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中國政治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篇（1）

一、證券無紙化下中國證券登記存管法規范體系

我國證券登記存管法律規范體系目前主要由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行業規范(業務規則)以及相應的習慣做法等構成。盡管行業規范的效力層級最低，但從數量來分析，其大約占90%以上，在實踐中發揮著指導和規范證券登記存管的作用。

(一)證券登記存管法律的滯后性

從法律性質分析，證券登記是對公司發行的證券的資產確權行為，而證券存管則在證券存管機構與證券所有人之間建立起保管合同關系。登記的確權功能以及保管合同在民事法律中都有一般性的規定，但這些規定仍主要基于動產和不動產這種實體物而言。證券的無紙化徹底消滅了紙質證券的實物載體，投資者也不再通過持有“證券”而證明證券所有權，證券登記表現為登記機構儲存的電子記錄，證券存管也是以證券賬戶的形式保管的電子記錄。這樣，以實物為基礎建立的民法上的登記和保管法律規范就無法真實、完整地表彰無紙化證券權利，確立無紙化證券的保管關系。

無紙化證券登記存管規則在典型民事法律中的空缺在《證券法》中仍沒有彌補，第159條、160條和166條雖基本確立了證券直接登記、證券登記確權以及證券存管制度，但證券直接登記的唯一化使之前和之后立法規定的間接登記面臨合法性問題，以“證券登記結算的結果”作為確權依據含糊不清，證券存管的規定則更顯簡陋。顯然，《證券法》此次修訂并沒有為無紙化證券的登記存管提供完整的指引性規范。

(二)其他證券登記存管規范的合法性問題

部門規章以及行業規范對無紙化證券的登記存管做出了詳細的規定，其中有以行業規范為主，從證券持有方式，到證券登記確權，再到證券托管存管，形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體系。但行業規范在證券登記存管操作中的主導性地位在我國的法制環境下卻面臨合法性問題。首先，配合證券登記存管業務發展需要而創制的行業規范或者習慣做法可能與傳統的法律原則或規則不一致;其次，無紙化情況下證券登記、轉讓、抵押的效力和結算規則的效力等還沒有得到立法確認，近年來證券登記結算機構依據業務規則做出的許多行為被訴諸法院，嚴重影響了結算秩序和證券市場安全運行。

二、證券無紙化與我國證券登記存管法規范的不適性

《證券法》確立了我國證券登記結算體制的基本框架，即“集中登記、存管與結算”模式。從時間來看，我國證券登記存管的法律制度建立在證券無紙化之后，立法基礎比較充足，但從規范內容來看，立法質量并不高，證券登記存管法律規范仍表現出相對證券無紙化技術性規范的不適應性。

篇（2）

一、我國保險市場開放面臨的規制挑戰

隨著入世后對入世協議的逐步落實，我國保險市場將進一步開放，保險規制也面臨著許多新的挑戰。

1．外國保險公司大量涌入，再保險市場在開放中面臨著最大挑戰。具有雄厚資金實力，先進保險技術和豐富管理經驗的外國保險公司與不成熟的中資保險公司同臺競爭，這無疑會給中資保險公司帶來競爭壓力，并壓縮中資保險業的生存和發展空間，保險市場份額將被重新分割。特別是再保險市場，根據前對外經濟與貿易合作部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服務具體承諾減讓表》來看，我國的再保險市場將面臨百分之百的開放，直面國外保險公司的競爭。

2．保險費率趨向市場化，使保險定價越來越細，不良風險獲得保險保障的困難越來越大。在一個自由競爭的保險市場上，保險公司所采用的費率結構必須與投保人的風險水平相適應，至少應該接近于其他保險公司所采用的費率結構，這就要求保險公司根據不同的風險分級變量自由定價，否則會失去競爭機會。開放保險市場所帶來的一個不可避免的結果就是不同風險之間價格差異的擴大，保險公司將通過越來越多的風險分級變量把投保人根據其風險水平分成許多不同的費率組別，自由定價的政策將迫使保險公司充分利用有關保單持有人相關統計信息來確定保單價格，從而使保險市場價格趨于敏感性和多樣化。

