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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8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4）48-0190-02

1 前 言

伴隨我國的金融環境的不斷改善，在解決金融問題方面，我們已經不在使用過去的方法經濟定性分析，而是采用最先進的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相結合的方法。經濟數學當中的很多理論知識和運算方法，在金融領域當中得到全面的發揮，從而解決了很多以前不能解決的經濟問題和糾紛，數學經濟的運用也讓金融問題變得清晰明了。經濟數學其實包含了很多的高度數學知識，比如，微積分的函數極限、導數和微積分方程式等，這些數學上的理論知識也正是改變整個金融界的基礎要素。

2 函數模型的建立與經濟問題

經濟數學的基礎就是函數，當我們在使用數學的方式來研究經濟問題的時候，勢必要與函數建立關系，在函數的理論知識上開展數學探討，從而來解決實際的金融問題。比如，使用數學問題解決市場經營中的提供問題，消費人群的整體思想、人們的價值觀、商品種類、商品的市場價格，這些要素都可以影響市場的經營環境。其中的價格因素是在這幾個要素當中最為重要的，因為經營就意味著金錢的活動，所以價格就是最大的主要的要素。所以，我們在這里可以建立需求和供給的函數關系，即Qd=f（p）與Qs=g（p），通常情況下需求函數是減函數，是呈現需求量上漲而下降的趨勢，供給函數往往是增函數，是伴隨供給量上漲而加大，從以上的函數模型中看到，市場經營中價格就可以解決基本問題。

3 經濟分析與經濟數學中的極限理論

經濟數學知識的靈魂就是極限理論，就算是普通的數學知識，其大多數的概念都是在極限理論上導出的。如果用我國的古話說，那么“一尺之鋤，日取其半，萬世不竭”就是對極限理論最形象的描述。極限理論不僅在數學概念中起到了絕對的作用，在金融管理、金融投資、經濟分析方面都占到了舉足輕重的位置。金融經濟領域當中其實包含了很多事物，即生物的繁衍、成長的細胞組織、放射性元素的變化、人口的流動與增長，以上這些事物當中都包含了極限理論的思想。另外，極限理論在金融經濟領域中最為典型的運用是，銀行儲蓄連續復利的計算。舉個例子說明，一個人的一筆存款為A，銀行的年利率為r，若想立即產生和馬上結算，那么多年后的本金利率和利息的計算就可以采用到極限理論，如果想每年結算一次利息，則公式為A（1+r），如果一年是分多期進行計算，那么年利率仍然不變，但是每期的利率則為r/m，這樣一年后的本利和就為A（1+r/m），具體的算法就是，假如有100000元的資金在銀行進行儲存，時間為五年，該銀行年利率為10%，那么按照以上給出的概念，就應該計算100000元到期后的本利，使用連續復利的公式就可以計算，即P=Poe”=100000?e=164872.2（元）。

4 經濟分析中導數的應用

從實際的金融經濟看來，其中很多的問題都與經濟數學中的導數有著息息相關的聯系，數學家和金融學家都應該知道，導數不管是在能夠領域當中，都有另一種感念，那就是領域邊際的感念。伴隨邊際感念的建立，導數成功進入了金融經濟方面的學說之中，讓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從傳統的定量轉變成為新時代下的變量，這種轉變也是數學理論在經濟學中典型的表現，對經濟學的發展歷程也產生了重大影響。邊際成本函數、邊際利益函數、邊際收益函數、邊際需求函數等是導數中邊際函數中重要的幾點。由于函數的變化率是導數主要研究對象，當所研究函數的變量發生輕微變化時，導數也要隨之進行變化。比如，導數可以對人類種群、人口流量的變化率進行研究。讓此理論在經濟分析當中得以應用，導數中的邊際函數分析就是對經濟函數的變化量做出計算。

經濟數學中的導數不僅具有邊際概念，其另一方面就是彈性，簡單來說彈性研究就是對函數相對變化率問題進行探討的手段。例如，市場上的某件物品的需求量為Q，其價格則為p，彈性研究就是對兩種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Q與p之間的關系公式則為：Q=p（8-3p）；EQ/Ep=P?Q/p=p?（8-6p）/p（8-3p）=8-6p/8-3p。從以上的彈性關系公式我們可以了解到，當價格處于某個價格段位時，需求量與價格之間的彈性范圍將會得以縮小，但是當價格過于高時，需求量的彈性范圍將會急劇增大。

經濟最優化選擇是導數在經濟分析中另一個重要作用。不管是在經濟學當中還是金融經濟，實現產品價值最大化就要進行經濟最優化選擇，這也是經濟決策制定時的必要依據。其實最優化選擇問題在經濟學中有一系列的因素要進行考慮，包括最佳資源、最佳產品利潤、最佳需求量、收入的最佳分配等。最優化選擇中所使用的導數，不僅利用到了導數的基本原理，還使用了極值的求證數學原理。例如，X單位在生產某產品是的成本為C（x）=300+1/12x-5x+170x，x單位所生產產品的單價為134元人民幣，求能讓利潤最大化的產量。那么以下就是作者利用經濟數學的一個解法：

已知總收入R（x）=134x，利潤l（x）=R（x）-C（x）=-1/12x+5x-36x-300，那么我們就可以利用數學知識算出：L（x）=R（x）-C（x）=-1/4x+10x-36，然后再通過導數的二階驗證法，得出x=36，所以最后就可以斷定當該產品的生產量為36時，企業會得到最大利潤。

5 微積分方程在經濟實際問題中的運用

一般的經濟活動就是量與量之間的交往過程，在這個交往過程當中函數是其中最主要的元素，但是從實際的經濟問題上看，其函數之間的關系式比較復雜，導致量與量之間的種種關系也不能快速準確的寫出。但是，實際變量、導數和微積分之間的關系確實可以很好的建立。微積分方程的基礎定義為，方程中包含自變量、未知函數和導數。由于導數和函數的出現，所以說微積分方程在經濟數學當中的用途也是很大。

在實際的經濟問題當中，微積分方程中函數可能會存在兩個或者兩個以上，這點就不同于經濟學中的理論知識，對于處理這種問題作者也是大有見解。當微積分方程中出現兩個或兩個以上函數時，我們可以先將其中的一個函數當中常變量，然后使用單變量經濟問題來進行單獨解決，這是我們就需要用到導數的偏向理論知識。不僅是微積分方程，在處理經濟問題的時候我們還可能使用到全積分、微分等一些基層理論知識來供我們參考。

6 結 論

數學這一學科的基本就是以計算數據為基礎，其中數學的理論知識不僅可以在本學科中得以運行，在不同的行業領域中數學的各種知識都有很好的運行，在這些行業領域中金融使用的數學知識可以說是最為全面的，所以我們要更全面地融合數學和經濟兩者之間理論知識。金融領域當中的各種數據都需要精確的計算，從而保證企業和市場的平衡，也是對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保障，那么經濟數學技術必須變得更加成熟。

參考文獻：

[1]楊月梅.經濟數學在金融經濟分析中的應用淺析[J].廊坊師范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201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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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運行情況

面對復雜多變的經濟金融形勢，我縣金融機構嚴格按照“總體穩健、調節有度、結構優化”的總體要求，認真貫徹落實穩健的貨幣政策，存貸款均呈現增長態勢，信貸支持經濟發展的力度明顯加大。

（一）各項存款快速增長，經營效益穩步提高。3月末，全縣金融機構各項存款余額137.92億元，同比增加18.31億元，增長15.31%，增幅同比上升2.03個百分點；新增存款8.99億元，增長6.97%。從增長結構看：

一是企業存款呈下降趨勢。3月末，全縣金融機構企業存款余額28.17億元，較年初下降2.18億元，下降了7.18%。其中企業活期存款減少1.57億元；企業定期存款增長0.26億元。分機構看，中國銀行、農村信用社分別新增企業存款4160萬元、6874萬元，增長22.7%、18.81%；其它機構均呈下降趨勢。

二是儲蓄存款持續快增。3月末，全縣金融機構儲蓄存款余額106.81億元，新增存款11.41億元，增長11.96%；同比多增13.07億元，增長13.94%。儲蓄存款活期化趨勢有所增強，表明近幾次存款準備金調整的政策效果開始顯現，資金回籠增多。

（二）各項貸款穩步增長，信貸投向重點突出。今年以來，我縣金融機構積極貫徹落實穩健貨幣政策，努力發揮金融在“保穩促調”中的關鍵作用，信貸投放調控力度加大，為經濟發展合理布局科學管理。3月末，全縣金融機構各項貸款余額71.62億元，同比多增7.82億元，增長12.26%；新增貸款0.83億元，增長1.17%。從貸款期限結構看：

一是中長期貸款繼續保持高速增長。3月末，中長期貸款余額30.17億元，同比增加7.41億元，增長了33%，占全部貸款余額的42.13%；新增2.31億元，增長了8.28%。中長期貸款較快增長的主要原因：一是目前房地產行業投資速度雖然放緩，但以住房按揭貸款為主的個人中長期消費貸款增長較快。二是轄內銀行業金融機構加大對全縣重點建設項目的支持力度。

二是短期貸款增速下滑，行間結構變化明顯。3月末，短期貸款余額39.27億元，較年初減少1.61億元，下降3.93%。分行別看，農發行、工行銀行分別減少短期貸款10929萬元、8284萬元，下降13.62%、15.74%。

（三）創新銀政企合作方式，推動合作向縱深發展。3月23日，我縣召開了銀政企項目合作洽談會，市縣園區共推薦356個項目，融資需求300億元，集中簽約了15個項目，簽約金額達18億元。縣城商行與**縣人民政府縣簽訂了合作協議；與**城市建設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簽訂了“張家院子棚戶區改造”的4000萬元項目貸款意向協議。農業銀行完成了對福鑫能源公司“打鼓灘電站”建設項目2.2億**欣澤實業公司“錦雅酈城”房地產開發項目1.2億元的融資合作對接，涉及20xx年度項目貸款總計2.4億元。

二、當前金融運行中需關注的幾個問題

（一）有限的信貸投量與旺盛的信貸需求之間矛盾凸顯。今年以來，我縣金融機構積極貫徹落實穩健貨幣政策，信貸投放總量有所限制，信貸投向做到有的放矢。但是部分單位和項目正處于資金需求最旺盛的發展和建設階段，資金需求較大，而且另一方面要保證縣域地方經濟的良好健康發展，在資金需求滿足上不免捉襟見肘。地方法人金融機構一方面要控制信貸投放量，另一方面要按照地方政府要求加大對重要領域、項目及單位的信貸支持力度，還要力保實現自身盈利，因而受到多方壓力。

