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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治理過程，本質上是權力運行過程。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治理體系，本質上講是一個政府職能合理到位，政府權力邊界清晰，公共權力不缺位、錯位和越位的科學治理體系，是一個嚴格按照“依法治國”原則而運行的規則治理體系，是一個依據人民民主原則，實現人民群眾民主參與政治過程的民主治理體系。因此，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一個基本前提就是政府職能體系的科學化規范化界定，逐步實現政府的有效限權、放權和分權體系，用制度保證權力的純潔性，實現社會公正，達到“社會共治”。

因此，在一個全球化和信息化時代，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治理體系，有三個最重要的特征：一是通過轉變政府職能，實現國家“權力體系”現代化；二是“依法治國”體系的現代化；三是“民主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可以說，合理的政府權力體系、依法治國體系和民主治理體系，是國家治理合理化、現代化的本質內涵。

（一）合理界定的政府權力體系是國家治理的“權威主體”，是實現現代國家“多元共治”的關鍵環節。我們知道，政府權力體系的現代化，本質上表現為政府職能的現代化，是政府的有效限權、放權和分權。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限制政府權力，建立有限政府，是“政府現代性”的根本標志。政府作為國家治理的主體，其職能的合理界定和邊界的合理劃分，決定著國家治理的質量。政府超出自己的職能范圍對市場活動和社會過程的不合理干預，將使正常的市場秩序和社會秩序遭到根本性的破壞，帶來大量的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引發大量的社會矛盾，使政府處于一個費力不討好的尷尬地位。與此同時，政府的不合理干預也會抑制市場和社會的創新性活力，使公平的市場競爭體系和公正的社會良性運行體系遭到人為的破壞，從而消解市場和社會的自我修復能力，加大國家治理的難度。因此。政府職能轉變的一個關鍵前提是政府的自我定位，是建立一個有限政府而不是一個全能政府，真正實現“政府的歸政府、市場的歸市場、社會的歸社會”，形成職能邊界清晰的政府、市場、社會“共治”的“現代國家治理體系”。

放權或權力下放是指正確處理“政府間關系”，包括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系及上一級政府與下一級政府之間的關系。權力下放的基本原則是權力下放到基層政府的財力能夠承擔的事項上，形成權責一致或財權與事權相一致的政府間職能劃分體系，既提高公共資源的使用效率，又強化基層政府的責任能力；權力下放的關鍵環節是地方政府要真正轉變職能，真正把精力放到市場監管、社會治理和公共服務上來，讓經濟社會發展真正成為惠及人民的發展。

分權是指權力向社會組織的有序轉移，是一個現代文明國家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本前提條件，也是政府職能能不能徹底轉變的最基本的制度保障。一個現代國家的重要標志就是自主的社會組織高度發達，具有承接政府權力轉移的基本能力，并能通過“行業自律”實現自我監管，通過“項目管理”和“服務合同出租”實現承接政府的部分社會治理及公其服務職能，使政府、市場、社會的“共治”局面得以形成，并最終實現國家治理的現代化。

（二）“依法治國”是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根本體現。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治理體系，本質上是一個法治體系，是一個政府、社會、個體都按照憲法法律行為的“規則體系”。任何組織、團體、法人、個體都不能超越憲法和法律之上。從理論上講，現代化的法治體系是一個“立法公正”、“執法公正”和“司法公正”的權威體系。所謂立法公正。就是要按照《決定》的要求，“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健全立法起草、論證、協調、審議機制，提高立法質量，防止地方保護和部門利益法制化”；所謂執法公正，就是“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創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強政府公信力和執行力，建設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所謂司法公正，就是“加快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維護人民權益，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梢哉f，能不能實現立法、執法和司法公正，是現代社會能否穩定、持續、良性運行的關鍵環節，是消解潛在的社會矛盾和問題的基本手段，是建設公平正義社會的根本保證，也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本內容。

（三）“民主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基本保證。民主是社會主義國家制度的根本特征，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國家治理體系的形成，必須始終“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社會主義民主原則，堅持在社會主義的民主實踐中人民群眾的“選舉權、參與權、知情權、表達權、監督權”，堅持“構建程序合理、環節完整的協商民主體系，拓寬國家政權機關、政協組織、黨派團體、基層組織、社會組織的協商渠道”?？梢哉f，人民群眾民主參與改革全過程，讓人民成為改革的主體。讓改革價值和目標真正符合人民群眾的愿望和要求，是中國改革成敗的關鍵，也是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這一總體目標的“基本抓手”。只有始終在改革過程中堅持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原則，我們才能最終建立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一個人民滿意的社會，真正實現人民幸福安康，實現社會主義社會的長治久安。

二、國家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國家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一般來說是指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定能力、公其財政與預算能力和選人用人能力的現代化。具體來說，其實質主要表現為五個方面的能力建設：一是政府的公共精神或

