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中國經濟形勢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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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意義上的國際經濟學是在傳統的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理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作為一門系統的和獨立的理論，它的出現大約在本世紀40年代， 即以凱恩斯為代表的新古典主義學派興起后不久，幾十年來，國際經濟學研究吸引了西方許多經濟學者的注意力并不斷得以發展，新的方法和學說層出不窮。國際經濟學的一般理論包括國際貿易理論和政策、國際金融理論和國家貨幣政等。 一、金融自由化的風險。 金融全球化的本質是金融資本的全球高速流動以尋求最大利潤。巨額資本的快速流動增加了金融系統的潛在不穩定和不確定因素。發展中國家金融市場不健全、具體制度不完善、缺乏有效的監督管理機制，產生金融危機的誘因可以說無處不存，無時不在。主要是因為： 1.短期資本的大進大出，國際游資頻繁在各國外匯、股票市場流動，具有投資、投機兩重性。短期資本的大量涌入造成了經濟結構性失衡，形成“泡沫經濟”，一旦出現逆差或貨幣貶值，資金便迅速抽逃，導致國際信用危機。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便是典型例子。據IM F估計，國際短期游資多達7.2 萬億美元，約占世界總額的20%。其投機性、流動性和逐利性構成了對發展中國家金融經濟安全的嚴重威脅。

2.作為資本流動載體的金融衍生工具的最大特點便是其“杠桿效應”，能以較少“定金”買賣幾十倍乃至上百倍于定金合約金額的金融產品，如遠期合同、期貨、期權和互換等，形成以證券料匯、利率和商品行情的信息預期為客體的金融衍生資本。一家金融機構的少量交易即可牽動整個國家經濟甚至整個國際金融市場，金融鏈條上的任何環節出問題都可能使整個金融系統遭到毀滅性打擊。 3.“對沖基金”規模不大，但借貸能力特別強，能夠迅速籌集資金投放市場。一批基金聯手再加上眾多世界級銀行財團的支持及其在國際組織、各國政府中的強大游說能力，足以將任何一個市場置于危機之中。 [中 華 勵 志 網 Www.ZHLzw.Com] 二、 國際經濟體系中的美元霸權霸權。 雖然從理論上說，國際美元本位像任何關鍵貨幣一樣，對于提高國際交換效率和降低國際交易成本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然而，后布雷頓森林會議體系中，作為國際本位貨幣的美元畢竟只是由美國政府法令強制使用的一種純粹的、完全不兌現紙幣，它的“生產”完全受到美國國家機器的控制，它所服從的完全是美國政府的政策制訂者所愿意奉行的任何國內規則。所以美國不會，也沒有義務把別的國家的利益置于美國的國家利益之上。 三、 貨幣一體化理論。 貨幣一體化就是各成員國聯合起來，結成固定的匯率，執行共同的貨幣政策。西方學者對不同層次的貨幣一體化進行了劃分：(1)匯率同盟。(2)假匯率同盟。(3)貨幣一體化。(4)貨幣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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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O世紀末以來，經濟全球化的速度明顯加快。由于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進程是在資本主義主導之下進行的，它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世界范圍的進一步延伸，因此，廣大發展中國家在這一過程中處于相對不利的地位，面臨較大的困難與挑戰。

一、從發展中國家的角度審視經濟全球化

1．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經濟全球化問題的主流看法為，目前世界范圍內展開的經濟全球化實質就是世界范圍內的市場經濟化。他們主張在世界范圍內最大限度地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充分發揮價格和利潤在市場中的作用，建立一種完全競爭的市場模式，而經濟全球化通過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使各種生產要素或資源在全世界范圍內自由流動，從而實現生產要素或資源在全球范圍內的最優配置。廣大發展中國家則從自己的國際利益出發，對于經濟全球化提出了自己的解釋。他們認為目前正在進行的經濟全球化是由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先導和主體的，其實質就是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全球化以及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生產關系與交換關系全球化。這是一場有利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國際經濟秩序全球化，其受益者主要是美國和其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

2．從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進程看，發展中國家只是被動地卷入經濟全球化的浪潮，而不是經濟全球化的發起者和推動者。從目前經濟全球化的狀況看，發展中國家始終處于弱勢狀態，不占主導地位，更不是經濟全球化的主體，并且這種關系在21世紀一個較長的時期內不會發生變化。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生產一體化、市場世界化、貿易投資自由化以及資本流動國家化打破了民族國家的固有界限，使世界各國形成了一個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相互聯系的整體。特別是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革命促進了信息產業的發展，高科技手段加快了產業結構的調整和轉移，使國際經濟全球化或者一體化進程加快。在當今世界上，幾乎沒有一個國家的經濟能夠脫離世界經濟而獨立發展，自行運轉。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都是整個世界經濟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并且在此基礎上形成了經濟、政治、文化、意識形態等多方面的錯綜復雜的關系。

3．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經濟全球化對于他們的影響已經遠遠超出了經濟領域，跨人了政治、道德、文化等領域。從全球化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來看，經濟全球化不僅僅是經濟利益和經濟關系，而且涉及更為復雜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和文化觀念等領域的沖突。

二、經濟全球化對于發展中國家帶來的積極影響

1．經濟全球化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結構的調整與升級提供了機遇。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發達國家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有利于發展中國家引進先進的技術和設備，實現技術發展的跨越、產業結構的升級和外貿結構的優化，從而縮小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推進本國的工業化與現代化；有利于發展中國家學習先進的管理經驗，培養高素質的管理人才。

2．有利于發展中國家吸引外資，彌補國內建設資金的不足。外資的進入對于發展中國家加強基礎建設和基礎工業的建設，提高有關部門的效益，促進產品的更新換代，增強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起著積極的作用。

3．經濟全球化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發揮比較優勢，開展對外貿易。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貿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及貿易壁壘不斷下降，有利于發展中國家開拓國際市場，發展對外貿易。

4．有利于促進發展中國家的體制改革。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與國際市場規則接軌，將會推動發展中國家引進、學習、借鑒外國的管理經驗，結合本國實際進行體制和機制的改革，從而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的內部體制改革。

三、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挑戰

1．經濟全球化極大地增強了發展中國家經濟的不穩定性。經濟全球化使得世界范圍內的各國經濟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各國經濟的相互依賴性空前加強。不少國家的對外貿易依賴度已經超過30％，個別國家則達到了50％一60％。在這種環境下，經濟波動和經濟危機的國際傳染便成為經常性的和不可避免的事情。自90年代以來，隨著各國賬戶的逐漸開放，不少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貨幣政策的獨立性都受到了嚴重的挑戰。1997年泰國的匯率危機很快就傳染到整個東南亞地區以及韓國和日本，從而形成嚴重的地區金融危機，隨后又波及俄羅斯以及整個拉美地區，形成了事實上的全球性金融震蕩。國際游資的存在肯定是全球經濟不穩定的重要歸根源之一。自60年代起，盡管各國的經濟學家一直在探索對國際游資的監管方法，許多深受游資之苦的國家也曾努力加強資本管制。但總體而言，這些探索和努力的收效并不明顯。一個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在全球經濟、貿易迅速一體化的情況下，資本管制的有效性正在不斷下降，國際游資可以利用各種渠道方便地繞過或躲避資本管制。因此，發展中國家國內經濟穩定與否，就不僅取決于國內因素，而且受到國際因素的巨大影響。