3．經營費用和人傭金將大幅下降。在所有實施壟斷經營、價格控制、卡特爾或缺乏真正競爭的國家，保險公司由于缺乏競爭壓力，其經營效率普遍較低，如經營管理費用過高，支付給人的傭金遠遠超出必要的水平，而這些經營費用水平在完全市場化的競爭中是不可能維持的。隨著我國加入WTO，保險市場不斷開放，國內保險公司為了參與競爭，搶占市場，必定采取低費率政策，從而導致承保利潤下降，無力支付高額的費用和傭金。因此，削減經營費用、降低人傭金將成為保險公司重要的競爭手段。這必將對目前我國保險經營方式和保險市場利益格局產生巨大的沖擊。

4．保險監管機構壓力增大，監管體系將與國際慣例接軌。外資保險公司的進入，使我國保險市場上競爭主體不斷增加，成份愈加復雜，這將給我國的保險監管帶來新的挑戰。根據WTO確立的國民待遇原則，在對保險市場競爭的規制上，內資與外資保險機構在市場準入和退出、業務范圍、經營規則和法律責任等方面應一視同仁，這就要求保險監管應盡快通過體制和模式的創新以與國際慣例接軌。

二、現行保險市場競爭規制與WTO法律制度之間的差距

我國保險競爭規制模式在基本精神、基本原則和相關規定等方面，雖然正在努力與WTO法律制度但仍有不符之處，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過于強調保險市場的安全和秩序，疏忽其他同樣重要的價值目標——自主、效益、公平競爭。盡管WTO法律制度在金融服務問題上給自由化以相對的保留，但是自由化始終是金融服務協議的基本目標。然而，我國現有的保險競爭規制模式在價值目標上，強調國家的管制利益，疏忽了市場主體自益的維護；強調行政性的強制監管，相對忽視保險業的自律和保險公司的內控。

其二，將內資保險與外資保險、外國保險區別對待。為強化外資保險公司的競業監管，我國制訂了《外資保險公司管理條例》等專門性規章。這些法規和規章表明，我國在針對保險市場主體的立法上試圖做到內外有別。其實，《保險法》和其他相關法律的規定也體現了內外資保險公司差別待遇。如《保險法》第7條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法人和其他組織需要辦理境內保險的，應當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保險公司投保。”《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規定：“合資企業和各項保險應向中國的保險公司投保。”

其三，在保險法制的公開與創制方面，透明度尚有很大差距。透明度原則是世貿組織的重要原則。這不僅是一項程序性原則，也是一項實體性原則，它體現在世貿組織上主要協定、協議中。《服務貿易總協定》第6、第7條對成員方國內法規創制提出了原則性要求，即對于成員方已經承諾開放的服務部門，其國內法律法規的制定必須遵循合理、客觀和公正、統一的原則。統一性要求在成員領土范圍內管理貿易的有關法規不應有差別待遇，即中央政府統一頒布有關政策法規，地方政府頒布的有關上述事項的法規不應與中央政府有任何抵觸。但是，中央政府授權的特別行政區地方政府除外。公正性和合理性要求成員對法規的實施實現非歧視原則。

透明度原則要求法律、法規、規章的制定、修改、廢止必須及時地公開和通報，并應將有關法令、規章或行政指令等迅速地報告給服務貿易理事會，還應建立相應的機構和機制來確保這種公開和通報的全面與及時。我國現有保險法制的公開，雖有了一定的機制，但是仍然缺乏嚴格的執行和監督規程。特別是監管當局針對具體問題所做出的、實際具有法律效力的應對性答復和解釋，往往缺乏嚴格的程序規范，其透明度難以保證。根據WTO法律制度的要求，任何成員方認為其他成員方所制定的政策、措施和法規將影響協議的實施的，有權向服務貿易理事會報告。這意味著如果我們不迅速改變保險立法的缺乏透明度和統一性的狀況，我國將可能面臨眾多來自WTO成員方保險公司的，從而在國際保險合作和競爭中陷入被動局面。

