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fā)，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fā)表云整理的11篇國際貨幣制度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fā)。

篇（1）

關鍵詞 金融危機 人民幣自由兌換 人民幣國際化

一、人民幣國際化的突破口

（一）經常項目下人民幣的自由兌換

人民幣自由兌換是指人民幣持有者可以自由將其兌換成另一種貨幣，政府不對這種兌換做任何限制，包括經常項目下的自由兌換和資本項目下的自由兌換。目前，我國已完成了經常項目下人民幣的自由兌換。

（二）資本項目下人民幣的自由兌換

人民幣國際化必須推動資本賬戶開放，但同時要考慮到資本賬戶開放的風險及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在目前這種情況下，人民幣在資本賬戶下開放的條件已經成熟。

1．抵抗外部危機的能力大大提高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實力、競爭力得到大大提高，這對我國參與經濟金融全球化奠定了良好基礎，而且，我國擁有充足的外匯儲備，這些都使我國抗擊外部沖擊的能力得到提高。

2．以貨幣進行對等資本賬戶開放，不存在外部風險

貨幣進行對等資本賬戶開放的含義是兩國允許對方使用本國貨幣進行結算、投資，雙方銀行可開立、接受對方貨幣的保函、信用證和對外擔保，不必使用第三方貨幣。在國際上，如果允許貨幣在雙方進行貿易結算、投資股票和債券，就可以避免美元的使用，這樣就可以推動本幣國際化，實現(xiàn)資本賬戶開放，而且，又沒有風險。

二、人民幣國際化的新視點

（一）創(chuàng)立離岸金融市場

離岸金融市場，又稱歐洲貨幣市場，使非居民在籌措資金和運用資金方面不受所在國國內的外匯限制和金融法規(guī)的約束，從而進行自由交易的一種市場。離岸金融市場的建立可以促進本國金融市場的對外開放，從而提高本國在國際金融市場的競爭力，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一個良好的市場環(huán)境，同時間接的推動了人民幣資本項目下的自由兌換。目前，我國建立離岸金融市場的條件已具備：

1．我國有明顯的地理優(yōu)勢

地域遼闊，資源豐富，海陸空交通便利，融資環(huán)境良好，且我國是地處亞太地區(qū)的主要經濟大國，是我國金融市場的發(fā)展具有很大潛力。

2．經濟實力增強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開放程度高，在國際金融市場獲得了一席之地，擁有充足的外匯儲備，從而抵抗外部市場沖擊的能力大大增強，降低了遭受風險的可能性。

3．我國金融制度和金融機構不斷深化，國內聚集越來越多的有經驗的金融人才，促使我國國內市場日臻完善

（二）跨境人民幣貿易結算

跨境人民幣貿易結算，簡單的說，就是國內企業(yè)與國外企業(yè)發(fā)生業(yè)務時以人民幣結算，而無需采用國際儲備貨幣進行結算。中國順應這次危機的潮流，把握契機，為人民幣國際化走出了重要的一步棋子―實行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

1．以人民幣周邊化推動人民幣區(qū)域化

中國首先在東盟鄰國推行人民幣的舉動是很明智的，越南、柬埔寨等國的資本市場都欠發(fā)達，無論是美元、歐元還是人民幣，對他們來說都很難對沖貨幣風險，況且在金融危機到來之時美元貶值人民幣升值，同時中國與這些發(fā)展中國家的關系向來友好，這就使人民幣在這些周邊國家推廣多了一個籌碼。當前中國經濟態(tài)勢運行良好，有充足的外匯儲備，完全可以抵消人民幣尚未完全自由兌換的劣勢。

人民幣周邊化是人民幣區(qū)域化的基礎，我們以同心圓的方式擴大人民幣的結算范圍，加強同周邊地區(qū)的金融貿易合作，以人民幣周邊化推動人民幣區(qū)域化。

2．以人民幣區(qū)域化實現(xiàn)人民幣國際化

對中國來說，人民幣區(qū)域化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必由之路。首先，中國雖是經濟大國，但還沒有成為像美國那樣的經濟強國，還不能實現(xiàn)一步到位，主觀上要求區(qū)域化；其次，加強與區(qū)域里的各經濟體之間的合作，可以增強本國經濟實力和競爭力，從而提高在國際市場中的經濟地位和威望，客觀上要求區(qū)域化；最后，人民幣可以通過區(qū)域化對最終實現(xiàn)國際化進行探究，避免因盲目國際化而遭受外部沖擊。

三、人民幣國際化的途徑選擇

（一）美元式路徑

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取而代之的是信用貨幣制度，美國在國際中強大的經濟實力和政治使其獲得了霸權地位，美元憑借美國這一霸權地位在現(xiàn)代信用貨幣制度中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因此說，美元的國際化是由其經濟基礎所決定的。

（二）歐元式路徑

歐元是一種幾乎與美元相提并論的國際貨幣，歐元是典型的按照由區(qū)域化向國際化演進這一過程發(fā)展而來的，是當時歐盟在歐共體范圍內發(fā)行的一種共同貨幣，之后在國際范圍被普遍接受。

（三）日元式路徑

日元的國際化是相當曲折的，是通過貨幣可兌換的若干階段實現(xiàn)其國際化進程的，是由日本國內的經濟基礎和地域經濟所決定的，大部分新興國家正在按照這一路徑完成其貨幣的國際化。

以上這些國際貨幣的演進過程值得我們借鑒，任何貨幣要成為國際貨幣取決于一國經濟國際化水平程度，虛擬經濟最終還是依賴于實體經濟，脫離經濟國際化而談人民幣國際化是不切實際的。人民幣國際化的道路是漫長的，我們要不斷為其創(chuàng)造各種有利條件，努力縮短這一歷史進程。

參考文獻：

[1]李長江.人民幣邁向國際化的道路.北京:中國物資出版社.1998.

[2]楊素芳.人民幣國際化的路徑選擇.中國優(yōu)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shù)據庫.2010.

篇（2）

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分類（1999），各成員國的匯率制度可分為8類（見表1）。本次匯率制度改革前我國實行的是第三類即盯住美元制度，改革后實行的匯率制度同時兼顧了第三類和第七類的特點。

一、對現(xiàn)行匯率制度的認識

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參照一籃子貨幣調節(jié)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較之于原先的匯率制度，從形式上看有三個方面的變化：一是匯率形成機制市場化；二是選取參照一籃子貨幣調節(jié)的方式取代原來單一盯住美元的調整方式；三是選取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取代原來的固化的匯率制度，它既吸收了盯住一籃子貨幣制度與管理浮動制度的優(yōu)點，又擯棄了兩種匯率制度的缺點，從理論上講是人民幣走向區(qū)域貨幣道路上的最佳選擇，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能否如理論設想那樣完美，還有待檢驗論文。

1．參照一籃子貨幣調節(jié)方式優(yōu)于單一盯住方式。

（1）從貿易多元化的角度看，美國雖然是中國的一個重要貿易伙伴，但也僅占1/6，比日本和歐盟都略低一些，中國和亞洲的貿易則占57%。因此，應該參照所有主要貿易國的一籃子貨幣，而不能只盯住美元。另外，改參照一籃子貨幣，會鼓勵人們減少用美元結算，長期而言有助于人民幣成為亞洲地區(qū)國際貿易的結算單位與貨幣。

（2）從降低內生交易費用的角度考慮，中國應選擇經濟聯(lián)系緊密的國家的貨幣作為人民幣匯率參照的對象。單一的盯住美元，意味著我國的貨幣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受制于美國的貨幣政策，而且由于中美兩國的經濟情況和政策傾向有很大的差別，單純與美元掛鉤的匯率制度會對我國的貨幣政策有效性產生沖擊。近年來，我國和歐盟、日本以及美國的貿易額分別占中國總貿易額的比重幾乎相當，歐盟和日本的對華投資也不遜于美國。因此，以一籃子貨幣為參照對象更適應我國的對外經貿往來。

（3）從滿足人民幣匯率政策出口競爭力的目標看，人民幣匯率政策出口競爭力的目標是：穩(wěn)定出口國際競爭力與進口成本。參照一籃子貨幣制度的突出優(yōu)點是穩(wěn)定人民幣的名義貿易加權匯率（如果權數(shù)按照貿易比重在各貨幣之間分配）。如果中國與主要貿易伙伴國家沒有嚴重的通貨膨脹差異，參照一籃子貨幣同時也保障了真實貿易加權匯率的穩(wěn)定。

2．有管理浮動匯率制度優(yōu)于原先的固定匯率制度。

（1）從有管理浮動匯率制度本身看，它既具有固定匯率制度的某些優(yōu)點，又能使匯率保持一定的彈性。在管理浮動匯率制度下，一方面，匯率隨著外匯市場的供求變化而調整，從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發(fā)揮對經濟的調節(jié)作用；另一方面，貨幣當局可以對匯率進行較多的干預和管理，從而能夠保持本國貨幣匯率的穩(wěn)定，避免本國貨幣匯率劇烈波動對國內經濟的沖擊。

（2）從我國的國情看，我國作為一個發(fā)展中的大國，選擇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有以下的基本優(yōu)勢：①保證國內貨幣政策的獨立性。盡管我國的貨幣政策在刺激或緊縮經濟方面的作用一直受到理論界的質疑和實踐效果的挑戰(zhàn)，但利用貨幣政策進行前瞻性的微調而平抑經濟波動的作用目前在發(fā)達國家卻得到了普遍的認同。因而恰當?shù)睦秘泿耪邔ξ覈@種以國內市場為主的發(fā)展中大國仍然具有重要的意義。②調整國際收支的靈活性。這種價格的調整可以減輕國際不利環(huán)境對國內經濟的影響。③阻止投機沖擊。在20世紀90年代，頻繁的貨幣投機沖擊對資本開放并實行固定匯率制度的國家造成了極為嚴重的損害，這一教訓對我國在未來逐步開放資本市場過程中相當重要。

3．現(xiàn)行匯率制度并非完美無缺的。

（1）參照一籃子貨幣調節(jié)意味著人民幣將逐步不再直接與美元掛鉤，由于我們參照的貨幣實行的均是浮動匯率制度，結果是人民幣對美元的雙邊名義匯率變動頻率與幅度都增加，這會給對外貿易和投資帶來匯率風險。

（2）對于人民幣匯率三項政策目標金融安全、出口競爭力和內外部均衡中的任何一項都難以完全顧及。而對外貿易在中國經濟中具有舉足輕重的特殊地位、我國國內市場經濟制度發(fā)育還不完善等現(xiàn)實，又要求目前的匯率政策必須有所側重。

（3）不能充分發(fā)揮匯率的調節(jié)作用。由于貨幣當局對匯率進行管理浮動，匯率變化的幅度被限制，匯率不能充分反映外匯市場供求狀況，因而難以有效調節(jié)商品交易和資本流動。還有可能引發(fā)操縱匯率之嫌，容易導致貿易爭端。

通過上述分析，筆者認為：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參照一籃子貨幣調節(jié)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只是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一個階段性的取向，在人民幣具有區(qū)域貨幣功能后就應該再次調整。

二、對匯率目標區(qū)制度的認識

在本次匯率改革前，理論界很多學者提出以兼具本文表1中4、5、6類的貨幣制度特征的匯率目標區(qū)制度作為改革的選擇目標。從實踐看，這種方案沒有得到認可。原因在于：

1．從理論上看。首先提出匯率目標區(qū)理論的弗來明認為一國也許會希望將其貨幣的匯率限定在或接近于某一“目標區(qū)”內，如果實際匯率的波動超出了這個目標區(qū)，該國就應調整政策使匯率向目標區(qū)內移動。后來，克魯格曼進一步將匯率目標區(qū)模式化，提出了匯率目標區(qū)模型，威廉姆森進一步發(fā)揮了匯率目標區(qū)理論，他提出了“BBC制度”。多恩布什和帕克將這一思想近年來的發(fā)展稱之為BBC規(guī)則。為實行匯率目標區(qū)制度，貨幣當局要設立一個基礎均衡匯率以便同國內經濟、國際收支的長期趨勢相適應，并且圍繞這一可調整的均衡匯率設定較寬波幅，達到一方面保持匯率基本穩(wěn)定，一方面使經濟政策具有一定靈活性之目的。但基礎均衡匯率計算很困難，而如果不能計算出合理的基礎均衡匯率，目標區(qū)匯率的合理性將在根本上受到動搖。此外，匯率目標區(qū)體系應包括哪些貨幣，其寬度和調整頻率應根據什么標準確定等一系列問題也不好解決，或確立起來具有很大隨機性。

2．從我國實際看。匯率目標區(qū)制度在我國實行有三大難題。（1）匯率目標區(qū)制度下的中心匯率難以確定。（2）資本流動性和投機沖擊難以抵擋。（3）我國不滿足實施匯率目標區(qū)的三個前提條件，這三個條件是：不同國家的目標值一致；競爭力水平的目標值必須與國內宏觀經濟均衡相協(xié)調；貨幣與財政政策的協(xié)調。

3．從實踐效果看。已經崩潰的全球性的匯率目標區(qū)—布林頓森林體系和目前正在運行的區(qū)域性匯率目標區(qū)—歐洲貨幣體系下的歐洲匯率機制是最著名的實踐。從實踐的效果看，布林頓森林體系無以為繼，最終崩潰。歐洲匯率機制運行中也是困難重重。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無論是選擇什么樣的國家組成匯率目標區(qū)，其運行的制度環(huán)境與調節(jié)機制是無法與歐洲匯率機制相提并論的。

因此，本文認為，類似于匯率目標區(qū)制度的中間匯率制度在中國是難以實行的，它既不會成為當今的選擇，也不會成為匯率制度改革下一步的選擇。

三、對單獨浮動匯率制度的認識

1．單獨浮動匯率制度具有制度優(yōu)點，主要體現(xiàn)在：一是均衡匯率水平完全由市場供求所決定，因而不會出現(xiàn)外匯的超額供給有超額需求的問題，外匯資金的利用服從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的原理，從而更有效率。二是由于匯率決定于市場的供求，資本的流出入只會引起匯率水平的升降，而不會改變貨幣供應量，使貨幣政策有了較大的獨立性；同時，由于匯率水平的升降能夠自動的調節(jié)國際收支使之達到均衡，降低了大量國際儲備的機會成本，減少了中央銀行對市場的頻繁干預。三是在浮動匯率制度下，匯率的變動呈連續(xù)、輕微的態(tài)勢，投機者的獲利空間狹小，使投機行為相對減弱。

2．我國還缺乏將單獨浮動制度理論上的優(yōu)點轉化為現(xiàn)實中的優(yōu)點的實力。從我國的情況來看，宏觀經濟預期具有較大的不穩(wěn)定性。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體制和經濟結構已經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而且這種變化還將繼續(xù)進行，人們對宏觀經濟的預期也就呈現(xiàn)出高度的不穩(wěn)定性。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進一步擴大，對外經濟依存度日益提高，國際間競爭的加劇，對我國經常項目的影響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加上金融領域的進一步開放，資本的流動性將隨之增強，其結果對我國的貨幣供需產生影響，這些影響也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因此，在我國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的過程中，對宏觀經濟波動的預期具有高度的不穩(wěn)定性。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國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匯率也具有高度的易變性。如果貿然采取一步到位的匯改策略，走上浮動匯率的道路，對我國經濟的負面影響是巨大的。

3．單獨浮動匯率制度也有其自身的缺陷。最大問題就是存在著匯率的過度波動或匯率的易變性。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并且使經濟中面臨的匯率風險增強。弗里德曼認為，浮動匯率制度之所以出現(xiàn)不穩(wěn)定。主要是因為與之相關的宏觀經濟的不穩(wěn)定。由于人們對貨幣供給、實際收入的預期決定著當前的匯率，如果人們的預期是不穩(wěn)定的，匯率就會表現(xiàn)出易變性，且匯率波動的幅度會大大超過貨幣供給和實際收入的波動幅度。依據該理論，如果人們的預期是穩(wěn)定的，匯率就應當是穩(wěn)定的；而事實上則是，在大多數(shù)預期穩(wěn)定或預期較大穩(wěn)定的情況下，匯率仍然是易變的。因此，一般來說，市場經濟比較發(fā)達，對外匯市場調控能力較強的國家，或是參與國際經濟活動較深，需要充分利用匯率機制調節(jié)作用的國家，比較適合采用這種匯率制度。

