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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步由計劃經濟轉向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經濟的不斷增長,綜合國力的不斷提升,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改善,使我國在經濟全球過程中的地位逐漸提高,誠信倫理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誠信問題依然阻礙著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
一、誠信倫理含義的界定
在我國古代社會里, “誠”和“信”最初是分開使用的。由于二者的涵義有相通之處,誠與信逐漸用在一起。現代的“誠信”一詞,其基本含義是誠信, 這與古代的誠信道德有著淵和源的關系。因此, 弄清楚中國古代的誠信思想, 對建設新型的誠信倫理觀有著重大意義。
從人的本質角度來說,可以對人們提出不同的誠信要求。對于社會主義的中國而言,其誠信觀應該從道義論和功利論的誠信倫理觀逐步走向責任和權利的誠信倫理觀。誠信可以分為不同的類型。首先,從社會生活角度,可以分為人際關系誠信、經濟誠信與政治誠信。而政治誠信中的制度誠信主要是法制誠信,法制誠信包括立法誠信、司法誠信、守法誠信與執法誠信;其次,從主體角度,分為個人誠信、社會群體與政府誠信;最后,從誠信發揮社會作用所依靠的力量的角度,分為制度誠信與人格誠信。誠信是經濟發展精神基礎,誠信是社會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的可靠保障,誠信是精神文明與道德建設的不或缺的重要內容之一。
二、我國誠信倫理的現狀
目前,我國的經濟誠信問題是比較普遍的。經濟誠信的問題,我們必須進行深刻的反思,對于信用缺失的原因, 有些學者認為,是市場經濟規章制度的不健全;有些學者認為,由于個人的道德品質。盡管如此,其根本原因是我國傳統的誠信理念與市場經濟的發展還不匹配, 而市場經濟中的誠信倫理又處于起步階段, 因此很難有效地規范人們的交易行為。這說明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確立誠信倫理的必要性。在傳統社會里, 社會成員的交易在血緣關系或區域關系的社會群體的基礎上, 其交易行為發生在熟人之間,是在人格相互信任的基礎之上, 其交易行為會隨著交易對象的變化而具有特殊性。要求交易主體具有誠信的人格和德性倫理, 這種作為德性倫理的信用倫理之所以能夠起到規范人們交易行為的作用, 是由傳統社會中的交易方式所決定的。而市場經濟中的交易行為是通過契約方式進行的, 它不再局限于血緣關系或區域關系之內, 這使得市場經濟的信用關系復雜化和廣泛化, 因此,只依靠對個人道德人格的信任很難使人們的交易行為有效地進行下去。市場經濟的發展把人從身份社會推進到契約社會。
(一)經濟體制的不完善
我國雖然從計劃經濟走上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仍處于初步發展階段。由于市場經濟活動數量大、變化速度快,加上信息的公開度有效實施尚未實現,使交易雙方信息不對稱,為失信和欺詐的行為提供了可趁之機。市場經濟關系需要契約支撐,遵守契約又離不開誠信倫理的規范。這就需要建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誠信倫理規范。
(二)對經濟利益的過度追逐
誠信問題與市場經濟條件下人的理性有關,過度注重對市場經濟利益追求使人們不注重誠信的作用。利益最大化是人們追求的最大目標。于是許多企業利益熏心,制假售假,偷稅漏稅,公布虛假財務報表制,這些都能降低他們生產成本,在短時間內獲得了更多的利潤。因此產生了利益最大化原則與道德觀念的矛盾和沖突,使經濟誠信倫理受到嚴重沖擊。
(三)法律制度的不完善
與西方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相比,我國的法律制度很不健全。盡管近年來我國在市場經濟立法方面做出了很多的努力也取得相當大的進步,但還是不夠完善,對于社會失信行為的打擊處罰力度不夠,使得失信者敢于違法。
(四)道德教育與文化教育的失衡
儒家雖非常注重誠信,但主要停留在道德層面上,主要局限于強調個人自覺自省,對實踐和社會規范方面的要求不高,導致了誠信教育的失重。目前道德教育,尤其是經濟領域內的誠信倫理的教育,局限于形式,缺乏實質內容。道德觀念的培養與實踐脫離。一個健康有序的市場交易,依靠道德觀念遠遠不夠。關鍵在于要建立一整套的市場誠信機制,完善相關的法律制度。
三、增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誠信倫理的建設
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誠信倫理建設,要有自己的發展道路。十六大報告要求:“要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與社會主義法律規范體系相協調、與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相承接的社會主義思想體系。”
(一)誠信理念的宣傳工作
建立信用經濟,要做好誠信理念宣傳工作,使人們明白誠信理念對市場經濟的積極意義。人們了解到誠信是市場經濟的健康穩定發展的前提。從最基本的利潤方面,也必須誠信,這是國內外市場經濟發展一條公理。因此,要自覺認識和遵循市場誠信原則的內在尺度,把誠信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要素,并運用它來規范市場經濟的秩序。
(二)以法律為后盾,處理好政府、社會和個人的信用制度建設
首先,國家應不斷改善高層次的規范性文件和專門性的法律,這是誠信倫理建設的堅強后盾。在這方面,我們可以根據我國的基本國情,批判的吸收西方的法律和道德規范,如美國在授信方面的《誠實貸款法》、《信用卡發行法》,凈化消費信貸環境方面的《信貸機會平等法》、《誠實借貸法》等。第二,政府信用制度建設上的推進和支撐。政府誠信對市場誠信具有引導和示范的作用,因此誠信倫理建設需要政府的推進和支撐。一方面,政府負責制定市場規則,維護其實施和規范;另一方面,轉變職能使其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第三,以建立個人誠信為基礎。創建個人誠信制度,建立健全個人信用認證體系。在西方國家,消費者大多愿意承擔信用風險而舉債消費,以積累自己的信用記錄。我們可以借鑒他們對我們有益的方法。
(三)發展信用經濟
政府的經濟政策,對于社會各種經濟主體的行為,通常具有非常強的引導作用。正確的經濟政策,在實現其正面政策目標的同時,也要將其負面效應降至最低。我國政府大力推動企業改制和兼并,成立資產管理公司,剝離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實施債轉股,為建立市場經濟新秩序開辟了道路。但國有企業的道德風險也急劇加大,形成逃債、廢債之風。因此,必須對一些特殊政策加以限制,以明確政策的適用度。各級政府部門也應認識到,完善社會信用環境,是政府按國際慣例辦事的首要職責,在維護信用環境方面做得好,投資環境就會好,經濟發展就會得到較大的回報。
(四)樹立平等意識和規則意識,建立誠信倫理的基礎
誠信屬于意識范疇。所以,依靠制度還遠遠不夠,更要加強市場經濟的道德教育,讓誠信觀念深入人心。加強交換主題的誠信教育,需要進行平等意識和規則意識的教育。