（二）信貸資源投放在各銀行業金融機構分擔不均衡、不合理。今年各銀行業金融機構嚴控信貸投量。就各國有商業銀行而言，其信貸投放是從上至下層層管理，確定了相應的投放計劃，而大部分信貸資源已統一歸集并投向效益高、風險相對較小的其他外部地區和領域，以保證在信貸投量有限的情況下利潤最大化，這就導致縣域信貸投放力度減小，僅能滿足部分信貸需求，而將較多需求壓力推向了城商行及地方法人金融機構。由于地方法人金融機構不得不控制投量，因而面臨較大的市場需求壓力。今年一季度，我縣各銀行業金融機構新增貸款中，除農行、城商行和農村信用社是增加外，其他銀行均為下降，而且農村信用社增速過快。這都是由于信貸資源投放在各銀行業金融機構分擔不均衡造成的，導致了信貸需求一邊倒的情況。

（三）資產質量潛在隱患及風險。各銀行業金融機構盡管對信貸投量有所限制，但存量貸款質量依然可能因各種原因而存在隱患。例如，工行雖然去年在政府大力支持和各家銀行共同努力 下銀華公司不良貸款得到轉化，但公司貸款質量還未得到根本性轉變，加之*通公司和**公司到期還貸存在不確定性，因而支行資產質量還存在一定隱患。又如，我縣農村信用社雖然采取了各種強有力措施清收不良貸款，但是由于不良貸款形成原因復雜，清收工作的難度越來越大，不良貸款占比仍然較高。

三、工作措施

20xx年是實施“十二五”規劃的開局之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取向要積極穩健、審慎靈活；重點是更加積極穩妥地處理好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調整經濟結構、管理通脹預期的關系，加快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把穩定價格總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保持經濟平穩健康運行。人民銀行工作會議提出了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的主要任務，即：穩物價、促轉變、防風險、推改革。下一步，要進一步落實好穩健的貨幣政策，充分發揮金融在支持經濟結構調整中的重要作用。要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一）繼續認真貫徹執行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信貸投量適度、節奏合理。貨幣政策由適度寬松轉向穩健，是宏觀政策導向的一個重要變化， 正確把握和貫徹落實穩健的貨幣政策，努力確保貨幣信貸的增長能滿足保持經濟平衡較快發展、促進經濟結構調整的需要，支持實體經濟加快增長。密切關注信貸投放變化，合理把握放貸節奏，注重保持信貸投放的均衡性和穩定性，防止信貸投放大起大落。更加注重信貸資金投入產出的效應，進一步提高信貸資金的使用效益；更加注重信貸的質量，防止被挪用或違規進入股市及房地產，確保信貸資金真正流向實體經濟。

（二）努力深化金融服務，切實增加對實體經濟的信貸投入。一是要有效增加中小企業信貸投入。繼續積極拓展信貸支持中小企業的金融產品和服務方式，通過深化中小企業信貸制度和管理模式改革，建立信貸支持中小企業的長效機制，簡化貸款方式，足量安排信貸資金，重點滿足企業基本面比較好、有競爭力、有市場、有訂單但暫時出現經營困難或財務困難的中小企業的融資需求。二是要加大金融支持"三農"力度。要做好以農田水利為重點的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相關金融支持，提高農業基礎設施貸款的比重。農村信用社要充分發揮農村金融服務主力軍作用，多方位加大對新農村建設的信貸支持力度，力爭做到"三農"貸款增量高于上年，并在貸款額度、期限、利率、程序等方面更好地滿足"三農"需要。根據形勢發展和市場需求創新各類金融產品，發展適合"三農"特點的各種微型金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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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場的存在與發展歷史悠久，但是與其他自然學科相比，在對數學的運用方面，一直都進展緩慢。這種滯后的進展來源于多個方面，但最為主要的方面在于，金融交易活動中存在的大量不確定因素，其中人的因素占據了大部分，諸如心理因素等，都造成了金融工作環境中的復雜特征，進一步妨礙了金融領域中數學參與的進展。

一、金融數學的概念與應用

隨著金融體系自身的發展，現代金融理論已經不同以往而成為一個獨立學科。與傳統的金融體系相比，現代金融學開始將諸多學科包容到這一體系中來，其中不僅僅有經濟學和數學，也包括了諸如心理行為學和社會學等，在重視人的心理以及行為變化的基礎上，開始采用數學的方法展開對于金融學的分析。而所有這一切，都在20世紀后期不斷涌現出來，一方面，更多的適當的數學方法開始應用在金融問題的解決方案中；另一方面，這些金融問題也向數學和統計學提出了實踐環境中極具價值的研究方向。這樣的推動力量，促成了金融學和數學的融合，并且逐步形成新的學科，即金融數學。在這個新的學科領域中，現代數學工具的大量應用成為不容忽視的特征，并且進一步推動著金融與數學的融合，并且數學的相關理論與方法，為金融學的發展提供了不容置疑的支持。

從廣義的角度看，金融數學是指應用數學理論和方法，研究金融經濟運行規律的一門新興學科，而從狹義而言，其主要作用于不確定條件下的證券組合選擇和資產定價理論。從應用特征和方法的角度看，金融數學通過隨機控制、分析、微分、規劃、統計、非線性與線性分析等方法，來處理金融環境中收益優化以及風險控制等方面的問題，并且用于處理在金融市場存在失衡特征的情況之下，實現金融風險的綜合管理。具體而言，金融數學的應用領域包括如下兩個主要方面。

首先，在金融投資與收益的應用方面，任何與預期實際收益存在的偏離，都可以視為金融風險，必然會對發展構成進一步的影響，通常會選用不確定行數學方法和確定性數學方法來實現對于金融風險的測度。在這樣的數學體系中，不確定數學理論負責將投資期間可能損失或收益抽象的隨機量，借助方差、數學期望與標準差進行衡量，而確定性數學方法則借助于風險環境中各項指標確定數學變量，并且進一步利用相互關系把數學公式、函數、模型表示出來，最終實現對于風險的控制，協調交易市場環境。其次，數學在金融預測與決策的應用同樣不容忽視。考慮到金融交易中存在的不利因素，對未來的通脹率、存款余額、保貼率進行有效的預測，對于決策者的決策優化有著不容忽視的積極價值。對于這一方面，通常會采用最小乘二、修正指數、二次、一次、三次指數、三點法、兩步預測、曲線預測等方法來展開預測，并且采用諸如邊際分析、無差異曲線、規劃決策、極值選優、最小成本、最大產量、期望值法等來實現決策支持。

二、金融數學的理論框架與應用

從金融數學內部方法應用的角度看，其所涉及到的數學工具種類繁多，并且在研究領域各有所長，諸如隨機分析、微分對策、隨機控制、數理統計、泛函分析、數學規劃、鞅理論、倒向隨機微分方程、非線性分析、分形幾何等都是該領域中常見的分析方法。甚至于在當前信息技術空前發達，計算機運算能力不斷提升的整體背景之下，神經網絡以及人工智能等更為復雜的邊緣學科，也開始出現在金融領域之中，在期貨市場的仿真研究中，遺傳算法也因此屢見不鮮。對于這樣的應用，金融數學領域中的應用，共同構建起了其框架結構，并且產生了金融數學在應用環境中所產生的若干分支，包括現代證券組合理論、套利定價理論、資本資產定價模型、利率期限結構理論、套期保值理論以及期權定價理論等幾個主要方面。

限于篇幅因素，本文僅對常用的數學方法中的不確定行數學方法和確定性數學方法的應用進行闡述。由于這二者主要用于實現金融投資風險的控制以及收益的化，因此在金融環境中的應用最為頻繁，其發展也相對成熟。

確定性數學方法主要負責通過對金融投資環境中的各種風險因索確立起評估指標，并且展開進一步的分析，最終將這些因素，以及其中相應的關系抽象成確定性的數學變量和計算公式或數學模型，然后通過數學演算得出數值結果，用以衡量金融投資的風向。債券收益率、債券價格、股票價格和股票指數是投資風險分析的常用指標，都是確定性數學方法應用所產生的綜合性評價結果。但是如果只是采用確定性數學方法，是不能夠準確對所有的風險因素以及其間的復雜關系展開全面切實的描述的。因為在金融環境之中，不確定的因素太多，并且想要對一個金融系統進行深入的分析，首先應當劃定對應的研究目標系統邊界，而這個邊界的確定，以及對邊界內部變量的確定，其準確程度本身都會存在偏差。因此不確定性數學方法，從統計的角度，形成對于確定性數學方法的有效補充，意義重大。不確定性數學方法通過注入概率論、數理統計、隨機過程等方法展開，其最基本的應用在于將投資過程的可能損失或收益率抽象為隨機變量， 然后用數學期望和方差或標準差來度量可能損失或收益率的平均值和波動性，并且進一步實現降低風險的目標。

三、結論

對于金融領域中數學方法的應用，在近年來得到了廣泛關注，并且取得了長足進展。除了上述方法以外，馬爾可夫預測法以及卡爾曼濾波法等，都從不同的角度發揮著作用。實際分析工作中，數學的價值已經毋庸置疑，得到廣泛認可，未來的發展，必然會沿著這個方向不斷深入，為金融領域的控制提供堅實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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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提出與文獻綜述

在眾多經濟學重要課題中，金融進步和經濟發展存在的爭議問題，受到經濟學家的關注。在理論方面和實證層面上，都影響著對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理解和處理。

從理論層面分析，早期的古典經濟學家與新古典宏觀學派認為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沒有因果關系，貨幣金融變量對于實體經濟而言只是一層面紗。金融發展處于“供給主導”地位。

在實證分析上，Goldsmith在《金融結構與金融發展》中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跨國的比較分析，對這一領域進行了開創性的研究，結果表明金融進步和經濟擴大化之間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因此，從目前的情況而言，關注金融進步和經濟增長之間的因果關系有著重要的政策意義，尤其是對于發展中國家。本文將基于國內專家的理論研究和實踐研究，對國內目前金融行業發展與經濟之間存在的辯證研究。

