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財務績效概念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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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物教材中有許多近義詞，容易混淆，而這也正是高考出題的重點，所以要求教師在學習中應該有意識地運用對比法進行區分，找出這些近義詞的相同點、不同點。最好的時機就是第一次學習時，啟發學生思考、歸納、總結，這樣才能根深蒂固，形成完整正確的知識體系。

一、病毒、類病毒、朊病毒

病毒個體微小，不具有細胞結構，但含有蛋白質和核酸兩類組成生命的最基本物質，核酸只有DNA或RNA，必須在活細胞內寄生并增值。類病毒是比病毒更簡單的生物，沒有蛋白質外殼，只有核苷酸構成的單鏈環狀DNA或RNA分子。朊病毒只含有蛋白質，不含核酸，但它既有感染性，又有遺傳性，并且具有和一切已知傳統病原體不同的異常特性。

二、原生質、原生質體、原生質層

原生質指的是細胞內的生命物質，分化為細胞質、細胞核、細胞膜。一個動物細胞即為一團原生質。

原生質體：植物細胞工程中去掉細胞壁后剩余的植物細胞稱為原生質體，實際上就是植物細胞的原生質。

原生質層：植物細胞中的特有名詞，指的是細胞膜、液泡膜以及兩層膜之間的細胞質。原生質層具有選擇透過性，當成熟的植物細胞與外界溶液接觸時，如果存在濃度差，細胞液就會和外界溶液發生滲透作用。

三、糖酵解、無氧呼吸

糖酵解：葡萄糖在無氧狀態下分解成丙酮酸的過程。糖酵解的產物一般是丙酮酸，場所是細胞質基質。

無氧呼吸：一般是指在無氧條件下，通過酶的催化作用，生物細胞把糖類等有機物分解成為不徹底的氧化產物，同時釋放少量能量的過程。產物為乳酸或酒精和二氧化碳。

四、極體和極核

來源：“極體”在動物的卵巢中，減數第一次分裂產生一個第一極體和一個次級卵母細胞，減數第二次分裂共產生三個第二極體和一個卵細胞（其中一個極體的基因組成與卵細胞相同）。

“極核”在被子植物胚珠的胚囊中，由大孢子母細胞經減數分裂產生大孢子，大孢子再經過三次有絲分裂產生八個核，其中包括一個卵細胞和兩個極核（它們的基因組成完全相同）。

去向：動物產生極體以后都退化消失，而植物胚珠中的兩個極核能與一個融合形成受精極核，將來發育成胚乳細胞。

五、囊胚和胚囊

存在：囊胚是動物胚胎發育的一個階段，受精卵經卵裂形成的內部具有一個空腔的球狀胚胎叫囊胚。

胚囊是植物胚珠的組成部分，由大孢子母細胞經減數分裂形成一個大孢子，經三次有絲分裂形成八個核的胚囊，近珠孔一端有一個卵細胞和兩個助細胞，遠珠孔端有三個反足細胞，胚囊中央有兩個極核。

發育去向：囊胚進一步發育為動物的原腸胚。而胚囊完成雙受精后，受精卵和受精極核分別發育為胚和胚乳。

六、適應性和應激性

生物在長期的進化過程中形成了對環境的適應性，這種適應性是普遍存在的。現在生存的每一種生物，都具有與其環境相適應的形態結構和生理特征。例如，蟲媒花一般都顏色鮮艷、氣味芳香，適應于昆蟲傳粉；風媒花的花粉粒小而數量多，容易隨風飄散，適于風媒傳粉。再例如，鹿、兔、羚羊等動物奔跑速度很快，豪豬、刺猬身上長滿尖刺，黃鼬遇到敵害時能釋放臭氣等等。

七、富營養化、富集作用

富營養化：由于過多的氮、磷等營養物質進入水體，使藻類大量繁殖，使海水形成赤潮、淡水形成水華。由于藻類生活周期短，死亡后被需氧型微生物分解，要消耗大量氧氣，使得魚蝦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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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25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257-5833(2012)08-005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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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我國已經把財政體制改革作為最重要的問題提出來，作為財政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政府采購工作，將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政府采購工作的績效如何，供應商的關系品質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從供應商關系品質如何影響政府采購績效的角度作一探索性研究，希望通過實證研究探討這兩者的關系，從而促進政府采購事業向著科學管理的方向健康穩步發展。

一、關系品質理論及測量方法的演變

目前學術界對關系品質的概念尚未達成共識，但較為公認的關系品質的概念由 Crosby et al.(1990)①最先提出并給予明確定義。就關系品質的概念而言，各位學者對關系品質都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其中多數學者都參考了 Crosby et al.的觀點，并結合各自所研究情境適當加以發展。如Susan，Powell認為關系品質如同產品品質的概念，可視為關系人在滿足需求上的認識程度②。可見，他們的關系品質定義充分吸收了Crosby et al.的思想，實現了一般質量概念與關系品質概念的對接，奠定了關系品質理論的演進基礎。

多數學者認為關系品質是一個多維度的高階變量，不存在單一維度的測量方法[注：Sheth,Jagdish N,CanUslay.Implications of the Revised Definition of Marketing:From Exchange to Value Creation，Journal of Public Policy&Marketing,2007,26(2):302-307；

Ashnai,B,Sm irnova,M,Kouchtch,S,Yu,O,Barnes,B.R,and Naud,P.Asses sing Relationship Quality in Four Business to Business Markets，Marketing Intelligence and Planning,2009,(27).]。由于各位學者分析問題的角度不同，引起關系品質維度選擇具有特定情境導向[注：Woo Ka-shing，Ennew C.T.Business-to-business relationship quality: An IMP interaction-based 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2004,38(9/10):1252-1271.]的原因，各位學者關于關系品質的維度構成亦各不相同。學者們在關系品質的維度劃分上各有不同，但大多數學者均認為信任、滿意和承諾是關系品質的基本維度。同樣，由于關系品質維度選擇具有特定情境導向，也不存在一種適合所有情境的關系品質維度選擇方案，即應視具體研究需要而選擇關系品質維度組合方案。

二、模型和假設

（一）概念模型

通過對文獻梳理發現，國內外學者對關系品質與政府采購績效的研究在理論上還沒有形成統一的概念模型，這可能是由于不同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關系品質影響政府采購績效進行理論分析，缺乏整合的研究框架，并且其對政府采購績效的影響因素、結論以及對策建議也各有差異。主要由于政府采購績效受到制度環境和信息不對稱的影響，難以有效地測量，導致不同學者對關系品質影響政府采購績效的理解有差異。本文建立在對關系品質和政府采購績效文獻閱讀的基礎上，通過對政府采購績效和關系品質相關文獻的追溯與整理，一方面認為供應商和用戶的關系品質主要包括信任、滿意和承諾三個維度；另一方面，在參照以往學者研究的基礎上，并考慮到政府采購績效的特殊性，認為政府采購績效可以通過管理績效、財務績效和社會績效三個維度來衡量。本文試著提出關系品質影響政府采購績效多因素概念模型，如圖1所示：

（二）研究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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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234.4

一、 引言

企業社會責任思想最早出現在美國的20世紀初，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財務績效的關系也一直國內外學者研究的熱點，社會責任的評價指標也在隨著企業社會責任績效評價體系的不斷發展而更加具體化、全面化和完善化。現如今，有好多企業不惜生產對人體有害的產品，置自身企業的社會責任于不顧，只為追求較高的企業財務目標。是否這樣做，企業就能夠獲得更多的盈利？從長遠看來，這樣只圖眼前利益的企業不可能具有持續發展的能力，最終將會走到盡頭的。企業履行社會責任與企業獲取經濟利益其實并不是相沖突的，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可以為企業樹立更好的企業形象，增加企業的社會認知度，從而獲得更大的盈利。

二、 國外文獻綜述

社會責任概念是1924年Sheldon在他的著作《管理的哲學》一書中首次提出的，他認為企業的社會責任不僅要與經營者滿足產業內外各種人類需要的責任相聯系，還要考慮到道德的成分。1953年，被譽為“社會責任之父”的Bowen出版的《商人的社會責任》，首次明確了社會責任的概念，標志著現代企業社會責任概念構建的開始。1967年Davis在Bowen的基礎上對社會責任做了進一步的定義，他將社會責任擴大到了機構和企業。1979年，Archie Carroll首次提出企業社會責任應包含經濟責任、法律責任、道德責任和自愿（ 慈善） 責任四部分，并構建了企業社會責任金字塔模型，開創了企業社會責任規范研究的先河。1980年，Steiner將社會責任分為了兩種：企業內在責任和企業外在責任。2007年，Jamali則Carroll在的四層次金字塔模型以及Lantos的三分類模型的基礎上，提出了企業社會責任3+2模型，將企業社會責任分為強制性的社會責任和自愿性的社會責任。綜上所述，對企業社會責任這一概念，不同的學者和機構雖然有不同的理解，但在這些不同的概念中，大多數學者及機構卻普遍統一的觀點是：企業在追求自身經濟利潤的時候，還要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而且也要考慮企業各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要求，最終實現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隨著企業社會責任概念的不斷明確化、具體化和完善化，企業社會責任和企業績效的關系問題也一直是國外學者研究的關注點。本世紀初，庫珀提出，企業社會績效與企業社會責任實際上是一對形影相隨的概念，企業在追求財務績效時要對影響到他人、社會和環境的所有行為負起責任。目前，國外理論界企業社會責任對財務績效測度評價的研究方法主要有聲譽指數法、內容分析法和利益相關者理論方法。1965年Ansoff最早在管理學界引入利益相關者理論方法，指出企業必須權衡企業諸多利益相關者之間的沖突，主要涉及管理人員、個人、股東、供應商及顧客等利益相關者。20世紀70年代以來，利益相關者理念被國內外學者廣泛接受，并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具體研究實例如下：

1972年，Moskovitz選出了14家自認為社會責任績效較好的企業，并根據自己評定的標準建立了一套聲譽指標體系，把企業分成了“優異的”、“值得鼓勵的”和“最差的”三類，定性的分析了企業積極履行社會責任對企業財務績效的影響。

1980年，MargaritaTsoutsoura在《公司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中運用了S&P500公司5年的數據進行了實證研究分析，采用利益相關者理論衡量企業社會責任，并采用了總資產報酬率、權益報酬率以及銷售凈利率衡量財務績效，研究結果發現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之間呈正向的顯著相關關系。

1997年，Waddock和Graves通過對符合S&PSOO指數的469家公司進行了實證分析，采用利益相關者理論衡量社會責任，并采用了總資產報酬率、權益報酬率、和銷售利潤率衡量財務績效，其最終結果表明企業的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之間是存在正向相關關系。

