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邏輯學基本方法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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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咨詢工作者，緊跟國家內涵建設步伐，不斷學習，服務社會。但許多工作者，疲于學習不同流派的內容，學習與工作過程缺乏邏輯，造成效率不夠高，甚至出現偏差。心理咨詢工作者要學會運用基本邏輯學方法降低學習、工作誤差，提高學習、工作準確程度與效率。

一、切實增強邏輯學應用意識，為心理咨詢工作工作保駕護航

（一）增強邏輯學學習與應用意識

邏輯學是一門研究推理的學問，是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共同基礎。要想做好心理咨詢工作工作，最好在學習階段就要有意識地運用邏輯學應用做好知識積累。工作過程中各環節更需要運用邏輯學應用方法提高工作的嚴密性、準確性和時效性。否則作為心理咨詢工作工作者很可能面臨工作中嚴重邏輯失誤，督導工作者可能誤人子弟，甚至會導致不得不面對自己的學習與工作是否需要進行“流程再造”的尷尬境地。

不論心理咨詢工作或督導工作的過程還是結果的評估，可以通過標準化評定量表等工作增強某種方法的科學性，但是這種取樣的方法測評內容眾多環節，甚至理論前提仍可能具有諸多歸納推理的烙印，不能幸免于休饃難題的詰難。思維的對象在本質、范圍、時空等因素上產生質的變化，將不再為我們所掌握的知識所“掌控”。所以要本著謙虛謹慎，與時俱進的態度開展學習與工作。

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社會關系越來越復雜，越來越多變，這就要求社會科學不斷提高其客觀性、精確性和系統性。除了合理地更多地引入自然科學手段之外，必須做到推理論證遵循嚴密的邏輯法則。

（二）要重視邏輯學應用素材范圍

還有一種現象值得引起足夠重視。為什么許多心理咨詢工作工作者在工作過程中會運用掌握的諸如移情、暈輪效應、語義分析、自動化思維、極端思維等知識對他人的情況進行分析，但自己可能由于所具有的多重社會角色或所具有的豐富工作經驗導致更多的用或然性代替了必然性。這里可能不僅是因為不易將自己納入分析對象，還可能存在觀察范圍慣性思維問題。

二、比較系統地學習和掌握邏輯學知識

比較系統地學習和掌握邏輯學知識，并注意在際心理咨詢工作學習、工作中對專業知識進行邏輯學角度分析，甚至進行創新性的規律總結，做好基礎積累工作

作為心理督導工作者要比較系統地學習和掌握邏輯學的基本知識、基本理論和基本方法；通過自覺地進行分析、推理論證等邏輯思維能力的訓練，提高思維的嚴謹性、準確性和效率，增強論證的建構和評估能力；為心理咨詢工作工作提供必要的邏輯分析工具。

要求能夠識別和記憶邏輯學的基本內容，如概念、定義、術語、形式、規則、規律、方法、原理等，能正確的判斷和選擇。并能夠較全面的領悟和理解邏輯學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掌握和分析有關概念和原理的區別與聯系。在掌握邏輯學基本知識的基礎上，在心理咨詢工作學習、工作過程中，不斷積累，夯實心理咨詢工作相關概念、定義、術語、規律、方法、原理等知識識記領會基礎，能夠對其區分與聯系，從而對相關問題做出正確的判斷、解釋與說明。

能夠在心理咨詢工作工作中分析有關思維和論證中的問題，得出正確的判斷或結論，并能正確地把分析、推理過程表達出來。

三、做好邏輯學應用素材的搜集、整理

傳統邏輯研究的內容包括概念、判斷、推理、論證等等，現代邏輯通常研究推理的有效性問題。心理咨詢工作工作中的運用基本邏輯學方法可以降低工作誤差，提高工作準確程度與效率。而這些工作的前提中重要的一環就是要提前做好邏輯學應用素材的搜集、整理。

各種治療方法對對象信息的采集有共同之處但也有不同側重，為什么會有這樣的不同呢？各流派都應是以為對象更好地服務為最終目標的。

有些信息是必要了解的，有些是不必了解的。它們的范圍如何確定的呢？自古以來就有“杞人憂天”的笑談，但天文學家或航天專家們在特定的時間就很有必要考慮，甚至普通人也要考慮，以應對龐貝之禍、隕石之災。近來，超級細菌按道理可能威脅到每一個普通人，為什么許多人并不十分擔心。這些不僅值得思考，而且就所干預的對象而言，很多問題也出在這個環節。所以在做好邏輯學應用素材的搜集、整理問題上采取的態度同樣要比擬對待社會科學中的規律的態度，嚴謹而開放。

四、明確邏輯學應用工具服務的方向

這個方向應在搜集素材之前就應確定，甚至更早，這里指的是更加具體的方向的確定。我們通過專業知識、邏輯學知識、相關素材信息等的積累，便可以更加明晰工作的方向，從而使邏輯分析具備了靈魂。

這個目標其實可以是通過已有的經驗（自己思考過、經歷過，或他人經驗）來確定的，或者自己通過理性分析來確定。

五、將心理咨詢工作工作中搜集的素材結合自己具備的專業與邏輯知識，進行匹配應用

通過綜合式、分析式、綜合分析式并用邏輯分析基本方法，將現實形成的各個環節或鏈條，形成完整系統。可以形成多種方案，然后方案選優。

這一過程，有時已具備優選方案或方案枝可供參考。若不具備，但有同類案例的結果可以參照，那么可以通過綜合式、分析式、綜合分析式并用邏輯分析基本方法進行思考，但常用逆向推演，因為思路比較聚合。若同類案例的結果信息也無從得到，可以擬定高中低目標進行推演思考，找到可行目標與可行方案枝，并選優。多數問題的解決的條件不是充要條件，所以有必要進行選優。

這里可能涉及不同流派的工作思路，不應存在流派預設，都應高度統一于服務對象的目標之中。還要考慮到自己與團隊專長特點，需要轉介的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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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邏輯教育是邏輯學回饋社會的最重要方式，也是邏輯學關心社會的最重要體現，只有能關心社會的邏輯學才能獲得社會的支持，也只有能關心社會的邏輯學才能獲得自身發展的根本動力。邏輯學的發展離不開邏輯教育，我國歷史上邏輯學發展的每一次黃金期的到來都得益于邏輯教育的蓬勃開展。劉培育教授在總結20世紀末邏輯學研究存在的問題時就曾指出“我國邏輯界對社會‘關懷’不夠”①，而這正是中國邏輯學的低谷時期。

關鍵詞：邏輯教育 邏輯學 中國邏輯學

On the logic of education thoughts

Jiang Jinjin Yang Aihua

Abstract：Logic is the logic of Education Society ’s most important way, is also the most important embodiment of logic to care the society, only able to care for the social logic in order to obtain social support, only able to care for the social logic to get their own development basic power. The logic of development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logic of education, 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y the development of logic in every gold coming benefited from the booming of logic education. Professor Liu cultivation in late twentieth Century logic research summary of problems once said“ China logic of social ‘care’ enough”, which is the trough period of logic in china.

Keywords:Logic education Logic Chinese logic

1 關于邏輯教育目標的思考

邏輯學的歷史有2000多年，現代邏輯的歷史卻不足200年，但是現代邏輯取得的成就遠遠超過之前的任何一個時期。這些成果基本上是屬于西方學者的，我們只是處于不斷地學習過程中。那么，我們能不能通過學習最終超越西方呢？對這個問題的回答直接關系著邏輯教育目標的確定。我認為在某些領域或許能夠領先，但是要想全面超越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關鍵不在于200年中西方學者得出了多少結論，而在于1800多年的時間里他們擁有多少積淀。結論可以學會，時間卻無法彌補。這就像人類的歷史有幾十萬年，猿人進化成人的歷史卻是幾百萬年。沒有這幾百萬年的進化，幾十萬年的文明幾乎不可想象。黑猩猩錯過了進化成人的時機，即使他們現在99%的基因都和人相似，但還是黑猩猩。當然我們決不能否定通過若干萬年的進化黑猩猩可能比人聰明，但是也沒有必要認為，黑猩猩一定也要進化成人才可能超過人。我們完全可以相信由于環境的改變，它們正在朝著另一個高級的方向進化。中國邏輯學的發展也一樣，西方的研究成果要學習，但是不一定要沿著西方的路走，更不一定要完全重走一次西方的路。我們中國人要真正崇尚邏輯、崇尚理性，也應該以現在的實際環境為出發點，走適合中國人自己的邏輯復興之路。

現代社會是各種信息充斥、生活節奏快速的社會，人們在快節奏下辨別信息利害的能力就顯得尤為重要，快速決斷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反思決斷才是最重要的一環。我們誰也不能保證我們所說的每一句話和所做的每一個決定都是不容商榷的，我們很可能出錯，而且由于節奏不斷加快，我們出錯的幾率也更大。事實上出錯是沒什么大不了的，關鍵是要能意識到自己出了錯。如果我們不去反思，總以為凡是自己的決定都是正確的，那只能走更大的彎路。反思自己是我們這個民族所缺乏的素質，也是我們5000年的歷史從古代輝煌走向近代衰落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我們的民族非常需要養成一種反思自己思維認識的習慣，而這就是邏輯教育的目標。

2 關于邏輯教育內容的思考

有了邏輯教育的目標，邏輯教育的內容就不難確定了，那就是為人們提供批判和反思的工具。首先是思維的三大基本規律：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這三條基本規律是對客觀事物確實性的反映，能夠保證人們思維的確定性，是人們進行正確思維的基礎。因此這三條基本規律也是批判和反思的最基本武器，反思自己就從反思自己的思維是否保持同一、是否前后矛盾開始。其次是常見推理的基本規則，比如三段論推理規則、復合命題的推理規則和直言命題的直接推理規則。這些推理是人們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推理，熟練地掌握和運用這些規則不僅可以使人在辦事說話時謹慎起來，還能使人在反思時有據可依。最后是一些簡單的形式推理方法。有時候符號推理確實比用自然語言推理更明了，更容易用于反思。但是也沒必要讓所有人都學會數理邏輯的演算方法，生活中的很多復雜事情是沒辦法用符號準確表達的，數理邏輯的方法也不是所有人都有機會學或能學會的。總之，邏輯教育的內容要更貼近人們的生活，要便于人們使用，幫助人們學會反思。

3 結論

在國際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早已將邏輯學列為七大基礎學科之一并且排名第二，在許多發達國家邏輯學不僅作為一級學科而且位居眾學科之首。而在我國，邏輯學卻長期作為二級學科屈居于哲學之下，待遇也不好，這的確讓從事邏輯學研究的學者感到“郁悶”。但是一門學科的地位是與它的作用發揮的程度緊密相關的，尤其是它對社會進步和人類發展的作用。那么，一門學科的地位也就應該由人們的重視和它的作用的發揮來共同決定。現在，邏輯學的處境是：只是邏輯學者們引起了重視，絕大多數人尚未重視，并且邏輯學的作用尚未有力發揮。這也就決定了邏輯學當前的學科地位。要想改變這一現狀，只能通過邏輯教育。通過邏輯教育使人們能學邏輯用邏輯，讓邏輯學的工具性和基礎性作用得以發揮出來。

注釋：

①劉培育.知識經濟呼喚邏輯學的發展［J］.哲學動態,1999,（02）:9

參考文獻

［1］ 張家龍.邁向21世紀的邏輯學［J］.社會科學戰線,1996，（04）

［2］ 劉培育.知識經濟呼喚邏輯學的發展［J］.哲學動態,1999，（02）

［3］ 黃順基.展望21世紀邏輯學［J］.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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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張浩軍(1980-)，男，甘肅武威人，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外國哲學專業2005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德國近現代哲學。

現象學從開創之初就與邏輯學結下了不解之緣，胡塞爾一生都沒有放棄過對邏輯學問題的探討。從《算術哲學——心理學的和邏輯學的研究》(第一卷，1891)到《邏輯研究》(第一卷：《純粹邏輯學導引》，1900；第二卷：《現象學研究與認識論》，1901)，從《形式邏輯與超越論邏輯：邏輯理性批判的一種嘗試》(1929)到《經驗與判斷：邏輯譜系學研究》(1938)，我們可以看到，如果把胡塞爾的思想歷程簡單地劃分為前現象學時期(即1900年《邏輯研究》第一版發表之前)，本質現象學時期(即從1900年至1913年《純粹現象學和現象學哲學的觀念》的第一卷《純粹現象學通論》，簡稱《觀念I》，發表之前)和超越論現象學時期(即《觀念I》發表之后)這三個階段的話，那么胡塞爾在每一個階段都研究了邏輯學問題，可以說邏輯學是胡塞爾思想發展中的一個一貫的主題。

邏輯最初被設想為一門科學論(Wissenschaftlehre，theoryofscience)，科學論的任務是為可能科學提供一種先天的根據：即科學是如何可能的？由于科學本身的可能性不能通過科學的事實而被表明，所以，為科學奠基的任務就落在了作為科學論的邏輯身上，即落在了邏輯的先天原理和理論上。但是，由于邏輯本身就其可能性而言也是成問題的，而且在不斷的理性批判中呈現出了越來越多的問題。所以這些批判引導我們從作為理論的邏輯返回到了邏輯理性(logischeVernunft)以及與邏輯相關的新的邏輯領域，即為客觀邏輯進行根本奠基的主觀邏輯。在胡塞爾看來只有通過邏輯理性批判，通過超越論的主觀性所奠基的現象學邏輯，一門真正的科學論才能得以被建立起來，真正科學的建立才有了牢固的根基。

一、邏輯學作為問題

1891年，胡塞爾哲學生涯的第一部著作《算術哲學》(第一卷)的發表，標志著他探索“嚴格科學”的道路的最早嘗試，在英國經驗論和布倫塔諾描述心理學的影響下，胡塞爾試圖運用心理學的“科學”方法來澄清“數”和“邏輯”的基礎和起源，最終認為數學與邏輯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規律都是心理的構成物。正如他所描述的那樣：“只要隨便看一眼邏輯學文獻的內容，上述說法就可以得到證實。這些文獻所討論的始終是些什么呢？概念、判斷、推理、演繹、歸納、定義、分類等等——所有這些都是心理學，只是根據規范的和實踐的觀點進行了選擇和整理而已。無論人們對純粹邏輯學(reineLogik，purelogic)做如何嚴格的限制，都無法把心理學的東西從它之中排除出去。”[1]51由于胡塞爾在《算術哲學》中對基本概念的澄清是在對心理行為的描述心理學分析中進行的，因而在此書發表后不久，他便受到了指責。最主要的批判來自于數學家和邏輯學家G·弗雷格(GottlobFrege)，他在《算術哲學》一書的書評中指出胡塞爾把數學和邏輯的基本概念和規律心理學化了，必須“要把心理學和邏輯學的東西，主觀的東西和客觀的東西明確區別開來”[2]8。

胡塞爾本來計劃出版《算術哲學》的第二卷，但是由于心理主義的困境使他放棄了這個計劃并開始轉向了對心理主義的批判。幾年后，胡塞爾在回顧這一轉折時說：“一系列無法避免的問題……不斷地阻礙并最終中斷了我多年來為從哲學上澄清純粹數學所做的努力的進程。除了有關數學基本概念和基本觀點的起源問題之外，我所做的努力主要與數學理論的和方法方面的難題有關。那些對傳統邏輯學或無論做了多少改革之后的邏輯學的闡述來說顯而易見的東西，即：演繹科學的理性本質及其形式統一與符號方法論，在我對現有演繹科學所做的研究中卻顯得模糊可疑。我分析得越是深入，便越是意識到：負有闡明現時科學之使命的當今邏輯學甚至尚未達到現時科學的水準……而我在另一個方向上卻糾纏在一般邏輯學和認識論的問題中。我那時以流行的信念為出發點，即堅信：演繹科學的邏輯學和一般邏輯學一樣，對它們的哲學闡明必須寄希望于心理學。因此，在我《算術哲學》的第一卷(也是唯一發表的一卷)中，心理學的研究占了極大的篇幅。我對這種心理學的奠基從未感到過完全滿意。在論及數學表象的起源問題，或者在論及確實是由心理因素所決定的實踐方法的形成時，我感到心理學分析的成就是明白清晰而且富于教益的。然而，思維的心理聯系如何過渡到思維內容的邏輯統一(理論的統一)上去，在這個問題上我卻無法獲得足夠的連貫性和清晰性。此外，數學的客觀性以及所有科學的客觀性如何去俯就心理學對邏輯的論證，這個原則性的懷疑就更使我感到不安了。這樣，我建立在流行的心理學信念——用心理學分析來邏輯地闡明現有的科學——之上的全部方法便發生了動搖，這種情況愈來愈迫使我對邏輯學的本質，尤其是對認識的主觀性和認識內容的客觀性之間的關系做出普遍批判的反思。每當我對邏輯學提出一定的問題并期望從它那里得到解答時，它給我的總是失望，以至于最后我不得不決定：完全中斷我的哲學—數學研究，直到我在認識論的基本問題上以及在對作為科學的邏輯學的批判理解中獲得更為可靠的明晰性為止。”[1]前言1因此，胡塞爾從對數學的基本概念的研究最終轉向了對邏輯學的本質問題的研究，轉向了對純粹認識論問題的研究。在《算術哲學》發表后將近十年的時間里，他將主要經歷都放在了對這些問題的艱難的反思上。

二、邏輯學的性質

1900年胡塞爾發表了《邏輯研究》的第一卷《純粹邏輯學導引》(以下簡稱《導引》)。在這一卷中，胡塞爾自覺地從一個心理主義的追隨者變成了一個心理主義的反叛者。他深刻地批判了當時在哲學界占據統治地位的心理主義觀點，明確地界定了邏輯學的性質，提出了純粹邏輯學和理論科學為實用科學奠基的觀念。

