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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在1999年已經進人了老齡化社會,雖然目前人口老齡化問題尚不突出,但其所帶來的影響已經呈現出不可低估的態勢。從現在開始,提前準備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戰略和對策,對促進我國經濟快速穩定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我國城市人口老齡化的主要特點
1.老年人口數量大
由于我國人口基數大,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人口預期壽命日益延長,老年人口數量逐年增加。自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到2004年的22年間,我國老年人口平均每年增加302萬。21世紀初期我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經超過1億,2004年底,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達到1.43億,占總人口的10. 97%,同年我國老年人口總量約為世界老年人口總數的1/5,亞洲的1/2。
2.人口老齡化發展速度快
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從7%提升到14%,日本用了24年的時間,發達國家大多用了45年以上的時間,我國只需25年或26年就可以完成這個歷程。齊齊哈爾市人口老齡化起步較晚,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時,全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為5. 6%,齊齊哈爾市老年人口比例只有3. 7%;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時,全國老年人口比例為7. 0%,齊齊哈爾市老年人口為303255人,其人口比例為5. 6% ;2005年,全國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到7. 9%,而齊齊哈爾市的老年人口比例為7. 2%。雖然齊齊哈爾市人口老齡化較全國起步晚,但增長速度比全國快。預計到2010年時齊齊哈爾市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將達到9. 1 %,到2020年時將達到14. 3%。
3.區域間人口老齡化進程差異較大
我國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人口老齡化發展明顯快于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以最早進人人口老年型行列的上海(1979年)和最遲進人人口老年型行列的寧夏(預計2012年)比較,時間跨度長達33年。齊齊哈爾市的經濟發展水平介于二者之間,在2005年進人老齡化社會。
4.人口老齡化超前于經濟發展
發達國家在進人老齡化社會的時候,已經具備雄厚的經濟實力,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10000美元以上。如日本在65歲及以上人口比例達到7%和10%時,人均GDP分別為1967美元和11335美元。我國2000年老年人口比例為6. 96%時,人均GDP只有840美元。2005年我國人均GDP剛剛超過1000美元,預計到2020年老年人口比例超過10%時,人均GDP也僅為3000美元。閉因此,我國應對人口老齡化的經濟實力和物質基礎還比較薄弱。齊齊哈爾市的GDP更是在全國平均值以下,齊齊哈爾市2000年老齡人口達到5. 6%時人均GDP為590美元,2003年時人均GDP也只有780美元,按照目前的經濟發展速度,到2020年人均GDP預計在1600美元左右。
二、今后一段時期內城市人口老齡化的發展趨勢
中國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預測研究報告對21世紀我國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的研究指出,從2001年到2020年是快速老齡化階段,年均增長速度可達到3. 28 %,大大超過總人口年均0. 66%的增長速度,人口老齡化進程明顯加快。到2020年,老年人口將達到2. 48億。從2021年到2050年是加速老齡化階段,1949~1958年和1962~1973年的兩次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在2021~2050年都要進人老齡行列。同時,由于總人口逐漸實現零增長并開始負增長,人口老齡化將進一步加速。到2023年,老年人口數量將增加到2. 7億,與0~14歲少兒人口數量相等。到2050年,老年人口總量將超過4億,老齡化水平推進到30%以上。從2051年到2100年是穩定的重度老齡化階段。2051年,我國老年人口規模將達到峰值4. 37億,約為少兒人口數量的2倍。直到2100年,老年人口總量仍然高達3.18億。
2030年到2050年是我國人口老齡化最嚴峻的高峰時期,這個即將持續20年的老年人口高峰,使得我國老年人口撫養比將保持在40%~50%,這必將給國家和社會帶來不小的壓力。但是,從現在到2030年這20多年時間,是有利于發展經濟的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大、低撫養比的“人口紅利期”,是我們在人口老齡化高峰到來之前,提前準備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的有利時機。我們應該正確面對并及時把握這個機遇期。
三、城市人口老齡化面臨的形勢
1.老齡人口的高齡化趨勢將愈顯突出
我國80歲及以上高齡老年人口已從1990年的800萬增長到2000年的1100萬。據中國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預測研究報告指出,2001年到2020年,高齡老年人口將達到3 067萬人,占老年人口的12. 37% ;2021年到2050年,高齡老年人口將達到9 448萬,占老年人口的21. 78% ;2051年到2100年,高齡老人將保持在8000一9000萬,占老年總人口的比重將保持在25% ~30%。齊齊哈爾市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時80歲及以上高齡老年人口數大約為3萬人,占總人口數的0. 54%,占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的9. 7%左右。預計2020年時齊齊哈爾市大約將有9萬高齡老人,占全部65歲及以上老年人總數的12%,比2000年時要多出6萬人左右。
2.勞動力資源由豐富走向短缺
我國自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人口出生率雖然明顯下降,但由于在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前出生的大批人口此時正處于勞動年齡階段。因此,我國雖然已進人了老年型社會,但勞動力資源仍十分豐富,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一直保持在60%以上。但這一優勢將在21世紀20~50年代逐漸消失,屆時我國將出現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下降、勞動年齡人口短缺等問題。齊齊哈爾市2000年15~34歲人口比重為36. 82%,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時有所下降,35~44歲人口比重為18. 50% ,45~59歲人口比重為16. 65%。這些人將在2015年后步人老年,隨著新增勞動力的減少,也將面臨勞動年齡人口短缺問題。
3.家庭養老功能弱化
隨著我國高齡老人日益增多,加上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將引起家庭規模和家庭結構的變化。兩代都是獨生子女的家庭代際人口結構將形成4:2:1的格局。子女負擔的加重,很難對老人照顧周到,也很難使老人與子女共同居住,這勢必導致傳統的家庭養老功能的不斷弱化。
4.老年社會保障體系壓力增大
我國正在與發達國家一樣經歷著人口老齡化,但與之相比,我國的社會準備和保障功能還嚴重不足。具體表現在:
養老保障的負擔日益沉重。2004年,我國基本養老保險的支出總額達3 502億元,比2000年增加了65.5 %,中央財政對基本養老保險的補貼支出攀升到522億元。離休、退休、退職費用也呈現連年猛增的趨勢。政府、企業、社會都已經感到養老保障方面的壓力正在顯著加大。
長期照顧老人的社會服務體系不健全。老年人由于一些常見的疾病導致的長期失能與殘障而需要長期醫療護理。2005年我國生活不能自理老年人口數量為1 270萬人,2020年將超過2 000萬人,2050年將達到3 800萬人。如果再加上生活半自理人群,規模將更加龐大。目前,我國共有各類老年社會福利機構3. 8萬個,養老床位120.5萬張,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床位僅有8. 6張,與發達國家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養老床位數50 ~70張的水平相差甚遠。我國老年人長期照料服務制度建設才剛剛起步,就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和挑戰。 醫療保障資金需求壓力急速膨脹。老年人隨著生理的老化,患病的概率大于其他年齡組。據統計,老年人的人均醫療費用支出是在職人員的3~5倍。目前我國人口老齡化程度最重的上海,老年人的醫療保險費用總支出已經占到了醫療保險費用總支出的2/3。齊齊哈爾市老年人的醫療保險費用總支出也已經接近醫療保險費用總支出的2/3,到我國人口老齡化的高峰時期,醫療保障費用的需求將更加突出。
5.人口老齡化提高了社會負擔的系數
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繼續實行,以及“人口紅利期”的消失,我國將出現嚴重的勞動力不足現象。屆時老年人的撫養問題將不斷加劇,2000年每100個勞動年齡人口撫養15. 6個老年人,預計2025年撫養29. 46人,2050年撫養48. 49人,這將導致老年撫養比的增加。以齊齊哈爾市為例,老年撫養比由1990年的5. 37%上升到2000年的7. 42% ,10年間提高了2.05個百分點,這比國家同期增長速度還高出0. 35個百分點。根據預測,到2020年,齊齊哈爾市老年撫養比將上升到17.92%。隨著人口老齡化的深人,勞動年齡人口撫養的重點將由少兒人口轉向老年人口,社會負擔系數將進一步加大。
6.老齡產業發展潛力巨大
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的提高,老年人對衣、食、住、行、醫療、精神消費等方面的需求增強,這將影響經濟結構、產業結構和投資結構的變化,促使老齡產業的興起。據預測,目前我國老年人可消費資金約達3 000一4 000億元,預計2020年老年人潛在市場購買力約為14 000億元,2050年可達50 000億元。有經濟學者預測,未來十大最有潛力的消費領域中包括老年用品市場。
四、應對城市人口老齡化的策略
1.抓住機遇發展經濟,增強社會承受力
未來30年,我國少兒人口的比重很低,老年人口的比重也不算太高,總負擔系數較低,但勞動力資源空前充足,并以每年600萬的速度增加。這是人口年齡結構變動過程中對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分有利的“人口紅利期”。隨著“人口紅利期”過后,社會撫養比上升的“人口虧損”期將會接踵而來。如果我國的經濟得不到較快發展,社會將不堪重負。因此,我們應當充分利用這段關鍵的準備期,積極調動勞動力資源,加快經濟發展的步伐,增強國力,以利補虧,為迎接老齡高峰的到來打下堅實的物質基礎。
2.健全城鎮社會養老保險體系
我國城鎮養老保險制度的覆蓋面還沒有涉及全民,我們可以借鑒國外以國家養老金為基礎、職業養老金是主導、個人養老金為補充的做法,強化社會保險金的收繳力度,完善養老金發放制度,由社會保障機構直接發放基本養老金。要激勵各類企業為職工繳納保險,提高個人參加養老保險計劃的積極性,同時要鼓勵發展個人儲蓄性養老保險。對于那些不能享受養老保障、經濟貧困的老年人,要通過社會救濟制度提供幫助,也可以將其房屋財產投資到城鎮產業養老保險公司,以房作價人股,再按照股份領取養老金。在人口老齡化最嚴峻時期到來之前,我們要逐步形成集養老保險、社會福利、社會救濟于一體的多層次、多元化的養老保障體系,這是從根本上解決老齡社會日益突出的養老問題的重要舉措。
3.完善老年醫療保障制度
人口老齡化特別是高齡化帶來的醫療保障問題是嚴峻的,我們要加快醫療保險和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步伐,激勵數量眾多的集體、非公有制企業職工參加醫療保險,擴大參保面,同時充分發揮商業醫療保險對老年人醫療保障的補充功能,將貧困老人納入到社會醫療保險中來,完善醫療救助制度。逐步建立醫療費用由企業和個人共同負擔、社會統籌醫療基金和個人醫療賬戶相結合的覆蓋全民的醫療保險制度,保障老年人的基本醫療需求。
4.構建多元化的養老服務體系
我國是以家庭養老為傳統的國家,加之我國全方位的社會養老體系還沒有健全,使得絕大多數老年人選擇家庭養老。但是我國傳統的家庭養老功能在逐步弱化,這就需要大力發展社區養老服務形式。社區是除家庭之外老年人最主要的活動場所,街道辦事處可以組織經過培訓的專業人員到老年人家中提供日常事務服務,也可以開設老年人食堂、健身娛樂活動場所和心理咨詢診療室,從物質和精神上滿足老年人的需求。同時,要積極推進機構養老服務,建立不同檔次、不同時間段的養老院、托老所等養老機構。逐步形成以居家養老為基礎、社區服務為主體、機構養老為補充的多元化養老服務體系。
5.加強老齡產業的發展
關鍵詞:人口年齡結構;財政影響;儲蓄率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Fiscal Policy and High Saving Rate in China
WANG Qilinga, LAI Xiaoqionga,b
(a. School of Economics; b. Wang Yanan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conomic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uses the sample of provincial panel data for 1999―2009 to make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fiscal effect and high saving rate.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 main determinant of high saving rate in China is not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but the transitional features of the Chinese economy. (2) There is a distinct urbanrural difference in the effect of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on saving rate, in that child dependency ratio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urban household saving rate and a positive one on rural saving rate, while oldage dependency ratio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urban household saving rate and a negative one on rural saving rate. (3) There is also a marked disparity in the effect of the share of fiscal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on household saving rate. The scale of taxation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urban saving rate and a negative one on rural saving rate, while the scale of expenditure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urban saving rate and a positive one on rural saving rate. The above findings provide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China’s future reform.
Key words: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fiscal effect; saving rate
一、引 言
近些年來,中國保持著非常高的國民儲蓄率,2008年的數據已達到523%,較1992年增加1201%。從變化趨勢來看,國民儲蓄率自20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有所下降,到2000年開始呈現較為明顯的遞增走勢,從2000年到2008年,國民儲蓄率年均增長392%。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資金流量表可知,居民儲蓄率從2000年的165%增加到2008年的2249%,年均增長408%;企業部門儲蓄率從2000年的1565%增加到2008年的216%,年均增長476%;政府部門儲蓄率從2000年的636%增加到2008年的821%,年均增長587%。從部門的截面貢獻來看,中國的高儲蓄率主要是由居民和企業兩個部門帶動起來,政府儲蓄雖然近幾年增長迅猛,但所占比例較小。持續高位運行的儲蓄率受到了西方國家的責難,在后危機時代中國強勁增長的背景下,一些西方學者拋出了“中國經濟責任論”和“儲蓄國責任論”,由此引發了又一輪討論中國高儲蓄率問題的熱潮。中國的儲蓄率為什么這么高?學術界就這個問題給予了不同視角的解釋,如人口結構因素[1][2][3][4][5]、經濟增長因素[6][7]、預防性儲蓄[8][9][10][11][12]、男女比例失衡[13]、部門貢獻角度的分析[14][15]等。
Kraay(2000)通過實證分析,表明未來收入增長率與食品占家庭消費支出之比均對農村居民儲蓄率有負向影響,而人口撫養比和未來收入的不確定性卻未對其構成影響。[1]Modigliani和Cao(2004)運用時間序列數據研究表明,人口撫養比、經濟增長率與通貨膨脹率這些變量均對居民儲蓄率有明顯的正向影響。[2]由此看來,Kraay(2000)與Modigliani & Cao(2004)在人口撫養比對居民儲蓄率影響的結論是不一致的。Horioka和Wan(2007)在上兩篇文獻的基礎上重新對中國儲蓄率的影響因素做了深入分析,結果表明:(1)收入增長率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正,且系數較為顯著。(2)人口年齡結構對儲蓄率并未產生明顯的影響。[3]
在較近的國內文獻中,楊繼軍(2009)和汪偉(2009)的研究較具代表性。楊繼軍(2009)研究表明,經濟增長率對儲蓄率有正向影響,且系數顯著;人口撫養比對儲蓄率有負向影響,且人口撫養比每下降1 個百分點,儲蓄率就增加0124 個百分點;由于人口撫養比的彈性遠大于經濟增長率的彈性,故人口撫養比是決定儲蓄率的主要因素。[4]汪偉(2009)通過實證檢驗發現,中國的高儲蓄率主要是由兩個急劇轉變的政策共同作用所致:(1)是從20世紀70年代后期實施的改革開放,以1978年為界,人均收入增長率的均值由1953―1977年的55%上升到1978―2006年的96%,經濟增長率與儲蓄率的變動基本一致。(2)是人口政策的轉變,20世紀70年代我國開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這對儲蓄率的積累產生了巨大影響,這一轉變使得中國迅速實現了人口轉型,并通過“人口紅利”的集中釋放帶來高儲蓄。經濟增長與勞動年齡人口的大幅增加互相影響,又進一步提高了儲蓄率。[5]
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與高儲蓄率的關系到底是怎樣的?