2008年，Chin-Huang Lin and Ho-Li Yang et al選取 2002 至 2005 年 1000 例臺灣公司為樣本進行實證研究，采用理論相關者理論對社會責任進行衡量，總資產報酬率、權益報酬率以及銷售利潤率作為財務績效的衡量指標，證實了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之間存在正相關的關系，能為企業帶來更為長遠的經濟利益。

三、 國內文獻綜述

國內在企業社會責任對財務績效影響的研究起步比較晚。起初，與企業社會責任績效衡量有些關聯的研究有：沈占波、杜鵬根據我國國情進行了社會責任績效評價的構建，將企業社會責任對財務績效從員工責任、股東責任、環境責任等七方面做了闡述；周旭卉通過對社會責任績效指標的構建，為實證研究我國上市公司社會責任績效起到很大推動作用；嚴復海、趙麟在利益相關者的理論基礎上對企業社會責任績效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將社會責任對企業財務績效的影響化無形為有形。

國內關于企業社會責任對企業財務績效的實證研究也只僅限于近幾年國內學者的依據國外利益相關者理論做出的論證研究，具有代表性主要有：

2010年，張雪南、鄭璐以2009年最新公布的年報為基礎，從滬市上市公司中隨機抽取80家公司為研究樣本，研究了企業社會責任對企業價值的實證影響研究，證實了企業認真履行社會責任，可以既降低公司的成本，增加企業的市場價值，進而提高企業的財務績效。

2010年，隋靜， 蔚遙輝利用山西省上市公司年報數據，利用截止到2008年底的 22家非ST上市公司的財務數據，實證分析了這一地區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對企業財務績效績的影響，得出企業承擔社會責任不但不會損害企業的效益，還會為企業帶來更長遠的經濟利益。

2011年，安國祥，張佳選擇我國2007—2009年滬深國有上市公司社會責任報告的公司為研究對象，針對企業財務業績與社會責任的關系問題進行實證研究，最后得出國有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對于企業財務績效的影響有顯著的促進作用。

2012年，孔龍、張鮮花以2007—2011年之間披露的獨立社會責任績效報告的A股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實證研究了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的相關性，研究結果得出社會責任與企業財務績效成正相關關系，企業積極履行社會責任有助于企業提高企業自己的盈利能力。

四、結論

綜上所述，大部分學者認為企業社會責任對企業財務績效具有正影響，企業應該站在長遠的角度制定相關的經營決策，不貪圖眼前利益，主動積極承擔社會責任。但目前的相關研究還缺乏企業應具體怎樣承擔社會責任的措施方法，各國學者應該更進一步研究，以便能夠實踐的指導生產經營管理。筆者認為，我國學者應更多的應致力于企業社會責任對企業績效影響的實證研究，以實證研究的結論，促進企業積極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推動我國企業高效可持續的發展。

參考文獻：

[1] 安國祥， 張佳. 企業業績與企業社會責任任關系研究[J]. 新會計， 2011.11： 20 -23.

[2] 郭紅玲. 國外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財務績效相關性研究綜述[J].生態經濟.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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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績效審計發展的背景

1、西方國家績效審計發展的背景。西方國家績效審計的發展可追溯到19世紀初期。之后，隨著西方國家對經濟生活干預的加強，涉及國家基本建設、交通運輸、居民的生活醫療保障、自然資源的開發和利用等方面的政府支出數額劇增；同時，隨著公眾民主意識的增強，社會公眾對政府資金支出的經濟性、效率性和效果性日益關注，從而由專業審計人員實施績效審計，對公共受托經濟責任的履行情況進行評價就成為必然，政府績效審計便應運而生。

2、我國績效審計發展的背景。我國對績效審計的研究始于20世紀八十年代，是隨著內部審計研究的發展而發展起來的，早期主要集中在對績效審計必要性、內涵、基本理論等方面的研究。我國企業績效評價的建立基本上是由政府推動和制定的。在計劃經濟時代，政府為了約束企業的經濟行為，給企業的經濟運行劃定一個運行軌跡，使企業的經濟運行完全服從于國家計劃，因此建立了一整套的評價指標體系和評價方法。近20年來，這種狀況基本上沒有什么變化。在實行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以后，企業作為市場主體的地位雖然逐步得到承認，但是對企業進行嚴格考核，作為升降獎懲依據的基本觀念仍沒有太多的改變。

（二）績效審計的概念及其內容。國內外學者有關績效審計概念的提法有十幾種。據文獻檢索，國外學者提出過業務審計、業績或績效審計、管理業績審計、貨幣價值審計、綜合審計、效率審計、效果性審計、制度審計、經營審計、3E審計等，國內學者提出過管理效益審計、經營管理審計、社會效益審計、經濟審計、經濟責任審計等。筆者認為，績效審計是指專門的審計機構接受財產所有者的授權或委托，依照我國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以及選定的標準，對被審計單位經濟活動的經濟性、效率性、效果性進行審核檢查，并做出獨立、客觀、系統地評價，以促進改善經營管理和提高經濟效益的一種獨立性經濟監督活動。

二、企業績效審計傳統模式下存在的缺陷

在現代市場競爭環境下，各種不確定因素對企業前景有著眾多的影響，僅僅對一些財務指標進行審計，難以評價企業經營管理工作的經濟性與效率性，以及效果性，難以滿足企業經營管理的需要。傳統的企業績效審計標準模式存在以下缺陷：

（一）傳統的企業績效審計模式是一種面向過去的審計。傳統的企業績效審計是一種基于對過去經營數據的審計，只能獲取滯后效應，不能及時具體地捕捉到最近乃至更近的一個會計期間企業管理層行為給企業創造了多少價值或者對企業價值增值有什么破壞性影響。

（二）傳統的企業績效審計模式是一種片面追求財務指標的審計。傳統的企業績效審計以財務指標為主，而許多對企業經營管理有著重要影響的非財務因素根本沒有涉及，而且難以進入會計報表進行可靠的財務評估。這些難以進入會計報表的非財務因素（人力資源、技術創新、客戶、研究與發展、質量、流程）對企業的診斷和考評更為重要，這正是傳統績效審計的重要缺陷。而一味采取財務指標審計方法，會造成企業管理層過分重視取得和維護短期財務成果，急功近利，在短期業績方面投資過多，而在長期價值創造方面的必要投資過少。

三、企業發展戰略績效審計標準模式：EVA和平衡計分卡的結合

基于傳統績效評價方法的自身缺陷，本文提出建立一個EVA與平衡計分卡相結合的績效審計標準體系，該體系既實現了財務指標與非財務指標的有機結合，體現出企業的長期可持續發展能力，又使績效評價指標體系始終以企業真實價值為導向。

新的評價系統共設兩個層次的指標。第一層次是EVA綜合指標，第二層次是平衡計分卡四個方面的分析指標。對于整個分析系統，首先設置一個處于首要地位的單一指標EVA來評價企業的業績。平衡計分卡作為第二層次指標，首先計算綜合得分，用以進一步評價第一層次指標的結果；然后建立平衡計分卡分析框架，具體說明各個方面的績效狀況。

（一）第一層次：EVA

1、EVA的概念及其核心思想。EVA是經濟增加值的英文縮寫，是企業稅后凈經營利潤扣除經營資本成本后的余額，是被經濟學家長期稱之為“剩余收入”或者“經濟利潤”的一種概念。EVA理論源于諾貝爾獎經濟學家默頓?米勒和弗蘭科?莫迪利亞尼1958～1961年關于公司價值的經濟模型的一系列論文。其核心思想是：一個公司只有在其資本收益超過為獲得該收益所投入的資本的全部成本時，才能為股東帶來價值。

2、EVA作為企業績效審計標準的優缺點比較。把EVA作為企業績效審計標準第一層次的原因是因為它在以下幾個方面的作用比較突出：（1）EVA可以真實反映企業經營業績。對股東來說，EVA總是越多越好。在這個意義上，EVA是唯一能夠給出正確答案的業績度量指標，它能夠連續地度量業績的改進。（2）EVA能將股東財富與企業決策聯系在一起。從理論和經驗的角度看，作為一種度量公司業績的指標，EVA最直接地聯系著股東財富的創造。（3）EVA注重企業的可持續發展。EVA不鼓勵以犧牲長期業績代價來夸大短期效果，而是著眼于企業的長遠發展，鼓勵企業的經營者進行能給企業帶來長遠利益的投資決策，如新產品的研究和開發、人力資源的培養等。因此，應用EVA不但符合企業的長期發展利益，而且也符合知識經濟時代的要求。（4）EVA顯示了一種新型的企業價值觀。EVA業績的改善是同企業價值的提高相聯系的。為了增加公司的市場價值，經營者就必須表現得比競爭者更好。因此，一旦獲得資本，他們在資本上獲得的收益必須超過由其他風險相同的資本資金需求者提供的報酬率。

但是，EVA在實踐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弊端，具體表現為：學術界對于EVA的實證研究是有所限制的，而且結果大都是非結論性的；EVA無法解釋企業內在的成長性機會；EVA評價法由一個指標構成，能綜合評價企業的業績水平，但是它只能說明其總體的情況，并不能由此看出企業各個方面具體的績效情況。因此，單獨的EVA評價還欠完整，應補充其他指標；EVA指標僅僅反映的是企業經營的最終結果，對經營業績的評價作為一種事后的報告，只是客觀反映了事實，是經營管理的結果。EVA這種在會計期末積累形成的指標，反映了所有要素的綜合生產率，但其本身并未告訴我們為什么一項產品或服務不能帶來增值，以及如何對其進行處理。這對于實際從事經營的經理而言，并無具體的指導意義，無助于發現運營無效的根本原因，因此不利于分析企業生產經營中存在的問題，不利于對企業業績進行評價。

（二）第二層次：平衡計分卡

1、平衡計分卡的概念及其核心思想。平衡計分卡是由美國羅伯特?S?卡普蘭和大衛?P?諾頓創建的一套企業業績評價體系。平衡計分卡是將企業戰略目標逐層分解轉化為各種具體的相互平衡的績效考核指標體系，并對這些指標的實現狀況進行不同時段的考核，從而為戰略目標的完成建立起可靠執行基礎的績效管理體系。其把對企業業績的評價劃分為四個部分：財務方面、客戶、經營過程、學習與成長。其核心思想是：以財務為核心的思想。