二、實證分析

（一）指標與數據

衡量金融發展，國際上通用的標準：麥氏指標（M2/GDP）和戈氏指標（全部金融資產/GDP）。戈氏指標別稱是金融相關比率（FIR）。許多學者選擇這兩個指標進行實證分析，這兩個指標局限性在于都僅僅測度的是金融規模，實際上并不能完全代表金融發展程度。馬正兵（2008）據此應用第一組數據與經濟增長向量開展典型相關分析，構建了一個金融發展指標=1.2015×M2/GDP―0.0465×PRIVATE―0.2248×SVT/GDP，應用路徑分析方法探討了我國金融發展作用經濟增長的效應和路徑。本文將應用馬正兵（2008）所構建的金融發展指標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進行協整分析與格蘭杰因果檢驗。

對于經濟增長指標的選取，回顧歷年文獻，之前的學者有選擇GDP、GDP的增長率或者人均GDP的。本文選擇人均實際GDP作為衡量經濟增長的指標變量。

考慮到我國證券市場發展較晚及部分稻2009年之后缺失，我們采用數據樣本區間為1992-2009年。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及《中國金融年鑒》。為了實現除去不穩定的時間序列的不同方差情況，同時實現變量間的彈性系數，對人均實際GDP和金融發展指標進行自然對數變換，分別用LnARGDP和LnFD來表示。應用Eviews軟件對數據進行處理。

（二）單位根檢驗

如果變量之間的信息在產生中是不穩定的時候，我們需要對這兩個不平衡的時間程序做回歸分析，這樣對導致虛假回歸情況的存在。因此，在進行檢測以前，對這些時間程序進行是否平穩進行檢測。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采用ADF方法對lnARGDP與lnFD兩組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經檢驗，lnARGDP和lnFD均為I（1）過程，符合協整檢驗的條件。

（三）協整檢驗

本文在這里采用E-G兩步法協整檢驗來分析人均實際GDP和金融發展之間是否存在著長期均衡的關系。

第一步，對同屬I（1）過程的lnARGDP和lnFD兩個變量的時間序列采取最小二乘估計（OLS），模型的估計結果為：lnARGDP=7.9594+0.8380lnFD

（87.9838）（4.0788）

R2=0.5097F=16.6362

第二步，對上述模型的殘差e進行單位根檢驗，仍采用ADF檢驗，人均實際GDP和金融發展之間存在著長期均衡的關系。方程回歸系數表明，金融發展對人均實際GDP的彈性為0.8380，即金融發展深化1個百分點，人均實際GDP可增長0.8380個百分點，這說明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顯著。

（四）格蘭杰因果檢驗

1988年格蘭杰提出的因果關系檢驗模型為：

[Yt=α+i=1mβiYt=i+j=1nγjXt-j+μt]

上式中：Xt，Yt分別代表兩組變量Xt-j為Xt的滯后值，Yt-i為Yt的滯后值，α是常數，βi，γj為回歸系數，μt為隨機誤差。

零假設檢驗為Ho：“X不是引起Y變化的原因”，如果系數γ1，γ2，…γn中至少有一個顯著不為零，則拒絕零假設，接受“X是引起Y變化的原因”。

對兩變量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發現lnARGDP和lnFD存在著單向因果關系，即金融發展是經濟增長的原因，但人均實際GDP的變化對金融發展的深化沒有統計意義上的因果關系。當前情況是金融進步和經濟發展之間相互聯系，維持長時間的相互平衡。金融發展幫助經濟發展，在另一方面經濟進步沒有給金融發展提供較為明顯的推動作用。

三、結論與建議

本文通過采用協整分析與格蘭杰因果檢驗研究了國內經濟發展和金融進步之間聯系，中國在上世紀末到本世紀初的近二十年期間存在從金融發展到經濟增長的單一因果關系。我們的結論支持了“供給主導”的理念，就是金融的進步幫助了經濟的發展，而不是經濟發展對金融服務的被動體現。

通過以上分析，金融進步應該得到政府的足夠重視，為了維持國內經濟的不斷進步，有必要進行金融行業的改革，保持金融行業規模的擴大，推動金融結構優化，改善金融效率，維護金融安全穩定，充分發揮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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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金融危機；背景；金融商事；規范

金融危機對于世界的影響較大，對于一個國家及社會影響更大，2008年美國爆發的次貸危機引起的金融危機給世界經濟帶來嚴重影響，至今都沒有完全消除。自金融危機帶來影響的角度進行分析：回顧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及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甚至其他的較小影響的金融危機的主要發生根源是，金融的發展離不開法律的保護，尤其是在金融快速發展的今天，相關的企業和個人均需要在法律的保護下，進行各種交易和各種性質的金融投資行為金融產品的交易及產品失常的開發均基于私法自治決定的，因此市場風險傳染和積聚導致全球反復發生金融危機甚至爆發不同程度的經濟危機。

一、金融主體經濟內涵及忖量

商主體是依據法律規定參加商業事物時建立同法律關系，可以以個人的名義，也可以以集體名義參加，但在參加商事的同時也享有應盡的義務和權益，也同樣承擔在商事中應承擔的法律責任。商法中的主體概念規定相對狹隘，指的是商事中的實施商業行為人，沒有包括商事活動中的生產者和終端消費者。在進行商事活動中可以是經營個人、合伙人、商法人的情況，除了形式不同但性質是相同的，均為法律意義上的承擔法律責任、負責法律義務的主體，但主體的擬定均需要國家及相關部門的認定和授權，因此從商事主體規范的性質上分析，不論形式商主體的商事規范的本質具有私法性質，僅僅符合商事主體的法律要求會被授權和準予注冊，在金融領域中因經濟社會的深度不用、范圍廣泛，實施商事的主體和進入金融的形式也不同，因此在金融市場中的商主體也不能完全依據其他領域商事主體的規范進行要求，應加強金融市場商主體的公法性。

二、金融商客體的經濟法研究

在金融的發展中傳統上主要以發展商業交易為主，主要形式是以貨幣兌換的形式為主，在金融的發展中逐漸增加了金融產品，主要為證券、貨幣、基金、期貨、保險等各種金融衍生產品，因此金融市場的客體商事規范就是指在金融產品的發展中應符合金融產品市場的準入標準[1]。在市場發展經濟的大環境下，依據商事規范的基本含義，是指各種形式的金融產品開發，在法律沒有禁止和明確規定下，金融市場的自主開發和衍生相對來講較為多樣的金融產品來滿足于社會金融市場發展的需要。從這個方面進行分析相關的金融產品中對于新產品的開發實質具有一定的私法自治性質，不需要國家金融法律的規范和約束。所以在商事產品的發展中大部分產品均由商人自治，但伴隨各種金融產品走入社會同時不斷的發展情況下，則需要滿足于國家金融法律的規范，需要符合相關法律規范的標準，因此在市場客體的發展中遵循的法律規范則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規范性，同時設計經濟法和商法兩個方面，一個是商法屬于私法自治的范圍，一個是經濟法屬于公法干預的范圍，因此所有金融產品不論主體或是客體產品實際意義上均應符合商事規范標準，同時進出現在產品開發的范圍，不屬于非市場準入的范圍，市場準入應為經濟法規范領域，在經濟發保護的范圍內金融產品的開發和發展及市場準入是同步進行的，其具有的同步性應符合商事規范，同時也符合市場經濟法[2]。在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環保政策、土地政策，效益可觀、風險可控的前提下，堅持優質客戶優先的總體原則。即在行業組合風險控制中優先滿足優質客戶授信需求。目前，行業政策的重點仍需積極關注國家必須掌握和控制的兩大領域：一是國家安全和經濟命脈領域，包括電網電力、石油石化、電信、煤炭、民航、航運等六大行業；二是國家基礎性和支柱產業領域，包括裝備制造、汽車、電子信息、鋼鐵、有色金屬、化工、勘察設計、科技等行業。上述基礎性和支柱性行業中的優質龍頭企業及其上下游客戶，都可作為各家銀行積極開展信貸金融和金融創新業務發展的重點對象。

三、金融商行為的經濟法完善措施

市場的交易屬于典型的商業行為，國家在交易行為的定義中，明確交易行為為法律規范的典型商事規范，規范中明確公平觀念、自由交易觀念，明確市場主體中基于私法自治從事交易行為，并為交易行為而確定交易市場和創新交易方式金融市場的交易行為是一種服務性商行為，是指為了融通資金并提供交易安全保障而進行的商事交易行為，屬于第五種商行為。金融市場中的交易同其他交易有所區別，因提供金融服務的中介機構的商業行為，應具有一定的安全性和穩定性，也是商業行為中最為重要的因素[3]。

（1）在金融商業主體中，相關主體的商事規范一般指的是商業法律意義上的商事規范，因相關主體間具有從事自由交易、自治能力。比如在銀行的日常工作中，銀行間的拆借就屬于自由交易的行為范圍，但在金融商業主體同普通的金融投資者進入證券市場進行證券交易時，這種自由交易的形式是不被商業法規范所準許的，因在交易中金融商業主體存在一定的優越性，在自由交易的過程中會將商業風險轉移到普通的金融投資者身上，因此在證券市場的交易中商事規范應符合經濟法的相關規定，同時貫穿于整個交易過程，交易中還應遵從政府干預。

（2）金融主體同非金融主體的交易中，其間的交易行為不能完全遵循商事規范，因在此交易過程中，金融主體處于強勢地位，非金融主體處于接受安排位置，因此在交易過程中導致非金融主體進行經濟發展的主動性降低，從而導致金融主體受到影響；但在非金融主體處在優勢地位情況下，金融商主體會發生惡性競爭情況，從而導致金融風險發生，因此在我國經濟發展的今天應注意上述情況的發生發展，一旦具有可預見性及時給予適時的干預[4]。

（3）在非金融商主體間的交易中，在完全自由形式的交易中，非金融主體均可以自由交易手中的金融產品，交易的數量和價格可依據雙方協商進行確定，在不完全自由交易的過程中，政府的干預介入具有一定的必要性。比如在我國金融市場交易不完善的形勢下，出現了較多的黑錢莊、高利貸等非正式的金融市場，但地下錢莊和高利貸的交易屬于自由交易的范圍，符合私法自治的范圍和標準，但存在一定的安全隱患和問題，這種形式金融交易形式，是在我國金融市場發展還沒有完善的情況下具有一定必然性，因此我國運用了政府干預和介入的方法進行管理，幫助和促進金融市場的完善，所以即使在金融市場的交易中第三類交易的行為，尚不完全屬于商法意義上的范疇[5]。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的不斷發展，相關的交易市場及交易形式，還需要國家的公法干預和管理，依據交易市場的情況形成原理，大部分市場交易完全依據私法自治衍生的，由商品的交易就會形成市場，金融市場的產品發展和開發不能完全自由化、私性化，因此在準予金融產品的開發中，還應對產品進入市場后可預見的問題進行相關的整理和分析，及時給予干預和管理。同時相關的金融產品的開發和形成因符合于國境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主要由市場格局決定，同時不能放任金融市場設立完全自由，如果自由設立金融市場則會導致金融市場產品各式各樣，引起金融市場的規范性受到破壞，使金融市場不能得到完善，因此我國目前在完善金融市場的同時，在考慮設立各類期貨市場，我國還處于一個經濟發展中的國家，大部分的金融市場還需要國家的幫助和管理，因此在金融市場的設立和發展中，國家的干預和管理對于金融市場的完善至關重要[6]。

