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結構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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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鋼結構和混凝土結構是建筑工程中最常用的2種結構形式。鋼結構和混凝土結構各有所長，前者具有重量輕、強度高、延性好、施工速度快、建筑物內部凈空氣大等優點，而后者剛度大、耗鋼量少、材料費省、防火性能好。綜合利用這兩種結構的優點為高層以建筑的發展開辟了一條新途徑。統計分析表明，高層建筑采用鋼——混凝土混合結構和用鋼量約為鋼結構的70%，而施工速度與全鋼結構相當于，在綜合考慮施工周期、結構占用使用面積等因素后，混合結構的綜合經濟指標優于全鋼結構和混凝土結構的綜合經濟指標。

最近建設部和國家冶金工業局在頒布的《建筑用鋼技術政策》中，將鋼——混凝土混合結構列為要大力推廣的建筑新技術，可以預見，混合結構在高層辦公樓、學校、醫院及住宅等建筑中將有較廣泛的應用。

二、索張拉結構

索張拉結構基本受力構件有三類：受壓構件、受彎構件和受拉構件。

對于受壓構件，當構件長細比較大時，由于構件會發生整體失穩，構件的作用不能充分發揮。對于受彎構件，由于構件截面應力不均勻，截面邊緣的最大應力往往控制構件的設計，使得構件材料不能充分發揮作用。只有受拉構件，截面的應力均勻，不會發生整體失穩，如利用高強鋼索做成受拉構件，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受拉構件的作用，提高結構的經濟性。

在結構體系中巧妙利用張拉構件，結合少數剛性受壓構件，可構成受力合理的高效張拉結構體系，不僅承載力高、剛度大，且能使各種材料的強度均得到很好的發揮。

三、索穹頂結構

索穹頂結構實際上是一處特殊的索－膜結構，是近幾年才發展起來的一種結構效率極高的張力集成體系。其外形類似于穹頂，而主要的構件是鋼索，由始終處于張力狀態的索段構成穹頂，利用膜材作為屋面，因此被命名為索穹頂。由于整個結構除少數幾根壓桿外都處于張力狀態，所以充分發揮了鋼索的強度，只要能避免柔性結構可能發生的結構松弛，索穹頂結構便無彈性失穩之虞，所以，這種結構重量極輕，安裝方便，可具有新穎的造型，經濟合理，被成功地應用于一些大跨度和超大跨度的結構。

四、膜結構

膜結構是張力結構體系的一種，它以具有優良性能的柔軟織物為膜材，由膜內的空氣壓力支承膜面（充氣式膜結構或所承式膜結構），或利用鋼索或風性支承結構向膜內預施加張力（張力膜結構），從而形成具有一定剛度、能夠覆蓋大空間的結構體系。膜結構采用的薄膜的材料，大多采用涂層織物薄膜，分為兩部分，內部為基材織物，主要決定膜材的力學性質，提供材料的抗拉強度、抗撕裂強度等；外層為涂層，主要解決膜材的物理性質，提供材料的耐火、耐久性及防水、自潔性等，常用膜材一般為聚酯織物涂敷氯乙烯涂層膜材、玻璃纖維織物涂敷聚四氟乙烯涂層或有機硅樹酯涂層膜材。膜材并接的結構接縫多采用熱焊，非結構接縫采用縫合。

膜結構具有如下特點：造型活潑優美，富有時代氣息；自重輕，適合大跨度的建筑，充分利用自然光，減少能源消耗；價格相對低廉，施工速度快；結構抗震性能好。

充氣膜結構有單層、雙層、氣肋式三種形式，充氣膜結構一般需要長期不間斷地能源供應，在低拱度大跨度建筑中的單層膜結構必須是封閉的空間，以保持一定氣壓差。在氣候惡劣的地方，空氣膜結構的維護有一定的困難，不少建筑曾遭意外的漏氣而下癟。五、高效預應力結構體系

高效預應力結構是指用高強度材料、現代設計方法和先進的施工工藝建筑起來的預應力結構，是當今技術最先進、用途最廣、最有發展前途的一種建筑結構型式之一。目前，世界上幾乎所有的高大精尖的土木建筑結構都采用了高效預應力技術，如，大型公共建筑、大跨重載工業建筑、高層建筑、大中跨度橋梁、大型特種結構、電視塔、核電站安全殼、海洋平臺等幾乎全部采用了這一技術。

近年來，高效預應力技術在我國發展迅速，已制定專門的預應力結構設計、施工規程、工程中應用的預應力結構體系也很豐富。典型工程實例有：面積最大的單體預應力工程是首都國際機場新航站樓工程，每層建筑面積約8.8萬平方米，總建筑面積約35平方米，在混凝土板、墻、框架、柱以及鋼屋架、鋼梁和鋼管網架中大量采用了預應力技術；柱網最大的預應力工程是深圳車港工程，標準層平面尺寸159×103.5米，標準柱網16×25米，總建筑面積9.5萬平方米；最在的預應力鋼桁架工程是北京西站主站房工程，該預應力鋼桁架跨度45米，桁架上承40米高的中式門樓，門樓總重5400余噸；層數最多的預應力工程是廣東國際大夏主樓，總計63層；高度最高的預應力工程是青島中銀大廈，總高度241米，58層，等等因篇幅所限，文章重點介紹首都國際機場新航站樓工程和北京西客站主站房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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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談談正反對照式，這種結構因簡單易行，頗受學生歡迎，但在具體操作上還存在一些問題，比如有些學生在文章主體部分僅舉出一個正面事例，再加上一個反面事例，文章就此結束了，結果還不到800字，有的學生因正反面事例選擇不當，會使文章陷入到一種邏輯混亂的局面，比如寫《嫉妒的危害》這篇作文，有位學生僅舉了周瑜一例，闡述了觀點，卻舉了很多例子來談“嫉妒可以轉化為一種動力，促使人上進”。這種文章讀后就讓人感到莫名其妙，到底是在談嫉妒的危害呢，還是在談嫉妒的意義呢？所以在使用對照式結構時，要根據中心論點的需要確定論據的選擇，正面、反面要詳略結合，服務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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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傳統的融資理論在研究企業融資行為和資本結構時，往往單純地從融資成本、信息不對稱等因素來討論企業的融資選擇，基本出發點是以資本市場有效性假設為基礎，以股東價值最大化為目標來權衡公司融資中的債務和股權的融資成本與收益。它們不考慮投資決策和產品市場競爭特征對融資選擇的影響。這樣得出的結論當然也具有較強的理論和現實指導意義。但是，這種分析也遺漏了許多對資本結構決策具有重要影響的因素，使許多實際融資過程中的現象難于得到合理的解釋。例如，根據資本結構理論，由于企業的債務融資有稅盾收益，因而，在其它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公司所得稅率較高的企業，債務水平也應該較高。但實證的情況表明，大多數情況下，企業的債務水平與理論的預測結果相比都相對較低。表現為一種財務保守傾向。一般來說，企業的實際債務水平僅為資本結構理論預測的企業最優債務水平的20～30％（Wald，1999）。

另一方面，產業組織理論只是在企業利潤最大化的假設下單獨討論企業競爭戰略的選擇，而隱含地假設資本市場完全，融資不受限制，不考慮資本結構對企業產品市場競爭行為的影響。因此，企業的融資決策和企業的投資決策、競爭策略決策研究被置于兩個不同的領域。直到1980年代中期，這種金融經濟學和產業組織理論各自為政的局面才被打破。經濟學家開始研究產品市場競爭與企業融資行為之間的互動關系，具體包括財務杠桿對企業投資能力、企業定價行為和業績的影響；行業特征和產品市場競爭對企業融資和財務杠桿的影響，以及企業成長過程中的融資政策變化，即動態的資本結構選擇等。

有關企業資本結構和產品市場競爭策略之間的關系已有許多經濟學家進行了論述。Brander－Lewis（1986）從事前承諾的角度出發，分析企業的融資選擇對產品市場競爭的影響。他們認為企業債務水平的上升使企業在產品市場的競爭中更具攻擊性，從而增強了企業在產品市場上的競爭力。在Brander和Lewis（1986）的論文中，債務成為了使公司變得強硬的一種預先承諾。這是基于一種假設，即產品市場行動是戰略替代行動。但如果產品市場行動是戰略互補行動時，而且假設這種行動在境況較好時的邊際利潤較高，那么債務的作用就發生了相反的變化。這時債務成為使公司變得軟弱的預先承諾，因為較高的債務水平會導致公司經理采取更大規模的行動，而更大規模的行動可能意味著使公司變得軟弱。

Maksimovic(1988)的論文通過賣方寡頭壟斷的模型分析了資本結構與產品市場策略之間的關系。寡頭壟斷公司可通過價格聯盟或相互競爭來達到不同的利潤水平。他的論文中提到的價格聯盟平衡關系可通過一個標準的觸發價格策略來維持。當公司有了債務后，被認為代表股東利益的公司經理就受到了一種激勵，要打破價格聯盟的平衡，因為股東只能獲得公司現金流的最后殘余價值，股東能夠享受脫離合作平衡所產生的所有利潤，而只承擔脫離合作平衡可能引起的部分成本。公司想維持與競爭對手價格聯盟關系的意愿使債務總額受到了限制。Maksimovic的分析模型是不完整的，因為該模型只提出了公司債務總額的上限，而忽略了債務可能帶來的好處。

Bolton和Scharfstein(1990)提到了這樣一種情況，即市場上有一個需要從資本市場籌集資金的新競爭者，另外市場上還有一個資金充裕的原有公司。新的競爭者需要進行第二階段的融資來為第一階段之后的生產提供所需資金。這個新的競爭者在選擇在不同情況下的融資最佳概率時考慮了以下情況：雖然當再融資決定與公司報告的第一階段業績密切相關時，公司經理會愿意報告真實的贏利情況，但這有可能會給其競爭對手——現有的公司帶來爭奪市場的機會，因為當再融資決定對公司業績的敏感性越高時，其競爭對手就越有可能采取行動，使新的競爭者無法進行再融資而被迫退出競爭。

Bolton和Scharfstein（1990）的論文與所有上述其他例子的一個不同之處是對戰略影響的說明方式。前者論述了控制變量對競爭對手公司的行動所產生的直接和間接影響，而在后者論述中，選擇變量只是通過其對自己公司行動的影響來對競爭對手的行動產生間接的影響。在這個模型中，債務再融資的敏感性越高就會使公司越軟弱，因為它增大了其競爭對手爭奪市場行動的成功概率。

在上述的討論中，由于各自采用不同的假設條件，得出了各不相同的結論。本文試圖在一個統一的框架中，對以上問題作出一個統一的解釋，從而對企業融資結構與產品市場競爭戰略問題給出一個一般性的結論。在得出一般結論的基礎上，我們將根據理論對中國上市公司的股權偏好給出一個新的角度的解釋。

二、產業組織與融資結構互動機制分析

我們分析基本思路是：企業的融資決策中，同樣存在由于經營者與所有者之間的利益沖突產生成本，我們稱之為存在效應；另一方面，資本結構影響公司在產品市場競爭中的戰略地位，由此產生了一種戰略效應，最佳資本結構取決于效應和策略效應平衡。