2、平衡計分卡優缺點比較分析。平衡計分卡在企業發展戰略方面的貢獻很大，具體表現在：（1）平衡計分卡實現了績效評價與財務目標的結合。平衡計分卡以財務指標作為績效評價的焦點，強調企業在顧客、產品創新、質量等方面的經營績效必須和財務目標聯系在一起，易于分清責任，使控制更為有效，并且更具體地提出管理建議。（2）平衡計分卡可以提高企業整體管理效率。平衡計分卡所涉及的四項內容，都是企業未來發展成功的關鍵要素，通過平衡計分卡所提供的管理報告，將看似不相關的要素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可以大大節約企業管理者的時間，提高企業管理的整體效率，為企業未來成功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3）平衡計分卡可以提高企業激勵作用，擴大員工的參與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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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資料和分析總結已用的指標體系，嘗試設計新的指標體系，從政府、債權人、員工、供應商、客戶這五個維度衡量企業社會責任，選擇一組財務指標全面評價財務績效,分析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的內在邏輯關系。

關鍵詞 ：企業社會責任；財務績效；利益相關者

一、引言

伴隨社會責任日益受到關注,結合中國的資本市場環境，分析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關系的研究十分受青睞。由于日益完善的法律制度,加上可持續發展觀正逐漸取代只強調經濟增長的發展觀，越來越多的企業愿意履行社會責任。Oliver Sheldon（1924）在《管理的哲學》中第一次提出企業社會責任，Bragdon 等（1972）開始實證研究企業社會責任與其財務績效的關系。由于已有文獻衡量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的方法有所不同,所以任何時期的分析都表明二者可能存在三種不同的關系,不過較多的分析結果都支持二者正相關,Hillman 等（2001）和沈洪濤(2005)、李正(2006)研究表明二者正相關。本文在采用新指標體系基礎上，分析隨著企業社會責任外延的拓展,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的內在邏輯關系，表明二者之間應該存在某一平衡點。

二、文獻綜述

總結自1970 年起的文獻材料,二者存在三種關系。正相關：Preston(1978)采用內容分析法分析美國500 強企業1971-1975年的年度社會責任信息披露報告，發現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更多股本收益率更高。負相關：Makanietal(2009)選取社區、公司治理、員工、顧客、環境、人權6個維度衡量企業社會責任，分析發現環境維度的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顯著負相關。倒U 型：Bowman(1975) 用CEP指數測度企業社會責任,分析發現污染控制適中的造紙企業財務績效最好。因為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存在爭議,且缺乏全面的理論基礎以及缺乏系統權威的衡量辦法來量化企業社會責任，導致不同市場不同時點的不同結果。

三、概念界定

(一)企業社會責任的界定

20 世紀初社會責任之父Bowen 提出企業社會責任概念，Carroll（1979）在《公司業績的三維概念模型》中結合利益相關者理論，闡述企業社會責任的四個部分：經濟責任、法律責任、倫理責任和慈善責任，但國內盧代富和李正皆認為社會責任不含經濟責任。國內選取CSR衡量指標的代表有王懷明、宋濤（2007）考慮政府、員工、投資者和公益，張蘭霞等（2011）考慮股東、債權人、客戶、供應商和政府，楊熠等（2008）考慮利益相關者，朱金風等（2009）考慮政府、員工、債權人、供應商和公益。本文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是企業管理層作為企業相關利益者的受托者，在最大化股東收益后，也需要盡可能保護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由于我國核算的財務績效已包含股東責任，而且現行財務報告中無量化的環境因素，所以本文從政府、債權人、員工、供應商和客戶這五個維度來衡量企業社會責任。

（二）財務績效的界定

目前超過80 個財務指標被用來衡量財務績效，大體有市場指標和會計指標。第一類主要來源資本市場數據,如股價回報率等;第二類主要基于財務報表數據,如凈（總）資產回報率等。王懷明、宋濤（2007）的綜合性資產收益率，張蘭霞（2011）的總資產報酬率，楊熠（2008）的總資產報酬率及總資產增長率、凈資產收益率、銷售增長率，朱金鳳（2009）的每股收益、托賓Q 值，許巖（2011）的凈資產收益率。財務績效是指一定經營期間的企業經營效益業績,主要表現在盈利能力、持續發展能力、償債能力和資產運營水平等方面。前人在選取財務績效的衡量指標時，主要評價企業的某方面能力。本文認為應該綜合市場指標和會計指標,選取一組最富代表性的指標，來全面衡量企業財務績效。

四、理論分析

由于我國現行核算的財務績效已包含股東責任和財務報告中無量化的環境因素，并且我國未強制披露企業社會責任信息，而且只提供定性的社會責任履行情況，本文只分析政府、債權人、員工、供應商、顧客的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的關系。本文結合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成果，認為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有利于提高財務績效水平，提出如下理論分析：政府通過征稅分享收益，為企業提供公共服務促進經濟發展。企業主動承擔對政府的社會責任，有利于維持與政府的融洽關系和享受公共物品及優惠政策，避免政府處罰，為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促進長遠發展。伴隨擴大的企業經營規模和銳增的發展機遇,企業資金來源包含外部籌資和內部融資。因為債務資本較權益資本籌資成本更低，而且不容易分散控制權，所以債券融資是主要的融資渠道。若企業積極履行對債權人的責任，按時還本付息，不隨意挪用借款,提升在債權人心中的形象，有助利于吸收更多的生產經營資金，加快生產經營的良性循環，保持長期的穩定發展。客戶處在生產經營的下游，是產品服務的最終享受者，是利潤增加的推動者。企業積極履行該責任，有利于獲得良好信譽，為企業打造很好的口碑,促進長遠發展。

勞動力是生產力構成要素中最活躍的部分,所以職工是企業發展壯大的主力。根據需求層次理論,想要員工全心全意為企業工作，需要滿足其層次需求，完善員工的權利保護機制，具體有薪酬待遇、職業培訓、晉升空間、工作環境等。若要發揮企業目標的共同激勵作用，提高員工積極性和歸屬感,降低員工流動率，削減新員工的培訓成本，吸引更多人才加入，應該充分履行該維度的社會責任。供應商作為企業重要的利益相關者之一，是企業可持續發展的中流砥柱，所以企業需要與其維持穩定良好的合作關系。供應商最看重企業的資金流動性，若企業長期準時按信用條件付款、持續定貨，有助于提高其財務績效水平。

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范圍逐漸從抽象的概念到設計具體化的指標體系，總結為社會責任會計法、內容分析法、“TRI 法”、指數法和聲譽評分法等。本文遵循全面可比原則設計相關利益者的業績評價體系：凈資產收益率、資產報酬率,來檢驗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關系。雖然凈資產收益率能較強地反映真實盈利能力和績效水平，但僅用它來衡量是不全面的，本文考慮凈資產收益率、總資產報酬率和凈利潤增長率。結合

參考文獻，考慮上期總資產報酬率、資本結構、規模和總資產增長率等控制變量。

各相關利益者常見衡量指標的含義和計算方法如下：資產稅費率和稅收比率衡量企業對政府的貢獻程度，資產稅費率= 全部稅金/ 總資產，稅收比率= 全部稅金/ 凈利潤，比率越高表明企業通過稅收方式對政府所做的貢獻越大。利息保障倍數=息稅前利潤/利息費用，評價企業還本付息的能力，值越大表明企業還本付息的能力越強。薪酬比率衡量公司對員工利益的照顧程度, 等于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主營業務收入，比率越高表明企業越照顧員工利益。應付賬款比重和應付賬款周轉率都反映企業對供應商利益的照顧程度，應付賬款的比重=購買商品接受勞務支付的現金/主營業務收入，應付賬款周轉率= 主營業務成本/應付賬款平均余額，比率越大表明企業越照顧供應商利益。主營業務成本率= 主營業務成本/主營業務收入，與客戶的關系越良好。

五、結論建議

本文基于利益相關者理論，在采用新指標體系的基礎上，分析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的關系，表明所選維度的社會責任會不同程度地影響財務績效。總資產報酬率與對政府、債權人和供應商的社會責任低度正相關，與對員工和顧客的社會責任低度負相關，與上期總資產報酬率顯著正相關。凈資產收益率與對政府及供應商的社會責任顯著正相關，與對債權人的社會責任微弱正相關，與對員工和顧客的社會責任顯著負相關。凈利潤增長率僅與對供應商的社會責任低度負相關，與其他四個維度的社會責任都正相關，與總資產增長率高度正相關，與資產負債率顯著負相關。企業應積極履行對政府和債權人的社會責任，而對其他維度的社會責任會因財務績效的衡量指標不同而結論不同。企業為了可持續發展，應該將社會責任理念貫穿到企業的發展過程中，應該向政府照章納稅，向社會多奉獻愛心，誠信對待供應商和消費者。

具體建議如下：企業需要強化社會責任理念，重視社會責任文化建設，將社會責任理念貫穿到管理控制制度和業績評價激勵中。政府應該制定社會責任信息的披露法規，加強管理，逐步形成完善的法律體系。最后，需要充分發揮民間團體的宣傳監督作用，營造良好的整體氛圍，形成全方位的監督體系，建立激勵機制，倡導企業積極履行社會責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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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鄧冬梅.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績效關系探析[J].科技創業月刊,2005(7).

[3]楊熠,沈洪濤.我國公司社會責任與財務業績關系的實證研究[J].暨南學報,2008.