在胡塞爾看來，《導引》所要達到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對心理主義的清算，而是對邏輯學的觀念科學性質的界定。該卷“引論”部分的最后一段話清楚地表明了胡塞爾在這一卷的基本思路：“我們的目的實際上并不在于對這些傳統的爭執進行劃分，而是在于澄清包含在這些爭執中的原則差異并且最終澄清一門純粹邏輯學的根本目的。因此，我們必須走這樣一條道路：我們以當前幾乎受到公認的對邏輯學的規定，即工藝論的規定為出發點并且確定這個規定的意義和對它的論證。然后我們很自然地要提出關于這門學科的理論基礎的問題，尤其是它與心理學的關系問題。從根本上看，這個問題與認識論的主要問題，即與認識的客觀性有關的問題即使不完全相合，也可說是在主要部分上相合。我們所做的與此有關的研究所得出的結果是劃分出一門新的、純粹理論的科學，它構成任何一門關于科學認識的工藝論的最重要基礎并具有一門先天的和純粹論證性科學的特征。它便是康德以及其他形式的和純粹的邏輯學代表人物所企圖建立的科學，但他們沒有正確地把握和規定這門科學的內涵與范圍。這里的思考所得出的最后一個成就在于得出了關于這門有爭議的學科的本質內涵的明晰概括的觀念，隨著這個觀念的得出，我們對上述爭論的立場也就自然而然地得以明了了。”[1]7-8

從胡塞爾的這段話來看，《導引》首先要討論的是邏輯學的性質問題。即“1.邏輯學是一門理論性學科還是一門實踐性學科(一門工藝論)。2.它是否獨立于其他科學，尤其是獨立于心理學或形而上學。3.它是否是一門形式學科，或者像人們習慣于說的，它是否僅僅與認識的形式有關，它是否也須注意認識的質料。4.它是具有先天的和證實性學科的特征，還是具有經驗的和歸納性學科的特征。”[1]6-7

也就是說，邏輯學究竟是作為一門規范的或實踐的學科而與作為經驗科學的心理學相對立，還是作為一門觀念科學或理論科學而與作為事實科學的心理學相對立。在胡塞爾看來，心理學作為經驗科學只能得到事實可靠的真理，而邏輯學作為先天科學或觀念科學探討的是本質可靠的真理。人們無法從事實科學中推導出本質科學，反過來，本質科學卻對事實科學具有奠基作用。只有帶有理論科學奠基特征的科學才是真正的科學，而一門沒有經過本質科學奠基的科學則是不成熟的科學，理論科學是實踐科學的基礎。他認為：“顯而易見，任何一門規范學科，尤其是任何一門實踐學科的前提都是由一門或幾門作為基礎的理論學科來構成的，就是說：任何一門規范學科都必定擁有某種可以從所有規范化做法中分離出來的理論內涵，這種理論內涵本身的自然產地是在一門理論學科之中，無論這是一門已形成了的理論學科，還是一門尚待建立的理論學科。”[1]45-46理論學科由于其內在的、先天的必然性而必須先行于所有其他具體的學科，并且必須在方法上和理論上為所有其他學科奠基。邏輯學尤其是純粹邏輯學既不是經驗科學(如心理學)，也不是規范科學(如倫理學、形式邏輯)，而是理論科學或觀念科學，它構成經驗科學和規范科學的基礎。

實際上，胡塞爾本人并不否認邏輯學的規范性質。他只是認為，純粹邏輯學構成了邏輯學的理論基礎，它作為抽象的、理論的學科為普通的、實踐意義上的邏輯學奠基。邏輯工藝論的根本理論基礎并不是在認識心理學之中，而是在純粹邏輯學之中。也就是說，胡塞爾要求劃分作為科學論的純粹邏輯學和作為方法論的規范邏輯學，邏輯學應當包括這二者。作為科學論的純粹邏輯學代表了科學的本質，作為方法論的規范邏輯學則代表了工藝的本質，胡塞爾也用醫學和治療術、純粹幾何學與土地丈量術之間的關系來比喻純粹邏輯學與方法邏輯學之間的關系，強調規范科學對理論科學的依賴性：規范科學從理論科學中獲得所有那些使它們成為科學的東西，這就是理論性的東西。純粹邏輯學或純粹哲學的研究對象是“理論性的東西”。所謂“理論性的東西”，就是使所有科學(不論是規范科學，還是各門具體科學)成為“學”(—logy，—logie)的東西。從事科學的人并不關心他賴以進行思想的那些原則，作為純粹邏輯學的理論哲學就是要澄清科學中所使用的觀念。科學的統一正是由理論的統一來規定的，這種規定性賦予理論科學(觀念科學)以科學的至尊地位，即使理論科學不是最有用的、也是最有價值的科學。[3]19-20

三、純粹邏輯學作為科學論

在胡塞爾看來，像數學家、物理學家和天文學家等等自然科學家和其它具體科學的研究者“為了實施哪怕最重要的科學計劃也不須要明察他行動的最終根據，并且，即使已獲得的成功對于他和其他人具有理性信念的力量，他也不會去要求證明他的推理的最終前提以及要求探討那些作為他的方法之基礎的原則。然而，所有科學的不完善狀態都恰恰與此有關。我們這里所說的不完善性并不是指這些科學在研究它們各自領域的真理時所隱含的不完整性，而是指它們在從事這些研究時所缺乏的內在明晰性和合理性”，[1]9-10也就是說具體科學并不是一種清晰透徹的理論，它們并不是從最終的原理和根據出發，使其概念和命題建立在完全明見的基礎之上，它們所采取的每一個步驟，也沒在其真實性和必然的有效性上得到論證。

在胡塞爾看來，為了實現真正科學的目標就需要形而上學與科學論對具體科學進行規范和指導。“形而上學的任務在于，對那些未經考察、甚至往往未被注意、然而卻至關重要的形而上學前提進行確定和驗證，這些前提通常是所有探討實在現實的科學的基礎。”[1]10-11由于形而上學僅僅涉及到那些與實在現實有關的科學，但并不是所有的科學都與實在現實有關，比如純粹數學科學便是如此，它們的對象是數、量、集合、關系等等，這些對象完全獨立于實在的有或無，并且僅僅被看成是純粹觀念規定的載體，所以為了對這些與實在現實無關的抽象的、觀念的領域進行研究，就需要一門與數學、形而上學不同的新的科學，這門科學涉及所有的科學，其目的在于研究那些使科學成為科學的東西，這門新的科學就是所謂的科學論。然而問題在于，科學論是否可能呢？如可能，則如何可能？

依照胡塞爾，科學的目的在于認識，在知識中我們擁有真理。但是科學所提供給我們的知識并不是“單純的”多樣性，而是復雜的多樣性。用他的話說就是：“知識之間雖然有實際的親緣關系，但它還沒有構成那種科學所特有的、在知識的多樣性中的統一性。一組個別的化學認識肯定無法論證一門化學的科學。科學所要求的東西顯然要更多，即要求在理論意義上的系統聯系，其中包括對知識的論證以及在論證的順序上的合理的銜接和調整。因此，科學的本質中包含著論證聯系的統一，在這種聯系中，不僅個別的認識，而且論證本身以及被我們稱之為理論的論證之更高組合都已獲得系統的的統一”。[1]14在胡塞爾看來，所有論證中都存在著某種不是此時此地的推理所特有的、而是對于推理的整個種類來說典型的“形式”，并且所有這類推理的正確性都要靠它們的形式來保證，所以有規則的形式不僅使得諸科學的存在得以可能，由于形式相對于知識領域而言具有獨立性，所以也使得一門科學論、一門一般邏輯學的存在得以可能，倘若這種獨立性不存在的話，那么也就不存在一門一般的邏輯學，存在的將會是一些相互并列的、與各門科學個別相應的邏輯學。在這里，所謂的“一般邏輯學”也就是“純粹邏輯學”，就是科學論。正如胡塞爾在《邏輯研究》的“作者本人告示”中所說得那樣：“純粹邏輯學是觀念規律和理論的科學系統，這些規律和理論純粹建基于觀念含義范疇的意義之中，也就是說，建基于基本概念之中，這些概念是所有科學的共有財富，因為它們以最一般的方式規定著那些使科學在客觀方面得以成為科學的東西，即理論的統一性。在這個意義上，純粹邏輯學是關于觀念的‘可能性條件’的科學，是關于科學一般的科學，或者，是關于理論觀念的觀念構成物的科學。”[1]前言Ⅻ

在胡塞爾看來，科學論可以分為理論的科學論和規范的科學論，更確切地說，可以分為理論科學的科學論和規范科學的科學論。就理論科學而言，科學論的任務在于：“探討各門作為這種或那種系統統一的科學，或者說，它要探討：哪些東西在形式上將科學規定為科學，哪些東西決定了科學內在地劃分為各個區域、各個相對封閉的理論，哪些東西是科學的根本不同的種類和形式等等。……而且不僅僅只是探討在科學中出現的知識方法，它應當還包括對那些本身也叫做科學的知識方法的探討。科學論不僅要區分有效的和無效的論證，而且還應當區分有效和無效的理論與科學。”[1]24

在科學論的意義上，邏輯學應當是一門規范學科。因為“邏輯學研究的是，真實有效的科學包含著什么，換言之，構成科學觀念的是什么，通過這種研究，我們便可以確定，經驗的科學是否符合它們的觀念，或者，它們在何種程度上接近這些觀念，以及在何種程度上違背這些觀念。這樣邏輯學便可以將自己稱為規范科學”，[1]24-25“如果科學論為自己提出一項深入的任務，即：研究那些作為我們的支配力之基礎、作為實現有效的方法之前提的各種條件，并且，提出如下的規則：我們如何用機智的方法去獲得真理，如何確切地為科學劃界并建立科學，尤其是如何發明或使用各種在這些科學中有用的方法，以及我們應當如何在所有這些方面避免犯錯誤；如果科學論為自己提出以上這些任務，那么它就成為一門關于科學的工藝論。”[1]25-26

四、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邏輯學的建立

自《邏輯研究》提出了“純粹邏輯學”的觀念和任務之后，胡塞爾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沒有再專門論述過關于邏輯學的問題，但這并不表明，邏輯問題在胡塞爾那里終結了，實際上，他在為更深入地解答“純粹邏輯學”的問題進行思想和方法的準備，胡塞爾于1929年出版的《形式邏輯與超越論邏輯》正是他晚年集中探討邏輯學問題的成果。《形式邏輯與超越論邏輯》承接了《純粹邏輯學導引》所提出的建立一門作為科學論的純粹邏輯學的任務，豐富和深化了《導引》所提出的邏輯學問題，對傳統形式邏輯的迷誤和缺陷進行了嚴厲的批判，并且對形式邏輯做了擴展，提出了用超越論邏輯(transzendentaleLogik)為形式邏輯奠基的思想，最終把邏輯之物的明見性問題回溯到了超越論的主觀性問題上，通過邏輯理性的自我批判而最終建立起了一門真正的科學論。

在該書的“導言”中，胡塞爾認為，真正意義上的科學，最初產生于柏拉圖對邏輯學的奠基。柏拉圖的邏輯學和科學論負有這樣的使命，即“首先使事實科學(faktischeWissenschaft)成為可能，并且在實踐上引領它們。甚至就在這項任務的完成中，邏輯學實際上促成了精確意義上的科學的產生。這種科學有意識地以邏輯的科學觀念為基準，力求實現這種可能性：即嚴格的數學和自然科學，我們的近代科學就是其在更高階段上的發展。然而，邏輯學與科學之間的原初關系卻在近代以一種顯著的方式發生了倒轉。科學獨立了，構造出了許多高度不同的方法，但未能足夠滿足批判地證成自身(Selbstrechtfertigung)的精神。科學的成果雖然確實可行，但其成就卻并非最終明晰的。它們所構造出的方法雖然不是在日常意義上素樸的，但依然是一種更高階段上素樸的東西，因為它們放棄了從純粹的原理出發，依據純粹的觀念，證成(rechtfertigen)最終先天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的方法。換句話說，邏輯本來是方法的領頭人(Fackeltr?gerin)，是以可能的認識和科學的純粹原理學說為己任的，但是在其發展中卻放棄了這一歷史任務而遠遠落伍了。”[4]6在胡塞爾看來，十七世紀改革自然科學的壯舉是通過對真正的自然認識的本質和必要條件的邏輯反思，對它的根本目標和方法的反思而確定的。笛卡爾的《方法談》(DiscoursdelaMéthode)和他的《第一哲學沉思集》(MeditationesdePrimaPhilosophia)就是對徹底和普遍的科學理論的追求的表達。在他看來，邏輯在近代開端時期還是科學的科學，然而此后這種本質性的關系就發生了轉變：“科學把自己理解為各種專門學科，它不再關心邏輯，甚至輕蔑地把它排斥在一邊。但是這本身在近代就完全偏離了它自己的本來意義和不可推卸的責任。這樣的科學不再探求科學的純粹本質規范及其本質形態，從而不能在根本上對科學作出貢獻，不能在每一步驟上說明它的方法和推論的正當性。這樣的科學在其理念和問題提法上更喜歡以事實科學，特別是以受敬佩的自然科學為指導。”[4]7“科學的發展，邏輯的停滯——這是近代的科學狀況”。[5]前言ⅹⅹⅹⅶ

于是，現代科學就這樣放棄了自柏拉圖以來活躍在各門科學中的真正科學的理念以及科學在實踐上自我負責(Selbstverantwortung)的根本精神。這種根本精神一貫要求，任何知識都必須從最初的和完全明晰的原理出發加以說明，不對此追問就不賦予任何意義。與此同時，歐洲科學也從根本上失去了對自己、對其絕對意義的偉大信仰——相信科學將成為智慧，將成為真實地理性地對自我、對世界、對上帝的認識，并以此實現更完美、更符合人性的、幸福康樂的生活。這種偉大的信仰，這種將取代宗教信仰的信仰，在今天的大多數人中已經失去了它的力量。人們就這樣生活在一個變得不可理解的世界中，人們不去追問目的，不去追問被理性和意志所承認的意義。造成這種情況，邏輯本身也有責任，因為“科學的危機從根本上來說是邏輯的危機，如果說科學已經偏離了它的理想的話，那么這是由于邏輯未能使這個理想變成明晰的，而且沒有引導科學的發展”，[6]ⅹⅹⅹⅲ邏輯沒有堅持行使它作為純粹的和普遍的科學論的歷史任務，而是蛻變為了一門特殊科學。

在胡塞爾看來，當我們認識到真正的人性和徹底自我負責的生活不可分離，并因而認識到科學的自我負責與人生的總的自我負責不可分離時，那么我們就必須對整個的生活和總的文化傳統作一番深入透徹的反思，通過意義研究(Besinnung，sense-investigation)來尋求最終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如果說科學理論的問題是哲學的主要課題的話，那么我們就必須通過批判當今的哲學來進行這種反思。但是，“在當今哲學十分混亂的形勢下，這樣做希望渺茫。因為當代哲學的文獻雖浩如煙海，但缺乏統一的方法，以致有多少哲學家就差不多有多少種哲學。”[4]10因此，我們必須采取像笛卡爾式的普遍的反思，以一種徹底的批判精神來重新恢復從絕對奠基出發的真正科學的觀念，即古代柏拉圖的觀念，這也就是說，追問作為包括所有實證科學的知識在內的一切知識的前提的最終基礎。這種徹底的科學奠基的第一次嘗試，即笛卡爾自我—我思(egocogito)的嘗試，沒有獲得成功。從絕對的、認識的主觀性出發，在整體上對科學作絕對的奠基、對哲學作絕對的奠基，直到超越論現象學產生之前，一直未能成功。

在胡塞爾看來，近代科學所缺乏的東西就是真正的邏輯，這種邏輯包括“科學論”的所有問題和學科。由于一門獨立發展的觀念的含義構成物的邏輯學如同一般實證科學一樣是非哲學的，它在其自身之中缺乏一種使它能夠最終實現自我理解和自我證成的原初的真正性，它也沒有任何規范，能夠幫助實證科學超越其實證性，所以一門真正的哲學邏輯學，一門全面解釋真正的一般科學的本質可能性的，并且因此能夠引導真正的科學發展的科學論，最終只能夠在與一門超越論現象學的關系中成長起來。“一門作為超越論邏輯的邏輯學，用認識的最深刻的自身認識之光照亮了所有科學的道路并且使它們在所有的行為上都變成了可理解的。”[4]20超越論現象學的基本觀點在于，“在每一個對象性中都包含著一個與此相關的主觀性構造成就。”[7]281與此相關，超越論邏輯學要求探討形式邏輯構成物的主觀構造成就以及貫穿在這些構造成就之中的本質規律性，作為純粹理論興趣的最高功能，它意圖揭示那些賦予科學以真正科學的可能意義的超越論的原理系統。

“因此，只有在現象學的意義上，一門超越論地被澄清的和被證成的科學才能夠成為一門最終的科學；只有一個超越論地—現象學地被澄清的世界才能夠成為一個最終被理解的世界；只有一門超越論的邏輯才能夠成為一門最終的科學論，即一門關于所有科學的最終的、最深刻的并且是最普遍的原理和規范的理論。”[4]20

篇（4）

關于數學與邏輯的關系問題，費雷格學派主張：“數學是邏輯學的一個分支”；布爾學派則認為：“邏輯學是數學的一個分支”[1]220。不爭的事實則是：邏輯學與數學不能相互剝離，它們“血脈相連”、“生命相依”，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1]220。從邏輯學和數學雙重視域來看，形式化的現代邏輯學可以說是應用數學的一個分支，其高度抽象性和形式化特征決定了它像數學一樣具有廣泛的應用性。現代邏輯學的蓬勃發展，離不開對邏輯進行哲學反思。

