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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教育家溫斯頓·布倫姆伯格曾說過：“采取只知語言而不懂文化的教法，是培養語言流利的大傻瓜的最好辦法。”語言與文化自古以來就是不可分割相互滲透著的。人類用語言創造了文化，文化反過來又促進人類社會的發展。廣義上說，文化是指一個社會所具有的獨特的政治經濟制度、、風俗人情的總和。而教學中，我們常把文化分為兩個層面：即知識文化和交際文化。通常交際文化要比知識文化更直接地影響言語中所蘊含的文化信息和跨文化交際。對文化所包含的這兩個層面的熟悉、掌握、運用程度，就是我們要探討的社會文化能力。

一、社會文化能力培養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中國加入WTO以后，社會對涉外人才的培養數量和層次提出了更高要求，各行各業對外向型、復合型人才（既具有專業知識，又懂外語）的要求也愈益迫切。另外，高職教育也取得了較大發展。高職英語教學作為高職教育與社會需求接軌的一個重要環節，日益受到重視。但從目前高職英語教學的現狀來看，還存在眾多不足。例如：

1．高職學生入學成績參差不齊，英語基礎相對薄弱。據調查，英語高考成績在60分以下的學生只認識600個左右的基本詞匯，閱讀、聽說能力也比較差。大約有1/4到1/3的學生只能進行最簡單的日常生活會話。

2．高職英語教學的師資力量不是原來中專學校或中學里過來的，就是剛畢業的應屆生。教學方法不能適應高職教育的特點，事倍功半。

3．在現今的英語教學中，人們普遍忽視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認為英語教學的主要目的是語言知識的傳授，沒有把文化滲透和學生的語用能力相結合。

2000年10月，教育部高教司組織修訂的《高職教育英語課程教學基本要求》（試行）明確提出了“以實用為主，應用為目的”的教學目標。新的基本要求體現了以下特點：

1．高職教育英語課程教學基本要求以高職人才培養目標為依據，突出實際語言應用能力的培養。

2．以培養學生實際應用語言的能力為目標，突出教學內容的實用性和針對性，將語言基礎能力與實際涉外交際能力的培養有機地結合起來，以滿足21世紀經濟發展對高職人才的要求。

3．為適應改革開放對涉外業務交際能力的需求，加強聽說能力的訓練以及加強學生語用能力的培養，已成為高職外語教學的當務之急。

高職學生學習英語是為了用它來進行涉外交際，高職英語教學應加強學生語言應用能力的培養。但是應用能力既可泛指應用語言的一般能力，更是指把語言運用到實際涉外交際環境中的能力。后者也可稱為“社會文化能力”。“應用能力”是“社會文化能力”的基礎，“社會文化能力”則是“應用能力”的最終表現。因此，高職英語教學應以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為最終目的。

二、如何培養學生的社會文化能力

實際上，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在英語教學的各個階段、各個層次上都可以進行的，它存在于語言教學的各個環節。

首先，作為高職英語教學引領者的教師，要轉變教學觀念。海姆斯（Hymes）曾說過外語教學旨在引導學生“在什么時候該說話，什么時候不該說話，對誰在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談什么。”從這意義上看，語言教學與文化教學、語言能力與文化能力是不可分離、相輔相成的。

對英語學習者來說，學習英語既是為了掌握一種新的交際工具，也是為了學習和了解其文化；從教師教學角度來看，教授一門語言同時也應是在傳授一種文化。教師不能只顧教授語言知識，也不能說教語音的只管教語音，教語法的只管教語法。英語教學“只有考慮到文化因素，我們才能全面地理解語言行為，”（Crane,1981:194）才能更有效地交際。由此可見，我們必須從根本上更新教育觀念，把教學指導思想從“語言為本”向“以語言運用為本”轉變，以培養學生的語言應用能力為宗旨。

其次是教學模式上的改革。

1．以大綱為依據。

轉變了觀念之后，要充分理解大綱。外語教師不能憑個人好惡予以取舍，而必須按大綱要求去做。要在仔細研究大綱，研究學習主體（入學水平、學習興趣、學習方法、個性差異等）的基礎上準確施教。立足本校實際，加強集體備課，商定每一單元文化導入的內容、要求、重點、難點等。日常教學中適時融入介紹、告別、聚會、訪問等文化因素的講解，在不知不覺中讓學生領會“不僅要注意語言的準確性，還要重視語言運用的恰當性”，使其文化能力與語言能力同步提高。

2．程設置及教材選擇。

課程設置應服從和服務于教學目標。高職院校大學英語教學之外可以請外籍教師開設口語課、語言文化系列知識講座，也可根據自身的人才培養模式和目標，嘗試開設一些輔修課，

如“文化與交際”、“涉外禮儀”、“外企文化”等。這樣既培養學生學習興趣，又提高學生對不同文化的領悟力和接受程度。

另外，教材是否合適也會影響教學效果，阻礙學生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應選擇多含英美本族人實際交際中的“真實語料”，方便教師教語言的同時結合文化內涵展開教學活動。

當然，教材內容應有一定的趣味性，使學生有持續的學習興趣和參與其中的樂趣。同時也要使學生覺得“易學”和“好用”。另外，高職外語教學中讀、寫、譯的重點應是涉外應用文獻，所以教學素材的選擇在著眼于典型性的同時，也應注重實用性。在教學過程中運用典型性、實用性、趣味性強的語言材料對學生進行職業文化的滲透。

3．課堂教學。

對于英語課的教學要注重對學生英語應用能力的訓練，運用多種方式增加課堂語言實踐活動，如：role-play,groupdiscussion,pair-work,熱點話題辯論，實用文寫作等。要克服班級規模偏大，人數偏多的困難，實施老師為場外指導，學生為場上隊員的教學模式，使學生的語用能力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

另外針對不同課型的課堂教學，教師應有意識地加強學生的文化意識。比如口語訓練中，要讓學生學會句式表達的同時，了解該語言適合的語境，包涵的文化因素等，避免出現交際中的語用錯誤。因為缺乏文化背景知識的語用方面的錯誤，一般是不可原諒的，聽者會認為是粗魯和惡意傷害的自然流露，從而導致交際的失敗。在閱讀課時應加強風俗、文化、宗教等的介紹。因為現今教材中的閱讀材料多取自英美國家。只有放在一定的社會環境、文化背景下，才能讓學生更好地領會其中的內容，增強語言功底。而詞匯中同樣也包含著極其豐富的各種文化信息。有些詞匯因人們的生活環境、風俗習慣、歷史背景、心理特征等綜合起來的文化意識使其在不同的語言中有著不同的內涵。如blue一詞，在英美人的眼里，除了顏色，還可代表心情憂郁；在中國稱贊人家小孩的時候往往用“胖乎乎的很可愛”，但英美人受社會文化影響認為fat是個貶義詞，而常用“Whatacutebaby!”。這樣的詞匯很多，教師可利用這些詞匯進行有意識的跨文化教育，培養和提高學生的社會文化能力。

4．考試項目的調整。

高職學生學習英語的最終目的是運用該語言進行成功的涉外交際。如果對學生語言學習的測試僅停留在知識點的考查上，那么最終還是回到與紙筆交流用規則硬套的啞巴英語。我們應提供多種測試途徑（聽、說、讀、寫），設置不同的語言環境，考查學生實際語言運用的恰當性和應對變化的靈活性，使語言學習真正為語言的最終交際服務。

5．英語教師培訓。

正如前面提到的，高職英語的師資力量相對薄弱。墨守成規和年輕化是兩個最大的問題。許多英語教師自身就缺乏對語言所包含的文化信息的廣泛了解。所以一方面教師本人應及時地補充給養，進行專業、學歷等方面的進修提高。另一方面高職院校應為英語教師創造更多培訓機會，讓教師走出國門，感受英美國家的語言及文化環境。有一個實地的了解才能更好的比較、輸出，才能在培養學生的社會文化能力時起到指導作用。

6．第二課堂。

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不僅限于語言教學上進行，而且還可以利用其他方法進行。例如，課余利用英語廣播電臺播放原汁原味的英語新聞、英語歌曲或利用多媒體電教設備播放一些原版的影碟，既培養學生學英語的興趣，又可對異國的生活習俗、風土人情等方面有直觀的感性認識。還可以請一些外籍人士與學生定期開展直接交流，或以講座形式向學生介紹國外的社會生活風貌等。通過這些方法獲得的文化背景知識更易讓學生們領會、掌握，促進學生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

再者，要明確語言教學與文化能力培養之間的關系。

當然，高職英語教學中不能因文化教學的重視而忽視語言的教學。我們應權衡學生水平，學校人才培養目標及教材內容等方面因素，處理好兩者的關系：

第一，文化教學是為了加強而不是削弱語言教學，是補充語言教學之不足，而不是取代語言教學。

第二，要明確語言教學的范疇。就一個國家文化而言，有主次之分。全盤顧之？一難于做到；二會使學生無所適從，最終不利于學生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故應擇主流，有所選擇地講授。

第三，語言和文化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比如以前說中國人的謙虛，聽到贊揚總說“你過獎了”“不怎么樣，讓你見笑了”等等。但據調研表明，現在的年輕人聽到贊揚有近一半說“謝謝”或其他類似肯定的話。故在文化教學中應用發展的眼光看待問題，不能嚴格遵守文化規約，也意味著教師要與時俱進。

三、結語

21世紀是高職教育發展的黃金時期。社會發展必將使跨越不同文化的人類交流愈加頻繁。因此，在高職英語教學過程中，培養學生實際的涉外交際能力是最終目的。而語言技能的提高轉化到語言運用能力提高的過程中，時刻都會受到兩種語言和文化的沖擊。我們應在如何打穩、夯實語言基礎的同時多渠道地培養學生的社會文化能力，從而促進不同語言、文化間的和諧交流與溝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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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首先，第二語言習得研究有不同的視角，其中社會文化理論與認知心理相對。認知心理屬于內在論的一種，是內化的認知的過程，它將人類思維與自然的關系認為是單向的關系。社會文化理論提倡社會與思維之間的雙向關系，是內化認知與外化社會的融合。語言作為一種符號工具是人們從事復雜、抽象的外部社會文化活動的重要標志，語言的社會性決定了二語學習離不開一定的社會環境。其次，任何第二語言(L2)的學習，要不作用于學習者置身的自然母語環境中，要不發生在外語課堂條件下。我們學習和研究第二語言目的在于為教學實踐服務，平衡理論學習和語言教學之間的關系，即學習理論對外語教學的啟示和作用(賈冠杰，2003)。選擇英語的外語課堂作為二語學習的語言，原因在于英語是世界普遍交流與溝通的語言符號其普遍性、流傳性是不容忽視的。最后，口語輸出是日常交流活動的重要部分，其交流性和使用性被外語教學廣泛認知和使用。無論是在社會這個大背景下人們需要口語交流，在語言學習特定的“社會”課堂中，教師與學生之間同樣需要口語去交流與互動，口語交際無處不在。本文從另一種理論視角去探究成人英語口語的學習，為提升口語交際意義和效率另辟蹊徑，對語言教學產生的啟示和作用。

二、社會文化理論相關核心概念

社會文化視角代表性理論包括維果茨基的社會文化理論、語言社會化學說和巴赫金的對話理論。“社會文化理論”是由蘇聯心理學家維果茨基在上世紀30年代創立的學說，它主要突出人的本性實現人的全身發展。

