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非遺文化商業化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上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資源特點：

一、歷史悠久，積淀深厚

二、形式多樣，多元并存

三、海派風格，中西兼容

從當前世界文化產業發展的特點以及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的自身需要來看，筆者認為上海地區大量存在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今后將會在如下一些領域中對文化產業的發展產生較為重要的推動與促進作用：

1、民間工藝品業。民間工藝品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中一個重要的門類，其表現形式主要有民間剪紙、民間雕刻、民間彩繪、民間編織等等。它們的主要特點，就是其制作方式主要依靠手工操作，具有較強的“人性化”與“個性化”特點，這與那些雖然在生產效率以及產品的規范性方面具有很大的優勢，但是卻較為缺乏個性藝術特點的機器生產類藝術產品有著很大的差異。隨著社會的發展以及人們對于個性化藝術需求的逐漸增強，具有民間手工特點的各種手工藝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勢必會越來越受到人們的歡迎，并且逐漸發展成為一些獨特的文化產業門類。

在這方面，日本的一些做法對于我們具有很大的借鑒意義。雖然日本已經是一個經濟強國，現代化的生活水準很高，但是日本使用傳統漆器作為日常生活用品的習慣上卻至今并無多大變化，直至今日，成套的日用漆器名目繁多、品種齊全、檔次各異。每種器皿的用途分工細致明確，不僅有專門用來喝湯、盛蔬菜、裝飯、放生魚片的用具，在各種節日中還要使用不同的器具以配合不同的習俗和食物。據有關資料介紹，現在日本平均每個家庭使用的僅僅是漆器托盤就不少于10個，再加上各種漆碗、漆杯、漆盤等，每個家庭使用的漆器數量是非常可觀的。特別是漆碗，在人們的生活中使用面很廣，不但家庭使用，而且餐館、飯店也很普及。據說一年銷售量達一千萬件以上。此外，諸如社會交際，婚喪嫁娶，紅白喜事，日本民眾都有選擇漆器作為禮品的習俗。

回觀上海，各種具有歷史悠久，工藝精湛特點的傳統手工藝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數量并不亞于日本，其代表性的形式主要有三林刺繡、嘉定竹刻、金山農民畫、徐匯木雕、南匯石雕、黃浦面塑、閔行剪紙、松江絲網版畫、嘉定草編、楊浦微雕、浦東絨繡等等。它們在制作方式上的一個基本特點，就是都為手工制作，而且具有濃厚的鄉土氣息。正是這些特點，使它們具有了很高的民族藝術特色，深受國外市場的歡迎。在今后的發展中，這些以手工制作為主的民間工藝品勢必會受到越來越多的人們的喜愛與歡迎，并成為上海文化產業中一支重要的力量。

2、民俗旅游業。旅游業是近年來我國文化產業發展中一種重要的門類，在當今蓬勃興起的各種旅游形式中，以傳統文化為主要游覽對象的各種民俗旅游、農家樂旅游、文化生態園旅游等旅游項目具有相當的比例。在這些旅游項目中，人們所感興趣的主要是那些與現代生活具有鮮明差異性的傳統文化事像，以及產生這些傳統文化事像的文化氛圍。通過這種旅游，人們企圖獲得一種“審美的距離感”，一種可以激發他們對于“古老”“原始”“神秘”“質樸”“純真”等諸多傳統文化現象產生追尋、好奇與幻想的獨特情趣。正如美國人類學家雷格本（Graburn）所指出：“越是瀕臨滅絕和消亡的東西，越吸引當代的都市旅游者。” 正是這種當代人所有的對于古老歷史與舊日生活的追尋與好奇，使許多這原本已經逐漸趨于消亡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在當代人的文化消費與現實生活中又重新找到自己的出路，經過一定的創意與改造，這些非物質文化遺產完全可以轉化成為為滿足現代人的審美情感提供某些服務的旅游文化資源。

在上海本地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形式中，有相當一部分具備了吸引現代人審美興趣的條件，例如充滿鄉情野趣的田山歌、阿婆茶、搖快船、棉花紡織、老式結婚；充滿海派風情的石庫門住俗、時裝衣飾、城市叫賣、老字號商業、都市廟會等等。這些資源經過一定的創意與改編以后，都可以融入當代上海的民俗旅游事業之中，并為當代上海文化產業的繁榮創造諸多的機會。近年來上海在有關城市民俗旅游方面的一些成功實踐，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例如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上海的一些特色民俗旅游項目，如石庫門風情游、農家樂風情游、古鎮鄉土風情游、賽龍舟風情游、茶俗茶禮風情游、農民畫村風情游等等，已經有了較為良好的發展勢頭，受到了廣大民眾的喜愛與歡迎。可以相信，這些項目在“十二五”期間勢必會形成更為明顯的優勢，并且成為推動與促進今后上海城市文化產業壯大發展的一些知名旅游品牌。

3、會展業。會展業是當代文化產業上涌現出來的一種新興產業形式。通過會展，人們能夠在較短的時間內對所展示的文化產品具有整體的、立體的、多角度的了解和認識，擴大了文化產品的受眾面與影響力。在上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存在著大量可以轉化為當代會展業的資源，如松江顧繡、嘉定竹刻、徐行草編、金山農民畫、烏泥涇手工棉紡技藝、朵云軒木板水印技藝、海派黃楊木雕、海派剪紙等等，它們在推動與促進上海城市會展業發展的過程中具有強盛的活力，可以為上海城市會展業的興盛與發展提供大量的營養。

篇（2）

【中圖分類號】 G12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1-1297（2013）02-0008-01

一 研究意義

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化是人類珍貴的文化記憶，它文化內涵豐富，但面臨著缺乏保護載體，展示平臺和充分的資金支持的狀況；而游憩商業區（簡稱RB”）擁有廣闊的空間、人流和資金流動，卻缺乏特色文化內涵。

那么，將非物質文化遺產引入擁有適宜的空間，大量的人流、資金流的城市游憩商業區，則有可能拓展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空間”，增加非遺所需要的人員要素和資金支持，促成非遺文化的傳播與發展；而通過在游憩商業區內進行非遺文化產品的開發，則有可能將非遺資源可以轉化為文化資本，創造出經濟效益，并提升游憩商業區的文化內涵與吸引力，從而推動游憩商業區的發展。

然而，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游憩商業區要想實現互動，除了具備“需求”作為內生動力外，還需要有實現二者接觸的媒介。這個媒介，需要能夠使非遺的價值轉化為經濟效益，滿足游憩商業區的發展需求，又需要具備非遺發展所需要的人員載體，物質載體和空間載體。本文將重點研究推動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游憩商業區互動的媒介。

二 媒介的選擇

對城市游憩商業區的研究發現，RBD的形成實質上是城市商業活動與旅游活動、游憩活動及休閑活動相互作用的產物，因而文化+旅游+商業”的發展模式是適宜游憩商業區發展的理想模式。在這個模式中，文化（內涵）為靈魂，以游憩（活動）為平臺，以商業（盈利）為動力，既適應城市居民休閑活動以及城市旅游發展的需要，又實現“以旅促商，商旅互動”的效果。

而非遺文化能否作用其中，成為這個模式中的靈魂呢。這就取決于非遺文化是否具有商業盈利的價值，也就是經濟開發價值。經濟開發價值是市場經濟和消費社會條件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一種重要價值形態，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價值體系的價值利用。通過研究發現，非遺文化具有豐富的經濟開發價值，包括文化旅游開發價值，休閑文化開發價值、藝術品開發價值和文化創意產品開發價值等，因此在對游憩商業區發展模式探討的基礎上，結合非遺所具備的經濟開發價值，我們認為，非遺與RBD互動的良好媒介就是利用非遺的價值，在游憩商業區開發非遺文化產品。借助于非遺文化旅游產品，休閑文化產品，手工藝品等產品或活動，實現二者的互動。通過這些活動項目，非遺實現了其向文化資本轉化，產生經濟效益，并滿足游憩商業區文化需求，推動RBD經濟發展的目的；同時，在這些文化產品的消費中，產生了非遺傳播所需要的人流，文化空間，和物化載體。這種媒介可以從內容上來劃分，也可以從形態上劃分出不同的類型。

三 媒介的類型

1.從內容上劃分媒介。

從產品內容上分，可以將非遺文化產品分為文化旅游產品，休閑文化產品，手工藝術品，文化創意產品等。

（1）非遺文化旅游產品媒介。

非物質文化遺產植根于人類社會生活的特定時空關系中，是傳統文化的活的記憶，是原生態的歷史遺存，包含著豐富多彩的歷史文化，對旅游者來說具有相當大的吸引力。游憩商業區是城市旅游的重要空間之一，借助非遺文化，通過游憩商業區內的文化旅游開發，旅游者融入到文化旅游活動，可以從中動態地了解歷史、認識文化，滿足文化需求。所以，非遺文化旅游，可以滿足游憩商業區旅游者對文化的需求，也可以推動非遺文化的傳播。

（2）非遺休閑文化產品媒介。

學者程遂營指出，絕大多數非物質文化遺產都是我國國民傳統休閑活動的產物，我國現代國民休閑方式仍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密切相關，因此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著非常強的休閑價值，可以開發出系列的休閑文化產品[1]。游憩商業區也是城市休閑的重要場所。通過在游憩商業區內進行非遺的休閑文化開發，可以滿足游憩者的休閑需要。非遺休閑文化產品，為非遺的傳播提供了空間和人氣，是非遺與RBD互動發展的重要媒介。

（3）非遺手工藝術品媒介。

傳統手工技藝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內容。傳統手工技藝下創作的手工藝品，藝術水平高超、藝術形式獨特，具有觀賞價值；有些作品雖歷經滄桑，但仍具有裝飾、陳列等實用價值，因而完全可以進行相應的非遺工藝品的開發，利用游憩商業區的平臺，在游憩商業區中銷售，滿足外地旅游者和本地游憩者的購物需求，既使非遺文化轉化為商品，實現經濟價值，為非遺保護提供資金支持；又使非遺文化有了依附的載體。

2.從形態上劃分媒介。

總結起來，游憩商業區所開發的非遺文化產品，構成了非遺與RBD互動的媒介。具體而言，從形態上講，這些非遺文化產品消費的空間，又構成了互動的空間媒介；消費活動的參與者，也就是商戶，傳承者，游憩者，構成了互動的人員媒介；而非遺文化的具體物化商品，構成了互動的物化媒介。

（1）空間媒介。

空間媒介為非遺文化提供了展示平臺與傳播空間，即空間載體，同時也是非遺文化產品得以轉化為經濟價值的場所依賴；空間媒介包括三方面內容，一是靜態空間媒介，即一定的活動場所，包括游憩商業區的各條街道和商業街上的各種非遺文化產品商鋪，這需要完善的基礎服務設施作為支撐；二是動態空間媒介，即各種表演活動和游賞互動的過程，通過觀看演出乃至游客親身參與活動，完成主客體的互動過程；三是氛圍媒介，游憩商業區濃厚的文化氛圍，讓游客置身其中，即使不購物，也是一種熏陶，此時，媒介也成為了一種重要的吸引物。

（2）人員媒介。

人員媒介包括非遺文化產品的傳承者（包括生產者，經營者），又有游憩者和購物者。這些人員，既是游憩商業區的經濟活動得以實現的主體，又構成了實現非遺文化傳播的傳播者與受眾。

（3）物化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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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istorical districts are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urban culture space， the renovation of historical districts which is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means to enhance urban cultural quality and the competitiveness of urban culture is becoming the important component of urban renewal and urban cultural strategies. A large number of existing reform practice is canonized because of the promotion of local vitality， but also disputed because of development damage on historical cultur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nsumption cultu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echanism and problems of the commercialized rehabilitation of historical districts， and explores the strategies to realize the return of cultural values. In this paper， the turn of consumption culture is regarded as the important motivation of commercial renovation of historical districts， and it also has a great impact on the authenticity of historical culture and social culture. It needs to re-establish cultural values， choose the direction of renovation， promote the renovation process and design methods to find coping strategies.