四、結語

在金融市場的商主體、客體和行為中，在金融這一領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尤其是處于發展中經濟的我國金融市場，還有待進一步的規范和穩定發展，同時不能夠過分的要求我國金融市場中商事規范中私法性是不合理的，反之，對于我國金融中商事規范應更加具有廣泛性和具有特色性，主要是從經濟發展的角度去思考。同時這種思想也不是完全的排斥商事規范中的私法性質，主要在對私法性質中的研討要考慮到幫助和促進我國經濟金融的穩步發展這一重要因素，同時在商事發展中應重視國家干預，同時應在完全市場化背景下進行商法私法性質和金融法的論證和研究，對幫助我國金融市場的發展和進步具有重要的推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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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樣的金融危機

從中國煤炭行業發展的歷史來看，東南亞金融危機發生后的幾年（1998~2002），中國煤炭行業確實陷入了困境，那幾年中國煤炭行業的日子很難過。但是除了這幾年外，歷史上中國煤炭供應一直處于緊張狀態，看看解放后中國歷屆政府工作報告，都把能源（中國主要是煤炭）列為重點發展行業。為什么東南亞金融危機后的幾年時間里，中國煤炭行業會陷入困境呢？主要原因是東南亞地區是我國主要的貿易伙伴，東南亞地區的金融危機使當地經濟發展速度大減，需求大減，因此直接影響我國的出口，從而影響中國的經濟發展，影響對能源（煤炭）的需求，致使東南亞金融危機后的幾年時間里，中國煤炭行業陷入困境。目前，我們遇到的不是亞洲金融危機，而是美國金融危機，因此，中國現在的處境應該和當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類似，因為目前美國是中國主要的貿易伙伴，美國的金融危機使得美國本國以及世界很多地方經濟發展速度大減，需求大減，因此直接影響中國的出口，從而影響中國的經濟發展，影響對能源（煤炭）的需求。從這個角度來看，這和當年的亞洲金融危機類似，因此，未來中國煤炭也有可能陷入困境。但是，我們還要看到這次美國金融危機與當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的不同之處：當時的亞洲金融危機是資金從亞洲市場抽走，資金外流，造成亞洲經濟的衰減。對于亞洲國家來說，他們沒有“世界貨幣”發行權，資金抽走直接導致該地區貨幣供應緊張，造成該地區經濟運行中的資金鏈斷裂，后果是直接導致該地區經濟的衰減，從而影響需求、影響貿易伙伴國（中國）經濟的發展，導致中國能源（煤炭)需求的減少，引起我國煤炭行業陷入困境。而這次美國金融危機與當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有很大的區別就是———美國在世界金融體系當中扮演著最重要的角色，美國政府是利用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特性，大量發行美元，美元就會貶值，就會形成全球擴張性的貨幣政策。這是與東南亞金融危機的不同之處。從這次世界主要央行聯手降息和我國推出“兩降一免”政策可以看出，全球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已經開始。經濟學的常識告訴我們擴張性的貨幣政策的后果是促進經濟的發展或者說是阻止經濟發展速度下滑。

2009年煤價下跌幅度不會大

種種跡象表明，當前正在蔓延的金融危機給我國煤炭行業造成較大影響。從中國的能源消費結構來看，煤炭對于中國來說具有特別意義。在近一階段世界能源消費構成中，原油、天然氣和煤炭三大能源各占30％左右，而對于中國來說，煤炭卻提供了70％左右的能源和60％以上的化工原料。中國是以煤炭為主要能源的少數國家之一，因為中國是石油、天然氣及水資源等相對貧乏的國家，煤炭在以后數十年里仍將作為中國比較現實的和不可替代的能源基礎。因此，煤炭對于中國來說具有特別意義。同時，國家正準備對能源價格進行改革———市場化。事實上，2008年兩次對電價的調整就是能源價格改革的鋪墊，在這樣的背景下，供求關系成為煤價走勢的主要決定因素，目前我國電煤合同價格依然較低（與市場價差200元左右），未來與市場價格接軌是大勢所趨，在這種情況下，2009年電煤合同價格再漲15％左右是沒問題的。中國煤炭市場化促使煤價上漲。2007年，國家徹底取消延續了50多年的由政府組織產運需企業召開訂貨會的做法，由供需雙方企業根據市場供求關系自主銜接資源、協商定價的機制。雖然在2008年國家還兩次對煤炭價格進行限制，但是這兩次限價是臨時性措施，主要是當時CPI漲幅太大和保奧運會的穩定。對于市場煤（非合同煤）來說，2009年價格雖有調整，下跌幅度也不會很大，依然會在高位運行，市場煤（非合同煤）2009年全年平均價格應該還會高于2008年全年平均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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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832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6）030-000-02

引言

金融套利行為是金融經濟中常見的現象，其主要指的是金融市場主體利用金融的不均衡而進行盈利的行為。一方面，金融經濟中的金融套利行為可以加速金融市場的運行，但是另一方面，金融套利行為也有可能給金融市場的正常運行帶來嚴重的不良影響[1]。因此，金融監管人員必須要做好金融套利行為的監控工作，保證金融套利行為的合理性和規范性，穩定市場運行秩序。以下本文就金融經濟中的金融套利行為進行了簡單分析。

一、金融經濟中的金融套利行為概述

金融套利行為主要是圍繞資產價格而言的，指的是金融試產主體利用資產的非均衡性，從中獲取利潤的金融市場行為。現代金融學對于套利行為的解釋較為多樣，有人認為金融套利行櫓皇且恢紙鶉謔諧〉耐蹲屎陀利行為，且沒有任何付報酬的可能性[2]。因此，我們可以看出，金融套利行為具有三方面的特征：第一，正收益，即沒有付報酬；第二，無凈投資；第三，風險性較小或者說完全沒有風險。

事實上，金融市場中不僅存在金融價格套利行為，也存在著其他方式的套利行為。例如，我們所說的將重稅負轉移到低稅負的做法，就是金融經濟中的稅收套利行為，而在保險公司中，也存在將高風險進行轉換和運作的行為，我們稱之為風險套利。此外，套利行為還包括監管套利行為、交易成本套利等。這些套利金融套利行為實際上均是金融市場主體在各個方面尋找差異，即非均衡性的行為，可以保證自己在金融市場中的優勢地位。此外，就金融套利行為的凈投資和風險而言[3]。雖然從理論上來說，金融套利行為是無風險和無凈投資的行為，但是實際上，金融套利行為也存在一定的風險，當然也是需要一定的凈投資的。例如，金融主體在套利過程中必然會引起市場的摩擦，而這些市場的摩擦就會產生連鎖的風險反應，如信用風險、市場波動風險以及流動性風險等。而一旦產生風險，金融市場主體為了獲得更高的盈利就必須要動用自己的資金進行投資，這樣就不可能是無凈投資。因此可以看出，理論上和實際上關于金融套利行為的風險和凈投資問題是由差別的，現實生活中的金融套利行為需要一定的凈投資，且具有一定的風險。

因此可以看出，金融套利行為在狹義上指的是簡單的金融價格套利，屬于投資策略的一種，而廣義的金融套利行為就包括各種金融市場主體利用非均衡性獲取利潤的行為。

二、影響金融套利行為的主要因素

1.市場環境因素

從狹義的角度來說，金融套利行為屬于一種普遍的投資行為，其屬于金融市場運行中的普遍形象，對市場環境的依賴性較強。因此，金融經濟中的金融套利行為究竟如何變化主要還需要看金融市場的運行情況，金融市場發生了變化，金融經濟中的金融套利行為也必然會出現相應的變化。因此，我們可以發現，市場環境是影響金融套利行為的重要因素。第一，市場經濟形式的變化增加了我國金融投資工具的多樣性，從而豐富了金融套利行為的類型和方式，給金融套利行為主體提供了更多的選擇[4]；第二，金融市場的開放性和自由性加速了資本的流動性，而市場一體化的發展也使得我國金融市場監管力度逐漸減小，金融市場主體在投資過程中和套利過程中所需要的成本降低，市場間的摩擦也逐漸減少，套現利潤增加。當然，從另外角度上來看，金融市場管制的松懈以及市場的不斷發展也使得我國金融市場的競爭壓力逐漸加大，各金融市場主體要在更加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獲得更多的利潤必須要采用更加有效的方法和措施。

2.科技因素

隨著時代的不斷發展，科技的發達逐漸影響到各行各業。金融市場的運行和金融套利行為的出現與科技的發展不無關系。現代社會中的金融套利行為均需要金融套利行為主體利用先進的科學技術對套利的行為和影響因素進行綜合分析，然后根據分析的結果進行投資和套利[5]。可以說，科技越發達，對金融套利行為越能夠進行精確的分析和預測，主體能夠獲得的利潤就越豐富。此外，利用高科技進行金融套利還可以節省大量的套利成本，有助于增加金融套利行為主體的盈利。因此，科技因素也是影響金融套利行為的重要因素。

三、管理金融經濟中金融套利行為的建議

1.加強基礎設施建設

市場摩擦較大是我國金融市場發展中存在的重要缺陷，因而容易加大金融套利行為的風險。市場摩擦較大主要與政府的監管制度有關。政府對金融機構的外匯、利率以及業務范圍等進行監管會直接導致資本市場的資產流動受到限制，從而影響資產市場有效價格的形成，加大金融套利行為的風險。而另一方面，市場的制度管制也加大阿勒對市場的限制，導致了套利成本的增加，制約了金融套利行為的發展。因此，政府必須要加強金融市場的有效管理，為金融套利行為創造有利的條件，盡量消除市場的摩擦，降低金融套利行為的風險，促進金融套利行為的正常發展[6]。首先，政府需要加強對對金融市場的基礎設施建設。金甌讓市場的基礎設施建設指的是金融套利行為的物質建設，如完善金融市場中國金融套利行為的網絡系統，為金融套利行為提供技術和通訊支持。金融市場的運行以及金融套利行為的發展需要依靠功效的網絡系統，政府加大對這方面的投入不僅可以提高市場金融交易的時效性，還能夠避免較強的市場流動性，有助于降低金融套利行為的成本和風險。

