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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B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3）21-0266-01

一、自然辯證法發展概述

自然辯證法是以人和人類社會為指向的人文文化體現為內容，對人類自身和人類社會生活的內向觀察，以及對人的生存方式、價值和意義的探索。科學技術哲學則是主要研究自然界的一般規律等基本方法、科學技術及其發展中的哲學辯證的問題與科學技術及社會的相互作用等內容。

二、自然辯證法與諸學科之間的關系表現

我們知道，自辯法誕生于19世紀中葉絕不是偶然的，而是當時三個方面的重大變化和發展沖擊著人們原有的自然圖景和思維方式，為其創立提供了客觀基礎。表現如下：一是大機器生產帶來的人類生產活動的高度社會化，加強了人們之間的社會聯系和交往，改變著人們舊有保守的、靜止和孤立的思維習慣和方法；二是自然科學的一系列偉大發現展現了自辯法發展的本性和規律，沖擊著人們業已形成的機械的、形而上學的自然觀；三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創立，為自然辯證法的創立提供了科學的理論基礎，使自然觀的革命有了理論指導。自然辯證法就是在這種歷史條件和諸多因素下，辯證唯物主義哲學與自然科學和技術相結合的一場偉大的理論革命。自然辯證法揭示了自然科學發展的內在邏輯、人對自然界的能動關系等，建立了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思想觀點等，諸多體現具有劃時代的變革。

綜上所述，自然辯證法是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關于自然界發展和科學技術發展的一般規律、人類認識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以及科學技術與社會發展一般關系的學說。與此同時，自然辯證法作為的自然哲學、科學技術哲學、社會學等研究，不僅具有哲學屬性，而且也具有交叉學科的性質。

三、自然辯證法對人類社會發展的貢獻

當代自然辯證法以科學、技術、科學技術與社會的關系為研究對象，所要揭示的是人類認識和改造自然中的一般規律以及科學技術發展中的一般規律，而不是自然界中個別的過程，人類認識和改造自然個別領域或者科學技術個別學科的特殊規律。這個一般規律也正是哲學研究區別于科學技術研究的特殊之處。自然辯證法一方面是辯證唯物主義的普遍原理在自然界中的具體表現和科學技術領域的具體應用，另一方面又是對科學技術及其發展的哲學概括。

自然辯證法作為關于人類認識和改造自然，科學技術及其與社會關系的已有成果的概括和總結的哲學學科，不僅對于整個哲學特別是哲學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而且對于指導人們正確認識和改造自然，發展科學技術，協調人與自然以及科學技術與經濟，社會的關系，具有重要的實踐價值。在理論價值上，不僅為科學的世界觀提供堅實的理論基礎，而且為認識論和方法論提供具體的理論論證。與此同時，為哲學價值觀增添豐富的科學內容，是事實與價值的統一。從實踐價值，一方面，對正確處理和解決全球性問題，實現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具有實踐價值。另一方面，為科學技術活動提供正確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指導。最后，對于實現科學技術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具有重要理論指導意義。

總之，當代自然辯證法以科學、技術、科學技術與社會的關系為研究對象，所要揭示的是人類認識和改造自然中的一般規律以及科學技術發展中的一般規律，而不是自然界中個別的過程，人類認識和改造自然個別領域或者科學技術個別學科的特殊規律。

四、自然辯證法在社會發展中的思考

自然辯證法的創立與發展同哲學與科學技術的進步密切相關，是關于科學、技術及其與社會關系的已有成果的概括和總結。由于科學技術在發展過程中同社會發展的關系越來越密切，所以也是協調人與自然、科技與社會關系的需要。

哲學是人類對客觀世界認識的最高概括，也是現代科學技術（包括科學的社會科學）的最高概括，錢學森將當代科學技術發展狀況，歸納為十個緊密相聯的科學技術部門。這十大科學技術部門的劃分方法，正是錢學森運用哲學，特別是系統論對科學分類方法的又一創新。因而在我們的學習中，需要自然科學、哲學、社會科學和現代科學方法等多重知識結構，需要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和科學技術工作者合作聯盟，才能取得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讓自然辯證法能夠成為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的橋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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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知識社會學(SociologyofScientificKnowledge，簡稱SSK)產生于20世紀70年代，以其激進的社會建構論主張迅速產生了國際性影響。屬于SSK流派的有愛丁堡學派、巴斯學派、巴黎學派等。一般來說，愛丁堡學派是SSK流派中發展最為成熟、最具有代表性的學派。科學知識究竟是由什么決定的?是由自然界決定的，還是由社會決定的?按傳統的看法，自然界對于自然科學知識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其中實證主義者認為來自自然界的經驗事實和邏輯規則決定自然科學知識；反映論者認為自然科學知識是對自然界的反映。而社會建構論者則否定或貶低自然界的作用，夸大社會因素的作用，認為自然科學知識是科學界內外的人們社會交往的產物，科學知識是由人們社會性地構造出來的，在這一構造過程中，自然界并不起什么作用。社會建構主義確實把對知識社會性的研究向前推進了一大步。本文就科學知識社會學產生的思想淵源、理論來源和社會背景進行探析。

一、SSK產生的思想淵源

知識社會學是隨著社會學的出現而產生的。“知識社會學”這一概念是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舍勒首先提出來的，知識社會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確立于20世紀20年代。知識社會學的先驅是先后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幾位大師，首先應該追溯的是馬：克思。馬克思認為：“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社會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意識的存在方式，以及對意識來說某個東西的存在方式，這就是知識。知識是意識的唯一行動……知識是意識的唯一的、對象性的關系。”顯然，馬克思的這一表述是“知識社會決定論”的由來。著名知識社會學赫克曼對此作了恰如其分的評價：馬克思為知識社會學給出一條基本原理，即所有知識都是由社會決定的。著名科學社會學家默頓也給出這樣的評價：是知識社會學的風暴中心。

從19世紀到20世紀60年代，對知識社會學的發展有重要貢獻的所有人都對把自然科學列入知識社會學的研究范圍的可能性持有異義，其中一個突出的表現是知識社會學和科學社會學的長期脫節。啟蒙運動將人類整個知識體系劃分為兩種類型：一類是純粹知識，即科學技術知識(科學知識)，它根本不受社會因素的影響，故具有客觀性和普遍性；另一類是非純粹知識(如宗教、意識形態等)，它明顯地受社會歷史和環境因素的影響，具有突出的相對性和局限性。這被稱為“知識二分法”。自近代科學革命以來，科學及科學知識便以其效用性、嚴密性、權威性而在人類社會中占據了越來越突出的、甚至是無與倫比的地位。尤其是在科學主義者看來，科學幾乎是全能的和有益無害的。正是由于這種科學觀，傳統的社會學家也賦予了科學的特殊的地位，傳統知識社會學不去關注對科學知識的研究，僅僅限于非純粹知識的研究，如知識社會學研究早期代表、法國社會學家迪爾凱姆，他繼承了馬克思的“思想的社會決定”的思想，也從社會角度把思想解釋為一種反映在宗教、合作機構等集體表現之中的集體現象。他認為知識是同社會秩序的需要聯系在一起的，由于這種需要才從社會聚合的基本原則中產生出構成集體表征結構的精神范疇。但是關于科學知識能否進行社會學研究時，迪爾凱姆認為，有關科學的社會學研究是可能的，但這一研究比對其他的學術活動領域的研究有較為有限的形式。原則上，我們可以說明社會發展如何帶動了科學的出現，我們可以研究科學共同體是否具有某些與眾不同的特征，能夠使科學方法制度化，而完全排除偏見、成見和學術歪曲；我們也可以分析科學專家的少數派觀點如何被高度分化的社會中的其他方面的人所接受。但是，我們難以對科學知識提供社會學的解釋，因此就其內容而言它是真實科學的，是獨立于社會環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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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知識社會學(SociologyofScientificKnowledge，簡稱SSK)產生于20世紀70年代，以其激進的社會建構論主張迅速產生了國際性影響。屬于SSK流派的有愛丁堡學派、巴斯學派、巴黎學派等。一般來說，愛丁堡學派是SSK流派中發展最為成熟、最具有代表性的學派。科學知識究竟是由什么決定的?是由自然界決定的，還是由社會決定的?按傳統的看法，自然界對于自然科學知識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其中實證主義者認為來自自然界的經驗事實和邏輯規則決定自然科學知識；反映論者認為自然科學知識是對自然界的反映。而社會建構論者則否定或貶低自然界的作用，夸大社會因素的作用，認為自然科學知識是科學界內外的人們社會交往的產物，科學知識是由人們社會性地構造出來的，在這一構造過程中，自然界并不起什么作用。社會建構主義確實把對知識社會性的研究向前推進了一大步。本文就科學知識社會學產生的思想淵源、理論來源和社會背景進行探析。

一、SSK產生的思想淵源

知識社會學是隨著社會學的出現而產生的。“知識社會學”這一概念是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舍勒首先提出來的，知識社會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確立于20世紀20年代。知識社會學的先驅是先后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幾位大師，首先應該追溯的是馬：克思。馬克思認為：“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社會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意識的存在方式，以及對意識來說某個東西的存在方式，這就是知識。知識是意識的唯一行動……知識是意識的唯一的、對象性的關系。”顯然，馬克思的這一表述是“知識社會決定論”的由來。著名知識社會學赫克曼對此作了恰如其分的評價：馬克思為知識社會學給出一條基本原理，即所有知識都是由社會決定的。著名科學社會學家默頓也給出這樣的評價：是知識社會學的風暴中心。

從19世紀到20世紀60年代，對知識社會學的發展有重要貢獻的所有人都對把自然科學列入知識社會學的研究范圍的可能性持有異義，其中一個突出的表現是知識社會學和科學社會學的長期脫節。啟蒙運動將人類整個知識體系劃分為兩種類型：一類是純粹知識，即科學技術知識(科學知識)，它根本不受社會因素的影響，故具有客觀性和普遍性；另一類是非純粹知識(如宗教、意識形態等)，它明顯地受社會歷史和環境因素的影響，具有突出的相對性和局限性。這被稱為“知識二分法”。自近代科學革命以來，科學及科學知識便以其效用性、嚴密性、權威性而在人類社會中占據了越來越突出的、甚至是無與倫比的地位。尤其是在科學主義者看來，科學幾乎是全能的和有益無害的。正是由于這種科學觀，傳統的社會學家也賦予了科學的特殊的地位，傳統知識社會學不去關注對科學知識的研究，僅僅限于非純粹知識的研究，如知識社會學研究早期代表、法國社會學家迪爾凱姆，他繼承了馬克思的“思想的社會決定”的思想，也從社會角度把思想解釋為一種反映在宗教、合作機構等集體表現之中的集體現象。他認為知識是同社會秩序的需要聯系在一起的，由于這種需要才從社會聚合的基本原則中產生出構成集體表征結構的精神范疇。但是關于科學知識能否進行社會學研究時，迪爾凱姆認為，有關科學的社會學研究是可能的，但這一研究比對其他的學術活動領域的研究有較為有限的形式。原則上，我們可以說明社會發展如何帶動了科學的出現，我們可以研究科學共同體是否具有某些與眾不同的特征，能夠使科學方法制度化，而完全排除偏見、成見和學術歪曲；我們也可以分析科學專家的少數派觀點如何被高度分化的社會中的其他方面的人所接受。但是，我們難以對科學知識提供社會學的解釋，因此就其內容而言它是真實科學的，是獨立于社會環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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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統”科學哲學的轉向

傳統科學哲學的研究任務在于搞清科學的本質、科學知識的起點、發展動力及其進程、科學知識真偽的判斷標準等問題。對此，我們看到，傳統科學哲學的實際工作基本局限在認識論和方法論領域內，其主題是研究各門科學的程序和結構以及科學解釋的邏輯。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邏輯實證主義、批判理性主義及其以前的科學哲學通常被看作是“正統的”科學哲學，而庫恩、費耶阿本德等歷史主義則被看作是“非正統的”。

不過，如果經過一番仔細考察，我們就會發現，這種所謂“正統的”科學哲學，要么是靜態地、非歷史地研究科學，認為“科學的特征就是理論和數據間的形式關系”，要么是從內部以及規范性的理性視角給出了一種規范性的概念，即“科學是一種規范的行為”，并由此得出“表象主義”(representationalist)的科學觀。換言之，那種所謂的“正統的”科學哲學，“無非就是一種把科學及科學活動理解為非社會的、非人類活動的‘既有觀念’——副實證主義的、甚至是機械論的圖景：科學自己決定自己的邏輯與發展，決定自己的價值與目標。”

然而，隨著科學技術發展的日趨社會化和政治化，人們逐漸意識到了這種“正統的”科學哲學認識的局限性，即科學并不能被簡單地視為一種理性知識。科學活動說到底是一項社會的公共性事業，它始終無法脫離社會文化情境，若是按照傳統科學哲學家的理想，完全排除社會、歷史和心理等因素，純粹用邏輯和理性將科學哲學建構成類似物理學那樣的精密學科，顯然是不可能的。此外，由于科學本身的發展以及新的科學哲學流派提出的挑戰，科學哲學被分割為不同問題的哲學，傳統普遍主義的元方法論的缺陷也由此暴露無遺，并最終導致了元方法論的失敗。實踐表明，“正統的”元方法論并沒有達到其預期的效果。實際上，不論是邏輯實證主義的“證實原則”還是波普爾的“證偽原則”，它們都沒有真正實現對科學的劃界。這不僅僅是因為它們有各種各樣的理論缺陷，更重要的是因為它們太過理想化，與事實不符。正是在這樣的進路之下，傳統科學哲學觀及其方法論遭到了當代科學哲學家的強烈質疑，學者們進而探求研究科學的新進路。

