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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公共管理理論概述

 

19世紀末期，馬克斯•韋伯創建了傳統公共行政學的核心理論——官僚制。官僚制是建立在法理性權威基礎上的一種高度理性化的組織機構，其特點是：在職能專門化的基礎上進行勞動分工；嚴格規定等級層次結構；運用規章制度清晰明確劃分責權；人際關系非人格化；遵守嚴格的系統工作程序；以業務能力作為選拔提升的依據。管理效率是官僚制的核心價值觀念。

 

傳統公共行政學獲得了極大成功，為世界各國政府廣泛采用。20世紀60、70年代，以美國行政學家弗雷德里克森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學派對官僚制行政理論的效率至上原則提出質疑。他們認為傳統公共行政學只重視效率，將公民當作實現政府目標的工具。他們提出的改革主張是建立政府與公民對話、溝通、互動的機制，使政府能對公民的需求積極地做出響應，從而實現公共行政的社會性效率。

 

20世紀70年代全球石油危機以后，伴隨著信息化及全球化時代的來臨以及公民社會的興起，公眾對政府官員和公共機構管理人員的服務品質要求更高，于是在世界范圍內掀起了一股持久不衰的政府機構改革潮流，出現了以市場機制逐漸取代政府干預；減少政府開支、鼓勵私人投資；縮小文官隊伍的規模；鼓勵公司競爭及公共事務向私營部門轉移為特征的“新公共管理運動”。新公共管理運動對傳統的行政管理進行了反思，強調調整政府和社會管理公共事務職能之間的關系，重塑政府管理自身和社會事務的手段、過程和模式。基本的做法是為了提高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效率，將政府的“掌舵”職能和“劃槳”職能相對分離，將后者轉移給非政府組織，實現公共服務的市場化、社會化、民營化。［2］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關于西方政府改革的研究報告總結了新公共管理的核心內容：關心服務效率、效果和質量方面的結果；高度集權、等級制的組織結構為分權的管理環境所取代。在分權的環境中，資源配置和服務提供的決策更加接近第一線，并為顧客和其他利益集團的反饋提供更多的余地；靈活地選擇成本效益比更好的方法，如市場的方法，來替代政府直接提供和管制；更加關心公共部門直接提供服務的效率，包括生產力目標的設定，在公共部門組織之間建立競爭性的環境；強化國家核心戰略能力，引導國家變得能夠自動、靈活、低成本地對外界的變化以及不同的利益需要做出反應。

 

2西方公共事業管理學科的產生與發展

 

科學意義上的公共事業管理起源于20世紀早期的美國，美國前總統威爾遜把科學管理的方法運用到政府的公共部門，形成了公共管理，它的理論基礎來源于泰勒的科學管理和馬克斯•韋伯的“官僚制”。公共管理的發展是迅速和曲折的，1887年伍德羅•威爾遜發表了《行政學之研究》的論文，是美國公共管理教育開始的標志。1911年，紐約市政研究局創辦“公共服務培訓學校”，美國公共管理教育正式啟動。1924年，“公共服務培訓學校”遷到了錫拉丘茲大學，并與新成立的“馬克斯維爾公民與公共事務學院”合并，面向公共管理領域創辦了綜合性的教育與培訓課程。大學開設公共管理教育的目的是為公民社會的管理培養專職的優秀管理和研究人才，以便他們能夠智慧地與公眾打交道和在現代公共組織中有效工作—不論是在地方、州、還是中央政府。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普遍掀起了對公共事務研究的熱潮，公共事業管理專業已成為很多國家培養高層次、應用型公共管理人才的主要途徑之一。這可以從國外許多知名高校設置公共事務專業得到證明，如哈佛大學的公共事務專業；紐約大學的公共、非營利事業管理專業；康奈爾大學的公共事務專業等等。

 

公共管理的一個重要理念是對公共精神和社會責任的推崇。美國的許多大的公共管理院系都鼓勵教師和學生通過做項目參與社會實踐，或到政府掛職，或鼓勵邊工作邊學習的學生結合工作實際寫策論，還聘請在管理崗位上的市政經理和部門領導為學生開課。美國公共管理教育的培養目標通常是培養從事公共事務管理和公共政策研究與分析等方面的高級應用型人才，為政府機關和非贏利組織培養具有現代公共管理理論和公共政策素養，掌握先進分析方法及技術，精通某一具體政策領域的專業化管理者、領導者和政策分析人才。在培養過程中，注重實際能力與素質的培養，教學內容面向公共領域中所面臨的實際問題。目前，美國開設公共事業管理課程的學校有220多所，在讀學員達3萬多人。到目前為止，根據彼德森大學指南，美國有312個公共管理院系，其中244個重公共管理方向，81個有公共政策方向。美國公共管理的學科原則和傳統有三大重要理念：培養專業化管理人才(Professionalism)，注重公共服務精神(publicservice)，強調實踐和操作(practice)。例如，作為美國最早的公共管理專業化教育課程體系，美國錫拉丘茲大學馬克斯韋爾公民與公共事務學院的公共管理課程，注意培養學員的四方面技能：量化統計方面的技能、經濟分析方面的技能、預算和公共財政方面的技能以及公共管理知識技能。為此，該學院為學員開設了五類核心課程，分別是公共行政與民主類、統計分析類、經濟分析類、預算和公共財政類、公共管理類。美國哈佛大學的肯尼迪政府學院的辦學目標是培養高層次的公共管理人才和從事高質量的公共政策分析人員。在其研究生教育中，要求學生掌握三方面的基本知識：即政策和制度分析、公共組織的戰略管理、政治主張和領導藝術。

 

3我國公共事業管理專業學科建設基本情況

 

1996年，東北大學婁成武教授和云南大學崔運武教授，到國外考察公共事業管理發展情況后開始醞釀在我國高校建設公共事業管理專業。1997年東北大學、云南大學分別向教育部報告，申請將公共事業管理專業列入本科專業目錄。1998年原國家教委(現為教育部)在新的普通高等學校專業目錄中，設立了公共事業管理本科專業。1999年在云南大學和東北大學首開公共事業管理專業以來，該專業發展迅速。到2000年，全國有57所高校招收公共事業管理專業本科大學生。2001年全國招收公共事業管理專業的本科大學生的高校發展到132所，2002年迅速增加到180多所，2007年已有322所。對這個專業的招生，教育部原本是想由東北大學、云南大學兩校通過四年的專業建設，取得經驗后再在全國推廣，但由于各高校自主辦學，特別是教育部對各省屬高校難以控制。如此增長速度，可稱得上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觀”。

 

雖然在公共事業管理專業建設的過程中已經取得了較大成就，但公共事業管理在我國僅有十年的發展過程，作為一個有發展前途的新興專業，公共事業管理專業本應具有極強的生命力和發展空間，可現實的遭遇和形勢卻使該專業陷入了尷尬的局面。主要表現有：專業的社會認可度差、專業方向不明確、人才培養目標模糊、學生就業難等不少問題。其原因是各高校對公共事業管理專業認識不足，造成專業課程設置散亂甚至混亂；教學內容死板，教學方式單一，實踐教學環節薄弱；專業教材建設滯后、師資力量相對缺乏等。該專業目前的辦學規模和發展速度已超出了我國公共事業發展的速度和公共管理體制、公共事業單位改革的步伐；專業缺乏明顯特色，就業方向不明確，所培養的學生缺乏不可替代性，社會對該專業的認識和了解也比較少。因此，作為一個新興專業，如何構建更科學合理的課程體系，推進專業建設，進而提升公共事業管理專業的競爭力，成為當前公共事業管理專業建設面臨的棘手問題。

 

4公共管理理論視角下公共事業管理專業學科建設的改革途徑

 

4.1變革專業意識，塑造服務意識。新公共管理理論和善治理論指出，公共事業管理的主體除了政府這一核心之外，還應包括非政府組織。公共管理的職能除了政治統治、社會管理之外，還需強調社會服務。公共事業管理專業人才服務除了面向于政府和事業單位，還應包括企業和相關社會團體。因此，公共事業管理專業要強調公共事業管理主體的非政府性和職能的服務性。

 

4.2以社會需求為導向確定應用型人才培養目標。公共事業管理是社會組織為了滿足社會全體或部分成員的共同需要和協調發展，采取各種形式，對社會的公共事務進行生產、調節和控制的過程。針對當前公共事業管理專業人才培養目標多樣化和模糊化的問題，在培養過程中注重實際能力與素質的培養，教學內容面向公共領域中面臨的實際問題。培養目標要強調注重公共服務精神，強調實踐和操作，使之與當前經濟社會的需求緊密結合起來，從而也保障了本專業學生更好的就業前景。以需求為導向，結合自身的教育資源優勢，靈活制定培養計劃。進一步加強對社會人才需求的調研，結合自身的教育資源優勢，靈活的確定培養方案。另外，人才培養方案是動態變化的，在實施專業人才培養方案的過程中，要進行全程就業信息管理工作。要依據就業市場、用人單位對人才的評價結果，檢驗專業方向人才培養方案，對不符合社會需求的人才培養方案及時修改完善。

 

4.3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培養學生各項技能。公共事業管理人才必須具有廣博的知識面，具備較高的辦事效能、實際策劃、運用理論及操作能力，必須具有良好的思維創新能力、自我學習能力和研究能力，必須具有動手操作能力和實際應用能力。主要包括以下幾項技能培養：一是社會調查技能。公共事業管理作為實踐性應用性學科，其理論來源于社會實踐，其理論也必須適合于并應用于社會實踐。能熟練應用社會調查的方法步驟，使學生了解社會、熟悉公共管理的實際，市場運作技能熟練。二是社會適應技能。社會是不斷發展變化的，這就要求公共管理專業人才能夠應付各種社會變化，具有應對各種困難和挫折的心理素質。三是熟練的表達技能。包括語言講述能力和應用寫作能力，這也是公共事業管理專業人才必須具備的能力。公共管理專業人才作為社會管理的決策人員和主要參與者，其設想、方案等要通過語言和文字準確、順暢表達出來，否則就會限制能力的發揮，無法履行管理職責。公共管理工作是對人的工作，只有通過有效地表達才能與人溝通，否則不會得到他人的配合，工作也將無法開展。

 

4.4強化實踐教育環節。由于公共事業管理專業具有明顯的跨學科特征，因此綜合的知識結構和管理素質是從事公共事業管理工作的先決條件。公共事業管理面對的問題涉及社會發展、公共利益、個人利益等不同的層次，涵蓋領域廣泛。這就要求公共事業管理人才具有全面的綜合素質，具有較強的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因此，學校要為本專業的學生創造各種時間平臺。除建立相關的實習基地為學生提供鍛煉機會外，還可以開設電子政務、案例分析等課程，邀請公共事業管理單位相關人員為學生提供講座和培訓；不僅要充分利用現有的實驗室、實習基地等開展好相關社會實踐，學校與當地政府部門和有關公共事業管理部門合作，建立專業見習、實習基地，并在學生見習、實習期間組織教師不定期進行指導、檢查、考核，保證專業見習、實習有場所，有人指導，有人監督，不走過程，不搞形式；在學生中大力提倡各種形式的社會實踐和學術研究活動，鼓勵學生利用假期、周末參與進行社會調查和實踐。通過參與社會調查、科研能力培養和論文撰寫，使學生社會調查與理論知識相結合，進一步擴大他們的知識面，培養他們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4.5加強師資隊伍建設。公共事業管理專業的特點要求教師既要專又要博，既要通理論又要懂實踐，因此必須采取措施加強師資隊伍建設。一是針對師資缺乏的狀況，可采取多元化的師資引進模式，采用全職、兼職、訪問、榮譽四種師資任教形式，建立一支理論與實際并重、專兼職結合的多元化師資隊伍。二是加強教師的公共管理實踐經驗，通過人才交流、掛職鍛煉等形式提供專業教師到政府部門、公共事業單位掛職實踐，提高社會實踐能力和社會公共政策分析能力，促進課堂教學與社會實踐結合。同時要提供條件鼓勵教師走出去，通過進修或參加各種專業培訓、學術研討會，提高教師自身的水平；三是加強科研水平，實現教學與科研的有機結合，形成教學與科研的良性互動。

篇（2）

關鍵詞:碩士生;就業;博弈論;上策均衡;知識積累

1 提前工作的動因

高校畢業生包括本專科畢業生、應屆碩士畢業生和應屆博士畢業生。自本科擴招以來,高校畢業生的就業便一直是社會關注的焦點,20xx年金融危機開始后更是成為熱點問題。新聞報道20xx年中國應屆本專科畢業生的就業率不足70%,部分地區甚至傳出應屆碩士畢業生的就業率首次低于應屆大學生就業率的信息,社會驚呼“皇帝的女兒也愁嫁”。而20xx年,正如前一年年底主席在遼寧考察時對大學生求職者表示的那樣,“就業形勢將更加嚴峻”,將有超過700萬應往屆高校畢業生需要解決就業問題。事實上,伴隨著全球性金融風暴愈演愈烈,國內外的經濟環境日益惡化,國內人才市場的需求減少與高校擴招政策綜合作用,形成了一個非良性的流程。

如圖1所示:大學生就業困難,于是轉向升學,升學需求的增加迫使碩士擴招。碩士畢業生的增加使人才市場的競爭更加激烈,在擠占大學生就業崗位的同時也造成自身就業水平的下降,因而出現了所謂“1500應屆碩士競聘賣豬肉”、“十萬年薪聘請大學生掏糞”的新聞現象。并且,由于預計2010年博士學位的年授予人數將達到突破歷史性的5萬,已經開始有學者開始擔心博士培養質量的下降,質量下降的博士畢業生以后還要去培養碩士生和本專科學生,勢必進一步造成碩士畢業生和本專科畢業生質量的下降,從而更加劇了他們的就業壓力,令他們傾向于盡早適應市場,做出提前工作地選擇。

本研究僅以碩士生為對象進行探討。碩士生是高級科研人才的后備軍,而高級科研人才的培養對國家的科技發展和創新能力而言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為此,對碩士生的培養需要投入充足的時間和資源,若碩士生提前工作則有可能令實際培養時間不足,培養質量不能得到保證,對其今后的就業也將產生影響。所以,于國于己,碩士生的選擇都值得商榷了。

2 博弈理論概述

博弈論也叫對策論,是20世紀50年代由馮諾依曼和奧•摩根斯坦首先提出的,是一種“研究具有斗爭或競爭性質現象的數學理論和方法”。博弈論的應用領域十分廣泛,在經濟學、政治科學、軍事戰略問題、進化生物學以及當代的計算機科學等領域都已成為重要的研究和分析工具。此外,它還與會計學、統計學、數學基礎、社會心理學以及諸如認識論與倫理學等哲學分支有重要聯系。

一個博弈論模型包括三個基本要素:局中人,方案集和局勢。局中人是指在一個博弈中有權決定自己行動策略的參加者,一般要求一個博弈中至少要有兩個局中人。策略集是指可供局中人選擇的,實際可行的,完整的行動策略的集合,每個局中人的策略集中至少應包括兩個策略。局勢是指一個博弈中各局中人所選定的策略形成的策略組。當局勢出現后,博弈的結果也就確定了。

本研究采用博弈論中的上策均衡理論。上策是指這樣一種策略,不管其他局中人采取什么策略,這種策略都是最優的。博弈論中的均衡是指一種穩定的結果,當這種結果出現的時候,所有的局中人都不想再改變他們所選擇的策略。因此,所謂上策均衡即指一種局中人選擇的都是上策時的博弈均衡狀態。

3 高校、用人單位和碩士生的博弈

3.1 博弈模型的建立

3.1.1 三要素設定

出于能夠更明確地表現分析結果的原因,本研究使用兩兩博弈的方式。局中人包括高校、用人單位和碩士生,其中碩士生按照意愿傾向還可分為兩類,因此實際的博弈模型一共有五個,以報酬矩陣形式表現。

每個局中人的策略集都包括兩個策略。高校可以選擇允許或者不允許碩士生提前找工作,用人單位可以選擇接收還是不接收在讀碩士生,兩類持不同意愿傾向的碩士生都可以選擇提前工作或者畢業后工作。

每個局勢包括模型中各局中人可選擇的一個策略,每個模型產生四個局勢,通過分析可得出其中滿足上策均衡的局勢。

3.1.2 度量方式設定

本研究的重點在于分析每個局中人對各種選擇所產生結果,假設這種結果可以用滿意或不滿意兩個屬性值來度量。

一般來說,高校希望碩士生能夠靜下心來搞科學研究,一方面能夠對導師的研究方向進行進一步的實踐,另一方面高校培養碩士生的目標就是使碩士生具有獨立開展科學研究的能力,如果沒有科研和論文的培養則有失這個目標的要求,如果碩士生提前進入找工作階段則科研的最佳時期――研二和研三――就沒有發揮作用。從上述角度來看,可以說高校不允許碩士生提前找工作才能保證滿意的結果;若做出允許的選擇則總會有一部分碩士生提前工作,高校的培養結果達不到效用最大化,可以認為是不滿意的。