“公信力”，二是依法行政或政府履行自己職能的“責任能力”，三是政府的“執行能力”，四是政府的“監督能力”，五是政府的“服務能力”。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都是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基礎和前提。結構決定功能，沒有治理體系或治理結構的現代化，國家治理能力就不會得到有效的發揮和提升。

從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角度來看，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是一個具有崇高權威的政府。而政府公信力是政府“權威性”的基本前提，是國家治理有效性的根本保證。

（一）只有真正做到從制度安排上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才能建立一個科學規范、依法治國、健康有力的“權力運行體系”，才能實現公共權力的“公共性”。也才能最終保證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的現代化。在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時期新階段，科學規范的權力運行體系是決策、執行和監督相互協調的基本制度保證；依法治國的權力運行體系是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重要表征；健康有力的權力運行體系是國家治理有效性的關鍵環節。因此，建立符合“現代性國家”要求的權力運行體系是未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內容，但要保證權力體系的健康運行，一個基本前提就是首先要保證權力的純潔性，使權力不敢貪、不能貪，真正把權力關在制度的籠子里。

（二）只有真正做到從制度安排上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才能建設廉潔政治，實現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讓人民監督權力，就是要在權力運行過程中，真正通過制度平臺和制度渠道實現人民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讓人民群眾通過制度保證民主地參與權力建設的全過程，只有這樣權力才會得到有效監督，權力才不會腐敗，才能實現廉潔政治，最終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總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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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以后，“治理”和“治理體系”構成新一屆政府治國理政的基本理念?！肮芾怼迸c“治理”雖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卻蘊含著理念的根本差異。從“管理”到“治理”，意味著包括權力配置和行為方式在內的治國模式的一種深刻的轉變。德育是形成學生思想品德的教育活動，要使德育活動更好地符合社會發展要求和學生思想品德發展特點，需要對德育活動過程和結果進行有效治理。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治國理念，也對德育治理體系現代化提出明確要求。德育治理體系現代化即針對德育體系中與現代化要求不適應問題進行有效治理的過程。具體來說是根據立德樹人的總體目標和價值理念，對學生思想品德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的各種教育因素、教育渠道、教育環境、教育力量進行總體、綜合、系統的設計和開發，以使之更好地在學生思想品德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發揮積極有效作用的過程。

德育治理體系現代化對學校德育提出了明確要求：一是要遵循德育治理的價值理念。治理體系現代化是一個有價值理念的推進過程，德育治理體系現代化應體現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的培養目標，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求和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滋養，體現社會主義公民基本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和個人品德基本要求，遵循社會主義學校辦學基本方向。二是要構建多元開放的德育治理體系。德育治理體系現代化需要拓展德育治理主體，調動一切促進學生思想品德發展的積極因素，共同開展德育治理。三是注重德育體系治理過程的雙向互動性。傳統德育管理偏重從管理者自身出發，學生在德育過程中顯得消極被動，現代德育治理過程更強調學生積極參與，共同促進學生思想品德積極發展。四是注重德育治理的整體性綜合性。傳統德育管理過多關注直接德育活動管理，而對與其他教育因素、教育渠道、教育環境和教育力量在學生思想品德形成和發展過程中作用關注不夠，宜充分整合各方面教育因素、渠道、環境和力量，形成整體合力，共同促進德育治理體系的現代化轉變。

【作者系武漢大學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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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治理現代化包含了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兩個內容，這個概念的基礎與核心是“現代化”概念與常識，對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與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指導與概括意義。

一、世界范圍內的現代化運動

現代化運動發源于1500年前后的西歐，歷史上的這個時期發生了許多意義重大事件：東羅馬帝國滅亡、地理大發現以及宗教改革等等，這些事件也改變了人類文明的發展進程，現代化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時期及一定歷史過程中的事物，現代化表明了社會發展的轉變過程，它本身具有三個維度：時間維度、空間維度以及價值維度，三個維度分別表明了現代化的三層含義：從中世紀結束到今天一直都是現代化，經歷著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現代化發展的范疇與領域是非常廣泛的，既有經濟、政治、文化，也有生活方式、教育等各領域的內容，關系著社會發展中的工業化、城市化以及信息化等等。現代化社會對傳統性與現代性做了一個基本的分野，經濟上表現為：從自給自足自然經濟的傳統農業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現代化工業社會，經濟發展日益發達，居民消費水平也日益提高;政治上表現為：國家治理由人治向法治轉變、政治由專治向民主轉變;社會層面表現為：社會由原來的傳統社會結構向現代化社會結構轉變;文化上表現為：從原來的迷信愚昧向科學理性轉化發展。