2.加強法制建設

現代市場的自由化程度決定了金融套利行為中的風險性，為了加強對金融經濟中金融套利行為的監管，政府必須要建立有效的反饋機制，加強對金融套利行為的金融監管。在此基礎上，政府再進行金融自由化進程的推進，加強法制建設，可以實現市場資產的自由流動，為金融套利行為和市場的正常運行奠定基礎。法制建設是加強金融套利行為監管的必要手段，政府應該要針對當前我國金融套利行為中的步伐行為，不斷完善法律法規建設，加大對金融犯罪行為的打擊力度，規范金融市場的競爭秩序。

3.加強市場主體建設

加強市場主體建設主要針對的是我國金融套利行為的主體以及相P投資者。當前我國的金融市場是半自由發展狀態，四大國有銀行在金融體系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壟斷現象嚴重，其他的金融機構近年來也獲得了一定的發展。從這一角度來看，我國的金融市場在競爭性方面還存在較多的問題。銀行的壟斷導致我國金融市場處于半壟斷半競爭局面，競爭性不足將會導致競爭性市場運行受到限制，因此，政府應該要加強對股份制以及非公有制銀行的政策鼓勵并加強對國有金融機構的產權改革，建立健全現代化的金融企業制度[7]。此外，政府還應該要加強對金融投資者的重視，采用有效的政策扶持手段，對金融套利投資者進行積極的培育，并加強貨幣市場建設，拓展融資渠道。當然，要加強市場主體建設也必須要求企業和政府能夠加強對人才培養的重視，以更多專業的人才進行金融套利行為的參與，才能夠更好地保證金融市場有效運行。

四、結語

綜上所述，廣義的金融套利行為指的是各種金融市場主體利用非均衡性獲取利潤的行為，屬于投資策略，根據當前我國金融經濟中的金融套利行為分析可知，影響金融套利行為的主要因素主要有市場環境因素和科技因素兩種，要加強對金融經濟中金融套利行為的監管必須要求政府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加強法制建設，并加強市場主體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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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發展需要既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又要具有資源環境的可持續性，因此，綠色發展成為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內容。現代金融作為經濟的核心，在引導資金的流向、促進資源優化配置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綠色金融是通過金融活動引導資金流向綠色產業和采用綠色環保方式從事生產活動的企業，實現金融支持綠色發展的目的。通過發展綠色金融，首先是帶動社會資本的投入，特別是通過一些國內有較大影響力的主要金融機構的投入，有利于形成資金的示范效應和聚集功能，支持綠色企業的生產經營。同時，利用金融手段，有利于推進形成綠色產業發展和投入綠色產業的資金獲利的雙贏局面，引導金融資源在市場化條件下的合理配置，形成有競爭力的綠色產業和綠色發展型經濟。

一、綠色金融發展的驅動因素

金融推動綠色發展，需要遵循金融企業的商業本質。在市場化的經濟體系中，相關經濟主體的行為都可以從成本與收益的比較中來找到其行為動機。對金融企業來說，其基本的行為邏輯就是，投入綠色發展中的資金所取得的凈收益，至少應該是同樣資金投入其他用途時取得的收益相當。在金融企業的資金投入中，投入方式主要有貸款、債券等債權方式和買入股票等股權投入的方式。兩者對接受資金企業的影響是不同的。貸款、債券等債務性融資方式中，金融企業承受資金風險收取利息，對企業經營管理不參與，不享有對企業的剩余索取權。由于存在信息不對稱，金融企業在資金投入前都要進行審慎的評估，確保債權的本息安全收回是資金投入前最重要的考量。而在股權融資方式中，金融企業可以通過投票等機制干預企業的管理，并且具有對企業的剩余索取權，投資對象的經營管理情況與投資人的利益直接相關。與上述兩種不同融資方式相對應，金融企業的收入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第一是來自于提供債務性融資工具所取得的利息收入。第二是來自于股權投資方面的分紅和套現的溢價收入。綠色金融發展的標志之一是有眾多金融企業的參與，參與的企業多了，綠色金融的供給才會增加，融資品種才能更加豐富。而這又取決于各相關經濟主體對上述兩種融資方式的成本和收益考量。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綠色金融發展的驅動因素在于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綠色金融需求規模。這里的綠色金融需求是指能夠滿足金融企業成本收益核算要求的需求。在同等收入和成本的情況下，需求規模越大，綠色金融的供應越高。對金融企業來說，具有經濟可行性的需求，首先是選擇余地增加;其次，數量的提升，本身也帶來規模效應。當然對了綠色金融需求的滿足程度，還要受到金融企業自身的資金來源限制。二是資金進入綠色企業的預期收入高低。預期收入越高，當然金融企業越愿意投入。綠色金融的供給與預期收入呈正比。三是從事綠色金融活動的成本。包括資金成本、日常管理運營成本等。綠色金融的供給與成本負相關。四是風險。理論上風險也可以歸入成本來考慮，即風險成本。資金投入綠色企業之后可能造成本金的損失，對提供綠色融資的金融企業而言就是一種成本。風險越高，在一定的風險偏好下，投資意愿就越低。

二、從綠色金融需求端的分析

綠色金融的需求端，就是需要資金的從事綠色生產經營活動的企業，與提供綠色金融服務的經濟主體共同組成綠色金融市場的供需雙方。在實際經濟活動中，由于綠色產品和服務往往具有公共產品的性質，或者說，在環境保護等相關方面，市場并不會自動的導致每個企業在追求盈利的同時去顧及到生態環保等方面的要求，除非是有強制的要求或在經濟上的激勵約束措施。因此，發展綠色金融在需求端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在保護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正常市場動機之下，促使其兼顧綠色發展要求。這個問題也要從綠色企業的成本和收益比較角度來進行分析。企業愿意開始綠色生產或投資綠色項目，需要外部市場和政策法規方面具有促進其提高收益、降低成本或同時提高收益降低成本的影響因素。從對應綠色金融供給的角度，影響需求端的因素主要包括:

1、綠色金融供給。通過增加綠色金融供給，能夠改善綠色企業獲取資金的成本和便利條件。綠色金融的供給，有兩個渠道:一是增加原有金融機構綠色資金供給的數量和比例;二是發展專業的、更多的綠色金融機構;三是通過金融市場引導更多的社會資本進入綠色企業。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綠色資金的需求量已經越來越大。據人行綠色金融專業委員報告，為達到既定的綠色發展目標，今后五年中國在環保、節能、清潔能源和清潔交通領域的年均投資總量至少為2萬億元。此外，在未來十年中綠色城市的建設還將帶來每年約4萬億元的資金需求。但是，在實際經濟活動中支持綠色發展的金融機構的數量和機構種類不足。社會上專業服務綠色企業的金融機構很少，部分銀行雖然聲稱開展綠色信貸，但實際上無論從專業要求還是投入數量方面都還有限。更主要的是，如果僅僅要求國內主要銀行從社會責任角度來支持，而不是從完善商業機制方面進行根本性的制度安排，并不是一種可持續的方式。

2、綠色金融市場機制建設。這也是從降低籌資成本的角度來考慮的，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需求端本身的經濟可行性。許多綠色項目屬于非盈利性或盈利性較低的公益性項目或準公益性項目，項目實施周期長、收益低、風險高，需要在公益性和盈利性之間尋找到平衡，這難以對以盈利為目的的金融企業產生足夠的吸引力。二是交易渠道和工具的限制。間接金融市場如銀行貸款等需要滿足銀行的評估要求，而直接融資市場規模小，同時，相關的融資工具缺乏，對大部分企業來說融資工具的選擇余地仍集中在貸款等少數傳統債務工具上。

3、配套的推動綠色發展金融政策法規。政策法律的規定會影響到綠色資金的供需雙方。從供給方來說，我國綠色環保產業發展還不成熟，總體體量小，且存在著初始投資大、投資回報期長、行業收益率偏低等諸多問題，金融企業開展綠色金融，離不開國家政策的大力扶持，如對金融企業支持綠色產業項目給予適當的風險補償，在稅收等方面給予一定的優惠等。從綠色企業的角度，除了法規上的強制要求外，還包括在政策對從事綠色生產的企業，可以采取對符合要求的企業給予稅收、補貼等方面的優惠，反之則增加這方面開支的政策。此外，對一些公益性綠色項目，如何實現商業可持續，以吸引社會資金投入，也需要政府政策支持。

4、培育鼓勵綠色發展的民間力量。社會公眾作為最終消費者，他們的綠色發展、綠色消費意識能夠直接或間接影響到企業的成本和收益，從而使追求綠色發展成為企業經營目標實現的一個內生函數。如消費者對不綠色企業產品的抵制，就是通過影響企業收益實現而形成對企業的約束。如果消費者都認同使用綠色產品，則生產這類產品的企業將因此受益。

三、推動綠色金融發展的政策建議

綠色金融供需雙方的相互作用，決定了綠色金融發展的程度。因此，從影響供需雙方的各種因素來分析，要加快建立完善相應的政策支持體系。

1、增加金融支持渠道。一是鼓勵銀行、信托、保險等正規金融機構更多地參與綠色發展，提供綠色貸款、綠色信托、綠色保險等金融服務。二是建立專門支持綠色生產和綠色產業的金融機構，如鼓勵地方組建或與金融機構合作組建等方式，成立綠色投資公司、綠色產業發展基金等，調動社會資本，投資于綠色發展。同時，金融機構也不限于國有的金融機構，要調動民間資本的力量，形成合力;第三，要在主板和創業板的上市中對綠色企業的上市給予明確要求和支持，體現綠色發展導向，多渠道為綠色發展提供金融支持;第四，金融工具多樣化。要發展包括綠色債券、可轉換債、碳排放權交易、指數交易產品等，豐富金融工具種類，吸引更多綠色金融市場的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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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地廣物博，能源資源豐富，但人均擁有量卻很少，能源供應不足，價格上漲，為我國的經濟發展帶來制約。隨著我國工業經濟的發展，能源消耗不斷增加，其中煤炭的消耗量最為嚴重，然而再生能源，核能源消耗卻只占極小部分，由于我國對煤炭消耗巨大，從而導致煤炭排放量增大，我國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在全球居前列，對我國的環境造成了極大的污染。

