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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在西方微觀經濟學中，關于企業的理論集中在“廠商理論”部分。所謂廠商是指能做出獨立生產決策的單位，主要包括個人企業、合伙企業和公司制企業。在研究生產者行為時，一般的理論假定是，企業都是具有完全理性的經濟人，其生產目的是追求利潤的最大化，即在既定的產量下實現成本最小，或者在既定的成本下達到產量最大。廠商理論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1）生產理論。主要研究投入的生產要素與產量之間的關系，即如何配置資源，使生產要素既定時產量最大，或者說使產量既定時投入的生產要素最少。（2）成本理論。主要研究成本與收益之間的關系，廠商只有在扣除成本后，才能談得上利潤的最大化。（3）市場理論。市場有不同的結構，即競爭與壟斷的程度不同。它研究的是當廠商面對不同的市場時，應該如何確定自己產品的產量和價格。企業只有處理好以上三方面問題，才能實現利潤最大化目標。

廠商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是傳統的微觀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假設。實際上，現代經濟學家的進一步分析認為，廠商的目標是多元化的。例如美國經濟學家W·鮑莫爾分析了廠商以銷售量最大化為目標的行為；美國制度學派經濟學家K·加爾布雷斯則把穩定與增長作為大公司這樣的廠商的目標，它們追求的是適度利潤。但是，在一般的微觀經濟理論中，仍以利潤最大化為基本假設，本文的分析也不例外。

在研究企業問題時，國內普遍使用的“效益”概念，在西方經濟學中并沒有對應的理論。西方經濟學中，一般使用的是“效率”概念。雖然生產理論、成本理論和市場理論等主要關注的是實物量，但關注的不是總量，而是比率（ration）以及比率的變化率。例如，關注的不是總產量，而是邊際產量和平均產量；關注的不是總收益，而是邊際收益和平均收益；關注的不是總成本，而是邊際成本和平均成本；關注的不是總勞動量，而是勞動生產率等。因此，研究企業狀況時使用“效率”作為指標順理成章。

在生產理論中，假定技術水平不變，那么，影響企業效率的因素主要有勞動、資本、土地、企業家才能。以Q代表總產量，L、K、N、E分別代表勞動、資本、土地和企業家才能，則生產函數可以表述為：

Q=f(L、K、N、E)

一般把土地作為固定的，企業家才能難以估算，因此，生產函數可以簡化為：Q=f(L、K)

著名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則進一步表述為：Q=ALαKβ

在生產函數中，各生產要素的配合比例稱作技術系數。不同行業、不同企業的技術系數是各不相同的。一般的分析中假定技術系數不變，如果技術系數可以變動，則生產要素的最適組合的原則是：應該使所購買的各種生產要素的邊際產量與價格的比例相等，即要使每一單位貨幣無論購買何種生產要素都能得到相等的邊際產量，達到生產者均衡狀態。

生產理論分析了影響企業效率的各種要素及其配置比例，主要考察的是企業的技術效率。但技術效率并不等于經濟效率，技術效率反映的是企業的投入產出組合，而經濟效率則是在考慮價格因素情況下的最低成本組合，它要求投入價格與產出價格的比率等于生產邊界的斜率。因此，要實現利潤最大化的目標，企業還要考慮收益與成本的關系，這就涉及到成本理論。

成本函數可以表述成下列公式：

C=f(Y、W、T)

其中，C為企業的總成本，Y為企業的產出變量，W是企業的投入價格向量，T為企業的制度結構。通常T被定義成“虛擬變量”。從該成本函數看，在對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率進行評估時，人們所選擇的指標主要不是通過工程成本研究來給定的一個絕對效率值，而是一種制度性的相對效率。因此，這一方法所考察的是技術效率和經濟效率共同作用的結果。例如，國有企業生產成本比私有企業低，這可能是由于前者技術效率比后者高，但經濟效率并不一定高。

當然，現實的市場結構由于競爭與壟斷程度不同而是不同的。在不同的市場條件下，企業收益與成本變動的規律也不相同，因而，企業對最大利潤的追求要受到相應的市場環境的制約，只有面對不同的市場采取不同的決策，才可能提高效率。

二、中國國有企業效率的決定因素及其影響程度分析

微觀經濟分析中所涉及到的效率主要是技術效率和配置效率。前者主要是投入產出效率，后者則為資源配置效率。技術效率是把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和資本生產率加以綜合的生產率指標，它能夠較好地反映出企業的綜合效率水平。測定技術效率的方法通常采用生產函數，主要是超越對數生產函數，然后運用OLS方法（普通最小二乘法）和隨機前沿模型進行分析。本文主要從技術效率的角度研究中國國有企業的效率。

Groves、Hay和Gordon等人對中國國有企業進行了抽樣調查數據分析，認為改革以來國有企業的效率的確取得了一定的增長，增長主要來自于獎金的激勵、人力素質和教育程度的改善。

劉小玄、鄭京海（1998）在此基礎上對1985~1994年中國國有企業的狀況進行了較為全面的研究，認為影響國有企業效率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留利。即企業在完成既定的基數利潤后留給自己的部分，由于上交的基數利潤是既定的，因而留利是一個變量。留利對產出效率的作用表現為，邊際利潤或留利的增長，會使邊際產出也相應增長。他們認為，企業真正追求的是留利或剩余的最大化，而不是利潤。

（2）浮動工資。浮動工資由獎金構成，來源于留利，以浮動工資占總工資的比例來測定。浮動工資是直接對職工的激勵，因而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產出效率。

（3）經理（或廠長）的工資。這是對經營者的激勵因素，而經營者對企業的發展和效率的提高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尤其在中國的企業中，在缺乏資本的真正所有者、企業主要依靠企業家才能來推動和發展的情形下，經理（或廠長）的工資對企業效率的提高作用重大。

（4）企業年齡。一些研究生產率的經濟學文獻都證實了企業年齡對于企業的效率具有顯著作用，然而，究竟是年輕的企業有效率還是年老的企業有效率，在不同國家、不同時期和不同條件下往往是不同的。據Pitt和Lee（1981）的研究，年輕的企業比年老的企業更有效率。而另外的看法則是，年老的企業更有經驗，在其市場經營和組織管理和工人的技術操作方面積累了較多的信息，具有相應的信息和人力資本的優勢。在國有企業中，企業年齡對企業效率究竟是什么關系需要研究。

（5）教育程度。這是一個標志企業人力資本質量的變量，以企業的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職工占全部職工的比重來測定。通常認為，企業的教育程度對企業的效率有著積極的正效應。在Gordon和Li（1995）看來，在80年代中期，中國的國有企業的生產率的增長中大約有一半得益于勞動力教育程度的改善。雖有高估的可能，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和人力資本對效率的重要作用。

（6）其它的解釋變量。如開工率、決策權、市場競爭程度、預算約束、時間、地區、規模和產業等都對企業的效率有不同側面和程度的影響，可以作為“虛擬變量”進行分析。

在此基礎上，他們提出了如下的超越對數生產函數：

㏑Y=α+β1㏑L+β2㏑K+β3(㏑L)(㏑L)+β4(㏑K)(㏑K)+β5(㏑K)(㏑L)+βiXi

其中，α為殘差，它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效率的近似值，并可以為各種政策變量、制度變量、企業特征變量所解釋；K和L分別代表資本和勞動投入要素；Xi為添加的各種解釋變量。這里主要關注的是由Xi所代表的各種解釋變量與企業效率的關系。

對于上述生產函數，分別運用OLS方法和隨機前沿模型的極大似然方法（過程復雜，這里略去介紹）進行了分析，得出的結論是：

留利對企業效率有著積極的正效果。在OLS分析中，留利大約可以解釋產出增長的10%；在前沿生產函數模型分析中，留利對產出增長的解釋大約8%；在殘差模型中，留利每增長一個單位可使效率增長約5%。看來，留利是企業發展和提高效率的源泉之一，也就是說，剩余權對于企業有著積極的意義。

