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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體行為錯位。一般地說，國際貨幣制度包括國際儲備資產的確定、匯率制度的協調與國際收支的調節方式等幾個方面。1973年之后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西方國家的貨幣制度進入一種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時期，但作為布雷頓森林時代標志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卻依舊在國際經濟金融活動中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布雷頓森林體系究其來源實際上是二戰之后英美兩個大國在各自提出的“凱恩斯計劃”與“懷特計劃”之間斗爭的結果，代表了資本主義大國利益。由于IMF殘存的舊有的國際貨幣體系的痼疾，使它不但沒有發揮應有的最后貸款人作用，反而因其在金融危機中開出一些不適當的“藥方”而備受世人的非議。

IMF成立于1945年，是一個旨在穩定國際匯價、消除妨礙世界貿易的外匯管制，并通過提供短期信貸解決成員國國際收支暫不平衡問題的國際機構，是當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國際金融組織，與世界銀行和WTO并列稱為世界三大經濟“聯合國”。50多年來，IMF對世界各國的國際貿易政策、匯率確定和貨幣政策都產生重大的影響。IMF始終以體現美國的國家利益為主線，美國在基金組織中一國所占的份額就達到18%，擁有絕對的否定權。IMF對會員國的貸款規模極其有限，而在資金分配方面又存在著不合理之處，其貸款按會員國交納的份額分配，主要發達工業國占有份額的最大比重，但目前貸款資金最需要的都是發展中國家。另外，IMF提供貸款時附加的限制性條件極其苛刻，這種限制性條件是指IMF會員國在使用它的貸款時必須采取一定經濟調整措施，以便在IMF貸款項目結束或即將結束時能夠恢復對外收支的平衡。IMF同其它金融機構一樣，在發放貸款時必須考慮貸款資金的回收問題，以保證它擁有的資金能夠循環使用，就此而言，IMF發放貸款時附加限制性條件顯然是無可非議的，然而從IMF近年來對一些發展中國家實行貸款限制性條件的實際結果看，由于IMF對發展中國家國際收支失衡的原因分析不夠準確和全面，附加貸款條件規定的緊縮和調整措施卻給借款國的經濟帶來了很大的負面影響。

在金融危機中，接受IMF的資金援助的東南亞各國都被迫按其所開的“藥方”進行調整和改革，而這些“藥方”都是：要求危機國采取財政緊縮和貨幣緊縮政策，提高利率以吸引外資進入并進一步穩定匯率；要求亞洲各國整頓金融機構，加速開放市場并邁向自由化，取消不平等的補貼政策等。IMF的這些限制性條件，產生了適得其反的效果，比如要求加速資本流動自由化，反倒進一步加劇了金融市場的動蕩；此外IMF對這些面臨匯率風暴沖擊的國家采取強制措施，不但無法恢復投資人的信心，反而加劇了資本的外逃；提高利率又迫使私人企業的資金成本大幅提高，從而加速破產的速度，并引發通貨膨脹的急劇上升。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指責美國借IMF對遭受金融危機的國家貸款之名，實行“經濟殖民主義”的掠奪。美國以援助為籌碼逼迫東南亞各國開放國內市場，并要求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這樣更動搖了市場的信心，使東南亞的金融危機進一步蔓延。

2.制度缺位。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以美元為中心的固定匯率徹底瓦解，1976年簽訂以浮動匯率制合法化、黃金非貨幣化為主要內容的牙買加協議從此宣告一個時代的結束，國際金融進入了一個沒有體系的時期（注：學術界對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后的國際貨幣體系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有人稱其為“沒有體系的體系”，也有人將其歸納為牙買體系。它的內容是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具有多元化的國際儲備資產，多樣化的匯率安排，多種形式的國際收支調節手段及各國相對靈活的國內宏觀政策選擇，這種制度使國際金融市場發生重大變化。）。這種國際貨幣體系不存在“超國家”的制度因素，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它只是各國對外貨幣政策和法規的簡單集合。其特征表現為：各國對外貨幣政策轉向自由放任，取消各種限制性制度，允許貨幣逐步走向自由流動和貨幣價格的自由浮動，市場成為調節經濟的主要手段。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市場本身就是一種制度，這種制度包含了一大批附屬的制度，并且與社會中其他制度的復合體相互作用。總之，經濟不只是市場機制，它還包括那些形成市場、構建市場和通過市場起作用或引導市場起作用的制度”（注：《簡明帕氏新經濟學辭典》第33頁，中國經濟出版社1991年版。）。后布雷頓森林時代所謂的“沒有體系”是當前國際金融制度安排的總體特征，由于這種體系所造成的制度缺位使國際金融體系處于一定程度的無序狀態，這是導致金融危機的又一個重要原因。這種制度缺位具體表現在：

(1)在金融危機的援救過程中缺乏最后的貸款者。目前，隨著經濟金融全球化的發展，全球金融市場正在形成，資本的跨國境流動加快，客觀上要求金融監管標準全球統一和國家干預國際化。亞洲金融危機暴露出目前國際貨幣體系存在天然的缺陷——缺少“世界中央銀行”，作為監管世界中央金融市場的“警察”和扮演國際最后貸款者。而這樣的職責由IMF來承擔是困難的，不改革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不進行國際經濟秩序和制度的創新，難以防止貨幣危機的再次發生。

(2)迅速膨脹的國際資本市場缺乏國際監督和防險措施。由于國際資本流動的背后，有銀行業的支持，使資本市場出現了所謂“高杠桿操作問題”；金融衍生工具的快速發展，使金融交易量增長大大加快，而這種金融衍生產品的出現，使習慣于集中管理的監管制度更難實施，金融衍生工具在很大程度上由避險的工具演變成高風險的投資工具，金融危機爆發的突然性，使金融監管相形失色；“信心”這類心理因素的影響越來越大，信息傳播的高速度，媒介的某種傾向性，使信心越來越難以穩定，越來越容易大幅波動。

(3)世界各國尤其是新興的發展中國家還沒有形成平穩的與金融自由化、經濟一體化相匹配的國際資本市場對接機制。資本的全球化將全世界的各個國家都卷了進來，新興的發展中國家在對貨幣的自由兌換、國際收支的調節、外匯儲備的選擇與管理上還不能適應國際資本流動與變化的節奏。這一方面是國際資本運動非核心國與核心國之間在經濟制度安排上的不銜接，同時也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經濟制度的不銜接，國際經濟金融組織與各國經濟制度的不銜接。金融的自由化進程過于迅速，出現了無序、波動過大和惡意投機以致破壞自由市場的趨勢。自由化進程已帶來三個問題：一是投機性成份超過投資性的程度；二是金融經濟的虛擬化發展到超過真實經濟太大太多的程度；三是自由化發展到發達國家失控、發展中國家經濟安全受到威脅的程度。

(4)對以對沖基金(HedgeFund)為主要代表的國際壟斷資本缺乏必要的間接管理。亞洲金融危機的導火索是國際投機炒家運用對沖基金這種高杠桿的金融銜生工具瘋狂炒作引起的。1998年10月傳出的關于美國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向國際15家大銀行融資35億美元以挽救險些倒閉的頹勢，反過來說明，對沖基金是有錢的游戲，它具有高回報，同時銀行向其貸款風險也是相當大的。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提出要通過監管銀行來加強有關對沖基金的管理，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詹姆斯·托賓提出征收資本交易稅的設想，也是對國際資本流動尤其是短期游資對各國金融市場的沖擊的一定限制，值得引起人們的注意。

二、國際貨幣體系的制度變革與創新

任何時期的國際貨幣體系都是對當時的世界經濟現實作出的客觀選擇，現存的金融體制不是為今天全球化的世界經濟所設計的。發展中國家經濟在國際金融體制中的影響日益增強，仍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主導的現行貨幣體系顯然不能適應這一變化，它不能從根本上滿足金融市場全球化、全球資金一體化以及信息技術高度發達的客觀要求，因此現行國際貨幣體系面臨越來越嚴峻的挑戰。制度非均衡存在必然產生制度需求，這里的制度需求也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為適應外部環境客觀形勢的變化進行制度變革，另一方面是為填補制度缺位而進行制度創新。這種制度變革與創新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改進或創建新的國際金融機構。(1)加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功能。IMF在后布雷頓森林時代也曾起到過很大作用，但它在職能安排上已不適應新形勢變化的要求。一是受美國及其它西方發達國家干預的色彩太濃；二是在其貸款的份額、對全球資本流動的監測和預警系統方面存在極大缺陷。目前需進一步擴大其防范和支持當事國化解金融危機的能力，協調成員國的貨幣政策，提供中長期貸款以協助其克服國際收支的困難。(2)提高世界銀行在穩定國際金融體制中的作用，提升世界銀行發展委員會的職能。如讓世界銀行承擔部分化解受害國金融風險的支持功能；發揮區域性國際金融機構如亞洲開發銀行的作用，加強對遭受危機襲擊的國家實施資金援助。(3)許多經濟學家都主張建立一個最后貸款人，來避免產生金融不穩定的過度道德風險。IMF難以擔當最后貸款人的重責，我們傾向于建立一個諸如“世界金融組織”(WFO)的機構，制定新的規則和宗旨，提高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中的地位和作用，使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平等參與國際資本流動和國際金融運行規則的制定，規范國際金融市場行為。(4)以國際清算銀行為中心，建立國際金融風險預警系統，提高國際金融預防風險的能力，為IMF或其它國際金融機構提供基礎性材料，向有關成員國發出金融風險的預警信息。

第二，建立和加強國際金融監管制度。許多國家由于銀行管理不善，引發金融過度風險；或由于銀行財務狀況信息不透明，延誤發現和解決風險的時機；或由于監督機構不獨立，使制定的監督制度不能實施，因此建立和完善國際金融監督機構已成為國際金融體制改革的當務之急。這些制度包括：(1)提高信息透明度，公開披露有關信息。1999年初，由七個發達國與十五個新興國家組成的盟國金融小組商討制訂“財政透明度行為準則”、“公布數據的特殊標準”和“公司管理行為準則”等，這是一個很好的創意，有利于建立一套金融危機的預警系統并實行金融監管。(2)加強對“對沖基金”的管理。對沖基金是有錢人的游戲，集中大筆資金利用匯市、股市和期貨期權市場進行“立體投機炒作”，給一國經濟帶來極大的破壞力。喬治·索羅斯認為：“造成亞洲金融危機的原因主要是一體化帶來的龐大資本，超越國際的無原則的移動?！睂_基金以及其它種類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監管是國際貨幣新體系的一個重要內容。(3)加強對銀行的跨境監管。隨著金融自由化的發展，某些國際性銀行經營轉移到管理不嚴的離岸避稅港，以便規避國內的管理和監督，對銀行的跨境監督是國際監管體系的重要內容。

第三，加強國際金融的合作和協調。新的國際金融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用于協調各方關系的。從國別上看，首先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要在支持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的同時，更多地考慮如何保護和支持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其次是發達國家之間的協調；三是加強地區間的國際金融合作和協調。另外，從加強合作的領域看，則包括國際金融經營環境、國際金融內部控制、國際金融市場約束以及國際金融監管等方面的合作和協調。需要提及的是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應積極參與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提高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地位與作用。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中國作為一個地區大國，有必要積極參與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建設，參加國際經濟協調。中國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中為地區的穩定作出了巨大貢獻，而隨著經濟的發展，我國的國際地位會越來越高，并將在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中發揮更大的作用。目前，中國在新的貨幣體系建立之前可能作出的選擇是：一方面促進IMF的決策機制更加透明化，避免暗箱操作；另一方面我們可借鑒歐盟的做法，先在區域內協調，在東亞范圍內用同一聲音說話，憑借其整體實力與西方發達國家抗衡，這樣就有可能使歐美接受中國為代表提出的某些方案，并在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造中發揮較大的作用。

總之，國際貨幣體系是規范各國間貨幣金融交往所作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作為世界范圍內的公共產品，一方面存在搭便車的問題，另一方面也存在制度創新的特殊利益分配，這其中包含了制度變遷主導型國家對他國的部分權力控制。如以美國懷特計劃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一方面使美國大受“鑄造稅”之利，另一方面也使美國在二戰后獨霸西方社會的戰略企圖在經濟領域又一次得逞。由于經濟實力相對懸殊，大量發展中國家要求變革國際貨幣制度的愿望最為強烈，是制度變遷的最迫切的需求者，但無力承擔制度創新的責任，不能形成制度供給。但同時美國在全球社會日益向多極化方向發展的今天又不具備足夠的權威來實施強制性的制度變遷。強制性制度變遷實際上是一種主導型的制度變遷，政府是決定制度供給的主導力量，這其中的原因不光是由于制度是公共產品，無人提供制度供給，最主要是由于政府擁有絕對權威，其手中握有暴力潛能，在制度變遷過程中具有特別作用。在國際政治格局多極化的今天，象二戰之后單純依靠一個超級大國的霸主地位來建立一個全新的國際貨幣制度是不可能的，而只能依靠國際社會的多邊協商與外交力量的制衡，這其中發展中國家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歐元與日元的崛起，將與美元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這樣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最高境界在全球采用單一國際貨幣的最終目標也會越來越遙遠。儲備貨幣的確定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一個關鍵，而對儲備貨幣的所在國來講又意味著極大的制度創新的優勢。美國、歐盟與日本出于自身國家利益的考慮，都有著強烈的制度創新的意愿，紛紛提出有關未來國際貨幣體系構建框架的設想，從實力比較，因此美國、歐盟與日本最有可能成為未來制度創新的主要力量。由于改革的約束條件是制度的邊際收益等于制度的邊際成本，因此在改革過程中形成的制度均衡必然是邊際的和局部的，這也意味著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是一個漸進與漫長的過程。

【參考文獻】

[1]［美］道格拉斯·諾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上海三聯出版社1994年版。

[2]潘英麗：《全球視角的金融變革》，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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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資本市場發展對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影響

中國資本市場傳導貨幣政策是缺乏效率的。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資本市場發展仍存在著滯后性以及貨幣政策缺乏配套性引起的，而制度缺陷和體制障礙則是其深層根源。