二、國家治理體系與能力的現代化

“治理”這個詞匯本身就具有現代化特征，這是產生在一個比較現代化的歷史時期，與“統治”、“管理”等詞匯在含義上有著較為明顯的區別，“統治”含義描述為“像君主那樣控制、管理國家”。這個詞語的解釋暗含著權力主體的單一性，人民對其發號施令只有服從與執行的義務，“管理”重點強調政府管控的強制性;而“治理”這個詞匯具有非常鮮明的現代化特征：權力主體的多方化、治理主體間權力平等，治理過程就是政府、社會組織以及人民間的利益博弈;治理這個過程不是由某個人單獨說了算，而是需要各方協商達成共識，從而建構其符合多方利益，多數人認同的制度政策等，由此看來，“國家治理”是治理概念的擴充與延伸，“國家治理”的內涵也就相對豐富與開放。從全球歷史發展與背景來看，一個國家的歷史在很大程度了反映了國家治理體系以及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發展演變進程。怎樣更好地治理國家也是許多有識之士共同思考與探尋的問題。國家治理體系在歷史發展進程中，隨著各種沖突與矛盾的出現與解決，人們已經將人民、法治精神以及自由等理想作為現代性國家的必要屬性與存在的理由。體系與能力是國家治理不可或缺的兩個方面與組成內容，兩者也是緊密相連、不可分割的。國家治理近代以來呈現出豐富多彩的發展圖景，其內涵也變得豐富多彩。從根本上來說，國家的貧窮與富裕、先進與落后程度等等，與國家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關系是非常密切的，因此世界上的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都在積極完善國家治理體系、增強治理能力，這些都是一個國家現代化水平的重要衡量指標。

三、全球性治理危機

上世紀80年代后期我國及全球范圍內出現了一些重大變化，從而引發了一些治理危機，其中與人們日常生活、生產關系最為密切的是治理問題更加復雜化及風險化，全球出現了許多新型治理問題，單一治理主體已經無法應對，全球出現了多種新問題如金融動蕩、糧食短缺、環境生態破壞、氣候變暖及食品安全等等，這些問題涉及的領域非常廣泛、具有跨國性、動態性及不確定性，傳統的某個國家或國際組織已經無法獨立應對解決問題，解決問題危機更多依賴于各國之間的合作及國家治理現代化手段。各國因為國情遭遇不同的危機種類，危機的“蝴蝶效應”也逐漸明顯，全球多個國家都會遭受危機影響，例如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被認為是制度完善的美國首先爆發，之后蔓延到歐洲，許多西方發達國家都卷入了其中，我國也沒有幸免。這些事實側面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國都要改革制度及治理體系，解決國家治理能力有限性的問題。

我黨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的《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明確提出：“我國的全面深化改革大目標是改進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促進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我黨第一次在其文獻中正式提出了“治理”理念，并且將治理與現代化相結合，讓人們對現代化又有了一個新的認識與理解。國家治理現代化理念的提出有其環境背景與內在需要，這個治理理念在我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中具有多重解讀維度，也是一種全新的發展維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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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是一個國家生存發展的經濟基礎，是國家進行治理的支柱。在財政范疇下，有關于稅務等多個管理內容，并且在國家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財政方面改革成為一系列改革的首要方面。合理的財政基礎以及相關體制可以促進經濟發展穩定，維護市場大環境安寧，本文針對國家治理現代化框架下的財政基礎理論建設進行研究，希望有助于我國財政基礎理論的完善及發展。

一、財政在國家治理框架中的地位

在我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曾經提出，財政是我國國家治理的基礎以及重要支柱這一看法。在以往的財政地位描述中，是將財政的涵義定位為政府及相關部門進行的有關于我國財務收入及支出的配置活動，將部分社會資金用于國民生產或公共服務中，滿足人民對于社會的需求。國家治理框架作為一個較為專業的語言，與財政概念有著較高的相關度，因為國家治理框架中，包含著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多個內涵，而財政作為經濟領域內的一個基本概念，同樣存在于國家治理框架范圍內，而在以往對財政的定義中，只存在于國家治理框架下經濟中的一個小范疇，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后重新對財政進行定位，將財政的認識更進一步，使得其在我國治理體系中提升到了更為重要的位置，是國家治理框架的基礎。

二、財政基礎理論與國家治理現代化

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改革開放程度也在不斷加深，國家治理現代化水平直接反映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程度，有關于財政方面的改革也在不斷增多。為建設自由、民主、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我國開展了系列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改革，努力構建我國形象。此外，財政是國家資金使用方面內容，有關于國家建設治理的各個方面，都需要財政資金進行支持，在稅制改革之后，我國現代化進程有了一定的提升。在新時代背景下，我國治理體系改革也有了新的思想觀念，在現代化進程中，為推進治理體系中其他方面的改革程度，將財政作為其中的關聯點，是有必要的。

三、現代化財政制度體現

我國稅務制度已保持了較久的時間，但就當前改革開放的相關情況來說，稅務制度仍然未轉變為一個引領各個方面的基本制度。在現代化進程中，稅務制度的表述從之前的公共財政轉變為當前的現代化財政，在公共財政當中，稅務制度所帶有的直接性質為共有，其財政性質也是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符合的。而在現代化財政當中，國家財政情況的轉變主要與時展情況相關，從我國各個領域的體制改革上著手，與國家治理能力及治理現代化程度相關，構建出現代化財政制度，這是隨著人類文明進步而產生的一種財政方式。但這并不表示現代化財政脫離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恰恰相反，現代化財政制度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增加了時代元粗，更為深刻的促進經濟發展以及國家治理程度與時俱進，并且增加了一系列新的創新點?，F代化財政制度仍然是以公共性為財政活動的基本特點，并將財政收入用于有關于公民需求的方面，將建設后的服務設施及其他實體建筑納入到社會公共服務當中，更好的營造社會主義文明氛圍，實現國家治理目標。