而作為用人單位,也有出自短期利益的考慮,他們要求自己員工的綜合素質越高越好,獨立行為能力越強越好,因此碩士生能否提前來單位實習決定了要不要在碩士生畢業正式上崗后付出一筆培養成本――工作上手前支付的工資和其它費用。可以認為,用人單位選擇接收在讀碩士生的結果是令自己滿意的,而選擇不接收的結果則是不滿意的。

最后,按照碩士生的意愿傾向可以把碩士生分為傾向提前工作,傾向畢業后工作兩類。對于第一類,假設選擇提前工作將得到滿意的結果,選擇畢業后工作將得到不滿意的結果;對于第二類,假設選擇提前工作將得到不滿意的結果――提前工作影響學業完成的質量,選擇畢業后工作將得到滿意的結果。

為了便于分析,設滿意的值為1,不滿意的值為-1,以此量化不同選擇帶來的結果。

3.2 高校與用人單位的博弈

根據上文對高校和用人單位選擇結果的假設,本研究可以構建如表1所示的報酬矩陣,矩陣的每一個局勢設為(E,S)。

當高校允許碩士生提前找工作時,若用人單位選擇接收在讀碩士生則能得到滿意的結果,而高校則因此不滿意(1,-1);若用人單位選擇不接收在讀碩士生則必定不滿意,而因為在讀碩士生即便找工作也沒有接收單位,所以高校最終得到滿意的局勢(-1,1)。當高校不允許碩士生提前找工作時,碩士生受到紀律限制,則高校不管怎樣都將得到滿意的結果,而用人單位無論做何種選擇都接收不到在讀碩士生,結果必定是不滿意(-1,1)。

由此可以分析得出,高校與用人單位的博弈達到一個上策均衡,即高校不允許碩士生提前找工作,用人單位卻接收在讀碩士生。兩方的最優決策是相沖突的,而這恰恰解釋了現狀,即本研究前面說的高校要實現培養目標,而用人單位要追求用人成本的最低化。后面的分析中,高校與用人單位的這種沖突將不斷得到體現。

3.3 兩類意愿傾向的碩士生與高校和用人單位的博弈

3.3.1 傾向提前工作

如表2和表3所示,本研究把碩士生與高校的報酬矩陣內的每個局勢設為(M1,S),把碩士生與用人單位的報酬矩陣內的每個局勢設為(M1,E)。

先來分析碩士生與高校的博弈,現實中總存在接收在讀碩士生的用人單位。當碩士生選擇提前工作時,若高校也允許提前找工作,則前者與后者形成的一個局勢是(1,-1),若高校不允許提前找工作,則前者受到紀律約束的局勢為(-1,1)。當碩士生選擇畢業后工作時,則高校的選擇不再重要并總會獲得滿意的局勢(-1,1)。由此本研究又得到了一個上策均衡,即碩士生選擇提前工作而高校不允許提前找工作。

再來分析碩士生與用人單位的博弈。當選擇提前工作的碩士生面對接收在讀碩士生的用人單位時,結果自然是“雙贏”(1,1),若用人單位選擇不接收在讀碩士生時,則結果自然是“雙輸”(-1,-1)。當碩士生選擇畢業后工作時,用人單位的選擇也不再重要,結果總是雙方都不滿意(-1,-1)。這里的上策均衡是“雙贏”。

在這兩個博弈中,碩士生面對的最優決策總是選擇提前工作,而高校和用人單位的最優決策與由它們之間的博弈得出的上策均衡相同,互相沖突,這就解釋了傾向提前工作的碩士生們為何會采取各種手段“欺騙”高校,出去尋找工作。

3.3.2 傾向畢業后工作

如表4和表5所示,本研究把碩士生與高校的報酬矩陣內的每個局勢設為(M2,S),把碩士生與用人單位的報酬矩陣內的每個局勢設為(M2,E)。

迫于經濟壓力以及別的原因不得不提前找工作的碩士生只要高校允許,就會達成(-1,-1)的局勢,若高校不允許碩士生提前找工作并為其提供必要的生活補助,則碩士生和高校仍能達到“雙贏”的結果。當碩士生不存在經濟困難或自己另想辦法克服了困難時,必然會堅持好好完成學業,畢業后工作的選擇,這種情況中高校與碩士生總是“雙贏”。所以高校不允許碩士生提前找工作和碩士生選擇畢業后工作是這一博弈中的雙方最優決策。

用人單位選擇不接收在讀碩士生的結果必定與碩士生的意愿“合拍”,局勢總是(1,-1)。當用人單位接收在讀碩士生時,只有選擇了提前工作的碩士生會讓其實現滿意的局勢(-1,1)。這里的上策均衡卻是碩士生選擇畢業后工作而用人單位選擇接收在讀碩士生。

高校最喜歡的自然是愿意畢業后工作的碩士生,就如同用人單位最喜歡選擇提前工作的碩士生。然而這并不是說無論持何種意愿傾向,只要選擇了提前工作,用人單位都無差別的一視同仁。本研究在前面就已經探討過,用人單位希望聘用的員工綜合素質越高越好,而碩士生的科研水平無疑是衡量其素質的一個重要因素,可以認為只有愿意畢業后工作的碩士生才最有可能主動靜下心來學習和從事科學研究,從而達到令高校和用人單位都滿意的科研水平,很遺憾用人單位選擇接收在讀碩士生的結果恰恰不可能接收到其最滿意的對象。也就是說,用人單位的最優決策與其最滿意的碩士生的最優決策相沖突,再換句話說,用人單位的成本最低化目標與對員工素質的期望相悖。

本研究的博弈分析就進行到這里,此時的問題是,碩士生是否應該提前工作以及高校、用人單位是否應該有所作為。本研究在最后就此進行一個探索性地討論。

4 關于碩士生是否應提前工作的討論

4.1 碩士生是否應該選擇提前工作

讓碩士生們產生不同意愿傾向的重要原因可能是對未來預期收益的不確定,對此本研究認為可以從知識的可積累性給出探討。

知識作為一種新的生產要素與勞動力、土地和資本不同,“知識溢出足以抵消固定生產要素存在引起的知識資本邊際產品遞減的趨勢。因此知識積累過程不會中斷。”社會知識就在人類社會的實踐過程中不斷積累,并得以延續和更新,而個人知識積累得益于社會知識的積累沉淀,同樣不斷增長。這種知識積累是質和量雙方面的,在當今的經濟形態下,已成為整個經濟的基礎。在校學習可看做知識積累的最穩定途徑之一,因此碩士生花在在校學習與科研方面的時間越長,作為生產要素的知識積累得越多,其創造價值的潛力越大,可以預期較大的未來收益。若提前工作,放棄的學習時間不談,在工作中能獲得知識多少也是不確定的。

事實上人們選擇讀碩士的目的不外乎希望在科研方面有所建樹和找到比之前更好的工作兩個,這兩個目的的實現都要求知識積累到一定水平,因為前面已經分析過用人單位也希望能招聘到科研水平最高的碩士生。如果碩士生都能明白這一點的話,就不會受到經濟環境和就業環境的影響,認真完成學業,在畢業后憑借優異的知識積累接受社會的選拔應該成為他們的最佳選擇。

這里不能不提到的是,整個社會,包括所有的高校和用人單位,都應該為促成碩士生做出這種選擇而有所作為。

4.2 對高校和用人單位提出的建議

(1) 高校安排好碩士生的日常生活。在推廣自費制的同時,設置更多的獎學金和生活補助項目,提高物質激勵的比重以降低碩士生的總成本,解決高校與持提前工作意愿的碩士生的沖突,并保障完成對碩士生的培養目標。

(2) 用人單位要把目光放長遠,對接收在讀碩士生工作的決策應當有所限制。應當看到一個科研功底扎實的碩士在未來三年,五年,甚至更長的時間里為單位創造的價值將遠遠大于一個水平一般,僅僅多半年或一年工作經驗的碩士,足以彌補用人單位短期的成本損失。

(3) 高校與用人單位之間沖突的化解之法,除了提高各自的認識外,最好能夠更多地進行“產學研”合作。用人單位歡迎高校前來調研和利用知識儲備解決問題,高校根據用人單位的實際情況確立科研項目,設置碩士生的培養計劃。如此,一方面碩士生通過“干中學”和“學中干”把科研和實踐聯合起來,必能提高其知識掌握水平,另一方面用人單位為高校協助解決的問題支付的費用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碩士生的經濟狀況。

(4) 整個社會應當保證輿論的正確導向,不要宣傳急功近利的浮躁思想,并為創造良好的就業條件努力發展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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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碩士生;就業;博弈論;上策均衡;知識積累

1 提前工作的動因

高校畢業生包括本專科畢業生、應屆碩士畢業生和應屆博士畢業生。自本科擴招以來,高校畢業生的就業便一直是社會關注的焦點,2008年金融危機開始后更是成為熱點問題。新聞報道2008年中國應屆本專科畢業生的就業率不足70%,部分地區甚至傳出應屆碩士畢業生的就業率首次低于應屆大學生就業率的信息,社會驚呼“皇帝的女兒也愁嫁”。而2009年,正如前一年年底主席在遼寧考察時對大學生求職者表示的那樣,“就業形勢將更加嚴峻”,將有超過700萬應往屆高校畢業生需要解決就業問題。事實上,伴隨著全球性金融風暴愈演愈烈,國內外的經濟環境日益惡化,國內人才市場的需求減少與高校擴招政策綜合作用,形成了一個非良性的流程。

如圖1所示:大學生就業困難,于是轉向升學,升學需求的增加迫使碩士擴招。碩士畢業生的增加使人才市場的競爭更加激烈,在擠占大學生就業崗位的同時也造成自身就業水平的下降,因而出現了所謂“1500應屆碩士競聘賣豬肉”、“十萬年薪聘請大學生掏糞”的新聞現象。并且,由于預計2010年博士學位的年授予人數將達到突破歷史性的5萬,已經開始有學者開始擔心博士培養質量的下降,質量下降的博士畢業生以后還要去培養碩士生和本專科學生,勢必進一步造成碩士畢業生和本專科畢業生質量的下降,從而更加劇了他們的就業壓力,令他們傾向于盡早適應市場,做出提前工作地選擇。

本研究僅以碩士生為對象進行探討。碩士生是高級科研人才的后備軍,而高級科研人才的培養對國家的科技發展和創新能力而言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為此,對碩士生的培養需要投入充足的時間和資源,若碩士生提前工作則有可能令實際培養時間不足,培養質量不能得到保證,對其今后的就業也將產生影響。所以,于國于己,碩士生的選擇都值得商榷了。

2 博弈理論概述

博弈論也叫對策論,是20世紀50年代由馮諾依曼和奧?摩根斯坦首先提出的,是一種“研究具有斗爭或競爭性質現象的數學理論和方法”。博弈論的應用領域十分廣泛,在經濟學、政治科學、軍事戰略問題、進化生物學以及當代的計算機科學等領域都已成為重要的研究和分析工具。此外,它還與會計學、統計學、數學基礎、社會心理學以及諸如認識論與倫理學等哲學分支有重要聯系。

一個博弈論模型包括三個基本要素:局中人,方案集和局勢。局中人是指在一個博弈中有權決定自己行動策略的參加者,一般要求一個博弈中至少要有兩個局中人。策略集是指可供局中人選擇的,實際可行的,完整的行動策略的集合,每個局中人的策略集中至少應包括兩個策略。局勢是指一個博弈中各局中人所選定的策略形成的策略組。當局勢出現后,博弈的結果也就確定了。

本研究采用博弈論中的上策均衡理論。上策是指這樣一種策略,不管其他局中人采取什么策略,這種策略都是最優的。博弈論中的均衡是指一種穩定的結果,當這種結果出現的時候,所有的局中人都不想再改變他們所選擇的策略。因此,所謂上策均衡即指一種局中人選擇的都是上策時的博弈均衡狀態。

3 高校、用人單位和碩士生的博弈

3.1 博弈模型的建立

3.1.1 三要素設定

出于能夠更明確地表現分析結果的原因,本研究使用兩兩博弈的方式。局中人包括高校、用人單位和碩士生,其中碩士生按照意愿傾向還可分為兩類,因此實際的博弈模型一共有五個,以報酬矩陣形式表現。

每個局中人的策略集都包括兩個策略。高校可以選擇允許或者不允許碩士生提前找工作,用人單位可以選擇接收還是不接收在讀碩士生,兩類持不同意愿傾向的碩士生都可以選擇提前工作或者畢業后工作。

每個局勢包括模型中各局中人可選擇的一個策略,每個模型產生四個局勢,通過分析可得出其中滿足上策均衡的局勢。

3.1.2 度量方式設定

本研究的重點在于分析每個局中人對各種選擇所產生結果,假設這種結果可以用滿意或不滿意兩個屬性值來度量。

一般來說,高校希望碩士生能夠靜下心來搞科學研究,一方面能夠對導師的研究方向進行進一步的實踐,另一方面高校培養碩士生的目標就是使碩士生具有獨立開展科學研究的能力,如果沒有科研和論文的培養則有失這個目標的要求,如果碩士生提前進入找工作階段則科研的最佳時期——研二和研三——就沒有發揮作用。從上述角度來看,可以說高校不允許碩士生提前找工作才能保證滿意的結果;若做出允許的選擇則總會有一部分碩士生提前工作,高校的培養結果達不到效用最大化,可以認

為是不滿意的。

而作為用人單位,也有出自短期利益的考慮,他們要求自己員工的綜合素質越高越好,獨立行為能力越強越好,因此碩士生能否提前來單位實習決定了要不要在碩士生畢業正式上崗后付出一筆培養成本——工作上手前支付的工資和其它費用。可以認為,用人單位選擇接收在讀碩士生的結果是令自己滿意的,而選擇不接收的結果則是不滿意的。

最后,按照碩士生的意愿傾向可以把碩士生分為傾向提前工作,傾向畢業后工作兩類。對于第一類,假設選擇提前工作將得到滿意的結果,選擇畢業后工作將得到不滿意的結果;對于第二類,假設選擇提前工作將得到不滿意的結果——提前工作影響學業完成的質量,選擇畢業后工作將得到滿意的結果。

為了便于分析,設滿意的值為1,不滿意的值為-1,以此量化不同選擇帶來的結果。

3.2 高校與用人單位的博弈

根據上文對高校和用人單位選擇結果的假設,本研究可以構建如表1所示的報酬矩陣,矩陣的每一個局勢設為(E,S)。

當高校允許碩士生提前找工作時,若用人單位選擇接收在讀碩士生則能得到滿意的結果,而高校則因此不滿意(1,-1);若用人單位選擇不接收在讀碩士生則必定不滿意,而因為在讀碩士生即便找工作也沒有接收單位,所以高校最終得到滿意的局勢(-1,1)。當高校不允許碩士生提前找工作時,碩士生受到紀律限制,則高校不管怎樣都將得到滿意的結果,而用人單位無論做何種選擇都接收不到在讀碩士生,結果必定是不滿意(-1,1)。

由此可以分析得出,高校與用人單位的博弈達到一個上策均衡,即高校不允許碩士生提前找工作,用人單位卻接收在讀碩士生。兩方的最優決策是相沖突的,而這恰恰解釋了現狀,即本研究前面說的高校要實現培養目標,而用人單位要追求用人成本的最低化。后面的分析中,高校與用人單位的這種沖突將不斷得到體現。

3.3 兩類意愿傾向的碩士生與高校和用人單位的博弈

3.3.1 傾向提前工作

如表2和表3所示,本研究把碩士生與高校的報酬矩陣內的每個局勢設為(M1,S),把碩士生與用人單位的報酬矩陣內的每個局勢設為(M1,E)。

先來分析碩士生與高校的博弈,現實中總存在接收在讀碩士生的用人單位。當碩士生選擇提前工作時,若高校也允許提前找工作,則前者與后者形成的一個局勢是(1,-1),若高校不允許提前找工作,則前者受到紀律約束的局勢為(-1,1)。當碩士生選擇畢業后工作時,則高校的選擇不再重要并總會獲得滿意的局勢(-1,1)。由此本研究又得到了一個上策均衡,即碩士生選擇提前工作而高校不允許提前找工作。

再來分析碩士生與用人單位的博弈。當選擇提前工作的碩士生面對接收在讀碩士生的用人單位時,結果自然是“雙贏”(1,1),若用人單位選擇不接收在讀碩士生時,則結果自然是“雙輸”(-1,-1)。當碩士生選擇畢業后工作時,用人單位的選擇也不再重要,結果總是雙方都不滿意(-1,-1)。這里的上策均衡是“雙贏”。

在這兩個博弈中,碩士生面對的最優決策總是選擇提前工作,而高校和用人單位的最優決策與由它們之間的博弈得出的上策均衡相同,互相沖突,這就解釋了傾向提前工作的碩士生們為何會采取各種手段“欺騙”高校,出去尋找工作。