(一)中介

社會文化理論認為學習過程作用在外在的社會環境之下，通過使用工具進行外在與內在的雙向傳遞與互動，這種間接使用工具的行為就是中介。中介是維果茨基社會文化理論中最核心的概念。其要義是個體與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不是直接的，而是間接的、是工具中介的(Vygotsky，1978)。這種工具中介是物理的，即它可以是書本、電腦或是學校課堂。通過這些物理工具來認識世界、改變世界。抽象的工具是心理的，它可以是符號工具，即是語言。人們通過使用語言符號作用于外部世界，作用于自身，促進個人自身認知發展。

(二)最近發展區

這一概念主要強調人際互動的重要性，衍生于維果茨基的中介思想。“最近發展區”(ZPD)指個人固有的水平能力在他人的幫助下得到了提高。這種情形又被稱之為搭“腳手架”，即在能力比該學習者強的人的幫助下使學習者從當前的能力水平達到潛在的能力水平。這種方式需要學習者參與到人際互動中，并且學習者需要有意識或潛意識地尋求他人幫助，通過這一過程學習者的認識水平也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

(三)內化

內化與之前提到的中介和ZPD不同。中介即符號工具，ZPD即能力較強的人所起的作用，這兩個核心思想都涉及外部社會。內化則是指向內部、個體自身的心智發展。作為社會文化理論核心思想之一，高級心理機能形成的過程中必不可少的元素就是內化(Lantolf，2006)。維果茨基通過內化這一概念將外部與內部進行聯系。這種個體與環境之間的互動關系變成了雙向交際，即社會交際和自我管理。其中模仿、自言自語和內部語言都是內化的機制和在不同階段的表現。

(四)活動理論

活動理論關注在環境中人類活動和意識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Vygotsky，1978;Leontiev，1981)。它是人類活動通過物理工具和心理工具(語言符號)所引發的中介過程。活動理論強調個體參與社會實踐活動的重要性，研究重點是人類認知的社會起源以及導致認知形成的實踐活動(Lantolf.J.P.&S.Thorne，2006)。系統中有主體(參與社會實踐活動的個體)；客體(活動對象)；工具(中介物)；分工(職責與任務)；規則(制度、規范)。

三、對社會文化理論下英語課堂成人口語的討論

通過以上介紹，首先我們可以看出二語學習發生過程是動態、非線性的，其中各個環節不是單向輸入輸出，單純的語言學習并不能使知識有效內化和應用，要求我們在語言學習時要考慮外在因素和內在條件。二語學習者在學習外語時受母語正負遷移和目的語影響，同時受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因素影響。其次課堂環境下的二語學習與二語習得不同，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它有正式的語言授課；第二，它有不同于自然交際的師生言語交互方式(Ellis，1990)。如何更有效地學習語言是課堂語言教學的目的所在。自從中國成功加入WTO后，許多外企相繼注入，對國內雙語人才的需求大大增加。我國教育得到與世界接軌的改革，對外語教學的重視遍及各個教學階段。一些畢業很久的成人為了與時俱進走入課堂學習外語。成人掌握口語交際技巧為更好的工作或出國旅游環游世界打下基礎。那么社會主義文化理論如何應用在成人英語口語的課堂上更好的指導成人英語口語的交際活動呢?本文認為從社會文化理論核心概念出發，從成人學習特點、學習心理、學習方式著手，提出以下幾個方面問題：第一，弄清語言與認知的實質關系；第二，弄清中介語的可變性對成人學習者的影響；第三，弄清母語在社會文化理論視角下扮演著什么獨特的角色；第四，弄清語言應用的環境意義；第五，弄清社會文化理論對外語教學有何積極的啟示與作用，外語教學應該創造一個什么樣的社會物質環境便于成人學習者積極參與，從而提高口語交際輸出的效率和意義。

四、總結

從以上對社會文化理論與外語課堂教學活動關系來看，社會文化理論為我們理解二語學習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由原來的內在個體與外在社會的相互獨立到相互包含，語言學習與社會環境是積極交互的。值得注意的是現實的外語教學環境并不盡如人意。學生缺少真實的外語語境和資料，中國人編寫的外語教材從某種程度上固定了中國人的思維模式和語言表達習慣。中國人編寫的教材一般喜歡有章可循、中規中矩并且用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去解決交際問題，往往忽略了真正目的語國家人的語言表達和思維習慣。一種“中國式的表達”在外語教學上不知不覺地禁錮了一代又一代學生的思想。與此同時，外語課堂互動質量也是決定學生學習質量的關鍵，這就要求一線外語教師能更好的以社會文化理論為指導，結合學習者的學習特點、學習方式、學習動機進行長期反復的探究，從而促進我國外語教育事業的發展。

參考文獻：

[1]EllisR,InstructedSecondLanguageAcquisition[M].Cambride,MA:BasilBlackwellInc.,1990.

[2]J.Lantolf&S.Thorn.2006.SocioculturalTheoryandtheGenesisofSecondLanguageDevelopment[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

[3]LantolfJP,ThorneSL.TheSociogenesisofSecondLanguageDevelopment[M].Oxford,UK:OxfordUniversity,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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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會文化理論的主要內容

社會文化理論的核心概念是中介論和內化論。中介論認為人所特有的高級認知功能在低級生物性功能（如聽覺、嗅覺）的基礎上產生，以社會文化的產物——符號來中介個體和社會物質世界的關系。人是運用符號工具作為輔助手段來控制和重組低級生物心理過程（這種過程大部分屬于自動的對外界刺激的反射），這種控制使人區別于其他物種，是自覺而有意的，以間接地調節與他人、與自身、與世界的關系。本文由收集整理符號工具包括數字、計算系統、音樂、藝術成果、文學作品，尤其是語言。通過社會互動，語言符號才開始在行為中由外到內發揮心理工具的作用，也就是將自然的心理過程轉化為高級認知功能。

中介的一種形式是調節。調節分成物體調節、他人調節和自我調節。物體調節指個體直接受周圍環境的控制和影響；他人調節指兒童的思維和行動依靠成人的語言；自我調節指兒童能夠依靠自己的語言思維和行動。

在二語學習中，他人調節指學習者在老師、父母、同伴等的指導幫助下進行協作式交談的學習；自我調節指學習者具備了自主運用語言的能力。學習是從他人調節到自我調節的中介過程，依靠面對面的交流一起解決問題。

內化指社會成員把交際活動中的符號產物轉化成心理產物以中介自己的心理活動的過程，是從社會關系或更具體說是社會相互作用逐漸向個人內心品質轉化的過程，并使個人掌控自己的大腦。維果茨基指出，內化過程是從人際活動的心理間平臺轉化成個體的心理內平臺的過程，　內化是通過模仿機制形成的，內化的關鍵在于人具備模仿他人有意識活動的能力。但這種模仿并非機械重復，而是受制于社會文化調節，只有當學習者積極參與社會交流或者在自我話語中創造性地模仿他人的話語時，語言輸入才起重要作用（lantolf　&　thorne，　2007：201）。

社會文化理論還有一些其他概念，比較重要的是最近發展區和搭架子。

最近發展區（the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zpd）指“兒童獨立解決問題的發展水平在成人指導下或在有能力的同伴合作中解決問題的潛在發展水平之間的差距”。最新研究表明，最近發展區可以：（1）在專家與新手之間的互動中，能力通過社會互動轉移給新手；（2）在新手與新手的互動之間，能力相當的同伴通過合作、討論得以構建（donato，　1994）。

最近發展區是由教育所創建生成的，兩種發展水平之間的距離也由教學動態來決定，且是不斷發展變化的過程，最近發展區的向前發展就是學生學業的不斷進步。維果茨基認為“教育學不應當以兒童發展的昨天，而應當以兒童發展的明天為方向。只有這樣，教育學才能在教學過程中激起那些目前處于最近發展區的發展過程。繼而他發現，就教育過程而言，重要的不是著眼于學生現在已經完成的發展過程，而是要關注那些正處于形成的狀態或正在發展的過程。

而搭架子指任何成人——兒童或專家——新手的協作的行為。兒童或新手還不能獨立運用某些知識和技能，但可以通過談話借助對方給予“搭架子”的幫助獲得期望的結果。兒童或學習者通過專家或較成熟者進行協作式交談，實現共同理解而最終獲得新的知識與技能。wood　等認為支架式幫助有以下六個特點：激化完成任務的興趣；簡化任務；維持任務目標的方向性；突出任務的關鍵特征，以及目前任務完成狀態和理想狀態之間的差距；控制解決問題過程中的挫折；提供示范。

2　社會文化理論與認知語言學的主要區別

在二語習得研究方面，目前主要有兩大學派：認知派和社會文化派，二者的語言觀、學習觀、研究對象和哲學傾向都不同。一般來說，通過分析事物對立面，更能認識事物本身。這也是社會科學的重要研究方法。因此，這里談談社會文化理論與認知語言學的主要區別。

在語言觀上，認知派認為語言是心理現象，由抽象規則組成，存在于個人大腦中；社會文化派則認為語言是社會現象，與文化混為一談，無法分割，存在于人們的交際活動中。在學習觀上，認知派認為學習發生在個體內部，學習者將輸入有選擇地整合到已有的知識體系中，通過不斷輸出，逐步將陳述性知識轉化成程序性知識；社會文化派則認為學習是社會參與的結果，學習者運用語言參與社會交際活動，獲得語言和文化知識，轉而成為個人腦內活動的材料。在研究對象上，認知派主張二語習得研究的對象是第二語言的運用，而不是語言習得，語言的使用和語言習得是不可分割的，研究的焦點在于社會/互動因素

及其對語言使用產生的影響。認知派認為學習的最終狀態是學習者的語言水平達到目的語水平或者出現僵化現象；社會文化派認為語言學習沒有最終狀態，學習者永遠都處于學習狀態之中。在哲學傾向上，認知派主張現代派觀點，堅持人和社會環境互為獨立實體的二元論觀點，認為無論社會環境因素發生多大改變，二語習得終究是心理過程，語言學習所處的社會環境變化不會引起習得方式大的變化；社會文化派主張后現代派的觀點，認為社會文化環境中的語言使用對二語習得起著根本性而不是輔的作用，人類心智機能的起源和發展都包含在社會和文化的互動之中。

3　社會文化理論對大學英語教學的指導

3.1　充分學習中外優秀文化

前述內化論認為社會文化理論認為語言學習并不完全依靠學習者對語言知識的內化，批評認知框架下的二語習得研究忽視了社會文化環境對學習過程的影響，進而強調社會環境對語言學習的重要作用，強調人類心智機能的起源和發展都包含在社會和文化的互動之中。因此我們在大學英語教學中要教育學生充分學習中外優秀文化，從中吸取豐富的營養，加深自己對世界、對社會、對人生的理解。這對內化學生學習能力有益處，學生能夠更好地把握語句隱含的意思，領會作者的意圖，掌握語篇結構，真正學會英語，有效提高交際能力。

3.2　引導學生參加用英語做事的社會實踐

社會文化理論強調社會文化因素在人類獨特的認知功能中的核心作用，把語言習得看作是將社會活動和認知過程聯系在一起的社會文化現象（lantolf　&　thorne，　2006）。因此，在大學英語教學中我們要引導學生參加用英語做事的社會實踐，在實踐中創造性地模仿地道的英語。只要我們指導學生多動腦筋，多下功夫，就會找到許多用英語做事的社會實踐，比如到在本地召開的涉外商務洽談會、博覽會、體育比賽中做翻譯助理、志愿者，到外國人經常出入的場所兼職，主動找外國人交流，在網上和外國人聊天等等，方式多種多樣。