篇（6）

一、審計對象概述

審計對象是審計行為的客體，即審計監督的目的物。

理論界對審計對象內涵的認識存在三種不同的觀點：一是指被審計單位；二是指被審計的具體事物；三是指被審計單位的有關具體事物。其中第二種觀點，針對被審計單位的具體事物，又可細分為三種不同解釋：①審計對象是會計憑證、會計賬簿和會計報表等會計資料，這種觀點主要反映了傳統財務審計的實踐要求，隨著審計領域的不斷擴大，其局限性十分明顯；②審計對象是通過一定載體反映的，涉及被審計單位經營管理和資源財產的經濟活動，這種觀點將審計范圍大大擴展，但內容不夠具體、明確，與實際工作的感性認識存在一定的距離；③審計對象是被審計單位的經濟活動及其所體現出的經濟信息。這種觀點將審計處理對象―經濟信息與審計監督及控制對象―經濟活動有機結合起來，既滿足了審計領域擴大對審計對象表述的要求，同時又符合審計人員的感性認識，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綜合上述觀點，本文認為審計對象一般是指被審計單位的財政財務收支及其有關的經濟活動以及作為提供這些經濟活動信息載體的會計資料及其他資料。審計對象是對被審計單位和審計內容、范圍所作的理論概括，審計對象的外延表現為審計實體（即被審計單位是誰），審計對象的內涵表現為審計內容或審計內容在范圍上的限定（即審計什么）。

根據我國《憲法》第九十一條和第一百零九條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審計法》的相關規定，我國國家審計對象的實體（即被審計單位）是指所有作為會計單位的中央和地方的各級財政部門、中央銀行和國有金融機構、行政機關、國家的事業組織、國有企業、基本建設單位等；國家審計對象的主要內容包括上述部門的財政預算、信貸、財務收支（資產、負債、損益）和決算，以及與財政財務收支有關的經濟活動及其經濟效益。

二、農村公共投資項目績效審計對象

績效審計對象是績效審計行為的客體。上述有關我國國家審計對象的法律條文是按照財務審計的思路確定的，從審計對象概念的外延（審計實體）角度看，該法律規定，既適用于財務審計，也適用于績效審計，但相對于財務審計，績效審計的被審計單位，可以是單個，也可以是多個；從審計對象概念的內涵（審計內容、范圍）角度看，績效審計較之則要豐富的多，包括各項方針政策、各項活動、各個項目，不局限于財政收支和財務收支等資金方面。

農村公共投資項目績效審計對象是農村公共投資項目績效審計的客體，即農村公共投資項目所體現的經濟活動及其所反映的經濟信息。農村公共投資項目績效審計對象是對農村公共投資項目被審計單位和審計內容、范圍所作的理論概括。

（一）農村公共投資項目績效審計的被審計單位

由于績效審計不僅要關注被審計單位內部的績效，還要關注被審計單位績效的外部性問題，加之農村公共投資項目通常會涉及資金分配、再分配、管理、使用、監督和項目設計、施工、監理、運行等單位，農村公共投資項目績效審計的對象通常會超過一個單位，即從審計對象概念的外延而言，農村公共投資項目績效審計的被審計單位常常涉及多個。

（二）農村公共投資項目績效審計的內容、范圍

1．從農村公共投資概念的外延角度認識農村公共投資項目績效審計的內容、范圍

農村公共投資是政府等公共部門為了公共利益對農村經濟活動中具有公共物品屬性的資源和要素進行的投資。由于農村公共物品所包括的內容極為廣泛，涉及到農民生活、農業生產乃至農村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對農村公共投資的分類標準也存在不同的認識。根據農村公共物品在消費過程中的性質不同，農村公共投資可以分為純公共物品投資及準公共物品投資；根據公共物品的最終用途（功能）不同，農村公共投資可以分為生產服務性投資及生活服務性投資。上述分類都有其重要的理論價值及實際意義，本文采納從我國農村公共物品投資實踐出發考察農村公共投資分類，在具體調查研究中，不對完整意義上的全部農村公共投資進行一個詳細列表或具體分類，而是選擇一些農民感受相對較深、對農村社會經濟發展影響較大、公共財政支出較多的農村公共投資進行研究。以此為依據，本文將農村公共投資界定為農村基礎設施投資、農村教育投資、農村公用事業投資和其他公共投資。農村基礎設施投資是指具有滿足農民公共需要特征的、服務于農村社會生產流通和農民生活的各種硬件建設和服務的總稱；農村教育投資是指一定時期內農村教育投入的人力、物力、財力的總和；農村公用事業投資是指一定時期為滿足農村公用事業發展需要所進行的各類投資；其他公共投資，是指除農村基礎設施投資、農村教育投資、農村公用事業投資之外的一切農村公共投資。

綜合上述觀點，農村公共投資項目績效審計的內容包含了農村基礎設施投資審計、農村教育投資審計、農村公用事業投資審計及農村其他公共投資審計等，這是從農村公共投資概念的外延來認識農村公共投資項目績效審計對象（審計的內容、范圍）。

2．從農村公共投資項目運行過程中所涉及的基本環節角度認識農村公共投資項目績效審計的內容、范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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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2月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和國務院信息化工作辦聯合印發了《關于加強中央企業信息化工作的指導意見》，加快了國有企業信息化建設的步伐。國有企業審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審計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企業與公共部門在內部控制、管理和治理方面的差異，導致了企業信息系統審計與公共部門信息系統審計的不同特點。

一、增強國有企業信息系統的可信性

審計機關的審計目標取決于法定要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審計法》的規定，審計機關對國有企業財務收支的真實、合法、效益，依法進行審計監督。顯然，真實性是國有企業審計的目標之一。信息系統審計是國有企業審計的重要組成部分。國有企業審計的總體目標，決定了國有企業信息系統審計的目標。國有企業審計的真實性目標，必然要求國有企業信息系統提供真實性的信息，這意味著，審計機關的國有企業信息系統審計必須把真實性作為審計目標之一。

根據相關法律的規定，注冊會計師也可以對國有企業進行審計。根據我國公司法第165條的規定，“公司應當在每一會計年度終了時編制財務會計報告，并依法經會計師事務所審計。”而且，2008年10月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國有資產法》第六十七條明確規定，“履行出資人職責的機構根據需要，可以委托會計師事務所對國有獨資企業、國有獨資公司的年度財務會計報告進行審計，或者通過國有資本控股公司的股東會、股東大會決議，由國有資本控股公司聘請會計師事務所對公司的年度財務會計報告進行審計，維護出資人權益。”大家知道，依據注冊會計師執業審計準則的規定，會計師事務所對企業財務報表審計的目的是“提高財務報表預期使用者對財務報表的信賴程度。”①這說明，注冊會計師國有企業審計的目標是要求財務報表提供的信息具有可信性。注冊會計師所審計的國有企業財務報表中的信息是由國有企業的信息系統產生形成的，因而必須對信息系統進行審計。注冊會計師對國有企業財務報表審計的可信性目標，決定了注冊會計師對國有企業信息系統審計的可信性目標。

同樣的審計對象，不同的審計主體，導致了兩種不同的國有企業信息系統審計目標。從上述分析不難發現，無論是審計機關還是注冊會計師對國有企業進行審計，其中對企業信息系統的審計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審計法的規定，審計機關對國有企業信息系統審計的目標是真實性。而根據注冊會計師執業審計準則，對國有企業信息系統審計的目標是可信性。那么，什么是真實性？什么是可信性？這兩種目標之間有什么樣的聯系和區別？為什么說審計機關應當把增強國有企業信息系統可信性作為審計目標呢？

（一）真實性與可信性的基本涵義

我國審計法強調真實性，根據2010年9月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審計準則（以下簡稱國家審計準則）的規定，“真實性是指反映財政收支、財務收支以及有關經濟活動的信息與實際情況相符合的程度。”那么，什么是真實性呢？真實性只是對財政財務收支及有關經濟活動信息質量的最低要求。如果會計信息是真實的，但是不夠完整或者披露不及時，仍然不能滿足信息使用者的需要，甚至會導致錯誤的投資決策。事實上，就真實性本身而言，由于會計估計、核算方法等因素的影響，會計信息的真實性也只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所以，把真實性作為審計目標，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所謂可信性，從國際審計準則第200號（ISA200）可以看出，當編制的財務報表公允表達（presented fairly）或真實公允（true and fair）時，它才是可信性的。從字面上講，公允（fair）或公平的要求，強調了財務報表各種使用者之間的利益平衡。從理論上講，公允表達或真實公允的概念比真實性概念具有更多的內涵，涉及會計適當性、適當披露及審計責任等概念。在國際審計準則第200號（ISA200）中，公允表達是指財務報表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適用的財務報告框架編制，“公允”還意味著超出財務報告框架所要求披露范圍的必要性，以及在極端情況下必須偏離財務報告框架的可能性。適用的財務報告框架，主要是指適用的會計法律法規、會計準則、會計制度等。大家知道，我國會計法強調“保證會計資料真實、完整”。根據會計法的要求，我國的財務報表不僅要具有真實性，而且還要具有完整性。總的來說，可信性并不否認真實性，真實性是可信性的必要前提之一，但真實的并不一定是可信的，可信性的內涵更加豐富，真實性是對財務信息質量的最低要求，可信性反映了對財務信息質量更高的要求。

（二）可信性目標反映了注冊會計師審計發展的新階段

一般認為，受社會需求變化、自身技術手段及審計風險等因素的影響，注冊會計師審計目標的發展演變至今經歷了四個階段，即20世紀30年代之前的查錯糾弊階段、30年代中期至80年代驗證會計報表真實公允階段、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真實公允與查錯糾弊并重階段，及90年代后期以來的增強信息可信性階段。雖然同為注冊會計師審計的目標，然而從歷史發展演變的角度看，真實性只是注冊會計師審計的早期目標，當前注冊會計師審計準則中的可信性目標反映了注冊會計師審計的最新發展，是更高級發展階段的目標。

（三）可信性目標比“真實公允”具有更加廣泛的適用性

20世紀90年代后期，傳統的財務報表審計成為更為廣義的概念――“保證業務”（Assurance Service）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國注冊會計師協會譯為“鑒證業務”②。2004年國際會計師聯合會了《國際保證業務框架》，2005年1月1日生效。2006年我國制定了《中國注冊會計師鑒證業務基本準則》，2007年1月1日起施行。鑒證業務是指注冊會計師對鑒證對象信息提出結論，以增強除責任方之外的預期使用者對鑒證對象信息信任程度的業務。鑒證對象與鑒證對象信息具有多種形式，主要包括：當鑒證對象為財務業績或狀況時（如歷史或預測的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鑒證對象信息是財務報表；當鑒證對象為非財務業績或狀況時（如企業的運營情況），鑒證對象信息可能是反映效率或效果的關鍵指標；當鑒證對象為物理特征時（如設備的生產能力），鑒證對象信息可能是有關鑒證對象物理特征的說明文件；當鑒證對象為某種系統和過程時（如企業的內部控制或信息技術系統），鑒證對象信息可能是關于其有效性的認定；當鑒證對象為一種行為時（如遵守法律法規的情況），鑒證對象信息可能是對法律法規遵守情況或執行效果的聲明。不難看出，傳統的財務報表審計只是鑒證業務中的一種。鑒證標準隨著鑒證對象的不同，也從財務報表審計中按照適用的財務報表編制框架，如編制財務報表所使用的會計準則和相關會計制度，擴展到單位內部制定的行為準則、績效水平等方面。從其定義看，鑒證業務的目的在于增強除責任方之外的預期使用者對鑒證對象信息的信任程度。真實公允目標是針對財務報表審計的審計目標，可信性目標在概念外延上具有更加廣泛的適用性。可信性目標不僅適用于對財務信息的可信性，而且還適用于非財務信息（績效信息）的可信性。對財務報表來說，如果它是真實公允的，即在所有重大方面是按照適用的財務報表框架編制的，它就是可信性；對于其他鑒證信息來說，如果它是符合適用的鑒證標準，就是可信性的。企業內部的信息系統，現在已不僅僅是財務信息系統，還包括各種業務和管理信息系統。與此同時，為滿足企業的業務需求，信息系統所提供的信息也不局限于財務信息，而且還包括許多非財務信息。所以，在國有企業信息系統審計中，把可信性作為國有企業信息系統審計的目標比真實性目標更加符合企業信息化發展的客觀要求。