Key words：consumption culture ； historical districts ； commercial renovation ； mechanism analysis ； coping strategies

中圖分類號：TU-B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144（2016）-12-94（3）

1 引言

歷史街區是指承載城市歷史記憶和文化基因的舊城地帶，其不僅包括由官方認定的歷史文化街區，也包括其他能反映歷史文化特色的規模化區域。隨著全球化和城市化的持續推進，“歷史文化”不僅成為城市政府的一項保護責任，更成為提升城市競爭力和城市活力的一種戰略資源，對于歷史文化的保護性利用逐漸成為研究的熱點。在大量的歷史街區改造實踐中，歷史街區的商業價值被不斷挖掘，成為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觸媒。當前學術界，對于歷史街區的商業化改造模式存在較大爭議。部分觀點認為其創新了歷史文化資源利用與再生的新模式，緩解了歷史文化保護和城市文化建設中資金投入的壓力，實現了文化價值與經濟價值的統一；另一部分觀點則認為，歷史街區的改造存在商業化破壞的傾向，是歷史文化價值的異化，造成了歷史街區不可逆的文化破壞。與激烈爭論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歷史街區商業化改造的理論探討和機制分析相對缺乏，且尚未能形成有效的應對策略。

1960 年代后伴隨這經濟、社會的深刻轉型，西方世界相繼呈現出“消費社會”的特征。文化、藝術成為一種可被消費的商品，承載文化、藝術基因的空間亦成為重要的消費對象。在全球化不斷深化、社會經濟全面轉型的浪潮中，近年來中國社會也呈現出新的消費文化的蔓延現象。消費文化的特征深刻影響著中國社會的行為模式和城市建設、發展的各個方面。消費文化的理論探索，起源于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卻同樣對于以空間營建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建筑、城鄉規劃學科提供了嶄新而系統的理論視野，形成了一套透過空間現象觀察社會本質的方法論。基于以上背景，本文試圖引入消費文化的理論視角，解析歷史街區商業化改造的機制和問題，并從消費文化與歷史文化共存互榮的角度探索相關改造規劃應有的策略應對。

2 機制理論：消費文化與文化空間的生產

2.1 城市消費文化的轉向：以空間符號為消費對象

在經歷工業化的快速發展和物質財富大量積累之后，西方社會普遍進入了以消費支撐經濟增長、以消費激發城市活力的階段，帶來了產業體系和社會文化氛圍的全面變化，進入了所謂的“消費社會”。法國學者鮑德里亞（J.Baudrillard）從符號學角度對消費社會和商品的符號價值進行了分析，指出現代社會消費開始由物的使用性消費過渡到物的“符號消費”，并斷言符號價值將取代使用價值，成為社會主要的消費對象。符號消費的出現，代表了整個社會消費層次的分異與消費結構的調整――以證明個人購買能力的炫耀性消費和以表現個人品位的風格性消費，將代替純粹物品使用的實用性消費，成為社會消費文化的主流。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國際資本與消費文化的持續影響，以及國內居民財富的不斷增加，加快催生了中國的消費社會。歷史街區的商業化改造，完全契合了中國正在涌現的“符號消費”的需求，因而具有巨大的市場動力。歷史街區是承載歷史文化的空間符號，人們在歷史街區中進行餐飲、購物的同時，也消費著由空間符號傳遞的文化體驗。這種模糊的“穿越感”滿足了人們的獵奇形心態，也將會激化人們的消費熱情，誘發炫耀性消費和風格性消費的行為。

2.2 空間生產邏輯的轉向：以迎合空間的消費需求

在消費社會之中，消費的需求將會主動控制生產的邏輯，進而直接影響著城市空間的改造過程。波蘭學者鮑曼（Z. Bauman）提出消費場所將逐漸替代傳統的公共場所，純粹的公共空間將被賦予文化的符號，進入商業運作的領域；借由商業運作空間的生命得以延續和再生，卻不僅局限于真實的文化價值。

當前，中國歷史街區的商業化改造正是迎合消費需求的空間生產過程，植入了消費社會的資本運作邏輯。對歷史建筑加以改造、裝飾，形成迎合現代需求的公共消費空間，將文化資源最大限度地量化為租金、稅收等資金收入，較快平衡改造成本，因此成為政府、開發商甚至是原住民都愿意積極參與的模式。而建筑形式與功能的改造往往以刺激消費需求為導向，通過提煉歷史建筑的元素，將文化符號進行創造性的使用和反復強調，尋找并建立現實空間形象與歷史文化的多重聯系。同時，在空間的改造中植入符合商業潮流的形象、符號、故事等素材，構建出時尚的空間意向，形成更為多元的消費動機。例如，采用將傳統建筑符號與新建筑進行拼貼、基于傳統形式演繹出新的文化小品等。因此，歷史街區的商業化改造，本質上并不是為了形成以傳統商品為消費對象的零售業態，而是要打造出一種以“超現實”的空間符號為消費對象的休閑業態。歷史街區的商業化改造雖然可以實現資本高效回報與社會消費需求的耦合，但卻容易會誘發與歷史文化保護的更大沖突。

3 歷史街區商業化改造的批判性反思

3.1 符號消費導致的文化異化

符號消費的特點以及炫耀性消費和風格性消費的潛在客群，催生了對商業化改造的社會訴求，也導致了歷史街區改造過程對于歷史文化原真性的忽視和“膚淺”加工，大量以刺激消費為重點的改造方案出現，歷史文化的保護被商業利益所裹脅。而在國民文化素質滯后于財富積累的整體社會環境中，看似滑稽、獵奇的設計方式反而容易受到追捧，鮮有人去拷問其對歷史文化的真正貢獻。現代材料和工藝的歷史建筑復制品開始肆無忌憚地出現，歷史文化符號濫用于各種場景和建設之中。大到街區的整體環境、小到建筑的細節，都呈現出再創造的痕跡。改造后的歷史街區不但沒有獲得文化活力的再生，甚至喪失了原有的歷史文化積淀。以符號消費為導向的改造過程，往往是一種新文化的植入過程，其混淆了商品與文化、歷史文化與新興文化，并將于歷史文化的保護形成較強烈的沖突。這一切印證了英國藝術家漢密爾頓（R.Hamilton）的觀點，歷史街區的商業化改造更傾向于后現代的波普藝術（Pop Art），是一種流行、低成本、年輕且有商業效益的藝術。此類再創造手法雖新鮮且易于復制，但也將進一步抹殺文化的特異性，使得本應該各具特色的歷史街區卻呈現似曾相似的感覺。

3.2 經濟利益推動的空間紳士化

為了追求經濟利益的最大化，對于原來是居住功能的歷史街區，其改造過程往往傾向于引入商業資本，并對于原居民采取整體搬遷異地安置。這樣的推動方式，忽視了歷史街區現階段生活氛圍的真實性，將徹底破壞原有的社區文化，割裂改造前后歷史街區的文化聯系。改造后的歷史街區純粹地成為中產階級、小資群體的消費空間，是一種僅針對特定群體的“紳士化”的空間。這樣簡單粗暴的改造方式，是基于更容易操作和整體營銷的經濟理性，卻將進一步加劇城市社會的不平等和文化層的斷裂。相對貧困的原住民被強迫遷出舊城地區，重新制造的文化空間橫空出世，“馬賽克”式地鑲嵌在城市原有的社會空間中，形成一套為城市精英服務的新的社會關系。而這一過程，也將導致歷史街區文化的根治性進一步喪失，并可能帶來非消費時段城區的空心化現象。

4 改造策略：文化價值的系統回歸

4.1 改造方向：凸顯商業化改造的文化意義

首先，應該慎重篩選改造對象，盡可能針對具有歷史商業事實的地區進行改造，且充分尊重歷史地段原真的商業特性。其次，應該體現局部商業化改造對于城市整體文化資源整合的觸媒效應，以最小的商業化改造盤整最大的文化活力。再次，可以創造性地整合城市的文化要素，集中形成民俗博物館等公益性文化展示空間，通過商業吸引人氣，通過公益傳遞城市文化精神。以南京的老門東為例，改造之前的老門東以居住功能為主，但其歷史上是重要的商貿和手工業集散地，直至清末才逐漸為居住功能所替代，因此該地區的商業化改造，其實是一種對于歷史商業場景的回應。整合周邊明城墻、秦淮河等歷史文化資源，改造后的老門東開設了金陵刻經、南京白局，以及手制風箏、布畫、竹刻、剪紙、提線木偶等民俗工藝博物館，體現了對南京傳統文化的繼承和彰顯；其商業街區以中低端的餐飲小吃、休閑娛樂、商品零售為主，整體上并沒有脫離城南地區市井生活的文化根基。