三、結論

以上分析表明，處于不同行業的上市公司由于所處的市場環境不同，為了適應其所處的市場競爭強度，需要有不同的融資選擇，只有這樣，企業才能比較好地參與市場競爭，不至于出現財務困境。然而由于我國的特殊股權結構，都表現出強烈的股權融資偏好，因此，證監會為了制止這種現象，制定了統一的再融資政策，實行統一的財務指標。這就不完全符合不同行業的資金需求，容易導致股市資金不能有效地配置到急切需要股權融資的企業，另一方面，一些公司又得到許多自由現金流，造成資金的浪費。結果，導致資金閑置企業的過度股權融資與急需資金的企業資金缺乏并存。具體來說：真正需要股權融資的競爭性行業中的上市公司,因達不到再融資監管的會計收益條件,沒有機會獲得股票市場評價,從而喪失好的投資機會,導致必要投資不足；或被迫采用債務融資政策,增加財務風險，很容易陷入財務困境。例如,競爭激烈、快速成長階段的公司,增長機會價值高,負債需要保持在非常低的水平。為保持可持續發展,需要增加新產品研發、市場拓展方面的投資,由于這些投資風險大,收益不可能馬上實現，使這類公司會計收益下降,甚至虧損。而一些行業由于具有某些進入壁壘，比如公用事業，利潤率較高，僅僅內源融資已足于支持企業的運作，但正是由于進入壁壘，利潤率高,使這些行業的上市公司在指標上更容易達到股票再融資條件,進一步的融資造成過度股權融資，自由現金流多，我們看到許多這種企業進行多元化投資就是資金過剩的結果。這些現象與Jensen（1986）的研究也是一樣的，具有很高進入壁壘和壟斷性的部門，如電力、電信等公用事業行業，一般都有許多自由現金流，企業的經理很容易形成松弛，揮霍現金流，因此這些部門如果按現形的再融資往往很容易符合融資標準，而且進一步形成更多的自由現金流，因此對這些部門的再融資監管政策應該具有更高的標準。因此，在統一的監管標準下，過度股權融資和融資不足兩種現象同時存在。一些公司由于行業優勢，利潤率高，出現過度的股權融資；另一些公司，卻由于行業競爭劇烈，利潤率低，不能從股市得到發展急需資金。

上述分析的政策含義就是：目前對所有的企業，無論其處于什么行業，無論其經營狀況如何，都制定統一的融資政策（增發或配股政策）無疑是不恰當的。因此應該根據行業的特征、市場競爭強度制定有差別的再融資政策，規定具有很高的進入壁壘的行業，如電力、通訊等，市場競爭強度弱的行業應該有更高的融資門檻，如規定資產負債率應該達到一定程度以上才可以進一步融資等，而且應該規定主業的經營利潤應該達到某個水平，避免這些公司將融到的資金又投入到其它業務，尤其是投資股票、國債或者銀行存款這些行為。

參考文獻：

［1］Bolton，P.，andScharfstein，D.(1990)，“ATheoryofPredationBasedonAgencyProblemsinFinancialContracting”［J］，AmericanEconomicReview，80：94-106.

［2］BranderJ.，T.Lewis，“OligopolyandFinancialStructure”［J］，AmericanEconomicReview76，1986，95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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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結構不僅具有客觀性而且也具有主觀性。一方面，吉登斯指出，“結構化理論中的結構指的是社會再生產過程中反復設計的規則和資源”。因而具有客觀性，也就是說，社會結構就是社會各要素之間的聯系、制度或規則，它們是社會再生產的前提；另一方面，吉登斯認為，結構的最主要特性卻是主觀性。因為“社會系統中的結構僅僅是一種人們頭腦中的記憶痕跡”亦即結構觀點。所以，吉登斯強調，這種結構觀念引導著具有認知能力的行動者的行為。吉登斯把這種結構觀念稱為“記憶痕跡”，其實就是人們在日常生活實踐中日積月累所形成的實踐意識。實踐意識不是無意識，也不是話語意識，而是那種“只管去做而不用說出來”的意識。實踐意識除了具有“只做不說”的特點外，另一個重要特點是日常性和慣例性。吉登斯的社會理論具有一個重要特點，就是理論建構是在日常生活背景中鋪展開來的，因此在其理論視野中的社會事件和社會行動，都應當是在特定的時空位置上發生或存在的，于是時間和空間概念被引入到理論建構之中，并且成為了一種方法論。結構化理論中的時間性有三個維度，一是社會行動者完成的互動的即時環節，這方面系借鑒了柏格森和舒茨的思路；二是作為有生命的人類有機體的存在，這是一種注定通向死亡的帶有反思性的存在，即所謂“向死而生”的此在，這是生命的或然性，這是取自海德格爾的理念；三是受法國年鑒史學派思想啟發提出的世代之間的制度長時段生產，這是系統組織過程當中結構性原則的轉化—中介關系的或然性的反映。吉登斯在對空間的分析中借鑒了時間地理學的成果，他引入了區域化、場所、定位過程、面對面互動與共同在場、在場可得性等觀念，將時間、空間、人的日常接觸及其蘊含的結構性特征融會在一起。可以說，單獨地談時間或空間，在結構化理論中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二、結構二重性與制度多重性

概而觀之，吉登斯內容豐富的論述可以概括為兩大方面：關于社會行動的理論和關于社會制度的理論，通常情況下，社會制度被理解為比較穩定的行事規范或管理規則，它的作用在于約束人們的社會活動。但吉登斯把制度理解為具有時空普遍性的實踐活動，他說“至于在這些總體中時空延伸程度最大的那些實踐活動，我們可以稱之為制度”。正因為此，制度分析不應當研究具體情境中的個別行為，而應當研究社會行動。吉登斯關于制度的理解同他關于結構、規則的理解是一致的。他把結構定義為規則與資源的總和，規則既是方法又是程序，它的作用表現為對意義的構成和對社會行為的約束，規則分為表意性規則、合法性規則和支配性規則。支配性規則同配置型資源的結合，形成了經濟制度，同權威性資源的結合，形成了政治制度，而表意性規則同語言符號的結合，形成了法律制度。規則＋資源＝結構，而結構具有二重性，所以，結構化過程實質就是規則和資源在實踐中不斷發揮創造與被創造作用的過程。其結果就是各種社會制度的建構。由于制度的實質被界定為普遍化的實踐過程，所以，制度又不僅僅是被創造出來的結果，它作為普遍化的實踐過程又不斷地建構社會。因此，制度如同結構和規則一樣，本身也是具有二重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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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學生的語文能力不是透徹理解和系統掌握課文內容和語文知識的能力，而是能正確理解和運用祖國的語言文字，以滿足思維運行與發展需要的聽說讀寫能力，它是由語言和對其正確熟練的操作行為構成的。

語言是詞匯與語法構成的系統，這是對世界所有語言的最一般概括。但不同語言的詞匯和語法的特點及其生成語文能力的作用是不相同的。漢語口語的單音成義和書面語一字一詞或一字一語素而字形孑然獨立的方塊形體，使“漢語語法沒有形態學和造句法這樣兩個部分”，完全“依靠語義、事理邏輯、約定俗成”來編織言語，[1]因而漢語各級言語單位的調配組合極其自由靈活，或者說漢語是有語無“法”的。[2]因此，漢語“運用能力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語匯掌握的能力”[3]，“對一個人來說，他所掌握的詞匯越豐富，他的認識能力和駕馭語言的能力就越強”[4]。可見，吸納大量而足夠的字詞語匯，對中學生語文能力的發展成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但是，要積累豐富的語匯量卻不是容易的。這是因為成熟語文能力所需的語匯量不僅是一個龐大的數字，而且必須主要采用讀寫大量的言語作品這種分散學習的辦法來掌握，而分散學習語詞因重復率少容易遺忘。漢語的語素又具有強孤離性，更增加了大量積累詞匯的難度。

然而長期以來，在語文教育界存在著一種似是而非的觀念：3000常用字可以覆蓋現代一般讀物字匯量的99%，因而中學生已經超越了以積累字詞語匯為主的時期。

誠然，小學語文教學是要求小學畢業生要能夠識到2500—3000常用字，但認識3000字不等于就掌握了這些字組合的全部語詞。漢語幾乎每個常用字都是多義的。一個“打”字多達23個義項，可同別的字組成161個復合詞。《現代漢語詞典》收雙音詞51419條，但構成這些詞卻只用了1972個字。何況大多數小學畢業生是并沒有識到3000字的，更何況要在廣泛的讀寫中真正夠用，不識到五六千字恐怕是不行的。[5]因此，中學生非但沒有超越以積累字詞語匯為主的時期，相反，恰恰是需要大量積累字詞語匯的時期。

;中學生成熟語文能力究竟要掌握多少語詞量，至今還沒有一個明確的統計數字。這是因為漢語是以單音節語素定型或者說是“字本位”的語言，詞與非詞的界限不清楚，因而統計不可能準確；而且由于漢字出奇的多義和高度自由靈活而具有罕見的強大構詞能力，在識了3000多常用字以后，判定一個詞究竟是“熟字熟詞”還是“熟字生詞”，往往要依賴于一定的語境，因而即使有詞頻統計也無多大實用。這就是說，對語詞的掌握不僅是一個識記過程，而且更是一個組合過程。所以，衡量中學生語文能力的高低，一般不看語詞識記量的多少，而要看一定的言語行為的優劣。

今天，聽說言語能力被越來越多的人認為與讀寫能力同等重要。但是，同等重要的事情并不等于能同步發展。一般說來，母語能力的發展過程是：基礎聽說能力（生活對話能力）─基礎讀寫能力─高層次聽說讀寫能力（長篇獨白語聽說和研讀、著述或創作能力）。就絕大多數人來說，基礎聽說能力是在學齡時就已成熟了的，而高層次聽說讀寫能力則要在中學畢業以后才能獲得充分的發展。中學生作長篇發言時結結巴巴、語無倫次，如果不是要說的內容超越了說者的思維能力，那就是因為基礎讀寫能力太差所致。古往今來能夠出口成章的人不為少見，但大都是憑借相當的書面語功底鍛煉出來的。因此，在基礎教育階段，學生需要和能夠發展成熟的主要是基礎讀寫能力。

言語能力必須在言語活動中發展，不同環境條件的言語活動必須借助不同形態的言語工具，從而必然要發展出不同的言語能力。口語是輪番單向傳遞的，書面語則可以同時多向傳遞。中小學是以課堂班級制為組織形式的學習場所，面向全體學生的教學要求決定了這個階段的言語訓練必須主要采用能同時多向傳遞的書面語形式，從而主要發展學生的書面語能力。

一般說來，語匯量的積累同語文能力的發展提高是成正比的。口語是以聲傳情一發即逝的，書面語是以形達意歷久不變的。而視覺捕捉和儲存語匯的效率比聽覺高30%左右。語文教學以書面語訓練為主將更利于語文能力的提高。

當然，這樣說并不意味著要在教學中摒棄和杜絕口語活動。復述、答問、討論、質疑、聽記等等，這些早與書面語教學密切配合、行之有效的口語活動，仍會在語文課堂教學中永傳不衰；而第二課堂的朗誦會、故事會、演講會、辯論會、報告會等等，則更為少數有口語愛好和天賦的同學開辟了大顯身手、發展個性的廣闊天地。但這些口語活動不應該也不可能與書面語教學平分秋色，卻是無可爭辯的。