圖1描述了1995―2008年期間國民儲蓄率與總人口撫養比的變動關系,根據該圖可知,2000年是這一變化的轉折年份,Kraay(2000)與Modigliani & Cao(2004)在人口撫養比方面的矛盾性可能與他們的數據區間不同有關,同時根據該圖可知,楊繼軍(2009)對2002―2007年短期的分析是合理的,即人口撫養比與儲蓄率呈現了負向關系。另外,由圖2和圖3可知,人口年齡結構與居民儲蓄率的關系有著明顯的城鄉差異,特別是在城鎮地區,楊繼軍(2009)的結論“人口撫養比對儲蓄率有負向影響”在這里被分解為,少兒撫養比對儲蓄率有負向影響,而老年撫養比對儲蓄率卻有著正向影響。為了更為全面的考察這二者的關系,本文借鑒Horioka和Wan(2007)的研究方法,同時考察少兒撫養比和老年撫養比對儲蓄率的影響關系,特別關注2000年以后的數據特點。另外,我國是一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在這個轉型過程中,財政手段的影響舉足輕重,例如稅收與財政支出會影響消費、投資與進出口,因此居民儲蓄就會因這種影響而發生波動,從這個角度講,財政政策特別是稅收規?;蛑С鲆幠>蜁苯踊蜷g接地影響儲蓄率。基于上述原因,本文引入財政政策這一變量,來進一步考察人口年齡結構與居民儲蓄率的關系,以及財政政策所帶來的影響。
圖2城鎮居民儲蓄率與少兒、老年撫養比的關系圖3農村居民儲蓄率與少兒、老年撫養比的關系二、變量、數據與方法
由于本文要考察人口年齡結構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同時納入財政政策,故被解釋變量分別選擇城鎮居民儲蓄率(saving rate of city)和農村居民儲蓄率(saving rate of rural),以區分城鄉差別的特點。在解釋變量里面,我們首先選擇人口撫養比作為人口年齡結構的衡量指標,依據Horioka和Wan(2007)具體選用少兒撫養比(young_foster)和老年撫養比(old_foster),以考察不同非勞動年齡撫養比的差別,這里少兒撫養比是指某一地區中少年兒童人口數與勞動年齡人口數之比,通常用百分比表示,以反映每100名勞動年齡人口要負擔多少名少年兒童。老年撫養比是指某一地區中老年人口數與勞動年齡人口數之比,用以表明每100名勞動年齡人口要負擔多少名老年人,老年人口撫養比是從經濟角度反映人口老化社會后果的指標之一。其次,我們選擇政府收入占GDP之比(rev_rate)和政府支出占GDP之比(sp_rate),以反映政府財政政策對儲蓄率的影響。以上解釋變量為核心變量,在此基礎上引入其他控制變量X,計量模型如下:
saving rate of city=a1×young_foster+b1×old_foster+c1×rev_rate+d1×sp_rate+M1×X+e1
saving rate of rural =a2×young_foster+b2×old_foster+c2×rev_rate+d2×sp_rate+M2×X+e2
在控制變量的選擇方面,首先,根據發展經濟學的觀點,一國在工業化的過程中應該有必要的儲蓄率保證,因此這里引入GDP增長率(gdp_growth_rate);其次,由于我國是一個轉型國家,故應該納入表征轉型特點的指標,故引入第三產業比重(third_ratio)和二三產業比(trans_rate)以控制轉型國家數據模型的穩健性;再次,從微觀角度來看,居民儲蓄率同人口自然增長率有著一定的關系,故這里引入人口自然增長率(natural_rate);此外,不同地區城市化水平有著明顯的差異,這里將納入城市化指標(urban_rate),具體使用地區城市人口占地區總人口比重來測度。
以上變量所需數據均來源于CEIC數據庫以及《中國統計年鑒》,數據區間為1999―2009年,原因是:(1)由于本文考察財政政策影響,受個別省份的財政收支數據的限制,省際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從1999年開始有完整的統計數據,從而保證了31個省市自治區的完整度。(2)Modigliani和Cao(2004)等文獻主要考察了2000年以前的情形,這里為了對比其結論的代表性以考察2000年以后的情形為主。(3)根據圖2和圖3可知,分析2000年以后的數據特點更能揭示出人口年齡結構與中國高儲蓄率的真實相關性。
本文使用31個省市自治區的面板數據來考察人口年齡結構對儲蓄率的影響,在這個影響機制中,特別引入了財政收支比重,以分析當財政政策發生變化時,人口年齡結構的儲蓄效應是否受到明顯的影響。具體而言,根據楊繼軍(2009)的結論,人口撫養比對儲蓄率有負向影響,這個由圖1就可看出,但再觀察圖2和圖3就會發現,少兒撫養比與老年撫養比的儲蓄效應是截然相反的,并且這個特點在城鎮地區極為明顯,那么這個差異是否與財政政策的變化有關聯?不同地區的地方財政情況有明顯的差異,因此本文再引入省際財政收支比重,以考察財政手段是否構成對“非勞動年齡撫養比的城鄉儲蓄效應”這一傳導機制的影響。
三、實證結果與分析
我們使用省際面板數據來考察人口年齡結構、財政影響與儲蓄率的關系,根據Hausman檢驗,本文只報告固定效應,結果如表1所示。
模型(1)和(2)為基本回歸方程,意在分別考察忽略財政政策時的少兒撫養比與老年撫養比對城鎮和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然后引入控制變量:GDP增長率、第三產業比重、二三產業比、人口自然增長率以及城市化水平五個指標,同時引入財政收入比重與財政支出比重,形成模型(3)和模型(4),以考察兩種撫養比,以及財政政策調整對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進一步地,本文通過引入財政收入比重與少兒撫養比、財政收入比重與老年撫養比、財政支出比重與少兒撫養比、財政支出比重與老年撫養比的交叉項來考察財政政策影響的強弱,針對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儲蓄率分別形成模型(5)、(6)、(7)和(8),并且計算財政收支規模的最優門限值,為后面的財政收支區間分析作準備。
根據模型(1)和(2)可知,少兒撫養比與老年撫養比對城鄉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系數均非常顯著,少兒撫養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負,而老年撫養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正,兩種撫養比的儲蓄效應形成巨大反差,這與圖2所顯示的特點是一致的;少兒撫養比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正,而老年撫養比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負,這個情況剛好與城鎮居民儲蓄率相反,這說明人口撫養比的儲蓄效應存在明顯的城鄉差異。
為了穩健性起見,模型(3)和(4)引入財政收入比重與財政支出比重,同時加入了5個控制變量,少兒撫養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系數由原來的-0472增加至-0276,老年撫養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系數由原來的0602減小至0575;少兒撫養比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系數由原來的0373增加至051,老年撫養比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系數由原來的-0559減少至-0781。數據雖有少許變化,但總體上仍在1%的水平上顯著,且與原來的影響方向一致,說明人口撫養比對城鄉居民儲蓄率的影響作用是穩健的,這與Horioka和Wan(2007)的分析結果相反。當引入控制變量后,在影響城鄉居民儲蓄率的幾個因素中,最為突出的是二三產業比,它對城鎮居民儲蓄率與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系數分別為881和685,前者在1%的顯著水平上通過檢驗,后者在10%的顯著水平上通過檢驗,其次是少兒撫養比與老年撫養比。這說明影響城鄉儲蓄率的主要因素是二三產業比,它衡量了不同地區的轉型特點對儲蓄率的積累特性,其中的第三產業比重在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中系數較為顯著,但在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中并不顯著,由此可知二三產業比更適合控制轉型特征。在模型中,GDP增長率在城鎮方面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而農村方面卻未通過檢驗,為此我們對模型(3)和(4)做了GLS回歸,結果表明,該系數的t值概率分別為0509和0031,城鎮居民方面未通過檢驗,而農村居民方面卻較為顯著,這個城鄉差異不足以說明GDP增長率對儲蓄率的影響,這與Horioka和Wan(2007)的結論相反。城市化水平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系數較為顯著,而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系數卻不顯著,這說明,城市化的儲蓄效應只在城鎮地區較為明顯,而在農村地區不明顯,這個結論也是顯而易見的。
考慮財政政策影響的情況,城鎮儲蓄率方面,引入的財政收入系數為0644,財政支出系數為-0706,兩個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易見收入規模的擴張有利于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增加,而支出規模的擴張卻會導致儲蓄率的下降,且幅度較大。農村儲蓄率方面,少兒撫養比與老年撫養比的系數也較為顯著,系數正負與模型(2)和(4)一致,在引入的5個控制變量中,只有二三產業比和人口自然增長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引入的財政收入系數為-0415,而財政支出系數為0748,容易發現這與城鎮儲蓄率的情形正好相反。根據模型(3)和(4)可知,引入財政收支比重后,少兒撫養比與老年撫養比對城鄉儲蓄率的解釋力度仍較強,同時財政收支對城鄉儲蓄率的影響也存在著明顯的城鄉差異。
下面通過引入財政收入比重與少兒撫養比、財政收入比重與老年撫養比、財政支出比重與少兒撫養比、財政支出比重與老年撫養比的交叉項來考察財政政策影響的強弱,由此分別形成模型(5)、(6)、(7)和(8),根據我們計算的財政收支規模門限值可得到表2和表3,通過分析不同的財政收支區間來反映撫養比對城鄉儲蓄率的影響。
根據表2可知,隨著稅收規模的不斷增加,少兒撫養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是先減小后增大,最優稅收規模為465%,而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是先增大后減小,最優稅收規模為713%,城鄉儲蓄率存在著相反的特點。隨著支出規模的增加,少兒撫養比只對城鎮居民儲蓄率有影響,且影響是先減小后增大,最優支出規模為399%,而對農村居民儲蓄率沒有影響。剔除數據后,省際財政收入比重的均值為1911,標準差為757,最小值為851,最大值為5576,平均來看,財政收入比重沒有超過465%,故驗證了圖2中少兒撫養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負向影響。類似的,農村居民儲蓄率的最優稅收規模為399%,而省際財政收入比重的均值為1911%,也未超過這個門限值,故驗證了圖2中少兒撫養比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正向影響。省際財政支出比重的均值為1601,標準差為642,最小值63,最大值4502,平均來看,財政支出比重遠超過門限值86%,故驗證了表1中老年撫養比對農村儲蓄率的系數值-0559。
根據表3可知,隨著稅收規模的增加,老年撫養比只對農村居民儲蓄率有影響,且影響是先增大后減小,最優稅收規模為84%,而對城鎮居民儲蓄率沒有影響。隨著支出規模的增加,老年撫養比也只對農村居民儲蓄率有影響,且影響是先增大后減小,最優支出規模為86%,而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無影響。
從表2和表3可知,人口年齡結構對城鄉居民儲蓄率的影響不是簡單的單向關系,而是受到財政收支規模的制約,不同的稅收規模與支出規模可能對應著相反的儲蓄率效應。另外,人口撫養比對儲蓄率的影響也存在著明顯的城鄉差別。
一般來講,人口老齡化會影響居民儲蓄率,其原因如下:(1)在經濟領域,老齡化會對消費、儲蓄、投資、稅收等發生沖擊,在公共政策的視角下,僅僅依靠調節人口政策或某一部門的政策都不足以全面應對老齡化問題。[17]在這個宏觀系統的調整過程中,財政政策的作用直接或間接地平衡著儲蓄與消費的互動,比如財政支出尤其是消費性支出(如中國政府部門的三公消費)的增加通過擠出效應使得居民消費減少,從而改變了居民的儲蓄水平。(2)根據莫迪利安尼的研究,隨著年齡的增大,居民在年輕時會多儲蓄而到年老時就會拿出儲蓄部分來消費,因此人口老齡化的加劇應使得居民儲蓄率不斷下降。(3)人口老齡化過程導致了勞動力年齡結構的老化,勞動力年齡人口的中位數大幅增加,勞動力供給減少,收入就會隨之減少,因而儲蓄也相應減少。[18]
但是,根據中國數據的測算,結合表1可知,人口年齡結構的老齡化趨勢使得城鎮居民儲蓄率不斷增大,而使農村居民儲蓄率不斷減小,可能的解釋如下:(1)我國養老保障制度的二元結構。我國現有的養老保障制度設計是以城鎮職工為主,對城鎮職工實行社會養老保障,即個人、企業和政府三方責任共擔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近年來,我國各地積極探索農村養老保障制度改革,但由于沒有統一的指導性文件,各地區改革在制度和標準上都不統一,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碎片化”趨勢較為嚴重。目前全國31個?。ㄊ小⒆灾螀^)的農村養老保險共有1900多個縣級統籌單位,標準大多是“一地一策”,這樣導致的結果是,不僅正在試點的新農保制度互不相同,即使是一地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也同時存在多種制度。另外,沒有納入試點的農村居民仍然只能依靠個人養老方式。從這個角度看,農村養老保障制度在各方面仍遠不如城鎮養老保障制度完善,這樣的城鄉二元結構保障制度使得城鎮老齡人口每月能得到一定數量的養老金,這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老年人的收入不減,近年來政府又提高了養老金的支付額度,使得城鎮老年人的腰包越來越鼓,故其儲蓄份額有所增加,但農村地區的養老保障制度仍未完善,出現的問題也較多,故農村居民在收入保障上遠遠不如城鎮居民。(2)勞動力年齡結構的老化。人口老齡化促使勞動力年齡結構的老化,這在城鄉都是一致的,但城鄉就業崗位性質的差別在于,城鎮地區的崗位多以腦力勞動為主,而農村地區的崗位多以體力勞動為主(相對而言),這就使得城鎮老年人仍可以有機會或有時間繼續工作,以獲得薪金收入。而農村老年人就會因身體的原因而走下崗位,收入也隨之減少。這樣的結果導致城鎮老年人仍有一定量的收入儲蓄起來,而農村老年人就失去了儲蓄的重要來源,因而農村儲蓄率必然下降。(3)財政政策的影響。我國的財政政策主要體現為城市偏向性的財政政策,[19]因而較容易地導致城鄉收入差距,例如社會保障支出較多地使城鎮老年人受益,而使農村老年人得益甚少。表3卻明確說明了人口老齡化的儲蓄效應只在農村地區受到財政政策的影響,在城市地區卻無影響,可見財政壓力對農村老年人的影響更大,財政收支比重稍微增加一點,農村老年人的收入就可能減少,這就影響到其儲蓄水平。
關于少兒撫養比的儲蓄效應,可能的解釋是,少兒年齡人口不具備勞動能力,因而沒有收入來源,少兒撫養比的增加使得社會負儲蓄增加,以提供足夠的經濟能力撫養少兒年齡人口。然而,少兒撫養比對儲蓄率的影響在城鄉之間有著明顯的反差,其原因可能是:(1)撫養小孩成本的城鄉差異。一般認為,小孩需要撫養的階段是指從一個孩子的出生直到其具備獨立的生存能力。撫養一個小孩需要的成本包括產前費用、生產費用、衣食住行、醫療費用、教育費用,以及其他不可預期的費用,而我國城鄉地區在這些成本支出項目上都存在著明顯的差距。據研究,城鎮居民基本生活線為594286元,而農村居民基本生活線為196801元,后者僅相當于前者的3312%。[20]這說明農村整體上的消費水平都遠低于城鎮,城鎮的高消費水平使得城鎮家庭撫養小孩的開銷大大增加,從而可儲蓄的部分就會相應地減少。而農村因其較低的消費水平而較小地影響其儲蓄能力,但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儲蓄效應系數為正數,也就是說,小孩數量的增加反而會提高農村家庭儲蓄水平。我們給出的解釋是,在農村一直都有養兒防老的傳統,所以農村家庭小孩多(尤其是男孩)的父母就會進行預防性儲蓄,以保證自己老了有人所養。(2)財政政策影響。一方面,財政收入的增加,如所得稅或消費稅的調整,很容易使城鎮勞動者的收入發生改變,而這卻較小地影響到農村勞動者,因而撫養小孩數量明顯會造成城鄉家庭儲蓄的巨大差異;另一方面,財政支出所具有的擠出效應(主要是消費性支出的擠出效應)會影響到城鎮居民而不會影響農村居民,因而少兒撫養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受到財政支出擠出效應比較大,而對農村居民儲蓄率則不會產生影響。
四、結論性評述
本文以1999―2009年的省際面板數據為樣本,對人口年齡結構、財政政策與高儲蓄率的關系進行了分析,結果表明:(1)影響我國高儲蓄率的主要因素不是人口的年齡結構,而是經濟體的轉型特征,產業結構的調整從宏觀角度改變了拉動經濟的投資消費比例,從而傳遞到居民部門,影響其儲蓄行為。(2)人口年齡結構對我國儲蓄率的影響存在著明顯的城鄉差異,其中少兒撫養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負,而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正;老年撫養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正,而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負。(3)財政收支比重對城鄉居民儲蓄率的影響也存在著明顯的差異,稅收規模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正,而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負;支出規模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負,而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正。
中國從1978年改革開放到現在,經濟體的運行具有明顯的轉型特征,這個特征不僅體現在產業結構調整上,而且也體現在微觀層面上,加之20世紀70年代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又改變了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這在很大程度上配合了轉型調整所帶來的儲蓄效應。在這個過程中,財政政策通過宏觀層面對經濟進行干預,使得城鄉居民的收入與消費行為發生改變,進一步影響到儲蓄能力。從以上原因來講,我國高儲蓄率的發生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然而根據發展經濟學的觀點,經濟的發展將伴隨著儲蓄的減少,但就現狀而言,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能單憑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總量快速的增長而忽視中國發展階段的實質。隨著中國人口老齡化的不斷加深,人口紅利的優勢將逐漸釋放直至消失,在此過程中國家調控的方向應是以優化產業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加快人力資本積累等途徑為主,這些措施雖然看似較為傳統,但考慮到中國高儲蓄這個發展特點,它們的實施對促進中國經濟增長與發展仍具有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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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830.5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4-0017-2016(9)-0026-06
一、選題背景及研究意義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顯示,20世紀70年代至今我國國民儲蓄率一直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且居民儲蓄率仍處于上升趨勢。2005年全球平均儲蓄率為19.7%,我國儲蓄率則高達51%。2014年12月,我國居民儲蓄達到了49.9萬億元,人均儲蓄超過3.5萬元,為全球儲蓄金額最多的國家。
同時,我國在2000年老齡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和勞動人口與老齡人口的贍養比分別達到7%和10:1,已進入老齡社會;2013年底我國老年人口已達到2.02億,老齡化水平達到14.8%,據預測,約在2025年老齡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和勞動人口與老齡人口的贍養比將分別達到14%和5:1,進入深度老齡社會;約在2040年將分別達到21%和2:1,進入超級老齡社會。
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優勢,源于中國改革開放的制度紅利和人口結構變化特有的人口紅利帶來的高儲蓄,以及高儲蓄支撐下的高投資造就的經濟高增長奇跡,形成了中國特有的“三高優勢”。中國經濟增長的優勢并未消失,中國經濟仍有較快增長的潛力。一是體制紅利仍有潛力可挖掘,二是人口紅利仍有從總量轉向結構和質量的空間,三是中國經濟的市場潛力巨大,四是目前還有相當部分的儲蓄資源在閑置或低效使用的狀態。
因此,我國的人口數量紅利可能已經結束,已經出了“劉易斯拐點”。人口結構的變化將通過勞動力供應、儲蓄和技術進步三條渠道對經濟增長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研究人口結構變化對居民儲蓄的影響,可以盡早掌握儲蓄變化趨勢及可能的影響,為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提供依據。
本文在對劉易斯拐點和影響居民儲蓄率的因素分析基礎上,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因素進行綜述,在經濟增長速度、人口年齡結構、宏觀經濟制度(養老保險制度)等影響因素基礎上,結合劉易斯拐點理論,加入人口紅利(農業從業人員數量大)因素,進行定量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議。
二、文獻綜述及理論依據
(一)關于劉易斯拐點與人口紅利
1.劉易斯拐點概念的提出
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w.Arthur Lewis)于1954年在題為《勞動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中提出了“二元經濟發展”模式。這個模式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勞動力無限供給階段,此時勞動力過剩,工資取決于維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二是勞動力短缺階段,此時傳統農業部門中的剩余勞動力被現代工業部門吸收完畢,工資取決于勞動的邊際生產力。由第一階段轉變到第二階段,勞動力由剩余變槎倘保相應的勞動力供給曲線開始向上傾斜,勞動力工資水平也開始不斷提高。經濟學把聯接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的交點稱為“劉易斯轉折點”。
1972年,劉易斯又發表了題為《對無限勞動力的反思》的論文。在這篇論文中,劉易斯提出了兩個轉折點的論述。當二元經濟發展由第一階段轉變到第二階段,勞動力由無限供給變為短缺,此時由于傳統農業部門的壓力,現代工業部門的工資開始上升,第一個轉折點,即“劉易斯第一拐點”開始到來;在“劉易斯第一拐點”開始到來,二元經濟發展到勞動力開始出現短缺的第二階段后,隨著農業的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農業剩余進一步增加,農村剩余勞動力得到進一步釋放,現代工業部門的迅速發展足以超過人口的增長,該部門的工資最終將會上升。
當傳統農業部門與現代工業部門的邊際產品相等時,也就是說傳統農業部門與現代工業部門的工資水平大體相當時,意味著一個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已經形成,整個經濟――包括勞動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經濟發展將結束二元經濟的勞動力剩余狀態,開始轉化為新古典學派所說的一元經濟狀態,此時,第二個轉折點,即“劉易斯第二拐點”開始到來。關于我國劉易斯拐點的界定,據蔡P(2007)估計,我國大約在2009年達到“第一個劉易斯拐點”,在2015年達到“第二個劉易斯拐點”,日本學者田島俊雄(2008)同意蔡P的“第一拐點”的判斷,但其估計2013年左右達到“第二個劉易斯拐點”。
2.人口紅利
與“劉易斯拐點”相對應的是“人口紅利”,由于年輕人口數量增多形成的廉價勞動力,提供給經濟發展相對便宜的要素價格。對于很多發展中國家而言,廉價勞動力是發展的一個重要要素,這一點,在我國的經濟增長模式中也表現得較為明顯。而“劉易斯拐點”與“人口紅利”之間似乎有一種正相關的關系,前者的顯現,往往是“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的一個前兆。
3.人口紅利與儲蓄
人口結構影響儲蓄率是人口轉變影響經濟增長的重要渠道,撫養負擔低的人口結構通過提高儲蓄率來促進經濟增長。高路易(2005)用固定資產形成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計算得出,改革開放24年,我國人口紅利期的儲蓄率始終在30%以上。王德文等(2004)采用列夫模型進行研究,得出少兒撫養比、老年撫養比上升將減少儲蓄率,且結果均較顯著。
(二)我國高儲蓄率成因
目前對我國高儲蓄率成因分析,除了從高經濟增長率、高人口增長率外,學者們也從人均收入因素、收入分配因素、人口年齡結構、預防性儲蓄動機和宏觀經濟政策等因素進行了分析。
經濟增長速度。汪偉(2008)考慮到我國特殊的二元經濟環境,利用1952-2006年省級動態面板樣本數據,通過向量自回歸模型,分析了經濟增長率、投資率和儲蓄率之間的動態相關性。結果顯示:經濟增長率對儲蓄率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但反向因果關系不成立。