邏輯哲學就是對邏輯進行哲學反思的科學。而數學哲學是數學的基礎，“是研究數學的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以及其他問題的知識體系”，數學哲學研究的問題最后都會涉及到數學與邏輯的關系[2]15。雖然邏輯哲學與數學哲學在研究的論題、研究的視角、研究的側重點和研究方式等方面都有所不同，但是由于邏輯(尤其是形式化的現代邏輯學)與數學具有如下共同特征：純形式化特征、高度抽象性、極端精確性和嚴格性、廣泛的應用性[2]15-16。這些共同特征以及數學和邏輯學常常具有一批共同或類似的課題，決定了邏輯哲學和數學哲學具有非常密切的關系。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對邏輯的哲學思考，很大程度上就是對數學的哲學思考。就像邏輯學與數學不能相互剝離一樣，邏輯哲學和數學哲學其實也是很難剝離開來的。

20世紀以來，結構主義在數學哲學中占據著主導地位，那么結構主義是否在邏輯學中也有所反映呢？這正是本文要探討的問題。

一結構主義的四大學派及其基本觀點

19世紀，在微積分的算術化和集合論的建立基礎上，逐步形成了數學基礎的三大學派——邏輯主義、形式主義和直覺主義。邏輯實證主義者主張哲學唯一合法的研究領域是邏輯學，數學哲學則是研究數學語言的邏輯句法學和邏輯語義學[3]9。

20世紀初，哥德爾提出的不完全性定理說明，邏輯分析以存在建構自身作為參照，不然則會陷入無窮回歸；而邏輯分析則是在集合論語言的基礎上建構數學存在，這些觀點蘊含了結構主義的思想[3]9。20世紀60年代，奎因認為，約束邏輯變元的取值其實就是存在，哲學本體論可以通過語言加以研究，利用語言可以研究存在，結構主義因而進行了數學哲學的范式轉換。關系與其所依附的所有個體共同組成結構。根據結構所依附的個體的不同類型來看，數學結構主義主要包括四大學派：集合論結構主義[4]184-211[5]、先物(anterem)結構主義[4]188-198、范疇論結構主義[6][7]、模態結構主義[8]。

集合論結構主義使用模型論中熟知的方式，來描述數學結構及其相互關系。模態結構主義，不是通過對結構或位置進行字面上的量化，而是通過借助于適當的關系和定義域的(二階)邏輯可能性，來滿足經典公理系統的隱含定義條件[4]185。先物結構主義則主張：利用結構中的位置可以定義數學對象，數學對象的指稱則要求結構與能夠例示它們的任何系統是相互獨立[9]；數學公式能夠由相干公式來描述，而且這些相干公式能夠由實際存在的先物結構來滿足[10]。范疇論結構主義本質上是通過一系列結構保持映射，為數學結構提供系統概念，從而為數學作出哲學解釋[7]。夏皮諾(Shapiro)認為，雖然這些學派有著明顯的區別，但是，不論是從主流數學的目的來看，還是從某種更深層次的哲學意義來看，這幾大學派其實是等價的。例如：處理哲學問題的一種方法與處理這種問題的其他方法，具有關聯性，這種關聯性可以通過系統間的自然轉換來表達[4]184。這些學派通過語言的途徑，把數學哲學引向了對意義和真理的探討以及對數學對象的存在建構[3]10。

結構主義對數學存在的語言建構是建立在邏輯主義、形式主義和直覺主義這三大學派的研究基礎之上的。這三大學派認為：結構主義可以利用語言框架來建構數學對象，這一點在模態結構主義和集合論結構主義中表現得尤為明顯，這使得結構主義的本體論建構與作為數學基礎的邏輯研究之間能夠建立起密切的關系，從而為邏輯學與本體論之間搭建了溝通的橋梁[3]12。范疇論結構主義掙脫了邏輯語言的束縛，創立了嶄新的本體論語言，在把語言納入存在的內涵的同時，還把存在上升到了語言的境界，并通過集合論與邏輯語言保持緊密的聯系，從而使得存在建構能夠像邏輯建構那樣成為嚴密的科學[3]13。

二現代邏輯學具有結構主義特征

形式主義是20世紀上半葉出現的一種數學哲學思潮，它是極端唯名論在數學中的具體體現。而形式化則是現代邏輯學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形式化過程一般包括：進行預備性研究、構造形式系統并對其進行解釋、關于形式系統的元邏輯研究這幾大步驟[2]124-130。具體地說，對現實世界進行模擬的現代邏輯學形式系統，一般都遵循這樣的研究思路：首先，根據研究對象給出一個沒有歧義的形式語言，目的是規定哪些符號串是所研究的形式系統的合式公式；其次，給出這一形式語言的語義解釋，這需要利用賦值給出合式公式有效性定義；然后，給出這一形式系統的公理和推理規則；再次，根據這一形式系統的語言、語義、公理和推理規則，尋找相關定理；最后，研究系統的可靠性、完全性、可判定性和復雜性等等。

哲學本體論是研究隱藏在真實世界背后存在的最高本質，即對本體、屬性和關系進行哲學思考。因此，現代邏輯學本體論的現實原型就是現實世界的本體、屬性和關系。從科學哲學的視角看，不論是計算機科學、應用數學，還是邏輯學，一般都遵循著相同的研究思想——結構主義的研究思想：重要的不是個體對象、集合，而是所研究對象的結構以及結構之間的關系。正如高斯所說：“數學是關于關系的科學，從關系中可以抽象出任何概念。”彭加勒也認為，“數學家不是研究對象，而是研究對象之間的關系”[11]1-34。計算科學的基本特征就是研究對象的構造性的數學特征，并利用定義和解釋，在對現實中的對象進行抽象和模型化的基礎上，給出相關定理的證明[12]89。

從19世紀末以來發展起來的數理邏輯、模態邏輯、動態邏輯(包括命題動態邏輯、量化動態邏輯)、認知邏輯、廣義量詞理論、類型邏輯語法、范疇類型邏輯等邏輯分支，都或明或暗地采用了結構主義的方法，即對象的結構化的總體特征常常靠利用公理化方法、對象間的映射與同構來加以研究。從20世紀以來，作為數學哲學的結構主義，就已經成為研究邏輯學的主導方法，在模態邏輯、命題動態邏輯、廣義量詞理論和范疇類型邏輯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從總體上看，結構主義的特征在邏輯學一直或隱或顯地存在著，正是這一結構主義特征激發了邏輯學界、科學哲學界等對結構主義進行深入研究的興趣。

筆者認為：不論數學結構主義有多少種學派，也不論各學派之間有何分歧，邏輯學，尤其是形式化的現代邏輯學，幾乎都或隱或顯地采用了結構主義的研究方法。也就是說，形式化的現代邏輯學主要是描述各自論域中的各種研究對象的結構性特征及其相互關系，而不必考慮具體對象的內在的品質，不同的邏輯對象可以由其相應結構的性質或結構之間的基本關系來表示。

比如：模態邏輯充分考慮了含有“可能”和“必然”的模態語句的這一命題結構，引入了“可能”和(或)“必然”模態詞，對傳統的一階邏輯進行擴展而得到的。因為預設的公理和推理規則不同，而得到的模態系統也不同，對這些模態系統的框架進行解釋就可以得到不同的模型。認知邏輯則是模態邏輯的改版，即：把模態邏輯中的必然算子，解釋成相信算子或知道算子等而得到的。雖然各個邏輯系統千差萬別，但是，各個系統所給出的句法和語義，以及隨之而定義的框架與模型和在此基礎上對可靠性和完全性、可判定以及復雜性的探討等等，都或隱或顯地彰顯了結構主義的特征。

由于很多數學都研究抽象的結構，因此，數學結構主義在數學哲學中占據著主導的地位。根據數學結構主義的觀點，數學理論描述各自論域中的結構的性質，而不必考慮所討論對象的內在品質[13]。狄德金主張把數學結構作為以集合、運算和關系的系統的基礎，并認為同構概念與結構的類型緊密相關[3]10。為了準確清晰地表述“結構”或“結構映射”的概念，數學只有利用集合論，或者只有利用作為結合論的一個分支的模型論，才能夠準確表征結構、結構映射等概念。因此，集合論就成為結構主義重建數學的語言基礎，成為結構主義表述各種數學對象及其相互關系的基本語言。作為現代邏輯學的重要分支之一的廣義量詞理論，集合論語言是其基本語言，因此，廣義量詞理論也采用了結構主義的研究方法。下面，筆者將以廣義量詞理論為例，來考察結構主義在現代邏輯學中的具體體現。

三結構主義在現代邏輯學中的具體實例

廣義量詞理論是揭示廣義量詞的普遍語義性質和推理特征的自然語言邏輯理論。集合論視域下的廣義量詞是通過對自然語言中的名詞短語或其限定詞進行語義解釋后而得到的。即：廣義量詞對應于所有名詞短語或其限定詞的指稱。一階邏輯的全稱量詞和存在量詞也是廣義量詞。可見，廣義量詞理論是在一階邏輯和集合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對廣義量詞的真值定義是建立在標準模型論的基礎之上，廣義量詞的量化論域是由個體組成的集合，真值的模型論概念則是利用非邏輯符號的解釋和量化論域來加以表述的[14]40-41。廣義量詞理論以集合論語言作為其基本語言，而集合論語言是結構主義表述各種數學對象及其相互關系的基本語言，因此，廣義量詞理論在諸多方面都體現了數學結構主義的思想。

(一)廣義量詞的同構閉包性彰顯了結構主義的思想

1957年，莫斯托維斯基(Mostowski)為〈1〉類型廣義量詞附加了這樣條件：不允許我們對論域中的元素加以區分。1966年，林登斯托姆(Lindstr?m)把這一條件推廣到更為普遍的情況，而且這一條件得到了邏輯學家的公認。這一條件被稱為同構閉包(isomorphismclosure)，即：在邏輯中，只有結構才是重要的，個體對象、集合本身并不重要。這一思想與數學哲學中的結構主義思想不謀而合。用邏輯的術語來表述同構閉包的思想就是：如果一個邏輯語言中的語句在一個模型中為真，那么該語句在所有的同構模型中為真。即：邏輯是主題中立的[14]95。如果邏輯是獨立于主題事物，那么邏輯常元將在論域間的任意雙射下都是不變的，或者更弱一點地說，邏輯常元在論域的任意置換下是不變的[14]324-325。比如：假設把“學生”一一映射成“狗狗”，把“面包”一一映射成“骨頭”，把“在吃”一一映射成“在啃”，那么，如果“每個學生最少吃三塊面包”在一個模型中為真，那么“每個狗狗最少啃三塊骨頭”肯定在其同構模型中也為真。這說明，“每個”和“最少三(塊)”具有同構閉包性。可見，邏輯學對所有對象都同等對待，邏輯性質不但在嚴格變換下是不變的，而且在所有雙射下也是不變的[14]325。

同構閉包不僅僅局限于量詞。比如，命題聯結詞也不關注主題事物：合取詞可以統一運用于兩個語句或兩個集合或兩個別的對象，而不考慮這兩個對象的具體內容，僅僅考慮這兩個對象的結構。這說明，同構閉包表達的思想與結構主義的思想也是相通的。對于自然語言量化而言，同構閉包具有重要的意義。莫斯托維斯、林登斯托姆、塔斯基和范本特姆都認為，滿足同構閉包性是滿足邏輯性的必要條件[14]327-328。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邏輯學家和計算機科學家，在實踐中提出的所有形式語言都具有這樣的性質：真在同構下得以保持，在系統中使用的所有算子以及由這些算子定義的別的所有算子，都滿足同構閉包性[14]328。

(二)廣義量詞的真值定義體現了結構主義的思想

從語法的視角看，一個廣義量詞是一個變元約束算子，此算子把每個定義域與其任意子集間的一個二元關系聯系起來。從語義的視角看，一個廣義量詞是一個映射，此映射通過表征廣義量詞的論元集合的性質或論元集合之間的關系，來揭示廣義量詞的語義性質[15]。例如：每個亞氏量詞(即：all、some、no、notall這四個特殊的廣義量詞)實際上表示的是個體的集合之間的一個特殊的二元關系。比如：在“所有學生都去操場了”中，令論域中所有學生組成的集合用S表示，論域中所有去操場的個體組成的集合用P表示，這一語句就可以表示為all(S，P)這一三分結構，其真值定義all(S，P)?S?P的意思是，集合S是包含在集合P中，即：論域中，所有學生組成的集合包含在所有去操場的個體組成的集合中。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廣義量詞理論很好地詮釋了數學結構主義的內涵。比如：all(S，P)這一三分結構還可以表示“所有的人都是要死的”、“所有的狗狗都要睡覺”、“所有的大米都吃完了”等等，這里的“學生”“人”、“狗狗”“大米”等對象所組成的集合S，以及這些對象分別與“去操場了”、“要死的”、“要睡覺”和“吃完了”等對象所組成的集合P，這些具體對象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些語句都可以用all(S，P)這一三分結構來加以統攝。其真值條件就是，當S?P(即S包含于P時)時，all(S，P)就為真。

(三)廣義量詞理論對單調性的處理也展示了結構主義的思想

廣義量詞的單調性是廣義量詞最為重要的語義性質。例如：至少三分之二的學生認真完成了作業。?至少三分之二的學生完成了作業。令S表示論域中所有學生組成的集合，P表示論域中認真完成作業的個體組成的集合，P′表示論域中完成作業的個體組成的集合。“至少三分之二的學生認真完成了作業”可表示成atleast2/3(S，P)這樣的三分結構，“至少三分之二的學生完成了作業”可表示成atleast2/3(S，P)這樣的三分結構。這一單調性推理可形式化為atleast2/3(S，P)?atleast2/3(S，P′)，由于P?P′，由P到P′，集合在增大，因此，這一推理體現了“至少三分之二的”這一廣義量詞的右單調遞增的性質。而P?P′可以理解為，所有的P都是P′，這可表示成all(P，P′)。具體地說，就是：所有認真完成了作業的個體都是完成了作業的個體。這一單調性推理其實是省略了all(P，P′)這一前提的廣義三段論推理，其形式化結構為：atleast2/3(S，P)∧all(P，P′)?atleast2/3(S，P′)。事實上，所有關于廣義量詞的單調性推理，都是省略了一個暗含前提的廣義三段論推理。

可見，廣義量詞理論對單調性的處理所使用的基本語言也是集合論語言，這一語言也是結構主義的基本語言，因而體現了結構主義的思想。1984年范本特姆提出的利用數字三角形方法，來表征具有駐留性、擴展性和同構閉包性的〈1〉類型和〈1，1〉類型廣義量詞的單調性，其背后也暗含了濃烈的結構主義思想。限于篇幅，不再詳細論述。

(四)基于廣義量詞理論的廣義三段論推理蘊涵了結構主義的思想

正如一階邏輯的全稱量詞和存在量詞是廣義量詞的特例一樣，亞氏三段論也是廣義三段論的特例。自亞里士多德開始的很長時期內，對亞氏三段論的有效性的研究，幾乎都是采用的是非形式化的方法。自從有了廣義量詞理論后，對包括亞氏三段論在內的廣義三段論的研究，就可以用形式化的方法來對其進行表示和有效性的證明[1]155-202。而且利用廣義量詞理論，不僅可以對24個有效的亞氏三段論進行形式化，而且還可以對其進行公理化[16]。這種形式化的邏輯研究方法不僅拓展了邏輯研究的范圍、提升了邏輯學的研究能力，更重要的是有利于計算機科學中的知識表示、知識推理和自然語言信息處理。

廣義量詞理論完成以上這些任務主要還是利用了集合論語言，彰顯了結構主義的思想。具體地說，就是充分利用了“含有〈1，1〉類型的廣義量詞Q的量化語句具有Q(S，P)這樣的三分結構”這一知識。〈1，1〉類型的廣義量詞揭示的是所涉及的左論元所組成的集合與其右論元所組成的集合之間的二元關系。〈1〉類型的廣義量詞揭示的是所涉及的論元所組成的集合的性質。由于自然語言中的廣義量詞絕大多數都是〈1〉類型和〈1，1〉類型的廣義量詞，而且對〈1〉類型的廣義量詞的研究可以轉化為對其〈1，1〉類型的親緣廣義量詞的研究[1]46。因此，利用這一結構主義思想，就可以對自然語言中絕大部分廣義三段論進行形式化和有效性的證明。簡言之，這一結構主義的研究方法具有很強普適性。

例如：“所有渴望暴富的人都是浮躁之人。大多數人都是渴望暴富的人。所以，大多數人都是浮躁之人。”其中的“大多數的”對應的是〈1，1〉類型的廣義量詞。令論域中所有人組成的集合用S表示，論域中浮躁之人組成的集合用P表示，論域中渴望暴富的人組成的集合用M表示。利用結構主義的形式化表示方法，這一廣義三段論，可以形式化為：all(M，P)∧most(S，M)?most(S，P)。利用廣義量詞的真值定義就可證明這一廣義三段論的有效性。證明：假設all(M，P)與most(S，M)這兩個條件均成立。根據all和most的真值定義可知：all(M，P)?M?P，且most(S，M)?|S∩M|≥|0.55|S|，因此，|S∩P|≥0.55|S|。再根據most的真值定義“most(S，P)?|S∩P|≥0.55|S|”可知：most(S，P)成立。證畢。對亞氏三段論和其他廣義三段論的形式化及其有效性的證明均可以類似處理。可見，利用結構主義的形式化研究方法，可以簡潔明了地對包括亞氏三段論在內的廣義三段論進行形式化及其有效性的證明。

筆者多年的研究表明：這一結構主義研究方法普適性非常強。因為不論是自然語言中無處不在的廣義量詞的單調性推理，還是亞氏三段論推理，抑或是廣義三段論推理，以及建基于這三種推理之上的語篇推理，都可以使用這種結構主義的研究方法來進行形式化及其有效性的證明。

