后。“所有的市鎮，不論是新的還是老的，都面臨著公共衛生的嚴峻問題,工業化早期，英國的城市尚未建立清掃垃圾的制度，垃圾糞便隨意堆放，人們甚至因廁所太少不得不隨地大小便。特別是貧民窟，成了疾病流行的孽生地，被人們稱為“霍亂國王的巢穴”。在利茲，最不衛生的地區是工人住的狹窄的房屋區，這類建筑物里不具備任何一種排水設施，廁所少且前后無遮無蓋。到1831年，即使是已擁有14萬以上居民的曼徹斯特市區仍沒有鋪砌街道和修建下水道的條例。非但如此在曼徹斯特新城(又叫愛爾蘭城，theIrishtown),“街道沒有鋪砌，也沒有污水溝，可是這里卻有無數的豬群”。大量垃圾、糞便、洗滌用水還有從街道屠宰場排出的水染上深紅色的獸血，經過公用陰溝和露天排水溝通往小河、水塢，加重了城市河流的污染。

綜上所述，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副產品”是造成城市河流污染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工業化時期英國的社會思想是污染得以加劇的促因。

首先，英國人將“自由放任”思想奉為圭泉，對工業革命造成的工業中心人口膨脹、城市污染和公共衛生等問題盡量不干預;其次，社會以追逐財富為價值取向，對“污染”則漠不關心。英國貴族通過經營追求財富早已成為慣例，社會中下層又有著一股“向上看”的風氣，于是上行下效，社會形成了以謀求利潤為榮的風氣。

難怪連外國觀光者都不禁要驚呼:“英國的城市純粹是工作和掙錢的地方，而絕非休息和享受的樂園，那種具有更高尚品格的人還沒有出現。

三、英國城市河流污染的防治及其特點

隨著河流污染狀況的不斷加劇，以及由此引發的各種危害，人們開始意識到有必要采取措施對污染予以遏制，但長期似來，社會的反應并不積極。直到19世紀中期，隨著流行病的多發，城市才開始實行系統的衛生改革，如下水管道、清水供應和道路清潔等。同時，社會對城市河流污染的防治也愈加重視，各項治理措施逐漸建立，整治渠道逐步完善。下面將結合英國在這一時期的防治措施，對城市河流污染的治理特點進行探討。

(一)各群體和多渠道的廣泛參與。生態學家和衛生學家最先向社會發出正視污染的呼聲，他們是治污的先行者。部分生產者組成志愿協會，呼吁減少廢物排放、倡議革新生產技術，為政府的積極治理建言獻策。議會和政府通過立法和行政手段，全面領導水污染的治理。這樣，河流污染的防治得到了議會、政府、社會組織和個人等各群體的參與和支持。

(二)議會立法和政府作為是治理污染的主導力量。一方面，從議會來說。1848年霍亂發生后，議會通過了第一部“公共衛生法”，并成立衛生部，雖不是專為治理水污染而設，但它規定在傳染流行區域設立地方性衛生委員會，負責處理當地污水問題。由于習慣法提供的防御河流污染的措施起不到明顯效果，1855年，議會頒布了《有害物質去除法》，試圖對那些以工業廢水污染河道的制造商處以罰款1865年和1868年，議會又先后兩次委任皇家委員會，負責調查河流污染的狀況并尋求行之有效的治理途徑叫即。在第一屆委員會提交初次報告后十年，議會通過了《1876年河流污染防治法》，這是英國歷史上第一部防治河流污染的國家立法，也是世界歷史上第一部水環境防治法規。法案不僅對禁止排放的各類污水和違法行為進行了詳細規定(包括工業廢液、顆狀和懸浮狀污染物、下水道污水排放等)，還任命專家擔任審查官，向工作部門提供實施建議，并通過監督技術改進以控制河流污染。這是一部具有“框架性”意義的法案，它關于防治河流污染的基本原則一直沿用至1951年。

另一方面，從政府作為來看，主要是加強市政的排污系統建設。例如，1858年倫敦市政當局修建的“倫敦下水干道”，以及1863年秋動工的泰晤士河河堤，就是政府治污的工程舉措，通過建立下水道網絡將工業污水和生活垃圾轉移到下游地區，為減少倫敦水生疾病的發病率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應該說，在19世紀，尤其是下半葉，英國議會和政府在治理河流污染方面確實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也取得了一些積極的效果。

(三)專家治理充當重要角色，發揮積極作用。1842年查德威克的《英國勞動人口衛生狀況的調查報告》發表，揭示出糟糕的公共衛生狀況，尤其是“飄著惡臭的廁所、污水溝和被污染的飲用水”是引發霍亂的根源。麻醉醫師約翰·斯諾也提出同樣的觀點，1849年，他發表《論霍亂的傳染方式》一文，指出被病菌污染的水源是霍亂傳播的主要渠道”。他的這些結論有力地說明了治理水污染的必要性，也堅定了全社會的治水決心。1848年，約翰·西蒙醫生被任命為倫敦城區的保健醫官，“這一職務不僅在爭取城市制定供水、排水、貧民窟的清潔規劃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對確保有關建筑和人口過分擁擠的規章的執行具有重要意義”。

議會在第一部河流污染防治法制定之前委任了兩屆皇家委員會，委員會全都由相關領域的專家組成。如第二屆皇家委員會的主要成員:皇家工程院德尼森爵士、化學家弗蘭克蘭德和農學專家默頓等人。他們通過調查取證，親自實驗，向議會遞交調查報告，同時，專家們還對肆意向河流排放廢水的行業進行嚴厲譴責，同時建議政府設立限制廢水排放的詳細標準，為國家制定水污染防治法案提供了理論依據。

礙于諸多阻撓因素，《1876年河流污染防治法》的實施效果并不理想，19世紀末，英國主要河流受污染的糟糕狀況沒有顯著改善。1898年，英國又一次委任多名專家組成皇家委員會，調查污染來源和督查河流防治的進度。與德尼森爵士等前輩不同的是，此次委員會的專家們更加務實。他們注意綜合考慮多方利益，設法調動工廠主的治污積極性，待之以寬，不求速變，先制定適度可行的治污標準，再隨污染狀況的改善而逐年將標準提高。在這種務實精神的倡導和促進下，產生了一系列減輕水污染的新方法。首先，也是最簡捷的方法—一些濱海城市(如利物浦、霍恩、布里斯托爾等)將部分污水注入大海，通過污水轉移以緩解河流的吸納壓力。其次，建立“污水農場”，將污水引到離城鎮不遠的農場用以灌溉作物，既廉價、無害，又不影響豐產，到19世紀末，像倫敦、曼徹斯特和諾丁漢等地附近已有不少這類農場。此外，多種凈化劑得以應用，如動物骨灰、焦炭和頁巖等，都能起到過濾和凈化污水的效果。可以說，這些成效凝聚著諸多專家的汗水和智慧。

治污成效雖不顯著，但仍在困境中漸進19世紀特別是下半葉，英國人治理河流污染的努力有目共睹，可惜收效不能令人滿意，因為在河流污染的防治過程中尚存在諸多阻力。

其一，政府治污不堅決。一方面，英國在19世紀面臨國內政治經濟和對外關系等諸多緊迫問題，相形之下，河流的防治事宜尚不夠急切;另一方面，對工業與貿易利益的關切使行政當局不愿對工礦企業的污染行徑和搪塞應付過于苛責，這勢必影響政策法規的貫徹力度。其二，工廠主和礦主不誠心。革新生產技術、減少污水排放意味著投入的必然增加，顯而易見，這種增加成本和損耗利潤的要求是無法讓各行業的污染大戶欣然接受的。其三，民眾不覺悟。“一條受污染的河流對健康的實際影響，在19世紀70年代還不為公眾所認識。168公眾對皇家委員會提出的防治措施或一無所知，或漠不關心，更有甚者對一些協會付出的反污染的努力嗤之以鼻，將其譏為理論家的空談。其四，科技不過關。19世紀中后期的科學對水污染特征、水污染對健康的影響以及水的凈化問題上缺乏明確認識，科學家不能準確找到河流中有毒物質的來源，而關于污染治理的技術開發又不夠成熟，要改善大規模的污染狀況自然是力不從心。因此，有人總結道:“河流污染的治理必定被看成是維多利亞時代公共衛生史中令人最不滿意的一章。盡管如此，英國人在防治河流污染過程中取得的積極成效還是不能抹煞的。超級秘書網

四、關于英國城市河流污染及治理的幾點啟示

作為第一個進入工業化社會的國家，英國城市河流污染的經歷和治理得失值得后發國家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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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企業個性就是企業獨特的文化底蘊，是企業文化建設的核心要素和實際內容。目前我國電力企業文化建設大部分還停留在“走過場”的層次。有的企業提出的口號很多、制造的聲勢很大，但熱鬧一段時間后就無影無蹤；有的企業一味模仿、照搬他人成果，毫無新意和個性；有的企業不與行業特點相結合，不與單位實際情況相聯系，一味的閉門造車。這與電力企業文化建設要有的放矢、以“個性”為出發點的要求相違背。電力行業不僅具有壟斷性，更具有公益性和服務性，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關系著社會穩定。針對這一特點，電力企業文化建設就應該突出“服務、文明、安全”等特性。當然，由于各個電力企業所處的地域、企業規模、管理方式等的不同，各企業文化間必然存在不同差異。這也就為各企業從自身的實際情況出發，賦予企業文化更鮮明的特色和個性提供了條件。總之，“個性”是電力企業文化建設的“出發點”，凝聚著全體員工的共同價值和愿景。創建先進電力企業文化，理論上必須密切聯系行業和企業特點，把共性和個性結合起來，做到內涵上有特色理念、形式上有特色載體，創建過程有特色風格；實踐中必須博采眾長，學習借鑒先進企業成功經驗，立足自身實際，凸顯企業個性和行業特色。

2.規范制度是電力企業文化建設的“基點”。

“無規矩不成方圓”，作為操作規程嚴密的行業，使得電力企業在生產、管理等過程中不能有半點馬虎，為達到這一目的，嚴格的企業制度自然就成了“法寶”。正因為有這些長期形成的、嚴密的、規范的制度，為企業文化建設提供了有力的平臺和“基點”。對企業文化來說，企業制度就是其發揮作用的基點，是進行文化建設的必要前提。但企業制度與企業文化有著本質的不同，前者往往以標準、紀律等形式來規范行為，強調外在監督，是企業的文化“底限”；后者則強調信念和道德，強調自覺和自律等“軟”精神，是企業文化的至高境界。文化需要制度支持，沒有規范的企業制度，企業就不能有序運轉，企業文化建設無從談起；制度需要升級為文化，也就是讓制度升級為企業全員認同的文化，讓制度從外在約束變成自覺行為。總之，企業制度和企業文化相互依存。企業制度作為硬性管理手段可以覆蓋到文化管理的漏洞，企業文化作為軟性管理手段也可以填補制度管理的軟肋。所以開展企業文化建設，就必須先完善“基點”———規范的企業制度。

3.“以人為本”是電力企業文化建設的“落腳點”。

人既是企業存在和發展的根本決定力量，也是企業文化的創造者和踐行者，是企業文化建設中最核心的要素。所以企業文化建設就應該把以人為本作為“落腳點”。企業必須把“以人為本”作為管理的第一原則，因為人是組成企業的個體，是企業獲得財富和成就的根源。“以人為本”就是把員工當成經營活動的主體、企業管理的根本，把員工的智慧和力量當做企業生存發展的源泉。電力企業屬于技術密集型企業，要求有一支高素質、高水平、高技能的人才隊伍，也正因為此，電力企業切實要把“以人文本”落到實處。電力企業要落實以人為本就要打造適合自身實際的企業文化，一是要從各方面為員工提供溫馨服務，滿足員工多方面物質和文化生活需求，營造出一種“企業大家庭”的氛圍；二是要抓好員工的學習培訓，為員工時時“充電”提供必要條件，提高員工素質和企業競爭力的同時，確保“安全生產”方針的實現；三是要創建科學有效的人才使用機制，建立一套“賽馬不相馬”的選拔機制和“能上能下、能進能出”的流動體制，給員工搭建足夠大的“平臺”，做到“人盡其才”。電力企業長期以來的“重用輕培少開發”的人才機制嚴重制約企業持續發展。作為電力企業文化建設的落腳點，以人為本的關鍵就在于加大人才培養力度，提高人才的綜合素質，為企業持續發展提供智力支持。

4.優質服務是電力企業文化建設的“亮點”。

因為有壟斷的行業優勢，歷史上電力企業一度忽略了服務的宗旨，“電力衙門”、“電老虎”就是對這一歷史最好的寫照。市場經濟下若繼續保留這種缺少危機意識的經營管理理念，只能是托企業后腿，所以電力企業亟需改掉“官本位”思想，回歸服務社會的角色，并讓優質服務成為自身企業文化的一大亮點。服務性應該是電力企業的根本特征，也是占領未來的根本途徑。隨著電力行業市場化，消費者不再局限于用上電、用好電，而是需要好用電、電好用。這就需要電力企業轉變觀念，把“用戶”當作“客戶”，一切圍繞客戶需求開展優質服務，最大限度滿足客戶需求；繼續倡導“一切從客戶出發，以客為尊”的服務理念，“想客戶所想、急客戶所急”，簡化辦事程序，縮短報裝和檢修時間，提高服務效率；完善規章制度、建立科學、高效、便捷的服務體系，使客戶真正感受到“優質、規范、方便、高效”的服務。服務質量是衡量企業的重要標準，也是企業文化高低程度的重要標志。隨著電力企業改革的深入，未來優質服務必然成為市場競爭致勝的“利器”，成為企業文化的亮點。