二、科學論的重組與超越

大科學的特點之一就在于科學技術發展的日趨社會化和政治化，傳統科學哲學之所以成問題就在于它無視這一顯著的特征。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如何將認識因素和社會文化等因素密切聯系起來成為科學哲學的主要課題。在這方面，托馬斯·庫恩無疑是先驅者。

在《科學革命的結構》(1962)一書中，庫恩提出了其革命性的思想：“我們都關心獲得科學知識的動態過程，更甚于關心科學產品的邏輯結構”，從理性角度把“發現的情境”(context of discovery)與“辯護的情境”(contextof justification)分離開來是不恰當的，“發現”與“辯護”之間應該沒有鴻溝。科學知識的生成和辯護實際上都是在具體的情境中進行的。離開具體的社會歷史條件去抽象地談論知識，這樣的做法已經過時。與傳統科學哲學致力于科學的邏輯分析不同，庫恩對科學知識的研究不再局限于科學的邏輯和經驗基礎，而是致力于對科學發展動態模式的研究。這就是說，我們不僅要關注科學的歷程，更要關注對科學的形成和發展起著重大制約作用的廣闊的社會、歷史、文化等非理性因素，并通過這些因素來呈現“科學當時的完整歷史”，從而解釋科學的本質和特征，這即是庫恩所主張的“解釋學轉向”(hermeneutlcs)。這樣，不僅傳統科學哲學元方法論的思維方式被庫恩拋棄了，而且科學史和科學哲學這個全新的跨學科領域也在這里應運而生。在hps中，科學哲學的工作必須充分傾聽歷史并與其緊密結合，而不是對科學進行非歷史的邏輯重構。

庫恩“解釋學轉向”可歸結為一種“情境化”策略。這一點很重要，因為70年代前后，幾乎每個科學社會研究者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庫恩的直接影響，“庫恩的功績在于給以地方性的方式來思考科學實踐留出了空間，……他深深地影響了后續者對科學、技術的思考方式。”因而，在庫恩“解釋學轉向”之后，社會理論領域也在醞釀著一場認識論的革命。最終，興起于70年代的歐洲綱領取代了美國傳統或默頓綱領，科學的社會研究從“科學體制社會學”走向了“科學知識社會學”，被稱為“社會研究的轉向”。這種“轉向”的實質是要進一步推進庫恩的“解釋學轉向”，徹底實現科學的情境化和地方化，其特點在于從規范走向描述，并通過情境化策略來重構或解決科學哲學的傳統難題(如歸納問題、科學劃界問題等)。在他們看來，只有通過情境化，才能有效地把知識的內容與其社會、文化形式結合起來，才能把被默頓學派黑箱化了的“認識內容”重新解救出來。

因此，我們看到，經過庫恩的“解釋學轉向”與“社會研究的轉向”，科學哲學通過分化與重組徹底改變了自身“科學邏輯”的定位。并由此形成了一種特殊的理論視角—科學論。事實上，這種“科學論”正是一種汲取科學哲學、科學史、科學社會學轉向的研究成果的“三位一體”式的新的研究進路。

可以說，在庫恩之后，科學論有兩條主要的研究進路：一是科學的社會研究(social smdief science)；二是

科學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 of science，簡稱css)。這兩者的交織呈現了科學論獨特的研究趨向。科學的社會研究的最新進展主要體現在科學知識社會學(ssk)中。在70年代，以巴恩斯、布魯爾為代表的愛丁堡學派從庫恩、費耶阿本德等人的相對主義認識論立場中汲取靈感，主張“把社會歷史的方法應用到現代科學進步的重要事件中，以便對這些事件的廣泛的社會、文化和政治背景有特別豐富的記載。”到80年代中期，ssk的內部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在法國，以卡龍、拉圖爾為代表的“巴黎學派”利用有關民族方法論、反身性和行動者網絡的研究，對ssk“強綱領”、宏觀知識社會學的說明模式進行了批判性的分析：大多數所謂的科學的社會研究主要是社會外在論者的研究，甚至是社會學科學主義的變種，它們并沒有重視科學知識自身的情況。

1992年，皮克林在《作為實踐和文化的科學》中再一次把“反思性”問題提到了首位，把“社會”看作實踐與文化“反思”的對象，而不再是終極的、無批判的實在。隨著一種新的“反思性研究”的崛起，科學的社會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勞斯就把這種新的“反思性研究”定位為“科學的文化研究”。我們看到，css抵制任何用特權的話語方式來實現科學的殖民化，它在認識論和社會研究方法上都貫徹了反實在論與相對主義的立場。可以說，css實際上就是把科學看作是文化群系(formations)，認為我們對科學的考察，其實是科學對自身的文化意識，包括自身的認識論意義、政治關系的反思。因而，其研究者的典型做法是“在歷史特定性和本土化的物質環境中揭示[科學知識】意義的產生或呈現。本文由收集整理

我們知道，新近科學論的實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庫恩所開辟的將科學哲學、科學史、科學社會學相結合的研究進路。然而，從學理上說，這種科學論的方法論立場還可追溯到維特根斯坦后期所創立的新型哲學。在后期代表作《哲學研究》(1953)中，維氏完全放棄了前期那種視邏輯分析為哲學主要任務的本質主義的哲學觀，拋棄了用邏輯分析的手段建構世界和命題的邏輯結構的理想，轉而考察日常語言的用法，并提出了“語言游戲”、“生活形式”、“家族相似性”等核心概念，進而主張“哲學不應以任何方式干涉語言的實際使用；它最終只能是對語言的實際使用進行描述”。事實上，維氏利用這些概念重構了一種具有批判色彩的新哲學。在這里，“本質”概念為“家族相似性”概念所取代，傳統的世界觀與認識論規范為精心地描述特定的“生活形式”與“語言游戲”所取代。

盡管對維特根斯坦后期反本質主義的思想褒貶不一，但不可否認的是，維氏所創立的這種只對過程作具體的描述而不想給出一般解釋的新型哲學，超越了傳統科學哲學的基礎主義及規范化的研究進路，這無疑動搖了傳統的科學哲學觀，并給現代科學哲學的思維方式帶來了關鍵性的變革。或許更重要的是，這種新哲學的真正遺產不在于某些確定的結論，而在于對問題的一種求解方式和對時代的批判精神。這就為當今哲學提供了一種新的研究平臺。在這個平臺上，當今幾乎所有的文化熱點問題，包括一體化與多元主義、局域性與普遍有效性的科學等問題都能得到妥帖的討論與處理。可以說，維特根斯坦后期所建立的這個研究平臺意味著哲學的自我轉變，而這種轉變與庫恩“解釋學轉向”相互融合，共同為科學論的轉向提供了理論支持。

三、科學論：描述的抑或規范的?

可以說，庫恩是科學哲學發展進程中的分水嶺，他的出現打破了傳統科學哲學的“科學的邏輯”的定位，進而使“說明的”科學哲學進入到了“解釋學”的科學論階段。后續科學論者沿著庫恩開創的研究進路，一改以往對科學進行元層次研究的傳統，開始從哲學、歷史學、社會學、心理學和政治學等不同的維度來考察科學，“這里有一種自然的趨勢，即每一個研究領域都試圖從獨特的學科視角來考察科學，并詳細說明其在本學科領域中的顯見的主要特征。”需要注意的是，在考察科學活動時，盡管這些學科各自提供了不同的視角和進路，但要在它們之間截然地劃分邊界已經不可能了，因為這些學科兼容并蓄地存在著互動關系。也就是說，科學論決不是各個學科的簡單集合，而是一種研究理念的轉變。

其實，“科學論”與其說是一個多學科、跨學科甚至是交叉學科的研究領域，不如說是一個“后學科”(或“超學科”)的研究領域。它不僅是一個試圖打破學科

邊界的概念，而且它的研究始終試圖消除各學科之間的門戶。再進一步說，科學論也不是一種固定的方法論和單一的視角，因為它常常是涉及哲學、歷史學、社會學，甚至是文化學、政治學、修辭學、人類學等更多學科的研究領域。因而我們可以看到，科學論對科學的考察是哲學的、史學的、社會學的、人類學的，甚至還是政治學的，它更詳細地解釋了跨學科間的交叉討論。

不可否認，“科學論”是建立在反學科建制化的基礎上的，并具有反思性，因而人們很難一下子就把握住這個領域的特性。美國人類學家赫斯就曾表明：“我還很好地記得，我自己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剛進入這個領域時就感到這個領域對于新來者來說是非常混亂的，它甚至連一個統一的名稱都沒有。”不過，只要把握住了科學論的“后學科”視角，我們就不難發現，盡管科學論的研究進路與傳統科學哲學的方法論之間具有較大的爭議，即考察科學知識的外部視點與內部視點之爭、描述性方法與規范性方法之爭，但與傳統科學哲學相比，“新近科學論提供了一系列概念性的工具，以更加復雜的方式來思考科學以及技術的專業知識。”

在方法論上，科學論并沒有不簡單地追隨傳統哲學從內部展開的對科學知識進行規范性研究的目的及方法論立場，然后聽之任之。相反，它把自己定位于與傳統哲學發生沖突的競爭位置上，甚至感到有責任明確否定為規范計劃提供基礎的傳統哲學的論題。正是通過這一否定性的舉措，新近科學論者接受了一個明確的哲學任務，即科學論的方法論立場要超越傳統規范化研究的束縛。事實上，這是進一步張揚了維氏后期那種只對過程作具體描述而不想給出規范性解釋的“描述性”立場。總之，科學論認為，科學認識活動并沒有絕對不變、普遍有效的規范；哲學家不應該發號施令要認識者或科學家遵循這樣或那樣的規范，而應當從一種非評價性的視角，把自己局限在科學實踐的實際情況中，忠實地描述歷史上和現實中的認識活動過程，描述和解釋人們實際上相信了什么，而不是闡明人們應該相信的事物的結構。

四、結語

不可否認，后庫恩時代的科學論在方法論上引發了哲學界的擔憂：科學論還算得上是一種哲學嗎?一種純描述而不具有規范意義的理論是否會像羅蒂那樣宣告了哲學的終結呢?即便它仍稱得上是哲學，它對于現實的科學事業來說又能起什么樣作用呢?無論其動機如何，這樣的擔憂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關注，要不然，諸如科學論這樣的新生事物將永遠被排斥在哲學的大門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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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藝學研究對象的豐富性、系統性與文藝學研究方法的多樣性、綜合性

研究方法作為認識的工具，始終受制于研究對象，它是對象的“類似物”，是“工具，是主觀方面的手段，借助它使主觀方面與客體保持相互聯系”[①]。因此，依據研究對象及其特征，才能產生相應的研究方法。毫無疑問，文藝學的研究對象是文學，問題在于如何看待文學。

文學是自然科學、哲學、神學的附庸，是一個獨立實體，還是一個系統，這在人類認識的不同歷史階段，認識是不同的。在古希臘美學和文學思想的萌芽時期，把文學和美當作自然現象的一部分；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開始，一直到黑格爾，始終把文學看作是哲學的一個環節；中世紀神學則把文學作為維護宗教統治的工具；當今，文學被看成一個完整的系統。

按照現代系統觀，宇宙萬事萬物無不以系統的方式存在著，文學也不例外。與自然系統相比，它是由人“根據一定的原理”創造的“所謂立體性地統一起來的一個整體”[②]。當屬人工系統。作為人工系統，它既是人與自然結合而成的復合系統，又是與社會生活環境、文化環境雙向聯系的開放系統、動態系統，它所具有的要素、結構層次、功能遠比自然系統豐富和復雜。系統原則揭示，文學內部的各個要素(作家、作品、讀者；生活、創作、欣賞等等)都不是孤立的，它既自成系統，又與其他各子系統發生聯系，構成一個綜合化的大系統。不僅如此，它還置于藝術文化背景之中，與其他門類的藝術構成藝術文化系統。文學要存在、發展，又必須與社會各個方面發生關系，不斷互相傳遞信息，進行系統的反饋運動，來實現自身的反饋調節運動。因此，文學本身就是一個多要素、多層次、多結構、多功能的網絡復合系統。

實際上，文學系統的內部要素、結構、功能遠比這豐富復雜。即便如此，也可略見一斑。文學對象的豐富性和系統性，為建構多樣、綜合、一體化的文藝學研究方法體系開辟了無限廣闊的前景。文藝學研究的歷史表明，以文學的“某個部分、方面、側面、層次、因素、階段”[③]。為研究對象，就創立了各自不同的文學研究方法。比如，以研究文學與社會生活關系為對象的文藝社會學方法；以語言為對象的符號學、語義學、結構主義方法；以作家、讀者為對象的文藝心理學方法；以文學活動流程為對象的信息論方法；以文學功能為對象的價值學方法等等，不勝枚舉。前蘇聯學者布什明在探討文學研究方法時充分認識到：“文學則承認用與對象的本質相適應的各種可能的方法，從文學的各個方面來研究文學是有可能和有必要的”[④]。前蘇聯著名學者卡岡對這一問題更是進行了創造性的研究。他認為，藝術是一個由藝術創作、藝術作品、藝術知覺組成的特殊的信息系統，而它又置于整個藝術文化的大系統之中，依據它們各自的結構層次及相互關系，形成了許多既有聯系，又各自獨立的新學科和新方法。他以下圖[⑤]。文學藝術對象的豐富性、系統性必然帶來研究方法的多樣性、綜合性。約翰·奈斯比特在《大趨勢》一書中說：“對于今天的藝術——所有的藝術來說如果說有什么特點的話，那就是有各種各樣的選擇。這里沒有占統治地位的藝術流派，沒有非此即彼的藝術風格”。這一分析雖有所偏頗，但卻預示著文學藝術研究方法多樣化的歷史趨勢的來臨。在當今，從多種角度，運用多種方法綜合展開研究的趨勢，正是當代科學日趨分化和整體化的一種表現，是“寓于多”時代的要求。企圖以“一言而為天下法”的定于一尊的研究方法將一去不復返。有望建樹的學者，總是不遺余力去尋求新的研究角度，探索新的研究方法，以促進“知識舊體系的更替，新體系的建立”[⑥]。