（四）可信性目標反映了審計理論的深化和發展

可信性不是一個孤立的術語，它是新審計理論（或一組新的相互聯系的審計概念）中的一個關鍵性概念。隨著注冊會計師的業務從傳統的財務報表審計發展到鑒證業務，傳統的審計理論也得到了深化和發展。大家知道，審計三方關系是指審計人、被審計人、審計授權或委托人之間的關系。傳統的受托責任論，即審計動因論，是建立在傳統的審計三方關系之上的。然而，在我國現行的《注冊會計師鑒證業務基本準則》中給出了一種新的審計三方關系，即注冊會計師、責任方和預期使用者。在新的審計三方關系中，被審計人與審計授權或委托人之間責任關系的含義更加豐富，除傳統的受托責任關系外還有其他種類不帶委托性質的責任關系③。在新的審計三方關系中，預期使用者應包括企業所有的利益相關者，除了傳統受托責任關系中的股東外，還應包括經營者、員工、顧客、供應商、債權人、潛在的投資者、監管層、競爭者等。聘請注冊會計師的通常是預期使用者或其代表，但也可能是責任方。責任方、預期使用者和注冊會計師三方之間的關系，可以看作是信息提供者、信息使用者和信息可信性的保證者之間的關系④。增強信息的可信性，實際上是減少了信息提供者與預期使用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鑒于預期使用者的廣泛性，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將有利于完善市場機制，提高市場資源配置效率，從而拓展了審計的社會功能。可信性不是一個空洞的概念，鑒證對象信息是否具有可信性，需要執行一定的業務程序。審計師在收集證據的基礎上，依據一定的標準，檢查責任方的鑒證對象信息在所有重大方面是否符合適當的標準后，才能為鑒證對象信息的可信性提供一定程度的保證，從而提供給預期使用者。鑒證業務的保證程度被細分為合理保證和有限保證，鑒證對象信息被劃分為財務信息和非財務信息，其中財務信息被進一步細分為歷史財務信息和預測性財務信息。可信性概念是這些新審計理論中的關鍵性概念之一，相比之下，真實性概念在新的審計理論中卻沒有相應的理論地位。

（五）可信性目標反映了國家審計的發展趨勢

在世界審計組織（INTOSAI）的道德準則（Code of Ethics）中，強調了信賴（trust）、信任（confidence）、信譽（credibility）對于審計機關的至關重要性。在南非審計署1911至2011年百年紀念的紀念品和網站首頁上有一句格言：“Auditing to build public confidence”，即“審計旨在建立公共信任”。我國審計署2011年7月15日印發的《審計署關于深化經濟責任審計工作的指導意見》中提出，要確保經濟責任審計結果的可信、可靠和可用。劉家義審計長提出，國家審計是國家治理的一個組成部分。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民無信不立”，說明了信任、守信在國家治理中的重要性。我們知道，“誠信友愛”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本要求之一。國家審計可以增強政府的公信力，增強整個社會的誠信。從國家治理的角度看，可信性目標比真實性目標更好地體現了國家審計在國家治理中的作用。

經過上述真實性和可信性兩種審計目標含義的對比，不難發現，雖然真實性目標是國有企業審計的傳統目標之一，但是可信性比真實性的涵義更為豐富，可信性目標中不但包含了真實性目標，而且可信性目標要求信息系統提供更高質量的信息。兩種目標都對信息系統提供的信息質量提出了要求，國家審計對信息質量的要求不應低于注冊會計師審計。因此，筆者認為，盡管現行的審計法規定了國有企業信息系統審計的真實性目標，但是，從理論上講以及從未來發展趨勢看，審計機關應當選擇可信性作為國有企業信息系統審計的目標，即國有企業信息系統審計應當促進企業信息系統提供可信的信息。

二、促進國有企業信息系統的遵循性

最高審計機關國際組織（INTOSAI）在審計基本原則（ISSAI-100）中，把政府審計業務分為兩大類，即合規審計（regularity audit）和績效審計（performance audit），并制定了相應的審計執行指南，即財務審計執行指南（Implementation Guidelines on Financial Audit）、遵循審計執行指南（implementation guidelines on compliance audit）和績效審計執行指南（Implementation Guidelines on Performance Audit）。在這個準則指南框架中，合規性審計包括了財務審計和遵循性審計。遵循性審計是指對公共部門實體的活動是否與相關法律法規及授權要求相一致的審計。在《國際審計準則第250號――財務報表審計中對法律法規的考慮》（ISA250）中，非遵循（non-compliance），是指被審計單位不履行法律法規責任或者違反法律法規的犯罪，故意地或者非故意地，與執行的法律或法規對立的行為。在COSO內部控制框架中，遵循性（compliance）作為內部控制的目標之一，是指符合適用的法律法規。由此看來，在上述準則指南中，遵循性，就是我國國家審計中的合法性。但是，在本文中，作為國有企業信息系統審計的目標之一，遵循性與合法性不同。

為滿足業務需求，對信息系統提供的信息有一般性的要求，在IT治理框架COBIT4.1中，這些要求也被稱之為信息標準（information criteria）。遵循性（compliance）作為其中的標準之一，是指“涉及業務流程與所需遵守的法律、法規及合同約定之間的符合程度的屬性，即外部的強制要求和內部政策的遵循性。”⑤在本文中，遵循性作為國有企業信息系統審計的目標之一，采用COBIT4.1中遵循性的概念，即國有企業信息系統的設計、建設、運行和監控不僅要符合來自企業外部的強制性要求（合法性），而且還應符合國有企業內部制定的各種規定的要求。

我國審計機關對國有企業的財務收支的真實、合法和效益，依法進行審計監督。合法性是國有企業審計的審計目標之一。作為國有企業審計的重要內容，信息系統審計應當促進國有企業信息系統的合法性。那么，為什么我們要把國有企業內部制定的各種規定同時也納入國有企業信息系統審計的目標呢？企業內部如何制定關于其信息系統的規定是企業自己的事情，似乎審計機關不應干預，但是，效益性也是國有企業審計的審計目標之一。當信息系統不符合國有企業某些內部規定的要求時就會影響到企業效益，這些內部規定，如內部控制、管理和治理等，也應納入國有企業信息系統審計的遵循性目標范圍。

三、改善國有企業信息系統的績效性

績效性目標是企業信息化不斷發展的產物。我國企業信息化建設已經發展到了關注績效性的階段。績效性目標也是IT管理和IT治理的重要內容。IT管理和IT治理的國際標準或良好實務，為開展信息系統績效審計提供了審計標準。

（一）企業信息系統績效性的概念

當企業信息化發展水平達到一定程度后，信息系統的績效問題逐漸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在企業信息化的早期階段，信息系統主要應用于企業的財務會計領域，這時人們對信息系統關注的焦點主要是信息系統的可信性和遵循性問題，相應的措施主要集中在內部控制方面，強調信息系統的一般控制和應用控制。隨著企業信息化水平的不斷提高，信息系統在企業中的應用范圍逐漸從財務會計領域擴展到整個業務領域和管理領域，與此同時，信息系統的建設投入和運行成本顯著提高。這時人們發現，大量的信息化投入并不一定能夠帶來預期的收益，而且還帶來巨大的潛在風險，個別企業甚至因高投入造成利潤下降或財務危機，有的企業因業務流程改造滯后，還會導致管理混亂。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對信息系統關注的焦點，逐漸從“投入”轉向“產出”，從技術和內部控制問題轉向管理和治理問題，在企業內部出現了專門的IT管理部門，IT管理和IT治理逐漸從企業的一般管理和治理中獨立出來，而“績效”是描述信息系統投入產出、管理和治理的核心概念。

信息系統的績效性是指利用IT資源提供企業信息服務的經濟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為它的利益相關者提供價值是企業存在的基本前提。企業信息系統的目的在于利用IT資源，通過IT流程，提供企業信息服務，以滿足業務需求。信息系統要實現的績效目標必須與企業的業務需求或業務目標相一致。

（二）績效性目標的可行性

從我國企業信息化發展階段看，目前信息系統的績效問題已經成為關注的焦點。2011年2月，工信部電子一所和用友軟件股份有限公司聯合了《2010年中國企業信息化指數調研報告》。該報告將中國企業的信息技術應用分為四個階段，分別為基礎應用階段、關鍵應用階段、擴展整合及優化升級應用階段以及戰略應用階段，如圖1所示。

該報告認為，目前我國企業信息化總體上處于由基礎應用和關鍵應用向擴展整合與優化升級過渡階段。報告的主要結論之一是，2010年“信息技術應用范圍的變化主要體現在應用廣度和深度兩方面，企業基本完成了信息技術在各業務領域的應用覆蓋，已逐漸開始深度關注企業業務發展需求，著力提升信息技術的應用價值。”提高信息系統的績效，也已經成為我國企業信息化深度發展的方向。把績效性作為國有企業信息系統審計的目標，符合我國企業信息化發展的現狀，在現實中具有可行性。

（三）績效性是IT管理和IT治理的重要內容

IT管理目的在于如何降低成本，以更好的彈性及更快的響應速度，向組織內外部顧客提供高質量的IT服務，提供顧客的滿意度。IT管理的目標就是要追求信息系統的績效性，即經濟性、效率性和效果性。

信息系統的績效性也是IT治理追求的目標之一。在IT治理國際標準ISO/IEC38500（組織的信息技術治理）中規定了“績效”原則，即IT應適合于支持組織的目的并提供服務，服務等級和服務質量應滿足當前和將來的業務要求。IT治理框架COBIT4.1有四個基本特征：以業務為中心、以流程為導向、以控制為基礎、以績效測評為驅動。在該框架中，績效測評是IT治理的關鍵，并且指出，“多項調研已經表明，IT成本、價值和風險管理缺乏透明是驅動IT治理最重要的一個因素。相對于其他關注的領域，提高透明度主要通過績效測評來實現。”⑥