（一）資本市場發展規模仍舊偏小，通過資本市場傳導貨幣政策的影響力受到約束。資本市場實現有效傳導貨幣政策的作用，是以資本市場規模大、效率高為前提的，這是因為資本市場規模的大小，直接決定了它對經濟的影響力和覆蓋面。從目前我國資本市場現狀看，雖然資本市場取得了相當大的發展，但規模仍然偏小。而且，有必要指出的是，我國資本市場證券化比率的計算乃是建立在占總市值2/3的國有股、法人股尚不流通的基礎上，如果剔除占較大比例不能流通的國有股、法人股，我國資本市場的有效規模將會更小。資本市場發展規模的偏小，使資本市場對于經濟金融的影響程度有限，從而使資本市場傳導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受到限制。

（二）資本市場與貨幣市場間的一體化程度不高，抑制了貨幣政策有效性的提高。資本市場與貨幣市場作為金融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有當兩個市場在某種程度上一體化時，各種市場的利率才能相互影響，并通過價格信號(利率、收益率的變動)引導資金在不同的市場間迅速流動，以達到調節資金供求的調控目標。市場之間一體化程度越高，對貨幣政策的反應就越敏感，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就越高。

從目前看，資本市場與貨幣市場的一體化程度較低。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兩個市場的利率和收益率缺乏內在聯系，影響價格信號對投資主體選擇金融產品的作用，扭曲了各市場的資金供求關系；二是兩個市場的資金融通存在制度障礙，資金流動性較差。主要原因在于，我國金融市場發展的思路是優先發展能夠為經濟增長籌集資金的資本市場，使資本市場的發展優先于貨幣市場。但從對影響貨幣政策有效性程度看，貨幣市場解決的是簡單再生產過程中所需要的短期周轉資金，是滿足短期性或臨時性資金的需求，是與短期利率相聯系的；資本市場則解決擴大再生產過程中所需要的資金，是滿足長期性資金的需求，與長期利率相對應。而長期利率是受短期利率的影響，因此貨幣市場對貨幣政策的敏感性以及對貨幣政策的影響要高于資本市場，而貨幣市場發展滯后于資本市場發展的現實，使兩個市場形成的利率及收益率水平存在明顯的差異，投資主體難以根據失真的價格信號變動所引致的各種金融產品的成本與收益的變化做出靈活的反應，因而難以真實地反映資金的供求關系。

（三）資本市場的運行效率不高，影響了貨幣政策傳導效率?，F階段的中國資本市場無論是廣度還是深度都很有限。按2004年底流通市值1.14萬億元計算，中國股市的流通市值僅占同期我國居民儲蓄11.96萬億元的9.53％，而在發達國家，股市總市值占GDP的比例(GDP證券化率)一般都在130％上下，美國更是高達150％。2004年滬深兩市發行98只新股，募集資金共計353.46億元,約為42.7億美元，創下1997年以來首發募的最低點，而同期海外IPO的中國企業數量為84家，共募集資金111.5億美元,海內外IPO募集資金比為1：3?？梢钥闯?，目前主要問題集中體現在以資本市場自身素質為基礎的市場運行效率問題上。

二、推進資本市場建設，增強貨幣政策有效性的政策建議

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不完善及其對貨幣政策傳導的低效率，與轉軌的特定歷史階段相聯系，需通過制度創新來解決。

1、加快資本市場主體建設。繼續推進公司制改革，完善出資人制度，根本解決國有資本所有者缺位、企業治理結構不完善、激勵與約束機制弱化等問題。健全上市公司企業制度，改革證券發行制度，調整再融資政策，培育一批治理規范、業績優良、具有高成長潛力的上市公司；改革市場準入管理辦法，加快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革步伐，利用民間資本和外資的注入，增強國有商業銀行經營貨幣的激勵與約束機制和金融創新能力，使其真正實現企業化經營。加強證券公司建設，大力發展投資銀行業務，健全票據流通和轉讓的組織體系，建立公司制票據專營機構，培育一批高素質的資本市場中介組織；大力培育一批誠信、守法、專業的機構投資者，使基金管理公司和保險公司為主的機構投資者成為資本市場的主導力量。

2、建立多層次、多形式的資本市場體系，拓寬資本市場融資渠道，擴大資本市場規模，增強資本市場功能。主要是：適時修改有關法律和法規，適度降低對上市企業資本規模的要求；改變債券融資相對滯后狀況，在嚴格控制風險的前提下，鼓勵符合條件的企業發行公司債券，豐富債券市場品種；繼續支持符合條件的證券公司公開發行股票或債券籌集長期資金；制定并出臺相關法律、法規，鼓勵、規范柜臺交易等場外交易形式，創建證券集中競價交易、大宗交易、非流通股轉讓等若干平臺，大力發展市場化產權交易，豐富資本交易形式和交易渠道；穩步發展和規范期貨交易、期權交易及其他金融衍生市場，尤其是區域性期貨市場和大宗商品期貨交易市場；繼續支持符合條件的證券公司公開發行股票或債券，完善證券公司質押貸款及進入銀行間同業市場管理辦法，為證券公司使用貸款融通資金創造有利條件。

3、實現利率市場化，把利率作為中介指標，使資本市場對貨幣政策的影響由隱性變為顯性。近幾年來，金融工具不斷創新，M0、M1、M2等不同層次貨幣之間的切換和規模變動越來越頻繁，界限愈加模糊，大量資金進入資本市場，卻沒有被及時、準確地跟蹤統計和預測。統計上的失真給央行設計貨幣供應量帶來困難，貨幣政策的調控能力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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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人民銀行的貨幣政策透明度：實證檢驗

(一)基于制度設定的透明度量化。通過考察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相關制度設定來研究其透明度狀況，需要對應制度設定的不同方面對貨幣政策透明度進行細分。在與貨幣政策透明度相關的制度設定上，Eijffinger和Geraats(2002)的研究區分了行政、經濟、程序、政策及操作等五個方面，但這五類透明度實際上存

膨脹反應函數，強調了中央銀行的政策決定及其對經濟的影響等相關信息，即貨幣政策的政策透明度。方程(4)表示中央銀行在貨幣政策操作時所遵循的一種工具規則，它根據實際經濟結構及中央銀行的損失函數而確定，即為貨幣政策的操作透明度，其中e表示導致中央銀行不能完全控制利率的金融沖擊。

此處借鑒Eijffinger和Geraats的設計思路，對上述每一個方面的透明度都設計若干個問題，并根據對問題的回答及相應賦值來編纂衡量貨幣政策透明度的量化指數。因此可以看出，這種透明度指數設計的基礎為中央銀行的制度設定和實際政策行為表現，即通過考察各國中央銀行的實際制度設定及其實踐中的政策操作方式，得到其貨幣政策透明度的衡量值。在此衡量標準下，中央銀行對所設計問題的回答得分越高，則表明其透明度越高，反之則越低。在此對中國、美國和歐洲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透明度進行量化分析(見表1)。從計算結果可以看出，在此衡量標準下，我國人民銀行與美國、歐洲中央銀行的透明度相差較大，尤其在向市場主體公告政策信息和政策操作的相關細節等方面，我國與發達國家中央銀行之間還存在一定的差距。這在實踐中反映為，我國中央銀行在每次貨幣政策會議之后的新聞都使用比較原則的語言，公眾難以從中得出正確的理解和判斷。不僅如此，貨幣政策委員會每次會議時間也并不固定，也未提前告知市場主體和征求公眾意見，而且會議上各位委員的發言沒有給予公開，這樣不利于公眾更好地把握貨幣政策走向以做出正確的決策(穆良平、程均麗，2004)。

注：目標透明度中的目標特指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另外，對上述12個問題的回答，得分上限為12分，下限為0分。

(二)基于實際政策操作的透明度檢驗?；趯嶋H政策操作的透明度檢驗，將視角從貨幣政策相關制度設定轉移至政策當局和市場主體的真實行為，即主要通過考察中央銀行在政策實施過程中的實際行為以及金融市場參與者的預期或行為變化，間接考察貨幣政策透明度狀況。

根據Haldane和Read(2000)的解釋可以得知，中央銀行的收益曲線變動狀況主要取決于其政策目標值與市場值的契合程度，這一解釋與上述基于市場行為檢驗貨幣政策透明度的思路不謀而合，即在理性預期假設下，貨幣政策公告后的市場利率與中央銀行目標利率之間的偏差，可以用于間接度量一國貨幣政策的透明度狀況。這里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對Haldane和Read的模型進行適應性修正，并將其用于檢驗我國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透明度狀況。

在上述方程組中，方程(5)描述了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x[,t]為中央銀行反應方程中變量集合里的任意向量(如通貨膨脹、產出等，假定其遵循單位根為α的一階自回歸過程)，k為貨幣政策的平均傳導時滯(一般為12～24個月)，β為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解釋參數(假定中央銀行和私人部門之間關于這一參數的信息是完全對稱的)，

上述模型的經濟學意義在于，中央銀行按照方程(5)所表述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在每一個t—1時刻，根據可能出現的經濟沖擊ε[,t]來推斷x[,t]的變化，并隨后設定政策目標。由于私人部門并不了解這一過程，因此其對政策利率的預測，只能基于自己對x[,t]的判斷和對的預期來進行，上述過程體現在方程(5)和方程(6)中。如果中央銀行政策利率目標的告示效應使得市場主體在t—1時刻形成了對t時刻的利率預期①，并且由此導致市場利率發生了變動，此時如果市場實際利率x[,t]和政策利率目標之間出現了較大的背離，則意味著較差的貨幣政策透明度，因為中央銀行沒有提供足夠的信息來正確引導私人部門的預期，促使市場利率和政策利率目標趨于一致。在以短期名義利率為調控工具的貨幣政策操作框架下，如果中央銀行根據對經濟狀況的判斷，確定新的政策利率目標并向市場公布相關信息，則通過對實際市場利率與政策利率目標之間的計量分析，即可有效地間接度量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透明狀況。

具體而言，通過檢驗中央銀行改變基準利率后金融市場利率的變化趨勢，然后判斷市場利率的變動是否與政策利率相一致，這種一致性反映為檢驗所得的相應參數值的大小，最后，根據檢驗值來得出貨幣政策透明度的基本結論。Haldane和Read(2000)所提出的計量檢驗模型如公式(8)所示；其中，j表示遠期利率的期限(以月單位)，β(L)為關于滯后算子(L)的向量多項式②，該滯后因變量主要用于消除殘差可能留有的移動自相關，D為虛擬制度變化變量，用于檢驗在引入通貨膨脹目標制前后的不同透明度狀況。

鑒于我國目前并未引入通貨膨脹目標制的政策操作框架，并且由于我國目前的金融市場尚不完善，利率市場化也還沒有完成，因此還無法形成合理的、市場化的利率期限結構；所以，在對我國貨幣政策透明度進行實證檢驗時，需要對上述計量模型進行相應的修正，修正后的模型可表示為：

式(9)中的關鍵參數為γ，主要用于衡量整個樣本區間的平均利率偏差；如果γ[,0]=0，則意味著政策利率改變被市場完全預期到，即市場利率不會因中央銀行改變目標利率而受到意外沖擊，可知γ值(0≤γ≤1)越小，表明中央銀行的政策透明度越高，反之則相反。

在數據選取上，由于我國同業拆借利率是最早市場化的利率品種，因此銀行間的隔夜拆借利率將作為計量檢驗的數據選取目標。另外，我國目前的官方基準利率包括對金融機構再貸款利率、再貼現利率、法定存款準備金利率和超額存款準備金利率，這些利率品種中，對金融機構同業拆借利率影響較大的當屬中央銀行對商業銀行20天以內的再貸款利率，因此下面的檢驗所選的基準利率為中央銀行20天以內的再貸款利率。由于所選數據樣本③的期限(自2002年11月12日到2006年2月12日)較短，并且上述計量模型采用了一階差分變換，所以，下面將省略對數據的平穩性檢驗和模型的序列相關性檢驗等步驟，通過利用最小二乘法和軟件Eviews4.1進行實證檢驗，結果如表2和表3所示。

根據檢驗值可知，γ值顯著大于0，因而可以據此得出我國目前的貨幣政策透明度較差，通過與其他國家相應檢驗值的比較也可以看出，我國人民銀行在貨幣政策實施過程中，仍然沒有通過提供足夠、有效的信息來正確引導私人部門的預期，以促使市場利率和政策利率目標趨于—致。不僅如此，與一些東歐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相比較，我國的貨幣政策透明度也相對較低。

(三)基于市場主體反映的時間序列檢驗。在有效市場理論假設下，選取貨幣政策制訂者可能會對市場利率產生影響的貨幣政策會議、新聞會等重要事件，通過研究事件日及其前后的市場利率水平與其長期穩定狀況下的平均變動值之間的偏差，間接衡量貨幣政策的透明度，這是一種較為理想的研究思路(AmirKia，HildePatron；2004)。由于這種研究方法是基于時間序列的動態研究，而且，這種量化也是基于市場上的真實行為所進行的，因此可以用來衡量一國或不同國家在不同時段的政策透明度狀況。下面在借鑒AmirKia和HildePatron度量模型的基礎上，利用我國同業拆借利率和債券交易利率數據，對我國人民銀行的貨幣政策透明度進行量化研究。

1.理論解釋。假定在初始均衡條件下，市場同業拆借利率與債券市場交易利率之間的利差為短期債券利率；并且存在完全透明(亦即數量化后透明度為100％)的貨幣政策，即中央銀行向公眾充分準確地公布其政策決定及意圖等重要信息，公眾也對這些信息及中央銀行的政策目標完全理解。此時，理論上債券利率與市場同業拆借利率在t時刻的利差應當趨于一致(此處假定利率期限結構既定并且穩定)；而且，即使D[,t]與市場上長期形成的隔夜拆借和短期債券的利差均值之間存在偏差，這種偏差在貨幣政策完全透明的情況下也只是暫時性的。