目前對我國高儲蓄率成因分析,除了從高經濟增長率、高人口增長率外,學者們也從人均收入因素、收入分配因素、人口年齡結構、預防性儲蓄動機和宏觀經濟政策等因素進行了分析。
人均收入因素。殷興由、孫景德和張超群(2007)對1978年以來我國居民高儲蓄率成因進行研究時,采用了寧波市400戶家庭數據,在分析出居民不斷上升主要原因的基礎上,給出了量化比例。結果顯示:不確定因子、制度因子與收入因子中,收入因子是影響居民總儲蓄率上升的主要推動力。杭斌、郭香俊(2009)認為,收入不確定性是我國城鎮居民高儲蓄率現象的主要推動力。
收入分配因素。有些學者從我國總儲蓄結構特征出發,運用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中國資金流量表進行分析。李揚、殷劍峰(2007),翁媛媛、饒文軍、高汝熹(2010),徐忠、張雪春、丁志杰、唐天(2010)等通過建立計量模型對儲蓄率變化的原因分部門做了實證檢驗。一致認為,造成我國高儲蓄率的兩個重要原因是政府部門和企業部門儲蓄的不斷增加。汪偉、郭興強(2011)認為,目標性儲蓄可能是連接儲蓄率與收入不平等之間的一個重要理論渠道,收入不平等和居民的目標性儲蓄可能是造成我國居民高儲蓄率的重要原因。
人口年齡結構。袁志剛、宋錚(2000)分析表明,人口老齡化會激勵居民增加儲蓄,我國居民高儲蓄率的一個主要推動力可能是人口老齡化。鄭長德(2007),鐘水映、李魁(2009)基于生命周期理論,運用我國省級動態面板數據,對各地區人口轉變及撫養負擔變化對儲蓄率的影響進行了估計,結果均認為少兒撫養比下降會導致居民儲蓄率的上升。
宏觀經濟政策。何立進、封進、佐藤宏(2008)采用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城鎮住戶調查數據,基于生命周期模型分析了中國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對居民對家庭儲蓄率的影響。養老金財富變化的外生性,可以作為財政因素來分析其對家庭儲蓄率的影響。研究認為,養老金財富對于家庭儲蓄率存在不同的替代性,但不同的家庭替代效應有明顯差異。
以上研究居民儲蓄率的影響因素,大部分都是從單方面進行分析的,很少考慮綜合因素,本文將在綜合以上影響因素的基礎上,結合劉易斯拐點理論,加入勞動力變化因素,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一:人口撫養比上升會導致居民儲蓄率上升。
假設二:農村勞動力比重減少將導致儲蓄率上升。
三、人口結構效應的實證分析
(一)變量定義及來源
對于影響居民儲蓄率的因素,本文結合以前研究以及數據的可得性,考慮了經濟增長(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人口撫養比、農業就業人口比重、養老保險人口比重。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視為宏觀經濟因素,用GDP表示;養老保險人口比重視為宏觀經濟政策因素,用EI表示;撫養比視為人口年齡結構因素,用TR表示;農業就業人口比重視為勞動力結構變化(人口紅利)因素,用RP表示;儲蓄率用RS表示。數據均為年度數據,考慮到養老保險制度從1989年才開始,故樣本數據區間為1989年到2014年共26個樣本。居民儲蓄率、撫養比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網站、農業就業人口比重、養老保險人口比重來源于“中國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網站。
(二)模型的構建
理論和學者的研究均表明,人口結構變化會對居民儲蓄率產生影響。這可以初步判斷人口結構與居民儲蓄率之間可能存在相關關系,但不能確定兩者是否存在明確的關系,以及人口結構變化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程度如何。因此,建立以下計量模型進一步研究:
RS=C0+C1*GDP+C2*EI+C3*TR+C4*RP+et
其中,C0為常數項,et為隨機誤差項。
在建立上述模型的基礎上,采用向量自回歸模型(VAR模型,是由Smis在1980年提出來的,目前各內部變量的沖擊主要是采用VAR模型)分析人口結構變化對居民儲蓄率的沖擊影響,模型具體方法不再贅述。
(三)數據的檢驗及模型的建立
1.數據平穩性檢驗
本文以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在時間序列關系檢驗前,先要確定時序是否平穩。首先對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來判斷序列的平穩性,本文采用ADF檢驗方法檢驗時間序列是否平穩,檢驗過程中采用SIC準則確定滯后項,結果見表1。其中,D表示變量的差分,ADF檢測類別為(c,t,f),依次表示截距項、趨勢項和滯后項。通過SCI準則為序列選取合理的滯后階數進行單位根檢驗,可選用不帶任何項、截距項和趨勢項的方式進行選擇。
ADF單位根檢驗結果表明,在5%的顯著水平下,RS、GDP、RP、TR和EI都是不平穩的,RS、和GDP經過一階差分后是平穩的,RP、TR和EI經過二階差分后是平穩的。根據檢驗結果,數據不是同階單整的,需要進行協整檢驗,檢驗顯示可以建立RS、GDP、D(RP)、D(TR)、D(EI)的VAR模型。
2.VAR模型的建立及檢驗
通過平穩性檢驗,滿足建VAR模型的必要條件。首先,需要確定滯后階數,考慮到模型的解釋能力和保證模型的解釋能力,根據SIC準則,將VAR模型的滯后階數選擇為2階。參數估計結果如表2所示。
從表2的結果看,RS方程擬合優度較好,R-squared達到了0.933651,說明VAR模型估計效果較好。
為了更好的分析人口結構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以及影響的貢獻度,需采用脈沖響應函數和方差分解進行分析,這需要檢驗VAR模型的穩定性,圖1表明VAR(2)模型的所有逆根都在單位內,說明VAR(2)模型是穩定的。
(四)脈沖響應函數分析
通過以上分析和檢驗可以得出本文構建的VAR模型是一個穩定的向量自回歸模型,在此基礎上可以使用脈沖響應函數分析模型中的變量居民儲蓄率在受到其他變量殘差沖擊時的短期反應。脈沖響應結果見圖2。
通過圖2,我們可以看出經濟增長、宏觀經濟制度、人口年齡結構和人口勞動力結構對居民儲蓄率的沖擊效果。從圖2的脈沖響應函數的分析結果看,當經濟增長率GDP產生一個正向沖擊時,短期內會產生一個負向的反應,然后在第3期產生正向反應并在第4期達到最大后一直波動,到第12期基本產生負向影響并在第19期趨于穩定,說明經濟增長率在中長期的影響還存在。當養老保險人口比重波動EI產生一個正向沖擊時,短期內會產生一個正向沖擊,到第10期轉向負向影響并趨于平衡,說明養老保險人口比重波動DEI產生的影響主要是短期的。撫養比TR產生一個正向沖擊后,在前8期為正向沖擊,轉為負向并在20期趨近于0,說明撫養比TR對儲蓄率的沖擊是短期的。農業從業人口比重波動DRP產生一個正向沖擊時,短期內由負向到正向沖擊波動,并在負向沖擊逐漸平穩,但中長期影響較小。
(五)方差分解
榱爍好的分析經濟增長、宏觀經濟制度、人口年齡結構和人口勞動力結構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程度,并區分影響居民儲蓄率的短期、長期決定因素,本文在VAR(2)模型的基礎上,利用方差分解方法分解出經濟增長、宏觀經濟制度、人口年齡結構和人口勞動力結構的波動對居民儲蓄率變化的貢獻度,方差分析結果見圖3。
從表3可以看出,居民儲蓄率的變化主要受自身、宏觀經濟和人口結構變化的影響。自身影響在前3期仍然比較大,為58.1%,這說明居民儲蓄率有慣性特征。同時,經濟增長率對居儲蓄率的影響一直很明顯,并隨著時間逐步增加,這說明居民儲蓄率受經濟增長率明顯,并且隨著時間推移會增加。養老保險人口比重雖然對儲蓄率也有影響,但比重一直很小。撫養比對儲蓄率的影響在第7期增大到最大后,貢獻度在下降,這也說明了撫養比的影響是短期的。農村人口比重在初期對儲蓄率的影響貢獻度很小,但也有逐步增加的趨勢,這說明勞動力結構的變化將長期影響儲蓄率。
四、結果及建議
(一)經濟增長對儲蓄率的影響是明顯的
從理論分析看,經濟增長會增加財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儲蓄,這與我們在VAR模型基礎上的脈沖響應分析一致。實證分析表明,在短期內,人均GDP增長率與居民儲蓄率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但長期的關系是負相關,而且影響關系是長期的。這與以前研究結果有所不同,這可能與我國經濟增長長期以來是投資帶動,但部分投資是無效的,在一定程度上消耗儲蓄資源。
(二)宏觀經濟因素和人口年齡結構因素的影響是短期的
從分析結果看,養老保險的人口比重和撫養比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在短期都是正向的,但有所不同。撫養比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明顯要比養老保險的人口比重的影響大,這也是符合我國社會現實的,我國傳統文化的“養兒防老”的觀念根深蒂固,反而對社會養老不是很重視。而撫養比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是正向的,也與以前研究成果不一致,主要是因為居民在少兒撫養的觀念改變,更注重教育投資,這需要進行儲蓄,少兒撫養比在總撫養比例較大,從而出現在短期內對儲蓄率的影響是正向的。
(三)農業勞動人口比重變化對儲蓄率變動的沖擊不容忽視
根據劉易斯拐點理論,勞動力剩余到勞動力短缺會導致工資上升。而我國農業從業人口比重一直在下降,隨著我國勞動人口結構的變化,已經出現了部分地區和部門勞動力短缺,工資出現上漲。這與我們研究的農業人口比重對儲蓄率變動的影響是負向的沖擊基本一致,說明我國農業勞動力的轉移導致工資上漲,從而引起儲蓄率上升。
鑒于此,提出以下建議。一是要保持經濟的合理增長速度。經濟增長與儲蓄率的關系是相互的。高儲蓄率伴隨著高投資率,對我國的經濟增長貢獻巨大,而經濟的快速增長也推動了儲蓄率的上升。在短期內,我國經濟的增長動力很難改變,于此同時儲蓄率上升也是必然的,要形成兩者的良性互動,經濟增長需要保持一個合理的速度,新常態下7%的增長率是合理的。二是通過新型城鎮化促進農業人口的轉移。我國新增就業人口減少的大趨勢不可避免,于此同時,農業從業人口比重過高還將存在,這將對我國經濟的發展產生較大影響,需要通過產業升級、加快第三產業特別是服務業等行業來吸納大量農業就業人口的轉移。新型城鎮化將是解決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的重要途徑,應加快新型城鎮發展,促進產業升級和人口市民化。三是拓展投資渠道,促進儲蓄分流。較高的儲蓄率導致高投資率,影響消費;同時也導致我國銀行等間接融資比例過高,金融風險集中到銀行體系。因此,應通過金融市場、貨幣市場等多渠道創新,分流高儲蓄,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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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n the Effect of Change of Demographic Structure on the
Residents Savings Rate in China
――Based on the Theory of Lewis Turning Point
一、我國人身保險需求的狀況及其影響因素
(一)我國人身保險需求的狀況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保險業保持了30%以上的年均增長速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保險需求的快速增長。2003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090美元,首次突破1000美元大關,根據國際經驗,這一階段人們的消費需求開始升級。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人們對人身保險的需求將發生怎樣的變化呢?從經濟學上講,人身保險需求主要是針對消費者有購買能力的需求,即保險的有效需求。這部分需求是人身保險商品使用價值量指標,可以用人身保費收入來表示。用保費收入作為衡量標準,截止到08年底,我國的人身保費總額收入已經達到7337.7億元,增長十分迅速。從人身保險與財產保險的總體上看保險深度(保費收入與GDP的比值)和保險密度(人均保費支出額)也得到了提高,前者從1980年的0.1%上升到3.26%。后者則從0.47元上升到735元。相比于國際標準來看:美國是8.97%,日本為11.07%,印度是2.86%,而保險深度在8%左右的是發達國家,6%左右的是中等發達國家,4%的屬于發展中國家。所以我國仍然處于發展中國家行列。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中國保險統計年鑒》(1988-2008年)
從1978年恢復我國的保險業,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轉型開始,人身保險需求抑制被釋放,得到大幅度增長,1992年中國保險市場開始對外開放,美國友邦保險子公司在上海設立,國外保險公司首次進入中國市場,而在2001年加入WTO后,我國保險業更加面臨新的挑戰跟競爭,各保險公司在競爭中優化管理努力創新險種,提升服務質量,使得我國保險業更加成熟與有效。
所以不管是從保險深度跟保險密度的數據上來看還是從保險業的發展市場來看,中國的保險需求都潛藏量巨大。
(二)影響人身保險需求的因素
1、文化制度因素
我國經歷了長達幾千年的封建社會時期,部分國民都有,相信神權。大部分民眾對保險感到陌生,對于風險的防范或者控制,有時候寧可相信神靈也不會想到去投保來轉嫁風險。受幾千年文化傳統的影響,多數人對于未來不可預測的風險都屬于被動防御型,而不是主動控制型。這只是對風險控制采取被動防御,而不是主動將其轉嫁控制――購買保險――投資小額資金防范可能發生的較大損失。20世紀90年代之前,政府工作人員和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由于受益于國家強制養老和醫療保險,形成了個人風險意識較為淡薄觀念。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政府工作人員和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國營企業、集體企業的員工政府強制保障水平相對下降,養老和醫療的費用逐漸大部分或全部由員工個人承擔,這使得城鎮人口的生活風險加大,從而對商業人身保險的需求大大增加。
2、人口因素
人口對人身保險需求的影響比較直接。從人口總量上說,人口數量越大,對人身保險的潛在需求就越大。我國是第一人口大國,人口數量龐大,對健康保險、意外傷害險這種適合每個人的保險險種,有著巨大的需求。從人口結構上看,人口的就業結構、年齡結構、家庭結構、空間結構等對人身保險需求有明顯影響。人口年齡結構的動態變化,將影響人們對壽險的偏好,從而對壽險市場需求產生影響。隨著我國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醫療技術的進步,人均壽命在不斷的延長,人口死亡率不斷下降,人口老齡化問題十分突出。數據顯示,我國老年人口(65歲及其以上)占總人口的比重從1988年的6.64%,短短20年間,上升到2008年的23.68%,差不多平均每五個人里面就有一個老人,而且這一數字還在增加,這就意味著我國壽險的潛在需求量巨大,壽險需求只會有增無減。另外,獨生子女是各個家庭關注的中心,少兒的健康醫療險也將在人身保險中扮演重要角色。
3、保險替代因素
保險也是一種商品,那么就會存在它的替代品,如社會保障制度,政府跟社會的輔助項目、財政轉移性支出等等。我國目前實施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就是本文研究的商業人身保險的替代因素之一,從1985年開始各地(有個別地區是1984年)紛紛重建養老保險社會統籌制度試點,到1991年國務院頒布《關于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決定》,覆蓋面擴大,包括了企業及其職工和個體工商戶,我國建立了社會統籌養老保險制度。直到2001年開始建立的“統賬分離”養老保險制度,養老金來源由三部分:國家、企業、個人組成,我國的社會養老保險在規模跟覆蓋面上都達到了一定的程度。并且,從1998年開始,政府基本上做到了養老金的按時足額發放,所以隨著我國社會保險的推出跟發展,人們有了基本養老保障,那么會對人身保險需求產生怎么樣的影響呢?是正面的影響還是消極的影響呢?下文將給出量化分析。
4、經濟因素
經濟因素是影響整個人身保險市場最直接、最普遍的因素,其中包括:(1)經濟增長。經濟的增長對保險需求產生較大的影響。一般而言,經濟增長將導致人們收入的普遍提高,生活條件的改善,從而人們對較高層次的需求如安全需求將逐漸重視,進而愿意投資壽險市場來滿足安全的需要。從世界壽險市場的發展來看,經濟越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壽險的發展程度就越高。一般來說,人身保險的需求會隨著經濟增長而同步增長。(2)個人可支配收入。我國人均年收入從1978年的381元,上升到2008年的22698元,可以說是一個巨大的飛躍。根據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人的需求分為五個層次依次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歸屬與愛情需求、被他人尊重的需求以及自我實現需求。當人們的基本生理需求達到滿足以后,隨著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就會有更高層次的需求隨之而來――安全。溫飽問題解決以后首當其沖的就是安全問題,所以我國的人身保險需求應該增長很快,并且應該有龐大的市場。(3)通貨膨脹。通貨膨脹對保險業影響最大的就是壽險行業,通貨膨脹直接影響人們對壽險需求的購買意愿。因為通過壽險分期支付給被保險人的資金(或者利率)是早在購買保險時就確定的,所以一旦發生通貨膨脹,那么到期所得的資金就貶值了,所以在通貨膨脹時期壽險的需求會下降,人們會轉而把資金存入銀行或投入股市以增值保值,而不是用來購買保險。90年代左右由于重復投資和計劃的失控,導致我國遭遇了較高的通貨膨脹率,1985-1995年期間的平均通貨膨脹率高達16-18%,對壽險的需求帶來了負面影響。(4)保險費率。隨著保費費率的上升,即保險商品的價格上升,保險需求肯定會下降,就我國而言,由于保險業才發展不久,所以在保費費率制定上存在很大的不足,相比其他國家而言,我國的保費費率普遍偏高,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會影響我國人身保險的需求。
二、需求模型的建立及回歸結果
(一)變量的選擇
1、被解釋變量
人身保險需求選取1988到2008年的人身保險保費收入――premium,作為衡量指標。
2、解釋變量
我們從上文提到影響因素中選取以下幾個并將其量化。
①國內生產總值――GDP,我國經濟總量指標。
②人均收入――per capital income(PCI),用來衡量我國人均收入的上漲對人身保險需求的影響。
③物價指數――price index,物價指數用來反映通貨膨脹的大小。
④保險企業職工人數――employee,用保險企業職工數來反映保險供給對人身保險需求的影響。
⑤老年人口比重――The proportion of old elderly,用老年人口所占全人口數的比重反映社會人口結構。
⑥為了反映我國社會基本養老保險對商業人身保險需求產生的影響,本文引入虛擬變量D1。
D1=0(1988-1997年,我國社會養老保險初步建立)
D1=1(1998-2008年,我國社會養老保險做到按時足額發放保險金,并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三、對回歸模型的分析與解釋
基于模型對我國人身保險需求的經濟解釋:
(一)解釋變量GDP估計系數與預期相符為都正,說明了我國人身保險保費收入與經濟增長是呈正相關的。我國國民生產總值GDP與人身保險保費收入之間的彈性系數是2.94,表明我國GDP每上漲1%,人身保險保費收入就會上漲2.94%,這也說明我國目前高速的經濟增長是保費收入的巨大推動力,這一結果也符合亞洲地區發展中國家的一般規律,即以經濟增長來拉動保險需求。
(二)解釋變量物價指數(price index)與回歸模型(1)的估計系數跟預期相符都為負,即我國人身保險需求與物價之間存在負相關性,隨著物價的上升保費收入會減少,這也與前文分析相符,但是這一反映通貨膨脹指標的變量是檢驗不顯著的,它存在66.8%的變異,不能很好的解釋保費的變動。本文對此的理解是,我國居民對保險的認識以及對保費費率認知是不足的,并且居民與市場間的信息不對稱或者信息滯后的現象,大部分人都無法對通貨膨脹的發生作出迅速的判斷跟相應的反映,直到發現身邊的物價都上漲,銀行利率上調以后才意識到通貨膨脹的到來,此時才發現通過壽險得到的錢貶值了,才開始減少對壽險的購買,所以在模型(1)中,物價指數這一變量檢驗不顯著,不能很好的解釋人身保險保費收入的變化。
(三)老年人比重,這是反映我國人口結構的重要指標之一,在模型(1)當中,我們看到回歸的估計系數與預期是一致的,都為正數,意味著,隨著人口老年人比重的增加,我國人身保險保費也會增加,但是它卻是檢驗不顯著的,存在53%的變異。本文對此的理解是,由于我國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建立的逐步完善,很多老年人口都得以通過社保獲得經濟來源,所以商業保險養老的比重就沒有想象的那么大了,而且受傳統思想“養兒防老”的影響,在我國大部分老年人都是由自己的兒女贍養,少有購買壽險的想法與舉動。
(四)保險供給。本文采用的保險公司的職工人數――employee作為解釋變量來表示保險供給的大小,在模型(1)跟(2)中,其回歸結果的估計系數均為負,與預期不相符,模型表明兩者呈負相關性,本文對此的理解是:目前中國保險市場處于供大于求的階段,即市場需求不足,如果保險公司只是通過增加員工數量擴大供給來提高保費收入的話,反而會增加公司的銷售成本,使得保費費率中的附加費率上升,導致總保費費率上升,從而使得保險產品的價格升高,反而會使得保險產品的銷售遞減,保費收入降低,所以會出現模型中估計系數為負的現象。
(五)人均收入對人身保險需求的影響,由于模型中引入的是倒數模型,所以1/PCI的估計系數為正,則反過來說明,PCI對人身保險需求的影響是負面的,這個也與預期不符,對此的解釋是,我國正處在發展階段,隨著人均收入增長,居民大部分都是把它儲蓄起來,以應對醫療費、教育費等的支出,或者購買汽車、房屋等耐用消費品,而不是購買保險。而且我國財富分配不均,20%的人口占了總存款的80%,所以在收入差距懸殊的環境下,在收入標準線以下的人有保險需求,但是無法支付,而富人則是買得起,卻不會再次需求,比如一個富人,是不可能買好幾分相同壽險的。所以人均收入對人身保險的需求并沒有很大的正效應。
(六)表示社會養老保險對商業人身保險保費收入替代作用的虛擬變量D1,模型的回歸結果是檢驗顯著,很好的解釋了因變量,但是其估計系數與預期數字相反的,本文認為,由于從1998年政府開始可以足額按時的發放養老金后,人民大眾都開始實實在在的看到或體會到養老保險帶來的益處,于是大家開始紛紛投保,也基于對保險的認識加深,人們除了社保以外也開始自己購買需要的保險商品;另一方面,由于國家提供的社會基本養老保險只能滿足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而已,所以隨著人均收入提高,手頭上有閑置資金的人,也紛紛購買壽險,增加自己的養老金數額。
總的來說,從模型(1)到模型(2)的修正可以發現,物價指數與老年人口比重對我國人身保險的需求影響不大,而GDP、人均收入以及社保制度的實施對人身保險需求的變化有很高的解釋度,鑒于我國保險市場狀況、人們投資習慣與觀念的影響,使得人均收入,保險公司職工數,對我國人身保險需求的影響是負的。隨著我國GDP的快速增長,我國人身保險的需求也會隨之而增長。
注釋:
①倒數模型是一個變量非線性,但是卻是參數線性的模型,倒數模型的一個最顯著的特征是。隨著自變量的無線增大,因變量接近漸近值(asymptotic value)或者極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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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劉易斯拐點;勞動力有限供給;老齡化
一、劉易斯二元經濟模型的勞動力無限供給理論——劉易斯拐點的內容
美國經濟學家劉易斯于1954年發表了論文《勞動無限供給條件下經濟發展》,他在論文中提出了關于劉易斯經典模型的主要觀點:在廣大的二元經濟發展中國家,存在大量的農業和工業部門;在農業部門里,勞動的邊際生產率為零或負數,使得“勞動力無限供給是存在的” [1];由于兩個部門在生產率和工資方面的差距巨大,現代工業部門只要支付一個略高于傳統部門的勞動工資,就可以吸引農村剩余勞動力源源不斷地流入;隨著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農業生產率逐漸提高,農業勞動力生產將會出現拐點,即農業部門的工資隨著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而上升;當傳統部門的剩余勞動力完全被轉移出去,就會使勞動力工資大幅度上升,無論是傳統部門還是現代部門都將以市場工資雇傭工人,至此,農村勞動力不再向工業轉移,二元經濟結構就轉變為一元經濟結構。
在1972年,劉易斯發表了《對無限勞動力的反思》,對劉易斯拐點做了進一步補充。他將劉易斯拐點修成為兩個轉折點即劉易斯第一拐點和劉易斯第二拐點。劉易斯第一拐點指勞動力由無限供給到勞動力短缺;然后隨著農業的發展,農村剩余勞動力進一步釋放,現代工業進一步發展,為吸引勞動力提高工資,直到農業部門和工業部門的工資相當,這就是劉易斯第二拐點。劉易斯闡述了二元經濟模型中勞動力轉移的經典理論模型。
二、對劉易斯二元經濟模型的評價
有人劉易斯理論模型存在一些不足。王春雷認為劉易斯模型的一個最大缺陷是假定農業勞動生產率是不變的,忽視了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對勞動力轉移的影響。[2]周平認為劉易斯二元經濟模型沒有必要創建復雜的數學函數模型,即使用類似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這樣的分析工具也會有效地說明問題。[3]
但是也有人認為二元經濟模型有比較大的理論價值。張志強認為它確立了二元結構的分析模式并且解答了發展經濟學中資本形成的源泉問題。[4]陳躍認為劉易斯的二元經濟模型闡述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過程為研究發展中國家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具有重大戰略意義。[5]
后來的經濟學家不斷地對劉易斯模型進行發展。Ranis和Fei在劉易斯模型基礎上提出了拉尼斯—費模型,更加旗幟鮮明的強調了農業地位與作用的重要性。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托達羅在批評“劉易斯一費景漢一拉尼斯人口流動模型”后,他提出了自己的模型——托達羅模型,提出單純依靠工業擴張不能解決當今發展中國家城市嚴重失業問題,大力發展農村經濟是解決城市失業和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根本出路。“橋根森模型”則突出農業剩余及技術進步的意義。