浮動工資比例也對企業效率有著顯著的正效果。在OLS分析中，該變量大約可以解釋產出增長的8%；在另外兩個模型中，效率約可增長5-6%。

企業年齡變量對企業產出增長的作用也是積極的和顯著的，其解釋程度達到12%；即使排除了隨機誤差項干擾的其他模型中，效率的相應增長也達到7-9%。

經理（廠長）工資變量對企業效率也有著積極的正效應，但這種效應似乎不太大，在前沿生產模型和殘差模型中其解釋程度分別為3-5%。

教育程度變量對于企業的產出增長率的作用相當穩定，其在OLS和前沿生產模型分析中都能保持在10%的正效應水平上，而在殘差模型中其解釋程度也不低于9%的水平。

在其他變量中，除開工率外其他變量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決策權、市場競爭程度、預算約束、產業變量等雖然都對企業的效率有不同側面和程度的影響，但效應有的不明顯，有的不清楚。

另外，運用前沿隨機生產函數模型還對國有企業的平均效率進行了測定，它大約在0.5左右。這表明國有企業的效率普遍不高，只能達到生產可能性的一半的水平。

上述實證分析的結果表明，在中國企業改革過程中，生產率增長的決定因素除了規模、資本裝備率等由技術性規定的因素外，最主要的因素是產權（決定留利，進而決定經理和職工的工資）、人力資本（如教育程度）和市場競爭。雖然市場競爭因素在上述模型中效應不明顯，但這說明國有企業之間的競爭效率很低，與鄉鎮企業、合資企業等相比有很大的差距，這也恰恰提醒我們要進一步加大國有企業的放開程度。

三、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的效率比較

為了更全面地透視和把握國有企業的整體效率，有必要在以上對國有企業本身效率分析的基礎上，通過與非國有企業效率的比較來做進一步的研究。對此，劉小玄（2000）從所有制結構和企業隸屬等級制的角度作了較為深入的探討；姚洋（1998）則對非國有經濟成分對工業企業技術效率的影響進行了分析。

劉小玄以1995年全國工業普查的數據為基礎，從全部75萬家企業中選擇了20余個產業，共計大約17萬家具有競爭性特點的企業進行了效率測定。分析方法主要采用了生產函數模型和OLS計量方法，分別對普查數據中提供的所有制變量和企業隸屬等級制變量對于企業效率的影響進行了分析和比較，得出的結論主要是：

就所有制變量的影響看，國有企業在全部測定的行業中效率最低，這個結論相當穩定，并且在所有測定的行業中表現得完全一致。同樣，另一個十分穩定的結論是，私營個體企業的平均效率最高。具體來說：以國有企業為參照系來比較，私營個體企業的平均效率最高，大約為國有企業平均效率的2-5倍左右；其次為三資企業，平均效率約為國有企業的2倍左右；再次為股份制企業和集體企業，其平均效率約為國有企業的1-2倍。

這一結果表明，企業產權關系對企業效率有直接的影響。國有企業效率最低是由于產權結構單一，難以形成所有者激勵；令人關注的股份制企業效率不高，是由于其是人為的捏合和行政力量推動的結果，初步形成的產權結構還不夠穩定，尚處于未定型的產權狀態；而私營和個體企業的良好業績則完全來自于明晰的產權關系，這種產權關系不僅十分穩定，而且是在市場經濟中自發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同樣，三資企業良好的績效主要得益于其相對明晰和穩定的產權關系。

對于企業隸屬等級制變量，模型分析的結果表明：在所有的行業中，村級企業的效率最高，而且十分穩定和一致。其次，在大部分行業中，鄉、鎮、村或街道這一層次的企業平均效率明顯高于縣級以上的企業。這表明，處于比較低的等級層次的、均為計劃外的民營企業，往往比那些較高等級層次的、主要是計劃內的傳統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具有較高的效率。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呢？這實際上是與所有制因素相聯系的。因為等級越低的企業往往是由民營或私有企業組成的，這些企業的產權模式實質上是古典式的；而中央或省地級控制下的企業幾乎是清一色的國有企業。這與上述所有制因素對企業效率的影響的結論是一致的。這也說明，企業的效率高低不在于行政隸屬等級的高低，而且二者恰恰表現為反方向的關系。

可見，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并存的轉軌狀態下，越是遠離計劃控制鏈條的企業發展得越快，效率也越高，而且這種效率通過市場競爭關系逐漸“輻射”開來。這是市場經濟發展必然導致的結論。

姚洋（1998）分析了非國有經濟成分對工業企業技術效率的影響。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非國有經濟成分獲得了長足的發展，也對國有企業的整體效率產生了積極的作用。其作用之一便是提高我國工業企業的技術效率，這種提高可能來自兩個方面：其一，非國有企業改變了國有企業的運行機制，變無人負責為有人負責，從而達到節約投入、提高效率的效果。其二，非國有成分的增加還可能對全體企業從兩方面產生正的外部性：（一）非國有企業的增加加劇了市場競爭，從而迫使所有的企業包括國有企業提高效率，以便能在激烈的競爭中生存，這種效應稱為內部效應；（二）外資的進入可能同時帶入先進的生產和管理技術，并擴散到其它企業中去，這種效應可以稱為外部效應。

姚洋利用1995年工業普查資料，抽取了12個大類行業中的14670個企業作為樣本，首先采用隨機前沿生產函數模型估計這12個大類行業的生產函數，然后在此基礎上計算各個企業的技術效率，并對之進行回歸分析。實證分析的結果表明：與國有企業相比，集體企業的技術效率高22%，私營企業高57%，國外三資企業高39%，港澳臺三資企業高33%。可見，非國有企業比國有企業具有更高的效率，同時，這些統計結果也充分地證明了非國有成分對提高中國工業企業技術水平的內部效應。

那么，非國有經濟成分對國有企業的外部效應如何呢？實證分析的結果顯示：行業中集體企業和國外三資企業的數量每增加一個百分點，每個企業的技術效率分別提高0.2%和1.1%；但是行業中私營企業和港、澳、臺三資企業同等數量的增加卻使得每個企業的技術效率分別降低0.7%和2.8%。前者的正外部效應說明，集體企業和國外三資企業在提高自身效率的同時，也對本行業的生產和管理技術的傳播起到了顯著的促進作用。后者的負外部效應說明，盡管私營企業和港、澳、臺三資企業自身的效率比國有企業高，它們的增加卻對行業內其它企業技術效率的提高起到了顯著的抑制作用。對后一結果的一個解釋是，私營企業和港、澳、臺三資企業導致行業內部的過度競爭，造成產品的積壓，因而減低了效率。另一種可能的解釋是，私營企業和港、澳、臺三資企業封閉性較強，不輕易轉讓自己的技術和管理經驗。

四、結論

通過以上粗線條的介紹和綜述可以看出，微觀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對中國國有企業的效率有很強的解釋力，為我們分析中國的國有企業效率問題提供了有用的工具。對國有企業效率的研究不僅需要理論上的分析，更需要嚴肅的實證分析，以為國有企業的改革提供全面的決策參考。

改革以來國有企業的效率的確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這說明市場化的改革方向是正確的。國有企業效率增長的決定因素除了規模、資本裝備率等由技術性規定的因素外，最主要的因素是產權（決定留利，進而決定經理和職工的工資）、人力資本（如教育程度）和市場競爭。

其它因素中，產業因素對企業效率的影響表明我國市場經濟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壟斷性特征，由此形成一定的壟斷性的效率來源。地區因素表明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具有明顯的生產率優勢，這可能得益于該地區的開放程度、市場發育程度以及人力資源素質較高等因素。當然還有其它未提到的因素可能對國有企業效率的增長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還需要從新的角度進行挖掘。

國有企業的效率雖然有所提高，但與其它非國有企業相比都要低，這與國外關于企業效率的實證研究的結論是完全一致的。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一方面與國有企業自身的性質、所有制結構、行政隸屬等先天因素有關；另一方面，也預示了國有企業有進一步改善效率的巨大空間，這也許通過先進的生產技術和成熟的管理經驗的引進得以實現。

國有企業先天效率的低下以及非國有企業對整個企業效率提高的積極作用，也向我們提供了一條有益的啟示，這就是政府應盡量減少國有企業的數量，鼓勵其它非國有經濟成分的生長，把政府可管可不管的事情盡量交給市場去完成，使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的結構達到自然的均衡狀態，這也許是中國國有企業進一步改革和前進的方向。