3.3.2 傾向畢業后工作

如表4和表5所示,本研究把碩士生與高校的報酬矩陣內的每個局勢設為(M2,S),把碩士生與用人單位的報酬矩陣內的每個局勢設為(M2,E)。

迫于經濟壓力以及別的原因不得不提前找工作的碩士生只要高校允許,就會達成(-1,-1)的局勢,若高校不允許碩士生提前找工作并為其提供必要的生活補助,則碩士生和高校仍能達到“雙贏”的結果。當碩士生不存在經濟困難或自己另想辦法克服了困難時,必然會堅持好好完成學業,畢業后工作的選擇,這種情況中高校與碩士生總是“雙贏”。所以高校不允許碩士生提前找工作和碩士生選擇畢業后工作是這一博弈中的雙方最優決策。

用人單位選擇不接收在讀碩士生的結果必定與碩士生的意愿“合拍”,局勢總是(1,-1)。當用人單位接收在讀碩士生時,只有選擇了提前工作的碩士生會讓其實現滿意的局勢(-1,1)。這里的上策均衡卻是碩士生選擇畢業后工作而用人單位選擇接收在讀碩士生。

高校最喜歡的自然是愿意畢業后工作的碩士生,就如同用人單位最喜歡選擇提前工作的碩士生。然而這并不是說無論持何種意愿傾向,只要選擇了提前工作,用人單位都無差別的一視同仁。本研究在前面就已經探討過,用人單位希望聘用的員工綜合素質越高越好,而碩士生的科研水平無疑是衡量其素質的一個重要因素,可以認為只有愿意畢業后工作的碩士生才最有可能主動靜下心來學習和從事科學研究,從而達到令高校和用人單位都滿意的科研水平,很遺憾用人單位選擇接收在讀碩士生的結果恰恰不可能接收到其最滿意的對象。也就是說,用人單位的最優決策與其最滿意的碩士生的最優決策相沖突,再換句話說,用人單位的成本最低化目標與對員工素質的期望相悖。

本研究的博弈分析就進行到這里,此時的問題是,碩士生是否應該提前工作以及高校、用人單位是否應該有所作為。本研究在最后就此進行一個探索性地討論。

4 關于碩士生是否應提前工作的討論

4.1 碩士生是否應該選擇提前工作

讓碩士生們產生不同意愿傾向的重要原因可能是對未來預期收益的不確定,對此本研究認為可以從知識的可積累性給出探討。

知識作為一種新的生產要素與勞動力、土地和資本不同,“知識溢出足以抵消固定生產要素存在引起的知識資本邊際產品遞減的趨勢。因此知識積累過程不會中斷。”社會知識就在人類社會的實踐過程中不斷積累,并得以延續和更新,而個人知識積累得益于社會知識的積累沉淀,同樣不斷增長。這種知識積累是質和量雙方面的,在當今的經濟形態下,已成為整個經濟的基礎。在校學習可看做知識積累的最穩定途徑之一,因此碩士生花在在校學習與科研方面的時間越長,作為生產要素的知識積累得越多,其創造價值的潛力越大,可以預期較大的未來收益。若提前工作,放棄的學習時間不談,在工作中能獲得知識多少也是不確定的。

事實上人們選擇讀碩士的目的不外乎希望在科研方面有所建樹和找到比之前更好的工作兩個,這兩個目的的實現都要求知識積累到一定水平,因為前面已經分析過用人單位也希望能招聘到科研水平最高的碩士生。如果碩士生都能明白這一點的話,就不會受到經濟環境和就業環境的影響,認真完成學業,在畢業后憑借優異的知識積累接受社會的選拔應該成為他們的最佳選擇。

這里不能不提到的是,整個社會,包括所有的高校和用人單位,都應該為促成碩士生做出這種選擇而有所作為。

4.2 對高校和用人單位提出的建議

(1) 高校安排好碩士生的日常生活。在推廣自費制的同時,設置更多的獎學金和生活補助項目,提高物質激勵的比重以降低碩士生的總成本,解決高校與持提前工作意愿的碩士生的沖突,并保障完成對碩士生的培養目標。

(2) 用人單位要把目光放長遠,對接收在讀碩士生工作的決策應當有所限制。應當看到一個科研功底扎實的碩士在未來三年,五年,甚至更長的時間里為單位創造的價值將遠遠大于一個水平一般,僅僅多半年或一年工作經驗的碩士,足以彌補用人單位短期的成本損失。

(3) 高校與用人單位之間沖突的化解之法,除了提高各自的認識外,最好能夠更多地進行“產學研”合作。用人單位歡迎高校前來調研和利用知識儲備解決問題,高校根據用人單位的實際情況確立科研項目,設置碩士生的培養計劃。如此,一方面碩士生通過“干中學”和“學中干”把科研和實踐聯合起來,必能提高其知識掌握水平,另一方面用人單位為高校協助解決的問題支付的費用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碩 士生的經濟狀況。

(4) 整個社會應當保證輿論的正確導向,不要宣傳急功近利的浮躁思想,并為創造良好的就業條件努力發展經濟。

篇（4）

1.充分利用多媒體教學，豐富教學手段。單純用語言和板書表達清楚抽象復雜的理論很困難，但多媒體教學可以將這部分內容直觀、形象地表現出來。而且隨著計算機網絡的普及，很多新的內容，最新的案例都可以作為教學的一部分內容。例如有關保健食品、綠色食品、QS認證標志等圖片，中央財經頻道的《食品安全在行動之中國政策論壇》和《每周質量報告》等視頻資料，都可以在課堂上直接展示給學生，這樣既能彌補教材的不足，又能鍛煉學生的利用互聯網檢索信息的能力，讓學生更快速、清楚、系統地了解這些教學內容，對食品法規與標準的相關內容形成整體的認知。

2.采用對比教學方法，加深記憶。在講解國際食品標準組織章節時，讓同學們自己分項，將CAC、FAO、ISO等國際組織的職能、目標、總部所在地和成員權利與義務等放到一起進行對比，比較這些國際組織的不同，而后總結、分析它們的作用和影響，使同學們在記憶時不至于混淆。在講解國外食品法律法規時，和我國的食品法律法規相比較，同學們在了解了國外食品法律法規的同時又回顧我國的食品衛生法規內容，還能掌握未來我國法律法規的制定有哪些趨勢，加深印象。

3.多用案例分析，提高教學內容的實用性與實踐性。《食品安全法》和《產品質量法》是我國法律法規的章節的重點，單純逐條學習這兩部法規是非常枯燥的。在進行這部分內容教學時，我們應該搜集大量的典型食品違法案例，讓同學們分組討論，派代表回答案例是違反了法規的哪條哪款，應該怎樣予以處罰，如有不同意見就可以進行辯論。這樣既能活躍課堂氣氛，又能讓同學們對兩部法規充分了解。

二、教學內容合理化，注重前沿與實用

1.深入淺出，激發學習興趣。法律法規的學習相對來說是枯燥的，我們從近幾年我國的食品安全事故入手，例如三鹿奶粉、含甲醛啤酒、地溝油非法加工經營、面粉漂白劑、火鍋口水油等，讓同學們對食品安全有一個感性的認識。然后從以前存在的食品安全多頭分管造成的所謂“十幾個大蓋帽管不住一頭豬”引出《食品安全法》的出臺和《食品衛生法》的廢止，由此導出食品法規與標準的重要性，增強學習法規與標準的興趣。

2.章節內容模塊化，有利于整體把握。在講解食品法規與標準時，對遴選的教學內容進行整合和序化：例如將緒論、中國食品法律法規、國外食品法律法規和食品法規與標準文獻檢索歸為法規與標準基礎模塊；將標準的制定、中國食品標準、ISO9000質量管理體系部分內容歸為企業資料的編寫設計模塊，ISO22000食品安全管理體系和食品質量認證歸為企業管理體系和產品認證模塊。將相關內容以工作過程為導向，按工作任務的難易遞進方式構建教學模塊化課程結構，使教與學有機結合。

3.加強課本與實際生活的聯系，提高學生的感性認識。在教學時引導同學們從消費者的角度來看待我們生活中的食品法規與標準。有意讓同學們收集一些普通生活當中的食品外包裝，如純凈水、碗面、牛奶等，看看上面的標簽是否規范，從外包裝如何避免買到假冒偽劣食品，導入食品標簽與標識標注章節的講授和學習，使同學們真正做到活學活用。

三、考核方式多重化，注重學生能力評價

只從期終考試成績來評定學生學習這門課的效果顯然是有失偏頗的。我認為應該增加平時的成績考核比例，如作業、課堂提問和討論、課程論文等方式。通過平時考核，老師可以及時了解講課效果，得到學生掌握了解已學知識的程度的信息反饋；可以多方面調動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促使學生利用網絡資源檢索一些有關內容來豐富自己。我認為平時的作業10%、課堂提問和討論20%、期終考試70%的考核比例能夠更好地讓學生掌握所學的知識，培養應用能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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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博弈論簡介

博弈論，又稱對策論或者賽局論，最初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它所研究的是“當結果無法由個人完全控制而須視群體的共同決策而定時，個人為了取勝應該采取何種策略”的學問。正如該理論的創始人馮諾曼在1928年所發表的有關論文中所闡述的，任何一種團體游戲，例如“剪刀、布和石頭”，都是一種群體環境之下如何做決策的問題，因為各個策略之間存在互動關聯，而團體游戲的策略運用應該有其規則與原理可循，由此便誕生了一門新的學問一一博弈理論。在博弈論誕生至今的半個多世紀中，眾多學者進行了不懈的探索研究，使博弈論的應用日趨廣泛，本文就博弈論在目前高校畢業生工作中的運用加以探討，以期對高等學校、相關教師及高校畢業生做一有益的參考。

2.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工作現狀

隨著我國高等教育改革，高校招生規模的不斷擴大，我國高等教育已經進入國際公認的高等教育大眾化初級階段，這是我國社會文明與進步和全民素質提高的標志之一，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但與此同時，高校畢業生急劇膨脹，高校畢業生就業難的問題日益突現。據教育部的估算，2001年全國大學本科畢業生初次就業率為70%，待業率為30%，約34萬人待業;2002年預計37萬人待業;2003年為52萬人;2004年為69萬人;2005年為79萬人。結合近五年的大學畢業生數及實際就業數，數據處理如下圖:(單位:萬人)

3.主要原因及經濟學理論分析

第一、體制及制度性因素。我國是一個處于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大國，在我國人力資源水平普遍不高的情況下，大量高校畢業生進入勞動力市場將大大改善勞動力素質，其就業本不應成為太大的問題，但事實并非如此。正如上圖所示，隨著畢業生人數的增加，未就業人數在不斷增加，就業率也在不斷下降。這主要與我國的產業結構存在著重要的聯系，目前我國三大產業結構還很不協調，第一產業比例過大，第三產業比例過小，即使隨著我國產業結構的不斷調整以及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社會所能提供的就業崗位仍然滿足不了目前高校畢業生的就業需求。在市場規律已經成為配置人才資源和勞動力資源的基礎今天，我國的高等教育在教育質量、培訓結構和教學模式等方面，還存在許多與市場經濟不相適應的地方:從學生的培養質量和模式上看，一直以來都過于強調學科標準、知識灌輸、靜態評估，對實際操作能力和創新能力重視不夠，缺乏個性化培養，使學生難以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變化和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從學科設置上來看，專業的劃分、招生的比例和教學的組織缺乏應變能力，對專業及課程的設置缺乏科學的需求預測和規劃，有較大盲目性。教育模式的嚴重滯后使得部分高校生畢業后，因不能適應勞動力市場的需要而不能馬上就業。

第二、畢業生個人因素。對于大學生而言，心理預期往往偏高，其就業期望與現實需求存在反差。調查顯示，對于薪金，60%以上的畢業生期望在2000元以上，20%的期望在3000元以上;對于工作地點，85%以上希望在城市和沿海地區;對于工作崗位，65%以上的畢業生希望到國家機關、外企和高新技術企業工作。但實際情況是這樣的:據北京大學對高校畢業生起薪調查資料顯示，畢業生月薪在1000元以下的占40.9%， 1001-2000元的占45.5%， 2001-3000元的占9.5%，3000元以上的占4. 1%，平均月收入為1550.7元。這與大學生們的預期相去甚遠。這一數據表明:高校畢業生一般不愿意到中小企業、私營企業、個體企業就業，多數偏好大城市、大機關、大企業、大公司，而這些地區和行業都已人滿為患。在這一現象中，除了社會價值取向的因素使得許多大學生出現職業觀念上的偏差外，更重要的因素是目前大部分的大學生對自己的期望值很高，心理預期畢業后能在大城市大企業工作，但在實際的應聘中卻屢屢失敗，于是導致一些畢業生暫時放棄就業而選擇考研或者繼續深造。

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任何一個市場都會由供給和需求構成，通過供給和需求的相互作用最終達到平衡。用圖象表示為:總供給曲線向上傾斜，總需求曲線向下傾斜，總供給曲線和總需求曲線的交點即均衡點，在這一點的位置上市場總供給等于總需求。大學生就業市場也同樣符合經濟學的一般原理，由于總體產出的增加必然會導致供給曲線向右平移，價格下降。同時又由于價格下降社會需求會增加，從而達到新的平衡。通過前面的數字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高校畢業生的急劇增加，供給曲線會大幅度地向右移動，因此均衡價格也會大幅度下降。但經濟學的另外一條原理一一一邊際報酬遞減規律同時告訴我們，在其它條件不變時，隨著一種可變要素投入量連續增加，它所帶來的邊際產量先是遞增的，達到最大值以后再遞減。所以在目前社會生產其他條件相對不變的條件下，社會各生產部門并不會因為價格的下降而提供無限的需求，也無法為畢業生提供足夠的就業崗位。通過以上分析我們不難看出，隨著畢業生人數的不斷增加其稀缺程度也在下降，但往往由于畢業生心理對于其稀缺性的變化沒有人才市場變化的快，才會導致供給與需求的失衡最后造成大量的大學畢業生失業。特別是在目前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的情況下，企業更加注重長遠發展，因此，社會各個部門尤其是企業需要的是適合自己長遠發展的優秀人才，而非越多越好。那么，對于大學畢業生而言，如何在日益激烈的競爭中找到適合自己的位置就成了各方關注的焦點。

篇（6）

1公共管理理論概述

19世紀末期，馬克斯•韋伯創建了傳統公共行政學的核心理論——官僚制。官僚制是建立在法理性權威基礎上的一種高度理性化的組織機構，其特點是：在職能專門化的基礎上進行勞動分工；嚴格規定等級層次結構；運用規章制度清晰明確劃分責權；人際關系非人格化；遵守嚴格的系統工作程序；以業務能力作為選拔提升的依據。管理效率是官僚制的核心價值觀念。

傳統公共行政學獲得了極大成功，為世界各國政府廣泛采用。20世紀60、70年代，以美國行政學家弗雷德里克森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學派對官僚制行政理論的效率至上原則提出質疑。他們認為傳統公共行政學只重視效率，將公民當作實現政府目標的工具。他們提出的改革主張是建立政府與公民對話、溝通、互動的機制，使政府能對公民的需求積極地做出響應，從而實現公共行政的社會性效率。

20世紀70年代全球石油危機以后，伴隨著信息化及全球化時代的來臨以及公民社會的興起，公眾對政府官員和公共機構管理人員的服務品質要求更高，于是在世界范圍內掀起了一股持久不衰的政府機構改革潮流，出現了以市場機制逐漸取代政府干預；減少政府開支、鼓勵私人投資；縮小文官隊伍的規模；鼓勵公司競爭及公共事務向私營部門轉移為特征的“新公共管理運動”。新公共管理運動對傳統的行政管理進行了反思，強調調整政府和社會管理公共事務職能之間的關系，重塑政府管理自身和社會事務的手段、過程和模式。基本的做法是為了提高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效率，將政府的“掌舵”職能和“劃槳”職能相對分離，將后者轉移給非政府組織，實現公共服務的市場化、社會化、民營化。［2］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關于西方政府改革的研究報告總結了新公共管理的核心內容：關心服務效率、效果和質量方面的結果；高度集權、等級制的組織結構為分權的管理環境所取代。在分權的環境中，資源配置和服務提供的決策更加接近第一線，并為顧客和其他利益集團的反饋提供更多的余地；靈活地選擇成本效益比更好的方法，如市場的方法，來替代政府直接提供和管制；更加關心公共部門直接提供服務的效率，包括生產力目標的設定，在公共部門組織之間建立競爭性的環境；強化國家核心戰略能力，引導國家變得能夠自動、靈活、低成本地對外界的變化以及不同的利益需要做出反應。