一方面,平等意識。從人類市場發展的歷史就會發現,實質意義上的市場交換必然以平等為基礎。馬克思指出:“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1]對于交換者來說,他們關心的是自己的實際利益,只有滿足對方的切身利益,自己的利益才能得到滿足。因此,在市場主體的道德培養的進程中,必須加強交換主體的平等意識的教育:占有經濟優勢不能強迫對方接受不合理的交易條件;政府部門不能濫用權力。另一方面,規則意識。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每一個市場競爭者為了爭取利益,必須根據市場的供求水平來組合生產要素,提高經濟效率。提高效率在于市場交換主體提高市場交換主體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所以,市場競爭主體必須全面認識市場規則、政府有關規范與道德規范在交易活動中的重要性,而且更要付諸實踐。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參考文獻:
[1]喬法容 朱金瑞著:經濟倫理學[M],人民出版社,2004
[2]王海明:倫理學原理[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現代意義上的國際經濟學是在傳統的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理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作為一門系統的和獨立的理論,它的出現大約在本世紀40年代, 即以凱恩斯為代表的新古典主義學派興起后不久,幾十年來,國際經濟學研究吸引了西方許多經濟學者的注意力并不斷得以發展,新的方法和學說層出不窮。國際經濟學的一般理論包括國際貿易理論和政策、國際金融理論和國家貨幣政等。 一、金融自由化的風險。 金融全球化的本質是金融資本的全球高速流動以尋求最大利潤。巨額資本的快速流動增加了金融系統的潛在不穩定和不確定因素。發展中國家金融市場不健全、具體制度不完善、缺乏有效的監督管理機制,產生金融危機的誘因可以說無處不存,無時不在。主要是因為: 1.短期資本的大進大出,國際游資頻繁在各國外匯、股票市場流動,具有投資、投機兩重性。短期資本的大量涌入造成了經濟結構性失衡,形成“泡沫經濟”,一旦出現逆差或貨幣貶值,資金便迅速抽逃,導致國際信用危機。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便是典型例子。據IM F估計,國際短期游資多達7.2 萬億美元,約占世界總額的20%。其投機性、流動性和逐利性構成了對發展中國家金融經濟安全的嚴重威脅。
2.作為資本流動載體的金融衍生工具的最大特點便是其“杠桿效應”,能以較少“定金”買賣幾十倍乃至上百倍于定金合約金額的金融產品,如遠期合同、期貨、期權和互換等,形成以證券料匯、利率和商品行情的信息預期為客體的金融衍生資本。一家金融機構的少量交易即可牽動整個國家經濟甚至整個國際金融市場,金融鏈條上的任何環節出問題都可能使整個金融系統遭到毀滅性打擊。 3.“對沖基金”規模不大,但借貸能力特別強,能夠迅速籌集資金投放市場。一批基金聯手再加上眾多世界級銀行財團的支持及其在國際組織、各國政府中的強大游說能力,足以將任何一個市場置于危機之中。 [中 華 勵 志 網 Www.ZHLzw.Com] 二、 國際經濟體系中的美元霸權霸權。 雖然從理論上說,國際美元本位像任何關鍵貨幣一樣,對于提高國際交換效率和降低國際交易成本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然而,后布雷頓森林會議體系中,作為國際本位貨幣的美元畢竟只是由美國政府法令強制使用的一種純粹的、完全不兌現紙幣,它的“生產”完全受到美國國家機器的控制,它所服從的完全是美國政府的政策制訂者所愿意奉行的任何國內規則。所以美國不會,也沒有義務把別的國家的利益置于美國的國家利益之上。 三、 貨幣一體化理論。 貨幣一體化就是各成員國聯合起來,結成固定的匯率,執行共同的貨幣政策。西方學者對不同層次的貨幣一體化進行了劃分:(1)匯率同盟。(2)假匯率同盟。(3)貨幣一體化。(4)貨幣聯盟。
近年來,圍繞中國經濟高速成長的前景問題爭論不。中國的高速度增長能不能長久持續下去?眾說紛紜。歸納起來,可分為兩種:樂觀論和悲觀論。絕大多數體制內學者持樂觀論,境外多數投資銀行及跨國公司看好中國經濟的未來.
總的來說是樂觀論的大合唱蓋過了悲觀論的黃昏悲歌.
中國經濟存在向好發展的基礎,樂觀論者的主要論點歸納起來有如下方面:一是工業化階段高增長論。在工業化的整個階段尤其是中前期階段,經濟都呈高速增長。經濟明顯減速是在工業化接近完成和完成以后.
二是起點低增長潛力大論。中國就像一架起點不久正在加速的高速列車,起點低,加速和高速的時間就長。中國目前人均GDP的水平還很低,增長的人均基數還較小.
三是高儲蓄高投資論。儲蓄是投資最主要資金來源。一般情況下,高儲蓄率對應高投資率。高投資率下的較多投資,一方面直接擴大了需求,通過需求拉動了經濟增長,另一方面,投資又會形成新的生產能力,新的生產能力意味著社會供給能力的增加。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儲蓄率一直很高,大體在40%左右,這一水平已高出世界上一些高儲蓄利的國家和地區.
四是人口遷移城市化輪。中國面臨世界上有史以來最大的人口遷移潮,在未來的幾十年內,中國數以億計的農民有如滾滾洪流涌向城市和城鎮,中國近4既的城市率具有異常巨大的上升空間,城市人口每增加l%就是1300一1400萬,如果在增長10%就是1.4億人口,這是多么巨大的新增城市人口購買力.
五是廉價的勞動力外加外資外貿推動的“世界工廠”論。過去30年的高速增長離不開外資推動和對外貿易。中國已成為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即FDI最多的國家。外資的流入不僅增加了國內可用資金,而且帶來了高新技術和先進的管理經驗。中國對外資的最大吸引是廉價勞動力。中國擁有幾乎無限供給的勞動力和數量眾多受過高等教育的不斷增加的同樣相對廉價的高素質的勞動力。中國現擁有在校大學生2000萬,為世界之最.
六是市場巨大的消費結構升級論。中國市場巨大而層次分明。13億人口的市場本身就像一個世界,相當于歐洲36個中等國家。①但改革開放并沒有解決所有的問題,在一系列的結構性問題上還存在深化改革的必要。對于中國的大國經濟而言,總量上的顯著績效和結構上的問題從生正在形成某種失衡關系,對結構問題的解決不僅決定著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是否具有可持續性,而且也決定著中國的大國經濟是否能夠繼續保持國際競爭優勢。這并不是悲觀論和唱衰論,而是中國經濟必須正視的現實問題。具體地說,這些結構性問題包括七個方面:
1.二元經濟結構繼續強化,反差過大。改革開放以來,二元經濟結構并不是沿著一條平滑軌道在持續轉化,而是經常表現出波動、遷回、反復甚至強化的趨勢。在這種背景下,不考慮物價的名義人均收入差距、剔除物價的實際人均收入差距以及人均消費差距,這三個指標均在繼續拉大。中國的基尼系數遠超過了國際上公認的0.40的警戒線,連中國的富人也認為貧富差距過大。由于經濟的高速增長并沒有伴隨著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相對收斂,因此我們尤其要關注類似于沃爾芬森的警告:“今后10年內,如果以目前的速度發展下去,中國有可能成為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中國在10一15年時間內面臨的最大挑戰基本上是社會正義。”②
2.區域差距繼續擴大。改革開放之后,區域差距一度縮小而在20世紀90年代之后,“東部俱樂部”與中部和西部的地區間收入差距逐漸擴大的.