就社會需要和生活中實際使用的讀寫來說，寫作是比閱讀更高因而更難掌握的能力。首先，閱讀只是對語形的再認，它常常只需掃視字形的輪廊，而可以忽略其內部細節；而寫作則是對語形的再現，一筆一畫都必須有清晰的內存和一絲不茍的輸出。因而會認的字不一定會寫，能寫一字則能認多字。其次，閱讀只是由文到意的單向轉化，而且是由顯到隱、由多到少、由整到散、由精到粗的“為己”的轉化，不必考慮別人的需要與可能的反應；而寫作則是“物——意——文”的雙重轉化，它不僅有類似或等同于由文到意的轉化，而且還有由隱到顯、由少到多、由散到整、由粗到精的轉化，因而必須考慮讀者的需要和可能的反應。第三，閱讀主要是對信息的篩選與索取，即抓住讀物的中心、要點和必要的細節，而不必經常顧及讀物的作法和技巧；而寫作則是對信息的輸送與裝載，因而每次都必須根據目的、內容、對象和場合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手段和技巧。第四，閱讀只是腦力而非手力的操作，而寫作則是腦力與手力并用的操作。可見，寫作是比閱讀更細致、更復雜、更富于自主性和創造性的能力，因而完全可以說，會讀卻不一定會寫，會寫則讀一般不成問題。由此不難明白，為什么在生活中人們總喜歡用寫作的好壞來衡量一個人語文能力的高低。因此，在中學生語文能力發展的鏈條中，基礎寫作能力的發展是關鍵的難點環節。

由此看來，豐富的語匯積累和正確熟練地運用語匯的書面操作行為，是中學生語文能力結構的內外兩個層面。

語匯的迅速積累需要經過大量而廣泛的閱讀——速讀和熟讀。熟讀主要適合于從文言文中學習語言。因為文言文行文簡省精練、語詞密集，熟讀背誦淺易的文言文，對中學生來說，是又一次集中積累語匯的機會。而從白話文中學習語言，中學生已經進入了分散積累語匯的階段，這時只有大量而廣泛的速讀，才能克服閱讀量大而新詞新語復現時距長的缺陷。但速讀的過程和結果如果不付諸書面表達，筆畫繁多、結構復雜的漢字和孤離性強的語詞就只是一晃即逝的過眼云煙，而對信息的篩選也常常只是混朦、粗疏、零碎而飄忽的內隱過程。所以，速讀需要用寫作來加強對字詞語匯的強化與加速篩選行為的發展。而寫作訓練必須有寫作材料和寫作動力的不斷支持才能得以頻繁地進行。那么，以課文為寫作材料，以寫作要求為讀寫動力，讓學生經常寫課文提要、閱讀體會、單元分析、讀書報告以及縮寫、擴寫、改寫、組寫、譯寫等等，就不僅能迅速而牢固地擴充語詞積累和解決學生常常無話可寫或言之無物的寫作難題，從而迅速提高寫作能力；而且能多快好省地培養學生快速篩選信息的閱讀能力。這樣，閱讀教學和寫作教學就不再是各自獨立的封閉領域，而是密切配合、相互促進、節節升高的“伴侶”。可見，用寫作帶動速讀，不僅是培養學生寫作能力的需要，也是培養其閱讀能力的需要。因此，在白話文教學中采用以寫作帶動速讀的方法，能夠使學生讀得更加主動活潑積極有效，從而收到一舉而讀寫兩得之功。不僅如此，用寫作帶動速讀還有利于培養學生主動獵取知識的興趣和獨立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自學能力以及認真細致的治學態度，有利于使學生養成“不動筆墨不讀書”的良好習慣。

其實，早在20年代初，先生就提出要以能作文為中學語文教學的第一個標準。他認為，“手到是心到的法門”，寫作“是吸收的利器”。“吸收進來的智識思想，無論是看書來的，或是聽講來的，都只是模糊零碎，都算不得我們自己的東西。自己必須做一番手腳，或做提要，或做說明，或做討論，自己重新組織過，申敘過，用自己的語言記敘過——那種智識思想方可算是你自己的了”。否則，一切感想，一切書籍的泛覽，一切聰敏的心得，都象天上浮云江中流水，轉眼就消逝了。[6]

恐怕可以說，以寫作帶動速讀，或者說以寫作為中心科學地組織語文教學，是多快好省地培養和發展學生語文能力的必由之路。因為理論和實踐都證明，不管什么事情，都會有而且只能有一個中心，只要也只有致力于抓住和解決這個中心問題，其他環節的問題才能迎刃而解。

然而，1978年有人對以寫作為中心科學地安排語文教學的主張，卻加以徹底否定。其理由是語文教學目的任務的“多中心”論。這一“多中心”論是根據語文學科雜多的性質得出來的。這種把“學科性質決定教學目的”機械地套用于語文學科的做法，加上根據“閱讀和寫作是兩種相對獨立的行為”的認識，輕率地認定閱讀能力和寫作能力必須各自單獨培養，使得閱讀教學等同于“教學生懂得課文的教學”。再加上“標準化”的盲目推廣，于是便產生并發展出這么一個公式貫徹于語文教學的大部分教時：語文教學＝語文學科教學＝教學生懂得課文的教學＝學生聽教師講課文＝把課文拆爛成無數字、詞、句、段的孤立繁瑣卻又只是在字母中挑挑選選的練習。因此，傳統語文教學的精華——多讀多寫、讀寫結合卻被棄如敝屣，寫作不但沒有成為語文教學的龍頭，反而成了學究式、猜謎式或文字游戲式的所謂“閱讀教學”的附庸。結果大多數學生雖會做一些孤立繁瑣的語文習題（有的甚至能拿高分），卻詞匯貧乏，不會寫作和真正的閱讀。許多初三的學生甚至連抄書也錯漏迭出。盡管國家教委多次發文強調中小學要加強寫字教學，但中學畢業生能把祖國的文字寫得工整清秀的卻為數寥寥。不僅如此，這種多中心的教學目的還使語文教學思想出現了空前的盲目和混亂：學生讀寫能力不過關，便認為是沒有把聽說與讀寫并重；教師講課文時喋喋言作法、言技巧，便認為是沒有轉變重寫輕讀的觀念，于是便指責那個事實上從未出現過或實驗過的“把閱讀當作寫作附庸”的做法；課堂教學效率低下，便認為應該到課外去找出路，并美其名曰“大語文教育”；學生語文素質低下，便認為是“沒有跳出應試教育的怪圈”，似乎只有放棄對考試成績的追求甚至取消語文考試，學生的語文素質才會提高……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今天，當多中心即無中心的語文教學用幾十年的時間把十八般武藝都用盡了而前進的路子卻越走越窄的時候，是否應該以實事求是的眼光和博大無比的胸懷對“寫作中心”說投以回眸一笑呢？

據上所述，筆者認為，語文教學應編寫兩套教材。一套為寫讀課本，以思想內容為單元選編中外古今適合中學生閱讀的文質兼美的白話文，不考課本，以使其具有足夠的使用彈性，每冊起碼在50萬字以上。教學時以寫作帶動速讀，考試時考適合學生思維能力的寫讀題。另一套為誦讀課本，選編短小、精美、淺易的古典詩文，每冊在2萬字以內，當然也要允許有一定的使用彈性。教學時要求學生每篇都能譯寫和熟讀背誦，考試時背誦、默寫題出自課本，理解、分析題則出自課外。

注：

[1][3]張志公：《漢語辭章學》，《語文學習》1993年第3期。

參閱申小龍：《語文的闡釋》，第412、462頁。

[4]張靜主編：《現代漢語》下冊，第2頁。

篇（6）

敘事結構的節奏的把握是動畫片分鏡頭節奏表現的前提，由于動畫片制作過程的復雜性，因此在前期必須把握好吸引觀眾的有利武器——敘事結構的節奏。動畫的制作不允許大量的刪減修改過程，只有前期敘事結構節奏抓住重點刻畫的部分，做到詳略得當，才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動畫敘事結構的節奏與其它敘事結構元素一同達成了觀眾對動畫片主題的理解，并在這種理解中獲得藝術的享受，這就決定了控制動畫片分鏡頭節奏的前提條件就是對動畫片敘事結構的節奏的合理把握。

二、分鏡頭節奏是敘事節奏的發展

用分鏡頭講故事這是一個復雜的綜合性問題，用分鏡頭來敘述動畫故事晚于動畫的文學劇本創作，等文學劇本創作和動畫片的整體節奏確定以后，就要考慮每一段落、場景、鏡頭的具體節奏的處理。分鏡頭的過程實際上是整理劇本的過程，把文字劇本改成電影化的劇本。分鏡頭節奏是動畫節奏設計的重要環節。它既不是靠單張的畫面構成來體現，也不是單獨依靠鏡頭的切換來達到某種效果。分鏡頭節奏是由故事情節、音樂、臺詞、動作等許多因素綜合而成的。在分鏡頭畫面設計中，作為講述其中的故事情節，必然要涉及到節奏的問題。在鏡頭的安排上要有一定的講究，鏡頭的節奏安排的好壞對動畫片的成功與否有著極其重要的關系。

動畫藝術作品中的節奏與人類的心理、生理節奏密切相關。要做出好的動畫作品，就要準確的把握觀賞者的心理、生理節奏。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的注意力因被周圍的活動經常地、本能地吸引著而不斷自然轉移。但這種轉移，并不是經常以同等速度進行的。當一個懷著平靜的心境觀察周圍活動時，注意力的轉移，是以十分悠閑緩慢的速度進行的。但如果他在觀察或親自參與某件非常激動人心和變動極快的活動時，他的反應的節奏，就會大大加速。這就是分鏡頭節奏的心理學的依據。一般來說，用快切的手法表現一個安靜的場面，會造成突兀的效果，使觀眾覺得跳動太快；但在使觀眾激動的場面中，把切的速度加快，便能適應觀眾要求快節奏的心理，從而加強動畫片對觀眾的感染力。節奏活動的形式跟各種生理過程——心臟的跳動、呼吸等等都有關系，而構成動畫分鏡頭節奏的基礎是情節發展的強度和速度，特別是人物內心動作的強度和速度。分鏡頭節奏，就是鏡頭組接的節奏。前蘇聯電影導演和理論家普多夫金（VsevolodIllarionovichPudovkin）曾指出：“節奏則取決于各個鏡頭的相對長度，而每個鏡頭的長度又有機地取決于該鏡頭的內容。”控制分鏡頭節奏的速度是由場面的情緒和內容決定的。動畫藝術家只有使剪輯的速度同內容相適應。才能使速度的變換流暢，動畫片的節奏鮮明。