2西方公共事業管理學科的產生與發展

科學意義上的公共事業管理起源于20世紀早期的美國，美國前總統威爾遜把科學管理的方法運用到政府的公共部門，形成了公共管理，它的理論基礎來源于泰勒的科學管理和馬克斯•韋伯的“官僚制”。公共管理的發展是迅速和曲折的，1887年伍德羅•威爾遜發表了《行政學之研究》的論文，是美國公共管理教育開始的標志。1911年，紐約市政研究局創辦“公共服務培訓學校”，美國公共管理教育正式啟動。1924年，“公共服務培訓學校”遷到了錫拉丘茲大學，并與新成立的“馬克斯維爾公民與公共事務學院”合并，面向公共管理領域創辦了綜合性的教育與培訓課程。大學開設公共管理教育的目的是為公民社會的管理培養專職的優秀管理和研究人才，以便他們能夠智慧地與公眾打交道和在現代公共組織中有效工作—不論是在地方、州、還是中央政府。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普遍掀起了對公共事務研究的熱潮，公共事業管理專業已成為很多國家培養高層次、應用型公共管理人才的主要途徑之一。這可以從國外許多知名高校設置公共事務專業得到證明，如哈佛大學的公共事務專業；紐約大學的公共、非營利事業管理專業；康奈爾大學的公共事務專業等等。

公共管理的一個重要理念是對公共精神和社會責任的推崇。美國的許多大的公共管理院系都鼓勵教師和學生通過做項目參與社會實踐，或到政府掛職，或鼓勵邊工作邊學習的學生結合工作實際寫策論，還聘請在管理崗位上的市政經理和部門領導為學生開課。美國公共管理教育的培養目標通常是培養從事公共事務管理和公共政策研究與分析等方面的高級應用型人才，為政府機關和非贏利組織培養具有現代公共管理理論和公共政策素養，掌握先進分析方法及技術，精通某一具體政策領域的專業化管理者、領導者和政策分析人才。在培養過程中，注重實際能力與素質的培養，教學內容面向公共領域中所面臨的實際問題。目前，美國開設公共事業管理課程的學校有220多所，在讀學員達3萬多人。到目前為止，根據彼德森大學指南，美國有312個公共管理院系，其中244個重公共管理方向，81個有公共政策方向。美國公共管理的學科原則和傳統有三大重要理念：培養專業化管理人才(Professionalism)，注重公共服務精神(publicservice)，強調實踐和操作(practice)。例如，作為美國最早的公共管理專業化教育課程體系，美國錫拉丘茲大學馬克斯韋爾公民與公共事務學院的公共管理課程，注意培養學員的四方面技能：量化統計方面的技能、經濟分析方面的技能、預算和公共財政方面的技能以及公共管理知識技能。為此，該學院為學員開設了五類核心課程，分別是公共行政與民主類、統計分析類、經濟分析類、預算和公共財政類、公共管理類。美國哈佛大學的肯尼迪政府學院的辦學目標是培養高層次的公共管理人才和從事高質量的公共政策分析人員。在其研究生教育中，要求學生掌握三方面的基本知識：即政策和制度分析、公共組織的戰略管理、政治主張和領導藝術。

3我國公共事業管理專業學科建設基本情況

1996年，東北大學婁成武教授和云南大學崔運武教授，到國外考察公共事業管理發展情況后開始醞釀在我國高校建設公共事業管理專業。1997年東北大學、云南大學分別向教育部報告，申請將公共事業管理專業列入本科專業目錄。1998年原國家教委(現為教育部)在新的普通高等學校專業目錄中，設立了公共事業管理本科專業。1999年在云南大學和東北大學首開公共事業管理專業以來，該專業發展迅速。到2000年，全國有57所高校招收公共事業管理專業本科大學生。2001年全國招收公共事業管理專業的本科大學生的高校發展到132所，2002年迅速增加到180多所，2007年已有322所。對這個專業的招生，教育部原本是想由東北大學、云南大學兩校通過四年的專業建設，取得經驗后再在全國推廣，但由于各高校自主辦學，特別是教育部對各省屬高校難以控制。如此增長速度，可稱得上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觀”。

雖然在公共事業管理專業建設的過程中已經取得了較大成就，但公共事業管理在我國僅有十年的發展過程，作為一個有發展前途的新興專業，公共事業管理專業本應具有極強的生命力和發展空間，可現實的遭遇和形勢卻使該專業陷入了尷尬的局面。主要表現有：專業的社會認可度差、專業方向不明確、人才培養目標模糊、學生就業難等不少問題。其原因是各高校對公共事業管理專業認識不足，造成專業課程設置散亂甚至混亂；教學內容死板，教學方式單一，實踐教學環節薄弱；專業教材建設滯后、師資力量相對缺乏等。該專業目前的辦學規模和發展速度已超出了我國公共事業發展的速度和公共管理體制、公共事業單位改革的步伐；專業缺乏明顯特色，就業方向不明確，所培養的學生缺乏不可替代性，社會對該專業的認識和了解也比較少。因此，作為一個新興專業，如何構建更科學合理的課程體系，推進專業建設，進而提升公共事業管理專業的競爭力，成為當前公共事業管理專業建設面臨的棘手問題。

4公共管理理論視角下公共事業管理專業學科建設的改革途徑

4.1變革專業意識，塑造服務意識。新公共管理理論和善治理論指出，公共事業管理的主體除了政府這一核心之外，還應包括非政府組織。公共管理的職能除了政治統治、社會管理之外，還需強調社會服務。公共事業管理專業人才服務除了面向于政府和事業單位，還應包括企業和相關社會團體。因此，公共事業管理專業要強調公共事業管理主體的非政府性和職能的服務性。

4.2以社會需求為導向確定應用型人才培養目標。公共事業管理是社會組織為了滿足社會全體或部分成員的共同需要和協調發展，采取各種形式，對社會的公共事務進行生產、調節和控制的過程。針對當前公共事業管理專業人才培養目標多樣化和模糊化的問題，在培養過程中注重實際能力與素質的培養，教學內容面向公共領域中面臨的實際問題。培養目標要強調注重公共服務精神，強調實踐和操作，使之與當前經濟社會的需求緊密結合起來，從而也保障了本專業學生更好的就業前景。以需求為導向，結合自身的教育資源優勢，靈活制定培養計劃。進一步加強對社會人才需求的調研，結合自身的教育資源優勢，靈活的確定培養方案。另外，人才培養方案是動態變化的，在實施專業人才培養方案的過程中，要進行全程就業信息管理工作。要依據就業市場、用人單位對人才的評價結果，檢驗專業方向人才培養方案，對不符合社會需求的人才培養方案及時修改完善。

4.3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培養學生各項技能。公共事業管理人才必須具有廣博的知識面，具備較高的辦事效能、實際策劃、運用理論及操作能力，必須具有良好的思維創新能力、自我學習能力和研究能力，必須具有動手操作能力和實際應用能力。主要包括以下幾項技能培養：一是社會調查技能。公共事業管理作為實踐性應用性學科，其理論來源于社會實踐，其理論也必須適合于并應用于社會實踐。能熟練應用社會調查的方法步驟，使學生了解社會、熟悉公共管理的實際，市場運作技能熟練。二是社會適應技能。社會是不斷發展變化的，這就要求公共管理專業人才能夠應付各種社會變化，具有應對各種困難和挫折的心理素質。三是熟練的表達技能。包括語言講述能力和應用寫作能力，這也是公共事業管理專業人才必須具備的能力。公共管理專業人才作為社會管理的決策人員和主要參與者，其設想、方案等要通過語言和文字準確、順暢表達出來，否則就會限制能力的發揮，無法履行管理職責。公共管理工作是對人的工作，只有通過有效地表達才能與人溝通，否則不會得到他人的配合，工作也將無法開展。

4.4強化實踐教育環節。由于公共事業管理專業具有明顯的跨學科特征，因此綜合的知識結構和管理素質是從事公共事業管理工作的先決條件。公共事業管理面對的問題涉及社會發展、公共利益、個人利益等不同的層次，涵蓋領域廣泛。這就要求公共事業管理人才具有全面的綜合素質，具有較強的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因此，學校要為本專業的學生創造各種時間平臺。除建立相關的實習基地為學生提供鍛煉機會外，還可以開設電子政務、案例分析等課程，邀請公共事業管理單位相關人員為學生提供講座和培訓；不僅要充分利用現有的實驗室、實習基地等開展好相關社會實踐，學校與當地政府部門和有關公共事業管理部門合作，建立專業見習、實習基地，并在學生見習、實習期間組織教師不定期進行指導、檢查、考核，保證專業見習、實習有場所，有人指導，有人監督，不走過程，不搞形式；在學生中大力提倡各種形式的社會實踐和學術研究活動，鼓勵學生利用假期、周末參與進行社會調查和實踐。通過參與社會調查、科研能力培養和論文撰寫，使學生社會調查與理論知識相結合，進一步擴大他們的知識面，培養他們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4.5加強師資隊伍建設。公共事業管理專業的特點要求教師既要專又要博，既要通理論又要懂實踐，因此必須采取措施加強師資隊伍建設。一是針對師資缺乏的狀況，可采取多元化的師資引進模式，采用全職、兼職、訪問、榮譽四種師資任教形式，建立一支理論與實際并重、專兼職結合的多元化師資隊伍。二是加強教師的公共管理實踐經驗，通過人才交流、掛職鍛煉等形式提供專業教師到政府部門、公共事業單位掛職實踐，提高社會實踐能力和社會公共政策分析能力，促進課堂教學與社會實踐結合。同時要提供條件鼓勵教師走出去，通過進修或參加各種專業培訓、學術研討會，提高教師自身的水平；三是加強科研水平，實現教學與科研的有機結合，形成教學與科研的良性互動。

隨著我國社會管理改革的不斷深入，特別是隨著公共管理實踐中各種問題的不斷出現，人們對管理主體、管理客體范圍界定的不斷認識以及管理方法的不斷革新與完善，公共事業管理專業必將進一步完善，培養的人才方能更加符合社會管理發展的需要，培養的人才方能為社會所承認和接受。公共事業管理專業必將成為高等院校一個迅速發展的實用型社會科學的熱門專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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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中圖分類號：F06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04（2013）01?0018?06

一、引言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國民經濟實現騰飛，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鋁產品作為重要的基礎消費品被大量使用。作為鋁產品的上游產業，氧化鋁行業得以迎來黃金時期而發展迅速，1990年我國氧化鋁總產值僅有146萬噸，而到2011年我國氧化鋁年產量已達到3 881萬噸，躋身為世界范圍內的氧化鋁生產大國和消費大國，在全球鋁行業中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然而，行業高速的發展并沒有解決氧化鋁產業長期存在的鋁土礦資源分配不均、成本控制不利、產業結構不匹配、控制機制不健全、環境污染日益嚴重等多重復雜問題，相反，在國際政治格局的動蕩加劇和國內外經濟形勢日益復雜的后經濟危機環境下，資源配置不合理、環境事故頻發、行業產能過剩等矛盾日益尖銳，氧化鋁產業面臨著越來越嚴重的行業風險，行業內企業也面臨著越來越嚴峻的生存危機。因此，對氧化鋁行業的風險進行科學分析和有效管理，使氧化鋁行業更好的發揮對國民經濟增長的驅動力作用，就顯得尤為必要。實際上，近來鋼鐵行業所出現的價格下跌、需求疲軟、貸款困難等經濟疲軟和經濟轉型所導致的痛苦調整就是前車之鑒①。

氧化鋁行業風險，是指在氧化鋁行業發展過程中，行業發展衡量指標的實際狀況與正常狀況出現較大偏離，行業發展出現阻滯甚至衰退，從而導致氧化鋁企業倒閉、從業人員失業并影響下游行業發展等狀況發生的可能性。

關于風險管理的分析技術與方法，從最早的“覺”風險（Perceived Risk）模型[1]到J.P.Morgon提出的VaR（Value at Risk）模型[2]，再到其后學者提出的各種衍化模型，發展至今已形成了包括情景分析法、層次分析法、貝葉斯理論期、決策樹、組合投資理論、凈現值法、效用理論、蒙特卡羅法、故障樹分析、模糊綜合評判法、多目標決策法等在內的20多種方法[3]。由麻省理工學院JayW. Forrester教授提出的系統動力學（System Dynamic）站在系統思想的角度，將復雜問題視為有邊界的系統而展開分析，在研究復雜系統性問題方面具有顯著的優勢[4]。系統動力學在研究處理復雜的系統問題時，通過建立SD基本模型，并深入分析和反復仿真調試，不斷進行長期、動態、戰略性的定量研究，對于研究高度非線性、高階次、多變量、多重反饋的復雜系統具有突破性意義。這一研究方法為人們模擬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等復雜系統的行為和未來的發展規律提供了可能，同時也為復雜系統的風險管理問題提供研究思路，如徐娟等運用系統動力學方法研究了物流外包風險的度量問題[5]；李志紅、和金

收稿日期：2012?09?24；修回日期：2012?12?30

基金項目：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資助金（2011M500994）；湖南省自然科學基金項目（12JJ5040）；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11YBB381）

作者簡介：成瓊文（1972?），男，湖南湘鄉人，管理學博士，中南大學副研究員，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有色金屬行業風險管理，人力資源管理與開發.

生建立了人力資源管理外包風險系統動力學模型，并對模型進行了系統仿真[6]；劉東亮等利用系統動力學模型研究了飛行結冰后的風險評估問題[7]；李存斌等借助系統動力學研究了電網建設項目進度風險的評估與管理問題[8]。

本文擬借鑒系統論思想，深入分析氧化鋁行業風險構成要素之間的因果關系，構建氧化鋁行業風險管理的系統動力學模型，探索氧化鋁行業風險產生、運行以及有效監管調控的機理，為氧化鋁行業有效管理行業風險和政府合理制定監管政策提供依據。

二、氧化鋁行業風險系統的概念與

特征分析

與任何一個生產型行業相似的是，氧化鋁行業涵蓋了從原料采購到生產加工再到產品銷售的所有環節。氧化鋁行業的上游行業是原材料——鋁土礦的開采行業，因而面臨著鋁土礦資源數量、價格以及品質的風險；氧化鋁行業在生產經營過程中受到壓縮成本和擴大銷售兩方面的壓力，也就是說在成本方面和產品銷售方面都承擔著一定的風險；同時，由于氧化鋁行業屬于高耗能、高污染企業，近年來國家以及各級政府對環境保護的監管力度越來越大，氧化鋁企業如果不對此加以重視，則很可能招致大量罰款，甚至如果發生環境污染事故，則將付出高昂的經濟代價，如2010年紫金礦業“921潰壩事故”，最終以紫金礦業副總裁免職、賠付2.45億理賠金額而告終，因此同樣作為高污染行業的氧化鋁行業也面臨著一定的環境風險。詳細而言，氧化鋁行業風險系統主要由以下子系統組成。

（一）資源風險系統

氧化鋁行業的資源風險，是指由于鋁土礦資源存儲有限、礦石品質分布差異等原因，導致實際進入氧化鋁行業的鋁土礦石資源數量不足、品質不達標，進而導致氧化鋁生產行業內的原料供給不足、行業發展受阻的風險。

資源風險主要考慮的是行業原料鋁礦石的供應變化影響下的我國氧化鋁行業風險的變化。其的主要衡量值為“資源風險系數”，即在一定時期內行業采購的鋁礦石的價、質、量對資源風險的影響程度，影響因子主要為進入行業的礦石量、礦石品質系數、礦石價格。原料的優劣對行業生產十分重要，價廉質優的原料可以為行業贏得較大的利潤空間，緩解行業應對其他成本上升的壓力，增強行業的定價議價權。進入行業的礦石量分為國內供應和國外供應，分別受進口量和開采量影響；礦石品位的高低和單位礦石產量、工藝設備要求緊密相關，高品質礦不僅單位產出多對工藝要求也較低，可以為行業降低制造成本，提升盈利空間。礦石的品質主要有鋁硅比和礦石類型決定，延伸出礦石品質系數加以衡量，其中鋁硅比越高礦石品位越高，目前礦石類型主要有一水硬鋁石、一水軟鋁石和三水鋁石，礦石處理的難以程度成遞減趨勢；礦石價格為行業平均采購價格，受國內采購價格和國外進口價格影響，其權重按照購買量來衡量。目前，我國氧化鋁行業面臨國內供應不足、國外購買受限、海外收購受阻等諸多不利局面，資源風險較高，氧化鋁行業資源子系統可分析我國氧化鋁行業每年的資源風險情況并為未來的預測和提供參考。圖1是資源風險子系統圖。

圖1 氧化鋁行業資源風險子系統

（二）環境風險系統

氧化鋁行業的環境風險，是指氧化鋁生產企業在生產、加工過程中由于對環境保護的缺乏甚至缺失導致環境污染事件發生，引發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受到威脅、社會和諧穩定遭到破壞、氧化鋁行業發展支持力度減弱、行業發展受阻等狀況發生的風險。