1978一2005年東部、中部和西部的GDP占全國比重的平均值分別為56%、26%和18%。在收入水平影響消費水平和結構的情形下,不同區域居民的消費水平差距和消費格局差距不僅沒有縮減,反而有相對拉大的趨勢。30年來中國區域差距在世界上其他114個經濟體中,增長差距也是世界最高的. 3.資源消耗難以支撐為了經濟的高速增長。國家發改委領導曾經透露,與歐美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創造的1美元GDP能源消耗是其4一10倍,33種主要產品的單位資源消耗量比國際平均水平高出46%,8個高耗能行業的單位產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進水平高47%,而這8個行業的能源消費占工業部門能源消費總量的73%。中國GDP僅占世界總量的4%多一點,但原煤、鐵礦石、鋼材、氧化鋁、水泥等的消耗量均達到了世界總消耗量的1/3或1/2左右。2005年中國經濟規模為美國的1/6,但原煤消耗超過了20億噸,幾乎是美國的2倍。水資源急劇減少,江南水鄉也出現了流域性缺水.
4.環境質量的持續下降,環境污染和生態退化己十分嚴重。水污染、空氣污染、噪音污染嚴重,大河、大江、大湖的污染和生態功能退化,江南等地出現水質性缺水。2007年初環保部首次采用“區域限批”利器對付屢禁不止的環境污染事件。而根據聯合國全球項目對全球主要城市的觀測記錄,北京空中顆粒物污染是世界衛生組織提出的健康標準的4一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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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經濟學是一門內涵豐富,外延廣闊的交叉性學科,為了更好地促進信息經濟學在國內的發展,由國家級學會中國信息經濟學會主辦、北京交通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承辦的第28屆中國信息經濟學會學術年會暨第9屆博士生論壇于2016年11月18日至20日在北京召開。大會包括中國杰出學者論壇、博士生論壇以及學術年會3個主要議程,頒發了中國信息經濟學烏家培獎、理論貢獻獎、青年創新獎和最佳審稿人四個獎項,表彰優秀貢獻個人和團隊34個。來自全國50余所高校、研究機構和企業事業單位的200多名信息經濟領域的專家學者與代表出席了此次大會。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汪同三和國家發改委的張長春在大會上分別就中國當前經濟發展中遇到的問題作了深刻分析,指出了我國經濟增長中積累的矛盾和風險交織呈現,在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經濟發展需要更多的驅動力創新。中國信息經濟學會學術年會是我國信息經濟學界展示學術前沿成果最具影響力的頂級學術交流平臺,本屆年會以“信息經濟理論創新與中國問題”為主題,聚焦互聯網環境下的信息經濟與信息管理創新研究,順信息技術發展之勢而為,應我國數據驅動型經濟而謀,體現出重塑行業結構新思路的智慧韜略。為了幫助學界了解在本次學術論壇上各位學者的最新研究成果,精準把握信息經濟學的研究動態,本文以“信息經濟統計測算與預測研究”、“政府管理的信息經濟學研究”、“ICT對企業管理的影響研究”和“用戶信息行為研究”4個方面為主題綜述此次論壇的研究成果,發現研究成績和存在問題,指出未來值得研究的方向。
1信息經濟統計測算與預測研究
1.1信息經濟統計測算研究信息經濟學較有代表性的研究領域是關于信息經濟和信息產業的研究,即通過對涉及信息活動有關的國民經濟活動進行統計測算,從宏觀上分析信息對國家經濟發展的貢獻情況[1]。中山大學的謝康、廖雪華和肖靜華利用隨機前沿非參數估計模型,分析了工業化與信息化的融合質量和路徑以及融合路徑對企業規模擴張和成本費用利潤率的影響,其結果指出信息化帶動工業化的路徑對企業經濟增長的影響總體是遞增的;同時,南開大學的李坤望基于企業異質性理論,對中國企業在地區-行業-企業層面上進行了實證研究,探尋信息化密度、信息基礎設施和企業出口績效之間的關系[2],結果表明信息化密度高的企業具有更好的出口績效,并且在其他相同條件下,這種效應會在信息基礎設施水平高的地區放大。前述兩項研究均采用了面板數據集,較好地測算了趨同和演化過程,有助于理順企業信息技術投入和企業經濟效益增長之間的結構關系。此外,重慶大學的朱安明等利用優化權重的數據包絡分析方法,測算了2014年39個工業行業的綜合效率和優化權重,略顯不足的是,信息化的投入指標僅用其所擁有的計算機數和網站數來表示,指標選取在一定程度上缺少完整代表性,建議還可以考慮信息系統應用覆蓋率、信息資源覆蓋率、信息技術貢獻率等指標。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蔡躍洲和張鈞南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來源進行細致分解,以此分析了信息通訊技術(ICT)的替代效應和滲透效應[3],結果表明ICT在2010-2012年間的平均貢獻率已經接近10%,同時,ICT的使用能提升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進而提高宏觀經濟的全要素生產率,表明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支撐作用已經非常顯著。本研究的缺憾之處在于結論中表明ICT滲透效應的體現需要5年時間,該時間周期略顯過長。前述可知,多位學者從宏觀上計算了ICT對國家或行業的經濟增長貢獻情況,為我國的信息化戰略實施提供了理論分析框架和政策制定依據。未來研究還可以采用多案例的研究方法,從微觀上分析ICT對企業創新能力、企業競爭力的影響。
1.2信息經濟預測研究經濟預測是通過科學的理論、方法和計算過程預測經濟的未來發展狀況,從事信息經濟研究的人員積極探索“互聯網+”情景下的經濟分析手段,取得了一些較為顯著的成果。中國科學院的汪壽陽介紹了“TEI@I”方法在復雜經濟問題預測中的應用,該方法用傳統計量模型處理經濟活動中的主要趨勢,用文本挖掘和專家系統處理現實對象中的突現性和不穩定性,最后基于集成的思想,利用支持向量回歸技術對其進行非線性集成,從而獲得一個更為精確的預測結果。該方法用情境知識引導經濟預測過程,將一些難以顯式出現在預測模型中的影響因素考慮進來,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在發生隨機事件沖擊時預測誤差較大的難題。此外,清華大學的劉濤雄和徐曉飛提出了“兩步法”預測宏觀經濟[4],該方法先窮盡結構化數據,再引入互聯網搜索行為的非結構化信息進行變量挑選,一共使用6種模型,比較了采用不同類型信息的預測效果,經過不斷的比較和挑選過程,從而確定最優模型。其結果表明對于宏觀經濟預測而言,單純使用互聯網搜索行為數據,由于大量信息噪音的緣故,其預測效果并不理想,而在結構化統計數據的基礎上,增加互聯網搜索行為數據則可以幫助改進預測效果,證實了互聯網搜索行為數據并不能替代現有的結構化統計數據,而是其有益的補充和完善。由此可見,上述兩個研究均是針對宏觀經濟總量預測的復雜問題,分別強調了不同預測方法的結合和互聯網情景下的非結構化數據與傳統結構化數據的結合。值得拓展的是,未來的研究還可以深度開發其他互聯網在線信息,用于如公共衛生、房地產市場需求預測等方面,從而進一步檢驗其預測效果。