5.良好形象是電力企業文化建設的“終點”。

企業形象是社會公眾對企業的整體印象和評價，是企業的特征在公眾心目中的反映，是企業最重要的無形資產。良好的企業形象是一種推動力和吸引力，支撐著企業核心競爭力。企業文化建設“內聚人心、外塑形象”。特別是在市場經濟形勢下，良好的企業形象不僅是電力企業的致勝法寶，也是電力企業文化建設的最終目標。電力企業要塑造良好的形象就要通過各種實踐向公眾展示企業的個性特征，增加在用戶心目中的信任度，最終體現在自身塑造的企業品牌上。具體來說，電力企業要樹立良好的形象，首先就必須塑造良好的產品形象，努力提高生產經營質量和水平，為客戶提供安全、物美價廉的產品；其次要塑造良好的服務形象，努力改變“電力衙門”等不好的公眾印象，改進服務質量，為客戶提供優質服務；再次要打造良好的員工隊伍形象，加強員工職業道德、行為規范等方面的教育，提高員工隊伍綜合素質；最后要塑造好其他形象，比如環境形象等，烘托文化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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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國文化精神；理論基礎；啟示

中華民族具有悠久的歷史和璀璨的文化的民族，博大精深、五彩紛呈是中國文化是中國文化的特點。這其中，就以儒家“和而不同”與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為理論基礎。在全球化日益發展的今天，探討中國文化精神，加強不同文化間的交流與融合，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中國文化精神的理論基礎

中國文化精神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和堅實的理論基礎。中國古代哲學是“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的智慧。“這種文化心理結構，是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和詩性智慧的源頭，并突出表現在：以天人異質同構為基礎并由此確立二者間和諧化詩意類聯，這種“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的思想深刻浸潤了古代思想境界。中國人由此而強調人生境界與審美境界的合一使得中國詩性智慧特別注意以對應性、相融性、和諧性來理解和處理一切事務和關系，充分表現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感性與理性的相互交融的和諧之美。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儒家主張通過仁愛之心的推廣，把人的精神提升到超越尋常的人與我、物與我之分別的“天人合一”之境。在當今世界，我們可以把他的理論推而廣之，那就是不僅愛自己的家人，還要愛全人類，愛宇宙萬物。《莊子?齊物論》強調平等，肯定物我之間的融合。“逍遙游”是莊子思想的最高境界，也是莊子學說的最高理想。對于人生哲學的問題，莊子采取一種逍遙自然的生活態度。而逍遙之游只有在天地齊物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儒家在社會的范圍內漫游，而道家則超越了社會。莊子將完美的人、精神的人描寫成獲得絕對快樂的人，因為他超越了自己與世界的區別、“我”與“非我”的區別。用的哲學觀點來講，就是按照事物的發展規律辦事。“‘道’的精神，大道哲學和大道本體論的精神，就是中國文化哲學的根本精神，就是中華民族的根本精神”。

二、中國文化精神的啟示

第一，儒家文化作為綿延數千年的主導文化，不僅對中華民族的統一和穩定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而且對人類文明的發展也產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響。儒家文化概括起來主要有仁、義、禮、智、信幾個方面。其中忠孝和仁愛是儒家文化的核心部分。“百善孝為先”，孝悌是做人的最根本品德。孝悌之德在社會道德生活中受到普遍的奉行，由此形成一種濃烈的家族親情，這對家庭關系，進而對維持社會群體間的協調統一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是民族團結的基石。“中華民族之所以形成堅韌的倫理實體并經久不衰，與這種孝悌之情的弘揚及其形成的穩定的家庭關系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中國人這種強化群體利益的精神和“義以為上”的原則，使中國人有一種“無與倫比的凝聚力”。這對維持社會群體間的協調統一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孔子倡導社會上的每個人都要忠實于自己的家人，忠實于自己的朋友，忠實于自己的國家，特別是要孝敬自己的父母。每個人都應該對自己的國家和家庭盡到應盡的義務和責任，這是起碼的為人之道。當個人利益和國家，家庭的利益發生沖突時，應犧牲個人利益而維護群體的利益。這種重血親人倫、重道德修養的儒家學說，“把社會外在規范化為內在道德倫理意識的自覺要求。”

第二，儒家文化對于塑造中國人的性格和民族精神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中華民族誠信知報、仁愛孝悌、精忠愛國、謙和好禮等傳統美德，是中國古代道德文化的精華，是中華民族“無與倫比的凝聚力”的源泉。中華民族作為一個禮儀之邦，注重禮儀是中國人立身處世的重要美德。儒家以“和諧”為核心建構的人的全面發展學說，將會以其獨特的價值觀啟導人們反思現代社會的精神危機和動蕩不安的世界局勢。中國文化精神作為一種“極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可以幫助人們自如地入世和出世。人要真獲得幸福，就應該活出自我來，活出一個真實、獨立、完整，成功與失敗、所得與所失、理想與現實的圓融，以超然的心態對待萬事萬物，一切順其自然，就會感到輕松愉快。而這種健康的心態會讓人們更好地去做他們做的事。

第三，面對西方文化的沖擊，我們不應該失去自我。西方文化中的弱點，比如“西方的殘暴性、騷動不安、傾向于壓迫弱者、專注于物質目的”，是我們應該堅決摒棄的，而我們民族文化的精髓――對和平友愛的崇尚、強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民族意識是我們應該彰顯和弘揚的。“仁”是中華民族道德精神的象征。仁愛思想塑造了中國人特有的博大的同情心和寬容精神。

三、總結

人們在享受日益豐富的物質生活的同時，精神家園卻日益喪失，以致找不到“一個安頓自己的精神家園”。不少知識分子再次把目光轉向東方，期待在中國優秀的文化精神中找到克服歐洲精神危機的方法。在當年的巴黎和會上，諾貝爾獎得主就聲稱，“21世紀的人類要從孔夫子那里去尋找真正的幸福。”中國璀璨的傳統文化和玄妙微通的哲學，有助于解決當代人“精神的困惑”，洞悟人生的真諦和意義，尋覓來自內心深處的平和和幸福。這對建立一個穩定的和諧的社會必將發揮無與倫比的力量。中國文化精神作為一種崇高的文化思想，必將成為一盞醒世明燈，照徹茫茫夜空。它強大的輻射力，必將影響整個世界文明的進程。所以，我們應積極將中國文化精神的發揚光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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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從2012、2013年浙江衛視舉辦的中國大型專業音樂真人秀節目――《中國好聲音》從開播到現在，一直備受觀眾矚目，本文借用費斯克關于電視文化的兩種經濟理論，來分析該節目從眾多真人秀節目中脫穎而出的內在成因，旨在揭示大眾文化語境中，受眾在參與電視文本交流中的顯著程度，以更好地俯瞰中國電視娛樂節目市場未來的發展趨勢，準確把握電視經濟的命脈，做好節目的包裝宣傳。

關鍵詞：金融經濟；文化經濟；缺席的在場；生產者式文本；

中圖分類號：G2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4）05-0091-03

一、引 言

在國內電視市場中，具有較高收視率的娛樂節目以“舶來品”居多。當前不少選秀類的娛樂節目，因同質化、低俗化和泛娛樂化而飽受詬病。大眾媒體如何在市場競爭白熱化的狀態化下，突破當前節目創意匱乏的瓶頸，獲得節目人氣和廣告收益的雙贏，成為媒體從業人員當前亟待思考和解決的問題。2012年暑期異軍突起的《中國好聲音》（以下簡稱《好聲音》），成為《傳媒》雜志評比的2012年度盤點十大事件之列。2013年暑假，這一節目再次以高標準的節目質量點燃了整個夏季的收視狂潮。這一舶來品本土化創新的成功，不單是由于頂級的制作團隊、制播分離的運營模式及高水準學員的美妙歌喉，還與其節目的選材、形式和受眾的參與有著極為重要的關聯。

節目的盈利與否取決于收視率的高低，而節目的收視率又與受眾是否買賬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系。只有洞悉了受眾在接收電視文本時的心理，才能準確把握電視節目的制作要領，贏得可觀的收視率。當代西方學術界著名的大眾文化理論家約翰?費斯克提出了關于電視文化的兩種經濟理論，結合《好聲音》的走紅內因，該理論做出了合理詮釋。

二、兩種經濟理論的提出

約翰?費斯克（John Fiske，1939―），當代西方學術界著名的大眾文化理論家，在其撰寫的《理解大眾文化》一書中，根據政治經濟學的商品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理論，提出了兩種電視經濟理論，即金融經濟和文化經濟。這一大眾文化理論試圖說明，在資本主義社會里，電視節目作為商品，在這兩種平行的、半自主的經濟中生產與銷售，而生產商品的經濟機構與受眾的利益之間存在著一種根本性的斷裂。

首先，電視節目在金融經濟系統中運行，“制片廠商（生產者）生產出電視節目（商品）然后賣給電視臺（消費）；電視臺將節目（生產者）播出，相當于將電視觀眾作為商品賣給了廣告商（消費者）。這一過程注重的是電視的交換價值，流通的是金錢” [1]。緊銜而至的流通階段是文化經濟階段，電視商品的文化形式是形象、思想和符號，觀眾在收看節目的過程是消費的過程，對電視節目的解碼又是對意義、的生產過程。由此，在文化經濟階段，“觀眾構成了生產者跟消費者的雙重身份，這一階段注重的是電視的使用價值，流通的是‘意義、和社會認同’” [1]。由此可見，文化生產只有走出簡單的金融經濟領域，進入文化經濟領域，與大眾的利于趨于一致，才能實現可觀收益――要想擁有財富，必先生產意義和。他的兩種經濟模式理論，具有較高的實踐價值，為我們解讀《好聲音》的火爆走紅提供了很深刻的啟示。

三、金融經濟階段――《好聲音》的生產

（一）優越的制播模式

《中國好聲音》（以下簡稱《好聲音》）是席卷海外的荷蘭音樂節目《The Voice OF holland》的中國版，“是由星空傳媒旗下的燦星制作公司推出的中國大型音樂真人秀節目，也是中國電視歷史上首次引入真正意義的制播分離的一檔節目” [2]。“該節目將利潤分配模式從以往的‘電視臺定利潤’變為‘市場開發利潤’，節目生產線也為之改變” [3]。該制作公司承擔了所有的版權費，并與播出平臺浙江衛視達成廣告分成協議，節目若達不到規定的收視標準，燦星制作公司將單方面擔負廣告商的損失。如果雙方投入的資源越大，節目越成功，得到的收益也越大。在利潤與風險的雙重刺激下，擁有著豐富制作經驗的燦星公司（曾制作過“中國達人秀”、“中國夢想秀”等節目），頂住巨大壓力，不惜成本與投入，成功打造出《好聲音》，“第一季中的收視率從1.5到最高6.5，高達400%的收視漲幅”[4]。最終，廣告費和版權費總計收入3億多元，電視臺、制作方和冠名商都賺了個盆滿缽滿，實現了真正的互利共贏。而在第二季中，好聲音也延續了第一季的強收視。

對于金融經濟來說，“電視工業首當其沖的要務便是生產商品化的受眾，節目需盡最大可能吸引觀眾，惟其如此，廣告商才會掏錢‘購買’他們” [1]，才能實現資本的流通與增值，從而實現彼此的互利共贏。加多寶集團正是看中了《好聲音》可觀的商業利潤才高價冠名，而《好聲音》廣泛的社會關注度、令人眼紅的收視率也恰好肯定了加多寶集團明智的決策。

（二）優質的節目設計

一檔節目要想吸引人、有持續的觀眾，如果沒有好的內容，那根本就難以為繼。好聲音以音樂為本位，主持人成了“賣涼茶”的伙計，主角讓位給場上選手和更專業的評委。“這意味著中國電視娛樂進入‘后海選時代’：即依靠專業素質，精選優質資源，以資源為王”[5]。《好聲音》的節目設計主要在以下三個方面彰顯出優勢：

首先是選題上，《好聲音》的選題設計極大地滿足了觀眾的口味。與燦星公司先前制作的《中國達人秀》這檔節目相比，學員從多樣化的特長（武術、雜技、街舞、唱歌等）簡化為唱歌這一樣。該節目秉承了原版《荷蘭之聲》的節目宗旨，即“聲音是節目的唯一要素”，只要你有一副好嗓子，都有登臺表演的機會。《好聲音》學員從普羅大眾中走向舞臺，這對觀眾而言，在心理上就感覺十分親近。 其次它在首期節目播出之前就已經有過一輪高水準的選拔，登上舞臺的學員都是些頗具實力的唱將，精湛的歌曲演繹大大增加了節目的可觀性。而對于每位選手也會進行非常詳細的介紹，這些信息在勾畫出參與者不同個性的同時，也增強了節目的故事性。 然后第三點，也是該節目最大的創新點，“盲聽”和“轉椅”。導師背對選手，僅憑歌手的聲音，通過按下輪椅按鈕，來遴選中意學員。這一節目形式打破了其他選秀節目中，靠評委的主觀感受（歌手的舞臺表現力，對歌曲的演繹契合度、長相、發展潛力等綜合考慮）來集體決定選手命運的模式。在選手演唱歌曲的過程中，導師是否按鈕這一懸念同時牽動著選手、選手親友團和場內外觀眾的心；倘若有多位導師轉椅，學員的選擇又成為場內外觀眾的情緒沸點。節目后期，評判決定權在導師們和媒體團之間的博弈，使節目的情節跌宕起伏，收視率由此一路飆升。