環境風險主要考慮的是在行業環境保護情況變化影響下的我國氧化鋁行業風險變化。其主要衡量值為“行業原始污染量”和“行業污染治理量”，前者為環境風險流入量，后者為環境風險流出量，二者差值決定環境風險大小。在許多諸如氧化鋁行業的高耗能高污染行業，環境保護是一個永恒問題。在環境侵害事件頻發的當下，環境風險已儼然成為“兩高”行業的重要風險因素之一。排污及伴隨著治污，在生產工藝不斷優化和治污技術不斷成熟的前提下，環境風險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但是，違規生產、私排亂排等現象屢見不鮮，加之氧化鋁行業本身污染物的難以全部處理和回收②，該行業的環境風險一直居高不下。行業原始污染量主要受生產工藝和行業產能的影響。行業污染治理量除了受三廢處理技術的影響之外，行業產能同樣可以施加影響。行業污染治理的效果還會受到環保政策的干預，政府規制的加強會迫使行業改善治污設備，提高治污技術水平，這樣不僅會減少三

廢的生產排放還有助于提高污染物處理量。圖2 是環境風險子系統圖。

圖2 氧化鋁行業環境風險子系統

（三）成本風險系統

氧化鋁行業的成本風險，是指行業內企業組織生產、管理的成本持續升高，進而導致行業整體利潤率下降、行業發展能力下降的風險。

成本風險主要考慮的是在行業各項支出變化影響下的我國氧化鋁行業風險變化。其主要衡量值為“成本風險系數”，即在一定時期內的行業總投入對成本風險的影響程度，影響因子主要為原料成本、管理成本、稅收成本、財務成本、勞動力成本和設備成本。作為利潤的重要影響因素，成本的高低對行業的發展極為重要。具有較低的成本可以為行業整體贏得較大的利潤增長空間，可以使得行業在應對成本提升時有緩沖余地，為行業的發展爭取機會。而目前，氧化鋁行業的成本回旋余地正在被逐步壓縮，隨著主要原材料價格的逐年增加和人口紅利優勢的減弱，我國氧化鋁行業正在承受著很大的成本壓力，尤其在經濟不景氣，供大于需的低迷市場中我國氧化鋁行業將面臨極大的成本風險。圖3是成本風險子系統圖。

圖3 氧化鋁行業成本風險子系統

（四）銷售風險系統

氧化鋁行業的銷售風險，是指由于全行業產能過剩導致供過于求、產品銷售受阻滯，同時產品價格受產銷比影響而不斷下降等狀況發生的風險。

銷售風險主要考慮的是行業銷售情況變化影響下的我國氧化鋁行業風險的變化。其的主要衡量值為銷售風險系數，由“產銷比”和“行業利潤率”決定，即行業一定時期內的銷量占產量比重和行業整體盈利水平。在其他因素不變的前提下，銷售的好壞決定了行業回籠資金的能力。在行業大量投入之后，銷售為行業實現盈利提供了可能。即使行業生產效率高、成本低，但是銷路不暢、存貨擠壓，行業仍可能不盈利甚至虧損。所以，行業銷售風險影響了行業整體風險。根據經濟學原理，產銷比由產量和銷售決定，行業利潤率由銷售額和產品成本決定。其中，產量受生產工藝、原料供應和相關政策影響，銷量主要有鋁產品需求引致，而價格則受成本和宏觀經濟水平的影響。圖4是銷售風險子系統圖。

圖4 氧化鋁行業銷售風險子系統

三、氧化鋁行業風險的系統動力學

模型

（一）模型邊界

系統動力學主要是研究社會系統的科學，它基于系統論，吸收了控制論、信息論和決策論的精髓，采用模擬技術，以結構－功能模擬為突出特點，從系統的微觀結構入手建模，進而模擬與分析系統的動態行為。它認為系統的行為主要是由內部因素起決定性作用，選擇系統邊界是關系到系統動力學模型成功與否的關鍵步驟。正確劃定系統邊界的基本原則，是力圖把那些與建模目的密切相關的量都劃入界限內，并保證系統邊界是封閉的。由于本文的主要研究對象是氧化鋁行業風險管理問題，所研究的系統邊界就是氧化鋁行業風險所覆蓋的邊界。根據上文對氧化鋁行業風險總體結構的分析，重點確定資源、環境、成本和銷售4個子系統為相關研究因素，進而研究系統內部以及系統之間的因果反饋關系。這就是氧化鋁行業風險系統的邊界。

（二）模型假設

由于氧化鋁行業風險系統的復雜性，簡化成4個子系統后的創新模型，不能完全代表氧化鋁行業的風險狀況，而只是它的某些方面，甚至單就某一個風險子系統而言，其分析和計算也是較為抽象化和理想化的。這樣就存在一些假設條件，幫助我們討論主要問題，暫時忽略次要因素，氧化鋁行業風險評估系統動力學模型的假設包括：① 氧化鋁行業風險的產生、發展與運行是一個連續、漸進的行為過程；② 雖然氧化鋁行業受政府調控較為嚴格，但是出于研究抽象化的考慮，本文不考慮政府政策的重大變革以及非正常情況和不可抗力所導致的氧化鋁行業及其風險的突變③；③ 鋁土礦石的類型和鋁硅比（A/S）這兩個指標可以代替鋁土礦的品質；④ 論文研究堅持“抓主要矛盾、舍次要矛盾”的原則，例如，在原材料成本中，由于鋁土礦作為最核心的原材料，其占到了氧化鋁所有生產原材料的80%左右，故本文就僅以鋁土礦的成本代替原材料的成本，其他類似的簡化在文中多處有體現。

（三）因果關系

系統是由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元素組成的。在系統動力學方法中，元素之間的聯系或關系可以概括為因果關系。正是這種因果關系的相互作用，最終形成系統的功能和行為。因此，系統的建立主要由影響因素之間的因果關系所確定。同時，系統也是影響因子之間復雜關系的直觀展現。我國氧化鋁行業風險系統包含資源、銷售、成本和環境4個子系統，每個子系統都有自己獨特的結構和特點，系統之間又彼此聯系。因此，根據我國氧化鋁行業風險的總體結構，本文建立了因果反饋模型圖（見圖5）。

（四）系統動力學模型

基于以上我國氧化鋁行業的系統動力學因果關系圖和對子系統的討論，建立了我國氧化鋁行業的系統動力學流圖模型（見圖6）。

（五）氧化鋁行業風險評估的指標體系

從我國氧化鋁行業的系統動力學模型可以更為清楚地看出各個子系統之間的構成和互相影響的關系 ，有助于進行動態分析。上述氧化鋁行業資源風險子系統指標、環境風險子系統指標、成本風險子系統指標和銷售風險子系統指標有機地結合成一體，共同構成包含4個二級指標和20個三級指標的氧化鋁行業風險評價指標體系，以此綜合反映氧化鋁行業風險的產生、運行過程狀況，評價指標如表1所示。

五、結語與展望

本文根據氧化鋁行業風險的概念及特征，將氧化鋁行業風險評估與預測問題置于系統論視角予以研究。將氧化鋁行業風險系統劃分為資源子系統、環境子系統、成本子系統以及銷售子系統4個子系統，構建出了氧化鋁行業風險評估的因果關系圖和系統動力學模型。研究在氧化鋁產業邊界內部和一定的假設條

圖5 我國氧化鋁行業的系統動力學因果關系圖

圖6 我國氧化鋁行業的系統動力學模型

表1 氧化鋁行業風險評估指標體系

一級指標 二級指標 三級指標

氧化鋁行業風險 資源風險 進入行業的礦石量 國內開采量

進口量

礦石品質系數 礦石類型值

A/S

礦石價格 國內礦石價格

進口價格

環境風險 行業實際排污量 行業原始污染量

行業污染治理量

成本風險 單位產量的成本 原料成本

管理成本

稅收成本

財務成本

勞動力成本

設備成本

銷售風險 產銷比 行業氧化鋁產品產出量

行業氧化鋁產品銷售量

行業利潤率 行業氧化鋁產品銷售平均價格

行業氧化鋁產品銷售量

行業氧化鋁產品單位成本

行業氧化鋁產品產出量

件下，4個子系統內部及其之間的深層次關系。通過對建立的因果關系模型和流程圖進行分析，我們得出氧化鋁行業風險自身是一個存在多重反饋與循環交叉的、復雜的運行系統，是資源、環境、成本和銷售之間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的結果。因此，依據系統動力學模型揭示的各要素之間關系，本文從資源風險、環境風險、成本風險和銷售風險4個角度構造出了包含4個二級指標和20個三級指標的評價指標體系。這些指標突出體現了氧化鋁行業風險的特征，不僅為準確、系統、全面、合理地評價氧化鋁行業風險產生、發展以及運行過程提供了參考，而且為產業風險的研究提供了理論依據。研究表明，氧化鋁企業和政府各部門應當從多個層面加強對該行業的正確引導，降低行業的風險，使得氧化鋁行業健康、可持續發展，發揮國民經濟基礎戰略性產業的作用。后續的研究應當著眼于系統內部關系的定量化處理，建立模擬仿真平臺，為氧化鋁行業風險管理控制策略的科學制定提供依據。

鳴謝：

中南大學彭志宏教授對此文提出了富有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專此致謝！

注釋：

引自2012年9月5日《金融時報（中文版）》，原文《中國鋼鐵業面臨痛苦調整》，作者何麗。

我國是氧化鋁生產大國，2009年生產氧化鋁2378萬噸，約占世界總產量的30%，產生的赤泥近3000萬噸。目前我國赤泥綜合利用率僅為4%，累積堆存量達到2億噸。隨著我國氧化鋁產量的逐年增長，赤泥的年產生量還將不斷增加，預計到2015年，赤泥累計堆存量將達到3.5億噸（數據來源：工信部和科技部2010年8月10日的《赤泥綜合利用指導意見》）。

這并不是將政府的調控政策排除在模型之外，相反政府對行業的調控以及調控政策對行業風險的影響正是本文研究的重點內容之一。此假設意在說明如“911事件”的重大政治經濟突變并不納入模型的范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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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Dynamic Model for Risk Evaluation of Aluminum Industry

CHENG Qiongwen， WANG Hao， SONG Juan

篇（8）

中圖分類號：F27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673-291X（2012）08-0012-03

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企業經營隨著科技發展發生了重大的變革。企業要能快速反映市場需要，更能結合供應鏈、客戶關系管理與數據倉庫進行有效管理，為企業提供多角度全方位信息化運籌管理的整體解決方案，在此背景下ERP（企業資源計劃）應運而生。ERP系統要求企業對現有的業務流程進行重新審視，對客戶、企業自身與供應商組成的整個供應鏈的業務流程進行新的設計，優化流程中的各項活動，消除業務處理過程中的重復勞動，實現業務處理的合理化、標準化、規范化。但ERP 的實施是一項周期長、工序多的復雜系統工程，我國企業在實施ERP 的過程中成功率低下，在國內企業所有的ERP 系統實施項目中，一般只有10％～20％能按期按照預算成功實施，實現系統集成；約有30％～40％的沒有實現系統集成或只是實現部分集成；約50％的實施項目遭到失敗。筆者試運用博弈論基本知識，對實施ERP的兩個參與者的博弈關系進行模型建立及分析，其中一個參與者是提供ERP解決方案的供應商，另一個參與者是上馬ERP項目的企業。目的在于從博弈的視角對ERP的實施進行思考，基于博弈理論分析ERP實施雙方關系，從而對ERP實施問題提出建議。

一、博弈論的發展歷程及內涵

博弈論是研究利益沖突各方如何決策及決策結果的，也稱為對策論。博弈論往往利用數學工具，建立博弈各方的理論模型，然后進行分析。博弈論最早是由美國數學家馮?紐曼和摩根斯坦在1944年出版的《經濟行為和對策論》一書中提出的，并構建了博弈論的理論框架。1950―1954年間，美國數學家和統計學家納什連續發表多篇博弈論的論文，提出了著名的“納什均衡”，奠定了現代博弈論的理論基礎。20世紀80年代博弈論開始進入主流經濟學領域，成為現代經濟學的重要分支，也是應用經濟學科的核心分析工具，得到了廣泛而成功的應用。該理論的充分發展為西方國家制定經濟政策、完善市場經濟起到了重大作用。與此同時，博弈論對于社會科學也有著重要的意義:從理論上講，博弈論是研究理性的行動者（ agents）相互作用的形式理論，而實際上它正深入到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等等，被各門社會科學所應用，深刻地改變著人們的思維。該理論正成為社會科學研究范式中的核心工具之一，以至于我們可以稱博弈論是“社會科學的數學”，或者說是關于社會的數學。博弈論的基本假定是:人是理性的（ rational） 。所謂理性的人是指他在具體策略選擇時的目的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博弈論研究的是理性的人之間如何進行策略選擇的。一般博弈雙方的博弈結果有三種情況：負和博弈，指的是由于博弈雙方的沖突和矛盾造成的兩敗俱傷。零和博弈，指的是博弈雙方中一方得益而另一方受損，且得益與受損在量上相等。正和博弈，指的是博弈雙方的利益都有所增加。

不管博弈各方是合作、競爭、威脅還是暫時讓步，博弈論模型的求解目標就是使自身最終的利益最大化，這種解是以雙方采取“最好策略”為前提，各方最終達到一個力量均衡，也就是說誰也無法通過偏離均衡點而獲得更多的利益。這就是博弈論求解的本質思想。

二、ERP實施雙方博弈關系模型的建立及分析

ERP項目實施企業（下稱企業）是能夠獨立決策和獨立承擔責任的組織，ERP供應商（下稱供應商）也是能夠獨立決策和獨立承擔責任的組織，所以企業和供應商可以看作為雙方博弈關系中的局中人或參與者（下稱參與者）。ERP項目的實施是供應商根據企業中存在的管理問題，在與企業相關人員充分交流后，針對企業的問題提出相應的ERP解決方案。企業組織人員對解決方案的可行性和有效性進行評估，可行性是指基于企業的管理問題和擁有的資源，該方案是否切實可行，有效性是指該方案實施后，是否能提高管理水平或帶來經濟效益的預期。對于企業而言，如果評估結果達到一定的標準，則企業決定實施該方案，否則不實施該方案。這里所說的標準可以是IT行業的相關標準，也可以是由企業組織相關專家制定的標準。對于供應商而言，企業能夠滿足其報價，則決定提供服務，否則不提供。由此可見，雙方由合作前到合作關系確立的決策是同時的，只有雙方都決定合作才能確立合作關系。所以供應商跟企業合作前的博弈是完全信息的靜態博弈。

文章從博弈的視角分析ERP實施雙方的關系。一些供應商基于自身良好的技術條件，較高的職業素養以及豐富的成功實施經驗，會根據企業的管理現狀提供一份高效的ERP解決方案。但是也存在一些供應商急功近利，急于拉單以及盲目地做出一些不現實的承諾，因此，他們提供的是低效的解決方案。本文僅從高效和低效兩個維度對供應商提供的ERP解決方案進行分類。所以供應商的策略有兩個，即提供高效的解決方案和提供低效的解決方案。企業在充分評估供應商提供的方案和所需付出的費用后，評估達到相應標準則選擇實施該方案，否則選擇不實施，所以企業的兩個策略是實施和不實施。本文據此構造了雙方的博弈關系模型，如表1中的四組數據所示：

表1 供應商，企業的收益組合

對上表進行的分析如下，若供應商和企業采取的策略組合是（高效，實施），則受益組合為（2，2）。即是供應商提供了高效的ERP解決方案，企業對方案進行評估后也決定在供應商提出的條件下實施該方案。成功實施方案后，企業的效率和效益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從而企業有了2個單位的收益；供應商獲得此次經濟報酬和成功實施ERP經驗，從而供應商也獲得2個單位的收益。此時的博弈是正和博弈。若供應商和企業采取的策略組合是（低效，實施），則受益組合為（1，-1）。即是供應商提供的是低效的ERP解決方案，但是由于其他的原因，企業評估后決定實施該方案。項目完成后，企業僅僅是從IT設備中獲得收益，而方案中ERP思想價值并沒有給企業帶來收益，所以企業付出的正好是供應商得到的，企業獲益-1個單位，供應商獲益1個單位。此時的博弈是零和博弈。若供應商和企業采取的策略組合是（高效，不實施），則受益組合為（-1，-2）。即是供應商提供了高效的ERP解決方案，但是企業在評估中因為其他的因素導致評估結果不達標，從而決定不實施該方案。此時，企業由于沒有實施ERP解決方案，企業的管理問題繼續惡化以及在競爭中處于不利的地位，因此企業獲益-2個單位，而供應商提供的已經是高效的方案，失去的僅是此次的被肯定，所以供應商的獲益是-1個單位。此時的博弈是負和博弈。若供應商和企業采取的策略組合是（低效，不實施），則受益組合為（-2，-2）。即是供應商提供的是低效的ERP解決方案，企業通過評估正確地判定該方案不達標，從而決定不實施該方案。企業由于沒有實施ERP解決方案獲益-2個單位，供應商不僅失去了此次被肯定，而且該方案本身是低效的，說明供應商在提供ERP解決方案上還需要不斷提高，本身還是低水平，因此供應商獲益-2個單位。此時的博弈是負和博弈。

三、基于博弈視角提出對策

通過上述對ERP實施雙方之間的博弈關系模型的建立和分析，我們能很清楚地看出供應商和企業的策略組合以及相應的利益得失。不同的策略組合得到不同博弈結果，包括正和博弈、零和博弈和負和博弈。