1.2經濟發展結構不合理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快速發展，其中以第二產業最為明顯，然而我國第二產業的發展卻是處于全球價值鏈的底端，產品創新能力差，技術革新落后，是以能源消耗為代價的重工業的發展，對于國內的空氣污染、水污染、電污染有嚴重的后果，更是有不少發達國家打著以促進經濟發展的口號在我國國內辦工廠，對我國的能源和環境造成巨大的破壞。我國正處于向第一、第三產業轉型時期，優化我國的第一、第二、第三產業結構，促進信息、金融和科技的發展，而低碳經濟的發展對于促進第二產業重工業的技術革新，生產方式的轉變，減少煤炭能源的消耗，加大清潔能源的利用有重大影響。通過科研創新，實現高能耗向低能耗的轉變，由低技能向高科技的轉變，低碳經濟的發展對我國的金融業的發展，銀行、基金和證券的發展也有推進作用，促進第三產業的迅速擴大，推動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

1.3金融對低碳經濟發展支持的不足

金融在產業發展中處于核心地位，要實現低碳經濟的發展必須有金融的支持，金融機構可以通過杠桿和利益傳導機制等廣泛影響其產業主體的發展。低碳經濟現已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重大目標，為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提供了更大的發展空間和機遇。然而金融機構的定位和信息不健全等也無法與低碳經濟的發展相適應，導致科技的創新研發等都會遇到資金不足等問題。一些金融政策不完善，對于金融活動的支持度不夠，無法及時給予幫助和扶持，金融體系不健全，無法滿足低碳經濟的發展。

2金融對低碳經濟發展的措施

2.1政府政策的支持

我國是市場與計劃相結合的經濟體系，發揮“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政府要頒布相關的政策法規用以規范和激勵金融體系，通過政府引導對銀行等金融機構進行調整，給予低碳經濟項目資金支持，設立風險機制和擔保機制及政府國債等機制為低碳項目進行融資。

2.2完善金融體系的建設

我國的低碳經濟處于初步發展階段，可以借鑒國外的金融建設來完善我國的金融體系，要合理調整金融體系的定位，加強國際合作，樹立為低碳經濟發展的服務目標，加強銀行信貸和客戶之間的聯系，為低碳經濟項目提供更多的優惠政策，加大資金投入，更新技術，創新經濟發展手段，推出更多更利于小企業全方位發展的服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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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提出

20世紀60年代以來，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一直備受國內外經濟學家的關注。在關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研究中，越來越多的研究都表明，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呈正相關的關系，較快的經濟增長通常伴隨著較高水平的金融發展。然而在各個地區使用各種計量經學的方法得出的結論都不一致。本文在以往學者研究的基礎上，采用ADF檢驗、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與協整檢驗等多種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將金融發展的研究定格到地區層面，深入云南省，選取其金融和經濟發展的歷史數據，通過ADF檢驗、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和協整檢驗多種方法，試圖研究云南省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因果關系，以進一步明確云南省金融發展在經濟增長中發揮的作用，并以金融支持為研究視角探討云南省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思路。

二、文獻綜述

（一）國外研究現狀

關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相互關系，國外經濟學家已進行了較完備的研究，主要有如下幾種觀點：一是Goldsmith（1969）提出“優化金融資源配置，促進經濟增長。云南省金融機構通過優化金融資源配置，提升資本積累效率，提高資本的邊際生產率多方面加快和推動云南省的經濟增長。二是Bencivenga & Smith（1991）提出“金融體系的發展提供了風險分擔能力，降低儲蓄率，從而對經濟產生不利影響，這將抵消投資帶來的經濟增長。云南省金融機構很好地控制了銀行的風險，提高了運行效率和投資效率，促進經濟增長；然而在金融規模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低儲蓄率又會帶來經濟的不利影響；因此，形成的抵消作用在具體各省結論不一。”

（二）國內研究現狀

云南省關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在理論與實證兩方面也都有一些成果。韓廷春（2001）從經濟增長的金融影響因素出發，分析了云南省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相互關系，得出“在經濟增長過程中，單純地依靠資本市場的數量擴張是不夠的，而應更加重視云南省金融體系的效率與質量”的結論。談儒勇（2005）運用最小二乘法對云南省金融發展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進行線性回歸，得出“云南省金融機構的發展有可能促進經濟增長”的結論。

綜上所述，針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國內外學者從金融資源配置的不同角度進行了一些研究，并得到了一系列改進和創新，但是對于國內區域金融發展與區域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還比較少，現有的研究主要立足于宏觀層面的數據分析，對我國某一特定區域的研究不夠深入，尤其缺乏關于云南地區的針對性研究。另外，由于部分指標受地區經濟環境的影響，不能進行準確的定位和分析，從而在某種程度上減弱了研究結論對經濟現象的解釋力。

三、指標的選取

（一）金融發展指標的選擇

1、金融相關比率（fir）。限于數據的可獲得性和省際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研究，金融相關比率為云南省歷年年末存貸款之和與名義GDP的比值，用來衡量經濟金融化的程度。

2、存貸款利率差（dlrd）。利率是資本的價格，利率既反映了中國銀行業的盈利結構，也反映了整個社會的資本成本。對于銀行來說，總是希望以最小的存款利率吸收更多的資金，而同時又以最大的貸款利率放出更多的資金，從中賺取存貸款利率差額，這體現了銀行的運行效率，即金融中介效率。

3、存貸款比（e）。本文中的存貸款比為云南省金融機構歷年年末存款與年末貸款的比值，主要用來衡量金融體系配置資金資源的效率，即金融中介效率。

（二）經濟增長指標的選擇

實際人均GDP增長率（rpgdp）。云南省地區生產總值（GDP）是最能反映云南省綜合經濟發展能力的指標，在此我們剔除物價因素和人口因素對研究的影響。

四、模型的建立與實證分析

（一）單位根檢驗

由于實際人均GDP增長率（RPGDP）、存貸款比（E）、金融相關比率（FIR）、存貸款利率差（LDRD）都是時間序列數據，對變量進行協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之前首先對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只有變量在t階平穩的條件下，才能做協整分析。為了確定這些數據是否具有平穩性，本文采用E-views5.0統計軟件中的ADF方法對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具體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

由表1我們可以看出，在原始序列水平上，所有的檢驗結果均沒有拒絕有單位根的假設，其對應的序列均為非平穩時間序列，但對RPGDP、FIR、DLRD、E序列進行一階差分處理后，發現四序列在一階差分條件下的ADF統計值都小于1%、5%顯著水平的臨界值，從而拒絕有單位根的假設，表明差分變量的平穩性，從而說明分析的這四個變量是一階單整的，即為I（1）序列。

（二）模型的建立：多變量向量自回歸

根據研究對象定義向量Yt、Xt；該向量包含四個變量：lnrpgdp、lnfir、lnd1rd、lne；內生變量Yt＝（lnrpgdp，lnfir，lndlrd）-1；外生變量Xt=lne。根據相關數據建立VAR模型為：

Yt＝A0＋∑Ai*Yt－i＋B0*Xt＋ut（t＝1，2，…，20；i為滯后階數）利用軟件Eviews5.0對相關數據做VAR分析。

表2結果顯示：變量lnrpgdp、lnfir、lndlrd的赤池AIC值分別為1.51、-2.14、-0.83，而整體赤池（Akaike）信息準則為-3.35，每一個變量的赤池值都大于-3.35，說明每個變量均能通過整體檢驗；變量lnrpgdp、lnfir、lndlrd的施瓦茨SC值分別為1.87、-1.77、-0.47，而整體施瓦茨（Schwarz）準則為-2.25，每一個變量的施瓦茨值都大于-2.25，通過了整體性檢驗。由此可以說所作的研究是有說服力的。

圖1AVR模型的單位圓和特征根

圖1中的點表示AVR模型AR特征多項式的根的倒數，可以看到這些點都位于單位圓之內，因此，也表明所估計的VAR模型是穩定的。

（三）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

Granger因果檢驗的思想是：假設存在兩個變量X和Y，如果變量X是變量Y的原因，則變量X的變化必先于變量Y的變化，當根據變量X的過去值對變量Y進行回歸時，如果加上X的過去值這個變量，則可以顯著地提高回歸的解釋能力。同時，格蘭杰因果檢驗對滯后期的選擇非常敏感，所以一般要選擇最優滯后期。統計結果如表3所示。

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顯示：云南省金融相關比率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單向因果關系，說明云南省金融發展的規模擴張對經濟增長具有較大促進作用，但是云南省的經濟增長不一定能帶動金融規模的擴張，最后，我們發現存貸款比是存貸款利率的格蘭杰原因，存貸款利率的變化也有效地優化了存貸款比，它們之間存在雙向的格蘭杰因果關系。　VAR模型的Granger因果關系結果給出了每一個內生變量相對于模型中其他內生變量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統計量和檢驗統計量相應的概率值。表4中給出的其中一個內生變量的檢驗結果，對于內生變量LNFIR其χ2=5.544480，相應的概率值P=0.0625，從而說明內生變量LNFIR是變量LNRPGDP的Granger原因。 轉貼于

（四）協整檢驗

協整檢驗的目的是確定一組非平穩序列的線性組合是否具有穩定性的均衡關系，其中由Johansen和Juselius（1990）提出的一種有效的檢驗方法，被稱為Johansen協整檢驗。LnRPGDP、FIR和DLRD，在5%的顯著水平下是平穩的，它們是一階單整，記為I（1），符合Johansen協整檢驗條件。

上述Johansen協整檢驗結果中表明，在5%顯著水平下至少存在一個協整向量，表明云南省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期協整關系，換句話說就是存金融相關比率和存貸款利率差對實際人均GDP增長率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如表5所示。同時，我們可以得到它們的一個標準化系數協整方程：

協整方程：LNRPGDP=

標準誤差＝

－4.119268LNFIR+2.465946LNDLRD+ut

（0.54872） （0.26809）

該方程表明，1990-2009年云南省實際人均GDP增長率與金融相關比率、存貸款利率差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均衡的協整關系。具體地說，協整方程的右邊測算出存貸款利率差對實際人均GDP增長率的貢獻率為2.465946，表明存貸款利率差與實際人均GDP增長率之間呈現正相關關系，更精確地講，就是存貸款利率差每增加1個百分點，實際人均GDP將增加2.465946百分點；說明了長期以來存貸款利率差的提高對實際人均GDP增長有顯著影響。相對而言，金融相關比率與實際人均GDP增長率呈現負相關關系，說明了金融相關比率過大并不有利于經濟的增長。因此，需要積極鼓勵加快名義GDP的增長，提高存貸款利率差，以刺激投資的增長，而云南省經濟增長依靠投資拉動，所以存貸款利率差的擴大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顯著的，但是依靠存貸款利率差的擴大來拉動經濟增長的狀態是不健康的，對資源、環境、物價等造成了壓力。