參考文獻：

篇（3）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16）11-0229-02

2005年，教育部在《關于進一步加強高等學校本科教學工作的若干意見》中提出：要“積極推動研究性教學，提高大學生的創(chuàng)新能力”，“引導大學生了解多種學術觀點并開展討論、追蹤本學科領域最新進展，提高自主學習和獨立研究的能力”。這是本科教育文件中首次明確提出“研究性教學”，標志著研究性教學新的發(fā)展階段的開始。

2015年，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深化高等學校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教育改革的實施意見。2015年起全面深化高校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教育改革。2017年取得重要進展，形成科學先進、廣泛認同、具有中國特色的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教育理念，形成一批可復制可推廣的制度成果，普及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教育，實現(xiàn)新一輪大學生創(chuàng)業(yè)引領計劃預期目標。2020年建立健全課堂教學、自主學習、結合實踐、指導幫扶、文化引領融為一體的高校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教育體系，人才培養(yǎng)質量顯著提升，學生的創(chuàng)新精神、創(chuàng)業(yè)意識和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能力明顯增強，投身創(chuàng)業(yè)實踐的學生顯著增加。

《國際金融》課程是高等院校經濟管理類本科專業(yè)的必修或者選修課程。根據以往學生學習《國際金融》的感受來分析，學生普遍認為國際金融課程具備的特點是“難、雜、遠、熱”。

“難”：有些問題不好理解，如金融危機、金融監(jiān)管、債務危機（希臘、冰島）;“雜”：有的問題包羅萬象，如匯率問題;“遠”：有的內容距離實際生活較遠，如國際貨幣制度與體系、SDR計價及分配、IMF投票權問題;“熱”：很多內容都是熱點，人民幣升值與貶值、人民幣國際化、外匯儲備規(guī)模等。

我國高等院校各級層面都在實施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教育改革，改變傳統(tǒng)的“填鴨式”灌輸知識型教學方法，推行討論式，案例式，研究式教學等各種教學方法。在“培養(yǎng)學生批判性思維能力”和“倡導自主性和個性化學習”的理念影響下，《國際金融》課程采用研究型教學符合教育教學改革要求。

一、重視學生的自主性學習，做到個體差異與團隊合作的平衡

國際金融課程時要求學生進行分組，自愿分組。但必須符合每組都有男生和女生，每組中都有學生干部。每組推選組長一名，組長對組員進行學習分工。有的負責收集資料，有的負責制作小組講課的PPT，有的上臺演講，有的負責拍攝視頻，每位同學都參與到課程教學研究之中。

二、從課題導入與案例分析入手，結合慕課和網絡平臺，采用多種教學方法相結合，做到教與學的有機融合

課程教學過程中重視訓練學生對國際金融問題的研究能力，表達能力和思維能力。本人列舉以下代表性的《國際金融》研究型教學學生分組討論參考題目： 1.比較分析金磚五國（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南非）與發(fā)達國家（美國等）的國際收支平衡表（以2014年或者2015年度分析）;2.人民幣匯率變化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3.結合我國外匯儲備實際情況，分析我國國際儲備總量管理中應考慮哪些因素; 4.分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亞洲投資銀行、國際開發(fā)協(xié)會、國際金融公司的貸款對象、貸款條件各有什么特點。

課題組列出與國際金融課程相關的研究課題20多題，每組由組長隨機抽簽準備課題研究的相關資料，并進行組員的分工與協(xié)作。包括資料收集，制作課件，上臺演講，拍攝視頻，回答其它組同學提問等等。

三、國際金融研究型教學以培養(yǎng)學生的個性化學習和自主學習能力為目標

國際金融以幫助學生認識和解決當代國際金融領域特點問題為主要目的，具體包括案例分析與點評、撰寫國際金融小論文等類型。課題組老師規(guī)定案例點評及小論文的規(guī)范格式要求。學生可以在相關金融網站及參考文獻書籍資料中整理案例，撰寫小論文。

四、注重對學生學習過程的評價，做到課程考核方法及成績評定多指標

在高校，形成性評價則常常體現(xiàn)在對學生平時成績評定的過程中。在高等教育大眾化的背景下，高校學生課程考核成績的評定不應該只關注教學結果（即期末考試成績），還應關注教學過程（即平時成績）。平時成績是高校現(xiàn)行課程考核模式下學生成績評定最重要的補充。課題組成員非常重視國際金融課程的平時成績，并向學校有關部門申請改革課程總評成績構成比例。學校教務處及學院教學工作委員會審批同意調整成績構成比例。

國際金融課程總評成績由以下部分組成：總評成績=平時成績×60%+期末成績×40%;平時成績由以下部分組成：

1.考勤（20%）;2..學生課堂分組討論用PPT講授并由錄制視頻（8分鐘左右）（20%）（討論題目給定）;3.課程小論文（20%）（3000字左右）（提供寫作模板）;4.國際金融案例及點評（20%）（1000字左右）;5.作業(yè)（20%）（5次）。

篇（4）

國際金融學是經濟、管理類專業(yè)的重要課程,主要研究國際貨幣金融活動的基本理論與實務。由于該課程的理論性和實踐性都較強,和其它經濟類課程相比,要求學生有一定的理性思維能力。但由于高職高專的學生知識基礎相對薄弱,學生往往覺得該課程抽象難懂,最后導致學習積極性不高。針對學生的實際能力和高職高專培養(yǎng)應用型人才的教學目標,如何探索一套適合高職教育的教學方法,以提高該課程的教學效果和學生對知識的實際應用能力,是值得思考的一個問題。

1學好國際金融學的必要性

20世紀以來,尤其是80年代以來,金融市場迅速發(fā)展并且日趨全球一體化,金融制度和金融工具不斷創(chuàng)新,金融機構的服務日趨多元化,金融交易迅速膨脹。金融業(yè)的迅猛發(fā)展一方面有利于優(yōu)化資本在全球范圍內的配置,大大推動了實體經濟的發(fā)展;另一方面,其內在的不穩(wěn)定性和脆弱性,也增加了市場風險,金融危機頻發(fā)[1]。同時,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的開放和金融管制的放松,我國的經濟發(fā)展甚至百姓日常生活都日益受到國際金融市場的影響。因此,掌握一定的國際金融相關知識,不止是從事金融行業(yè)所必須,也是日常理財?shù)谋匾獥l件。

國際金融學是經濟類學科的一門重要專業(yè)課,其研究對象為國際間金融活動及其本質與規(guī)律性,介紹國際范圍內貨幣金融活動的基本理論與實務,是從貨幣金融的角度研究開放經濟下實現(xiàn)經濟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一門學科。通過這門課程的學習,學生能夠較系統(tǒng)地了解國際貨幣制度、國際金融市場、國際融資工具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論;掌握外匯與匯率、外匯交易和國際結算的原理和操作;理解國際收支和國際儲備的內涵以及和其他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并學會分析和判斷國內外的金融問題;把握國家的宏觀調控政策、提高自身的理財能力。

2國際金融課程的特點

2.1時代性強,內容更新快國際金融是世界經濟中發(fā)展最快最活躍、也是最不穩(wěn)定的經濟領域。日新月異的國際金融實踐也推動著國際金融理論不斷深化和發(fā)展。近十年來,國際金融理論發(fā)展非常迅猛,尤其是在匯率決定理論、匯率制度選擇理論、國際經濟政策協(xié)調理論、國際金融監(jiān)管理論和國際金融市場理論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2]。

近年來重大的國際金融事件層出不窮,從拉美債務危機到東亞金融危機和美國IT泡沫破裂,再到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fā)和蔓延以及歐洲債務危機的惡化等,這些都對我國經濟帶來了重大的影響;而人民幣匯率問題更是成為近年來全球關注的焦點。重大金融事件的發(fā)生也促進了金融理論的發(fā)展,如次貸危機引發(fā)加強金融監(jiān)管的討論。金融領域的瞬息萬變、新觀點新問題的日新月異要求本課程教授的內容必須與時俱進、不斷更新。

2.2具有較強的理論性和實踐性和其他經濟類課程相比,國際金融學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特點非常典型。一方面,通過本課程的學習,學生應掌握必要的國際金融基礎理論知識,如有關外匯、匯率、匯率制度、國際貨幣制度、國際收支、國際儲備、國際金融市場、國際資本流動與金融危機等方面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論;另一方面,還要培養(yǎng)學生應用相關理論觀察和分析國際金融現(xiàn)實問題的能力。

比如外匯交易作為本課程的一個重要內容,就具有非常強的實踐性。進出口企業(yè)必須利用外匯交易規(guī)避外匯風險,普通百姓也可以利用外匯交易獲得投資收益;而一國的國際收支、國際儲備等數(shù)據的變化直接影響外匯市場的走勢和當局的政策意向,這些都和各經濟體包括百姓的日常理財息息相關;國內外金融事件、各國金融政策等成為媒體關注的熱點,因此學生在課堂外對此類信息接觸得比較多,對本課程的興趣也普遍較高。

2.3宏觀微觀并重國際金融學研究的內容既有宏觀理論,如國際收支理論、匯率決定理論、資本流動理論等;又有微觀實務,如外匯交易實務、外匯風險防范實務等。因此,在教學過程中應宏微觀并重,通過多元化的教學手段,幫助學生在掌握宏觀理論的同時提高對微觀實務的實踐能力。不僅從微觀層面透徹的認識與我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諸多金融現(xiàn)象,而且能從宏觀層面理解一國的經濟金融政策和金融體制改革,觀察和分析國際金融領域出現(xiàn)的新問題和新動向等。

2.4交叉學科多國際金融學涉及了經濟貿易類課程的方方面面,和許多課程的內容存在交叉,如國際投資學、金融市場學、國際信貸學、國際貿易、國際結算以及財務會計等學科。這就要求在設置課程時應注意到課程的銜接和延續(xù),各課程之間應加強聯(lián)系和配合,以防止教學內容的重復或斷層。

3對高職高專國際金融教學改革的建議

針對國際金融學的課程特點和高職高專的教學目標,應探索出一種適合高職高專學生的教學方法,改變單純的教師講課學生聽課的傳統(tǒng)教學模式。

3.1教學內容的改革

3.1.1優(yōu)化教學內容,注重實用性與時效性優(yōu)化課程教學內容,首先應做好教材的選擇。目前,市場上國際金融的教材有非常多的版本,僅高職高專類就有幾十種。在選擇教材時應充分考慮高職高專的教學要求和學生特點,比較適合的教材應該是理論與實務結合較好,行文深入淺出通俗易懂,同時又突出實踐性、注重職業(yè)能力培養(yǎng),并有配套的案例和作業(yè)[3]。

由于國際金融的理論和實踐都發(fā)展迅速,國內外重要金融事件不斷發(fā)生,教師在平時應關注國際金融領域的發(fā)展動向,及時追蹤理論前沿信息,充實知識儲備。由于教材可能不能及時跟上變化,因此在教學過程中,應注意補充最新的金融信息,可通過教輔資料建設更新和完善教學內容,力求教學內容與時俱進。

3.1.2教學過程增加圖示法的使用圖示教學法,即通過簡要的符號、濃縮的文字、線條(箭頭)、框圖等構成特有的圖文式樣,形成板書、電腦課件等有效施教的教學方法。實踐證明這種圖示教學方法把教學內容展示化、可視化,比一堆文字更能讓人一目了然,并印象深刻,能很好的提高教學效果。

比如在講解匯率變化對國內物價的影響時,如果教師用枯燥的文字滿堂灌輸給學生,學生會感覺晦澀難懂,從而失去學習的興趣。而圖示法能很好地解釋匯率和物價之間的關系。教師通過流程圖將其作用過程一步一步地展示出來,就讓學生輕而易舉地理解該知識點,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2教學手段的改革

3.2.1充分利用多媒體和網絡資源

傳統(tǒng)教學模式下,一塊黑板一支粉筆就構成了教師的教學工具。隨著科技的發(fā)展,教學工具的多樣化成為可能。尤其是國際金融學的時代性特點要求其教學內容必須緊跟時代變化,多媒體課件則可以將大量內容以各種形式在短時間內呈現(xiàn)在屏幕上,大大增加了課堂的信息量,非常適宜向學生講授國際金融的新理論、新動態(tài);而網絡則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教學資源。比如在講解金融危機的時候,可以將課件連接互聯(lián)網,這樣課題內容延伸到更廣闊的空間,能夠讓學生接觸到更多的信息,了解美國次貸危機、歐洲債務危機的情況。理論知識和實際問題緊密結合,有利于提高學生對實際問題的理解分析能力,也提高了教學效果。

3.2提高學生的學習自主性國際金融實踐性強的特點,有利于充分發(fā)動學生的學習自主性。比如在講到匯率和其他經濟變量之間的相互影響時,正好可以利用大家關注的人民幣匯率問題?？勺寣W生在課后收集相關資料,通過課堂討論掌握我國的匯率政策,并理解其和當前國際貿易摩擦之間的關系,提高學生對知識的應用能力。也可以考慮讓學生組成研究小組,對某一有爭議的問題進行辯論,以此激發(fā)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和主動性。

另外,學生普遍對網絡比較熟悉,可以充分利用這個特點,通過電子郵件、聊天工具、論壇、博客等多種互聯(lián)網工具輔助教學,對學生進行在線答疑;也可考慮將作業(yè)、案例資料等制作成網頁,供學生登錄學習。同時,鼓勵學生登錄一些財經網站、查閱財經信息,將教學活動延伸到課堂外。

3.3重視實踐教學高職高專培養(yǎng)的是實用型人才,在理論研究和實際操作方面相對更側重于實踐能力的培養(yǎng)。因此,更應重視學生能否對所學知識加以使用。目前,科技的發(fā)展為此提供了極好的條件。如教學模擬軟件的使用能極大地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實踐能力。一個好的模擬軟件能提供外匯市場、期貨市場、證券市場等重要金融市場的實時行情以及相關資訊。學生可利用所學知識,通過自己對市場行情的判斷,對模擬資金進行運用。盡管是模擬交易,但它反映的交易狀況和真實交易無異,系統(tǒng)還可以對學生的投資狀況進行比較排序,減少了教師的工作量。教學模擬軟件的使用豐富了教學內容和手段,克服了傳統(tǒng)教學紙上談兵的缺點,也充分發(fā)揮了國際金融課程實踐性強的特點。

同時,建立校外實訓基地進行實踐教學。學校應與企業(yè)加強合作,通過組織學生到銀行、外貿企業(yè)、證券公司等機構參觀、實習,使學生能親身體驗相關行業(yè)和工作,為以后從事實際工作打下基礎[4]。

3.4優(yōu)化考核手段傳統(tǒng)教學往往在期終使用書面考試的形式來考核學生對課程的掌握程度。這種形式簡便易操作,但其合理性有待商榷。尤其是國際金融這種理論和實踐并重的課程,單純的書面考試不能全面反映教學效果。課程的最終成績應充分考慮平時表現(xiàn),而考核的方式也應多樣化,如課程論文的完成情況、相關網站的訪問情況、師生之間同學之間的互動情況、模擬軟件的使用情況以及在研究小組中的作用等等,都應進入考察范圍。這樣的成績才能更全面地反映學生對該課程的掌握情況,這種考核方式也反過來促進學生重視平時的學習和實踐能力的培養(yǎng)。

高職高專的教學目標在于為社會培養(yǎng)實用型人才,因此在教學過程中應更加重視對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yǎng)。學校應努力為培養(yǎng)學生的實踐能力提供條件;同時,教師也應不斷更新專業(yè)知識、優(yōu)化教學手段。

參考文獻:

[1]孫連錚.國際金融[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2)

[2]孔立平.高職《國際金融》課程教學改革的思考[J].商業(yè)經濟.2009.(1).