2．經濟全球化使得財富越來越向少數發達國家和利益集團集中，加劇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不平衡。這種不平衡主要表現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經濟全球化本質上是一個全球范圍內的市場化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競爭創造了效率，同時使得財富越來越向少數發達國家和利益集團集中，導致貧富差距的加大。造成這種差距擴大的具體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兩個因素不容忽視。其一，是經濟全球化的利益分配不均衡。雖然幾乎所有參與全球化過程的國家在不同程度上從中受益，但并不意味著利益均沾。因為事實上，作為資本和先進技術的主要擁有者，發達國家總是處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這種相對優勢使它們在價格制定方面具有主導權，不可避免地會使它們在與發展中國家進行交換時獲得更多的利益。其二，是名義匯率下降導致的國民生產總值名義值的減少。在過去10多年里，由于種種原因，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名義匯率出現了不少程度的下降。在一些發生危機的國家，貨幣的名義貶值自然使國民生產總值的名譽值減少。況且，由名義貶值引起的實際貶值又將導致貿易條件的惡化，進而在國際交換中付出更大的代價。

3．經濟全球化使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被削弱。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特別是在財稅和貨幣政策方面)的獨立性，面臨越來越嚴峻的考驗。這種考驗大致有兩種不同的形式。～種是經濟的主動讓渡。從關貿總協定(現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歷次減稅和貿易自由化談判，到發生金融危機的國家為了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援助被迫進行的經濟調整，都是一定程度上的主動讓渡。總體而言，這種讓渡對于有關國家來說是有利的，因為它們能夠從中得到期望的各種回報。另一種是跨國私人經濟力量對經濟的侵蝕。最為典型的例子就是跨國公司。由于跨國公司的戰略目標很少會同東道國的經濟發展目標完全一致，因而它們對于東道國的許多政策措施經常會表現出一種本能的抵抗和規避。許多國家的經驗表明，在匯率動蕩時期，跨國企業常常是大規模貨幣投機的主要責任者。顯然，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大量利用外國直接投資的發展中國家在這方面應當引起高度重視。

4．環境退化與經濟全球化同步。經濟全球化下發展中國家生態環境的持續惡化也讓人感到不安和對未來信心不足。雖然我們不能把環境惡化的責任簡單地推到全球化頭上，然而，正是在這個全球化時代，“家園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市場化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建立在過度消耗資源基礎上的市場擴張、城市化、財富的不合理分配、富者的過度消費及其消費模式的“傳染”、“普及”效應，是地球環境退化和惡化的主因。經濟全球化意味著世界勞動分工和布局的大轉移，發達國家已專注于高附加值的非污染的知識產業，而發展中國家則成了工業制成品和資源密集實物產品的主要產地，成了全球環境代價的主要承受者。許多發達國家和全球性公司不但沒有為地球環境惡化承擔更多責任，反而自私地推卸責任。這就使得發展中國家生態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的矛盾變得日益尖銳。

四、發展中國家應對經濟全球化的主要措施

1．促進地區經濟一體化，加強聯合自強的趨勢。目前的經濟全球化過程中，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占據主導地位，而發展中國家經濟力量薄弱，單個發展中國家根本就不具備同發達國家相抗衡的能力。要想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獲得盡可能多的經濟利益，廣大發展中國家應團結一致，開展“南南合作”，推動“南北對話”。

并且在地域相同或情況相似的國家中，實行地區經濟一體化，彼此開放市場，共同抵御經濟全球化的沖擊并探尋經濟發展的出路。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入，發展中國家的聯合自強也會變得越來越重要。目前，亞、非、拉廣大地區的發展中國家建立了許多區域經濟合作組織，如東南亞的東盟，中東的海灣合作委員會，非洲的“西非經濟和貨幣聯盟”、“東南部非洲共同市場”、“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非加太集團，南美的“共同市場”等，都顯示出了很強的生命力，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當中給了發達國家有力的回擊。為了有效維護自身利益，發展中國家要敢于、善于對現存的不合理國際經濟舊秩序進行有理、有利和有力的斗爭，迫使發達國家在制定全球化規則時更多地考慮發展中國家利益，削減發展中國家債務，對發展中國家開放市場和技術。超級秘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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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消費量從2013年起由42.44億噸開始下降，2015年消費量為39.65億噸，2016年進一步下降為38.5億噸左右。宏觀經濟增速放緩，煤炭消費彈性減弱，若未來供給側的改革力度持續加大，政策效果明顯，電力對煤炭的依賴逐步減小，那么伴隨清潔能源的發展、能效的提高，煤炭消費量每年一3%左右的增長率有可能成為未來2}3年的常態。這是一個比較樂觀、理想的情景。預計2017-2020年年均經濟增速在6.5%左右。煤炭消費GDP彈性系數在0.3左右，煤炭消費年均增速接近2% , 2020年全國煤炭消費量控制在43億噸內。這是比較保守、謹慎的情景。

鑒于供給側改革目前取得了較為明顯的效果，本文將基準情景的煤炭消費增長率在2017年和2018年設置為一1.5% ,2019年和2020年設置為一1.2%;低能耗情景的煤炭消費增長率在2017年和2018年設置為一3% , 2019年和2020年設置為一2.8 %;高能耗情景的煤炭消費增長率在2017年和2018年設置為2% ,2019年和2020年設置為1.7%

在2017-2020年時間段中，3種情景下煤炭消費增長率和能源消費增長率的指標變化率如表2所示。

在表3設計的3種情景下，對每一種情景下2020年前中國煤炭消費量進行預測，得出到2020年中國煤炭消費量分別達到36.43億噸、34.19億噸標準煤、41.39億噸標準煤，如圖3所示。

(二)關于中國能源消費總量及消費結構的預測

1.能源消費總量

據初步核算,2016年中國能源消費總量約為43.6億噸標準煤。在經濟“新常態”下，中國能源消費量有所放緩。在2000-2010年間，中國能源消費量年均增速為9.7 %;在2010-2016年間，這一增速下降到3.8 %。由于宏觀經濟放緩和國內外能源市場綜合因素的作用，2015年和2016年的能源消費增長率較低(均不到2%)，但考慮到宏觀經濟形勢的好轉，2017-2020年間能源消費增長率可能有所回升。因此，在此假設“十三五”期間中國能源消費增長率將會在2.5%左右。這一預測與國家能源局的《能源發展“十三五”規劃》相一致。