(二)文藝學研究方法的歷史、現狀的回顧和反思

我國文藝學研究方法形成多樣化的態勢，既是對文學藝術本體觀念變革的產物，又是對文藝學研究方法歷史經驗反思的結果。建構多樣、綜合、整體化的文藝學研究方法體系，有必要從歷時和共時、縱向和橫向兩方面考察文藝學研究方法的歷史和現狀，在新的審視點上進行必要的反思。為此，我們將從4個坐標系上進行粗略考察。

1、中西傳統文學研究方法的揚棄

在西歐，從古希臘時期到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時期，占統治地位的文學研究方法，主要是由亞里士多德創立的形而上學的邏輯演繹法(又稱抽象的哲學思辨法)和培根創立的形而下學的邏輯歸納法。其次還有歷史歸納法、社會學方法、美感經驗的心理分析法、某些自然科學方法。這些方法雖有消長、斗爭，但總是能夠延續下來，至今仍被運用，故稱為傳統方法。

在中國，由于本民族的思維方式“缺乏思辨思維和形式邏輯，主要強調直觀和經驗，并同倫理道德掛鉤”[⑦]。中國文學研究方法主要通行的是經驗主義的現象描述法、倫理道德的社會學方法。

上述傳統方法的長處是：

第一，形而上學的邏輯演繹法強調從哲學角度對文學藝術進行研究，重視哲學對文學的指導作用。加之它遵循嚴格的邏輯規律，論證嚴密，思辨性強，有助于建立文學的知識體系。

第二，注重文學藝術與外部世界的聯系，從哲學、社會、歷史、心理學角度探討文學的價值功能，這在今天也是有益的。

第三，傳統方法經過無數文藝理論家的繼承和發揚，不僅為后人積累了大量的研究資料，而且也形成一整套的邏輯方法、研究模式。比如演繹法與歸納法的論證程序、原則、方法等，時至今日仍有積極意義。

從上述三方面看，傳統方法開辟了從某一方面、某一角度深入研究文學的道路，為今后從宏觀上，從整體上認識文學做了充分的必要準備。但是隨著一個個“多元時代”(普里戈金認為，我們今天生活的是一個既有決定論現象，又有隨機性現象；既有可逆現象，又有不可逆現象的多元時代。)的到來[⑧]。上述傳統方法并不能涵蓋如此復雜的文學藝術現象，暴露出明顯的不足。

第一，傳統方法存在一定的猜測性、假設性，缺乏科學性。抽象的哲學思辨方法的致命弱點是把文學藝術作為哲學的附庸，用某種先驗的哲學觀點和體系解釋文學藝術，一旦兩者不符，便將文藝削足適履。同時它所遵循的邏輯論證原則是從一般推出個別，一旦大前提錯了，結論也就錯了。這種方法有較大的猜測性和假設性。印度學者N·K·簡恩說：“從科學的觀點看，這種方法已過時，運用這種方法，人們推測出一般陳述(假說)，并據此演繹出許多陳述。倘若每個演繹出來的陳述都被實驗證明是正確的，它就支持了假說。倘若情況并不是如此，則暴露出這個假說的局限性。”[⑨]

事實也是如此。從科學認識史上看，中世紀基本研究方法是演繹法，一切以圣經、教父和亞里士多德的理論為出發點和歸宿，不能越雷池一步。但是到了文藝復興時期，哥白尼運用觀測實驗的科學方法，了托勒密地心說，而建立了日心說；刻卜勒發現了行星運動規律；塞爾維和哈維發現了血液循環，了傳統觀念[⑩]。從文藝學研究史看，培根以科學實踐觀和歸納法把“美學由玄學思辨的領域轉到科學領域”，“對審美現象進行心理分析”[11]。而黑格爾運用抽象的哲學思辨法，導出了文學“是理念的感性的顯現”的錯誤結論。所以，抽象的哲學思辨法存在著較大的猜測性和假設性。而中國所采用的現象描述法，雖能從感性經驗入手，以“極精煉而又雋永的語言點出關鍵”，其中也不乏“極明亮的思想火花”，但是它是一種猜測的、籠統的、直觀的方法，缺乏思辨色彩，因此猜測性、假設性更大。歸納法較之演繹法有更多的積極意義，但歸納法的產生是建立在經驗主義基礎上的，強調“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統一，甚至抹殺二者的差異”[12]。因此不免流于經驗，缺乏理性、科學性。

第二，歸納分析和綜合分離。分析和綜合、歸納和演繹，是辯證統一、互相提供前提的思維方法。歸納是演繹的基礎，為演繹提供根據，而演繹又為歸納指明方向，提供前提。但是，由于歷史條件的局限和哲學觀點的分歧，歷史上產生的演繹法和歸納法，長久以來爭論不休，各執一端。文藝學研究領域中形而上學方法與形而下學方法的論爭，就是認識史上這兩種方法爭論的反映。黑格爾在《美學》緒論中對此有過總結。他說：“談到科學研究的方式，我們就走到兩個相反的方式，每一個方式好像都要排除另一個方式，都不能讓我們得到圓滿的結果”。“一方面，我們看到藝術的科學只圍繞著實際的藝術作品的外表進行活動，把它們造成目錄，擺在藝術史里，或是對現存作品提出一些見解或理論，為藝術批評和藝術創作提供一些普泛的觀點。另一方面，我們看到藝術的科學單就美進行思考，只談些一般原則而不涉及藝術作品的特質，這樣就產生出一種抽象的美的哲學”[13]。黑格爾從主觀到實踐上，都力圖將二者辯證地統一起來，但由于哲學觀上的唯心主義，未能科學地解決二者的真實關系，自己的研究不免又回到了抽象的哲學思辨上來。

第三，以部分研究代替系統研究。傳統的研究方法是單打一的方法，基本上就文學的某一部分、某一側面、某一要素進行孤立研究，而且還誤以為窮盡了對文學規律的認識，這樣就以單項、線性、平面式的研究代替了多項、立體、網絡式的研究，比如哲學思辨法以本體論研究代替美學研究；社會學方法以外部研究取代內部研究；美感經驗的心理分析法以心理分析取代社會批評。這樣，傳統研究方法就不能全方位地揭示文學的自然質、功能質和系統質，無助于全面認識文學。

對傳統研究方法的利與弊的分析，是以系統方法為參照物，以建構多樣、綜合、整體化的文學研究方法為目的去透視的結果，其中該揚之處，繼承發揚光大；該棄之處，舍棄彌補改造。

2、西歐當代文藝學研究多元方法林立

到19世紀末，隨著自然科學、心理學、文化學長足的進步，西方文藝學研究方法學派林立、紛繁復雜。其名目之多、時間推移之快、重點轉移之頻，都是前所未有的。歸納起來，大約有如下幾種：精神分析、科學美學、語義分析、符號學、現象學、解釋學、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形式主義、新批評、原型批評、接受美學、文化學、民俗學、社會學、比較文學、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等等。上述方法，無論其存在時間的長短，都有其一定存在的必然性、合理性，從某種角度看，還有其不可互相替代的某些方面的功能。但同時也應看到，它們有自己適宜的國情、范圍，必然有不可彌補的缺陷。對此也應科學地進行分析。

總的來說，當代西方多元方法的合理因素是：

第一，開展多角度的研究。傳統研究方法把文學藝術作為一個靜態的封閉實體進行研究，確認它的不可分性，因此至多研究它與社會、與哲學的聯系，與科學的差異。而多元方法則分解文學實體，從社會、作家、作品、讀者各個不同層次分別進行深入研究。即便像作品這樣一個層面，也要繼續開辟新的研究角度，出現了語義、符號、結構、形式、闡釋等研究方法。這不能不承認多元方法打破了傳統方法拘泥一格的模式，發現了新的研究對象，擴展了新的觀察視點，樹立了新的闡述目標，為多側面、多角度、立體地研究文學和開辟新的天地做了必要的準備。

第二，各學科相互滲透，各種方法互相借鑒。西方研究者雖然往往片面夸大自己研究方法的正確性、有效性，但是為開辟新的研究角度，又不能不自覺地借鑒其他學科的知識和方法，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各學科之間是互有借鑒和滲透的。比如心理分析導源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結構主義發端于索緒爾的結構語言學；文化學、民俗學、社會學、“三論”是外來學科的方法的移植。由此可見，多元方法在各學科相互滲透，借鑒方面是有成效的。

第三，從某一角度的深入研究。從總體上看，多元方法林立、并存；從局部上看，各派對立、排斥，都想以自己的優勢取代別的方法，因此迫使各派在某一角度、某一方面深入開拓。比如結構主義歷經俄國的形式主義、捷克的布拉格學派和法國的結構主義，從雅各布森的“音素、語素、詞、句等組合關系入手”[14]。研究文學，到羅蘭·巴特建立的“功能層、行動層、敘述層”的研究模式，再到熱奈特的4種主要敘述類型的研究[15]。步步進展，層層深入，開拓了從語言方法研究文學的空間。應該承認，在某角度的深入研究上，多元方法所做的貢獻遠遠超過以往的文學研究。

盡管多元方法有其歷史的功績，但由于它們大多以西方不同的唯心主義哲學為基礎，因而有其不可彌補的缺陷。卡岡在評價不同的科學對藝術的研究時說：“迄今仍然是非系統的、雜亂無章的，在最壞的情況下，這種研究建筑在嫉妒的競爭中，而在最好的情況下，這種研究建筑在漠不關心的‘和平共處’中。”[16]這就是說，多元方法往往是各自獨立、各走極端、互相排斥、互相取代。要改變這種狀況，關鍵“在現今科學知識發展的水準上依靠系統研究的原則”對文學“展開綜合研究”。這項任務，西方研究者是無能為力的，只能歷史地落在文藝學研究者的身上。

3、前蘇聯文學研究方法的兼收并蓄、改造創新

前蘇聯從19世紀的俄國開始，傳統的研究方法是社會歷史方法。到20世紀初，由“莫斯科語言學小組”和“詩歌語言研究會”興起的形式主義方法曾一度相當活躍。但不久，由于它把內容與形式割裂開，出現了將形式絕對化的傾向，而遭到了過分嚴厲的批判。之后，前蘇聯研究方法滑向了另一個極端——庸俗社會學。“庸俗社會學是出于片面地解釋關于意識形態的階級制約性原理，從而導致文學史過程簡單化和公式化”[17]。因而從50年代中期起，前蘇聯開始著手糾正這方面的問題。50年代被稱為回顧和反思(或“解凍”)時期，主要是清算庸俗社會學的錯誤，從60年代開始，前蘇聯把方法論問題的研究提到首要地位，在組織上設立專門機構，出版專門刊物；在實踐上大量介紹各種研究方法，開展綜合研究和應用研究。一大批著名學者，如尤·鮑列夫、卡岡、赫拉普欽柯、斯托洛維奇、葉果羅夫、馬爾科夫、彼得羅夫等人，致力于新方法的研究，并著有專著。至此，在文學、美學研究領域，庸俗社會學得到徹底清算，各種各樣的研究方法并存，并把研究方法推向新的階段。

前蘇聯在文學研究方法上歷經的曲折、反復以至于最后達到繁榮，為我們提供了不少有益的經驗，值得借鑒。

首先，強調對各種方法的兼收并蓄。前蘇聯政治生活的變遷、文學本身的變化、西方文學思潮的涌入、自然科學的發展，徹底改變了在文學藝術和研究方法上的“大一統”和單打一局面，進入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歷史的開放的時期”，對傳統的、西方的、自然科學的、社會科學的各種研究方法、研究手段兼收并蓄。這種做法反映了前蘇聯學術界研究學風的寬容、研究思維方式的辯證。一般而言，在研究中某種方法興起確立之后，易排斥其他方法，一種思潮流行時，又容易否定過去，割斷歷史。鑒于歷史教訓，前蘇聯在進行方法論研究時，這種片面、對立、極端的傾向較少發生。因此在清算庸俗社會學時，并沒有拋棄社會歷史的研究方法；在強調內部研究時，也不否定外部研究；在吸收外來研究方法時，又不妄自菲薄；在堅持傳統時，又不盲目自尊；在運用美學研究方法的同時，也不放棄自然科學的研究手段。這就保證了文藝學研究方法的研究朝著一個正確的方向發展。

其次，注意對各種研究方法的改造。歷史上任何一種研究方法都不是完美無缺的。各種方法都有它適應的國情、對象和范圍，當它被移植或吸收時，必須根據自己民族的情況加以改造。前蘇聯學術界正是基于這種認識，以的理論改造各種研究方法，特別是西方的研究方法。比如風靡整個歐洲的接受美學到了前蘇聯，則被改造為“歷史功能”研究。歷史功能研究強調“分析一部作品的時候，不僅要看到它在作者生前的時代所起的作用，而且要看到它在作者所處的那個時代以外——在未來的時代所起的作用”。“用巴赫金的術語表示，歷史功能闡釋就是‘對應關系’的研究”，包括“作者同前輩的對話、作者同當代讀者的對話、作者同未來時代讀者的對話”。[18]從歷史功能研究所強調的研究重點和三種對應關系類型看，它注重作品對讀者的作用，這就把文學研究的重點從文本轉移到讀者身上，這與接受美學極其相似。但是它又克服了接受美學的某些片面性，把作家、作品、讀者聯系起來，更強調作品在當時、當下、未來三維空間中歷史地、辯證地發揮作用。與接受美學相比，它們之間既有一脈相承之處，又更具歷史性、辯證性。