劉易斯二元經濟模型給發展中國家提供一個新的分析思維方式。中國在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發展后,勞動力市場形成了中國特色,研究中國經濟的勞動力市場實際情況可以發現中國經濟基本符合劉易斯的二元經濟模型。二元經濟模型固然有它的不足,對于發展中國家的中國來說,其理論還是具有重大指導意義。
三、中國是否迎來劉易斯拐點之爭
1、我國沒有迎來劉易斯拐點
孫自鐸指出,我國的農業剩余勞動力至少在 1.5億~2億之間,認為中國的農村勞動力還是很富足的。[6]簡新華、張建偉認為我國勞動力供大于求的現狀在短期內都不會改變。[7]任燕飛認為我國的劉易斯拐點還沒有到來,我國農村富裕勞動力并沒有被完全吸收而是還有約2億的剩余勞動力等待轉移。[8] 劉元春、孫立認為人口機會窗口關閉不等于勞動力短缺,人口機會窗口的關閉反映的只是人口結構轉變的數量關系,與勞動力短缺沒有必然關系。[9]劉偉認為勞動力不僅來源于出生人口還來自資本主義部門的存量,如果大部分勞動力還沒有完全被現代部門吸收,就不能斷言劉易斯拐點已經或即將到來。[10]上述觀點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并未形成最主流觀點。
2、也有少部分學者認為我國還沒到達劉易斯第二拐點,而只是進入了劉易斯轉折區間,真正的劉易斯拐點還沒到來
王德文指出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從無限供給向有限供給轉變,即越過 “劉易斯第一轉折點”但尚未到達 “劉易斯第二轉折點”。[11]李月基于我國經濟發展不平衡角度出發,與臺灣的研究對比得出我國東部地區正在向 “劉易斯轉折點”趨近而中西部等經濟發展落后地區離劉易斯拐點尚遠。[12]持這部分觀點的人是以我國全面到達劉易斯拐點作為判斷我國迎來劉易斯拐點的依據,這里的全面包括時間和空間的完整跨度。
3、我國確實迎來了劉易斯拐點
從勞動力市場供給與需求角度看我國“民工荒”初顯“劉易斯拐點”端倪。2004年開始我國出現了農民工短缺。根據社會保障部對珠三角洲、長江三角洲、閩東南、浙東南等主要勞動力輸入地區和湖南、四川、江西、安徽等幾個勞動力輸出大省進行了重點調查,得出的數據顯示,我國局部出現嚴重的“民工荒”現象。[13]2008年后我國農村勞動力使城鎮轉移活動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中國經濟在經歷了一個中國特色的二元經濟增長階段之后,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特征正在消失,劉易斯轉折點已經初顯端倪。[14]
從農村勞動力剩余角度看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減少,預示著我國勞動力有限供給時代的到來。蔡昉連續撰文,在研討會上發表演說,認為農村勞動力大量剩余已經不符合事實。他要打破“中國農村尚有大量剩余勞動力,‘民工荒’只是暫時現象的神話”,要破解農村剩余勞動力之謎。拋棄過去“假設估計,采取直接觀察做出判斷”的做法。他認為2004年農村勞動力總數為49695萬人,從中要剔除三個部分:一是農業上1.8億必要勞動力;二是鄉鎮企業和外出打工者即已經轉移出去的2億勞動力;三是40歲以上難以轉移出去的勞動力6000萬,那么農村充其量就只有5800萬農村勞動力。[15]以上數據顯示,我國“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儲備幾近枯竭”,[16]我國的勞動力有限供給時代的逼近。
工資上漲和勞動力市場的城鄉一體化進程加快預示劉易斯拐點的到來。根據發展經濟學理論,劉易斯拐點來臨將使得一個國家勞動力供需市場發生新的變化,促使宏觀經濟出現兩個基本特征:勞動力市場上普通勞動力傭工工資將普遍上漲和城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趨勢明顯。農民工在城鎮的務工收入雖然長期以來低位徘徊、增幅極小,但2004年以來農民工的工資漲幅明顯。[17]根據張曉波等人基于對甘肅省農忙和農閑時期的工資的發展演化模式的長期調研發現,“無論其他因素是否被控制,實際工資水平總是不斷地攀升。貧困地區實際工資在加速上漲,甚至農閑時期也是如此,表明剩余勞動力的時代已經結束”。[18]隨著城鄉經濟一體化的發展,“阻礙城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進程的制度正逐步消除,各種有利于農村勞動力城鎮轉移的體制機制正逐步健全與完善,城鄉一體化勞動就業市場己基本形成。” [19]從這也可以看到劉易斯拐點到來的跡象尤為明顯。
人口老齡化加劇與人口紅利正逐漸消失,是劉易斯拐點到來的征兆。蔡昉認為人口年齡轉變的最富生產性的階段會為經濟增長帶來潛在的人口紅利,一個國家或地區如果能夠對這種人口紅利加以充分利用,經濟增長就可以獲得一個額外的源泉,創造經濟增長奇跡。相反,如果人口紅利消失,經濟增長將進入緩慢階段。[20]根據相關資料表明,中國“正在變老”,“未富先老”,人口紅利正在逐漸消失。根據我國的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布的主要數據顯示我國0—14歲人口占16.6%,比2000年全國人口普查下降6.29個百分點,60歲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全國人口普查上升2.95個百分點,其中65歲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個百分點。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表示,我國人口增長已經由“高、低、高”過渡為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長率的“三低”模式。在這樣的模式下,我國人口總數的增長速度放緩,老齡人口比重增加,少兒人口比重縮小。中國將在未來10—20年內步入嚴重老齡化國家行列。另外中國的人口機會窗口從1990年開始,預計到2030年結束。”[21]這表明我國的人口年齡結構提前發生了轉變,人口紅利正在逐漸消失,而“劉易斯轉折點”與“人口紅利”間有著某種正相關的關系,前者的顯現往往是后者消逝的前兆,這使得勞動力有限供給成為現實。
我國是否迎來劉易斯拐點之爭(見上表)
四、結論
第一,我國已經迎來劉易斯第一拐點并且正在接近第二拐點,這就能說明我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了劉易斯轉折區間,勞動力無限供給向有限供給轉變。伴隨而來的我國的人口紅利轉型提前完成使每年的出生人口會逐漸出現負增長,老齡化日益嚴重,給經濟發展提出了新的挑戰。
第二,對于劉易斯拐點對非經濟因素的影響的分析缺乏研究。很多學者能證明劉易斯拐點對中國制造業等經濟因素的影響,但是鮮有人從制度方面考察了劉易斯拐點對中國的非經濟影響。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凸顯了我國人老齡化趨勢嚴峻,如何做好防范老齡化危機的問題擺在了我們面前。建設與完善養老保險制度是化解老齡化危機的關鍵所在,這也正是劉易斯拐點給我們的非經濟方面的警示。
第三,部分學者研究采取實證研究與規范研究相結合,更加注重實地調查,并通過查閱大量文獻資料,分析與得出結論;也有側重于通過國內外的劉易斯轉折過程的對比與借鑒,結合我國勞動力市場的現狀,提出自己的觀點和預測。
第四,很多學者主要是通過文獻法、比較分析法、個案分析與案例分析來研究與分析,多數學者更加側重文獻法與案例分析法,而對比較分析法采用的相對較少,而個案分析法在部分文獻中有出現。
第五,通過大量的文獻收集、整理和辨析,得出的結論是:劉易斯拐點的到來預示著中國進入到勞動力有限供給時代,正面臨著一個轉型環境,探討完善我國養老保險制度政策可以為經濟發展提供更好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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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1992年以后,我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競技體育管理體制也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進行了相應的改革。但與我國競技體育的發展與改革相比,對運動員的社會保障明顯滯后,保障水平在全國各行業中屬于中下游水平。社會保障的滯后發展帶來了一系列問題,尤其是退役運動員的生活保障問題,引起了廣大體育工作者和學界的極大關注,它已成為嚴重阻礙我國競技體育事業進一步發展的一大不利因素。因此,為退役運動員提供經濟補償和養老保障,解除后顧之憂,對我國競技體育的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
一、退役運動員的養老保障問題
養老保障是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退役運動員養老保險是指運動員因職業的特殊風險損失和退役后養老的基本需要而給予補償的保險制度。我國對國家級運動員是有良好保障的。根據規定,運動員傷殘或者亡故,最高可獲得30萬元的賠償,擁有世界冠軍頭銜的運動員最高獲得60萬元的賠償。但畢竟,國家隊運動員和世界冠軍是少數,在競技體育中更多的是那些默默無聞的運動員,他們可能沒有得到過冠軍和榮譽,但是他們卻在訓練中付出同樣的甚至是更多的艱辛,落下各種傷病,他們是亟需保障的一個群體。此外,在各級各類的運動隊中,有些運動員在訓練初期被上一級教練選中,但在比賽中并未取得優異成績,甚至未曾正式進隊,教練又讓其回到原籍。這些運動員在訓練中沒有出成績,卻耽誤了文化課的學習,直接導致退役后的出路問題。由此,為各級各類運動員設立退役養老保險十分必要。2006年11月由國家體育總局、財政部、勞動和保障部三部門聯合印發的《關于進一步加強運動員保障工作的通知》,指出運動員的社會保障包括醫療保險、失業保險、養老保險、住房公積金等方面,《通知》將運動員養老保障工作納入到國家保障工作的制度體系中,使運動員養老保障工作進入制度軌道。但是,退役運動員的養老保障不僅涉及到我國社會保障的總體安排和制度設計問題,還涉及退役運動員群體的特質性,涉及到我國競技體育改革中各種制約因素。
1、養老保障的可及性問題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基本上把退役運動員的安置和擇業讓位于市場。而針對運動員群體特質性的社會保險制度安排卻沒有相應跟進,給退役運動員養老保障帶來很大的困擾。
第一,退役運動員的就業、生存壓力大,養老難保障。長期以來,我國的競技運動把運動成績作為質量管理的單一評價指標,運動員的生存技能過于單一,個體素質和社會需求相脫節,難以適應社會的需求。一旦退役,幾乎成為“文化知識的廢人”和“身體的廢人”,他們就業難、收入無保障、傷病多,生活問題難以解決,是勞動力市場的弱者。即便是政府加大了救助和幫扶的力度,保障面仍然很窄。據《北京晨報》報道,中國運動員保障主要集中在對“優秀”運動員的保障,如安置就業必須獲得過世界三大賽的冠軍,一般運動員退役后要自謀出路,生活難有保障。根據國家體育總局人事司2002年編制的《全國體育人事工作調研報告》,我國每年大約有3000名以上的運動員退役。在湖南等8個省區,處于待業的退役運動員,占全部在隊運動員人數的28.9%,占運動員編制總數的24.2%,其中寧夏回族自治區比例高達78%,是在訓運動員的3倍,滯留運動隊時間最長的達21年。另據《南方周末》報道,被譽為“金牌工廠”的遼寧體院,2002年積壓的待分配人員有數百名,2003年獲得各種冠軍的就有數十人。國家體育總局的數據顯示,2002年該省待業比率達34.5%。
與嚴峻的現實不相稱的是,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安排并沒有給職業運動員帶來有效的保障。這有我國整體上社會保障功能不強的原因,也說明職業運動員這個群體還游離在制度設定之外,從政策層面看,則是對運動員的保障無論是理念還是具體措施都相對滯后,但其中最重要的問題,還在于制度設計不完備,缺乏群體的特質性。
第二,制度設計缺陷,養老保障可及性差。1997年7月我國建立了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企業職工養老保險模式,運動員的養老保險類比企業職工養老保險模式,執行結果具有明顯的“不適應性”。首先,運動員作為特殊人群,他們退役之后身份各異,有國家干部、合同制工人、學生,更多的人處于待業狀態,如果將其簡單納入城鎮職工養老保險體系,必然存在因身份差異而導致的待遇不公。其次,那些長期處于待業或就業狀態不佳的傷殘運動員,很難形成養老金積累。因為現行政策規定享受基本養老保險金需要具備兩個條件:一是達到國家法定退休年齡;二是在基本養老保險覆蓋范圍并且參加保險繳費期限滿15年,職工達到法定退休年齡且個人繳費滿15年。個人繳費年限累計不滿15年的,退休后不享受基礎養老待遇。競技體育的特點決定了運動員傷殘的不可避免性。傷殘不僅發生在運動當期,還發生在延遲性上。延遲性是指運動員的傷殘有一定的潛伏期,退役前沒有表現出來,退役后,由于身體機能的退化,傷殘逐漸表現出來,并且隨著身體機能的退化,傷殘有越來越嚴重的趨勢。顯然,這一部分人退役后很難再就業或就業的穩定性差,養老金的繳費年限和累計繳費將無從談起。再次,目前的養老保險待遇偏低,保障功能有限。按規定,國發[1997]26號文件實施后參加工作的新人,繳費年限累計滿15年,退休后按月發給基本養老金,基本養老金替代率為59.2%,其中基礎養老金35%,個人賬戶養老金24.2%。無論是基礎養老金,還是個人賬戶養老金,制度設計作為參保者的養老金替代率,都只是勞動者退出勞動崗位那一時點的替代比例,隨著經濟發展和人們收入水平的提高,退休者的養老金相對收入水平會趨于下降。對于傷病纏身的運動員而言,工作年限短,日常需要耗費大量的醫療費,基本養老金顯然不足其用。
第三,制度涉及的對象性問題。首先是制度的指向性。究竟為運動員提供的養老保障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制度,還是僅僅作為國家統一制度在體育領域內的運用,是必須考慮的問題。這里涉及到運動員參保時間如何確定的問題,繳費記錄是否可被統一制度接受,保險費和保險金如何轉移接續?運動員退役后失業或待業的,只要個人愿意繼續繳費,是否可以視同繳費年限,領取養老金,該責任又由哪個部門負責?等等這些問題目前都沒有一個相應的政策框架。其次是覆蓋范圍問題。運動員養老保險制度的覆蓋范圍是什么呢?目前沒有確定。即使我們認定運動員的養老保險應該覆蓋所有運動員,而不僅僅是優秀運動員,如何確定運動員的參保條件也是一個問題。有學者指出,運動員在訓期間身份較為特殊,有的是國家干部,有的是合同制工人,還有的是學生身份,對其納入到社會保險體系就存在一定的困難。因此,以什么標準界定運動員參保和參保待遇值得考慮。
2、體育保險發展緩慢,養老保險亟待開發
體育保險是指各商業保險公司,按照市場化和商業化的原則,為體育運動和體育產業提供的保險。自桑蘭、姜濤等事件后,我國已有2萬多名運動員自己付費購買了體育保險。但相較于國外成熟發達的體育商業保險,我國目前基本上還處于起步階段,發展相當緩慢。最早提出體育保險設想是在1995年3月,當時11位全國政協委員向八屆全國政協會議遞交提案,要求給那些曾為我國體育事業做出貢獻的優秀運動員、教練員建立傷殘保險和養老保險制度。1996年,香港南華體育會主席洪祖杭先生向中華全國體育基金會捐款1200萬元,用于建立專項保險基金,為國家隊運動員進行保險。同年5月30日國家體育總局正式批準設立中華全國體育基金會體育保險部,作為體育保險的職能部門。閉在國內,體育保險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體育產業保險,一類是運動員保險。從國外的成熟經驗看,保險作為一種商業性分攤損失、轉移風險的經濟手段,能夠更好的發揮其經濟補償作用。從我國的情況看,商業養老保險發展滯后,體育保險大多還停留在一些傳統險種上,缺乏針對性。主要原因在于:
從供給方面看,我國目前還沒有專門的體育保險公司,體育保險業務只是商業保險公司經營業務的一部分。由于受諸多因素影響,發展速度緩慢。表現為對體育保險市場開發的意識不到位、專業性不強、保險產品險種少、條款粗、理賠難、服務差等問題:一是險種少,投保人缺乏選擇空間。目前,國內專門的體育保險產品非常少,相關險種只有《綜合責任保險》和《意外事故保險》。僅有的險種,也存在費率高、條款缺乏靈活性等問題。生命人壽保險業相關人士表示,國內的體育保險產品大多是公眾責任險、人身意外險、財產險的變種組合,養老保險等產品在國內至今還是空白。二是條款粗。由于一些保險公司生搬硬套現有的格式化產品,條款不細,權利和義務規定和體育本身的特點不匹配,保障范圍不夠全面,難以滿足要求。三是缺乏熟悉體育、保險和法律的人才,尤其缺乏精通精算技術、理賠核賠技術及保險公估技術的人才,難于開展業務。四是業務對象過于單一導致逆向選擇,業務風險無法分散,使保險費率居高不下,缺乏市場競爭力。
從需求方面看,一是運動員的保險意識仍然不夠。長期以來,我國體育實行舉國體制,運動員由國家出錢培養,由國家撥發工資,有傷病由國家出錢治療,養老和轉業多由國家負擔,各種大型體育賽事的風險也由國家承擔,這種隱性的社會保險使體育運動主體缺乏風險意識,有的甚至心存僥幸。二是投保能力不足。投保能力是指體育運動主體客觀上有沒有能力購買體育保險。總體上看,雖然目前我國體育保險有非常大的潛在需求,但是一般運動員收入水平都不高,難以支付保費,一些俱樂部、運動隊及體育企業由于經營和管理體制方面的原因,經濟效益不好,也無力為運動員投保。
從外部因素看,一方面,體育保險經紀市場發展滯后。成熟完備的保險市場應包含保險人、中介人和投保人三大主體。體育保險經紀人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歐洲已經有了成熟的運動員保險市場,通過經紀公司購買保險的投保人占投??側藬档?0%。相比而言,中國的保險經紀市場發育較晚。全國僅有“中體保險經紀有限公司”一家專業體育保險中介公司,這與我國龐大的運動員保險市場極不協調。另一方面,現階段我國體育保險的相關法律法規覆蓋面窄、比較零散、條款陳舊,和現實脫節且不成體系,嚴重制約了我國體育保險業的發展。
二、退役運動員養老保障制度的重構
我國運動員平均每年的淘汰率大約為25%,如果恰逢奧運會、亞運會、全運會年,淘汰率甚至會達到或超過40%。每年平均約有2700名運動員退役,運動員的再就業面臨走向人才市場和雙向選擇的問題。考慮到運動員職業是青春的職業,運動員從青少年時期或更年少的時候就進入運動隊,這使他們失去了其他獲得機會,這些機會成本理應得到補償。運動員退役養老保險旨在為運動員因職業的特殊風險損失和退役后養老的基本需要給予補償。
1、強化政府責任,完善制度設計
運動員過去的養老問題由國家和職能部門負擔,改革后將運動員納入社會養老保障體系,是必然的選擇。但是,改革的成本不應該完全由退役運動員個人承擔。如果將退役運動員養老保險類同職工養老保險,要他們依靠個人賬戶養老,是不合理的,因為他們的個人賬戶基本上是空的,這實際上存在一個國家沒有對他們付出的貢獻做補償的隱性負債問題。為此,應該由國家通過專項財政支出來填補“空賬”。從長遠看,需要在制度設計方面更有作為。首先,必須強化政府主導作用,設立專項養老基金。其次,堅持公平性原則,調整和改變“一刀切”的做法,對從事運動強度大、易受傷、對身體健康危害大的運動項目運動員的養老保障作相應的政策傾斜,讓他們享受高于社會平均水平的養老保障待遇,這即是對運動員的生存保障,也是對從事高危運動項目的一種激勵。再次,堅持統一協調性,政府必須統籌退役運動員的就業安置、工傷保險、意外傷害險、醫療保險、福利與優撫問題,促進各項保障功能協調到位。
2、建立多支柱的運動員養老保障體系
考慮到運動員的特殊風險,應該建立一個多支柱的運動員養老保障體系。建立多支柱的養老保險制度是各國社會保險制度改革所遵循的一項共同思路,它既能夠減少政府責任,又能夠為被保險者提供更全面、更豐厚、也更安全的退休保障。我們認為,我國運動員的養老保障可包括基本養老保險、運動員補充養老保險、補償性養老福利金和商業養老保險等四個方面。
基本養老保險?;攫B老金由政府從財政中列支,設立運動員保險專項基金,向所有運動員提供,其資金來源于體育事業經費。在繳費年限上可以考慮給予運動員一些特殊權利,如將人隊訓練時間視同工齡和繳費起點,縮短繳費年限,運動員退役后失業或待業的,只要個人愿意繼續繳費,可以視同繳費年限。在給付待遇方面,依貢獻不同給予區別:(1)對人隊時間較短、運動成績一般的運動員的給付。從運動員人隊當月起,參照社會養老保險繳費辦法計繳,由國家和個人分別按規定比例向個人賬戶注入基金進行積累,其總額與社會養老保險相當,運動員退役后即可轉入社會養老保險體系中。(2)對有卓越貢獻的運動員的給付。這些運動員的養老金給付應不低于傷殘或者亡故的賠償金額。
運動員補充養老保險。補充養老保險類同于企業年金,由國家體育總局設立,向所有運動員提供。采用待遇確定型模式(db計劃),即運動員將來退休時的待遇水平是預先確定的,等到退休時直接支付養老金。待遇標準因工齡長短與貢獻大小而異。替代水平可參照企業年金替代水平的最高限即25%為界。補充養老金主要從福利彩票收入、體育賽事的門票收入、電視轉播收入、廣告收入、俱樂部冠名權等商業性收人中提取作為保險基金。
補償性養老福利金。運動訓練是一項青春職業,運動員大多數是從少兒時期就開始專業訓練,把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用在超負荷的運動訓練,技術要求高、勞動強度大。短暫的運動生涯過后,不但留下了不同程度的傷病,還錯過了人生的最佳學習時機,為國家奉獻了自己的青春。設立養老福利金作為對退役運動員的補償,是社會對他們的回報,也是黨和國家對他們負責和關心愛護的最直接體現。補償的社會學依據是社會交換理論,其重要特征是用代價和報酬分析社會關系。補償概念有兩點必須明確,其一是補償不同于獎勵,獎勵是針對人們的貢獻和成績而做出的,不涉及損失;其二是補償也不同于單純的賠償,賠償大多是針對損失而言。補償含有獎勵的貢獻因素和賠償的損失因素,是二者的結合形態。問補償金的給付以工齡為依據,資金來源于運動員培養費,可從中拿出部分作為運動員補償養老福利金。商業養老保險。在國家社會保障的制度框架下,大力發展體育保險事業,鼓勵運動員參加商業保險。國家體育行政主管部門應出臺相應的優惠政策。如參加養老保險的保險費直接從其個人所得稅中扣除,主管部門協助保險公司開發新險種,加強精算,降低保險費率等。就當前而言,鑒于我國保險公司開發的體育保險險種少、費率高、保障范圍窄等問題,體育行業可考慮加強行業自保和互助保險。事實上,在桑蘭事件后,我國已經建立起運動員的互助保險,但是這一制度還有待進一步完善。
3、加強體育保險相關法制建設
據2005年全國l%人口抽樣調查,我國現有60歲以上老年人口1.44億.占全國總人口的11%。其中,近60%的老年人口分布在農村。我國將于2010年迎來老年人口的大爆發,老年人口年增長數量將達到800萬人以上,到本世紀中期,全國老年人口將達4億,其人口比重將升至20%以上。并在此高位上持續十年左右。換言之,我國正面臨老齡化浪潮洶涌澎湃之勢.社會老齡化中的民生問題亦日益凸顯。其中,處于社會底層的農村老年人的生活狀況最為艱辛,他們中的不少人正在演變為新的貧困群體。
一
與先行的老齡化國家比較,我國進入老齡社會有三大特征:一是時間短、速度快。我國僅用了不到30年的時間走完了歐美發達國家近百年的歷程,并以平均每年3%的速度快速推進。二是數量大、延續時間長。我國現有老齡人口已占到世界老齡人口總量的20%強,占亞洲老齡人口的50%,如此龐大的老齡人口的社會還將延續半個多世紀。三是未富先老。歐美國家是在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5000—10000美元時進入老齡社會的,有財力和實力應對人口老化,而我國則是在人均l000美元時就提前邁過了社會老齡化的門檻,老齡社會的不期而至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了嚴峻的挑戰。所有這些特征,在我國現實的二元經濟結構中,農村較之城鎮表現得更突出、更嚴峻,也更具危險性。
由于工業化、城市化的迅猛發展.農村青壯年勞動力涌人城鎮.農村留守人口主要由老人、婦女和兒童組成。據對湖北省若干縣的調查,老年人口約占農村留守人口的30%.該比例大大超過我國人口老化的平均水平,使得農村人口老化速度遠遠快于城鎮。加之農村老年人口基數大,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滯后.“未富先老”所帶來的社會問題更為突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農村老年貧困問題。五普資料表明,城市老年貧困人口占絕對貧困人口的10%一14%,農村則高達25%一31%??梢?,農村人口老化正在滋生著新的貧困群體.該群體不僅隨人口增加而擴展,還隨其年齡增長而加大貧困的程度。農民是社會的弱勢群體,而農村老年人是弱勢群體中的弱勢。他們的生存狀況往往被忽視,他們的愿望和呼聲往往無處表達.他們處在社會的最底層.解決他們的困難應成為整個社會和各級政府必須關注的民生熱點和焦點,消除農村老年貧困已成為當今社會反貧困的當務之急。
二
導致農村老年貧困的客觀因素是多方面的.歸納起來主要有三類:
一是勞動參與方式。五普資料顯示,我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中,退出勞動力市場的城鎮老人占87%,農村占50%:繼續參與勞動的老年人為33%。眾所周知,由于二元經濟結構模式,我國城鎮職工退出勞動力市場后大多都享有養老的社會保障,而農村則因維持著傳統的勞動參與方式,沒有建立起養老的社會保障制度。農民是通過一家一戶的勞動為自己提供收入保障.這種勞動方式沒有年齡界限,一般情況下.是否退出勞動只能視家庭經濟狀況和個人健康條件而定。有調查顯示,城鎮有七成老人能享受到離退休金,而農村只有4%的老年人擁有離退休金,絕大多數老年人沒有固定收入來源。由于農村經濟發展的相對滯后,農業勞動收入的相對低下,剛剛滿足溫飽的農村家庭及其老年人難以顧及養老積蓄。這使得農村老年人退出勞動的時間更遲.參與勞動的時間更長。盡管現實農村老年人大多擁有承包的土地,從理論上可視為養老保障,但因為老年人喪失的正是勞動能力,加之土地流轉難,使其在體力日衰后難以維持老年生活,而更易陷入貧困之中。由此可見,對于步人老年的勞動者而言,因勞動參與方式所導致的城鄉差別就是農村養老社會保障制度的最大欠缺。
二是農村養老保障方式。養老保障方式可分為三個層次:社會養老保障、家庭養老保障和自我養老保障前述城鄉勞動參與方式不同,決定了現實的中國農村普遍缺乏社會養老保障。而通過儲蓄和購買養老保險的自我保障雖然有助于老年生活.但因農村經濟條件普遍欠缺,多數農村老人一生無積蓄或儲蓄甚少,養老的自我保障僅限于少部分富裕起來的農村家庭和個人。只有家庭養老保障過去是現在也仍然是農村養老方式的主體。
現實農村的家庭養老是傳統養老方式的延續。雖然當前的農村老年人大多屬多子女家庭,具有傳統意義上養老的家庭人力資源和經濟基礎,但是.傳統的養老方式在急驟的社會變遷中遭受到強烈沖擊。這種沖擊一方面表現為,家庭的小型化使得老人與已婚子女分家.以及人口流動導致“空巢”家庭大量涌現。家庭養老功能不斷弱化。另一方面表現為,農村家庭養老長期以來完全依賴于個人自覺和風俗道德約束,隨著農村代際鴻溝因價值觀和倫理道德觀差異而加深,老年人的社會和家庭地位被邊緣化,加之老年人維權意識淡薄,致使農村歧視老人、不履行贍養義務等問題較突出,虐待、遺棄老年人的現象也時有發生,有的子女甚至一味將自己的贍養義務推向政府和社會,使得農村“有兒有女的老人不如無兒無女的老人有保障”(“五保”老人可享受社會救濟和福利)的現象普遍存在,尊老敬老助老的和諧社會氛圍缺失。盡管近年來不少地方啟動了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因其待遇水平較低.能享受的還只是極少數人,大量老年貧困人口的生活仍然艱難,維系和支持家庭養老已成為農村新的社會問題。