根據劇情發展，在一段戲或一組鏡頭中，如何選擇運用全景、中景、近景和特寫等不同視距，并且能夠用得十分貼切，做到合理搭配，使觀者感到非常自然，是導演進行畫面分鏡頭節奏設計中不可忽視的一個方面。當觀眾在看到一個鏡頭的時候，首先感知的就是分鏡頭畫面的景別形式。當景別按一定的規律排列組合起來時，便會產生畫面視覺節奏變化規律。全景系列景別（大遠景、遠景、大全景、全景）強調抒情寫意，畫面重“勢”的表達，也就是畫面的氣氛，并以環境為主，人物為輔，構圖上注重繪畫性。具有民族傳統意味的動畫《山水情》和《牧笛》都是以景為主、以景抒情、以景表意的水墨動畫片，片中全景系列景別占到整個畫面景別數量的四分之三以上，成為主導的景別，讓我們體會到畫面空間的寬廣、空曠，形成整個動畫片節奏緩慢，抒情性強，敘事性弱的動畫節奏風格。近景系列景別（中近景、近景、特寫、大特寫）強調敘事性和紀實性、畫面重人物行為動作的表達，人物為主、背景為輔，重角度變化。迪斯尼動畫景別運用通常是遠景和近景交叉使用，大遠景鏡頭幫助觀眾了解環境，或者感受某種感情的升華，近景鏡頭用來交待角色行動的過程。如果是一部敘事性強的動畫，全景系列景別很多，全景和近景關系沒有拉開，缺乏大的起伏和跳躍，觀眾的心理反應必然是敘事性弱，節奏緩慢。眾所周知，觀看遠處的人和景物的時間要比觀看近處的人和景物的時間長些。一個遠景鏡頭上的行動需要的時間可能長些，一個近景由于易被人領會它的內容，因此，近景比遠景的長度可以短一些。由此可見，景別會直接影響畫面延續的長度，如果在視覺上把特寫當成是突出動畫片感受重點的振動，那么全景和遠景就不僅僅只是認為在描寫環境和氣氛，還應該把它們視為是視覺節奏感受中的頓歇。不同景別的分鏡頭在動畫片的時間結構中也可以成為一種節奏形態。

分鏡頭節奏是從鏡頭按不同的長度和幅度關系將鏡頭連接起來中產生的。它是一項涉及尺度和造型的分配工作，一部以短鏡頭為主的動畫片同以長鏡頭為主的動畫片，兩者的節奏是迥然不同的，從異常快速的搖鏡頭轉到一個固定的特寫鏡頭能產生一種富有特色的激動人心的節奏效果。我們并不是以同樣的方式從頭到尾去看一個鏡頭的。對于動畫銀幕影像的感知，不是憑空而來的。影像運動的一切構成因素，產生出或快或慢，或重或輕，或急或緩，或近或遠，或大或小，或明或暗，或虛或實的節奏變化，是視覺器官做出反應的前提。視覺運動的變化節奏，相應地呈凝視，尋視，探視，巡視，跟蹤追視，忽視，漠視等等的變化。由于觀眾觀看活動的位置是固定的，它的視線方向與攝影角度的方向實際上不一致，但視覺經驗補償了這種差異。這種補償的代價，便是加快視覺運動的節奏。以正常速度拍攝的分鏡頭大多視角不同，經組接之后的動畫片，就成了各種視角變化的分鏡頭運動，觀眾必須立即對此做出反應，即調動以往的經驗，在不移動自己觀看位置的情況下，接受對物象不同視角方位和距離呈現的分鏡頭變化。所以，一般地說，將不同角度，如俯拍、仰拍、搖拍、移動拍攝而成的鏡頭較快的組接起來的動畫片片段，和把遠景、近景、大全景和特寫，包括快速變焦推遠或拉近的鏡頭組接在一起的片段，對觀眾的視覺沖擊力較強，觀看活動的視覺節奏也就加快。相反，長鏡頭或以相似鏡別組接起來的片段，觀看活動的視覺節奏相對減緩。前者呈尋視、跟蹤追視的活動形態，后者呈凝視或巡視的形態比較多。我們對遠景的觀看比較松弛和舒緩，對近景和特寫的觀看就容易緊張起來。在一般情況下如此，特殊情況，如近景的方位久久不變或沒有動作，緊張狀態也會削減，節奏變慢；遠景鏡頭切換較快或影像變換突兀，也可能使觀看活動變得緊張起來，節奏加快。不同構圖方式的結合在時間結構中可以成為一種節奏形態。一部動畫片中非中立態度的視覺角度的比重大必然在形式上、畫面節奏上形成比較強烈的韻味。許多角度相似的鏡頭連接在一起，畫面感受容易產生平衡、平穩、流暢的節奏。

鏡頭的不斷重復也能形成節奏。重復分鏡頭就是將某些重要鏡頭，如動畫人物的特定動作、場景、道具、乃至某句對白等，在全片中反復多次出現，以加深觀眾印象，或使人產生新的認識，這對動畫片節奏的塑造是非常有利的。還有一種重復分鏡頭的手法是為了加深觀眾對某個動畫人物的感受，或渲染某種氣氛，有意用一連串同類鏡頭，從不同角度、景別、鏡頭運動方式，反復拍攝同一個人或同一事物、同一場面。節奏需要一個連續、或者說需要某個或某些單位的重復或屢現。這個屢現的單位的連續又分成了好些組或節——如樂譜中的拍子。節奏的變化可以是緣于每拍的長短，也可以是緣于各拍間的距離的長短。拍子愈長、各拍間距愈大，愈顯舒緩、鎮定或平和，拍子愈短，各拍間距離愈小，則愈顯緊張、焦急或慌亂。

借用音樂術語打個比方，整體節奏可說是全片節奏的總譜或主旋律，各單元的具體節奏則是某一樂章或某一聲部。整體節奏統率著各式各樣的具體節奏，而各式各樣的具體節奏又匯合成整體節奏。具體節奏處理得愈加精細巧妙，整體節奏則愈益精彩豐富。如果具體節奏處理失誤，則會破壞整體節奏的完整性和韻律感。整體節奏的把握是動畫節奏處理成敗的關鍵。在這里，起決定作用的是導演。導演對總體節奏的把握，體現在分鏡頭劇本之中。

動畫片的節奏是動畫研究與實踐中的一個新課題。節奏對于動畫片的整體節奏來說，是十分重要的。動畫敘事結構和分鏡頭節奏的掌握在動畫創作中是必須重視強調的，兩者與動畫以各種各樣的方式結合，結合的基礎是它們的內容、感情和運動性。動畫作品中的敘事結構節奏、分鏡頭節奏等等的具體節奏不是單一地局部體現，必須統一于整部動畫作品的整體節奏基調中，以形成一個完整的整體節奏格局。藝術家在創作動畫作品的過程中，如果不注重節奏的把握，不考慮觀眾的心理和生理的欣賞規律，就不能成功地表現動畫片的主題。節奏的把握對動畫片的主題表現發揮其不可代替的能動作用。

注釋

篇（7）

一、緒論

經典的資本結構理論(F.ModiglianiandM.Miller，1958)認為，在一個完善的資本市場中，資本結構既不影響資本成本，也不影響企業的市場價值。現實中的資本市場當然不可能是完善的，這種不完善不僅來自政府政策導致的扭曲，更主要的是來自信息的不完全。現代企業理論的研究證明，至少由于以下三個原因，資本結構是重要的：第一，根據激勵理論，資本結構通過影響經營者的工作努力水平和其他行為的選擇，進而影響企業的收人和其實際價值；第二，根據信息傳遞理論，資本結構通過其信息傳遞功能影響投資者對企業經營狀況的判斷，進而影響企業的市場價值；第三，根據控制權理論，資本結構通過影響企業的治理結構即所有權的安排，進而影響企業的價值。

資本結構對企業治理結構的影響也稱為資本結構的治理效應。Williamson(1988)認為，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企業，由于人問題的存在，公司的外部控制一般會同時采用兩種控制方式：股權控制與債權控制相互補充。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公司中，債務與股權不應僅僅看作是不可替代的融資工具，而且更應看作是不可替代的治理結構；資本結構是否合理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公司治理效率的高低。Aghion和Bolton(1992)認為，企業資本結構的選擇就是控制權在不同政權持有人之間分配的選擇。最優的負債比例是在該負債水平上導致公司破產時將控制權從股東轉移給債權人。因此，選擇合適的融資結構，充分發揮其治理作用，對現代公司至關重要。Hart(1995)認為，給予經營者以控制權或激勵并不十分重要，至關重要的問題可能是要設計出合理的融資結構，限制經營者以投資者的利益為代價，追求他們自己目標的行為能力。

二、債權的治理效應

債權的治理效應的理論淵源是資本結構理論中的成本說及其分支企業控制權理論。成本說和控制權理論將公司治理引入資本結構理論的研究中，突破了以往資本結構理論中僅對負債的財務杠桿效應、稅盾效應的研究，提出了負債的治理效應：適度負債有助于緩解公司內部各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沖突，激勵、約束經理人員，克服問題，實現控制權的重新安排；同時，債權人以“相機控制”的方式，在公司治理中擔任重要的角色。具體來講，負債融資的治理效應是通過以下機制實現的。

(一)負債本身的激勵約束機制

一方面，在經營者對企業的絕對投資不變的情況下，增加投資中債務融資比例將增大經營者的持股比例，從而增加了經營者的剩余索取權，這就內在地激發了經營者的積極性，使經營者利益與股東利益更加趨于一致。對于這一點還可以通過一個簡單的數學模型來說明。設經營者的股權融資金額為i，其他股東的股權融資金額為j，則通過股權融資獲得總金額為i＋j，經營者所占有的股份比例為i/(i＋j)。又假定公司的債務融資金額為c，同時公司的資產收益為x，債務利息率為y(x，y均為百分數，且x＞y)，則經理的股權收益率為：R＝i/(i＋j)[(i＋j)x＋(x－y)c]，亦即：R＝ix＋i/(i＋j)(x－y)c。顯然，隨著債務融資額的增加，經營者的股權收益也會增加。特別地，如果公司能獲得足夠多的債務融資以支持公司運作或項目開發經營，則公司可以直接減少其他股東的股權投資金額，或者可以通過回購股份減少其他股東的股權投資金額，則增加及減少的雙重作用可以較大地增加經營者的股權收益。

另一方面，由于負債的利息采用固定支付，債務的利用減少了企業的白由現金流量，從而縮小了經營者從事低效投資的選擇空間和抑制了經營者的在職消費。正如Jensen(1986)指出的，由于債務要求企業用現金支付，他將減少經營者用于享受其個人私利的“自由現金”。

(二)相機控制機制

現代企業理論揭示了這樣一個基本道理：企業所有權是一種“狀態依存所有權”(State－contingentownership)或相機控制權，即企業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的分配隨著企業財務和經營狀況的變化而變化。工人的索取權優先于債權人。令x為企業的總收人，w為應支付給工人的合同工資，r為債權人的合同支付(本金加利息)，π為股東所要求的一個滿意利潤。假設x在0到X之間分布(其中x是最大可能的收人)，那么：如果企業處于x≥w＋r的狀態，控制權掌握在股東手里；如果企業處于w≤x≤w＋r的狀態，控制權掌握在債權人手中；如果企業處于x＜w的狀態，控制權掌握在員工手中；如果企業處于x＞w＋r＋π的狀態，控制權掌握在經理手中。所以，當企業資不抵債、無法償還債務時，企業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便由股東轉移給債權人。這時，債權人對企業的控制是通過受法律保護的破產程序進行的，包括兩種處理方式：一種是清算，分自愿和強制兩種情況，即把企業的資產拆開賣掉，收益按債權的優先順序進行分配，清算的結果是經營者丟掉了飯碗。另一種是重組，即由股東、債權人和經營者進行商量并提出方案。如果重組的價值大于清算的價值，破產企業就可能被重組。企業重組涉及減免債務本金和利息、債轉股、延長償還期、注人新資金等，同時還會更換經營者。因而在“破產威脅”下，經營者會減少個人享受，更加努力工作，并做出更有利于提高企業價值的投資決策，即經營者的行為會更傾向于股東的利益，從而減少了成本。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債務是一種緩和經營者與股東利益沖突的擔保機制，它對經營者形成“硬約束”。