4.2 改造方式：創造商業態和生活態的和諧

歷史街區的文化價值不僅體現在歷史時期的特定場景中，也體現在歷史變遷的脈絡中。從這個角度看，歷史街區的原住民同樣也是地方文化的組成部分，歷史街區的商業化改造不應該采取徹底搬遷原住民的方式，粗暴地隔離與此空間緊密相關的社區文化。居民生活形態的消失，容易導致歷史街區整體氛圍的消沉。因此，理想的歷史街區改造模式不僅僅是一項建筑設計工程，更是一項系統的社會工程。這個過程中需要廣泛征求原住民的意愿，調動原住民力量，合理引導原住民的職業轉型，適度保留居住空間，在商業化改造的同時提升居住生活品質。在日本，以尊重原住民社區為前提，采用社區營造的方式進行遺產更新是一種普遍的現象，岐阜古川盯、北海道小樽等地區都有令人欣慰的成功案例。除了政府的制度和立法支持以外，真正推動社區營造的是社會團體和普通市民，這與日本市民社會的成長、壯大密不可分。當前中國，居民自治的力量相對薄弱，保護生活態的文化價值、協調資本的商業化沖動和原住民利益則成為政府的主要責任。在巨大的市場利益面前，保持對于歷史文化和社會責任的堅守，選擇一條相對復雜的改造路徑，是對政府地方治理水平的巨大考驗。上海的田子坊改造，在沒有開發商資本注入、沒有大規模動遷的情況下，維系了原有的鄰里關系和社區文化，可算是協調商業態和生活態的一種積極嘗試。

4.3 改造方法：界定保護與創造的設計邊界

首先，在空間的設計與改造過程中，應該確定好“變”與“不變”的關系，明確剛性的保護要求，保留彈性的創造空間。其次，歷史街區改造應該保留甚至恢復街區總體的街巷肌理、建設強度與高度、建筑顏色基調，保護歷史空間總體的文化意向。最后，根據不同建筑的文化價值、區位價值，區分不同的利用和改造方式。

對歷史文化價值相對突出的典型建筑，應該本著“修舊如舊”的原則，無論是在材質還是工藝上都應該力求保持歷史文化的特質；對一般性建筑可以適當加入設計師的個人創造，合理演繹歷史符號的現代樣式，但應該盡量避免與總體環境的沖突。同時要注意控制創造性元素、創造性建筑的比例，不宜一味地迎合消費需求，避免將具有現代甚至是后現代的時尚文化作為歷史街區改造的主要基調。

界定保護與創造的設計邊界已經逐漸成為歷史街區商業化改造行動的基本共識，但是邊界設計的合理性尚未形成統一標準。以成都的寬窄巷子為例，在改造設計之初，進行了詳細的實地測繪工作，將寬、窄、井巷子中的每一個院子按照建筑所蘊含的歷史文化與建筑價值進行了三級分類，提出了相應的保護性設計，但這一商業化改造項目，仍因存在較大規模的新建和改建工程而受到部分學者的質疑。

5 結語

雖然歷史街區的商業化改造已經成為提升城市文化品質、激發城市活力的重要手段，但是學界對于實踐的效果仍然存在較大的爭議，因此對歷史街區商業化改造的機制、誤區以及應對策略的研究顯得更為迫切。本文基于消費文化的視角對歷史街區商業化改造的現象進行深入剖析，認為以空間符號為消費對象的消費文化，誘發了迎合消費需求的改造模式，并將導致文化異化和空間紳士化的過程。為了應對商業化改造需求對街區歷史風貌及文化的重大沖擊，需要探索回歸文化價值的改造策略：在改造方向上，應凸顯商業化改造的文化意義；在改造方式上，應創造商業態和生活態的和諧；在改造方法上，應界定保護與創造的設計邊界。在推進商業化改造的全過程，時刻保持對歷史文化的崇敬之心；在瘋狂的消費時代，時刻保持對歷史文化的脈脈溫情。

因本文主要是從理論建構的角度，試圖解析歷史街區商業化改造的機制與應對方法，而歷史街區商業化改造具有廣泛而復雜的現象特征與分析層次，尤其對于合理的改造方式、方法的研究討論更是具有現實意義和挑戰性，有待后續研究的進一步完善。

參考文獻：

[1]朱直君. 成都歷史文化街區保護的廣義原真性得失[J]. 城市規劃，2010（7）：70-75.

[2]王又佳. 談大眾消費文化場景下建筑的價值取向[J]. 華中建筑，2014（11）：19-23.

[3]吳曉慶，張京祥. 從新天地到老門東――城市更新中歷史文化價值的異化與回歸[J]. 現代城市研究，2015（3）：86-92.

[4]李和平，薛威. 歷史街區商業化動力機制分析及規劃引導[J]. 城市規劃學刊，2012（4）：105-112.

篇（4）

1　前言

國務院辦公廳2004年《關于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2004]18號)中指出：非物質文化遺產(簡稱非遺)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各種傳統文化表現形式(如民俗活動、表演藝術、傳統知識和技能以及與之相關的器具、實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間。非遺文獻化就是對非遺開展田野調查，運用文字、口述訪談、錄音、錄像、數字技術等手段手集，通過學術分類，加以整理、分析、存儲，保存文獻、圖片、聲音、影像及歷史資料。

非遺文獻化給學術界提出了新的研究課題，如：非文字、非實體的活態文化知識的采集與收藏。文獻化過程中對傳承人的保護，非遺原生態空間和模擬生態空間的轉換、數字化的技術開發與研究，文獻化后的知識產權問題，用戶使用層面的管理及服務模式，等等。要解決這些問題，首先需要應用哲學方法對非遺概念中“非物質”與“物質”、非遺的生存時空、載體及文獻化實踐活動的目的進行分析，認識和把握文獻化的本質和規律。理清這幾組關系對開展實踐工作具有普遍指導的意義。

2　非遺文獻化的幾組辯證關系

2.1　非遺概念的哲學理解：“非物質”“物質”之辯

首先，非遺屬于物質觀的“物質”范疇。物質觀認為：“物質是標志客觀存在的哲學范疇，這種客觀存在是人通過感覺感知的，它不依賴于我們的感覺而存在，為我們感覺所復寫、攝影、反映。”據此，客觀存在性是物質的根本特性，在哲學里人類實踐也是一種客觀存在，被列人物質的范疇。非遺的“非物質”概念是針對載體形態而言，非遺作為人類創造的精神財富和文化遺產，是人類實踐的結果，屬于物質觀的“物質”范疇，同其他一切物質一樣處在運動之中，時間和空間是其存在形式。

其次，非遺概念中的“非物質”依托“物質”來表達和呈現。“物質形態”是促使非物質文化得以流傳、使之成為遺產的不可缺少的因素，離開了物質的成分，非物質也就無從展示。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單一的超物質的非遺，非遺依附于物質遺產上，它與物質文化遺產相依相存，相靠相生。甚至可以說，沒有物質文化的層面就沒有非遺，脫離物質層面來談非遺的保護顯然不科學，不合乎實際。

2.2　非遺傳承的時序：“古”“今”之辯

對非遺，它的存在形式、生存空間以及發生過程都是需要保護和傳承的內容。在非遺文獻化過程中，不能單方面強調其某一階段的價值內涵而否定或忽視其整體性。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社會的進步。不同歷史階段、不同區域和族群的人對非遺的理解和認知不同。隨著人類歷史的縱向推進，受到不同主流文化思潮和政治的影響，一些非遺發生蛻變、甚至消亡，時間成了傳承非遺要經受的最大考驗。以昆曲為例。昆曲始于元代末年的江蘇昆山一帶，它興盛和稱霸劇壇的時間長達約二百三十年之久(1570—1800)，即從明代隆慶、萬歷之交開始，到清代嘉慶初年。從晚明開始，昆曲經常在封建貴族及宮廷中演出，日益脫離群眾、脫離現實，形式主義的傾向日趨嚴重，到清代中葉便轉入衰落時期。由于后人大多不能理解它的唱腔，只偏重于曲詞的欣賞，導致其題材范圍日益狹小，限制了它的發展和改進。到了十八世紀后期，劇壇上出現了“花部”與“雅部”之爭，直接導致了昆劇消衰。為了經受時間的考驗，人們嘗試將三維虛擬世界應用于昆曲表演與保護，演員們在一個三維影像捕捉和投影的環境中演出，屏幕是一個隨著演員的動作、演唱以及伴奏樂器的變化而不斷改變的虛擬場景。昆曲與交互式三維立體影像技術相結合，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昆曲的“古”貌，經受住了時間對非遺的考驗，讓“時間”停留，對“古”“今”之辯作了解答。昆曲的這一嘗試也為解決其他非遺的“古”“今”之疑提供了借鑒與參考。

2.3　非遺的生存環境：“自在世界”“人為世界”之辯

如果將非遺原始生存環境看作是“自在世界”，將信息交流頻繁、對其原始生存環境產生影響的外界看作是“人為世界”，不難發現，“自在世界”和“人為世界”在當前人類交流頻繁的社會大環境下正在相互影響，“自在世界”不斷轉化為“人為世界”，“人為世界”不斷影響和改變著“自在世界”。非遺產生于特殊的區域和族群中，通過口傳身授得以延續傳承，相對封閉的地形保證了它的原汁原味，在這種環境中，非遺的原生形態與人和自然和諧相處。但同時也局限了它的發展，使之不得不面對諸如傳承中斷等問題。隨著社會進步，信息交流頻繁、經濟社會開放、商業化開發等新形勢促使非遺的生存環境發生變化，非遺在新環境中與“人為世界”產生沖突。通過環境構建，將“人為世界”轉化成適于非遺生存的“自在世界”，形成擬原生環境，使其與人和自然重歸于和諧。反之，如果不重新構建新環境，非遺在全新的環境下不再良性生存，假以時日，就面臨著損壞、甚至消亡。認真思考非遺在新社會環境下的生存問題和價值問題，提高人們的遺產價值觀和保護意識，是解決“自在世界”和“人為世界”矛盾的首要條件。“人為世界”提供的文獻化手段更有利于保護與傳承非遺，力爭使其在保留原始屬性的同時實現文化價值和經濟價值。

2.4　非遺的傳統栽體與文獻化后的載體：“言”“意”之辯

莊子對文藝創作客體的審美風格這樣論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莊子·知北游》)，“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莊子·天道》)。指出文藝創作應該順合、恪守自然本性，尋求自然的最高境界之美；文藝創作的手段是為了取得素樸的效果，素樸的美超過天下任何一種美的類型。非遺出自民間，是最為素樸的天地之大美，在悠遠的歲月之河中固執地保留著它的“順物自然”之美。將非遺文獻化，即是將這種自然之美“既雕既琢”，能否“復歸于樸”，也是對非遺文獻化工作的一個挑戰。更何況，將非遺由活態性轉化成靜態性，由活態的人轉化成文字、影像，或是錄音等等，又會遇到另一個問題一“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周易·系辭上》)。固化的文獻載體無法將非遺活態的“意”盡善盡美地表現出來，只有通過活態的人才能完美地演繹它的自然之美。

非遺的存在和傳承最顯著的特征是以人的智能及其表現形式為主體來實現的，其文化內涵必須要由技藝擁有者個性化的表演或操作才能展現出來，如果作為傳承和載體的人不復存在，那么，這種以人的活動(不管是腦力活動還是體力活動)為主要體現形式的非遺就不可能存在。要解決“言”“意”之間的矛盾，在非遺原生環境發生改變和信息載體發生變化的情況下，可以通過數字化技術手段重構非遺的信息特征，使其適應現代信息環境，促進非遺的信息化生存與發展。