進一步放松假設，如果貨幣政策并不完全透明(亦即透明度小于100％)，則上述偏差將不再是暫時的，因為在貨幣政策不完全透明的情況下，市場參與者所得到的政策信息是不完全的，這有可能使市場主體誤解中央銀行的意圖并形成錯誤預期，致使市場利率的變動與政策目標利率背道而馳。例如，如果中央銀行賣出債券，市場主體可能會認為這只是中央銀行的防御性操作，用以平抑利率波動，因此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就會在市場上購入債券以便在央行回購時進行套利，市場的這一套利行為會直接加大的值就可以作為貨幣政策透明度的一個近似度量，其值與透明度成反比關系。

2.檢驗模型。下面分三步建立貨幣政策動態透明度指數。(1)首先將中央銀行改變利率(或準備金率)的貨幣政策例會、央行官員的重要講話及其他可能對市場產生重要影響的新聞會時間選作“事件日”，對于每一個事件日，計算

3.數據、事件選取及檢驗結果。由于在我國的各種利率品種中，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和債券交易利率的市場化程度相對最高，并且作為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的主要流動性來源，同業拆借和債券交易對市場利率的變化都極為敏感，二者不但在滿足金融機構的流動性方面有著很高的替代性，而且利率水平之間有著相對穩定的期限結構關系。另外，在近三年所有期限的銀行間債券交易中，R007的每日交易量幾乎占了銀行間各種期限債券交易總量的80％以上，因此，期限為7天的銀行間債券交易利率和銀行間隔夜拆借利率將作為計算透明度指數的基礎數據來源⑤。

與美國、加拿大等西方發達國家不同，我國中央銀行并不向市場宣布隔夜拆借利率目標，因此，事件選取在原則上盡可能重點考慮對市場拆借利率有較大影響的事件，在這一指導原則下，我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例會時間、宣布改變法定準備金率、超額準備金利率的日期、宣布改變商業銀行存貸款利率的日期以及人民銀行領導進行重要講話的日期等都將作為主要事件日，具體整理結果此處刊略⑥。利用上述檢驗公式，最后計算得出我國近年來的貨幣政策透明度指數(見圖1)。由圖1可知，近年來我國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透明度呈現出穩步提升的趨勢，但在中央銀行調整基準利率或準備金率的重大政策出臺或宣布前后，透明度指數的波動幅度相當之大，如2002年11月27日的美元利率調整、2004年4月25日的準備金率提高、2004年10月29日的利率調整和2005年5月20日及其之后的幾次港幣、美元利率調整等，說明我國中央銀行在一些重大的貨幣政策決策上，并沒有及時進行充分準確的信息披露，因此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無法據此形成正確的預期，從而導致市場利率偏離了正常的運行軌道。

通過實證檢驗可知，與一些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人民銀行的貨幣政策透明度仍相對較低：其一，在制度設定上，人民銀行在貨幣政策的出臺過程、所用經濟模型及政策操作誤差說明等方面，仍沒有形成向市場主體公告的制度化；其二，在實際政策操作過程中，人民銀行無法做到向市場主體及時、準確地進行公告和政策意圖解釋，因此我國金融市場利率等經濟變量在形成過程中還不能得到人民銀行明確和有效的引導；其三，從市場主體反映來看，在人民銀行有限的信息披露下，市場還很難準確理解和把握政策當局的調控方向及意圖，由此往往會導致市場利率等變量偏離了正常運行狀態。

二、研究結論和意義

通過上述研究，可以得知，與西方發達國家或其他一些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相比較，我國貨幣政策的透明度現狀還不容樂觀。從世界各國近年來的貨幣政策實踐可以看出，未來的中央銀行對宏觀經濟的調控，將較少使用直接控制貨幣供應量或利率水平的方式，而更多地通過引導和管理公眾的市場預期來實現。如果中央銀行不能通過及時準確的政策信息披露來正確引導公眾預期，就將會增加公眾預期錯誤對宏觀經濟的擾動，致使貨幣政策操作滯后于公眾預期，最終必然加大調控的試錯成本?？紤]到我國人民銀行的獨立性不高以及在政策工具選擇上的限制等現實問題，短期內我國還無法建立類似加拿大、新西蘭等國的通貨膨脹目標制度框架，因此，要通過對貨幣政策框架進行根本性變革來提高透明度，這在一定時期內還不太現實。因此，我國人民銀行著重需要在貨幣政策的操作或運行上提高透明度，即解決中央銀行與公眾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現象，堅持實際政策操作和向公眾告示的內容相一致，以建立貨幣政策操作的信譽度。另外，人民銀行應當通過各種方式來確保市場能準確理解貨幣政策操作的意圖，促使私人部門對經濟變量的預期與中央銀行的預測盡可能保持一致，從而降低經濟波動，給貨幣當局提供一個寬松的政策操作環境，并進而利用良好的透明度來提高貨幣政策通過預期傳導的效率，最終建立一個簡單透明、效率更高的政策調控框架。

注釋：

①關于告示效應的具體理論解釋，可參見賈德奎、胡海鷗：公告操作：西方國家貨幣政策操作的新范式，《財經研究》，2003年第7期，第15～17頁。

③檢驗所用數據系筆者整理自中國貨幣網同業拆借及銀行間債券市場交易日評和中國人民銀行網站，網址分別為http：///和http：//。

篇（4）

早在20世紀60年代，麥金榮等經濟學家就提出了金融抑制對經濟增長的抑制作用，并提出了金融創新促進經濟增長的建議，它對金融業及其經濟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為金融業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雖然金融創新也有它的負面作用，但是從整體來看，它的積極的正面的對金融業影響遠遠大于負面影響。本文主要從金融機構、金融市場以及金融制度三方面探討了金融創新對金融業的正面影響，供大家參考。

一、金融創新對金融機構的影響

1.金融創新提升了金融業發展能力。金融創新不僅僅是在業務發展、機構放大、就業增長和素質提高方面對金融業的發展能有一定的促進作用，還由于金融機構盈利能力增強，把金融機構的資本擴張能力和現代化的設備水平的提高帶動起來。也許更值得一提的是，金融創新還推動了金融產值的快速增長，促使一個國家的第三產業和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迅速上升，為第三產業和GDP增長做出了重要貢獻。

2.金融創新能力提高了金融機構的競爭力。金融組織創新促使金融機構紛紛有新的成員加入，促成了多種金融機構并存的模式；金融工具創新、金融業務創新使傳統的金融措施對顧客的吸引力降低，造成利潤逐漸下降。所有這些，都強化了金融機構的競爭。

3.金融創新提高了金融機構對經營風險的抵御能力。金融創新的這種影響，主要通過金融機構對具有風險轉移功能金融工具的使用體現出來。例如，浮動利率債券或浮動利率的票據，這種建立在傳統金融工具的特點的基礎上的金融創新工具，能促使金融機構降低籌資利率風險。

二、金融創新對金融市場的影響

1.金融創新提高了金融市場的深度和廣度。金融工具的創新豐富了金融市場的交易品種，導致金融市場接納的金融資產的品種不斷增加。各種類型的債券陸續出現，特別是金融衍生產品的序列已經延長，種類繁多、各具特色，技術也越來越強。從衍生產品的組合設計來看，也可以看作是花樣翻新，不但有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品的嫁接，如外匯期貨，債券期貨、股票期貨等；還有衍生工具之間的搭配，例如期貨期權，換期權等兩種金融衍生品組合而成的“再衍生工具”。此外， 還有對基礎衍生工具的參數和性質進行重新設計后產生的創新衍生產品。

2.金融創新促使國際金融市場融資證券化。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證券發行融資方式的重要程度大大超過了銀行貸款，具體表現為銀行貸款的數量急劇下降、循環國際證券急劇上升。二是商業銀行作為重要的微觀金融主體，資產和負債越來越證券化。商業銀行的總資產中有相當多證券資產的形式存在，商業銀行成為重要的國際證券市場的投資者。此外，商業銀行貸款資產也實現了證券化。至于負債債務證券化，是指銀行更注重通過發行浮動利率債券和長期債券基金，而傳統的依靠吸收存款的融資方式的比例下降。三是商業銀行不僅作為國際證券市場的發行者，還參與國際證券業務的經營，成為新發證券承銷機構。

3.金融創新促進金融市場一體化。金融創新對金融市場一體化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加快金融創新國際資本的流動，促進國際資本市場規模迅速擴大、促使一體化程度加深。一些創新的金融工具在國內金融市場或國際金融市場問世以后，交易規模迅速擴大并且快速向全球金融市場發展，而這又在客觀上要求這些金融工具的交易慣例、市場交易價格和投資回報在不同的金融市場上基本一致，從而促進了不同的金融市場之間的關聯度改善。二是金融衍生工具不僅為金融主體規避風險和套期保值提供了有效手段，因為相同的貨幣的浮動利率和固定利率之間、不同貨幣的利率之間存在差異，并對金融主體套利投機收益和套匯收益提供了可能。三是一些創新金融工具或衍生工具的交易， 本身就要以多個金融市場做依托，是一種跨市場的國際性金融交易。

三、金融創新對金融制度的影響

1.金融創新模糊了融資邊界。金融創新使得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的界限越來越模糊，從而導致融資體制發生了深刻的結構性變化。按照一般的金融學原理，間接融資是指以銀行作為信貸中介的資金融通資行為，而直接融資則是籌資人和投資人沒有必要借助金融中介機構直接融資。至于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融資期限的分類則作為主要的客觀標準。融資期限不超過十二個月期限的市場為貨幣市場，反之為資本市場。這樣來解釋這種融資制度相關的四個基本概念，在不同類型的金融文件和金融教科書中似乎已經成為規則得到了一致的認可。然而，金融創新將使這些劃分標準遇到了很大的挑戰。

2.金融創新促進國際貨幣制度的變遷。金融創新促進國際貨幣一體化的進程。歐元的開始使用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歐元貨幣制度創新推出的意義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歐元制度是一種不與國家權力相聯系的創新的貨幣制度。在人類的歷史上的貨幣統一，基本都是以統一主權作為前提和條件。而歐元作為一個超國家組織的產物，是在國家主權分立的情況下實現的貨幣整合，也就是歐元體現的貨幣的統一，是超越國家主權的限制，與國家主權統一相分離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歐元的開始使用不僅推動了貨幣制度創新，還對傳統的金融學的貨幣制度理論提出了挑戰。其次，歐元是符合經濟和金融全球化和貨幣形式出現的一種創新。貨幣制度創新，不僅包括深化金融體制演化和貨幣形式的發展演變，也包括總體貨幣制度不變下的貨幣一體化。

四、結論

總之，金融創新對金融市場和金融制度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作為金融業的工作人員，只有認真研究、趨利避害，才能極大限度地發揮它的積極作用。

參考文獻

[1]柯健.金融創新的風險及其控制策略分析[J].昆明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 (06) .

篇（5）

楊羿

今年，我加入了一個叫“歷史帝國”的論壇。這里面可以隨意地發跟歷史有關的帖子，也可以和好友交流，是一個很有樂趣的網站。

“歷史帝國”里有“官制”，開始是布衣，后來發帖子多了，就可以慢慢地“升官”，從九品、正九品、八品、正八品……“歷史帝國”還有貨幣制度，“歷史帝國”里的通用貨幣是“歷史幣”。黃金和白銀可以用來在游戲中賺取和花費?！皻v史帝國”還有獎罰制度，對創建版塊有功的人，會發給他一個徽章，發了很好的帖子，那個版塊的版主會給你好評度。如果你的帖子是惡意灌水，或者是抄襲別人的帖子，你的歷史幣和白銀要被扣掉一些，扣多了，你就會被“降職”。

篇（6）

一、金融創新是金融發展的強大動力

金融創新一詞在學術界依然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國內許多經濟學家把金融創新定義為:金融創新是指會引起金融領域結構性變化的新工具,新服務方式,新市場以及新體制。金融創新極大提高了金融效率,成為全球金融業發展的主要推動力量。

1.金融創新的積極作用

金融創新有力地推動了金融發展,為廣闊的金融世界增添了一道亮麗的風景。

(1)增強了投資者和金融機構抵御風險的能力。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匯率、利率、有價證券價格的頻繁波動,給廣大投資者和金融機構帶來巨大的投資風險,但金融期貨、金融期權和金融互換等新的金融創新工具的出現,能使投資者和金融機構運用正確的操作方法有效地分散和降低投資風險。

(2)提升了金融機構的競爭能力。金融機構為了在激烈的競爭中搶得先機,積極地引進或創造出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服務,金融創新可以提高金融機構的整體運作效率,金融競爭或以推動新的金融創新。

2.金融創新的消極作用

金融創新是一把“雙刃劍”,在推動金融業和金融市場發展的同時也加大了金融風險。

(1)金融創新加大了金融體系的風險。金融創新推動了金融市場一體化和資本流動國際化,任何一個國家在金融運行中出現問題都將迅速波及其他國家甚至整個國際社會金融業,從而影響到國際金融體系的穩定性,此次金融危機,源于美國、漫延歐洲、最后波及全球。

(2)金融創新增加了監管的難度。金融創新工具多以表外業務進行,并不反映在財務報表中,且由于衍生品交易的即時性和復雜性,這就使得金融監管當局很難對金融機構的經營和財務狀況進行評估和監控,加大了金融監管的難度。

二、金融監管是金融安全的重要保障

金融監管是金融主管部門依法利用其行政權利,對金融機構和金融活動實施管制和約束,以控制金融業整體風險,限制金融業過度競爭,促進金融業依法健康穩定運行。金融監管本質上是一種具有特定內涵和特征的政府規制行為。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金融業與其他經濟部門相比,存在著多方面的特殊性,使得金融監管尤為必要。

1.保持貨幣制度和經濟秩序的穩定離不開金融監管

金融業經營活動的失敗會導致全社會資金供應者和資金運用者的失敗,破壞整個社會的信用鏈條,甚至會動搖貨幣制度,造成社會經濟的混亂。只有加強金融監管,才能保持貨幣制度和經濟秩序的穩定。