參考文獻

劉小玄、鄭京海，1998：《國有企業效率的決定因素：1985-1994》，《經濟研究》第1期。

劉小玄，2000：《中國工業企業的所有制結構對效率差異的影響》，《經濟研究》第2期。

姚洋，1998：《非國有經濟成分對我國工業企業技術效率的影響》，《經濟研究》第12期。

張軍，1998：《需求、規模效應與中國國有工業的虧損：一個產業組織的方法》，《經濟研究》第6期。

篇（2）

在成為職業旅行家之前，小鵬也當過白領，熟悉跟白領有關的一切標簽，比如西裝、寫字樓和星巴克。然而在朝九晚五的刻板鐘點制以及必須在同事中掩藏自己的生活中，每分鐘對他來說都是無聊。于是他選擇了打點行囊開始上路。但當你成為職業旅行家，旅行未見得比日常生活輕松，每天要規劃行程，控制時間，這樣才能走得遠，看得多。但他甘之如飴。

寂寞的旅途中，和人分享自己的旅程是一件快事，旅行家常常也是作家和攝影家。旅行家有自己的故事，也寫別人和城市的故事，為節約時間，小鵬常在從A城到B城的車上寫完。而寫城市故事的時候，小鵬愿意為之付出當年寫經濟學論文的努力：他先查閱大量的資料才開始行文。看了他寫的東西，很難判斷到底是他的旅程還是他的文筆帶來了筆下流動的詩意。當他在西班牙遭遇高迪的時候，他這樣寫道：

“高迪出生在一個手工藝世家，上代和上上代都是銅匠。追溯更古遠的祖先，甚至還能找到鐵匠、木匠。遺傳基因讓高迪天生具有良好的空間結構能力和雕塑感覺。我甚至相信高迪作為雕塑家是先于他作為建筑師存在的，因為那些鐵片、馬賽克、毛石、鏡面甚至碎瓦殘陶在高迪看來都可雕可塑。我還相信高迪同樣是一個出色的音樂家。因為我聽到那一塊塊磚瓦是凝固的音樂，那波浪的建筑曲線是流動的音樂，那絢爛的色彩是綻放的音樂，一切都是美的旋律。”

一個優秀的職業旅行家，不僅僅是跑路的強人，還是一個講故事的能手，甚至，是一個詩人。

旅行家的賬本

其實旅行家也和所有普通人一樣要解決收支平衡的問題，窮人的概念變成了付不起旅費的人，而且旅途中的賬單更為昂貴，否則旅行無以為繼，甚至找不到一個安身之地，這大概是許多旅行家走出第一步時面臨的最困難的問題。然而對于小鵬來說，旅行需要的不過是簡簡單單的決心二字。旅行的開始，小鵬一路窮游，住最便宜的旅館，能走路到達的地方絕不乘公交車，在比薩露宿過街頭，在巴黎徒步走雪地，偶爾也停下來打零工。

小鵬在個人網站上發表自己的旅行見聞吸引了圖書編輯的注意。第一本書出版帶來的版稅讓他旅行了半年。半年之后，他身無分文地打道回府，在王府井就地坐下乞討，乞討的地方就在他半年前簽售的書店旁邊，路人沒有人認出他來。在路上，遇到喜歡的地方和欣賞的朋友，他就停下來用簡單的工作換來幾個月簡單的生活。那些年里每次搬家，隨行的只有背包。

走得越遠，路也越開闊，在圈子里有了知名度，小鵬手頭多了很多邀約。跟雜志社合作提供照片，跟電視臺合作當旅游節目的出境記者，參加商業活動，再加上廣告，收入漸漸寬裕，不敢說盆滿缽滿，但經濟上的安全感自不待言。

旅行的意義

一上路，他就走了十二年。他說，旅行是一種觸摸人生的方式，每位行者都走在自己的朝圣路上。在路上，他仰望星空，看城市，看村子。這一路有平順也有磕絆，因為即便逃離固定地點的世俗生活，旅行家也無法避免人生必然的起伏和高峰低谷，在真實的千山萬水間，旅行家也一起走過內心的千山萬水。于是在永不停息的腳步中，旅行家甩開束縛，追逐夢想，把自己帶出低谷。

走著走著，自己和自己交談，腦子不斷地思考，尋找自己是誰，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的答案，蘇格拉底說這是人最難的問題，卻也是最重要的問題。

篇（3）

區域旅游合作是指不同區域之間或區域內部不同地區之間的旅游經濟主體，根據市場的需求，依據一定的目標、原則和制度，將旅游系統各要素在地區之間進行重新配置、整合與優化，形成規模更大、品牌更鮮明、效益更佳的區域旅游聯合體的旅游經濟行為。區域旅游合作機制是區域旅游經濟協作系統中各構成要素之間相互促進、相互制約的關系和運轉方式（馬海鷹，2004）。完善的區域旅游合作機制，有助于促進旅游合作的形成與發展，本文從宏觀與微觀兩個層面探討區域旅游合作的動力機制問題。

一、區域旅游合作的宏觀驅動力。

區域旅游合作是通過旅游業要素的流動、共享，達到旅游經濟增長及促進國民經濟發展之目的，最終擴大地方就業，增加外匯收入，保持國際收支平衡，促進區域經濟、政治、文化的融合，改善國際關系，提升區域形象和地位等，其主要的宏觀驅動力有：

1.資源互補，市場共享。

由于自然條件與自然環境的地域分異規律作用及各地區歷史文化背景的不同，旅游資源的分布具有不可移動性、地區差異性的特點。區域與區域之間的旅游資源數量、結構、質量、分布不可能完全一樣，主導旅游資源也會有顯著差別，區域之間的資源具有互補性。資源互補通常是區域間旅游業聯合的基礎，實行區域之間的合作，可以跨越地理范圍限制，充分利用區域外的資源，能夠在更大范圍內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我國區域旅游資源的區域差異較大，互補性較強，為區域之間開展旅游合作，形成豐富、完整的旅游產品體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2.擴大要素流動范圍，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區域旅游業在其成長過程中，經濟總是和規模不斷擴張，市場范圍逐漸擴大，物流、人流、信息流、資金流、技術流逐步加快。

原有區域空間越來越不能滿足要素擴張的需要，需要尋找新的更大的空間。特別是區域旅游企業營銷網絡的擴大和客源市場半徑的增加迫使要素突破本區域限制，向區域外更大范圍流動。區域合作為這種擴大的要素流動提供了發展空間，使不同區域的旅游產業要素相互融合，形成最佳的配置效率。發達地區的大量資本需要尋找新的投資項目和投資區域，一般選擇資源、勞動力豐富但經濟欠發達的地區作為合作的對象，以實現其資本增值之目的，欠發達地區的資源、勞動力與發達地區的資本、技術結合起來，就會產生新的經濟增長機會，當地的資源得以開發利用、勞動力價值得以實現，兩者的聯合提高了雙方要素的配置效率。國際上，實力雄厚的旅游企業（以著名的飯店集團為主）不斷向發展中國家滲透、聯合，為這些國家的旅游接待業和旅游經濟增長帶來了極大的幫助，就是這種動力機制的有力證明。

3.加強旅游信息共享和交流的需要。

21世紀是信息經濟時代，信息的及時性與準確性直接影響生產。旅游行業同樣也離不開信息，有些產業甚至把信息作為贏利的核心，如旅行社業。旅游信息的不及時和不準確很容易造成旅游資源的重復開發和浪費。行政區的封閉式旅游發展忽視旅游信息的重要性，既不主動了解外界旅游信息也不向外旅游信息。這樣就不能及時依據旅游市場需求的變化開發一些個性化的旅游產品，因此，旅游業的發展需要信息的共享與交流。