(三)銀行監控機制

銀行作為企業的主要債權人，憑借其與公司獨特的關系，既擁有公司大量的信息，又具有監控公司的能力，使其在公司治理中能夠發揮積極的作用，這既可減少股東的監督工作，又可提高監督效率。特別地，就主銀行體制而言，主銀行還具備了有別于其他控制源的三個優勢：①主銀行在聯合監督的事前、事中和事后利用掌握的信息能夠以較低的成本有效地約束經理；②大、小銀行組成的銀行團中，由各大銀行分別擔任自己關系公司的主銀行并擔當監控公司職責，有利于節約稀缺的監督資源；③以銀行貸款為基礎的相機控制機制，導致公司經營不佳時其控制權自動由經營者轉向主銀行。因此，銀行作為債權人行使相機控制權會導致公司預算約束的硬化。

由此可見，債權融資對于降低成本、提高公司治理效率具有積極的意義。然而，要使債權融資的治理效應得以有效發揮，必須具備以下條件。

1.建立有效的償債保障機制。償債保障機制大體分為防止償債危機出現的事前保障機制和當企業出現償債危機時對債權保護的事后保障機制兩類。事前保障機制包括負債企業對負債責任的自動履行機制、債權人的信用和配給機制、限制債務期限和債務資金用途、債務工具的流動性和可轉換性、抵押擔保等事后保障機制主要依賴強制性的法律程序，其主要措施包括自發性和解與結算、破產清算與重組、“戳穿公司的面紗”(PiercingCorporation’sVeil)。建立有效償債保障機制的關鍵在于建立有效破產機制，因為通過實施破產機制實現控制權的轉移，既能有效地強化自動履債機制，又能在出現債務危機時保護債權，增強債務融資的治理效應。而完善和健全的破產制度必須有以下兩方面作用：一是破產能給予經營者一定的懲罰，實現債務的強約束作用；二是能有效保護債權人的利益。

2.銀行有能力，特別是有動力監控企業的行為。否則，債務融資的治理效應不但不能發揮出來，還會成為經濟發展中的不利因素。銀行雖可獲得信息租金、長期聲譽租金、特殊關系租金等，進而有動力去監控企業，但這一條件成立的前提是：銀行必須是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產權主體和市場主體此外，銀行還必須在其資源配置決策中不受政府干預。避免政府強迫銀行向效益差的企業貸款是至關重要的，囚為如果政府強迫銀行向效益差的企業貸款，將會造成銀行的財務狀況惡化。

三、股權的治理效應

在傳統的資本結構理論研究中，研究者的視角或爭議事實上主要集中在負債融資上，股權融資在相當程度上處于配角的地位，即它是后于負債確定的。然而，一旦將研究視角跳到兩種融資模式對企業的治理效應，整個局面便煥然一新，股權融資與債務融資的研究便處于一個同等重要的地位。股權融資的治理效應通過股東對企業的控制來實現。股東對企業的控制通常分為兩種形式：內部控制和外部控制。

(一)內部控制

內部控制是股東以其所擁有的投票權和表決權選擇公司董事會，再由董事會選擇經營管理者，將企業的日常經營決策委托給經營管理者來實現的。如果經營管理者未盡其法定義務，或者存在有損于企業價值的行為，股東可以通過董事會更換經營管理者，這實際上是股東“用手投票”的監督方式。但內部控制的有效實現取決于三方面的因素：

1.股權集中程度。股東監控企業要付出相當高的成本，當然也會由此獲得可觀的回報。因此，股東監控企業的動力便源自于監控的收益與成本的比較。就監控成本而言，大股東與小股東實施有效的監控其監控成本基本是一致的，但他們獲取的收益卻相差很大。大股東獲得的收益遠遠超過小股東的收益，小股東的理性選擇便是放棄對企業的監控權而搭大股東的便車。如果股權過于分散，就會造成人人都想搭便車，導致監控者的缺位。所以，股權集中度越高，內部控制越為有效。這也就是德日兩國企業普遍采用內部控制型公司治理模式的原因。相反，英美兩國由于股權分散而缺乏內部監督約束。

2.股東的性質。一般來講，銀行作為大股東，由于熟悉企業業務，同時利用貸款和企業在銀行開設的賬戶，能及時了解企業的經營狀況，擁有監控上的信息優勢和便利條件。因此，Fama(1985)認為，銀行作為股東是最有效的監督主體。但是否允許銀行持有公司的股票，各國法律有不同的規定。我們知道，由于中小股東缺乏監控企業的能力和動力，而機構投資者對公司的監督成本與其收益相配比，因此它們不像一般投資者那樣成為搭便車的主體，從而也就被視為公司治理中加強股東地位的重要支柱。正如Carter(1992)所指出的，如果機構投資者不履行監控職責，則對公司的監控很難解決。

3.股東投票權限的大小，雖然股東擁有投票權，但不同的國家由于制度、法津不同，股票投票權的大小存在較大的差異。比如股東的投票權限是否僅僅包括董事會選舉權，亦或還包括企業日常經營的評判權等；又如企業決定事項所需的投票通過比例是過半、2/3以上，還是簡單的多數票原則。

(三)外部控制

通常認為，對經營者的外部約束有產品市場約束、資本市場約束和經理人市場約束。從股權融資的治理效應角度出發，對經營者的外部控制主要是資本市場。因為在資本市場上，投資者可以自由地出讓股票，這就使得諸如權爭奪、敵意收購等控制權爭奪行為得以進行。因此即使在內部控制不能有效發揮作用時，股東還可以利用資本市場上的接管或控制權的爭奪來“退出”，以此對經營者施加壓力。這實際上就是人們常說的“用腳投票”的監督方式。具體地說，當企業發展情景看好，并對企業做出的決策持認同態度時，股東將增加股票持有份額。但當企業經營不善時，股東便會賣出股票，造成股價下跌，此時企業易成為資本市場上被接管的對象。成功的接管通常伴隨公司經營者的更換，因而接管被認為是控制經營者隨心所欲營造個人帝國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外部控制有效發揮作用的前提是：資本市場與經理人市場相對發達以及股權相對分散且流動性強。這也是英美兩國的企業普遍采用外部監控型公司治理模式的原因。

無論是內部控制還是外部控制，都與所有制的性質有關。在私有公司中，股東直接或通過其選舉的董事會提出經理的候選人名單，以更換現有的表現不佳的經理是一件天經地義的事。但在公有即國有公司中，名義上的所有者—全體人民事實上沒有更換經理的提議權，經理更換的權利歸政府或組織部門所有。這種制度安排的直接后果是現有經理會想方設法賄賂政府部門的官員，以利于保住白己的位置，而不是如私有公司的經理那樣，努力提高公司績效才是保住自己職位的唯一途徑。由于私有公司的經理賄賂股東往往成本很高，高到無法承受，因此對私有公司而言，經理賄賂股東的情形是極少會出現的。相反，國有公司因掌握經理任命權的政府和組織部門的官員沒有剩余索取權，因而變得極易賄賂。

四、結論

資本結構從表面上看是各種資金來源在企業內部形成的某種狀態，但實質上，它是各種資金背后的產權主體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生成的某種利益配置格局，這種利益配置格局構成了企業的治理結構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企業的治理績效。可以說，資本結構是一個關于企業外部的產權主體索取利益控制和分享的內生化的裝置。認真研究西方資本結構的治理效應理論對于我國正在進行的國有企業改革、公司治理結構的建設、資本市場的發展、銀行業的改革以及《破產法》的完善等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1]張維迎.公司融資結構的契約理論：一個綜述.改革，1995(4).

[2]張維迎.企業理論與中國企業改革.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3]張文魁.企業負債的作用和償債保障機制的研究.經濟研究，2000(7).

篇（8）

2深化設計內容及方法

2.1空間坐標及平面定位

由于本工程“扭轉上升并內斂”的結構特點，塔樓框架鋼柱每一層坐標都在變化，結構控制點坐標的定位是關鍵，根據設計院提供的結構坐標在CAD中放樣再局部修正并導入Tekla軟件中。在雨篷和裙房深化中，建筑外形呈空間扭曲造型，結構定位相當困難，只能根據建筑三維模型及幕墻預留空間找結構坐標，再進行結構布置及優化，并提交設計院審核。

2.2節點設計及優化

1)柱腳節點設計考慮到現場安裝方便，增加橫向固定鋼板將14件直徑為30mm的錨栓固定，同時也起到加強錨栓和混凝土結合力的作用，使整體受力更加可靠。2)梁柱節點設計梁柱連接采用強節點弱構件設計，環向牛腿板使整體強度更加可靠，與鋼柱和鋼梁全熔透焊接能有效傳遞彎矩、防止局部變形。梁與牛腿腹板高強螺栓連接按照抗剪等強配置，若螺栓過多無法排布可適當折減保證抗剪承載力≥600kN(設計值)。3)鋼梁與混凝土剪力墻連接實際施工過程中混凝土澆筑及鋼結構安裝累積誤差可能在10～20mm或更大。在鋼梁與剪力墻連接時深化設計要充分考慮，一方面將鋼梁端與剪力墻間隙設計到20mm，另一方面連接板在加工時再留20mm余量，現場安裝時可根據實際情況切割，此方法可避免擴孔，保證高強螺栓有效傳力。4)屈曲支撐節點設計屈曲支撐節點設計時節點承載力應大于屈曲支撐的極限承載力，以保證強節點的要求。屈曲約束支撐與框架結構鉸接，因此節點構造應減小轉動剛度，盡量減少二次彎矩。根據建筑外觀的要求，節點采用銷軸連接方式。5)橢圓Y形柱節點設計橢圓Y形柱作為轉換構件，必須提供更直接、更有效的傳力方式。深化時對原設計的節點做了一些優化:將變截面管的上端尺寸增大，這樣分叉的兩圓管柱間就有足夠的間隙，并取消原設計的現場焊縫，將現場焊縫移至上一層樓面以上。優化后的節點可以避免焊縫集中、方便混凝土澆筑、傳力簡潔、加工制作簡單。

2.3參數化節點建模

對于高層鋼結構來說，一般標準層結構布置和荷載相對變化不會太大，再加上結構對稱性等原因，在同一層不同位置或不同層同一位置構件截面及連接形式會相似甚至相同，可直接利用Tekla自帶節點庫，這會給建模工作帶來很多方便。寧波中銀大廈從下到上旋轉內收，和以往高層有很大不同，特別是在梁柱連接上沒有一個完全相同的節點。塔樓中間為混凝土核心筒，由一圈鋼管混凝土柱和環向梁組成，徑向梁一端連接鋼柱，另一端與核心筒連接。節點主要有徑向梁、環梁與鋼柱的剛接節點、徑向梁與核心筒埋件的鉸接節點、主次梁鉸接節點、主梁開孔節點。雖然節點類型不多，但是截面種類繁多，若每個節點一一放樣則工作量較大。對于鋼柱現場拼接節點、主梁開孔節點、鋼梁吊耳碼板等標準節點可以做成自定義節點。對于主次梁鉸接、鋼管柱與鋼梁剛接等節點形式類似，只是具體節點板厚、螺栓數量不同，因此節點可以做成帶參數的自定義節點。例如鋼管柱與鋼梁剛接節點，可以按照節點計算結果把每種截面對應的節點板厚度與螺栓大小、間距、數量、等級等信息做成文件或表格，再利用自定義節點中的函數把節點需要的信息從文件讀取進去，從而生成正確的節點。也可以把節點計算的過程寫成文件，通過自定義節點提供的原始數據直接算出結果返回給節點。這樣大大節約了節點建模時間，且能保證準確率。