2.貫徹執行貨幣政策離不開金融監管

真實、及時、準確的信息數據是研究制定貨幣政策的前提條件,而金融監管是保證金融信息的有力手段。如果沒有金融監管或監管不力,就不能保證這一前提條件的實現。健全的金融微觀運行機制是有效實施貨幣政策的基礎。不建立健全包括金融機構內部稽核在內的金融監管制度,就不能建立健全金融微觀運行機制。

3.金融監管可以防止金融風險的傳播

國際經驗表明,金融危機的發生在很大程度上是金融監管不力,金融風險具有很強的傳染性,如果沒其健全有效的金融監管制度作保證,即使是制定了正確的貨幣政策,也不可能將其有效地實施,甚至還有可能阻礙經濟的發展和危及社會的安定。因而必須加強金融監管,充分發揮防范風險化解危機的作用。

4.金融監管本身對金融創新有刺激作用

金融機構為了求得自身的自由發展,總是千方百計繞開金融監管,在這個過程中就創造了許多新的金融工具。這些新的金融工具極大地促進了金融領域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

三、金融發展需創新與監管并舉

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是矛盾的統一體。必須妥善處理金融創新和金融監管的關系,把握好監管力度,通過制定適宜的監管政策,積極推動金融業的健康、持續發展。

1.提高對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的認識

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是對立統一體,在適度的金融監管下進行金融創新,會促進金融體系在改革中發展。推陳出新的金融創新活動,會為金融監管帶來新的課題,帶來新的制度和規范,從而推動金融監管水平的不斷提高。沒有監管的創新和沒有創新的監管都不利于金融和經濟的發展。

2.提升金融創新層次

目前國際金融衍生品工具已發展到1200種,要引導金融業從單純的產品創新向產權制度創新、經營體制創新、組織體系創新、市場結構創新等方向發展。

3.進一步完善金融監管模式

隨著經濟金融全球化進程的加快,銀行、證券、保險監管部門應積極探索彼此合作的協調機制和監管模式,進一步完善三者之間有效的政策協調和信息共享機制,加強信息交流,規范和健全金融機構財務信息披露制度,使監管體系、模式、手段不斷完善。同時將由側重于外部監管模式向既重視內部監管,也重視外部監管模式轉變。

4.加強金融監管的國際合作

當前,以逃避金融監管為目的的金融創新活動規模不斷擴大,加強金融監管的國際合作迫在眉睫,加強與相關國家金融監管信息的溝通和交流,實現數據交換和信息共享。

我們需要金融創新來為經濟服務,但更需要加強金融監管,保證金融安全。

參考文獻:

[1]林俊國:金融學[M].第一版.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8-06:403-408

篇（7）

關鍵詞：籃子匯率體制 神經網絡遺傳規劃 市場因素 匯率安排

研究背景

布雷頓森林體系后，各國可以選擇各自的匯率制度?？梢宰杂筛?、可以盯住其它單一貨幣，也可盯住其它一組貨幣，后者稱為籃子貨幣制度?；@子貨幣制度出現得比其它貨幣制度相對晚。Flanders and Helpman在1979的論文中提出了選擇籃子貨幣的兩個目的，即國際收支平衡和收入水平的增長。如果匯率政策的目的是國際收支平衡，那么籃子幣種的選擇就應該去最小化國際收支的變化。Bhandari（1985）則從一般均衡的角度考察了籃子的組成。與盯住單一貨幣相比,盯住一籃子貨幣體制可以自動地、系統地調節雙邊匯率，但卻不需要產生象盯住單一貨幣那樣的干預成本；而與浮動匯率相比，籃子匯率的波動性更小。因此籃子匯率是固定和浮動間轉換的中間地帶。

中國人民幣長期以來盯住美元。2005年的匯率改革變單一盯住為籃子盯住，匯率決定以市場為基礎和籃子為參考?；@子組成分為兩種情況：第一種包括4種貨幣，第二種包括11種。選擇這些幣種的原因是最小化中國的國際收支平衡。

許多學者特別是國外學者作為對中國政府宣布匯改后是否“言行一致”的研究。Jen 2005, Shah, Zeileis和Patnaik 2005, Frankel 2006和Eichengreen 2006的研究發現，人民幣盯住美元的狀態并沒有明顯的改善。于是他們認為中國依然是單一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相反，Yamazaki （2006），Xu,J 和 H.Shao,G.Tang （2007）， Frankel和 Wei.（2007）以及Xu,S 和Q.Tang （2008）等發現中國已將匯率的重心從美元微量地轉向了歐元、日元和其它貨幣。到目前為止對于該問題的研究還沒有形成共識，因此值得我們進一步關注。

目前這些研究中存在兩個問題：

首先是它們僅僅強調了人民幣籃子匯率體制中的一個方面即籃子貨幣的安排。本文除了分析籃子安排外還將被忽略的市場因素考慮進去。因為匯率改革的基本目的是擴大匯率變動的靈活性最終走向自由浮動，而市場力量的作用是實現這一靈活性的重要基礎。

存在的第二個問題是研究該問題的方法主要是利用線性模型對被選中的貨幣進行權重的估計。本文認為人民幣籃子匯率體制決定因素間的關系是更為復雜的非線性關系，線性只是非線性的一個特例?；谶@樣的認識我們將利用三種不同的人工神經網絡（ANN）及遺傳規劃法（GP）來刻畫這種非線性性。據我們所知這一研究視角和方法以前不曾有過。

下文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模型的設定；第三部分是數據的介紹，模型的估計和結果的分析；第四部分是結論和將來的研究設想。

模型分析

（一）線性估計

參照Frankel 和 Froot (1986) 以及 Frankel (1987)，市場因素由基本面交易策略和技術易策略決定?；久娼灰渍叩臎Q策基于均衡匯率St-1和實際匯率St-1的差異。其中均衡匯率由HP過濾器獲得。α是一個正值參數，反映了實際匯率向均衡匯率調整的速度。

（1）

技術易策略將他們對匯率的預測基于對過去匯率的觀察上。該種策略的模型種類繁多，例如ARIMA。方程（2）利用移動平均MA，參數為0

（2）

在一個完全自由浮動的匯率體制中，匯率可以由這兩種策略的加權平均決定。在籃子匯率體系中，除了市場外央行也需根據確定的目標進行籃子的安排。StrmbAi代表以美元計價的籃子匯率安排；Sti是籃子中的貨幣對應美元的匯率，匯率都是從美元角度考慮的間接標價法；γ0是美元本身的權重。

（3）

公式（4）是市場力量和人為匯率安排的線性組合：

（4）

（二）非線性估計

在考慮非線性模型時，將同時應用三種不同的ANN模型：BP，RBF 和 GRNN。單隱層ANN可以由公式（4）延伸成（5）式的非線性情況。

（5）

其中n是隱層神經元的個數，K是解釋變量的個數，logsig是傳遞方程，βij是從輸入到隱含層的參數矩陣，εt是誤差項。

本文將考慮三個解釋變量如下式 ：

（6）

公式（6）中三個不同的βS分別代表基本面策略、技術交易策略以及央行的籃子安排。

數據及估計結果

從2005年7月11日 到 2009年7月11日的匯率日數據來自于美聯儲的官方網站和俄羅斯央行網站。所用各國貿易數據來自于商務部網站。對數據取對數后求一級差分，使得數據平穩。用OLS來估計方程（4）結果列示于表1。

表1從上到下分為三部分。最上面是當基準貨幣是美元的情況，中間是基準貨幣為瑞士法郎的情況，下面是基準貨幣為SDR的情況。在每種情況下籃子又分為4種貨幣，11種貨幣及將籃子退化為單個歐元三種具體形式。將籃子退化為單個歐元的形式是為了檢驗Frankel教授（2009）的最新發現：籃子份額正向歐元傾斜的結論在此是否成立。

從表1中可以看出在三種情況下基本面策略的系數都是顯著的，符號也是如所預期的，但是技術交易策略的系數則并不顯著。由此說明市場因素在匯率形成中在起著作用，而其中的驅動力來自基本面交易者。

從匯率安排的角度看，當美元為基準貨幣時，兩種籃子以及歐元的系數是顯著的，符號也如預期。當瑞士法郎為基準貨幣時，除歐元外兩種籃子的系數是顯著的，符號也如預期。當SDR為基準貨幣時，歐元的系數是顯著的，符號也如預期，兩種籃子則并不是如此。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匯率安排在人民幣匯率的決定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從歐元的回歸結果看，也有Frankel教授（2009）所發現的跡象。

如果比較市場基本面和籃子匯率安排兩個因素哪個作用更大，我們發現市場力量中的基本面因素的系數大于籃子匯率安排的系數。

除此之外本文還發現回歸結果隨著使用不同基準貨幣而異。在籃子匯率研究的現有文獻中，人們選擇了各種各樣的基準貨幣，例如美元、SDR、金、瑞士法郎及石油等。（Frankel & Wei，1994 Mickinon 2002 Agnès Bénassy-Quéré1997 Marquez，J.& J.Schidler2006， Thorbecke,W 2008）。有時同一個作者會不加任何說明地選用不同的基準貨幣。（Frankel and Wei, 1994, Frankel, J & S.J.Wei.2007）。本文認為基準貨幣的作用是為了比較人民幣及籃子中貨幣成員的匯率波動性。選擇一個合適基準貨幣的標準是避免產生偏差而且基準貨幣的波動對成員貨幣的影響應該基本相同。對于美元的選擇符合該標準。

如果很難發現符合上述標準的據準貨幣，第二個標準是基準貨幣應該“中立化”。它的變化應該盡量小地影響籃子中的貨幣，它應該僅僅作為一個衡量和比較的標準。在此本文定義“中立化”為對成員貨幣影響的邊緣化。在這種情況下基準貨幣的波動越小越好。對于瑞士法郎的選擇符合該標準。

如果以上兩個標準都不符合，既沒有共同變動類的基準貨幣也沒有中立類的基準貨幣，那么可以選擇SDR。SDR是一種世界性的準貨幣，包涵了以上兩種標準的綜合特征。理論上它考慮了影響成員國貨幣變動的各種因素。同時，本文發現籃子匯率中的成員國與美國都有貿易、投資和債務往來。美元因此會同時影響到這些國家的貨幣變動關系。在下面的非線性分析中我們將考慮以美元作為基準貨幣。

（一）非線性估計結果-ANN

人工神經網絡是一種考慮了應變量間的非線性相互作用、模型的轉換等復雜現象的回歸模型。人工神經網絡在具有大規模并行模擬處理、非線性動力學和網絡全局作用等特點的同時，還具有很強的自適應、自學習及其容錯能力，具有傳統的建模方法所不具備的許多優點。其對被建模對象經驗知識的要求不高，可不必事先知道有關被建模對象的參數、結構和動態特性等方面的知識。只需給出對象的輸入及輸出數據，通過網絡本身的學習功能便可實現輸入和輸出的映射關系。因此，人工神經網絡的非線性高度逼近能力為宏觀經濟分析提供了一條全新的途徑。本文中我們將同時利用三種優化算法來實現ANN，即反饋型神經網絡（BP），徑向基神經網絡（RBF）和廣義回歸神經網絡（GRNN）。

BP由P. Werbos于1974年提出，并由D. Rumelhart于1986年發展成為一種無師學習網絡參數的模型，它由Delta算法實現。RBF是由徑向基函數作為激活函數，它的收斂速度和學習速度都快于BP。GRNN是于RBF類似的一種神經網絡，但相比之下前者收斂速度和精確度都更高，而且對怪異值反應的敏感度小。GRNN的一個不足之處是它的網絡規模較大。

（二）績效評估

三種統計量分別為：絕對百分均值誤差（MAPE）、絕對均值誤差（MAE）和根均方誤差（RMSE），他們的公式分別如下：

（7）

（8）

（9）

其中p是樣本量，xt是預測的匯率值， 是實際觀測到的匯率。本文將計算的結果列示于表2中。

從表2中看出RBF的三個統計量值最小，因此它的預測效果是最好的。雖然如此，與線性模型相比，RBF的不足是僅能提供自變量是否對應變量有解釋作用與否的信息，但無法說明這種作用的大小。因此，也就無法比較不同解釋變量間解釋能力的大小，而這正是線性回歸模型的長處。

（三）非線性估計結果-GP

BP，RBF 和GRNN的ANN優化算法很容易陷入誤差的局部優化最小點而非全局的，所以可能并非最優化結果。這部分的研究將進一步利用遺傳規劃方法來克服該缺陷。

GP是一種演化式優化算法，它利用交叉變異等生物中的進化規則來不斷繁衍更優的后代。（Koza，2004）（Koza，1992）。

篇（8）

 

一、經管類專業貨幣銀行學教學內容現狀

貨幣銀行學是教育部確定的21世紀高等學校經濟類、管理類各專業的核心課程之一。普通高校的國際經濟與貿易、市場營銷、電子商務等經濟與管理類專業都把貨幣銀行學作為專業必修課程，通過教與學，使學生能夠較為全面的認識和理解貨幣、信用、銀行的基本原理、基本知識，以及這些理論知識在經濟發展中的運用和方法等。

從普通高校的貨幣銀行學教學大綱來看，貨幣銀行學的教學內容按先后順序大致如下：貨幣與貨幣制度、信用、利率、金融市場簡介、金融機構體系簡介、商業銀行、中央銀行、貨幣需求、貨幣供給、貨幣均衡、通貨膨脹、貨幣政策、國際收支、外匯與匯率、國際資本流動等。教學中一般把重點發在貨幣、信用、商業銀行、中央銀行、貨幣需求與供給、通貨膨脹、貨幣政策等章節上，教學內容主要限于貨幣與銀行。對國際經濟與貿易、電子商務、市場營銷等經濟管理專業而言，作為專業基礎課程的貨幣銀行學按上述內容體系來安排教學存在很大的缺陷，特別是在我國銀行以外的各類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已經基本建立的今天，對經管類專業學生局限于貨幣與銀行的教學內容更顯得落后于時代的發展，也落后于現代金融理論的發展。