3.3　激發學生的最近發展區

如前所述，維果茨基認為，就教育過程而言，重要的是關注那些正處于形成的狀態或正在發展的過程，因此我們在大學英語教學中要想方設法激發學生的最近發展區。對學生剛學到的英語知識和英語技能要趁熱打鐵，及時復習，及時運用。這樣，學到的東西才能過手，真正變成自己的東西。為此，我們要認真分析哪些是學生的最近發展區并據此制定及時循環，及時復習的計劃。這樣堅持下去，學生的能力一步一步穩固形成，學生英語綜合素質的提高就指日可待。

3.4　引導學生協作式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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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社會文化理論促使人們站在更具創新理念的角度來思考第二語言的習得。在社會文化理論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英語寫作教學模式，更加充滿了現代化與人性化的教學色彩，其推崇的多角色轉變理念更是作為一種全新的教育方式逐漸推廣開來。與此同時，伴隨著社會文化理論的深入應用和廣泛普及，該理念也逐漸應用到教育事業中。在社會文化理論引導下的英語寫作教學模式中，教師扮演的角色區別于傳統英語課堂中的教師角色，教師的定位更加側重于引導學生、調動學生和開發學生的方面，并積極實現多角色的轉變。下面筆者站在社會文化理論的角度，圍繞英語寫作教學中教學主體的多角色轉變進行展開討論，目的是更加清晰地分析出教師在英語寫作教學中發揮的效用和發生的角色轉變。

一、社會文化理論概述

社會文化理論最初是由蘇聯心理學者維果茨基提出的，其認為在社會文化理念的引導下，對第二語言的學習方式會更加多元化和開放化，會在文化交流的基礎上實現二語習得行為的創新化發展。應用在語言學習領域中的社會文化理論，其推崇在教學過程中實現教學主體角色的轉變，在更為多元化的角色角度上完成全方位的第二語言教學活動。社會文化理論具備一定程度的社會性，可以被看作為在多元化語言環境下完成教學行為，同時在文化理念的互動過程中實現施教者與受教者的角色互換，改變教學方式，提高語言的學習效率［1］。在社會文化理論自身特點的基礎上，英語寫作教學模式主要由以下幾個分支組成:第一，教學對象。即不同年齡階段、不同年級的學生;第二，教學內容。圍繞英語知識的聽、說、讀、寫、譯五大方面展開教育，立足于全面化和綜合化的寫作視角進行高效化的英語寫作教學;第三，教學環境。社會文化理論構建出來的整體環境極具開放性、平等性與和諧性的氛圍，英語寫作教學工作的教學環境可以說極大地體現了該種教學模式的真實概念，正是由于極具開放化與自由化概念的整體教學環境，使得英語寫作教學工作展現出更強大的吸引力和實踐性。

二、社會文化理論下英語寫作教學工作的特點

第一，英語寫作教學活動的主體為學生。由于在傳統的英語寫作教學模式中，教學活動的開展是以教師為主體進行，而教學內容也是由教學者層層“下發”給學生。從教學的互動性來看，傳統英語寫作教學模式是單方向的互動。然而社會文化理論引導下英語寫作教學工作中的主體是學生，其更加突出了學生在寫作教學活動中的主體性地位，提升了學生在教學行為中與教師的互動性和溝通程度。而教師被定位為寫作教學活動的組織者，負責教學活動的紀律、節奏、覆蓋面積等，更多的是教師服務于學生，為學生構建一個良好的英語寫作教學與學習氛圍。第二，社會文化理論引導下英語寫作教學工作的教學環境更具個性化特點。這種個性化的特點主要展現在社會文化理論引導下英語寫作教學模式中學生對英語語言知識的學習技能和學習方式。學生以社會文化理論為學習理念，并以該理論下營造的開放性學習環境為基礎，在信息量更大、與外界接觸更多并且與教師、與同學互動程度更高的前提下，完成對英語語言聽、說、讀、寫、譯五大方面的學習。因此，社會文化理論引導下英語寫作教學模式營造出來的教學環境非常豐富，學生能夠根據自己的學習傾向、學習特點來選擇極為個性化的英語寫作學習內容，使作為活動主體的學生更加充滿了主動性意味。所以說社會文化理論引導下英語寫作教學工作的教學環境具備了個性化的特點，也滿足了現代化英語寫作教學理念的個性化需求［2］。第三，社會文化理論引導下英語寫作教學工作的教學方式呈現多元化發展。由于社會文化理論引導下的英語寫作教學模式是利用文化交流理念和開放性學習平臺理念為基礎，而開展英語寫作教學活動、實施教學行為。在語言、文化交流形式為基礎的開放性平臺的背景下，其提供的教學方式更加多元化。比如利用多媒體技術進行英語寫作課堂教學，或者開展多種類型的英語課后輔導活動以及課余時間的英語寫作教學活動等。這樣能夠使學生在隨時隨地的狀態下完成對英語寫作的學習，多角度的英語寫作教學方式也更是展現了多元化發展的特點。第四，社會文化理論引導下的英語寫作教學工作更加突出了聽、說環節。在社會文化理念的帶動中英語寫作教學工作更加注重對學生英語寫作的多方面培養。其立足于全方位培養學生對英語的聽、說、讀、寫、譯功能，并更加突出了英語聽、說環節，以此為提高學生的寫作能力奠定良好基礎。同傳統英語寫作教學模式相比，社會文化理論引導下的英語寫作教學模式突破了傳統的“啞巴”英語教學，利用更為先進和即時性的文化交流平臺，有效提升了學生的英語寫作水平和表達水平。社會文化理論引導下的英語寫作教學模式通過不同形式的寫作環節和“英語角”等活動，引導學生積極投身于更加規范化和專業化的英語環境中，以此來利用開放性的心理溝通與互動平臺積極推動學生進行英語寫作和英語寫作學習心得的交流。第五，教學管理被收集到更具人性化的教學模式體系中。所謂教學管理，是針對教學活動的一項全面管理活動，其是立足于現代信息技術基礎上集合了教務部門、教師和在線管理系統等環節而組成的。社會文化理論引導下的英語寫作教學模式將教學管理納入其中，并在教學活動開展的過程中有效融合了規范的教學管理行為，使整體教學工作更為規范化和科學化，進一步完善英語寫作教學平臺，為良好的教學內容提供有效管理。

三、社會文化理論引導下英語寫作教學教師多角色分析

1.信息收集者

社會文化理論引導下的英語寫作教學模式盡管建立在開放性極強的社會交流平臺基礎上，也需要教師作為教學活動的引導者，為學生帶來更加全面和豐富的學習信息。所以說，教師在該理念引導下的英語寫作教學工作中扮演了信息收集者的角色。在教師進行信息收集的過程中，由于語言信息過于繁雜，信息良莠不齊，那么針對信息進行篩選和抉擇便非常重要。教師便發揮了對信息的有效篩選的角色職能，挑選出對學生有益、促進英語寫作教學工作有效開展的相關學習信息，運用自身的專業知識進行信息分配與信息整合，形成更加適合學生進行學習的信息資料，以此來為后續的英語寫作教學行為奠定基礎。

2.教學內容安排者

課堂教學內容是既定的，要想充分展現課堂教學內容的豐富性和層次感，對教學內容進行科學的安排與規劃才是重中之重。因此，在社會文化理論引導下的英語寫作教學模式中，教師對每堂課的教學內容都應該提前制定和安排，形成非常具體和極具層次感的教學計劃。這樣在開展實際教學活動時能夠保證課堂教學節奏，與開放性環境實現科學融合，從而提高英語寫作教學行為的有效性，為有步驟、有規劃地完成系統的教學活動提供了理論依據。與此同時，在教學活動的開展過程中，教師立足于英語寫作課堂教學的根本目的，從而明確教學行為的直接目標，以此在更具條理性、導向性的環境中完成對學生的英語寫作教學信息輸出和教學工作［3］。

3.課堂引導者

社會文化理論引導下的英語寫作教學模式集合了現代化教育理念和傳統教學方式二者的優秀之處，并加以高效融合，形成了極具個性化和多元化的教學系統。那么在社會文化理論引導的創新教學氛圍中，會由于信息過于繁多，不僅具備積極的、有益的學習信息和學習資料，同時也存在負面的、消極的相關信息。然而學生無法在自主抉擇的狀態下完成獨立的英語寫作學習活動時，教師便需要發揮寫作課堂的引導性作用，作為英語寫作課堂的引導者帶領學生實施有效的學習行為。因此，教師本身作為教學計劃的實施者，在開展英語寫作教學活動的過程中更要發揮對學生的引導性職能，立足于有計劃、有目的地引導學生學習英語知識，從而推動學生更為準確和科學地學習英語寫作并提高英語寫作水平。

4.教學管理者

建立在開放性教學理念基礎之上的社會文化理論英語寫作教學模式，其具備了更為廣闊的“頭腦空間”自由和學習自主選擇性。教師作為更加直觀的教學行為管理者，學生在英語寫作課堂中可以根據自身的英語喜好和英語興趣選擇更加適合自己的英語寫作材料。然而，也正是由于這種過于開放和自由的教學模式，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課堂管理的難度。因此，教師要良好把握社會文化理論的教學思想，正確發揮對英語習作課堂的管理職能，作為課堂的教學管理者來維護課堂教學秩序，并形成良好的英語寫作課堂模式和學習習慣，以此來帶動學生在自律的前提下完成學習行為，同時也帶動英語寫作課堂教學效率和學生的學習效率［4］。

5.學生培育者

社會文化理論引導下的英語寫作教學模式更為注重學生與教師之間、學生與學生之間的互動性和溝通性程度，主張學生在信息交流和互動過程中完成正面的信息獲取，從而實現有效的學習行為。為了在課堂中更好地培育學生自身的學習主動性和積極性，教師在社會文化理論引導下的英語寫作教學模式中應該發揮學習培育者的效用，實現自身教學角色的完整發揮，作為培養和教育學生學習英語寫作行為和學習理念的培育者，提高英語寫作課堂知識輸出與輸入的效率。

四、社會文化理論下英語寫作教學模式中教師的多角色轉變

1.由知識灌輸者轉換為學習引導者

在社會文化理論引導下的英語寫作教學模式中，教師的定位與扮演的角色同傳統英語課堂教學模式相比發生了較大的轉變。在社會文化理論引導下的英語寫作教學模式中，教師扮演的角色區別于傳統英語課堂中的教師角色，教師的定位更加側重于引導學生、調動學生和開發學生，并積極實現多角色的轉變。針對教師角色在傳授英語知識的目的來說，教師在社會文化理論引導下的英語寫作教學模式的定位更為傾向于作為學生進行自主學習行為的引導者，而不是傳統教學行為中的英語知識灌輸者。為了充分實現我國社會文化理論引導下的英語寫作教學模式中的高效性和教學行為的科學性，教師作為英語課堂的重要“領路人”，需要積極鍛煉學生獨立選擇英語寫作學習導航的能力，引導學生選擇更加適合自身的學習板塊［5］。2.由教材執行者轉換為教育研究者在社會文化理論引導下的英語寫作教學模式中，教師需要具備更為高素養和高水平的專業研究能力，從而由英語教材的執行者轉變為英語教育的研究者，發揮教師的真正存在價值。立足于社會文化理論引導下的英語寫作教學模式的創造性和創新性，學生在積極豐富自身學習行為的同時，教師更要實現自我角色和定位的轉變。社會文化理念構建出更加開放的學習平臺，其賦予了教師更加廣闊的教學心得交流窗口，教師可以把握英語寫作教學信息的多樣性，不斷學習、充實自我，積極與學生進行學術交流和對英語寫作學習方式的見解互動。以此來成為真正的教育研究者，而不是傳統課堂教學模式中的教材硬性執行者。