（五）誤差修正模型

從理論上講，協整檢驗只是表明變量之間的長期平穩關系，而大多經濟變量之間既存在長期影響關系也有短期波動關系，而ECM模型則很好地反映了具有協整關系的非平穩時間序列變量之間的關系。由于實際人均GDP增長率與相關金融比率、存貸款利率差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均衡的協整關系，根據Granger定理，一定存在描述金融相關比率和存貸款利率差短期波動向長期均衡調整的誤差修正模型。在此我們運用EG兩步法，得出誤差修正模型ECM如下：

ΔYt=-0.324883-0.0704280.000590+0.2372226.0208040.724295-0.04436 -0.746717-0.010264-0.010872-0.26558-0.018276ΔYt-1+-0.744002 0.026378-0.080017VECMt-1+εt

Yt=（lnrpgdp，lnfir，lndlrd）-1

VCEMt-1=LNPGDPt-4.119268LNFIRt+2.465946LNDLRDt+2.774718

該方程中所估計的系數大部分在統計上均是顯著的，只有個別的不甚顯著，但是從整體來看，這些系數在標準檢驗的基礎上是顯著的，其中D.W.的值表明了原方程變量之間不存在明顯的自相關性，F值和R值說明方程的整體檢驗結果較好。由圖2可知，零值均線代表了變量之間的長期均衡穩定關系。1992年前后，誤差修正項的絕對值比較大，表明該時期短期波動對長期均衡的偏離較大，但是經過大約7年時間的調整，即在1999年又重新回到了長期均衡狀態。之后，誤差修正項的數值比較小，表明這些時期短期波動偏離長期均關系的幅度比較小。

五、結論及分析

第一，從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來看：云南省金融相關比率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單向因果關系，云南省金融發展的規模擴張對經濟增長具有較大促進作用，但是云南省的經濟增長帶動金融規模的擴張的效果不是那么的顯著。最后，我們發現存貸款比是存貸款利率的格蘭杰原因，存貸款利率的變化也有效地優化了存貸款比，它們之間存在雙向的格蘭杰因果關系。

第二，從協整檢驗結果來看云南省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長期協整關系，換句話說就是金融相關比率和存貸款利率差對實際人均GDP增長率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經濟增長與金融相關比率呈負相關，與存貸款利率呈正相關。

第三，從誤差修正模型的檢驗結果來看，估計的VECMt-1系數較大（-0.744002），說明了存款利率差與實際人均GDP增長率的長期協調對實際人均GDP增長的影響較大。

綜上所述，本文在對云南省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歷史研究的基礎上，利用云南省1990-2009年的數據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因果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研究結果表明，在樣本期間，存在著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單向因果關系，云南省金融發展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因此，積極有效地改革金融體制，提高金融效率將是云南省經濟發展的強大推動力。

參考文獻：

1、Beek，T.，A.Demirguc Kunt，L.Laeven，R.Levine.Finanee，FirmSize，and Growth.Wbrld Bank mimeo，2004.

2、Beek，T.，A.Demirguc Kunt，and V.Maksimovic.Finaneial and Legal Constraints to Growth:Does Size Matter?.Journal of Finanee，2005(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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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編號：1003-4625(2010)07-0031-05　中圖分類號：F830.6　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非正規金融是指那些沒有被官方監管、控制到的金融活動在很多發展中國家的農村地區，非正規金融都處于一個重要位置。概莫能外，在中國農村地區，非正規金融也堪稱農村金融中的主力軍，參見眾多學者對此進行的相關調查(表1)。Stiglitz＆Weiss(1981)的均衡信貸配給模型為考察非正規金融的微觀機理提供了一個理論框架。基于該理論框架，林毅夫等(2003)指出，由于金融交易的特征，信息不對稱造成的事先逆向選擇和事后道德風險是非正規金融廣泛存在的根本原因。然而，抽象掉宏觀制度環境的標準微觀經濟分析并不能完整復原非正規金融在中國農村大地繁衍的真實畫面，這是因為有證據表明，盡管中國農村非正規金融源遠流長，但真正興起時間卻是改革開放以后，尤其是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中后期(姚耀軍等，2005)。已有很多文獻指出，非正規金融是對轉軌經濟中政策扭曲和金融抑制的理性回應，把握這一點對于理解轉軌經濟中的中國農村非正規金融十分重要。以此為線索，本文試圖基于誘致性制度變遷理論建立一種分析框架，以厘清中國經濟轉軌過程農村非正規金融興起的基本邏輯。

誘致性制度變遷是指一群(個)人在響應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獲利機會時所進行的自發性制度變遷(林毅夫，1989)。第一個問題是，原有的制度安排為什么不均衡，而且更重要的是為什么制度安排不均衡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中后期才出現?文章第二個部分將對該問題進行回答。第二個問題是，在中國這個具有“二重結構”的國家里，中央政府具有強大的控制力(張杰，1998)，作為一種游離于體制之外的金融形式，農村非正規金融的興起似乎匪夷所思。文章第三部分將表明，在農村非正規金融的興起這個誘致性制度變遷過程中，政府與民間力量的博弈貫穿于始終。第三個問題是，隨著經濟轉軌的深入，非正規金融會勢漸式微嗎?文章第四部分將表明，由于利益集團的存在，中小銀行發展任重道遠，在此背景下，非正規金融很難被正規金融所替代。文章第五部分是結論性評價。

二、已有制度安排的非均衡

誘致性制度變遷分析首先要回答的問題是已有制度安排為什么出現了非均衡。為此，我們必須首先分析已有制度安排的基本特征。在計劃經濟時代，面對資本的稀缺，優先發展資本密集型重工業的趕超戰略決定了金融資源配置的城市偏向，農村金融機構僅僅充當了國家動員農村儲蓄以提供城市工業化資金的一個渠道。趕超戰略最終走人了歷史，經濟開始向市場化方向轉軌，其中一個重要標志是，農村經濟逐步向“私人決策”回歸。農村社區和農民私人所有權的成長為農村經濟發展注入了強勁的動力，農村經濟發展也為中國經濟增長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然而，與之不相稱的是，農村經濟部門從金融體系所獲得的資源卻十分有限，此即中國金融發展的城鄉二元性。

在進一步的分析中，我們引入金融扭曲度的概念。所謂金融扭曲，是指國民經濟中某部門對經濟增長所作出的貢獻與其從金融部門所獲得的金融資源供給不相匹配。史晉川等(2001)提出了衡量我國金融扭曲度的方法：用某一部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去除該部門貸款占全社會總貸款的比例，得到一個比值，然后比較各部門的比值，最優的金融制度安排將要求這個比值在不同的部門間不存在差異，如果該比值的差異越大，則金融扭曲的程度也就越大，反之則相反。本章把中國城市和農村地區類比于兩個部門，并用金融扭曲度來衡量中國金融發展二元性的程度，見表2。中國金融扭曲度在1991～2002年間平均約為8.2，明顯大于最優值1。

中國金融發展城鄉二元性背后的邏輯又是什么呢?在轉軌經濟中，國家為了保證國有經濟產出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相對比重的緩慢下降，實現在轉軌經濟中所謂的“增長銜接”，盡量保持國有經濟產出的穩定性成為漸進改革中內生的要求，而這意味著國有企業必須得到及時而有力的資金支持(張杰，1998；張軍，1998)。即使國家對國有企業存在剛性的資金供給約束，但如果國家擁有強大的財政能力，那么國家對農村金融的管制就顯得是不必要的。但恰恰相反，在轉軌經濟中，國家的財政能力迅速下降。如果用不包括債務收入的財政收入占GNP的比重來衡量分稅制改革前國家財政能力的變化，可以發現，在1978～1995年期間，國家財政能力由31.2％下降到了10.7％，下降到只有改革之初的1/3。

一方面由于國家對國有企業存在剛性的資金供給約束，另一方面由于國家的財政能力迅速下降，這些使得國家對農村金融加以管制，試圖從農村汲取大量的金融剩余以便對國有經濟實行金融支持。然而，農村金融資源的切割與轉移實際上在1985年以前并沒有給農村經濟帶來顯著的負面影響。這是因為，在這段時期農村經濟增長對資本的需求較低。在農業上，所散發的制度活力在繼續；在農村工業上，鄉鎮企業還是典型的勞動密集型，這種投入結構所需的配套資本相對較少。不過從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起，情況發生了變化。首先，所激發的增產潛力已消耗殆盡(姚洋，1998)，農民將不得不為幾乎所有的小型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和土地改良提供資本(Lieberthal，1985)；其次，也許更關鍵的是，鄉鎮企業開始表現出令經濟學家沒有預料到的特征，那就是它的技術選擇道路開始出現偏差，其技術變化并沒有如標準理論所預期的那樣沿著技術中性或節約資本要素的路徑發展。相反，由于勞動力價格上漲過快(陳劍波，1999；大琢啟二郎等，2000)以及鄉鎮企業向工業部門的進入遵循了“古典競爭”的特征，從而導致過度進入和不斷升級的投資(張軍，2002)等原因，鄉鎮企業的資本密集度不斷提高。總而言之，在農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過程中，資金需求量大大增加。一方面，金融資源通過正規金融的渠道源源不斷地流向城市；另一方面，農村經濟在資金投入上嗷嗷待哺。從制度經濟學的視角看，這就是，經濟轉軌過程中所存在的特殊的過渡金融制度安排，由于資本要素在農村經濟中得到了更多的使用，而開始進入了非均衡狀態。

三、誘致性制度變遷過程中的博弈

農村非正規金融的復興是對過渡金融制度安排

非均衡的一個響應。它是一個誘致性制度變遷過程，是為克服經濟轉軌過程中所存在的特殊過渡金融安排的缺陷，而由具有“舒爾茨理性”的民間力量自發進行的，旨在改變原有資金流動格局、緩解資金對農村經濟進一步發展制約的一種制度安排。忽視決定誘致性制度變遷的政治過程是天真的(Hayami，1997)。一種制度可能是舊制度的帕累托改進，但由于決定制度變遷的行為主體之間存在利益沖突，帕累托改進未必能自然產生(姚洋，2000)。農村非正規金融的興起是一種誘致性的制度變遷，政府與民間力量的博弈貫穿于制度變遷過程始終。