四、文化經濟階段――化被動為主動的受眾

在電視商品被買的一刻，金融經濟的流通階段即告完成。作為商品的電視節目已經完成了它在經濟發行中的角色，開始充當文化角色的扮演。在這一階段，“電視是一個‘不生產產品的工業，而消費者也不消費產品’。其文化經濟產品的形式是形象、思想和符號” [1]。原來的電視節目變成了一個文本，一種具有潛在意義和的話語結構。

（一）缺席的在場――隱形交流對話

在《好聲音》這個電視文本中，導師、學員與受眾形成了如圖的交流模式：

（注：實箭頭表示顯流，虛箭頭表示隱流）

在節目播出時，熒幕上出現的是學員與導師間的兩種顯流――導師轉椅要學員，學員自主選導師。但受眾在觀看節目時，也作為一種缺席的在場參與了節目的交流。首先，在轉椅與選擇過程中，因為懸念的設置，觀眾在觀看過程中，不自主的也參與到選擇的過程。觀眾在觀賞表演的同時，也會在心里作下判斷，值不值得轉椅？應該選哪位導師？都成為他們最為關心的問題。而這些問題也就成為他們與節目之間產生親密感與熟悉感的重要線索。其次參加比賽的學員本身就是生活中擁有歌唱特長的普通人，如美甲店老板黃勇、貨車司機曹寅、盲人歌手張玉霞等。學員進行表演，就如同受眾的替代性表演，滿足了生活中大部分人渴望登上舞臺引人注目的心理欲望。第三，兩季《好聲音》的導師――那英、庾澄慶、楊坤、劉歡、汪峰和張惠妹，都是流行樂壇頗有名望的領軍人物，因此，學員與導師的溝通和交流，就如同受眾也獲得了與導師親密接觸的機會。受眾仿佛在無形中也參與了訓練和表演的全過程，并獲得了一種滿足的補償性心理。總之，受眾觀看表演的過程，是與學員、導師隱形交流對話的過程，更是參與節目“全民造星”的過程。

（二）生產者式文本――參與意義建構

承上所言，受眾以“缺席的在場”身份閱讀電視文本，實際上也是一種對話的過程，是閱讀主體（即受眾）與文本期望的閱讀位置（商品的制作方）之間的對話過程。費斯克對電視節目文本的分類，不同于艾柯的開放性文本與封閉性文本，而是將其定義為生產者式文本：這個范疇是用來描述“大眾的作者式文本”的，即主動權傾向于受眾的一方，受眾可參與意義建構的文本。對于《好聲音》來說，受眾在觀看《好聲音》這一電視文本時，會因為把自己放在他們所塑造的不同的社會層面與文化效忠從屬關系中，而對這一人物形象有迥然不同的理解。當觀眾把吳莫愁當作一種“90后”形象的文化資源，來思考他們自己的社會體驗和意義時，吳莫愁的意義便會在年齡軸、性別軸或社會認可軸之間移動不止，從而形成對該人物的多義性解讀。

具體而言，觀眾大致會有三種解碼立場：1.支配性解讀；2.協商式解讀；3.對抗式解讀。例如對吳莫愁的解讀，有些觀眾認可吳莫愁對音樂的獨特領悟和個性的演唱技巧，支持她的音樂夢想，即傳受者雙方的立場趨于一致的支配式解讀；有些觀眾肯定哈林老師的評判，但是不認可吳莫愁的成功，這是觀眾對于節目接受的主導意識形態的適當調整，即協商式解讀；還有的觀眾完全不認同吳莫愁展現的才藝，也不贊同哈林老師對她的欣賞和指導，這是受眾根據自身利益與背景選擇解碼立場，即對抗式解讀。

由此可見，電視文本的意義不是一個簡單的從傳者到受者的直線傳播，而是在與受眾極其所處的社會環境與文化關系的互動中得到修正或產生，電視話語的意義不是被灌輸給受眾，而是受眾自己生產出來的。

（三）大眾的創造力――獲得釋放

“某種文化要想成為大眾文化的一部分，就必須創造出抵抗式或規避式用途或讀法的機會，而這些機會的創造又源于商品的使用者在文化經濟中表現的大眾的創造力”[6]。在對真人秀節目進行解讀時，大眾的創造力主要表現在對文本意義的解讀上。傳統電視節目中，受眾的自主要體現在遙控器上，與這種單向傳輸編碼不同的是，《好聲音》節目的全民狂歡模式使得受眾得以較為自由地參與文本的解讀過程。這種主要源自兩方面：“1.生產出屬于自己的社會體驗的意義所帶來的。2.逃避權力集團的社會規訓所帶來的” [6]。前一種，可以體現在前文所提的大眾對“吳莫愁”這一形象的解讀上。第二種源于受眾在媒體這一載體中的狂歡行為。受眾在對《好聲音》節目元素進行解讀時，處于一種暫時的抽離現實處境的真空狀態，現實生活中的社會身份和角色得到隱藏，導師的抉擇、選手的去留等情節都能讓受眾的情緒得到托盤的承載――“或惋惜，或感慨，或狂喜，從而獲得壓力的釋放，生產出一種‘解放的，創造性的，游牧式的’”[6]。此外，隨著導師椅子的轉動，權利反轉到學員手上，“選手第一次以主動選擇的姿態贏得了話語對等的機會，這是大眾對戰精英話語權力的一次勝利”[7]，也是受眾無形中獲得抵抗式的重要節目元素。

金融經濟中，受眾處于無能為力的弱勢地位，而文化經濟階段，受眾一躍成為意義生產和消費的主體，基于不同文化代碼和文化能力的解讀，使他們的主觀能動性得到極大發揮，在此，消費者的力量表現得淋漓盡致。受眾對節目是否買賬，成為制作者和電視臺節目策劃時務必審慎考量的重要因素。

五、兩種經濟理論對真人秀節目創新的啟示

工業社會的大眾文化核心存在矛盾。需掌控好工業經濟與受眾的利益分野。隨著各電視臺真人秀節目的日益泛濫，屏幕前的受眾便擁有了更多的選擇權，同時也提高了對欄目內容的審美要求。真人秀節目的制作難度由此加大，生存周期也變得越來越短，一檔新生節目若是在短期沒能獲得較好的口碑，贏得一定的市場收益，便有隨時被拿下的風險。“視節目一旦成為一種商品，就要服從市場行情與商業原則的調控，市場化的電視要面向市場、面向受眾，就要充分考慮到受眾的接受心理與審美期待”[8]，需要處理好工業經濟利益與大眾利益的辯證統一關系，這就如同鳥之兩翼，缺一不可。在這個選秀審美疲勞的時代，《好聲音》異軍突起，以精益求精的節目內容和別具一格的節目形式征服了受眾。它的制勝點就在于，及時地引進了真人秀“盲聽”、“轉椅”、“導師學員互動”等節目元素，填補了市場空缺，滿足了受眾對真人秀節目心理期待的新需求，制播方的利益與受眾的利益達成了共識，從而實現了雙方的互利共贏。

另外文化商品想要流行，就必須滿足相互抵牾的需要。《中國好聲音》并不屬于國內原創節目，它之所以從眾多真人秀節目中脫穎而出，是因為在原版節目《荷蘭之聲》 的創意之上加以本土化創新和改造。然而流行的節目樣式受市場需要時，再復制（或抄襲）的幾率就越大。可是卻不一定能獲得長期的經濟回饋。《好聲音》的第一季獲得了極大成功，但其他電視臺的其他歌唱節目也相繼涌現，如《我是歌手》、《中國夢之聲》等，這些節目在2013年都一定程度上分割了部分收視群體。此外，受第一季《好聲音》的熏陶，原有受眾對這一檔節目選手的期望值變高，節目組所面臨的制作壓力也相應增大。

向國外的優秀節目學習的確值得提倡，迫于生存壓力以克隆的手段降低節目研發成本也無可厚非，但切不可讓克隆成為制作節目的一種慣性。“安于追隨”的思維方式不利于跳出節目山寨的俗套，反思如何取長補短、增強真人秀節目的原創力問題才是關鍵。只有以受眾為本位，了解、收集他們新的節目體驗和文化需求，洞悉真人秀節目制作的空白點，使創意與大眾的審美取向相合拍，才能不落窠臼，突破節目創新匱乏的瓶頸，贏得國內電視娛樂節目的主戰場。

六、結 語

從費斯克的兩種經濟理論來看，電視節目作為一種商品在金融經濟和文化經濟階段分別充當了不同的角色。盡管該理論對受眾主體性和生產性表現出過度的偏愛，遭到不少理論家的批評。但《好聲音》文本的成功生產，卻凸顯了費斯克理論在電視節目生產上的實踐價值。在受眾對媒體高呼“選秀已死”的時代，媒體工作者理應審時度勢，減慢收視率壓力下一味高效盲從的制作節奏，以受眾為本位，將費斯克“互動生產” 的理念植入創作，注重求新思變，避免急功近利，在電視欄目整體品牌發展格局下掌握“核心創意” 的主動權，才能使中國的娛樂節目煥發出更為持久的活力和生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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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中國好聲音開始，八一八那些牛氣的制作團隊[EB/OL].http：///whbm/20121016/0/87F73gI2acbbf3FF.shtml.

3 特別策劃：盤點2012十大事件[J].傳媒，2013（1）.

4 吳瓊.2012中國電視：真正創新的，都火了[J].傳媒觀察，2013（2）.

5 闞慶，冷淞.2012電視節目風向[J].視聽界，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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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4世紀意大立文藝復興開始，喬托作為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先驅之一，開始了對寫實性繪畫的探索。眾所周知，寫實性繪畫旨在模仿自然，表達客觀對象的真實性、準確性。藝術家們則是利用自己已掌握的手段去描繪眼中的可見世界，力圖在二維平面中制造出一個三維的可見世界這樣一種錯覺。文藝復興時期的寫實性繪畫滲透著人文主義的關懷，但藝術家仍無法逃脫宗教的影響，繪畫的題材選擇上也大多由此而來，還不能夠關注到周圍人群的真實生活。伴隨著歷史的發展，藝術家們也將目光轉向了他們所生活的現實社會，并誕生了卡拉瓦喬、倫勃朗等等那樣一大批的現實主義大師。他們的筆下總是飽含著對人民大眾苦難生活的同情，對不公平社會制度的控訴，而這樣的畫作都是以寫實性的繪畫技巧將生活場景如實的展現于觀者的眼前，激起觀者的經驗并產生聯想。而這之后，寫實性繪畫更由學院派繼承并發揚光大。

20世紀人類世紀世界科學技術迅速發展，攝影技術出現，它使我們可以不依自身的感覺為轉移看到物體，并可以充分表達細枝末節，使公眾對寫真的心理需要很容易得到滿足，這對于寫實性繪畫來說是一個不小的沖擊。wWW.133229.CoM

而為何要廣泛應用這些寫真圖象呢？“我們明確人們對這樣的圖象是最容易接受的，被真實再現的事物比起抽象性的事物也更容易記憶，這其中最主要的應該是人們心理上總會不自覺的將以往的經驗投射于圖象之上，滿足自身對寫實性的心理需要。”生活中為我們傳遞大量寫真圖象并且也是現代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用品“電視”，它所播放的圖象在觀者的觀念中知道所看到的是一種二維平面中的三維深度的感覺，但觀看是自身意識卻又把這些圖象看作是真實存在的，這其中觀看者心理投射去匹配這樣一些情境則發揮著巨大作用。

公眾在看到戲劇布景時總會沉浸于藝術家所設置的情景中，喚起自己以往的經驗匹配于布景之中，完全它作為真實存在，這樣一種心理投射無法避免。正如我們總會把天空中的云朵讀解為一些圖象。在所謂的“羅夏測驗”中，把一批標準墨跡交給受試者進行解釋，同一塊墨跡會被解釋為蝙蝠或蝴蝶，更不用說在用這種測驗方法所積累的浩瀚文獻中我們所發現的無數其它可能情況了，羅夏本人強調說，在正常知覺即我們心靈中的印象歸檔跟由“投射”引起的各種解釋之間，只有程度的差異。當我們意識到這種歸檔過程時，我們就說我們在“解釋”，當我們沒有意識到這種歸檔過程是就說“我們看見”。這完全取決于用已存儲在自己心靈中的事物或物象去匹配的能力。 “我們得到的忠告是：有許多繪畫應該隔一段距離觀看，這會使我們發現我們的想象力回把一片雜亂無章的色彩轉化成一個完美的物象，藝術家則把觀看者拉入了他們所制作的圈子”。京劇藝術中揮鞭為騎馬，人物立于兩旗之中則為乘船渡河等等這樣一些讀解均為藝術家對觀看者以往經驗的喚起投射于情境之中。我們可以發現觀看者或大眾在心理上無法回避在經驗與物象之間這種投射的匹配過程，并總是在尋找著寫真性情境，而人們對這樣寫真的需要也將持續存在，并且我們不可否認，記述性繪畫也許暫時可被人民忽略，但飽含要感情的，負載著歷史的這樣一些寫實性繪畫仍然具有著強大的生命力。