（一） 避免負和博弈，企業需積極實施ERP項目

目前，企業面臨兩方面問題：第一是市場競爭，市場經濟的發展使企業面臨的是一個全球化的市場，今后的競爭不再是單獨的企業與企業間的競爭，而是企業聯盟與企業聯盟或者是供需鏈與供需鏈之間的競爭。第二是企業內部管理，它要求及時掌握、正確分析企業內部的各種信息，做出準確的決策，這是企業的發展基礎。而ERP的發展歷程既展現了管理思想與信息技術不斷結合，又說明了ERP在企業競爭中所發揮的作用。ERP給企業帶來的價值有：集成財務信息，集成客戶訂單信息，標準化和加速生產進程，降低庫存，標準化人力資源信息和集成不同時間、不同來源的信息等。所以，積極實施ERP是企業面對未來的最佳選擇。

（二） 減少零和博弈，供應商需提高自身水平以提供高效的ERP解決方案

供應商應竭盡全力使系統更高效、有彈性，容易實施和使用，并且隨著最新技術的引入，他們還要對自己的產品不斷升級。供應商還應提品及一系列書面材料，并且有責任解決項目實施小組在實施過程中遇到的種種問題。供應商的另一個角色是充當培訓者―為企業將來系統實施過程中的重要人物提供培訓。供應商不僅提供培訓，還要提供項目支持并在實施過程中實現質量控制。供應商應該盡全力改進企業的現有流程以使之適合初始的ERP軟件包，這可以優化系統的實際績效并且最大程度地增大將來操作人員的滿意度。他們還有責任對系統客戶化進行分析和界定，詳細說明每個領域某項做法的優劣并最終提供一個高效的解決方案。供應商還應留下技術文獻資料，因為項目完成后，供應商的顧問將會離開企業，然而他們的知識還要留在企業中，因此，供應商應該培養足夠掌握相關知識的企業員工以保證項目繼續開展下去。

（三） 增加正和博弈，供應商和企業應竭誠合作以實現雙贏

ERP 實施中要講求合作，注意效果。ERP 的實施需要供應商（ 軟件人員、管理顧問）與企業之間的緊密配合，供應商應該在自己的培訓內容中除了技術內容之外增加一些人際關系處理技巧、企業的文化認知與敏感性訓練等內容，以使得外部項目組能夠更快的與目標企業的項目小組產生認同感，減小來自目標企業的抵觸干擾，在項目組進行技術指導時，注意溝通方式，不能只向企業相關人員如何去做的指令，同時要告訴相關指令的原因與意義 ，只有這樣，外部軟件設計人員和管理咨詢顧問才能夠獲得企業的全面信息，將技術與企業需求無縫銜接。以更好地成功實施ERP項目，從而使供應商和企業能夠獲得雙贏。

四、結論

我國的改革開放已經進行了三十多年，伴隨著的是我國的企業在數量上達到一定的規模。但是就我國企業的管理水平與國際先進管理水平相比還有差距。隨著國際化進程的深化，我國企業將面臨更加激烈的競爭。在此形勢下，已有大中型企業完成了ERP項目的實施或正在上馬ERP項目，且已初步獲得成效。實踐表明，ERP的成功實施可降低庫存20%~35%，平均提高生產線生產率5%~10%、裝配線生產率25%~40% ，降低采購成本5%、制造成本12%，按時交貨率達到90%~97%。近期有大量的中小企業也開始接觸并實施ERP項目，這一切說明企業的管理者們已經認識到ERP對企業未來命運的重要影響。基于對這種趨勢的把握，筆者從博弈的角度對ERP實施前雙方的關系進行了模型建立和分析，得出的結論是：供應商提供高效的ERP解決方案以及企業實施ERP解決方案是雙方最佳的選擇。

ERP在我國企業中應用趨勢是可喜的，中國作為經濟發展迅速的發展中國家，企業成長很快，企業管理水平若想在激烈的競爭中快速提升，ERP 則是最理想的法寶。但是，ERP能適用我國企業并促進企業快速發展的過程是漫長的，還需要理論研究者和實踐者們不斷地努力。文章只是研究了ERP實施前雙方的關系，還需要重視的有實施中的雙方關系，以及系統運行后的雙方關系。除了實施雙方關系外，ERP本土化、行業化以及客戶化也有探究的價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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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郭兆.企業實施ERP的現狀分析及對策[J].企業技術開發，2009，（1）：70-88.

篇（9）

1.博弈論內涵概述

博弈論（GAME THEORY），又名對策論，它研究決策主體的行為在發生直接相互作用時，人們如何決策，以及這種決策的均衡問題，它作為一門理論的出現，以1944年馮·諾依曼和摩根思坦合著的《博弈論和經濟行為》的問世為標志；此后，經許多博弈論專家學者的發展，使得它已經融入到主流經濟學當中，并對經濟學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因此，1994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J.納什、J.海撒尼、R.澤爾騰三位博弈論專家和經濟學家；1995年、199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再次頒發給在博弈論應用領域有所創造的理性預期學派的盧卡斯（ROBERT LUCAS）和研究信息經濟學的莫里斯（JAMESMIRRLEES）及維克里（WILLIAMS VIKREY）。

博弈論有兩個基本假設：一是經濟人假設，強調它最大化自己的目標函數；二是個體理性，強調的是有限理性，大凡對博弈論中涉及的非完全且完美類型的博弈論有所了解的人不難發現這個假設前提。博弈論涉及四個基本要素：博弈方、博弈規則、行動策略和支付函數，通過兩個基本假設和四個基本要素，博弈論為人們提供了一個統一的分析框架或基本范式，在這種分析框架中構建經濟行為模型，并考慮各種情況下的信息特征和動態特征，從而成為對行為主題間復雜過程進行建構的最適合的工具。它的信息類型有完全完美信息、完全但不完美信息和不完美信息等；它的行動類型有靜態和動態兩種。不同的信息類型與不同的行動類型結合，使得博弈論的應用范圍更廣闊。目前，博弈論作為一種方法論，已經廣泛應用于產業組織理論（作為微觀經濟學的主要部分內容，研究市場結構、廠商行為及市場績效的評價）、信息經濟學、討價還價、拍賣、公共經濟學、產權與制度分析、國際貿易政策、宏觀經濟決策分析、保險市場、金融市場、企業管理、跨國公司經營等領域。

2.博弈論與會計準則

博弈論與會計準則研究的理論基礎是經濟后果觀。斯蒂芬·澤夫（Stephen Zeff，1978）在其早期論文《‘經濟后果’的產生》中給出了一個至今仍然適用的概念。他將經濟后果定義為：會計報告對企業、政府和債權人決策行為的影響，該定義的實質是會計報告會影響管理者和其他人的實際決策，而非僅僅反映決策結果。澤夫引用了幾個事例。在這些事例中，企業、行業協會和政府試圖影響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和其前身會計程序委員會制定會計準則。經濟后果觀認為，“不論有效市場理論的含義如何，會計政策的選擇會影響公司的價值”。如果會計政策無關緊要，會計政策的選擇只嚴格存在于準則制定機構和使準則得到落實的會計人員和審計人員之間。如果只有這兩方參與，建立在成本和收入配比、實現原則和穩健主義等眾所周知的概念基礎上的傳統會計模式將會得到應用。但是實務中，往往并不是這樣，總是會遇到其他方的一些干涉，比如企業管理層或者政府機關等，而與此同時會計準則制定機構還會針對這些干涉做出一些反應，比如征求意見稿，使不同的參與者能對提議的會計政策變動發表意見。很顯然，會計準則制定機構陷入了兩難境地。為保持會計人員的可信性，他們需要制定與財務會計模式和該模式下傳統的配比概念等相符的會計政策。但是在非理想的環境下，沒有理論明確的指明應采用什么會計政策進而獲取相應的凈收益。這就為各個利益集團參與進來，爭取自己偏愛的會計政策打開了大門。經濟后果是會計準則的制定復雜化，管理當局所偏好的政策可能與向投資者提供最佳信息的政策存在差異，使得會計準則制定程序和會計理論的研究從總體上更具挑戰性和趣味性。

在會計領域，會計信息的使用者對企業的會計信息披露的情況是能夠觀察得到的，而且會計信息的使用者也并不完全清楚企業的效用函數和各類戰略空間，這就將資本市場雙方的經濟博弈演化成一種動態的不完全信息博弈。投資者更需要獲得相關可靠的會計信息以幫助他們估計預期的價值和投資風險。然而，企業很可能不希望披露投資者想知道的全部信息。這樣，企業與投資者之間需要就具體披露什么信息，怎樣披露信息簽訂一項約束性的文件，而這項文件又必須由雙方都信任的權威會計機構來制定，所以當今大多數國家的會計準則都是由本國獨立的會計專業團體或國家權力機構來制訂的。會計準則是各方利益關系的調節器，會計準則的實施會影響信息使用者的決策，無論哪個機構制定都必然引起各方的關注和參與，并試圖對準則的制定或修訂施加影響，從而使會計準則的制定類似于其他法規、政策的制定，成為各利益集團斗爭與妥協的結果。

3.準則制定過程中的博弈

會計信息使用者非常廣泛，包括政府、債權者、投資者、企業經營者、供應商等，他們均會從各自利益出發，關注會計信息的披露。但是他們所擁有的資源各異，對會計信息的需求各不相同，在會計準則產生過程中的決策也不相同。一般認為，現代企業是一種多元契約關系的聯結體。如果將企業看作是一系列契約的結合，那么各個締約方擁有排他性的財產所有權是進行交易的前提。廣義地理解企業的契約性質，其合約邊界遍及股東、債權人、管理者、政府、供應商、顧客等在內的所有利害關系人。而狹義的理解，其邊界只涉及企業所有生產要素提供者，企業的生產要素提供者可以分為人力資本提供者和非人力資本提供者。

從制度經濟學的視角審視準則與準則制定，我們可以將準則視為一項主要用來規范和約束企業會計信息加工、提供制度安排，準則制定（制訂新準則或修訂已有準則）則可以看成是博弈的暫時均衡。雖然博弈參與者的行為存在差異，但是通過重復博弈，他們的行動逐步演化成一個穩定結果（行動組合少）。博弈參與者可以知道其他參與者的行動的一些濃縮信息，參與者依靠這些濃縮信息得出自己在各狀態下的行動規則。當他們在反復博弈中獲得充分的信息，形成某種共同的信念，使博弈參與者的行動規則趨于一致并成為公認的博弈規則時，那么，也就形成了會計準則，達到了所謂的納什均衡狀態。但這種均衡狀態不會持久，因為隨著會計環境的累積變化和不完全信息獲取的相對完全性，使得已經制定的《會計準則》未能涵蓋所有業務或者不適應變化了的環境或者說是有漏洞，便引發新一輪的博弈，其結果又會達到新的納什均衡狀態。可以看到“納什均衡”點會不斷地由低層次向高境界逼近，最終達到帕累托最優狀態。

但目前，我國的會計制度仍處于博弈的初級階段，離“納什均衡”還有一段距離，其主要原因：一是各項制度的制定未能很好體現所有局中人的利益，而基本上是從政府利益出發，從而造成“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局面。二是社會的監督制約不力，注冊會計師作為博弈中的“裁判”，其作用未能得以真正發揮，從而難以體現博弈中公正的原則。三是激勵與懲罰機制不健全，對制假造假的會計與經營人員未進行有力地懲處，從而阻礙了博弈的有效進行。

4.準則實施后完善時的博弈

美國曾一度認為其制定的會計準則是國際公認的會計標準，有著權威性的決定權。但是安然事件的發生使一切既定的理念都發生了變化。美國安然公司（Enron Corp）曾在美國500強公司中排名第七，1995年起被《財富》雜志評為“最富創新能力”的公司，連續六年排名居于微軟、英特爾這些大公司之前。這是一個備受經濟界和企業界尊重的超級公司，但是為什么它的破產會來的那么突然而使投資者完全不知情呢？如果準則制定的很完善，考慮到了投資者等相關各方的利益，怎么會出現這種狀況？所以美國會計準則制定者開始思考自身的問題。其實，經濟在發展，社會在進步，新經濟的出現，使知識、技術等無形資產在各生產要素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而大部分自創無形資產，由于會計準則滯后而得不到在表內確認，對已確認的無形資產，其計量的準確性也沒有客觀標準，美國現行會計準則對此無明確規定，為企業提供了財務造假的機會。所以會計準則實施后的完善也是個重要的方面。

我國的會計準則從制定與頒布的模式來看仍屬于政府行為，沒有經歷一個多重博弈的過程。所以政府要轉變觀念，通過會計準則在各利益集團博弈的過程中，進一步修訂會計準則，以使各種利益得到更好的兼容，最終達到較為理想的納什均衡狀態。為此應注意幾個問題：（1）準則制定過程應更具公開性和充分參與性，這樣才能保證各博弈方廣泛參與其中，加強博弈各方的信息交流，使新準則能較好地滿足各方的利益。（2）強化注冊會計師的公正立場，便于為博弈各方提出不偏不倚的意見稿。（3）廣開言路，建立良好的反饋機制，會計理論界和實務界共同努力，使會計準則欠佳的地方得到及時的修正。（4）加大對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懲惡亦能揚善，確保有一個良好的會計環境，使會計準則得以很好地執行。

5.我國會計準則制定的完善

評價《會計準則》完善的標準，一方面，要使博弈雙方的信息公開。對會計博弈雙方而言，公開其信息，讓廣大社會公眾參與其間，不僅可以減少“欺詐”、“偷竊”等市場交易費用，而且是會計秩序正常化的必要條件。另一方面，使《會計準則》公平（或公認）。用博弈活動來闡述準則的制定過程，可以使我們更好地理解準則制定中會遇到的問題：即準則的制定過程不再是純技術性的，而是各個利益集團之間相互競爭的博弈過程。這樣，準則制定機構在制定與實施新準則時，一定要關注其對投資人和企業管理者，包括政府等各方利益可能造成的影響，只有幾方都接受新準則，才能確保準則順利實施。

（1）對準則制定機制、人員構成的改革。無論IASB、FASB還是我國的會計準則委員會，盡管準則制定人員的構成形式多種多樣，但其人員構成都具有專業性、代表性。制定人員的專業性，是由會計準則的科學性與技術性決定的。會計準則的科學性是會計理論科學性的自然延伸。制定人員的代表性，是由會計準則的橋梁地位決定的，同時也是由會計準則客觀上涉及各方利害關系決定的。

據筆者的了解，我國的會計準則制定機構似乎缺少各類頗富實際經驗的各方面技術咨詢專家。為此，建議會計司可以設立一個兼職的會計準則專家咨詢組。專家咨詢小組人員的構成應該是有代表性的，學術界、企業界、證券交易所、政府、財務分析師等與準則的研究和運用相關的重要部門都應該有所考慮，會計準則的征求意見階段應該首先在這些專家中展開，使他們能夠從自己專業的角度及時發表有價值和負責任的意見，從而保證會計準則的普適性。此外，將制定具體準則的各項目小組納入統一的團隊中，以促進他們的交流與合作，從而增強具體準則之間的協調性以及適當增強準則制定機構的獨立性等。這些都是完善準則制定機制、人員構成的重要措施。

（2）加強會計準則制定部門的獨立性。在美國會計準則制定的歷史上，曾先后有會計程序委員會、會計原則委員會和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負責。前兩個機構因獨立性不夠而遭受很多批評，而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則在形勢和實質上獨立性都得到很大提高。首先，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委員由財務基金會任命，是專職的、有報酬的。其次，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的資金來自于財務會計基金會，不依賴于外界資金的資助。在我國，由于缺乏強大的外部投資人，會計準則的制定不得不依賴于政府2001年國際會計部門，其獨立性有待加強。計準則委員會進行了戰略性改組，改組后新的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設有管理委員會、理事會、咨詢委員會和解釋委員會四個機構。其中，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是制定會計準則的核心部門，全權負責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其他相關文件的制定。

（3）會計準則制定與利益相關者。會計利益性決定會計準則制定與實施將影響眾多相關者利益。利益相關者，有財政、稅務、銀行、投資者等，也有管理層、職工、客戶等，又可以細分為專業技術者和非專業技術者，前者有能力使用遵循會計準則提供的會計信息，后者則無。從目前來看，制定會計準則實際傾向于決策有用觀，即極力為企業外部投資者服務，滿足其利益。然而，外部投資者可以細分為專業技術者和非專業技術者，后者沒有能力、甚至不需要使用會計信息，而且不占少數。過度考慮這部分相關者利益而制定會計準則，勢必導致不經濟。同時，應該承認企業內部利益相關者也需要符合他們要求的會計準則，這符合經管責任觀。在受托責任觀與決策有用觀難分伯仲情況下，制定會計準則的最終用戶是多元的，需求呈多樣性，應該藝術地兼顧各方利益，在科學性的前提下以公平為第一要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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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鐘高，韓立軍.論會計準則的制定：基于復雜的博弈分析[J].財會通訊，2005（10）.