三是農村老年人致貧因素。從個體來看,由于農村養老以家庭為主體,老年貧困首先源于家庭貧困。家庭貧困既可能是受當地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也可能是因家庭勞動力缺乏或家庭成員疾病、生活能力欠缺、婚變以及意外災害等多種兇素所致。其次。老年貧困源于其自身的衰老和疾病。農村老年人整體生活條件差、醫療水平低,大多數老年人都或多或少地患有諸如風濕、類風濕等慢性疾病,或是高血壓、心臟病等突發性疾病,體弱多病和生活無依靠,兇病因老致貧成為老年人難以回避的窘境。從所處環境來看,一地農村的貧困會推動青壯年人口的外出,青壯年勞動力的流出又阻礙了當地農村致富的步伐,進而加劇了農村的貧困和人口的老化,由此形成了貧困一人口老化一加速貧困和人口老化的怪圈,致使農村的貧困往往與老年人相伴相隨。
除了上述客觀因素外,導致農村老年人貧困還有著主觀原因。不可否認的是.在人口老齡化的初始階段,各級政府對老齡社會的思想認識和準備都不足,造成農村養老保障機制建立緩慢,導致政府投入少、社會養老起步晚、社會關懷乏力等一系列制度性缺失。即便是已建立的農村社會福利和社會救助的投入也嚴重不足。據調查,在農村,能享受到現有的“五保”供養、最低生活保障以及困難救助等方式以維持基本生活的老年人很少,九成的老年人無法通過社會養老渠道獲得基本生活保障。在一些經濟欠發達地區,還存在著不少應保未保的“五?!崩先?,有些地方還在供養標準上大打折扣。
三
毫無疑問,農村人口老化正隨時間的推移而加速,盡快消除和杜絕老齡人口貧困化現象的演變和蔓延,已成為各級政府當前應對老齡社會防微杜漸、未雨綢繆的緊迫任務。國際經驗表明,政府作為主體介入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領域,大都在工業有能力反哺農業的工業化中期。中國現已步入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社會發展階段,完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經濟社會條件正在形成。尤其是在“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不斷深化中,關注民生已成為政府職責的中心要義,解決農村老年人貧困問題的經濟政治基礎業已奠定。
從我國人口轉變看,當前仍是收獲“人口紅利”的最佳時期,也是解決農村老年貧困的有利契機。人口研究表明,在人口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長率”轉變的過程中,當出生高峰期人口步入勞動力(國際標準是16—64歲人口)范疇時,人口年齡結構會出現兩頭小、中間大的特征.即需要贍養的老齡人口少,需要撫養的少兒人口經計劃生育后也少,社會總撫養系數低,而勞動力資源充沛。由于這種人口年齡結構對社會快速發展最為有利,為社會財富的積累創造了最佳人口環境,被稱之為“人口紅利”,我國30年改革開放的成功也得益于該“紅利”的收獲。據測算.如果維持現有生育水平,中國勞動力人口的增長還將持續至2033年.達到高峰12.14億(注:取人口預測高、中、低三方案的中方案數)。2009年中國社會總撫養系數將降至建國以來的最低點37.82.隨著建國后首波出生高峰期人口步入老年階段,勞動力人口開始萎縮,總撫養系數轉而上升,2020年上升至43.06,2050年將高達63.40。即是說,中國“人口紅利”最豐厚時期還有十多年,但隨人口老齡化的到來,社會撫養系數的逆轉上升會隨時間推移而加速,屆時勞動力資源的競爭優勢也將隨之弱化。因此,充分利用此時機,通過加快實施農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來積累社會財富,應對不斷加速和加壓的人口老齡化問題勢在必行。
當然,農村老年貧困是一個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性問題,其涉及面廣、情況復雜、難度大,并非能一蹴而就,即便具備了上述有利條件,解除農村老年貧困的工作依然是困難且艱巨的,以目前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看,完全由國家和集體大包大攬起來是難以做到的。因此,它既需要有長遠籌劃和部署,又需要有近期的具體措施和安排。
從長遠看,關鍵是建立健全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以最終解決農村的社會養老問題。要從農村實際和農民特點出發,根據不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集體經濟承受能力和農民富裕程度制定配套政策和制度,設置多層次保險方式。要重點解決的問題:一是增加財政資助和法律的強制性,變現有的與商業養老保險并無二致的農村養老制度為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保障制度。至于財政支持的力度問題.依據西方的經驗,“政府投人多,公平程度不一定高:但政府投入少,公平程度往往偏低?!币蚨?,“低標準、高覆蓋”可成為現實農村養老保障制度變革的原則。二是創新制度設計和增加制度彈性,不僅要改變現行農村養老金偏低無法養老的現象,還要為實現城鄉養老保險制度的對接創造條件。三是拓寬農村養老保險基金保值增值的渠道。四是在制定農村土地流轉的相關政策時.要加強對養老保障的關注,促進土地保障向社會養老保障的轉換和銜接。如,在依法保護農村老年人的土地承包權、經營權的同時,要依法確定贍養人有義務耕種老年人承包的田地,收益與老年人共享以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來源。又如,要妥善解決被征土地的老年人養老問題,確保被征土地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和長遠生計.并將其逐步納入到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之中。
從近期看.關鍵是探尋多種靈活、有效且又切實可行的措施.遏制住農村老年人貧困勢頭的蔓延,以杜絕后患:同時,營造出養老敬老的社會文化和氛圍,提升社會文明程度。重點工作應從下述三方面著手:
其一,加大農村豐十會救助對老年貧因人口的覆蓋和傾斜,逐步建立非繳費性農村老年津貼。事實證明,社會救助足緩解貧困的有效方式之一.即使在社會保險和社會福利制度較完善的發達國家,社會救助在社會保障體系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近年來,我國各地陸續出臺的農村低保政策已顯示出政府加大了對農村社會救助的強度。例如,湖北2007年始建的農村低保制度,已有110萬農村人口受益。其中,老年貧困人口約10萬人(不含“五?!睉?。但因其初創,標準偏低,覆蓋面窄,仍難以解決農村養老中的貧困問題。加大農村養老的社會救助無疑是解決當前老年貧困的有效途徑,但是,如何建立長效的養老救助制度,如何將老年貧困納入到農村社會救助制度之中,應該成為當前有條件的農村地方政府工作的重要內容,予以試點和嘗試。建議將農村養老救助制度逐步轉變為非繳費性的老年津貼。所謂非繳費性養老津貼.是相對于現行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以繳費為資格而言的,農村養老社會救助制度則是建立在以實際收入來界定資格的基礎之上。如對年滿65歲以上的農村居民,其家庭人均收入低于當地老年津貼標準(可以當地農村最低生活保障線為參照),便可從當地政府領取養老津貼,以實現老有所養,緩解現實的老年貧困問題。
另外,以社會公平理念論,由于人口控制直接削弱了家庭的養老功能,計劃生育戶的老年人是最該享受社會求助的群體。盡管我國已經實行了“農村計劃生育獎勵扶助制度”,夫婦一方或雙方年滿60周歲時,可領到每人每年600元的養老扶助資金,但這與他們所作的貢獻相比是不相稱的,尤其是那些因缺少勞力而陷于生活窘境的家庭,該獎勵就更顯得杯水車薪了。農村計劃生育獎勵扶助的水平應隨經濟社會發展和通貨膨脹等因素的變化而逐步提高,計劃生育戶的老年人還應該可以同時享受老年津貼。
一、當前甘肅省人口老齡化的結構特點
自2005年甘肅省進入老齡化階段以來,老齡化呈現出了以下特點:
(一)人口老齡化速度逐步加快
2006年我省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為7.35%,2007年為7.49%,2008年為7.58%,2009年為7.59%,2010年達到了8.23%,逐年增長的數據表明了我省人口老齡化的速度穩中有升,人口老齡化趨勢進一步加劇。近年甘肅省人口年齡結構如表1
根據上述統計資料可以看出,甘肅省自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以來,0—14歲人口比重除2005年外,呈逐年下降趨勢;65歲以上人口比重逐年上升,老少比越來越大,并呈現出加速狀態。另外,由于人口增長慣性和經濟社會發展條件的綜合影響,未來幾十年甘肅省人口將出現總量持續增長、人口年齡結構老化迅速的基本態勢,將迎來人口總量、勞動年齡人口和老年人口“三大高峰”。人口發展趨勢充分表明,今后甘肅省的人口不僅是數量過多問題,還交織著素質、結構、分布等問題。
(二)老齡化程度城鄉差異較大
甘肅省人口老齡化的不平衡性具有兩頭突出的特點,一方面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落實以及醫療衛生技術、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口壽命得到大幅延長而表現出的城市人口超前老齡化。另一方面,在農村表現為青壯年勞動人口大量外流而使農村地區人口老齡化程度迅速提高。由于經濟條件、生育水平等方面的差別,城鄉間老齡化進程呈現出不同步現象。
(三)甘肅省目前尚處于“人口紅利期”
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齡化加速的同時,少兒撫養比亦迅速下降,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達到較高水平之前,將形成一個總人口“中間大、兩頭小”的結構。這一時期勞動力供給充足,社會負擔相對較輕,儲蓄和投資增長,有利于社會經濟的發展,被人口經濟學家稱之為“人口紅利”。
根據甘肅省人口年齡結構發展數據統計,近10年全省0-14歲人口總量和比重基本呈逐年下降趨勢;15-64歲人口總量和比重基本呈上升趨勢; 65歲及以上人口總量和比重呈逐年上升勢頭。國際上一般認可的“人口紅利期”人口撫養比例小于50%,根據國際通用標準,現階段甘肅省總撫養比不超過40%,尚處于“人口紅利期”。本時期省內勞動年齡段人口的增加,一方面可以促進經濟的發展,人口負擔系數最小;另一方面,充足的勞動力供給也使全省面臨著較大的就業壓力。
(四)老齡化現象超前于社會經濟的發展
一般情況下,經濟發展、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齡化三者大致同步,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我國人口的生育意愿并非是主動選擇性的降低。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人口老齡化在經濟發展水平不高,人民生活水平還較低的情況下就到來了。發達國家在進入老齡化社會時,人均GDP在10000美元以上,我國進入老齡化社會時人均GDP約1000美元。在國家老齡化的大背景下,甘肅省也呈現出人口老齡化超前于社會經濟發展的現象,即“未富先老”。
從表2中可以看出,甘肅省自2005年以來GDP總量與人均GDP兩項指標雖然在不斷上升,增幅也較快,但GDP在全國比重中不足1%,排列位次在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中位列第27。甘肅省在全國屬于較為貧困的省份,在2005年進入老齡化社會時,人均GDP僅為913美元,“未富先老”表現極為突出。
二、甘肅省人口老齡化形成原因
針對甘肅省人口老齡化的現象,分析其中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生活水平、醫療衛生保健事業水平提高。隨著全省經濟社會的迅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以及醫療衛生保健事業的改善,使全省人口人均壽命得到不斷提高。改革開放30年來,全省人口人均壽命已由原來的65歲提高到了71歲,老年人口逐漸增多,從而人口老齡化進程逐漸加快。
其次,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計劃生育政策使甘肅省乃至全國生育率大幅下降,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孩子作為增加家庭勞動力,提高家庭收入水平的作用越來越??;相反,由于生育、養育及教育孩子的成本不斷上升,使育齡人口生育意愿下降,出生率的不斷下降加速了人口老齡化進程。
再次,甘肅省人力資源的全社會范圍內的流動。隨著區域經濟發展的差距不斷拉大,甘肅省內勞動力資源向全國經濟發達地區流出,雖然也有從其他地區流入甘肅的勞動力人口,但綜合雙向流動來看,凈流出人口為正數。從流出人口年齡結構分析,勞動年齡人口占絕大多數。針對城市、農村人口老齡化不同步的現象,鄉村人口老齡化的加快與外出流動人口也有一定的關系。20世紀90年代,甘肅省農村出現大量剩余勞動力,青壯年勞動力大規模向城市流動,青壯年勞動力的流出加速引發農村常住人口年齡結構發生變化,老年人長期在家留守,造成農村空巢老人增多,使得鄉村人口老齡化程度加快。
三、人口結構老齡化對甘肅省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
人口老齡化給甘肅省的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發展帶來了深刻影響,無論是從勞動力供給能力、儲蓄水平、消費結構、產業結構、社會保障哪個角度考慮,越發龐大的老齡群體都向社會提出了新的挑戰。具體而言:
(一)人口老齡化對勞動力供給的影響
鑒于甘肅省目前的經濟和就業形勢,人口老齡化在未來若干年會導致退休年齡人口的增加并相對緩解勞動力供給壓力,但如果老齡化速度過快,則會導致勞動力供給不足,從而影響全省經濟的發展。另外,人口老齡化使勞動力結構老化,由于老齡人口對于新興高科技行業知識的掌握程度較低,學習掌握應用新知識的能力相對較弱,難以適應現當代經濟發展的要求,致使新興高科技行業的勞動力有效供給減少, 阻礙此類行業的健康發展,從而影響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甚至與國際經濟發展趨勢發生脫軌,降低全省綜合競爭力。
(二)人口老齡化儲蓄水平的影響
美國經濟學家弗朗科·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消費理論認為,人們在青年時期會更加注重儲蓄,以備年老收入降低后的不時之需;進入老年后,則會減少儲蓄,增加消費。從整個社會來看,人口老齡化對儲蓄意愿會產生減退效果,老齡人口的增加會帶來總儲蓄水平的降低。由于儲蓄恒等于投資,對地區經濟發展而言,儲蓄減少相當于投資減少,從而對地區經濟發展產生不利影響。甘肅省雖然還尚處于人口紅利期,但是人口老齡化的步伐在不斷加快,在未來若干年,隨著老齡化程度進一步加深,省內儲蓄率會呈下降趨勢,影響全省投資水平。
(三)人口老齡化對消費結構的影響
隨著人口老齡化的發展,老年人口消費在消費市場中所占的份額越來越大,引起消費結構及消費水平的變化。人們在進入老年后,對住宅建筑、自身教育學習、高端電器等耐用消費品的需求量減少;對保健品、醫療衛生、休閑娛樂等方面的需求增加,人口老齡化帶來了社會總需求結構的改變。近年來甘肅省城市居民的消費結構悄然發生變化,老年人在老年專用物品、保健費、醫療費及交際費等支出的比例顯著提高,總量也增加了不少。
(四)人口老齡化對產業結構的影響
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的趨勢對勞動者素質的要求越來越高,老齡人口的增多使得高素質勞動力有效供給降低,由于甘肅省的地緣劣勢,新興的高科技產業在甘肅省很難從兄弟省份吸納產業需要的高素質勞動力,而本土大量較低素質勞動力卻得不到合適的工作,勞動力素質與產業結構發展趨勢的不一致成為甘肅經濟長遠發展的制約因素。另一方面,滿足老齡人口精神和物質需求的產業在甘肅省卻沒有得到長足的發展,比如家政服務、保健服務、醫療衛生服務、旅游、陪護、老年人專屬用品等,面對突出的產業矛盾,甘肅省還未作出及時的調整。
(五)人口老齡化對社會保障的影響
由于為數眾多的老齡人口的出現,社會撫養的負擔增大。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實施的計劃生育政策以及人口老齡化所產生的“四二一”家庭模式和撫養系數上升使得現行的養老保險發生困難,對養老金支付能力提出了挑戰。從下圖可以看出,甘肅省自2001年以來,老年人口撫養比逐年增大,即青壯年勞動力的撫養壓力不斷增大,進入老齡化社會以來,老年人口撫養比會加速增加,這對甘肅省這個并不富裕的省份在社會保障事業上提出更加嚴峻的挑戰。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數據庫
四、應對甘肅省老齡化社會問題的幾點建議
人口老齡化是人口轉變的重要標志,只要經濟社會不斷向前發展,人口老齡化總是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遲早要面對的現實、是不可避免的人口過程。如何應對人口老齡化對甘肅省經濟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一)認真對待人口老齡化問題。人口老齡化是人口轉變的重要標志,也是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只要經濟社會不斷向前發展,人口老齡化是一個不可避免的現實。這個階段既然來了,我們應該做好周密的安排部署,將可能遇到的問題充分考慮清楚,并做好應對準備,從思想上戰勝這個人口問題。
(二)加快甘肅省地區經濟全面發展,調整產業結構,發展第三產業。加快經濟發展是解決一切社會矛盾的根本手段。從目前甘肅省地區經濟發展來看,傳統工業化為主導的經濟發展過程,會逐步被社會發展進程淘汰,產品競爭力的減弱會帶來經濟效益的遞減,勞動者收入的相對下降,長久看來,社會保障資金的集資能力也會相對減弱。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加大高附加值產業的投資力度,全面提高勞動者的收入水平,是甘肅省區域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也是解決社會保障資金來源的根本途徑。
(三)建立健全社會服務保障體系。在建立健全社會服務保障體系過程中,要努力建立起全覆蓋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完善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制度,加快建立全省農村新型養老保險制度,最終達到保障體系的全覆蓋,轉變過去養兒防老的觀念,走上社保養老的新路??傊?,應將城鄉人口全面納入養老保險體系,突破過去只有城市在職職工才能夠參加養老保險的高門檻。
(四)積極推進老齡產業的發展。老齡人口特殊的物質和精神需求會形成一個市場廣闊、潛力無窮的新興產業——老齡產業。甘肅省在進入人口老齡化階段后,相對滯后的老齡產業無法滿足老年人日益增長的設施、產品、服務、娛樂、文化、生活等綜合需求。如果甘肅省能夠通過政策引導老齡產業的發展,研究和制定相關扶持政策,完全可以把老齡產業作為老齡社會到來發展經濟的一個新的增長點。
環顧世界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的發展現狀我們會發現,人口老齡化并不可怕,它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特別是達到相對富裕、文明、安定之后的必然產物。甘肅省作為我國一個經濟并不發達的省份,人口老齡化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是多方面的,面對人口老齡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我們應該給予高度重視,積極應對,加快經濟發展步伐,調整產業結構,提高人民收入,從根本上解決老齡化社會帶來的壓力,真正創造出一個“老有所養、老有所醫、老有所為、老有所樂”的老齡化社會。
參考文獻:
2011年3月1日重慶衛視改版,其以建設“主流媒體、公益頻道”為目標,著力傳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著力打造自辦精品文化欄目,為觀眾提供更好的公益電視服務和良好的收視體驗。這次改版的突出變化體現在不播出商業廣告,減少電視劇和外購外包節目,增加新聞節目、自辦文化欄目、公益廣告和公益宣傳片幾個方面。
一、重慶衛視改版后面臨的問題
不播商業廣告,使得觀眾看節目更加方便,但是在電視劇的播出上還是存在一些問題。比如說電視劇的題材選擇上,是不是僅僅局限于播放弘揚主旋律題材的電視???其它題材的電視劇可不可以播?在我國,衡量“主旋律”電視劇有三條標準,即思想積極向上、藝術質量上乘、觀眾喜聞樂見。①在選電視劇的時候,如果只遵循前兩條標準,而忘記了第三條,電視劇播了都沒人看的話,收視率也就很難上去了。還有一個問題是,面對其他衛視的競爭,重慶衛視能不能原創些影視作品出來?這些都值得思考。
重慶衛視改版后收視率下降是不爭的事實,但是收視率并不能全面反映一個電視臺的價值,外國的很多公共電視臺的收視率也常常不如商業電視臺。但是從節目內容上看,諸如英國的BBC、日本的NHK電視臺,都是更多地呈現一個社會的多元性,尤其是那些比較弱勢的聲音,所以,公共電視有更多文化性節目,更多深度報道。重慶衛視倡導“紅色文化”本無可厚非,但是中國的文化是博大精深,豐富多彩的,因此筆者認為,重慶衛視應該在以“紅色文化”為主導的前提下,同時傳播一些其它的文化,讓節目的內容更加充實些,應該倡導文化的多元化。
現在在同質化節目泛濫的環境下,節目的形式是很容易被模仿的,因此媒體想要突出重圍,吸引受眾,就要靠自己不可替代的節目內容。內容為王,才是媒體確立其形象的關鍵。因此,重慶衛視的改版,要把重心放在節目內容的創新上。但從重慶衛視的電視節目單可以看到,在很多時段播出的都是重播節目。重慶衛視應向國外的一些公共電視臺,中央電視臺以及其它省級衛視學習,借鑒它們中辦得好的公益節目。當有重大事情發生時,要制作大型專題欄目來弘揚主流文化,這點很重要,符合重慶衛視的“主流媒體”的定位,同時也不能忽視了民俗文化這塊,要在弘揚主流文化的基礎上,多發掘地域文化,為優秀的民俗文化提供舞臺,這樣更能體現重慶特色。
二、對重慶衛視改版后節目內容的幾點建議
我國目前的電視公益節目的主要類型大致分為電視公益廣告、服務類節目、以救助與幫扶弱勢群體為目的的民生記錄、公益電視活動產品四類。在這四點上,重慶衛視可以進一步創新。
1、重慶衛視改版后增加了公益廣告和宣傳片
每天播出60分鐘,比改版前增加了52分鐘。我國的公益廣告以提倡社會主義新風尚、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宣傳優秀民族文化、倡導社會公德觀念為根本,立足于使更多的公民樹立健康文明的行為規范。②正因為這一點,吸引觀眾注意力就非常重要了,要使觀眾“想看”并“想繼續看下去”,吸引注意力是施加影響的前提。我國的公益廣告普遍存在一個問題,就是宣傳味太濃,更像是一個說教短片。從思想意義上來看,公益廣告與公眾之間應該是一種平等交流的關系,而不是教育者與被教育者之間的關系。重慶衛視為了展示重慶改革發展生動實踐、頌揚先進模范和感動重慶人物等方面推出的公益廣告和宣傳片,主題立意沒有問題。關鍵的是在訴求方式方面,不能僅僅停留在信息傳播的層面上,而應該加強人性化訴求,將自發的一次轉化為自覺的終身行為。因此無論是公益廣告或是宣傳片都不能忽視觀眾的情感需求,要以情動人,在情感上讓觀眾產生共鳴。重慶衛視現在播出的公益廣告都是自己制作的,還可以選擇和企業聯手,由企業出資來制作公益廣告。這樣一來,既宣傳了企業的形象,也為電視臺帶來了一定的資金來源,也不違背公益的宗旨。
2、服務類節目也是不可忽視的類型
它可以不是一個完整的節目,甚至可以以節目中的小版塊形式出現,但要做到以下兩點:
(1)傳授新知識、新技能和生活中的小常識、小竅門。比如怎樣疊衣服可以減少空間等生活中的小竅門。
(2)無償為受眾提供有效信息。比如氣象信息和旅游資訊等等。除了平時介紹這些零散的服務信息外,還可以提供多個話題供公眾討論,比如房價、養老保險、高考政策等有關民生的話題,這樣不僅滿足了公眾的參與愿望,而且可以潛移默化地引導公眾關注焦點熱點問題,引導社會輿論的同時也能夠提高公眾的生活品質。不可否認的是,現在這類的服務性節目很多,推陳出新的關鍵就在于要給觀眾提供實用性的信息。如何在泛濫的服務信息中,找到對觀眾切實可用的信息,值得認真思考。
3、以引起社會公眾對弱勢群體的救助與幫扶為目的的民生節目,也可以當做一個重中之重來做
這種節目類似于深度報道,深入到公眾中去,挖掘弱勢群體最真實的生活狀態,揭示他們的生活矛盾和情感。此類節目滲透著濃厚的人文關懷,以公眾的日常生活中的困難為主要內容,喚起人們的同情與關愛之心,勇于承擔社會責任,幫助弱勢群體。通過真實、樸素、溫馨的節目格調,給電視屏幕帶來一股暖流。此類民生記錄能“從時代關懷、社會關懷、現實關懷出發選取那些社會群體性的題材,正視與反映生活的矛盾與現實,并進行及時的整體性的攝取,運用電視敘事與歸納分析,做出自己的價值判斷,以此引導人們作深層思考,希望引起社會的重視,且盡可能地緩解矛盾,解決問題?!雹廴绻@類節目做得成功,不僅幫助了需要幫助的人們,也能夠提升電視臺的品牌形象。成都電視臺公共頻道在其民生新聞欄目《成都全接觸》中,推出大型人文關懷環節《特別幫助》節目就是一個很好的范例。
4、電視活動產品指的是以受眾參與性社會活動為依托,以電視媒體為主要的手段,在活動進程中向觀眾進行同步展示的數量上形成一定規模的電視文本
電視活動產品既不同于單個編排的電視節目,也不同于固定播出的電視欄目,而是階段性編排的電視內容產品,整體來看具有較為明顯的層層遞進的儀式感。④公益類電視活動產品以受眾的高度關注和參與為核心,以創意和創新鑄造強大的傳播力,追求社會影響力的最大化。重慶衛視推出的《重慶好人》節目,其實就可以升級為一種電視活動產品。《重慶好人》展現重慶各行各業平凡人做出不平凡事跡的節目。當這些事跡積累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可以以此為主題辦一個主題晚會,來表彰那些平凡人做出的不平凡事跡。除了表彰類的電視活動產品之外,還可以推出一些有關慈善類的,讓企業和觀眾都參與其中,多做慈善,既可以宣揚主流文化,也滿足了大眾文化中受眾希望參與的需求。
公益節目關注公共利益,彰顯人文關懷,因此要處理好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對于人與社會的關系,重慶衛視的很多節目都有涉及,但是在人與自然和人與人之間這兩塊還需加強。制作出反應人與自然關系的節目,倡導公益環保,邀請全市人民一起參與其中,正好可以呼吁“森林重慶”的口號,既可倡導人們保護環境,也可向外界展示重慶良好的宜居環境。
經濟是現在人們關注的熱點話題,最好能聘請一些有專業的經濟知識的主持人,播出一檔演播室互動式財經類談話節目,采用談話的方式,可以把財經類節目從單調、乏味、枯燥的形式中解脫出來。因為純敘事性的小人物大故事這種類型的節目已經有了,而財經類的節目比較缺乏,需要加強。
還可以學習國外的一些經驗。世界大多數國家都有全公益性質的教育頻道,不播廣告,不播少兒不宜的節目。借鑒教育臺的模式,可以播出一些知識型講座,或是有關旅游、健康等方面具有一定教育意義的節目,適合各個不同年齡階層的人看。在觀看電視公益節目的時候,觀眾能得到視覺、聽覺和心靈上的極大享受和滿足,在這種情緒狀態中,“教化”的內容能夠轉化為公眾內心的一種需要,應該說,電視公益節目是一種具有很大潛力的、寓教于樂的宣傳方式?!懊绹皣野踩檰柌紵峤蛩够赋?電視對觀眾施加的文化和哲學影響無以倫比,它正在取代家庭、教會和學校成為社會教育的最重要的工具?!雹?/p>