本文將2017年和2018年基準情景下的能源消費年增長率在設為2.6%，在2019年和2020年設置為2.4%。在低能耗情景下，供給側改革加快推進，政策落實較好。中國產業結構將得到較快優化，工業部門能效大幅提高，特別是鋼鐵、水泥等高耗能產業能效提高較快，有色和化工行業的增速相對較慢，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比重將會有較大幅度的提升。考慮到中國可能已經進入能源強度大幅降低的階段，本文將低能耗情景下的能源消費增長率在2017年和2018年設置為1.5 % ,在2019年和2020年設置為1.3%。高能耗情境下，中國能源消費增長率降至3%左右。本文將高能耗情景下的能源消費增長率在2017年和2018年設置為3%，在2019年和2020年設置為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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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治療被引入中國不足20年時間，作為“舶來品”，該療法的“文化適應性”毫無疑問成為我們首要考慮的問題。在中國文化背景下結合中國家庭特點和國人人格特征來探討結構家庭治療的適應性有助于促進該療法的本土化。

一 中國家庭特點

結構家庭治療理論關注家庭的整體性，強調家庭的結構與等級，并認為家庭內存在次系統和界限，這與中國家庭特點相適應。一方面，中國家庭內成員相互依賴，傾向于將家庭看作是一個整體系統。另一方面，經歷了幾千年的等級社會，中國家庭在權力和界限方面的表現較為明顯，再加之儒家文化對家庭成員的代際角色有明確界定和要求，中國家庭總體上結構化程度都很高。因此，Minuchin的治療理論及模型能較好的應用于中國文化。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家庭存在其獨特之處，它與西方家庭的差異就決定了滋長于西方文化土壤中的家庭治療無法完全適用于中國文化下的中國家庭。

首先，中國家庭經歷了從直系家庭、聯合家庭向一父一母一子家庭模式的轉變。對傳統的中國人而言，家庭先于、高于、重于個人。為了維護家庭內部的和諧，個人必須各安其分，在倫理規范所界定的范圍內，將自己的社會角色演好，而自己的真實意見與感受必須慎藏于角色行為之后。在這種傳統文化的籠罩下，家庭沖突是隱匿于和諧幸福的表象之內的。而后，隨著大家庭模式基本為核心家庭或者擴展家庭所取代時，人們開始注重自我價值、自我實現。強調個人的利益、個人的尊嚴、個人的地位。。家庭中的個體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家庭成員的情緒、情感都得以釋放，家庭沖突也隨之呈現出來。

其次，中國家庭內的手足次系統存在特殊之處。一方面，中國傳統文化中“重男輕女”的思想已為沉疴，它無疑會影響到中國家庭子女之間關系的協調，進而對手足次系統功能的發揮造成障礙；另一方面，在中國實施“計劃生育”后，一父一母一子的模式占據家庭結構的主體，手足次系統的喪失可能會導致親子次系統內界限的纏結。父母過于溺愛孩子，過度干涉孩子的成長都會為家庭沖突的爆發埋下隱患。

再者，中國人“尊重隱私”的意識比較薄弱，尤其是在家庭內部，這不由導致了個人次系統間界限模糊。無論是夫妻雙方，還是父母與孩子之間，倘若一方過多干預對方的事情，剝奪了對方獨立的個人空間，就會遭遇家庭沖突的“責難”。

最后，在中國家庭中，父母與子女同住的現象十分普遍，尤其是與兒子同住。這就不可避免的引發父母介入到子女的配偶次系統或子女與孫子女間親子次系統中的現象。。父母與子女生活習慣的差異、對孫子女教養理念的不合等都會引發家庭沖突。因而在此類直系家庭中限定清晰的界限是尤為必要。

二 人格特征

傳統中國是中央集權模式，幾千年來中國文化強調權威，強調社會級別，培養公民的順從意識、等級觀念，推崇的是師道尊嚴，這就使人們普遍具有從眾性強、易受暗示、習慣服從權威等性格特點。因此，來訪者常常會將心理咨詢師定位為高層次的角色位置上，對心理咨詢師的期待和要求也較高，往往將心理咨詢師當作權威人物來看待, 期望從他們那里得到直接指導或具體治療措施。而事實上，心理咨詢旨在“助人自助”，提倡咨詢師與來訪者之間的關系是平等的，因此這種期望與現實的不一致可能造成中國來訪者因無法從咨詢師處得到具體的問題解決方法而產生失望情緒、甚至放棄治療。

另一方面，中國社會是一個非常重視面子的社會。所謂面子，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上講，就是個人在社會上有所成功或成就而獲得的社會地位和聲望。中國人的面子觀在某種程度上是與封建禮數文化緊密相關的，可以說是禮教中虛偽成分延伸的產物。這種虛偽面子觀的存在使得國人存在一個嚴重的弊端，即缺乏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意識。一旦發現了錯誤，往往會為了顧及面子而對錯誤加以掩飾，并由此產生更嚴重的錯誤。因而，當個體心理上存在痛苦時，他們往往不會主動向專業結構尋求心理援助，而是悶在心里或轉向親朋好友傾訴。對于一個家庭而言，也是如此。中國家庭由于受到“家丑不可外揚”等傳統文化的渲染，家庭成員通常會盡力向外界掩蓋家庭內部的矛盾。當某一位家庭成員患有心理疾病時，其他人也往往傾向于限制其社會交往，避免“丟面子”的尷尬。所以在這種文化背景下，要求一個家庭開誠布公的談論自己的家庭矛盾或沖突，或者在咨詢室真實地演繹自己家庭日常交往情況，都存在很大的阻礙。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家庭在沖突發生和尋求幫助的過程中還存在“雙重束縛”的現象。。傳統上，國人一向重視家庭的尊嚴，對家庭成員的生老病死和發展前途都極為關注。“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思想蔓延了千年，家庭中有權利的人(如父親) 往往把未竟的事業和光宗耀祖的使命派遣到子女身上。如果子女競爭失敗，父母就認為子女智力和素質低下，從而保持自己的自尊和權利。為保證子女順利地完成“使命”，解決子女因激烈競爭出現的學習成績滯后或心身問題，父母才抱著各式各樣的心態尋求專業心理幫助。他們期望心理咨詢師另有妙法，既能消除子女的心理問題，又能保證子女繼續投入競爭。

三 結構家庭治療的本土化

在探討結構家庭治療在中國的文化適應性問題時，我們發現該療法在有些方面與中國傳統文化相契合，而在另一些方面卻與中國國情相背離。倘若想使結構家庭治療能夠完全適用于中國家庭，中國的家庭治療師需要在運用的過程中進行修正與完善。