事實上，我國的保險競爭規制制度也缺乏透明度。政府對保險業進行規制的內容、措施、手段和程序缺乏透明度。誠然，在我國現有條件下，要確保透明度原則在保險市場競爭規制的實踐中得到實現，還有一定困難。原因主要在于：首先，我國的信息公開制度雖然開始建立并受到普遍關注，但由于認識的偏差、物質基礎的缺乏及體制的障礙，我國的信息公開，無論從內容、范圍還是從形式和程度上都還遠不能滿足WTO的需求，甚至被認為是貿易上缺乏透明度的國家。其次，部門立法制約了國家法律體系的科學和統一。我國的保險法制的草擬和創制者大多是由政府職能部門——中國保監會來充任。由于政府職能部門存在著明顯的行政目標、法律、法規和規章的草擬創制必然會滲透其主體利益色彩。這勢必會影響保險法制的合理、公正和統一，從而在實質上違背透明度原則。

三、完善我國保險市場競爭規制的對策

1．確立保險競爭規制的市場化理念

所謂市場化理念，就是對以市場作為優化資源配置的基礎性手段的一種信仰、期待和追求。市場化理念應該是保險市場競爭規制基本價值體現。因為：①市場化理念是競爭規制的重要理論基礎。從法律的角度來看，市場競爭規制強調的是通過法律手段來約束和規范市場主體行為；從經濟角度分析，它主要通過對該行為的鼓勵、限制或懲罰給競爭者以壓力，達到優化資源配置的目的。雖然這種壓力的形成也依賴于直接的行政約束，但更多的或主要的通過市場的力量問接作用于市場主體，在這里，市場仍在資源配置中發揮著基礎性作用。這也是市場規制與市場管制的實質區別所在。②市場化理念是WTO法律制度的靈魂。WTO所架構的是一種以市場為價值取向的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市場經濟中的市場應當是完整的、開放的，市場機制是完善的，市場監管是有效的，市場運行是規范的，這就要求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必須有限度。這是WTO法律制度的一個基本前提。實際上，自80年代以來，包括廣大第三世界國家在內的非市場經濟國采取了市場經濟制度或進行了以市場經濟為走向的改革。各國經濟的市場化使作為“經濟聯合國”的WTO的產生和發揮作用有了一個更加廣泛的基本制度基礎。要在我國保險競爭規制中貫徹市場化理念，必須對我國現行保險市場規制模式進行全面改革和創新，包括：規制主體要從政府他律一元規制主體到除政府以外的包括保險行業協會、保險中介機構等多方參與的他律性和自律性相結合的多元規制主體的轉變；規制手段要完成從政府行政審批、行政檢查、行政處罰等單一行政規制手段到對市場主體的市場行為進行合法性、合規性審查的法律規制手段為主的轉變；規制的目標上要從保證保險市場的穩定和安全、控制保險風險為唯一目標的安全規制到安全優先、兼顧效率的規制的轉變；規制的時問上要完成從事前上報審批的事前規制和向事前報批、事中監督和事后評價和懲處的全過程規制轉變；規制的內容要從以條款和費率監管為中心到以償付能力為中心的轉變。

2．借鑒保險競爭規制的國際經驗

保險市場的國際化決定了保險競爭的國際化，這就要求我國應開展和加強保險競爭規制領域的國際合作。WTO要求成員方在制度變革上應能逐漸地接受金融自由化理念。我國應在維護國內保險市場秩序的同時，要大膽地為保險法制的國際化創造條件，為我國保險市場早日真正地融入國際保險市場提供法律保障。

3．進一步完善保險市場規制的法律體系

為適應WTO法律制度的要求，必須立足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保險業發展的實際，順應世界保險業競爭發展的趨勢，加快完善我國的保險市場規制法律體系，建立有效的保險規制的各項法律制度，以規范我國保險市場競爭，促進我國保險業的健康發展。