篇（5）

現(xiàn)代國際金融學說在理論上具有兩個明顯的特征：一是帶有較大程度的一般經濟理論的學派色彩；二是同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來國際金融活動的實踐有著比較緊密的聯(lián)系（陳岱孫，厲以寧，1991）。一般而言，一種經濟理論都是針對一定經濟狀況和經濟發(fā)展階段而產生的，是先有問題，后有對問題的分析判斷，再有解決問題的相應理論。匯率制度安排理論同樣如此。

20世紀60年代末，固定匯率制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已經開始在調控方面顯得力不從心，從這一階段起，關于匯率制度安排理論的討論也集中于固定匯率制與浮動匯率制孰優(yōu)孰劣上。在贊成浮動匯率制這一點上，凱恩斯主義與貨幣主義走到了一起。凱恩斯主義認為，在經濟經常受到外部沖擊的影響下，如果允許匯率自由變動，將能夠代替國內勞動力市場和產品市場價格的變動，從而避免產出的損失。貨幣主義認為，當發(fā)生外部貨幣沖擊時，允許匯率的自由變動，將能隔絕國內外匯儲備的被動性調整，防止國內貨幣市場的沖動，從而避免通貨膨脹的傳遞。以蒙代爾（R.Mundell）、金德爾伯格（C.Kindleberger）為代表的固定匯率支持者們則從國際間相互合作的立場來分析匯率制度，他們認為固定匯率制能使各國經濟連成一個穩(wěn)定的經濟體系，有利于世界經濟的協(xié)調發(fā)展，而浮動匯率制則會由于匯率的波動導致國際貿易的不確定性。另外，浮動匯率制會造成各國濫用匯率政策，形成貨幣競爭性下浮，不利于國際經濟合作；最后，浮動匯率制還會由于棘輪效應導致世界性的物價水平上升。

與固定匯率制與浮動匯率制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是人們對國際貨幣制度改革的種種設想。不少經濟學家針對匯率波動給國際貿易和投資帶來的負面影響提出了諸多改革方案。托賓（Tobin，1982）建議對外匯交易征稅，以降低社會效用較低的短期交易，減少匯率波動。麥金農（Mckinnon，1984）提出美國、日本和德國三個國家貨幣在長期內形成基于固定匯率的新的國際貨幣體系的設想。威廉姆森和米勒（Williamson，Miller，1987）在麥金農計劃的基礎上提出在世界主要國家的貨幣間建立匯率目標區(qū)。庫珀（Cooper，1984）的改革設想則更為大膽。他認為，只要國家貨幣存在，名義匯率與實際匯率的變動的可能性就存在，不確定性也就不可避免。要想消除匯率的不確定性，就要消除匯率和國家貨幣，引入單一貨幣。對此，庫珀建議成立一個類似于美國聯(lián)邦儲備體系的統(tǒng)一的公開市場委員會，由這一委員會代替各國中央銀行來執(zhí)行貨幣政策。

70年代后，固定匯率制與浮動匯率制的爭論還在繼續(xù)，不過爭論的焦點已由匯率穩(wěn)定與國內經濟穩(wěn)定和國際經濟合作的關系轉移到匯率制度的選擇與國內經濟結構與經濟特征之間的關系上來。如海勒（Heller，1978）提出的影響發(fā)展中國家匯率制度選擇的五個結構性因素。李普斯奇茨（Loopesko，1979）提出的小型發(fā)展中國家的匯率政策及其選擇指標。這一時期，蒙代爾在其論文《最適度通貨區(qū)理論》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最終的“最適度通貨區(qū)”的設想，希望將世界化分為若干個貨幣區(qū)，區(qū)內實行固定匯率制，對外則實行浮動匯率制。其后，麥金農和凱南（Kennen）等人又對最適度通貨區(qū)理論進行了拓展，主張通過區(qū)分一國經濟結構特征，并就這些特征給出某些標準，滿足這些標準的國家和地區(qū)組成貨幣聯(lián)盟是有必要的。

進入80年代，隨著歐洲貨幣聯(lián)盟的開始，最適度通貨區(qū)理論又有了進一步發(fā)展，這些發(fā)展集中于對加入通貨區(qū)成本和收益的分析上。其間，格勞（P.grauwe）、馬森和泰勒（P，Masson&M.Tayor）等人對此做過詳細的論述。到了90年代，人們對匯率制度的安排開始從不同的角度進行分析。一方面，人們對開放經濟條件下匯率穩(wěn)定與貨幣政策自主性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新的論述，在50年代的“米德沖突”、“二元沖突”的基礎上，加入貨幣政策，使傳統(tǒng)的“二元沖突”演化為國際資本的完全自由流動、貨幣政策的完全獨立和匯率的完全穩(wěn)定三個基本目標之間的“三元沖突”（Obstfeld，1998），即這三個目標只能同時實現(xiàn)其中的兩個而不能三者兼得。另一方面，由于貨幣危機的頻繁爆發(fā)，人們對如何通過匯率制度安排來防范和隔絕貨幣危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除了早期的將匯率制度安排與貨幣危機結合起來的國際收支危機模型（P.Krugman，1979）外，羅伯特·Z·阿里巴（R.Z.Aliber）也研究了貨幣性沖擊、結構性沖擊對匯率安排的影響。

80年代后，隨著金融衍生工具的發(fā)展，匯率的不確定性已經可以較容易的通過對沖加以規(guī)避，同時外匯市場上投機基金的力量也急劇膨脹。當投機基金引發(fā)了多次地區(qū)性貨幣危機后，人們發(fā)現(xiàn)，發(fā)生貨幣危機的多為實行“中間匯率制度”的國家，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實行“角點匯率制度”的國家或地區(qū)大都有效地防止了危機的發(fā)生。這一現(xiàn)象使人們提出了“匯率制度角點解假設”（Eichengreen，1994，1999；Obstfeld&Rogoff，1995），即一國發(fā)生危機后，政府可以維持的是角點匯率制度而不是中間匯率制度。直到現(xiàn)在，角點匯率制度與中間匯率制度的爭論仍在繼續(xù)。

隨著產權理論的出現(xiàn)和發(fā)展，有些學者開始運用產權理論和制度變遷理論分析匯率制度的安排和演變。以巴格瓦蒂（Bhagwati，1982）和克魯格曼為代表的尋租理論的國際貿易學派曾提到匯率制度中的尋租問題。在國內，由于產權理論的興起，不少學者試圖從契約經濟學的角度重新審視匯率制度的安排與選擇，強調匯率制度安排的選擇與相應的產權制度安排具有高度的依存和互動關系（劉海虹，2001），并提出了“新制度金融學”的研究范式（師江春，袁鷹，1998）。

二、匯率制度選擇的理論依據

上述各種理論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出發(fā)，以不同的經濟實體為研究對象，得出的結論也不盡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經濟結構論決定認為，匯率制度的選擇取決于一國經濟結構特征，小型開放經濟國家及出口產品結構較為單一的國家，實行固定匯率制較好，反之則應實行較具彈性的匯率制。經濟沖擊決定論以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和AA—DD模型為工具，提出應根據沖擊的不同類型選擇匯率制度。如果沖擊多由國內的需求和貨幣因素造成，應采取固定匯率制；如果一國經濟不穩(wěn)定多由國外產品市場變動行成的真實沖擊所導致，則浮動匯率制更能起到隔絕外部沖擊的作用。政策搭配論則以著名的“三元沖突”為依據，提出匯率制度的選擇應與宏觀經濟政策以及與之相關的制度安排和資本管制制度進行合理搭配。建立在貨幣數(shù)量論基礎上的貨幣決定論則從國際貨幣本位制度的角度對匯率制度的選擇進行了論述，并提出在目前的國際信用本位制體系下，各國實行浮動匯率制是一種必然的選擇。成本收益決定論則認為，一個開放經濟國家選擇何種匯率制度取決于該國實行這一制度所產生的經濟利益與所付成本之間的比較。

以上所述關于匯率制度選擇的理論基本上架構了匯率制度選擇的理[

論體系，成為指導各國安排匯率制度的理論依據。但這一體系并非完美無缺。事實上，任何一種理論在解釋各國匯率制度的實踐中都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缺陷，特別是對于解釋當前世界經濟中頻繁出現(xiàn)的貨幣危機都顯得有些力不從心。這些理論從各自的角度分析是正確的，但在分析中往往都忽視了匯率制度選擇中幾個關鍵的、本質的要素，因而無法從一個整體的框架中闡述匯率制度的選擇。本文試圖對這些理論加以補充和拓展，以期對匯率制度選擇有一個較為全面的認識。

（一）以實現(xiàn)內外均衡為根本目標的制度選擇

作為國際金融學的核心部分，匯率理論脫離不開國際金融的基本框架。國際金融學的產生與發(fā)展是以不同條件下的內外均衡的實現(xiàn)問題為主要線索的，因此，匯率理論以及在此之下的匯率制度選擇理論不可避免地要為實現(xiàn)不同條件下的內外均衡而服務。特別是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以及浮動匯率與巨額資本流動成為開放經濟面臨的新條件的形勢下，對內外均衡實現(xiàn)的分析已經滲透到了匯率理論中。所謂內部均衡，一般的理解是指在封閉經濟條件下，經濟增長、充分就業(yè)與價格穩(wěn)定；外部均衡是指國際收支平衡。

“丁伯根法則”指出，要實現(xiàn)幾種獨立的政策目標，至少需要相互獨立的幾種有效的政策工具。以此為依據，要想實現(xiàn)內外均衡的目標，至少需要兩種以上的政策工具，即以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為主的支出增減政策和以匯率政策為主的支出轉換政策同時運用。由此可以看出，匯率本身帶有極強的政策取向性，匯率制度的選擇應充分考慮到這一政策要求。

實行固定匯率制的國家，將匯率的穩(wěn)定作為政策目標之一，不僅無法利用匯率政策來實現(xiàn)內外均衡的調節(jié)，而且還易受到外部經濟的沖擊，特別是在國際資本流動特別巨大的今天，固定匯率制實際上為投機者提供了一個只賺不賠的好的投機機會，因此，除非實行資本管制，否則，固定匯率制將成為一國遭受經濟沖擊的潛在誘因。相比之下，浮動匯率制似乎更有優(yōu)勢。由于匯率的自由波動，一國政府不僅可以減少一個政策目標（匯率穩(wěn)定），同時還增加了一個政策工具（匯率政策工具），這樣，政府在實現(xiàn)內外均衡的經濟目標時，可以更加從容。盡管如此，由于浮動匯率制以及以浮動為特征的匯率安排有多種，包括完全浮動、有管理的浮動、爬行的帶狀匯率制以及爬行釘住制等，各種匯率安排之間不盡相同，實現(xiàn)內外均衡目標所起的作用也不一樣。其中，完全浮動匯率制將匯奉作為內生的自由變量，一國金融當局對外匯市場不加干預，完全聽任外匯匯率隨市場供求狀況的變化而自由漲跌。這種匯率運行機制跳出了匯率穩(wěn)定的目標，匯率波動以市場為基礎，自發(fā)調節(jié)來實現(xiàn)外部均衡。但是，匯率的自動調節(jié)機制由于以下兩點原因而變得不太完美：一是現(xiàn)實中由預期導致的“因市定價”（pricingtomarket）的存在，使得匯率波動對貿易收支和國內價格水平的影響不大?？唆敻衤≒.Krugman，1989）通過“沉淀成本模型”（sustainabilityofexchangerate）對此現(xiàn)象進行了解釋。他認為，廠商存在完全靜態(tài)預期時，每一個廠商都會有一個類似于匯率波動的“無變動范圍”（rangeofnochange），匯率變動只要不超過這個范圍，廠商就會維持現(xiàn)狀而不調整產品價格；即使廠商不存在完全靜態(tài)預期，即不認為未來與現(xiàn)在一模一樣，廠商會根據對未來的預期匯率來制定計劃：如果廠商認為目前有利的匯率是暫時的，他們不會立即進入該市場；如果廠商認為目前匯率不利是暫時的，他們也不會立即退出該市場，即廠商對匯率的反應受到回歸預期的限制。除了預期的影響外，第二個原因——匯率變動的不穩(wěn)定性也加劇了貿易的惰性，從而影響到匯率的自動調節(jié)機制?，F(xiàn)實中，匯率的波動幅度很大，這種劇烈而頻繁的波動使廠商采取一種“觀望”態(tài)度：他們既不愿輕易進入一個市場，也不愿輕易退出一個市場。造成匯率不穩(wěn)定的原因主要有三個：一是匯率的超調（overshooting）。多恩布什（Dornbusch，1976）提出的超調模型，認為商品市場與資產市場價格的調整速度是不同的，商品市場上價格水平短期內具有粘性的特點，使得短期內匯率的變動大于長期水平。二是預期推動。匯率決定的資產市場分析法認為，影響本幣存款預期回報率和外幣存款預期回報率的因素有很多，如價格水平、通脹率、進出口需求、貨幣供給的預期以及關稅和限額等，這些因素中任一預期發(fā)生變動都將直接影響到本外幣存款的預期回報率，從而對匯率發(fā)生影響。另外，噪聲模型在解釋匯率劇烈波動時也提出了獨到的見解。該模型指出噪聲交易者的存在干擾了市場的穩(wěn)定預期和理，從根本上造成了市場的不穩(wěn)定。

完全的固定匯率制與完全的浮動匯率制在解決內外均衡方面都存在不少缺陷，相比之下，中間匯率制度似乎更為有效。然而，關于中間匯率制度的爭論卻最多，特別是近年來，由于采取中間匯率制的國家在對付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時普遍表現(xiàn)不佳，更引起了人們對這一類匯率安排的懷疑。王學武（2000）認為，在資本項目開放后，實行中間匯率制度是比較危險的，因為中間匯率制度集中了固定與浮動制度兩者的缺陷。當然，中間匯率制度同時也具備了固定與浮動匯率制度的各自優(yōu)點。威廉姆森（1983）建議，在固定與浮動匯率之間采取一種折衷的辦法，主張采取“匯率目標區(qū)制度”。克魯格曼（1989）在對浮動匯率制度的運行機制進行實證分析后，主張國際貨幣體系“最終回歸一種可以相機調整，多少比較固定的匯率體制”。易綱（2000）也認為在資本賬戶沒有開放的發(fā)展中國家不可能有完全浮動的匯率制度?，F(xiàn)實中不少實行中間匯率制的國家成功避免外部沖擊的例子，也給我們提供了實證依據。而且，由于人們對中間匯率制度的研究仍很不足，理論上尚未證明實行中間匯率制度必不可行的結論，因此中間匯率制仍是一國匯率制度選擇的重要依據，關于中間匯率制與浮動匯率制孰優(yōu)孰劣的爭論仍將繼續(xù)下去。

（二）影響匯率制度選擇的產權因素

經濟結構決定論認為，一國選擇哪種匯率制度，應從該國的經濟結構特征去考慮。海勒（1978）認為，發(fā)展中國家匯率制度的選擇與以下結構因素有關：國家整體規(guī)模、經濟開放程度、國際金融一體化程度、相對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通貨膨脹率、貿易格局。波爾森（Poirson，2001）以1990—1998年間93個國家為樣本，提出了衡量匯率制度靈活性的指標體系，并指出，影響匯率制度選擇的決定性因素主要有：通貨膨脹率、外匯儲備水平、生產和產品多樣化、貿易沖擊脆弱性、政治穩(wěn)定性、經濟規(guī)模或GDP大小、資本流動、失業(yè)率或通脹誘因以及外幣定值債務等。史晉川和沈國兵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匯率制度選擇的多變量標準，并將這些標準按其與匯率制度靈活性指標的相關性進行分類，指出應以相關性為正的指標選擇匯率制度。