（四）績效審計的參照標準

IT管理和IT治理從企業管理和治理中獨立出來，為開展單獨立項的信息系統績效審計創造了條件。就像企業審計要關注被審計單位的管理和治理那樣，企業信息系統審計要關注被審計單位的IT管理和IT治理情況。IT管理和IT治理的國際標準或良好實務，則為開展信息系統績效審計提供了審計標準，也可以作為向被審計單位提出改進建議的參照標準。常見的IT管理和IT治理國際標準有：ISO/1EC20000（信息技術――服務管理）、ITIL（信息技術基礎庫）、ISO/IEC38500（組織的信息技術治理）、COBIT4.1（信息及其相關技術控制目標）等。

四、維護國有企業信息系統的安全性

維護國有企業信息系統的安全，對于維護國家經濟安全至關重要。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和應用，人們對信息系統安全性的認識也不斷深化。正確理解信息安全的涵義，對于開展信息系統安全性審計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安全性目標的重要性

根據1994年我國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保護條例》，維護計算機信息系統的安全性，就是要保障計算機及其相關的和配套的設備、設施（含網絡）的安全，運行環境的安全，保障信息的安全，保障計算機功能的正常發揮，以維護計算機信息系統的安全運行⑦。從這里可以看出，信息系統的安全包括：信息本身的安全、系統設施設備的安全和系統運行環境的安全三個層面。就三個層面的關系而言，信息是核心，系統設施設備及其運行環境是保障，信息本身的安全是目的，系統設施設備的安全及其運行環境的安全是手段。

國有企業信息系統安全是國家信息安全和經濟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了保護中央企業信息系統的安全穩定運行，2010年12月，公安部和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聯合頒布了《關于進一步推進中央企業信息安全等級保護工作的通知》。據統計，截至2010年5月，已有89.6%的中央企業開展了信息安全等級保護工作，中央企業總計建成投入使用的信息系統有16 092個，已定級14 539個，占比90.3%；應向公安機關備案的系統（二級及以上）有11 370個，已備案8 113個，占應備案系統的71.4%；列入2010年定級計劃的有1 598個。中央企業在公安機關備案的信息系統總數約占全國信息系統備案總數的21%，第三、四級重要系統約占全國重要信息系統備案總數的30%⑧。這些數據表明，國有企業信息系統已成為國家信息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國有資產法》第七條規定，“國家采取措施，推動國有資本向關系國民經濟命脈和國家安全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優化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推進國有企業的改革和發展，提高國有經濟的整體素質，增強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影響力。”由于國有企業集中在國民經濟命脈和國家安全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如電信、電力、石油、石化等重要行業，其重要信息系統已成為國家關鍵基礎設施，是國民經濟命脈之命脈，保護國有企業信息系統的安全穩定運行，對于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和社會穩定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信息安全概念的演變

根據我國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保護條例中的定義，計算機信息系統的安全性，包括信息本身的安全、系統設施設備的安全和支撐環境的安全。其中，信息本身的安全，即信息安全，是信息系統安全的核心和目的。那么，究竟什么是信息安全呢？

人們對信息系統安全性的認識經歷了一個不斷深化的發展過程。20世紀80年代美國國防部制定的《可信計算機系統評估準則TCSEC》把保密性當作信息安全的重點。20世紀90年代初由英、法、德、荷四國制定的《信息技術安全評估準則ITSEC》開始把完整性、可用性與保密性作為同等重要的因素。自此，信息安全的概念，即信息的保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逐漸被普遍接受。在2002年的國際標準ISO/IEC17799：2000《信息技術――信息安全管理業務規范》中明確規定，信息安全，是指保護：“保密性（confidentiality），即確保信息只能夠由獲得授權的人訪問；完整性（integrity），即保護信息的正確性和完整性以及信息處理方法；可用性（availability），即保證經授權的用戶可以訪問到信息，如果需要的話，還能夠訪問相關資產。”然而，在2005年的該國際標準修訂版即ISO/IEC17799：2005中，信息安全的定義，包括了七種安全特性：信息的保密性（confidentiality）、完整性（integrity）、可用性（availability）及其他屬性，如真實性（authenticity）、責任性（accountability）、不可抵賴性（non-repudiation）、可靠性（reliability）等，而且，這種修訂后的信息安全定義，被2007年的國際標準ISO/IEC27001（《信息安全管理體系――規范與使用指南》）引用。在學術界，有人認為，信息安全的特性還應進一步包括可控性（controllability）、可預測性（predictability）、可審計性（auditability）、遵循性（compliance）等。

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與應用，信息安全的內涵越來越豐富，從最初的信息保密性發展到保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進而又發展到相關的真實性、責任性、抗抵賴性、可靠性等。相應地，對企業信息安全的考慮，也從最初關注企業信息安全技術層面，發展到關注企業信息安全控制、管理和治理等層面。

（三）正確理解信息安全涵義需要注意的幾個問題

1.信息安全與信息保密不同。從信息安全概念的涵義可以看出，信息保密與信息安全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信息安全比信息保密的涵義更加豐富。盡管我國新修訂的保密法對信息系統的保密問題作出了規定，但是保密法不能代替信息安全法。目前，我國對信息安全的立法仍然比較滯后，尚無專門的信息安全法。信息安全法是國家信息安全保障體系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2.微觀信息安全與宏觀信息安全的聯系。企業信息系統的安全離不開系統運行環境的支撐，系統環境包括物理環境和社會環境。從社會環境看，主要是指有關信息安全法律法規、安全意識、人才培養等。這就是說，微觀層面單個組織的信息系統安全，還離不開宏觀層面國家信息安全保障體系的構建。與此同時，微觀層面的信息安全是基礎，沒有微觀層面的信息安全，也就沒有宏觀層面的信息安全。

3.授權管理的重要性。信息安全的概念有三個核心涵義：保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這三個核心涵義都涉及一個共同的要素，即“授權”。保密性意味著只有獲得授權才能訪問；完整性意味著沒有授權不得對信息進行刪除或修改；可用性意味著擁有授權者隨時可以使用。這表明，授權管理是信息安全管理的一項關鍵內容。信息系統是一種人機系統，授權管理主要涉及對人員行為的安全管理。

4.安全性目標與遵循性、績效性、可信性目標的聯系。從信息安全的涵義可以看出，信息系統的安全性目標不同于其遵循性、績效性和可信性目標，但是，安全性與它們之間又是相互聯系的。首先，安全性必須滿足遵循性的要求，信息系統的設計、運行、使用和管理可能要置于法律規定的和合同約定的安全要求的約束之下，特別是各種信息安全法律法規、保密法，以及知識產權、個人隱私權方面的法律法規；其次，信息安全沒有絕對的安全，所有的信息安全都是風險可接受條件下的安全，高水平的安全保護需要大量的投入成本，因而需要在成本、收益、風險和安全之間進行權衡，即安全性與績效性的聯系；最后，在信息安全技術層面，可信計算技術是信息安全技術的一個重要研究領域，從而表明安全性與可信性之間也有內在的聯系。

筆者認為，目前國際上制定的有關信息安全等級評估、信息安全風險評估、信息安全管理體系等方面的國際標準，無論是在理論概念還是在操作實務方面，對于我國審計機關開展信息系統審計都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這些國際標準或良好實務可以作為審計的參照標準，同時也可以作為審計機關向被審計單位提出改進信息系統安全性建議的依據。同時，在對國有企業信息系統的安全性進行審計時，還要立足我國實際，由于我國國有企業信息系統是國民經濟命脈之命脈，事關國家經濟安全和社會穩定，在重視企業本身信息系統安全的同時，還應當從宏觀上揭示國有企業信息系統的安全風險，維護國家經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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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業社會責任理論的概念

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簡稱csr）概念出現于19世紀的西方社會，是由sheldon于1924年首次提出的。迄今為止，關于企業社會責任學術界還沒有統一的定義。我國學者劉俊海從公司法學定義了企業社會責任責任:所謂企業的社會責任,是指企業不以最大限度在為股東們營利或賺錢作為自己唯一存在的目的,最大限度地增進股東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會利益。《市場經濟百科全書》對企業的社會責任所作的定義是企業為所處的社會福利而必須關心的道義任。

二、財務管理目標與企業社會責任

財務管理的目標是企業理財活動所希望實現的結果，是財務決策的準繩，也是評價企業理財活動是否合理的基本標準。

寧永志認為：“企業承擔社會責任與企業的財務目標之間并不存在固有的矛盾。承擔社會責任能夠更好地實現企業的財務目標。”而劉培紅也認為：“企業實現經濟利益與承擔社會責任有暫時的沖突，但是從長遠來看，企業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有助于企業價值最大化目標的實現的。”趙衛華說：“社會責任財務管理目標存在著這樣的關系：（一）隨著經濟的發展，財務管理目標的變化，社會責任在不斷的變化。（二）社會責任和財務管理目標對立統一的關系。（三）二者是一個相互促進的過程。（四）二者是相輔相成，相互影響的。”劉興賀認為：“從表面或短期來看，社會責任的承擔會在一定程度上減少股東財富，而逃避社會責任，甚至傷害社會利益，反而會提高企業的價值，但從長遠來看，企業財務管理目標與企業社會責任是一致的。”

三、可持續發展與企業社會責任

面臨21世紀的市場發展趨勢,企業如何能實現不斷持續發展的目標,已經成為企業發展戰略研究的重要課題。

李培林認為企業可持續發展是指企業在追求自身利潤最大化經營過程中,以社會責任為出發點,滿足企業利益相關者合理要求,實現企業與社會永久性和諧發展的生存狀態。張燕平認為：“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與企業實現可持續發展是緊密聯系的,只有企業承擔應有社會責任,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只有企業可持續發展,才能實現企業和社會的雙贏。”馮巧云認為:“企業通過承擔社會責任，可以贏得較好的聲譽，為企業發展營造更好的社會氛圍，使企業得以保持生命力，保持長期可持續地發展。”馬紅巖說：“現代企業只有較多地關注其社會責任,才能夠獲得持續發展。只有自覺地承擔起企業應負的社會責任,才能做到感恩社會、回饋社會,才能保證企業樹立以人為本、與社會和諧相處的科學發展理念,促進企業可持續發展。”

四、財務績效與企業社會責任

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財務績效的關系也是社會責任領域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搞清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財務績效關系，對企業的各利益相關者具有現實的意義，也有助于企業管理者更主動更有戰略性的管理和從事企業社會責任。