篇（5）

比較邏輯學三個層面研究中的認識論前提。比較邏輯學研究必須以認識論為前提和基本原則。在比較邏輯學研究的初級階段———描述的比較邏輯學，它是對三支邏輯源流本身的研究，是比較邏輯學整個學科理論研究的前提與基礎。在對描述的比較邏輯學方法論的探討中，必須堅持唯物主義認識論的觀點，這是因為:其一，描述的比較邏輯學其本身關于描述的含義必然是對元典進行史料考證與挖掘整理，而后才會得到所需的基礎知識。這就需要在研究的時候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其二，描述的比較邏輯學研究需要吸取三大邏輯體系中具備可比性的信息源。這就需要我們站在客觀、公正的立場上，從整體出發，通過歸納和演繹、分析和綜合等方法對其進行研究。其三，在以上二者的研究基礎上，通過對比較邏輯學初級階段的探討，歸納、總結、提高，并在實踐逐步深入的過程中，達到文字表述的信達雅，即嚴復在《天演論•譯例言》中所指出:“譯事三難:信、達、雅。”［1］所謂“信”，是指內容準確無誤;所謂“達”，指的是表述內容時運用的語言通順、妥帖;所謂“雅”，是指言辭文雅。在比較邏輯學研究的第二個階段———評價的比較邏輯學，它強調對古代、近代與現代三種邏輯之間的縱橫比對、同異比較，建基于描述的比較邏輯學之上。在認識論層面，它突出表現在從客觀的事實中挖掘出具有可比性的信息源，從而在可靠材料的背景下進行縱橫、同異比較。這是進行比較邏輯研究的必經階段，更是對于理性認識的提煉和升華。最終，在比較邏輯學研究的第三個階段，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匯通的比較邏輯學研究”，它以三支邏輯源流之間的平等對話與三者內在關系的透視匯通為基本研究對象。這一階段是認識論中的理性形成、實踐、輪回乃至飛躍的階段。它不再僅僅局限在對所認識事物的描述或評價，而是在比較邏輯學研究的縱橫層面突破“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限制，使點、線、面之間有一定的建構和匯通，從而形成理論并進一步指導實踐，并在實踐中檢驗、提高。

比較邏輯學研究歷史進程中的認識論思考。比較邏輯學研究之所以能夠凸顯學科魅力，從哲學認識論的角度來講是因為它具備了理論的基礎。從歷史的進程來看，則是認識論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的表現。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指出，人們在實踐基礎上所得到的關于外部世界的初級認識是感性認識，它包括感覺、知覺、表象等形式。這是認識的初級階段。其二，在感性認識的基礎上，必須用理性思維對感性材料進行邏輯加工，即遵循從感性具體到抽象，又從抽象上升到思維具體的方法以及邏輯的與歷史的統一的原則，最后通過歸納和演繹、分析和綜合，以概念(范疇)、判斷、推理的形式，形成理論知識體系，即理性認識。理性認識是對事物的抽象、概括的反映，也是對事物的本質、全面的反映，是認識的高級階段。最后，認識的能動性不僅表現在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能動飛躍，而且還表現在從理性認識到實踐的能動飛躍。人們在獲得理性認識以后，通過種種形式使之應用于實踐，向現實轉化。這是實踐檢驗理論、實現理論的過程，是整個認識過程的繼續。在理論檢驗的過程中，又使理論更加完備。現以張連順(順真)教授所定義的“現代量論”的兩個時期為例進行說明。張教授將自1900年以來的“現代量論”劃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即1945年以前的“一般比較邏輯學學派”時期和1945年以來的“新古典量論學派”時期。其中“一般比較邏輯學學派”時期又可分為兩個階段:一是1900年至1935年，此乃“一般比較邏輯學學派”以及“現代量論”的起步、奠基、初步形成的時期。

張教授認為，“以舍爾巴茨基(Th．Stcherbatsky，1866—1942)為代表的‘一般比較邏輯學學派’性質的‘現代量論’學家，多以亞里士多德的形式邏輯、康德的先驗邏輯等為解釋范式，實施歐洲哲學邏輯學向‘古典量論’的映射，由是完全被曲解了的陳那幾乎就竟然成了近代的康德。”這在感性認識發展到理性認識的過程中，沒有體現事實本意，從而是歪曲的理論。同時張教授還認為，“現代邏輯特別是符號邏輯開始向‘古典量論’實施映射，‘古典量論’中以‘比量智’為核心的建構系統被人為地從‘現量智’與‘比量智’的‘二量’系統中剝離出來，并將作為自我思維的‘自義比量’與作為自我思維在交往情境中的‘他義比量’的明顯特征強行取消由此變成單一的自我思維之形式的邏輯思維，以此強行將比量智納入到歐洲邏輯的系統中，在本不具可比性的比較中將量論二量為一量，并將二種比量強并成一種比量，終以‘古典量論’之‘比量智’竟然也合于歐洲邏輯為內心之快慰”。這種斷章取義的做法從認識論的角度來說即是缺乏用理性思維對感性材料進行邏輯加工。也就是說，從感性具體到抽象、又從抽象上升到思維具體的方法過程以及邏輯的與歷史的統一的原則上，缺乏必要的真實性與客觀性。究其原因，張教授以為:“這是歐洲現代強勢文化心態在佛教量論因明學研究中的一種自發性反應，更是近代晚期以來所逐漸形成的歐洲現代邏輯‘去心理主義’思潮之邏輯方法論在解釋‘古典量論’時的自然映射。”①第二個階段，也就是1935年以后，伴隨著歐洲邏輯學內部對符號邏輯的反思而形成的懷疑反思階段。張教授認為它關乎兩個基本問題:一是“去心理主義”的邏輯學體系能否真正成立;二是單向度的符號邏輯體系對“古典量論”生吞活剝的映射是否合理。

隨著實踐的進一步變化、發展，量論“歐洲系統”終于走上了向“古典量論”特別是印藏系統全面回歸的坦途，由此形成了1945年以后的“新古典量論學派”，它建立在量論方法論的根本轉變之基礎上，其代表在歐洲即是現代量論“維也納學派”的開拓者弗勞瓦爾納(Erich．Frauwallner，1898—1974)，在東方即是《佛教邏輯學之研究》一書的作者日本學者武邑尚邦。武邑尚邦對現代量論“一般比較邏輯學學派”的歷史地位給予了極為中肯的評價。他認為“時至今日，依據作為最新邏輯學的符號邏輯學之模式將佛教邏輯學與歐洲邏輯思想進行比較研究之嘗試，在一定范圍內正在取得大的成果”(《佛教邏輯學之研究》序言)。但他更深刻地認識到:“在如是之新方法中，即使佛教邏輯學之符號化在某種程度上能夠實行，而不能被符號化因素之存在益發明顯，于此出現了新的問題。實際上，唯這沒能夠被符號化之部分顯示著印度獨特之立場，唯此才是今后一定要研究的尚待解決之課題。”(同上)張教授斷言:“這是由現代量論的‘一般比較邏輯學學派’走向‘新古典量論學派’在方法論上的高度自覺，是吹響復興古典量論本義之境的理性號角。”②基于對現代量論發展歷程的比較研究，可以凸顯辯證唯物認識論所體現出來的價值，比較邏輯學的研究必須以此來規范學習和研究，從而在挖掘歷史資源的過程中摒棄錯誤的理論觀點，并且在實踐中培育正確的理論，以指導實踐并發揚光大。#p#分頁標題#e#

比較邏輯學研究與認識論研究同步發展。在現代，由于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各種精確、嚴密的技術手段和科學方法被廣泛地應用于實踐和認識領域，人類的認識能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與此相適應，認識的對象也在廣度和深度兩方面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擴展著。主體和客體相互作用、相互聯系的中介日益復雜化。在比較邏輯學研究的過程中，筆者以為，應極力避免諸如視野狹窄、不察行情，注重結論、短于論證，捕風捉影、以字取義等淺顯取向。在認識的手段、方法和形式愈來愈多樣化、精密化，主體和客體之間的中間環節也更加復雜化的同時，應考察各種認識手段、認識方法和認識形式，如各種儀器、電子計算機、模擬方法、模型方法、數學方法、符號系統等在認識過程中的作用，以及與其相適應的思維方法。由于主體和客體之間中間環節的復雜性，認識的結構問題，主體和客體、主觀和客觀、認識形式和認識內容、理論和實踐等關系問題更加突出。同時，科學認識的發展，使得理論對實踐顯示出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以上面提及的量論因明學研究的歷程為例，理論的實際應用、為實踐建立觀念模型、科學預見、超前反映，等等，使量論因明學得以破除“去心理主義”的影響，從而回歸正統。總結現代科學技術的成果，概括現代科學認識的資料，對現代科學技術發展中提出的有關認識論方面的問題進行研究，作出科學的解釋，是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一項十分迫切而又復雜的任務。這為比較邏輯學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導向，從而也必將會發展和豐富比較邏輯學的內涵理論以及比較邏輯學學科理論體系的構建。

比較邏輯學研究在以哲學認識論為前提和基本原則的背景下，如何進一步擴展研究領域，提升研究深度，需要具體方法的培植和運用。歷史上，自19世紀末以來，比較邏輯學研究已走過了百余年的時間，但在此過程中，一直鮮有學者對比較邏輯學自身的基本理論給予必要的重視，主要是以三支邏輯源流之間或同一民族邏輯內部具體到某一邏輯問題即微觀比較為中心的。對其方法的研究也是如此。人類社會已進入21世紀，為了使擁有不同文化背景、教育程度與思維方式的人與人之間能夠進行平等對話與交流，方法論的研究就具有了非常重要的意義。學術研究所具有的說服力，有時是可以從合理的推論中獲得的，而這種合理性則依賴于對方法的不斷考察與研究。比如笛卡兒的《方法論》與培根的《科學的進步》所以受到推崇，無不因認識到方法的革新對于新理論的發展的不可或缺性。實事求是地說，對于“比較邏輯學”這樣一門我們正在試圖構建的學科，百余年的比較邏輯研究歷程，并未為這一尚處起步階段的學科提供多少有益的方法，甚至可以說是連一種成熟的方法也沒有。這主要是由于，20世紀的學者在進行比較邏輯研究時，將主要精力放在微觀比較上，而并未對比較邏輯學自身的理論尤其是方法論進行必要的探討。必須說明，上述論點并未否定百余年來幾代學貫古今的學者們所進行的比較邏輯研究。

笛卡兒在論及寫《方法論》一書的目的時說:“我并不是教人一種方法，這種方法是每個人為達到他的理性都應該遵從的，但只是告訴在何種情形中我如何努力實行我的方法。”［2］這里，我們得出上述結論也并非為了抹殺每一位研究者對比較邏輯研究以其獨特的方法所進行的創造性工作。另外，方法論與方法不同。我們認為方法論與方法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二者的聯系與區別必須予以厘清。我們討論比較邏輯學方法論，要先分清楚哪些是方法論，哪些只是一般方法①。在我們所主張的比較邏輯學的研究中，可以使用許多不同的研究方法，但這并不意味著所有的研究方法都具有方法論的意義。比較邏輯學方法論必須是這一學科總體研究具有指導意義的理論原則，而不是在局部的、具體某一問題上的個別的研究方法。因為，這些具體的方法并不是為這一學科量身定做的，并且是任何學科的研究都有可能采用的。具有普適性的方法，對于我們所討論的比較邏輯學而言，并不具有方法論的意義。從根本上來說，“比較”作為人類分析解決問題、總結經驗教訓時經常使用的方法，在許多研究領域里被普遍應用。拋開自然科學不論，僅就社會科學研究而言，比較方法即運用于諸多學科，諸如比較哲學、比較語言學、比較法學、比較歷史學、比較經濟學，等等，但這些比較的方法多用于具體的學術研究。比較邏輯學則不同，在科學發展的今天，對比較邏輯學的研究除了在具體的學術研究領域有它的獨特之處以外，作為一門獨立、嚴謹的學科，雖然與多學科及相關學科有若干的碰撞和聯系，但比較的方法卻是獨到的、全面的。通常情況下，進行邏輯比較研究的方法主要是橫向和縱向比較，隨著研究的深度、廣度的挖掘和擴展，人們逐漸探索出了在時間和空間跨度下的更多具體的研究方法，諸如典型比較方法、影響研究、跨學科研究、淵源研究、平行研究，等等。

傳統的比較研究方法———橫向、縱向、井向。1、橫向比較研究。所謂橫向比較方法在有的論述中也稱為共時性比較方法，它主要是就相同歷史時期或相似的歷史發展階段不同國家和民族在邏輯理論和邏輯思想上進行的比較。2、縱向比較研究。所謂縱向比較研究方法也稱為歷時性比較方法，它主要是對不同歷史時期或歷史發展不同階段的邏輯理論或邏輯思想、人物等進行的比較研究。3、井向比較研究。所謂井向比較研究方法主要是橫向和縱向交叉研究的一種研究方法，它有助于分析某一邏輯理論、人物等在整個人類邏輯觀中的價值和意義。同時，通過對某一點在全局中的作用分析，有助于對某一邏輯觀的整體把握和運用。

篇（6）

邏輯是文化發展中深層次的內容，它直接影響著人們的思維習慣，影響著文化內容中所包含著的各個門類的發展。嚴復的邏輯思維方法是中國傳統邏輯學的一部分，它具有著鮮明的民族文化特征，其邏輯的意義只有放在產生它的文化背景中去探尋才能得出真諦。

一、中西文化的宏觀比較與結合

嚴復在進行哲學、政治、經濟、教育、邏輯學等領域的比較與結合實踐中，自覺或不自覺地提及中西文化比較與結合的理論問題。這些理論問題不僅突出地表現了嚴復對待中西文化比較與結合的立場和態度，也表現了嚴復在中西文化比較與結合問題上的杰出智慧。因此，在個別地討論嚴復中西交融的邏輯思想之前，有必要對嚴復中西文化比較與結合的理論思想進行一次整體闡釋和梳理。

中西文化的比較該如何具體進行？中西文化的結合又該采取什么樣的具體方式？這些都是擺在嚴復面前的緊要課題。嚴復認為，具體進行文化的比較與結合，應本著原本精神，他說：“吾聞學術之事，必求之初地而后得其真，自奮耳目心思之力，以得之于兩間之見象者也。”[1]（P.1027）只有對比較結合對象的真切把握，才談得上是有價值的比較研究和有價值的文化結合。宏觀的比較結合是一種對不同文化系統進行全方位、總體性的比較與結合，其基本前提是對作為比較結合對象的文化有概括性的把握和認識，其操作手段以綜合歸納為基本特征。學貫中西的嚴復很擅長此項方法，比如宏觀的比較，中西在政治、人才教育、軍民關系、風俗地理等方面長短優劣便十分明顯的擺在眼前，如何吸收、結合也就有了明確的目標。又如嚴復說：“夫西洋之于學，自明以前，與中土也相埒耳。至于晚近，言學則先物理而后文詞，重達用而薄藻飾。且其教子弟也，尤使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思，貴自得而賤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而回顧中國何如？夫以朱子即物窮理釋格物致知是也；至以讀書窮理，風斯在下矣。”[1]（P.73）如此宏觀的比較，則又讓我們知曉歷史上中西學術的基本狀況：中西學術在明代以前大體上是同步且性質相同的，只是到了明朝以后，中國學術才落后于西方，從而為學習、吸納西方學術思想和精神提供了明確方向。可見，嚴復所認為應用宏觀比較分析的方法，對于把握文化結合內容、精神方面具有重要價值。如果說嚴復中西文化比較與結合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那么不僅要歸功于他中西兼備的學識，更要歸功于他卓爾超群的世界性眼光。

二、嚴復對中西文化交融的解析

期間提倡的“中體西用”論，即以中國傳統文化道德為體，西方科學技術為用，對推進中西文化交流，特別是對近代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能動作用。這時，嚴復以他的遠見卓識發表了頗具影響力的《與主人書》一文，這篇長論集中表述了嚴復對中西文化比較與結合這一重大課題的睿見。嚴復首先對海禁即開以來的學習西方文化的模式進行了概括，他認為中國開設學堂雖然有一段時間了，但是仍未脫離中體西用的窠臼。然后，嚴復對這樣的現象分別進行了分析。關于“中體西用”論，嚴復說：“體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故中學有中學之體用，西學有西學之體用，分之則并立，合之則兩亡。”[1]（P.557）學習西方文化必須破除“中體西用”論的樊籬，應以全方位的姿態吸取西方文化中一切有價值的因素為我所用。嚴復不僅提出了全方位吸收西方文化的口號，也對文化結構進行了相當水平的分析。他認為，我們全方位地學習西方文化，不應該是盡去中國固有文化，即吸收西方文化與保留優秀傳統文化不應是對立的；全方位吸收西方文化也不是全部照抄、照搬，而是要有批判鑒別地加以吸收。正是基于這種對中西文化的全面考察了解，嚴復提出了凡事如果都照抄、照搬西方則弊大于利的警告。可見，嚴復所主張“體用不二”的文化交融模式的核心內容是：全方位、多角度相結合，立足中國實際，擇其善者而用。嚴復對不同系統和同一系統的不同文化結構進行了初步的分析劃分，否定了“中體西用”的文化交融模式，為近代以來中西文化的會通開辟出了一條嶄新的道路。

三、中西思維方法的微觀比較

文化的差異性導致思維方式的差異，邏輯思維方法是哲學方法論的重要內容之一。中國傳統的思維方法中邏輯方法的劃分、比例，邏輯基礎方法及邏輯方法學科――邏輯學的理論建設，與西方比較存在明顯的不足。嚴復認為近代西方富強的基礎是科學的思維方法，所謂“富強之基，本諸格致。不本格致，將無往而不荒墟，所謂蒸砂千載，成飯無期者矣。”[1]（P.11）可見，建設富強中國的基礎，必須借鑒和引用西方的邏輯思維方法，使之與中國傳統的思維方法相結合，從而內化為中國特色的邏輯思維方法。