經濟結構決定論試圖從一國經濟的內在因素上分析問題，立論的基礎雄厚有力；從論證過程和論證方法上看，也做到了嚴謹、詳盡。但是，這一派學者在論述時僅僅將視角集中在一國的經濟結構因素上，而忽視了經濟以外的其他重要的結構因素，特別是產權結構以及比產權內涵更廣的制度因素。從產權的本質來講，一項制度安排的均衡實際上就是各相關利益集團利益格局的均衡。制度的選擇也就是具有不同產權利益的產權主體，根據利益最大化原則來選擇對自己有利的制度。這樣，即使有一種制度安排能降低社會成本，增加社會福利，但如果可能給既得利益集團造成巨大的利益損失，他們?yōu)榱吮Ｗ∽约旱募鹊美?，可能起來反對新制度，并將新制度的?chuàng)新扼殺在搖籃里。匯率制度的選擇同樣遵守此項原則。T·W·舒爾茨（T[

篇（6）

一、全球金融危機折射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革的迫切性

2007年，隨著房地產行業(yè)經濟泡沫的破滅，美國次貸危機爆發(fā)。2008年9月，先后經歷了雷曼兄弟倒閉，華盛頓互助銀行告急，美國國際集團（AIG）國有化，危機急劇惡化，并進一步演變?yōu)?0世紀30年代以來最為嚴重的金融危機。然而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機面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作為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監(jiān)管機構發(fā)揮的作用卻顯得不盡如人意。一方面IMF未對以美國為首的發(fā)達成員國的國內金融體系進行嚴格有效的監(jiān)管，致使歐美等發(fā)達國家過度發(fā)展金融衍生產品、過度使用杠桿，以謀求資本利潤的最大化，這最終導致了金融市場的道德失控。另一方面，IMF在救助危機國家方面也少有作為，這主要源于IMF貸款資源的匱乏、貸款條件的僵硬以及對國家經濟的入侵，都阻礙了成員國向其尋求救助。此外，由于IMF中發(fā)達國家與發(fā)展中國家之間權利結構的失衡從而導致的IMF治理結構的失衡,也制約了其防范危機發(fā)生、遏制危機蔓延的能力。IMF在全球危機下的無能為力更多地折射出IMF改革的迫切性。要徹底改革IMF，必須在重新審視各國基金份額的配比、廢止少數(shù)發(fā)達國家事實上的一票否決權、提升發(fā)展中國家的話語權的基礎上，建立起一個反應迅速、卓有成效的國際金融救援機制，擔負起危機救助及促進世界經濟發(fā)展的重任，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不公平的份額制及投票表決制

IMF的決策采用加權表決方式，每一成員國的投票權都是由250票的基本投票權與各國按照出資比例及份額計算公式得到的加權投票權所構成的。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建立的承擔戰(zhàn)后經濟重建重任的IMF，采用加權表決方式能夠真實地反映出各個成員國在經濟實力、貢獻大小等方面的差異，因此在當時的國際環(huán)境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隨著牙買加體系的更替，新興市場國家對于全球經濟發(fā)展的影響越來越大，由于早期發(fā)達國家出資較多，擁有了超半數(shù)的投票權，進而對IMF實施了絕對的控制，這種發(fā)達國家主導下的份額計算公式的不合理導致新興市場國家及發(fā)展中國家無法獲得與之經濟實力相匹配的份額。IMF決策機制的不公平還體現(xiàn)在投票表決方式上。目前IMF的表決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多數(shù)表決方式，另一種是特別表決權表決方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xié)定》(后簡稱《協(xié)定》)規(guī)定：“IMF的重大政策決定（如份額的調整、特別提款權的分配、章程的修改等）必須有85%以上的投票權通過方可實施”。然而根據IMF2009年的資料顯示，歐美這些發(fā)達國家直接或間接控制的投票表決權比重超過60%，這就意味著無論是采用哪一種表決方式，發(fā)達國家能夠實質性地決定IMF的重大決策。而美國則更為特殊，其對于特別投票表決事項享有一票否決權。這種決策機制導致了新興市場國家及發(fā)展中國家對IMF各事項的態(tài)度表達變得無足輕重，一項決議的命運實質上掌控在少數(shù)發(fā)達國家手中。

（二）危機救助機制存在缺陷

在當前金融危機的背景下，IMF的職能之一就是通過貸款方式的資金援助幫助受災成員國控制危機。然而隨著其運用貸款條件次數(shù)的增加，該危機救助機制越來越受到成員國的詬病。首先，貸款條件僵化。IMF在對成員國進行救助時缺乏對成員國國內經濟狀況與經濟結構的具體分析，也未依據客觀情況的變化審視其援助方案的客觀性與合理性。在以往的救助中，IMF為了達到國際收支好轉以及維持對外償付的目的，都傾向于迫使受援國接受實施經濟緊縮政策、減少財政赤字、抑制需求增長。這些措施將會帶來短期內的經濟蕭條、失業(yè)上升甚至社會動蕩。同時，IMF在經濟危機中的政策指令也未能充分考慮各國金融危機的新特點。其次，貸款條件干預成員國經濟?！秴f(xié)定》對使用基金普通資金的條件做出了規(guī)定，政府必須承諾在政策上做出某些改變以換取IMF的財政援助。但在實踐中，發(fā)生危機的成員國往往只能被迫地接受IMF附加的一系列結構性政策條件。近年來，貸款條件不僅涉及一國宏觀經濟的改革與調整，甚至還涉及到一國的社會及文化政治領域。最后，貸款額度有限，不能有效發(fā)揮救助功能。隨著金融危機的進一步深化，陷入危機的國家越來越多，IMF的資金短缺問題日益凸顯。IMF的救濟貸款主要來源于成員國繳納的配額，而該配額與一國在國際貿易中的權重成正比，與資本流動量卻遠遠不配比。

（三）監(jiān)管機制不足

IMF在監(jiān)管方面的問題主要表現(xiàn)在，首先是危機預警能力較差，目前IMF的援助主要在危機發(fā)生以后，只是盡可能的減少損失，并不能做到事前避免損失。其次是在政策監(jiān)督職能上的兩難，《協(xié)定》中賦予了IMF政策監(jiān)督的職能，但協(xié)定并未對監(jiān)督的程序及法律效力進行明確的規(guī)定，因此，在實踐中政策監(jiān)督職能往往是通過IMF與成員國之間進行協(xié)商完成的。這樣的“軟機制”也就導致了IMF的監(jiān)督通常是以貸款條件的方式進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IMF也只有通過對成員國提供救助資金，才能實現(xiàn)其監(jiān)督職能，因而對于非救助國則不具有強制力。

（四）監(jiān)管機制、調節(jié)國際收支平衡能力不足

美國國際收支巨額逆差，新興市場和發(fā)展中國家國際收支巨額順差，全球國際收支的嚴重失衡。而IMF不但對逆差國國際收支的調節(jié)沒有任何約束力，還將全球國際收支失衡歸咎于新興市場和發(fā)展中國家，指出造成全球國際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是新興市場和發(fā)展中國家采取本幣低估等政策。

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革的法律建議

（一）改革治理結構，完善決策機制

如前所述，IMF在決策機制上的改革應從份額分配和表決方式兩方面入手。在份額分配方面，IMF應當按照新興市場國家在全球經濟中的比重，增加其份額與投票權。美國當前的份額與其經濟比重基本相當，大幅讓渡份額的可能性不大。而歐洲一些中小國家所持有的份額與其經濟實力并不相當。但當前改革IMF決策機制的一個悖論是：改革決策機制也必須由現(xiàn)行的決策機制來決定。要讓利益既得體出讓其既得利益，可能性并不大。所以針對這種狀況，可以通過讓歐洲國家將自己分散的份額合并成歐元區(qū)國家與非歐元區(qū)歐洲國家兩個大的份額，這樣歐元區(qū)國家就可以獲得與美國同樣的一票否決權。合并之后歐洲國家還可以適度的讓渡多余的份額。在表決方式方面，降低特別多數(shù)投票的門檻?？梢酝ㄟ^采取雙重多數(shù)的表決方式，即在某些重大決議的表決上，采用兩種方式結合的共同表決。一種是傳統(tǒng)的投票表決，另一種是每個國家只用基本投票權進行表決，然后將兩種表決結果賦予一定的權重，加權平均后決定是否通過決議。這種改革方案可以兼顧基本投票權和各國認繳基金組織份額比例兩方面的因素，從而有效地把決策權從持有大額投票權成員國手中轉移到持有較少投票權成員國手中。2010年11月12日，二十國集團通過了首爾峰會宣言，確認了IMF的份額改革方案。該方案在數(shù)值上有三個大的變化：一是發(fā)達國家向新興市場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轉移超過6%的基金份額；二是新興市場化國家中的金磚四國全部進入前十名；三是中國持有的份額從3.72%升至6.39%，投票權也將從3.65%升至6.07%。至此，中國的基金擁有份額躍居全球第三，將揭開中國在國際金融舞臺上的新篇章。

（二）改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貸款條件

IMF的貸款條件雖然受到了很多批評，但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應當進行改革。相比較言，事后的貸款條件比事前貸款條件更合理。盡管某些受援國面臨的危機具有一定的共性，但其初始條件及經濟結構千差萬別，因此經濟調整政策也要根據受援國國內狀況量身制定，不能一成不變。另外，在一些涉及到國家范疇的調整政策方面，IMF應當充分尊重受援國的國家，加強溝通與協(xié)調，不能貿然強制執(zhí)行。此外，在考察貸款發(fā)放的依據時，要多方面考量受援國的經濟條件，制定出切實可行的階段性目標。還有一些學者提出貸款條件不應該由IMF和成員國的非正式協(xié)商來決定，而應該由受援國自己設定貸款條件，IMF執(zhí)行董事會則履行審查這些條件的特定權力。除其他一些程序上的要求，條件應符合合理性的標準。若受援國提出的貸款條件達到合理性標準，IMF執(zhí)行董事會則可以按照其條件對其發(fā)放貸款。但這僅僅是單方面的陳述，IMF要想做出全面、公平的判斷，必須建立在更加客觀、公證、科學的分析基礎之上。因此，給各成員國建立詳細的經濟金融檔案非常有必要的，這使得基金組織可以親自掌握第一手詳盡的資料，更加有利于IMF考察借款國的真實狀況、評估調整計劃，也更加有助于該貸款條件的有效執(zhí)行。針對貸款額度有限的問題，首先，可以向新興市場國家增發(fā)特別提款權，這種方式不但可以將新興市場國家閑置的外匯儲備聚集起來，而且可以增加新的經濟增長體在IMF中的份額和投票權，這既符合現(xiàn)有的國際經濟狀況，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改善IMF現(xiàn)有結構的缺陷。其次，作為一個超國家的機構，IMF的融資能力不應僅局限于對于動員和催化官方機構，還需要催化其他私人資本參與到危機的救援中來。私人資本參與危機救援可能有雙重效應，這就要求IMF一方面發(fā)揮國際金融市場中介和人的功能，盡可能地將債權人與債務人聚集到一起，對受援國原有債務進行重組；另一方面，提供更加合理可行的經濟改革方案，進而讓私人投資者重拾信心。2009年3月，IMF批準了對基金組織的貸款框架進行一系列重大改革，其中一項內容就是使基金組織針對所有借款人的貸款條件現(xiàn)代化，通過推出一個新的靈活信貸額度，實現(xiàn)既能保證撥付貸款的條件有所側重，又能增強向低收入成員國提供短期融資和緊急融資的需要，從而保證救助效率，幫助發(fā)展中成員國更迅速地走出危機。

（三）強化監(jiān)督機制，提高透明度

為保證基金組織與各成員國的有效合作，IMF有權對國際貨幣制度進行監(jiān)督，主要是對成員國匯兌安排和儲備資產政策合作義務的監(jiān)督。與此同時，IMF的監(jiān)督職能不能僅限于成員國的匯率政策與貨幣政策。當前形勢下，加強金融監(jiān)管是防范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國際社會需要一套權威、高效的國際金融監(jiān)管準則。因此IMF在對全球金融市場進行監(jiān)測時，應加強與相關國際機構的合作，制定一套有約束力的最低要求的金融監(jiān)管規(guī)則。IMF在發(fā)表監(jiān)測結果方面也應當保持更大的獨立性，使得監(jiān)測結果對發(fā)達國家具有更強的約束力。同時，在《協(xié)定》中專設一條詳細地列舉出IMF的職能，并增加兜底條款，以適應發(fā)展國際金融活動對IMF的職能的需求。此外，IMF應當建立一個宏觀審慎的監(jiān)督框架，將其宏觀監(jiān)督職能擴展到對成員國貨幣政策及其他宏觀經濟政策的監(jiān)督，使得衡量金融風險的范圍涵蓋系統(tǒng)性金融風險，并進一步加強了對全球宏觀經濟和金融市場的多邊監(jiān)督。

作者:李昱臻 單位:山西財經大學法學院

參考文獻：

[1]王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革探析．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

篇（7）

一、引言 

1997-199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fā)表明亞洲國家之間經濟聯(lián)系日益密切，有必要展開經濟合作以共同抵御金融風險，這促使區(qū)域內貨幣當局們商議推進一個共同的貨幣制度安排，以穩(wěn)定雙邊匯率、加強貨幣政策合作。危機后大多數(shù)受沖擊國家宣布放棄單一盯住美元，考慮到區(qū)域內貿易水平的上升以及潛在的競爭性貶值引起的經濟溢出效應，在以貿易和外商直接投資為媒介的市場推動下，加強匯率政策的協(xié)調對于亞洲國家而言非常重要。因此，我們有必要重新探討亞洲區(qū)域內匯率政策的合作與協(xié)調。 

本文使用ASEAN+3區(qū)域內六種貨幣的月平均名義匯率數(shù)據，包括印尼盾（idr）、馬來西亞林吉特（myr）、菲律賓比索（php）、新加坡元（sgd）、泰銖（thb）和韓元（krw），使用SVAR模型識別這些國家貨幣匯率波動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被AMU、美元和歐元匯率波動解釋。文中的分析引入了AMU，突破了Frankel & Wei（1994）僅僅關注主要貨幣的傳統(tǒng)模型。實證結果支持亞洲國家在一定程度上通過盯住AMU穩(wěn)定其匯率的假說，尤其在2006年10月——2010年7月這一特點更為顯著，通過盯住美元實現(xiàn)穩(wěn)定已經不是這些國家的最優(yōu)選擇。 

二、文獻綜述 

近年來，對于地區(qū)貨幣匯率的考察主要從匯率聯(lián)動和匯率合作兩個方面展開。 

匯率聯(lián)動方面，許多學者沿用Frankel & Wei’s （1994）的方法。劉剛（2013）分階段實證發(fā)現(xiàn)金融危機后東亞仍舊是事實上的美元區(qū)，美元的地位仍難以撼動，但人民幣對部分東亞貨幣的影響力已超過了美元。Jyh-Dean Hwang（2013）發(fā)現(xiàn)人民幣對于東亞匯率變動的影響很有限，除在極短期內外人民幣在東亞匯率決定中并未起重要作用。另一些論文在MGARCH框架下運用Engle的動態(tài)條件相關系數(shù)模型，來估算時變的條件相關性。如Bong-Han Kim等（2013）發(fā)現(xiàn)，21世紀頭十年的后半期，五種新興亞洲貨幣和日元匯率之間的關聯(lián)性下降，甚至是負的動態(tài)條件相關，并且用DCCX-MGARCH模型識別出國際資本市場驅使新興亞洲貨幣和日元匯率之間關聯(lián)性下降的兩個主要因素。 