四、財政基礎理論與社會主義法治

從我國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構建當中，可以看出國家及地方政府的財政活動中的各個環節都處于法治管理當中，在其活動中體現的是法律規范以及相關行為準則。在國家治理現代化框架中，法治體系是其中一個重要的部分，我們黨已將依法治國這一理念作為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并且不斷健全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保障人民生活及國家運作長治久安。因此，將財政作為我國國家治理框架的基礎部分，同樣需要受到法治內容的限制。但當前我國有關于財政方面的法律法規仍存在不完善之處，相關工作人員對于財政的法制觀念并不理解，在此種情況下應努力完善社會主義法制體系，將財政發展的方方面面納入到法治社會的框架中，并且規范相關工作人員的財政活動，對其進行法治教育，了解到財政對國家治理以及社會發展的重大意義，以填補當前財政法制中的空缺。

五、稅務制度的法治規范

有關于稅務制度的法制規范有三點。其一是將財政狀況作為法治的出發點。政府及相關部門在針對財政狀況進行相關活動時，要詳細記錄財政收入的來源以及財政支出的去處，構建合理動態的財政收支管制，在法治規范的基礎上，規范各個部門工作人員的財政活動，必須在合理合法的范圍內進行。其二是有關于財政預算方面，政府及相關部門應當從實際情況出發，針對財政支出進行合理預算，從民生入手，真正做到財政收入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其三是有關于政府財政的公開性，應將其各個部門的資金使用狀況進行公開，做到權利由民監督，避免以權換錢事件的發生。

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國家治理體系開始圍繞著經濟發展中的財政方面進行了一系列改變，在財政基礎理論中，主要指出了財政在我國國家治理中占有重要位置，其具體情況與稅務制度息息相關。此外，有關于稅務的相關改革是我國各個方面改革的結合點，從稅務進行改革可以直接影響到各個領域的發展情況。將財政作為首先需要控制的方面進行建設，可以全面推進我國國家治理體系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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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四中、五中全會、省委十一屆六次全會、州委十一屆八次、九次會議全會精神，牢牢把握堅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的總要求，不斷完善科學化管理、網格化服務、多元化參與、法制化運轉、精細化治理的社會治理體系，努力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不斷提高人民群眾安全感、幸福感，為建設集綠色發展、陽光康養、旅游綜合服務于一體的牛背山生態康養小鎮營造更加良好的社會環境。

二、工作目標

緊緊圍繞“一年打基礎、兩年見成效、三年達目標”的工作步驟，2020年全面部署開展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體制機制初步建立工作，推進社會治理體制、工作布局、治理方式現代化。2021年積極開展具有地域特色和示范典型的社會治理創新工作，全鎮社會治理制度和體系不斷完善，社會治理能力明顯提升。到2022年，建成社會治理現代化合格鎮，人民群眾參與社會治理、共享發展成果的制度更加完善，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和治理成效明顯提高，安全穩定、公平公正、法治優良的社會環境全面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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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是實施這項宏大工程的中堅力量。他們既是參與者、貢獻者，也是收獲者、受益者。

一個國家、一個地區教育治理能力的高下，很大程度上是由這個國家、地區教育家群體的水平決定的。教育家的積極參與，將有力地推進教育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進程。作為教育改革的生力軍，教育家對中國教育改革的價值體系有著深切的理解和高度自信。他們具有寬闊的視野，既善于吸取別國的先進經驗，又善于傳承和弘揚自己國家的優良傳統。他們積極參與制度設計，在實踐中探索創新，積極推進教育治理現代化。他們首先讓自己的活力充分迸發出來，進而促進一切與教育事業發展相關的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

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過程是制度創新和人才培養互相促進的過程。推進教育治理現代化，必將為國家培養更多更優秀的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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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是我黨對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認識的深化，是治國理政理念的創新與發展?！爸袊鐣卫淼默F代化改革，將是一個價值導向調整優先于治理技術革新的過程。只有深刻把握了這一原則，治理現代化才能夠從社會中獲得不竭的動力支持?！盵1]國家治理現代化從理論層面來說，就是對國家治理這一價值取向重新審視與解構的過程。

一、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價值目標

“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的首要價值一樣?！盵2]國家治理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推動公平的社會環境的營造，促進正義的社會制度的形成，公平正義必然也是公權力機關運行所應追求的核心價值目標。