2政府管理的信息經濟學研究
2.1政府契約設計的研究信息經濟學研究社會如何有效使用并分配信息資源[5],契約是進行市場交易的前提,交易的不確定性和交易屬性的差異性決定了契約機制設計的多樣性[6]。中國人民大學的聶輝華針對中國政企合謀的現象,建立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業”的3層博弈模型,論證了從政府合謀到政企合作的路徑,該研究聚焦中國現實且敏感的話題,解釋了普遍的政企合謀和中央對地方生產活動的周期性干預現象,為合謀理論提供了新思路[7];湖南大學的馬滔構建了一個多階段動態博弈模型,探討了平臺方如何通過機制設計規制需求方行為,以解決供給方資源共享激勵不足的問題,結果指出政府平臺方通過建立保證金與保障金機制,可以有效提高資源共享效率。委托理論運用中,重慶郵電大學的萬曉榆和龍宇運用委托理論構建了第三方公眾參與下的激勵-監督模型,結果表明政府的監督懲罰機制和公眾評價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服務商的努力水平,有助于引導服務商提高信息服務水平。此外,中山大學的陳斌、北京大學的翁翕團隊等基于契約設計,分享了中國政府如何激勵創新的系列研究成果。上述可知,專家學者們的研究共同點均是聚焦于中國的現有現象和現存問題,在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體制下,從博弈論和制度經濟學的角度,研究了制度對于經濟行為的影響,優化了我國現有的制度設計和制度安排。未來研究可以進一步探討政府與各個共享經濟平臺合作共治的機制,以及在政府架構的設計過程中如何平衡物權、人權、契約、效率等關系。
2.2政府社會化公眾服務研究互聯網的技術創新成果和理論成果已經深度融合于經濟社會各個領域之中,催生了較多的社會化公眾服務平臺。在我國,社會治理是由政府主導,社會組織多方治理主體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的活動,社會化服務平臺為公眾參與治理活動提供了新思路。湖南大學的周莎和劉征馳提出了私人力量協同政府供給公共品的內在邏輯,創新了社會化電子商務模式與傳統政府職能之間的合作,充分挖掘了其在社會公共服務領域的可能性,彌補了現有研究對眾籌領域社會價值挖掘的局限性,未來研究關于眾籌能否成為我國政府和社會化公眾共同管理事務的新模式,其實施的可行性還有待進一步深化證明。
3ICT對企業管理的影響研究
3.1ICT對企業績效的影響研究新常態下,“互聯網+”給實體經濟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創新力,企業紛紛利用信息技術進行流程再造和價值鏈重組。中央財經大學的吳溪等基于交易成本的視角,探討了“互聯網+”的企業戰略選擇、市場反應和轉型業績,對傳統企業實施“互聯網+”戰略的動因和后果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表明銷售費用率較高的公司更有動機選擇“互聯網+”戰略,而上市公司采用該戰略后,并沒有顯著提升公司的會計業績,由于僅使用一年的數據,忽略了信息戰略投資回報的周期性,因而研究期限過短是造成結論經濟貢獻不明顯的因素之一。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陳猛、劉和福利用資源優勢理論和服務主導邏輯理論,通過制造業和服務的對比研究,研究了IT能力如何影響服務創新和財務績效,發現IT探索能力對利用式服務創新具有正向影響。北京大學的董小英等采用多案例研究的方法從資源觀、服務觀、價值觀、交互觀和系統觀對傳統企業的互聯網轉型進行深入探討,總結歸納了共性,對比分析了企業間的差異性,區分出了互聯網企業、高轉型度企業和低轉型度企業的差異。文章略顯不足的是僅對6家企業實施了調研,其結論的普適性還有待進一步擴大樣本進行驗證。可見,在“互聯網+”背景下的企業績效研究中,學者們的關注對象從上市公司、傳統企業到企業IT能力,體現了研究對象的豐富性,研究方法既有定量的實證分析,也有定性的案例研究。未來研究可以從前述的研究融合中入手,如可以關注非上市公司的研究和其他業績表現因素的影響,研究IT能力如何影響財務績效中,除了可以關注效用的變化,也可以從成本等其他視角去考量。
3.2ICT對供應鏈績效的影響研究現代市場競爭中,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能否快速適應市場的變化,能否與供應鏈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建立密切聯系,因而供應鏈績效問題也引起了廣泛關注。中國地質大學的朱鎮分析了企業如何利用IT使能的整合能力提高分銷渠道的敏捷績效,并進一步探究了新興經濟體市場的內外部制度環境對上述關系所起的調節效應,結果顯示平臺整合和知識整合對敏捷績效的影響存在結構性差異,然而研究中采用問卷形式研究績效問題值得商榷。不難發現,上述研究均從不同角度拓展了現有ICT對企業管理研究的范式和內容,值得指出的是,研究方法和樣本數據的獲取仍需完善,如應考慮用縱向數據替代截面數據,用實驗法替代問卷法等,從而使得研究結果更具有效度和科學性。
4用戶信息行為研究
用戶行為是用戶有意為之的主體性活動[8],用戶行為的研究也是信息管理領域的重要研究主題。河南財經政法大學的周軍杰研究了老年人在虛擬社區的參與行為,具體比較了其知識貢獻和知識接受行為的異同,識別出社會氛圍、認知因素和老年人特征3個因素顯著影響老年人的知識參與行為。其研究價值在于重視了老年人群體在虛擬社區的參與行為和知識貢獻行為。中南大學的朱張祥等針對青年群體和老年群體,研究了對移動慢病管理服務采納意愿的影響因素,發現采納行為存在經驗距離的差異,該研究對移動慢病服務提供商的推廣實踐有一定的啟示作用;同時,中南大學的曹仙葉等也研究了在線醫療的相關行為,具體為線上咨詢的信息質量和邊緣信息對其線下就診采納意向的影響,結果指出醫生回答的相關性、信息量、簡潔性以及醫患的在線交互因素均能影響患者的線下就診決策,但研究樣本只針對少數幾種病種,也并考慮患者特征。山東財經大學的李旭和劉魯川基于心理契約的視角,研究了用戶對社會化閱讀APP的不采納行為,即忽略和退出行為,研究發現系統本身的質量對用戶的影響程度已經逐漸減弱,閱讀內容和社交性的功能則對其影響正逐漸增大。該研究對運營商采取不同措施提高用戶活躍度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華僑大學的王偉將眾籌項目的文本語言依據說服風格進行分類,利用文本挖掘的方法建立了語料庫,并構建了語言說服風格對項目籌資影響的計量模型[9],研究發現認知過程和心理狀態同時調節投資行為,并且語言說服性可以對這兩個變量產生影響。該研究通過向籌資者提供最適合的說服風格指導,從而提高平臺的總體籌資成功率。但研究只考慮了項目摘要的小部分文本信息,并未細致考慮詳細描述文本的語言說服風格。綜上,用戶行為是信息管理領域研究的重要領域,深入研究有助于信息服務提供方準確把握用戶行為特征,從而更好地改進系統或服務,最大限度地滿足用戶的信息需求[10]。學者們對用戶信息行為的研究更加突出社會網絡的應用情景,如眾籌、虛擬社區等,研究對象也從活躍的中青年用戶向老年用戶轉向。不難發現,信息技術大跨度地實現了傳統產業與新興產業的協同創新和經濟共享,為科學研究人員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和平臺。