第一，在遵循WTO國民待遇原則的同時，充分利用國際法律資源，保護我國民族保險業。一方面，我們按照WTO的要求，抓緊修改現行保險法律法規，廢除對外資保險公司的歧視性待遇規定(如經營許可證審批的條件過于嚴格、程序過于繁瑣，經營地域和展業范圍的限制等)和超國民待遇規定(如稅收優惠和保險資金運用渠道優惠等)，以創造一個內外資保險公司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另一方面，要遵守國際義務的前提下，要充分利用《服務貿易總協定》和其他相關國際法律給與發展中國家的特殊待遇和保護性條款，以及我國在與WTO其他成員方談判中所爭取到的一些權利，通過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對尚屬于幼稚行業的我國民族保險業給予適當的保護，使我國的保險開放能夠積極而又穩妥地推進。

第二，進一步完善我國保險監管法律體系，構建一個以保監會為核心、保險行業自律為補充、保險公司自控為基礎、其他相關部門(如其他金融監管機構、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相配合的保險市場規制的多元立體網絡結構。在目前我國金融業分業經營、分業監管體制還不可能改變的情況下，尤其要在法律上明確保監會在保險競爭規制中的職責權限，加強保監會與其他政府部門之間的相互配合。同時，要積極開展調查研究，為我國實行金融混業經營、統一監管體制，做好必要的立法準備。

篇（3）

在古代文藝觀中，一直存在著對“文”的追求和對“質”的追求兩種理念。由此古代的文學作品上表現形式也體現出了不同理念下各自的特點和形態。這就要求我們必需對古代“文”與“質”的文學觀進行一下探索分析，從而更好的把握這兩種形式對今天文學作品現實意義所產生的影響。

“文”在《說文》中解釋為，錯畫也，象交文。故以有紋理之意，《易·系辭》下中有其旨遠。其辭“文”之詞，便有華麗之意。《孟子·萬章》上也提及“文”這一說，這里除了指偏于形式方面的事物外，還含有美、譽、漂亮等意思。從《說文》中對“文”的解釋到作品中“文”的體現，我們可以知道在古代文學當中，“文”是表現文學作品的華麗秀美，詞藻豐富。

“質”，《說文》中解釋為以物相贅也。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所提到“若仆大質已虧缺矣”的質，便是樸實，與文相反的意思。由此可以看出在古代文學當中，“質”趨向表現為作品語言的質樸，形式簡潔。在思想上，“質”更是體現載道與教化相結合的社會功用方面的意義。

同時，也正是在這兩種不同的創作觀念中產生了重文與重質這兩種文學傾向。

一、從“文質相合”到“質樸之詞”

早在春秋時代的孔子便在《論語·雍也》中提出，“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的“文質”說觀點，他認為“文章的內容勝于詞彩，則過于質樸。文章的詞彩勝于內容，則過于虛飾，浮夸，而不實在。只有外在與內在相伴，才稱的上合適。”這也就成為了早期“文質相合”的理論觀。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之下，魏時的曹丕也在《典論·論文》中提出了“文以載道”的觀點。因為在魏晉前期，普遍的士人還都用作品表現民生，諷喻社會，他們是借助文章的諷喻來達到對自己理想世界的追求。這也就為“重質輕文”的理論建立了文學基礎。

漢朝王充在《論衡·超奇》中就體現出了“質”勝“文”的觀點，“有根株于樹下，有榮葉于上，有實核于內，有皮殼于外，文墨辭說，士之菜葉皮殼也。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在表里，自相副稱”。雖然他也把“文”與“質”看成是相互依賴的，但在這段話中，王充認為起著主導和決定性作用的仍然是“質”——內容。其載道的政治教化意義。若不顧及文章的內容而一味追求形式，文藝作品無論其辭藻多么華美都是“有皮殼于外”。所以注意內容的同時也不應忽略文章的詞彩。

從孔子“文質”，曹丕的“載道”，再到王充《論衡》中所提出的理論觀點，可以看出他們在重視文學的教化功能的同時，并沒有忽略文的存在，他們把文學的政治功效與文學的審美功效結合在一起，使得文章在外在形式。語言華麗的基礎上更好的表現文章的本質內容。

而墨子的文章則是脫離了文的華茂。體現出一種質樸與實際效用的文學觀念。正如墨子在《非樂上》中所說的，“華文章之色，以為不美也”。這里的意思說出了墨子對言辭富麗的文章，雖然大多數人都認為美。而他則認為這并不是屬于真正的美的文章。