二、經管類專業貨幣銀行學教學內容存在的問題及原因分析

（一）教學內容的專業區分度不夠

目前，貨幣銀行學教學內容的一個缺陷在于，在教學實踐中對金融專業學生和經濟管理類專業之間的教學內容上區分度不夠。對于金融專業學生和經管類專業學生而言，作為基礎課程的貨幣銀行學的地位有些共性，但也有不同的意義：金融學專業的學生在學習完貨幣銀行學之后，還將進一步學習金融學專業的不同分支學科課程。國際經濟與貿易等經濟類專業的學生在學習完貨幣銀行學課程以后，還會學習國際金融課程。而電子商務和市場營銷專業等管理類專業的學生在學習完貨幣銀行學之后，一般不會再學習金融學中的其他課程。對于經管類專業的學生側重于掌握與市場、單位和個人分配關系密切相關的金融實踐的內容，需具有較強的實踐性對策，而對于金融理論的部分可不作太高要求。所以，對經管類專業學生的貨幣銀行學教學內容應該更全面一些，但深度要求卻要比金融專業低一些，即應在教學中全面地了解現代金融體系及其運行的基本原理，使他們對貨幣銀行學有清晰和較為全面的認識，而不應僅陷于貨幣與銀行體系的運行。

究其原因，與我國的傳統有關。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期，金融體系還不太健全，很多非銀行的金融機構沒有建立或者是依附于四大國有銀行，多種金融市場沒有建立或者剛剛建立，社會融資基本依靠銀行融資，其他融資渠道基本還處于萌芽狀態。在這種狀況下，金融問題基本上就是貨幣、銀行和信貸的管理。所以，在我國傳統上的貨幣銀行學的教學中，就基本上是以貨幣、銀行和信貸為主要內容了。

（二）教學內容與其他課程重復度高

貨幣銀行學的教學內容與宏觀經濟學的教學內容有許多重復的地方，特別是在宏觀金融部分。例如，目前經濟管理專業的貨幣銀行學教學內容中關于通貨膨脹等內容與宏觀經濟學中的內容基本相同。再例如，均衡利率的決定及作用等內容，也與宏觀經濟學中的重復較多。

考察其中的原因，可以從傳統的貨幣銀行學與宏觀經濟學的教學大綱中找到答案，在上述兩門課程的教學大綱中都有相關內容，而且這些相關內容在兩門課程中都屬于重要的知識點。特別是近年來的教學評估，要求教師嚴格按照統一的大綱和教學內容開展教學，自然會有相關內容的重復。

（三）教學內容與時俱進不夠

主要體現在：一是傳統內容所占比重過大。對于經濟管理專業學生而言，學習貨幣銀行學主要是了解各種金融市場和各種金融機構的作用、行為，以及金融投資的基本原理。而在目前的貨幣銀行學內容中，貨幣與貨幣制度、信用等內容所占篇幅過大，偏重于宏觀金融，以及貨幣政策等，這在當前國外經管類專業的同類課程中，一般也不涉及這方面的內容。[3～5]二是現代內容相對缺乏。比如利率理論部分忽視了利率的計算和結構；在金融機構和市場體系中缺乏現代金融中介基本理論分析，也缺乏對一些重要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基本運行的分析；在金融市場部分缺乏資產定價基礎和選擇行為理論。

（四）教材建設的滯后

新教材建設和推廣的滯后也是金融學教學內容調整滯后的原因之一。在對高校教學評估、專業評估中有一項內容就是使用優秀教材，但是各機構以前評出的優秀教材不一定隨實踐和理論發展進行調整，實際上，很多機構評出的“優秀教材”在內容上是過時的，“優秀”也只代表過去的優秀，并不代表現在和未來的優秀。其次是部分教師自身所接受的貨幣銀行學教育就是傳統的貨幣銀行學教育對策，如果調整教學內容，要花不少時間和精力補足新的知識，而且要更換原有的教案，這就要投入更多的精力，這導致了教材建設的滯后。

（五）教學內容改革的動力不足

查閱相關教學改革的文獻，大都是關于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改革的內容，在教學實踐中也比較重視對教學條件、教學手段、以及教學方法的改進，而對教學內容的改革則被或多或少地忽視了。目前，我國高校對教師的量化考核中，每年必須完成的科研量化考核是一個硬約束，重科研而輕教學的現象比較普遍。在職稱評審、各級人才項目資助中基本上都是以科研為導向。雖然這種狀況已經有了很大的改進，比如教學質量工程的實施，但教學效果評價比較困難，取決于多種難以量化的因素以及難以由教師自己控制的因素因此，教師的選擇大多是在完成基本教學任務的基礎上，以科研為重，而不愿意把太多的精力投入教學研究中去，從而造成教學內容滯后于金融實踐和理論發展的現狀。

三、經管類貨幣銀行學教學內容改革的對策

（一）教學內容安排上區分不同專業

針對不同是專業，教學內容安排上應有所側重。如對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而言，金融市場的理論和應用，特別是國際經濟市場的理論與應用，應該是重點內容，但這些知識往往建立在數學模型上?，F在還有相當一部分教師原有的知識結構難以適應現代金融理論與教學發展的需要。所以，從教師的角度來說，需要不斷地學習，更新自身知識結構；從學校來說，應該鼓勵教師到知名院校、到國外學習。另一種解決辦法就是通過優化教師的配置，對這些新的教學內容確實有困難的教師，應盡量避免安排這樣的課程，而相應地安排能夠勝任的教師承擔本課程，盡量發揮所有教師的專長，揚長避短。

（二）依據學科發展規律和專業特性，適當調整教學內容

對于經濟管理專業而言，在教授金融理論時，重點不是要強調高深的理論知識，但在知識點上可以相對全面，所以在教學內容安排上可以不是很深奧的理論知識對策，而適當擴展金融知識面、增加貼近現實的案例等，以激發學生興趣，培養他們的金融意識。同時，在應用性方面，則應要做相應地加強。具體而言，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調整：

一是貨幣理論與貨幣政策。貨幣理論部分涉及到貨幣的職能、貨幣需求、貨幣供給與經濟均衡。這些都是貨幣銀行學的基礎知識，在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中都有所涉獵。在本門課程中，可以采用一個統一的理論框架，把這些知識點串起來，而不用陷于理論知識點的反復講解。貨幣政策部分包括貨幣政策的功能定位和貨幣政策的實施，如貨幣政策工具、中間目標、最終目標等，我們可以采用案例教學，主要關注現實中的貨幣政策的運用，如面對通貨膨脹，該如何運用貨幣政策等。其次是刪減傳統內容，貨幣的起源、發展和貨幣制度對于國際經濟與貿易、市場營銷、電子商務等專業來說可以刪除，只要在貨幣理論部分介紹貨幣職能就可以。

二是金融市場部分。金融市場部分的教學要讓學生了解現代金融市場的基本結構及各類金融市場的基本功能和工具，教學內容必須涵蓋貨幣市場、資本市場、黃金市場以及外匯市場的基本結構、功能和工具。第一，要增加貨幣市場及其子市場、資本市場及其子市場、黃金市場、以及外匯市場的介紹，這樣可以使學生對金融市場有更為具體的認識。對于國際經濟與貿易專而言，外匯市場的介紹還應有所加強。第二，增加信用與風險的內容，特別是金融危機。

三是金融價格部分。針對經濟管理專業的應用性特點，金融價格行為理論可以作為主要內容加以講授，這些內容主要是與利率相關的計算和利率結構、各種有價證券的定價、資產選擇行為等內容。從國外的教材來看，這是教學的重點也是難點，要特別予以強調。對于現代金融的金融期權和遠期協議等內容，可以對其基本內容加以介紹，拓展知識面。而均衡利率的決定及作用等內容與西方經濟學中的重復較多，可以適當刪減。

四是金融機構部分。金融機構部分的教學要讓學生了解各類金融機構的功能及基本業務，教學內容必須涵蓋存款性機構（包括商業銀行、政策性（專業）銀行、儲蓄機構和信用合作機構）、非存款性機構（包括證券公司、信托機構、養老基金、投資基金和保險公司）以及金融調控與監管機構。第一，增加金融中介的介紹，我國的銀行業改革過程不過短短的二、三十年時間，目前我國銀行中介機構已呈現多元化格局，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都已改制為股份制商業銀行，并有三家已經上市，城市銀行中也有幾家已經成為上市銀行對策，如北京銀行、南京銀行、寧波銀行等。這些都是新近出現的，在一般的貨幣銀行學教科書中所涉甚少。而對于商業銀行部分關于商業銀行的產生和發展、以及商業銀行貨幣創造等內容可以刪除，商業銀行這部分教學內容可以集中在其業務和功能定位上。第二，增加對非銀行金融機構的介紹，特別是對證券公司、投資基金、儲蓄與合作機構等非銀行金融機構的功能定位和基本業務的介紹，這一部分是目前的教學中普遍缺少的。

（三）加強教材建設

在教材建設中，一方面是緊跟理論發展的前沿，發達國家的經濟實踐和理論超前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實踐和理論，因此，有必要緊跟發達國家的前沿理論，保持貨幣銀行學教學的前瞻性，隨著理論的發展不斷作出相應的調整，吸收現代經濟理論的新成果。另一方面是貨幣銀行學的教學內容要適當超前于我國的實踐。我國正處于轉型期間，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需要超前的理論作指導。因此，貨幣銀行學教材在內容安排上應該隨實踐和理論發展適時作出調整，適當超前于本國實踐的發展。

（四）理順教學改革的思路，加快教學改革

學校不僅要重視科研，也要從制度上建立推進教學改革的激勵機制。一是理順科研與教學的關系。高校的根本任務是人才培養，科研是提高師資水平、教學水平、人才培養質量的強有力支撐。學?？梢栽O立相應政策，引導教師把科研融入到教學改革當中。二是加大教研教改支持力度。對于教研教改項目的立項及實施給予相應的經費支持。三是依托學科建設、專業建設、精品課程建設等，加快教學內容改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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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一、問題的提出

關于明代白銀問題的研究一直是明清經濟史學界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就白銀問題的提出而言，明清時人對于白銀便有著自己的看法，這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的內容上：一是白銀作為貨幣材料的問題；另一是這白銀大量流入中國的問題。在幣制幣材方面，因明初統治者推行無準備金之鈔法，致使大明寶鈔在前中期的運行過程中出現了許多問題。而鈔法不暢導致流通領域白銀的使用逐漸抬頭，于是有人主張用白銀來作為幣材。到了明代后期，“銀荒”問題也為時人所關注。關于明代中后期白銀大量流入中國的問題，時人對其印象頗深。面對白銀的不斷流入，中國國內出現了嚴令海禁和開放海關的不同主張，這種爭論的局面一直持續到了清代前期，相關的論述也較多，此不贅述。然而，明清時人對于白銀問題的看法，或是單純從幣制幣材的角度來看待，或是對于白銀內流的重大意義認識不足，因而出現了許多不同的主張。

近代以降，關于明代的白銀問題，梁方仲、百瀨弘、彭信威、加藤繁、全漢升等從不同角度對此進行了專門的研究。至于最近十幾年來關于此問題的介紹可參見筆者的另一論文。從國內外對于中國貨幣史的研究近況來看，關于歷史上中國貨幣的盛衰論、進步論等論點逐漸遭到不同程度的質疑，使得我們能夠更加深入并且能夠以全新的視角來看待中國貨幣史上的許多問題。尤其是關于明代白銀貨幣化問題，已經有學者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質疑，為我們重新審視和思考明代白銀的深層次問題提供了依據。白銀貨幣化是不是一種“白銀進步論”觀點？明代白銀在中前期發揮的作用是不是折射出中國貨幣史上的一個重要內容，即怎樣認識實物貨幣的性質和意義？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國貨幣的結構發生改變并與世界的經濟連為一體？

如何不斷加深我們對于歷史上許多問題的理解，其關鍵在于我們的“問題意識”有多強。對于明代白銀問題的思考和解讀當然會是一個持續不斷的話題。在此，我希望本文中的許多不足之處能夠得到有關方家的指正和見教。

二、明代中前期的市場狀況與白銀問題

對于明代初期以及中期經濟情況的客觀認識，是我們正確認識明初貨幣經濟水平的前提。傳統史家往往容易受“王朝周期性”的論點束縛，認為明初社會經過幾代君主的努力，社會經濟必定會得到很大的恢復和發展。但是如果我們從整體的角度來考察明代中前期的經濟發展狀況，我們很容易發現一些容易忽略的問題。這種整體上的認識，一般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即：時間縱向上的考察和經濟體各部門橫向上的考察。

我們來看看宋、元、明長時期中國經濟運行的狀況。在這方面，全漢升做出了許多卓有成效的研究，他在幾篇論文中為我們介紹了自宋至明中國經濟的發展狀況，并指出在這一較長的歷史時期內，中國白銀的購買力不斷得到提升，而且明代的工資水平和物價水平較宋代而言相差甚遠。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物價低或者工資低意味著一個社會的生產量和銷售量規模有限，對經濟的擴展很不利，這側面也反應了經濟體的萎縮程度。事實情況果真如此嗎？香港學者劉光臨在他最近的研究中分析了明代經濟各部門的貨幣成分，從價格、勞務工資、貿易、考古出土和錢幣數量等方面的具體分析中他得出了一個較為明確的印象，那就是明代初期的去貨幣化政策已經嚴重遲滯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加上通貨供應的不足，使得明代社會的交易需要跌落到公元8世紀以來的最低谷！

新近的研究表明這種對明代中前期經濟萎縮的提法越來越值得關注，因為無論是從市場的角度來看還是從貨幣的角度，這種論點都會得到驗證。

1.商品交易與市場的萎縮

明王朝建國前后，出身貧農的開國君主朱元璋施行了許多發展農業經濟和限制商品經濟的措施。他欲圖構建一個定額化、以實物經濟和勞役為主的經濟體制，學界有人干脆稱之為“洪武型經濟體制”。這種經濟體制對于市場經濟的擴展是不利的，具體的表現而言便是商品價格和勞務工資的極端低廉，以及商品貿易的低度發展。