嚴復認為，名理之學，古代中國雖然沒有像亞里士多德那樣創造出的完整的邏輯學體系，但仍有相關的明辨學內容。在這樣的思想前提下，嚴復接著列舉了中西思維方法上的相同點，例如認為《易》、《春秋》中“本隱之顯”與演繹，“推顯至隱”與歸納都具有相通性，嚴復說：“及觀西人名學，則其格物致知之事，有內籀術焉，有外籀術焉。內籀云者，察其內而不知其全者，執其微以會其通者；外籀云者，據公理以斷眾事者也，設定數以進未然者也。乃推卷曰：有是哉，是固吾《易》、《春秋》之學也，遷所謂本隱之顯者，外籀也；所謂推顯至隱者，內籀也，其言若詔之矣。”[2]（P.6）又如認為道家哲學中的“曲則全”，朱熹所謂的“大處不行終由小處不理”等觀念與西方邏輯分析方法是一致的。嚴復說：“曲，一部分也；舉，一部分，則全體見焉。故《中庸》曰，其次致曲。天下惟知曲為全者，乃可以得。故西人重分析之學，朱晦庵亦言大處不行，終由小處不理也。”[1]（P.917）嚴復的上述一系列比較說明，古代中國卻有它的邏輯思維方法，但顯得粗糙和零散，以至到了近代，中國都沒有形成完整的邏輯學體系。

嚴復以西方邏輯學的發展為基點，進一步分析了中國邏輯學不發達的原因。首先，嚴復認為中國古代沒有建立自己的邏輯學體系的基本原因在于中國的明辨學是建立在臆造上的。嚴復說：“西方之所以翔實，天函日啟，民智淪開，而一切皆歸于有用者，正為此耳。舊學之所以無補者，其外籀非不為也，第其本者，大抵心成之說，持之似有故，言之似成理，媛姝者以古訓而嚴之，初何嘗去取公例而一考其所推者之誠妄乎？此學之所以多誣，而國計民生之所以病者。無他，其例之抵于臆造，而非實測之會通故也。”[1]（P.993）中國古代也有邏輯方法，特別是演繹法，但由于這種演繹法的基礎不是事實，而是臆造的觀念，因而容易走向玄談，變成空洞的學問，對國計民生自然毫無補益。嚴復抓住了中國名理之學的主要局限，從而為中國古代邏輯學基礎的近代轉化展示了方向。其次，以“古”為明辨的最終根據，是中國邏輯學未能形成科學體系的又一個主要原因。嚴復說：“宋儒朱子，以讀書窮理解格物致知。察其語意于內外籀原未偏廢。蓋讀書是多聞，多聞者，多得古人所流傳公例也。窮理是求新知，新知必即物求之。故補傳云：在即物以窮其理，至于豁然貫通，既貫通，自然新知以出，新例以立。且所以新例，間有與古代所已立者齟齬不合，假吾所立，反復研正，果得物理之真，則舊例不能因古遂可專制。”[3]（P.64）也就是說，讀書本不是壞事，但如果唯書是從，甚至是在新知識與古訓發生沖突時，遷就古訓，這顯然也不利于邏輯學的發展。通過這一比較，嚴復貫徹了進化論的思想，主張邏輯學的發展必須面向新知，而不是相反。嚴復認為，中國邏輯學不能健康發展的原因還在于中國不注重歸納與演繹的平衡發展，歸納幾無發展，至于枯竭；演繹過于昌盛，逐漸演變為玄談。嚴復說：“中國由來論辯常法，每欲求申一說，必先引用古書，詩云子曰，而后當前之事體語言，與之校勘離合，而此事體語言之是非遂定，此術西名為Deductive，而吾譯作外籀。蓋籀之為言繹，從公例而得所決，由原得委，若之向外，散及萬事者然，故曰外籀……欲其無差，必精外籀之術，庶不至所行者是，而所斷者非也。然而外籀術重矣，而內籀之術乃更重。內籀西名Inductive。其所以稱此者，因將散見之實，統為一例，如以壺吸氣，引之向里者然，惟能此術，而后新理日出，而人倫乃有進步之朝；吾國向來為學，偏于外籀，而內籀能事極微。”[3]（P.64）由此可見，對于中國傳統邏輯學輕歸納重演繹的失誤，嚴復的分析可謂是一針見血。

中國古代邏輯學近代轉化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重視而且吸取歸納法，歸納是演繹的基礎，沒有歸納的演繹，是空洞且沒有科學價值的演繹。嚴復通過此類比較，從邏輯發展的前途上指出了中國邏輯學提高與發展的重要任務。思維方法的比較與結合，嚴復是在積極肯定中國古代存有名理學前提下進行的，這種溝通本身就具有啟發性，如“曲則全”與分析之學，但在嚴密的、規范的、體系的西方邏輯學面前，中國傳統邏輯學就似乎顯得有些相形見絀，嚴復著重指出了中國邏輯學基礎立于臆造，邏輯學立論過于從古以及重演繹輕歸納等不利于邏輯學發展的因素。所以，嚴復立足于西方邏輯學和中國傳統邏輯學的會通和融合是有重要意義的，它對于改變中國傳統邏輯學發展方向，重建科學的、體系的邏輯學產生了良好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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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邏輯教學初步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在這些具有時代特色的教材中，我們到底有哪些成功經驗值得總結和推廣，有哪些問題需要反思和改進?這就是本文中討論的主題。

1堅定不移地走邏輯教學現代化之路

在20世紀70年代末期，針對我國邏輯教學和研究水平遠遠落后于國際水平的實際狀況，特別是我國大學邏輯教學中所用的邏輯教材內容比較貧乏、陳舊的狀況所提出的“形式邏輯要現代化”的口號，主張邏輯教學和研究要現代化，要大量吸收數理邏輯的成果，編寫現代化的邏輯教科書。然而，對于這個反映時代要求的口號，邏輯學界不少人并不是完全贊同的。在什么是邏輯教學和研究現代化，如何實現邏輯教學和研究現代化等等問題上，邏輯學界曾經展開了3次較大的爭論。在許多次邏輯學討論會上，雙方展開激烈爭辯的情景至今仍歷歷在目，令人難以忘懷。

經過多次激烈的爭論，在邏輯教學是否應當現代化的問題上，邏輯學界基本取得了共識，這就是在中國的高等教育中，邏輯教學也要與國際接軌，堅定不移地走邏輯教學現代化之路。上述這些教材，就是中國的邏輯教學與國際初步接軌的一批成果中的典型代表。由于使用了這些教材，在中國的邏輯教學中，特別是大多數高校哲學系的邏輯教學中，現代邏輯已經成為學生的必修課，也已經和正在成為許多高校非哲學專業的文科學生的公共基礎課或者公共選修課。現代邏輯正在大踏步地走進我國高等學校課堂，逐漸成為邏輯教學的主流。因此，張家龍先生認為我國的邏輯教學已經初步實現了現代化，這是一個不容爭辯的事實。

正是基于我國的邏輯教學已經初步實現了現代化這一基本事實，張家龍會長發出了這樣的號召:“我們不能滿足于已經取得的成績，我們要繼續前進，在21世紀經過幾十年奮斗，中國邏輯學者完全有能力全面實現我國邏輯教學與研究的現代化、與國際邏輯教學和研究水平全面接軌。”

2樹立正確的邏輯教學觀，促進邏輯教學的改革

王路教授在《邏輯基礎》一書的“序”中談到學習邏輯可以有許多目的。他把這些目的大體上分為3類:一類是通過學習邏輯，掌握一些專門的技術和方法，從而使我們能夠應用這些技術和方法解決一些具體的問題;另一類是是通過學習邏輯，培養一種邏輯的眼界和意識，從而使這種邏輯的眼界和意識成為我們知識結構中的構成要素，在我們的工作和生活中潛移默化地起作用;第三類則是通過有關的邏輯知識樹立邏輯的觀念。“就這三個目的而言，最重要的是邏輯的觀念。因為邏輯的技術方法，邏輯的眼界和意識都是圍繞邏輯的觀念展開的。”[1]

那么，在邏輯教學，特別是現代邏輯教學中，我們應當用什么樣的邏輯的觀念去指導邏輯學的教學改革呢?

在《邏輯的觀念》一書以及一系列的論文中，通過對歷史上亞里士多德邏輯和現代邏輯的詳盡考察，王路教授認為，從邏輯的內在機制看，邏輯是研究必然性推理即研究推理的前提和結論之間“必然地得出”的關系的:“從亞里士多德到現代邏輯，始終貫穿了一條基本的精神，這就是‘必然地得出’。”[10]王路詳盡地討論了亞里士多德和現代邏輯對于“什么是必然地得出”和“如何才能必然地得出”的問題的解答，樹立了一種邏輯的觀念，一種對邏輯科學或者邏輯學科的內在機制和根本性質的觀念。并且，他反復強調現代邏輯通過構造形式語言和邏輯演算，得到具體的可以操作的方法，以保證我們可以達到“必然地得出”。李小五教授在《什么是邏輯》中指出:“邏輯就是對形式正確的推理關系進行可靠且完全刻畫的形式推演系統。”[11]并且，他給邏輯下了這么一個形式定義:“我們稱L是一個C--邏輯當且僅當L是一個三元組<Form(L)，|=C，├L>使得下面的(1)～(5)成立:(1)Form(L)是語言的公式類:(2)|=C是語義推論關系;(3)├L是語法推論關系;(4)(可靠性)├LΑ|=C;(5)(完全性)|=CΑ├L。”[11]王路和李小五對邏輯(嚴格地說是演繹邏輯)這門學科或者科學的觀念雖然引起了中國邏輯學界一些人的質疑或批評，甚至被扣上“小邏輯觀”的帽子。①然而，我認為，這些觀念從不同的方面抓住了邏輯這門學科的本質。王路用“必然性”來概括邏輯推理的性質無疑是正確的，李小五從形式語言的語法和語義方面對“必然性”進行了深入、系統的展開。在我參與編著的《邏輯學教程》[7]中，我認為，邏輯這門學科或科學，特別是其最成熟的一階邏輯，是研究關于某些邏輯詞，例如聯結詞和量詞的推理和論文論證中的推出關系或者推理的形式規律即邏輯規律的。從本源上講，所謂規律，就是事物之間內在的、穩定的、必然的關系。推出關系或者邏輯規律就是推理的前提和結論之間的內在的、穩定的、必然的聯系。對于一定范圍內的邏輯規律，我們可以在形式語言L中通過定義有前提的形式推演，從形式語言L的句法(語法)方面來刻畫這種推出關系(├L)，還可以從形式語言L的語義(解釋)方面刻畫它(|=C)，并且證明語法推出關系和語義推出關系的重合性，從而以一系列可操作的規則來保證前提和結論之間的這種推出關系的，保證“必然地得出”。以推理的規則來定義前提和結論之間的語法推出關系，以模型中的指派和賦值來確立前提和結論之間的語義推出關系，并且討論系統的完全性和可靠性，以明確邏輯的出發點是語義推出關系，邏輯的表現形態是語法推出關系，這就非常自然地刻畫了邏輯是研究有效推理的規則的這個思想。而邏輯是研究有效推理的規則的這個根本觀念，確實是國際上許多邏輯學家的共識。②

3構造簡明易學的邏輯教學系統，普及現代邏輯的基本知識

中國邏輯學會副會長馬欽榮教授認為:“有一種現象值得深思，邏輯學界對于傳統邏輯的教學議論很多，否定的也不少，但傳統邏輯作為課程卻大行其道;對現代邏輯贊揚的人多，但開課的學校不多。這里有隊伍的問題，也有課程的開發與建設的問題。我們需要有可教可學、有特色、上水平的現代邏輯教材和一批勝任的教師，這是應當引起重視并扎扎實實去做的工作。”[14]。馬欽榮教授在這里所談到的這種現象后面的深層次的原因是什么?怎么建設現代邏輯的教學隊伍?特別是怎么建設可教可學、有特色、上水平的現代邏輯教材?這些問題，的確是事關邏輯教學改革成敗的關鍵問題。

1999年6月，在紀念《普通邏輯》出版20周年座談會上，對于怎樣進一步改革我國高校的邏輯教學和邏輯教材，蘇天輔先生提出了“普通邏輯數理邏輯化”和“數理邏輯普通邏輯化”2條指導性意見[15]。根據我的理解，所謂“普通邏輯數理邏輯化”，是指在高校講授的邏輯基礎知識的導論課程即“普通邏輯”中以數理邏輯為主要內容，走邏輯教學現代化之路;而“數理邏輯普通邏輯化”，是指必須將數理邏輯這門學科的基礎知識，主要是一階邏輯的基本內容，按照教學規律，特別是學生的認知規律，以深入淺出、通俗易懂的方式表述出來，使之符合導論課的性質和要求。因此，數理邏輯普通邏輯化就是建設教師好教、學生易學的邏輯教材的原則和方法。

那么，怎么才能建設好教易學的現代邏輯教材，實現“普通邏輯數理邏輯化”和“數理邏輯普通邏輯化”，在中國的高校中普及和推廣現代邏輯呢?這是每一個關心中國邏輯教學現代化的人不得不認真思考的問題。結合20多年中國邏輯教學現代化的歷程，并且對邏輯學的研究方法進行客觀的、深入的分析和評價，我們不難找出正確的答案。

在研究各種邏輯詞的推理規律的過程中，我們可以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例如，可以通過公理方法從一個公理(或者公理模式)集合和一個推理規則集合來建立邏輯演算;還可以運用自然推理方法從一個推理規則集合出發來構造邏輯的形式系統，把關于某些邏輯詞的推出關系納入這個系統;還可以通過表列(語義圖)方法運用一個規則集合來逐個構造某個公式或公式集的反駁，以研究這個公式或公式集是否存在推出關系;還可以通過范式方法來研究一個公式或公式集合的各種性質，特別是該公式或該公式集合的所有邏輯后承，等等。

從理論上講，在邏輯系統中，例如在命題邏輯中，對于包括否定詞、合取詞、析取詞、蘊涵詞和等值詞為研究對象的一個形式語言中，這些研究方法得到的推出關系的集合可以是相同的或者等價的。但是，在建立關于某些邏輯詞的全體推出關系形成的集合的推演過程中，不同的研究方法具有相當不同的特點，例如，推演的出發點不同，推演的復雜程度不同，特別在是否有明確的推演目標，是否有明確的推演步驟等方面，這些方法是大異其趣的。

就邏輯學的研究方式而言，運用公理方法構建邏輯的形式系統，研究一類類的邏輯詞的推理規律，是從現代邏輯創立以來直到今天最常見的研究方式。在歷史上，一階邏輯的形式系統最早是由弗雷格用公理方法建立起來的。其后，羅素、希爾伯特以及海廷所構造的邏輯主義、形式主義和直覺主義的邏輯系統都是公理系統。邏輯的公理系統無疑具有種種優點，特別是在研究某些邏輯詞特有的推出規律時，公理系統是十分嚴謹的，而且在討論系統的元邏輯性質方面，公理系統更表現出了種種優點。至今，盡管已經發展出了其它構建邏輯系統的方式，然而，公理方法仍然是人們構建種種邏輯的形式系統時最常用的方法，公理系統對邏輯研究的作用是任何人都不可否認的。

但是，在邏輯教學中，我們是不是一定要采用公理方法來構建邏輯的教學系統呢?用公理方法構建的邏輯系統，對于文科學生是否是好教易學的教學系統呢?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從公理系統的特征出發進行分析。從公理系統推演出定理的復雜程度和推演的目標、推演技巧方面來看，要求沒有受到公理方法訓練的學生，尤其是文科學生以邏輯的公理系統為學習對象，是有相當的難度的。邏輯的公理系統是以推導邏輯定理為己任的。由于公理(或公理模式)和/或推導規則的數目不同，從公理推出定理的技術復雜程度也是不相同的。雖然可以采用演繹定理等方式來簡化邏輯定理的推演，但是，從技術上講，公理系統的推演還是比較復雜的。就推演目標而言，從公理推出定理的過程往往是探索性的、試錯性的，我們往往沒有能行的方式進行定理的推演，特別是用代入規則推演時這個問題就更為突出;就邏輯的核心任務———對推出關系的刻畫而言，公理和定理是以邏輯定理或者邏輯真這種不自然的方式刻畫前提和結論之間的推出關系的。因此，以公理方法構建的邏輯系統被稱為“不自然的邏輯”。①

20世紀80年代在中國的高校中普及和推廣現代邏輯時，一些教材，特別是翻譯過來的教材采用公理系統作為邏輯學的教學系統。由于對公理系統復雜的邏輯定理的推演過程產生了畏難情緒，許多人對現代邏輯的教學和研究不是采取積極探索而是采取了消極后退的方針，并且產生了對現代邏輯的種種誤解和非難，特別是認為現代邏輯不適合中國國情、對人們的思維實踐沒有什么作用等等。這些誤解和非難，就其實質來講，是不正確的。但是，就教學對象講，在以大學文科學生，特別是非哲學專業的大學一年級本科生為教學對象時，以公理系統作為基礎構建的教學系統似乎并不是最好的選擇，這就是馬欽榮教授談到的“邏輯學界對于傳統邏輯的教學議論很多，否定的也不少，但傳統邏輯作為課程卻大行其道;對現代邏輯贊揚的人多，但開課的學校不多”這種現象的深層次的原因。

作為邏輯學的教學系統中，在一階邏輯，特別是其基礎的命題邏輯部分，當然還可以采用范式方法或者表列(語義圖)方法判定任一公式A是不是某個有窮公式集的重言后承或者某個公式是否常真式等。然而，以范式方法求取一個公式集合的所有的結論時，常常要使用交換律、分配律、吸收律、冪等律、歸約律等邏輯規律進行等值替換，推演過程并不直觀、明顯。表列(語義圖)方法是按一組可行的規則構造一個樹形圖，以判定某個公式是不是某個有窮公式集的重言后承或者某個公式是不是重言式。跟公理方法和范式方法相比，表列方法無疑具有推演目標明確、推演方法機械和推演步驟簡潔、比真值表快速有效等等優點。可是，在實際思維中，人們一般不會通過劃真值表、求取范式、構造反駁等等方法來判定前提和結論之間是否有邏輯推論關系的。因此，我們可以在理論研究或者在有邏輯知識的人們中間以這些方法討論推理的規律，但是，我們不能指望以這些方法來指導人們在日常實際思維中進行具體的推理和論證。