篇（10）

近年來筆者曾赴日研修，對日本的死刑制度作過一點考察。考慮到了解日本死刑制度的現狀，對思考我國死刑制度的改革和發展問題可能會有些益處，為此向讀者作簡要介紹，同時結合我國的國情，談一點自己的感想，以作為對我國死刑制度的展望。

一、日本死刑制度的現狀

（一）立法和司法概況

日本是至今仍保留有死刑的國家。日本現行刑法典有12個條文規定的法定刑包含有死刑，即對如下犯罪可以適用死刑：（1）內亂罪（第77條第1款）；（2）誘致外患罪（第81條）；（3）援助外患罪（第82條）；（4）對現住建筑物等放火罪（第108條）；（5）爆炸罪（第117條）；（6）浸害現住建筑物等罪（第119條）；（7）顛覆列車等致死罪（第126條第3款）；（8）威脅交通罪的結果加重犯（第127條）；（9）水道投毒致死罪（第146條）；（10）殺人罪（第199條）；（11）強盜致死罪（第240條）；（12）強盜致死罪（第241條）。另外，特別法有4個條文規定的法定刑中包含有死刑，即對如下幾種犯罪可以適用死刑：（1）使用爆炸物罪（《取締爆炸物罰則》第1條）；（2）決斗致死罪（《有關決斗的法律》第3條）；（3）劫持航空器等致死罪（《有關劫持航空器罪等的法律》第2條）；（4）使航空器墜落致死罪（《有關劫持航空器罪等的法律》第2條第3款）；（5）殺害人質罪（《有關處罰劫持人質等行為的法律》第4條）。 在上述法條中，只有刑法典第81條對誘致外患罪所規定的死刑是絕對確定的法定刑，而對其他犯罪所規定的死刑都只是可以選擇適用的刑罰。此外，根據日本《少年法》第51條的規定，對犯罪時未滿18歲的人，不得判處死刑。還有必要一提的是，日本改正刑法草案雖然也保留有死刑，但減少了可以適用死刑的犯罪的范圍，僅限于內亂罪的主謀者（第117條）、誘致外患罪（第122條）、援助外患罪（第123條）、爆炸物爆炸致死罪（第170條第2項）、殺人罪（第255條）、強盜殺人罪（第328條）以及強盜致死罪（第329條第2項）。

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日本法院對死刑的適用持特別慎重的態度，判處死刑的案件總體上呈下降的趨勢。據統計，1945年至1997年的五十多年間，日本僅對718名罪犯宣告死刑，實際被執行死刑的罪犯只有609人。特別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以來，除一年（1988年）以外，每年被判處死刑的罪犯人數都在10人以下，平均不到4.2人。[1]被判處死刑者所犯的罪，主要集中在殺人罪和強盜致死（含強盜殺人）罪上。如1998年被判處死刑的總數為7人，其中犯殺人罪者5人、犯強盜致死罪者2人。[2] 但歷年適用死刑的罪中，最多的是強盜致死罪，其次是殺人罪。從最近幾年日本判例的動向來看，"檢察方對死刑是持非常積極的態度，但最高裁判所則是持極為慎重而謙抑的態度"，有盡量限制適用死刑的傾向。[3] 最高裁判所曾在1983年的一則判例中，對選擇死刑的基準作了界定，即"在保留有死刑的現行法制下，綜合考察了犯罪的性質、動機、形態、特別是殺害手段方法的執拗性、殘忍性、結果的重大性，尤其是被殺害的被害人的人數、遺屬的被害感情、社會的影響、犯人的年令、前科、犯罪后的表現等各種情節后，在認為其罪責確屬重大，無論是從罪刑均衡的立場還是從一般預防的角度來看，都不得不處以極刑時，應該說也允許選擇死刑。"[4]

（二）死刑存廢之爭的背景

日本是如今在死刑存廢問題上爭論最激烈的國家之一。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日本就出現了死刑廢止論。1956年在刑法作部分修改時，曾有議員向國會提出全部廢除死刑的議案，但國會在審議過程中停了下來，因而沒有審議結果。此后，雖然在國會內未再直接審議過廢除死刑的議案，但民間發起的廢除死刑的運動并未中斷。如有二百多名會員的"廢除死刑女子會"，就在1983年向參眾兩院的議長提出過廢除死刑的請愿書。[5] 至于學者們公開發表或出版的有關廢除死刑的學術論著，更是不計其數。與此同時，也有不少學者或市民提出反對意見，主張繼續保留死刑。以致半個世紀以來在死刑存廢問題上，形成了兩種尖銳對立并且都很有影響的主張。

日本的民意調查顯示，普通民眾大多主張保留死刑。并且近十多年來，持保留論者所占的比例還呈上升趨勢。根據總理府1988年進行的全國民意調查，希望保留死刑的占66.5%，希望廢止死刑的占15.7%；根據1994年的調查，希望保留的占73.8%，希望廢止的占13.6%；[6]根據1999年的調查，希望保留死刑的占79%，希望廢止的占8.8%。[7]但是，從近幾十年刑法學者已出版的關于死刑存廢問題的學術著作來看，主張"死刑制度永久必要論"的學者只占極少數（約占5%），而主張廢止死刑的學者占絕大多數（約占95%）。[8] 民意調查之所以出現保留死刑的呼聲增高的趨勢，主要是因為近十多年來日本經濟不景氣，犯罪率增高，特別是類似奧姆真理教部分成員在東京地鐵施放毒氣殺人的一系列惡性犯罪案件發生之后，使國民憂慮社會的安寧，因而不愿意廢止死刑。在日本刑法學界，曾有一段時期，要求立即廢止死刑的呼聲很高，包括團藤重光在內的一些著名學者也紛紛搖旗吶喊，但奧姆真理教部分成員實施的大量殺人案件發生后，由于治安形勢出現惡化的勢頭，加上社會輿論反對廢止死刑，因而"死刑廢止時機尚早論"成為目前日本刑法學界的多數說。[9]

（三）死刑存廢論及其理由

早在啟蒙時代，貝卡利亞就率先提出了死刑廢止論。他認為，死刑是社會契約的產物，國家處于正常狀態時，就應當廢止死刑；加上死刑的威懾力不如終身自由刑，死刑會給人提供殘酷行為的范例，對社會有害。而死刑保存論者提出，殺人償命是一般人的法律信念；死刑具有巨大的威懾力；一旦廢止死刑，兇惡的犯人就會給警察、刑務官乃至一般人的生命帶來危險；對罪大惡極的罪犯應當適用死刑使之與社會完全隔離，如此等等，都是保存死刑的根據。[10]

在日本，死刑廢止論主要是圍繞如下問題展開爭論的：（1）國家是否有權剝奪犯罪人的生命（法哲學的觀點）？（2）死刑是否具有一般預防的功能（刑事政策的觀點）？（3）死刑是不是憲法第36條中所指的"殘酷刑"（憲法的觀點）？（4）既然存在誤判的可能，那么，宣告無補救措施的死刑是否違反正當程序（正當程序的觀點）？

首先，關于國家是否有權剝奪犯罪人生命的問題，死刑廢止論者認為，在現代社會，人的生命具有至高無上的價值，應當受法律保護，任何人都無權剝奪人的生命。如果國家一方面以生命具有絕對價值為前提，將殺人行為視為犯罪，但另一方面法律規定有死刑，由國家來剝奪犯人的生命，即由國家來殺人，這是互相矛盾的。并且，國家對罪犯適用死刑，實際上給人提供了殺人的范例。

但是，死刑保存論者認為，對殺人犯等兇惡的罪犯，應當處以死刑，這是國民道義乃至法律上的信念，或者說是滿足國民感情（報應觀念）的需要。死刑廢止論者以死刑實際上是由國家來殺人，從而否定其正當性，這是沒有道理的。因為國家剝奪犯人的生命雖然在物理的意義上與殺人具有共同性，但物理的共同性并不重要，就社會的、法律的意義而言，死刑與殺人之間有重要的差異。例如，不能把自由刑說成是國家誘拐，也不能將罰金刑說成是國家強盜。殺人與執行死刑、強盜與執行罰金刑有實質的不同，前者是違法的不正當的行為，后者是對違法行為給予的正當的刑罰處罰。應當認為，死刑也是法的正當性的最適當的體現。[11]

其次，關于死刑是否具有一般預防的功能的問題，死刑廢止論者認為，一些廢止了死刑的國家，廢止之后犯罪并未急劇增加，這表明死刑并不具有威懾力，沒有一般預防的功能，因而無保存的必要。也有廢止論者提出，死刑是否具有威懾力，現在還沒弄清楚，因而至少應當采取"疑則不用"的態度。還有廢止論者指出，如果說死刑無威懾力，那就等于說其他刑罰也無威懾力，所以，應當肯定死刑具有威懾力。問題在于死刑是否具有特殊的威懾力，如果這一點沒有得到證實，就不能作為抑制犯罪的正當手段來使用，但這是不可能被證實的。雖說對危險的罪犯處以死刑，就可以完全消滅其再犯的可能性，這是死刑特殊預防效果的明顯體現，但消滅再犯可能性的方法另外還存在，死刑并非是唯一絕對的方法。[12]

然而，死刑保存論者認為，死刑具有巨大的威懾力，為了防止兇惡的罪犯危害社會，以維護法律秩序，就必須對其威懾力寄予希望。死刑廢止論者以一些國家在廢止死刑后犯罪率并未上升，作為死刑不具有威懾力的理由是不妥當的。因為一個國家廢止死刑時，往往總是處在社會安定、天下太平的時代，即使廢止了死刑，也不會導致犯罪急劇增加；反過來，新增設死刑的規定時，則大多是治安形勢惡化、社會不安定之時，即便是對許多犯罪科處死刑、判處很重的刑罰，往往也不能使犯罪明顯減少。因此，不能以廢止死刑后犯罪未增加、增設死刑后犯罪未減少（反而增加），來作為否定死刑具有威懾力的根據。死刑之所以有巨大的威懾力，是因為人都有強烈的求生存的本能。國家頒布法律，預告實施某種犯罪行為將被剝奪生命，那么，有可能實施此種行為的人在實施之前就會產生猶豫，從而起到抑止犯罪的作用。這就是要保存死刑的最根本的理由。[13]

再次，關于死刑是不是憲法第36條所禁止的"殘酷刑"的問題，死刑廢止論者認為，從現代文明的觀念來看，死刑明顯是屬于殘酷刑。因為它是剝奪人生命的刑罰，實際上是人殺人，只要不是精神有缺陷的人或者喪失了人性的人，都會得出這種結論。事實上也再沒有哪一種刑罰比死刑更殘酷，因而保存死刑是違憲的。但是，死刑保存論者認為，這種觀點可以說是感情用事、抬死杠。因為憲法只是寫明要禁止殘酷刑，并未指出死刑是殘酷刑。實際上，憲法第36條中所指的"殘酷刑"是就執行刑罰的方法而言的，而我們的法律所規定的執行死刑的方法并不殘酷。

還有死刑廢止論者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制定的日本憲法規定，放棄戰爭，永久保持和平。如果一方面放棄戰爭，另一方面卻保存死刑，這也有明顯的矛盾。但死刑保存論者認為，憲法中規定放棄戰爭，是戰勝國為了防止作為戰敗國的日本的侵略政策抬頭所作的規定，與死刑存廢并無關系，并非兩者必須同時舍去。如果認為放棄戰爭也就應當廢止死刑，那么，按同樣的邏輯推論，豈不是保存死刑也就不能放棄戰爭？實際上，放棄戰爭與廢止死刑毫無關系。[14]

有關死刑是否違憲的問題，日本最高裁判所先后有一系列的判例持否定態度。如最高裁判所在1948年的一個判例中指出，絞首刑這種執行死刑的方法，并非是憲法第36條中所指的殘酷刑；另在1952年的一個判例中指出，規定死刑并不違反憲法第9條、第13條。[15]

此外，關于死刑是否違反正當程序的問題，死刑廢止論者認為，死刑一旦執行，就會造成無法挽回的后果，而誤判死刑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過去就曾發生過4件被判死刑的案件通過再審改為無罪的事情，這表明被冤屈而判死刑的可能性是有的；另外，由于宣告死刑的基準不明確，對本來應當判無期刑的罪犯宣告死刑的所謂"量刑誤判"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宣告死刑是違反正當程序原則的。[16]

可是，死刑保存論者認為，日本對死刑的宣告與執行都是持非常慎重的態度。首先是刑法將可以適用死刑的犯罪限定為少數重大犯罪；并且死刑并非是作為絕對確定的法定刑規定的，往往還同時有無期刑可供選擇；除了極個別的案件，一般都不會適用死刑；況且，最高裁判所對適用死刑的基準作了嚴格的限制。死刑判決確定之后也并非就要立即執行，而是還有六個月的期限；如果在此期限內提出再審或者恩赦的請求，則該程序經過的期間不計入六個月期限內。另外，法律還規定，死刑必須由法務大臣簽署執行命令后才能執行，這也是從程序上避免誤用死刑的一個重要措施。正是由于死刑的宣告與執行有這些嚴格的限制，死刑誤判的可能性幾乎接近于零。[17]明治以后日本近代的審判制度確立以來，死刑判決確定后被認為屬于誤判的事還從來沒有發生過。再說，誤判自由刑等刑罰的可能性更大，難道我們能因為有這種可能性就廢止所有的刑罰嗎？至于說誤判死刑并執行后會造成無法挽回的后果，這固然是事實，但誤判其他刑罰又何嘗不是如此。比如，某人20歲時被誤判入獄，10年后雖無罪獲釋，但其最寶貴的青春年華已消失，給其留下了人生的空白，這樣的后果也是無法挽回的。可見，誤判死刑與誤判其他刑罰實質相同，只是有量上的差異，沒有理由區別對待。[18]

（四）死刑的未來

如前所述，在日本刑法學界雖然有學者主張永久保存死刑，但絕大多數學者認為，死刑遲早會被廢止。只是在主張廢止死刑的學者中，有的認為日本已具備廢止死刑的條件，現在就應當廢止，或者說已為期不遠。這可以稱之為"死刑廢止為期不遠論"； 另有人認為，日本現在還不具備廢止死刑的條件，還需要經過較長的時期，只能寄希望于將來時機成熟了廢止。這可以稱之為"死刑廢止時機尚早論"。[19]

"死刑廢止時機尚早論"者認為，民意調查顯示，社會輿論不贊成廢止死刑。這是因為對罪大惡極的犯人應當科處死刑，目前仍然是國民的一般法律信念。在國民的這種信念沒有發生改變的情況下，就不能廢止死刑。因為沒有得到國民支持的法律政策，不可能是好的法律政策；違反國民的法律感情廢止死刑，也是與議會民主制不相容的，所以，只有在國民的法律感情發生變化，死刑已不能為通常人的感情所容忍，感覺到它具有殘酷性時，才可能廢止。[20]而要改變國民的觀念，使社會輿論朝贊成廢止死刑的方向發展變化，這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需要經過很長一段時間。[21]

但是，"死刑廢止為期不遠論"者認為， 早在1989年12月聯合國就通過了有關實現廢止死刑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規定當事國應當采取各種必要措施廢止死刑；目前世界上多數國家都廢止了死刑；日本近些年來也明顯減少了死刑的適用，因此，在日本廢止死刑即將成為現實。[22]至于民意調查顯示多數國民不贊成廢止死刑，不應當成為保存死刑的理由。因為民意調查的科學性本身存在問題，不一定能表達國民的真意；再說，死刑是否屬于妥當的刑罰，應由法的理念來判斷，不能由民意來決定；如果根據法的理念，死刑是不妥當的刑罰，違反民意廢止也并無不當；況且，在西方許多廢止了死刑的國家，國民贊成保留死刑的仍占多數。[23]

（五）死刑的替代措施

一些死刑廢止論者提出，即便是廢止死刑，也并非是一廢了之，而是應當要有相應的代替死刑的措施。只不過學者們提出的具體代替方案有所不同，概括起來主要有兩種：一是主張設立特殊的無期自由刑制度；二是主張設立死刑緩期執行制度。

1、設立特殊的無期自由刑制度

一般來說，死刑被廢止后，如果沒有特殊的代替死刑的措施，無期刑就成為最重的刑罰。但根據日本現行刑法第28條的規定，"無期刑的執行經過十年后，可以根據行政機關的決定準許假釋。" 對罪大惡極本應判處死刑者，因廢止了死刑而被判處無期刑之后，僅僅服刑十年就可以獲釋，這不會為被害人及其親屬乃至社會公眾所接受，也是社會公眾不贊成廢止死刑的一個重要原因。為此，一些死刑廢止論者提出，應當設立特殊的無期自由刑制度。其中，有的主張設立"不能假釋的終身刑"；另有的主張設立"對假釋作特殊限制的無期自由刑"，以有別于通常的無期刑。前一種主張實際上是在無期刑之外，另增設一種刑罰。它與普通無期刑的不同在于，完全不能假釋。但這又與刑罰的目的不符，也不利于監獄的管理和罪犯的改造。持后一種主張者正是基于此種理由，提出應當允許假釋，只不過要采取有別于普通假釋的特殊制度。至于在哪些方面作特殊要求，學者們的意見又不完全一致。主要包含如下幾方面的內容：（1）罪犯實際服刑必須達到比普通假釋更長的期限（如有的主張服刑15年后，也有的主張服刑20年后，才能假釋）；（2）應當設立特殊的假釋審查委員會，只有經假釋審查委員會同意，才能假釋（也有人主張必須經被害人或其親屬同意）；（3）對假釋放者應附帶保護觀察，至于保護觀察的期限，有的主張五年或十年，也有的主張應為終身。如果違反了假釋期間應當遵守的事項，則應收監執行。[24]