現代社會圖象這一形式不僅喚起了生活經驗，而且也在描述中包含了對生活本身的評論，是對經驗的反饋與聯想。“這個時代的每個人身上都深深的打上了這一時期的烙印，都不約而同的贊成著這個時代的見解、感覺、甚至錯誤。”在繪畫中，藝術家則以基本寫實的語言去關注顯示人生，這時的現實主義繪畫則被賦予了85新潮體現著藝術自由精神有著思想解放，但沒有自己的藝術語言，也沒有體現中國的社會現實這樣一種盲目的抄襲與模仿階段后，90年代，創造和豐富著都市文化的“新生代”這樣一批藝術家的出現，則給當代中國美術史上增添了劃時代的一筆。這時期的社會生活對藝術的發展與表現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藝術家們在追求圖象表現力的同時，更追求著對真實生活的表現，剖析著自我的內心親情感。90年代初期一個真正現代的物質社會向中國走來，困惑、理想的失落、無聊，對物質利益的渴望充斥于都市的每個角落。新生代的藝術家劉小東、方力均、申玲等人則用基本寫實的語言表達著自己在這樣一個時代背景下的認識與感受。他們的繪畫圖象具備著紀實性、真實性。而這種真實有著不同的指向，可以指向完美、純潔，也可以指向痛苦與虛無，指向所愿意真實表述的每一個方面。

我們不得不承認在我們自身的心理上是不可回避的對寫真圖象切實需要的同時，我們更加欣賞這樣一些具有時代深刻性的現實主義繪畫，它們具有這樣一種真實：時段性、背景性和現實性。不論時間過渡到何時他們都具有著實實在在的價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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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TU984文獻標識碼： A

引言

我國不僅國土廣袤，也是一個人口大國，相應對于資源、居住空間等配置的要求也隨之加大。近些年來，我國大力發展經濟，在全球化、信息化、生態化的大潮流下，經濟實力以及綜合國力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城市化的進程也不斷加快。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我國的城市規劃勢必朝著環境友好型、以人為本、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等方向良性發展。基于以上的新形勢，為了適應我國城市發展的新要求，城市規劃一定要結合城市發展的特點，采用科學合理的規劃，規避以前產生的問題，吸收成功的新經驗，開創我國城市規劃的新形勢，推動我國城市的發展。

1、城市規劃管理概述

1.1、城市規劃管理的概念

城市規劃管理是按照《城鄉規劃法》與已經獲得批準實施的城市規劃，對城市建設用地與工程進行嚴格審查，批準與核發城市項目建設所需的“一書兩證”，并監督和檢查城市規劃內容與建設項目是否與規劃許可內容相一致的行政管理活動，包括城市規劃的編制管理、審批管理和編制管理等內容。

1.2、城市規劃管理的重要性

城市規劃為城市建設與管理提供基本依據，是實現經濟與社會發展雙重目標的重要手段。只有經過科學合理的預測及規劃，并通過正確的引導與控制，才能確定城市最終發展方向與發展格局。同時，城市規劃需要經過法律程序的批準，具備法律效力，如果沒有法定程序的許可，其結果不能任意地進行更改。因此，城市規劃的實施不僅具有強制性而且不可變更。所以對于城市建設的合理性和城市發展的持續性而言，城市規劃為其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1.3、城市規劃的原則

城市規劃的原則，是正確處理城市與國家、地區、其他城市的關系、城市建設與經濟建設的關系、城市建設的內部關系等的指導思想。城市規劃編制工作一般應遵循以下原則：

1.3.1、整合原則。城市規劃要從實際出發，要正確處理和協調好各種關系，尤其是城市規劃與環境保護要同步發展。

1.3.2、經濟原則。城市規劃要與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保持一致。

1.3.3、安全原則。城市規劃要注意城市防災，注意交通安全，注意人民防空等一系列關乎市民安全的問題。

1.3.4、美學原則。城市規劃要注重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協調，歷史氣息與現在氣息并存。

1.3.5、社會原則。城市規劃中要樹立為全體市民服務的指導思想，貫徹落實有利生產、方便生活、促進流通、繁榮經濟、促進科學技術文化教育事業快速發展的城市規劃精神，最大限度地滿足市民的需要。

2、我國城市規劃與管理中存在的問題

2.1、城市規劃與管理體制不完善

首先，城市規劃在城市建設中的法律地位沒有得到明確的確立，現行城市規劃與管理“名不正，言不順”，在實際工作中難免縮手縮腳，嚴重影響了規劃方案的具體實施。其次，當前我國城市規劃行政主管部門混亂，執法主體作用不明晰，難以進行依法執政。且部分地區缺乏完善的城市規劃機構，規劃編制、規劃執法缺位。規劃管理機構不健全。最后，我國城市規劃權限缺乏強有力的司法解釋，各種規章制度相互矛盾，各項職能難以實施，破壞了城市的規劃管理秩序，如有部分人員搞規劃特權等。

2.2、城市規劃文化保護意識淡薄

對于一個城市而言，很多城市的發展都留下了豐富的文化底蘊，從城市初期形成到發展可能經歷上千年，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城市中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遺產，這些文化遺產不僅是城市發展的見證，也是珍貴的歷史資料。而目前城市規劃過程中，常常破壞了這些文化遺產，也沒有將文化遺產的保護納入規劃范圍，極大破壞了城市的文化底蘊。2.3城市規劃破壞了環境目前，很多城市都存在環境破壞的問題，這些問題的出現，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城市規劃過程中沒有考慮到環境保護。城市規劃不僅要保證資源合理配置，市民生活的基礎設施齊全，還要考慮城市中的設施建設不破壞環境。在現階段，為了實現城市規劃成本最低化，很多的城市規劃都建立在破壞環境的基礎上，如沒有建立完善的污水處理系統導致城市污水隨意排放，影響環境等，這些不合理的城市規劃不僅沒有加速城市的發展，相反還會帶來環境問題。

2.3、城市建設時序混亂

先蓋房后修路、再修下水道的錯誤建設時序，造成城市污水橫流、建筑垃圾遍地，綠地被大量占用，城市的生活環境質量持續下降。3.11盲目大拆大建，出現城市建筑短命現象據報道，被上海市民譽為“華麗的弧形’、‘亞洲第一彎”的上海延安東路高架橋，設計壽命長達100年，卻為了配合外灘通道綜合改造工程只使用了11年就被整體拆除。2006年10月，“堅固得像碉堡一樣”的山東青島市著名地標建筑青島大酒店被整體爆破，建成僅20a。根據我國《民用建筑設計通則》：“重要建筑和高層建筑主體結構耐久性為100a，一般性建筑為50~100a。”據統計，美國的建筑平均壽命為74年，歐洲建筑的平均壽命超過80年，而目前我國城市建筑的平均經濟壽命只有25~30a，相比世界發達國家的建筑物平均壽命“短命”許多。

3、我國城市規劃管理的解決措施

3.1、結合城市自身特點進行規劃

城市規劃一定不能照搬照抄，而是要結合城市發展的特點，結合城市的發展趨勢，以及城市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留下的文化底蘊以及地理特點來進行合理的規劃。一些城市的工業發達，環境污染較嚴重，就要求在城市規劃過程中加大對綠色植物以及排污設施的規劃，一些旅游發達的城市則要求設計更富有歷史或者自然氣息，一些經濟中心則要求交通便利，經濟區聚集等，總之，城市規劃要規劃出城市的特色，滿足市民生活的需要。3.3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環境友好型進行規劃城市規劃是一項涉及知識面廣，專業性強的工程，一個科學合理的規劃一定是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的，在不破壞環境的條件下，把握城市建設的各個環節，減少環境污染。同時，城市規劃一定要把生態環境置于首要位置，城市規劃不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這就要求城市規劃人員有一定的專業素養和環保意識，建立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城市，只有適中貫徹經濟實用、環境友好型的發展仿真，才能促進城市的和諧發展。

3.2、重視城市生態環境規劃

生態環境的保護是規劃建筑中的重要內容，要做好科學規劃，就應該以城市建設規劃的基本要求為基礎，以城市的自然資源承載力和環境容量為依據，以保護城市生態環境，實現城市社會、經濟和環境三個方面的協調發展為目的來進行。具體來說，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當地的特色與優勢來開展生態環境保護基礎設施的建設，為保護和改善城市的生態環境質量奠定堅實的基礎；另一方面，要堅持“誰污染誰付費、誰開發誰保護、誰受益誰負擔”的原則，建立健全生態環境保護的監督、評價和激勵機制，有效控制對生態環境進行的行為，加大各項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及政策的執行力度，從而形成保護城市生態環境的合力。此外，還應該充分利用教育、法制、宣傳等手段，向民眾普及環保知識，使人們正確認識生態環境問題的重要性，并能夠投身于改善生態環境、防止環境污染的行列中去。

3.3、設計合理的規劃許可

審批程序和管理體制要確保城市規劃管理的合理與科學，就必須依照城鄉規劃法規定的必要的環節來進行，嚴格遵循科學的審批管理程序，從而有效地防止審批工作隨意性，避免、隨意干預的情況發生。為此，管理部門應設計合理的規劃許可審批程序，采取各種手段確保程序的嚴格執行，對違背城市規劃管理法規的行為要追究當事人法律責任。同時，還應該加強管理體制的改革，建立健全城市規劃行政許可和審批制度，在城市規劃管理工作中貫徹實施行政許可法，建立規劃委員會制度，健全城市規劃管理決策機制，保證城市規劃與管理的有序進行。

3.4、鼓勵公眾參與城市規劃，確保公眾知情權和監督權

科學合理的城鄉規劃與嚴肅認真的行政執法是城市規劃政策可以順利貫徹實施的根本保障。因此，城市規劃的管理部門不僅要鼓勵公眾參與城市規劃建設，提出更多合法合理的規劃意見，而且要保證城市規劃決策過程的透明度，確保公眾對城市規劃工作的知情權和監督權，使得城市規劃的決策更順應民意，滿足社會公眾的實際生活需求和城市發展建設的需求。城市規劃的管理部門可以實行社會公眾的聽證制度，使每一項城市規劃決策都充分的參考了社會公眾的建議，從多方面對城市規劃建設進行綜合考慮，從而有效避免城市規劃決策的片面性，提高城市規劃實施過程中的合法性與合理性。

3.5、提高城市規劃管理人員的綜合素質

城市規劃的管理部門不僅要重視法律法規的建立健全，而且要重視城市規劃管理隊伍的建設，培養城市規劃管理方面的人才，提高管理隊伍的整體素質。例如管理部門可以通過“城市規劃人員培訓”和“城市規劃工作交流”等方式，為城市規劃管理人員提供完善知識結構和增強專業技能的機會，使他們可以更好地發揮在城市規劃管理中的主導作用，滿足實際工作的需要。同時，管理部門還可以加強管理人員的崗位培訓，鼓勵管理人員參與第二學歷培養，為管理人員提供出國交流的機會，這樣既可以拓寬管理人員的眼界，幫助其更新管理方法和管理觀念，又可以提高管理人員的業務水平，使其在工作中可以將理論與實踐更好的結合在一起。

4、結語

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日益加快，大力改善城市規劃與管理工作也變得迫在眉睫。當前，在城市規劃與建設中，管理法制、管理體制、監督與管理方式等方面還存在問題，遵循有關的城市規劃原則，處理好城市規劃管理與法律法規、監督體制各方面的關系，進行合理的規劃和決策，從而實現城市建設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吳生波.我國城市規劃和管理存在問題的研究[D].河南大學,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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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尤其是在北方地區，人們普遍喜歡吃面食，在現在的華北和西北一帶人們幾乎每天都是吃面食，人們把白面做成各式各樣的形狀，做成不同的食品。本文是通過對山東膠州灣一帶的調查了解，試圖分析總結當地人為什么喜歡吃“饃饃”，并且通過一系列的研究分析總結出由普通的飲食——“饃饃”，對山東膠州灣一帶的飲食習慣有個總結，并且對為什么會有這樣一種飲食文化并且能夠延續至今，在當今的社會還得到了發揚光大，達到了很好的發展，并取得了一定的經濟及社會效益，對當地的經濟發展社會發展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

一、問題的提出

本文所研究的問題是探討中國飲食文化，通過全面介紹山東饅頭的由來，特點及由此產生的一系列的文化產業的發展。當今社會人們又重新對傳統的文化有了深刻反思，對傳統的文化有了重新的認識，由此社會、政府及個人對此進行了發展，從中獲取有益的文化資源，進行合理地符合當地經濟社會發展條件的項目進行開發，并且通過一些宣傳使普通大眾對此有了重新的認識。本文就是要通過對山東膠州灣一帶的“饃饃”進行闡述，分析，研究其中由普通的飲食所引起的文化現象。