20世紀30年代，自根芩和其他邏輯學家提出了完全以推理規則集合代替公理來建立邏輯的形式系統以來，構造自然推理系統或者自然演算成為構造邏輯演算的另一種選擇。跟用公理和定理表示前提和結論之間的推出關系或推理規律相比，以推理規則來表示前提和結論之間的推出關系或推理規律更接近人們的實際思維過程，因此，邏輯學家以不同的方式構建了許多自然推理系統，自然推理系統得到巨大的發展。在自然推理系統中，我們可以從證明論的角度，以推理規則從符號與符號的關系方面建立語法推論關系，而且，我們還可以從模型論的角度，根據指派、賦值討論公式和公式集的可滿足性、有效性，特別是前提集和結論的語義推論關系，并在討論語法推論關系和語義推論關系的基礎上研究系統的種種元邏輯性質如可靠性、完全性等等性質。而且，自然推理系統恢復了邏輯推論關系在邏輯學中的崇高地位，不再把邏輯真作為邏輯學的核心概念，而是把邏輯真看成前提為空的推論關系的一種特殊情況，一種不自然的邏輯推論關系。由于自然演算所具有的種種優點，在構造邏輯的教學系統時，采用這種方法所構造的邏輯系統是適合教學要求，符合教學規律的。

20世紀80年代初期，為了培養現代邏輯方面的教學和研究人員，教育部委托南京大學開辦了數理邏輯學習班。在這個學習班上使用了美國著名邏輯學家蘇佩斯的《邏輯導論》[17]作為教材。該教材以自然推論方法來建立一階邏輯的知識系統，不但邏輯知識講述得非常清楚、明白，而且，還以許多事例來說明邏輯原理的廣泛應用，因此是一本非常優秀的教材。但是，該教材是以重言式作為命題邏輯的推出規則的，從證明論的角度講，以這種方式處理語法推論關系是不夠妥當的。而且，該教材沒有討論一階邏輯的元邏輯性質，這不能說不是一個令人遺憾的問題。其后，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另一位美國著名邏輯學家科庇的教科書《符號邏輯》[18]。這本教材介紹了一階邏輯的自然演繹系統，也構建了一階邏輯的公理系統。在討論自然推理時，該書以真值表為基礎，引入了命題邏輯的若干推理規則，詳細研究了關于聯結詞的演繹方法，并且在此基礎上介紹了量化理論、關系邏輯，以及命題邏輯和一階函項演算的公理系統以及它們的元邏輯性質，內容豐富，論述清晰。這2部國際一流的邏輯教材和其它翻譯出版的教材，對我國邏輯教材的改革，產生了深刻而且廣泛的影響。例如，從人大版的《邏輯學》和以及其它優秀教材如畢富生的《數理邏輯》[19]中，可以看得到這些國外教材的影響。

從傳統形式邏輯傳入我國開始，我國邏輯教材經歷了翻譯介紹、消化吸收、自主創新的發展過程。當然，現代邏輯教材的發展也經歷了這個過程。上述以現代邏輯為主的教材中，許多教材已經發展到了結合中國大學生，特別是文科大學生的特點講述現代邏輯的知識，達到了自主創新的階段。其中，王路的《邏輯基礎》特別突出。在《邏輯基礎》中，王路以非形式的方法討論了命題邏輯和謂詞邏輯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其論述之清楚、事例之生動、方法之詳盡、思路之清晰，在眾多邏輯教材中可謂獨樹一幟。即使是自學者，只要用心一些，也可以輕松地跟隨作者一起在一階邏輯形式證明的大海中遨游。邏輯教材，特別是符號邏輯教材能夠寫到這個地步，的確是非常難得的了。這本教材，是對邏輯教材創新發展的一個典范，值得所有在大學教授現代邏輯的教師學習和借鑒。

根據我們的教學經驗，在以大學文科學生為對象的邏輯教材中，以什么方式講述現代邏輯的基礎知識，培養學生什么樣的眼界和意識，特別是樹立什么樣的邏輯觀念，是關系到邏輯教學是否有成效的大問題，也是關系邏輯教學改革是否成功的大問題。王路的教材，雖然沒有構建一階邏輯的形式系統，更沒有討論系統的元邏輯性質，但是，他卻通過與人們直觀更為接近的方式，分析命題和推理的構成成分，運用有效推理的規則，去分析和解決人們實際思維中的關于聯結詞和量詞的推理和證明的問題，并在這個過程中培養學生邏輯的意識和眼界，樹立正確的邏輯的觀念。因此，王路把邏輯理論和邏輯的應用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以培養學生的邏輯的觀念作為邏輯教學的根本目的。邏輯的具體的推演技術和方法可以上升為學生自覺的習慣，更為重要的是，通過這些推演技術和方法所養成的邏輯的意識和眼界可以內化為學生的素質。學生有了這種素質，也就培養了邏輯精神。而有了邏輯精神，那么，在求知求真的過程中他們就會思索前提和結論、論據和論題之間的聯系是否是必然的，是否具有推出關系，是否符合邏輯規律，邏輯的觀念從而就根深蒂固地扎進學生的思想深處，成為他們的根深蒂固的思維習慣。

王路在《邏輯基礎》中提出了教材的2個使用目的:“一是搞好課堂教學，使之好教、好學、好用;二是便于自學，使之好讀、好理解、好掌握。”[1]并為此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來落實這6個“好”，特別是不構建邏輯系統，只給出從前提推出結論的推理規則，讓學生通過運用推理規則去進行形式證明，從而極大地簡化了一階邏輯的復雜程度。這些措施，真正體現了“數理邏輯普通邏輯化”的原則和方法。筆者認為，王路在《邏輯基礎》中所做的有益的探索，就是試圖讓中國的邏輯教學再上一個新的臺階，達到又一個新的境界的探索。

4培養邏輯精神，突出邏輯學的社會功能就其來源來說，邏輯學來源于哲學論證、法庭辯論、數學推理等等人類的實踐活動，是為人類求知求真的服務的工具。邏輯學，包括現代邏輯，也是來源于人類的實踐活動，它也應當能夠指導人類的實踐活動，服務于人類的實踐活動。更為重要的是，在邏輯學應用于人類實踐活動的過程中，可以培養學生的邏輯意識或者邏輯精神，樹立邏輯的觀念。

實踐性教學是課堂教學的延伸。實踐性教學是為鞏固、加深和擴展邏輯理論和邏輯應用的知識，通過各種方式使學生在思維實踐中運用所學到的邏輯知識去分析問題、討論問題、解決問題的教學方式。這種教學方式，主要由學生自主進行。通過這種教學方式，可以使學生深刻體會到邏輯學求知求真的精神實質，提高學生的學習能力和科研能力。這種教學方式，可以有如下種種表現形式。

通過組織或參與組織學生運用講演會或論辯會的形式進行的教學活動。教師讓學生自主策劃講演或論辯的題目，設計邏輯框架，尋找論據對論題進行論證、反駁和辯護，對論證進行分析、評估，教師只在必要時加以指導。這種實踐性教學方式，非常有利于培養學生在實踐中把邏輯知識創造性地進行應用的能力，非常有利于培養和提高學生的邏輯思維素質，樹立邏輯的觀念，培養求知求真的邏輯精神。

進行案例教學，也是進行實踐性教學的有效方式。通過來自社會生活，主要是來自報刊雜志和互聯網上的實際事例中包含的邏輯問題的分析，可以使學生深刻體會邏輯學的作用，充分理解邏輯學的社會功能。

篇（8）

一、典型案例教學法

“典型案例教學法是指教師在教學中選擇最典型的例子講授，使學生能依靠特殊來掌握一般，并借助這種‘一般’獨立地進行學習的教學方法。”使用這一方法的主要目的是啟迪受教育者的思維，培養其推理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讓學生在短時間內掌握同一類知識和規律，同時使學生在實例中獨立學習。由于法律邏輯學是結合著法律工作者的實際思維過程和法律條文來研究人的思維形式結構和邏輯規律的，這一獨特的研究視角，使得典型案例教學法在法律邏輯學教學過程效果顯著。筆者之所以推崇該教學法，主要是基于如下理由：一是由于法律邏輯是一門實踐性與操作性都很強的專業基礎課，其內容繁多，公式復雜，概括抽象，使人易感枯燥乏味，而典型案例教學法可以把比較抽象、枯燥的知識內容，在典型案例分析中，逐漸的刻畫到了腦海中；二是利用典型案例激發學生學習法律邏輯學的興趣、促使學生養成主動學習和批判思考的推理能力、為學習者提供一種不用親自實踐但卻能在短期內接觸并處理大量實際問題的機會；三是典型案例教學法可以運用于法律邏輯學的任一章節，易于學生對相關知識的理解記憶。但是，案例教學法并非孤立的教學活動，應與法學教育中的其他教學方法有機地結合起來，既可以進行舉例說明，又可以進行模擬訓練；既可以進行個人練習，又可以展開小組討論。總之，典型案例教學法實際上是一種理論聯系實際的教學方法，在法律邏輯教學過程中，利用典型案例把邏輯理論與司法實踐緊密結合起來，用法學的觀點看邏輯，用邏輯的觀點看法律。“法律邏輯學應屬于邏輯學，即它主要是邏輯科學在司法實踐中的應用，因而屬于應用邏輯的分支。”列寧曾說過:“一切科學都是應用邏輯。”

二、辯論教學法

法律邏輯學是研究法律思維的邏輯學科，是培養法律思維能力的重要工具。因此，該課程教學的根本目就是要培養和提高學生的邏輯思維能力，促進其自覺地運用邏輯知識，更好地為我們的生活、工作服務。而法律思維能力只有通過邏輯思維和法律實踐的緊密結合才能得以不斷提高，辯論教學法正是這一過程的真實再現。辯論教學法有如下優勢：一是有助于學生對所學知識的融會貫通。通過辯論，學生可以根據自己所掌握的知識，運用正確的邏輯推理形式獲得新知識；二是有助于提高學生的表述能力。人們表達思想和建構理論都力求思想明確、條理清楚、結構嚴謹、首尾一貫，這些都需要有較強的邏輯思維能力。說過：只有學會語法、修辭和邏輯，才能使思想成為有條理和可以理解的東西；三是有助于學生提高運用所學法律知識論證個人觀點和反駁他人觀點的能力，提高其論證能力。對于法官和律師來說，都應善于說理、善于辯論、熟練運用論證方法。辯論中教師不告訴學生現成的結論、定理和正確的證明，也不表明自己的態度，而只是引導學生通過自己的分析理解，自己去發現其中的規律和方法，得出自認為合乎邏輯的結論。

三、多媒體技術教學法

篇（9）

法律邏輯學是面向高等學校法學專業學生開設的一門必修課，是邏輯學與法學知識的結合。法律邏輯學的課堂教學應該改變原有的固定模式，引入多樣化的教學方式，使學生被動或主動地參與到課程的教與學的過程中。傳統的教學方法， 是以學生為對象的“填鴨”式的教學方法，教師按照教材的章節和順序逐個內容講解下去，基本上是照本宣科，沒有任何創新和擴展；在教學手段上基本上是一本教材、一個教案、一支粉筆，現代化的教學工具和手段基本談不上使用或者是沒有條件使用。這種方法極大地限制了邏輯學的教學效果，使原本就抽象、晦澀的邏輯學概念和原理更不容易被學生理解和接受。為此，作為法律邏輯學教師，就應該在法律邏輯教學中采用新的教學方法，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調動學本文由收集整理生學習的積極性，使學生由“要我學”變為“我要學”。那么，如何才能在法律邏輯教學中調動起學生的積極性，搞好法律邏輯教學呢？根據本人的教學經驗和教學效果來看，本人認為采用案例教學法、啟發式教學法、多媒體技術教學法等方法效果比較好，很受學生歡迎，下面對此進行探討。

一、案例教學法

所謂案例教學法是指利用已經發生或將來可能發生的問題作為個案形式讓學習者去分析和研究， 并提出各種解決問題的方案， 從而提高學習者解決實際問題能力的一種教學方法。通過對典型事例的精辟分析，使學生對邏輯知識有更深刻認識和直接感受，避免空洞說教和乏味推理，以激發學生學習興趣，提高其運用 邏輯知識的能力，實現邏輯知識的遷移應用，尤其是列舉一些缺乏邏輯知識或者巧妙運用邏輯知識的典型事例進行分析，不僅使學生對學習邏輯知識產生濃厚興趣，而且在對這些典型事例的思考，分析中更加認識到學習邏輯學的重要性。如通過韓復渠演講的典型事例讓學生體味到邏輯就在我們生活中，違背邏輯規律、規則就會笑話百出；通過丁謂運用邏輯思維成功建造昭應宮的事例讓學生明白邏輯離我們并不遙遠，每一個正常人的生活、工作都離不開邏輯，我們就生活在邏輯的海洋之中，正確運用邏輯知識會使我們生活和工作效率非凡；通過對林肯為小阿姆斯特朗作無罪辯護的事例分析，使學生認識到判斷的巨大威力，一個虛假的判斷可以置人于死地，一個真實的判斷可以洗卻罪名；通過“屢戰屢敗”的事例分析，可以深刻學習語句與判斷的聯系與區別；通過列舉上海七君子案件審、答、辯中的一些精彩片段，可讓學生運用邏輯知識去思考、分析真實的法庭審理；可以通過羅文錦智辯茂隆皮箱案以分析類比推理的妙用。每個典型事例都可以將學生帶到邏輯思維的草原上任其馳騁，讓學生體味到邏輯的威力、魅力和精妙所在。

二、 啟發式教學

啟發式教學既是一種教學方法，又是一種教學思路。作為教學方法是指基本方法，而非具體方法，貫徹到各種具體方法中，使教學具有啟發性。作為教學思路，強調調動教與學兩方面的積極性，以不斷提高教學質量。

篇（10）

〔中圖分類號〕B81-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175（2015）01-0050-04

〔收稿日期〕 2014-11-16

〔作者簡介〕 劉 鵬（1974-），男，山西洪洞人，山西大學哲學社會學學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為邏輯學和信息哲學。

信息世界的發現是人類發展到目前階段最令人振奮和影響深入的事件，無論對于日常生活亦或是學術研究，信息已經作為一個主要的、基本的材料或因素在發揮著基礎性的作用。與證明、真值、后承、算法等邏輯學傳統研究對象比起來，邏輯把信息概念納入視野作為研究對象還是新近的事情。本世紀初，大量技術和哲學的研究匯集形成了邏輯與信息哲學這個新興的領域。隨著信息世界的發現，哲學和邏輯的主題、研究內容和方向已經發生了信息轉向，圍繞信息展開學術研究激發和促進了思想的大發展和對世界的新理解。

一、信息為邏輯提供洞見和新的理解

信息哲學近來得到很大發展，其元概念是信息。信息哲學在探索交流是如何可能的問題時，發現了信息概念的哲學價值。有哲學家把交流比作打網球，信息就是交流的網球。我們發現，交流主體必然涉及不止一方，交流應該是至少兩個以上主體間的交流，說明交流帶有社會性;交流過程必然涉及不止一個單向的過程，交流應該是至少一個以上雙向的對話過程，說明交流帶有動態性;這種動態性必然涉及主體信息狀態的不斷更新過程或主體信念系統的修正過程，必然帶有主體心理的因素參與其中，因此交流又應該具有心理性。我們可以說，信息哲學帶給現代邏輯的洞見至少有主體間性的洞見、動態修正性的洞見、主體心理性的洞見和邏輯真理的洞見。

（一）主體間性的洞見。我們知道，信息世界發現后，交流成為哲學的基本問題。交流應該是至少兩方的主體間的交流，信息在兩個以上主體間流動，最終達到通過交流認識世界的目的。信息概念本質上涉及多個主體，生活世界中的信息是具有社會性的，信息成為邏輯的研究對象，必然為邏輯研究提供社會性洞見，從而為邏輯學發展開拓道路。一個很好的例子是現代認知科學，認知科學主要研究主體的認知機制與過程，認知科學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是主體間性，認知科學發展也是有其邏輯支撐的，其中一種是認知邏輯，認知邏輯在表達信息的抽象形式，刻畫信息流的動態過程中，就把認知科學的主體間性很好地刻畫出來了，從而極大促進了認知科學的認識和深化。信息的社會性洞見還為邏輯學的信息轉向提供了具體的研究對象。我們認為，包括經典邏輯在內的傳統邏輯處理的主要是單主體的邏輯，主要是刻畫系統內的推理過程，比較多個主體的信息流動的處理，有很大局限性。多主體信息流的刻畫成為邏輯學的挑戰性課題，多主體邏輯同時對于人類理解信息世界，關照日常生活提供全新的理解。因此，刻畫多主體邏輯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都很重大。邏輯學在把握社會性的過程中必將得到極大的發展。