4.合作開發與共同管理，實現區域旅游的“多贏”。

許多旅游資源的分布具有跨區域（特別是行政區域）性特征，也就是說許多地理位置鄰近的區域會共同擁有某些獨立旅游資源實體的一部分，如一條風景河流流經幾個區域（地區或國家），一座山脈跨越幾個區域，一片森林覆蓋地涉及到幾個區域，等等。這樣，相鄰的區域因為共同擁有某種旅游資源而成為聯合的對象，需要合作開發資源，共同管理資源。如果不進行區域協作，會出現兩種結果，一是相鄰區域要么沒有能力（如缺少資金、技術、人才）開發，要么不愿意開發或暫不考慮開發（由于利益難以協調的緣故），最終共有的旅游資源得不到開發，失去其應有的旅游價值，這是各區域都不愿出現的結果。二是由于資源的跨地域性，各方為了各自的利益互不相讓、互不妥協，無法達成合作，也無法實現資源開發；或者都只是在各方境內按照自己的方式進行開發，而不顧及到其他區域，最終導致旅游資源的破壞。這種“不合作”多以第二種形式出現。一旦出現這種混亂局面，區域之間最終會“艱難”地走到談判桌旁，開始不情愿又不得已的合作。無論這種合作出于什么目的，對旅游資源開發與保護本身都是有益處的。隨著合作的深入，區域之間由不自覺到自覺，由消極被動到積極主動，最終形成旅游資源合作開發、旅游業的共同管理的內在動力機制。

5.減少地區沖突，緩和區際關系，保持社會穩定。

每個區域都有著各自獨立的利益，且有著各自的發展目標和模式，在復雜的經濟及社會交往中會觸及其他區域的利益，由此產生區域沖突。在旅游業發展中，旅游資源開發與管理、旅游設施和項目的建設，旅游服務的提供與市場秩序的穩定等方面如果處理不好便會產生區域矛盾和沖突。為了減少沖突帶來的利益損失，區域之間常會選擇協商方式實現聯合協作，共同解決產生沖突的問題，以緩和緊張的區際關系，保持各自的經濟健康發展和社會穩定。從這個意義上說，區域間的聯合不僅具有經濟的目標，更具有政治意義。

6.經濟、文化、政治相互融合。

旅游業區域合作，政府充當著重要的角色，政府在區域合作與發展中的目標是全方位的，即在進行旅游業合作中，謀求區域經濟的增長、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政治上的信任與聯盟。有的區域合作目標是要在合作的范圍內實現區域一體化，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的高度融合、共生共存、和諧統一。如歐洲聯盟的合作就是要建立一體化的歐洲地區，以與北美和亞洲抗衡。近年來，東盟的區域合作進程加快，合作范圍擴大到非東盟組織的國家和地區，包括中、日、韓三國。目的就是要建立一個經濟自由化、政治一體化、文化區域化的“東亞自由貿易區”。旅游業成為“10+3”組織最重要的合作領域之一，旅游業合作是促進“10+3”經濟、文化、政治相互融合的主要手段和重要途徑。

此外，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發展態勢下，世界范圍內各種形式的區域經濟合作體不斷涌現，而區域旅游合作也呈現出了迅猛發展的態勢，區域之間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根據區域利益主體的需求開展不同層次的合作已成為必然。

二、區域旅游合作的微觀驅動力。

旅游企業是區域經濟發展的微觀主體，是實現區域旅游發展目標的實現者和核心力量，是區域利益的主要實現者。區域之間的企業聯合協作構成了區域合作的主要內容。旅游企業作為合作主體，在跨區域旅游合作中的驅動力主要有：

1.企業發展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的需要。

規模經濟，又名規模效益，是指在一個給定的技術水平上，隨著規模擴大，旅游企業的生產規模、資產總量、原料來源、市場范圍都會不斷擴大。在企業規模擴大的過程中，原區域的要素供應、市場需求都不能適應企業的擴展，企業就向外拓展生產要素的供給、尋求新的市場空間、尋找新的生產項目、尋求新的投資區域和合作伙伴，通過兼并、合資合營、收購、重組、特許經營、連鎖經營等方式與區域州同類企業或區域內企業進行廣泛的合作，擴大自身的規模，占領更大的市場空間，獲得規模經濟優勢。

范圍經濟是由企業經營范圍而不是規模帶來的經濟優勢，只要把兩種或更多的產品合并一起生產比分開來生產成本要低，就會存在范圍經濟優勢。在旅游企業規模化發展的進程中，企業的多元化經營使企業更具有范圍經濟的優勢。

企業在合作過程中，多元化經營是企業獲得競爭優勢的必由之路，將多種旅游產品合并進行開發，獲得成本優勢；在交易過程中，旅游企業之間互通信息，提高了合作效率，獲得了交易效率優勢。

2.協調企業間利益關系，加強企業間分工合作，提高企業競爭力。

在世界旅游業快速發展的今天，旅游企業之間的競爭日益激烈，不規范甚至惡性的市場競爭往往使競爭者兩敗俱傷，嚴重的會造成企業的破產。企業間一旦采取相互協商合作行動，就會開展分工協作，在競爭中謀求共同利益，減少甚至消除由惡性競爭而帶來的損失。通過企業合作，能有效協調彼此的利益關系，形成合理的分工協作，共同豐富產品結構，擴大市場份額，壯大經濟實力，提高企業競爭力。現實中，許多弱、小、散、差的旅游企業，一些處于同一區域的同類型且實力相當的企業，通過多種形式的協作聯合，如兼并收購、重組參股、戰略聯盟、特許經營等，弱者變強，強者更強，小者長大，大者更大。這些都有力地促進了區域旅游企業的結構調整和優化、企業實力和品牌的提升以及區域旅游基礎的夯實和旅游競爭力的增強。

3.引進管理機制和先進經驗，轉變思想觀念，提高企業綜合素質。

許多地區的旅游企業之所以顯得弱、小、差，并非其資金、人力資源、區位或客源分布等條件不好，主要原因是企業經營思想觀念落后、規劃設計和管理技術落后以及經營管理機制不靈活。這種情況在發展中國家和落后地區表現最為突出。旅游企業要發展壯大，靠自身單打獨斗，不進行行業聯合、區域協作，就難以創新和發展，難以學習并借鑒世界先進的企業管理經驗、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經營思想，難以獲得較快的發展。通過企業協作聯合，實現優勢互補，互相學習借鑒，共同探索、創新。特別是與發達國家和地區的企業合作，能獲得著名企業的無形資產，如品牌、管理經驗、經營機制和企業文化等。近年來，國外旅游企業集團攜資金、技術、管理和相關旅游資源大舉進軍中國市場，除了一些國際大飯店已進入中國市場外，其他實力雄厚的旅游企業，如香港永安、日本交通公社、美國運通公司、迪斯尼公司、德國TUI集團、凱撒旅游集團、舒曼旅行社紛紛以合資合作方式進入中國，為中國旅游企業提高綜合素質、逐步走向國際化帶來了巨大的機遇。

4.擴大資源利用范圍，拓展市場發展空間，增強企業實力旅游企業所擁有的資源，不僅包括自然旅游資源和人文旅游資源，還包括人力資源、資金和信息資源等。區域協作聯合，可以增加旅游企業利用資源的種類、數量和質量，豐富旅游產品的類型和延長旅游產業鏈。在競爭激烈的經濟時代，單個企業的市場拓展能力受諸多因素的制約而變得極為有限，企業要有效地拓展市場范圍，只有依靠聯合，將其他企業的市場也納入自身的市場范圍才能實現目標。企業聯合可以越過地區封鎖和市場壁壘直接在合作對象的區域內面向市場開展營銷，或吸引區域外的市場來本區域消費。旅游飯店集團的跨國、跨地區合作經營，就是通過在他國或地區建立連鎖飯店（或成員飯店）直接吸引當地人，從而達到擴大市場之目的。旅游景區（點）的異地合作，則可以在異地向當地客源市場開展宣傳推廣，最終吸引異地游客前來本景區（點）進行游覽、觀光、度假等活動，其市場范圍要比原市場要增大許多。

5.聯合治理并優化環境，促進企業持續發展。

旅游企業在開發旅游資源、組織旅游線路、建設旅游設施和項目等方面經常會遇到資源分布跨區域，基礎設施、旅游線路、環境污染跨區域等問題。如果單個企業獨立解決這些問題，勢必因成本、技術、利益關系等因素影響而收不到預定的效果。為了降低開發成本與環境治理和保護的成本，克服技術障礙，提高旅游經濟效益，企業與企業之間往往聯手行動，共同治理環境，實現企業可持續發展。跨境河流、山脈、海域的旅游資源開發和環境治理，跨區域的旅游安全保障、應急事故和公共危機的處理；旅游政策環境的統一協調等領域已方面成為近幾年旅游企業跨區域合作的重點。