首先，家庭治療是從整體上把握關系，從動態中探明相互作用的規則，并不太關注個人。英國的兩位家庭治療專家曾指出，家庭系統的理論和方法在解釋和幫助有問題的家庭成員時并不總是足夠的，應該積極地借用客體關系理論、認知理論及凱利的個人建構論并且與家庭系統論結合一起使用。因而，中國的家庭治療師運用該療法的過程中須做到在遵循“恢復家庭整體功能”原則的同時關注家庭成員個人的情緒，避免類似于“活現”家庭互動模式的治療環節給某些成員帶來過度的創傷和痛苦。

其次，治療師應該考慮到中國家庭不同于西方家庭的獨到之處，敏銳抓住與家庭癥狀有關的中心問題。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不同民族有著不同文化。在積極學習和借鑒當代結構家庭療法的同時，還要有所創新，發展出適應我國不同民族特點的家庭治療，促進本土化。

再者，針對中國人“講面子”、“重關系”的特點，需要在全社會拓寬心理健康知識的普及度，加大心理健康教育的宣傳力度，減輕大眾的傳統思想包袱，提高自覺維護心理健康、主動尋求心理幫助的意識。

總體而言，由于家庭治療方式引進入中國的時間還很短，家庭又具有其它任何社會組織所無法替代的功能，因而家庭治療者的自身定位、診治方式以及家庭治療功能如何發揮等問題，都仍需要在理論與實踐方面進一步探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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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JoyceL.C.Ma.Treatment expectations and treatment experience of Chinese familiestowards family therapy: appraisal of a common belief [J].Journal of FamilyTherapy,2000,20:296~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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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ChristianBeels,M.D.,M.S.Notes for a Cultural History of Family Therapy[J].FamilyProcess,2002,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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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擴散而成的全球金融海嘯，已經席卷全球。在這場金融海嘯的襲擊下，不少國家面臨經濟崩盤的危險。巴基斯坦就是深受其害的國家之一。由于國內局勢的長期動蕩，經濟實力的薄弱，巴基斯坦正面臨著極為嚴峻的經濟形勢。

一、受金融海嘯沖擊的巴基斯坦經濟

2008-2009財年伊始，巴基斯坦經濟就開局不利。前四個月（2008年7月至10月），巴基斯坦進出口貿易總額達到348.5億美元，其中出口67.6億美元，與上財年同期相比增長16.6%，進口142.8億美元，同比增長24.9%，貿易逆差達75.2億美元，同比增長33.3%。[1]從而嚴重惡化了巴基斯坦的金融形勢。受貿易逆差影響，本財年頭兩個月，巴經常賬戶赤字高達25.72億美元，比上一財年增加63.72%。同時，巴基斯坦政府正面臨嚴重的債務償還能力的壓力。據巴基斯坦國家銀行（央行）日前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截至9月27日，巴基斯坦外匯儲備僅為81.35億美元，其中，巴央行外匯儲備為46.86億美元，外匯儲備除去相關國際債務外，只剩下不到30億美元，僅夠支付一個月的進口費用。鑒于上述嚴峻情況，全球知名信用評級機構---標準普爾評級服務公司最近將巴基斯坦信用等級下調為“垃圾”級別，其中，長期外幣債務等級由“B”下調為“CCC+”，長期本幣債務等級由“B-”下調為“BB-”，短期信用等級由“B”下調為“C”。這意味著巴政府債務償還能力正面臨巨大壓力，如果商業、金融、經濟條件惡化，且外部援助和貸款等資金不能及時到位，其拖欠債務的可能性將更大。

由于外貿赤字擴大、盧比下滑、外匯儲備萎縮，加上人們對西方金融危機的擔心，巴基斯坦股票交易量創11年低點。與此同時，受金融海嘯的沖擊，國內消費者購買力下滑，巴基斯坦的房地產市場也迅速萎縮。盡管目前房價降幅已高達25%，但購房者仍在猶豫和觀望。[2]另據最新資料顯示，巴基斯坦盧比已貶值21%，通貨膨脹達到24.64%。[3]受全球金融危機和巴國內安全形勢影響，巴基斯坦的經濟形勢正步入嚴冬，面臨著崩潰的危險。

二、互利共贏：進一步加強中巴經濟合作

從目前巴基斯坦的經濟狀況來看，單憑其一己之力顯然難以走出困境，走向經濟崩潰邊緣的巴基斯坦亟需外界的援助。中巴兩國一直以來，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是軍事，都保持著密切而良好的合作。在當前兩國均面臨這場破壞力巨大的金融海嘯沖擊的情況下，進一步加強中巴兩國之間的經濟合作，無疑是實現雙方互利共贏的重要途徑。

中國經過改革開發以來近30年的高速增長，經濟實力已大大增強。從目前情況來看，盡管中國也受到金融海嘯的波及，但由于中國龐大的經濟規模、豐富的外匯儲備、廣闊的內需市場和作為新興市場與世界經濟聯系的相對較少，仍然具備一定的抵抗金融海嘯的能力，甚至還有一定的余力來協助其他國家共同應對這場金融海嘯。但是中國畢竟也身處這場金融海嘯所波及的范圍之內，自然也無法做到獨善其身。這其中，作為拉動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動力之一的中國對外貿易就受到了極大沖擊。作為中國外貿產品重要市場的歐美等國，經濟已經陷入蕭條，消費者的消費信心和消費能力受到重創。外貿市場的萎縮，對于中國的制造業形成了劇烈沖擊。另一方面，受國際金融形勢動蕩和中國國內勞動力成本、原材料價格上升等因素的影響，外商對中國的投資也大幅縮水，中國所面臨的經濟形勢也愈益嚴峻。而這種嚴峻的經濟形勢反過來又進一步對國內民眾的消費能力和消費信心造成影響，導致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動力不足。一旦出現拉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三架馬車”中的兩架---外貿出口和國內需求萎縮的局面，中國經濟的前景將令人堪憂。因此，在目前這種處境之下，中國除了應積極采取措施擴大內需市場，尤其是廣闊的農村市場之外，也應該將目光投向外部市場，進一步加大“走出去”的步伐，積極擴大海外市場，謀求內外兩個市場的合力，來確保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而在中國應該積極開拓的海外市場當中，巴基斯坦是一個值得合作的伙伴。

盡管從目前來看，巴基斯坦受到了這場金融海嘯的嚴重沖擊，經濟蕭條，市場萎縮，但巴基斯坦畢竟是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加上國內建設相對落后，商品、服務、技術以及資本等市場還處于起步階段，因此從長遠來看，巴基斯坦市場潛力巨大。另一方面，雖然從20世紀50年代初起，中國和巴基斯坦兩國就建立了貿易關系，開始了貿易往來，但從當前總體情況來看，中巴經濟合作的層次還比較低。在產業合作的大多數領域，兩國還停留在人員的交流和討論階段，具體的合作計劃還很少，進入實質性合作的更少。在投資合作方面，中國對巴基斯坦的投資數額與中國的龐大經濟規模相比而言數額還太小，而且中國對巴基斯坦為數不多的投資還集中于制造業，對其它領域的投資則非常少；而巴基斯坦由于相對缺乏發展資金，今后相當一段時期不具備增加投資的能力。因此中國和巴基斯坦的經濟合作現狀與兩國之間的合作潛力相比較是不相稱的。