另外一部分學者們關注區(qū)域內的匯率合作。Williamson（2005）提出由9個亞洲國家及地區(qū)盯住一個共同的籃子貨幣，該籃子由美元、日元和歐元構成。Ogawa & Shimizu（2006）提議使用亞洲貨幣單位來監(jiān)測亞洲的匯率政策，穩(wěn)定有效匯率。在比較各貨幣相對AMU的偏離指標后，他們發(fā)現(xiàn)其中存在不吻合現(xiàn)象，并將此理解為非協(xié)調的匯率政策的表現(xiàn)。Eichengreen（2006）認為與歐洲貨幣單位（ECU）和歐洲貨幣體系（EMS）相似，AMU能夠起到官方協(xié)調作用。 

三、模型與方法 

（一）交叉匯率模型的構建 

Frankel&Wei（1994）開創(chuàng)了識別主要國際貨幣在隱含籃子貨幣中權重的方法，評估了日元、德國馬克和美元的匯率變動對于亞洲地區(qū)匯率變動的影響程度，他們的計量模型如下： 

eEAt=α0+β1etUSD+β2etEUR+β3etYNE+εt（1） 

其中，e為各貨幣對瑞士法郎匯率的自然對數(shù)的一階差分，β的估計值表明各貨幣在隱含籃子中所占的權重。然而，采用Frankel-Wei回歸進行的研究大多僅關注主要的國際貨幣，忽視了亞洲貨幣的影響，本文在Frankel-Wei模型中引入AMU。 

當將AMU引入（1）式后，OLS估計結果將不如人意，因此本文使用帶約束的SVAR模型解決內生性偏誤和共線性問題。SVAR考慮了各內生變量之間的同期相關關系，規(guī)避了VAR中Cholesky分解結果對內生變量排序的敏感性。通過對如下的模型進行方差分解，可以模擬外部貨幣和AMU的沖擊效應，從而發(fā)現(xiàn)其變動在各亞洲貨幣變動中分別所占份額（即隱含權重）： 

Rt=0+∑Pk=1k（L）Rt-k+εt（2） 

其中Rt為向量矩陣（eusd，eeur，eamu，eEAi），Фk（L）是一個4*4矩陣，Ф0是常數(shù)矩陣，方差分解可以得出各貨幣（usd，eur，amu）在各國隱含貨幣籃子（EAi）中的相對權重。 

本文數(shù)據使用2000年1月-2014年5月的月平均名義匯率（T=173），并以瑞士法郎（chf）作為計價貨幣。雙邊匯率數(shù)據來自Pacific Exchange Rate Service，AMU數(shù)據來自Ogawa & Shimizu。 

（二）多重結構變動檢驗 

本文使用Bai-Perron的多重結構變動模型（Bai&Perron，1998，2003）內生估計亞洲各國匯率制度發(fā)生變動的時點。使用完全結構變動模型，考慮如下回歸方程： 

yt=ztδj+ut 

t=Tj-1+1，…，Tj；j=1，…，m+1 

其中，yt為因變量，zt（q*1）為協(xié)變量矩陣，δj（j=1，…，m+1）是相對應的系數(shù)矩陣，ut為誤差項，Tj為斷點處，得到結構變動檢驗結果如表1： 

注：表中列出了各亞洲國家貨幣匯率分別在Sequential檢驗、LWZ檢驗和BIC檢驗下存在的斷點個數(shù)；TiS、TiL，B（i=1，2，3，4，5）分別給出了Sequential檢驗下和LWZ檢驗、BIC檢驗下第i個斷點出現(xiàn)的時期?！z測發(fā)現(xiàn)大多數(shù)國家在2006年和2010年左右分別存在斷點。2006年的斷點可能與中國政府宣布采取參考一籃子貨幣的管理浮動制度有關，而2010年左右的斷點可能與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逐漸平息后亞洲國家匯率調整有關。根據斷點情況，本文將樣本期分為三個子區(qū)間：2000M01-2006M09；2006M10-2010M07；2010M08-2014M05。 

（三）建立SVAR模型 

在進行SVAR分析之前，首先對匯率數(shù)據進行單位根檢驗，ADF檢驗結果表明所有變量都是一階單整，所以在（2）式中使用一階差分值建立VAR模型。根據AIC準則選擇最優(yōu)滯后階數(shù)，所有國家在第一期滯后階數(shù)為1，在后兩期滯后階數(shù)為3。VAR結果都通過了平穩(wěn)性檢驗，下面建立SVAR模型。為使貨幣籃子中各貨幣結構沖擊正規(guī)化為1，假設各亞洲貨幣面臨自身沖擊時的脈沖響應為0。按照eusd、eeur、eamu、eEAi的順序反映其外生性水平，并假設美元和歐元不受同時期AMU的沖擊。 

四、ACU的角色：方差分解 

表5給出了SVAR模型得到的預測誤差方差分解結果。表中數(shù)據是12個月的預測方差分解結果，反映了usd、eur、amu的外在結構性沖擊分別對亞洲各國貨幣匯率變動的貢獻率。 

首先觀察第一個時期的估計結果?？傮w而言，amu的貢獻率比較低（除印尼和韓國），對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分別為0.076%、7.378%、9.241%、16.988%。除印尼外，美元是所有其他國家內在貨幣籃子中主要的錨貨幣。在1997-1998亞洲金融危機爆發(fā)之后，大多亞洲國家積極采取措施應對危機，其中措施之一是放棄嚴格盯住美元。然而，許多實證研究表明在危機平息之后，這些國家重新對美元實行軟盯住。McKinnon&Schnabl（2004）認為亞洲國家回歸官方盯住美元或者事實上盯住美元，其原因在于美元在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盯住美元既有助于便利國際貿易，又有助于錨定區(qū)域內和國內價格水平。 

第二時期的估計結果發(fā)生很大變化。amu匯率波動對亞洲貨幣匯率方差的解釋能力都高于10%，總體得到了較大的提升。尤其是在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新加坡等國家，amu沖擊的貢獻度顯著高于第一時期的份額。而在印度尼西亞和韓國，amu的份額較為穩(wěn)定，仍然保持在相對較高的水平。這些證據表明亞洲貨幣正從事實上盯住美元開始轉向盯住貨幣籃子，并且這一籃子中亞洲貨幣和歐元的比重不斷變大。雖然亞洲國家貨幣匯率波動絕大部分仍然由美元匯率波動造成，2006年起各國逐漸放松了美元盯住制。在第二時期，所有國家（除了印度尼西亞）的美元貢獻度都有所降低，菲律賓和韓國約下降了40%，馬來西亞約下降了30%，新加坡約下降了20%，泰國約下降了10%。這一階段貨幣籃子中三種貨幣的表現(xiàn)可能與多種因素相關。首先，這一時期前段，正是中國、馬來西亞等國官方宣布放棄單一盯住美元、進行匯率制度改革的政策開始發(fā)揮實際效力的階段。區(qū)域內各國受到網絡外部性的影響，將會總體上呈現(xiàn)出放松美元盯住的格局。其次，這一時期后段，正值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fā)及危機持續(xù)影響時期。金融危機暴露了美元體系的脆弱性，驅使各亞洲國家調整匯率安排，積極處理危機對國內貨幣體系和對外貿易帶來的不利影響。 

最后分析第三時期的估計結果。第三時期處于后金融危機時代，危機的影響已逐漸散去。從表中可以看出，這一時期美元波動對亞洲貨幣方差的解釋能力上升幅度很大，基本恢復到第一時期水平。這與其他學者關于1997-1998金融危機平息后亞洲國家回歸美元軟盯住制的研究有相似之處，可能與美元長久以來占據重要地位的慣性作用相關。 

五、結論 

本文通過方差分解可以發(fā)現(xiàn)，與歐元沖擊和AMU沖擊相比，美元變動在三個時期內對亞洲貨幣都擁有絕對影響力。然而，結果也顯示在2006年10月——2010年7月間，平均而言美元對亞洲國家匯率變動的貢獻率由大約76%下降到56%，而AMU的份額均值由13%上升到22%（不考慮印尼）。這些結果都表明這一時期內，亞洲國家不再單一盯住美元，開始嘗試在亞洲貨幣占相當份額的貨幣籃子體系下進行匯率合作。 

根據此實證結果，這些亞洲國家都開始實行事實上的貨幣籃子體系，并且區(qū)域內貨幣在貨幣籃子中占據不可忽視的比重。此前很多研究認為一籃子盯住制更適合亞洲國家，并且1997-1998危機后美元權重長期高于其理論值（如Bird&Rajan，2002；Bénassy-Quéré，1999；Ito et al.，1998等）。在上述分析下，這一期間內亞洲匯率的變動情況似乎證實了這些觀點。如Owaga&Shimizu（2006）所建議，加強亞洲區(qū)域內匯率合作的一個方向可以是使各國貨幣與AMU保持穩(wěn)定聯(lián)系。通過這樣循序漸進的努力，推動未來亞洲貨幣一體化向縱深方向發(fā)展。（作者單位：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金融系） 

參考文獻： 

篇（8）

中圖分類號：F830，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3544(2009)01―0010―05

一、國內外研究現(xiàn)狀

20世紀60年代末，固定匯率制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已經在調控方面顯得力不從心，從這一階段起，關于匯率制度安排理論的討論也集中于固定匯率制與浮動匯率制孰優(yōu)孰劣上。在贊成浮動匯率制這一點上，凱恩斯主義與貨幣主義走到了一起。凱恩斯主義認為，在經濟經常受到外部沖擊的影響下，如果允許匯率自由浮動，將能夠代替國內勞動力市場和產品市場價格的變動，從而避免產出的損失。貨幣主義認為，當發(fā)生外部貨幣沖擊時，允許匯率的自由變動，將能隔絕國內外外匯儲備的被動性調整，防止對國內貨幣市場的沖擊，從而避免通貨膨脹的傳遞。

以蒙代爾、金德爾伯格為代表的固定匯率支持者們則從國際間相互合作的立場來分析匯率制度，他們認為：(1)固定匯率制能使各國經濟連成一個穩(wěn)定的經濟體系，有利于世界經濟的協(xié)調發(fā)展，而浮動匯率制則會由于匯率的波動導致國際貿易的不確定性；(2)浮動匯率制會造成各國濫用匯率政策，形成貨幣競爭性下浮，不利于國際經濟合作；(3)浮動匯率制還會由于棘輪效應導致世界性的物價水平上升。

與固定匯率制和浮動匯率制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是人們對國際貨幣制度改革的種種設想。不少經濟學家針對匯率波動給國際貿易和投資帶來的負面影響提出了諸多改革方案。托賓(Tobin，1982)建議對外匯交易征稅，以降低社會效應較低的短期交易，減少匯率波動。麥金農(Mckinnon，1984)提出美國、日本和德國三個國家貨幣在長期內形成基于固定匯率的新的國際貨幣體系的設想。威廉姆森和米勒(Williamson，Miller，1987)提出在世界主要國家的貨幣間建立匯率目標區(qū)。庫珀的改革設想則更為大膽，他認為，只要國家貨幣存在，名義匯率與實際匯率的變動的可能性就存在，不確定性就不可避免。要想消除匯率的不確定性，就要消除匯率和國家貨幣，引入單一貨幣。對此，庫珀建議成立一個類似于美國聯(lián)邦儲備體系的統(tǒng)一的公開市場委員會，由這一委員會代替各國中央銀行來執(zhí)行貨幣政策。

20世紀70年代后，固定匯率制與浮動匯率制的爭論還在繼續(xù)，不過爭論的焦點已由匯率穩(wěn)定與國內經濟穩(wěn)定和國際經濟合作的關系轉移到匯率制度的選擇與國內經濟結構及經濟特征之間的關系上來。如海勒提出了影響發(fā)展中國家匯率制度選擇的5個結構性因素，李普斯奇茨提出了小型發(fā)展中國家的匯率政策及其選擇指標。這一時期，蒙代爾在其論文《最適度貨幣區(qū)理論》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最終的“最適度通貨區(qū)”的設想，希望將世界劃分為若干個貨幣區(qū)，區(qū)內實行固定匯率制，對外則實行浮動匯率制。其后，麥金龍和凱南等人又對最適度貨幣區(qū)理論進行了拓展，主張通過區(qū)分一國經濟結構特征，并就這些特征給出某些標準，滿足這些標準的國家和地區(qū)組成貨幣聯(lián)盟是有必要的。

進入20世紀80年代，隨著歐洲貨幣聯(lián)盟的開始，最適度通貨區(qū)理論又有了進一步發(fā)展，這些發(fā)展集中于對加入通貨區(qū)成本和收益的分析上。其間，格勞、馬森和泰勒等人對此做過詳細的論述。到了20世紀90年代，人們對匯率制度的安排開始從不同的角度進行分析。一方面，人們對開放經濟條件下匯率穩(wěn)定與貨幣政策自主性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新的論述，50年代的“米德沖突”、“二元沖突”演化為國際資本、的完全自由流動、貨幣政策的完全獨立和匯率的完全穩(wěn)定三個基本目標之間的“三元沖突”，即這三個目標只能同時實現(xiàn)其中的兩個而不能三者兼得。另一方面，由于貨幣危機的頻繁爆發(fā)，人們對如何通過匯率制度安排來防范和隔絕貨幣危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20世紀80年代后，隨著金融衍生工具的發(fā)展，匯率的不確定性已經可以較容易地通過對沖加以規(guī)避，同時外匯市場上投機基金的力量也急劇膨脹。當投機基金引發(fā)了多次地區(qū)性貨幣危機后，人們發(fā)現(xiàn)，發(fā)生貨幣危機的多為實行“中間匯率制度”的國家，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實行“角點匯率制度”①的國家或地區(qū)大都有效地防止了危機的發(fā)生。直到現(xiàn)在，“角點匯率制度”與“中間匯率制度”的爭論仍在繼續(xù)。

二、匯率制度選擇理論

(一)經濟結構特征論

20世紀50年代，匯率制度的選擇主要圍繞“固定對浮動”優(yōu)劣之爭，在兩相爭執(zhí)不下的情況下，Mundel(1961)從生產要素流動性或要素市場一體化角度提出了“最優(yōu)貨幣區(qū)”理論，認為不能籠統(tǒng)而抽象地談論匯率制度的優(yōu)劣，應當結合某種經濟特征來進行匯率制度的選擇。1973年麥金農和肖提出了“金融抑制論”和“金融深化論”之后，經濟學家開始關注發(fā)展中國家匯率制度的選擇。Heller于1978年提出了“經濟論”，認為一國匯率制度的選擇主要取決于經濟結構特征因素，如經濟規(guī)模、經濟開放程度、進出口貿易的商品結構與地域分布、相對通貨膨脹率以及同國際金融市場一體化程度等。一些發(fā)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家提出了“依附論”，認為發(fā)展中國家匯率制度的選擇取決于其經濟、政治等對外依賴關系，至于采用何種貨幣作為錨貨幣，取決于該國對外經濟、政治關系的集中程度。在此基礎上，美國經濟學家格雷厄姆?伯德提出了10個方面的因素作為發(fā)展中國家是否采用浮動匯率制的參考標準，具體是：一國經濟波動主要來自于國外，經濟開放程度不高，商品多樣化，貿易分布廣，資本市場一體化程度高，相對通貨膨脹率差異大，進出口價格彈性高，國際儲備少，社會更傾向于收入增長，或存在完善的遠期外匯市場。一國只要具備這些因素中的多數(shù)，則適宜選擇浮動匯率制；反之，則相反。

Aizenman和Hausmann(2000)提出，匯率制度的選擇是與金融結構交織在一起的，一國國內資本市場與全球金融市場的分割程度越大，越適合釘住匯率制；反之，與全球資本市場一體化程度越高，越適合更加靈活的匯率制度。Poirson(2001)研究表明，影響匯率制度選擇的決定性因素有：通貨膨脹率、外匯儲備水平、生產和產品多樣化、貿易沖擊脆弱性、政治穩(wěn)定性、經濟規(guī)模或GDP大小、資本流動、通貨膨