二、膠州灣一帶的人們喜歡吃“饃饃”的原因

1.自然原因。膠州灣地處山東半島，也就是華北平原之內。本區域的農業灌溉水源不是充足，春季時候氣溫上升地快，水分蒸發量大，容易造成春旱，冬季氣溫不低，適宜種植冬小麥。所以本區域種植有大量的小麥。這種自然條件使得當地保留了大量的農田，而且至今這種農業形勢保持持續的發展。

2.經濟原因。本地區的人口非常多，尤其農村地區。所以本地區的人們自古就有吃“饃饃”的習慣，因為這種面食能夠極大地程度上解決人們溫飽的問題。另外本地區地處黃海北部，人們都有出海捕魚的習慣，所以在出海之前當地人都會舉行一些祭海的儀式，起初人們都是用一些牲口，后來才演變成用做成各式形狀的“饃饃”在代替牲口。

3.社會原因。本區古代時期是戰亂頻繁之地，當地人們為了求得平安，就會舉行祭拜儀式，因為離海近，人們對大海有一種敬畏之心，當地人喜歡出海捕魚，想從大海中獲得食物，所以就在出海之前舉行一些儀式，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的這種行為逐漸演化成為一種風俗習慣。論文大全。到現在，在當地農村每家每戶都會在一些節日的時候做各種各樣的饃饃，表達自己的心情。論文大全。

三、饃饃——從一種食物是如何變成一種風俗習慣的

饃饃，作為膠州灣地區人們日常生活中最普遍最重要的一種食物，在人們心中早已有了一定的地位。在當地，據筆者調查了解人們不僅僅把它當做一種食物，而是有了藝術的加工。在當地的農戶家里人們會有一些木材做成刻有各式形狀的磕子，然后再用面做成各式各樣形狀的饃饃，有些人還會在饃饃上面涂上顏色，做成各種小動物，栩栩如生，活靈活現。這種花樣面塑非常有名，逢年過節或農家喜慶之時，手巧的農婦都要做些好吃中看的花樣“餑餑”慶賀吉日。但手工制作花樣餑餑費時費力，一般手藝很難做好。于是，人們便用梨木、萊果木雕刻出專用的模子——餑餑磕子來磕制面食。這種方法工序簡便，磕出來的餑餑紋理清晰、花樣好看，很受農家婦女的喜愛。論文大全。農村家庭一般都有幾件或成套的“餑餑磕子”。這種磕子被民間美術家贊為一絕，后來流傳國內外。這種饃饃磕子距今已經有300多年的歷史，已經被評為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如今，市場經濟時期，人們普遍有了商品意識，有些當地人就會利用饃饃的特點作為賣點，使之形成一種商品。隨著改革開放，人們對于傳統的東西有了新的認識，逐步把的儀式恢復了，在當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當地的祭海儀式又有了新的發展。人們在一些特定的日期都會舉行大型的祭海儀式。隨著這種活動的逐步開展，當地人們對于傳統的饃饃又有了更深的認識，開始從普通的食物轉變成為了一種風俗習慣。

四、傳統飲食文化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近些年，膠州灣饃饃的飲食文化隨著當地的經濟發展也逐漸地傳播到了周邊地區，這種文化形式也逐漸被許多人了解認識。隨著當地旅游業的興起，政府的大量宣傳，使得這種飲食文化逐步成為當地的一張名牌，作為宣傳膠州地區的很好的工具，政府通過旅游業的帶動，通過高文化產業的方式，讓更多的來到這里認識當地的文化，風俗習慣，使得當地的經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例如：在一年一度的即墨田橫祭海節上，田橫鎮的大饅頭也“出盡風頭”。祭海節上的饅頭裝飾有松樹、鮮花，還有龍、鳳等花樣。當地人說，這種面塑是祖祖輩輩傳下來的，女人們一到祭海節就研究制作面塑的花樣，不斷推陳出新，從龍、鳳、仙鶴等傳統作品發展到熊貓、牡丹花等新花樣。據悉，為了給當地人引一條致富之路，田橫鎮當地政府想盡辦法作好饅頭文章，包裝、注冊商標，舉行饅頭“選美大賽”等，田橫饅頭也逐漸打出了名氣，成為了“香餑餑”。在山東農業商務網上，“田橫饅頭”也圖文并茂地做了展示。

筆者通過對當地的實地走訪調查了解總結出一些觀點：傳統文化意識的回歸給傳統文化的新發展的機會。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的發展，使得人們對于傳統的文化有了新的認識，能夠充分地發展傳統文化的優勢，使之成為發展的一種很有效的方式方法。既然現在人們能夠認識到傳統文化的重要性，那么就要充分發揮政府部門的主導作用，只有通過有效地宣傳，很好的運作，才能使這種傳統的東西合理有意義的發展，使得人們能夠欣然接受，并不斷地發展下去，做大做強。經濟的發展要依靠很好的領導，要依靠強有力的手段，要依靠不斷創新的產品，同時也要依靠對于傳統、特色的發掘和發展。這樣經濟就會與文化有機地接合，通過一個合理的平臺使其達到利益最大化。

“饃饃”這種飲食文化的發展還是個開始，人們還會不斷地創新，通過“饃饃”還會衍生出各式各樣的文化和商業形式。通過“饃饃”的發掘和發展，會給當地帶來一定的改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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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B8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5242(2011)06-0001-08

收稿日期：2011-08-11

作者簡介：劉士林(1965-)，男，河北曲陽人，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設計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文藝學博士。

大約20年前，我提出了中國詩性文化的概念與理論，認為美輪美奐、源遠流長的中華古典詩詞不僅是一種文學技藝或審美對象，也是我們民族傳統文化的完整承載體系與中華民族在歷史上最真實的生活方式。此后我一直不懈努力，將詩性文化理論運用于美學、中國文化、江南文化、都市文化等領域，希望能夠為我們深入了解中華文明的源流、結構與功能，推動中國文化的轉型與創新，提供一種新的理論基礎和新的解釋框架。值此詩性文化理論提出20周年之際，我想結合個人的探索和認識過程作一簡要回顧，以求教于大方之家，并希望它能在21世紀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中發揮一點正面和積極的作用。

一、詩性文化的學術地圖與多向拓展

我對中國詩性文化的探索與研究，起自1990年著手研究、完成于1991年、出版于1992年的《中國詩哲論》，中間經過1994、1995年的《中國詩學人類學》，最終在1999年出版的《中國詩性文化》中得到較為完整的表述。(在2006年出版的四卷本《劉士林中國詩性文化系列》中，《中國詩哲論》易名為《中國詩學精神》，《中國詩學人類學》易名為《中國詩學原理》，但基本內容均保持未變。)2002年以后，我又將中國詩性文化的基本原理運用于“江南文化”和“都市文化”研究中，先后撰寫或主編有《江南話語叢書》(2002第一版，2008第二版)、《詩性智慧叢書》(2005)、《中國都市化進程報告》(自2007年起，每年一卷)、《中國臍帶：大運河城市群敘事》(2008)、《江南文化讀本》(2008)、《江南文化精神》(2009)、《江南文化理論》(2010)等。20年來，我個人的學術方向與領域雖幾經變化，對詩性文化理論、價值態度等也有或大或小的調整和補充，但以詩性精神與價值譜系審視、反思、批判古代的政治倫理異化、現代西方工具理性和當代全球商業欲望的主旨始終如一。在這里，我想簡單從三方面加以梳理和反思。

首先，關于詩性文化概念的最初出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純乎偶然”。當時我還是一個剛剛畢業的大學生，由于在大學時有寫詩的經歷，以及很偶然地接觸到與西方理性傳統差異很大的維柯的《新科學》，特別是在后者提出的“詩性智慧”的刺激與啟發下，我幾乎是在一種“詩意迷狂”的狀態中偶然撞開了詩性文化之門。從最核心的“中國文化的本體是詩，其精神方式是詩學，其文化基因庫是《詩經》，其精神峰頂是唐詩。一言以蔽之，中國文化是詩性文化”，到隨意發散出的“不是歷史學，不是道德哲學，而恰是古典詩學，才真實地把握和描述出古代中國人的生命本體及其精神方式”等，可以說都是無法論證的詩性直覺產物。

門戶既開，就為以后的探索與推進提供了可能。直到1998年夏秋之際完成了《中國詩性文化》的寫作，借助人類學對原始思維和早期人類文明起源研究等理論與方法，特別是在中西文明的比較框架下，中國詩性文化的出身之謎和深層結構才日漸清晰和完整，并最終凝練為我經常喜歡講的一句話――“如果說，西方文化的深層結構在他們的哲學中，那么中國民族的最高智慧則在中國詩學里”。后來，我還經常用“思想蘆葦”和“情感蘆葦”來說明中西文化的深層差異――“以‘思想蘆葦’自居的民族最發達的是理性機能，以‘情感蘆葦’自居的民族最發達的則是審美機能。主體機能發育的不同，也直接影響到他們思考、解決現實問題的思路與方式。如果說解決‘思想’問題主要靠哲學，那么最擅長解決‘情感，問題的則是詩學，這也是哲學在西方文化中占主導地位、而詩學成為中國文化深層結構的根源。”

其次，在對詩性文化的價值態度上，我也經歷過思想上的曲折與反復。在寫作《中國詩哲論》前后的幾年中，由于受20世紀80年代西方現代思潮和工業文明必勝的影響，盡管當時可能比現在更熱愛古典詩歌和田園生活方式，但對中國詩性文化的評價與態度卻相當悲觀甚至冷酷，如我在《中國詩哲論》的“結語”中曾寫到“詩性文化是一種較為落后并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的文化形態”，這種青春思想特有的叛逆直到很久以后還未能被淡化，以至于多年以后如王改正先生還會以《詩性文化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嗎?》(《中華詩詞}2009年11期)一文賜教。但老實說來，這個觀念在我的研究中占的時間很短，在1994年出版的《文明精神結構論》中，我提出一個健康的文明在深層應包括“真、善、美”三大觀念或“科學、倫理、審美”三種“精神實踐方式”，并將之對應于人類歷史中的古代農業文明、現代工業文明和后現代消費文明，特別是在深入研究了西方現代的“美拯救世界”思潮，以及在1994、1995年通過撰寫《中國詩學人類學》(即2006年收入《劉士林中國詩性文化系列》的《中國詩學原理》)而比較充分地了解到詩的起源與發生之后，我對科學主義和工業文明中心論有了很大的超越。但真正做到把詩性文化與理性文化看作對立、互補的兩大譜系，則是在1997和1998年寫作《中國詩性文化》的時期，通過對中國詩性文化的原始形態、歷史源流、深層結構和現代價值的充分研究，這個關于詩性文化的探索才大致告一段落。

幸運的是，我這些早期并不成熟的探索并沒有被時代拋棄，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特別是新世紀以來，隨著西方現代社會病象橫生以及現代工業文明的漏洞百出，在生態文明、可持續發展等新的時代背景和要求下，我更加意識到關于中國詩性文化的偶然探索，具有遠比它本身更加重要的理念價值以及思想文化資源意義。再后來，由于越來越明白包括中國詩性文化在內的任何形態的文化都有兩面性，所以我不再膠著于諸如“中西文化孰優孰劣”、“詩性文化與現代社會是離是合”這類大而無當的問題，而是以“與文化為善”的態度并積極地“從建設性

角度”推進中國詩性文化的研究工作。具體說來，一方面是不斷地思考和闡釋詩性文化的本質與內涵，努力通過具體內涵的深入挖掘以探索中國詩性文化蘊涵的現代性價值。如提出在中國民族生命中存在的是“詩化的感性”和“詩化的理性”，既不會走向高度抽象的西方邏輯系統，也不容易走向西方非理性的欲望狂歡。另一方面，則是努力探求詩性文化作為一種基礎理論進人到一些新的學術領域(如江南文化研究)和更廣闊的現代社會生活(如都市化進程研究)的可能與具體路徑。我覺得這比早年那種空泛的討論在實際上更有助于詩性文化的當代重建和復興。以“詩化的理性”節制“消費生活方式和消費意識形態”的惡性膨脹與無限擴張，以“詩化的感性”平衡“大眾文化和娛樂文化”的“娛樂至死”，更是我經常強調和努力探索的。如2004年出版的《苦難美學》、2006年出版的《一個人的文化百年》，主題都是以中國詩性文化理論反省、檢討、批判西方以非理性為核心的現代文化和以純粹欲望為主題的后現代消費文化。所以盡管在表面上這與中國詩性文化有所偏移，但在研究的主旨與關切的核心問題上，卻可以說與詩性文化仍是一脈相承的。這一切都因為，我有一個很大的夢想，就是希望在經濟全球化、社會麥當勞化、文化粗俗化的當今世界，實現中國詩性文化在當代的整體重建或走向真正的文藝復興。