6.政府和社會的引導與服務，使旅游企業健康發展。

政府為了實現地方經濟增長、增加當地就業、調整經濟結構、引進管理和技術經驗、促進要素合理流動等目標，增強區域競爭力，為不同地區間的旅游企業合作提供引導與服務，如信息、服務、政策、協調和扶持等，為企業合作營造良好的區域環境，使旅游企業產生合作動力和需求。社會組織也經常為旅游企業的跨區域合作提供便利，如金融、咨詢和宣傳等，促使區域內的企業健康發展以及區內外企業的合作交流。這些來自于旅游企業外部的環境條件也構成了企業實施跨區域合作重要的推動力量。

總之，區域旅游合作是一種復雜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現象，具有內在的發生、發展機制和復雜的外在表現形態。它以區域旅游經濟的合作發展為出發點，以區域社會系統（與旅游活動相關聯的）的溝通交流為表現形式，最終以地域文化的影響與融合為歸宿。這種綜合性的區域互動過程不僅有著深刻的經濟學、社會學、地理學和系統科學的理論機制，而且有著直接的宏觀的區域主體利益增長機制和微觀的經濟主體利益擴張機制。通過對外合作，區域旅游經濟、社會、文化系統將不斷發展、演變，由弱小到強大，由混沌到秩序，由低級到高級，螺旋式上升。參考文獻：

篇（4）

摘要：介紹了生態旅游農業的內涵及特點，對安徽生態旅游農業興起的背景作了論述，針對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安徽生態旅游農業發展的相應對策。

關鍵詞：生態旅游農業農業發展安徽0引言隨著社會的進步，尤其是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發展，人們的生活節奏加快，都市生活的狹小空間，更加引發了人們對于原生態環境的向往。和自然良性互動的訴求隨著人們生活壓力的增大而水漲船高。在這種語境下，生態旅游農業作為一種新型的生活方式走入人們的視野，調劑著人們的生活。通常，旅游會在一定程度上給環境內外帶來壓力，進而人們提出了生態旅游農業的理念。安徽在我國生態旅游農業發展領域是比較早的“試水”者，有著比較成熟的發展路徑和豐厚的實踐經驗。對安徽模式進行科學細致的解剖和分析對當前以及今后生態旅游農業的發展有繼往開來的重要作用，也符合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主流趨勢。

1生態旅游農業的內涵及特質。

1.1生態旅游農業的內涵。

所謂生態旅游農業是指20世紀首先在發達國家興起的一種旅游方式，它又被稱為旅游農業或觀光農業。以農業生產為依托，運用生態學原理和系統科學、環境美學的方法，在科學合理地利用現有農業資源的基礎上，將農業生產經營活動和發展旅游相結合的一種新型的交叉型產業，是一種現代旅游與現代農業相結合的高效農業，是集農業生產、產品營銷、旅游觀光等多功能于一體的立體式產業體系。[1]。生態旅游農業的發展前景十分廣闊。發展生態旅游農業不但可以促進農業生產和旅游業發展的良性互動，更重要的是，它有效整合了兩種產業的優勢和特色，既增加了經濟收入，又有效保護了生態環境。有人將生態旅游農業定義為“朝陽產業”，這種說法恰如其分。

1.2生態旅游農業的產業特質：①和諧共生性。生態旅游農業的特色之一就是在農業和旅游業發展的不同要素之間找到了一個很好的結合點。不同于傳統的農業發展模式，生態旅游農業對于環境、資源以及旅游的發展起著統籌兼顧的協調作用，既遵循了農業、旅游業的客觀發展規律，又實現了農業與旅游業二者的協調發展。②規劃性。生態旅游農業的發展并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是建立在科學充分的調查研究以及深入系統的分析預測基礎上。在實際過程中，相關專家、學者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通過對目標區域的實際調研擬定可行性報告，最終決定項目能否如期上馬。③交叉性產業。生態旅游農業是將農業與旅游業相結合而發展起來的新型產業，兼具農業與旅游業的特征，能夠充分利用資源，使農民同時獲得農業和旅游業兩種產業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④天然諧趣性。生態旅游農業的具體內容有很多，諸如生態觀光、鄉土民情等項目應有盡有，充分滿足了游客們在緊張的工作生活之外身心徹底放松的訴求，為人們宣泄自己的心理壓力提供了一條絕佳路徑。

2安徽生態旅游農業興趣的背景。

2.1地理優勢安徽地處暖溫帶與亞熱帶過渡地區，氣候溫暖濕潤，日光充足，季風明顯，四季分明，以淮河為分界線。淮河以北屬暖濕半濕潤季風氣候，淮河以南為亞熱帶濕潤季風氣候。這為生態旅游農業提供了有利的氣候條件。安徽有淮北平原農業區、江淮丘陵農業區、沿江平原農業區、皖南山地林茶糧區。這些區域特產豐富，如枇杷之鄉-歙縣、山核桃之鄉-寧國、酥梨之鄉-碭山、紅茶之鄉-祁門等。安徽有著豐富的戲曲文化，如黃梅戲、廬劇、鳳陽花鼓等。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物產，豐富的文化內涵為安徽的生態旅游農業提供了獨特的資源。

2.2政策扶持生態旅游農業的發展帶動了農業的騰飛，成為刺激農村經濟發展的新興增長點，增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和渠道，一定程度上消化了農村的大量剩余勞動力，轉嫁了農村的社會治安風險，優化了農村產業結構；同時，將農村的現有資源充分調動起來，激發了農民發家致富的主動性積極性，實現了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在新的載體基礎上的完美對接。為此2007年安徽省出臺了17號文件《關于推進旅游產業大省建設的意見》，確定打造旅游大省的發展思想，提出打造“三大板塊”（即大皖南旅游區，泛巢湖旅游區，新皖北旅游區）和“六大區域”品牌（即突出黃山，打造以世界遺產和徽文化為品牌的旅游區；突出大別山，打造以原生態和紅色旅游為品牌的旅游區；突出巢湖，打造以濱湖城市與商務休閑為品牌的旅游區；突出亳州、鳳陽、壽縣古城，打造以淮河流域文化為品牌的旅游區）。從財力上對規劃編制、景點建設、旅游接待賓館創星、“農家樂”創星等工作進行獎補。

 

2.3經濟能力因素。旅游活動能否長效進行下去與個人或家庭的經濟承受力有著莫大的關聯性。從一定意義上說，人們的收入水平和旅游的可能性存在正相關性。從國際上來看，旅游業對于各國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十分明顯，尤其是在英國、法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在人們的消費收支結構中，觀光旅游分量舉足輕重。這種情況在我國體現的也十分明顯。作為國民經濟新興產業的旅游業，近些年來伴隨著經濟迅速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顯著提高而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其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也愈來愈明顯。人們收入水平的提高刺激了生態旅游農業的不斷發展。我國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的不斷減低充分證明了人們的消費結構在新時期的發展趨勢：物質性消費不斷走低而精神享受性消費與日俱增。綠色消費和個性消費的理念蔚然成風深入人心，而旅游在其中扮演著無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人們消費理念和模式的演進成為近些年來生態旅游農業發展的重要助推力。

2.4國家“假日經濟”政策的強力助推。安徽生態旅游農業能在并不很長的時期內取得快速的發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國家政策的優越[2]。假日經濟是一種新的經濟模式，是在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人民閑暇時間日益增多的情況逐漸形成的。從1995年5月1日國家開始推行每周5天工作制起，國家對居民假日的每一次調整都為旅游業的發展帶來機遇。近年來，政府更是提出了“鼓勵消費、擴大內需”的經濟政策，并推出了“五、一”、“十、一”、“春節”三個七天的假期，使我國每年的公休假日達到114天，奠定了假日經濟發展的堅實基礎。各種假日的不斷增多對安徽生態旅游發展的積極作用以后會更加明顯。