中巴兩國之間開展深入而廣泛的經濟合作不僅有著地緣上的先天優勢，而且兩國在資源、經濟結構和發展水平方面還有著一定的差異性和互補性。特別是在機械設備制造、紡織工業、礦產資源開發、能源電信、投資和科技等領域，中巴兩國有著相當大的合作和發展空間。未來兩國如果能以這場金融海嘯所帶來的危機為契機，通過中國對巴基斯坦的外匯資本援助，協助其走出當前的經濟困境，進一步擴大和深入兩國間的經濟合作，有效結合中國的資本、技術、人才優勢和巴基斯坦的能源、市場潛力，將對于無論是中國還是巴基斯坦來說，都是非常有利的。

而經濟上的更緊密合作，將對中巴兩國之間的政治、軍事合作和文化交流，以及兩國間的互信起到十分重要的穩定和促進作用。對中國而言，一個經濟上穩定而健康并與中國保持政治、軍事上友好合作的巴基斯坦在南亞地區的存在，是中國所十分樂見的，也是符合中國在南亞地區的戰略利益的。

參考文獻

[1]中國駐巴基斯坦使館經商處：《巴基斯坦本財年前四個月貿易逆差為75億美元增幅達33%》2008-11-12

篇（6）

由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擴散而成的全球金融海嘯，已經席卷全球。在這場金融海嘯的襲擊下，不少國家面臨經濟崩盤的危險。巴基斯坦就是深受其害的國家之一。由于國內局勢的長期動蕩，經濟實力的薄弱，巴基斯坦正面臨著極為嚴峻的經濟形勢。

一、受金融海嘯沖擊的巴基斯坦經濟

2008-2009財年伊始，巴基斯坦經濟就開局不利。前四個月（2008年7月至10月），巴基斯坦進出口貿易總額達到348.5億美元，其中出口67.6億美元，與上財年同期相比增長16.6%，進口142.8億美元，同比增長24.9%，貿易逆差達75.2億美元，同比增長33.3%。[1]從而嚴重惡化了巴基斯坦的金融形勢。受貿易逆差影響，本財年頭兩個月，巴經常賬戶赤字高達25.72億美元，比上一財年增加63.72%。同時，巴基斯坦政府正面臨嚴重的債務償還能力的壓力。據巴基斯坦國家銀行（央行）日前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截至9月27日，巴基斯坦外匯儲備僅為81.35億美元，其中，巴央行外匯儲備為46.86億美元，外匯儲備除去相關國際債務外，只剩下不到30億美元，僅夠支付一個月的進口費用。鑒于上述嚴峻情況，全球知名信用評級機構---標準普爾評級服務公司最近將巴基斯坦主權信用等級下調為“垃圾”級別，其中，長期外幣債務等級由“B”下調為“CCC+”，長期本幣債務等級由“B-”下調為“BB-”，短期主權信用等級由“B”下調為“C”。這意味著巴政府債務償還能力正面臨巨大壓力，如果商業、金融、經濟條件惡化，且外部援助和貸款等資金不能及時到位，其拖欠債務的可能性將更大。

由于外貿赤字擴大、盧比下滑、外匯儲備萎縮，加上人們對西方金融危機的擔心，巴基斯坦股票交易量創11年低點。與此同時，受金融海嘯的沖擊，國內消費者購買力下滑，巴基斯坦的房地產市場也迅速萎縮。盡管目前房價降幅已高達25%，但購房者仍在猶豫和觀望。[2]另據最新資料顯示，巴基斯坦盧比已貶值21%，通貨膨脹達到24.64%。[3] 受全球金融危機和巴國內安全形勢影響，巴基斯坦的經濟形勢正步入嚴冬，面臨著崩潰的危險。

二、互利共贏：進一步加強中巴經濟合作

從目前巴基斯坦的經濟狀況來看，單憑其一己之力顯然難以走出困境，走向經濟崩潰邊緣的巴基斯坦亟需外界的援助。中巴兩國一直以來，無論是政治、經濟還是軍事，都保持著密切而良好的合作。在當前兩國均面臨這場破壞力巨大的金融海嘯沖擊的情況下，進一步加強中巴兩國之間的經濟合作，無疑是實現雙方互利共贏的重要途徑。

中國經過改革開發以來近30年的高速增長，經濟實力已大大增強。從目前情況來看，盡管中國也受到金融海嘯的波及，但由于中國龐大的經濟規模、豐富的外匯儲備、廣闊的內需市場和作為新興市場與世界經濟聯系的相對較少，仍然具備一定的抵抗金融海嘯的能力，甚至還有一定的余力來協助其他國家共同應對這場金融海嘯。但是中國畢竟也身處這場金融海嘯所波及的范圍之內，自然也無法做到獨善其身。這其中，作為拉動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動力之一的中國對外貿易就受到了極大沖擊。作為中國外貿產品重要市場的歐美等國，經濟已經陷入蕭條，消費者的消費信心和消費能力受到重創。外貿市場的萎縮，對于中國的制造業形成了劇烈沖擊。另一方面，受國際金融形勢動蕩和中國國內勞動力成本、原材料價格上升等因素的影響，外商對中國的投資也大幅縮水，中國所面臨的經濟形勢也愈益嚴峻。而這種嚴峻的經濟形勢反過來又進一步對國內民眾的消費能力和消費信心造成影響，導致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動力不足。一旦出現拉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三架馬車”中的兩架---外貿出口和國內需求萎縮的局面，中國經濟的前景將令人堪憂。因此，在目前這種處境之下，中國除了應積極采取措施擴大內需市場，尤其是廣闊的農村市場之外，也應該將目光投向外部市場，進一步加大“走出去”的步伐，積極擴大海外市場，謀求內外兩個市場的合力，來確保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而在中國應該積極開拓的海外市場當中， 巴基斯坦是一個值得合作的伙伴。

盡管從目前來看，巴基斯坦受到了這場金融海嘯的嚴重沖擊，經濟蕭條，市場萎縮，但巴基斯坦畢竟是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加上國內建設相對落后，商品、服務、技術以及資本等市場還處于起步階段，因此從長遠來看，巴基斯坦市場潛力巨大。另一方面，雖然從20世紀50年代初起，中國和巴基斯坦兩國就建立了貿易關系，開始了貿易往來，但從當前總體情況來看，中巴經濟合作的層次還比較低。在產業合作的大多數領域，兩國還停留在人員的交流和討論階段，具體的合作計劃還很少，進入實質性合作的更少。在投資合作方面，中國對巴基斯坦的投資數額與中國的龐大經濟規模相比而言數額還太小，而且中國對巴基斯坦為數不多的投資還集中于制造業，對其它領域的投資則非常少；而巴基斯坦由于相對缺乏發展資金，今后相當一段時期不具備增加投資的能力。因此中國和巴基斯坦的經濟合作現狀與兩國之間的合作潛力相比較是不相稱的。