再次，在經濟全球化和文化都市化的背景下，民族與傳統文化的利益與安全問題日益重要。近幾年來的都市文化與城市發展研究，使我對中國詩性文化的安全與可持續問題也有了一點新的思考在2004年《解放日報》發表的一個演講中，我提出一個問題：“自近代以來，中國民族在文化上的創造越來越少，從人文思想資源這種形而上的‘道’，到生產工具這些形而下的器物，基本上都是從西方引進的。這個過程與中國詩性文化的衰亡是同步的，它說明了什么問題呢?”在2006年《中國教育報》發表的另一個講演中，我提供了一個初步的答案：“因為與詩性文化一同消亡的，還有我們民族詩性的精神機能與生命本體，包括我們民族特有的詩性的感官、直覺、心理、思想與創造力。而與此同時，是我們在文明上與西方日益趨同，越來越沒有自己的風格與特征。盡管我們仍在生產與創造，但由于從觀念到工具都是西方的，所以整個現代生產過程就擺脫不了一個巨大的異化怪圈：我們越生產，我們就越缺乏；我們越創造，就越沒有創造的能力。因為我們沒有一件勞動成果可以與西方區別開。這表明，一旦失去了詩性文化，我們就只能充當其他強勢文化的工具，并按照它們的意圖去生產與消費。”

現在講文化利益與安全的人物與言論很是不少，但我認為，由于對中國傳統文化深層結構與真實精神的陌生，很可惜他們大都未能抓住中國文化最根本的文化利益與需要。因為與其他古代民族對人類的貢獻不同，中華民族最大的貢獻是詩性文化，這既是我們民族與其他民族相區別的標識，也是中華民族內部自我認同的身份證明。所以說，中國最根本的文化利益是詩性文化，中國文化的安全就是詩性文化的安全。從詩性文化出發，我們才知道什么是中華民族的真、善、美；立足于詩性文化，我們才可以真正理解我們真實的存在以及表達我們真實的需要。現實的狀況恰恰相反，由于世事忙碌、倦于思考以及被其他民族文化所惑，我們早已不知道自己真實的存在與需要了。當然，我們應該學習西方，應該了解科學、商業、管理等，以便在全球化的競爭中占據更有利的位置。但更要強調的是，未來世界絕不會是理性文化獨步天下，而詩性文化既是理性文化最重要的批判者，也是人類要全面發展不可或缺的另一半。在這個意義上，維護詩性文化的利益與安全，既是我們對中華民族應該承擔的倫理職責，也是對人類文化必須作出的莊嚴承諾。在某種意義上，這也是我20年來一直不敢懈怠并努力推廣詩性文化的根源。

二、學術語境、歷史背景與理論建構

中國文化不同于西方，這是不爭的事實。但關鍵在于找到其根源，這是我們深入理解自身的傳統，以及與其他文明進行平等對話與交流的大前提。詩性文化作為一種原創性的、綜合了歷史方法與邏輯方法的文化研究，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為中國文化的“正本清源”提供了一個有著堅實理性基礎的本體論結構。我認為，中國詩性文化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在學術語境上，以區別“歷史研究”與“文化研究”為前提，為中國文化的“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途徑與范式。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西文明交流與接觸的深入，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成為熱點問題。尤其在90年代西方學者提出“文明的沖突”與“殖民文化”理論之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本體論結構的理論闡釋，也就變得更加重要起來。但長期以來，我們對中國文化的研究，不是束縛于傳統的國學范圍，考證源流，董理國故，缺乏對其現代意義與價值的闡釋，就是受制于西方的文化殖民新傳統，紙上空談，隔靴搔癢，甚至是風馬牛不相及。究其原因是把“文化研究”變成了“歷史研究”。進一步說，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闡釋是“史”而不是“學”，主要表現為史料之間的松散的排列組合，既缺乏核心范疇又沒有邏輯系統。具體說來，一是缺乏基本理念，用中國哲學的話說，是那種大而無對的本體，是那種不可能被其他文化所涵蓋、也不可能借助其他語境來顯現的“道”。二是缺乏緊密的內在統一的邏輯進程，即那種依靠民族話語而展開的自我精神運動過程。這往往使研究變成從時間角度來排列歷史生活現象，而不是從邏輯角度來重建可理解的歷史有機體。對文化研究來說，不僅需要歷史資料及相應的歷史學方法作基礎，更需要建立中國文化的基本理念及相關的邏輯系列。只有這樣才能講清楚中國文化的質的規定性并闡釋出其現代性價值。基于這樣的認識，對中國文化的文化研究，一方面必須在觀念領域建立中國文化的最高理念，它濃縮著中國文明的全部精華而又“與物無對”；另一方面還必須在學術方法上完成從“史”到“學”的轉換，徹底拋棄現代學術中的二元論理念及其思維方式，把自現代以來一直迷漫在中國學術界的“文化殖民主義”給予一次大的清掃。《中國詩性文化》就是這樣一種嘗試，在基本理念上，它提出了中國詩性文化的觀念，論證了其特有的本體結構與歷史形態；在邏輯范疇上，以不同于西方理性智慧的詩性智慧為核心，從原始發生、邏輯內核、精神方式、結構關系、歷史流程、價值歸宿、當代意義等角度，對中國文明的精神結構與中國文化的本體內涵進行了系統而深入的闡釋。

其次，在歷史背景上，以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期和張光直的青銅時代為理論資源，在批判歐洲文明中心論的基礎上建構了一種全新的文化起源史觀。

在當代關于文明的起源研究中，普遍存在著兩種誤區：一是文明中心論對于人類歷史整體的扭曲；二是歐洲文明中心論對其他民族文化模式及歷史形態的獨斷論闡釋。它們本質上可以稱之為文明中心論學術史觀，并直接導致了文化殖民主義的惡性發展。出于對這一問題的反思和認識，我們試圖建構

一種關于文化起源的新學術史觀。具體而言，是把雅斯貝斯的軸心期理論與張光直對中國青銅時代的卓越研究結合起來，以前者為根據避免了文明中心論的獨斷論認識圖式，以后者為基礎捍衛了中國文明的本體性結構。同時，.經過對人類學、歷史學、考古學以及古文獻等方面的綜合分析，為人類精神起源研究建立了一個新的歷史背景：從青銅時代到軸心期，也即中國古人一直念念不忘的“三代”社會。中華民族在這個歷史區間所面臨的挑戰與經歷的變化，是中國詩性文化得以發生的最直接的歷史背景。這段歷史既是原始文化的終結處，也是文明時代的歷史起點。其中最顯著的變化在于人的精神意識的誕生。而導致這一巨變的深層原因則主要有二，即歷史角度的食物分配方式變革與心理角度的意識結構轉型。根據古生物學有關研究，原始物種的滅絕和變異，都根源于自然界固有食物鏈的突然中斷，人類的起源亦如此。要而言之，一是第四紀冰川以及大洪水時代對原始食物資源的巨大破壞，正是在食物再分配過程中導致了人類與自然界的分離；二是青銅時代原始公有制的瓦解以及軸心期私有制的成熟，它解構了原始民族普遍存在的“永生的信仰”，促發了以“死亡意識”為精神核心的個體精神生命的覺醒。如果說，前一個過程產生的是人不同于自然界的“類本質”，那么后一個過程則直接催化出個體不同于他人的“自我意識”。在這個過程中，如果說人類與其他古生物共同的問題是必須改變食性與食譜，那么其巨大的差異則在于，由于“類本質”和“自我意識”的出現，人類的反應開始具有“對象化”與“主體化”的性質。前者意味著自然界成為“對象”，后者意味著人自身成為“主體”，在原始詩性智慧中自然和諧的“天人合一”秩序由此走向崩潰，人類不僅不再依附于大自然，相反只有通過改造與征服自然才能生存與繁衍下去。西方歷史學家將之稱為“軸心時代的精神覺醒”，并具體表現在希臘、印度、埃及與中國四個最古老的文明中。盡管由于自然地理條件與經濟生產方式的不同，它們覺醒的方式與收獲各不相同，但正是在經歷了這一歷程之后，人類才開始有了自身的精神、文化與傳統。以后所有的文明創造與成果，都是在這個基礎上展開的。

再次，在理論建構上，以“文化研究”為學術語境，以“軸心時代的精神覺醒”為歷史背景，以馬克思社會生產理論為總方法論，通過對早期文明在物質生產方式、人自身的生產方式及精神生產方式的差異考察，闡釋了中國詩性文化的模式特征、深層結構和核心功能。

按照維柯的天才看法，詩性智慧是人類最初的智慧。關于詩性智慧的概念，在源頭上講，類似于人類學的“原始思維”，在現代意義上，又近乎美學的“藝術思維”。其具體內涵，用中國哲人的闡釋，是“物我無對”或“物我渾然”，用西方哲學的話說，是主客直接統一著的“一元論”。從文化功能角度看，詩性智慧本質上是一種生命倫理學。正如莊子說“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在原始時代，由于意識機能的極度不發達，人們不僅不能區分物我、個體與他人，甚至也不能區別開生與死。在這個原始的精神系統被破壞之后，人類面臨的最大問題主要有二：一是如何面對資源越來越緊張、生存條件越來越惡劣的大自然，他們不明白，曾經極度慷慨的大地母親為什么突然變得吝嗇與殘酷起來?二是如何應對生命內部異軍突起的“自我意識”與“個體需要”，他們很可能更不明白，為什么原本樸素的內心世界在一天天變得工于心計與欲壑難填。前者是“對象”問題，后者是“主體”問題。在最古老的四大文明中，大約產生了四種回應方式，一是全盤否定“對象”，如古埃及的“來世論”，認為這個世界是完全不真實的；二是徹底消解“主體”，如古印度的佛教哲學，認為生命的本質是“空”。這當然是兩種最極端的反應。三是希臘類型，我把它的關鍵詞稱為“主體化”與“對象化”，這兩方面是相反相成的，前者使人自身由原始的情感主體逐漸發展為冷靜的理性主體，而主體的日益強大則意味著人與大自然的原始有機聯系日益走向解體。對于后者，大自然與人類的敵對關系的出現與不斷升級，意味著兩者之間的矛盾斗爭變得更加酷烈與無法調和，原始的和諧徹底破裂。四是中國類型，由于詩性智慧在中_國保存得最好，它既限制了外部的人與自然的分裂，同時也限制了生命內部感性與理性的對立。具體說來，它在肯定個體意識與需要的同時，又無法徹底割裂原始人群中遺留下的血緣親情；而在不得不征服自然以換取生活資料的同時，它又希望能夠保持與大自然的原始和諧關系，因而，它只能是在肯定自身的同時又限制自身，在改造自然的同時又希望不要“傷筋動骨”。與希臘模式相對，中國模式可稱為“非主體化”與“非對象化”。希臘模式的要義有二：一是表現為感性與理性的二元對立，二是宇宙裂變為主體與客體兩部分，那種冷酷地壓抑感性以及冷酷地征服自然的西方社會生產方式，正是以此為基礎積累形成的。中國模式不同，它一方面盡力消解生命內部逐漸展開的“感性”與“理性”的對立，另一方面又通過限制主體的欲望以盡可能減少人與自然的矛盾。希臘模式是理性文化的代表，完全背離了人類最初的詩性智慧。中國模式是詩性文化的典范，最大限度地繼承了原始的詩性智慧系統。以后的中國文化，盡管層次繁多、旁逸斜出，但都以詩性智慧為根底，所以說，中國文化是從“詩性智慧”中轉換生成的詩性文化形態。

在現代以來的中西文化比較研究中，我們經常能見到的一系列二元對立，諸如西方科學而中國審美、西方理性而中國感性、西方善于征服自然而中國擅長維系社會等，可以說都根源于“理性文化”與“詩性文化”這兩種迥然相異的本體素質。如果說理性文化很容易獲得物質生活資料，那么，不與自然相對立、相分裂的詩性主體，如何從自然界獲取足夠的生活資料，完成其與自然之間必須展開的物質交換以維系其類的延續性，則不僅是一個必須解答的問題，同時也包含著詩性文化最根本的秘密以及最重要的現代性價值。馬克思曾指出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有很大的區別，前者依賴于自然，人的本質力量所實現的不僅是主體的勞動邏輯，同時也是對象固有的目的的展開。如農民種莊稼在滿足主體生活需要的同時，也實現了種子“長成莊稼”這一自然的目的性。但在工業文明的勞動邏輯中，主體與對象之間所發生的“物質變換”過程，則意味著把對象生產為與其自身相異的東西，其最典型的是化學工業。中國詩性主體的生命活動方式源于史前時代的詩性智慧，其勞動邏輯可以表述為：如何在與自然發生關系、進行物質交換的同時。又把對象生產為對象本身以及同時把主體生產為主體本身。這在本質上是一種把自然再生產為自然、把人再生產為人，把世界澄明為世界的自由勞動機制。正是在這種內在生產觀念及由其外化形成的自由生產關系的制約下，中國民族形成了一種與西方文明完全不同的生產生活方式。在環境、能源和社會不斷出現問題和危機的當下，詩性主體特有的這種生命活動方式，在某種意義上昭

示著中國詩性文化對人類未來的重要意義。

三、中國詩性文化的傳承創新路徑

中國古典詩歌，既是人類詩性智慧最直觀的物化形態，也是中國詩性文化最重要的載體。在這個意義上，以閱讀、鑒賞、研究與寫作為主要形態的中華古典詩詞傳習，有著比一般的讀書與知識教育更偉大的使命和更深刻的作用。

這一點可通過與當下十分興盛的國學研究的比較得知。國學教育盡管在理念上十分重視中國文化知識，但由于其遵循的文史哲框架來自現代學術，或者說來自受現代西方學術文化影響巨大的中國現代學術，因而在文學、歷史學、哲學研究中，隨處可見的都是經過西方理論語境過濾、解釋和修正之后的中國文學、歷史、哲學經驗，而它們能否真正揭示和澄明中國文化的真實歷史經驗與內在精神本質，是很值得懷疑的。中西文化最根本的差異在于詩性文化與理性文化的對立，以詩性文化理論為基本語境、以中華詩詞傳習等為具體教育手段，可從根本上解決現代以來中國文化在西方理性文化語境中一直被割裂、遮蔽甚至是扭曲的尷尬與困境。