（二）動態修正性的洞見。信息為邏輯提供的第二個洞見是動態修正性的洞見，主要體現為將邏輯研究視野轉變到對主體動態活動的關注上來。范本特姆把信息引入邏輯學，提出了新的邏輯學動態研究綱領：在邏輯學研究中引入主體活動這個范疇，把主體的活動作為同邏輯命題那樣加以同等對待。〔1 〕 （P503-519 ）這樣，邏輯學就呈現出由靜態認知研究轉向動態認知研究的新階段。我們看到，邏輯開始轉向對信息更新、交流和主體間互動等新內容的探索和研究。邏輯不再滿足于以往的抽象推理有效性的研究，不再滿足于那種邏輯形式的靜態的演繹，不再滿足于從真到真的完美過渡，而是關注于實際生活中的人或某個智能體等這樣的主體實際是如何在動態的思維的，關注主體在有限信息環境中是如何根據信息流動來得到結論的整個行動過程的，關注于立足主體行為與主體意圖、信念等的變化之間的動態關系，關注于主體的行為的認知基礎和認知解釋。比如當代動態認知邏輯研究人的會話過程的主要思路是結合具體情景分析信息如何生成、研究認知中的推理過程、分析信息的更新狀態、分析人的信念的修正，在這個思路中，涉及大量語言學、認知科學和邏輯學知識，最終結果是建立會話過程的信息結構模型，理清信息流動軌跡。也就是說，邏輯學動態性的重要標志是把信息活動作為邏輯學研究的中心任務，邏輯的大量工作都集中在對主體諸如言語行為、交流、觀察、學習和信念修正等動態機制的研究上。這樣的研究既對語言結構分析意義重大，也對主體的動態化過程認識、計算機信息處理以及人工智能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三）主體心理性的洞見。信息為邏輯提供的第三個洞見是主體心理性的洞見。我們知道，邏輯學尤其是近代經典邏輯學是拒斥心理主義的。弗雷格曾經為了給數學找到堅實的邏輯基礎斷然聲明：要把心理的東西與邏輯的東西分開。的確，分析哲學拒斥了心理主義后的邏輯一掃千年停滯的狀態，得到了革命性發展，最終形成了數理邏輯宏偉大廈。然而，在宏偉中，數理邏輯走向了一種抽象的、符號的困境，遠離生活世界，遠離人，某種程度上成為少數專門家的技術展示。數理邏輯的另外一面是忽視了主體的能動性和信息的欠缺性，隱含著諸如將人類思維引入歧途等這樣的隱患。范本特姆認為這是一種“系統禁錮” 〔2 〕 （P225-288 ），由于遠離人的生活實踐，符號化抽象化的數理邏輯形式系統作為形式科學的固有的邏輯觀念的狹隘性所導致的空洞性，這對于邏輯學發展和對于人的發展來說是無益的。然而怎樣化解這種有用的空洞性呢？按照信息的洞見，邏輯應該重返生活世界，關照日常對話，關照日常交流。這里要首先考察信息更新的機制，信息哲學定義信息是主體的信息，信息在交流過程中是完成更新，新的信息狀態構成主體的新的信念以達到交流的目的，而形成新信念的過程是主體結合原有信念與新信息進行綜合處理的過程，即新信念=舊信念+新信息。從這個過程中，我們看到，邏輯在刻畫和表達這樣的信念更新過程中，是不能不考慮主體的心理因素的，所考察的這部分心理因素不同于弗雷格所拒斥的心理主義，而是合理的心理因素，通過引入對主體心理因素的合理考慮，邏輯就能夠很完善地刻畫人的信念修正過程了。這樣，通過承認人這樣的主體在實際上是如何推理的，并且引入認知心理學的東西使得邏輯得以很好刻畫主體推理模型，就會使邏輯學研究別開生面。

（四）對邏輯真理的洞見。社會性洞見通過使邏輯改變單主體格局而轉向多主體格局，為邏輯學拓展了研究領域。動態性洞見通過使邏輯改變靜態的觀點而轉向動態的修正的觀點，為邏輯學啟發了研究視野。而心理性洞見通過使經典邏輯改變對心理主義的拒斥而轉向接受合理的心理因素的介入，為邏輯學增加了新的研究方法與研究視角。信息的引入對于邏輯學發展的洞見還應該有很多，有待繼續探討研究。但是僅就這些洞見就已經足以引起邏輯學的信息轉向了 〔3 〕 （P117-122 ）。那么，這里還有一個根本性的問題，那就是怎么看待邏輯學的核心基礎――邏輯真理。信息對于邏輯真理的影響又是什么呢？如果能夠清晰地用信息的觀點重新定義邏輯真理，那么信息對于邏輯的作用與影響將是革命性的，這應該是信息對于邏輯的最大的洞見。有邏輯學者對邏輯真理進行系統總結認為，經典邏輯中用到的邏輯真理類型有：前提（或命題）真、推理真、指派（賦值）真、形式真與系統真 〔4 〕 （P230-241 ）。這些邏輯真理的類型分別從知識信念角度、從前提到結論的保真角度、從符號經濟學角度、從形式公式抽象性和形式系統一致性角度系統總結了經典邏輯邏輯真理的本質。然而，經典邏輯真理概念基本特征是單主體性的、靜態性的和抽象形式的，完全與其所服務的經典邏輯概念相一致。而信息視角下，也就是邏輯學開始面向社會性、動態性和心理性時，邏輯真理概念也將不容置疑地發生信息轉向，社會性的、動態性的和心理性的因素應該得到深入思考和探究。邏輯真理必須認真面對日常生活，面對生活世界。在信息對于邏輯真理概念的洞見里，邏輯學要依據主體掌握的信息為根據來規定真，即新的邏輯信息真的邏輯真理觀，應該得到高度關注。

二、邏輯為信息提供形式分析工具

在分析哲學家看來，日常語言是混亂的并且到處存在誤用，哲學的任務歸根到底就是清理語言的混亂與誤用，清除一切形而上學，給科學奠定一個嚴謹穩固的基礎。信息世界的邏輯就是要通過理解日常語言與生活世界進而把握世界。

（一）信息世界需要邏輯分析。傳統哲學認為邏輯是對推理的系統研究，是通過闡明或“開啟”隱含在給定前提中的信息得到新結論的一種方法。這意思就是說，比如一個典型命題推理“從A∨B，A得到B”的結論B道出了更多滿足這兩個前提的情況的信息。但生活世界的邏輯推理應該被看做是信息處理。按照這種理解，一些信息處理就是邏輯推理。邏輯是一種很好的形式化分析工具，第一邏輯可以很好地去表達信息處理的任務，去刻畫信息處理的過程。而這些被表達的信息處理和過程在傳統上是不被看做是邏輯研究的范圍的。邏輯在這里的作用主要有兩個，一個是對信息處理任務的描述和解釋，另一個是為邏輯模型的輸入輸出裝配提供適合的邏輯語言。

信息的邏輯研究揭示和探討了信息概念的許多非常基礎性的定性的方面，正在慢慢成為哲學反思社會的利器。有學者提出三種不同角度的信息的定義， 〔5 〕 （P63-67 ）分別是基于范圍的信息定義、基于聯系的信息定義、基于編碼的信息定義，分別從不同角度強調了信息的定性規定。邏輯在對信息的刻畫和對信息處理的表達方面提供了徹底的形式化工具，促進了對信息和信息處理概念的把握和理解。

（二）邏輯分析成為把握信息世界的基本工具。基于范圍――主體和信息更新的形式表征與處理。邏輯學對基于范圍的信息定義的核心直覺理解是一個信息狀態或許可以被某一時刻可接受信息相一致的主體狀態的配置或狀態概率的范圍所定義。獲取新的信息與縮小這個范圍相一致，這樣就減少了事態的實際配置的不確定性。在這種理解下，對于認知模態邏輯的可能世界語義學配置的證明足夠支撐信息的各種不同語義的研究。基于范圍的信息定義的邏輯的一個鮮明的例子就是信息更新，由于不同主體相互間的交流，信息在主體間的社會性配置不斷地發生與更新，而這種信息更新與不同的認知行為相伴隨行。

基于聯系――情景語境和通道理論的形式分析。邏輯學對于基于聯系的信息定義的核心直覺理解是針對與信息流的刻畫，信息流概念與結構化系統相聯系，結構化系統內部各部分有著系統性的聯結，邏輯在這個基礎背景中刻畫信息流的邏輯狀態改變。例如，樹木年輪的數量能夠告訴我們關于樹木年齡的信息，并且樹木年輪表述著樹木經歷的從過去走到現在的自然界事件如旱澇雨雪等是如何演進的信息。邏輯學對基于聯系的信息的形式化刻畫包括結構化信息環境下信息關于情景語境、通道理論等內容。

基于編碼――相關邏輯線性邏輯的形式處理。邏輯學對于基于編碼的信息定義的核心直覺是信息片段（信息的編碼）或者信息計算與推理過程的語法性結構的形式化描述。對信息片段（信息的編碼）或者信息計算與推理過程的形式化研究的一個重要的自然的邏輯裝置就是證明理論。邏輯學家近來對一些子結構邏輯，尤其是相關邏輯和一些線性邏輯的研究，就是對基于編碼信息概念的相關方面的邏輯形式分析。

（三）對信息概念的形式化處理。邏輯學對于基于范圍、基于聯系和基于編碼這三種信息定義的形式化分析處理與概念理解并不是互不相容的，三種信息定義立場之間是可化約并且彼此之間是可以互相轉化的。以多部分組成的結構化信息系統為例。首先，系統內各部分間的聯系自然地允許基于聯系的信息定義信息流的存在;第二，既然某部分接受的局部信息要一致于系統整體狀態的某個概率范圍，那么各部分自然存在范圍上的邏輯分布概率;最后，系統各部分組合的、類語法的、證明理論的信息將會針對整個結構化系統而被以不同方式進行編碼化表達。這樣，基于聯系的信息流就成為了一種組合系統。在這個系統中，適應特殊的相關邏輯的解釋，局部信息狀態以類語法的方式得以組合。邏輯學還能夠清晰地給信息建模過程增加新的結構化編碼，給結構化系統各部分或局部安置演繹計算，達到對信息定義三種立場形式化關系處理。

三、信息與邏輯的辯證統一

人類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甚至生產方式由于信息的介入正在或已經發生深刻變化，而對信息以及關于信息的邏輯的思想上或者哲學上的反思從上世紀40年代開始，也慢慢地在進行著。

（一）信息世界是哲學反思的基礎。從現象層面觀察，現在的世界與傳統的世界是大大的不同了。以計算機器及理論發展和以計算機科學與技術為代表的現代科技的繁榮，尤其是通信和網絡技術的應用不斷深化，其結果是根本性地改變了人類生活方式、生存方式，直至人類的思考方式，在這樣的革命式的變化中，信息作為其中基本的對象和因素，其作用力和影響力被迅速地凸顯，成為人類世界經常的基本的話題。信息是一切的根據。因此，許多哲學家、邏輯學家紛紛在他們的文章中向大眾啟示新的關于信息的哲學。我們面臨的世界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我們的世界已經變成了一個新的世界――信息世界。

（二）信息轉向化解邏輯發展的危機。從哲學上看，信息世界的世界觀變化是帶有根本性，這種根本性的變化使邏輯學面臨了或面臨著一種轉向――信息轉向。現代邏輯的信息轉向，即邏輯研究焦點逐步轉向對于信息流與人際交流的研究，這遠遠超出了邏輯學的傳統論域：推理與意義。這使得邏輯成為了多學科學術舞臺的中心活躍者，并在實踐中產生新的影響，而對邏輯與信息哲學關系的認識是這種影響的一個重要方面。從信息或信息哲學的角度重新理解邏輯的概念，類似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是否有基于信息本體論世界觀的新的《邏輯哲學論》呢？在沒有形成理論之前，這只是一種直覺上的理解和推測，然而不是沒有價值。面對信息世界，邏輯發展到現代邏輯純粹的數學推理、符號化和抽象系統的方式遇到了極大的危機，像亞里士多德經典邏輯那樣統一的邏輯沒有了，人們看到的是不同邏輯預設下的哲學邏輯和形式系統。盡管在應用上，不同的邏輯和系統給人們帶來了利益，但是邏輯所呈現出多元化、碎片式狀態不能不說是一種邏輯的危機。如何克服種種危機呢？有沒有一個統一的核心概念完成邏輯的統一呢？值得注意的是，近年的國外文獻中也出現了一些可貴的證據和痕跡，那就是邏輯學正在與信息發生著越來越多的碰撞，邏輯學論文中，信息這個詞匯的出現率正在逐步提高。信息的概念作為邏輯學大家庭中的新的一員，正在與邏輯發生密集碰撞，而在這個過程中，邏輯發現了“新大陸”，而信息得到“新澄清”。邏輯與信息在哲學上發生著關系性的概念革命。這種概念關系視角必然引發如下問題：信息能給邏輯帶來什么？邏輯能把握信息的概念嗎？信息怎樣改造邏輯？信息能給邏輯以真和意義嗎？有基于新邏輯的統一的信息哲學理論嗎？

（三）邏輯變革促進信息哲學的形成。邏輯是認識世界的最為精確和基本的工具。離開邏輯，我們對于世界的把握就是失據的。邏輯對于那種理解和認識的目標是局部修正就可以了，還是說需要大大改變和發展滯后的狀況，以一種新的理論形態來解析世界呢？我們有很多的問題。但是我想，邏輯自身是無法回答這些問題的。我們的方向應該是在哲學的高度重新審視邏輯，就像維特根斯坦那樣，為世界發現新的邏輯學。從上面對于信息與邏輯兩方面在概念上的互動，使得我們可以以新的角度重新認識信息與邏輯，這要從兩方面來講。一方面，從邏輯學自身發展面臨危機的角度來講，經典數理邏輯那種靜態的、單調的、抽象的方式已經不能很好解釋和解決生活世界的問題，邏輯學發展變革在謀求新的契機。另一方面，從信息作為新的思維方式角度來講，信息概念紛繁復雜，可以講是使用最為頻繁、作用最為重要卻在概念上理論上研究最少的事物，信息的基本性使得哲學家甚至將其視為繼存在、知識、意義等哲學基本概念之后的又一個本體性的概念，以信息概念為核心，形成了信息哲學，而關于信息哲學的討論和研究則無論從國內還是國外都方興未艾。這些討論和研究的目標都指向為人類再次建立新的統一的“第一哲學”。目前看來，雖然這樣的目標宏大而遙遠，但人們朝此目標努力邁進的步伐早已開始。信息哲學的研究極大開拓了人類思想新境界，從信息新視角重新認識邏輯，為邏輯學最終克服邏輯危機，完成邏輯變革提供了一個可以選擇的路徑。同時，新的信息邏輯也為信息哲學克服諸多阻礙成為第一哲學提供了一個足以依靠的基本方法與工具。

參考文獻：

〔1〕VanBenthem.LogicandtheDynamicsofInformation〔C〕.

MindsandMachines，2003.

〔2〕VanBenthem，MaricarmenMartinez.TheStoriesofLogicandInformation〔C〕.Handbookon the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2007.

篇（11）

中圖分類號：B81-095文獻標識碼：A

CharlesSandersPeirce（1839-1914），其一生曾作為“一個美國人的悲劇”〔1〕，現在已經越來越多地被認為是他那個時代、也是美國至今產生的最有創造性、最具多才多藝的偉大思想家。他廣博的研究涉及非常不同的知識領域：天文學、物理學、度量衡學、測地學、數學、邏輯學、哲學、科學理論和科學史、指號學、語言學、經濟計量學和實驗心理學等等。而且這里的許多領域，Peirce在不同程度上被視為倡導者、先驅甚至是“鼻祖”。Russell早就做出評價：“毫無疑問，他是十九世紀末葉最有創見的偉人之一，當然是美國前所未有的最偉大的思想家。”〔2〕而當代在世哲學家H.Putnam稱他為“所有美國哲學家中高聳的巨人”〔3〕。

雖然Peirce的思想具有極為廣闊的視野，但當今學者所公認、Peirce本人也承認的他的兩個主要研究領域卻是科學和邏輯學。科學和邏輯學是Peirce畢生付出精力最多的兩個領域，也是他在大學畢業后決定他一生將做什么時曾猶豫不決的兩種選擇。但在其學術興趣上它們是他的孿生子，二者在理論聯系上常常是融為一體，成為Peirce最傾心關注的焦點。而且，作為科學家和邏輯學家的經驗是Peirce整個哲學系統構建的基礎與出發點，是貫穿他一生思想發展變化的重要影響因素。實際上，科學和邏輯學的共同追求正是Peirce為自己所界定的生活目標。把握他的這一顯著特征，我們可考察作為科學家的Peirce與作為邏輯學家的Peirce之間的某些聯系。

1科學家職業、邏輯學家志向

從實際從事職業來看，Peirce是位科學家，包括化學家、大地測量員、物理學家、天文學家、工程師、發明家、實驗心理學家等等；同時這也是他謀生的門路，是他最早獲得學術名聲的領域。

成為一名科學家，Peirce具有非常優越的條件；同時這也是他的親戚朋友尤其是父親所期望的。Peirce出生于具有良好科學氛圍的家庭，特別是其父親BenjaminPeirce是哈佛大學天文學和數學Perkins教授，也是當時美國最有影響的數學家。Peirce從小由其父親教授數學、物理學和天文學等學科；其聰穎智慧深得父親欣賞。而Peirce本人也深受父親影響，尤其是在父親1880年去世之后，他極想遵照父親遺愿而繼承父親的事業，從此專注于科學研究。

在Peirce十幾歲時，他已經在家中建立了私人化學實驗室，并寫出了《化學史》；其叔叔去世后，他又繼承了他叔叔的化學和醫學圖書館。1859年從哈佛大學畢業后，他父親安排他在美國海岸測量局（后來改名為海岸和地質測量局）野地考察隊作為臨時助手學習鍛煉了一年；而同時他私下跟隨哈佛動物學家LouisAgassiz學習分類學方法。1862年進入哈佛的Lawrence科學研究所，并于1863年畢業獲得化學理學士。其間于1861年他再次進入海岸測量局，但這次是作為長期助手；1884年10月至1885年2月主管度量衡辦公室；1867年父親成為海岸地質測量局的第三任主管，Peirce于同年7月1日由助手(Aide)提為副手（Assistant），職位僅次于主管；他的這一職位上一直持續到1891年12月31日，時間達24年半之久。從1872年11月開始，他又負責鐘擺實驗；在1873—1886年間他在歐洲、美國以及其他地方的站點進行鐘擺實驗。晚年（1896年直到1902年）主要為圣勞倫斯能量公司做顧問化學工程師。