以白銀來看，明代的米價在16時期前半期一直停留在宋代初期的水準，離宋代物價的高峰時期相差3-4倍左右，從銅錢的角度看，宋明物價拉的更大。明代16世紀前半停留在300來文每公石，而這只相當于宋初的水準，距宋代高峰值時相差100―200倍左右?？梢娒鞔奈飪r之低。從金銀的比價來看，和宋元相比，低廉的多。宋元的每兩金價約折合白銀為10.3兩，而明代每兩金價約為宋元時代的一半，也即5―6兩左右，另還有關于江南絹價的折算也可以看出明代物價之低。

16世紀中葉前明代田價和米價表

（與明代的米加相比，宋初米價一般在100文-300文之間，中后期及南宋時期，宋代米加一般為1000-2000文，甚至2000文以上，折合成白銀也高出明代數倍。在田價方面，宋初約為0.5貫，最高達15貫，年均約為6-7貫，折合成白銀約為3-7兩左右）

明初物價的低廉直接導致勞務工資的低廉，例如嘉定地區宋明官僚和士兵的工資竟相差達到150倍左右（宋約為3000文一月，明代約為200文左右）。而實際上，這種低廉的價格水平并非構建在強大的國力之上，而是明初實物經濟的直接體現，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了16世紀上半葉。市場的不發育與各地經濟的脆弱性直接導致了明代16世紀前“明代空窗期”的出現，例如在宣德時期，京畿附近地區的商人貿易狀況仍然是：

“奔走負販二三百里，遠或一月，近或十日而返，其獲利厚者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盡喪其利者?！?/p>

可見商業貿易利潤之低，因此明代前期人們大多處于這樣一種生活狀態“凡可以養生送死者，皆不待外求”，其“乘勢射利者亦鮮”。農民自給自足，百姓過著與市場不相往來的生活，當然會形成市場和商業的不斷萎縮。

實際上，對于明初市場的探討，雖然要從以上的角度來分析。但是對于要素市場、遠距離貿易、消費需求、商品供給、城鄉市場體系等方面細致分析是必不可少的。然而限于篇幅和文章的主題，這個工作只能留待于進一步的研究。從傅衣凌和萬明整理的徽州土地契約文書來看，民間土地買賣的情況在明代前中期除了永樂一朝數量較大之外，其他時期的數量遠遠小于明代中后期。誠如以上所講，明代中期前商品經濟和市場發展的水品不能高估，這從以下的貨幣分析當中也可以得到相佐的解釋。

2.白銀的實物貨幣性質

正如筆者認為的那樣，白銀在明代中期以前一直處于實物貨幣性質階段，這種實物貨幣的存在實質反映的就是市場經濟發展的遲緩與萎縮。從歷史上來看，實物貨幣這個概念對于我們來說并不陌生，先秦時期的貝幣，民族邊疆地區的金銀貨幣和鹽幣，唐宋時期的縑帛，元代的木牌、鹽包，明代的谷物、縑帛等，為我們分析歷史上的實物貨幣提供了很多的材料。深諳中國貨幣史的日本學者早就區分了商品貨幣（實物貨幣）、金屬貨幣、紙幣之間流通的不同層次和領域，并細致分析了它們在流通過程中作用的不同和其他特性。但是人們對于明代前中期白銀的實物貨幣性質卻殊難理解，因為這樣一種世人皆知的貴金屬怎么會是一種代表落后經濟發展水平的實物貨幣？這是因為這個概念的提出是為了定位和解釋白銀在實際流通中發揮的狀態和作用，否則明初白銀流通的許多問題便難以得到很好的解釋。

眾所周知，研究者對于某種貨幣的分析和考察一般是從其實際流通中所發揮的作用來看待其職能。因故經過仔細探究白銀流通的重要時期宋代之后，我們可知白銀貨幣化的觀點很難以成立，因為宋代白銀作為貨幣其職能的發揮不僅有限度，而且常常與縑帛等共同使用并稱為“銀帛”。這個時期的白銀實際上就是一種實物貨幣。

自元至明，白銀一直在市場中可以見到，尤其是在國家經濟出現較嚴重的通貨膨脹或經濟混亂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在這情況下，白銀往往與谷物、縑帛，甚至像元代出現的紙帖子、竹牌等一起使用。因此，有學者認為：“實際上的中國貨幣史，應是各種各樣地區性本地通貨的出現與王朝自上而下試圖在疆域內統一幣制的努力，兩種力量相互抗衡博弈的過程。”

如果我們證明明代中前期的白銀也是一種實物貨幣的話，那么關于明代白銀貨幣化的論點也就難以令人信服。盡管如此，我們還是不能否定學界對于白銀貨幣化的研究成果，畢竟前人對于白銀貨幣化過程的考究可以讓我們較為詳盡的考察到白銀這種實物貨幣所發揮的作用。

具體而言在明代前期，無論是民間土地的契約買賣還是政府的稅課當中，都有白銀在流通領域的足跡。關于土地契約方面，因另一文有所論述，故此不講。關于政府課稅折銀的情況，我們先來看看史料的記載：

十九年，“詔歲解稅課錢鈔,有道里險遠難致者,許易金銀以進”，“詔戶部以今年秋糧及在倉所儲,通會其數,除存留外, 悉拆收金、銀、布、絹、鈔、定輸京師?！?/p>

三十年，“自二十八年以前, 天下逋租, 咸許任土所產, 折收布、絹、棉花及金、銀等物?！?/p>

從賦課的史料中我們得知，白銀的征收是和許多實物貨幣一起的。此外，此時期白銀的使用領域還包括賞賜臣下，賞罰罪行等特定領域，這從許多史料中可以得到反映。白銀的實物貨幣性質不言自明。隨著時間的推移，白銀等實物貨幣的不斷抬頭與明寶鈔的運行不暢相關，到了宣德年間，寶鈔達到了幾乎需要不時的禁銀法令來通行，可見民間用銀情況的普遍，據史料載：

“比年巨商富民,并權貴之家,凡有交易,俱要金銀,以致鈔不通行。仁宗皇帝即位之初,欲通鈔法,許官員軍民以鈔中鹽,貪利者竟以昏爛之鈔中納,一人動以千計,及支鹽發賣,專要金銀,鈔愈不行。”

由此可見，自明前期到中期白銀這種實物貨幣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盡管整個明代前期不遺余力的施行“銀禁”政策，但白銀的流通終究開始廣泛起來，白銀不僅有時單獨流通而且常常與谷物、縑帛一起發揮著輔幣的作用。

實物貨幣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反應了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限度，更折射出這一時期經濟運行的真實狀況。從對史料的分析中我們可以得知，明代實物貨幣的存在大約持續了一百多年，即貫穿于明代的中前期，這正切合了以上關于明代中期以前市場分析所得出的結論。

3、貨幣結構的轉變

日本學人說過：“考察貨幣經濟正是中國古代史研究所必須研究的主題”。到了明代中期，在中國貨幣史上出現了一次重大的貨幣結構的轉變，即錢鈔結構轉變為銀錢結構。因為這次轉變使得貴金屬白銀正式確立了主幣地位，也使得中國的貨幣結構進入了以白銀為主且銀錢兼用的階段。實物貨幣經濟在慢慢消退，商品經濟逐步得到巨大的釋放，社會進入蓬勃的發展階段，最終晚明社會出現了影響深遠的社會變遷。

有學者從白銀貨幣化的角度來分析晚明社會變遷，值得注意。在這里，我只想對學界著筆較少的明代貨幣結構轉變的原因進行些思考并試圖解釋。不可否認，這次貨幣結構的重大轉變是與晚明社會變遷同步的，白銀兼具貴金屬貨幣性質和世界貨幣性質的二重性也表明了明代中后期社會經濟的特殊性和新方向。在我看來，引起這次貨幣結構轉變的主要原因有三點：

1.國內貨幣經濟的萎縮和恢復與通貨不足的矛盾要求明代的貨幣結構進行轉變。

2.東亞經濟圈的擴大與全球貿易的新內容，使得處于主導地位國家――中國的寶鈔和銅錢難以充當世界貨幣的職能，因而轉變勢在必然。

3.海外白銀的大量流入使得中國最終完成貨幣結構的轉變成為可能。

以上所述，我們歸結起來便是國內市場和國外市場的雙重壓力要求明代貨幣結構進行轉變，最終海外白銀的大量流入使得明代的白銀貨幣終于擺脫實物貨幣階段，正式進入貴金屬貨幣階段。

二、明代中后期白銀的流動

明代中期以后（成弘之際，約為15世紀末16世紀初）國內市場上的白銀流動開始頻繁起來。在16世紀中葉上下外國白銀大量流入之前，國內白銀流動的市場先期建立起來。然而從以下的論述中，我們可以明顯看到國內白銀存量的不足始終制約著明代經濟的發展和起速，最終由于海外白銀的流入加上國內外白銀流動市場的切合終于使得中國市場與世界市場連為一體，明代蓬勃的經濟發展也有了可靠的劑。

1、國內白銀市場的先期建立

通過上文所講，在國內市場上明代白銀的使用一直存在。但是囿于國家為了維持寶鈔地位而不斷施行禁銀令的制約，白銀只能在某些特定的領域流通。政府的課稅、土地買賣市場、江南富商大賈的貿易買賣等數額較大的方面可以見到白銀的蹤跡，很顯然在明前期白銀的使用在國家法令的嚴禁之下是較為零星稀散的。尤其是永樂時期，政府禁銀比較徹底，以至于民間契約上只見寶鈔、縑帛、谷物等。到了宣德、正統時期，白銀的使用明顯增多，促成這一現象的直接原因便是鈔法的敗壞。宣德時規定：

“凡以金銀交易及匿貨增直者罰鈔”。但是,“戶部言民間交易,惟用金銀,沙滯不行。乃益嚴其禁,交易用銀一錢者,罰鈔千貫,贓吏受銀一兩者,追鈔一萬貫?！?/p>

盡管在課稅、賞賜方面，白銀仍在使用。但是國家法令有時候也會出現矛盾不一致的地方。從洪武到宣德，在民間仍然有鼓勵犯罪罰銀的規定，可謂是國家一定程度承認了民間用銀的合法性。這里需要注意的是，實物貨幣在宣德皇帝統治時期是運用最廣泛的，尤其是縑帛和谷物，這從契約和記載中可以知道。黑田明伸說過：“實際上，通貨不穩定迫使人們轉向物物交換的現象，即使到了20世紀，也是反復出現的”。很顯然明中前期通貨的不穩定一直影響著市場運行的狀態，使得實物貨幣大量存在。市場運行的不暢反過來又制約著人們對于更高通貨的需求，最終使得社會經濟發展的遲滯和貨幣制度運行的混亂。

然而在此，我們關注的重點并不是這一復雜混亂的貨幣使用狀況，而是要知道從何時起，白銀逐漸取代其他通貨逐漸在流通領域取得主要地位使得一定規模的白銀市場建立起來。從契約的情況來看，正統時期寶鈔已經不見蹤影，白銀已經取得主幣的地位。景泰、天順時期民間使用白銀率是極高的。有學者指出：“至成化年間，90件契約中，無一例外地使用白銀交易，從而說明民間交易中完全實現了貨幣白銀化?！?/p>

盡管在正統時期，白銀在民間的流通市場上占有支配性的地位，但實際上中國國內白銀的開采量是越來越低，正統時期的年均銀課量還最低。至正統、成化時期，明朝經過大約一百來年的開采，國內白銀的累計總產量約為3千多萬兩，這個數字遠遠低于唐宋時期的產量。即使加上前代遺留下來的白銀數量，據估計總數也不超過5-6千萬兩。在銅錢方面，據最新的研究顯示：從洪武元年到隆慶時期，明朝一共鑄幣約為320-480萬枚，加上唐宋錢的遺留，16世紀時期明代規范銅錢的總量大約為3600-5400萬枚，相當于北宋一朝總量的12-21%左右。

明代與宋代貨幣存量情況表

由此可知，在成、弘之際的國內市場上，無論是賦役方面的田賦、徭役、關稅、鹽茶稅、馬政、匠役等折銀，還是民間市場上白銀的流通，都受制于白銀和銅錢經濟的有限規模。據史料記載，：

在弘治時“清江鎮，臨郡一都會也，山水環繞，舟車輻輳……昔饒裕今鮮蓋藏。……百年來人文日盛，而商賈之業衰矣。”

而且，反應通貨緊縮的另一個例子便是這一時期的朝貢貿易。明政府自宣德以后便開始收縮海外的朝貢貿易，而且在對待貢物上，打破了以往“厚往薄來”的原則出現了與貢使討價還價的，以市價估之的情況，反映了明中期財政上的拮據狀態。

在國際市場上，明代前期白銀的流動主要以朝貢貿易為主。這個時期白銀的流出流進，在賞賜與貿易的相抵之下，凈額量都很少。到了明代中期，中國國內經濟的發展不僅受制于白銀和銅錢的有限規模，而且隨著明代前中期國內白銀市場的先期建立，使得中國對于白銀有著近乎饑渴的需求。因而有人就說：“無論是日本銀礦的開采，還是美洲銀礦的開發，在時間上都與中國白銀貨幣化產生的巨大的白銀需求，市場迅速擴展的時間相銜接，而流向又是再清楚不過。因此，可以得出結論：中國的白銀貨幣化推動了日本、美洲白銀礦產的大開發”。這個結論意味著，國際白銀的流動是由于中國市場對于白銀的極大需求造成的。實際上，學界以前不曾有這樣的提法，但事實真的如此嗎？

在正德年間（1505-1521），就有葡萄牙人進入中國界內要求開展貿易，但是真正意義白銀貿易的變化是在明代嘉靖年間（1521-1566年），官方朝貢貿易和私人貿易使得中國從日本獲得了數量可觀的白銀數量。在國際貿易中，日本是最早向中國輸入白銀的地方，時間大約為16世紀40年代。不僅日本的許多銀礦在此時逐步開發生產，而且他們貿易的對象主要是中國。因此可以看到，中國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與通貨不足的矛盾使得中國異常需求白銀，但是國內白銀規模的限制造成了中國市場上出現了一個重大的白銀需求缺口，于是國際上白銀的流動開始變得頻繁起來，白銀貿易的巨大利益開始拉動中西方的供求市場。