2.5生活壓力加劇、交通布局更加合理。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快，人們的生活水平確實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生活質量也呈現逐日向好的狀態。但是，城鎮化也是一把雙刃劍，發展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存在很多問題，典型的比如“城市病”現象。人口的不斷膨脹以及就業機會的稀缺性存在著明顯的沖突，導致人們競爭壓力空前加大、心理承受力經受嚴峻考驗，很多人都處于一種亞健康狀態，渴望著走出緊張的“城堡”，呼吸到新鮮自由的空氣。在這種背景下，生態旅游農業得天獨厚的特性充分彰顯。另外，隨著國家基礎設施投資的力度不斷加大，交通、通信的發展有了實質性的飛躍。私家車的非線性增加、信息技術的廣泛運用等給人們的旅游出行提供了便捷渠道，人們出行的靈活性相比從前更加明顯。

3安徽生態旅游農業發展的客觀問題。

3.1生態旅游農業對于外部環境的沖擊。

正如前文所說，生態旅游農業的發展也是一把雙刃劍，我們在看到成就的同時也不能無視和回避問題。其中，最為突出的是經營模式的嚴重滯后以及經營理念上的急功近利。長期無序的粗放式經營使我們的環境千瘡百孔，問題接踵而至。旅游資源的開發應該有一定的時間差和利用限度，若過度開發會導致災難性后果；景區在考慮經濟效益的同時也應兼顧環境的實際承載力，不能違背客觀規律恣意妄為；很多居民的環境保護意識相對較差，制約了景區的可持續發展；大量基礎設施和配套設施的興建雖然必要，但是沒有通盤考慮也會造成對生態環境的侵害沖擊，等等。[3]我們會看到，在很多林區，由于人們無度開荒，大量森林被砍伐，原本并不明顯的水土流失問題一下子嚴重起來。另外，為了增加農業產出，提高產品的產量，人們在土地上投入了大量的化肥。若長期使用又不加以控制，必將對水質和土質產生惡性影響。

3.2經營粗放、設備滯后以及交通閉塞。

3.2.1經營理念存在偏差，重經濟產出而忽視生態效益。

開發生態旅游農業要堅持科學、合理、可控，要遵循客觀規律因勢利導。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很多經營者不經論證便變更土地用途，導致土地資源的嚴重浪費，甚至可能破壞土質。很多經營者對自身的定位也缺乏深入分析，在農業自然資源的特色開發方面缺乏研判，比較優勢不明顯。比如說，人們在旅游消費中會制造很多垃圾，這些都要及時妥善處理，以防對環境產生更加嚴重的破壞。只考慮眼前經濟利益而忽視生態環境和旅游資源的保護是殺雞取卵的短視行為。只有按照可持續發展的思路審視生態旅游農業的發展才是明智的選擇。

3.2.2經營粗放，深入開發陷入困境。

一個好的生態農業旅游區必須有著完善的配套設施，這是硬件方面的必然要求。但是，光有好的設施沒有好的服務也是發展的一個誤區。許多生態旅游農業區推出的旅游產品缺乏認知度和吸引力，根源就在于經營方式粗放，沒有深入挖掘旅游資源的文化內涵等內在價值。另外，當前生態旅游農業景點大部分都是當時當地的人們搞起來的，群眾的首創精神得以充分發揮。但是，由于文化水平、經營理念、創新精神等方面的不足，他們往往很難將其引入縱深方向，旅游開發長期停留在較低的層次上，活動形式和載體單一，文化附加值嚴重匱乏。

3.2.3交通條件落后，位置偏僻。

旅游發展，交通現行。沒有快速便捷的交通，旅游景點很難為人們充分接受。當前，安徽本省生態旅游農業主要布局在一些交通不便、位置偏僻的區域，游客抵達景區以及在景區游覽都十分不便。交通條件的落后和位置的偏僻嚴重影響了旅游業的又好又快發展。今后，安徽要大力發展交通基礎設施，加大這方面的資金投入和政策傾斜，完善交通體系。

4破解方略。

4.1政府科學引導，加大扶持力度。

總體來講，安徽省生態旅游農業發展還處在層次比較低的起步階段，很多東西都在探索試驗過程中，經營管理和資金保障上的漏洞比較多。政府部門這時候要充分發揮好自己的作用，在生態旅游農業發展的問題上聚精會神一心一意，加大經營管理者們的教育培訓力度，加強科學管理、創新思想的指導引導。同時，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完善該產業發展的政策法規體系，確保生態旅游農業在科學高效的軌道上運營。例如，在興建基礎設施和配套建筑的同時，注意保留原先的有特色的建筑群，將新的發展思路和舊的資源充分整合。在資金投入方面，堅持正確的投資方向，優化投資結構，同時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提高生態旅游農業的整體層次和水平。

4.2在可持續的軌道上良性運營。

生態旅游農業發展的最終出路必然是可持續發展道路，這是沒有疑義的。在開發過程中，要正確處理環境、資源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做到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兼顧。在前期準備以及具體實施中，要注意生態學原理的學習和運用，吸取生態農業發展理念。同時，完善生態旅游農業體系內部資源的配置和結構的調整，發揮系統的整體效應和互補效應。在整個旅游資源的開發過程中，始終堅持科學發展觀的指導思想，以人為本，統籌兼顧，將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生態旅游農業資源的開發利用和有效保護結合起來，走出一條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經濟社會效益高的新路。

4.3構建科學完善的農業生態環境建設和保護體系。

農業生態環境建設和保護體系，是由農業資源的保護與利用、生態環境建設保護和污染的預防控制等內容構成，運用農業生態學原理、農業系統工程方法和循環經濟原理，充分發揮區域生態、資源、農業產業發展優勢，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當前，要特別注意消除農業生態環境的污染，從源頭上加大治理力度；要大力推廣沼氣等清潔能源，調整農業發展的能源結構；要加大技術研發水平，通過技術手段破解農業生產發展中的各種問題。安徽省是長江、淮河的流經之地，生態建設和保護格外重要。要堅決遏制亂砍亂伐森林資源的不良勢頭，通過法律、經濟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確保森林資源完好無損，建立多種類型的生態資源保護區域，深化退耕還林工作。尤其是，加大對農民的教育宣傳力度，鼓勵他們退耕還林，讓他們認識到退耕還林的長遠意義。

4.4整合區域資源，提高旅游農業的文化意蘊。

任何一個地方在長期的歷史演進中必然擁有很多特色資源和優勢領域。生態旅游農業發展要真正深入人心，就必須深入挖掘本區域的歷史精髓和文化內涵，提高文化附加值和歷史厚重感。實踐證明，沒有文化內蘊的東西是不可能長久下去的。安徽省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孕育了很多特色性的東西，這是當地旅游農業發展的靈魂。事實正是如此。置身在安徽省生態旅游農業發展區內，鄉村生活的閑適愜意油然而生，游客能完全放松自己的身心，享受大自然的靜謐。水車、荷塘、犁等農耕文化的典型特征融入到景區中時，仿佛一切都回到了人類的原始狀態，心開始沉靜[5]。另外，要深入挖掘各個層次的文化，注意保持一些古鎮、地方文化、民間工藝品的原始特色，減少人為因素的濡染，提升旅游農業產品的文化內涵。

4.5發揮市場的資源配置作用，優化經營模式和產業布局。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生態旅游農業發展也是如此。生態旅游農業的發展必須具備天時地利人和三重要素，缺一不可。在擬定規劃前要全面考察目標區域，做好可行性論證，征求各方面意見。坦率講，目前我國生態旅游農業發展層次還比較低，理論支撐明顯不足，實踐方面也是剛剛起步。成就的背后隱藏著很多問題，如方式粗放簡單、利用率低等。因此，在進行旅游農業規劃前要對居民收入、生態環境等因素進行全面系統的分析[6]。生態旅游農業發展不是單個農業經營者可以完成的，可以借助于旅行社在生產經營中的作用。從長遠來看，這是促進生態旅游農業發展的一條很好的道路。旅行社介入生態旅游農業經營之后，廣大農民就不用擔心由于文化水平和管理理念落后而引發的一系列問題了。另外，旅行社本身的一系列優勢，比如客源較多、管理理念先進、廣告優勢等都可以在這個領域發展重要作用。旅行社參與進來之后，旅行社和農業生產經營者成為利益共同體，面臨經營風險時，雙方可以群策群力共同應對，減少經驗風險降低運營成本。

5結束語。

不可否認，安徽省生態旅游農業由于相關各方的共同努力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但是，發展中的問題并不比成就少，需要我們認真研究并予以解答。長遠來看，安徽省生態旅游農業的發展必然走依靠科學技術、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不斷挖掘和提升產品的文化內涵，在新農村建設的時代語境下因地制宜合理開發，增強發展后勁。

參考文獻：

[1]徐紅。對我國發展生態旅游農業問題的思考[j].合肥：安徽農學通報，2008，14（21）：14.