未來研究還值得進一步拓展,如可以從多視角研究老年人參與各種社群平臺的行為特征,可以對照不同的語言平臺,探索眾籌項目發起者在說服風格使用上的差異等。但也需要指出的是,研究在量表開發上不能一味地模仿國外量表,而應針對我國現實情況,開發適合本土化的量表;在數據采集方面,需要更加注重搜索平臺等互聯網產生的客觀數據,正如清華大學的陳國青提出的大數據驅動的研究思考,即必須同時重視模型驅動和數據驅動,尤其是多源數據的融合和外部視角的引入。此外,在信息系統與電子商務等領域,本屆論壇也呈現出了一批成果。如在信息系統開發的成功因素探尋方面,中國人民大學的李高勇和毛基業采用單案例的研究方法,發現用戶的參與行為可以消除和開發者之間的各種差異,確保需求的準確傳遞,促使系統的成功開發;在電子商務服務補救質量研究方面,山東財經大學的馬良從商家和消費者的雙重視角,探究了服務補救質量對于消費者感知公平和補救滿意的影響,檢驗了消費者涉入的調節效應和感知公平的中介效應;在IT能力轉型研究方面,中山大學的劉意運用單案例研究的方法,從企業和消費者交互的視角出發,探討企業IT能力轉型的實現機制,彌補了IT能力轉型實現路徑的研究盲點。
5結論
本屆年會重點關注互聯網環境下中國的信息經濟理論創新和管理實踐創新,與會專家和學者們的研究根植于本土企業,圍繞經濟預測、制度設計、電子商務和信息管理等議題展開,許多方法和視角都極具創新,不僅深化了信息經濟學的現有研究,也開拓了信息經濟學的研究思路。本屆年會呈現的諸多學術成果,其研究方法逐漸趨向規范化和多元化,并在此過程中追求理論貢獻,尤其在用戶行為研究方面,依據了豐富的理論模型,如社會心理學的解釋水平理論和社會情緒選擇理論,組織行為學的跨邊界理論等,豐富了信息行為情景化的研究成果;同時研究重視文獻理論與現實實踐的對話,特別強調復雜情景下的多視角和多方法的結合,特別是為大數據環境下如何處理復雜問題,如何利用互聯網平臺的客觀數據并結合傳統的信息分析手段提供了許多新的思路和方法。需要指明的是,未來研究中,還要進一步注重樣本選擇、概念界定、操作化測量、數據呈現和解釋的準確性及完整性,以期提升現有的研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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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北京奧運會給中國經濟增長帶來了新亮點,同時也給中國的體育產業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勢頭。國際上研究奧運經濟公認時期一般為10年左右,即從奧運申辦成功到奧運會后。縱觀歷史可以發現主辦國和舉辦城市在籌備和舉辦奧運會時一般都會有一個經濟發展的熱潮。但是,當奧運會后,隨著這種短期的膨脹型的需求衰退,舉辦城市或多或少都面臨需求不足、供應過剩造成的經濟壓力,奧運經濟中的對體育產業消極效應將更明顯,包括體育旅游和商業等迅速陷入衰退、體育場館閑置、體育從業人員的失業人數增加等,這就是后奧運經濟的“低谷”效應。我國奧運經濟期從2002年奧運申辦成功算起,在北京奧運會結束后到2012年期間即進入“后奧運經濟期”,如何克服“后奧運經濟期”對中國的體育產業帶來的“低谷”效應,使中國體育產業在遵循經濟規律的基礎上更效率地發展,筆者提出了若干對策。
一、深入發掘奧運題材,大力發展我國的體育旅游業
奧運經濟會對其舉辦國和舉辦城市最快、最直接的收益來自于體育旅游業。奧運會歷來對主辦城市旅游業的發展有巨大的推動作用,比如2004年希臘奧運會給希臘的旅游業帶來的經濟收入高達l1O億歐元,占國民生產總值的6.1%。比之于歷屆舉辦城市及相應的國家,中國的旅游資源優勢突出,而北京舉辦奧運會這種作用會更大,因為全球各大媒體從申辦到承辦全過程的報導客觀上為北京為中國旅游業做了一個長時間的免費廣告,即能激發更多的外國人來京旅游的需求,同時也能吸引廣大國內游客去奧運村、“鳥巢”、“水立方”等著名奧運場館游覽,這種旅游需求是巨大的也是長期的,所以即使在后奧運經濟期,奧運仍然是一個可以深入挖掘的長效題材,旅游企業可以根據這一題材設計一系列有賣點的新線路、新項目、新產品,讓更多游客來參觀奧運場館和設施,進行休閑、娛樂和度假,從而使體育旅游成為時尚,成為熱點,使奧運會這個人文旅游品牌經久不息。
二、積極推進體育產業的法制建設
我國現有的體育法規尚不健全,現有法規以《體育法》、《憲法》的相關條文為基礎,配合有限的行業管理規范、制度、條例組成,但基本上屬于行政法的范疇,對違規行為處罰力度不夠。根據我國體育產業的發展現狀,我國應該加快體育產業相關法律法規的立法工作,以規范體育產業的發展。雖然有些省市出臺了一些體育市場管理的法規,但是比較宏觀,覆蓋面較窄。我國應當出臺與《體育法》相關的法律法規,如制定《體育市場管理條例》,可以明確管理部門的權限和職能,規定各類市場主體的法律地位、權利和義務和相關的法律責任。完善競技表演的法規,通過對各種競技體育表演的立法來保護競技體育參加者的權益,規范體育競技賽事的贊助、轉播、廣告等事宜,從而促進體育產業健康快速發展。
三、建立多元化的體育產業發展戰略
首先,培育和開發體育競技表演市場。體育運動員通過體育競技表演來滿足體育消費者的體育欣賞需求,體現了市場上的交換關系,這就形成了體育競技表演市場。我國在足球、籃球為代表的體育競技比賽中,建立了以主客場為主的體育經營性賽制,通過票務收入、廣告收入、電視轉播權轉讓收入等獲得了明顯的經濟效益。其次,發展體育培訓、咨詢等中介市場。隨著我國全民健身運動的開展,向廣大群眾提供體育技術、健身方法和體育知識培訓、咨詢的機構受到了大家的歡迎。我國可以鼓勵民間資本投入體育健身運動培訓、咨詢中,通過培訓武術、散打、游泳、健美等體育項目來豐富廣大群眾的業余生活,提高他們的身體素質和體育水平。此外還可以大力發展體育彩票事業。目前,我國的體育彩票還處于初級階段,但發展速度是非常快的,為了更好地支持我國體育事業的發展和其他公益事業的開展,我國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以使其能更快更好地發展。
四、加強對體育產業化運作專門管理人員的培養
長期以來,我國體育人才一直是按計劃經濟的模式來培養的,體育管理人才嚴重缺乏,致使目前我國體育市場的運行和管理較為混亂。體育產業的發展需要一大批既懂體育專業,又懂經濟管理的復合型人才。國家要加大對體育專門人才的培養力度,針對我國體育服務市場管理人員嚴重缺乏的情況,應通過定期舉辦培訓班、體育學院專門學習等一系列渠道進行培養,并對從業人員的考核、資格認定等做出明確的規定。
五、培養我國體育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提高體育產品的科技含量
我們要利用舉辦奧運會契機,積極培養我國體育產業的強勢企業,培養國際競爭優勢。如李寧體育用品有限公司通過內部機構重組實現了資源優化和管理優化,逐步向國際市場邁進。另外,積極增加體育產品的科技含量,增加體育產品的附加值,是有效提高體育產業、體育產品國際競爭力的重要途徑。我國體育產品的開發和研制能力還較差,體育產品行業必須同其他科研部門積極合作,共同研制、開發高科技新產品,使產品符合“以人為本”的世界先進理念,同時,對一些貨真價實的產品應積極通過廣告、促銷等一系列營銷手段,以質量和誠信樹立良好的市場形象,加大體育營銷力度,以尋求更多贊助商加入,增加體育產業的產值。
參考文獻:
收入分配問題是社會經濟關系及其財富變動分享方面的反映,應從社會經濟發展和改革的成長過程和大格局中來研究和把握;收入分配問題是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一個重大熱點問題,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關系改革發展穩定全局。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就是從改革收入分配、強化對經濟主體的激勵切入的。
我國目前的收入分配問題突出體現在為居民收入低、收入差距大。收入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過大既有聯系,又有不同。收入分配不公更多的是強調收入分配機會和過程的不平等,而收入分配差距過大更多的是反映收入分配結果的不平等。收入分配不公在很大程度上導致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并使這一差距不斷加大,這又集中體現在分配公平和分配效率問題。公平和效率問題如果解決不好,必將影響我國經濟和社會的健康發展。為尋找公平與效率最優平衡點,求得社會和諧,需要在政策上有所調整。
要解決好收入分配問題,深入分析收入分配問題產生的原因:一是發展的全面性、協調性、普惠性不夠,導致收入分配問題和經濟結構問題伴生、交織;二是改革和體制轉軌過程中存在諸多可以避免和難以避免的問題,導致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并存、疊加。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逐步確立,市場機制在收入分配中的基礎性作用越來越明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所擁有的生產要素,即:勞動力、資本、技術和管理等存在差異,把握機遇、利用資源的能力有所不同,必然會產生收入差距擴大。除了這種正常的市場競爭,生產要素在市場中的地位不平等也會帶來收入分配問題。如:資本因其稀缺而處于強勢地位,勞動力因其豐富而處于弱勢地位,如果缺乏法規制度的調整和制約,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就會出現企業利潤侵蝕勞動工資的問題。
我國處于經濟高速增長時期,要充分了解不同行業、不同地區、不同群體、國內國際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問題。
一是政府、企業和居民個人之間的分配:經濟增長的成果最終要在參與經濟活動的主體國家、企業和居民個人三者之間進行分配。
二是在不同地區間的分配:由于經濟基礎和自然條件的差異,我國的經濟發展在地區之間很不平衡。從不同地區企業、政府和居民個人可支配收入占全國的份額看,也是東部最高,中部居中,西部最低。
三是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之間的分配: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城鎮化、工業化和市場化的加快,城鎮居民收入份額上升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農村居民收入份額下降過快,不利于縮小城鄉差距和實現共同富裕,不利于擴大農民消費,不利于投資消費關系的協調,也不利于構建和諧社會。因此,如何實現農村和城市共同發展共同富裕,是我們在進一步的收入分配中應該著力解決的問題。
四是不同群體之間的分配:收入分配在居民之間不平衡的另一個特點是,不同群體之間收入分配存在差異,呈現出中低收入群體收入比重下降,高收入群體比重上升,收入向高收入群體集中的現象。
五是在國內和國外之間的分配:國內生產活動創造的經濟總量,通過在國內與國外之間的分配,即GDP加上來自國外的要素凈收入,得到國民總收入(GNI),國民總收入再加上來自國外的經常凈轉移收入,便形成了國民可支配收入。
在了解以上收入分配問題后,必須采取科學的理念和實施路徑。
近年來黨和政府高度重視收入分配問題,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提高居民收入、扭轉收入差距擴大趨勢。其中,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提高企業退休人員養老金和城鄉低保標準、將未參保集體企業退休人員納入基本養老保險等,取得了“提低”的明顯效果;改革個人所得稅制度、發展教育事業、提升低收入者的素質和能力、鼓勵創新和創業等,都是“擴中”的有效舉措;限制壟斷企業員工尤其是高級管理人員的工資、加強稅收征管等,具有“調高”的重要作用。“十二五”規劃綱要對于改善民生、調整收入分配關系設置了專門篇章加以闡述和部署。可以說,提高居民收入、扭轉收入差距擴大趨勢的共識已經凝聚,舉措正在施行。但是,解決收入分配問題是利益關系的深刻調整和變革,涉及經濟社會發展的諸多方面,十分敏感、十分復雜,既要盡快行動、見到實效,又要著眼長遠、統籌謀劃。當前,尤其需要將其與科學發展、深化改革有機結合起來,進一步處理好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收入分配調整與經濟結構調整的關系。
一是正確處理公平與效率的關系:解決收入分配問題,前提是正確認識和處理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的。一方面,追求效率提高要以犧牲公平為代價,保證公平必須放棄一些效率。另一方面,效率是公平的基礎和物質前提。有了效率,才能增加國民收入的總量,為實現更高水平的社會公平打下堅實的物質基礎,公平是效率的前提和保證。分配的公平可以提高人們生產積極性,進而提高效率,發展生產、改善生活。通過適當拉開收入差距來提供激勵,有利于社會可持續發展,有利于實現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收入分配而言,公平絕不是平均分配社會財富,而是在保障所有人基本生存和發展權利的基礎上,使人們的收入與其能力素質、付出的努力以及合法占有的資源相符。
二是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實現收入分配公平有著復雜的機制和過程。在市場競爭機制的作用下,人們的收入必然有高有低,有時高低差距還比較大。如果高收入者的收入來源于較高的能力素質和較多的貢獻付出,是正常市場競爭的結果,那么,在收入再分配以及社會保障制度等的配合下,適度的收入差距有利于提高效率,有利于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會導致社會不和諧。但在現實生活中,導致收入差距擴大的因素確有一些是不合理、不合法、不公平的。我們需要結果公平、機制公平、過程公平,才能增進效率。因此,改善收入分配,需要調節三者公平,進一步深化經濟和社會體制改革,使人們能夠公平地參與社會經濟生活。在成熟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可通過稅收(個人所得稅)、財政轉移支付和社會保障等手段對因市場競爭、優勝劣汰產生的差距的初次分配進行再分配調節。但我國現階段的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完善,相當一部分初次分配差距并不是市場競爭、優勝劣汰的結果。比如,由行政性壟斷、二元結構問題、觀念和體制問題所導致的城鄉及地區收入差距等,都需要進一步深化改革、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來縮小和消除。