近幾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了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關系的研究。李兆華、盧麗通過對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年度分布、行業分布、地區分布綜合分析了財務績效對社會責任的影響，認為：“雖然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在短期內有可能會降低企業的當前財務績效,但從長期來看,企業承擔社會責任能夠為企業帶來多方面的利益,這些利益必將有助于提高企業的長期財務績效。”李承源以營銷理論和經濟理論為基礎，論證了：企業社會責任的實施對企業財務績效有影響，且存在正相關關系，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將會使企業各方面績效顯著提高，最終落腳于財務績效的提升。溫素彬、方苑按照資本形態的不同,構建了我國企業社會責任的利益相關者模型。以2003-2007年中的46家上市企業為研究對象，通過運用面板數據模型來檢驗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財務績效之間的關系，結果發現從當期看社會責任與企業當期財務績效之間的關系是負相關，但是從長期看企業履行其社會責任對其財務績效是有正向影響的。閆萍認為：“企業社會責任與其財務績效的關系是正相關遠遠超過負相關。”

結束語：通過對企業社會責任理論文獻的回顧，我們發現：第一，影響企業社會責任的因素有很多，這些因素之間相互作用，共同影響企業社會責任。第二，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管理目標相互促進，長遠看是一致。第三，只有企業一定程度上承擔了社會責任，才能獲得長足的發展。第三，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的關系短期內負相關，但長期內存在正相關關系，且正相關遠超負相關。因此，我國企業必須正確認識企業社會責任的承擔，不要把承擔企業社會責任看做一種消極的負擔，而要將其視為企業發展的機會，把握好承擔社會責任的尺度，提高企業的市場競爭力，獲得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溫素彬,方苑.企業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關的實證研究[j].中國工業經濟.2008,10:150-160．

[2]王建瓊,何靜誼.公司治理、企業經濟績效與企業社會責任:基于中國制造業上市公司數據的經驗研究[j].經濟經緯.2009,2．

[3]趙衛華.財務管理目標與企業社會責任的關系[j].商業文化.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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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3973（2013）002-152-02

1 網絡組織治理績效的內涵

目前，對網絡組織治理的研究尚處在起步階段，學術界對其概念一直未給出嚴格的界定。20世紀80年代是網絡組織治理研究的迅猛發展階段，特別是在實業界，國內外眾多企業采取了網絡治理以達到其更高的經營目標。孫國強（2005）對前人研究成果進行了整理，通過分析、歸納，明確界定了網絡組織治理，即網絡組織治理就是以治理目標為導向、治理結構為框架、治理機制為核心、治理模式為路徑、治理績效為結果的復雜運作系統，網絡組織治理是對網絡組織的治理，治理行為的主體是合作諸結點，客體是網絡組織這一新型組織形態，治理過程是具有自組織特性的自我治理。現有的關于網絡組織治理績效的研究通常都是從網絡組織各具體模式展開的，因此，對網絡組織治理績效的概念進行明確界定的文獻不是很多。嚴建援（2003）等從戰略聯盟研究角度出發，提出企業為實現特定目標是構建戰略聯盟的初衷，如何判斷目標的實現程度，就要由聯盟績效來體現。李維安（2003）提出了網絡組織運作績效的概念，這個概念與孫國強（2005）界定的“網絡組織治理績效”的概念在內容上相同，只是概念的表述不同。如前所述，網絡組織治理是具有自組織特性的自我治理，其運作過程是在網絡組織成員共同遵守的約定或協議的基礎上進行的自我運作，因此，“網絡組織治理績效”與“網絡組織運作績效”沒有實質區別，正如李維安和孫國強把之定義為：不同市場主體在網絡化協作的框架之內，相互依賴，相互補充，資源共享，風險共擔，通過一系列協同互動的交互作用在一定時間內所增加和創造的價值總和，即協同效應的大小。

國外對于網絡組織治理績效的研究相較國內更為深入。Uzzi（1996）從結構性嵌入和績效之間的關系入手，提出組織的經濟行為受到網絡結構和嵌入的影響。Gulati（1998）認為，合作伙伴之間豐富的信息交流使得聯盟網絡表現出更好的績效，然而實際操作中信息的不對稱以及機會主義行為制約網絡的運行和發展，他以汽車產業的供應關系為例，得出關系嵌入越多績效表現越好的結論。Zaheer（1997）等人經過研究也得出關系嵌入越多績效表現越好的結論。并且通過實地調研后得出信任會影響個人與組織間交易關系的績效。

2 網絡組織具體模式的治理績效評價

網絡組織治理績效是衡量該網絡組織存在價值高低的重要標準，但對網絡組織治理績效的評價一直沒有一個明確的方法。以往的研究都是從網絡組織的個別形式入手，對其績效評價進行研究，如：產業集群、戰略聯盟、供應鏈、企業集團等。這些網絡組織具體形式在進行績效評價時都采取了不同的評價方法。

2.1 產業集群

對產業集群治理狀況進行評價，必須建立在合理的指標體系上，同時確定科學的評價方法。近年來，各種評價指標綜合了眾多領域的相關知識，使得由指標確定的綜合評價方法得到了不斷豐富和深入。目前可以將這些評價方法歸納為主觀賦權評價法和客觀賦權評價法兩大類。主觀賦權評價法是采取定性的方法，所得權數是根據專家學者的主觀經驗判斷而來，這類方法主要有層次分析法、模糊綜合評判法等；而客觀賦權評價法所得權數是根據指標間的相互關系或變異系數確定的，例如主成分分析法、灰色關聯度法、TOPSIS法等都屬于這類方法。此外，國內學者楊文生、易明提出平衡記分卡運用于對產業集群自身發展績效的定量評價，并基于平衡記分卡對產業集群績效評價實施流程和指標體系進行初步設計。

2.2 戰略聯盟

學者們將戰略聯盟治理績效分為財務績效、運營績效和組織績效三部分。其中，財務績效用以衡量聯盟企業是否獲取了預期的財務收益，包括使用收益率、銷售增長率等具體指標（Hamel Doz & Parahalad，1989）；運營績效用以衡量聯盟的穩定性和持續性（Parkhe，1993；AfricaAri-no，2003）；但是這種方法還有待進一步考量。由于聯盟企業的財務信息具有敏感性（Bucklin&Sengupta，1993），所以大部分研究人員使用運營績效和組織績效相結合來評價戰略聯盟治理績效。

2.3 供應鏈

對供應鏈而言，目前對供應鏈治理績效評價理論研究還比較分散，沒有形成系統的理論，供應鏈治理績效評價方法的研究相對來說更少一些。Lummus等人認為，每一項指標都有理想值、目標值和當前值三個指標。供應鏈績效管理的目的就是按照理想值設定目標值，進而根據目標值改進現有的績效狀況。而從目前文獻的供應鏈治理績效評價的指標設置中了解到，其評價過程是一個多目標的決策問題，因而在績效綜合評價中，各指標權重的確定是關鍵。就目前的研究成果來看，在確定指標權重的方法中，以比較分析法、Delphi法、熵技術、層次分析法（AHP）、模糊層次分析法（FAHP）等運用最多。對方案的評價采用主觀判斷法、平衡記分卡（BSC）、模糊綜合評判、線性加權法、數學規劃法、歐式范數法、概率統計法、逼近理想解法（TOPSIS）的綜合排序、ABC法、AHP法、調查表分析評價法、標桿法、效用理論、數據包絡分析（DEA）、BP神經網絡等。對于供應鏈綜合績效評價往往采用確定權重的方法與對方案的評價方法有機組合，充分利用客觀評價與主觀評價的優點，揚長避短，將主觀評估做定量描述，如AHP/DEA法、AHP模糊綜合評判法、熵技術與AHP相結合的方法、熵技術與人工神經網絡相結合等。國內一些學者對層次分析法和平衡計分卡的運較多，其中鄭傳鋒通過對供應鏈績效評價特點及其指標體系構建原則的分析，認為作為一種戰略管理的有效工具，平衡記分卡在供應鏈績效評價指標體系構建中具有較強的指導意義。符瑛提出供應鏈績效評價指標體系存在的問題，主要包括與財務績效目標相對應的財務績效評價體系，這類傳統指標注重反映經營的結果，帶有靜止、單一和被動反映的特點，而不是從供應鏈各節點企業的利益最大化考慮，無法與組織的戰略目標和管理文化相結合，與供應鏈集成與資源整合的思想也有一定的差距。這樣的指標體系已經無法滿足快速發展的信息社會對于企業經營提出的要求。而平衡計分卡作為一個新的角度對研究供應鏈的績效評價體系有新的貢獻。

2.4 企業集團

企業集團是指一種以大企業為核心，以經濟技術或經營聯系為基礎，實行集權與分權相結合的領導體制，規模巨大、多角化經營的企業聯合組織或企業群體。劉丁玲、劉鳴鏑指出企業集團業績評價模式包括：財務模式、價值模式、平衡模式和綜合模式四種。其中：平衡模式是以利益相關者價值最大化為目標導向，建立在戰略管理理論、利益相關者理論等理論基礎上，以利益相關者為基礎，企業的核心競爭力為評價標準，采用財務指標和非財務指標，通過顧客、內部業務流程、學習和創新方面進行綜合計分評價。張躍寧對這四種模式也進行了分析，并指出財務模式和價值模式主要適用于營利性企業，平衡模式和綜合模式不僅可以在營利組織中適用，也可以在非營利組織中適用。米鄉卿在研究企業集團績效評價問題中分了作為一種具有多層次結構的法人聯合體，企業集團的績效評價分為集團母公司對子公司和分公司、子公司和分公司對其員工這兩個層次進行。在方法運用上，他強調第一個層次的績效評價主要是依據平衡計分卡進行考核，而第二個層次的績效考核和評價主要是采取傳統的考核方式。東北林業大學王秋燕等人在《基于價值鏈的企業集團業績評價研究》中也同樣提出了平衡計分卡的運用，指出集團可以通過把戰略目標轉化為具體目標和測評指標的方法，來建立平衡計分測評法。準備階段，包括說明遠景、溝通和聯系、設計測評指標；實施階段，根據公司具體情況選擇合適的信息系統，建立數據庫；定期考察完善階段，集團應定期對平衡計分法的實施情況進行考察，看其是否真正有助于公司實現戰略目標，找出其中存在的問題，并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3 總結

綜上，在幾種典型的網絡組織形式的治理績效評價中，國內外學者從各個角度進行了研究，其中也從平衡計分卡的角度設計評價指標體系，并且隨著學者對網絡組織績效評價理論與方法研究的不斷演進，總結了網絡組織績效評價理論與方法的演進大致經歷的幾個階段，并發現：網絡組織績效的評價要將財務績效與非財務績效結合起來，不能夠單純以財務績效來評價組織，要注重利益相關者的利益，要將組織的長期戰略目標同短期營運目標相結合。因此，可以確定平衡計分卡對網絡組織治理績效的評價具有適用性和可行性，是未來研究的方向之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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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as T. K.， Teng B. S. A Resource-based theory of strategic alliance[J].Journal of Management，2000，26（1）：31-61.