[2]光善萬，徐宜國。鄉村生態旅游發展的社會動因淺析—以成都為例[j].

成都：資源與人居環境，2008（10）：73-74.

[3]徐宜國。若爾蓋草原沙化的人文因素及防治對策[j].安徽農業科學，2009，37（26）：12681-12683.

篇（5）

一、托達羅人口流動模型的基本內容

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托達羅（M?P?Todaro）在對發展中國家的考察研究中發現，發展中國家的農村流入城市的人口數量和城市失業率是同步增長的，于是他從這一矛盾現象出發創立了自己的人口流動模型，他認為，城市中失業率的存在的事實，使得農業勞動力向工業部門轉移的決定因素是城鄉經濟結構差異以及遷移者對遷移成本和效益的權衡，其遷移的動力取決于兩個因素，一個是城鄉實際的收入水平的差異，另一個是城市的就業概率，且后一個因素起著關鍵作用。他把農業人口遷入城市獲得就業的可能性與城鄉動態供需因素有機結合起來建立了人口流動模型。他的人口流動模型分為兩部分，一是總量人口流動模型，一是個人遷移的決策模型。

1.總量的人口流動模型

用數學的語言來表達就是： ，

，，

式中 代表第期農業勞動力流動的規模，表示城鄉預期的收入差， 表示勞動力遷移規模是預期收入差的增函數， 為城市中獲得工作的概率，是城市工資的實際水平。 是農業部門的實際收入，表示現代部門總就業人數， 表示現代部門在某一時期創造工作的機會，表示城市地區總勞動力規模，表示城市失業人數。這就是托達羅人口流動模型的總量人口流動模型。

2.個人遷移的決策模型

對于農村人口中個人做出遷移決策的情況，托達羅認為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遷移的決策取決于由未來某期前就業概率的累加值決定的凈收入貼現值 ， 即，

。表示貼現率，表示現代部門的實際收入， 表示遷移成本， 是期前遷移者找到工作的累加概率，它與不同，指的是某一時期遷移者被雇用的概率，他們的關系可以用以下四個式子來表示：①，即一個遷移者第一個時期獲得工作的概率等于這個時期被現代部門選用的概率。

② ，這表示第二個時期獲得工作的概率等于第一個時期被現代部門雇用的概率加上第二個時期被雇用的概率與第一個時期未被選雇的概率的乘積。③，依此類推可以得出第四個式子即 時期與的關系。④。 從以上就業概率公式可以看出，假設實際收入 與 不變，那么一個遷移者在城里待的時間越長，他獲得工作的概率就越大，從而它的預期收入就越高。這就說明一個事實：農村一些青少年雖然知道進城后不會很快在現代部門找到工作，但也愿意流入城市甘當失業大軍中的一員，因為他們預計在城里待長一點時間會找到工作的，因此從長期來看，城市預期收入還是比農村預期收入要高的。

根據托達羅的觀點，城鄉人口流動規模是城鄉收入貼現值的函數，即：， ，若 ，遷移者愿意流入城市，城市凈流入人口就增加；若 ，遷移者不愿意流入城市甚至從城市倒流到鄉村，于是城市凈流入人口就不會增加，甚至減少。在這一分析的基礎上，托達羅認為，當前發展中國家城市移民人數猛增，原因主要在于城鄉收入差異擴大。

托達羅還對城市勞動力市場結構和機制進行了分析，最終綜合得出結論，他指出"或許這種模式體現出來的最重要的政策含義是，如果不全力以赴為改善鄉村生活做出努力，而想大大縮小城鄉傳統部門的規模，都是十分困難的。""只要城鄉實際收入的差距繼續增大的速度足以抵消職位創造率的持續增長，那么，即使成功的尋求現代部門職位的較低概率能夠具有長期穩定作用，而較高的持久收入的引誘，也會繼續吸引鄉村移民長期進入日益擁擠的城市貧民窟。對于這種潛在的不斷增長的城市失業大軍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后果是不應等閑視之的。" [1]

二、劉易斯的人口流動理論的基本內容

1954年，美國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發表了《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一文，提出了發展中國家農業勞動力向城鎮工業部門流動的兩部門人口流動模型。他認為，發展中國家一般存在著二元經濟結構：一個是以傳統生產方法進行生產的、勞動生產率極低的非資本主義部門，以農業部門或農村部門為代表；另一個是以現代方法進行生產的、勞動生產率和工資水平相對較高的資本主義部門，以工業部門和城市部門為代表。劉易斯認為經濟的發展依賴于現代工業部門的擴張，而現代工業部門的擴張又需要農業部門提供豐富的廉價勞動力。由于傳統的自給自足的農業部門是建立在不可再生的土地的基礎上的，農業的生產技術簡單，發展緩慢，且農業人口持續增長，導致勞動力嚴重過剩，長期處于不充分就業狀態，這樣一部分農業部門的勞動邊際生產率為零甚至為負。而現代的工業部門，生產的基礎是再生性的生產資料，不斷的資本投入和科技發展，使工業部門的生產力發展速度超過了人口的增長速度，勞動力就業的邊際生產率是可以不斷提高的，人們的收入也是可以不斷提高的。因此不同的勞動邊際生產率引致源源不斷的勞動力從農村農業部門流入城市工業部門，而城市工業部門從高勞動生產率和流入勞動力的低工資支付中獲得巨額的超額利潤，不斷擴大工業部門生產規模以吸引農業部門的富余勞動力，直到吸收完畢，兩部門的勞動生產率相等。這時，工業部門要想雇用更多的農業勞動力，就不得不提高工資水平與農業競爭，農業部門就會向工業部門一樣逐漸實現了現代化，二元經濟也就變成了一元經濟。

劉易斯模型的前提是勞動力的無限供給，勞動力轉移過程也即是工業部門的不斷擴張過程，他強調現代部門與傳統部門的結構差異，把經濟增長過程與工業化過程以及人口流動過程緊密結合在一起分析，符合發展中國家的實際，為發展經濟學家研究發展開辟了一個新的思路，即結構主義思路。另外他把工業化和城市化密切的結合在一起，把工業化、資本積累與人口流動有機相結合，典型地反映了第一個階段發展經濟學的基本特點。但它也有自身的缺陷：①它暗含假定，現代工業部門的資本-勞動比例是始終不變的。②更多的發展中國家存在無限的勞動供給也是不符合事實的。③該模型只強調以工業部門的擴張來吸納農業剩余勞動力，而忽視了靠農業自身發展來吸納剩余勞動力。④假定農村中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而城市中不存在失業也是不現實的。⑤該模型把城市工業部門的不變工資作為分析基礎也是不符合實際的。

三、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現狀

1.失業人員增加制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

失業率居高不下。目前金融風暴使得中國經濟形勢不容樂觀，據不完全統計2009年中國可能達到1.134億的失業人口，據此數據可以計算真實的失業率是14.2%。從官方統計的數字來說，2008年以來中國南方已經有67萬家工廠倒閉，因此提前返鄉的農民工有670萬。這對農村勞動力的轉移無疑是一個大的阻力。

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新軍數量龐大。中國2008年的應屆大學畢業生是560萬，約7成400萬成了"待就業者"。2009年的畢業生630萬，二者相加在一起1030萬人。同時還有直接從中學校園走入就業市場的青年們，新軍數量之大不容小視。

同時，據不完全統計，目前農村剩余勞動力也有1.7億之多，而且隨著農業生產機械化程度的不斷提高，農村剩余勞動力還會有所增加，因此，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城市就業形勢嚴峻。

2.剩余勞動力本身的素質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轉移就業的可能性

衡量勞動力科學文化素質的指標主要有文盲率、各種文化程度的人口所占比重、人均受教育年限等。從總體上看，2004年我國人口文盲率高達6.72%，遠高于發達國家2%的水平，人均受教育水平僅有8年，而世界平均水平則是11年，美國13.4年，英國14年，法國13年，說明我國離人口資源強國的距離還相當大。