如果說可以另辟蹊徑的話,社區類的節目也是個很好的突破口。重慶衛視可以和社區團體加強聯系,將社區里的一些活動搬上電視熒屏,這些節目的制作者可以是非專業的社區居民,用他們的視角拍攝他們身邊發生的事情,這樣不僅能隨時反映社區居民的需求和動態,也使公益電視與社區融為一體,有了更多的節目素材。
電視公益頻道應該以好的節目內容來吸引受眾,讓觀眾參與到公益中來,這樣才能凸顯公益節目的屬性。如果節目不能吸引人的話,觀眾不愿意看,傳播效果肯定為零。因此,重慶衛視節目內容的創新任重而道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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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不僅是世界上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也是老年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1998年底,中國的總人口已經達到12.48億,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經占總人口的9.7%左右。與其他已經成為老年型國家的人口老化歷程相比,中國的人口老化具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絕對數增長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經濟發展水平而提前出現。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數據為基礎按中位方案所進行的中國人口預測的結果表明,中國人口的年齡結構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齡結構正在由成年型轉變為老年型,但各個時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異。中國的人口老化過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90~2000年,中國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轉變;第二階段為2000~2020年,這時中國將變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國家;第三階段為2020~2050年,這一階段將是中國人口老化的嚴重階段。令人擔憂的是,在中國人口總體老化的同時,老年人口內部也在不斷老化。據人口學家預測,下世紀上半葉高齡老人每年平均增長速度是51‰,而65歲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長速度為29‰,總人口在達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長速度可能只有7‰。毫無疑問,高齡老人是增長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齡工作的重點和難點在高齡老人,因為大多數60~70歲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芰?,?0歲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帶病生存甚至臥床不起的概率最高。龐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無疑會給家庭和社會帶來沉重的負擔。
如果分地區考察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問題,這一問題則更為迫切。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總的格局是農村地區快于城市地區,漢族地區快于少數民族地區,東部地區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區。到1998年底,已經有近一半的省區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區總人口的比例已經超過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為中國首批老年型省區。從中國人口老化的地區差異上看,中國人口目前已經自東向西開始老化,而且速度將越來越快,在不久的將來,這一“灰色浪潮”就將席卷全國。從這一點上看,中國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問題也并非到下個世紀的某一天才突然嚴重起來。人口老化本身是個動態的過程,它對社會經濟的影響也是動態的。就中國的整體情況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會經濟影響還沒有顯性化,但就局部地區的情況而言,形勢已經相當嚴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開始負增長,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問題并非生育水平問題,人們更關心的是人口結構問題,尤其是人口的老化問題。
正如人們關心人口數量一樣,人們之所以關心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問題,從根本上說是出自對人口與發展之間關系的關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人們考慮的主要是人口總量變動與發展之間的關系,而對人口結構特別是年齡結構的變動與發展之間的關系沒有予以充分的重視。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科學技術的高速發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現,人們逐漸認識到人口年齡結構變動比人口總量變動對發展的影響更大,因為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同人口數量的增長一樣,會給整個社會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影響,而且這種變化對社會經濟的影響遠比人口數量的增長給社會經濟帶來的影響要復雜得多。如果我們只考察人口總量和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實際上是將所有不同年齡的人都視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質”的人,這樣的考察方法會抹煞不同年齡的人不同的社會經濟含義。事實上,不同年齡的人具有不同的社會經濟特征,是“異質”的人。中國目前約有1.2億老年人口和3.2億未成年人口,從數量上看,同作為消費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負擔孰輕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們考慮到這兩個不同年齡組的不同的社會經濟特征,我們就會發現,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簡單的1:3的關系,中國贍養其目前的1億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撫養其?騁諼闖贍耆絲詡虻R虼?,考察年龄结箿现\浠肷緇峋梅⒄怪淶墓叵凳且恢指畈憒蔚難芯?,它会使晤U悄芨既返匕鹽杖絲詒潿蛻緇峋梅⒄怪淶墓叵怠?nbsp;世界及中國人口年齡結構正在老化的事實,要求人口學界、經濟學界和社會學界對人口老化的原因、過程、特征、社會經濟后果進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實的理論研究的基礎上,尋求解決人口老化所帶來的后果問題的對策。國外對人口老化問題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1956年,聯合國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總結了以往對人口老化問題研究的成果,標志著對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此后,由于西方國家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重,加之人口理論的發展和研究方法的進步,使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不斷深入,有關人口老化問題的文獻也在不斷地豐富。同國外關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國在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這主要是因為中國人口學研究的復興是從70年代末期才開始,當時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才剛剛進入成年型,人們關注的重點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問題不是人口學領域優先考慮的課題。只是隨著中國人口學研究的深入發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觀事實才使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心人口老化問題。
近幾年來,中國很多部門和機構對人口老化問題進行了一些研究,積累了一批文獻和數據。然而,當我們仔細回顧這些數據和文獻后,我們會發現,對中國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學效應和社會學效應,也就是說對中國人口老化的現狀、特征、原因、過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學和社會學的后果的論述較多。但弱點是,對現實情況的描述多,而理論上的創新少。
隨著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老化這一不可避免的客觀現實的到來,對人口老化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的研究已經迫在眉睫,搞清這種關系對于制定中國下一世紀的社會經濟發展戰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對正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階段的中國來說,正確認識中國人口老化發生的原因、運動的過程、發展的趨勢以及將會產生的社會經濟后果至關重要。中國在制定下一世紀的產業政策、分配政策、交換政策、消費政策和社會保障政策時,必須考慮到未來中國人口老化的客觀事實。只有這樣,才能使中國的社會經濟全面、穩定、協調、健康地發展。
二、幾個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齡界線
“老年人”是指達到或超過老年年齡界線的人,這里的關鍵在于老年年齡界線,因為確定這一界線是統計老年人口的前提條件。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國家或地區對老年年齡界線的定義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齡分類和死亡率研究》一書中將人口按年齡劃分成不同的類型,實際上,他是將50歲作為老年年齡的下線;1956年,聯合國發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中將65歲定義為老年年齡的下線;而1982年在維也納召開的“世界老齡問題大會”又將老年年齡界線定義為60歲。國際上之所以將老年年齡界線從1956年的65歲增改為60歲,這是因為1956年聯合國發表的報告主要是針對發達國家出現的人口老化問題,而當時發展中國家還談不上人口老化問題,將65歲定義為老年年齡界線是根據當時發達國家人均預期壽命的情況而設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經不僅是發達國家的問題,發展中國家同樣面臨人口老化問題,而發展中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比發達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低得多。因此,考慮到全世界的人均預期壽命的情況,將老年年齡的界線定義為60歲。隨著社會經濟水平的發展和人們預期壽命的不斷延長,老年年齡的標準應是不斷變化的。一般說來,發達國家老年年齡的起點應高于發展中國家老年年齡的起點。中國屬于發展中國家,盡管人均預期壽命高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但還是比發達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將60歲作為中國老年年齡的界線是合理的選擇。
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國家或地區,對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也是不同的,界線范圍在15~20歲不等。一般說來,發達國家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高于發展中國家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國際上一般將15歲定義為未成年人界線,即0~14歲的人口均為未成年人口。
在給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后,我們就很容易確定成年人的年齡界線了,即成年人的年齡界線是15~59歲。(二)人口年齡結構的年輕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劃分
同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齡界線的定義一樣,人口年齡結構類型的劃分也是因時期和地區而有所不同的。1956年,在聯合國發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中,將人口年齡結構的類型劃分如下:
年輕型成年型老年型65歲及以上
老年人口的比例4%以下4%~7%7%以上
而后,隨著世界人口特別是發達國家人口的進一步老化,國外又提出一些新的劃分方法。例如,1975年美國人口咨詢局的劃分方法如下:
年齡結構類型年輕型成年型老年型0~14歲人口40%以上30%~40%30%以下
65歲及以上人口5%以下5%~10%10%以上
老少比15%以下15%~30%30%以上
年齡中位數20歲以下20~30歲30歲以上
而1982年在維也納召開的“世界老齡問題大會”將老年年齡界線定義為60歲后,各國又采用了如下的劃分方法:
年輕型成年型老年型
60歲及60歲以
上老年人口的比例5%以下5-10%10%以上
對人口年齡結構的年輕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劃分是主觀的,而不是客觀的。隨著社會經濟水平的發展和人們預期壽命的不斷延長,特別是隨著老年年齡標準的不斷變化,對人口年齡結構類型的劃分也是要相應改變的。一般說來,對老年型人口的定義通常以60及60歲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稱為老年型人口。(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問題
對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來說,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遷移等多種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齡結構是在不斷變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構成是不斷變化的。在總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提高,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我們就稱這一動態過程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例不斷上升,我們就稱這一動態過程為人口年輕化。對一個國家或地區來說,人口可能出現老化,也可能出現年輕化,人口的老化與年輕化是可逆的;而對個人來說,從他或她一出生就開始進入了老化的過程,這是不可逆的。人口老化問題是指在總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提高,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的動態過程給社會經濟帶來的調整問題。由于在人口老化的過程中,各個年齡組的人口都在發生變動,所以人口老化問題不僅有老年人口給社會經濟帶來的調整問題,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給社會經濟帶來的調整問題,而老年人口問題是指老年人口這一特殊的群體給社會經濟帶來的問題。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不論是老齡化還是年輕化,都會存在老年人口問題,即存在老年人口問題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問題,而存在人口老化問題則一定存在老年人口問題。 三、關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觀點綜述
國外早期對于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多數是對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討,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臨的實際問題。然而,對實際問題的研究離不開一些基本的理論假設。不同的學者在特定的條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論假設,而這些理論假設又為后人所演變發展,進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論。國外對人口老化問題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1956年,聯合國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總結了以往對人口老化問題研究的成果,標志著對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此后,由于西方國家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重,加之人口理論的發展和研究方法的進步,使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不斷深入,人口老化問題的文獻也在不斷地豐富。1969年,在二十四屆聯大上,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齡問題,呼吁國際社會和各國政府關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長的趨勢及隨之出現的一些問題。
國外關于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和老年事業的經驗為研究中國人口老化問題提供了借鑒的成果。但中國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國人口老化問題的背景既有別于其他的發展中國家,更與發達國家的情況不同。因此,國外的經驗雖然可以借鑒,但終究難以適應中國的國情。我們的問題要靠我們自己去解決,中國人口老化的科學研究要靠我們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奧地利維也納召開的老齡問題世界大會揭開了中國的老年事業的序幕。隨著中國人口學研究的深入發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觀事實使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心人口老化問題。近些年來,中國相關部門和機構對人口老化問題進行了一些研究,積累了一批文獻和數據。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學人口所張純元主編的《中國老年人口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編的《中國老年人口》、《中國老年人口經濟》、《中國老年人口社會》、吉林大學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研究》、武漢大學人口所徐云鵬等主編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問題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熊必俊主編的《老年學與老齡問題》、中國人民大學杜鵬的《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中國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學軍的《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復旦大學王愛珠的《老年經濟學》,天津學者的《1988年中國九大城市老年人狀況抽樣調查》和上海學者的《上海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等。這些著作從不同的角度對中國人口老化問題進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關調查數據為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提供了準確的依據,如中國社會科學人口所組織的“中國1987年60歲以上老年人口抽樣調查資料”、1992年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組織的“中國老年人供養體系調查數據”等。所有這些文獻和數據都為進一步研究中國人口老化問題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一)關于下世紀上半葉中國人口老化趨勢的預測
人口老化的理論和實際證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決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階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對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導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導作用。無論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預測的兩個最重要的參數?;谥袊?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趨勢,當初人們在進行人口預測時,普遍傾向于中國人口生育水平會急速下降的樂觀估計,估計到2000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會下降到1.8,甚至于1.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種預測方案的參數假定是:總和生育率從1981年的2.63到2000年的1.8,隨后不變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從1981年的67.88歲上升到2050年的80.20歲。事實上,近年來,中國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趨勢繼續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現了波動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24的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2.86的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20,1987年又回升到2.59;1987年以后至今,總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較快。對國家計生委規統司1992年10月進行的“38萬人口抽樣調查”的結果,國內外爭議較大,大多數人認為此結果偏低,極少數人則認為實際的結果可能會?汀H嗣嵌閱殼白芎蛻實乃街謁搗詛。偷牡偷?.3左右,高的高到2.3左右。因此,無論是學術界還是實際工作部門對此莫衷一是,無所適從,給人口規劃和社會經濟發展計劃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難,也造成了學術界的混亂。
表1各種中國人口預測方案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的參數比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預測單位或個人平均出生預期壽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聯合國(中方案)1990~1995=70.0
2010~2015=73.5
2020~2025=75.0
(2)世界銀行1980~2005=69.4
2005~2030=74.1
2030~2055=78.3
(3)宋健等1980~1985=68.9
2030~2035=76.3
(4)七一0所1982=68.0
2100=81.0
男70.5(5)曾毅(中方案死亡率)2000=│
女74.0
男77.4
2050=│
女80.3
(6)王慧炯等2000=80.0
男69.0(7)杜鵬(高方案死亡率)2000=│
女72.4
男73.2
2030=│
女77.0
男69.4(8)于學軍(中方案死亡率)2000=│
女72.5
男76.7
2050=│
女80.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資料來源:(1)UnitedNations,"WorldPopulationProspects,1950~2025",version1990.