2.5　非遺文獻化的目的：“藏”“用”之辯

篇（5）

一、蛋雕藝術的歷史沿革

蛋雕藝術即是以各種禽類蛋殼為載體進行雕刻創作的一種技藝。春秋時期，管仲曾于《管子?奢靡》寫道“雕卵然后淪之”。這是有關蛋雕最早的史籍記載。自明朝以來，民眾自發嘗試在蛋殼上雕刻簡單的文字圖樣，并賦予其吉祥的喜慶意味，現代蛋雕藝術由此發源。蛋雕藝術并非為中國所獨有，歐洲于六世紀就曾出現寓意“重生”的復活節彩蛋，這一習俗直至今日仍然盛行。在俄羅斯等地，民眾更是嘗試于蛋殼上鑲嵌珠寶等珍品。在中國，蛋雕作品多為傳統文化載體，書法、繪畫、雕刻等技藝濃縮于作品之中，匠人運用陰刻、陽刻、浮雕、鏤空等方式將個人構想呈現于蛋殼之上，或用以講述歷史故事，或用以呈現神話典故，因此廣受民眾喜愛。近年來中國的蛋雕藝術主要分兩種：一種是于蛋殼上進行彩繪等裝飾，并不破壞蛋殼完整性；另一種則是直接于蛋殼上進行雕刻，在蛋殼表面留下凹凸質感乃至鏤空的紋樣。

二、蛋雕藝術的傳承、發展桎梏

中國蛋雕藝術傳承歷史悠久，但當下發展前景并不容樂觀。現行蛋雕作品局限于民間手工制作，且因原材料的特性致使成品率低下，流通于市場的精品蛋雕更是寥寥無幾，傳統的蛋雕技藝正面臨著嚴峻的傳承發展桎梏：首先，傳承人的流失及缺位。因原材料自身特性（如蛋殼脆弱難以雕刻等），蛋雕藝術要求制作者需經長時間反復機械的練習，以此具備一定的繪畫基礎與純熟的雕刻技巧，這就導致蛋雕技藝者的培養時間十分漫長。隨著老一輩傳承人年齡的不斷增長，傳承人才缺位的現象也愈發突出。據相關資料顯示，當下中國蛋雕藝人年齡集中于40至60歲之間，①乏味枯燥的技藝培養過程并無法有效吸引新生代傳承人參與。如若未能及時在社會層面加大蛋雕技藝的宣傳力度，拓展傳承人群體，蛋雕技藝注定只能淹沒于歷史長河中。其次，宣傳力度的不足。蛋雕藝術是蛋殼上的“舞蹈”，小巧精美即是其最大特點，受限于原材料特性，其技藝只能運作于“方寸之間”，這導致部分群體對其產生“雕蟲小技”的刻板印象，認為其技藝不足掛齒。且因原材料極易破碎，作品成功率低，不具備大規模機器生產條件，匠人投入的時間及精力成本往往無法與社會預期價值有效契合，民眾更愿意將目光停留于“物美價廉”的手工藝品上。加之蛋雕作品不易保存，民眾更傾向于選擇根雕、竹雕、木雕等欣賞價值差別不大，但更易于保存的作品，社會缺少有效途徑幫助民眾了解蛋雕藝術的歷史內涵和文化價值。再次，傳承方式的滯后。區別于其他相對獨立的手工技藝，由于蛋雕藝術還需制作者具備一定的書畫基礎，因此從學徒到合格的蛋雕藝人直至藝術家不可避免需要歷經多年技藝與經驗的積累打磨。在手工藝人的帶領下，學徒在長時間不斷重復的機械實踐與反復練習中領悟、提升技藝，再由模仿向創作轉變。這種缺少系統書面記載和體制模式的傳承手段導致時間成本巨大且效率低下，并無法有效適應社會發展。如若蛋雕技藝無法找到更佳的傳承方式，極有可能陷入傳承困境甚至面臨失傳的風險。

三、蛋雕藝術保護、傳承對策

（一）加大對新生代傳承人的扶持力度蛋雕藝術是非遺歷史長卷里一抹寶貴的亮色，理應受到良好的保護與傳承。對于任何非遺技藝的傳承工作，其核心皆在于傳承人群體。針對蛋雕此類注重實踐與培養的非遺手工技藝來說，老一輩傳承人受限于年齡及精力等因素，已無法有效承擔起傳承、保護與未來發展的重任。而相較于老一輩傳承人而言，新生代傳承人更具工藝創新的視野、理念、精力及知識儲備，能夠保證自身承受住高強度且枯燥反復的技藝生產工作，且具備長足的發展潛力與發展空間，因此社會應將重點聚焦于蛋雕藝術的“新生代傳承人”群體。②針對有志于蛋雕藝術保護，能夠將蛋雕技藝融入市場性運作的高素質新生代傳承人，政府應當大力加以支持鼓勵，通過政策保障該群體基本生活的同時加大對他們的物質激勵，以此促進青年蛋雕技藝人才的成長，鼓勵青年從事蛋雕傳承工作，加速培養造就一批進入蛋雕技藝前沿的優秀帶頭人，從而為蛋雕藝術的傳承發展打下良好基礎。（二）拓展新的傳承方式蛋雕藝術傳統的授徒方式因其小規模、小范圍等局限性已無法完全適應非遺傳承的基本需要，這就要求政府將非遺傳承納入到現代教育體系之中，從而培養出一批理論知識與技藝手段相結合的新時代傳承人。對于蛋雕技藝而言，傳統的口耳相授固然可以保留最原始的核心技藝內容，但其傳承的封閉性很難支撐技藝的現代化發展，而傳承人一旦去世或離開行業，技藝就會面臨斷層甚至失傳風險。③因此，如何尋求新的傳承方式并使得這一技藝能更好地發展傳承成為了當務之急。這要求傳承人在傳承過程中打破小范圍傳承的固有特點，更加積極主動地為蛋雕藝術的傳承發展注入新鮮血液。比如，蛋雕手工藝人除現有的成立工作室等手段供市民參觀學習、授徒教學之外，同時可利用抖音、快手、微博、微信公眾號等等新媒體手段去擴大蛋雕藝術的宣傳面，讓更多的群體有機會認識蛋雕、了解蛋雕、喜歡蛋雕、傳承蛋雕，進而有效推進蛋雕技藝的保護和傳承工作。

四、蛋雕文創化發展與前景研究

在當下非遺傳承工作形勢日益嚴峻的環境之下，除轉變非遺傳承人選拔培育模式及傳承方式外，只有通過面對市場發展的商業運行機制，將傳統手工技藝非遺融注于文創化發展之中，才能在保護傳承的基礎上真正實現技藝的可持續發展。④蛋雕藝術作為傳統手工技藝的一種，同樣可以適用于非遺文創化發展，借市場商業化運作來實現保護傳承。以蛋雕技藝為例，除加大宣傳力度、增大受眾面積等具體舉措手段以外，傳承人仍可嘗試文創化發展的新思路。即創作者將一定的歷史故事、文化背景融入蛋雕作品的制作之中，適當衍生一些蛋雕的文創產品，通過展覽會、體驗館等形式將其宣傳推廣，在提高非遺產品文化內涵的同時尋求新的銷售途徑。對比研究市面上較為成功的文創企業與文創產品，手工自制或許是蛋雕藝術發展的新途徑之一。例如蘇州博物館推出的蘇繡體驗，故宮博物院推出的3D便利貼和手工紙雕燈等文創產品，都是將手工技藝與文化傳承聚焦于物質載體之上的成功范例，此類模式無疑為蛋雕藝術的文創化發展提供了新的參照標準。蛋雕藝術的趣味性強，制作者如若能夠親手將個人喜歡的圖案或文字雕刻于蛋殼之上，并且在制作過程中要求參與者在構思、繪畫、雕刻等環節的情緒投入與精神集中，極易吸引參與者投入。此類活動除參與度高、體驗性強等特點外，蛋雕的原材料成本也較為低廉，只需禽類蛋殼即可進行雕刻活動，具有宣傳推廣的巨大潛力。可見，在引導受眾親自體驗的過程中進行歷史文化的普及宣傳，蛋雕技藝的文創化發展有著廣闊前景，大有可為。

五、結語

蛋雕藝術是非遺文化舞臺里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悠久的歷史沿革與極高的欣賞價值。在面對傳承過程中如知名度低、傳承方式滯后、傳承人缺位、市場狹小、受眾匱乏等問題時，通過進一步扶持非遺傳承人等舉措對非遺項目進行有效保護，同時積極尋求新的傳承途徑等方式的基礎上，可以逐步改善蛋雕藝人的生存狀況，并以此推動蛋雕藝術的創新發展。同時，文創化概念的加入不僅能夠有效解決蛋雕藝術保護工作中的迫切性問題，而且能夠通過引入市場資源，以合法的商業化運作促進了蛋雕藝術的可持續發展，切實滿足非遺傳承的新時代要求。

參考文獻：

[1]施展,周星宇.關于“非遺文創化”的調查研究——以河南省八項傳統技藝開發為例[J].文化產業,2019,(21):7-10.

[2]鄭天皓.淺談蛋雕技藝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J].人文天下,2019,(18):63-67.