抽樣調查顯示，2001年當年轉移的農村勞動力中,小學以下文化程度的占當年轉移總量的比重為23.6%，比上年上升4.7個百分點；初中文化程度的比重為62.9%,下降2.2個百分點；高中和中專文化程度的比重為10.2%,下降1.1個百分點；大專文化程度以上的比重為0.7%，經過專業培訓的勞動力比重為12.7%，下降12.4個百分點。如此文化程度與水平，要在日益科技化、機械化、工業化、現代化的城市謀取一個職位，勢必會遇到困難。雖然目前勞動力整體水平在提高，但還未趕上城市工業科技化進程所需要的勞動力素質水平。

3.鄉鎮企業近來發展速度減緩，吸納勞動力的能力在減弱

20世紀80年代以來,鄉鎮企業發展迅猛,給農村經濟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給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就業人員平均每年增加552萬人。"七五"時期，平均每年增加596萬人；"八五"時期，平均每年增加688萬人；而進入90年代，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到來，鄉鎮企業受到劇烈沖擊，發展速度趨于平緩，吸納勞動力能力在下降，1990～1998年鄉鎮企業年均吸納就業僅409萬人，1996年到1998年全國鄉鎮企業職工人數分別為1.3508億、1.305億和1.283億，連續三年下降。其中全國集體企業1998年共安置就業職工2.4829億，比上年減少498萬，同比下降9.35個百分點。

4.靠城鎮化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任重而道遠

截止2008年末我國城市化率達到45.7%，雖然發展速度很快，但與發達國家75%的水平相比差距較大。城市化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實現勞動力由農業向非農產業的轉移，因此，現實已經表明靠城市化進程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還存在廣大的空間。但是在我國的城市化進程中還存在諸多的因素制約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比如戶籍制度、就業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鎮的轉移，同時，影響了城市化的進程。

5.入世對我國第一產業的就業格局將造成較大沖擊

加入WTO，按照WTO的協議，農產品進口關稅削減，這必將導致國外質優價廉的農產品進入我國市場，將對我國農產品市場造成強大沖擊，面對這一形勢，農業必將提高產品科技含量且降低成本，以增強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而這可能導致一部分只從事種植業的農民收入下降，因而更加劇了其向往城市向城市流動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加入WTO后城市產業面臨的沖擊，將偏向吸納技術人員，這對于技術層次較低的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就業將造成威脅。

四、人口流動模型的啟示

劉易斯人口流動理論強調靠工業擴張來吸納剩余勞動力，忽視了通過農業本身的發展來吸納勞動力這一方面。與劉易斯的人口流動模型相比，托達羅人口流動模型更接近我國現實，托達羅認為，發展中國家僅靠工業擴張是不可能完全解決其剩余勞動力問題的，且指出剩余勞動力由農村流入城鎮的動力主要是城鄉預期收入差異。據有關部門統計，2004年我國農民工年均收入8000元左右，而城鎮工人年均收入15000元左右。針對我國發展農業和農村經濟時現存約1.7億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城鄉收入的極大差異導致勞動力由農村流入城市是不可避免的，計劃經濟、戶籍制度的結果--城鄉分割使得農村人口膨脹過速、勞動力絕對剩余、資源相對減少，農業與農村經濟發展受到限制。根據我國的實踐經驗，應靈活掌握托達羅模型的政策含義，多渠道、多形式轉移農業剩余勞動力，提高農民收入，縮小城鄉差距，靠發展農村經濟就地吸納農業剩余勞動力與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相結合的途徑應為解決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的最佳途徑。

托達羅主張強調靠發展農業、農村經濟，就地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問題，這只是針對劉易斯的只強調擴張工業部門規模來吸納剩余勞動力來說的，并不是說只能靠發展農業與農村這一條路來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問題。針對不同的現實、不同的國情，要具體靈活地運用理論模型，不能一味遵從理論，要理論聯系實際，靈活運用才是上策。針對我國目前情況，要取消硬性的對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動的限制，代之以合理的疏導、管理；要加大扶持農業、農村經濟發展的力度，加快農村城鎮化步伐，使一部分農業剩余勞動力"就地進城"，提高農民收入。

五、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政策建議

以勞動力就地轉移與向外流動為向導，發展農業、農村經濟與促進勞動力向城鎮合理有序地流動相結合，促進勞動力轉移，推動農村城鎮化進程。

1.抓住農業結構調整機遇，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在農業內部就業

加入WTO國內農產品市場面臨國外質優價廉的農產品的沖擊，優化農業結構，提高農產品的品質，成為農業發展的重要任務。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應充分利用這次退耕還林、還草等結構調整帶來的機遇，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拓寬農業生產新領域，通過農業綜合開發，向其深度和廣度進軍。目前中低產農田占現有耕地的2/3，綜合開發潛力非常大，應借助農業稅費改革帶來的農民積極性提高的契機，大力發展農業，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增加大量的勞動就業機會。

2.大力發展農村第三產業，拓寬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渠道

第三產業包括第一、第二產業以外的其他產業，具有高勞動密集度、勞動力和資本進入相對容易等特點。眾多的行業能容納大量的勞動力，是勞動力的"蓄水池"。據國家統計局測算第三產業增加值每增加一個百分點平均增加就業崗位達85萬個。依靠第三產業解決就業問題是世界各國的通用選擇。目前在我國農村，除了批發和零售貿易、餐飲業、交通運輸倉儲業、郵電通信業以及金融保險業發展相對較高以外，其他如社會服務業、衛生、體育和社會福利等行業較低，而計算機服務業、居民服務業、咨詢業、信息業、旅游業等在農村幾乎是空白，第三產業在農村具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因此，當前應大力發展適應農村市場需求的第三產業的相關行業，擴大就業空間，為農業剩余勞動力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繁榮農村經濟。

3.推進農村工業尤其是鄉鎮企業的發展進程

所謂農村工業有一個說法就是：在農村范圍內的工業就叫著農村工業，雖然這個說法有點牽強，但筆者個人認為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農村工業的區域特點，這樣它也為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提供了方便：能夠就近選擇。從形式主體上來說，農村工業主要指的就是鄉鎮企業。20世紀80年代，鄉鎮企業迅速發展為農村剩余勞動力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吸納了大量的剩余勞動力。但是近年來，鄉鎮企業發展疲軟，吸納勞動力能力也在下降，因此應發展鄉鎮企業，提高對其資金上政策上的支持力度，從政策上給予其發展的空間，資金上給予其融資的方便，進一步加快其發展速度，提高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

4.努力提高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素質

農村剩余勞動力普遍素質偏低，不論是就地轉移就業還是進城謀職都會影響其就業的可能性。目前，城市中失業人員大量存在，與城市中的大量失業人員相比，農村剩余勞動力不存在優勢。隨著農村機械化程度的不斷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農業生產科技含量也在提高，相應地就要求農業勞動力的知識水平、整體素質都要提高。因此，國家應增加對農村的教育投資，不斷提高農村勞動力的受教育水平，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向第二、第三產業順利轉移。

5.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

我國現行戶籍制度形成于195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的頒布，它將全國人口分為農業與非農業人口兩大類，對農業戶口轉為城市戶口及戶口遷移作了嚴格的限制，以后又形成了諸多與之相配套的制度。從歷史發展來看，它曾一度使老實純樸的農民無私奉獻，為國家工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改革開放進程的進一步推進，農業生產現代化程度提高，農業科技水平上升都使農村勞動力剩余。此時，戶籍制度不僅限制城鄉之間、城市之間人口的自由流動，而且更限制約束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自由流動，限制了資源的有效配置，阻礙了農村經濟的發展。因此當前應放開戶籍制度的硬性約束，代之以合理的管理與疏導，使農村剩余勞動力能夠有序地、有目的地進行轉移。

參考文獻：

[1]托達羅（Micheal P?Todaro）.發展中國家剩余勞動力遷移模式和城市失業問題[M]//現代外國經濟學論文選（第8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

[2]韓令國．再駁房價上漲謠言 [EB/O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