2.國內外市場的切合與數量問題

中國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的切合一般認為是在16世60年代，這個時期正是中國的嘉、隆之際。這時期海外白銀的流入不僅有日本，還有后來加入的馬尼拉、南亞、中亞等地。學界曾對此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研究，這些成果使得我們更能清晰的看到白銀流入中國的路線和大致過程。

我們先來看看海外白銀流入的路線問題。弗蘭克指出白銀流入中國的路線主要有三條：日本-中國、美洲-馬尼拉-中國和歐洲-中亞和印度-中國，同時他認為中國在18世紀以前獲得了相當于世界產量一半大約60000噸的白銀。近年來大多數學者，傾向于把流入中國白銀的路線主要歸結為兩條：日本和馬尼拉，這條路線上的白銀又包含兩條小路線，即西屬美洲-馬尼拉和歐洲-馬尼拉路線。萬明把這些路線總結性的概括為：中國-東南亞-日本、中國-馬尼拉-美洲和中國-果阿-歐洲。總所周知，海外白銀的主要來源有兩個地方，即：日本和西屬美洲。因此為了方便白銀流入數量的估算，大家傾向性的用這兩條源流來分析和估算白銀流入的大致數額。

從中外的史料中，我們可以得知在明代中后期中國通過各種類型的貿易從海外大量輸入白銀。然而在中國傳統時代，由于缺乏數字統計手段使得我們難以確切知曉到底有多少數額的白銀流入中國。因此，關于白銀數量的估算引起了中外許多學者的矚目和研究。目前，我們從這些研究當中可以得到許多信息，這不僅僅是白銀流入數量的問題，更是中外幾代學者孜孜不倦融會中西方資料和進行廣泛學術交流的見證。

明代海外白銀流入數量估算表

對于上表的數據，我們可以在學者相關的論著中輕易得到。由于單位和時間的不統一，致使上表的數據的理解還是有點困難。另外對于白銀數量的估算研究還可以在吳承明、錢江、劉軍以及外國學者的研究中找到，但是上表列出來的這些人，只是因為筆者的傾向性意見，加之有些新的研究成果總是在不斷總結原有成果的基礎上得出來的，因此以上的新舊結果代表了學界對于白銀數量估算問題的大概情況。

大體而言，學者對于自16世紀40、60年代到明亡（1644年）流入中國的白銀數量估算為1萬噸至2、3萬噸左右，也就是2億兩至4、5億兩左右，而且多數學者傾向于2-3億兩左右。盡管難以明確，但這個數字無論怎么看都是一個難以忽視的數字，因為相比國內白銀的存量而言，海外白銀流入的數量之巨，渠道之多是以往學界沒有注意的，其對中國經濟的意義自然是有待于重新評價。有學者說：中國商品和白銀之間的貿易，形成了市場網絡的世界性連接，而白銀這種世界貨幣把中國社會的變革和世界的變革聯系在一起。以白銀為中心的貿易網絡，成為世界市場和世界經濟體系初步構建的一個明證。

3.世界市場的形成與白銀流動的貨幣意義解釋

布羅代爾說過：“貴金屬的作用似乎從來沒有像16世紀那樣重要，當時的人們毫不猶豫地把貴金屬放在首位。”如今學界就中國市場與世界市場在16世界中葉以后逐步形成的論點已經達成共識，其實質恐怕沒有人能夠否認白銀流動在其中的作用，正是這種“絲綢之路錢幣”流通使得中國與世界逐步形成一個共同的經濟體系。從此，中國和世界都發生了改變。就中國而言，蓬勃興起的市場貿易和規模擴大的商品經濟使得晚明社會發生了深遠影響的社會變遷。

對于明代中后期白銀世界范圍內的流動，尤其是這種流動對于中國經濟而言意味著什么卻出現了不同的解釋。以往白銀貨幣化論者（白銀進步論者）認為正是中國的白銀貨幣化需求推動了世界范圍內白銀的開采和周轉，從而使中國是以一個主動的姿態參與構建世界的經濟體系。然而有人卻持不同意見，他們認為由于明代前中期一直存在的通貨不足和經濟體制問題使得通貨結構經歷著異常危險的狀態，由于海外白銀的大量流入使得中國的市場經濟和通貨制度才得到挽救。同時他們對明代白銀貨幣化的論點提出質疑，認為這是一種白銀進步論的觀點，是對歐洲經驗的簡單解讀。

筆者以為，對于明代白銀問題及其中后期流動的考察，應該從中國獨特的貨幣結構和社會制度框架來進行解釋。日本學者說：“無論是貨幣還是市場都不能獨立于制度而存在，對于制度而言也是一樣”。明代的白銀在其中前期一直處于實物貨幣階段，這種實物貨幣的存在體現了明政府貨幣制度設計構架的不合理。這種不合理的制度設計同時導致了明代前中葉錢鈔貨幣結構的不穩定性。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的雙重壓力使得明代的貨幣結構面臨著急需轉變的境地，而海外白銀的大量流入最終為明代貨幣結構的轉變提供了可能，使得白銀得以擺脫實物貨幣的地位從而走向貴金屬地位，從這個意義上講，白銀流動的意義無法低估。

四、結語

通過上文對于有明一代白銀流通、性質和流動問題的重新考察，筆者以為明代的白銀貨幣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中其發揮的作用和性質并不相同。明代中前期白銀以及其他的實物貨幣的存在和輔助地位說明了明代經濟體的規模和發展程度。通貨不足和實物貨幣的大量存在一直遲滯著明代市場、貨幣和商品經濟的發育。所謂危機就是轉機。面臨市場壓力和民間通貨需要的明代經濟最終又是在市場的影響下選擇了白銀作為主要貨幣，但是白銀的有限來源使得社會經濟的規模一直難以得到有效的擴大，最終海外白銀的大量流入為中國貨幣結構的構建提供了可靠的保證。在以白銀為中心的全球經濟體系中，中國因其參與世界的銀貨貿易并大量吸收海外白銀的能力使其商品經濟和市場得到極大的刺激和拓展。本文在最后提出了理解白銀內流對中國意義的兩種不同論點，旨在說明正確理解中國貨幣經濟和貨幣結構的狀況也是認識中國歷史的一條主線。

（指導老師：林文勛教授）

注 釋：

丘浚主張恢復金銀的貨幣地位，“自古之幣，皆以金若銅，未有用他物者”《大學衍義補》卷27，《銅楮之幣下》（引自文淵閣四庫資料，以下同）。王世貞也指出“是以白金之為幣，長也”《州史料后集》卷37。顧炎武也說“由是鈔法阻滯，公私病之，故由是命”《日知錄之余》卷2，《禁金銀》.

尤以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靳學顏、陳子龍等人為代表，見其相關著作。也可參見葉世昌：《中國貨幣理論史》，廈門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72-181頁.

邱永志：《明代貨幣結構的轉變與白銀的性質問題》，《中國錢幣》2012年02期.

（日）柿沼陽平在其最近的貨幣史文章中反思了中國貨幣史上的盛衰論等觀點，同時介紹了日本眾多學者重新闡釋中國歷史上的貨幣問題的研究狀況：貨幣區域論、多元性貨幣經濟的流通、貨幣流通領域的層次性和不對稱性、貨幣經濟的主角等論點值得關注。見其文：《中國古代貨幣經濟史研究的意義和分析視角》，《中國錢幣》2011年02、04期.

劉光臨：《明代通貨問題研究―對明代貨幣經濟規模和結構的初步估計》，《中國經濟史研究》2011年01期.

林文勛：《唐宋社會變革論綱》，導言部分，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全漢升：《宋明間白銀購買力的變動及其原因》，見《中國經濟史研究二》，中華書局2011年版。《自宋至明政府歲入中錢銀比例的變動》，《中國經濟史論叢》，香港中文大學新亞研究所出版，1972年8月版。關于物價方面的變動，還可參見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劉光臨：《明代通貨問題研究―對明代貨幣經濟規模和結構的初步估計》一文.

黃仁宇：《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396―413頁.

彭信威：《中國貨幣史》，第370、519、356、501頁.

全漢升：《宋明白銀購買力的變動及其原因》，見《中國經濟史研究二》，第84―85頁.

吳承明：《16世紀和17世紀的中國市場》，《吳承明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

黃冕堂：《中國歷代物價問題考述》，齊魯書社2008年版，第5-6頁、41-6頁.

劉光臨：《明代通貨問題研究―對明代貨幣經濟規模和結構的初步估計》一文.

Roxanna.M.Brown, The Ming Gap and Shipwreck:ceramics in Southeast Asia.Ph.D Thesi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2004.

《明宣宗實錄》卷64.

轉引自田培棟：《明代社會經濟史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

王直《抑庵文后集》卷20，《送陸太守序》.

在這方面，龍登高做了大量的研究，見其：《中國傳統市場發展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他指出14-19世紀（明清時期）是中國傳統市場的成熟時期，當然他這個提法是就整體狀況而言的，但他沒有就明代前中期的市場狀況做出特別的介紹.

邱永志：《明代貨幣結構的轉變與白銀的性質問題》一文。關于明代后期的土地買賣狀況，可參見李文治：《明清時代封建土地關系的松解》，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

邱永志：《明代貨幣結構的轉變與白銀的性質問題》一文.

林文勛：《南詔貨幣流通分析》，《云南社會科學》，1999年01期?！对颇瞎糯泿盼幕l展的特點》，《思想戰線》，1998年06期.

李埏：《略論唐代的“錢帛兼行”》，《歷史研究》，1964年03期.

元代史料，（明）楊士奇撰《歷代名臣奏議》卷67，《治道》說：“市井懋遷，難以碎帖。店鋪多用鹽包紙片，酒庫則用油漆木牌?！边@里的鹽包、紙片、木牌等均是實物貨幣.

傅衣凌：《明代前期徽州土地買賣契約中的通貨》，《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黑田明伸：《貨幣制度的世界史―解讀“非對稱性”》，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高聰明：《論白銀在宋代貨幣經濟中的地位》，《河北大學學報》，1994年03期。同見汪圣鐸：《兩宋貨幣史》下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關于宋代白銀貨幣化的論點可閱王文成：《宋代白銀貨幣化研究》，云南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元末情況見呂午：《左史諫草》，戊戌中云“：近來州縣權時施宜，或為紙帖子，或為竹木牌，或作五十文，或作百文，雖不可以通行，而各處行之為便。”

黑田明伸：《貨幣制度的世界史―解讀“非對稱性”》，第87頁.

顧炎武：《日知錄》卷11.

《明史》卷78，《食貨志二》.

《明宣宗實錄》卷55.

傅衣凌：《明代前期徽州土地買賣契約中的通貨》一文，也可見萬明：《明代白銀貨幣化的初步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2003年01期.

《明孝宗實錄》卷197云：“云南專用海肥, 四川、貴州用茵香、花銀及鹽布, 江西、湖廣用米、谷、銀、布, 山西、陜西間用皮毛?！?/p>

（日）柿沼陽平：《中國古代貨幣經濟史研究的意義和分析視角》，《中國錢幣》2011年02、04期.

邱永志：《明代貨幣結構的轉變與白銀的性質問題》一文中有較具體的解釋.

《明太祖實錄》卷251中記載：“杭州諸郡商賈，不論貨物貴賤，一以金銀論價，由是鈔法阻滯，公私病之，固有是命?！?/p>

《明會典》卷37.

《明宣宗實錄》卷105中記載：“既瞽, 又以母故傷人, 可肴之, 令出銀十兩, 付死者家備葬。”

董郁奎《試論明代的白銀及其流通》，《浙江學刊》，1988年03期.

萬明：《明代白銀貨幣化的初步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2003年01期.

黑田明伸：《貨幣制度的世界史―解讀“非對稱性”》，第46頁.

萬明：《明代白銀貨幣化的初步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2003年01期.

關于明代國內市場上白銀的存量，應該加上前代遺留下來的白銀數額。據估計，唐、宋、元3朝白銀的總產量約為3.7億兩左右，但是這個數字沒有考慮中間流去國外的數字，實際上白銀在宋元時期曾大量流失國外。參見李隆生：《明末白銀存量的估計》，《中國錢幣》，2005年01期.

劉光臨：《明代通貨問題研究―對明代貨幣經濟規模和結構的初步估計》一文.

詳可參見萬明：《白銀貨幣化視角下的明代賦役改革》，《學術月刊》，2007年5月第39卷5號.

崇禎《清江縣志》卷1，《市鎮》.

田培棟：《論明代的朝貢貿易》，《明代社會經濟史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第94-95頁.

莊國土：《16-18世紀白銀流入數量的估算》，《中國錢幣》，1995年03期.

國內的白銀市場，既包括商業貿易市場也包括國家貢賦市場對于白銀的需求，因而有學者指出中國能夠大量吸收世界市場上的白銀就是因為貢賦市場的周轉和吸納能力，見陳春聲、劉志偉《貢賦、市場與物質生活―試論十八世紀美洲白銀輸入與中國社會變遷之關系》，《清華大學學報》，2010年05期25卷.

萬明《晚明社會變遷問題和研究》，第238頁.

萬明《晚明社會變遷問題和研究》，第236頁.

梁方仲、全漢升、百瀨弘以及歐美學者von Glahn、Yamamura等均有對這個問題的論述，近年來弗蘭克、吳承明、萬明、莊國土、錢江等學者均有關于明清時期白銀流入數量估算的文章，為我們提供了許多頗有成效的成果.

弗蘭克：《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劉北成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頁。

萬明：《晚明社會變遷問題和研究》，第242頁.

見梁方仲、全漢升、弗蘭克、萬明等學者的相關論著，因這些論文和著作經常被引用，固此不再詳細列出。

萬明：《晚明社會變遷問題和研究》，第242頁.

布羅代爾：《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上卷，唐家龍等譯，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第694頁.