2、設立死刑緩期執行制度

有的死刑廢止論者主張，應當用死刑緩期執行的制度來代替現行的死刑制度。即對所有的死刑犯都實行緩期執行，并且對老年人等事實上執行有困難的人，實行無限期的緩期執行（實際上也就是不執行）；對其他死刑犯則根據其有無改惡從善的表現作不同處理，確實改惡從善的，經過一定期限后減為無期刑。無期刑執行經過十年后，只有經特別嚴格的審查才能假釋。這種死刑緩期執行制度同我們中國的死緩制度有較大差別。也有不少學者主張采用與我國相類似的死刑緩期執行制度，即從犯罪的情節及犯人改惡從善的可能性大小來看，適用死刑緩期執行適當時，在五年期限內暫緩執行死刑，實行矯正處置，五年期限過后再來審查，除了仍有必要執行死刑的外，改為無期懲役或無期監禁。判決確定后，20年內不得假釋。[25]

但是，對上述死刑緩期執行制度，也有不少學者提出異議。其一，現在日本對死刑的宣告本來就極為慎重，宣告死刑的案件已非常少，根本沒有必要再為減少死刑的執行而設立一種死刑緩期執行制度。其二，設立死刑緩期執行制度后，有可能使一些本來可以被判處無期刑的罪犯，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從而導致死刑的擴大化。其三，對死刑緩期執行的罪犯給予何種矯正處置或待遇，也是一個問題。因為對同一死刑犯人，一方面給予以"死"為前提的待遇，另一方面又給予以"生"為前提的待遇，這是不可能的事。其四，緩期執行考察期內，也不可能對罪犯是否改惡從善做出準確判斷。因為面臨死刑的犯人為了求生存，往往不得不做出一些偽善的舉動。

也有贊成設立死刑緩期執行制度的學者提出如下反駁意見：（1）即便是對罪大惡極的犯人宣告了死刑，如果其已有悔罪之心，無必要執行死刑，還對其執行死刑，這是非常殘酷的事。（2）如果對所有死刑犯都采用緩期執行制度，實際執行死刑者就是極少數，從實質而論這是廢止死刑的措施，不可能導致死刑擴大化。（3）即使宣告死刑數量增加也并非就是壞事。過去在審判實踐中，由于沒有死刑緩期執行制度，為了減少死刑，往往對罪行極其嚴重者也不得不適用無期刑。如果設立了死刑緩期執行制度，對這部分犯罪人宣告死刑，但最終未執行死刑，而與罪輕一些的處無期刑者有一些差別，這倒是更符合罪刑相應原則。（4）對緩期執行的死刑囚犯，也沒有必要給予以"死"為前提的待遇，而應當讓其產生"生"的希望，以促使其洗心革面、重新做人。（5）至于在緩期執行期間，犯人以偽善的面目出現，被減為無期刑，那么，在后來長期的服刑期間往往就可以發現其真面目，終身不予假釋，這也是一種很好的彌補措施。[26]

二、我國死刑制度的展望

了解日本死刑制度的現狀及其發展趨勢，對我國死刑制度的改革和發展會有如下幾方面的啟示：

第一，死刑存廢論各有一定的道理，同時，又都有缺陷，很難說哪一種觀點更可取。日本和西方的死刑存廢論可以說都是如此。"正由于死刑存廢論雙方均既具合理性又各具不合理性，才致使死刑存廢之爭曠日持久而至今尚未定論。"[27]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死刑作為一種最嚴厲的刑罰，它具有兩面性，可以說是利弊并存，而死刑存廢論者往往只是就其利或弊的某一方面來展開論說，自然不可能全面，難免給人留下攻擊的話柄。事實上，死刑如同一種對惡疾有療效而又會留下嚴重后遺癥的藥方，如果只就其療效而論，當然是好藥，但僅就其留下嚴重后遺癥而言，肯定會得出是壞藥的結論。很顯然，這兩種結論都缺乏科學性。而死刑存廢論者往往自覺不自覺的犯了這種方法論上的錯誤。我國近些年來，也有不少學者倡導廢止死刑，他們提出的廢止的理由，同樣是說死刑不合乎道德、不具有正當性，或者說與人道主義不符，因而應當廢除。但是，如果說死刑是把活人殺死因而不道德、不正當或不人道，那么，自由刑特別是終身剝奪自由的無期徒刑又何嘗不是如此。因為自由也是人最基本的重要權利，剝奪人的自由也是不道德、不正當、不人道的。由此推論，自由刑也同樣應當廢除。

但是，在筆者看來，無論是死刑還是自由刑，都不能抽掉它們的刑罰屬性來直觀評價其是否道德、是否正當、是否人道，如同離開疾病來評價某種藥物對人來說是好東西還是壞東西一樣。在人類歷史上，死刑已存在了幾千年，在懲罰犯罪、維護統治秩序方面，無疑是發揮了重要作用的（并且至今仍在許多國家或地區發揮著重要作用）。只不過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人們逐步認識到其有越來越明顯的副作用。是繼續保留還是予以廢止，完全是屬于利益取舍的問題，不能簡單歸結為是因為其好或壞。應當看到，廢止死刑等于是放棄了一種最有效的預防嚴重犯罪的手段，這是其弊；但同時它避免了適用死刑可能產生的各種負效應，則是其利。理智的統治者，應當在廢止死刑利大于弊時，才作這種選擇。一般來說，當一個國家或地區天下太平，犯罪率較低，人們對犯罪的忍受程度較高時，死刑這種最嚴厲的刑罰方法就可不用甚至廢除，如同某人的疾病尚未達到危及生命的嚴重程度時，就不要用有可能去病但會留下嚴重后遺癥的藥物一樣。同時，還應當看到，包括死刑在內的刑罰最終都會消亡，但需要有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消亡的過程是由重到輕，先廢止死刑，爾后廢止終身自由刑，再后廢止長期自由刑乃至廢止各種自由刑，而代之以其他新的輕型的刑罰，最后，隨著犯罪的消滅，各種刑罰均消亡。

由此可見，中外死刑存廢之爭，過去在方法論上有所偏差，甚至可以說是走進了死胡同。正確的做法是將死刑存廢問題的研究重點轉向客觀分析適用死刑之利弊，考察和論證廢止死刑應具備的條件、以及廢止死刑后應該采用的替代措施等。

第二，人類最終將廢止死刑，這是社會發展進步會帶來的必然結果。對此，中外學者除極少數人外，都是持肯定態度。特別是在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關于階級、國家和法律產生、消亡的原理，早已深入人心，死刑最終將被廢止已成為我們的共識，似乎還沒有人提出應永久保存死刑的觀點。只是在廢止死刑的時間問題上，有極少數學者提出，"死刑必須立即予以廢除，而且越快越好，哪怕提早一天都是好的。"[28]這可以稱之為"現在廢除論"。但多數學者主張，"在現階段，死刑不可廢止"，只能是嚴格限制死刑的適用。[29]只有經過很長一段時期，才有可能廢除。甚至有學者提出，"廢除死刑是百年夢想"。[30]這可以稱之為"將來廢除論"。筆者贊成這后一種觀點，認為現在不應當廢除死刑，并且在未來短時期內也不可能廢除，而有可能需要經過幾代人的努力。這是因為：（1）在現實生活中，目前還存在不少極其嚴重的犯罪現象，特別是近些年來惡性刑事犯罪一直居高不下，加上我國是一個經濟比較落后的發展中國家，社會處于變革時期，預計在較長時期內這種狀況不會發生根本性的改變，這就決定了我們不得不保留死刑，以便有效懲治嚴重犯罪，維護社會秩序。（2）當今世界上多數國家雖然都廢止了死刑或已停止執行死刑，但占人口大多數的國家或地區并未廢止死刑，連美國這樣的最發達國家也還有許多州仍在執行死刑；與我們鄰近的日本也是經濟相當發達的國家，社會精神文明程度也很高，并且與我國有相似的文化傳統，而日本又是世界上犯罪率很低的國家，盡管近三十多年來每年被判處死刑的人數只有四、五人，但卻仍然保留著死刑，從普通國民到刑法學者大多持"死刑廢止時機尚早論"，預計在今后較長時期內還不會廢止死刑。我國同日本相比，經濟上有很大的差距，社會精神文明的程度也低很多，犯罪率特別是惡性犯罪的發案率又高出很多，這些因素決定了我國比日本廢止死刑的時間應當遲一些。（3）死刑的廢止受多種因素的影響，一般來說，與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的發展、犯罪的狀況或社會治安秩序的好壞、精神文明程度的高低、國民的宗教背景、文化傳統、風俗習慣等有重要關系，但究竟在哪一個時期、在何種條件下廢止死刑，不同的國家或地區可能會有較大的差異，不能強求一律，應當根據各國的國情而定。我國從古至今刑罰都比較重，重刑主義、善惡報應、"殺人償命"的觀念已深入人心，要使國民改變這種觀念，需要經過較長的時期，而廢止死刑必須要尊重民意，這是現代社會民主主義的基本要求。

第三，在現階段，不廢止死刑，但嚴格限制死刑的適用，應當成為我們的基本國策。如前所述，日本在半個多世紀以來，雖然一直未廢止死刑，但刑法規定的可判處死刑的罪只限于十多個罪名，司法實踐中每年被判死刑的罪犯人數也很有限，即便是戰后經濟特別困難、犯罪率高漲、社會秩序混亂的時期，也沒有太大的變化，相比而言，我國現行刑法規定的可以判處死刑的罪名多達68種，[31]司法實踐中每年判處死刑的罪犯的人數也相當多。并且新刑法典與舊刑法典相比，規定可判處死刑的罪名增加了一倍以上（舊刑法規定可以判處死刑的罪名僅有28種），[32] 這無疑是一個大的倒退，與我們的基本國策有矛盾。正如我國有的學者所述，"我國刑事法律限制死刑適用的實體和程序規定，即嚴格限制死刑適用政策的制度配制，基本上沒有充分地體現嚴格限制死刑適用的刑事政策，而且與嚴格限制死刑適用的刑事政策發生了某種背離。"[33]因此，我們必須努力改變這種狀況，盡快回到嚴格限制死刑適用的刑事政策軌道上來。首先要在立法上縮減可以適用死刑的罪名范圍，在現階段至少廢除對經濟犯罪所設的死刑是必要而且可行的。[34]其次在司法實踐中，要堅定不移地貫徹好"可殺可不殺的堅決不殺"的刑事政策思想，嚴格控制死刑的適用范圍。第四，正確適用我國的死緩制度，使之真正發揮限制死刑立即執行的作用。如前所述，在日本雖有不少學者主張借鑒我們的死緩制度，但也有學者擔心設立這種制度后，會使一些本來只需要判無期刑的罪犯被判了死緩，反而導致死刑適用的擴大化。應當肯定，這種擔心并非是多余的。正如我國有的學者所述，"死緩制度客觀上也存在著另外一種可能或者說危險，那就是把本應判處無期徒刑甚至于有期徒刑更恰當的犯罪，判處了死緩，……我國的司法實際情況表明，確有不少應當判處無期徒刑、有期徒刑的犯罪人，甚至于應當宣告無罪的人，被以，，案件應當慎重，，這樣一些類似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判處了死緩。"[35]果真如此的話，死緩制度就起到了與限制死刑適用目的相反的作用。因此，在當前形勢下，正確適用死緩制度，對于限制死刑有重要意義。而正確適用的關鍵在于準確掌握死緩的適用條件，要特別強調死緩也只能對罪行極其嚴重即罪該處死的犯罪分子適用，千萬不能降低標準對罪不該處死的犯罪分子適用，否則，就違反了罪刑相應的原則，擴大了死刑的適用范圍。在經過一段較長的時期后，可以考慮對現行死緩制度作一些改造，使之真正成為廢止死刑的一種過渡性的法律制度。也就是采用前述有些日本學者的主張，將死緩適用于所有的死刑犯人，實際上是廢除死刑立即執行，把死刑的執行方式全部改為緩期執行，經過一定的考驗期后，除極少數符合法定執行死刑條件者外，絕大多數都減為無期徒刑。只是對這樣的犯罪分子假釋的條件要作更嚴格的限制，以便與其他被判無期徒刑的罪犯有所區別，使罪刑相應的原則能得到充分的體現。

注釋:

[1] 參見（日）加藤久雄：《"死刑存廢論"之人道的刑事政策論的再檢討》，載（日）《宮澤浩一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第二卷），成文堂2000年版，第39頁。

[2] 這超過了1988年至1998年十年間的平均數（平均數為4.2人）。參見（日）日高義博：《關于死刑適用的基準》，載（日）《現代刑事法》2001年第5期，第35頁。

[3] 參見（日）神山敏雄：《死刑選擇基準》，載（日）《法學教室》第233號（2000年），第3頁。

[4] 參見（日）前田雅英等編：《刑法條文解釋》，弘文堂2002年版，第24頁。

[5] 參見（日）三原憲三著：《死刑存廢論的源流》，成文堂1995年版，第124頁。

[6] 參見（日）大塚仁著、馮軍譯：《刑法概說（總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445頁。

[7] 參見（日）《現代刑事法》2001年第5期，第7頁。

[8] 參見（日）《現代刑事法》2001年第5期，第8頁。

[9] 參見（日）加藤久雄：《關于死刑的代替刑》，載（日）《現代刑事法》2001年第5期，第50頁。

[10] 參見（日）川端博著：《刑法總論》，弘文堂2002年版，第254頁。

[11] 參見（日）椎橋隆幸：《關于日本的死刑制度》，載（日）《現代刑事法》2001年第5期，第19頁。

[12] 參見（日）大谷實著、黎宏譯：《刑法總論》，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76-377頁。

[13] 參見（日）植松正著、日高義博補訂：《新刑法教程Ⅰ（總論）》，信山社1999年版，第260-263頁。

[14] 參見（日）植松正著、日高義博補訂：《新刑法教程Ⅰ（總論）》，信山社1999年版，第272-273頁。

[15] 參見（日）前田雅英等編：《刑法條文解釋》，弘文堂2002年版，第24頁。

[16] 參見（日）平川宗信：《關于死刑廢止論的法理框架》，載（日）《現代刑事法》2001年第5期，第13頁。

[17] 參見（日）椎橋隆幸：《關于日本的死刑制度》，載（日）《現代刑事法》2001年第5期，第18頁。

[18] 參見（日）植松正著、日高義博補訂：《新刑法教程Ⅰ（總論）》，信山社1999年版，第266-269頁。

[19] 參見（日）山中敬一著：《刑法總論Ⅱ》，成文堂1999年版，第958頁。

[20] 參見（日）大谷實：《死刑制度的未來》，載（日）《法律時報》第69卷第10號（1997年），第7頁。

[21] 參見（日）川崎一夫著：《刑法總論》，青林書院2004年版，第355頁。

[22] 參見（日）大塚仁著、馮軍譯：《刑法概說（總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445-446頁。

[23] 參見（日）平川宗信：《關于死刑廢止論的法理框架》，載（日）《現代刑事法》2001年第5期，第14頁。

[24] 參見（日）加藤久雄：《"死刑存廢論"之人道的刑事政策論的再檢討》，載（日）《宮澤浩一先生古稀祝賀論文集》（第二卷），成文堂2000年版，第56-59頁。（日）《現代刑事法》2001年第5期，第26頁。

[25] 參見（日）齊藤信治著：《刑法總論》（第三版），有斐閣1998年版，第43頁。

[26] 參見（日）齊藤信治著：《刑法總論》（第三版），有斐閣1998年版，第43-44頁。

[27] 見胡云騰著：《存與廢--死刑基本理論研究》，中國檢察出版社2000年版，第157-158頁。

[28] 見曲新久：《推動廢除死刑：刑法學者的責任》，載《法學》2003年第4期，第44頁。

[29] 參見趙秉志著：《刑法總論問題專論》，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569頁。

[30] 參見胡云騰著：《死刑通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302頁。

[31] 參見趙廷光：《論死刑的正確適用》，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03年第3期，第6頁。

[32] 參見趙秉志著：《刑法總論問題專論》，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542頁。

[33] 見曲新久：《我國死刑政策的制度分析》，載《法學論壇》2004年第1期，第2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