盡管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詩詞可以很形象地表達和再現中國文化，但由于詩詞本身是文學而非理論，是意象和靈感而不系統，人們對此普遍存在的一個疑問可以歸結為它是否可以傳達尤其是可以系統地傳達中國文化及其精神。關于這個問題也比較大，這里僅從兩方面加以簡單論述：在理論上講，那種認為詩詞不具有文化理論的觀點，本身就是理性中心主義建構的一個思維鏡像。如果從維柯《新科學》的角度看，詩性文化本身就是一種完整的知識譜系和智慧形態。關于這一點，維柯在《新科學》中講得十分明確，一方面從詩性文化中發展出詩性的邏輯功能、倫理功能、經濟功能和政治功能；另一方面發展出物理知識、宇宙的知識、天文知識、時歷和地理知識，這些也都是詩性的。以中國的《詩經》為例，“《詩經》是中國詩性文化的第一次系統表達，同時它表達的也是詩性文化的黃金時代，因而成為中國文化精神的一部典范教材，后代的人們，無不先從這里獲取語言、思維方式、價值觀等，并逐漸奠定了它在中國文化典籍中‘經’的地位與意義。”①從歷史上看，以先秦《詩經》與周代文化為例，《詩經》本身盡管在形態上是詩，但本質上更可以稱之為“周代文化百科全書”，對此既可參見孫作云先生的《詩經與周代社會》一書，也可參看1990年代初期姚孝先先生在《開封師專學報》上發表的一系列的文章，其中涉及周代文化的“天、地、人”、“衣、食、住”、審美觀念、婚姻狀況、釀造技術、動物學等方面。總之，周代文化的主要方面，在《詩經》中都獲得了或清晰或模糊(模糊是因為它采取的藝術化表達方式)的反映。由此可得出詩性文化本身曾是一個完整的體系，關鍵在于如何通過現代教育框架與制度把它重建起來。

按照當代的學習型社會理論，一個完整的知識譜系主要包括五種，即哲學學習、政治學習、實用知識學習、倫理學習與審美學習，它們涵蓋了理念、現實、工具理性與制度理性、人之為理性生命的倫理原則及人之為自由生命的審美尺度。與那種認為詩詞是一種零散、破碎、非系統的知識相反，中國詩性文化大體上包括了以上五種知識譜系。

在哲學知識譜系，正如我們反復強調的，“中國民族的最高智慧在中國詩學里”、“不是歷史學，不是道德哲學，而恰是古典詩學，才真實地把握和描述出古代中國人的生命本體及其精神方式”、“從詩的角度，能更直接、更真實、更確切地描述出古代中國人精神結構中發生過的裂變、演化和躍遷過程”。這是因為，中國詩學在中國古典文化中的位置，正相當于西方哲學在西方文化中的支柱地位與意義。在《中國詩哲論》中，我曾深入論證了古代偉大詩人的哲學價值，他們在詩中以直覺的方式直接展示了古代人的精神深度，只要我們能夠“如其本身所是”地把握了它們，就等于把握住了中國文化的歷史結構和精神本體。正如漢代經學說“詩者，天地之心”，它表明詩還是整個宇宙的精神軸心，在詩的本體論結構中深蘊著宇宙、社會、生命運作的密碼與機制。也由于這個原因，詩在表層結構上的任何變化，都是世界本身存在狀態變化的預演或征兆。如《毛詩序》說“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如劉勰《文心雕龍?時序》說“時運交移，質文代變……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講的都是這個道理。盡管中國這種源自上古的詩性智慧，在經歷了玄學、理學、佛學人詩的歷程后也沾染上一些雜質，但從總體上看，并未改變其深層的結構與功能。

在政治知識譜系上，以中華詩詞為表現形式的中國詩性文化，從一開始就具有強大的政治功能，同時這一功能在古代世界中也一再被重建。早在周代以前，詩的政治功能便以“觀民風”的形態登上歷史舞臺，如《禮記?王制》所說：“天子五年一巡守。歲二月，東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如《漢書?藝文志》所說：“古者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而詩性政治功能最典型的重建是自居易的“補時政說”：“大凡人之感于事，則必動于情；然后興于嗟嘆，發于吟詠，而形于歌詩矣。故聞《蓼蕭》之詩，則知澤及四海也。聞《禾黍》之詠，則知時和歲豐也。聞《北風》之言，則知威虐及人也。聞《碩鼠》之刺，則知重斂于下也。聞‘廣袖高髻’之謠，則知風俗之奢蕩也。聞‘誰其獲者婦與姑’之言，則知征役之廢業也。”(《策林六十九》，《白香山集》卷四十八)由此可知，詩歌創作與傳播既曾是古代君主了解現實的基本渠道，同時也是古代士大夫為生民請命的重要的參政議政方式。此外，這還集中體現在“詩歌之道與政通”上，如《樂記》所說：“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借助于文化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我們還提出這與上古時代的詩性政治相關。根據我們對“周六詩”的闡釋，它們都是上古詩性政治的主要手段。具體說來，其中的“風”、“比”為中國古代的生殖歌舞，是母系時代形成的那種以生殖崇拜為主題的詩性智慧的延續，其目的在于刺激生產勞動者的本能，以保證整個種族在人口數量上的再生產。其中的“興”、“賦”為農業生產歌舞，其主要目的一是用來刺激物質生產所需要的勞動熱情，二是用來消除分配過程中產生的有可能影響到社會再生產的沖突與矛盾。而“雅”與“頌”則是這一詩性政治功能的進一步延伸，前者主要用于彌補周天子與諸侯國之間的利益沖突，后者則意在維護周部族內部的安定團結。從總體上看，它們分別對應于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類社會生產的三種基本形式，即關于人自身的再生產、關于生活資料的再生產以及以意識形態為中心的精神生產。

在實用知識譜系上，與針對自然的西方科學知識不同，詩性文化主要針對的是社會和人群，體現為一種“以人為本”或以實用理性為突出特色的實用知識譜系或工具功能，并在具體層面上涉及知識傳授、情感表達、觀察方式、倫理結構、外交修辭等方面。如大家熟知的這些記載：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

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

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

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

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論語?子路》)

與現代詩學刻意強調詩的審美價值不同，詩性文化先驗地融審美與實用為一體。在古代人的生活世界中，詩歌在處理社會問題時的確可以發揮程度不同的作用。如《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記載的“賦詩以觀其志”：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

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日：“七子從君，以

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

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日：“善哉，民之主也!

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

日：“床第之言不瑜閩，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

得聞也!”予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

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日：“武請受

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日：“吾子

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日：“善哉，保家之

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日：

“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

祿，得乎!”

曹植也曾用《詩經》之句幫助自己躲避了政治迫害，他在太和五年(公元231年)的上疏中寫道：

遠慕《鹿嗚》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

誠，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

哀。(陳壽：《三國志?魏書》卷十九)

與針對自然界的西方自然科學和理性文化不同，中國詩性文化更關注從社會興衰中發現歷史規律，因而在中國有“詩史”之說。與西方主要以生產工具來劃分人類社會各階段不同，如我們熟悉的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青銅時代、蒸汽機時代、計算機時代等，中國古代更傾向于用詩體更迭顯示歷史的變遷進程，如我們熟悉的詩經、楚辭、漢賦、南北朝民歌、唐詩、宋詞、元曲等。

在倫理知識譜系上，與古希臘柏拉圖以詩歌傷風敗俗為由，提出要把詩人趕出理想國不同，在中國則有“詩教“一說，以為詩具有無與倫比的教化功能：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

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

俗。(《毛詩序》)

詩之為道，可以理性情，善倫物，感鬼神，設

教邦國，應對諸候，用如此其重也。(沈德潛：

《說詩啐語》)

夫詩教之大，關于國之興微，而今之論詩

者，以為不急，或則沉吟乎斯矣，而又放敖于江

湖裙屐間；借以為榆楊贈答者有之。詩之衰也，

詩義之不明也。(黃節：《詩學》)

這種看法還體現在提倡“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新樂府》序)的元白詩派上，如自居易對張籍的評價：

張君何為者?業文三十春。尤工樂府詩，

舉代少其倫。為詩意如何?六義互鋪陳。風雅

比興外，未嘗著空文。讀君學仙詩，可諷放佚

君。讀君董公詩，可誨貪暴臣。讀君商女詩，可

感悍婦仁。讀君勤齊詩，可勸薄夫敦。上可裨

教化，舒之濟萬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

身……(《讀張籍古樂府》)

在審美知識譜系上，自從陸機提出“詩緣情”的概念，特別是經歷了魏晉時代“人的自覺”與“文的自覺”之后，詩性文化的政治倫理功能有所收斂，而其固有的審美功能則有重大的提升。詩詞在表達情感上的作用進一步凸現出來：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

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祗待之以致饗，幽微

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

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云署雨，冬月

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

群托詩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

朔野，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

單，孀閨淚盡，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

揚娥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

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聘其情?(《詩品

序》)

篇（9）

O引言

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蘊藏著豐富而深刻的市場營銷文化。在我國，長達二千年之久的封建文化對人的影響非常之大，特別是傳統思想中以倫理為本位，強調社會需求和集體利益，祟尚道德誠信，對當代市場營銷管理起著重要作用，對消費者的影響可以說是根深蒂固的。所以我們在市場營銷管理中，如果能注重對傳統文化的分析，就能另辟蹊徑，在日趨競爭激烈的二十一世紀市場上捷足先登。

1汲取儒家傳統文化精華，倡導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營銷道德

儒家文化博大精深，內容豐富。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東方文化的代表，儒家傳統文化是我國傳統道德的根基，其核心是“仁義禮智信”，是現代營銷道德必然繼承和發展的傳統道德，是當代市場營銷之根本。首先，樹立以“仁”為內核的市場營銷理念。儒家文化把“仁”作為最高的道德理想境界，把“仁”釋為“仁者愛人”，重視人的地位和作用。“敬人者，人恒敬之”，不以仁心對待顧客，顧客何以仁回報其次，建構以“義”為特征的市場營銷準則。關于義利關系，儒家文化認為應該“貴義賤利”、“義以為上”，強調先利后義。在營銷管理活動中，要“義利合一”。“義利合一”追求的是企業、顧客、社會的和諧發展。重義，即避免人們成為“金錢的奴隸”，不搞欺詐行為，不發不義之財，不做不義之事：求利，即對物質利益的追求，通過全心全意地為顧客服務，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來獲得。要求在當代市場營銷中，既要賺錢又要講友誼，既重經濟交流，又重社會效益。第三，建立以“禮”為基礎的市場營銷規范。人們崇尚禮儀，能以寬容態度待人，推己達人。孔子說：”不學禮，無以立”。不懂得協調人際關系，就不能立身處世。當代商戰更應遵守禮，遵守社會法律和道德規范，實現互利雙贏。第四，確立以“智”為動力的市場營銷策略。儒家倫理認為“智者，才智”、“待物為智”。強調對萬物的認識依賴于智。在當代，在制定營銷策略、預測市場需求、開拓國際市場、開展人才競爭等市場營銷管理活動中，無處不需“智”。第五，遵循以”信”為核心的市場營銷原則。誠實守信是中國傳統美德的重要內容之一。儒家倫理認為“人若無信，不知其可也”，“誠者，天之道也。誠者，人之道也”，“以誠為本”是塑造企業形象和信譽的基石，是企業獲得效益、贏得市場的法寶。市場只青睞貨真價實、真誠對顧客服務、對社會負責的企業和運營者。鄙視那些不誠信行為：產品假冒偽劣、價格欺詐、廣告虛假、售后服務質量差。

2軟營銷超越硬營銷。在營銷中重視品牌的傳統文化

以史為鑒，任何一個企業的興衰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品牌的樹立和自身形象的設計。企業刨品牌的途徑，一半是增加科技投入，另一半則是增加文化含量。過去對中國傳統文化在產品的運用上只是處于一個技術和符號層面以物質為基礎的硬營銷曾經起過決定作用。但隨著現代經濟的發展，現在上升到一個心理層面，以文化為基礎的軟營銷越來越受到企業的重視。不同的民族有著不同的價值觀念、風俗習慣與接受方式．在品牌的設計上可以體現地方文化特色和民族心理。如“紅豆”是江蘇紅豆集團的服裝品牌和企業名稱，因其豐富的文化內涵、特有的情感魅力而吸引著廣大消費者。提起它，人們就想起唐代大詩人王維的千古絕句“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愿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孔府家酒是孔圣人的家鄉酒，一句廣告詞“孔府家酒．讓人想家”勾起無數人對家的眷戀，對傳統文化的回溯追源。此外，國外企業也在大肆挖掘中國傳統文化，把中國元素充分運用到產品當中，而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值得回味的是，當那些外資品牌利用了中國傳統文化元素之后，反過來在中國市場卻深得消費者的青睞。以著名手表企業瑞士國際斯沃琪集團為例，去年他們在中國設計的“狗來福”，首次推出以“生肖”為主題的特別款，迎接“狗年”的到來。這款產品，除了生肖外更挖掘了大量的中國元素，整款設計以紅色為基調，紅色在中國的新年慶祝中具有特別意義，它象征著財富、繁榮、來年紅火。