脹誘因或失業(yè)率和外幣定值債務等。一國通貨膨脹率、生產多樣化、貿易沖擊脆弱、政治不穩(wěn)定、經濟規(guī)模、資本流動和本幣定值債務程度越高，就越適合選擇浮動匯率制度；一國外匯儲備水平、GDP增長率、通貨膨脹誘因和美元化程度越高，就越適宜選擇固定匯率制度。WOLF(2001)概括了選擇釘住匯率制國家的經濟特征，即較小經濟規(guī)模、較大開放度、低通貨膨脹、外部貿易條件較小變動、較大通貨膨脹誘因、較高出口集中度以及政治穩(wěn)定。

實際上，世界各國實行多種匯率制度證實了匯率制度的選擇取決于特定國家或地區(qū)特定的經濟結構特征。青木昌彥(2001)曾指出：“即使面對相同的技術知識和被相同的市場所聯(lián)結，制度安排也會因國家而異”。同樣，匯率制度作為一種制度性安排，也會因國家而異。

(二)政策配合論

Mundel(1960，1963)在《固定與浮動匯率下國際調整的貨幣動態(tài)分析》和《固定與浮動匯率下國內財政政策》兩篇論文中，提出了開放經濟條件下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有效性分析理論。Fleming(1962)在《固定與浮動匯率下國內財政政策》、Mundell(1968)在《國際經濟學》中，最終提出了M-F模型。該模型是在開放經濟條件下，采用短期、需求分析法，引入對外貿易和資本流動因素，分析固定匯率和浮動匯率制度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不同作用。該模型的假定前提是：(1)開放經濟條件下經常賬戶、資本賬戶開放；(2)國內外所有貨幣、證券資產充分替代，即資本自由流動；(3)國內產出供給富有彈性；(4)小國開放模型。研究表明，在給定前提下，固定匯率制度下財政政策有效，貨幣政策無效；而浮動匯率制度下貨幣政策有效，財政政策無效。這樣，M-F模型實際上已蘊含著“三元悖論”，即資本自由流動、固定匯率與貨幣政策獨立性三者之間存在著“不可能三角”。Frankel(1999)將其形式化為不可能三角模型，提出了擴展三角假說。沈國兵、史晉川(2002)對不可能三角模型引入本幣國際借債能力變量，將不可能三角模型擴展為四面體假說，并且證實不可能三角模型是四面體假說的一個特例；在此基礎上，他們根據現(xiàn)實中各國匯率制度選擇的多因素差異性與變動性，提出了匯率制度的選擇將是多種匯率制度形式并存與相互轉換。

(三)經濟沖擊論

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經濟全球化、金融市場一體化背景下，經濟沖擊對匯率制度的選擇影響愈加顯著。Yoshitomi和Shirai(2000)認為，如果經濟沖擊來自貨幣因素，比如貨幣需求的變化和影響、價格水平的沖擊，那么就應偏向固定匯率，因為所有商品和服務的價格成比例的變動不會改變它們的相對價格，使用匯率變動作為改變支出的政策是不必要的；如果經濟沖擊來自實際因素，比如偏好的改變或者影響國內商品與進口商品相對價格的技術變化，那么更加靈活的匯率制度是合意的，因為相對價格的頻繁變動使得有必要使用匯率作為政策工具來對實際沖擊做出反應。Wolf(2001)給出了一個研究經濟沖擊與匯率制度選擇的模型。研究發(fā)現(xiàn)，在央行沒有激勵創(chuàng)造意外通貨膨脹的情況下，若既有實際沖擊，也有貨幣沖擊，則匯率制度的選擇取決于不同匯率制度下?lián)p失大小的比較；若只有實際沖擊，沒有貨幣沖擊，即經濟沖擊是實際因素時，則浮動匯率制度更可?。蝗糁挥胸泿艣_擊，沒有實際沖擊，即經濟沖擊是貨幣因素時，則釘住匯率制度更可?。蝗魶]有實際沖擊，也沒有貨幣沖擊，即沒有經濟沖擊時，則需要在模型之外依據其他決定因素來選擇匯率制度。在央行有激勵創(chuàng)造意外通貨膨脹的情況下，若既有實際沖擊，也有貨幣沖擊，則匯率制度的選擇取決于不同匯率制度下?lián)p失大小的比較；若只有實際沖擊，沒有貨幣沖擊，即經濟沖擊是實質因素時，則浮動匯率制度在一定條件下更可取；若只有貨幣沖擊，沒有實際沖擊，即經濟沖擊是貨幣因素時，則釘住匯率制度更可??；若沒有實際沖擊，也沒有貨幣沖擊，即沒有經濟沖擊時，則釘住匯率制更可取。

可見，從經濟沖擊角度來看，匯率制度的選擇取決于實際沖擊、貨幣沖擊以及央行有無激勵創(chuàng)造意外通貨膨脹。雖然依據經濟沖擊類型來考慮匯率制度的選擇在理論上是有用的，但在實際中由于很難區(qū)分沖擊干擾源類型，因而也就難以確定哪種匯率制度相對更優(yōu)。

(四)政府信譽論

Agenor和Masson(1999)、Frankel等(2000)以及Wolf(2001)從政府信譽與公眾預期角度研究了匯率制度的選擇。Agenor和Masson以1994年12月墨西哥比索危機為對象探究了信譽因素在危機中的作用，結論是：幾乎沒有實證證據能把比索貶值的預期歸因于經濟基本面因素影響到的信譽的演進；相反，市場似乎嚴重低估了比索貶值的風險，盡管存在著早期預警信號，諸如實際匯率升值和經常賬戶惡化的跡象，但是直到當局宣布比索貶值15％之后，市場信心似乎才崩潰。Frankel等針對中間匯率制度正在消失假說，提出了一種可能的理論解釋，即中間匯率制度缺乏所需要的政治信譽來保證。這樣，如果央行宣布匯率作為中間目標，那么公眾就能夠通過所觀察到的數(shù)據來判斷貨幣當局是否守信。由此，政府信譽直接關系到匯率制度選擇的維持和選擇。Wolf(2001)認為，對于至少享有適度的貨幣穩(wěn)定和政策信譽的國家，嚴重釘住顯得過于限制，而傳統(tǒng)釘住又過于風險，適宜的選擇是浮動匯率制度。而當央行有激勵制造意外通貨膨脹時，即政府信譽存在問題時，釘住匯率比浮動匯率更好。反之，當政府信譽不是問題，實際沖擊占據主導地位時，則浮動匯率制度可能更好。

(五)BBS規(guī)則論

這一研究方向由Williamson(1965，1985)提出的爬行釘住和匯率目標區(qū)理論所開創(chuàng)。Krugman(1989，1991)、Dombuseh和Park(1999)以及Willia―mson(2000)進一步發(fā)展了爬行釘住和目標區(qū)理論。Williamson(1965)認為，“如果平價釘住的改變趨向于導致匯率未來可持續(xù)信心的累積性降低，那么可調整釘住是不可能無限期可行的。因為如果釘住易于變動，則增強的不穩(wěn)定投機將會發(fā)生；如果僵化不動，則又中止了可調整性”。據此，Williamson提出，需要采用一種不易遭受投機壓力的匯率制度――爬行釘住制。20世紀80年代初，浮動貨幣之間反復出現(xiàn)的主要匯率失調致使人們深信，問題不是浮動匯率被管理的方式，而是在浮動匯率不被管理時，市場并沒有力量將匯率推向均衡。在此背景下，Williamson(1985)主張建立一個中心匯率上下各10％的匯率目標區(qū)。目標區(qū)的維持不需要太多的努力，貨幣當局的干預只是偶爾為之。Krugman(1989，1991)則把這種匯率目標區(qū)思想加以理論化、形式化，形成了經典的匯率目標區(qū)理論模型。1997～1998年東亞新興市

場匯率制度危機后，有關匯率制度的選擇研究又形成了新的。其中，沿著爬行釘住和目標區(qū)理論路徑，經濟學家提出了以爬行帶取代爬行釘住和匯率目標區(qū)。之后，Dornbusch和Park(1999)將爬行釘住、目標區(qū)和爬行帶統(tǒng)稱為“BBC規(guī)則”。Williamson(2000)從防范危機的角度出發(fā)，對角點匯率制度和中間匯率制度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結果表明，角點匯率制(貨幣局和浮動匯率)同樣可能形成危機；參照匯率最不易受沖擊影響，但可能出現(xiàn)匯率失調；BBC規(guī)則易受沖擊影響，但政府干預可能使匯率保持在匯率帶內；監(jiān)控匯率帶則具有兩者的優(yōu)點，當局沒有義務捍衛(wèi)匯率帶，但同時卻暗含著一種假定行動來防止匯率偏離均衡匯率。至于另一種中間匯率制度――管理浮動，Williamson認為其有兩大缺陷：一是缺乏透明度，二是沒有預期的中心匯率。據此，Williamson主張監(jiān)控匯率帶。但是，Obstfeld和Rogoff(1995)認為，匯率目標區(qū)雖然可以減少央行承受單方面博弈的風險，同時排除極端的匯率波動，但是匯率目標區(qū)仍舊只能推遲匯率遭受攻擊的時間，而無法規(guī)避之，當匯率達到目標區(qū)的界限時，便面臨與固定匯率同樣的問題。

(六)價格確定論

Friedman(1953)極力主張浮動匯率，認為從長期來看，匯率制度沒有顯著的實際效果，因為匯率制度最終是貨幣制度的選擇。而貨幣政策在長期內對實際變量并不重要，只是在短期內顯得重要。這樣，如果內部價格像匯率一樣不靈活，那么由匯率變化還是由同等的內部價格變化所實現(xiàn)的調整，在經濟上沒有什么差別。但是，在缺乏行政凍結下，匯率潛在是靈活的。相比而言，內部價格是高度粘性的。因此，F(xiàn)riedman主張浮動匯率作為取得國際相對價格快速變化的一種手段。也就是說，在名義商品價格粘性的世界中，浮動匯率通過相對價格變動能夠吸收需求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隔絕外國需求沖擊，而固定匯率則必須由產出變化來滿足。不過，F(xiàn)riedman所處的時代很少有資本流動，浮動匯率保持經常賬戶零差額，隔絕了外國沖擊的傳遞途徑。Mundell(1960，1961，1963)證實在存在資本流動的情況下，浮動匯率的隔離特性縮減，因而固定匯率和浮動匯率孰優(yōu)孰劣變得更加復雜。Friedman和Mundell都假定生產者以本幣確定價格，當匯率變化時，商品價格沒有調整，因而在他們的模型中一價定律有效。

但是，Kravis和Lipsey(1978)證明了一價定律失靈，相對價格隨匯率變動，弱幣國有著較低的價格。Lipsey和Swedenberg(1996)證實，甚至對于高度貿易商品，影響跨國間相對價格變動的顯著暫時性因素是匯率變動。由此，Lipsey等人把價格確定與匯率制度初步聯(lián)系起來。新近文獻中，Devereux和Engel(1999)、Engel(2000)承認一價定律失靈，并做出其他定價假定，從價格確定角度探究了匯率制度的選擇問題。Devereux和Engel假定商品價格粘性，將其視為制度約束，一定時期后，價格完全調整以適應貨幣沖擊。價格確定分兩種類型：一是以生產者貨幣定價，二是以消費者貨幣定價。在此基礎上。Devereux和Engel提出了生產者和消費者貨幣定價的匯率模型，探究在貨幣沖擊造成的不確定環(huán)境中價格確定與匯率制度的選擇問題。結果發(fā)現(xiàn)：(1)如果遵從傳統(tǒng)的文獻假定以生產者貨幣定價，一價定律有效，但何種匯率制度更可取沒有明確答案。當一國規(guī)模小，或非常厭惡風險，則偏向選擇固定匯率；否則，若國家足夠大或不厭惡風險，則偏向選擇浮動匯率。(2)如果生產者在不同的市場確定不同的價格，也就是以消費者貨幣定價，并且對需求沖擊緩慢調整，則明確地偏向選擇浮動匯率，因為浮動匯率允許國內消費隔離外國貨幣沖擊。Engel認為，在價格粘性中存在三種類型：一是企業(yè)以生產者貨幣確定價格；二是企業(yè)以消費者貨幣確定價格；三是在一些企業(yè)以生產者貨幣確定價格的同時，另一些企業(yè)以消費者貨幣確定價格。在標準模型中是以生產者貨幣確定價格，并且假定一價定律有效，但是實際上，假定一價定律有效是有問題的。統(tǒng)計表明，墨西哥消費品顯著偏離一價定律。所以，可能的替代選擇是假定企業(yè)以消費者貨幣確定價格。在此基礎上，Engel認為，匯率制度的選擇關鍵取決于名義價格在短期內如何對匯率變動做出反應。通過模型研究，Engel得出的結論是：(1)匯率制度的穩(wěn)定特征和匯率制度對經濟效率水平的影響取決于價格確定的類型。而且，價格確定行為的類型與金融市場的完善程度是相互影響的。(2)如果一國對于本幣狀況幾乎沒有控制，那么持久固定匯率更可能是合意的。(3)資本流動程度對于匯率制度選擇的重要性取決于產品如何定價，雖然固定匯率可能減少或消除國家間特有的風險，但是該國總的風險可能不受影響或者增加。(4)如果存在匯率傳遞途徑輸入價格，當沖擊僅僅是貨幣沖擊時，浮動匯率存在自動穩(wěn)定的特性，匯率傳遞到最終產品價格越少，固定匯率越合意。

三、人民幣匯率制度選擇的戰(zhàn)略安排

就我國而言，在邁向開放經濟的背景下，匯率制度的取向應該是逐步走向獨立浮動，而“中間制度”可以作為一種過渡性的安排繼續(xù)存在。

(一)短期應堅持釘住一攬子貨幣的匯率制度

首先，發(fā)展中國家實行固定釘住匯率制度可以有效降低金融危機發(fā)生的可能性，避免危機帶來的巨大經濟社會成本。這種節(jié)省的成本可以看作是一種隱性收益。與這種隱性收益相比較，對外貿易在危機后發(fā)展減速的損失可以說微不足道了。其實就當前的形勢來看，即使人民幣貶值也未必能夠改善我國的國際收支狀況。根據亞歷山大的國際收支吸收理論，國際收支是國民收入和國際支出的差額，要想通過貶值改善國際收支只有在增加國民收入，或者在降低國內支出的條件下，才可以實現(xiàn)。但是降低國內支出顯然與我國當時執(zhí)行的擴大內需的政策相抵觸；而由于我國市場機制尚不完善，且產業(yè)集中度較低，企業(yè)對價格信號反應不夠靈敏，貶值的資源配置效應受到限制，國民收入難以因貶值而大幅增加。兩個方面的因素就使得在當前情況下通過本幣貶值改善國際收支的作用很小。而且我國對外貿易品只占全部商品的較少比例且品種非常有限，服務業(yè)和眾多產品均屬于非對外貿易品，匯率放大效應極為明顯(H，Hau，2000)。若實行貶值政策，可能導致國內物價水平的提高和進口的大量增加，不僅國際收支狀況難以改善，還會引發(fā)國際經濟的混亂。所以就當時來看，人民幣不貶值不僅有利于遏制危機的進一步蔓延，也是符合我國自身經濟發(fā)展要求的。

其次，鑒于固定釘住匯率制度在防范金融危機方面的有效性，近期內繼續(xù)維持目前的匯率安排對于維護我國的金融安全具有重要的意義。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后，國際金融秩序并未就此安定下來，地區(qū)