3.由教學管理者轉換為學習促進者

社會文化理論引導下的英語寫作教學模式中，教師發揮了教學管理環節的積極效用，然而很多情況下會過于重視教學管理的死板規定和強制性。這樣就會導致英語寫作的教學課堂失去了本真的樂趣和輕松，不利于營造更為歡快和自由的英語寫作教學氛圍。因此，當下在英語寫作教學行為開展的過程中，教師應該積極轉變自身的教學管理者角色，充分利用社會文化理論中的“前進性”原則，向學生的學習促進者角色發展。所謂學生學習的促進者，是要求教師在英語寫作教學行為中利用高效和多元化的文化理念交流與互動的教學行為，將各個學習目標制定得更加人性化和輕松化，讓學生體會到學習英語寫作的樂趣，促進學生產生良好的學習理念，體現對學生學習英語寫作行為的促進職能［6］。

4.由品德培育者轉換為情感支持者

篇（5）

1.引言

20世紀80年代，JamesLantolf等人將前蘇聯發展心理學家LevS.Vygotsky的學習理論應用于應用語言學和二語習得領域的，逐步發展成為獨立的理論，社會文化理論（SocioculturalTheory，簡稱SCT），對二語習得領域的研究與外語教學產生了巨大的指導意義（Lantolf，2000b；Arnold,2004）。中介（mediation）、最近發展區（the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自言自語和內部言語（privatespeechandinnerspeech）、活動論（activitytheory）、調節(regulation)、支架（scaffolding）是SCT的核心理論。

2.SCT的學習觀

與其他二語習得理論以關注語言本身（如語法、詞匯等）不同，社會文化理論更多關注個體學習的過程與學習環境，研究人類借助語言這一學習中介的調節機制所進行的社會人際交流，認為社會文化、歷史是影響個體發展的首要因素，認為發展或學習是先發生于社會而后通過以語言和其他符號系統為中介的活動逐步內化于個人的過程（趙磊等，2011），認為學習者習得語言與技能需要在更多更有能力的成員的幫助下完全參與到這些活動中來（Vygotsky，1986和Wertsch，1994）。因此學習都應該先是社會的，再個人的；先是心智間的，再是心智內的。

3.SCT的語言學習觀

3.1語言是認知活動的中介

SCT認為人腦的認知活動受到中介的調節，人們通過中介與世界相互聯系，中介可以是具體實物，如房子、木棍等，也可以是人類創作的符號等，如音樂、藝術等（Lantolf,2000,p.80）。顯然語言是中介，而且是人類根據自身發展需要產生的最重要中介。語言是“思考的工具”，語言主要是預先準備好的信息和意義來回傳送的工具（Arnold,2004）。

3.2語言學習可以受到支架的有效調節的

語言學習是在支架的調節中形成的，即學習是通過個體間協同活動的對話交流或能力較高者（如專家或教師等）的指導下完成的。在學習的過程中，由其對于初學者來說，大量的指導性、協商性活動可以更好地激發學習者的潛能，填鴨式而非主動性的輸入只會讓學習者受到更多的挫敗感。

3.3語言學習是需要內化的

學習者是自己學習環境中的積極建構者，他們通過自我調節(self-regulation)或他人調節(other-regulation)完成從協同的個體間的活動向個人內在的自主活動轉變從而成功解決問題、理解知識，最終實現學習（Vygotsky，1978）。當語言學習由社會轉向個體時，學習者經常用語言調節內在思想，對自己說話而不需其他任何人的參與，從心智間的學習轉為心智內的學習，實現內化，在此過程中會產生不同的表現，形成自言自語（privatespeech），內部語言（innerspeech）和模仿等。Ohta（2001）將內化時的不同形式看作是提供豐富的機會來重復和練習新的語言項、假設測試操縱語言表演時的目標結構和使用前自我重復練習互動中的基本句式。所有這些與自主觀點和新知識程序化相關。內化不是簡單的輸入，而是學習者根據自己已有認知架構或知識體系進行有選擇的吸收；內化不是簡單地疊加，而是一個漸進的改造；內化不是線性地發展，而是波動的或螺旋式的升華；內化不是一次性的過程，而是反復的提高。

3.4語言學習應與社會環境相結合

SCT所支持的提問法（problem-posingapproach）強調在教室外的社區內面臨的問題或復雜事件等，以此幫助認清學習者生活的社會、政治和文化基礎，提高學習者認識這之間的聯系，通過讓學習者思考和交流來發展對個人經驗、社會不平等條件和現有知識的批判性理解，幫助學習者通過他們認為有益的方式獲得必要的交流技巧和知識。語言學習不是將官方或非官方的知識填入大腦中，而是以問題形式來展示知識，以鼓勵學習者定義現實生活問題、分享彼此的經驗并詳細說明他們的所見。

3.5語言學習應與其他多元能力相結合

首先是學習者的交際能力、特別是與那些更熟練的參與者的實踐交流能力是實現語言發展的主要能力。其次是外顯指導能力。該能力可以幫助學習者提供機會關注、訓練，最后掌握順利實現交際活動所需要的語言和其他相關規則。例如，向他人述說事件過程不僅需要知道語言本身的規則和詞匯等，還要明白如何組織事件和觀點使得事件描述得清晰易懂。再比如，日常交往需要知道如何選用可理解的話語，還要了解足夠的社交技巧以獲得他人關注、接話茬、選用合適的行為方式和避免成為話題的終結者。外顯指導能力能幫助學習者發現并掌握這些規則，也能幫助學習者為描述交際功能和形式的情境關系而發展元語言。第三是批判性思維。批判性思維可以幫助學習者旁觀活動并批判性分析、識別活動中的多樣和復雜的觀點，以理解他們所在的情景，如歷史的、社會的、文化的、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等的情境。具有批判性思維的學習者，會用已有認知對社會與文化情境進行分析和批判性理解，促進學習者擁有更廣闊的視角來認識世界并改造已有世界觀。第四是合作能力。學習首先是在社會中發展的，先是個體間的活動，合作就是必不可少的。學習者要相互依賴、共同分擔、相對獨立地進行有意的互動才能實現有效的合作學習（cooperativelearning），這是有意義學習的基礎（Hall,2005,p.98）。

結語

社會文化理論認為語言學習最終目標不是語言與文化本身，而是通過合作、協同活動中語言和文化的認識，發展學習者的多元能力，實現學習者理解與文化相關聯的語言使用方式。本文只是對社會文化理論指導的外語學習觀做了簡要闡述，本文的后續研究應是將其與我國外語學習與教學相結合，創出適合我國外語課堂的學習與教學方法。

參考文獻：

[1]Arnold,H.(2004)SecondLanguageLearningTheory[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

[2]Hall,J.K.(2005)TeachingandResearchingLanguageandCulture[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3]Lantolf,J.P.(2000b)SocioculturalTheoryandSecondLanguageLearning[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

[4]Lantolf,J.P.(2000)SecondLanguageLearningasaMediatedProcess[J].LanguageTeaching33,79-69.

篇（6）

(一)家庭道德教育具有早期性和持續性優勢

個體自出生起最早接觸到的社會環境便是家庭，父母抱著對子女的殷切期望不但對其生命給予細心呵護，更是自孩子來到這個世界，便開始有意識地對其進行著啟蒙教育。另外，個體所在家庭的種族、、經濟狀況、生活方式、文化氛圍以及其他成員的素養、交往活動等等都無不例外地對其道德人格的形成產生著不可估量的影響。正如美國心理學家A．拉琴斯提出的首因效應理論，家庭教育作為個體最早接受的教育，其成敗對今后的社會與學校教育將產生決定性的影響，是個體道德教育的“搖籃”。同時，在家庭教育的整個過程中，生活環境和教育者的相對穩定性保證了個體道德社會化教育的連續性，因此，家庭又是促進個體道德人格發展的“終生陣地”，對中學生的道德社會化影響是基本而且長遠的。

(二)家庭道德教育具有靈活性和針對性優勢

中學生正處于生理與心理雙重變化的時期，他們張揚個性，同時又極度渴望得到教師、同學、家長與社會的關注與認可。但是，由于學校教育自身的局限性，教師在同時管教幾十個學生的道德思想時難免會出現教育的疏漏或顧此失彼的現象。而在朝夕相處的家庭生活中，父母對子女的個性特征、思想變化、優缺點的真實狀況有著最全面、最系統、最深刻的了解。因此，父母在日常生活中便可以根據子女的個性特點和行為表現，采取靈活多樣的教育方法及時給予有針對性的道德教育。

(三)家庭道德教育具有親情優勢

家庭是以血緣關系為基礎聯結而成的親密組織，父母與子女之間這種天然的親情關系無可替代，并且不可分離。父母對子女無私奉獻的愛本身就是巨大的教育力量，將有助于子女形成積極健康的道德情感，塑造健全的人格。在個體道德社會化發展過程中，這種“情”的教育往往比“理”的灌輸更能產生積極有效的影響。

(四)家庭道德教育具有生活化優勢

生活本身就是一本豐富的“教科書”，而父母或其他家庭成員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個體自出生起便開始受到家庭有意識和無意識的教育。無意識的教育包括家庭、文化氛圍、經濟水平等等，也包括父母在生動活潑的生活中有意無意地將自己的價值觀、修養德性、行為模式、生活習慣等滲透到子女身上。這種“不教而教”的教育影響將產生“潤物于無聲”的教育效果。

二、目前我國家庭教育中對中學生道德社會化影響存在的問題

(一)教育觀念“重智輕德”

在家庭教育的過程中，家長占據著一定的主導地位，其自身的人生觀、價值觀、理想追求的境界等都影響著對子女成才標準的選擇。一些家長受當下教育體制和功利化思想的影響，認為中學生提高學習成績，升入更高學府獲得更高文憑，為未來取得高薪職業和社會地位作準備是關系子女一生發展的最重要和最關鍵的事情。因此，他們不遺余力地花費大量錢財和精力為子女“擇名校”、報各種輔導班、請家教，但是卻對子女的道德發展不以為然，認為智育的發展比起道德品性的養成更為重要。

(二)教育內容“重基礎輕高度”

隨著素質教育的推進，越來越多的家長逐漸意識到教會子女做人，培養其良好品德的重要性。但是，受家長自身文化素養、個性品質、精神境界高低等的影響，一些家長對子女的道德教育內容多以文明禮貌、尊老愛幼、遵紀守法等基礎性教育為主，對培養孩子責任心、團結協作、創新開拓和獨立自主等品質的追求略顯微弱。更少有對其子女進行尊重一切生命、關心他人和社會、保護環境、熱愛自然、為集體利益犧牲自我利益、為人民服務等等更高一層的家庭道德教育追求者。

(三)教育方式“重言傳輕身教”