篇（10）

制度非均衡是導致制度變遷的前提條件，也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內在動機。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中，這種制度非均衡因素主要有兩點。

1.主體行為錯位。一般地說，國際貨幣制度包括國際儲備資產的確定、匯率制度的協調與國際收支的調節方式等幾個方面。1973年之后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西方國家的貨幣制度進入一種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時期，但作為布雷頓森林時代標志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卻依舊在國際經濟金融活動中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布雷頓森林體系究其來源實際上是二戰之后英美兩個大國在各自提出的“凱恩斯計劃”與“懷特計劃”之間斗爭的結果，代表了資本主義大國利益。由于IMF殘存的舊有的國際貨幣體系的痼疾，使它不但沒有發揮應有的最后貸款人作用，反而因其在金融危機中開出一些不適當的“藥方”而備受世人的非議。

IMF成立于1945年，是一個旨在穩定國際匯價、消除妨礙世界貿易的外匯管制，并通過提供短期信貸解決成員國國際收支暫不平衡問題的國際機構，是當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國際金融組織，與世界銀行和WTO并列稱為世界三大經濟“聯合國”。50多年來，IMF對世界各國的國際貿易政策、匯率確定和貨幣政策都產生重大的影響。IMF始終以體現美國的國家利益為主線，美國在基金組織中一國所占的份額就達到18%，擁有絕對的否定權。IMF對會員國的貸款規模極其有限，而在資金分配方面又存在著不合理之處，其貸款按會員國交納的份額分配，主要發達工業國占有份額的最大比重，但目前貸款資金最需要的都是發展中國家。另外，IMF提供貸款時附加的限制性條件極其苛刻，這種限制性條件是指IMF會員國在使用它的貸款時必須采取一定經濟調整措施，以便在IMF貸款項目結束或即將結束時能夠恢復對外收支的平衡。IMF同其它金融機構一樣，在發放貸款時必須考慮貸款資金的回收問題，以保證它擁有的資金能夠循環使用，就此而言，IMF發放貸款時附加限制性條件顯然是無可非議的，然而從IMF近年來對一些發展中國家實行貸款限制性條件的實際結果看，由于IMF對發展中國家國際收支失衡的原因分析不夠準確和全面，附加貸款條件規定的緊縮和調整措施卻給借款國的經濟帶來了很大的負面影響。

在金融危機中，接受IMF的資金援助的東南亞各國都被迫按其所開的“藥方”進行調整和改革，而這些“藥方”都是：要求危機國采取財政緊縮和貨幣緊縮政策，提高利率以吸引外資進入并進一步穩定匯率；要求亞洲各國整頓金融機構，加速開放市場并邁向自由化，取消不平等的補貼政策等。IMF的這些限制性條件，產生了適得其反的效果，比如要求加速資本流動自由化，反倒進一步加劇了金融市場的動蕩；此外IMF對這些面臨匯率風暴沖擊的國家采取強制措施，不但無法恢復投資人的信心，反而加劇了資本的外逃；提高利率又迫使私人企業的資金成本大幅提高，從而加速破產的速度，并引發通貨膨脹的急劇上升。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指責美國借IMF對遭受金融危機的國家貸款之名，實行“經濟殖民主義”的掠奪。美國以援助為籌碼逼迫東南亞各國開放國內市場，并要求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這樣更動搖了市場的信心，使東南亞的金融危機進一步蔓延。

2.制度缺位。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以美元為中心的固定匯率徹底瓦解，1976年簽訂以浮動匯率制合法化、黃金非貨幣化為主要內容的牙買加協議從此宣告一個時代的結束，國際金融進入了一個沒有體系的時期（注：學術界對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后的國際貨幣體系沒有一個統一的定義，有人稱其為“沒有體系的體系”，也有人將其歸納為牙買體系。它的內容是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具有多元化的國際儲備資產，多樣化的匯率安排，多種形式的國際收支調節手段及各國相對靈活的國內宏觀政策選擇，這種制度使國際金融市場發生重大變化。）。這種國際貨幣體系不存在“超國家”的制度因素，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它只是各國對外貨幣政策和法規的簡單集合。其特征表現為：各國對外貨幣政策轉向自由放任，取消各種限制性制度，允許貨幣逐步走向自由流動和貨幣價格的自由浮動，市場成為調節經濟的主要手段。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市場本身就是一種制度，這種制度包含了一大批附屬的制度，并且與社會中其他制度的復合體相互作用?？傊?，經濟不只是市場機制，它還包括那些形成市場、構建市場和通過市場起作用或引導市場起作用的制度”（注：《簡明帕氏新經濟學辭典》第33頁，中國經濟出版社1991年版。）。后布雷頓森林時代所謂的“沒有體系”是當前國際金融制度安排的總體特征，由于這種體系所造成的制度缺位使國際金融體系處于一定程度的無序狀態，這是導致金融危機的又一個重要原因。這種制度缺位具體表現在：

(1)在金融危機的援救過程中缺乏最后的貸款者。目前，隨著經濟金融全球化的發展，全球金融市場正在形成，資本的跨國境流動加快，客觀上要求金融監管標準全球統一和國家干預國際化。亞洲金融危機暴露出目前國際貨幣體系存在天然的缺陷——缺少“世界中央銀行”，作為監管世界中央金融市場的“警察”和扮演國際最后貸款者。而這樣的職責由IMF來承擔是困難的，不改革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不進行國際經濟秩序和制度的創新，難以防止貨幣危機的再次發生。

(2)迅速膨脹的國際資本市場缺乏國際監督和防險措施。由于國際資本流動的背后，有銀行業的支持，使資本市場出現了所謂“高杠桿操作問題”；金融衍生工具的快速發展，使金融交易量增長大大加快，而這種金融衍生產品的出現，使習慣于集中管理的監管制度更難實施，金融衍生工具在很大程度上由避險的工具演變成高風險的投資工具，金融危機爆發的突然性，使金融監管相形失色；“信心”這類心理因素的影響越來越大，信息傳播的高速度，媒介的某種傾向性，使信心越來越難以穩定，越來越容易大幅波動。

(3)世界各國尤其是新興的發展中國家還沒有形成平穩的與金融自由化、經濟一體化相匹配的國際資本市場對接機制。資本的全球化將全世界的各個國家都卷了進來，新興的發展中國家在對貨幣的自由兌換、國際收支的調節、外匯儲備的選擇與管理上還不能適應國際資本流動與變化的節奏。這一方面是國際資本運動非核心國與核心國之間在經濟制度安排上的不銜接，同時也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經濟制度的不銜接，國際經濟金融組織與各國經濟制度的不銜接。金融的自由化進程過于迅速，出現了無序、波動過大和惡意投機以致破壞自由市場的趨勢。自由化進程已帶來三個問題：一是投機性成份超過投資性的程度；二是金融經濟的虛擬化發展到超過真實經濟太大太多的程度；三是自由化發展到發達國家失控、發展中國家經濟安全受到威脅的程度。

(4)對以對沖基金(HedgeFund)為主要代表的國際壟斷資本缺乏必要的間接管理。亞洲金融危機的導火索是國際投機炒家運用對沖基金這種高杠桿的金融銜生工具瘋狂炒作引起的。1998年10月傳出的關于美國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向國際15家大銀行融資35億美元以挽救險些倒閉的頹勢，反過來說明，對沖基金是有錢的游戲，它具有高回報，同時銀行向其貸款風險也是相當大的。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提出要通過監管銀行來加強有關對沖基金的管理，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詹姆斯·托賓提出征收資本交易稅的設想，也是對國際資本流動尤其是短期游資對各國金融市場的沖擊的一定限制，值得引起人們的注意。

二、國際貨幣體系的制度變革與創新

任何時期的國際貨幣體系都是對當時的世界經濟現實作出的客觀選擇，現存的金融體制不是為今天全球化的世界經濟所設計的。發展中國家經濟在國際金融體制中的影響日益增強，仍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主導的現行貨幣體系顯然不能適應這一變化，它不能從根本上滿足金融市場全球化、全球資金一體化以及信息技術高度發達的客觀要求，因此現行國際貨幣體系面臨越來越嚴峻的挑戰。制度非均衡存在必然產生制度需求，這里的制度需求也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為適應外部環境客觀形勢的變化進行制度變革，另一方面是為填補制度缺位而進行制度創新。這種制度變革與創新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改進或創建新的國際金融機構。(1)加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功能。IMF在后布雷頓森林時代也曾起到過很大作用，但它在職能安排上已不適應新形勢變化的要求。一是受美國及其它西方發達國家干預的色彩太濃；二是在其貸款的份額、對全球資本流動的監測和預警系統方面存在極大缺陷。目前需進一步擴大其防范和支持當事國化解金融危機的能力，協調成員國的貨幣政策，提供中長期貸款以協助其克服國際收支的困難。(2)提高世界銀行在穩定國際金融體制中的作用，提升世界銀行發展委員會的職能。如讓世界銀行承擔部分化解受害國金融風險的支持功能；發揮區域性國際金融機構如亞洲開發銀行的作用，加強對遭受危機襲擊的國家實施資金援助。(3)許多經濟學家都主張建立一個最后貸款人，來避免產生金融不穩定的過度道德風險。IMF難以擔當最后貸款人的重責，我們傾向于建立一個諸如“世界金融組織”(WFO)的機構，制定新的規則和宗旨，提高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中的地位和作用，使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平等參與國際資本流動和國際金融運行規則的制定，規范國際金融市場行為。(4)以國際清算銀行為中心，建立國際金融風險預警系統，提高國際金融預防風險的能力，為IMF或其它國際金融機構提供基礎性材料，向有關成員國發出金融風險的預警信息。

篇（11）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16）11-0229-02

2005年，教育部在《關于進一步加強高等學校本科教學工作的若干意見》中提出：要“積極推動研究性教學，提高大學生的創新能力”，“引導大學生了解多種學術觀點并開展討論、追蹤本學科領域最新進展，提高自主學習和獨立研究的能力”。這是本科教育文件中首次明確提出“研究性教學”，標志著研究性教學新的發展階段的開始。

2015年，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深化高等學校創新創業教育改革的實施意見。2015年起全面深化高校創新創業教育改革。2017年取得重要進展，形成科學先進、廣泛認同、具有中國特色的創新創業教育理念，形成一批可復制可推廣的制度成果，普及創新創業教育，實現新一輪大學生創業引領計劃預期目標。2020年建立健全課堂教學、自主學習、結合實踐、指導幫扶、文化引領融為一體的高校創新創業教育體系，人才培養質量顯著提升，學生的創新精神、創業意識和創新創業能力明顯增強，投身創業實踐的學生顯著增加。

《國際金融》課程是高等院校經濟管理類本科專業的必修或者選修課程。根據以往學生學習《國際金融》的感受來分析，學生普遍認為國際金融課程具備的特點是“難、雜、遠、熱”。

“難”：有些問題不好理解，如金融危機、金融監管、債務危機（希臘、冰島）;“雜”：有的問題包羅萬象，如匯率問題;“遠”：有的內容距離實際生活較遠，如國際貨幣制度與體系、SDR計價及分配、IMF投票權問題;“熱”：很多內容都是熱點，人民幣升值與貶值、人民幣國際化、外匯儲備規模等。

我國高等院校各級層面都在實施創新創業教育改革，改變傳統的“填鴨式”灌輸知識型教學方法，推行討論式，案例式，研究式教學等各種教學方法。在“培養學生批判性思維能力”和“倡導自主性和個性化學習”的理念影響下，《國際金融》課程采用研究型教學符合教育教學改革要求。

一、重視學生的自主性學習，做到個體差異與團隊合作的平衡

國際金融課程時要求學生進行分組，自愿分組。但必須符合每組都有男生和女生，每組中都有學生干部。每組推選組長一名，組長對組員進行學習分工。有的負責收集資料，有的負責制作小組講課的PPT，有的上臺演講，有的負責拍攝視頻，每位同學都參與到課程教學研究之中。

二、從課題導入與案例分析入手，結合慕課和網絡平臺，采用多種教學方法相結合，做到教與學的有機融合

課程教學過程中重視訓練學生對國際金融問題的研究能力，表達能力和思維能力。本人列舉以下代表性的《國際金融》研究型教學學生分組討論參考題目： 1.比較分析金磚五國（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南非）與發達國家（美國等）的國際收支平衡表（以2014年或者2015年度分析）;2.人民幣匯率變化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3.結合我國外匯儲備實際情況，分析我國國際儲備總量管理中應考慮哪些因素; 4.分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亞洲投資銀行、國際開發協會、國際金融公司的貸款對象、貸款條件各有什么特點。

課題組列出與國際金融課程相關的研究課題20多題，每組由組長隨機抽簽準備課題研究的相關資料，并進行組員的分工與協作。包括資料收集，制作課件，上臺演講，拍攝視頻，回答其它組同學提問等等。

三、國際金融研究型教學以培養學生的個性化學習和自主學習能力為目標

國際金融以幫助學生認識和解決當代國際金融領域特點問題為主要目的，具體包括案例分析與點評、撰寫國際金融小論文等類型。課題組老師規定案例點評及小論文的規范格式要求。學生可以在相關金融網站及參考文獻書籍資料中整理案例，撰寫小論文。

四、注重對學生學習過程的評價，做到課程考核方法及成績評定多指標

在高校，形成性評價則常常體現在對學生平時成績評定的過程中。在高等教育大眾化的背景下，高校學生課程考核成績的評定不應該只關注教學結果（即期末考試成績），還應關注教學過程（即平時成績）。平時成績是高校現行課程考核模式下學生成績評定最重要的補充。課題組成員非常重視國際金融課程的平時成績，并向學校有關部門申請改革課程總評成績構成比例。學校教務處及學院教學工作委員會審批同意調整成績構成比例。

國際金融課程總評成績由以下部分組成：總評成績=平時成績×60%+期末成績×40%;平時成績由以下部分組成：

1.考勤（20%）;2..學生課堂分組討論用PPT講授并由錄制視頻（8分鐘左右）（20%）（討論題目給定）;3.課程小論文（20%）（3000字左右）（提供寫作模板）;4.國際金融案例及點評（20%）（1000字左右）;5.作業（20%）（5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