為了從農村汲取金融剩余以對國有經濟實行金融支持，在1979-1984年期間，在中央政府主導下，由各個專業銀行構成的一個龐大的國有金融組織體系逐漸形成，并迅速地將機構向廣大農村地區延伸。國有金融在農村地區的分支機構都按人口和行政區劃設置，幾近整齊劃一(張杰，1998)，這種設置方式是符合國家盡可能控制和動員農村金融剩余的意圖的。與維持并擴大國有金融在資金配置上的絕對主導地位相適應，國家控制農村金融的最有效的手段是建立國有金融產權在農村地區的壟斷性地位，形成壟斷性的金融制度安排。基于這個視角，我們不難理解為什么在1984年國務院批轉了中國農業銀行《關于改革信用社管理體制的報告》(以下簡稱《報告》)。由該《報告》，農村信用社從此成了農業銀行的基層機構，走上了“官辦”的道路。

始于上個世紀80年代中后期，過渡金融制度安排進入了非均衡狀態。當然，國家也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例如，國家迫切需要尋求新的農業投入保障機制(溫鐵軍，2005)。但在國有企業改革還未取得重大進展之前，整個金融體系是不可能出現真正變革的。按照已有的改革經驗，來自底層的創新常常可以被用來應付困難的局面，于是，國家放松了對農村金融的管制。1984年中央1號文件明確指出：“允許農民和集體的資金自由地或有組織地流動，不受地域限制。”非正規金融這個曾經被國家從制度選擇集合中剔除了的制度安排，又重新進入了農村經濟發展過程之中。非正規金融在中國農村具有悠久的歷史，在民間力量復蘇了歷史的記憶之后，對非正規金融的運用顯得駕輕就熟，這確實大大節約了制度變遷的成本。

但事實表明，國家的退卻不過是權宜之計。隨著非正規金融的蓬勃發展，正規金融在金融資源爭奪之戰中頗感壓力，國家發現其對金融的控制力被大大削弱了。以農村合作基金會的興衰為例。起初，農村合作基金會被認為是一種重要的制度創新而被給予了比較自由的發展空間。中國農業銀行于1986年下發了農銀函字第414號文件，要求“各地農業銀行和信用社對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內部融資活動不要干預，并通過信貸業務給予引導”。農村合作基金會不受貨幣當局的利率管制，因此其貸款利率較農村信用社更為靈活，貸款的平均收益也更高。農村合作基金會的競爭給農村信用社的經營造成了巨大的沖擊，最終，為了維持既定的農村金融框架，國家徹底解散和清算了農村合作基金會。農村合作基金會雖然經營資本主要依賴于農戶的資金注入，但其經營活動歸農業部(不是中國人民銀行)管轄，故它實際上屬于一種準正規金融。準正規金融的命運尚且如此，更遑論非正規金融了。

然而，一旦一種具有廣泛民意基礎的制度變遷過程開始之后，再進行“剎車”又何其難也。例如，農村合作基金會的關閉至少在六個省市引發了農民的抗議，見(Tsai，2001)，當民間力量對非正規金融的訴求不能在正式制度上得到積極回應之后，非正規金融又完全回到了“地下”狀態。問題是，似乎國家對民間力量規避管制的策略無能為力。此時，我們不得不提到另外的一個關鍵因素，那就是，在整個國家的治理結構中，尚存地方政府一環。在轉軌經濟中，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對農村非正規金融的態度并不完全一致。隨著放權讓利和“分灶吃飯”財政體制的實施，地方經濟利益進入了地方政府的目標函數之中。農村非正規金融對地方財政至少有兩個方面的意義：首先，受益于農村非正規金融的鄉鎮企業的發展，直接提高了地方財政收入；其次，農村非正規金融還為地方政府減輕財政壓力提供了便利。通過對非正規金融部門的負債，地方政府獲得了進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農村公共物品供給的資金。故相對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對農村非正規金融的態度更加寬容。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參與其中，出現地方政府與民間力量之間的“合謀”。當然，地方政府的直接參與對農村非正規金融也可能帶來很大的傷害。周其仁(2000)認為，農村合作基金會之所以出現問題，很大程度上不是經營不善，而在于地方政府的不適當參與。

地方政府既是國家利益的人，也是謀求自身利益的行動者。雙重角色的身份也意味著地方政府往往處于一個夾縫之中。當中央政府對非正規金融采取嚴厲政策時，地方政府的縱容行為是一種政治冒險。故地方政府對非正規金融的態度有時搖擺不定，充滿了猶豫。例如，在中國第一錢莊――溫州方興錢莊創辦之時，溫州政府先后下達了一系列前后矛盾的批示：“同意試辦”、“先不試辦”、“可適當發展民間信用”、“允許試驗，下不為例”、“私人錢莊應允許試辦”、“不能發給經營金融業務許可證”。不過，總有一些具有改革創新意識的政府官員，他們往往頂住壓力，為來自民間的創新活動提供支持。另外一方面，隨著地方政府委托鏈的延伸，越是處于底層的政府官員其政治冒險的成本越低，故他們常常能夠給非正規金融提供一個友善的發展空間。馮興元(2004)在溫州蒼南的調查證實了這一點。

四、誘致性制度變遷的深入

隨著國有企業產權改革接近尾聲，中國銀行體系逐漸得到了解脫。近年來，金融改革的步伐明顯加快，銀行業市場化程度加深。毫無疑問，正規金融和非正規金融之間存在一定的競爭關系，逐漸獲得競爭力的正規金融必定會蠶食非正規金融的一部分領地。有證據表明(Diagne，1999)，在正規信貸能夠獲得的地方，非正規信貸減少了。一般認為，由于正規金融具有規模經濟優勢而非正規金融具有信息優勢，兩者競爭的結果可能是一個分割的信貸市場的出現，其中非正規金融仍是信息不透明且缺乏抵押品的中小企業及其農戶的重要融資渠道。

然而，如果在正規金融大軍中加入了中小銀行，那么即使非正規金融的傳統領地也顯得岌岌可危了。這是因為，盡管大銀行對中小企業具有嚴重的信貸配給傾向，但中小銀行一方面因為資金規模小，無力經營大的項目，只好以中小企業為主要服務對象；另一方面中小銀行與中小企業一樣，分散在各地，對當地的中小企業資信和經營情況比較了解，信息費用不高，因而中小銀行也愿意為中小企業服務(林毅夫，1999)。然而，發展中小銀行要經過市場的重新“洗牌”，由于利益集團的存在，這是一個艱難的博弈過程。國家長期的金融管制留下了銀行業寡頭壟斷的格局。且不談現存銀行業利益集團的政治力

量，當它們甩脫了國有企業這個沉重的“包袱”之后，其市場勢力也是不可小覷。盡管大銀行和中小銀行在貸款市場上可能各就其位，但它們在存款市場上存在競爭關系，對于已有的利益集團來說，在存款市場上，“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另外，發展中小銀行也涉及重構金融監管體系等艱巨的任務。故中國銀行業未來的結構也許具有明顯的“路徑依賴”性，為了走出“鎖定”狀態，從以大銀行為主的高度集中型轉變為大、中、小銀行共生型，其過程任重道遠，不可能一蹴而就。事實上，1990年代以后，我國地方性中小銀行在改造各地城市信用社的基礎上開始發展起來，但是業務量較小，而且實際運作很不成熟、規范(林毅夫，1999)。

總而言之，非正規金融的重要性隨著中國銀行業市場化程度的加深而有所削弱，但仍然存在，正規金融很難完全替代非正規金融。既然正規金融和非正規金融各自具有比較優勢，那么兩者能否垂直連接，通過互補效應提高信貸市場的效率?一些發展中國家正在推行正規金融和非正規金融垂直連接的戰略。Varghese(2005)發現，連接比增加銀行間的競爭更有效。然而，事情也不盡然。例如，Hoff＆sliglitz(1998)認為，在壟斷競爭格局下，增加放貸者的正規金融信貸補貼，會導致放貸者數量的增加，每個放貸者市場勢力的減小，貸款實施成本的增加，從而可能不會增加他們對非正規借款人的貸款，甚至會導致非正規利率水平的提高。是通過非正規金融的競爭壓力來促進銀行業的改革也好，還是通過正規金融和非正規金融的垂直連接以發揮互補效應也好，都存在一個共同的前提，那就是讓非正規金融“浮出水面”。與其讓非正規金融在地下暗流涌動，還不如干脆讓其在陽光下有序運行。

按照諾思和托馬斯(1989)的雙層制度安排理論，國家讓非正規金融“浮出水面”屬于新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基礎性制度安排一般由政府充當制度供給主體，通過引入法律、法規、政令等手段加以實施。由于此類制度安排具有公共物的性質，因而在體制改革進程中具有較大的穩定性。而已有的非正規金融屬于次級制度安排。次級制度安排由個人或個人團體在獲利機會誘導下自發倡導實施的，多表現為私人間的契約安排，具有非正式的特征，其供給乃至變遷的成本相對較小。在制度變遷過程中，次級制度安排是對已有的基礎性制度安排的彌補和修正，在某些范疇甚至是一定程度的背離，但這種背離、修改或者繞開現存基礎性制度安排的變化會不斷產生壓力，從而導致對基礎性制度安排進行更根本性的修改(杜朝運，2001)。

讓非正規金融“浮出水面”其意義在于，首先，農村現有金融機構的改革前景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對于農業和農村復雜的金融需求來說，種類繁多、具有悠久歷史傳統的各種非正規金融，是我們遴選適合和滿足不同需求的金融組織的一個重要組織資源(陳劍波，2004)；其次，非正規金融在某種意義上是社會資本的一個載體。社會資本的一個核心元素是信任。讓非正規金融“浮出水面”，利用傳統的文化、社會力量來改善整個金融生態環境，這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從目前的態勢來看，讓非正規金融“浮出水面”正初見端倪。例如，2006年12月銀監會《關于調整放寬農村地區銀行業金融機構準入政策更好支持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提出按照“低門檻、嚴監管”的原則，引導各類資本到農村地區投資設立村鎮銀行、貸款公司和農村資金互助社等新型農村金融機構。2008年5月，央行和銀監會聯合了《關于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指導意見》與《關于村鎮銀行、貸款公司、農村資金互助社、小額貸款公司有關政策的通知》，對有關管理政策予以明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