此外，像結構主義這樣的研究方法，前蘇聯學術界既充分肯定它是“深入研究藝術篇章的手段之一”，能起到“為研究工作者開辟廣闊天地”的重要作用[19]。同時又嚴格地將結構分析與結構主義區分開來，并給予新的解釋。所有這一切表明，前蘇聯在引進新的研究方法的同時，一方面兼收并蓄，一方面加以改造，為我所用。

再次，敢于創新，勇于開辟一條新路。

前蘇聯文藝學研究方法的創新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新的研究方法的產生、新的應用領域的鋪開；二是綜合研究的興起。從前者看，主要是表現在類型研究，歷史功能研究、闡釋和評價的方法產生及各種方法的應用上；從后者看，主要是從“綜合角度，用多樣的研究方法來全面評定一部作品或一個文藝現象的外在作用和內在價值”[20]。

前蘇聯文學研究在掙脫了庸俗社會學和教條主義的羈絆，開創了百花齊放的活躍局面之后，及時認識到開展綜合研究的必要性。20世紀60年代末，前蘇聯科學院成立了藝術創作綜合研究專門委員會，70年代初提出“綜合考察和系統研究方法相符合”的思想，許多著名學者轉向綜合研究，并致力于應用。像鮑列夫和斯塔菲茨卡亞在1980年發表的《社會學、理論和文學批評方法》指明了歸納綜合的趨勢。卡岡的《對藝術作綜合研究的系統方法》、《作為系統的藝術文化》等文章，則是綜合研究的結晶。在綜合研究中，他們一方面堅持的一元論，堅持歷史的邏輯方法，另一方面又提倡多種方法的運用、補充、滲透。只有這樣，才“不會變為方法論上的多元論和折衷主義，而只會成為對作品實行全面分析的因素”[21]。

前蘇聯對文藝學綜合研究的主張、做法及成果，無疑是為我們開辟了一條新路，有一定的借鑒作用。

4、我國文藝學研究方法變革的趨勢。

我國古代文學研究方法趨于單一。“五四”時期，西方各種方法涌入，但迫于戰爭、動蕩，未能深入研究。以來，由于獨斷論、機械論和“左”傾教條主義的影響，我們的研究領域狹窄，思維方式保守，方法單一。具體表現為：就研究的內容看，注重文學與社會、文學與政治、文學的功能方面的研究，忽略文學的藝術美學特性的研究；就思維方式看，是單向、平面、線性定性的機械論、還原論；就思維角度看，是單一、靜止和封閉的；就思維空間看，只有當下，而無歷史的、時代的、當代的，只有中國，而無外國；就思維模式看，“一內容二形式，鑒定式的結論，調查式的評述”。文學研究上述問題，一直到1983、1984年開展“方法論”的討論，才有所認識、有所糾正。

1984年，我國興起的方法論討論熱潮，已經形成“多元發展的態勢。表現為：文學觀念和批評觀念的多元、批評方法的多元、批評實踐總體結構的多元”[22]。隨著各種各樣方法的介紹和應用的嘗試，目前“綜合態勢，已顯露端倪”。但是這種綜合仍然處于不自覺的交織糅合，而不是自覺的、融會貫通的、整體化的綜合，還沒有出現有影響、有見地的專著。與前蘇聯70年代相比，我們的方法論研究還需告別“告知、嘗試”階段，走向綜合、整體化的階段。

盡管如此，我們也不能抹煞1984年的方法論討論的歷史功績。應該看到它是對歷史經驗反思的結果；是肅清“左”傾教條主義、機械論、獨斷論影響的產物；是我們民族方法論自覺意識的覺醒，它必將促進新的文學觀念、新的思維方式的誕生。

總之，從歷時和縱的方面看，中外傳統方法的揚和棄；從共時和橫的角度看，西方多元方法的利與弊，前蘇聯文學研究方法的歷史經驗，我國當代研究方法發展趨勢，都說明必須建構多樣、綜合、整體化的研究方法的體系。

(三)文學研究方法與思維方式

思維方式可以理解為“人們按一定的方式、規則、程序輸入和輸出信息的思維活動形式”[23]。恩格斯指出：“每一時代的理論思維，從而我們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在不同的時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內容。”[24]

從人類認識史看，主要經歷了原始、農業、分析和綜合4個時代；人的認識對象中心由模糊的表象世界——實物中心——系統中心——元系統中心；人的思維方式由原始思維——以實物為中心思維——系統思維——元系統思維。

在人類的幼年時代，由于生產力極為低下，人類根本無法認識和解釋自然現象，相信一切出于“神之手”。在認識對象上主體與客體、感性與理性都是以混沌模糊的表象呈現于世。因此原始思維是一種“以‘集體表象’為基礎”“無邏輯特征”的形象思維，古代神話就體現了這種思維特征。

從奴隸社會到整個中世紀的農業時代，人類主要思維方式是“以實物為中心”[25]。在農業時代，由于“人們與自然界之間的交換活動仍然停留在實體交換水平”[26]。許多門類的科學知識尚未形成，科學認識的方法停留在直接觀察上，認識論的模式是“以實物為中心”，即只局限于相互孤立的、具有感性特征的實物和現象上，去探求它們的質。前蘇聯學者庫茲明在分析這一時代的思維特征時指出：“在這個階段，認識是從現象上，即還是從外表上來看待對象的，認識還沒有揭示出對象發展的本質和規律，沒有揭示對象受它所屬的那個系統的制約性和對象的質的過程”。這就是說，“以實物為中心”的思維方式具有直觀、籠統、猜測、感性、孤立的特點。在文學研究領域，則表現為把文學作為一個實體，只從外部(自然現象或哲學)探討文學的某些特征，因而文學一直是自然哲學、哲學和神學的附庸。

從農業時代到分析時代，其中有一個過渡，即前分析時代(14～16世紀)；分析時代從17世紀到19世紀中葉。在這一時期，人們的交換活動中心已由實物轉向能量，科學長足進步，科學研究則分門別類，研究方法由觀察改為科學實驗，思維對象自然仍以實物為主，但已不作為實體，而能夠進行解剖分析；思維方式則主要是形而上學。這種思維的優點是“對事物研究細致、具體、嚴密，在科學發展史上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其缺點是具有明顯的形而上學特點，主要表現為還原論與機械決定論。

所謂“還原”原意為簡化、簡縮、縮小。它的基本思想是：主張把復雜的對象分解為簡單部分，從簡單部分特性的已知來把握對象整體，主張以低級運動形式解釋和說明高級運動形式，進而說明世界的圖景。這是一種解剖式和分解法，排除一切偶然性和變量，抓住一條線索追蹤來源，探尋因果聯系的單項、平面、線性思維。

機械決定論又稱拉普拉斯決定論。它認為萬事萬物都是已經決定的，無不確定性和偶然性，只要找到一個宇宙方程，了解宇宙的起始條件和邊界條件，就可以用力學的方程給予明確的描述，給予絕對的正確預言。[27]這種思維是一種直線因果的思維定勢。

分析時代的形而上學方法在文學研究領域的表現是：從研究對象看，它把文學當成一個獨立實體并加以分解，孤立地進行某方面的考察；從研究內容看，已涉獵了較多方面，如文學與社會、文學特性、心理因素、形式因素等等，但分門別類地進行孤立研究，尚不能聯系起來；從思維特征看，是單項、平面、線性因果的。應指出，我國文學研究中所流行的庸俗社會學方法，如果從思維根源上看，則與形而上學有一脈相承之處，而且還比它走得更遠。

由于分析時代科學知識的積累，人們不僅發現了各門科學的具體規律，而且還發現了各門學科間相互聯系以及相互聯系所產生的一般規律，這就擴大了各門學科的研究對象。“從19世紀末至20世紀，大多數科學都經歷了一個把關于自己的研究對象的觀念不斷擴大和加深的過程，比如馬克思關于社會結構的學說對于深入系統研究社會，達爾文的進化論和遺傳學對于深入研究生物學，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對于物理學，門捷列夫元素周期表對于化學……這些理論在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初確立了徹底唯物主義的系統性思想……科學進入一個新階段”，即以“系統中心”代替“實物中心”。[28]

“系統中心”以“構成現象系統的‘種類’為中心，而個別現象和對象這時則表現為總體的構成部分，表現為它的因素、成分”。對象的系統性則要求多側面、多角度、多層次、立體地觀察事物，系統思維正好適應了這種要求。在文學研究領域，則要求把文學作為一個系統，運用多種方法進行多側面、多層次、多角度的研究。這一時期出現多元方法便是系統思維的必然產物。

20世紀40年代以來，人類進入信息時代，人們“所研究的現實被看成是多中心的、超系統的統一體，一種復雜現象的綜合”。人們認識的內容不再是實物或系統，而是“復雜的對象——綜合的多系統的現象及其全部各種層次的和多側度的關系”[29]。即元系統。元系統要求人的思維具有顯著的綜合性特征。實際上，目前“綜合考察、綜合研究、綜合創造、綜合發展、綜合規劃和綜合管理等等，已成為認識和改造世界的基本活動方式”。[30]在文學研究領域，建立多樣、綜合、整體化的研究方法體系，就是元系統思維方式的必然要求，也是科學發展水平進入新的階段的歷史必然趨勢。可是與這種必然要求和趨勢相比，我國當今的思維方式仍停留在農業和分析時代，呈現出“封閉、求同、單向、直觀、超穩定、亞節奏”的特點。[31]表現在文學研究領域，則是公式化、程式化、概念化。審視過去、展望未來、立足現在，我們再不能固守傳統格局、固步自封、妄自尊大，而是要奮起直追，在我們的民族文化心理、思維方式以及研究方法上來一個徹底革命，以迎接文學綜合時代的到來。

[①]黑格爾語。轉引自〔蘇〕鮑列夫《美學》，第17頁，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6

[②][日]增成隆士：《美學應該追求體系嗎？》，轉引自《美學文藝學方法論》上冊，第145頁，文化藝術出版社，1985

[③][蘇]莫伊謝依·薩莫伊洛維奇·卡岡：《美學和系統方法》，第73頁，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5

[④][蘇]布什明：《文藝學的方法論問題》，《國外社會科學》，1982年第2期

[⑤]此圖載卡岡：《美學和系統方法》，第80頁，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5

[⑥][蘇]鮑列夫：《美學》，第18頁，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6

[⑦]普里戈金：《躍進時代中哲學》，《自然科學哲學問題》，1986年第3期

[⑧]普里戈金：《躍進時代中哲學》，《自然科學哲學問題》，1986年第3期

[⑨][印度]簡恩：《科學方法的歷史發展及其基礎現代模式》，《自然科學哲學問題》，1986年第3期

[⑩]生：《西方認識論史綱》，第112～116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

[11]朱光潛：《西方美學史》上冊，第202～20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

[12]生：《西方認識論史綱》，第162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

[13]黑格爾：《美學》第1卷，第18頁，商務印書館，1979

[14]傅修延、夏漢寧：《文學批評方法論基礎》，第162頁、第423頁，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

[15]傅修延、夏漢寧：《文學批評方法論基礎》，第162頁、第423頁，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

[16][蘇]莫伊謝依·薩莫伊洛維奇·卡岡：《美學和系統方法》，第73～74頁，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5

[17][蘇]柯靜采夫：《文藝學中的庸俗社會學》，《文藝理論研究》，1982年第3期

[18]吳遠邁：《蘇聯的文學研究方法的新趨向》，《文學評論》，1983年第1期

[19][蘇]鮑列夫：《美學》，第532～533頁，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6

[20]高利敏：《當代蘇聯文學研究方法和批評新觀念的發展》，《文藝理論研究》，1986年第2期

[21][蘇]鮑列夫：《美學》，第526頁，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6

[22]滕云：《批評的主體意識、多元態勢與綜合態勢》，《文藝理論研究》，1986年第2期

[23]陳曉明：《中國傳統思維模式向何處去》，《新華文摘》，1985

[2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465頁，人民出版社，1972

[25][蘇]庫茲明：《馬克思理論和方法論中的系統原則》，第28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8

[26]李曉明：《模糊性：人類認識之謎》，第42頁，人民出版社，1985

[27]《大科學的群體論》，《望》，1986年第3期

[28][蘇]庫茲明：《馬克思理論和方法論中的系統原則》，第54～55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8

篇（6）

一、傳播學的產生

自從人類文明以來，信息的傳播并沒有被當做一種專門學科的研究對象，只能追溯到19世紀的工業革命。從照相術、電報、電話、電影的發明和普及，傳播科技的快速發展，改變了人們的生活和對世界的感知。人的關系相當程度上變成了如何使用新傳媒的問題。至20世紀初的西方國家，大眾報刊和電影已經高度普及，作為新的電子媒介的廣播事業也迅速發展，使得許多社會科學家關注信息與傳播問題，并從各自的學科背景出發研究這些問題。

基于以上條件，傳播學形成于20世紀初至40年代的美國。但相對于其他國家，傳播學形成于美國有其自身的社會歷史條件，一是美國是世界上傳播事業最發達的國家，為媒介和傳播研究提供給了最合適的環境和社會條件；二是在1933年德國納粹黨執政后，大批歐洲學者為躲避法西斯迫害而逃亡到美國，推動了美國社會科學的發展和繁榮。其間有四位學者的研究和學術活動對傳播學的創立產生了直接影響，被稱為傳播學四大奠基人，分別是拉斯韋爾、盧因、霍夫蘭和拉扎斯菲爾德。