[4] 張秀生，陳立兵.產業集群、合作競爭與區域競爭力[J].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6）.

篇（10）

面對當前經濟環境不斷變化，企業對自身的經營體系及技術研發上更加嚴謹，正因商業體質已不能用過去的傳統眼光來衡量，尤其在知識型產業攻占市場的潮流趨勢下，唯有不斷地創新、提供有別于其它企業的商品及服務，方是企業競爭力的泉源所在。而檢視企業組織中經營管理、打通組織任督二脈的方法中，平衡計分卡（ Balanced Scorecard，BSC）逐漸蔚為熱門的工具。

何為平衡計分卡？

平衡計分卡是一項可將組織策略加以落實并活絡的管理制度，其觀念是由哈佛大學教授羅伯．柯普朗（Robert Kaplan）與諾朗諾頓研究所當時的最高執行長大衛．諾頓(David Norton)兩位學者所提出，其根據數家長年績效表現突出的企業，經過反復的驗證，從中探討出其成功的經營之道，進而歸結出可以提升企業競爭能力及落實策略愿景的架構。

平衡計分卡乃是以平衡觀念來驅動組織績效的量度，訴求的是企業內部績效短期和長期目標之間的平衡、財務和非財務量度之間的平衡、落后及領先指針之間的平衡、外界和內部績效構面的平衡等狀態。

Kaplan和Norton于平衡計分卡的觀念，是將績效評估指針分為4個重要的構面──顧客構面、財務構面、內部程序構面、學習與成長構面。并依其構面分別設計出績效衡量指針，而此績效衡量指針可以適當地涵括整個企業所需要的信息，但也不流于復雜的窘況。最為確切的是可以透過平衡計分卡將公司組織內部的策略及企業愿景戮力達成，這是平衡計分卡強調的重點。

平衡計分卡與組織策略活動的關聯

平衡計分卡的精髓應該是，“一企業光有愿景但沒有行動，則此愿景只是夢想；若有行動但沒有愿景，則行動只是一個動作而已。然而，如果將行動與愿景結合，伴隨績效管理共同朝向目標努力達成公司的使命，這樣一來，凝聚的力量將是明確的，而且強大無比。”因此，平衡計分卡運用于企業必須要有“知行合一”的精神，畢竟，組織調整所要顧及的層面甚為寬廣，同時必須要面面俱到，因此適當地拿捏準確對企業而言，相當重要。

以下簡述平衡計分卡4個構面的理念：

1.顧客構面：企業應先行找出市場和顧客之間的區隔，并將顧客面的核心衡量群（Core Measurement Group）與目標市場及顧客相結合，且幫助企業找出及衡量企業顧客面的價值計畫（Customer Value Proposition）。

2.財務構面：企業應針對其所處不同階段的生命周期，有不同的財務策略，決定適合的財務

衡量尺度。且企業生命周期可簡化為：成長期、保持期、收割期3個階段。當然，無論企業身處于何種階段，都應配合收入成長與組合、成本降低／生產力改進、資產利用／投資策略等3個財務性議題。如此，企業在依自身所處的生命周期分析決定策略后，可根據其找出個財務性議題所適合的績效衡量指針。

3.內部程序構面：企業為滿足股東及目標消費群的期望，必須確認其所創造的顧客價值的程序，才可有效地運用有限的資源。企業目前的績效指針仍著重于改善現有的營運程序，雖有嘗試增加品質、產出率、循環時間等指針，但仍并非針對企業程序的整體概念。而平衡計分卡則有別于傳統，建議企業應就完整內部程序價值鏈，其中包括創新程序、營運程序、售后服務程序，建立各種衡量指針。

4.學習與成長構面：此構面的主旨在使平衡計分卡之前3項構面能順利達成，實現企業長期成長的目標。并強調未來投資的重要性，但并非如傳統的投資觀點，僅著重新設備、新產品的研究發展。雖然設備及新產品的研究發展是很重要，然而為了達到長期的財務成長目標，組織必須投資在基礎結構上，包括人員、系統及程序，透過員工能力及信息系統能力的增強、激勵及授權一致性的增強等3個主要原則，以建構學習與成長構面的績效指針。

除Kaplan和Norton對平衡計分卡4個構面所規劃的觀念外，戴秋蕓亦對4項構面有一經驗的分享。她認為企業在建構顧客構面時，最主要的應是建立“忠誠”的概念，應將顧客滿意度、顧客延續率、市場占有率、顧客競爭率以及如何維持顧客忠誠度等一并考量；而在財務構面，她則認為“利益”是一不可忽略的考量點，且應開源節流為財務構面的基礎；于內部程序構面，她認為“改善”是為要項，減少顧客抱怨，快速響應顧客需求等是企業重要課題；在學習與成長構面，關心的則是“成長”的概念，她認為員工的成長是帶動企業成長的不二法門。

教育訓練是組織變革的先前投資

戴秋蕓指出，平衡計分卡的最后一個構面“學習與成長”，往往是組織面臨改革是最棘手的部分。很多企業在平常營運穩定時，常存有一個很不應該的觀念──認為教育訓練是企業的負擔，所以不愿多付出。正因為于平常不愿多花心思栽培員工，因此，在面臨外在環境（競爭對手遽增、顧客消費行為改變等因素）促動組織不得不進行變革時，員工因為長期處在同一個工作崗位上，沒有機會學習其它的新觀念與新做法，因而產生抗拒變革的心理。就因為如此，使得員工成為組織變革的絆腳石，追根究底，企業要付出更大的成本。

戴秋蕓懇切地表示，在平時就該多給予員工教育訓練的機會，不僅可以培養各部門的種子菁英，而且在企業面臨必要的變革時，這些平常就受到公司培育的這一群人將是疏通變革的關鍵人物，是故，教育訓練對公司而言，不但不是負擔，而是一項寶貴的投資，同時也是組織因應變革的一劑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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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24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2）09-235-02

一、問題的提出及概念界定

（一）問題的提出

在集約式經濟增長方式下，全社會各行各業、各部門和單位都非常注重績效考核。國家對國有企業還專門制定了業績考評體系。目前績效考核主要是從財務成果上進行的考核，比如采用總資產利潤率、凈資產收益率、每股收益等指標，均是在經濟活動結束后，考核一段時間的業績，對員工的考核也是以員工的勞動成果作為考核依據，如銷售人員用銷售額進行考核。這樣的考核方式存在的弊端是，事后的考核只是對業績進行評價，并不能促進績效的提高，另外容易導致各部門各自為政，無法提高企業整體績效。因此，筆者擬從影響績效的最主要因素即營運資本管理出發，將其納入企業和員工績效考核體系，旨在將工作目標與績效考核相統一，改善企業管理，增強員工積極性，提高企業資源利用效率，使企業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中能更好地實現績效增長。

（二）概念界定

1.績效考核。績效考核起源于西方國家文官（公務員）制度。1854年—1870年，英國對文官實行按年度逐人逐項進行考核的方法，根據考核結果，實施獎勵與升降，充分地調動了英國文官的積極性，大大提高了政府行政管理的廉潔與效率。文官制度的成功實施，使得有些企業開始借鑒這種做法，在企業內部實行績效考核，試圖通過考核對員工的表現和實績進行評價，并作為獎懲、培訓、辭退、職務任用與升降等的依據。

隨著企業組織發展的逐步完善，績效考核（performance examine）已成為一項系統工程。是指企業在既定的戰略目標下，運用特定的標準和指標，對企業和員工一段時間的工作行為及工作業績進行評估，并運用評估結果對將來的工作行為和業績產生正面引導的過程和方法。企業的績效考核體系通常由從上到下的幾個層次組成，分別包括企業績效考核、部門或分部績效考核和員工個人績效考核等。考核的方式通常有定期考核和不定期考核。

2.營運資本管理。營運資本的概念有廣義和狹義的解釋。廣義的營運資本是指企業的流動資產的總額。這個概念主要在分析資產的流動性和周轉狀況時使用。狹義的營運資本是指企業的流動資產總額減去各類流動負債之后的余額，也稱凈營運資本。狹義的營運資本主要在分析償債能力和財務風險時使用。

企業應當持有適當數量的營運資本，如果缺乏，則會面臨短期的經營和財務風險。但營運資本作為短期資本，其盈利能力較差，所以持有過多則會降低企業的投資回報率。因此，營運資本管理是一個在收益和風險之間不斷權衡的過程，為了實現企業經營的獲利目標，同時盡量將風險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圍之內，對營運資本的管理就顯得尤為重要。一個企業的資本營運能力決定了其盈利能力和償債能力。

因此，筆者在傳統績效考核基礎之上，將營運資本管理的指標作為企業和員工業績考核的主要指標，可以從根源上切合企業管理和財務管理的目標。

二、基于營運資本管理的績效考核指標

1.企業績效考核指標。目前衡量企業績效的指標主要有利潤指標和市場價值指標。利潤類的指標主要有凈資產收益率、總資產收益率、營業利潤率等，市場價值類指標主要有經濟增加值（MVA）、市場增加值（MVA）、托賓Q等。以上指標均是從企業經營的結果來衡量企業的績效，與企業最終目標相掛鉤。這些指標雖然可以看出企業經營成果的多少及增減，但是不易看出企業經營成果變化的原因。因此，筆者擬從影響企業經營成果的根源著手來分析企業績效的強弱，即采用營運資本管理效率高低的指標來衡量企業的績效。因為企業在實際運轉過程中，必須保證銷售增長與現金流的變動平衡，否則企業會因增長過快而陷入財務困境，或者因增長太緩慢而使財務資源閑置，以至于壓低企業價值。因此，無論對一個增長過快還是過慢的企業而言，營運資本管理都是可持續增長中的關鍵問題，只有一個平衡增長的企業才能獲得更大的績效。因此，筆者擬采用以營運資本管理為核心的績效考核指標，主要包括銷售額（Sales）、經營收益(IFO)和營運資本率(WCR)，在計算總考核指標時，三者權重均為三分之一，也可以根據重要性確定權重。即

P=SalesK1+IFOK2+WCRK3（K為各指標的權重）（式1）

其中，營運資本率(WCR)=（存貨+應收賬款－應付賬款）/全年銷售額（式2）

為了更及時有效地控制營運資本比例，也可以每月進行一次測評，此時年度營運資本比例估算公式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