3弘揚優秀的傳統文化。調整與豐富現代市場營銷觀念

在當代市場營銷活動中，我們應汲取中庸哲學的精華，隨時調整與豐富營銷觀念，獲得最佳經營效益。

第一，儒家“天人合一”觀念與現代“綠色營銷”思想。中國人自古就追求“天人合一”，看重人與自然之間和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現階段有些企業仍存在“重市場輕生態”的觀念，經銷一些不符合國家環境標準的產品，因此，犧牲暫時的經濟利益，引導綠色消費是可持續發展價值觀的體現。儒家文化價值觀是“中庸之道”，反對“過猶不及”，不按規律行事。儒家文化這種以人為中心的天人整體觀，促使人們去尋求自然界、人類社會以及人類自身機體的普遍規律，不僅要推己及人，還要推己及物，追求人一社會一自然的和諧。儒家文化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思想，符合可持續發展理論的要求，適應了現代社會發展環保的需要，體現在營銷上就是樹立綠色營銷觀念，實行綠色營銷(Green Marketing)。

第二，儒家“民本”觀念與現代“社會營銷”思想。儒家文化強調“民本”、“民心”、“民意”，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一特點對營銷管理的影響，集中體現在企業營銷的全局觀念上，企業營銷不僅要考慮自己的利益，而且要滿足消費者和社會利益，企業應為社會作出較大的貢獻。即企業在營銷中應樹立社會營銷觀念。

篇（10）

中國嗩吶藝術在不同地域體現著各異的風土民情和文化風格，嗩吶作品的音樂情趣與情緒，隨著演繹的內容和場合的變更詮釋出不同的音樂情感，給聽眾以新異的音樂體驗。中國嗩吶藝術源自民間，隨著現代文化多元化的發展，嗩吶演奏也被以藝術演奏的形式呈現在大眾面前，各類藝術作品勢如破竹般涌現，為大眾帶來不同的藝術感受。

一、中國嗩吶藝術的文化內涵

（一）嗩吶藝術的產生與發展

嗩吶作為中國傳統的民族樂器，其發源地是在波斯、阿拉伯地區。嗩吶藝術的流傳范圍極為廣范，是一件世界性的樂器，其自產生至流傳的時間跨度較大，且中國嗩吶藝術在各個地區都有較為廣泛的流傳，但多活躍在民間，多以民俗活動的形式呈現。嗩吶在形態、藝術表現上都有較明顯的特征，由于其發聲響亮、攜帶方便、應用場合多以民眾日常的民俗、生活息息相關，因而被大眾熟知和喜愛，至今仍保持良好的發展態勢。在中國的傳統民間藝術中，發展環境錦繡勃勃。

（二）嗩吶藝術傳統文化的意識形態范疇

嗩吶藝術和中國傳統文化習俗有著明顯的關聯和具體體現：主要體現在節慶和民俗文化中，例如：農村的婚喪嫁娶、節慶祭典等內容。人們通過嗩吶演奏來表達不同的情思。從意識形態范疇來說，嗩吶藝術與中國倫理文化體現及文化情感確有關系。中國人尤其重視倫理道德的人際關系體現，嗩吶藝術在中國傳統的文化場合與民俗文化中都有直接的情感表達。嗩吶演奏的曲目內容也和人們生活密切相關，如：樂曲《婚禮曲》《抬花轎》等，嗩吶藝術是最能表達華夏民眾文化情感的藝術形式之一。

（三）嗩吶藝術傳統文化的行為價值呈現

嗩吶藝術屬于中國傳統文化范疇，在行為價值的呈現上體現著較為深遠的社會影響力。嗩吶藝術的發展日新月異，行為價值也實現了從小眾到大眾的擴展。對比傳統的嗩吶藝術，現代嗩吶藝術在藝術表現力方面大大拓寬。作曲技法的創作延伸，演奏技法的創新應用，更有制作專家在嗩吶形態和制造工藝上所進行的大膽創造性的加工、改良（如加鍵嗩吶、活芯嗩吶），都力求在音色和音質上更能達到演奏“樂趣”，便于技藝精湛者在演奏形式和技術上有所突破，達到更高的藝術追求，豐富聽眾的視聽感受，既符合現代人的藝術和審美追求，也體現現代嗩吶藝術表演形式上的突破。

二、中國嗩吶藝術的時展的理論思考

（一）注重嗩吶藝術的技藝傳承

中國嗩吶藝術特有的技藝傳承特點，是傳統的口傳心授。在漫長的一段時間里，從事嗩吶工作或教育的民間藝人、演藝團體和專業音樂院校的工作者，逐漸拋棄傳統的“比葫蘆畫瓢”法，以規范嚴謹的教學體系取而代之。藝術家們對嗩吶藝術文化內涵的技藝傳承及在傳承中與時俱進，體現了人們對于民俗文化的情感及對藝術傳承的責任，這將是我國傳統文化研究更深層次的理論價值。通過文化情感研究傳統技藝，講述傳統技藝的發展歷程，以較為細致化深入化的理論成果推動嗩吶藝術的久遠發展。

（二）注重嗩吶藝術的藝術情感深化

嗩吶藝術在世界范圍內廣泛流傳，可見其藝術情感的體現并沒有被時間所沖淡，反而其文化情感正隨時代的發展而不斷深化，人們能夠從民俗文化、現代藝術審美的角度對嗩吶藝術進行深入探討。通過嗩吶藝術的表現，人們可感受其音樂情感以及對歷史文化內容的傳承，尤其在藝術作品的呈現中，人們透過或強勁激昂，或含蓄深沉、或悲愴傷感的情緒，捕捉藝術氣息，進入藝術情境。

（三）注重嗩吶藝術的藝術形式現代性演繹

中國嗩吶藝術的發展應當與時俱進，讓嗩吶藝術被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在表演形式上，嗩吶藝術可以實現與其他樂器結合，重奏或合奏以使得音樂層次分明、音色多元化;嗩吶作品的伴奏音樂可突破以往的民族樂器或小樂隊的伴奏模式，采用鋼琴，以期達到音樂對比強烈突出主奏樂器情緒等等;舞臺藝術表現形式現代化與多樣化，能夠帶動大眾的藝術、文化情感，豐富藝術視野，并為藝術理論的研究、藝術融合和探索實踐等帶來更多的挖掘空間。

三、結語

綜上所述，對于當下中國嗩吶藝術的發展，我們有責任和義務深層次地挖掘其文化內涵性，用具有藝術表現力和文化感染力的藝術形式讓更多的人去了解嗩吶藝術，實現嗩吶藝術的現展和創新。

參考文獻：

[1]李大鵬.嗩吶藝術魅力淺談[J].戲劇之家（上半月），2012，（11）.

篇（11）

【中圖分類號】G633.51

引言

中國傳統文化不僅包含豐富的歷史知識，而且飽含了我國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氣節，對學生有著重要的激勵和引導作用。高中歷史教師要充分認識到將中國傳統文化融入到歷史課堂教學之中的重要意義，通過更新教育教學觀念、豐富教學手段以及創設教學情境等形式實現傳統文化與歷史教學的融合，引導學生在歷史學習中領略傳統文化的精髓，不斷提高個人認識、提升自身修養。

一、將中國傳統文化融入高中歷史課堂教學的重要意義

1、 提升學生對傳統文化的認識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程度的不斷加深，西方腐朽文化和思想隨之不斷涌入，并且無時無刻不在沖擊著我國的傳統文化，以致出現了許多中學生熱衷于圣誕節、愚人節等洋節，卻不知端午節、清明節等傳統節日的內涵。在歷史課堂教學中融入中國傳統文化，有利于讓學生在學習歷史的過程中領略中國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感悟古人的精神氣質，從而增強自身的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例如教師在講授高中歷史必修三“中國傳統文化主流思想的演變”時，可以將儒家的“孝”文化、古代知識分子追求人格氣節和自強不息的精神融入教學，這樣將有助于提升學生對傳統文化的認識，增強對歷史知識的記憶。

2、 激發學生歷史學習的興趣

當前中學歷史教學依然強調死記硬背，教師一味地讓學生記憶歷史時間、歷史意義等，使得歷史課堂教學枯燥無味，因此學生往往缺乏學習興趣。將中國傳統文化融入到歷史課堂教學中，結合傳統文化中的歷史典故、歷史人物以及文學典籍等開展歷史教學，能夠給學生呈現一種全新的課堂感受，而且可以加深學生對歷史的理解和記憶。例如在講授程朱理學這部分內容時，教師在講程頤、程顥的主張時可以加入“程門立雪”的歷史典故，在拓展學生知識面的同時激勵學生刻苦學習，這樣學生既能了解傳統文化，有利于增強歷史學習的趣味性，提高學習效率。

二、將中國傳統文化融入高中歷史課堂教學的具體策略

1、優化師資隊伍建設，豐富教師傳統文化儲備

陶行知先生曾說，“要給學生一杯水，自己首先要一桶水”，要想將中國傳統文化融入到高中歷史課堂教學中，首當其沖要優化師資隊伍建設，豐富教師的傳統文化知識儲備。為此，歷史教師首先要在課前做好備課工作，結合歷史教材的內容查找與之相關的傳統文化資料，并努力將兩者巧妙地進行結合。譬如教師在講授孔子教育主張這部分歷史時，可以選取孔子“有教無類”、“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敏而好學，不恥下問”等一些教育名言，讓學生通過理解領會這些傳統文化中的至理名言來學習和鞏固相關歷史知識。其次，教師還注重提升自己的傳統文化儲備，平時多結合教材看一些相關的傳統文化資料，努力豐富自己的傳統文化儲備。此外學校也應給予重視，積極采取措施優化師資隊伍，如為教師購置優秀的傳統文化典籍，也可以針對歷史教師開展國學知識培訓和競賽活動。

2、改變教育教學觀念，重視學生思想認識的提高

當前高中歷史教學還是擺脫不了應試的功利性目的，恰恰忽視了學習歷史的最主要目的。古人云：“欲知大道，必先為史”，讓學生學習歷史的最主要目的是讓他們通過學習歷史知識從中悟出做人、做事的道理，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因此，今后教師要改變教育教學觀念，重視學生思想認識的提高。為此，首先教師在歷史課堂教學中要注重利用民族精神激勵學生。傳統文化中有著眾多的英雄人物，他們表現出來的民族氣節對學生有著重要的激勵作用，在歷史課堂教學中適當插入一些歷史典故來激勵學生，有利于激發學生的愛國熱情與民族意識。例如在學習春秋戰國時期的歷史時可以插入“荊軻刺秦王”的典故，讓學生從“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英雄氣概中領略古人國家利益至上的民族氣節，從而激發學生的愛國熱情。

3、豐富教學手段，采取多種教學方式改善教學效果

新課程標準強調教師要使用靈活多樣的教學手段，注重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可是當前的歷史教學方式太過死板單一，很難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因此，教師要努力豐富教學手段，采取多種方式改善教學效果，努力將中國傳統文化融入到高中歷史課堂教學之中。為此，首先教師在歷史課堂中可以利用古典詩歌拓展歷史教材的內容。古典詩歌猶如一部歷史典籍，包含眾多歷史知識，對歷史教材有著拓展和彌補作用，教師在歷史課堂中適當引入古典詩歌，有利于讓學生更全面的了解歷史基礎知識。如教師在講授孔子的教育主張時，可以引用“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學而不思則罔，死而不學則殆”等名句來幫助學生理解孔子“學、思、行并重”的教育主張。其次，教師可以采取討論法、演示法等形式來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如教師在講授科舉制這部分知識時，可以讓學生對“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這種歷史現象進行討論，通過討論來加深對歷史知識的理解。

4、積極創設情境，讓學生切實體驗中國傳統文化

教師要想將中國傳統文化更好地融入到高中歷史課堂教學之中，還要注重創設教學情境。首先，教師可以利用多媒體技術創設教學情境。隨著計算機多媒體技術的發展，多媒體輔助教學成為了課堂教學的一個重要形式，因此教師要認識到利用多媒體開展歷史教學的重要性，通過視頻、圖畫等資料來為學生創設教學情境，將傳統文化知識以直觀、生動的形式呈獻給學生，讓學生在歷史教學中體驗中國傳統文化。如《孔子》這部影片以直觀的形式講述了孔子的一生，而且影片中的人物引用了大量《論語》中的名言，教師在講授孔子時就可以借助這部影片展開教學，讓學生在觀看的過程中鞏固和拓展歷史知識，同時體驗我國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其次，教師要積極拓展第二課堂，通過開展一些課外活動來創設學習情境。如教師可以引導學生以角色扮演的形式編排歷史劇，歷史劇的題材根據歷史教學大綱選取，學生的臺詞則注重引用傳統名言佳句，這樣既能將傳統文學與歷史教學相融合，而且能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改善教學效果。

三、結語

總之，高中歷史教師要認識到將中國傳統文化融入到歷史課堂教學之中的意義，采取多種途徑實現兩者的有機融合，引導學生在學好歷史的同時提升品格、凈化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