三是統籌推進收入分配調整與經濟結構調整:解決收入分配問題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與經濟結構、經濟發展方式、經濟體制緊密相聯,需要標本兼治。治標就是直接調整收入分配,包括提高勞動者工資、控制高收入者不合理收入以及降低居民稅收負擔等;治本就是消除導致收入分配不合理的體制機制和經濟結構問題。
解決收入分配問題,一個重點是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通過建立最低工資制度、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努力實現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但是我國很多低端加工制造企業,因生產成本高,給職工漲工資的空間很小。要解決這類問題必須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引導企業進行技術創新,積極發展高端產業和現代服務業。通過產業結構調整帶動就業結構變化,使高素質、高技能勞動的報酬大幅提高,提高人力資本投資,以獲取更高收益,從而實現企業發展良性循環。
解決收入分配問題,另一個重點是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這就需要合理調整國家、企業、個人分配關系,通過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增加公共服務支出,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提高國有企業分紅水平,將國有資本收益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同時,我國長期形成的重投資輕消費、重招商輕創業、重資源投入輕技術進步的經濟增長方式,帶來了一系列經濟結構問題。在經濟增長結構、要素投入結構、產業結構、組織結構以及國際分工等經濟結構問題上國民收入偏低,應著力解決。
解決收入分配問題,說到底是如何更好地實現人的利益問題。提高居民收入、扭轉收入差距擴大趨勢,最根本的是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特別是努力提高勞動者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地位。應通過提升人力資本水平、激勵和扶持創新創業、營造公平的經濟社會環境、暢通社會流動渠道,幫助更多的人通過自己的勤奮努力從低收入階層進入中等收入階層、高收入階層,使更多的人依靠自己的聰明才智改變人生、創造價值、成就夢想、造福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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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結構清晰,內容詳盡,系統性強
全書共分為十二章。第一章是宏觀經濟學導論,主要介紹了宏觀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宏觀經濟學定位、發展歷程及基本研究方法。從第二章到第四章分別對國民收入核算、國民收入決定理論和產品市場與貨幣市場的一般均衡三個方面對宏觀經濟學所包含的最基本的理論作全面的介紹。從第五章到第十一章分別就宏觀經濟學的核心部分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總供給和總需求、失業與通貨膨脹、經濟增長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等作了系統而全面的介紹。第十二章對當代西方的主流宏觀經濟學流派的的發展、基本觀點、分歧及新近動向作了簡單的介紹。從全書的目錄可以看到,作者對其中每個部分的理論和實踐案例部分作了若干詳細劃分,結構清晰。同時,對本學科每部分所涉及的核心知識點進行了深入、系統地闡述和辨析。這是此書區別于其他宏觀經濟學教材的一個顯著特點。
二、語言通俗易懂,可接受性強
宏觀經濟學在進入中國的很長時間里,給人的感覺往往是高不可攀,不是一般人能夠學得懂、聽得明白的學科,認為那是政府官員的事情,和普通百姓生活沒有關系。因此,很多的教材、專著對于宏觀經濟學的介紹基本上采用的是晦澀難懂的語言,讓人敬而遠之。讀過這部宏觀經濟學教材后發現作者敘述的語言簡練、直白,讓讀者看后能夠感到宏觀經濟學并不是遙不可及的,是可以學得懂的。尤其是其中引入的案例,其語言直白、透徹,把經濟中的問題用百姓的話說了出來,讓人更容易接受。語言的通俗性是這本教材的一大優點。
三、反映了學科的重要進展與主流成果,具有前沿性
作者不但介紹了已較為成熟的宏觀經濟學基礎理論,而且還加入了近期國內外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把新理論、新觀點和新資料及時反映了出來。如在國民收入核算部分對當前熱門話題綠色GDP的介紹,失業與通貨膨脹部分對中國的通貨膨脹水平分析等,這些都是目前政府關心的重點和難點問題。大量的這些前沿性研究資料的引用是本書的特點之一。有學者在討論我國學術界的學術規范性時曾說過,判斷一本學術著作或論文的價值之高低,資料來源的多寡和可靠性不能不視為一個重要的標準。從這方面來看,本書的資料是豐富、新穎而又可靠的。
四、宏觀理論實踐化,兼顧理論的國際化與本土化
宏觀經濟學真正的舞臺是闡釋現實中的經濟問題,而這些問題本身也由于充滿了理性而足以開發心智,令人樂而忘返。在對理論介紹的同時,書中在每一個重要章節甚至知識點之后,都附有相關的案例及分析。例如,為什么美國20世紀90年代末通貨膨脹水平和失業率如此之低?亞洲金融危機的成因是什么?……這些案例大都分析透徹、精辟到位,能很好地體現出真實世界中所蘊涵的經濟學原理。同時,書中出現的案例,大部分都是發生在中國國內的宏觀經濟問題,包括了一些作者對中國宏觀經濟問題的研究所積累的成果。這就克服了時下不少翻譯出版的國外宏觀經濟學著作在聯系中國實際方面存在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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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國際貿易所面臨的環境問題
目前中國已經是全球第二大貿易進口國,據數據顯示,2011年中國貿易累計進口總值達2686.37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加202.76億美元,同比增長7.7%;2012年1~11月,我國進出口總值已達到35002.8億美元,比2011年同期增長5.8%,由數據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的貿易進口總值增長速度之快,但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增長的同時難免也會存在很多問題[1]。