國家治理在不同的階段應該有不同的主題。如果說改革開放的前期，我們的價值目標更多的是傾向于“效率”，即要解決好“做大蛋糕”的問題； 那時至今日應該重點解決“公正”，即“分好蛋糕”的問題。我國已經邁入工業化中后期，即進入了現代化轉型的關鍵期，與之相適應的國家治理上所追求的核心價值目標，不應只是通過讓市場來提高社會的生產力，更為重要的是要在遵循市場規律的前提下實現公平正義。對于“效率優先”所帶來的兩極分化、差距擴大等社會問題，要通過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注入公平正義的改革因子，形成公平正義的國家制度體系，彌合市場運行中的差別和差異不至于演化為巨大的差距，從而使社會公平正義得到根本保障，這就是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價值目標。

二、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價值標準

衡量國家治理的現代化變革成功與否，有兩個重要的指標，即法治與民主。所謂法治，并非簡單的實施法律，其根本意蘊在與社會大眾腦海中能否根植“規則的意識”。所謂民主，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大多數贊成”，其現代意蘊在于能否在公共事務處理上具備“協商的意識”。

當今中國法治不彰的突出表現就是人治意識濃厚，法治缺失最直接的體現就是公權力擴張、腐化，規則、法紀成了權力肆意擺弄的玩偶，一邊說按章辦事，一邊又強調要靈活通融，致使民眾的私權利慘遭踐踏，得不到基本的保障，社會缺乏自我發育的空間，市場經濟羸弱，歸根結底是規則的缺失，社會的運作邏輯是權力邏輯而非規則邏輯。

與法治建設不足相伴的是民主進程乏力。“民主是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本質特征，是區別于傳統國家治理體系的根本所在。”[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政治發展總體上依然是“權威”思維的主導，普通民眾對各種國家與社會事務并未有效的參與，尤其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與實施過程中，政府往往享有極大的權限，與廣大民眾沒有進行充分的溝通協商的情形下，政策以高效率出臺，而政策后果卻由民眾買單。

現代化的國家治理，必須要讓公民是成為社會和國家的真正主人； 必須實現公民對政治權力運行過程的切實監督。以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兩個價值標準來衡量，當前中國推進政治現代化的路徑，就是要用完善依法公權力行使的同時，尊重公民權利要求，讓私人權利訴求表達有常規的渠道。

三、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價值選擇

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進程中會面臨諸多的價值選擇，可以抽象為政府、市場、社會三者的定位問題。三者之間并非是那樣的界限分明，三者之間關系的交織注定了治理現代化進程中需要直面價值選擇的困境。

當中國在由市場經濟意識極度匱乏邁向市場經濟高度發達時，直接利益驅動支配下效率優先的市場意識確實極大釋放和激發了生產力。但單純的市場自發秩序更傾向于馬太效應式的分配機制，國家經濟總量在增長，但普羅大眾卻認為自己的收益卻在減少，這說明單純依靠市場利益驅動的做法實際上已經達到了其價值逆轉點。當政府以完善市場機制姿態出現時，并非必然意味著整個國家就走上了現代化轉型的康莊大道。承認“市場失靈”并不是將經濟運行全部交由政府管制，因為公權力同樣存在逐利行為，極易演化為社會的價值異化，最終吞噬制度規范甚至于市場本身。

當前中國國家治理所面臨的政府權威的消解、市場經濟畸形以及社會成長乏力這三大問題，用“維穩悖論”一詞最能囊括其中的矛盾糾結。政府習慣用行政化的壓制辦法，通過剛性指標的考核最終實現維穩的目的。于是，各級政府以硬性指標要求在社會問題方面注重杜絕上訪，在經濟發展方面強調GDP，最終形成“剛性的穩定”，整而國家缺乏發展的可持續性。

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要求，其實質還是要協調發展、改革與穩定三者之間的關系。長期以來我國的改革主要是在經濟領域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與社會體制改革相對遲緩，整個國家處于一種非均衡式的增長狀態。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樹立新的戰略思維，謀求向整體的、均衡的可持續發展路徑的轉型，打造廉潔、清明和民主法治的政治體系，塑造開放、透明和競爭有序的市場經濟，以及形成自治、包容和充滿活力的社會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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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Framework and Contents of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Gu Yu， Li Yu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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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年來，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的社區建設取得了長足進步，但社區中各種問題也隨之而來，社區的發展已不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2015年10月22日，全國社區社會工作暨“三社聯動”推進會在重慶隆重召開，在此背景下，為進一步探索和完善我國社區治理的創新機制與路徑選擇，“三社聯動“的社區治理理念應運而生，為推動社區發展，創新社會社區治理的機制、構筑共建、共享的和諧社區，提供了很好的借鑒和啟發，并成為我國國家治理體系下創新基層社區治理，推進社區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路徑。