2.4圖紙設計

深化設計圖紙包括設計說明、布置圖、構件圖、零件圖及各類清單。鋼柱及鋼梁構件圖表達的內容較多，包括每個零件裝配定位信息、焊縫形式及等級、零件尺寸、零件材料表等，每一項內容都需要技術人員精心、細心地編制，都需要有豐富的技術經驗作為基礎，技術人員設計出來的圖紙必須滿足工廠制作和現場安裝的需要，確保圖紙的準確性、完整性、適用性、可行性。

2.5材料排版

利用Tekla自身優勢進行材料排版，為材料采購和工廠數控下料提供了有力的技術支持，有效控制了材料損耗。

2.6數字化信息技術

在進行三維建模同時將現場焊縫、工廠焊縫建入模型中，每一條焊縫有一個獨立的編號，可直接生成焊接地圖及焊縫報表，Tekla提供先進的數字化制造平臺為高效率工廠制作提供了技術支持，同時為焊接質量控制和檢測提供了簡單直觀的數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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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國保險業壟斷的理論分歧

在保險業，人們對壟斷的看法概括起來，有以下幾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我國的保險業由于多年來一直處于壟斷狀態，缺少應有的競爭，因此目前最緊迫的應是打破壟斷，培育更多的競爭主體。顯然，這種觀點是受我國多年來保險市場過高的集中度影響。從1996~1998年，中國保險公司的資產、利潤和保費收入仍然向中國人保、中國人壽、中國平安和中國太平洋這四家保險機構嚴重傾斜。

第二種觀點認為，我國保險企業的總體規模過小，加入WTO后難以與外資競爭，因此應打造中國保險業的航空母艦，積極培育保險大企業，從而提高保險業的國際競爭力。這種觀點在我國保險市場開始向外資開放后尤為具有影響力。

第三種觀點認為，壟斷結構是中國保險業的必然選擇，但是保險業應根據不同性質的壟斷采取不同的政策取向。壟斷按其性質，可分為經濟集中型壟斷和行政割據型壟斷。國際金融保險界的購并和重組就是經濟集中型壟斷的產物。

筆者認為，在我國保險市場正在逐漸向外資開放的環境下，通過適度集中幾個實力雄厚、有能力與外資保險競爭的大企業，對于提高整個民族保險業水平是非常必要的。目前我國民族保險業的資本總額只有200億元人民幣，而最早進入我國保險市場的美國國際保險集團的股東利益是271億美元。至于在我國設立合資公司的德國安聯與法國安盛保險公司，其股東利益分別是261億美元和150億美元，實力懸殊可見一斑。

2我國目前保險業的現狀及其發展障礙

同西方發達國家的保險業相比，我國保險公司無論是資金實力和創新能力，人員素質和投資水平，都存在相當明顯的差距。1998年底，中國的保險深度為1.57%,居世界第55位；保險密度為12美元，居世界第60位。就保險公司而言，中國保費最高的是中國人壽保險公司，1998年其保費收入為人民幣530億元，最少的公司年保費收入不到1億元。我國保險業整體水平落后的主要原因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2．1目前我國保險業實行的仍是粗放型經營方式

集中表現為公司的業務發展以單純追求保費高速增長，市場份額的擴大為中心。整個公司經營業務活動表現出以下特點：展業方式的粗放型；保單設計的粗放型；公司內部管理的粗放型。

2．2保險機構數量過少，缺乏足夠的市場主體

真正在全國縣級以上地區都設有保險分支機構的只有中國人保公司一家。在大多數的中小城市，中保公司都是一支獨秀，沒有競爭對手。相對于巨大的中國市場而言，保險機構的缺乏，導致競爭機制不能充分發揮作用，難以形成合理的市場結構，市場壟斷成分過高。如1998年，中國人保、中國人壽、太保、平保4家公司的市場占有率高達97%以上，特別是中國人保和中國人壽的市場份額十分突出。中國人保的保費收入占全國產險保費收入的80.38%，中國人壽的保費收入占全國壽險保費總收入的77.63%。

2．3保險市場體系不完善

一個健全的保險市場應由保險人、再保險人、投保人與保險中介人共同組成。但目前存在以下問題：

（1）我國的保險中介形式發展不健全，中介經營主體稀缺。我國人和經紀人隊伍的建設已逐漸規范，但缺乏專門的保險經紀公司，獨立、中立的評估組織還屬鳳毛麟角。

（2）再保險市場不成熟。盡管保險法中對法定分保的有關規定，為中國民族保險業的發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礎，但在法定分保業務之外的商業分保方面，中國再保險業卻要面對國際上異常激烈的競爭。從總體上看，中國再保險有限公司的責任準備金1998年為85億元人民幣，與慕尼黑再保險公司的300多億美元和瑞士再保險公司的100億元美元相比，難以承受巨大風險。

2．4保險資金的運用率低

國內保險業恢復后，我國保險公司一直是沿著“重負債、輕資產”的發展軌道前進，展業始終是保險公司工作的重中之重，而保險資金的運用卻往往排不上公司的中心工作。隨著保險市場競爭激烈程度的加劇，承保責任的日益廣泛，保險公司從直接承保業務中獲得利潤的空間越來越窄。同時，自1996年以來，我國又連續7次降息，這不僅封死了保險公司通過銀行存款獲取“利益差”的渠道，而且使保險公司的經營處于一種利率倒掛的境地。目前，這一潛在危機之所以未暴露出來，是由于我國保費收入的增長率較高，當期保費收入遠遠大于當期給付支出。但從長遠看，這必將損害投保人的利益。

3尋求發展，中國保險業也必須建立壟斷結構

3．1是我國應對國際經濟一體化，提高保險業競爭力的必要之舉

當前世界經濟一體化和金融全球化進程在加快，我國加入WTO后，在不長時間內無可選擇的要融入這一進程。而發達國家保險業已經完成了由分業經營向混業經營的轉變，并越來越向“全能型”、“多功能”保險公司以至金融集團的方向發展。這些大集團、大公司以其規模優勢和多元化經營優勢，在制度創新、產品創新、高新技術的應用等方面有更大的開拓空間。他們可以涉足銀行業、證券業、信托業，即可以在市場上間接投資，又可以在市場上直接投資，資金運用渠道也比較寬泛，能更好適應市場競爭和客戶需要。

3．2是節約與合理配置我國保險資源的客觀要求

壟斷結構對于保險資源優化配置的微觀效應，主要是通過生產效率的提高、市場交易費用的節約和技術創新的提高等實現的，正如吳敬璉先生所說：“從壟斷企業能夠更好地投資、擴大企業規模和加快技術進步，從而降低成本、改進產品質量和推動技術進步的觀點看，它的確有一定優勢。”其實，壟斷對資源優化配置的宏觀效應也是明顯的：首先，壟斷結構與經濟快速發展是聯系在一起的；其次，壟斷結構還可以促進產業結構均衡化；第三，壟斷也有穩定價格的功效。研究表明，壟斷部門的產品價格往往具有剛性特點。在經濟衰退時期，其價格降幅較小，而在經濟擴張時期，其價格漲幅也較小。因此在保險資源比較稀缺的情況下，建立少數大公司為主、大小公司并存的保險壟斷性市場結構，就能較好解決低層次擴張、低效益競爭的問題。使有限的資源得到最有效地利用和最合理地配置，無論是微觀方面還是宏觀方面，都會比規模小、公司多的競爭性市場結構的效率高得多，效應也大得多。

3．3是加強國家金融宏觀調控的需要

保險業走向壟斷結構，必定使保險市場集中度不斷提高，保險企業規模不斷擴大，形成若干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型保險機構或金融集團，必然對金融保險市場的穩定起著積極的促進作用，提高國家對金融運行的控制力和國家的金融安全。政府需要把各微觀金融主體的活動納入宏觀有序的軌道上，進行有效地宏觀調控。但政府在不可能面對一個個企業實施具體管理的情況下，可以借助壟斷組織的體系和作用。政府通過與壟斷體系的核心企業聯系、協商，制定發展計劃，并由這些核心企業組織實施，在壟斷企業內部通過層層分解下達，將會保證政府計劃的落實和完成。這樣政府只需掌握為數不多的保險壟斷體系的核心企業就可以有效地擴散對保險業的調控效果。

4進一步完善保險立法及拓寬保險市場的基本對策

隨著我國保險業的迅速發展以及中國加入WTO進程的加快，現有的保險法律法規在許多方面已經明顯不適應發展要求。為此，我們要及時修改和充實現行的保險法律體系，盡快形成一套既具有中國特色又符合國際慣例的保險法律法規體系，為保險公司依法經營、保險業監管部門依法監管創造條件。當前，我們要依據保險市場開放的現狀、加入WTO后外資保險機構的設立和經營情況、國際保險監管趨勢的變化，抓緊修訂《保險法》，并盡快修改制定與之相配套的法律和法規，全面清理與WTO基本原則和對外承諾不相符的內容，充分發揮保險法律的引導和保障作用，為保險業健康發展提供一個公正、公平的競爭環境。

另外，通過以下對策拓寬保險市場，更有利于發展中國的保險業：

（1）保險公司在自己的行業和市場中的地位,最終都是通過自身的研發能力而確立的。國際投資金融集團公司一般都有上百年的歷史，對研發方面的重視程度是不言而喻的。而這正是中方所欠缺的。有關人士指出,目前外資保險公司已經在研究領域下工夫。如果我們的保險公司不及時認清發展趨勢，改變粗放式經營方式,就有可能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外資保險產品和人才的不斷本土化而逐步地退出對市場的占領。因此，中方保險公司應下大力氣用于保險經營、保險管理及保險產品的研發上。

（2）國有保險公司占有60％以上的市場份額，在我國保險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和作用。但是，長期以來存在的體制落后、機制不活、償付能力不足等問題，嚴重制約了國有保險公司的健康發展。年初召開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明確了對國有保險公司進行股份制改革的方向。各國有保險公司為股份制改革做了大量前期準備工作，分別制定了股份制改革的初步方案。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和中國人壽保險公司還提出了重組改制上市的整體方案。國有保險公司重組改制上市，有利于吸收外資和社會資金參股，實現股權多元化；有利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結構，轉換經營機制，提高競爭能力。

（3）隨著我國保險業的快速發展，保險資金運用的規模不斷擴大。截至2004年9月底,全國保險資金運用余額達5134.6億元，據預測，到2005年我國保險業可運用資金將超過1萬億元。近年來，保險資金運用渠道逐步拓寬，如允許保險公司購買中央企業債券、參與銀行同業拆借市場的國債回購、投資證券投資基金、辦理大額協議存款等。剛剛公布的新《保險法》對原有的資金運用的禁止性規定作了適當修改，盼望了多年的保險資金直接入市問題終于迎來政策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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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產業結構的內部構造及其共同演化趨勢