性金融危機仍然此起彼伏：土耳其銀行危機，南美洲各國金融危機等等。加入WTO以后，國內金融市場的開放步伐加快，也會在很大程度上增加金融的不確定因素，防范危機的壓力仍然很大。我國金融體系中也存在很多危機隱患：國有商業(yè)銀行不良債權負擔較重；會計、信息披露以及相關的法律制度還不完善等等。與此同時，中央銀行、證監(jiān)會、保監(jiān)會、銀監(jiān)會分立使得我國缺乏統(tǒng)一的金融監(jiān)管機構，風險防范和監(jiān)管體系不健全。所以，為了維護金融安全，我國目前仍然需要堅持固定釘住匯率制度，以此作為危機的緩沖器。

但是，選擇固定并不是選擇釘住美元的固定。當今世界正在形成美元、日元、歐元的三極貨幣格局。單一的釘住美元顯然會被動地與其他貨幣“非均衡”浮動。通過釘住一籃子貨幣一定程度上能夠化解由于美元、日元、歐元之間的浮動而造成的人民幣“非均衡”浮動，有利于貿易收支的穩(wěn)定。因而，在我國尚未開放資本賬戶、匯率的變動主要集中在對凈出口影響的短期內，釘住一籃子貨幣要優(yōu)于釘住美元。

(二)中期，構建人民幣匯率目標區(qū)制度

我國建立匯率目標區(qū)的現(xiàn)實意義首先在于人民幣匯率目標區(qū)的建立向市場發(fā)出明確的信號，增強公眾對匯率保持穩(wěn)定的心理預期，提高了匯率政策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匯率水平在目標區(qū)內的適度波動可調節(jié)外匯市場供求，減少不合理的資金流動套利行為，使各種不利因素的沖擊在目標區(qū)內得以緩解和釋放。

我國建立匯率目標區(qū)的現(xiàn)實意義還在于可保持貨幣政策操作的獨立性，有節(jié)奏地隔離資本流動對貨幣政策的沖擊。當匯率在目標區(qū)內小幅度波動時，中央銀行不進行或很少進行干預，這樣就保證了貨幣政策穩(wěn)定。擴大匯率浮動范圍后，匯率變化將更加靈活。由于預期的匯率變化不再是單向穩(wěn)定的，套利行為的風險成本就會增大，從而削弱了投機性資本流入套利的動機。較大的浮動范圍可較早預示資本流入逆轉的信號，增強貨幣當局的調控能力。

在管理浮動匯率體制下，中央銀行為維持匯率的穩(wěn)定，不得不運用貨幣政策在一個相對固定的水平上頻繁地調節(jié)匯率。在匯率目標區(qū)體系下，由于匯率水平的靈活性，中央銀行無需在目標區(qū)內經常調節(jié)匯率，有助于貨幣政策相對獨立地實現(xiàn)國內宏觀經濟調控的目標。目標區(qū)匯率靈活性和穩(wěn)定性兼顧的特點使匯率政策能有效地調節(jié)國際收支，實現(xiàn)外部平衡，而匯率政策效率的提高又促進貨幣政策有效地達到宏觀經濟內部平衡目標，不必過多受制于外部因素，這將有利于資金的合理流動、配置，求得貨幣市場和外匯市場的價格均衡，促進宏觀經濟內外協(xié)調、均衡、持續(xù)地發(fā)展。

(三)長期，退出中間匯率，躍向獨立浮動的一極

篇（9）

1.知識的潛在利益性是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形成的經濟原動力?！爸R能夠帶來效益”已經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最為通俗的主流話語。全世界各種各樣的教育機構無一不是為了傳播知識而設立的思想接合中介，這些學校或研究機構為知識需求者和知識擁有者之間架起了溝通和聯(lián)系的紐帶，為人類知識的傳承做出了積極的貢獻。正如美國著名知識經濟學家約翰•湯姆斯所說，一種知識，如果不能給人的類存在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哪怕是帶來潛在的物質性收益，那么這種知識的傳播能力將會大打折扣。聯(lián)系今天中國各級教育的經濟導向性，我們也會明確感受到知識產品的經濟驅動力。事實上，知識產品的跨國流動并不是政府和商人人為促動的，在較為嚴格的知識動力學意義上，知識產品的潛在或現(xiàn)實的利益本性是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形成的經濟原動力。那些冒著投資風險進行跨境交易的商人只是達成知識產品國際交易的后發(fā)助力而已，他們所獲得的基于當期匯率所表現(xiàn)出的貨幣價值，只是隱含在知識產品中的勞動凝結在獲得新的使用價值之后的利潤讓渡，也可以說是對知識產品特殊有用性進行全球轉移的貨幣獎勵。

2.知識的政治價值性是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形成的政治源動力。自階級社會和私有制度出現(xiàn)以來，人類始終面臨三大選擇:一是人類自身生產和再生產的政治制約性選擇;二是為了維持生存所必然遇到的政治生活干擾性選擇;三是治者以各種方式向社會傳遞的主導性存在價值選擇。在上述選擇的關鍵路口，政治治理者都會以各種各樣的意識形態(tài)來強化對被治理者的威權性存在。假定意識形態(tài)是一種知識產品的話，那么我們可以斷定統(tǒng)領整個社會精神和思想走向的核心價值系統(tǒng)是促使知識產品國際流動的終極解釋力。政治家經營國家的重要目的并不僅僅是為了獲得基于權力的法定收益，在宏觀國際關系學上，把一國生活方式、思維方式，甚至意識形態(tài)推向他國才是政治產品國際化的最高境界。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美國在推動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從來沒有打著“意識形態(tài)民主化”輸出的口號，但美國在國外經營企業(yè)的目的之一就是為美國的全球政治戰(zhàn)略服務。正如斯賓塞、李嘉圖、威廉•配第、凱恩斯和薩繆爾森的一致看法:幾乎沒有一種經濟活動是可以脫離開政治權力的約束而自在發(fā)展的，即使是在古代社會也是如此。我們要杜絕“國際貿易泛政治化”的傾向，但我們更要看到國際貿易的政治風險。就知識產品跨境流動的權力驅動力來說，知識的政治價值性是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形成的政治源動力。換一句話來說，正是無所不在的政治權力釀生了國際貿易諸多的摩擦和矛盾。

3.知識的文化娛樂性是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形成的文化肇因。文化形式最初是高于政治和經濟形態(tài)的，因為一種完全拘泥于生活的藝術是不可能帶給觀眾藝術化視覺效果的。在全球知識產品頻繁流動的今天，廣播電影電視、雜志期刊出版、廣告視覺傳媒、數(shù)據電子電腦都以其特有的文化娛樂性滋生了各種潛在和實際的政治風險和經濟風險。如果把這些產品的國際交易風險都歸結為中間人(商人、政府或者民間組織)，那是不科學的，因為無論是參與貿易的企業(yè)，還是政府許可證的管理，抑或是民間的中介機構都希望獲得物質性的收益。這些參與者的行為都是合情合理合法的，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了形形的交易風險呢?事實上，知識的文化娛樂性是導致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形成的文化驅動力。娛樂是文化的，但娛樂也是要走向國際化的。當一種知識產品不能帶給人愉悅的心情和暢快淋漓的感性體驗的時候，它就會被很快拋棄，更談不上什么跨國交換了。

二、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的表現(xiàn)形態(tài)

知識產品的國際貿易隱含著基于貨幣市場波動而引發(fā)的匯率風險、基于國家金融制度差異而引發(fā)的政策風險、基于信用資金償還機制差異而引發(fā)的貸款風險、因各國契約理念不同而引發(fā)的合同風險、基于知識隱形貶值而引發(fā)的價格風險等問題。當然由于知識產品時空傳播方式的差異性，使得知識產品國際貿易的風險呈現(xiàn)出許多獨有的特征。

1.匯率風險。不論美元債務擴張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持有美元的國家和個人貨幣購買力的潛在損失，美元仍然是當今世界最為通行的國際結算方式。新西蘭學者Michael•Wang和Jack•yang曾探討過建立以彈性金本位為核心的二元貨幣體系的構想，指出這種貨幣制度是使儲蓄存款長期保持原有購買力的重要保障，是縮小貧富差距的基礎性解決方案，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重大戰(zhàn)略選擇。但這種國際金融改革方案只是存在于理論探討的階段，并沒有得到大多數(shù)英聯(lián)邦國家的研究和支持，也就是說，世界上絕大多數(shù)國家都默認美元的結算方便功能，同時也認可了以美元為國際貨幣結算單位所產生的匯率風險。同股票、基金、期貨、債券市場一樣，國際貨幣市場的交易同樣遵循等價交換原則和供需法則;同虛擬資本的交易法則一樣，全球知識產品的交易同樣受貨幣匯率波動的影響。當許多人大量購入美元而兌換人民幣的時候，伴隨著美元貶值的不僅是持有美元國家購買力的下降，這一行為同樣也提高了人民幣的國際影響力，并事實上給跨國知識產品貿易商以遠期盈利的機會。比如，中日韓三國的電影市場就曾經因為匯率的波動給韓國公司和中國國際影視公司造成了巨大的財產損失。

2.政策風險。世界各國都對他國的知識輸入持謹慎和理性的態(tài)度。比如歐洲就對中國出版的人文社科類書籍征收較高的關稅，美國對中國出版物的輸入控制更是非常嚴格，除了有反傾銷審查之外，還增加了意識形態(tài)審查和宗教審查。對于那些與美利堅基督信仰明顯相悖的出版物一律排除在外，不準任何出版商以任何名義帶進美國。事實上，中國自然科學成果輸入美國國會圖書館并成為ISTP和EI檢索的比例要遠遠高于社科類成果的檢索比率。除去中美兩國版權制度和版稅扣除機制的不同之外，在知識產品的中美貿易方面，兩國的政策差異也是非常明顯的。那些名為保護貿易自由的法律政策，實際上成為國際貿易組織成員國跨境交易的巨大壁壘，最終釀生了各種各樣的知識產品貿易風險。

3.貸款風險。知識產品的國內生產企業(yè)為了打開國際市場，往往在國內法的框架內通過股市、基金、期貨、債券，甚至變相民間融資的形式獲取大量資金，這些資金的償還有的有明確期限，有的則是非法融資的。在民間高利貸和地下錢莊的支持下，各種影音公司和出版公司，尤其是那些微電影企業(yè)，在短時間內就籌集到了知識生產的全部資金。但問題在于，如果這些知識產品沒有獲得實體企業(yè)的青睞，沒有獲得國際銷售的利潤，那么開發(fā)商和運營商以及中介公司都會面臨巨大的償貸壓力;當這一貿易鏈條上的任何一家企業(yè)因道德或法律糾紛而“撂跤子”時，正零和博弈就會迅速變成“囚徒困境”。這時就會出現(xiàn)到處都是催債的經理人、而到處可見的都是沒錢的老板或經理的艱難局面。由是，風險愈演愈烈。當然也會出現(xiàn)一些不能正視自己國家貿易地位和能力，盲目舉債、到處申請外匯貸款的現(xiàn)象，這同樣造成了一些債權國貸款無法償還的風險。

4.合同風險。熟悉國際貿易規(guī)則的人都知道，國際貿易合同只是約束貿易雙方的紙質文件，在跨國貿易中如果一方不守信用，單方面違約，追責的難度是非常巨大的。可以這樣說，因一方單方面違約而造成損失的償還可能是微乎其微的。而且合同的中外文表述往往存在著實質性條款的歧義性解釋、合同的使用范圍往往存在著國內法和國際法的沖突，有些知識產品運營商又沒有國際商務合作的經驗，當進口商不能按期履約時，風險就會非常巨大。

5.價格風險。在商品交換領域，價格的波動是供需關系的晴雨表。在國際貿易領域，商品價格的國內波動是極為正常的事情。就光盤、出版物、影視作品、文學讀物等知識產品的跨境流動而言，價格的隨行就市是極為普遍的事情。但問題在于，當已經按照合同價格預期交割的知識產品因國內需求的增大而大幅漲價的時候，對于貿易商來說，是撕毀合同直接向國內賣出這些產品，還是按照誠實守信的原則按期交貨呢?正常來說應該是按期交貨，但市場經濟的內在邏輯一再告訴我們，在紛繁復雜的國際市場上，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原則的支配下，大多數(shù)商人都會傾向于毀掉合同賺取超額利潤。這時市場倫理就會讓位于功利哲學，巨大風險就會從天而降。

三、知識產品國際貿易風險的防范策略

近年來，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外貿易不平衡問題正在逐漸加劇、知識產品貿易中的違法違規(guī)現(xiàn)象更是層出不窮、盜版現(xiàn)象極為普遍、學術論文文學作品的跨國抄襲現(xiàn)象愈演愈烈、各種文化產品國際合作的貿易摩擦不斷增加、不當競爭此起彼伏?？渴裁磥砑s束知識產品市場的國際貿易呢?本研究認為，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1.強化知識產品國際貿易市場的調研工作。根據需求偏好理論，地域上相鄰或相近國家的貿易依存度要高于空間上較遠地區(qū)和國家的貿易依存度。作為亞洲面積最大的發(fā)展中國家，中國知識產品出口的主要對象是東亞地區(qū)和東南亞國家。就東亞來說，中國知識產品出口的主要對象是韓國，其次是臺灣地區(qū)、香港地區(qū)、日本、澳門地區(qū)和朝鮮。據文化部和商業(yè)部的聯(lián)合調查，從2000年到2014年底，中韓知識產品的貿易總額達到了1598.9億美元，其中進口額達到1057.5億美元，逆差趨勢明顯。②就東南亞來說，中國知識產品輸出的主要地區(qū)集中在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越南和印度尼西亞等國家，其中中新和中馬貿易額占到了貿易總額的79%，表明中國的知識產品在東南亞地區(qū)已經形成了廣泛影響。值得一提的是，盡管緬甸、印度、哈薩克斯坦、蒙古、俄羅斯、尼泊爾與中國有著良好的地緣合作關系，但中國與這些國家的知識產品貿易額很小。近年來，伴隨著遠洋運輸條件的改善和全球通信技術的發(fā)展，中國和美國、歐洲、南美洲、非洲的知識產品雙邊貿易在逐漸擴大，據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總局的統(tǒng)計數(shù)據，近10年來中美之間的知識產品貿易額已經達到1200.98億美元，中國和歐盟之間已經達到621.56美元，中國和南美洲的知識產品貿易額達到了37億美元，中非知識產品貿易額達到了98億美元。綜合以上的分析，我們認為中國今后應繼續(xù)加大與地緣國家和地區(qū)的知識產品貿易，要依據準確的貿易數(shù)據制定合理的出口戰(zhàn)略和進口措施。要根據歐洲國家偏好中國物美價廉文化產品的需求事實，制定中國知識產品出口歐洲的詳細計劃;要把中國的陶瓷制品、絲綢制品、柳編制品、服裝產品、小飾品添加上強烈的文化信息，把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和和諧大同思想輸出國外，使知識產品供應商能夠在賺取國際分工效益的同時，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做出貢獻;對于某些攜帶考古信息的古董和文物，我們也要本著協(xié)商的原則，盡量回購流失到國外的珍貴寶物;對于非法走私文物的現(xiàn)象和行為要大力查處、毫不手軟。沒有調查就沒有發(fā)言權，細致縝密的事前調研是知識產品國際貿易決策的重要前提，這方面經驗是豐富的，教訓也是極為深刻的。