中巴兩國之間開展深入而廣泛的經濟合作不僅有著地緣上的先天優勢，而且兩國在資源、經濟結構和發展水平方面還有著一定的差異性和互補性。特別是在機械設備制造、紡織工業、礦產資源開發、能源電信、投資和科技等領域，中巴兩國有著相當大的合作和發展空間。未來兩國如果能以這場金融海嘯所帶來的危機為契機，通過中國對巴基斯坦的外匯資本援助，協助其走出當前的經濟困境，進一步擴大和深入兩國間的經濟合作，有效結合中國的資本、技術、人才優勢和巴基斯坦的能源、市場潛力，將對于無論是中國還是巴基斯坦來說，都是非常有利的。

而經濟上的更緊密合作，將對中巴兩國之間的政治、軍事合作和文化交流，以及兩國間的互信起到十分重要的穩定和促進作用。對中國而言，一個經濟上穩定而健康并與中國保持政治、軍事上友好合作的巴基斯坦在南亞地區的存在，是中國所十分樂見的，也是符合中國在南亞地區的戰略利益的。

參考文獻

[1]中國駐巴基斯坦使館經商處：《巴基斯坦本財年前四個月貿易逆差為75億美元增幅達33%》

pk.mofcom.gov.cn/aarticle/jmxw/200811/20081105888247.html，2008-11-12

篇（7）

我國存在著復雜且多樣性的社會矛盾，并面臨嚴峻的國內外形勢挑戰。

如今，我國已跨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人均GDP達4000美元。伴隨著高等教育水平的迅速提高，社會意識的多元化，大范圍的爭議局面就愈發明顯；而國民收入差距的拉大以及市場競爭更趨激烈，均導致各階層之間的矛盾更加尖銳；同時，互聯網的迅速普及，使得社會上的不滿情緒被放大。因此，出現在住房、腐敗、收入分配、教育公平等問題上的矛盾成了此階段的主要矛盾，呈現出多樣性、激烈化、全面化的特點，隨之而來的是社會矛盾被激化。但事實上，社會矛盾的激化正是下一輪改革的推動力。

隨著國際形勢的新變化，我國面臨的挑戰愈發嚴峻。金融危機過后，依靠吸引外資以及出口這條路在我國顯然已走不通。

由于我國在全球勞動分工中具有特殊地位，因此，當我們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時的表現非常突出之時，這就值得全球各類經濟體反思：中國的崛起對世界意味著什么？

中國經濟的迅速增長確實帶來了全球范圍內的擔憂，因此中國在國際上承受的壓力迅速增大。而中國在外貿領域遇到的一系列摩擦和矛盾，都是因依賴于過去吸引投資用于出口所帶來的。此模式若繼續延續，勢必會造成更大的國際矛盾。因此，利益的多元化，不僅要求中國妥善解決沿海及內地外來務工人員的就業問題，同時還要將產能充分利用，不斷滿足各類利益訴求，而非單純考慮出口帶來的利益。

30年來，我國經濟的發展是依靠不斷地改革，抓住每個時期經濟、社會的主要矛盾，出臺一系列改革措施而取得了成就。如今，面對國內社會矛盾和國際壓力，中國仍然需要進行改革。改革就是大規模的制度變遷，改革不是革命，不是把整個制度，而是在不改變現有基本格局的前提下，進行制度的改善，這是改革的本質。

當前，國內外形勢較30年前有了巨大變化，因此，此輪改革面臨新的挑戰，呈現新的特點：改革的方向和技術路線不明確、多元化導致社會爭議增多、改革機制不同，以及以民生推動為主線。

中國過去改革的經驗證明，改革需要經過一系列過渡性的制度安排方可成功。如今，在新的國際形勢下，我國不能走回頭路，而需要實施新的開放戰略，即“走出去”戰略。

“走出去”戰略包括資本走出去與形而上的走出去。資本走出去就是要在全球范圍之內配置資源，謀劃解決我國面臨的資源、能源和糧食的難題。當然，這不僅需要資本，還需要有國際化管理的能力和國際化視野、胸懷。其次，形而上學的走出去，就是思想、意識要走出去。在全球規則發生變化的時代，不僅需要人才、生意走出去，還需要讓研究走出去。

此外，我國經濟的國際化程度遠遠超過了學術的、理念的和教育的國際化程度，而我國的教育在國際化上還沒有完全轉向，如何站在更高的層次上來評判現行的國際制度，教育年輕人學會辯論，學會去說服別人，這是我國高等教育亟須要做的。

同時，如何能更好地參與國際制度制訂過程中的討論，關系到中國能不能真正成為一個在國際上站得起來的大國。參與國際游戲規則的制訂，在國際范圍內據理力爭，樹立中國的理念，這是我國下一步要下大力氣做的。

篇（8）

進入2010年下半年以來，中國經濟的兩難問題開始成為廣泛關注的焦點問題。

總體來看，2010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實現平穩較快增長，經濟增速達11.1%。預計第三、第四季度經濟增速將放緩，呈現前高后穩的格局。從國際環境看，全球經濟可持續復蘇的基礎并不穩固，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也不容忽視；特別要關注的是可能的外部需求萎縮與內部緊縮帶來的疊加效應。

從國內的情況看，一方面要降低對政策刺激的依賴，另一方面市場內生性的增長動力還在培育之中；一方面房地產市場的調控已經初見成效，交易量大幅萎縮，對實體經濟的負面影響開始顯現，另一方面房地產市場的價格調整還并不明顯，房地產調控的力度還不能輕易放松；節能減排的壓力不小，同時今年第一季度單位GDP能耗還有所上升，完成節能減排的任務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可能還會影響經濟增長的速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投融資平臺在推進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也蘊含了一定的債務風險，另一方面過于嚴厲的緊縮可能產生一定的半拉子工程，對經濟復蘇的沖擊可能更大；一方面需要增加勞動者收入，另一方面短期內過大幅度的工資上升也會轉化為物價的壓力。

這些兩難問題，應當說是中國經濟從應對危機的超常規的刺激政策中逐步退出，轉向可持續的復蘇進程中，所必然會遇到的挑戰，也可以說是這種轉換中所必然要經歷的階段，化解這種兩難，需要保持政策上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同時加快結構調整，培育新的增長點，放松管制，提高經濟增長的內生性和可持續性。