篇（6）

記錄傳統工藝的時代

近幾年，各種電視節目中都能看到非遺的身影，如《手藝》《中國記憶》《中國手藝》《非遺中國》等主要充當傳統工藝文化記錄者角色的紀錄片，而這只是傳統工藝文化受到國家重視、大眾喜愛及各大電視欄目組青睞的縮影。

早在2001年首次進行非遺項目評選之前，中央電視臺就已對傳統手工藝給予了諸多關注。從上世紀90年代的《綜藝大觀》，到馮雷拍攝的《中國手藝》，再到現在已錄制完成的《手藝?第五季》，說明傳統工藝一直存在廣泛的群眾基礎，尤其這些本就來自民間的文化更容易引起觀眾的共鳴。

21世紀初，因西方文化入侵、機械加工業繁榮等因素，中國傳統文化被一點點蠶食，“守住傳統文化，留住傳統工藝”一時成為大眾關注的焦點。

2011年，央視科教頻道推出了表現傳統手工藝文化的大型紀錄片《手藝》，片中詳細記錄了各種手工藝制作流程、傳承狀況等。“《手藝》是為了記錄、呼喚、重拾品質，還為了尋找。”在一次公開場合上，《手藝》總編導李浩洋如此介紹。為了拍好這部片子，他每做一集都會思考，并將這些思考有意識地滲入一個場景或一句臺詞中。

隨后，李浩洋又陸續拍了多部續集。其中，于2013年播放的《手藝?第三季》，一改之前“傳達對手藝最正統的認知”的呈現方式，重點加大對傳統手工藝人命運和情感的關注。而在《手藝?第五季》中，則重點呈現代表中國文化精髓的傳統手藝，表達手工藝者對傳統的執著與堅守。

與此類似的還有《留住手藝》《打磨時光》等，都是通過忠實的記錄，讓觀眾在了解傳統手藝、關注傳承人的同時，予以啟發、思考。

紀錄片更多是充當觀察者、記錄者，這種呈現方式也許對非遺文化的解讀是最有深度的，但是對于當下思維活躍的80后、90后，甚至00后，他們是否接受這種平鋪直敘的傳播方式呢？

手工藝的互動傳播時代

與這種紀錄片式的傳統傳播形式不同的是，近幾年傳統手工藝文化的呈現方式正在漸漸被“去神秘”化，大化，甚至娛樂化。其中《最強大腦》《天天向上》《我們來了》《非凡匠心》都是比較典型的代表。

“三尺生綃做戲臺，全憑十指逞詼諧。皮影戲是中國民間古老的傳統藝術……”伴隨著解說詞，陜西皮影傳承人汪天穩帶著渭南皮影出現在熒屏上，引來觀眾一片喝彩。作為國家級非遺傳承人汪天穩還是首次登上類似的綜藝節目，為了錄制這檔欄目，他特別制作了33個皮影人物。除了常見的歷史人物，也有頗受觀眾喜愛的人物肖像，如電影《滿城盡帶黃金甲》中周杰倫的“金甲”皮影，就引來現場一片驚呼。尤其是嘉賓席上的周杰倫更是按捺不住驚喜，直接在現場玩耍起來。舞臺上的皮影是光鮮的，但是在這種光鮮的背后卻是皮影藝人的辛酸。“現在我們也在尋求創新，在保證皮影藝人生存下去的同時，盡量制作出一些讓年輕人喜聞樂見的形象，如經典動漫形象、名人人物肖像等。”汪氏皮影家族“女掌門”、汪天穩之女汪海燕介紹，許多年輕人通過《最強大腦》認識了渭南皮影，甚至不少人希望定購周杰倫的金甲肖像皮影，這讓她看到一點堅守的希望，也因此，她開發了一系列具有收藏、展示、禮品功能的產品，為皮影打開了一種新的商業化形式。

《最強大腦》是江蘇衛視近3年來持續熱播的一檔文化綜藝節目，自第三季始，我們明顯看到其挑戰項目有向傳統文化致敬的傾向。

雖然同屬“傳統工藝”傳播節目，但是《最強大腦》與《手藝》《留住手藝》等其他傳統意義上的文化節目區別在于，《最強大腦》本身具有龐大受眾群體和廣泛影響力，尤其林丹、劉強東、章子怡、陶晶瑩等名人、明星助陣，更讓該節目受到年輕群體的關注。而在此基礎上，恰如其分地植入“非遺文化”，通過現場明星與觀眾的互動，使非遺文化不再像傳統文化節目那樣“高居廟堂”或“遙不可及”，而是打破了神秘感，變得平易近人。

曾擔任《中華詩詞大會》《我有傳家寶》等多檔文化綜藝節目嘉賓的王立群教授在談到當下傳統文化植入電視媒體現象時表示：“如果要將傳統文化各個方面展現給觀眾，那么利用電視欄目普及傳統文化的路徑會更寬一些。而且傳遞時，要以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形式。”

作為中國藝術研究院手工藝研究所所長，邱春林也曾多次以嘉賓身份在《一槌定音》出現，他也對此發表了自己的觀點：“綜藝節目傳播傳統文化能引起更多人關注，這總歸是一件好事。但是對于傳統文化的傳播，不能過多依賴綜藝節目。因為綜藝節目終究難以避免娛樂色彩，所傳遞的東西也趨于表面化。希望文化類綜藝節目能做成一個大眾審美教育平臺，不以收視率和活動現場氛圍為目的，更多關注事物的本質與背后的文化。”邱春林說，《一槌定音》之前有一個小環節，在藏品旁邊擺放一堆黃金，讓觀眾在藏品與黃金之間競價奪寶，經過多次與欄目組溝通，終于在近期取消了該環節。作為專家學者，他們不斷影響著欄目編導，甚至配合節目進行工藝文化內容選擇及提問設置，讓大眾得以通過節目真正了解工藝與文化。

當然，從手藝人的角度，將手工藝品帶上綜藝節目也能獲得直接的經濟效益。還記得2014年，曾在湖南衛視人氣綜藝節目《快樂大本營》露過臉的那張具有“超體”般科幻感的沙發嗎？那張收放自如的紙質沙發出自“十八紙”的創意，如今早已成為他們的拳頭產品，而且常常出現賣斷貨的“窘況”。

而同屬于湖南衛視的《我們來了》是一檔傳統工藝文化元素更濃厚的綜藝節目。節目中不但呈現了蘇繡、揚州玉雕、桃花塢年畫、蘇扇等國家級非遺項目的傳統技藝學習方法，更將其與現代藝術相結合，拉近傳統文化與大眾現實生活的距離，讓傳統文化觸手可及。

篇（7）

【中圖分類號】G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50-9889（2016）11C-0068-03

2011年頒布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法規定了教育機構和文化部門應該積極參與非物質文化遺產教育工作，該法頒布之前的2005年，國家有關部門就對此類工作提出意見，并指出教育機構和文化部門要從本地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中選取合適內容，根據教育對象和教育條件編寫相關教材，開展相對應的教學活動。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府從2007年起，截至2016年公布了5批共424項廣西區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包含22個擴展項目），已評出了5批共421名自治區級非遺項目傳承人（含16名國家級傳承人），廣西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已經大力開展起來。但目前不少地方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項目開發認識不夠，打著經濟效益優先的旗號和現代化加工名義，出現不少歪曲民俗旅游的現象，使當地的民俗旅游在開發中變形，民俗旅游庸俗化，很多旅游活動在商業化開發中變味，地陪導游迎合旅游者的好奇心理，對旅游目的地的民俗風情進行錯誤的傳播，使得當地的旅游文化在被誤傳歪曲，在傳播中產生傳承變質。廣西文化旅游資源種類多，各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遍布全區，在高職旅游專業開設廣西非物質文化遺產課程是傳承廣西本土文化的渠道之一。該課程應從明確課程的教學目標、搭建課程教學內容、確立課程的定位等著手，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校園多元文化建設相結合，提高旅游專業學生的綜合文化素質。

一、廣西非物質文化遺產課程開發的必要性

廣西非物質文化遺產課程是廣西首次在高職旅游專業中開設，該課程的開設對旅游專業學生綜合素質培養以及學校多元化文化建設具有很大作用，也會激發學生參與廣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傳播等相關活動的興趣，增強學生的本土文化的認同。

（一）教育傳承與文化傳播的需要

激發大學生對本土非遺文化的興趣，促使本文非遺文化的正確傳播，這是目前高校非遺文化教育的任務之一。廣西非物質文化遺產課程的設置將非物質文化遺產正確地融入這個現代化的社會，讓校園教育在非遺教育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讓大學生也積極參加到保護遺產的行列之中。廣西非物質文化遺產課程可以讓高校的教育資源優勢充分利用，教師和學生都將受益匪淺。

（二）校園多元文化建設的需要

現在大學校園里，學校重視校園多元化文化的建設，各種系部活動、協會活動和技能比賽等名目繁多，但學生感興趣的少，參與人數少，整體效果不好。在網絡化的沖擊下，出現大量低頭族，網絡游戲在高校中普遍流行，學生上課缺席率有逐年上升的趨勢。高校本身肩負著非物質文化遺產教育傳播的重任，學校設置非遺課程，開展相對應的非遺活動，在學校成立非遺產文化長廊等，不但可以使非物質文化遺產在高校得到正確全面的傳播，而且可以進一步加強校園文化的多樣化建設，豐富大學生業余文化生活。

（三）旅游行業人才文化素質培養的需要

1.培養導游本土文化素質的重要性。導游擔負著本土文化的傳播工作，在從業人員里對文化綜合素質要求是最高的，地陪導游如果文化素質低，對本地的文化了解膚淺，那么他們對品位高、等級高的人文旅游資源，解說就會黯然失色。目前在旅游專業的課程設置里，導游實務、導游帶團和講解技巧、模擬導游實訓等課程在培養導游帶團的規范性和基本講解上是必需的。但在高素質高技能應用型人才培養上，本土文化熏陶還做得遠遠不夠。民俗旅游現在已經是旅游的重要類型，導游除做好本職規范性工作外，對當地文化的熟練講解是非常重要的，地陪導游對本土非遺文化有深刻的了解才能引領游客進行正確的學習。

2.導游特色才藝培養的需要。導游才藝尤其是帶團才藝是一個優秀導游必備的技能，要想帶好團，除了講解水平、服務態度好，在游客面前展示自己的一些帶團才藝也是一個好辦法。在教育部門、旅游行業協會、旅游局等舉辦的各種導游職業技能比賽中，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講解，導游才藝展示都是其中主要的環節。很多參賽的導游對于導游才藝比較畏懼，但實際上，表演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一些本地特色才藝項目，比如當地的音樂、舞蹈、戲劇、曲藝、體育、武術等，是非常出彩的，而這些可以通過廣西非物質文化遺產課程的學習來掌握，難度也相對較小。

二、廣西非物質文化遺產課程的設計

（一）課程定位

1.課程性質：將廣西非物質文化遺產設為旅游專業學科基礎文化課和學校的文化公選課。教材的內容設置以廣西的區級廣西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為主要教學內容，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教學內容主要考慮能否與旅游專業其他文化課程相結合，能否與學生興趣、社團活動相結合，能否服務于高職院校師資隊伍建設，能否提高旅游專業學生的才藝、文化綜合素質。課程以廣西非遺項目中的各類民間民俗、人類文化為基本理論部分，選取廣西非遺項目的民族語言、民族音樂、民族舞蹈、民族戲曲、民間手工技藝等有代表性的項目，跨學科搭建廣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教學內容，理論與實踐學時各占一半。

2.課程目標：廣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課程目標包含三部分，即理論知識、專業技能和文化素養。通過該課程的學習，學生可以理解廣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基本理論知識；掌握廣西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基本理論；掌握廣西非物質文化遺產野外調查的基本技能；掌握廣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講解技巧；提高學生專業的導游文化素質；掌握一定特色的導游才藝，促進關系本土文化傳承與交流。