從傳播學的創立至今已有百余年的歷史，由于學者們的研究方法論和學術立場不同，形成了各種各樣的流派。傳統意義上的兩大學派，即經驗學派和批判學派，由于在研究目的等方面的不同導致了研究方法論的區別。

二、傳播學經驗學派方法論

經驗學派，是主要以經驗性方法來考察社會現象的社會學科流派，它與主要以思辨性方法考察社會現象的流派相區別，出現于19世紀中后期，在現代社會科學中有著廣泛的應用，尤其指以美國學者為代表的主流傳播學。

經驗性研究方法的主要原則是：（1）研究程序應具有客觀性和可重復性，用于調查和分析的方法和技術不能隨意更變，以便為其他學者提供驗證的手段；（2）社會科學家的首要目標，是收集和提供關于理論假設的無可爭議的科學數據和材料；（3）通過公開的學術討論，建構關于社會現象的一般理論模式或“定理”。

三、傳播學批判學派方法論

批判學派形成于60年代以后,是在社會科學的法蘭克福學派的影響下，以歐洲學者為主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學派。法蘭克福學派學者一開始，就對美國傳播學的實用主義和實證主義態度抱有批判態度。

在批判學派看來，經驗性研究方法有很大問題，學者們僅僅對“數據”感興趣，把數據看做是“科學的本質”，社會理論只不過是“從數據的整理中抽象出來的東西”，這就導致了批判學派與經驗學派在研究方法論上采用的手段不同。值得一提的是，二者之間區別還在于研究目的的不同上，批判研究的目的并不是為了解決現實中具有燃眉之急的社會或經濟問題，而是為了研究現代社會的一般趨勢以及個人的基本價值，并在此基礎上探討大眾傳播的社會作用。

總的來說，批判學派在方法論上以思辨為主，反對實證主義態度。批判學派的研究重點是將傳播現象置于所處的社會、政治、經濟環境中進行宏觀研究,強調傳播研究同其他社會科學研究不可分割。批判學派多采用人文主義、定性分析的方法,試圖深層次地揭示傳播行為的本質，但由于缺少必要的定量分析,主觀隨意性較大,常帶有形而上的玄虛特征,甚至是唯心主義的成分。不過，批判學派并不一般地排斥經驗調查和量化研究，辯證分析和經驗調查相結合的方法，也已為不少批判學者所采用。

四、應用角度下傳播學定量研究方法

1.傳播學定量研究的特點及研究方法

傳播學定量研究與其他社會科學的定量研究方法是一樣的，作為定量研究，其對象是客觀的、獨立于研究者之外的某種客觀存在物。定量研究者認為，其研究對象可以像解剖麻雀一樣被分成幾個部分，通過這些組成部分的觀察可以獲得整體的認識,同時，該研究方法認為所有人基本上都是相似的,定量研究者的目的在于發現人類行為的一般規律，并對各種環境中的事物作出帶有普遍性的解釋,換言之，定量研究致力于拓展廣度。因此，傳播學定量研究有規律性、實踐性、經驗性、解釋性和認知性等特點。

從應用的角度來說，調查研究是傳播學傳播學研究的基本方法，其應用十分廣泛，種類繁多。不管是哪一類調查，都要根據課題的性質和需要選擇適當的調查方法。對象范圍較小的可采用全員調查法，范圍較大的可采用抽樣調查法，涉及訊息內容的可采用內容分析法，涉及人的認知或心理變化的，可采用控制實驗法。當然，根據實際情況不同，有些方法可以同時并用。

2.抽樣調查法

抽樣調查是從調查對象總體中抽選出部分樣本，以這部分樣本作為對象實施的調查，其結果可用于推論對象總體。在大眾傳播學研究中，調查對象往往面積大、范圍廣，通常采用抽樣調查的方法。抽樣調查會伴隨著一定的樣本誤差，但經過一定的統計學修正和處理，其正確性一般認為不次于全員調查。根據調研人員主觀介入的有無，抽樣方法可分為兩種，一種是有意抽樣（非概率抽樣），另一種是隨機抽樣（概率抽樣）。有意抽樣多用于實例研究或特殊題目的調查，而隨機抽樣則是現代最普遍、最常用的方法。

3.內容分析法

內容分析作為傳播學調查研究的一種實證方法，有其特定的含義。美國學者貝雷爾森在1952年曾為內容分析下的定義是“內容分析，是一種對明示的傳播內容進行客觀、系統和定量描述的調查方法。”

內容分析法是一種對傳播內容進行客觀、系統和定量描述的研究方法，具有客觀、方便、經濟等優點。內容分析的種類可歸納為：實用語義分析，語義分析和符號載體分析。內容分析的研究模式有推理模式和比較模式兩類。

4.控制實驗法

在傳播學中，控制實驗也是一種常用的方法，這種方法伴隨著對實驗對象、實驗環境和條件的嚴格限定和控制，所以稱為控制實驗，主要用于測試特定的信息刺激或環境條件與人的特定心理或行為反應類型之間的因果關系。

控制實驗法的特點在于第一，研究對象較少。調查法一般都是對數量龐大的調查對象進行大量的觀察和訪問，其研究對象往往被稱為“大樣本”。而實驗法則主要是探求少數變量與傳播效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其研究對象通常只有數十人，因而是“小樣本”。第二，研究環境是在實驗室人為的環境中。而調查法的則是在廣泛的社會環境中進行的。

參考文獻：

［1］ 孫 庚．傳播學概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2］ 郭慶光．傳播學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3］ 方漢奇．中國新聞傳播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篇（7）

恩格斯晚年曾在一封信中寫道："關于歷史唯物主義的起源，在我看來，您在我的《費爾巴哈》（《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就可以找到足夠的東西-馬克思的附錄其實就是它的起源！"①被恩格斯稱為"歷史唯物主義的起源"的"馬克思的附錄"，就是《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對費爾巴哈不懂得實踐的意義這一主要缺點作了更詳盡的闡述，這也是馬克思現實地擺脫黑格爾而進入他，然后又發現了"人的對象性活動"而沖破了費爾巴哈的重大突破。中國

一、歷史過程前提：方向性

第一，唯物史觀一定要以承認"現實的歷史的人"為前提。

從馬克思對費爾巴哈的批判中展示出，將歷史看作是一種審視社會現實的方法論，它的本質是強調發展、變化。他在批判費爾巴哈'抽象的人'指出："他設定的是'人'，而不是'現實的歷史的人'"。在這里，我們看到"現實的"與"歷史的"作為并列詞共同修飾人，這才是馬克思理論所指認的人。因此，在看到現實的歷史發展過程之前，我們一定要強調并承認組成歷史并從中活躍著發揮著主觀能動性的具體的人。盡管歷史只發生過一次就不再發聲，但歷史還是具有可知性的，從中活動的人，就是最詳盡的考察材料。

由于人是一種社會的存在物，當他通過自己的勞動來改造自然界的時候絕對不是一個孤立的個體，人總是在一定的社會關系即人對人的社會關系體系中同自然發生關系的。人與人在生產過程中結成的社會關系就是生產關系。在生產關系的基礎上又派生出其他各種以"生存和發展"為核心的社會關系。社會中具體的人就好比蜘蛛，而社會就是那張賴以生存并不斷修補的蛛網，每一只蜘蛛都既有屬于自己的蛛網，還有蜘蛛之間互相交流的網。人的活動不僅是歷史實在性的前提，而且也是歷史實在性存在的方式。正如馬克思指出的:"個人怎樣表現自己的生活，他們自己就是怎樣。因此，他們是什么樣的，這同他們的生產是一致的-既和他們生產什么一致，又和他們怎么生產一致。因此，個人是什么樣的，這取決于他們生產的物質條件。"②

第二，唯物史觀要求我們現在將來都要堅持歷史的連續性和發展性。

恩格斯說過，"歷史唯物"這個名詞表達的是一種關于歷史過程的觀點，具體地說，"歷史唯物主義就是通過社會認識從抽象上升到具體地考察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范疇（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而使歷史過程在理論上再現"。③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論證唯物主義歷史觀時，提出了有關歷史過程的提法，這就是有關于歷史過程的現實前提，既不是來自頭腦中的，而是通過經驗途徑確定了的前提的問題提法。他們寫道，"我們開始要談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想出來的，它們不是教條，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加以拋開的現實的前提。"④

"按照制造工具和武器的材料，劃分為石器時期、青銅時代和鐵器時代的"。⑤其實近代歷史也是按照工具系統的性質而被劃分為手工業時期、工場手工業時期、機器大工業時期以及所謂的后工業時期的。這就說明了我們歷史發展的階段性，同時從石器時代到后工業時期也見證了一種歷史的連續性，是生產工具讓我們看到了社會在不斷進步，生產力在不斷提高。類似的道理，我們也可以參見社會形態，如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等，不同的劃分方法和參照體系，都可明晰地看到歷史的連續性和發展性。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它不是英雄人物或是"絕對精神"所能左右的。"歷史指的是一種發展著的過程性。在這里，歷史不再是現成的研究對象，而是一種看待事物不斷發展變化的方法論"。⑥

二、歷史過程源泉：動力性

第一，歷史過程的源泉是不能離開矛盾談問題的。在一個社會的發展過程中，一般往往是主要矛盾、基本矛盾、對抗性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最終成為歷史過程的動力源泉。然而在社會發展的較高級階段，矛盾也會轉化為另一種形態，盡管不是主要矛盾或對抗性矛盾，卻也成為了歷史發展的源泉。以社會主義制度舉例，首要和最重要的特點是作為這一體系核心的矛盾的非對抗性質。列寧指出："對抗性和矛盾完全不是同一回事。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前者消失了，后者保存了下來。"⑦社會主義制度下矛盾的非對抗性質是由生產資料公有制決定的。生產資料公有制消除了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的區別，為整個社會生產朝著有利于勞動人民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轉貼于中國

第二，歷史動力是普遍的、本質的、必然的社會聯系。歷史動力和社會規律是極為相近的社會現象，相應地也是極為相近的概念。其中一系列根本的社會聯系既屬于規律，同時也屬于動力。例如，生產方式的決定性作用，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相適應，階級斗爭，社會革命，人民群眾在歷史上不斷增長的作用等等。然而，二者之間也存在有客觀基礎的區別：首先，歷史過程的動力性比社會規律有更廣泛的范圍，不僅包含自身規律，還包含著許多其他社會因素，比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競爭機制；其次，社會規律反映的是歷史現實的客觀聯系。而歷史動力則包含著客觀因素與主觀因素的相互作用的統一。不但是社會規律起作用，歷史過程發展也受到主觀方面制訂的機制或是重要的歷史人物的思想方向的影響；最后社會規律和動力著眼點是不同的，社會規律是抽象的，更重其客觀性，不能主觀臆造也不以主觀意志為轉移，而動力性是著眼于歷史過程的矛盾特殊性和發展的主體性。中國

因此，如果我們不遵循唯物史觀的認識論，那么我們就很難避免對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運動的機械化理解。誠然，在傳統的歷史觀中，人們也用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反作用來淡化這種機械化的理解，但問題卻在于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具有反作用的原因和具體表現卻難以厘清。

三、結論

列寧稱歷史唯物主義為科學的社會學，唯一的科學的歷史觀和社會科學的唯一科學方法（唯物主義的方法）。歷史唯物主義作為科學的歷史理論，它既是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的產物，又是人類認識發展的必然結果。自從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紀40年代創立了這一嶄新的歷史觀以后，它不斷在實踐中接受檢驗，內容上不斷充實，形式上日臻完善，正在并且還將在新的實踐中繼續發展。我們必須堅持唯物史觀的認識論，并客觀尊重并遵從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主體性。

注釋：

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20-721

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7-68

③康斯坦丁諾夫主編，蔡振揚，高銘，林海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歷史過程理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1

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

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11

⑥趙義良.對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中"歷史"與"物"概念的再闡釋-對廣松版<德意志意識形態>的一種文本學研究[j].江西社會科學,2009(2): 236-240.

⑦《列寧文集》第11卷,第357頁。

參考文獻：

[1] 費爾巴哈.費爾巴哈哲學著作選集(上卷)[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1959.

篇（8）

二十多年前，除了美國，蘇聯心理學是世界心理學的又一大中心，蘇聯是世界上從事心理學研究最積極的國家。蘇聯解體后，作為獨聯體主體的俄羅斯心理學在研究人數、研究機構及研究成果等方面依然保持著自己的優勢與特色。俄羅斯學者在國際學術性期刊上發表心理學論文的數量居世界第6位，而經濟學居第9位，政治學則居第10位。由此可見，今天的俄羅斯心理學在世界主流學術研究中仍占有一定的地位。

蘇俄心理學的發展基本遵循著兩條路線，即維果茨基所開創的社會文化歷史學派和蘇聯心理學體系創立者魯賓斯坦所引導的主體心理學思想。前者的代表人物有維果茨基、列昂捷夫、魯利亞、加里培林、贊科夫、達維多夫和塔雷金娜等，其主要陣地為蘇聯（俄羅斯）教育科學院心理學研究所。

主體心理學思想的路線由魯賓斯坦所開創，其追隨者布魯什林斯基創建了代表著當今俄羅斯心理學發展方向的主體心理學。主體心理學理論廣泛地應用于個性心理學、發展與教育心理學、認知心理學、心理咨詢和經濟心理學等心理學各分支學科中。特別是，隨著俄羅斯經濟的私有化以及市場經濟的發展，俄羅斯科學院心理學研究所成立了以A.幾菇拉夫列夫（A.見。}Kypaaaea）、E.B.霄洛霍娃、B.兀。巴孜尼亞科夫（B.n.[IosHSKOB）等為首的經濟心理學研究課題組。在主體心理學思想的指導下，他們對在俄羅斯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所有制形式變化情況下的不同社會群體調節自己經濟行為的社會心理因素進行專門的研究，特別探討了經濟活動主體的各種積極性和心理態度的問題。

1987年基多夫出版的專著《經濟心理學》開創了蘇聯俄羅斯的經濟心理學。當今，在俄羅斯科學院內部聯合心理學、經濟學、社會學、哲學和法學等各方面力量，以整合經濟學和心理學。并成立有專門的研究機構，如：俄羅斯科學院心理學研究所社會與經濟心理學實驗室、國立貝加爾經法大學社會與經濟心理學系、圣彼得堡財經大學經濟心理學實驗室。經濟學家和心理學家的聯合會議成為了傳統。

近幾年在伊爾庫茨克（2002）、卡盧加（2007）、圣彼得堡（2008）和莫斯科（2012）召開了全俄或者國際性的經濟心理學大會。近幾年他們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發表了許多論文和著作，其中有代表性的有：}KypaBneB A.幾。分別于2005和2007年出版的《經濟心理學：理論問題和經驗研究的方向》、《經濟自決：理論和經驗研究》等。同時，俄羅斯心理學界特別注重培養學生經濟心理學方面的專業知識，并出版有相應的本科教材，如，2004年出版的由3.3.