(2)世界銀行,《1984年世界人口預測》。
(3)宋健等,《人口預測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4)《人民日報》,1986年7月30日。
(5)曾毅,1994年。
(6)王慧炯,楊光輝,1984年,《邁向2000年的中國經濟》,氣象出版社,北京。
(7)杜鵬,1994年,《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北京。
(8)于學軍,1995年,《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中國人口出版社,北京。
綜合考察國家計生委規統司1992年10月作的“38萬人口抽樣調查”的結果和1993年國家計生委對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結果(見“當前計劃生育工作中的喜與憂:由幾則信息引發的思考”,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辦公廳,《計劃生育情況》增刊(9)期)以及國家統計局1990~1998年人口變動抽樣調查數據的結果,我們認為,目前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在1.9左右是合理的估計。就中國的全國平均水平而言,中國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長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現在這樣低的生育率水平。因為即使像美國這樣發達的國家,其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仍然為2.1,而且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總和生育率長期處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同樣會帶來許多問題。這一點,我們可以從發達國家的經驗教訓中得到一定的啟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過高,勞動力短缺,社會保障負擔過重等問題。因此,2020年倘若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1.5的低水平,政府則應采取干預政策,抑制總和生育率的進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國人口三年腫瘤死亡回顧調查”資料表明:當時中國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3.6歲,女性為66.3歲(中國計劃生育年鑒1993)。1982年中國第三次人口普查時,中國男性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6.4歲,女性為69.4歲,男女合計為67.9歲(姚新武,尹華1994)。1985年,國家統計局人口抽樣調查資料則表明,當時中國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為68.9歲,其中男性為67.0歲,女性為71.0歲(中國計劃生育年鑒1993)。1998年,中國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上升到71歲,其中男性為69歲,女性為73歲。目前,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已經遠遠超過了世界和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但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6歲,其中男性為64歲,女性為68歲。不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1歲,其中男性為59歲,女性為62歲;而發達國家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75歲,其中男性為71歲,女性為79歲(PRB1994)。
從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提高了近3歲,平均每年提高近0.5歲。從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間,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提高了1歲,平均每年提高0.33歲左右。而從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間,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提高了2歲多,平均每年提高近0.16歲。毫無疑問,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特別是衛生和營養保健狀況的不斷改善,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還會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的提高的速度是“邊際遞減”的,即當平均出生預期壽命較低時,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的改善會使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有較大幅度的提高。而當平均出生預期壽命較高時,相似的社會經濟條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有相對較小幅度的提高,在達到一定階段后,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甚至可能出現停滯不前的狀態。中國人口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的提高的歷程證明了這一點:從每年提高0.5歲下降到每年提高0.33歲,進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0.16歲。
需要注意的是,盡管中國人口的人均出生預期壽命會逐漸提高,但隨著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會逐漸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絕對數會逐漸增多。目前,中國每年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數為550萬左右,而到2030年,這一數字將上升為1130萬左右(世界銀行1993)。
表2是中外單位或個人對中國下一世紀前半期老年人口規模的預測結果。
表2中外單位或個人對中國下一世紀前半期老年人口規模的預測單位:億
預測單位或個人2000年2025年2050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0+65+60+65+60+65+
(1)聯合國(中方案)1.270.852.701.85----
(2)世界銀行1.370.953.202.103.612.91
(3)中國老齡委員會1.320.922.731.883.3~4.22.84
(4)宋健等--0.94--2.21--4.05
(5)杜鵬(方案一)1.280.872.801.834.123.07
(6)于學軍1.290.882.731.883.842.90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資料來源:(1)UnitedNations,"WorldPopulationProspects,1950-2025",version1990.
(2)世界銀行,《1984年世界人口預測》。
(3)中國老齡委,《中國老年人口發展預測》,1986年全國老年學術討論會參考材料之二。
(4)宋健等,《人口預測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5)杜鵬,1994年,《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北京。
(6)于學軍,1995年,《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中國人口出版社,北京。
從表2我們可以看到:中外單位或學者對中國未來老年人口數量的規模的發展預測是非常接近的。這主要是因為中國下世紀前半期老年人口數量的規模的發展取決于現存人口的死亡率和預期壽命,而與今后出生的人口數量沒有關系。在上述的各種預測中,聯合國的預測略低一些,而在宋健等人的《人口預測和人口控制》中,對下世紀老年人的預測又相對較高,但無論如何,從以上的各種預測結果中,我們可以作這樣的判斷,即到2000年,中國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將達到1.3億左右,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將達到0.9億左右。
需要說明的是,預測畢竟是預測,任何自認為是以合情合理的假設條件為依據的預測都難以斷言其所預測的內容會成為現實。對發展中的中國來說尤其如此,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中國經濟的發展和人口的變動受政府政策的影響較大,我們不能肯定中國政府在某個時刻不會改變其經濟政策和人口政策。倘若如此,結果會迥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國目前尚缺乏權威、精確的人口和經濟方面的統計數據,這為我們的預測在一開始就造成了障礙。因此,我們的預測大致只能說明一般的趨勢,而不能將其視為對未來的客觀描述。(二)對人口老化問題研究主要觀點
中國人民大學鄔滄萍認為,從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特點看,中國人口老齡化是在經濟不發達的背景下發生的,中國未來人口老齡化的發展并非名列世界前茅。中國老年人口有40年的高速增長期,人口老齡化速度將超過一些發達國家。中國人口轉變快,但人口增長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中國人口老齡化進程受人口政策的影響甚大。經過多年的潛心研究,鄔滄萍提出的最新觀點是: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問題主要是老年人口的數量問題,而非老年人口在總人口的比例高低,因為無論比例多高或多低都是相對的,而數量是絕對的。據此,他指出,人們要從新的視角審視計劃生育在老齡化過程中的作用。中國社會科學院田雪原認為老年人口學研究的重點在于老年人口變動,而老年人口變動同人口年齡結構老齡化緊緊連在一起。在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原因和過程進行分析之后,他認為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特點表現在:一是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較快,達到的水平比較高;二是老齡化發展在時間上具有階段和累進的性質;三是老齡化在空間分布上不平衡。北京大學袁方對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中老年人在家庭和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進行了深入研究。認為人口老齡化將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重大影響,解決中國老齡問題要依靠國家、社會、集體和家庭相結合的方式。
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徐勤認為人口轉變速度將決定人口老齡化強度。人口轉變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必然,任何人口隨著社會的發展或遲或早總要發生,只是由于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變化速度不同,導致人口轉變的速度不同,從而人口老齡化的強度也不同。一些發展中國家比發達國家人口轉變速度快得多,因而在人口轉變的后期將出現老年人口比重急劇增長的時期。中國人民大學喬曉春通過對人口老化模型研究認為,在分析人口老化影響因素時不能只看到出生率、死亡率,而看不到現實人口年齡結構對人口老化的巨大作用。從現實看,年齡結構對人口老化的作用可能比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作用還要大(雖然歷史上年齡結構最終也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決定的)。過去往往只重視出生率、死亡率對人口老化的影響,而忽視了現實存在著的年齡結構的作用。
史菁的研究認為,運用穩定人口模型研究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是不恰當的,因為中國人口處于急劇轉變之中。以往根據穩定人口理論分析得出的結論是:死亡率在人口老齡化過程中對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長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可以忽略,在人口老化過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然而通過對9個方案人口動態模似的結果分析,史菁卻得到了這樣的結論:死亡率下降的影響是不可忽略的,它的作用與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同樣重要。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促使人口老化的唯一因素,中國的人口老化不能簡單地歸因于計劃生育政策。
曲海波以中國1964年人口年齡結構為基礎,運用人口預測方法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結論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國人口老齡化的根本原因,死亡率下降并沒有使中國人口老齡化,反而使其年輕化。他還認為人口年齡結構發展的慣性也是年齡結構變化的一個原因。
杜鵬在《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一書中認為,對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進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現在:(1)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發展過程重新加以認識,這對認識中國人口老齡化的趨勢和特點以及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社會福利制度等都有著重要的意義。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數據資料為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它除了能使我們分析過去40年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之外,以1990年人口數據為基礎所作的人口預測也使我們得以對未來的人口老齡化趨勢重新進行估計。(2)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和人口老齡化的主要影響因素是生育率、死亡率和年齡結構,但是這些因素在過去40年的人口發展中各起了多大作用還沒有從數量上加以全面分析;這些因素在不同時期的作用是否一樣?差異有多大?這些問題都有待進行量化分析才能回答。我們可以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數據用比較預測方法對過去40年和未來40年的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影響因素進行比較分析來回答上述問題。(3)在人口老齡化過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斷地更替,新進入老年人口的隊伍逐漸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口。因此,即使在兩個不同時期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并未改變,甚至老年人口數也一樣的情況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這種更替的存在?絲誒狹浠討欣夏耆絲詰奶氐慵壩紗瞬畝隕緇峋玫撓跋於薊嵊興浠?,震}僑絲誒狹浠討幸醞幢還惴喝鮮兜牧硪桓鮒匾矯妗U飫锝擻玫諶?、四捶€絲諂詹槭荻災泄夏耆絲詰母婀婺:透媛式蟹治?。?)人口老齡化過程并不只是總人口的老齡化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斷老齡化。對這一特點的了解是隨著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劇而出現的,但還未被廣泛認識(杜鵬1994)。
于學軍認為,無論采取那種方案對中國未來的人口發展趨勢進行預測,都會得出一個共同的結論:中國在下個世紀將面臨人口老化的巨大挑戰。面對下一世紀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挑戰,我們既不能采取不承認的態度,視而不見或有意回避,也不能一提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就“談虎色變”,盲目悲觀,凡是不尊重客觀規律的態度都是不可取的。我們應以科學的態度對待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問題,以積極的態度迎接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挑戰,積極采取對策,充分利用人口老化前期總撫養比較低的有利形勢,大力發展社會經濟,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同時,我們又要認真研究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消極后果,盡量避免或減緩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對中國社會經濟的消極影響。因此,從戰略的高度認識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問題,從宏觀上看清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趨勢,及早地制定人口發展和經濟發展相協調的總體戰略規劃,統籌兼顧,綜合治理十分必要。特別要注意的是,各個年齡組的人口群體是撫養和被撫養的關系,所以,在考察人口老化的過程和解決老年人口問題時,要全面系統地考察整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趨勢。老年人口是整個人口的一部分,老年人口的比例變化必然引起其他年齡組人口的變化。因此,老年人口不是孤立的群體,必須與未成年人口和勞動力人口聯系起來進行綜合考察。在制定政策時,要考慮到不同年齡組人口群體的不同需求和作用(于學軍,1995年)。
以上列舉了部分對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進行研究分析的代表性文獻,這些研究對認識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因素和在分析中所要注意的問題都有重要的發現和建議,為以后的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奠定了基礎。但是由于中國人口老齡化還處于起步階段,對其過程及影響的認識需要有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此外,人口發展往往并不能按已有的人口預測的方式變化,隨著新的人口數據的取得和人口老齡化分析技術的發展,使我們有可能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過程和特點重新進行認識,對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因素進行量化分析,從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入研究。(三)人口老化對社會經濟的積極影響和消極影響始于60年代中后期的中國人口老化過程,是人口轉變過程中的必然產物。如上所述,人們之所以關心中國人口老化的過程,是因為會產生所謂的人口老化問題,而人口老化是會否構成人口老化問題,以及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的影響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可能是人們最為關心的。在過去的20多年中,中國的學者從不同角度對人口老化可能產生的影響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并產生了一些學術上的爭鳴,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中國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馬贏通和中國人民大學人口研究所的喬曉春之間的交流。
馬贏通(1987)指出,多年來,人口老化被作為社會經濟發展中的消極因素來論述,研究的重點是探求人口老化的對策。這無論對認識未來人口與社會經濟發展的前景,還是對深入開展計劃生育,控制人口增長都是不利的。他認為,從各方面的相關分析看,人口老化是好事而決不是壞事。人口老化是人口發展的必經階段,主觀上抗拒是無濟于事的,人們在其面前的選擇,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超脫。只有按規律辦事,促進其發展,才能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馬贏通指出,如果不實行計劃生育,必然形成少兒人口遠大于現時少兒人口和老年人口同時上升的“兩頭沉”的現象,而人口老化過程起到了減輕一頭負擔的作用。因此,只有通過計劃生育降低生育水平,加速人口老化,才能促進社會經濟發展,這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將有利于中國四化建設的全局。
喬曉春(1988)不同意馬贏通的上述觀點。他指出,人口老化并不是指老年人口數量的增加。老年人口數量的增加與近年來的計劃生育沒有關系,但人口老化系數的變化與計劃生育確實有關系。這一點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他認為,人口老化、計劃生育、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是:出生人口數量減少及老年人口數量增加會導致人口老化;由于作為人口老化系數分子的老年人口數量是相對確定值,而出生人口為未定值,控制人口增長只能使出生人口減少,從而加速人口老化;計劃生育有利于社會經濟發展,雖然人口老化也是由于計劃生育引起的,但從邏輯關系上看,不能直接推出加速人口老化會促進社會經濟發展。喬曉春進一步指出,出生人口的減少直接促進了社會經濟發展,同時也導致了人口老化,但由此并不能引出人口老化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直接關系,人口老化與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之間沒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聯系。