同時，Peirce在1867年被安排在氣象臺從事觀測工作，并于1869年被任命為副手。他曾是一次日環食和兩次日全食現象的觀測者，還負責使用氣象臺新獲得的天體光度計。1871年其父親獲得國會授權進行橫跨大陸的地質測量，Peirce由此又成了職業的大地測量員和度量衡學家。

Peirce生前雖只出版過一本科學方面的書（《光測研究》(1878)），為《theNation》雜志撰寫的短評、書評現多收集在由Ketner和Cook編輯出版的《ContributionstotheNation》中；但他在海岸地測局和哈佛氣象臺的諸多貢獻已經為他（也為這兩機構）在很年輕時就贏得了國際（特別是在歐洲）聲譽（Peirce1870年、1875年、1877年、1880年和1883年先后五次接受測量局任務到歐洲考察，同歐洲的許多科學家建立了聯系，并極力主張擴大科學界的國際聯系）。Peirce于1867年成為美國文理學院的常駐會員，1877被選為國家科學院的成員，1880年被選為倫敦數學學會成員，1881年被選進入美國科學進步協會。而且值得一提的是，現在Peirce已被認為是采用光波長來測定米制長的先驅。

然而，盡管他原本可以很好地專職于科學職業，并有廣闊的前景；并且事實上，他也是由化學進入了各種各樣的科學部門，并投入了極大的興趣和精力，成為美國當時杰出的科學家。但與邏輯學相比，它們只是他生命的第二焦點。

從理想志向來看，Peirce視邏輯學為其天職。早年在父親指導下學習《純粹理性批判》時就認為康德的失敗主要在于其“平庸的邏輯”，要超越康德體系，必須發展一種嶄新的邏輯。他聲稱在12歲時已經除了邏輯別無其他追求；甚至在生活潦倒、疾病纏身的困境中他依然堅持這一工作。他建有自己的私人邏輯史圖書館，他是近代以來少有的精通古代和中世紀邏輯的一位邏輯學家。他自己說，他是自中世紀以來唯一全身心貢獻于邏輯學的人，并聲稱他是終生的邏輯推理學習者。1906年他在美國《WHO’SWHO》中把自己命名為一名邏輯學家，這在當時是絕無僅有的現象。晚年在Milford的Arisbe，他形容自己為田園邏輯學家、邏輯學隱士。與具有美好前程的科學職業相比，Peirce之所以熱中于當時不可能成為謀生手段的邏輯學，更多的是出于對自己既定學術目標的追求：要發展一種有前途的邏輯。他對于邏輯的執著和熱情，使得他在邏輯學上的貢獻并不亞于科學。

年僅二十幾歲時，Peirce就開始在哈佛和Lowell學院作關于邏輯學的演講；從1879年直到1884年，在保持海岸地質測量局職位的同時，他作為JohnsHopkins大學（美國歷史上第一所研究生學院）的兼職邏輯學講師（這是他一生唯一一次獲得的大學職位），并在這期間出版了他第二本書（也是最后一本）《邏輯研究》(1883年，Peirce主編)。這本書在當時的美國乃至整個歐洲都有較大影響。在1901年，他為Baldwin的《哲學心理學辭典》撰寫了大部分的邏輯學詞條。

雖然Peirce只有短暫的學院生活來傳播他的邏輯理論，但在他那個時代，Peirce已經是一位國際性人物。在五次訪問歐洲期間，雖然他是作為科學家去考察，但不僅碰到了許多著名科學家，也會見了當時知名的數學家與邏輯學家，包括DeMorgan、McColl、Jevons、Clifford、Spencer等，還與Cantor、Kempe、Jourdain、Victoria夫人等保持著通信關系。1877年英國數學家和哲學家W.K.Clifford評價“CharlesPeirce...是最偉大的在世邏輯學家，是自Aristotle以來已經為這一學科增加實質內容的第二個人，那另一個是GeorgeBoole，《思維規律》的作者。”〔4〕

而在今天，Peirce學者不斷發掘出的Peirce的邏輯尤其是現代邏輯貢獻更是值得重視。一般認為，他早期主要是作為一名布爾主義者（Boolean）從事代數邏輯方面的研究，而晚年他的貢獻主要集中于圖表邏輯方面，主要包括存在圖表系統和價分析法。1870年Peirce的“描述一種關系邏輯記法，源于對Boole邏輯演算的擴充”是現代邏輯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因為它第一次試圖把Boole邏輯代數擴充到關系邏輯，并在歷史上第一次引入（比Frege的Begriffschrift早兩年）多元關系邏輯的句法。在1883年之前他已經發展了量化邏輯的完全的句法，與直到1910年才出現的標準的Russell-Whitehed句法僅僅在特殊符號上有點不同。

在對于數理邏輯貢獻的廣泛性和獨創性方面，Peirce幾乎是無與倫比。與邏輯主義學派的Frege相比，Peirce的特殊貢獻不在定理證明方面上，而更多的是在新穎的邏輯句法系統和基本邏輯概念的精制化發展上。他創造了十多個包括二維句法系統在內的不同邏輯句法系統。把實質條件句算子（在他那里的形式為“—<”）引入了邏輯學，比Shaffer早40年發展了Shaffer豎并僅僅基于這一算子發展了一完全的邏輯系統。還獨立地系統采用了真值表方法和歸謬賦值法，過早地意識到Skolem前束范式的技術。在JohnsHopkins大學教書期間，Peirce開始研究四色圖猜想并發展了邏輯和拓撲學特別是拓撲圖論之間的廣泛聯系。

我們看到，Peirce不僅是有著突出貢獻的科學家，同時也是著名的邏輯學家。然而在二者關系上，首要的一點是：他承認自己熱愛科學，但坦言對于科學的研究只是為了他的邏輯；因為邏輯的研究需要從各種特殊科學（還有數學）的實際推理方法中概括出一般的邏輯推理方法，而決不是僅僅從邏輯書籍或講課中背誦、記憶和解題；多樣化的科學研究正是為了邏輯之全面概括，由它們獲得的材料形成了邏輯學的基礎和工具。實際上，這種前后的“從屬關系”最突出地表現在他晚年常常是以作為科學家的收入來維持從事邏輯學研究的時間。

2邏輯學作為科學

雖然上文表明邏輯學家Peirce與科學家Peirce之間有近乎目的與手段間的主從關系，但事實上并非如此簡單，它們還有更為深刻的一層關系，那就是：邏輯學也是科學。很顯然，這是Peirce長期的實驗室經歷已經使得他以科學的方法處理所有問題（他有時的確稱自己為“實驗室哲學家”）包括邏輯學了。

我們首先看，科學在Peirce那里意味著什么？Peirce看到大多數人包括科學界之外的人都習慣于把科學視為特殊種類的（主要是指系統化的）知識，而他更愿意像古希臘人那樣把科學作為認知的方法，但他強調這種方法一定要是科學探究（inquiry）的方法。知識開始于懷疑，為了尋求確定的信念我們必須要解決（settle）懷疑，一般解決懷疑的方法主要有情感方法（求助于自己的感覺傾向）、信忠團體的方法（選擇那些最適合其社會團體的那一信念）和尊重的方法（求助于自己對于某特別個人或機構的尊重之感情）等；但這些方法本質上都是自我中心的非客觀的方法，它們往往只通過懷疑者自己的行為、意愿來選擇信念，缺乏足夠的證據。而真正客觀的方法只有科學探究的方法，在這種方法指引之下，探究者從經驗出發基于科學共同體(community)的合作去尋求真理（TRUTH）或實在（Reality），這也正是科學活動；最終的真理性認識可能并不是由某一實際的探究者所發現，但只要是遵循這種方法、運用先前的結果，最后都必定會一致達到真理的。這正是Peirce在《通俗科學月刊》上發表的兩篇經典性論文《信念的確定》和《如何使我們的觀念清楚明白》中所闡述的實用主義（與后來James版本的實用主義有很大不同）方法相一致的，事實上?鏟eirce所指出的，實用主義不是什么世界觀，本質上是一種方法，一種科學探究的方法。而與此同時，我們看到，Peirce把邏輯學視為設計研究方法的藝術，是方法之方法，它告訴我們如何進行才能形成一個實驗計劃；邏輯就是對于解決懷疑的客觀方法的研究，是對于達到真理之方式的研究，其目的就是要幫助我們成為“科學人”。現代科學之優于古代之處也正在于一個好的邏輯，健全的邏輯理論在實踐上能縮短我們獲知真理的等待時間，使得預定結果加速到來。

但是我們發現，他在思想更為成熟的階段是把邏輯學的科學屬性放置于指號學（Semiotics或更多的是Semieotics）的語境中來考察的，雖然這種處理與以上把邏輯學視為科學方法之研究存在著根本上的一致性。

Peirce不止一次指出，在最廣泛的意義上的邏輯學就是指號學或關于指號的理論，僅僅是指號學的另一個名字。〔5〕它包括三個部門：批判邏輯學（CriticalLogic），或狹義上的邏輯學，是指號指稱其對象的一般條件的理論，也即我們一般所謂邏輯學；理論語法（SpeculativeGrammar），是指號具有有意義特征的一般條件的學說；理論修辭（SpeculativeRhetoric），又叫方法論（methodeutic），是指號指稱其解釋項的一般條件的學說。〔6〕這種劃分可能受中世紀大學三學科：語法、辯證法（或邏輯學）和修辭的課程設置的影響，指號學在某種程度上可視為對于中世紀后期所理解的邏輯的現代化版本。而我們在此枰康韉氖牽琍eirce把指號學視為經驗科學、觀察科學。推理就是對于指號的操作，觀察在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指號學同其它經驗科學的不同在于它們實驗操作對象不一樣，在于其它科學的目的僅僅是發現“實際上是什么”而邏輯科學要探明“必定是什么”。但既然是經驗科學，根據經驗學習的科學人進行邏輯推理所得到的結論就是可錯的即準必然的（事實上，任何邏輯必然都只是相對于特定推理前提而產生必然的特定結論）。

更進一步，Peirce把狹義上的邏輯學(logicexact)分成假設邏輯（abductivelogic）、演繹邏輯和歸納邏輯三部分。顯然這比傳統邏輯上演繹（必然的）、歸納（可能的）二分的做法多出了內容。Peirce得出這樣的結論是對于Aristotle三段論基本格研究的結果，他認為Barbara集中表現了演繹推理的本質，而作為特殊的演繹三段論Baroco（把Barbara中結論的否定作前提、小前提的否定作結論）和Bocardo（把Barbara中的結論的否定作前提、大前提的否定作結論），如果把它們的結論考慮為或然性的，則分別相應于假設推理(abductivereasoning)和歸納推理。但更重要的是，Peirce在此顯示出了邏輯學與科學的最合理的緊密聯系。在他看來，演繹邏輯也即數學的邏輯，而假設邏輯和歸納邏輯主要就是科學的邏輯。在演繹邏輯已經得到普遍承認的情況下，他終生的愿望就是要把歸納和假設（Abduction）同演繹一起堅固地和永久地確立在邏輯概念之中。在科學探究過程中，假設、演繹和歸納先后組成了三個不同階段的科學方法，它們的共同作用使得科學探究能自我修正。

Peirce把假設放在首位，作為科學探究程序的第一步，目的在于發現和形成假說。假設是為解釋違反規律（或習慣）的意外事實而產生假說的過程，它能產生新信息，Peirce把它視為所有科學研究甚至是所有普通人的活動的中心。但這種假設并沒有提供安全可靠的結論，假說必須要經過檢驗。于是，還需要演繹來解釋（explicate）和演示（demonstrate）假說即得出預言；再后由歸納回歸到經驗，旨在通過觀察被演繹出的結果是否成立來證實或否證那些假說，即決定假說的可信賴度。在這連續的三種推理形式中，假設是從意外事實（surprisingfacts）推到對事實的可能性解釋，演繹是從假說前提推到相應結論，歸納則是從實例到一般化概括。經過這樣的科學探究，我們在科學共同體中將能不斷接近真理。

3邏輯學中的化學概念移植

為更具體地論述Peirce的科學研究與邏輯學研究之間的緊密聯系，我們在此可談到Peirce對科學中的許多概念向邏輯學研究的成功應用，這突出表現在化學上。因為化學是Peirce的大學專業，也是他進入整個經驗科學的入口。

邏輯學作為一門特殊的學科領域，事實上從近代以來，就從數學（包括代數和幾何）理論那里找到了非常有力的發展動力和理論技術。我們在此談到的化學概念應用作為整個自然科學概念推廣中的一例其實也是Peirce為發展邏輯學而提出的。

首先，Peirce晚年極為傾心的存在圖表邏輯構想正是基于化學圖表原理（可能還有拓撲學方法的啟發）。存在圖表是Peirce在其指號學背景下對Euler圖和Venn圖的重大發展，具有極強的表現力。其在自然、直觀、易操作上要遠勝于代數方法（包括標準的Peano-Russell記法），因為我們心靈的思想過程被同構地展現在推理者面前，對于圖表的操作代替了在化學（和物理）實驗中對于實物的操作。化學家把這樣的實驗描述為向自然（Nature）的質疑，而現在邏輯學家對于圖表的實驗就是向所關涉邏輯關系之本性（Nature）的置疑。〔7〕

第二個例子，現代邏輯（可能從《數學原理》開始）中的一對基本概念:命題和命題函項（或有時稱為閉語句和開語句）原本就是來自化學中的“飽和”（Saturation或Gesättigkeit）和“未飽和”概念。Peirce用黑點或短線來代替語句中的“指示代詞”（即邏輯中的自變元），得到形如“——大于——”、“A大于——”這樣的形式，它們分別被稱為關系述位（relativerhema）（區別于像系詞一樣的關系詞項）和非關系述位，也即他那里的謂詞（謂詞是幾元的取決于我們到底如何選擇去分析命題）。他指出，述位不是命題，并坦言“述位在某種程度上與帶有未飽和鍵（unsaturatedbonds）的化學原子或化學基極為相似。”〔8〕然而不無意外，我們發現同時期歐洲大陸的Frege也正在獨立地從化學概念得到邏輯研究的靈感。他把諸如“……的父親”的函項記號稱為“未飽和的”或“不完全的”表達式，以與專有名詞相區別。〔9〕

另外一個例子是Peirce提出的價分析（ValencyAnalysis）法。正如名字所顯示出的，它同化學中的化合價概念密切相關，Peirce所使用的詞語Valency直接源于化學中的術語Valence即化合價。價分析是Peirce在圖表化邏輯思想指引下于存在圖表（ExistentialGraphs）之外創設的另一種二維表現法。其中，顯然他是把思想中概念的組合與“化學離子”的組合相比擬，如他采用類似“——”這樣的結構表示帶有“開放端（looseend）”(即黑點后面的橫線)的實體，即謂詞；這就是化學中離子結構的簡單變形。由于它們的開放端導致的“不穩定”（正像離子本身不穩定一樣），開放端之間就可能連接起來形成共同“鍵”（bond）。如“——”同“——”可形成“——”樣式的新結構〔10〕。正是利用這樣的離子組鍵技術，Peirce成功證明了其著名的化歸論題，即對于三元以上關系都可化歸到三元和三元以下的關系，但一元、二元和三元關系卻不能化歸。這一論題是他哲學思想體系中所堅持的三分法原則的邏輯證明。

綜觀Peirce的科學家經歷和邏輯學家志向，Peirce把邏輯學視為對于各種科學推理方法的概括，同時又把邏輯學理論指導、應用于科學研究過程。二者緊密相連，互為作用。而更為突出的，他的邏輯貢獻大都可追溯到其多樣化的科學研究，他的邏輯獨創往往也是其科學研究經驗的啟發性建議。筆者以為，研究Peirce的這些方面，我們至少可得出以下啟示：邏輯學應從數學和科學推理實踐中概括推理的一般本質；邏輯學家應盡可能學習、掌握科學（傳統邏輯就因為沒有這樣做而失敗，科學家非邏輯學家或邏輯學家非科學家都不能勝任于對科學推理的分析工作），因為拓寬自己的科學研究領域必將能加強邏輯學家對于邏輯科學的貢獻能力；同時科學家要想更為一般地把握住推理方法也應了解邏輯學，但是前者在當前學術界值得特別注意。當前處于被冷落地位的邏輯學要想擺脫這種局面，必須加快發展自己；而經驗科學（不再僅僅是數學）必能使得邏輯學發展獲得新的生命力，這已經是被現代邏輯的發展史（特別是初創時期）所證實的。

參考文獻：

〔1〕庫克.現代數學史〔M〕.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年.61.

〔2〕羅素.西方的智慧〔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276.

〔3〕HilaryPutnam.PeircetheLogician〔J〕.HistoriaMathematica,9（1982）.292.

〔4〕MaxFisch.TheDecisiveYearandItsEarlyConsequences〔M〕.WritingsofCharlesS.Peirce:aChronologicalEdition(Vol.2).Bloomington,Indiana.IndianaUniversityPress.1984.Introduction.

〔5〕〔6〕〔7〕〔8〕CharlesSandersPeirce.CollectedPapersofC.S.Peirce(Vol.1-8)〔C〕.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31-58.2.227，2.93，4.530，3.421.（按照Peirce文獻的通常標注法，這里如“2.227”的記法，小圓點前面的數字為卷數，后面的數字為節數）

〔9〕威廉·涅爾，瑪莎·涅爾.邏輯學的發展〔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年.624.

〔10〕RobertBurch.ValentalAspectsofPeirceanAlgebraicLogic〔J〕,ComputersMath.Applic,Vol.23,No.6-9,1992.665-6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