所謂“三社聯動”就是指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以社區為平臺、社會組織為載體、社會工作專業人才為支撐并實現“三社”相互支持、協調互動的過程和機制。由于社區建設在我國大陸只有二十多年的歷史，包括社工機構在內的社會組織更是處于初創時期，在近年來的社區、社會組織、社工的發展中，三者之間雖然開始了“聯動”，即互動和合作，但尚未形成制度化的機制。一些“聯動”多是雙方或三方基于各自“現實”權衡而形成的臨時性關系，有的甚至還有“兩張皮”現象?！斑M入新世紀，置身于我國大力開展社區建設的新形勢，面對實現社區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新任務，在社區積極推進“三社聯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三社聯動”首先要明晰各方的目標、任務，認識及定位。通過建立互相學習、合作的關系，共享彼此所擁有資源。在此基礎上，不斷促進基層社區治理主體多元化，治理能力現代化，治理方式民主化。因此，在現階段的社區建設與治理中，通過引導和激勵社區社會組織發揮各自的優勢，在反映和表達社區成員或特定居民群體的利益訴求，協調利益關系，開展自助、互助、志愿服務，提升居民素質，從而構建“共建、共享”的社區治理格局。

二、創新社區治理機制的重要性

1.社區作為城市社會的基本構成單位，是城市基層組織的最小分子，在社會治理體系建設過程中作用關鍵。社區治理是城市社會治理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社會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當前，我區城市社區治理體系建設中存在政府部門管理越位、服務缺位、社區治理體系建設功能錯位、居民自治意識不強等問題。因此，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尤其要重視加強社區治理體制機制創新。

2.加快推進社區治理機制創新，是主動適應新常態、積極引領新常態的必然要求，是適應全面深化改革新形勢、實現社會治理創新的必然要求，是推進依法治理、加強和提高黨的執政能力的必然要求，是維護居民群眾根本利益、保障居民群眾民利，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必然要求。

三、“三社聯動”背景下社區治理機制創新路徑選擇

1.創新社區治理機制的的首要任務，是培育以地域為基礎的真實的生活共同體，塑造社區文化與社區認同，讓老百姓積極參與社區建設。當前我國社區規模擴大了，類型增多了，然而人際關系卻疏遠了，服務也單一了。社區沒有成為人們所需要的共同體，沒有成為基層社會治理的有效載體。要改變社區建設輕視社區價值和人際關系建設的現狀，逐步把社區建設的重心轉移到營造社區共同體上來。因此，創新社區治理機制，夯實社會治理基石，成為當前一項重大而緊迫的任務。

2.加強社區自治規范和社區自治能力建設，推進社區治理方式多樣化，不斷推動社會組織尤其是社區社會組織的能力建設。當前，社區建設存在的一個普遍問題，即將社區建設與基層政權建設混同，把社區居委會當作政府的延伸，使得社區居委會承擔了太多的政府職能，工作不堪重負、疲于應付。為此，必須明確城市社區治理功能定位，加強社區自治規范和社區自治能力建設，推進社區治理方式多樣化。

3.引入市場機制，激勵社會組織深度參與城市基層社會服務和社會治理。通過市場化治理，充分發揮市場競爭的優勢，改變傳統管理模式下的權利壟斷，推動競爭-合作主義治理模式，打破政府對公共服務和公共管理的壟斷，擴大社區居民選擇權，提高社區治理效率。

4.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推進社區治理法治化。當前，政府角色失調和行為失范是影響社區建設深入發展的重要問題。在社區建設過程中，政府變倡導者、指導者為控制者、領導者，超越了其本來的職能與權限，沒有很好地履行應盡的職責。為此，通過轉換思維模式，改變傳統的工作方式，通過營造法治環境，開展法治活動，建立健全社區治理相關法律規定，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社區治理體制創新。

四、小結

社區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礎環節，社區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礎和前提。因此，實現良好的社區治理局面已成為國家發展的戰略目標之一。當前基層社會治理的矛盾和問題十分突出，創新社會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提升社區治理能力勢在必行。“三社聯動”模式下的治理格局，在新時期群眾公共服務需求及表達途徑上呈現出多元化趨勢及社會治理困境加劇的背景下日益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充分發揮社區、社會組織、社工三者的優勢，實現“三社聯動”發展，這不僅是提升社區服務質量的有效途徑，也是不斷推進基層社會治理機制與模式創新，全面推進我國基層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理性路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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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現代政府必須是廉潔政府，是法治政府。廉潔是公信力的基石，法治是廉潔的根本保證。一方面要加強制度建設，用制度管權、管錢、管人，真正形成不能貪、不敢貪的反腐機制；另一方面，辦任何事情都不能超出法律范圍，法律的約束應如影隨形。

建設現代政府，就是要把政府工作重點轉到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上來，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履行政府職能。凡不利于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體制束縛、法律架構和思想觀念，都將是深化改革的對象。

改政風是國家治理的首要任務。這首先意味著要破除一些妨礙改革發展的思維定式。面對新情況新問題，很多地方的干部深感新辦法不會用、老辦法不夠用。可是，在怎么改、怎么完善的問題上，一些人、一些地方卻習慣于“刻舟求劍”。見到他人的好東西，不問是否為現代國家治理所必需，只打著民族特色的旗號，拒絕改變；原則上講改革，現實中要么等待觀望、不愿先行先試，要么對中央精神一知半解、斷章取義；面對一些應該改的、能夠改的“老問題”，中央催一催、民眾推一推，才動一動，否則就“掛空檔”、改改停停。