處于青春期的中學生，其生理的變化也促使他們的心理發生著激烈的變化。他們敏感而驕傲，既渴望融入群體，得到教師、同學，甚至家長的認可和關注，又追求特立獨行、標新立異;他們往往意氣風發、理想遠大，但卻不切實際;他們是幼稚而又成熟、依賴而又獨立的矛盾體。但是，由于家長自身教育知識和教育能力方面的不足，容易忽略中學生的發展規律和階段性特征，而采用簡單粗暴的方式一味進行說教，機械地灌輸成長的要求，反而適得其反，引起子女的反感和叛逆。同時，有些家長往往將子女置于教育的對立面，而忘記自己本身也是影響子女道德教育的一面“鏡子”，重言傳輕身教，因此導致事倍功半，取得的教育效果甚微。

三、提高家庭教育對中學生道德社會化影響力的對策思考

(一)轉變家長的教育觀念與教育方式

促進家庭教育效能的實現正確的教育觀念是確保教育方法、教育內容以及教育評價標準選擇的科學性的先導條件。要促進中學生道德社會化的發展，關鍵在于轉變家庭教育中教育者的教育觀念，提高家長對教育的認識并幫助其樹立正確、全面的成才觀。家長應加強教育理論、心理學理論等相關知識的學習，以與時俱進的姿態不斷提高自身的教育能力，并同時在道德修養方面進行再社會化，以提高自身素質。另外，家長應尊重個體成長規律，從子女的角度出發，根據其個性特點和成長中存在的具體問題以科學、靈活創新、活潑生動的教育方式給予及時有效的指導，糾正其可能出現的成長偏差。中學生是敏感脆弱而又矛盾的發展性群體，家長在對其進行道德教育時應更加耐心、包容，本著客觀與科學的原則進行有針對性的教育，在方式方法上講究教育的藝術。

篇（7）

隨著醫療衛生對外交流日益繁密，對世界性醫護人才的需求也越來越大。根據教育部高職高專英語課程教學指導性文件《高職高專教育英語課程教學基本要求》(2000，2001，2006)，很多高職高專院校在原有的基礎英語(EGP)課程的基礎上增設了專門用途英語(ESP)課程。在醫護類院校開設醫護英語課程是高等醫護教育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必然趨勢。社會文化理論(SocioculturalTheory)是關于認知是如何發展的理論，由Vygosky于1978年提出，［1］該理論包括中介(Mediation)、內化(Internali-zation)、活動(Activity)和臨近發展區(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等核心概念。社會文化理論強調人的認知發展是個人主體與所處社會文化環境不斷交互的結果。［2］

一、社會文化理論融入醫護英語教學的可行性探討

二語習得的研究屬于語言學、心理學、教育學和社會學等多學科交叉的研究。以斯金納(Skin-ner)為代表的行為主義理論過分強調死記硬背，忽略了有意義的學習。20世紀60年代認知心理學興起，該理論將學習者視為個體的信息處理者，將人的個體學習孤立化、簡單化。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學者注意到社會因素對語言學習和發展的制約作用。前蘇聯維果茨基(Vygotsky)于1978年提出了社會文化理論。該理論強調社會文化因素在人類獨特的認知功能發展中的核心作用。社會文化理論的核心概念是中介論(Mediation)。“中介”是指人調節物質世界或個人世界與彼此的社會和心智活動的過程，［3］語言和任務本身就是中介活動。活動理論(ActivityTheory)強調以“活動”為核心描述人的認知發展，明確社會活動是主體學習和發展的最重要的形式。中介和活動不僅明確了學習的社會活動的本質，也建立了社會文化理論與二語習得活動之間的認識論關聯。社會文化理論的最近發展區(The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ZPD)和支架理論指個體可以在有幫助的促進下，可以使成人在指導下或在有能力的同伴合作中跨越已有水平和潛在發展水平之間的差距。最近幾年在國內，我國的研究者已經開始關注社會文化理論，并嘗試在社會文化理論的視角下，研究我國的英語教學。不少學者從社會文化理論的不同角度介紹了調節理論、活動理論、最近發展區和支架理論。在教學實踐方面，卞少輝將社會文化理論教學觀和課堂互動話語策略有機結合起來，［4］有力地佐證社會文化理論對二語課堂的互動話語研究的積極推動作用。段玲琍基于社會文化理論在二語習得和英語閱讀教學領域的研究狀況，［5］嘗試建立一個社會文化理論融入英語專業閱讀教學的模式。這些研究關注了社會文化理論，并嘗試將社會文化理論運用到課堂教學中去，但對社會文化理論在醫護英語教學中的研究還是空白。醫護類院校開展醫護英語教學的時間不長，已經有不少學者關注醫護英語的研究，有的從職業和學習需求、課程建設、教材選編和教學評價等角度進行研究，有的從醫護英語的詞匯教學、閱讀教學和口語教學等角度對其進行研究，也有從語料庫輔助醫護英語教學的角度進行研究的。

二、基于社會文化理論的醫護英語教學創新模式

(一)教學目標

根據教育部高職高專英語課程教學指導性文件《高職高專教育英語課程教學基本要求》，醫護英語教學的總體目標是培養既有醫學專業技能又通曉外語和外語文化的復合型人才，分級目標包括英語在日常醫學工作的情景對話，英語記錄和填寫病人病例，用英語完成醫學交流任務，醫學工作英語文獻資料閱讀，英語溝通建立良好的醫患關系，等等。

(二)教學環境

創設以學生為中心的寬松教學環境，積極發揮教師的支架性作用，確保提供高質量的、有意義的“可理解性的輸入”，發揮同伴的合作學習機制，學習者能在老師或者同伴的幫助下，積極參與活動，最終發展自己的“最近發展區”，同時有效降低學習者的學習焦慮情感。

(三)教學活動

教學活動組織應該將語言和內容有機融合，圍繞學生所學的專業情景展開教學，包括問詢，科室及醫生介紹，掛號，化驗，檢查，出入院，藥房，臨床會話，電話巡診，病例書寫，等等。教師圍繞這些主題來開展系列教學活動，例如:小組討論、角色扮演、演講、病例分析和實地醫院情景扮演等，學生通過教學活動的參與與討論不僅掌握了一個完整的醫護過程，還從中學到了專業詞匯、常用句型和人文背景知識。這個教學活動過程呈現為一個借助語言活動的問題解決過程，體現了與任務、語言為中介工具的交互活動重要性。

(四)教學評價

醫護英語教學采用形成性評估，加入學生自評、同伴互評和過程監控等機制，注重評價學生的學習過程而不是學習結果，充分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切實讓學生體會到學習英語的用武之地。

三、結語

本文從社會文化理論的角度，論證了醫護英語教學的社會文化活動的本質，進而找出二者的契合點，從教學目標、教學任務和情景的設計、教學活動與評價方面等方面來探討醫護英語教學的新模式，旨在為醫護英語教學研究在理論上提出新的思路，同時也希望通過該課題的研究對目前在一線工作的醫護英語教師的教學產生一定借鑒意義。

［參考文獻］

［1］Vygotsky．L．S．MindinSociety．TheDevelopmentofHigherPsychologicalProcesses［M］．Cambridge:HarvarsUniversityPress，1978．

［2］WertschVygotsky．OnLearingandDevelopment［J］．HumanDevelopment，1985．

［3］Lantolf，J．P．＆S．L．Thorne．SocioculturalTheoryandtheGene-sisofSecondLanguageDevelopment［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006．

［4］卞少輝．認知與社會文化視域下的課堂互動話語研究述評［J］．外語教學理論與實踐，2013(4)．

［5］任榮政．ESP教學“5W1H”要素分析［J］．外語界，2012(2)．

篇（8）

中國加入WTO以后，社會對涉外人才的培養數量和層次提出了更高要求，各行各業對外向型、復合型人才的培養要求也愈益迫切。高職英語教學作為高職教育與社會需求接軌的一個重要環節，日益受到重視。但從目前高職英語教學的現狀來看，還存在很多不足。例如：（1）高職學生入學成績參差不齊，英語基礎相對薄弱，閱讀、聽說能力也比較差。大約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學生只能進行最簡單的日常生活會話。（2）高職英語教學的師資力量不是原來中專學校或中學里過來的，就是剛畢業的應屆生。教學方法不能適應高職教育的特點，事倍功半。（3）在英語教學中，人們普遍忽視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認為英語教學的主要目的是語言知識的傳授，沒有把文化滲透和學生的語用能力相結合。

2000年10月，教育部高教司組織修訂的《高職教育英語課程教學基本要求》（試行）明確提出了“以實用為主，應用為目的”的教學目標。[1]新的基本要求體現了以下特點：（1）高職教育英語課程教學基本要求以高職人才培養目標為依據，突出語言實際應用能力的培養。（2）以培養學生實際應用語言的能力為目標，突出教學內容的實用性和針對性，將語言基礎能力與實際涉外交際能力的培養有機地結合起來，以滿足21世紀經濟發展對高職人才的要求。（3）為適應改革開放對涉外業務交際能力的需求，加強聽說能力的訓練以及加強學生語用能力的培養，已成為高職外語教學的當務之急。

高職學生學習英語是為了進行涉外交際，高職英語教學應加強學生語言應用能力的培養。但是，應用能力不但泛指應用語言的一般能力，更是指把語言運用到實際涉外交際環境中的能力。后者也可稱為“社會文化能力”。應用能力是社會文化能力的基礎，社會文化能力則是應用能力的最終表現。因此，高職英語教學應以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為最終目的。

實際上，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在英語教學的各個階段、各個層次上都可以進行，它存在于語言教學的各個環節。

首先，作為高職英語教學引領者的教師，要轉變教學觀念。

海姆斯（Hymes）曾說過，外語教學旨在引導學生“在什么時候該說話，什么時候不該說話，對誰在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談什么。”從這個意義上看，語言教學與文化教學、語言能力與文化能力是不可分離、相輔相成的。對英語學習者來說，學習英語既是為了掌握一種新的交際工具，也是為了學習和了解其他文化；從教師教學角度來看，教授一門語言同時也是在傳授一種文化。教師不能只顧教授語言知識，也不能教語音的只管教語音、教語法的只管教語法。英語教學“只有考慮到文化因素，我們才能全面地理解語言行為”（Crane，1981），才能更有效地交際。由此可見，我們必須從根本上更新教育觀念，把教學指導思想從“語言為本”向“以語言運用為本”轉變，以培養學生的語言應用能力為宗旨。

其次，教學模式也要作實質性的改革，具體描述如下：

以大綱為依據外語教師不能憑個人好惡予以取舍，而必須按大綱要求去做。要在仔細研究大綱，研究學習主體的入學水平、學習興趣、學習方法、個性差異等的基礎上準確施教。立足本校實際，加強集體備課，商定每一單元文化導入的內容、要求、重點、難點等。日常教學中適時融入介紹、告別、聚會、訪問等文化因素的講解，在不知不覺中讓學生領會“不僅要注意語言的準確性，還要重視語言運用的恰當性”，使其文化能力與語言能力同步提高。

課程設置及教材選擇課程設置應服從和服務于教學目標。高職院校大學英語教學既可以請外籍教師開設口語課、語言文化系列知識講座，也可根據自身的人才培養模式和目標嘗試開設一些輔修課，如“文化與交際”、“涉外禮儀”、“外企文化”等。這樣，既能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又能提高學生對不同文化的領悟力和接受程度。另外，教材不合適也會影響教學效果，阻礙學生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因此，學校應選擇富含英美人實際交際中的“真實語料”的教材，在方便教師教語言的同時又能結合文化內涵展開教學活動。當然，教材內容應有一定的趣味性，使學生有持續的學習興趣和參與其中的樂趣，同時也要使學生覺得“易學”和“好用”。另外，高職外語教學中讀、寫、譯的學習重點應是涉外應用文，所以教學素材的選擇在著眼于典型性的同時，也應注重實用性。在教學過程中運用典型性、實用性、趣味性強的語言材料對學生進行職業文化的培養。