從政策基調看，當前中國經濟發展正處在由回升向好向穩定增長轉變的關鍵時期。下半年國內外經濟形勢依然復雜，不確定因素較多，應當以穩定政策為主基調。我理解，下半年的宏觀政策不會過早退出，也不會匆忙加碼。一方面，今年以來出臺的一系列調控政策，如樓市調控、對信貸總量和節奏的控制、地方投融資平臺的規范化、節能減排、出口退稅等政策，其效果如何需要觀察，可能暫時沒必要進一步收緊，否則可能導致“超調”，加大經濟下行壓力。另一方面，只要經濟增速回調在預期范圍內，也沒必要過于匆忙地出臺所謂“二次刺激”政策，否則會助長產能過剩和資產泡沫。

篇（9）

筆者認為，對外漢語教材述評論文的發展趨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對外漢語界總體的教學情況，所以選取一段時期內研究教材的論文進行分析是十分必要的。通過對這個時期內論文的考查，以期初步了解和掌握我國對外漢語教材研究領域狀況及發展趨勢。

1.研究準備與設計

（1）樣本范圍。本研究材料來源于2000年至2014年七本對外漢語專業期刊：《世界漢語教學》《語言教學與研究》《語言文字應用》《云南師范大學學報》《華文教學與研究》《漢語學習》《中國語文》。這七本期刊在漢語教學界是較為知名的刊物，對它們進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探尋出對外漢語教材研究的發展趨勢。

（2）研究方法。本文對2000年至2014年以來這七份學術期刊上的所有論文進行了一次梳理，盡可能無遺漏地篩選出研究對外漢語教材的論文，最后進入統計分析的論文共有139篇。在此基礎上，二次提取并統計上述論文的教材研究關注點，得出相關數據并進行分析。

通過對新世紀以來這七份期刊的教材研究方面的統計分析，我們嘗試尋找對外漢語教材研究論文的關注重點和可以改進的地方。

2.研究結果與分析

（1）教材研究論文主要關注點。通過對論文的歸類整理，教材研究論文的關注點基本可以分為三大類。對語言類教材的研究在總體研究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在三個時間段研究都保持在88%以上；不同時段對文化類教材及教材中文化意識的研究都有關注，但比重較低，在6%左右；商務類、報刊類、外交類教材研究論文只有3%左右。

（2）語言類教材研究情況。語言類教材的研究論文在所有教材研究論文中所占比重最大，包括了不同的研究類別，論文研究內容基本上可分為教材評估、教材編寫設想、教材編寫經驗總結和教材介紹四大類。下表是自2000年至2014年以來每五年的語言類教材研究類別論文的比重圖，從中可以看出，教材評估研究一直以來是研究的重點；教材編寫設想類研究論文總體呈上升趨勢；教材編寫經驗總結與教材介紹類研究論文呈現逐漸下降態勢。

其中，教材評估論文的研究重點主要有課文話題選擇、詞匯、課后練習這些問題的研究，大部分是對單本教材的分析，缺乏一個統一的評估標準。

3.存在問題及對策

（1）教材研究論文關注重點是語言類教材，而對文化類教材或教材中的文化意識研究很少。這說明學界對文化教材和語言教材中融入文化意識的編寫問題還未真正重視起來，但實際上漢語國際教育的根本任務在于中華文化的推廣，讓世界認識崛起的中國，所以文化教材的編寫與研究是十分迫切的。在今后的教材編寫中，編者應有意識地將文化納入整體編寫中，變過去單純的語言教學教材為語言文化教學綜合教材；而對專為文化課編寫的教材，要依據對外漢語文化教學大綱編寫，內容注重多元性，同時定位要準確，對國內留學生編寫的文化教材不應只介紹漢族文化，還應涵蓋其他少數民族文化，而對海外文化教材編寫也不能單向地傳播中國文化，應該以消除文化摩擦為目的的雙向文化對話為目的，在體現中國文化時還應該結合當地實際。此外，在編寫體例方面還要注意，要符合對外漢語文化教學目標，也要考慮到學生語言接受能力。

篇（10）

放緩不等于悲觀

國家統計局于7月13日數據，二季度中國GDP增長7.6％，為最近三年來首次低于8％。這個數據并不怎么“好看”，對于當前有點萎靡的中國經濟，湯敏認為：“九略高，八正好，七也沒什么大不了。大家不要對此過于悲觀”。

湯敏說：“大家都說經濟下滑，經濟硬著陸。但我覺得，在目前的情況下，我們過多的注重了經濟增長的數據，而忽略了經濟增長的質量。現在的經濟真正的危險在于我們的結構性還不合理。在國際經濟大環境的影響下，我們的經濟是會下來一些，這個在任何國家都是這樣。我們正在打房地產的泡沫，把泡沫擠出來。經濟增長放緩一些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如果非要靠基礎設施的投入將GDP拖到9是沒用的，這樣反而會扭曲了經濟的發展。反而可能會更加出現國進民退的局面”。

湯敏說：“過去為什么會出現國進民退，其實在2007年之前，沒有經歷經濟危機之前，整個的形式不是這樣的。不能說國進民退，至少民沒有退的那么厲害。那么這幾年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就是現在刺激經濟的時候把錢大量的下放下去，先給大型企業。我們沒有必要把經濟一下子拉這么快，可能國企沒有這么強，民企沒有這么弱。所以，我們在目前情況下，對中國經濟的判斷不能簡單的從宏觀的角度，更多的應該從微觀的角度來考慮”。

莫要飲鴆止渴

最近的一條消息也是人非常關注。中國人民銀行決定，自2012年7月6日起下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金融機構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下調0.25個百分點，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下調0.31個百分點。這是自2008年9月16日以來，中國央行首次采取的“不對稱降息”。

當問及，此次“不對稱降息”對中國當前經濟形勢有何影響，對中國未來經濟走勢有何影響時，湯敏答道：“降息會減少一些企業的成本，會緩和一些企業的壓力。但降息得大頭的還是國企，還是大型企業。中小企業的融資困難，并不會得到較大的緩解。央行降息漲息對其發展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湯敏說，目前的問題不是降點息，多發點貨幣能解決的問題。從根本上來說應該進行金融結構和金融機構的改革，讓更多的能為中小企業服務的金融機構得到較快的發展，這才是根本。

中國的經濟發展離不開中小企業的支持，中小企業同時也是中國經濟穩步增長的有力保證。湯敏的身份是國務院參事，同時也是友誠企業家扶貧基金會會常務副理事長，他對中小企業的發展特別關注。此次降息對樓市產生了較大的影響，而這個影響會波及到中小企業。湯敏說：“樓市的恢復肯定會對中小企業有些好處的，有很多中小企業，無論是服務業還是建筑業都是有好處的。問題是，如果樓市的價格又出現迅速攀升，長期來說是對中小企業的發展不利。短期來說，中小企業會掙點錢。那就和吸鴉片一樣，短期你可以興奮一點，但是對身體是有損害的。現在的樓市價格已經讓老板姓買不起房了，如果價格再上去，是會出大問題的。為了短期的飲鴆止渴，這個時候我們再去靠樓市的反彈，后果是很危險的。我們不懷疑有些地方政府想把樓市推上去，這些都是短期行為”。