BaXHTOBa主編的《經濟關系主體感知的社會經濟特征》、1999年出版的由o.C.且eflHera主編的《經濟心理學》、2003年出版的由B.兀。H03HnKOB主編的《經濟心理學》和2005年出版的由B.A.Pafia6epr主編的《心理經濟學》等。

當前，俄羅斯經濟心理學研究的基本方向有兩個。第一個方向研究的是基本經濟現象，如金錢、財產和勞動等。第二個方向研究的內容在很大程度上是傳統的社會心理研究的對象，但是從經濟的角度進行研究。作為經濟心理學相對獨立研究方向傳統地研究了不同社會群體對金錢的態度和“金錢行為”的特征他們分析了個體和群體意識中的經濟價值問題個體的經濟自決問題。近幾年他們還特別關注了共同經濟活動中的工作相互影響的心理特征

2俄羅斯經濟心理學的基本特征

2.1 俄羅斯經濟心理學突出對經濟意識的研究

西方的經濟心理學以及深受其影響的我國的經濟心理學都比較一致地認為，經濟心理學的研究對象是關于特定行為人的經濟行為（俞文釗，2004;王光榮，2010;馬勝祥，2008）。在俄羅斯心理學界，他們把經濟心理學的研究對象定義為經濟積極性（個體與群體主體的經濟意識、行為及其相互作用）的心理規律、經濟現象及其與心理現象的相互聯系和相互影響（B.兀。n03HffKOB,2004）。經濟現象的社會心理分析可以在不同的生命活動水平展開，其主體可以是個體、群體和大群體。與西方傳統經濟心理學一樣，他們認為，經濟心理學的研究對象包括經濟行為，但他們還更加關注經濟意識及其與經濟行為的相互關系。他們既研究個體和群體主體的消費、投資、儲蓄等經濟行為，并更為關注經濟意識現象的結構和動力等問題。他們認為，經濟意識現象的產生不僅有外在的因素，如知識內容的變化、關系情態的變化和行為準備狀態表現水平及方向的變化等；而且經濟意識的動力產生于其各要素的矛盾中，如過去經驗與新知識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成為個體與群體經濟意識內涵發生變化的內部機制。經濟意識現象最重要的動力點就是時間構成要素，即在主體生命活動中存在的時間連續體：過去一現在一將來。屬于主體過去意識經驗的要素有：個體和群體所追溯的對過去社會經濟變化的記憶、與它們相關的知識及與主體的關聯性。屬于未來的期待和預測范疇的有：未來主體自身的積極性及其目標和計劃等。而屬于當前的緊迫的經濟意識內涵只是這個時間連續體中的一個點，其變化的可能性取決于外在社會經濟條件的動力和主體自身的積極性。對于經濟行為與經濟意識的相互關系，他們認為，是辯證的關系（B.兀。H03HgKOB,2000,2001）。一方面，經濟意識現象是在主體生命活動的外在的、變化的社會經濟條件影響下形成的。另一方面，其自身決定著經濟積極性的方向和水平。這種聯系不僅表現為主體經濟意識和行為的協調性，也反映出它們之間的巨大分歧和矛盾，這些分歧和矛盾成為了主體經濟意識的動力要素和主體經濟行為的調節器。

2.2 他們提出了俄羅斯經濟心理學研究的具體原則西方主流經濟學研究的基礎是經濟人假設。然而，人并不是經濟學家所想象的理性的經濟人。經濟生活中大量存在的“不經濟”、“非理性”的“非正常現象”,正是對經濟學完全理性原則的嚴峻挑戰。

因此，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心理學教授丹尼爾。卡尼曼關注到人類行為的非理性一面，研究了不確定條件下的經濟決策行為，并因此獲得2002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但是，以丹尼爾。卡尼曼為代表的經濟心理學理論也存在局限。如，單一問題設計的信效度問題、決策偏差產生的原因以及如何避免等（李永鑫，黃宏強，2007）。相對來說，俄羅斯經濟心理學提出的具體研究原則在一定程度t-.克服了西方經濟心理學的這些局限，更加關注經濟行為產生文化歷史條件、人的主體性等。

2.2.1 經濟活動文化歷史條件性原則

這一原則意味著，經濟行為的規律不是絕對萬能的、超越歷史的；經濟行為的心理特性帶有文化的烙印，取決于統一的歷史發展特征；另一方面，許多對現金消費及其他形式經濟行為跨文化研究的結果、對在社會經濟緊急變化條件下的社會心理現象動力的研究也驗證了這一原則的經驗基礎。

2.2.2主體性原則

這一原則意味著，人伴隨經濟條件影響和經濟作用的消極對象，而是在與其他經濟主體交互作用中實現不同經濟行為方式的能動主體；基本的主體性特征有：積極性、行為的意識性、目的性和選擇性。

2.2.3 經濟主體行為與意識的辯證統一原則經濟主體的行為和意識是辯證統一的，而不是等同的，也就是，經濟行為主體及其意識之間不僅存在著相似性和協調性，而且還有分歧和矛盾。

2.2.4經濟現象與社會~心理現象相互聯系和影響原則

  這一原則強調，在調節主體經濟行為和反映不同經濟生活方面的心理現象中存在著經濟因素與社會心理因素的相互作用。

2.2.5理論與實驗、實踐相統一原則

這一原則意味著，經濟心理學理論發展既與包括實驗的經驗研究，而且與不同范疇經濟生活的實踐活動緊密聯系；這也顯示出心理學實踐者對科學心理學理論與方法的關注，也顯示出根據社會心理生活提出的經驗研究任務。

2.3 俄羅斯經濟心理學關注經濟積極性的主體范疇.

由魯賓斯坦和布魯斯林斯基開創的主體心理學思想，在俄羅斯心理學中，特別是在俄羅斯科學院心理學研究所具有重大的影響力。在其經濟心理學領域，突出經濟積極性的主體范疇是必然的。按照主體心理學的理論，心理學的研究對象是作為主體的人。在這一思想指導下，他們提出并在理論與實踐中研究了主體工作積極性概念。這一概念整合了內在（心理）的和外在（表現于現實行為）的主體積極性現象。工作積極性概念在經濟活動及其主體的心理研究的概念體系中處于中心地位。首先，它強調了主體積極性的內在心理特性。積極性的心理基礎包括目標、動機、期待、意愿以及其他的調節經濟活動的主體動機因素。其次，工作積極性概念能夠實現的不僅是對主體經濟活動質的、而且還有量的分析，與其動力和評價水平相聯系。工作積極性的方向表現在經濟活動條件的選擇上。工作積極性的水平則體現了經濟活動的強度及與其存在相聯系的能量與資源消耗的總和。他們的研究顯示，在主體工作積極性范疇，社會心理因素和個性因素在工作積極性調節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3 對俄羅斯經濟心理學的評價及其對我國經濟心理學研究的啟示意義

俄羅斯經濟心理學以新的方法研究影響工作積極性的社會心理因素問題，其創新之處在于，揭示的因素能夠描述主體工作積極性變化的社會心理機制，評判它們的社會心理指標和方法，可以用以分析和預測不同社會群體的工作積極性，也可以根據社會心理指標在經濟活動之前以確定提高或降低去工作積極性。

篇（9）

早在數年之前，系統論方法已被引入法學研究中，并取得良好的理論成效和法律控制的實踐效益，但婚姻家庭法學未能適時把握，表現出遲到的缺憾。所以當今日該方法在其他法學部門已不足為新之時，婚姻家庭法學不得不進行補課；而且就婚姻家庭法學的本身特點來看，這一方法更具獨到的價值和意義。

每個婚姻關系、家庭關系及親屬關系都是一個復雜、動態的系統，這種分散化的系統在社會中全面輻射、鋪開、形成一個龐大的社會網絡結構。同時，它又是整個社會系統的分系統，以社會整體系統為背景和存在條件，并和社會系統中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分系統交互作用和影響。因此，婚姻家庭絕不是獨立于社會的封閉體，從沒有超歷史、超社會的婚姻家庭。歷史唯物主義告訴我們，在生產、交換和消費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就會有一定的社會制度，一定的婚姻和家庭。婚姻家庭的根本屬性是其社會性，決定于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依存于一定的社會結構，服從于社會的經濟基礎，受控于政治、法律、宗教、道德、風俗習慣、文化觀念等上層建筑。婚姻家庭的性質、形式、內容、功能、發展、變遷，在根本上歸決于社會各系統的力量和作用。人類社會每一次變革，每向前邁進一步，都不可避免地給婚姻家庭提出新的要求，灌注新的內容，賦予新的形式，強化新的功能，更換新的觀念。同時，婚姻家庭作為社會的分系統，也是能動的、積極的，時刻對社會各系統給予強大的反作用。

據此，婚姻家庭法學不能將婚姻家庭作為孤立的現象，而應以系統論的科學方法，將視野投入復雜、變動而宏大的社會系統中，透過錯綜復雜的歷史條件和社會背景，把握婚姻家庭與社會各能動要素之間的辯證關系和作用規律，為婚姻家庭在社會系統中定質、定位、定量，從而為婚姻家庭法制建設和法律控制提供宏觀的、高層次的理論指導。

將婚姻家庭置于社會大系統研究，剖析這一社會因子與各個社會分系統之間交互聯系和作用的整體效應及功能耦合與沖突，揭示婚姻家庭發展、變異、演化所依托的社會機制及其相對獨立的運行規律，并非是僅僅停留在歷史哲學的層面上，更重要、更有意義的是將婚姻家庭置于現實社會系統中，對各種作用于婚姻家庭的現實社會力量進行全面透視，確定婚姻家庭在社會走向21世紀的現代化進程中的方位，把握處于變革，流動中的各種社會機制在婚姻家庭領域所引起的正負效應及婚姻家庭的能動反應。這是一個博大精深、游離不定的研究視角，也是婚姻家庭法學突破狹隘思路，跨上新臺階，走向現代科學之林的基本而關鍵的理論命題。這一研究的價值目標有兩個：一是不能簡單徘徊于確認和記錄具體社會現象的水平上，而應從現象中揭示婚姻家庭與各社會系統間深層聯系和作用規律，透過外在的偶然性找出內在的必然性，達到從記載社會現象進而極科學地分析社會現象。二是不僅要科學解釋、分析社會現實，而且要運用掌握的規律，探索實施社會控制的最佳對策，以期通過對策施控，保證婚姻家庭與各社會因素相互聯系、交互作用的功能耦合和正常運行，從而促進和達到社會整體系統的均衡協調。這是婚姻家庭法學的出發點和歸宿點，也是其價值意義的實質所在。

從社會系統角度對婚姻家庭進行研究，其中心議題是婚姻家庭與社會現代化。但現代化是對社會的一種綜合抽象的界定，通過經濟、政治、文化、生活方式、國民素質等社會實體來表現。因此，婚姻家庭法學應將宏觀的理論視角投向以下幾個方面：（1）婚姻家庭與自然環境；（2）婚姻家庭與生產力水平；（3）婚姻家庭與商品經濟；（4）婚姻家庭與社會文化；（5）婚姻家庭與社會結構；（6）婚姻家庭與社會民主化；（7）婚姻家庭與生活方式；（8）婚姻家庭與人的素質；（9）婚姻家庭與科學技術；（10）婚姻家庭與社會規范；（11）婚姻家庭與社會倫理；（12）婚姻家庭與“一國兩制”；（13）婚姻家庭與對外開放。研究這些問題，應注意到它們是構成現代化社會有機整體的能動要素，共存于現實社會中，互相制約，互相滲透，沒有絕對的分界；婚姻家庭交織在它們共同作用的網絡中，形成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運行規律。婚姻家庭法學只有首先對這些宏觀論題予以研究和解決，才能將本學科根植于中國社會改革開放、提高生產力水平、發展市場經濟、實現高度文明和民主的現代化坐標系上，為婚姻家庭法學在新的時代走出困境，全面引導和控制婚姻家庭變革作出定向選擇。