課堂教學英語課教學要注重對學生英語應用能力的訓練，運用多種方式增加課堂語言實踐活動，如role-play，group discussion，pair-work，熱點話題辯論，實用文寫作等。要克服班級規模偏大、人數偏多的困難，實施教師為場外指導，學生為場上隊員的教學模式，使學生的語用能力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另外，針對不同課型的課堂教學，教師應有意識地加強學生的文化意識培養。比如口語訓練中，讓學生學會句式表達的同時，也要讓學生了解該語言適合的語境、包含的文化因素等，避免出現交際中的語用錯誤。因為缺乏文化背景知識的語用方面的錯誤，可能會引起嚴重的后果，聽者或許會認為是粗魯和惡意傷害的自然流露，從而導致交際失敗。[2]又如閱讀課中應加強風俗、文化、宗教等的介紹，因為現今教材的閱讀材料多取自英美國家，只有放在一定的社會環境、文化背景下，才能讓學生更好地領會其中的含義，增強語言功底。此外，在詞匯教學中也應注重文化介紹，因為詞匯中同樣也包含著極其豐富的各種文化信息。有些詞語因人們的生活環境、風俗習慣、歷史背景、心理特征等綜合起來的文化意識不同而在不同的語言中有著不同的內涵。如blue一詞，在英美人的眼里，除了顏色，還可代表心情憂郁；在中國，稱贊人家小孩的時候往往用“胖乎乎”這個詞，但英美人受社會文化影響認為“fat”是個貶義詞，因而不用“fat”而用“cute”。類似的例子很多，教師可以利用這些文化差異在詞匯教學中進行有意識的跨文化教育，培養和提高學生的社會文化能力。

考試項目的調整高職學生學習英語的最終目的是運用該語言進行成功的涉外交際。如果對學生語言學習的測試僅停留在知識點的考查上，那么最終導致學生只會用紙筆交流，掌握的只是用規則硬套的啞巴英語。因此，我們應提供多種   測試途徑（聽、說、讀、寫），設置不同的語言環境，考查學生實際語言運用的恰當性和應對變化的靈活性，使語言學習真正為語言交際服務。

英語教師培訓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高職英語的師資力量相對薄弱，教學方法的墨守成規和師資隊伍的年輕化是兩個最大的問題。許多英語教師自身就缺乏對語言所包含的文化信息的廣泛了解。因此，一方面教師本人應及時“充電”，進修專業知識、提高學歷；另一方面，高職院校應為英語教師創造更多的培訓機會，讓教師走出國門，感受英美國家的語言及文化環境。教師要具有較高的專業素養，才能在培養學生的社會文化能力時起到指導作用。

篇（9）

對科學的理解是當代科學哲學的任務之一，因為真實的科學并不是我們常識中所認識的科學。我們可以直觀一朵花是什么，但是科學卻不存在一個類似的實體。我們可以把某些物質的、可感知的東西稱為科學，如牛頓的手稿、愛因斯坦相對論的出版物等等，但這只是科學的某種體現或它理論化形態，我們還不能說這就是科學本身。科學知識只是某種類型的可見形態，理解科學更需要認識科學的社會歷史本性。

一、作為“意識形態”的科學

將科學視為意識形態，實際上是把科學視為一種歷史存在的人類意識，它不同于曼海姆對意識形態的經典定義。說科學是一種特殊的意識形態，就是因為科學與人類社會歷史具有某種內在的聯系，這與說科學是一種特殊的精神活動相類似。目前，將科學看作一種特殊的意識形態已經得到許多學者的認可，①但是科學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特點尚需作出必要的說明。

科學之所以可以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看待，首先是因為科學是對現實世界的認識，是關于客觀世界的“意識”。科學的發展深刻地影響著我們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乃至整個的世界觀。現代科學的每次重大的統一，都必然伴隨著觀念上的重大變革。科學本質上是關于自然的認識，是對自然的研究，是關于自然的觀念，這是科學作為一種意識形態或精神生活最本質的方面。“科學被專門建立起來，是為了直接地解釋自然界、社會和思維的所有現象的本質的、最主要的方面。”②在科學這一意識形態中，對人類認識任務的解決成為首要的使命，而科學知識的取得又是與人類社會的物質關系和生產需要分不開的。科學從最初的對自然秘密的探究到它成為一種理論成果、再轉化為改變我們生活的力量，它帶給我們生活各方面的深遠影響是不容置疑的。從最初對對自然的好奇，到后來逐漸給予我們一種新的自然界的圖像，一種我們看待自然界乃至整個世界的觀點，以至改變了我們的整個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

科學的發展帶來的并不只是具體認識的改變，而且是人對整個世界看法的改變，因此也必然地引起包括宗教思想在內的意識形態的深刻嬗變。從另外一種意義上，科學也會演化出意識形態，科學本身也包含了意識形態的因素。對此，哈貝馬斯（J. Habermas）等法蘭克福學派成員作出過深入的研究。但正如宗教中孕育了科學一樣，基于科學實踐而產生的某種意識形態（如唯科學主義）也是科學的副產品，是屬于“科學文化”的范疇。正因為科學的應用可以帶來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并在不同的社會階層和社會群體之間造成利益上的矛盾，因此對科學的不同態度就會成為一個“意識形態”問題。哈貝馬斯從否定的意義上理解意識形態，他認為，作為“意識形態”的科學技術會產生消極的政治效應。科學技術作為生產力，實現了對自然的統治；科學技術作為意識形態，則實現了對人的統治。他不像其先輩霍克海默、馬爾庫塞等人那樣認為科學技術從來就是意識形態，而是強調只有在現代社會中，當科學技術成為第一生產力時，它才履行意識形態職能。③哈貝馬斯不把科學技術產生消極的社會作用歸結為社會環境，而認為科學產生的消極的社會作用完全是由科學技術本身造成的：“這種意識形態的獨特成就就是，它能使社會的自我理解同交往活動的坐標系以及同以符號為中介的相互作用的概念相分離，并且能夠被科學的模式代替。同樣，在目的理性的活動以及相應的行為范疇下，人的自我物化代替了人對社會生活世界所作的文化上的既定的自我理解。”④

科學還與其他人類精神創造活動相互依存，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當代學者伊安·巴伯認為，“科學是一項真正的人類事業，它具有人類從事的其他活動的許多特征。”⑤同人類其他文化形式相類似，科學不但具有實用的、功用的一面，同時它也有超越性、創造性的一面，即可以從科學活動中獲得人的自由。首先，從歷史來看，科學與宗教、哲學、倫理、文學藝術等處于一種相互滲透又相互區別的關系中。從科學知識的萌芽期開始，科學與宗教、神話、寓言教交織在一起，構成了科學的古代形態。即使是在今天，科學與各種不同的知識形態、意識形態之間的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相互作用仍然構成了科學科學知識系統生存和發展的動力。愛因斯坦曾經描述過信仰因素在科學探索中的重要作用，說明了宗教與科學在當代構成了一種特殊關系。科學活動是需要信念的，這種信念既包括對科學功能的社會性信念、科學對人類社會的正向價值、科學價值的世俗性的認可，也包括了某種對自然（自然的美、自然的秩序、自然的統一）的驚異和敬畏，這種情感在在某種意義上具有了宗教性。科學家所體驗到的宗教情感，并不必然是對某種宗教教條或宗教神學的認可，因為科學信念首先是以自己的科學實踐活動為基礎的，這一切都沒有取消科學事業的獨立性。科學說明不同于宗教的教條或神學理論，相對于這些文化體系，科學為人類提供了一種“客觀的說明”，這是我們對科學的基本信念。

科學作為一種“意識形態”與經濟基礎處于不同的關系之中，即“自然科學的概念內容沒有被歸因于某種經濟基礎：歸因于經濟基礎的僅僅是它們的‘目的’和‘材料’。”“自然科學與與經濟基礎的關系，不同于其他知識領域和信仰領域與經濟基礎的關系”。⑥科學只能是一種特殊的意識形態，科學與經濟基礎之間不是直接的“反映”關系，這說明科學與宗教等其他社會意識形態具有質的區別。

二、作為文化的科學

英國學者斯諾（C. Snow）在20世紀50年代提出了兩種文化的概念，他認為，科學文化（scientific culture）“不僅是智力意義上的文化，也是人類學意義上的文化”⑦。也就是說，科學不僅代表了一種智力活動及其成果，而且也具備和人類學家視野中的文化現象一樣的性質與特征。斯諾提出這樣的觀點，主要是基于大學里從事人文與自然科學的兩種知識分子在文化上 日益嚴重的隔閡與對立。造成這種文化分裂的原因是深刻而復雜的，有些淵源于社會歷史，有的是個人經歷所造成的，還有的則是由于不同種類的精神活動本身的內在動力的差異。⑧在斯諾看來，科學是“表征人性的本質和才能”的，“對自然界的好奇心以及對思維的符號系統的運用，這正是最珍貴、最人性的兩種人類本性”。⑨也就是說，文化是體現人的“本性”、與人的存在和發展有關的活動和現象，因而科學可以毫無疑義地看作是人類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從這里，我們可以意識到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的“家族相似性”。科學之所以表征了人的本質和才能，首先體現在它是一種對待經驗的成功方式：科學活動是按照某種程序進行的，它把以前已經完成的東西不斷地再合并為一個不斷生長的結構，這就是我們稱之為科學的文化或傳統。⑩在斯諾看來，科學文化是累積的、組合的、共意的，它體現著自己的過去，必然要穿越時間而進步；而另一種（人文）的文化則具有另外存在方式，它們是非累積的，是獨一無二的，從彼此之間的關系上看不出內在的進步。

科學對人類社會存在的巨大影響，改變了人的自然生存條件和社會生存方式，這是科學之為“人的科學”的本質方面。科學本身涉及的層面之廣以及科學的影響之深都只能用文化或文明這樣的總體性概念來描述。科學知識社會學（SSK）注重探索和展示社會因素對科學知識的生產、變遷和發展的作用，并從理論上對這種作用加以闡述。英國學者巴里·巴恩斯（B. Barnes）認為，科學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現在它成了文化的一個高度分化的要素。這種文化的變遷具有自身的連貫性、科學的不同分支具有潛在的文化內聚性、在某個特定的時期科學同事群體界定他們認為什么可算作是科學知識的方式，等等。11科學知識社會學研究進一步消除了科學研究中的本質主義和簡單化觀念，深入探討了科學活動所具有的人的內涵和性質。這種傾向與某些研究者把科學看作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具有相通之處。他們注意到了科學的傳播和影響過程的確可以從“文化變遷”的角度給予研究和理解，然而不能將科學最后認定為是同某種風俗、民俗完全相同的東西。巴恩斯還認為“理論是人們創造出來的一種隱喻”，“憑借它便可以把類似文化模式中的有用要素，轉變為并重新組織成令人費解的事件的東西。”12總之，科學知識社會學否認理性、客觀性和真理的普遍標準，認為理性、客觀性和真理等概念的內容，是由具體的社會群體的有局限的文化規范決定的