馬贏通和喬曉春之間的學術交流是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下的討論,既交流了學術思想,也深化了學術研究。筆者認為,馬贏通和喬曉春分別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兩個問題:老年人口問題和人口老化問題。他們之間的辯論沒有使用同一個概念和標準,討論的結果自然不會達成共識。
在隨后的十多年間,中國的學者沒有間斷對這一問題的探討。田雪原(1987)認為,中國人口從屬年齡比的大幅度降低,為國民經濟發展提供了人口方面的有利條件,未來二、三十年是人口年齡結構變動的“黃金時代”,總的來說利大于弊。曲海波(1988)指出,人口老化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產物。反過來,人口老化又對社會經濟的運行產生相應的影響。人口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人口作為生產者是有條件的,而作為消費者是無條件的。人口老化是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的一種表現形式,必然涉及經濟發展的各個方面,從而使社會經濟的各個領域發生這樣或那樣的變化。于學軍在《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1995)一書中認為,伴隨中國人口轉變過程中出現的人口老化是必然的,但是人口老化是否構成人口老化問題,以至于整個國家的人口問題要看它的發展程度和速度是否對社會經濟的發展造成影響而定。因此,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的影響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要區分不同的階段來看。從長期的趨勢上看,中國的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的消極影響多于積極的影響。但如果分階段看這一問題的話,我們會發現,中國的人口老化問題大致以下世紀20年代為過渡期,在此之前,由于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會給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提供許多有利的條件,這一階段是利大于弊;而在此之后,由于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許多“利”將逐漸轉化為“弊”,這一階段是弊大于利。需要說明的是,利與弊不是絕對的,在一定條件下,利與弊是可以互相轉化的。只要我們能利用這二、三十年的有利時機,在大力發展國民經濟的同時,注意人口老化的動向,采取相應的對策,及時調整社會經濟結構,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我們就可能將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發展的消極影響限制在最小的范圍內。
四、未來中國人口老化的研究
我們對中國人口老化原因和過程的研究已經比較充分了。過去,我們的研究主要以宏觀為主,視野主要局限于人口學和社會學領域;今后,我們應進行一些微觀的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并將我們的視野放遠于更多的交叉學科之中。我們應將人口老化問題提高到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高度,從多角度審視人口老化問題。我們都預感到人口老化會對中國的社會關系、經濟發展、文化傳統、價值觀念、道德規范等各方面產生影響,人們想知道這些影響是什么?為什么會產生這些影響?在這些影響中,哪些是積極的,哪些是消極的?如何引導積極的影響而減緩消極的影響?只有把這些問題說清楚,讓人們意識到人口老化問題不僅是老年人口問題,而是與每一個人都息息相關的問題時,人們才會關注和重視人口老化問題。
在進行人口老化問題研究時,我們應該借鑒發達國家或地區的研究成果,因為他們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為解決老齡化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有嚴格的理論基礎和豐富的實踐經驗。理解和掌握這些理論和經驗會使我們少走彎路,節省很多時間。但遺憾的是,對他們成熟的理論和經驗,我們知道的還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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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某市圖書零售市場的現狀分析:
某市區總人口約20萬,市級與市直屬機關和行政事業單位集中分布在新城區,各類學校近10余所,在校學生4萬人。
市區是整個地區經濟文化的中心,經濟相對發達,人均收入較高,形成了一定對文化商品的購買力。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社會價值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在類似這樣的中西部經濟較落后的中小城市,人們更加渴望獲取先進的信息,學習優秀的文化,吸取更多的知識;藉以改變自身落后的面貌,由此產生了對文化商品豐富的需求。
由于本地文化發展的滯后,文化消費市場不發達,種類單一。
雖然存在各種書店,但沒有充分滿足讀者日益增長的需要,圖書零售市場仍有容納小型特色書店的空間。
書店毗鄰市政大廈、世紀廣場、會展中心,位于新城區主街道-神舟路與玉門東路的十字交界處(廣廈家園8號),周邊辦公區、商業區、商住區密布,東接xx老城區,南領玉門石油生活基地,西領世紀大道、陽光小區,常住人口年內將達5萬人,且為高收入階層,消費能力較強。
該區域交通便利、基礎設施齊全、規劃整齊、周邊商鋪門店密集、居住人口眾多、商業前景十分廣闊。
二、目前xx圖書音像零售行業已存在競爭者的分析
1、國有書店仍然占主導地位(xx市新華書店)
優勢:(網上精品店創業計劃書)
1) 聲譽與品牌優勢幾十年來對廣大讀者根深蒂固的影響;
2) 總體實力強大資金、人員、系統不是小型書店能夠比擬的;
3) 政策優勢對教材教輔的壟斷經營。
劣勢:
1)運行成本高,不具備價格優勢;
2)管理環節較多,對市場需求反應速度慢;
3)服務意識缺乏,特色化個性化服務沒有,欠缺文化氛圍;
4)國家對教材教輔市場的逐步開放。
對策:沒有總體抗衡的實力,采取市場補缺者戰略
1) 細分目標市場,避開主導者的優勢商品;
2) 著力降低經營成本,讓利于讀者;
3) 狠抓服務質量,提供多樣化的服務形式,提高讀者的認可度和忠誠度。
2、民營連鎖書店在悄然興起(三味書屋、南轉盤、藍天)
優勢:
1) 在當地已有一定數量的讀者群;
2) 統一采購,銷售方式靈活,有一定價格優勢;
3) 較為重視服務工作。
劣勢:
1) 決策管理層不在當地,信息、決策溝通不暢;
3.本地個體書店已經長期存在(10余家,分布在學校附件)
優勢:
1) 經營時間一般較長,有一定知名度和顧客群;
2) 經營方式靈活:零售、少量批發、租書;
3) 價格優勢,且有可能出售盜版圖書。
劣勢:
1)作坊式門店,環境差,沒有文化氛圍;
2)缺乏經營管理意識,得過且過;對策:此類書店一般不會形成較大威脅。
三、商業機會
某市的圖書音像行業中,雖然本地的新華書店一直占主導地位,但改革開放以來的很多年,xx新華書店的門市業務卻不斷的在萎縮,門市越來越小,主要靠對教材教輔的壟斷經營維持生存。
雖然有這些對手先行進入了市場,但除了新華書店以外,其他的對手都還沒有形成廣泛的影響,對市場的占有也相當有限。
當然,隨著時間的發展,他們對市場的影響會越來越大,地位也會越加鞏固。
因此,在對手立足未穩的時候,盡快進入當地的圖書市場是必要的,也是可以事半功倍的。
否則,一旦市場格局已定,大部分讀者形成對已有書店的偏愛,再要從中形成自己的優勢恐怕就會是事倍功半了。
書店定位基于以上分析,市區還存在適合小型綜合專業書店生長、發展的市場環境。
然而,影響書店生存與發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書店是否進行了準確的市場定位是其能不能順利地在行業中站住腳的重要因素;在書店進入市場之前的初次定位尤其關鍵。
書店的市場定位就是要對本書店的產品和服務進行設計,從而使其能在讀者心中占有一個獨特的、有價值的位置。
定位的核心是差異化
(一)、小型 ---小而精根據xx市區的市場規模與行業狀況,小型門店成本低、投資風險小,更有利于開展特色經營與提高服務水平,充分利用場地,降低成本,以價格優勢吸引讀者。
針對新華書店大而全、小而全的特點,從書店的裝潢、陳設到圖書的品種、陳列以及各種服務都要突出精的特點小型創業計劃書范文小型創業計劃書范文。
1.小巧的環境布局給讀營造一個清新舒適、格調高雅的文化氛圍, 2013畢業實習生思想匯報范文,有利于讀者讀書的而不僅僅是買書的環境。
(形象差異化)
2.親切周到的服務努力拉近與讀者的距離,一切從讀者的需要出發, 畢業論文結束語,體現文化行業的特色,突出人文關懷。
(服務差異化)
(二)、特色:同樣針對新華書店種類全面的特點,加之xx地區目前還沒有對某一領域圖書突出的大量的需求,書店在種類和數量上完全沒有優勢,而且做某一門類的專業書店的市場條件也不成熟。
版權所有
1.特色是要在既不追求全面又不專做一類的情況下,抓住幾類市場需求較大或者新華書店忽略了的又有一定市場需求的圖書,深入地挖掘,做出專業水平。
(產品差異化)
2.特色還要在經營的范圍上考慮。
比如,文具、賀卡,以及圖書包裝、禮儀送書等增值服務。
(產品差異化)
3.在直接面對讀者零售的經營方式之外,主動出擊挖掘客戶,爭取集團購買的大客戶。
四、核心競爭力:
有針對性的圖書種類,全面人性化的服務。
尤其是服務,因為書店出售的所有東西里,只有服務是自己的產品。
當然,書店的定位不是一次就能適當合理的確定,也不是一成不變的。
必須根據市場情況和競爭對手的變化,需要適時適當的不斷加以調整和改進。
五、投資產出預算
一)書店的投資主要是前期鋪底圖書與書架等設備的采購,以及門店的租金與裝修。
總投資15萬元。
1、圖書音像商品的采購:7.5萬
計劃經營各類圖書50006000種,8000冊左右,費用5-6萬元,首付3萬,其余計劃經營各類音像制品500006000種,15000張左右,費用4.5萬元。
2、設備采購與裝修:3.2萬
根據書店的定位,書店的環境應與一般個體書店有明顯的區別,整潔、明亮,具有時尚氣息和文化氛圍,必須在書架和裝修上能體現出來。
門店應進行經濟型的裝修。
裝修費用:地板8000元;吊頂2000元;粉刷1000元;門套4000元;廣告牌2000元;17000元
設備:書架20組600=12000元;電腦售書系統(電腦利舊,打印3000元)
3、店面租金:4萬/年
(二)收益預測:
1、書店定位銷售的少兒、大眾文化、教輔等種類圖書的批發折扣一般在6折以下,如按定價銷售則有40%的利潤空間;按照xx的市場情況,如以8.5折進行優惠銷售就能夠形成價格優勢,而且仍有25%以上的利潤空間。
每天銷量估計為10-30本,則營業額可達150-450元,保守平均250元;
2、音像店定位銷售的的批發折扣一般在5折以下,批發價3元,售價6-8元;如按定價銷售則有50%的利潤空間;每天銷量估計為20-40張,則營業額可達120-240元,保守平均150元;。
3、外延其他商品銷售:咖啡100元;其余50元。
版權所有
以上合計收入550元按平均35%毛利率則200元30=6000元
書店每月的固定費用 =房租(含水電)+稅費 +人員工資 (實際運行中還有不少雜費)每月預計總額 = 3000 + 800 + 1800= 5600。
那么,書店每月的損益平衡點 =固定費用 = 5600元損益平衡點營業額 =固定費用 /毛利率= 5600 / 0.4 = 14000元即:每月營業額達到 14000元,平均日銷售額 360元就可保證收支相等。
保守估計:以上合計收入420元,略有盈余;
正常估計:書店日均營業額達到600元左右,月營業額達到18000元。
則:月毛利額 = 18000 x 0.35 = 6300元,年為75600,即:一般情況下,按計劃總投資10萬元計,1年半即可收回全部投資。
樂觀估計:書店日均營業額達到800元左右,月營業額達到24000元。
則:月毛利額 = 24000 x 0.35 = 14400元,年為172800,即:一般情況下,按計劃總投資10萬元計,8月即可收回全部投資。
六、促銷策略:
在保證書店店面正常營業的前提下,書店可以采取多種宣傳促銷手段, 大學生實習周記范文,拓展新的銷售渠道,尤其是政府、學校、幼兒園和機關單位的批量購買,對提高營業額應有不小的貢獻。
1、集團客戶拓展:
可考慮和中國移動合作,根據移動各類集團客戶分層打折優惠,如鉆石卡7折;金卡75折;銀卡8折;貴賓卡85折;普通客戶9折。
可考慮和中國人壽合作,給其員工提供購書閱覽方便。
2、積分獎勵計劃:
每單均計入電腦記錄,每10元銷售額1分,累計滿5分 ,贈咖啡一杯;累計滿10分 ,免費參加1期培訓;累計滿20分 ,免費參加1期培訓;
3、延伸服務:
銷售文體用具:紙張、筆
銷售咖啡飲料西餐:
代售郵冊、賀卡:
銷售音像制品:
銷售鮮花:
銷售計算機耗材:
開辦職業技能培訓:
七、風險規避;
任何經營都有一定的風險,無庸多言。
如何正視風險的存在、防范規避風險就顯得尤其重要。
書店經營的風險相對較小,因為目前圖書批發市場是明顯的買方市場,批發商從出版社進書基本都是寄銷的方式,三個月回款,而且剩余滯銷圖書都可以退貨。
零售書店從批發商處進書也采用類似的方式。
這樣,書店的風險就主要來自自身的經營管理,如何降低成本,開拓市場,吸引讀者等方面了。
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1、在充分進行實地觀察、市場調查的基礎上謹慎選擇店址。
2、盡可能控制固定費用,減少固定設備的投資小型創業計劃書范文工作計劃。
3、建立完備的會計制度,作好詳細經營記錄。
4、理智對待經營狀況不佳的情況,全面分析、解決問題。
5、確屬選址錯誤,應早做另覓佳址的打算。
八、遠景規劃
書店定位是:在xx市區有一定競爭實力的特色書店。
能夠吸引一部分讀者,并能擁有自己忠實的顧客群。
書店經營的目的是:占有xx圖書文化市場的一定份額,形成長期的盈利能力。
一旦經過努力經營和不斷摸索,書店能夠按計劃達到目標,并且形成一套成熟的經營與管理的模式,有了由少而多的資本積累,就可以爭取投資,進行發展
發展的方式可以從以下兩方面考慮:
1、擴大單店規模。
(營業面積、經營品種、經營范圍)這種方式風險較大,需要依靠對當地市場容量的充分了解和合理預測,以及在競爭中取得一定的優勢。
在有新華書店大中型書店的區域應不考慮使用。
2、開設分店有了xx市區母店的成功經驗, 大學生入黨申請書,加之在母店經營過程中與供貨商建立的良好關系,在市場競爭較弱的區域開設分店是一種投資孝易于操作的方式。
有以下兩種方向可以考慮:
(1).橫向(在市區的其它區域)在市區內開設分店可以采用圍繞母店設售書點的方式進行,既可充分利用母店的圖書資源,擴大影響提高知名度;又節省投資,降低成本。
2016最新自助餐店創業計劃書模板【2】
創業計劃書的起草與創業本身一樣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不但要對行業、市場進行充分的研究,而且還要有很好的文字功底。
一、餐館名稱:
XXXXX。
命名規則說明:低調,簡單,易記,有特色(這里的特色不是說直接反映風味)但不古怪,不超過四個字,不帶湘字。
目前預定的形式是XXXX酒家或XXXX荘
二、餐館風味:以湘東地區的農家風味為主
三、餐館預計面積:280 ~ 350 M2
四、目標城市:廣州
五、選址要求:
1.在周邊1里內起碼要有一個中型居民小區,周圍最好一定量的流動人口,應該是白領來往或是租房目標區;
2.如果條件不能滿足第1點,則位置需要交通比較方便,來往有一定量私家車和有消費能力的人員能醒目的看到餐館的位置;
3.租金不能超過60元/M2,40元/M2為最佳,最好是1樓有一個10M2左右進出鋪面,主要營業面積在二樓;
4.餐館本身需要能停車7 ~ 10輛家用轎車的能力,或是附近不超過200M有停車場。
選址總體評價,由于新手投入資金不宜過大,因此餐館位置不能為現今已經很繁華處,但希望往來比較多的人員,并且具有消費能力,希望通過餐館的風味特色能吸引到老客戶,要求能在三個月后能做到盈利1萬元/月。
六、餐館布局要求:大廳內部要求能擺放4人小臺或小圓桌12 ~ 15張,10人大臺4張,16M2包廂(4*4M規格)4 ~5個。
(但具體要看店鋪的布局)
七、餐館開張預算:
1.租金:兩按一租,以300 M2計算,每M2預計50元,此應一次支付4.5萬元;如果面積有出入,無論如何不能超過5萬
2.裝修設計費用:800元
3.裝修費用:A.門面外部裝潢能突出特色、顯眼、但不夸張費用為X元;B.內部大廳裝修風格以突出農家風味為主,裝修一般,但要求裝修完不能有異味,費用為X元;C.廚房面積為40
M2,裝修強調排污、通風,費用為X元;D.廁所兩個,男廁為1.5M2,女廁為1M2,要求通風,其他無特別需求,裝修X元。
自己買材料,總共預計8萬元
4.辦證費用:要求有消防、環保、衛生許可和營業執照等,費用預計6萬元
5.購買用具費用:A.3臺5P的空調,包廂4臺小1P空調,共元(也可能使用中中央空調);B.十把吊扇或壁扇,共3000元,C.兩個冰箱,兩個冰柜,一個消毒柜,其計1萬元;D.廚房用具,共4.5萬元;E.
桌凳,共5000元; F.其他(請見清單),共計2000元,G.自動洗衣機1臺,1000元
6.其他不可預計費用,2000元
八、餐館裝修風格說明:
1.門面裝修要求顯眼,突出特色,不夸張,簡練,能體現其消費水平
2.大廳說明:A.桌凳使用原木色的大小八仙桌和長條板凳,或是使用外觀上比較結實的大小圓桌,大小圓桌上覆上比較好的米黃色桌布;B.墻面和廳中原有柱子的1M2左右以下以深色瓷磚,廳中為了裝修目的自立柱子均以深色為主,天華板不進行完全裝修,使用射燈,射燈以上的天華板噴為黑色,大廳燈光要求柔和,但桌面上的燈光要求明亮。
(這里只我的想法,實際以最終的設計為準)
3.包廂裝修與大廳一樣
4.其他無特別要求
九、人員配備:
1.廚房:共6人,1個主廚,2個副廚,1個配菜切菜,1個洗滌人員,1個洗/撿菜人員
2.包廂:以5個包廂計算,5個服務員,
3.大廳:5個人,每四張臺1個
4.其他:其他臨時人員1人(主要用于服務休息時的輪換),店主1人。
十、運營費用明細:
1.物業管理費用:每平方不能超過2元/月,以300 M2共計600元/月
2.排污費用:600元/月
3.水電費用燃油費用:水電4000元/月,燃油2000元/月(暫時以此計算,如果燃油越多,說明生意越好)
4.人員費用: A.工資:主廚為1800元/月,副廚為1400元/月,其他均為1000元/月,共計1800*1 + 1400*2 + 14*1000
= ;B.住宿火食費用:住宿為2000元/月,火食費用以200元/人/月,共計18*200 = 3600元/月
5. 折舊費用:
6. 原材料:A.原料, 共元/周
7. 其他不可預知費用:1000元/月
十一、菜品說明:
1.堅持兩個特色:A.綠色健康食品;B.湘東地區的地道農家風味,大概30%左右的菜品在一般湘菜館吃不到。
2.堅持推重出新:A.不斷推出新菜品,每月2個新菜品;B.跟季節變更,及更換菜品
3.消費水平定位:跟門面地址周邊環境相關,但初步定為平均 35~60元/人。
總體來講,以農家特色和綠色健康為賣點來,不一樣的菜品才能買得到比較高的價格,并取得比較高的利潤
十二、直接成本估計:
直接成本主要包括,油,鹽,各種佐料,以及構成菜品的原料。
1.特色菜(挙頭產品)成本控制在50%
2.中檔但一般湘菜館少見的,成本控制國40%以內
3.中檔常見成本控制在60%以內
4.低檔常見菜控制在30%以內,此類主要以蔬菜為主。
以不改變菜品的質量為前提來降低直接成品
十三、最終費用核算:
十四、其他問題點:
計劃安排,租房要求房東提供三個月的免租期,第一個月辦理與營業相關的各種證件,第二個月準備裝修,第三個月準備好與開張相關的事宜。
五 優勢與劣勢:
本餐廳經營解決了學校食堂飯菜口味單一等問題,也無流動小攤衛生沒有保證的擔憂,并且與食堂同樣方便快捷,節約時間。
另外,本餐廳采用自助選擇方式,應該很容易受到顧客歡迎,并能節省部分人力資源。
同時,非餐點還提供冷飲、冰粥、等,并提供免費茶水。
簡潔舒適的裝修將是餐廳的一大特點,學生普遍喜歡在干凈、服務態度好的餐館就餐,因此令人滿意的服務也將是本店的一大特色。
此外,學校食堂有明確的就餐時限,而校外很少有餐館出售早餐,因此在校外的本店則可以較容易地抓住這部分因時間差而導致丟失的市場份額,換句話說就是由在就餐點前后的一段時間要就餐的潛在客戶群所產生的市場份額。
由于剛起步,快餐店的規模較小,如就餐的人力資源、服務項目等都比較有限。
而校區內外的競爭也是比較激烈的,因此還存在著不小的劣勢。
另一方面,因為學校假期是固定的,寒暑假期間的客源會驟降,而寒假期間會比暑期更少,這將會是一個比較難以解決的問題。
據我們的市場調查與分析,本店產品的市場需求是存在的,并具有一定的競爭力。
而本人正是學生----這個最大客戶群中的一員,所以更能了解顧客需要什么樣的產品和服務,從這些方面來看,是應該是很有機會擠入該餐飲市場的。
六 財務狀況分析
1.初始階段的成本主要是:場地租賃費用(3萬),餐飲衛生許可等證件的申領費用,場地裝修費用(5000),廚房用具購置費用,基本設施費用(5000)等
2.運營階段的成本主要包括:員工工資,物料采購費用,場地租賃費用,稅,水電燃料費,固定資本,折舊費,雜項開支等。
3.據計算可初步得出餐廳開業啟動資金約需12600元(場地租賃費用5000元,餐飲衛生許可等證件的申領費用600元,場地裝修費用2400元,廚房用具購置費用1000元,基本設施費用等2600元)。
資金可有父母提供80%,自己積蓄20%。
4.每日經營財務預算及分析
據預算分析及調查,可初步確定市場容量,并大致估算出每日總營業額約1500元,收益率30%,毛利潤500元。
由此可計算出投資回收期約為一個月。
七 風險與規避
1 外部風險
隨著中國加入WTO,國外大型餐飲公司進軍中國,國際品牌既快又多地進入中國市場,必將給中國餐飲業帶來極大的沖擊。
餐飲業競爭激烈尤其是來自國外的快餐連鎖店,如肯德基、麥當勞在中國的快餐業中占據很大的市場份額。
2 內部管理風險
餐飲業是一個技術含量相對較低的行業,但是它需要嚴格的管理才能贏得消費者的信賴,對于大多數中國自辦的餐廳來說大部分存在著內部管理松散,服務人員素質較低,如何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健全企業經營機制強化企業內部管理關系著企業的生與存,成與敗。
3 市場風險
市場是不斷變化的,所以我們必須考慮到市場的風險,具體有以下幾種風險可能:
(1) 在本項目開發階段的風險,市場上可能會同時出現類似餐廳的開業。
(2) 項目生產階段的風險,如果項目已經投產,但沒有生產出適銷對路的產品,項目可能沒有足夠的能力支付生產費用和償還債務。
(3)項目生產經營階段的風險,項目投產后的效益取決于其產品在市場上的銷售量和其他表現,而對于本階段項目而言,最大的市場風險來源與市場上餐飲業的競爭風險,如果項目投產后效益良好很可能會帶來一系列相似經營項目的誕生,從而加劇了本項目的競爭壓力。
4 原料資源風險
本餐廳的原料主要以果蔬、豆類、菌類為主,是當今最受歡迎的綠色天然無污染食品,尤其本餐廳是以保健為主的餐廳,因此在原料的選擇上需要專業的知識和技術投資,這樣才有利于采購到新鮮、天然、無污染的綠色食品。
5 應對措施
(1)汲取先進的生產技術與經驗,開發出自己的特色食品。
(2)嚴格管理,定期培訓人員,建立顧客服務報告。
(3)項目開發階段進行嚴格的項目規劃,減少項目風險。
(4)進入市場后,認識食品市場周期,不故步自封,積極開發更新食品。
(5)與原料供應商建立長期并保持長期的合作關系,保證原料資源的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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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保險將保險固定資產和私人資產的實際市場價值,商業意外保險保證賠償由于意外事故而關門造成的固定現金流入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