（二）課程內容體系

課程的內容體系包括三大模塊，即知識理論模塊、專業技能模塊和社會實踐模塊。模塊一是知識理論，包含兩大項目，第一項目是遺產的基本定義、形成歷史、遺產保護的理論、遺產分類；第二項目是廣西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內容，這是本模塊的這個、重點內容，包括有10大情境，對應廣西非物質文化遺產十大類的內容；模塊二是專業技能，包含導游帶團的本土人文講技巧、導游帶團才藝和導游大賽才藝三大項目。模塊三是社會實踐部分，包含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野外模擬講解、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野外調查。

三、廣西非物質文化遺產課程的改革措施

（一）構建團隊式教學模式

廣西非物質文化遺產課程的授課內容涉及的學科較多，因此，應成立多專業跨學科的教學團隊，成員由旅游、音樂、舞蹈、體育、藝術等專業的教師共同授課，不同教學內容上課地點都不一樣，每個學科的教師負責其中的專業模塊。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基本理論和民俗部分由旅游專業教師講授，民間文學由漢語言文學教師負責，傳統音樂、舞蹈等可由音樂教師負責，手工技藝部分由藝術設計的教師負責，體育、游戲與競技部分由體育教師負責，還將邀請民間傳承人和國內相關知名專家進課堂擔任客座教授。

（二）建立專業的廣西民俗博物館

建立專業的廣西民俗博物館，該博物館的民俗文物由每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野外考察中師生共同收集，打造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學會相結合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展示基地和模擬導游校內實訓講解基地。如果學校支持，申報設計主題性非物質文化遺產長廊，該長廊可以作為校內物質文化遺產活動節慶的載體，為創建學校3A旅游景區提升文化內涵，將非物質文化遺產轉型為旅游產品。

（三）實現非物質文化遺產工作坊與第二課堂相結合

通過校企合作共建模式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設立各種平臺，比如工藝研發、設計、制作工作室，工藝流程展示室，作品展示廳，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化教育長廊等，利用這些基地平臺，學校可以參與一些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產品設計，和學校營銷協會合作，參與產品的生產、銷售。在這些平臺，可以進行廣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播。旅游專業的畢業生要設計非物質文化遺產相關作品；與藝術專業的師生合作，設計有廣西本土元素的旅游工藝品，將其中優秀的作品挑選出來，參加設計類的比賽，比如南寧禮物設計大賽等。

（四）建設校園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化活動平臺，建設多元化校園文化

以旅游專業學生為主體力量將非物質文化遺產引入校園文化活動中，借助課余文化活動的大舞臺，由學校團委、各系辦主辦，旅游協會承辦各種非物質文化遺產旅游文化節，讓受學生喜歡的一些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比如各種民族體育、武術、音樂、舞蹈等在全校推廣。這些校園非物質文化遺產旅游文化節是定期與不定期舉行的，如三月三，花炮節等民族節慶必須定期，像大學生校園科技藝術節、寢室文化節、廣西禮物設計大賽、手工藝文化節、民族服裝大賽、導游技能大賽、學校的桃花節、芒果節等可以不定期舉辦，這些活動都要融入廣西本土的非物質遺產文化，培育成有特色的高校旅游節慶，形成多元化的校園文化。

（五）構建四位一體的合作模式

高職院校、地方政府、企業與“非遺”傳承人依托非遺實習實訓基地這一平臺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行之有效的、科學的保護與傳承。聘任民間傳承人和國內知名學者進入校園開展相關實訓工作與專題講座活動。專業教師走出校門，向傳承人學習，提高教師的專業水平，把企業、傳承人的工作間變成學校的校外基地，把校園的非遺課堂建設為非遺知識傳承基地。學校要與廣西區文化廳、廣西非遺研究機構等的相關單位合作，參與廣西非遺項目的調查、申報、分類、編目等科研工作，加快師資力量的培養。

（六）實施多樣的考核方式

廣西非物質文化遺產課程采用的考核方式有期末考核（占總比的30%）和課堂考核（占總比的70%）；課堂考核方式多樣，有課堂互動、模擬專項文化講解、專項文化創意設計，野外非遺項目調查。在課堂考核環節，學生將占主要地位，分成若干小組，每小組成員4-6個，每個小組的模擬講解或創意設計結束后，其他的小組進行打分和評論，其他的打分小組平均分就是該講解小組的這個考好環節的分數，教師在該環節起主持的作用。無論期末考核還是課堂考核，都要突出對廣西本土文化的培育，把廣西非遺產知識的傳承與學生的專業技能培養相揉合，激發學生的學習動力為目標。

四、結束語

廣西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高職旅游專業的文化基礎課和大學的文化選修課，是培養大學生對當地的民族文學、音樂、舞蹈、戲劇、體育、傳統技藝、民俗等的興趣，能提高地方高校的辦學特色和促進校園多元化文化的建設，有助于傳承和發展廣西本土文化，提升旅游專業學生綜合素質和專業技能，將廣西非物質文化的教育落實，拓寬廣西本土文化的傳承渠道，極大提高大學生綜合文化素養，對廣西旅游行業和廣西高職旅游教育都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1]王紅.西部高校開設非物質文化遺產公選課的意義和策略[J].柳州師專學報，2011（5）

[2]宋德新.大學校園文化建設[J].天津人民出版社，教學研究，2011（2）

[3]杜紅艷.“非遺”牽手高校的理性思考[J].陜西教育，2012（6）

篇（8）

2016年10月27日，坐落于首都銀街東單三友商場四層的“雪蓮仁立時尚手工坊”正式揭牌，致力推廣傳統手工藝文化，復興非遺手工技藝，拓展具有民族特色的精美非遺產品，標志著“雪蓮”品牌的產品線，又向文化創意提升、轉型邁出了關鍵性一步。

當日，雪蓮集團與25位手工技藝大師簽約，其中不少手工藝大師也是國家級的工藝傳承大師。“雪蓮”品牌跨界手工藝，其實并不突兀，若梳理“雪蓮”的歷史，便可知其與手工藝有著不解的淵源。據雪蓮集團副總經理趙俊杰介紹，雪蓮品牌最早起源可追溯至1919年的仁立商號，創辦人是清華大學第一任校長周詒春，并與梁思成、林徽因等京城文化名人淵源頗深，曾生產手工地毯，經歷“仁立毛紡廠”、“仁立麻紡廠”的時代，而后突破國外的技術封鎖，研發生產出中國第一件羊絨衫？？“這說明了在“雪蓮”身上，從一開始就帶有手工的基因。”趙總表示，從這種意義上看，創立仁立時尚手工坊本身就是一種對“雪蓮”自身歷史文化優勢的回溯、傳承與發揚。

非遺大師零距離接觸

普通人大概很難想象，與非遺大師面對面零距離接觸，傾聽他們的聲音，觸摸他們的作品。而今“雪蓮仁立時尚手工坊”的成立，讓想象照進了現實。“雪蓮仁立時尚手工坊”匯集了來自全國各地、著名的非遺傳承人，包括金絲鑲嵌大師黃小群，景泰藍大師張向東，陶瓷藝術大師趙傳玉，畫家程忠麟、王一茗，書法家范寅斌，當代油畫家王洪旭，著名服裝設計師王燕喃，剪紙大師陳玉梅、劉崢嶸，皮影大師趙翠蓮，文彩繡大師高彩俠，柳編大師趙麗萍，內畫大師張冰，十字繡大師文清，盤繡大師哈承清，新銳服裝設計師巨菲菲，羊皮畫大師吳勇等等。日前，記者走進“雪蓮仁立時尚手工坊”，對話非遺大師，了解這些傳承人的從藝故事以及入駐“雪蓮仁立時尚手工坊”的初衷。

景泰藍大師張向東入行已有40年，據他介紹，一件景泰藍作品的完成，需要經過百余道工序。其中掐絲、點藍、燒藍、磨光、鍍金為最具代表性的五道工序，稱為“曼妙五部曲”。研習技藝的過程中，難免會手腕傷、頸椎病、網球肘等職業病，但依舊深深迷戀其中。張向東表示，希望通過簽約“雪蓮仁立時尚手工坊”，能夠促進景泰藍技藝的傳承，“我會一直守著這個行業，這個行業有人守著，就永遠倒不了。”

金絲鑲嵌大師黃小群同樣已入行40載，為了追尋自己的夢想，她成為國內最早“下海”的一批手工業者。金絲鑲嵌藝術以金屬絲展示金碧輝煌的造型，豐富的色彩經高溫燒壓，在燈光下呈現出閃爍的質感，魅力無窮，中國特色與時代精神完美統一的精湛手藝，讓黃小群的作品一直得到市場的認可與好評，但她表示，可探索的空間無窮盡，未來希望自己可以做出藝術價值更高能夠流傳下去的作品，培養出能夠潛心鉆研的傳承人。

剪紙藝術大師陳玉梅表示，自己走上剪紙藝術之路緣于受到媽媽巧手的啟蒙，過去“逢婚慶節日，媽媽都會被鄰居請去剪窗花或喜字。”陳玉梅是家中最小的女兒，通常小孩子不被允許動剪刀，她卻自小就揮著剪刀，隨手拾起一張小紙片就剪得不亦樂乎。這也讓陳玉梅打小練成了畫稿在心中、脫稿即剪的手藝。在實踐的過程中，陳玉梅不斷將剪紙技藝精髓發揚光大，曾受奧組委委托設計制作剪紙作品。

據紋彩繡藝術大師高彩俠介紹，一件紋彩繡作品的完成要經過七八道工序，尤其當需要手繪和手繡時，就更加復雜繁瑣，耗時也更長。產品高端的特性、自身資源的緊張以及工藝師人才的匱乏，致使商業化面臨困難。高彩俠曾與一些演藝界的明星、設計師合作過，此次與“雪蓮”合作高端定制產品，并進一步探索深度合作的模式。

工筆畫藝術大師王一茗表示，自己從小喜歡畫畫，并為此考入正式院校，曾為了夢想來京自費學習三年。據她介紹，一幅工筆畫的完成，需要很長的時間和辛苦的付出，尤其是為了參加大型展覽趕制作品。但就當下的藝術環境而言，工筆畫家經常要糾結于選擇生存還是執著于創作。而今與“雪蓮”合作，王一茗還得到了一個獨立安靜的畫室，“這為我靜心創作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保障。”她表示，也希望自己能為“雪蓮”設計出一些好的作品。

據另一位剪紙大師劉崢嶸介紹，剪紙作品的花樣均為自己設計，在傳統的基礎上，不斷尋求創新。此次與雪蓮合作，會有針對性地進行一些高級定制的嘗試。“雪蓮提供平臺，幫助我們推廣。”她表示，沒了后顧之憂，自己便可以安心認真地做作品了。