二、深入微觀領域，運用新的理論方法，研究婚姻家庭的內在機制，構建婚姻家庭法學的微觀理論模式，為法律控制確立本位選擇方向

婚姻家庭法的調整對象是人類的兩性關系和血緣關系，這是一種特殊的社會關系。其特殊性就是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人的個體需要與人類社會需要的矛盾兼容一體。可以說，婚姻家庭是人類的原始動物性與社會性、個體需要與社會要求的一種不可調和而又必須調和的產物。調和的結果，是社會為兩性關系和血緣關系確立一種范式，引導或強制人們在這個范式中滿足其自然需要和社會需要，超越范式，則應遭受懲罰。這個范式最集中、最明確、最嚴格的表現形式就是婚姻家庭法。由此，婚姻家庭法的價值重心選擇有三種可能，一是以人的自然需要和個體利益為確認和保護重心的個體本位；二是以社會需要和社會利益為中心的社會本位；三是將個體需要與社會需要合為一體，協調兼顧。

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決定了婚姻家庭法價值選擇的雙重性：一方面，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和條件，極大地滿足社會成員個體需要的追求與滿足，保障個體利益；另一方面，又要求個體服從社會，建立穩定和諧的社會秩序，保障社會整體利益，促進社會進步與發展。這兩方面決定了婚姻家庭法確認和保護的本位主體有兩個，一是社會，二是個人。從而，婚姻家庭法學在微觀層次上的研究應把握兩大支點，一是研究在婚姻家庭中自然的人和社會的人，弄清個體需要或利益的構成要素及運行要素及運行變化規律，為法律誘導、保護和限制個體利益提供優化模式；二是研究婚姻家庭中的社會利益機制，為保證最大限度地實現婚姻家庭所承受的社會利益提供優化模式。

新的支點，不能憑空捏造，而應有新的理論內容和方法來充實構建。為此，我們應在基本方法論的指導下，容納新思潮，開放方法論，運用行為科學和價值論的原理、方法，將婚姻家庭法學引入行為法學和價值法學的新視野。

婚姻家庭法學的行為法學取向重在研究婚姻家庭關系中的行為機制，揭示行為的運行規律，為婚姻家庭法調控婚姻家庭關系，建立一般的、規范化的行為模式提供實證經驗和構想。

法律對社會的控制，對社會關系的調整，實際上主要是對各種社會行為的規范和調控。通過法律手段，設定人們追求一定利益，滿足一定需要的行為模式，建立和維護理想的社會秩序。反過來，社會秩序的建立，法律規范的社會化，又必須通過人的行為來實現。因此，對行為的研究，應作為婚姻家庭法學的重要課題。

人的行為是一個復雜、動態的系統，涵蓋豐富的內容。人無論是在社會關系中，還是在法律關系中，既是被主體化的客體，又是被客體化的主體。其一切行為，一方面具有自然的、社會的、環境的、歷史的、文化的等多種客體化的內容，表現一種身不由己的必然性選擇；另一方面，在其客體化過程中，又有自身生理的、心理的、價值觀的等多重主體化內容。這兩方面導致了社會中人的行為的共同傾向性和個體差異性，從而決定了法律控制和調整的可能性與必要性。

因此，婚姻家庭法學對人們在婚姻家庭中的行為進行研究，首先要把握兩個基本點：第一，透過婚姻家庭關系的各種表現形式，把握決定和制約人的婚姻家庭行為的客觀機制，揭示自然環境、歷史文化、社會生活條件等客觀力量作用于人的行為的規律，理解在婚姻家庭關系中，每個人并不是單一的主體，而是被客體化了的主體，認識人們在婚姻家庭關系中各種行為選擇的受動性；從而明確婚姻家庭法要有效施控，權利、義務要真正落實到人們的行為，必須首先從影響人的行為的客觀力量著手，培植良好的法律環境。第二，透過婚姻家庭關系的一般模式，把握人的婚姻家庭行為的主觀能動機制，揭示其主體性特質。這種主體性特質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主體的生理、心理、文化素質、品德修養、價值觀、社會角色等特定化因素。它們既決定著人們對客觀外在條件的認識，又決定著人們的行為選擇、行為過程及對行為的把握和控制。二是主體行為賴以發生和追求的需要、目的、動機等動力機制，這是人們的婚姻家庭行為的必備要素。其中起核心作用的是人的需要。需要是行為的內驅力，是每個人求得生理和心理諸方面平衡要求的反映。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同一個人在不同階段、不同環境、不同地位、不同角色下有不同的需要，由此決定了行為的差異性和變動性。需要的產生與滿足，是行為主體與外界的互動過程，這一過程可表現為刺激——需要——動機——行為——目標——滿足狀況。可見，人的行為總是因需要而開始，因需要的滿足而告終；舊的需要實現了，又會產生新的需要，開始新的行為。所以說，需要在人的行為動力機制中，是一個中心環節，貫穿行為始終。我們研究婚姻家庭關系，分析人們的婚姻家庭行為，決不可忽視人的需要這一內在規定性。

婚姻家庭法學要正確把握這兩個基本要點，必須運用行為科學的原理和方法，以人們在婚姻家庭中的人的內在需要及其與社會相協調的行為選擇為重點，系統研究和解決以下七個方面的問題：（1）人們在婚姻家庭中的行為受到哪些客觀因素的影響，以及這些因素如何對行為施以作用；（2）決定和制約人婚姻家庭行為的生理機制和內隱心理狀態；（3）人的價值觀、文化素質、品德修養、社會職業角色等個性化因素對行為的影響；（4）人們依存或反映于婚姻家庭的客觀需要，剖析需要的共同性、差異性、層次性、變動性及需要產生與滿足的運行規律，弄清影響需要產生和實現的外在力量與內在因素，揭示與需要伴生的行為動機和目的；（5）人們反映在婚姻家庭中的各種需要的對象資源狀況、獲取資源的機會、追求和滿足需要的行為耗費；（6）婚姻家庭中各種行為表現方式的運行模式和規律；（7）研究現實生活中人們的實際行為與婚姻家庭法所需求的行為之間存在的差異性，揭示其根源，提出縫合差異的有效對策或模式。

婚姻家庭法學通過對上述諸方面的科學研究，方可為婚姻家庭法預測、激勵和積極控制個體行為，調整婚姻家庭關系提供多方面的導向：一是為婚姻家庭法施控于影響人們行為的社會環境因素提供導向；二是為法律設定統一的規范化行為模式提供導向；三是為法律誘導、確認和保護人們的正常、健康、合理的需要提供導向；四是為法律強化統一的價值觀，培養正確、積極的法制心理提供導向；五是為法律激勵、誘導人們的積極的行為動機、目的提供導向；六是為法律分配滿足需要的對象資源，明確行為耗費提供導向。由此，即可保證婚姻家庭法有明確的著力點和控制方向，從而有效地激勵人們的積極行為，約束人們的消極行為，創立積極的法律秩序，最大限度地實現法律所體現的社會利益和社會目標。

婚姻家庭法學的價值法學取向要求運用價值論的原理和方法，深刻剖析婚姻家庭和婚姻家庭法學在現實社會中的價值意義和價值取舍，揭示其功能作用，為其在社會中能最大限度地發揮顯現的、潛隱的正向價值，消除負向功能提供理論指導。

首先，婚姻家庭法學應對婚姻家庭法確認和調整的對象——婚姻、家庭、親屬的價值功能給予科學的揭示。

在人類發展史上，當多種歷史道路擺在人們的面前時，人們往往擇其與人類當時最大利益相一致、相協調的方向前進。人類的兩性關系、血緣關系從原始的動物界分離出來，經過群婚制、對偶婚制，最終確立了一夫一妻制婚姻和個體家庭形式。這一歷史發展的必然過程也是人類從自發到自覺的價值認識和選擇過程。

現代意義的婚姻家庭自從進入階級社會以后，伴隨著社會的更替、演進，其形式、結構、內容不斷發生變異，價值和功能亦不斷淘汰、更新、充實。不同社會、不同時代的統治者，總是運用各種社會力量，賦予婚姻家庭不同的形式和內容，強化婚姻家庭對其社會統治有利的價值功能，使婚姻家庭與之賴以存在的社會和時代保持最大限度的適應性。

婚姻家庭法對婚姻家庭的價值研究，主要把握兩個方面：

其一，婚姻家庭從產生開始，至今一直沿襲固有的、自然的、基本的價值。這是婚姻家庭基于其內在性能和自然規律而普遍共存于人類社會的功能，反映了人類社會得以存在、發展的基本要求。但是，在歷史上，婚姻家庭的這種基本價值并未得到科學的揭示和理性的把握，而是被宗教歧解和統治階級的偽道德歪曲，在人們愚昧無知的條件下以不可遏制的力量自發地發生作用。今天，盡管科學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打破了宗教神話和剝削階級的偽善，但許多人對婚姻家庭基本價值的認識還處于愚昧、偏執的狀態。婚姻家庭法學應承認這種歷史和現實，高舉科學和理性的旗幟，引導立法、引導社會走向正確的認識，從而使婚姻家庭的基本價值在人們的自覺意識和理性把握下發揮出來。

其二，婚姻家庭在現實社會中的價值。在我國現實社會中，婚姻作為兩性結合的社會形式，家庭作為一定范圍親屬所組成的社會共同體，一方面繼續保留其自然價值和職能，以滿足人類個體和社會共同的基本需要；另一方面又迎納了新時代、新社會所要求的職能內容，以適應或促進社會的發展、變化，顯示社會主義婚姻家庭的進步性、獨特性。由此，婚姻家庭作為現實社會的客觀實體，具有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價值地位，這正是婚姻家庭法、婚姻家庭制度確認、保護、調整婚姻家庭關系的必要所在，也是婚姻家庭法確立調控模式，施展控制力量應予把握、遵循的基本方向。

同時，我們還應注意到，現實社會對婚姻家庭的應然性價值要求與婚姻家庭實際展現的社會功能往往存在一定的差距。這種差距，一是因為社會的婚姻家庭質量不高，不能發揮正常的、應有的價值，有的反而對社會起到了消極作用；二是由于婚姻家庭自身的歷史延續性，往往將陳舊過時的功能潛隱到新的社會時空，附生于新的結構和形式，影響新的價值體系的建立；三是由于婚姻家庭的相對穩定性，使其價值、結構、功能不能及時轉換、更新，適應不了社會發展、變化的需要；四是由于社會的原因，未能創造必要的環境，提供有效的途徑以保證婚姻家庭價值的實現和功能的發揮。為此，婚姻家庭法學應深入研究婚姻家庭的價值規定性，揭示現實社會中其應然價值與實際功能發揮的差距及其根源，為婚姻家庭法有效誘導和確認婚姻家庭的正向價值，調整婚姻家庭的結構、形式，創造社會環境，保證婚姻家庭適應并促進社會發展、進步，提供科學指導。

其次，婚姻家庭法學應對婚姻家庭法進行價值剖析，揭示婚姻家庭法應該持有的價值選擇方位和多重功能，從我國現行婚姻家庭法的立法指導思想、立法技術、體系、條文內容及法律運行、操作機制、效果等各個方面進行全面深刻的價值評判和檢討、驗證其：（1）是否切實反映了現代婚姻家庭的內在要求和規律，符合婚姻家庭價值和功能的實際運行和發揮；（2）是否充分體現了社會大多數成員反映在婚姻家庭里的需要和利益；（3）是否符合社會走向法制化的總體目標和基本要求及技術性要求；（4）是否準確預測、適應和促進社會的進步與發展。據此，即可為完善婚姻家庭立法，健全婚姻家庭法的運行、操作機制，真正加強婚姻家庭領域的法制建設，提出科學化、合理化的建議。

三、運用社會學的方法，研究婚姻家庭法在社會化過程中的運行、流動、轉換規律，把握婚姻家庭法與社會各方面的雙向互動關系，開辟婚姻家庭法社會學的新天地

婚姻家庭法不是獨立于社會的一個法規體系，它深嵌于社會母體，是社會和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其指導思想、基本原則、內容、形式、功能、效果等諸方面并非完全呈現于法典條文，而是深隱在社會母體；在其社會化過程中，因不同社會背景、社會力量的作用，不斷發生變異、演化。此即社會因法律的影響而變化，法律也同樣會因為社會的影響而變形。同時，婚姻家庭法亦不是靜止的規則體系，在形式上它表現為具有明確性、穩定性的規范條文，實質上則是由活生生的制度中活生生的人所進行的多方面活動。法律走向社會，實現社會化，必須依靠一定主體的操作和全體社會成員的遵行，這是法律的運行、流動、變異、轉化。其結果，便使運行中的法律制度的現實結構和其原始規范結構發生巨大差異。

因此，婚姻家庭法學對婚姻家庭法的研究，不能局限于歷史哲學、價值哲學和邏輯推理的靜態方面，更不能囿于單純的規范注釋性分析，而應突破傳統的法學研究定勢，將目光投向社會中的法和“行動中的法”，在法律社會化和社會法律化的雙向互動中確定研究方位，抓住研究課題，變換研究視角，把握婚姻家庭法的社會機制和運行機制。為此，婚姻家庭法學應順應中國法學逐漸向法社會學邁進的走勢，利用婚姻家庭問題為法學和社會學所共同重視的得天獨厚條件，汲取社會學的營養，運用社會學的理論、觀點、方法，充實其研究范圍，填補其理論空白，消除其理論盲區，創建婚姻家庭法社會學。

婚姻家庭法社會學對婚姻家庭法的研究，應反映出三個基本要求：

其一，要有廣闊的研究視野，從廣度和深度上調整和擴大視角，把握三個研究方向。一是以廣闊的社會為背景，將視角投入作為法律基礎的社會土壤上，研究婚姻家庭法的社會環境，把握社會諸因素對婚姻家庭法的影響，揭示婚姻家庭法與社會變革、發展之間的互動辯證關系，實現法社會學通過法研究社會，通過社會研究法的基本邏輯。二是以“行動中的法”為重點，解析說明婚姻家庭法在現實社會的各種正式的與非正式的、理想的與現實的、合理的與不合理的操作、運行、流動、變異狀態，研究其運行規律，尋找法律運行中潛存的因果鏈條和復雜的相關變數，弄清其規范結構與運行的現實結構的差距，把握法制建設的薄弱環節及改進方向。三是從抽象的概括法的作用轉向從現實生活中研究婚姻家庭法的實際功能，把握婚姻家庭法的社會實效。