1.進口產品產生污染
隨著中國進口總額的不斷提升,很多國外易污染產品也趁勢進入中國,使我國的生態環境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威脅,這樣的進口趨勢嚴重影響到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這類產品在滿足人們日常需求的同時也對我國環境構成嚴重威脅。比如一些進口的農用塑料薄膜、農用殺蟲劑等在使用結束后無法進行有效處理或存在殘留,對生態環境造成嚴重危害。
2.對資源消耗型產品依賴性增加
數據顯示,近年來我國部分資源消耗性產品在進口產品中呈大幅度增長趨勢,特別是石油天然氣等相關產品的增長尤其明顯。在看到進口資源消耗型產品帶給我們好處的同時也不能忽視它帶給我們的巨大負面影響。數據顯示,我國對油氣產品的需求呈逐年增長趨勢,也就意味著中國對國際油氣市場依賴日益嚴重。據國際能源署的數據顯示,2011年我國進口原油2.5億噸,進口依存度高達55.3%.。大量的新建煉油化工、煤化工企業集中在沿海和部分內陸地區,碳排放及含硫污染物排放逐年增加,給空氣、水質、土壤等生態環境帶來很大的危害。
3.廢棄物轉移進口
隨著中國與其他國家間貿易的不斷發展,很多發達國家利用各種方式和機會向中國轉移廢棄物。這些廢棄物包括: 含氰廢物、含多氯聯苯廢物、石棉廢物、廢酚和酚化合物、醚類廢物、廢有機鹵代化合物、廢無機氟化合物等。有些西方國家在帶動中國就業的幌子下將一些危害性物質轉移到中國大陸生產或者銷售,在中國建廠、設廠進行產品生產。根據國家質檢總局統計,去年出入境檢驗檢疫部門共查出環保項目不合格廢物原料267批,重2.9萬噸,同比增長分別為2.3%、54.7%。截至今年9月28日,就已經查出不合格進口廢物原料226批,重5.4萬噸。在進口產品中,部分國家將本國禁止使用的產品轉移到我國,給我國的生態環境造成嚴重的影響。
4.重污染類產品轉移生產
在進出口貨物貿易增長的同時,我國對外吸引外資逐年增加,中國的沿海、沿江以及部分發達內陸地區,已經成為最大的“世界工廠”,在帶動地方經濟發展、提高就業的背后,也給當地的生態環境帶來極大的威脅。發達國家有著非常嚴格的環境管理法規,排放標準要求高,企業環保成本高昂,許多醫藥、化工中間體等高污染類產品的生產轉移到中國,既降低了生產成本,又避免了對本國的環境破壞。
二、完善國際貿易環境下我國對外貿易政策的具體措施
在當前國際貿易環境下,中國面臨著國內發展經濟和保護環境同國際上來自發達國家的環境貿易挑戰的雙重壓力。作為新興的貿易大國和環境大國,我們必須積極面對國際貿易中的環境挑戰,積極參與國際環境競爭和合作。既在競爭中贏得利益,又在合作中抓住機遇,在爭取主動權的過程中更好地處理環境與發展的關系[2]。
1.積極適應國際環境標準
面對國際上各種環保法規的出臺,我們必須及時掌握信息以增強我國對外貿易的適應性。因此國家商務部、環保等相關部門應當擔當起自身責任,及時保持對外消息的暢通,加強對世界各國有關貿易法規情況的調查和研究,充分掌握各國法規下環境標準的新走向和新動態,及早采取措施掌握主動權,避免新貿易措施的實施給我國出口貿易帶來不必要的損失。同時政府要積極鼓勵我國企業爭取早日拿到ISO14000認證書。我們還可以以國際協議為后盾,合理利用國際環保組織和協議抵制綠色保護主義。
2.積極開展環境外交
積極參與國際合作,開展環境外交,為了更好地保障我國對外貿易的可持續發展,為了提升我國環境貿易的影響力,我國要積極參與國際合作以增強我國在國際貿易環境中的影響力。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國有責任和義務來推進國際貿易的合作和發展。在堅持國際貿易共同原則的基礎上積極參與國際社會關于環境與貿易的談判,為廣大發展中國家爭取更公正、更合理的規則和制度。同時在國際環境公約立法中發揮應有作用,積極參與國際貿易規則和環境標準的制定。還應當加強同國際組織及其他國家的多邊合作,建立相互認可的機制,共同抵制國際貿易壁壘。此外,在處理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關系時要采取積極靈活的外交手段,在爭取利益的同時做到不損害我國可持續發展利益[3]。
3.發展環保產業
隨著國際市場上環保商品和技術需求的擴大,龐大的綠色市場也在逐步興起,并不斷影響著國際市場的結構。我國環保事業起步晚、技術落后、經驗不足,需要借鑒并吸收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經驗,同時抓住當前國際環境的合作性趨勢的機遇,利用外資加大對環保的投入,提高環保技術產業。另一方面可以從金融信貸、稅收等方面出發大力開拓環保產業市場,扶持環保產業,進一步爭取國際環保市場份額。同時積極開發綠色產品,在產品設計和包裝上增加環保因素,并提高產品質量。政府積極鼓勵企業爭取拿到國際綠色認證,以符合國際環境標準的綠色產品打開國際市場,轉變我國外貿增長方式。
4.加大進口產品檢驗和環保監測力度
隨著國際貿易產品安全標準的不斷提升,我國也要不斷加強進口商品檢驗和環保監測力度,積極應對我國進口貿易所存在的問題。首先在進口易污染產品的時候必須建立一個完整的檢驗和監測體系,根據我國自身情況進行科學分析然后進一步完善我國監測體系,對有害我國環境的產品拒絕進入或者高門檻進入。比如針對一些資源消耗型產品的進口,應該先分析它對我國環境帶來的影響再決定是否進入。同時針對部分國家轉移廢棄物到中國的情況更是要加大環保監測力度,嚴格執行國際安全標準,堅決抵制危害我國環境的產品進入我國。
5.建立健全環保標準,加強新建項目審查力度
環保部門應根據國家“十二五”規劃和今后加大生態文明建設的要求,建立健全各項環保標準。對于新建項目,要加強環境影響評估,達不到標準的,不準開工建設和試生產。開工生產后,還要加大其監測檢查力度,同時從外資引入的源頭上加強審核,對于環境危害的項目,要加強評估,不能為了經濟發展,而對環境帶來長久危害,處理好發展與環境的關系。
參考文獻
大會邀請到國家發改委中國大健康產業聯盟理事長于小冬主任、中國營養學會理事長楊月欣女士、中國醫藥保健品進出口商會中藥部副主任于志斌、貴安新區管委會王維仲主任和植提橋媒體總監張淑麗出席并作有關演講。
2014年1月,國務院批復同意設立我國第八個國家級新區:貴安新區,此后貴安新區將大數據、大健康列為兩大發展豐線,從電子科技及健康產業來布局及推動貴安新區的發展。2015中國植提國際論壇獲得貴安新區承辦,王維仲主任在本次新聞會上介紹了貴安新區優越的自然及氣候條件。他指出貴陽植物資源儲備總數大約為4802種,其中天麻、杜仲、茯苓、天冬、黃柏、半夏、吳茱萸和何首烏是極為優質的藥材品種,總植物資源儲備量僅次于云南。貴州醫科大學、貴州大學等擁有國家級中藥材研究中心,具備一定科技基礎,并且以貴陽為中心的輻射周邊其他省會城市的高鐵樞紐將于2019年全面建成。貴陽將是兼具政策優先、植物資源豐富、科技配套快速更新以及交通、教育配套成熟的投資領地。
中國大健康產業聯盟理事長于小冬主任就任國家發改委公眾營養改善項目工作,對全球營養保健產業有著極為專業和深入的了解,并且對我國省市地區的大健康產業布局提出了兼具科學理念的思路清晰的指導思想。于主任介紹說,植物提取物衍生出來的健康產業前景十分廣闊。而基于營養保健基礎的健康行業不僅是一個產業,還是一種生活觀念:在滿足了基本生存與營養的階段后,積極向上的生活態度、精神愉悅、心態陽光及舉止優雅的生活,大健康產業有助于國民經濟的整個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