受訪過程中，多位傳承人都坦言，當下面臨招徒困難以及市場推廣的瓶頸。而入駐“雪蓮仁立時尚手工坊”后，這些難題迎刃而解。據雪蓮集團副總經理趙俊杰介紹，非遺文化存在著“有技藝”但“無傳承”、“無設計”、“無平臺”的現狀，“雪蓮仁立時尚手工坊”的創立，正是致力于為傳承人提供平臺，搭建渠道，推動傳統手工藝的市場化進程，從而實現傳承與發展。

示范紡織產業轉型提升

篇（9）

合理的旅游開發和市場利用是提高非物質文化遺產自我生存能力的重要方式。旅游開發能夠幫助遺產擺脫依靠外力扶持的被動狀態，形成自身生存的能力，減輕政府經濟負擔，形成遺產自我生存的良性循環。一方面，旅游活動能夠為遺產保護提供經濟來源，帶來經濟效益。另一方面，旅游開發能激發當地民眾文化自豪感，提高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意識，帶來社會效益。某種意義上來講，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科學合理的開發是對其最好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旅游商品開發是基于傳統手工藝類針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觀光展示營造、體驗活動策劃、旅游商品設計等一系列旅游產品的開展，是從文化遺產資源到旅游產品的轉化過程。受到廣泛關注的開發模式包括博物館、休閑演藝、節事旅游、旅游商品等基礎性的開發模式[1]，創新型的開發模式包括生態博物館開發模式、實景舞臺式、文化園區模式、民俗自然村等[2，3]。本文在游客調查的基礎上對非物質文化遺產旅游商品開發模式的市場現狀和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提出市場開發優化策略，以利于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的旅游商品開發能夠取得更好的市場反響。

一、旅游商品開發模式概述

旅游購物是旅游消費中的重要環節，有吸引力的旅游商品能夠豐富游客的旅游活動，提升非遺的文化影響，實現非遺經濟效益，所以物化商品是非物質文化遺產旅游產品衍生性的重要方向。在由于各地的歷史風俗、地理環境、審美觀點的不同，各地的傳統手工藝各具特色。即使是同一類別，在不同地方也存在技藝技法、圖樣風格等方面的差異，使傳統手工藝成為最具地方特色的文化產品。旅游商品開發是將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轉化成為物化商品的開發模式。

適于進行旅游商品開發的非遺資源以傳統手工藝為主，主要包括傳統技藝、傳統美術大類，除此之外部分養生類醫藥也能轉化成為旅游商品，比如阿膠制作技藝能夠產生阿膠商品作為旅游購物商品。

非遺類旅游商品包括：非遺技藝制作的收藏性工藝品，如陶瓷、刺繡等工藝美術作品；非遺技藝制作的實用性生活物品，如柳編、竹編的各種日用品；非遺技藝制成的地方特色飲食，如采芝齋蘇式糖果是廣受歡迎的旅游購物品；非遺相關出版物，以非遺為內容的書籍、音像制品等；傳統手工藝與現代設計相結合的各種創意商品，如提取戲曲人物元素繪制的T恤衫。其中前三類是基于非遺技藝直接產生的物化商品，是原汁原味的非遺物化商品，第四、第五類是非物質文化遺產技藝的次級衍生商品，占市場比重很小。

二、數據來源

本文所涉及的數據分析包括一手數據和二手數據。一手數據是2015年10月于北京“國際設計周”大型節事活動中的“手作之美”展會進行一手問卷調查，共發放450份問卷，回收438份問卷，問卷圍繞“游客對傳統手工藝發展方向贊同程度”這一主題展開。二手數據是天久旅游咨詢（上海）有限公司市場調查問卷數據，于2013年在北京、天津、上海、廣州、蘇州的重要旅游景區隨機發放問卷，共回收1000份問卷，其中有效問卷數784份，問卷以游客對旅游商品市場的態度、感知為題項。本文已取得對二手數據的使用許可。

三、模式評述

（一）旅游商品缺乏當地特色

旅游商品市場是國內旅游消費中的一塊洼地，不能滿足游客的購物需求，缺乏體現當地特色的旅游商品是市場最主要的問題。旅游購物是游客的基本需求，但現在的旅游商品市場并不能提供滿意的購物體驗。根據游客購物消費的問卷調查數據顯示，對784份游客問卷進行統計分析發現，經常在旅行當地購買旅游商品的占到總數的62%，但是對最近一次國內旅游購物體驗持非常滿意或滿意態度的游客只有56.8%。游客認為旅游購物需要改進的地方主要在于商品特色（55.6%）、商品質量（52.5%）、商品價格（51.4%）。現在的旅游商品市場存在產品吸引力不足的問題，“缺乏特色，全國各地的旅游商品都一樣”“在自家也能買到”“老套沒有新意”等評論是游客反映最強烈的問題。說明具有當地特色的、新穎的旅游商品是市場短缺的。旅游商品市場存在檔次不合理的問題，存在兩極分化，即奢侈化和低劣化，國內的旅游景區及周邊銷售的商品要么是珠寶、工藝品等奢侈性商品，要么是全國各地都一樣的低端旅游紀念品，缺乏地方特色和消費吸引力。

（二）傳統手工藝擁有旅游商品開發的巨大市場潛力

具有當地特色、攜帶方便、有紀念意義、價格合理的旅游商品最受到游客青睞，在追求商品質量和文化性的趨勢之下，傳統手工藝開發旅游商品擁有巨大的市場潛力。游客調查問卷數據表明，旅游者最希望國內景區購物在“商品特色”方面做出改進，比重達到55%。影響游客購買旅游商品的因素中，具有當地特色（88.6%）、攜帶方便（56%）、具有紀念意義（53.4%）和價格合理（52.3%）是最重要的因素（表2）。而傳統手工藝是地方文化的典型代表，具有充分的地域特色，具備開發游客滿意的旅游商品的良好基礎條件。在現代化和機械化的浪潮沖擊之下，傳統手工藝商品一度被機器制造商品所替代。伴隨社會對于非遺文化的宣傳和大眾對手工商品價值的認識加深，精工細作的手工制作商品重新受到市場歡迎。手工藝商品融入匠人的構思和智慧，不同于機器制造的批量化生產，手工作品沒有兩件是一模一樣的，這也使得手工藝作品具有特殊的藝術性和紀念意義。依托傳統手工藝資源可以進行多檔次多功能的旅游商品開發，既能夠開發有實用性的生活物品，又能夠開發有美觀性的工藝美術商品，滿足產品層次多樣化的需求。傳統手工藝旅游商品是彌補國內旅游商品市場不足的重要發展內容。

（三）傳統文化與現代設計相結合是傳統手工藝商品發展的重要方向

非遺逐漸衰落的原因之一是脫離了現代人的日常生活，導致市場需求萎縮。與現代人生活脫節有多種原因，首先是傳統文化商品在現代人生活中的實用性下降，原有的功能已經不被現代生活所需要。比如年畫的張貼已經在城市中較少使用，使得木版年畫的傳承狀況堪憂。其次是部分傳統手工藝的樣式不符合現代人的審美取向，作品往往沿襲著傳統的審美觀，圖樣、主題、色彩搭配不與時代同步。比如說傳統的刺繡旗袍，紋飾鮮艷而復雜，但是游客欣賞之余購買率很小，因為覺得 “圖案太浮夸”“無法穿出門去”“可使用性太小”。而將傳統技藝與現代設計相結合是一條可行性創新性的發展道路，通過探究非遺的文化內涵、藝術審美、功能造型、結構技術以及材料工藝，用設計的思維與現時生活相聯結，對傳統款式進行功能性改造和美觀性設計，滿足人們生活功能與審美需求，使傳統技藝被現代生活所需要。在市場調查中，認同傳統手工藝的發展方向應該“用現代設計理念重新設計”的游客達到85.39%，其次是“保持傳統技法”（79.45%）和“開發高、中、低不同檔次產品”（79.68%）（表3）。表明游客對于傳統工藝的再設計持非常歡迎的態度。

四、市場開發優化策略

采取“手藝人+設計師+運營商”的模式，打造專業品牌。中國的旅游商品市場存在嚴重的結構不合理問題，部分傳統手工藝商品屬于高端奢侈商品，超出了普通游客能夠消費范圍，屬于小眾化商品。而較為普及的旅游商品則存在質量低劣、仿造、非本土化等問題，不受到游客歡迎。旅游商品市場需要通過批量化生產，實現從小眾商品向大眾化的中端旅游商品的轉變，通過品牌化經營達到造型和工藝水準的保證。“手藝人+設計師+運營商”的模式已經在市場上崛起，由手藝人提供技藝技法，由設計師用現代設計理念進行商品設計，由運營商進行商品生產和品牌運營傳統技藝、現代設計理念和品牌運營相結合，打造地方文化的特色品牌。

改變傳統手工藝非遺開發過程中“唯購物化”的現狀，避免形成商業化過重的氛圍，增強公益性文化宣傳內容。商業化氣氛過重使游客產生負面的旅游體驗，應增加公益性的展示與文化宣傳內容，以加深游客對非遺的理解。雖然游客對于獲取非遺知識有著強烈的興趣，但是支付費用的意愿很低。比如游客對手工藝品鑒賞的知識十分感興趣，但卻不愿意為此支付費用，所以手工藝品知識宣講應該作為公益活動融入到旅游活動中，不宜作為旅游經濟的來源。公益性的展示和宣傳內容可以起到很好的文化宣傳作用，輔助旅游業的發展。

非遺的“跨界”可以是內部的，如蟋蟀盆制作技藝可以與明式家具制作技藝“跨界”整合使磚雕書寫板與紅木家具配套成為適合當今市場需求的產品；非遺的“跨界”也可以是外部的，如與影視、動漫等多元文化的跨界融合或與房地產、汽車等文化之外領域的跨界組合。現在還有一種現象，就是以更大的投入以蘇州以外的更大平臺來對蘇州非遺元素或非遺符號進行品牌運作，以獲取更大的經濟利益。從非遺自身的“流變”，到非遺內部與外部的“跨界”，再到對非遺資源的“合理利用”，更到對非遺元素乃至只是非遺符號的“多元詮釋”。特別是對于這些“跨界”與運作，只要是符合《非遺法》關于對非物質文化遺產施行傳承與傳播不同保護措施要求的，我們都應給與積極肯定。