降息會對中小企有一些好處，但是不要寄予太大的希望。湯敏說：“更好的是需要一些結構性的改革，有一些政策逼著金融機構為中小企業服務，建立一大批專門為中小企業服務的機構”。

還需政策驅動

中小型企業在國民經濟中處于重要地位，正逐步成為發展社會生產的生力軍。那么，勢單力薄的中小企業如何應對當前的經濟形勢。湯敏表示：“首先要從國家的角度來考慮，更多的要靠國家的政策的變化。首先是金融，現在對中小企業制約最大的是金融；第二個是稅收，現在對中小企業的稅收還是太高；第三個是現在應開放更多的領域給中小企業”。

湯敏認為，如果西方經濟再“探底”，政府還有很多的牌可打。其中最有利的方式是加大改革力度，把在危機后還未充分調動起來的民營企業、小企業激活,使之成為經濟增長的新生力軍。在這種思路下，當前最主要的是要真正落實國務院新36條的精神。特別是要打破壟斷，真正實行“凡是法律法規沒有明令禁止的，都對民營企業開放，凡是對外資開放的都對社會投資開放”的政策。對民間投資開放那些長期被壟斷的，或是用各種“玻璃門”把民營企業擋在外的領域，如金融、電信、石油、公共設施等等。

湯敏說：“而在政策變化之前，中小企業就得好自為之。具體應該怎么辦呢，不同的企業有不同的做法。比如說，升級換代，現在中小企業面臨的問題是層次太低，利潤空間狹小，這時，我們就需要去轉型做附加值更高的事情”。

抓住第三次工業革命

英國《經濟學人》雜志稱，第三次工業革命對中國這樣的制造業大國來說有著相當大的負面影響。甚至有人預言，“中國崛起”有可能被第三次工業革命扼殺掉。對于這個論調，湯敏認為，除了需要不斷地在政治、社會與經濟各層面上的改革，從制度上保證參與新工業革命所需的寬松發展環境之外，以下幾點至關重要。

首先要抓教育。新的工業革命需要大批創新型人才。而當前以應試為主的教育方式不能適應這樣的需求。當務之急是，如何才能改造出、創建出一批能夠適應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具有全新機制的教育機構。

篇（11）

 

一、前言

農村養老保障制度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構建和諧社會以及建設新農村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改革完善同農村養老保障制度和農村人口養老問題緊密相連。考慮到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 加速發展的城鎮化進程，產業結構不斷調整大背景, 面向大多數人的農村養老保障制度如何在新時期防范風險、防止農村老年貧困、調節農村人口年齡和性別結構，就必然持續成為經濟社會發展中至關重要的政策議題。

二、中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存在的問題

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建立健全不僅關系到社會的穩定和國家的長治久安，而且也是中國實現共同富裕目標的保證。目前，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在實踐上是不完全成功的。

1.法律層次低，缺乏約束力

各地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辦法法律法規層次低，缺乏約束力。特別是對養老保險金流失和挪用等行為，未規定有效的懲罰措施。目前農村社保基金管理中的違規行為相當嚴重。正是這種不穩定的制度和屢見不鮮的違規行為挫傷農民投保積極性，開展農村養老保險工作困難重重。

2.自給來源少，吸引力不足

現行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是“個人交納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予以政策支持”。集體補助不到位或數額少行政管理畢業論文，或只在部分地方或人身上得到體現；國家政策扶持，僅限于通過對鄉鎮企業支付集體補助予以稅前列支，除此，再無其他的扶持政策；地方財政，除經辦機構費用，也沒有其他扶持政策。在缺乏強制性的情況下，僅靠這些政策，難以發揮吸引作用。

3.基金增長慢，難以為繼

基金增長速度跟不上養老金發放的增長速速，出現負增長。農保基金增值方式主要是存入銀行和購買國債。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建立之初，國家債券利率和銀行存款率都很高，因而給農民承諾的保險給付率也高達12%，隨著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債券和銀行存款利率多次下調，致使基金增值緩慢。加上缺乏穩定的投資渠道，農保基金入不敷出，出現負增長。

三、完善中國養老保險制度的對策

在中國城市化進程中，農村養老將呈現出新的格局：新型的家庭養老將居主體地位，社會養老保險將得到新的強化，從而與其他養老保障制度一起共同為農民養老建立一道比較可靠的屏障。

1.加快法制建設，真正體現公平與效率

市場經濟本身是法制經濟。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必須以法律的形式保證其實施。我們應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和做法，根據中國實際情況，結合財政、金融和稅收體制改革，盡快制定并健全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有關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法律法規，對資金來源、運用方向、增值渠道甚至保障標準、收支程序等都有明確的法律規定，規范其操作行為，以法制的形式將這項合法權利確定起來，從根本上解決農民的社會養老問題行政管理畢業論文，促進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2.強化政府責任，加大扶持力度

社會化養老的主體是社會，是以社會運作的方式實現的。而能夠代表社會。管理社會的主導者是政府。在實施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時強調個人應承擔義務是對的，但不能以此為理由推卸政府應承擔的責任。針對目前集體補助過小，國家扶持微乎其微的狀況，應當考慮如何提高集體補助的比重，加大政府扶持力度。

3.發揮家庭養老的優勢，再造土地的保障能力

中華民族素有尊老、敬老和養老的優良傳統，這為家庭養老制度的實行和鞏固奠定了思想和文化基礎。現階段，由于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中的許多原因，農民養老不可能完全依靠社會，家庭養老仍然是老年保障的主要形式。政府可以從制度上鼓勵農村家庭養老。

四、結語

從農村和整個國家現代化長遠角度看，建立農民養老制度是對農民利益最有效，最全面的保護。嚴峻的人口發展現實、前所未有的復雜局面, 以及有限的可供學習的國外經驗, 都迫使中國不得不用創新的思路、戰略的眼光來審視和構建農村社會養老保障乃至整個社會保障制度, 走出一條城鄉之間相對獨立而又良性互動的、有中國特色的養老保障之路。希望本文能對我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建立健全以及近一步完善，有所啟示并提供借鑒。

參考文獻

[1]桂世勛.關于探索農村計劃生育家庭養老保險的思考[J] . 人口與計劃生育, 2008 (7) .

[2]樂章.現行制度安排下農民的社會養老保險參與意向[J] . 中國人口科學,2004 , (5) .

[3]俞仁龍.浙江農村建立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經濟可行性分析[J] .嘉興學院學報,2005 ,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