篇（10）

宏觀文藝學體系的理論建構

陸貴山的專著《宏觀文藝學論綱》( 遼寧大學出版社2000 年3 月出版) 系統闡述了宏觀文藝學體系，是宏觀文藝學體系的理論建構趨于成熟的重要標志。該書從宏觀的大視角，以文學與歷史、文學與人文、文學與審美的關系為基本框架，全方位全過程地觀察研究文藝現象，全面把握審美關系和審美活動的總體結構，創立和構建起一種宏觀、辯證、綜合、創新的文藝學體系。陸貴山宏觀文藝學研究的源起和思路，是從恩格斯倡導的“美學觀點”和“史學觀點”相統一的思想中發展出來文藝本質觀。恩格斯在評論歌德和拉薩爾的作品時，主張用“美學的觀點和史學的觀點”來觀察和分析文藝現象。從“美學觀點”看文藝和從“歷史觀點”看文藝是互補的，也是辯證地聯系著的。美學的觀點，也即審美的觀點，離不開歷史的社會的內容; 歷史的觀點，也即社會的觀點，必然彰顯著審美的特征。因此，文藝的“美學的觀點和史學的觀點”所體現出的文藝的“美學精神”和文藝的“史學精神”是文藝的重要精神。在恩格斯這一文藝思想的啟示下，陸貴山闡發了文藝的人學觀點和人文精神。他認為，從歷史唯物主義的“史學觀點”中可以引伸和生發出歷史唯物主義的“人學觀點”，因為歷史總是人的歷史，人總是歷史的人。這樣就完全有理由把文藝的本質理解為“史學基質”、“人學基質”和“美學基質”的辯證統一。在這種文藝本質觀的基礎上，陸貴山闡發了一種帶有“母元性”意義的宏觀文藝學體系。陸貴山宏觀文藝學的母元網絡系統，主要是以審美主客體為中心，并綜合了文學與現實、社會和歷史，文學與審美，文學與人的多方面研究，將文藝中的三大精神，即文藝的歷史精神、人文精神和美學精神有機熔鑄在一起，倡導文藝的歷史觀點、人學觀點、美學觀點的有機統一。陸貴山認為，各種不同形態的文藝理論、文藝流派、文藝觀念和批評模式盡管紛繁駁雜、千殊萬類，總可以從宏觀的大視角歸納為( 1) 三大關系，即文藝同社會—歷史的關系、文藝同人的關系、文藝與審美即文藝自身的關系; ( 2) 三大基質，即文藝的史學—社會學基質、文藝的人學基質、文藝的美學基質; ( 3) 三大規律，即文藝和社會—歷史的相關性規律、文藝和人的相關性規律、文藝自身的特殊規律; ( 4) 三大精神，即文藝中的歷史精神、人文精神和美學精神。文藝學的研究，只有以實踐為中介和動力，將文藝中的歷史精神、人文精神和美學精神有機地聯系在一起，才能形成一個宏大而完整的文藝學體系，取得文藝學研究新的突破和進展。④陸貴山的《宏觀文藝學論綱》闡述宏觀文藝學的母元網絡系統后，又從文藝的關系范疇系統和文藝的中介網絡系統兩方面，對宏觀文藝學體系進行宏觀辯證的綜合研究，并論述了宏觀文藝學的學科地位和學科建構，初步構建了自成一家的宏觀文藝學理論框架和學術體系。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文藝理論家充分吸收經典、西方、中國文藝理論和西方文藝理論的思想資源，結合當代中國的文藝實踐，為構建當代形態的文藝理論體系做出了艱辛的努力和探索，并取得相當可觀的學術成就。陸貴山借鑒了當代中國文藝理論界的學術成果，特別是吸納了文藝生態學、文化學和形式語言符號學的學術資源，進一步豐富和擴展了宏觀文藝學的框架體系。2011 年 10 月出版的《陸貴山文集》，展示了新時期以來陸貴山在文藝理論建設方面的豐碩成果。在“文集后記”中，陸貴山根據自己 50 年學術研究的經驗和積累，提出了關于文藝理論研究“一條道路、二大文脈、三套話語體系、四個研究向度、五種價值精神、六大學理系統”的構想。這標志著陸貴山的學術思想更加完備和成熟，宏觀文藝學體系的理論框架也將得到進一步的豐富和完善。

宏觀文藝學的學科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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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 I05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4244（2013）09-148-2

19世紀末以來，隨著文學批評活動的專業化進程，關于“文學之為文學”的特殊性亦即文學性的問題日漸突顯，然而一個多世紀過去了，文學性的定義依然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在眾多關于“文學性”的論述中，羅曼?雅各布森的文學性概念始終別具一格，歷久彌新。它究竟有何內涵，又經歷了怎樣的歷史變化？本文試圖立足雅各布森不同時期的文本，對其文學性概念內涵、歷史發展等方面進行辨析。

1914年至1915年間，雅各布森發起成立莫斯科語言學小組，該小組與彼得堡小組（1916年更名為詩歌語言研究會）一樣，致力于從語言學角度研究文學。這就是1914年到1930年盛行于俄羅斯的一種文學批評流派，即俄國形式主義。隨著俄國政治狀況的發展，雅各布森于1920年移居捷克，并創立布拉格學派。布拉格期間，雅各布森第一次提出“文學性”概念。到30年代，雅各布森根據費爾迪南?德?索緒爾關于語言系統的思想，在語音學研究中，提出結構主義原則，并首先創用“結構主義”這一術語。二戰爆發之后，雅各布森流亡美國，相繼任教于美國自由高等研究院、哥倫比亞大學和哈佛大學等高校。

雅各布森既是俄國形式主義的核心人物之一，也是結構主義的奠基人。雅氏提出的文學性概念既是俄國形式主義批評理論的基本出發點，也是其布拉格期間結構主義詩學的核心概念。這一概念歷經兩種思想階段，其內涵呈現繼承中發展的特點。

一、文學性：文學科學的研究對象

（一）文本性：文學性存在于文本形式之中

1921年，雅各布森指出：“文學科學的對象不是文學，而是‘文學性’，也就是使一部作品成為文學作品的東西。”這意味著文學性不是別的，是文學科學的研究對象。但這個對象并非作為整體的或個別的文學作品。而且，俄國形式主義者普遍反對將文學作品所承載的社會歷史內容以及作者的生平、思想、心理等因素作為文學研究的對象，因為這些都沒有觸及文學本身的特點和規律。在他們看來，文學研究的對象既不是外在的客觀世界，也不是擁有主觀意志的人或作者。托多羅夫指出，俄國形式主義所接受的一個原則是“把作品作為考慮的中心”，而不是作家的生平、當時的社會內容或作品的內容。雅氏也批評當時的許多文學史家把文學作品當成“文獻”，結果使自己的研究滑入了哲學史、文化史等別的學科之中。

雖然文學性無關乎作品內容以及作者，但是其存在于文學文本之中，則是確定無疑的。文學性作為文學科學的研究對象，是區別其他科學的獨特性（作為文學的本質屬性），但它存在于文本之中。俄國形式主義者既排斥內容研究，也排斥作者研究；他們傾向于文本的形式研究。在雅各布森看來，文本形式研究首要的即是研究其語言形式，因此，文學科學研究的對象是文學語言形式自身存在的規律。

（二）科學性：文學性強調文本形式的確定性

之所以強調文本形式研究，乃在于只有對文學作品進行語言學的分析，才能使文學科學達到科學的層次，變得比較可靠和確定，同自然科學一樣。傳統的內容或作者研究，著眼于文學與世界或人的關系，因而常常受到社會歷史條件的制約。隨著社會歷史內容的變遷、文學研究者立場和角度的改變，文學作品的意義將變得極為不同。此外，俄國形式主義者都崇尚文學作品的自足性，反對視文學作品為社會學、政治學、歷史學等學科的附庸，拒絕“文學提供認識”的先入之見。

相反，文本形式（主要是語言形式）則是固定的、極少變化的，唯有如此，才容易成為科學研究的對象。雅各布森聲稱，文學科學必須讓形式從內容中解放出來，使詞語從意義中解放出來。文學科學是關于形式的藝術。文學研究者要把握文學科學的本質，只有進行（語言）形式分析，才能達到科學的境地。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20世紀科學主義思潮對于文學研究的巨大影響。

（三）創新性：文本形式不能忽視其歷時性特征

如果說以上所述，強調的還是文學文本系列內部的復雜構造規律和形式特征，相當于索緒爾意義上的“語言”，但僅強調文本共時性方面的特征還不夠，因為這將忽略演變的問題。雅各布森指出，“純粹的共時性現在恰恰是一種幻想”，必須承認“每一種體系都必定表現為一種演變”，而且“演變又不可避免地具有系統性”。因此，進而提出，“分析語言和文學的結構規律，必須使我們確定真正形成的、數量有限的結構類型（即在歷時性方面確定結構的演變的類型）”。試以唐詩、宋詞、元曲為例：這三種文學樣式都講格律，但是從唐詩到宋詞、元曲，其格律的歷史演變自不待言，誠如王國維所言“一代有一代之文學”。因此，研究文本形式，既要研究文學文本系列共時性方面的規律，也要同歷時性的考查結合起來。

雅各布森對文本形式的把握，注重共時和歷時研究，而從歷時性方面可以見出對于文學性演變概念的重視，也就是對于創新性的重視。這還停留在整體層面，并不意味著雅氏不重視對單個文本（索緒爾意義上的“言語”）的研究。雅氏指出，將語言-言語的范疇運用到文學上并研究他們之間的關系時，需要同時聯系個別的表述（個別文本）和現有的標準整體（文本系列），否則“必然會歪曲審美的價值體系，并且也不可能建立起內在的規律”。在此，也可以看出雅氏對于其俄國形式主義時期思想的修正。

雅各布森在《序言：詩學科學的探索》中提到，俄國形式主義者“毫不猶豫地強調詩歌的語言問題”，因為詩歌話語里“語言結構的規律和語言的創造性，比在日常語言里更容易引起人們的注意”；雅氏也肯定了詩歌一詞在古希臘語中的“創造”之義，并肯定了俄國形式主義者對于“詩歌語言的明顯的創造性”的探索。雅氏還認為，討論俄國形式主義的理論，要重視其創新的分析方法，而非運動宣言中的華麗辭藻。

二、文學性：詩

（一）詩：具有獨立價值的詞的形式突顯

以上所述已然可見雅各布森文學性概念的結構主義特征，同俄國形式主義時期的思想已經有很大區別。如果說什克洛夫斯基是從文學創作方法角度來談論文學性，雅氏則依然是從語言學角度來探討文學性。

在雅各布森看來，文學性存在于文本語言形式之中。雅氏認為，詩是具有獨立價值的詞的形式突顯，亦即“詩的功能在于指出符號和指稱不能合一”；進言之，文學作品是具有獨立價值的語料的形式顯現，文學語言常常是這樣一種語言――它并不遵從言語的交際需要，而更多打破語言能指與所指的界限，指向言語自身。雅各布森認為，“詩學研究語言結構問題，正如對繪畫的分析關涉形象結構問題。”語言學作為語言的整體科學，詩歌語言則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語言必須在它的全部功能中來考察。在討論詩的功能之前，我們必須明確它在語言的其他功能中的地位。”雅氏認為，只有言語突出地指向自身時，其詩才突顯出來。而這一詩正是詩歌或文學語言的本質特性。

（二）對等原則：文學語言存在對等關系

結構主義語言學將語言視為獨立自在的世界，封閉了語言與現實世界的關聯，因此語言構造機制的動力將成為問題，這也適用詩的語言。詩的語言的發生既然不依賴外在世界的提示，那么其自身形式突顯的動力何在？

雅各布森在研究失語癥中發現，失語癥患者要么是負責選擇和替換的官能出了毛病，要么就是組合和結構上下文的能力受到了破壞。前者取消了語言的相似性關系；后者消除了毗連性的關系。而語義的發展或者通過相似性關系或者通過毗連性關系來實現。在失語癥患者身上，這兩種過程非此即彼地受到抑制，甚至完全停滯；而在正常人身上，則始終發揮作用，且往往是一方取得對另一方的優勢。雅氏還指出，相似性關系和毗連性關系體現在語義上，也體現在語法結構上，而特定個人則是從語義和結構上運用相似性關系和毗連性關系，從而顯示出個人風格、趣味和語言偏好的。

在詩的語言中，相似性關系體現為隱喻，毗連性關系體現為換喻。在現實主義作品中，注重情節敘述、環境描寫，通過換喻或提喻（借代）來表現人物與環境的關系，主要是指向環境；而在浪漫主義作品中，一般很少描寫事物的具體特征，將意義隱含在字里行間，讓讀者自己去琢磨。因此，隱喻手法占支配作用的作品，文學性最強。

雅各布森指出：“詩把對等原則從選擇軸投射到組合軸。”所謂選擇軸，是指詩句中某個詞的位置上可存在眾多能與之替換的詞語，這是語言縱向的一種對等關系；所謂組合軸，是指上下文之間的聯系，詩句在這種橫向的組合中也會出現對等的（相似的或相反的、同義的或反義的）詞語。中國古典詩歌語言中的對仗是非常明顯的例子。

三、結語：文學性

總而言之，雅各布森的文學性概念，從整體層面而言，即文學文本系列共時性的結構規律及其歷時性演變規律；從個體層面而言，即單個文本語言自身的創造性的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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