相關的理論成果按石川秀(1992)的歸納，主要包括由歐美學者從廣義的兩種方法出發提出的兩類不同理論模型。一種方法是使用若干國家間的橫截面數據和時間序列數據，從統計分析上確認經濟增長與結構變化之間的某些普遍聯系；另一種方法是集中研究初始條件與經濟制度相似的一批國家的歷史經驗，探索能夠說明其結構變化過程的一些特殊理論。（注：約翰·伊特韋爾：《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第四卷）經濟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565-567頁。）在這兩種方法基礎上提出的兩類模型都以單個國家為分析單位和對象，著重點在一國內的產業結構變動（注：對此，庫茲涅茨曾有明確的說明。參見：西蒙·庫茲涅茨：《現代經濟增長》，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5頁。）。影響一國結構變動的某些因素作為外部環境，即僅存在外界環境因素對國內結構變動的影響，而不存在反向作用。盡管這兩類理論模型迄今仍在不斷地豐富和完善，但始終沒有突破單一國家的研究視角。

科林·克拉克(1940)首先從第一種方法出發作了開拓性研究，該研究成果被稱為“配第——克拉克定理”。其理論模型采用費希爾(1939)最先提出的三次產業分類，研究了人均國民收入變動和勞動力在三次產業間轉移趨向的內在關聯。在此之前，霍夫曼(1931)則對工業結構演變規律和發展階段作了開創性研究，提出了消費資料工業凈產值與資本資料工業凈產值之比在工業化進程中是持續下降的所謂“霍夫曼定理”。

克拉克和霍夫曼的最初研究，開創了現代產業結構理論研究的先河，但理論模型過于簡單和不夠成熟。為此，西蒙·庫茲涅茨(1966、1971)和霍利斯·錢納里等(1975、1986)在不斷改進第一種方法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發展了的理論模型。

西蒙·庫茲涅茨從經濟增長總量出發，對50多個國家的截面數據和長期歷史數據作了統計回歸，考察了結構變動在不同總量增長時點上的狀態。此后，霍利斯·錢納里等則更多地采用投入——產出方法、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和經濟計量模型，將分析樣本進一步擴展到低收入發展中國家，形成了用途較為廣泛的結構轉變分析方法。綜合起來他們的主要工作包括：1、用勞動力和產值指標等，對人均收入和三次產業變動間關系作了徹底的考察和驗證；2、深入到工業和服務業內部，對其結構變動作了細致分析；3、研究了影響結構變動的三組因素，即國內需求、對外貿易和生產技術水平及其變量；4、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結構變動差異的分析中，初步提出了經濟增長與結構變動的國際性傳播；5、通過結構轉變不同階段中不同部門和因素對增長貢獻相對重要性的研究，對結構轉變作了動態分析；6、通過若干國家多部門模型的比較研究，概括出外向型、中間型和內向型三種發展模式，考察了戰略、政策等因素和結構轉變之間的聯系等。

從廣義第一種方法出發的理論研究，在不斷豐富和完善中揭示了產業結構變動的“標準形式”。同時，也出現了從廣義第二種方法出發的一些產業結構變動的特殊理論。其中，阿瑟·劉易斯(1954)的二元結構模型和W·W·羅斯托提出的經濟成長階段和主導產業理論最具影響力。劉易斯的二元結構模型通過三個基本假定和把發展中國家經濟劃分為兩大部門，研究了二元結構轉變為一元結構的進程和途徑。該模型在形式上雖表現為勞動力的流動，但實際上是通過對發展中國家剩余勞動力的假設，涉及到整個經濟結構包括產業結構的轉變，因而是把模型建立在更接近于現實的假設基礎上的一種努力。羅斯托則以非總量的部門分析方法，試圖把握住在經濟成長中所依賴的一些特殊部門所起作用的動態力量。為此，不僅按技術標準提出經濟成長的六階段論，而且對推動階段演進起決定作用的主導部門及其更替所具有的特性、以及在產業間的擴散效應作了規范解釋。此外，羅斯托曾提出一些發人深思的命題。例如，已從另外角度意識到并主張，研究單位應由國家改為相互關聯的貿易地區，并放到世界經濟整體中去加以考察。（注：G·M邁耶：《發展經濟學的先驅》，經濟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40頁。）

歐美學者提出的兩類理論模型，盡管各自理論研究的思路和側重的角度不同，但他們研究的基本傾向和主線從總體上看是一致的，都以“國家”為分析單位，著重點在一國內的產業結構變動，都以若干國家為分析樣本，通過國別間比較研究，考察產業結構演進的一般標準形式和共同演化趨勢。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而言，兩類模型在實際應用時可以互補、而非對立物。

（二）產業結構變動與周邊國家或世界相關聯

歐美學者的產業結構研究及提出的理論模型具有一般意義，形成該研究領域的主流。但作為應用經濟理論，各國在實踐中會形成各具特色的理論概括。戰后以來，一些日本學者除了對歐美學者提出的有關理論模型作出修正和補充（鹽野谷裕一，1966）以外，立足日本國情，逐步發展形成了一套獨特的產業結構理論。

筱原三代平(1955)提出了“動態比較費用論”，其核心思想在于強調：后起國的幼稚產業經過扶持，其產品的比較成本是可以轉化的，原來處于劣勢的產品有可能轉化為優勢產品，即形成動態比較優勢。由于該理論畢竟與國際貿易理論密切相關，因而只能成為戰后日本產業結構理論研究的起點。特別是在實踐中，具體是通過什么途徑來實現的？一些日本學者提出各種理論假設和模型，（注：例如，佐貫利雄(1981)曾提出“戰略產業領先增長論”等，參見：佐貫利雄：《產業結構》，日本經濟新聞社1981年版，第25頁。）其中最著名的是赤松要等人提出的產業發展“雁行形態論”。

赤松要(1936、1957、1965)在戰前研究日本棉紡工業史后提出“雁行形態論”最初的基本模型，戰后與小島清(1973)等人進一步拓展和深化了該理論假說，用三個相聯系的模型闡明其完整內容。模型1（基本型）：后起國特定產業的生命周期一般由三個階段構成。即：進口國內生產（進口替代）出口（后又擴展為五階段，加上“成熟”和“返進口”兩個階段）；模型2（變型Ⅰ）：國內各產業生命周期均經過上述各階段，但次序由消費資料生產轉向生產資料生產，或由輕工業轉向重化工業，進而轉向技術密集型產業；模型3（變型Ⅱ）：隨比較優勢動態變化，通過直接投資等方式在國際間出現產業轉移，東亞的后起國追趕先行國進程具有“雁行模式”的特征。但“雁行模式”的形成是有條件的，當條件發生變化時，該模式也將轉換。即這一模式可以說明過去，不一定能說明將來；可以適用于東亞中小國家和地區，但不一定適用于發展中大國。（注：汪斌：《東亞國際分工的發展與21世紀的新產業發展模式》，《亞太經濟》，1998年第7期。）

關滿博(1993)提出產業的“技術群體結構”概念和構建了一個三角型模型，并用該模型分別對日本與東亞各國和地區的產業技術結構作了比較研究。核心思想是：日本應放棄從明治維新后經百余年奮斗形成的“齊全型產業結構”，必須促使東亞形成網絡型國際分工，而日本只有在參與東亞國際分工和國際合作中對其產業進行調整才能保持領先地位。

日本學者的產業結構研究，實際上觸及到東亞區域產業結構循環演進問題，并已明確意識到一國產業結構變動與所在國際區域的周邊國家或世界相關聯，但仍以單個國家為立足點，僅涉及國際區域的一個特例，沒有上升到一般理論。

（三）產業結構的國際性波及和結構關聯機制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集團化的浪潮勢不可擋，國際間產業結構變動的相互波及和關聯日趨密切，特別是同區域內各國產業結構在運行中通過貿易和投資等方式相互間資源配置重組和整合的步伐加快。因此，學術界在對產業結構研究中，也逐步將國際間產業關聯作為一個重要問題來探索。

關于產業結構的國際性波及和關聯機制的研究，主要從理論與實證研究兩條線展開。前者從本國和周邊國家產業結構變動的聯系，以及從世界產業結構大系統內各次產業的變動趨向，研究本國應有的產業發展戰略與對策（北村好子，1995）。后者采用一定的定量分析技術進行度量，主要可分為兩類：1.用貿易結合度和相互依存度系數等進行定量分析（渡＠①利夫1991）；2.將國際投入產出模型作為分析工具。例如，依據日本亞洲經濟研究所研制的亞洲國際投入產出表(AIDXT1975、1985、1990)分析東亞各國和地區產業結構之間的關聯狀況（佐野敬夫等1998）。迄今為止，各種結構聯結模型主要通過貿易聯接完成的。雖然注意到不同國家產業結構相互間的關聯，但主要考慮產業結構演進的國際性波及由一國向另一國的單向傳導。因而仍是立足單一國家視角來考察各國產業結構間關聯。

二、立足全球視角研究當代產業結構的思考

歐美和日本的學者對產業結構的研究，包括近年對產業結構的國際性波及和關聯互動的探討，反映了學術界順應時代的發展，不斷推進產業結構理論研究的軌跡。但本文認為，這些研究都還沒有脫離原有的思維框架和傳統的視角。

首先，現有的產業結構研究對處于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世界經濟的本質性、飛躍性的變化缺乏深刻的認識。這種本質性變化表現為全球經濟的“板塊結構”已成為可感知的一個個群體，形成以一定的大致毗鄰成片的地域范圍為基礎，既相區別又相聯系的一個個巨大的跨國經濟實體。因為，世界經濟的現實運行主體，在局部區域已是二元的，即民族國家經濟體和國際區域經濟體并存。整體上由原來倚重自然資源和制造業的國別型世界經濟正在向倚重信息資源和服務業的全球和區域型世界經濟過渡。這種本質性的變化源于國與國之間產業結構演進中相互聯接關系的演變。與歷史對比，聯接關系的變化不僅體現在聯接強度上大大增強和聯接形式的多樣化，還在于聯接拓撲結構的日趨復雜化。聯接關系的變化導致作為研究對象的邊界不斷擴張。因此，單純從國別視角的產業結構研究已不能完全適應現實經濟系統的時代特征，客觀上要求立足全球視角，從新的切入點來研究當代產業結構。

其次，目前產業結構理論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仍沒脫離傳統經濟學中線性的、平面的思維方式。或是將世界產業結構大系統直接作為對象，從一開始就研究大系統內各次產業的變化及趨勢。由于缺少一個中間環節，因而無法將現實大系統作為一個多元、多層次、多側面、復雜的立體結構來深入地進行系統的理論研究；或是立足于單個國家層面，考察與周邊國家的結構互動關系，但通常將其他國家等同于環境處理，最終停留于淺層次的對策研究，缺少綜合性、系統性的理論研究和定量化分析。此外，部分研究成果雖已觸及到國與國產業結構間的聯接關系，采用各種定量分析技術進行驗證，但在缺乏系統的理論研究下往往集中于貿易聯接機制的分析。在現實中，除了貿易聯接機制外，國際直接投資與跨國公司、國際金融和經濟周期等作為聯接機制，各自通過錯綜復雜的渠道發生著各具特點的聯接作用。特別是直接投資與跨國公司的聯接作用無論在深度上還是在廣度上均已超過貿易的聯接作用，成為各國產業結構相互關聯的核心驅動力量。因此，各國產業結構間多種形式的關聯渠道理應納入研究的視野。