英國科學家、哲學家波拉尼（M. Polanyi）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科學的文化內涵，他論述了科學知識是一種“個人知識”。他指出，科學從具體的知識上升到普遍的知識，成為人類的智慧或審美活動的過程，但這一過程是一個矛盾重重、曲折艱難的過程：“認知任何一項自然科學知識都少不了認知者在某種程度上內居于研究對象之中的行動，這種親密的內居行動呈現一個連續的進展過程——這過程恰恰指向被譽為史學獨特的研究方法的‘完全內居’（fullest indwelling）。”13自然科學要成為人類內在的知識、普遍的知識，不是依賴于它作為某種結論和實際效用的力量，而且還要依賴于整體的精神演變過程或態勢。波蘭尼認為，“整個人類感覺世界——智力、道德、藝術、宗教理想——都是被人類生存和成長于其中的文化遺產之構架所激活的。”14如果沒有其他文化的制約，科學的發展將人類帶向一個“不可預知”的未來。波蘭尼認為，在科學上沒有純粹的事實，“科學也不僅僅是事實的集合，它是一套基于自身科學詮釋而存在的事實體系”；“只有在一個傳統信仰與價值的復雜系統之內，人們才能從事科學研究，并將之代代相傳，這就好比在整個社會生活中，傳統是不可或缺的。”15波蘭尼通過他的研究揭示了科學研究活動與人類其他活動之間“人類學意義上”的一致性，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看，科學的文化生成過程與其他文化資源所采用的過程并無重大區別。

在文化視野中，科學事業是向其他文化形式或意識形態開放的。正是由于科學的文化性質，科學可以在不同層面上與宗教文化發生關系，表現出在相容甚至互補，又矛盾甚至沖突的復雜關系。既然宗教與科學都是人類的文化活動，那么二者之間就會必然存在著共同之處，存在著可以對話的通道，存在著互詮的可能性；同時二者之間的比較也顯示了它們在思維方式、影響層面、文化性質上，都存在著很大區別。無論如何，科學的作用是歷史地形成的，是不會被完全解構的，正如普利高津在《確定性的終結》中說的，斷言時間之矢僅僅是現象學的或者是主觀的，皆屬荒謬。16科學改變的不但是外在的世界，而且是人的精神世界，是對人的本質力量的改變。在這種意義上，科學可稱為一種真正的文化。

三、結　語

科學雖然從內容上體現的是關于自然的知識，但是科學體現的是人的目的和手段，所以科學不是外在于人的絕對存在物，科學不但是體現了人與自然的關系，還體現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因此，科學現象并不是一種自然現象，而是一種社會－文化現象。前蘇聯學者拉契科夫（П. Рачков）從三個不同的視角對科學概念進行了界定。第一，首先科學是人們認識世界的本質聯系的一種基本形式，這種認識提供了預見事件的可能性，是人們合理行動的基礎。第二，科學還是一種特殊的社會活動和相對獨立的社會體系，這個體系把科學家組織起來，為認識客觀規律和應用這些規律服務。第三，科學還是一種社會實踐的力量，這種力量將科學成果體現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中，并且使得因人們的行動符合客觀規律而得到發展。17這實際上是從動態的、聯系的、系統的角度看待科學的——因為科學與人的社會活動密不可分，純粹知識形態的科學不可能解釋科學活動的實際影響和意義。拉契科夫說明了科學作為一種社會實踐力量及其與社會“生產力和社會關系”的聯系，從而深刻地說明了科學的社會本性。科學具有巨大的文化影響力，當代科學的發展不但改變了人的思維方式，也意味著當代科學精神發生了重大變化，18這種變化也必然會對科學與宗教的關系產生深刻的影響，這種關系是在歷史中形成的，也將在歷史中不斷地被超越。

 

① 參見曾國屏：《當代自然辯證法教程》，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頁。

② 拉契科夫：《科學學——問題·結構·基本原理》，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 第24頁。

③ 參見劉放桐：《新編現代西方哲學》，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82頁。

④ 哈貝馬斯：《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63頁。

⑤ 伊安·巴伯：《科學與宗教》，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5頁。

⑥ R. K. 默頓：《科學社會學》（上冊），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26-28頁。

⑦ C. P. 斯諾：《兩種文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9頁。

⑧ C. P. 斯諾：《兩種文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21頁。

⑨ C. P. 斯諾：《兩種文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60頁。

⑩ 參見C. P. 斯諾：《兩種文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120頁。

11 參見巴里·巴恩斯：《科學知識與社會學理論》，東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頁。

12 巴里·巴恩斯：《科學知識與社會學理論》，東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71－72頁。

13 邁克爾·波蘭尼：《科學、信仰與社會》，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53頁。

14 邁克爾·波蘭尼：《科學、信仰與社會》，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65頁。

15 邁克爾·波蘭尼：《科學、信仰與社會》，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87、190頁。

篇（10）

一、引言

大學英語的學習目標應該與英語語言文化的學習緊密聯系在一起，對此國內諸多外語教育研究者看法頗為一致。如束定芳等（1998）認為扎實的語言基礎，較強的語言運用技能和較高的文化素養將最終體現在大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上。這種能力的培養和形成涉及學習者本身的語言知識、認知能力、文化知識、文體知識、其他知識和情感因素。文秋芳（2002）認為大學英語教學目標要求學習者在多元文化環境中，不僅能用英語與他人交流，同時要做“言之有物”和“言之有理”。夏紀梅（2002）認為這種能力的本質是在不同的環境中進行語言的創造與再創造的活動能力。可見語言習得離不開社會文化這個載體。文秋芳（2010）提出要相信人與社會，語言與文化是不可分割的、融為一體的。那么，人與其所處社會環境之間是怎樣融為一體的呢？

二、基于社會文化理論的二語習得理論

維果茨基用社會文化理論辯證地解釋了學習者所處的社會環境與其思維過程之間的關系。他認為，人由生物決定的心理系統包括記憶、注意等，一旦遇到文化物品、活動就被重新組織成了一個新的、人類所特有的心理系統。這個心理系統是生物因素與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生物因素提供必要的功能，文化因素則使得人類有能力從外部有意識地協調這些功能。因此，外在社會影響并改變人的思維過程，思維過程反過來影響并改變外在社會環境，二者是辯證地結合在一起的。對語言學習而言，社會環境不僅是學習者語言輸入的來源，而且是學習者認知能力發展的來源。同時，語言作為人類認知能力發展不可缺少的工具，語言能力的發展與認知能力的發展是相互交織在一起的。人的語言、認知和社會發展都是社會文化構建的，所以學習與發展不僅是認知過程，更是社會過程。與認知理論指導下的語言習得觀念不同，社會文化理論認為語言能力的來源既不是語言習得裝置，又不是其他機制，而是來源于真實社會環境中語言的使用。由于社會環境具有很強的區域性，語言能力應當反映某一特定社會環境的特征，所以它沒有置于學習者的大腦中，而是置于多維的社會環境及學習者接觸到的各種話語實踐中。并且社會文化理論認為語言不應被視為抽象的形態、句法規則和結構，而應被看成各種社會環境下的話語（speech）。對于二語習得者而言，他們需要體驗、吸收、輸出目標語社會文化中的新話語。其中，新話語的輸出需要在類似母語環境的真實生活中發生，發生在與他人交往與互動中。維果茨基認為與他人交流使得學習者能夠獲得無論是環境或內在語言機制都不能單獨提供的語言知識。然而，學習者并不是一開始就能獨立完成交流的，為此他提出了“搭建腳手架”和“最近發展區”這兩個概念。交流過程中學習者需要他人協助或自我協助作為腳手架促進“最近發展區”的產生。學習者首先在與他人交互中接觸并展現新的語言形式與功能，隨后將這些形式與功能內化，使自己能獨立使用語言完成交互任務。由于語言能力置于學習者接觸的話語實踐中，因此習得發生在交互過程中，而不是交互的結果。交互中他人協助或自我協助發揮腳手架作用，幫助學習者完成自己所不能獨立完成的任務，即實現一個“最近發展區”的目標，向下一個“最近發展區”前進。就交互形式而言，口頭交互是基本手段，以對話式交互最為常見。

三、“類母語”課堂教學環境的構建

1.對二語教師的要求

如何基于社會文化理論構建“類母語”的大學英語課堂教學環境呢？與教師而言，首先要對課堂環境有一個全新的認識。長期以來教師、教材、知識點一直被認為是課堂的三大要素。授課模式基本是教師按照教材上的知識點對學生進行知識傳授。但當我們從社會文化理論視角看待二語習得時，則需要把課堂看成一個社會文化環境，并在這個環境下培養學生積極參與到目標語言文化里；另外，課堂要盡可能反映外在社會文化的現實，我們不能創造一個與外在真實世界不一致的人造環境；第三，在課堂上教師要盡量為每個學生創造屬于個人的最近發展區，然后通過對話式交互幫助學生實現各種體裁話語的輸出。其次，教師對課堂上的交互要有新的認識。在講座、教師提問等一些形式的交互中，參與者的權力是不對等的，而Vanlier認為保證對話中參與者權利對等很重要，即每個參與者擁有平等的權利和責任，決定談什么，談多久，和誰談，以及什么時候結束談話。因此，保證每個學生在對話交互中擁有平等的權利和責任是教師需要遵循的一個基本原則。其二，交互形式可以多種多樣，如協作式對話、知識構建型對話等。日常對話通常具有區域性、未計劃性和后果不確定性等特征。因為這些特征，VanLier（1996）指出課堂上的對話交互不能局限于和教師之間的協作型對話，還應包括和實際發展水平相當的學習者之間的交互，并且能力相當的學習者之間的交互更為有效。其三，教師要避免對交互結果進行刻意的引導，接納并鼓勵對同一問題的多種理解。另外，教師還要充分利用學生的最近發展區幫助他們學習。最近發展區不僅指社會支持，還是關于意義的社會協商的場地。因此，最近發展區是認知發生變化的地方。課堂是教師和學生可以表達相互理解的場所。既然有著不同目標、資源的人互動時，認知會發生變化，那么二語教師就可以大膽地創造各種互動的可能，理解的不同正好為新知識的構建提供機會。二語教師要盡可能多地創造互動活動讓學生實踐，學生的母語背景和二語能力都不盡相同，正是這種差異讓學生獲得對同一現實的不同理解，而這才是社會的真實狀況。最后，教師要盡可能地對每個學生的學習過程全面記錄，定期分析記錄內容，然后再反饋給學生，協助學生尋找個性化的語言能力發展獨特性。

2.對學生的要求

對于語言習得主體學生來說，課堂是他們對二語社會性使用的主要場所。他們要利用好各種形式的協助實現話語的輸出。首先，教師的教學話語屬于他人協助中的專家協助。教師與學生之間的話語不僅是可理解性輸入，本質上更是他們進行協助的社會表現，在師生交互中構建，進而影響學生的學習。為了使學生有機會親身體驗語言在課堂之外的使用方式，將語言學習在一定程度上社會化，教師需要減少獨白式話語的使用，利用交互式話語創造豐富多樣的、類似真實生活的語用環境。其次，學生之間的協助屬于他人協助中的同伴協助，起到互為腳手架的作用，幫助學生了解自己的學習狀況，有助于培養表達的流利性。另外，還有與他人協助相對應的自我協助，語言學習中自我協助與他人協助同樣重要。學生通過心理排練等自我語言協助新的語言形式從心理間向心理內層面轉化，從而掌握新的語言形式。除了利用好各種形式的協助外，學生的另一項任務是自我記錄，對自己的學習過程詳細記錄并配以相關音頻視頻錄制材料，然后結合教師記錄，探尋自己的語言發展特性。

四、結語

教師和學生首先要充分認識文化在語言習得中的重要作用，然后盡可能地在課堂上創造類似母語交流的真實情景。以此激發學生的學習動力，調動其主觀能動性，幫助他們逐步成為目標語言文化的積極參與者。

參考文獻：

［1］MarysiaJohnson.APhilosophyofSecondLanguageAcquisition［M］.NewHaven&London:YaleUniversityPress，2004.