篇（10）

創(chuàng)新式推動經濟社會，尤其是發(fā)展中的國家實施市場經濟之后的改革發(fā)展不斷進步的原動力。而金融創(chuàng)新可以提高金融市場的抗風險能力，在金融監(jiān)管的前提之下優(yōu)化金融資源配置，提升金融核心競爭力，也能夠利用創(chuàng)新元素不斷的促進實體經濟的發(fā)展，所以在此基礎上可以說金融創(chuàng)新是金融機構和國家相關部門極力鼓勵和推進的。但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開放經濟條件下的金融創(chuàng)新也打開了金融風險跨國傳導的渠道，改革開放的三十年，在“走出去”和“引進來”這兩個問題上一直存在著爭議，走出去和引進來的利益平衡關系也一直是我們探討的主題，金融創(chuàng)新也一樣，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中國面臨著世界的挑戰(zhàn)，在加入世貿組織之后，在經濟商品的貿易和出口上都存在著重要的協(xié)調問題，對于金融行業(yè)的創(chuàng)新，基金和外匯政策等的創(chuàng)新機制，要讓這雙鞋子適應那雙腳還需要一定的時間，需要采取更多的手段和規(guī)范制度去控制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也就是風險的評估問題。從宏觀來看，金融創(chuàng)新可能對一國金融體系帶來新的金融風險，并可能釀成金融危機，但是任何事物都會在發(fā)展過程中存在著風險，中國作為發(fā)展中國家，需要面臨這樣的風險，更需要降低這樣的風險才能夠穩(wěn)步推進金融創(chuàng)新，并有效控制金融創(chuàng)新的貫徹落實的同時帶來的金融風險和造成的負面影響等。

一、金融創(chuàng)新的優(yōu)勢和途徑

首先對金融創(chuàng)新的概念要有一個新的認識，金融創(chuàng)新的英文翻譯是financial innovation，最先引進這個詞是從美國，也就是由市場經濟的國家才逐漸推進到我國，它的實行主要是變更現(xiàn)有的金融體制和增加新的金融工具，以獲取現(xiàn)有的金融體制和金融工具所無法取得的潛在的利潤，剔除了原有的傳統(tǒng)的金融管制的框架，適應時代的發(fā)展和國情的要求而針對不同的國家而采取的適合自身發(fā)展的金融手段，它是一個為盈利動機推動、緩慢進行、持續(xù)不斷的發(fā)展過程，同時金融創(chuàng)新主要分為產品創(chuàng)新、技術創(chuàng)新和交易創(chuàng)新等形式，它存在的作用主要體現(xiàn)為可以提高金融市場的抗風險能力，優(yōu)化金融資源配置，提升金融核心競爭力，不斷的實現(xiàn)自身的經營目的。所以在金融精英上，對于新的產品的生產、新技術或新的生產方法的應用、新的市場開辟、原材料新供應來源的發(fā)現(xiàn)和掌握等都要落實到每一個創(chuàng)新的細節(jié)，也可以在創(chuàng)新的機制上考慮到可行性的實施。

在金融創(chuàng)新背后的根本經濟力量是競爭，競爭永遠是一個時代的主題。金融要素的重新組合，是指對金融產品、金融機構、金融市場、金融制度、金融技術等進行創(chuàng)新性的變革。在創(chuàng)新途徑上要不斷的進行深入研究和探討，避免風險的前提下，實現(xiàn)利益最大化。任何有優(yōu)勢的獲得收益的手段都值得“投資”，將金融創(chuàng)新也是一樣的，金融創(chuàng)新的時間跨度長，將整個貨幣信用的發(fā)展史視為金融創(chuàng)新史，金融發(fā)展史上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視為金融創(chuàng)新，這是第一個優(yōu)勢。其次，金融創(chuàng)新涉及的范圍相當廣泛，包括了金融技術的創(chuàng)新，金融市場的創(chuàng)新，金融服務，產品的創(chuàng)新，金融企業(yè)組織和管理方式的創(chuàng)新，是從宏觀和微觀的角度進行的“地毯式”的創(chuàng)新形式，在內容和金融服務業(yè)結構上的創(chuàng)新也充分體現(xiàn)了金融創(chuàng)新手段的深入和全面。另外，在金融的主體機構，銀行的相關方面的創(chuàng)新，也逐漸的被納入銀行的業(yè)務日程，另外在資產評估和負債管理的方式上的創(chuàng)新也結合了國際貨幣制度等方面，結合了改革開放下的大環(huán)境，對于銀行的經營和資產的流動都產生了很好的影響。

金融創(chuàng)新所包含的主要有技術創(chuàng)新，產品創(chuàng)新以及制度創(chuàng)新。技術創(chuàng)新是指制造新產品時，采用新的生產要素或重新組合要素，我們常聽到的資產組合就屬于一種技術創(chuàng)新，它是管理系統(tǒng)的一個重要過程。而產品創(chuàng)新，就是指產品的供給方生產比傳統(tǒng)產品性能更好，質量更優(yōu)的新產品的過程，比如在貴金屬經營公司，所采取的貴金屬投資，把金條和銀錠或者黃金擺件掛飾等進行推廣，就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種產品形式上的創(chuàng)新。最后要說的是制度創(chuàng)新，則是指一個系統(tǒng)的形成和功能發(fā)生了變化，簡而言之就是政府或金融當局和金融機構為適應經濟環(huán)境的變化和在金融過程中的內部矛盾運動，防止或轉移經營風險和降低成本，為更好地實現(xiàn)流動性，安全性和盈利性目標而逐步改變的監(jiān)管制度等。

除了以上講到的金融創(chuàng)新的形式和內容等，在很多實踐中還有很多細節(jié)的內容上的創(chuàng)新。在風險和創(chuàng)新平衡的要求下，還有對風險轉移的創(chuàng)新，包括能在各經濟機構之間相互轉移金融工具內在風險的各種新工具，如貨幣互換、利率互換等，在金融資產的資金流動上也可以采取創(chuàng)新的形式，比如利用金融工具提高變現(xiàn)能力等，很多的方式上采取創(chuàng)新。

二、對金融創(chuàng)新的風險控制途徑

在過去十年間，我國在實行了改革開放之后，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國內銀行的資產規(guī)模隨著經濟的快速發(fā)展，已經達到了國際同行業(yè)的水平。但是，銀行業(yè)未來發(fā)展仍將面臨很多復雜的挑戰(zhàn)，這里我們主要探討的是如何減少金融創(chuàng)新的同時所帶來的風險。由于西方國家通貨膨脹的加劇及浮動匯率的實施，企業(yè)及個人面臨了巨大的利率風險和匯率風險，金融期貨、期權及互換業(yè)務等新型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產生都是為了滿足客戶減少利率與匯率風險，以達到保值或盈利的要求，在金融競爭的環(huán)境下，誰能夠有效的在創(chuàng)新前提上進行有效的風險規(guī)避，誰就擁有了市場的主導權。風險控制主要分為分析和實際操作的風險控制。

分析風險，部分可控。還有很小的部分風險是個人無法回避掉的，然而往往這一點的東西就會成為障礙。不能做到完全回避。想要回避，要有敏銳的反應能力，把握可控的、回避可回避的，盡量做好風險規(guī)避這個環(huán)節(jié)。操作風險控制，主要是在操作環(huán)節(jié)上認清哪些可控、可回避、客觀存在，把握住哪些可控和可回避，盡量控制客觀存在的就能夠很好的降低操作的風險。在紛繁的資產、權益、利潤和現(xiàn)金流量數(shù)據中發(fā)現(xiàn)公司的投資價值，在很多程度上涉及企業(yè)會計、金融數(shù)字、商務統(tǒng)計學、公司財務管理等基礎課程的知識，所以降低風險的機制中，知識和智慧是并重的。

綜上所述，在開放經濟市場的前提下，金融創(chuàng)新有其存在的價值，是符合時代的發(fā)展要求的，也是讓經濟實體能夠不被淘汰的重要手段，也是推動整體的經濟不斷的發(fā)展的重要的方式，在金融創(chuàng)新的同時帶來的風險是必不可少的，對于風險控制機制的完善要認識到可控與可回避的風險，把握好客觀存在的風險等，這樣才能夠在不斷的接受挑戰(zhàn)中越來越強。

參 考 文 獻

[1]張亦春，許文彬．金融全球化、金融安全與金融演進——一個基于新興古典范式的理論分析[A]．“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與中國金融的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研討會暨第二屆中國金融論壇論文集[C]．2004

[2]王元龍．金融全球化有關問題的探討[J]．經濟研究參考．2003

篇（11）

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fā)展，各國（地區(qū)）之間的國際經濟關系也越來越密切，國際經濟學在經濟學中的地位也得以不斷提高，且已成為經濟學類各專業(yè)的一門核心課程。因此，結合國際經濟學的自身特點，不斷探索該學科的教學改革，對提高國際經濟學的教學質量以及學生運用該課程分析和解決國際經濟問題的能力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國際經濟學學科的主要特點

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起，中國部分高等院校才開設國際經濟學這門課程，之后越來越多的高校也陸續(xù)引入這門課程。作為一門在中國發(fā)展時間仍不長的經濟類專業(yè)基礎課程，國際經濟學主要具有以下特點：

1.以西方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為基礎。國際經濟學以經濟學的一般理論為基礎，研究國際經濟活動和國際經濟關系，是一般經濟理論在國際經濟活動范圍中的應用與延伸，是經濟學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在研究方法上，國際經濟學主要是以西方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為基礎。從研究內容來看，國際經濟學主要包括微觀部分（國際貿易部分）和宏觀部分（國際金融部分）兩大塊。其中，國際貿易部分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以微觀經濟分析為基本工具，屬于實物面研究；而國際金融理論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以宏觀經濟分析為主要工具，屬于貨幣面研究。

2.理論體系比較龐大。國際經濟學的研究內容比較廣泛，并且涉及到很多當前國際經濟中的現(xiàn)實問題。微觀部分主要研究國際貿易純理論、貿易政策、貿易與經濟增長、要素國際流動等問題，側重于解釋國際貿易的起因與利益分配以及國際貿易政策的影響及其依據等。宏觀部分主要研究國際收支理論與政策、匯率理論與政策、開放經濟下的宏觀經濟政策和國際貨幣制度等問題。從國際經濟學所涉及到的理論派系來看，微觀部分主要涉及到絕對優(yōu)勢理論、比較優(yōu)勢理論、要素稟賦理論、重疊需求理論、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規(guī)模經濟理論等，宏觀部分主要涉及到貨幣模型、資產組合平衡模型、蒙代爾—弗萊明模型等，可謂是理論派別林立。此外，國際經濟學是一門發(fā)展的學科，如克魯格曼等人仍致力于國際經濟學體系的進一步發(fā)展和完善。

3.與其他專業(yè)課程互為依托。國際經濟學和經濟類專業(yè)的其他專業(yè)課程，如西方經濟學、《財政學》、《金融學》等課程互為依托。在本科專業(yè)的課程體系中，國際經濟學作為一門理論性較強的專業(yè)基礎課，一般都是安排在其他專業(yè)課程之前或者與其同時開設。在國際經濟學教學過程中，將會涉及到一些財政、金融、投資和貿易等學科的基礎知識，因此以前所學習的西方經濟學、財政學、金融學、投資學等基礎課程是國際經濟學學習的基礎。與此同時，國際經濟學的學習也將為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國際投資學、國際金融學等專業(yè)課程的學習奠定了基礎，并有利于學生以更為開闊的國際視野來學習和研究理論和現(xiàn)實中所涉及的財政、金融、投資和貿易等方面的問題。

4.對數(shù)學能力的要求較高。國際經濟學是一門邏輯性非常強的學科，其內容涉及到比較多的經濟數(shù)量關系。國際經濟學之所以能夠形成關系密切且相互支持的理論體系，是因為它體現(xiàn)了數(shù)學的基本特點，即概念、方法的抽象性和邏輯的嚴密性。一般來說，經濟學的學習和研究都需要一定的數(shù)學知識作為支撐。而在其中大量采用數(shù)學模型進行論述的國際經濟學，更是要求學生具有比較扎實的數(shù)學基礎。

二、國際經濟學教學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國際經濟學同西方經濟學一樣，都是從西方發(fā)達國家引入的經濟類課程，這些西方經濟理論在解釋或應用到中國經濟發(fā)展實際的過程中仍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當然，在國際經濟學的教學實踐中，也存在諸多問題，主要表現(xiàn)為：

1.學生的專業(yè)基礎較為薄弱。作為經濟學類專業(yè)的基礎學科，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財政學、金融學等也是國際經濟學學習的基礎和前提。盡管這些課程在教學計劃中都有所安排，但學習效果并不理想，這一問題在國內大多高等院校的教學實踐中都是存在的。再加上受應試教育這一傳統(tǒng)思維的影響，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很難將所學的理論同經濟發(fā)展實際聯(lián)系起來并加以理解和記憶，致使專業(yè)基礎不夠牢固。而這勢必會影響到國際經濟學的教學效果，難以提高學生的專業(yè)素養(yǎng)。

2.學生的數(shù)學思維能力較弱。數(shù)學是經濟學的重要分析工具。在國際經濟學的理論體系中，更是涉及到了較多的數(shù)學模型和邏輯分析。在教學的過程中明顯發(fā)現(xiàn)，學生對數(shù)學工具的運用還不夠熟練，數(shù)學思維能力較弱，對邏輯推導、數(shù)學證明等比較生疏，尤其是難以理解理論模型的經濟意義，不能將數(shù)學模型與其經濟含義聯(lián)系起來。因而，學生的數(shù)學基礎和邏輯思維能力有待進一步加強。

3.教學方式比較傳統(tǒng)。目前，很多國內高等院校在國際經濟學的教學過程中仍普遍采用“滿堂灌”這種較為傳統(tǒng)的教學方法。“滿堂灌”式的教學方法將講授知識作為主要的教學目標，而忽視了學習方法的引導，更忽視了“教”和“學”的互動，這種教學方式難以提高教學質量。在教學實踐中也發(fā)現(xiàn)大多學生仍傾向于“被動”學習，缺乏“主動”的思考。

4.理論與實際脫節(jié)較為嚴重。在國際經濟學的教學實踐中，大多高校仍傾向于由教師選取相應的教材并以該教材為中心進行教學，這有利于教師完成備課、講授等教學環(huán)節(jié)，也有利于學生對該課程理論體系的理解和掌握，但這也使得教師和學生過分依賴教材，進而忽視了國際經濟理論與經濟發(fā)展實際之間的關系，難以將理論應用于實踐。眾所周知，理論來源于實踐并要接受實踐的檢驗，因而以教材為中心開展教學可能會導致“教”、“學”雙方思維僵化，難以引導學生進行批判性學習并調動他們學習的主動性，更難以增強學生用所學理論來分析實際問題的能力。

三、國際經濟學教學改革的對策和建議

作為發(fā)展中國家，國際經濟學課程的定位應立足我國實際，借鑒發(fā)達國家（地區(qū)）的經驗教訓，不斷完善該課程的教學方法，提高其教學質量，進而增強學生用所學的國際經濟理論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并致力于中國經濟的改革和發(fā)展。

2.引入比較先進的教學方式。針對目前國際經濟學的教學實踐，目前國內有很多高校已經在國際經濟與貿易等專業(yè)開展雙語教學。因此，在我校國際經濟學的教學方面，可先嘗試在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yè)實行雙語教學，然后逐步推廣到經貿學院的其他經濟類專業(yè)。此外，可以采取諸如課堂討論、案例分析、實驗教學等先進的教學方式，有意識地培養(yǎng)并提高學生發(fā)現(xiàn)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在國際經濟學的教學過程中，可嘗試將所涉及的理論同現(xiàn)實熱點問題結合起來，這樣不但能調動學生的積極性，活躍課堂氣氛，更能通過理論聯(lián)系實際，不斷提高學生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3.注重充實新內容。當前，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fā)展，國際經濟發(fā)展中的新現(xiàn)象層出不窮，國際經濟理論也在不斷發(fā)展，而教材里面知識的更新卻顯得有些滯后。因此，在結合教材講授國際經濟學的過程中，一定要密切關注國際經濟的發(fā)展動向，并及時充實新內容和引入新數(shù)據。如在講授國際貿易理論的時候，要引入當前國際貿易研究領域中出現(xiàn)的新思想和新理論；在講授歐盟區(qū)域經濟一體化實踐的時候，要引入新數(shù)據并介紹歐盟發(fā)展的最新動向等等。此外，還應將中國經濟發(fā)展的實際同課程教學結合起來，堅持學以致用，并立足于為中國經濟發(fā)展作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