我認為，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雖然一國產業結構的變動不僅與域內周邊國家的結構變動聯為一體、互動演進，而且也和域外各國的產業結構處于相互波及、互動演化中，但由于與全球化并行的區域化浪潮和世界經濟結構呈“板塊”狀格局等，各種聯接機制表現出明顯的區域內部化趨向，因而往往使處在同一區域的各國產業結構間存在著更為緊密的相互依存、互相聯接的關系。因此，立足全球視角，運用整體主義的系統研究方法，將國際區域產業結構作為研究對象和切入點，很有可能成為未來產業結構理論研究的一個突破口。從該切入點入手，概括而言，在一般理論的研究框架上至少涉及到以下幾個方面。

1.國際區域產業結構的定義、特征和封閉條件假設下的理論與度量方法研究。確立新的切入點或對象后首先對其定義及特征作出界定，是研究的基礎。立足全球視角，國際區域產業結構可定義為：地域空間上相鄰或相近的兩個或兩個以上民族國家產業結構體的集合。它既是一個整體性概念，也是一個集合概念，至少具有相對性或非完整性、開放性、自組織性和整體性這四大基本特征。現實中的國際區域產業結構既是一個開放系統，又是全球產業結構大系統中的一個相對獨立的子系統。作為理論研究的起點，可運用抽象法暫且將其作為一個封閉系統來處理。通過構建封閉式的理論模型來研究國際區域內務國（地區）產業結構相互關聯成整體的成長及其內在運行機理。包括其整體性成長的實質、動因、機制和整體內部的矛盾性等。度量國際區域產業結構必須采用新的分析工具，目前，可用國際投入產出模型或計量經濟模型作為分析技術的出發點，但需在貿易聯接的基礎上，進一步研究其它重要聯接機制的度量方法和模型。

2.國際區域間產業結構的關聯機制分類及其動態變化研究。現實中的全球產業結構大系統，是由各個國際區域產業結構子系統，通過多種形式的關聯渠道及其關聯機制，在相互波及、互相聯接中構成的。因此，理論研究需將國際區域產業結構由封閉系統轉向開放系統，對結構關聯機制分類及動態變化進行考察，這是立足全球視角的產業結構理論研究的關鍵。需要對各種聯接機制從國際區域間立體、多向幅射和多邊反饋角度，分門別類地研究其各自的聯接特點和傳導規律，這是結構關聯機制在空間上的變化。同時，全球產業結構大系統的復雜性往往表現為系統時刻處于動態變化之中，結構間關聯強度和關聯模式也同樣處于動態演變中，在一定的發展階段甚至出現跳躍式突變狀態，這是結構關聯機制在時間上的變化。此外，在現實中，由于形成產業結構間互動關系的聯接機制較多，因而渠道復雜，各種聯接機制交互作用，形成了非常復雜的機制體系。鑒于跨國公司在當代世界經濟中處于核心地位，因此在研究形成國際區域間結構互動關系的各種聯接機制及其相互關系時，需要對其加以充分的關注和深入的研究。

3.國際區域產業結構的分類及演化模式的比較研究。在全球產業結構大系統中，存在著各具特征的不同國際區域產業結構子系統，作為一個個相對的整體，需分類研究并揭示各自的演化模式。這里的演化模式是指，特定國際區域內各國產業結構在相互關聯中體現的整體演進的形式或表現出具有某種共性的演進方式。鑒于各區域產業結構整體演進方式的復雜性，可選擇若干典型國際區域（如東亞、北美和西歐），采用靜態和動態的具體分析方法，對某國際區域產業結構整體存在的穩定性特征和變動性特征及變動趨向作出細致的實證研究和理論概括。然后把靜態和動態分析分別得出的結論聯系起來，研究其相互關系，綜合歸納出不同國際區域產業結構體系各自相異的演化模式及其特征。

4.結構變動與當代國際分工發展研究。產業結構的變動往往與國際分工的發展有著密切的內在聯系。事實上，在世界產業結構大系統中，某國際區域內各國產業結構是在參與區域國際分工中才相互聯接形成整體性演進，各區域產業結構在整體性演進中表現出不同的演化模式，實際上反映了全球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各區域分工子體系也具有不同的特點。因此，當代全球國際分工體系并非是一個平面結構，而是一個多層次、多側面、交叉疊加的復雜的立體結構，需要對此作出系統、全面的研究。以往的產業結構研究由于沒有深入到全球產業結構大系統內部不同的層次和側面，因而相聯系的國際分工研究缺少系統性和綜合性。各種研究往往關注不同的側面，其成果可以解釋全球分工體系中的某一層次或側面，然而適用范圍不廣，自然也難以真正認識本國在全球分工體系中所處的地位和準確位置。

5.產業政策相互作用機制和國際協調型產業政策研究。以往的產業政策一般以本國產業為對象，通常更多地考慮對本國結構調整及預期，而沒有顧及國外政府可能做出的反應與調整對本國產業結構運行和政策執行結果的反向影響。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各國產業結構的互聯、互動強化，直接導致了一國產業政策對內作用弱化，對外作用強化的質變，使產業政策以國際產業政策方式實施，其核心在于協調。事實上，當今某些國際區域經濟的整合程度已相當高，因而政策更由本國獨立制定，并以本國產業為主要對象，但其政策制定基礎和政策實施效果的地域空間范圍，已超出本國地理邊界，外延擴大到與本國產業發展密切相關的國際區域或周邊國家。目前，雖對制定國際產業政策進行了初步探討（齊東平，2000），但對各國產業政策相互作用機制還缺乏系統的理論研究。因此，需深入研究多國、特別是同區域內各國產業政策相互作用機制的特點、規律和動態博弈過程，以及全球化時代國際協調型產業政策的主要內容和實施方式。

篇（11）

一、重要性和必要性

經營性投資項目資本金(以下稱”企業資本金”)是指在投資項目總投資中，由投資者認繳的出資額，對投資項目來說是非債務性資金，項目法人(企業)不承擔這部分資金的任何利息和債務;投資者可按其出資的比例依法享有所有者權益，也可轉讓其出資，但不得以任何方式抽回。它是企業作為法人存在和從事任何生產經營活動的前提，是決定企業償債能力、承擔債務風險的最低限度的擔保，也是聯結投資者原始產權和企業法人財產權的物質載體，所以，投資項目即設立企業必須要有一定數額的資本金。資本結構是指企業各種資本的構成及其比例關系，也可以說是自有資本(資本金)和負債資本的對比關系。從財務融資理論來看，50年代以來，資本結構一直是現代企業財務管理的三大主題(資本結構、投資預算、股利政策)之一。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資本結構作為企業的價值構成，隱含著企業一系列結構問題，是企業預期收益——資金成本——財務杠桿——籌資風險——產權分布——籌資時間——籌資空間等系統綜合概括的結果。資本結構的確定是企業的在籌資中財務杠桿、籌資成本與籌資風險等各要素之間尋求一種合理的均衡。資本結構合理與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企業償債和再籌資能力，決定企業未來盈利能力，因而成為企業財務形象的重要指標。

從企業資本金和資本結構概念的闡述中可以看出，資本金是形成企業資本結構的基礎，資本金比例是決定資本結構的最重要因素。反過來也可以說，最優資本結構的確定是最佳資本金比例確定的重要依據。無論如何，現代企業財務管理從企業財務狀況、經濟效益出發，采用科學的測算方法，對與資本結構相關的諸因素進行綜合分析，確定和選擇企業最優資本結構，并始終使企業的資本結構保持最適當的狀態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

二、原則和方法

現有的判斷和衡量企業資本結構是否最優的基本定量標準或方法各有長短、各有側重，都無法建立描繪一種能使財務杠桿利益、財務風險、籌資成本、企業價值等之間實現最優均衡的資本結構模式。當然，這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問題，它受許多因素的制約和影響。為此，只能按照國家關于資本金比例的有關規定，就同資本結構相關的諸因素以及相互關系進行定性分析，探討企業資本結構優化的一些定性原則和方法。

國家關于資本金比例的有關規定。國務院(國發1996.35號文)規定，投資項目資本金占總投資的比例，根據不同行業和項目的經濟效益等因素確定。具體內容如下:交通運輸、煤炭項目，資本金比例為35%以上;鋼鐵、郵電、化肥項目，資本金比例為25%及以上;電力、機電、建材、化工.、石油加工、有色、輕工、紡織、商貿及其他行業的項目，資本金比例為20%及以上。投資項目資本金的具體比例，由項目審批單位根據投資項目的經濟效益以及銀行貸款意愿和評估意見等情況，在審批可行性研究報告時核定。項目審批單位和銀行，以及工程咨詢單位和企業確定資本金比例及結構可遵循的一些原則和方法。主要考慮:企業內部因素。企業未來銷售的成長率和穩定性。企業未來的銷售狀況是確定資本結構的重要因素。如果企業的銷售成長快，必然產生較多的現金流量，對投資者，無論是股權投資者還是債權投資者都具有深刻的吸引力，企業追加籌資都比較容易。對于銷售成長率很高的企業一般就可以確定較高的資產負債率，但是不能忽視銷售增長的穩定性。如果企業的銷售穩定，則可以較多地負擔固定的債務費用;如果銷售有周期性，則負擔固定的債務費用不易把握，將冒較大的風險。企業投資項目性質和生產技術配套能力與結構。確定和保持合理的籌資來源結構，應從投資項目的建設周期、現金流量和企業自身實際生產經營能力、技術狀況出發。投資項目建設周期短、現金凈流量多，生產經營狀況好，產品適銷對路，資金周轉快，資產負債比率可以適當高一些，并可提高短期資金來源的比例;而那些存貨積壓嚴重，資金周轉緩慢的企業，確定高的資產負債比率是危險的。另外，一般來說，產品結構比較單一的企業，自有資本的比例應大一些，因為這類企業內部融通資金的選擇余地較小。相反，產品結構多樣化的企業，因內部融通資金的余地較大，應適當提高資產負債比率。企業獲利水平與股利政策。獲利能力越大，財務狀況越好，變現能力越強的企業，就越有能力負擔財務上風險。因而，隨著企業變現力、財務狀況和獲利能力的增進，舉債融資就越有吸引力。企業的股利政策其實也是一種融資政策。

在西方財務理論的研究中，往往把資本結構股利政策結合起來分析，不同的股利政策下可以確定不同的資本結構。如實施高股利政策和剩余股利政策，就應該與較高的負債經營相匹配。低股利政策和不規則股利政策下應該慎重推行風險較高的資本結構。資金使用結構。合理確定企業的資本結構還要考慮企業資金使用結構，重點是企業流動資產與固定資產的數量關系，因為固定資產的變現性比流動資產的變現性要差得多。同時也不能忽視有形資產與無形資產的結構比率，有些時候，無形資產不能成為負債經營和籌集長期資金的物資擔保。管理人員對企業權力和風險的態度。如果管理人員不愿使公司的控制權稀釋，則可能不愿增發新股票，而盡量采用債務融資。如果管理人員討厭風險，那么，可能較少利用財務杠桿，盡量減少債務資金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