篇（11）

政府治理是政府管理在新時代提出的新課題。隨著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明確了要通過有效的政府治理建設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治理體系及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成為全面深化和推進改革、推動政府職能轉變的總目標。作為推動政府改革和管理創新的重要工具，政府績效管理應該要呼應治理現代的要求。因此，對于政府績效管理的研究和探索更應以更廣闊的視角，在治理的范式下對于傳統的管理模式有新的思考，構建是適應于新形勢下的政府績效，促進治理能力和政府績效的全面提升。

一、政府治理與績效管理

從治理的基本概念和特征來看，西方對于治理的闡述，主要是以合法性、透明性、責任性、法治、回應、有效為標準和規范，緩和政府與公民之間的矛盾為特征[1]。聯合國全球治理委員會對治理的概念進行了界定，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法的總和是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利益得以調和并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過程。結合我國當前社會經濟發展的情況，在新的歷史時期，政府自身的治理優化，應該主要指的是政府通過對自身的內部管理，優化政府組織結構，改進政府運行方式和流程，強化政府的治理能力，從而使得政府全面正確履行職能，提高政府行政管理的管理的科學性、民主性和有效性，政府治理的內容涉及政府自身的結構性和體制性科學化、民主化、合理化和高效化[1]，政府治理現代化是以建設服務政府、法治政府、責任政府、高效政府為目標。政府績效管理發生在政府活動之中，貫穿于目標、實施、評估活動的始終，與政府治理密切相關。若要推動治理能力和體系的現代化，政府績效管理的研究和探索離不開對于治理的思考。何文盛等探討了在治理現代化的背景下，政府績效管理的定位和功能及發展趨勢[2]，尚虎平從對比分析的角度梳理了國內外對于政府治理績效評估的內涵和實際困難[3]，包國憲[4]、倪星[5]、陳天祥[6]提出了政府治理績效評估的特點及發展方向，結合以往研究，本文認為從推動政府治理現代化的角度來看，政府績效管理應至少體現幾個特征。一是政府績效治理主體的多元化。民主行政的典型特征，就是治理結構的多元化，既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又包括政府之外的社會公眾、團體和個人。傳統政府管理是主體一元化的，現代政府治理是主體倡導多元化，體現了還權于民的導向。政府績效治理的目的是在實現國家利益的同時，也有效地為社會提供優質的公共產品或服務，實現政府與民眾之間的價值關系的回歸，也就是政府真正能實現“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5]。二是政府績效治理手段工具的法治化。政府管理行為能夠遵循既定的規則程序來運作是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標志。規范的制度和政策發揮引導約束作用，制度環境不斷完善，是政府績效實現由管理向治理的轉變的重要保障。獲得法律和政策的支持，確保政府在有序的政治環境中進行管理活動，確保社會公眾以科學、合理、規范、有序的方式參與管理。三是政府績效治理目標的高效化。無論中西方，在以往的管理改革中，無一例外都把效率作為政府應該達到的目標。在政府治理的理念中,政府管理不是唯效率論,特別政府績效管理不僅追求工具性價值，更多體現的是民主、參與基礎上的效率,是公平前提下的效率[3]，既要兼顧經濟性、效果性，又要兼顧公平性、效率性。通過以治理理念的引領、治理體系的改革完善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提高政府績效和管理水平，推動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二、我國政府績效管理實踐的重新審視

政府績效管理作為一種新型管理方式，自上世紀90年代進入中國以來，在本土化的過程中得到積極應用和推廣，對于創新管理方式、提升管理效能上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實踐中也顯現出了績效評估模式泛濫與績效不彰的困境[7]。因此，有必要分析在當前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背景下政府績效管理面臨的現實問題，特別是不能適應治理現代化的要求的種種表現。（一）法治化規范化程度不高，制度支持缺乏連續性和穩定性?，F代化進程中，政府管理起步比較早的一些西方國家，經歷了幾十年的探索，已經為政府治理體系和能力的現代化的實施奠定了較好的法治化基礎，特別是英、美、德等國家已經把政府績效管理上升法律層面，作為一項長期執行的穩定制度，為各地方（州）推進提供了統一的指導和支撐。相較之下，我國績效立法工作大多還尚未開展，全國性的指導性法律法規尚未出臺，各地尚處于自主探索階段，缺乏明確的指導思想和強有力的制度支持，難以保障績效管理工作的連續性和穩定性。（二）政府責任機制還需進一步強化，在保障政府管理高效運作上缺乏有效手段。目前政府在績效考核評估上多采用自評自查、督辦提醒、定期通報等“自查自糾”的“軟性”方式；相較于國外一些國家的典型經驗，缺乏嚴格的審查監督機制和社會力量的介入。實際工作中，一些地方的績效管理成為目標管理的新名詞，只是按部就班的提交材料，缺乏積極主動開展績效管理的動力，缺乏社會力量的強有力的監督，缺乏“剛性約束”，尚未形成責任倒逼機制，在確保履職盡責、提高政府治理能力、提升行政效率上還在探索之中。（三）多元治理結構需要進一步構建，增強政府的公共性和民主性。實踐表明，第三方機構的參與是促進政府績效設計和改善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上世紀90年代開始，以美國坎貝爾研究所為典型代表的第三方評估對政府行為開展了大規模的績效評估活動，共同推動了美國各州和地方政府的績效評估的積極實踐。目前國內各地政府績效管理第三方評估工作的開展不均衡，評估效果上也有待提升：一方面，各地廣泛開展的民意調查，雖然彌補了內部考核的不足，但專業性、針對性不夠；另一方面，個別地方逐步引入了外部機構或專家學者作為第三方，但在評估實施過程中，由于政務公開不夠、信息不對稱等原因，外部專家缺乏對實際工作的深入了解，難以對職責職能、目標任務、工作成效等有全面認識，難以對政府部門作出客觀、準確、權威的評估，不能實現“知情人評知情事”，總體上還未形成多方參與治理的新格局。