篇（11）

外語學習者的語言學習風格受到社會文化的影響，具有自身的文化特點。同時，第二語言的本族語教師的教學風格具有其自身的文化特點。第二語言學習者的學習風格與外籍教師的教學風格往往會產生文化沖突，影響語言學習效果。如何協調風格的跨文化沖突是語言教師必須解決的問題。

一、文化的定義和屬性

“文化”的范疇涵蓋了人類的物質生活、精神生活及社會生活等方方面面。文化具有自身獨特性，不同的民族、國家、社會、人群都有特殊的文化。了解文化的定義和屬性，有助于理解第二語言學習者在跨文化學習中遭遇到的學、教風格沖突問題，以期更好地加以解決。

1.文化定義。19世紀以來，國外學界對文化的理解逐步脫離神學體系和自然主義的束縛，開始轉向科學的理解。這種轉向源自19世紀英國人類學家Edward Tylor對文化的解釋，他在《原始文化》一書中首次定義了“文化”的概念：“文化是一個復合體，包括知識、信仰、藝術、法律、道德、風俗及人作為社會成員而獲得的能力和習慣。”其是第一位在科學意義上給文化下定義的學者。

國內外學者在此基礎上積極探討“文化定義”，綜合各家觀點，文化的定義具體如下：（1）文化是物質文化、制度和習俗文化、精神文化三個層次的總和;（2）文化由外顯的和內隱的行為模式構成，這種行為模式通過象征符號獲致和傳遞;（3）文化代表了人類群體的顯著成就，其核心部分是傳統的觀念和價值;（4）文化是歷史上所創造的生存方式;（5）文化是信念、價值觀和生活習慣的“系統認知”;（6）文化無所不包、無處不在，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的基礎。

2.文化屬性。學者普遍認為文化具有如下屬性：（1）文化是可被后天傳授的。文化通過一代又一代人的親身實踐、口口相傳或者書面語言進行傳授。（2）文化是群體共享的。文化可被理想化地推定檳騁簧緇嶧蛉禾逅有成員的共享行為。（3）文化是動態的。文化隨著時間發展、時代更替而不斷演變、進步。（4）文化是各種要素相互關聯的統一體。文化的各個方面是相互連接的，觸動其中一處，其他部分就都會受到影響。（5）文化具有約束性。文化具有教化功能，能指導約束人們行為。（6）文化具有民族、種族中心和群體中心的特點。特定的民族、種族和人群在特定的環境下，長期在一起生產、學習和生活，逐步形成了思維模式、價值觀、交往方式、社會習俗。

文化是一個復合型概念，既抽象又具體。只有了解文化的具體定義和屬性，我們才能進一步了解不同社會文化間的差異，才能扎實地探討第二語言學習中的跨文化沖突現象。

二、語言學習風格和教學風格的定義和類別

“語言學習風格”是學習者用以感知學習環境，進行信息交互的穩定的認知、情感和心理特質，是學習者吸收、處理和儲存新信息、新技能的方式，也是學習者吸納和理解新信息的內在特點。學習風格會受到社會因素、文化因素、學習環境、社區背景和家庭背景等外部因素的影響（Reid，1987，1995）。

“語言教學風格”則是教師在自身學習風格的基礎上形成的教學模式的傾向性。教師的教學風格與其本人的學習風格具有一致的特點，是其學習風格的直接反映。

語言學習風格和教學風格可分為如下類型（按對應組別分類）：

1.感知型―直覺型（Sensing and Intuitive）。感知型學習者/教學者傾向通過“感官”觀察和收集數據，喜歡具體的事實和細節，強調記憶，喜愛規則和標準的程序，不喜歡過于復雜的事物。直覺型學習者/教學者往往不重視細節，傾向通過“下意識”感知、記憶。這類主體往往更為抽象，富有想象力，處理概念和理論的能力更高。

2.視覺型―口頭型（Visual and Verbal）。視覺型學習者/學習者習慣以視覺方式接受或呈現信息。口頭型學習者/教學者則習慣口頭指導。

3.主動型―反思型（Active and Reflective）。主動性學習者/教學者具有強烈的實踐動機和傾向，他們喜愛動作實踐活動。反思性學習者/教學者喜愛充分思考的環境條件，思考更有助于他們的記憶。

4.連續型―整體型（Sequential and Global）。連續型學習者/教學者以單元的相互關聯性為基礎來進行語言的理解和指導，喜歡分解詞匯和句型，偏好結構化的教學。整體型學習者/教學者習慣在整體層次上理解學習材料，傾向利用已有的知識和經驗去理解材料。

5.歸納型―演繹型。在歸納型學習與教學中，主體傾向觀察現象，推理論證，總結原則。在演繹型學習與教學中，主體以原理、規則為基礎，推導現象的結果。

三、社會文化對語言學習風格和教學風格的影響

社會文化是人們形成價值觀和學習理念的主要環境。因此，語言學習者和教師的社會文化背景是形成其學習風格和教學風格的重要原因（Oxford，1992）。自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來，社會文化因素對學習/教學風格的影響受到人們的關注。對于各種類型的學習風格/教學風格，研究者們發現，不同國籍和民族的社會成員有不同偏好，分析如下：

1.整體型和分析型風格。拉美人更傾向整體型風格，如預測、推測（從語境中猜測），他們總體屬于高度的場依賴主體。中國師生多為整體型主體，他們會努力在不同事件和事物之間尋求統一性。歐洲裔、美國人多具有清晰分析和低語境化的抽象風格，他們把觀點基于邏輯推理而非人際關系之上，以尋找差異，找出因果關系。

2.場依賴型和場獨立型風格。歐洲裔、美國人的場獨立風格高于非洲裔美國人、拉美人和亞洲人。對中國人和日本人而言，他們多具有場依賴和場獨立的雙重特征。中、日的社會文化允許這兩種風格的同時存在：一方面，中日師生會根據社會語境做出整體的認知聯系，具有場依賴風格。另一方面，中日師生在嚴謹態度的引導下，講求細節，這促成了他們的場獨立風格。

3.情感型和思考型風格。拉美學生多為情感導向，具有明顯的群體導向。同時，他們傾向公開表達情感，屬于情感沖動型。日本學生期待教師尊重他們的隱私，不善表達個人情感，傾向在分析思考的基礎上進行判斷。日本學生喜愛高度結構化的演繹方式，傾向不斷糾正細節上的失誤，具有分析型傾向。同時，日本人注重反思，追求細節的完善，盡量減少冒險行為。非洲裔美國人和土著美國人尤為傾向思考型風格，這與土著美國人對生存環境的反思及非洲裔美國人對自身身份認同的思考有關。

4.沖動型和反思型。拉美人具有一定的沖動型風格傾向，這與其外向型風格相關。日本學生則表現出更積極的反思型特征，他們追求準確性，但不愿冒險。日本人往往深思熟慮以得到正確的答案，但不適應猜測式的方法。土著美國人往往表現得反思性過強，他們自尊心強，但在嘗試新事物時顯得過于被動，害怕“丟臉”。

5.具體連續型與直覺隨意型。東亞文化與阿拉伯文化注重具體連續的學習風格。中國、日本、韓國和埃及的人群具有具體連續型的學習風格，他們經常利用重復、強記、計劃、分析、列提綱的方式進行學習。歐洲裔美國人多數為直覺隨意型，他們在抽象思維、想象力、理論性、智力性和原創性等方面表現得更好。土著美國人和非洲裔美國人總體偏向具體連續型學習方式。

6.封閉型和開放型風格。亞洲學生往往對教師有一定的依賴性。如韓國學生堅持教師的權威性，以教師意見為重點。日本學生渴望得到教師快速而經常性的糾正。阿拉伯學生往往以排他性的觀點對待正確與錯誤，界線較為分明。非洲裔美國人比土著美國人表現出更多的封閉性特點，而土著美國人則具有靈活性、開放性、多樣性和變化性，喜愛非結構化的課堂。

7.外向型和內向型風格。以阿拉伯語為母語的人群喜愛交際、健談，偏好以整體班級為基礎的外向型學習方式。西班牙學生也表現為外向風格，他們高度社會化，合作性強，熱衷實現社會目標，對他人的需求敏感，并渴望與教師形成密切的關系。非洲裔美人相對外向，喜愛社交學習，喜愛在群體中分享，喜愛有新意的事物。非洲裔美國人在群體交流時還喜愛非口頭語言，如眼神交流等。土著美國人也表現出外向特點，合作性強，但對外來者懷有戒心。相對而言，亞洲學生謹慎和內斂。如日本和韓國學生屬于內向型風格，他們不喜歡公開的身體接觸，也不愿意表明自己的觀點和情感，總是顯得安靜、靦腆。

8.視覺型和聽覺型風格。東亞學生傾向視覺型學習風格，其中，韓國學生的傾向度最高，遠高于美國學生。同時，中國和阿拉伯學生具有強烈的視覺傾向，中國學生同時具有較強的聽覺特點。但是日本學習者則最不擅長聽覺學習。

研究表明，不同社會文化的成員具有自身傾向的風格偏好。在第二語言學習中，學習者接觸的是迥然不同的語言和社會文化及教學風格迥然不同的外籍教師，他們必然產生不適應乃至詫異的感覺，形成跨文化的風格沖突。

四、語言學習風格和教學風格的沖突及解決之道

根據相關研究和筆者的觀察實踐，第二語言學習者在課堂上往往不適應外籍教師的教學風格，他們的學習風格和教學風格在文化差異的背景下經常發生沖突，導致語言學習效果的削弱。比如，Oxford等人的研究就反映了這樣的跨文化沖突。該研究對中韓研究生、美國教師、美國研究生和中國教師進行了訪談。他們發現不同文化背景的師生具有不同的風格，導致跨文化的差異。中韓研究生對美國教師的整體型、開放型、直覺型和動手型風格感到壓力和焦慮，而美國研究生對中國教師的分析型和具體順序型風格不適應，這樣的“不適應”影響了學習效果。

據此，我們認為以第二語言為本族語的外籍教師，必須采取合適的教學措施，一方面，他們可以在教學風格上“契合”學生的學習風格，即充分了解學生的學習風格，調整和拓寬自己的教學風格，以適應學生風格，減少跨文化沖突，提高教學效率。另一方面，教師可以采取故意“不契合”的方式，促進學生在不適應的“教學風格”中調整自我，拓寬學習風格，提高跨文化適應性（呂玉蘭，2000），適應新環境，成為全面的學習者（All-round Learner）。無論是契合還是不契合的方式，第二語言教師都應該以學生為中心，從學習者的背景文化考慮學習者的心理和言語行為特點，為學習者創造理想的語言教學環境，增強他們的文化適應和第二語言學習效果。

參考文獻：

[1]Reid，J.M.The learning style preferences of ESL students.TESOL Quarterly，1987.21（1）：87-111.

[2]Reid，J.M.Learning Styles in the ESL/EFL Classroom.Heinle & Heinle Publishers，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