參考文獻：

篇（10）

地名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地理名稱，它承載著所在地區生存過的或現在仍在生活著的人們的歷史記憶和文化內涵。但隨著近年來各地的城市化建設，許多舊有的街道、建筑不復存在，其原有的名稱自然而然被改變。以呼和浩特市玉泉區改革開放以來的地名變更為例，筆者經過考察發現，僅就小召前街辦事處下轄的小巷而言，三十年來的地名變動就有三次，分別是小東西巷（原玉泉巷）、小召前街（原半道街）、公園西路（原新民街），此外，新增設的其他小巷更是多達八處，包括五塔寺召東街、迎春巷、建華街、凱歌巷、二十六中南巷、工藝廠巷等。盡管《呼和浩特市地名管理條例》明確規定將地名管理納入城市管理項目之中依法進行管理，要求地名命名不得實行有償冠名，并就地名分類、地名管理、地名更名與公眾參與、歷史地名保護等進行了規范，但是由于對地名的保護力度不足、人們的關注度有限等，地名變更與文化流失的情況仍時有發生。

更為重要的是，筆者發現，在地名變更過程中，民眾始終處在被動狀態，對新舊地名的變化關注度并不高，盡管許多民眾認為他們更愿意接受原有歷史承襲下來的地名，因為這些名字往往蘊含了老一輩人祖輩相傳的一些傳說、故事等，但如果地名強行被改變，他們也會被動接受，并最終隨大流以新地名稱之。在訪談時，玉泉區小召前街一位舊書店老板趙先生稱，他們對地名變動并不反對，也不贊成，因為地名變動對他們的影響雖然存在，但是并不顯著。

由此可見，在地名變動過程中，民眾文化自覺性與價值認同的流失已經成為頗為嚴重的問題，而且這是一個相互建構的過程――地名變更加速了文化自覺及價值認同的流失，這種流失又反過來助長了地名變更之風，因此這是一個復雜的相互作用的過程。這不僅會造成文化和歷史傳統方面的損失，也會弱化人在文化發展過程中的主體作用，而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必須培育文化自覺，提升全民族文化素質，在人們關注地名變更對文化遺產的影響的同時，更要關注地名變更與民眾文化自覺及價值認同流失的催化作用。

一、相關概念的界定

（一）“文化自覺”與“價值認同”

根據先生的闡述，所謂的文化自覺即是生活在既定文化環境中的人對其文化的“自知之明”，也即對文化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發展趨勢的了解，以加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環境、新時代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學者李艷認為，文化自覺的重要特征包括實踐活動下文化創造的自在性與自為性、文化核心精神指導思想的一元性與文化結構的多元性。筆者認為，處在任何地理環境中的人們都有必要、也有能力了解該地區的文化，并對該地區地名的來源、形成過程有所了解，關心該地區的地名變動并能夠主動參與到地名文化的變動中來，這稱為文化自覺。

關于“價值認同”，弗洛伊德認為，認同是個人與他人、群體或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趨同的過程，即社會群體成員在認識和感情上的同化過程。吉登斯將認同的概念擴展到哲學的層面，在他看來，認同是連續發展的社會性產物，它不僅指一個社會在時間上的某種連續性，也是社會在反思活動中慣性地創造和維系的某種東西。賈英健進一步指出了價值認同的相關特征，認為價值認同具有主體的自主性、過程性、異質性與一定的流動性。筆者這里的“價值認同”主要指一定地區的民眾對該地區文化的認同，在這種認同基礎上不僅能夠自覺遵守一定的價值規范，也能夠主動參與。

（二）地名與文化自覺及價值認同的關系

筆者試圖通過進一步分析地名與文化自覺和價值認同的關系來了解地名變更對文化自覺與價值認同關系的影響，試圖證明在地名變更中，文化自覺及價值認同與地名變更的影響是相互的：

1.地名蘊含著價值認同：文化與歷史的認同

地名在最初的形成過程中與建筑和文化密切相關，地名的命名體現了這一社區人們對自己文化的觀點與表達。生活在同一群體中的人對所屬群體具有認同感，對地名文化會產生自知之明，這是文化的自我覺醒。比如玉泉區因玉泉井而得名，人們會由此名字聯想到關于康熙皇帝坐騎的傳說，人們會因此形成潛在的社會團結，從而增進對文化與歷史的認同。

2.地名承載了歷史文化記憶――以地名的文化功能為例

地名文化會整合歷史記憶：地名作為一種文化載體與文化符號，它的延續與傳承體現了不同時代群體的記憶，在不斷變更的歷史中給人變中求穩的安全感，同時整合記憶在價值認同的層面上，促進了社會規范的確立，因為地緣關系而聯結成的社會群體會遵守相同的社會秩序，這有利于人們產生價值認同和文化認同感，進而產生民族文化認同，促進民族團結。尤其在類似于呼和浩特市的少數民族自治地方，由地名產生的民族認同感尤為強烈。

地名文化會喚起人們的情感理性：隨著社會的快節奏化，人們越來越依賴正式的社會制約，作為非正式制約的地名文化會喚起人們的文化記憶和情感理性，促進人們對生活環境的自覺保護。

篇（11）

二、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概況

從2004年起，我國正式加入《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成為早期的締約國之一，2006年國家分別頒布了《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管理暫行辦法》、《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管理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等法律法規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全面保護，并從2006年開始確立每年六月第二個星期六為我國國定“文化遺產日”。“文化遺產日”的確立意義重大，這不僅是標志著我國正式進入國際規范化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行列，更是通過立法保障，呼吁全社會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關注和保護，讓更多人走進非物質文化遺產，為本民族的文化遺產做貢獻，展現民族文明覺醒的重要表現。截止到2014年12月，國務院共批準文化部確定的第四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153項，其中包括民間文學（30項），傳統技藝（29項），傳統戲劇（4項），傳統音樂（15項），傳統美術（13項），傳統舞蹈（20項）和曲藝（13項），傳統體育、游藝與雜技（12項），傳統民俗（15項）和醫藥（2項），另外，從中國經濟網文化產業頻道了解到，國務院分別從2006年、2008年和2011年公布第一、二、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數目，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相加已有1219項之多，對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當代著名文學家、藝術家馮騏才先生曾論述：“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與人類物質遺產一樣，都是人類文明的結晶和共同寶貴的財富，是人類社會得以延續的文化命脈，而無形的文化，往往比有形的文化更為重要。非物質文化遺產包括了人類無限的情感，包含著深遠的意義和價值”。在亞洲，我國鄰邦日本、韓國和歐洲法國等國家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成效突出，經驗值得借鑒。日本政府早在1950年辦不了《文化財保護法》，第一次提出“無形文化”的概念，開始注重對諸如戲劇表演、工藝技術、著名建筑和各類民俗文化等方面的保護，并建立出“人間國寶”的法律制度，經政府認定后的大師級別的藝人、工匠、技工人才，由國家保護享受每年200萬日元（約14萬人民幣）的特別扶助金，用以鉆研技藝，培養傳承人。韓國則借鑒日本的經驗，在1964年啟動“人間國寶”工程，眾多技藝傳承人得到政府大力支持和保護，在國家大型節慶活動的不間斷下，開設諸如刺繡、農業、錢幣、泡菜等方面的民俗博物館，大量“非遺”項目被開發成商品，并以民間傳統藝術為資源，吸引游客，大力發展當地旅游業。法國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對本國乃至歐洲產生巨大影響。早在1967年，吸收大量民俗歌舞、民俗舞蹈和具有代表性的手工藝品列入傳統博物館進行保護和展示，并在全國劃定90多個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區，實行整體性地文化保護，首創德“文化遺產日”于每年9月的第三個周末的在全國活動，在法國的積極影響下，其他歐洲國家紛紛舉辦“文化遺產日”，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發展奠定扎實的基礎。

三、存在問題與建議

在世界經濟全球化、文化多元化，高新科技技術迅速發展下，隨著商業化功利性目的地突出，原本生命力旺盛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正面臨著嚴酷的斷層與失傳的考驗，加強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傳承已迫在眉睫。當前，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承工作中，筆者發現主要存在以下幾方面問題：（1）西方文化、新興文化和大眾文化的多元文化沖擊，削弱了青年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關注度。（2）社會公眾普遍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發展情況，認知度較低。（3）市場經濟環境下，低收入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直接影響到技藝無人繼承的殘酷困境。（4）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媒體宣傳蜻蜓點水，不夠專注、持續和針對性。（5）高校缺乏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人文藝術教育理論研究和培養。作為社會文化傳承的優秀群體，大學生是保護和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主力軍，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中，需借助高校獨有的教育資源和環境，發揮學生個體特點和群體優勢，實施高校“青年保護文化遺產”計劃，可從以下四個方面著手推進。

（一）以積極融入人文藝術教育課程，提高青年的文化自信

作為先進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繼承者，大學生擁有得天獨厚的優勢條件和無限充沛的學習精力，通過有針對、有選擇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對接，在參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教育課程中，擴展非物質文化遺產人文藝術教育課程的“橫向”寬度和“縱向”深度，有計劃的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學習和綜合文化素質培養，取其精華，棄其糟粕，將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的優秀因素進行改良和創新，提升文化遺產在青年學生中的認同感，樹立文化自信，提高民族文化自信心和愛國情懷。

（二）以文化學術科研為基礎，構建青年的文化自立

高校以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學術理論研究為基礎，通過了解非物質文化遺產歷史發展，建立文化理論研究體系，強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加快培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理論研究，深化文化遺產在高校青年群體中的命脈延續，讓文化遺產在高校的學術科研中落地生根，推動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深入研究，提高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社會地位，加強對民族優秀文化的“文化自立”，向青年群體注入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精神內涵和價值意義，讓更多青年擔負起保護文化遺產的重任。

（三）以傳媒宣傳平臺為載體，喚醒青年的文化自覺

在全球多元文化背景下，立足本土非遺文化，通過微博、微信、學校官網，以及Facebook等國內外多媒體宣傳平臺，以青年學生喜聞樂見的傳媒接受方式，對非物質文化進行定期、持續，有針對性的宣傳報道，將蘊含中國的文化中獨有的中華民族精神價值通過形式多樣的視頻、圖片、新聞、專訪等傳媒方式呈現出來，增進青年學生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全新認識，建立對民族文化的深厚情感，引領學生全面了解文化遺產的歷史底蘊和文化精華，喚醒民族的文化自覺，逐漸形成學習和保護文化遺產的主動性和自覺性，做好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傳承工作。

（四）以延伸豐富實踐活動，增強青年的文化認同

傳統文化是維系民族生存和發展的精神紐帶，優秀的文化遺產活動對人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有深遠持久的影響，高校青年積極參與文化遺產實踐活動，以“知行合一，格物致知”的學習精神，通過參與喜愛的文化遺產項目，積極聯結與民族文化的情感紐帶，將具有鮮明的民族性特色的文化特點無限放大，真正增強青年學生對民俗文化的認識，提升青年民族文化的認同感和民族團結，讓更多學生發自內心的投入到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中，最大限度地維護民族優秀文化，保護文化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