三、對推進政府治理現代化、提升治理能力、優化績效管理的思考

治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背景下的政府績效管理應該不僅是實現政府治理目標的重要方式，更是體現治理現代化戰略導向的有效管理工具，對于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意義。因此，以政府績效治理主體的多元化、政府績效治理手段工具的法治化、政府績效治理目標的高效化為基本導向，以建設服務政府、法治政府、責任政府、高效政府為目標，本文提出以下優化政府績效管理的具體思考。（一）從增強政府治理規范性的角度，建立健全管理體系，推進政府績效管理法治化進程。從2004年開始，績效評估概念第一次出現在我國中央政府官方文件中[8]。近幾年的發展中，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進一步強調了嚴格績效管理是依法全面履行職責的有力保障。下一步應從建立健全政府治理體系出發，循序漸進地推進績效管理在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進程中不斷走向規范化、法治化，推進績效管理法治化進程，建立主體齊全、權責清晰、運行有序的管理體系，同步健全干部管理、財政預算、審計監督等配套制度。建立干部管理和人事考評與績效管理的有效對接，減少多重考核，促進一考多用；將效能監察、外部監督與績效管理結合，強化責任落實，提高行政效能，促進公共績效的不斷改進。（二）從完善治理結構的角度，增強第三方參與度，強化政府服務理念。結合我國政府開展績效管理的實踐來看，引入第三方是一個需要逐步探索的過程，目前來講，多元主體、內外結合是提高績效評估考核專業性、客觀性和公正性的可行之道，更符合我國政府績效管理實際，通過引入服務對象、社會公眾、社會組織、專家學者等多元評價主體，構建多方參與、監督制衡、公開透明、結果公認的考核評價工作機制。從評價主體來看，我國政府績效管理還是以內部（上級、下級、同級）為主。引入第三方主體，可以吸納大學、研究機構、咨詢公司等非官方機構，提供獨立分析、幫助政府清晰、客觀地審視，也可以適度納入服務對象、公眾等社會主體，特別是涉及到群眾利益緊密相關的民生項目，能夠增強社會公眾的參與和監督?，F階段，以內外結合的績效評價提高政府績效考評的公信力和權威性，能夠有效推進政府向治理現代化逐步邁進。（三）從建設高效政府的角度，探索實施績效預算，增強績效管理的動力機制。績效預算是測量政府行政目標是否達到以及公共職責實現程度的一種機制，而當前對政府管理活動經濟性的考量是政府績效管理的一個弱項，我國財政資金“重分配輕管理、重使用輕效益”的現象依然存在。因此，將財政預算和績效管理進行結合是深化政府管理體制改革的發展方向。首先要牢固樹立“花錢必問效，無效必問責”績效理念，將預算績效目標申報、審核和評價納入政府績效管理視野，要加強預算績效實施中的監督，加強預算績效的過程管理，要將預算績效執行情況作為績效評估的重要依據，真正把預算績效的結果用起來，促進政府管理保持在一個高效運行的狀態。（四）從增強政府管理回應性的角度，加強責任政府建設，推進政府治理能力的持續提升。從國外政府績效管理的經驗來看，績效結果的運用主要體現在三方面：一是向服務對象或上級管理部門的反饋；二是預算安排、財政利益獎勵、擴大地方自治權等獎勵性措施；三是對于績效不佳的，給予績效診斷，提出改進方向。目前我國有不少地方政府已經在績效管理結果與在績效獎金、人事獎懲等方面掛鉤進行了積極探索?；诖?，建議進一步加強結果反饋與持續改進的再考評機制的建設，提高績效評價的回應性，增強對評估對象、服務對象、社會公眾的反饋，激發績效管理的內在生命力。在有條件的情況下，嘗試預算調整、編制調整掛鉤等做法，加大激勵機制的探索，為績效評價價值的實現提供保障，使政府績效管理不斷煥發活力，成為助推政府職能改革、提升治理能力的有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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