重質輕文除了受到文學自身的影響之外，也受到政治基礎對其的影響。從孔子時期，到魏晉前期，再到漢朝的前期，以曹丕，王充為代表“重質”的這些人。可以看出，他們并不是把文學單一的看成一種具備審美功效的東西，實際上他們是把文學作品看成是一種載體。因為在他們所生存的那個時代下，文學必有著它現實的政治意義，這使得它所承載的意義要遠遠高于文學作品本身的意義。這種高于文學本身的意義，便是作家對社會的關注，對政治的關注，對人自身的內在思想的關注。也正是在這種時代下使得文學作品的本身審美價值成為了第二位。而教化，關注實際和關注人自身就成為了其主要內容，這也就形成他們文學作品理論中的主要內容。

“文”以載道的觀念，便作為了文學作品的重要發展方向，逐漸忽視了文學作品審美功能，使得文藝觀從“文質相合”而走到了“質樸之詞”，“文”以載道的觀念更注意了文學作品內容的政治教化作用。

二、從“文辭秀麗”到“靡靡之音”

而與之相反，重文輕質的文學風格也作為一種理論觀，存在于古代文學觀中。他們以文學的審美功能，為其基點，減弱了文學的教化功能，他們更注意文學的語言特點，文學作品的形式特點，而其內容卻很空泛，對社會現實的諷喻意義也在減弱。

(一)“質”的教化功用的淡失

就如漢代的大賦，在形式上更加注重言語的華美，結構的宏大。一句“可其少進也，浩浩皚皚，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其波涌而云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其旁作而奔起也。”就是其漢大賦語言和結構的代表形式。劉勰評其為“腴辭云構，夸麗風駭”。班固《漢書藝文志》評其為：“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云，競為侈麗宏衍文詞，沒有諷喻之義。”其后文學作品的形式更是有騷體賦，“九體”“七體”賦都相繼的出現更增加了文學作品的文學藝術樣式，再語言上和文學作品的形式上更是把“文”的這種審美功能表現出來。

直到后來的梁陳為代表的宮廷詩，也更加注重文學的審美功效，而其對文學作品的教化功能則徹底的失去。在文學作品的內容上，他們更多是對女性和對宮室、器物以及服飾等方面的審美關照，通過艷麗的辭藻和聲色來推動形式。這時的文學作品更注重語言的形式美和音樂美，他們忽視了文藝作品的政治教化意義，而更加注意了文學的娛樂性，審美功能。

以謝眺，王融為永明體的代表人物，更是把文學作品的審美性與娛樂性放在了首位。其文章的風格也不再著眼于對人的教化作用而是更加追求文章的形式與語言的新奇，音韻的和諧。使文學作品真正成為了游戲性活動，加大了其審美的功用。“游人欲騁望，積步上高臺”。“潮落猶如蓋，云昏不作峰”。由此可以看出，其注意了音節的頓挫，但同時過分追求詞彩的華美，未免產生劉勰所說的“文貴形似”。直到蕭綱入住東宮時，這種宮體詩真正的發展到了極端，這種體式也是繼承了永明體的形式風格，在此基礎上繼續發展，更注重辭藻，對偶與聲律，其內容上也是以女人，景物為其創作源泉，徹底的顛覆了文學的教化公用，其內容徹底的從反映現實關注社會，走向了單一追求審美性與音樂性的方向上。劉勰的《文心雕龍》中所說，“麗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以窮力而追新”。顏之推也說“去圣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這就充分說明了，永明時期的官體詩人對文學作品娛樂性與審美功能的注重。

從這些發展中，我們可以看出+在這種文學觀念下，已經完全把文學作品當成一種具有審美價值的藝術作品，其形式，語言，都給人呈現的是一種美感。它所注重的不再是對社會有多大的教化作用，而是注重文學作品的審美價值與娛樂價值，這就使文學從政治上剝離出來。展現出一種單純的藝術樣式。這種文學與政治相分離的現象，也許正是與當時社會，政治的松懈、糜爛的上層生活，對文學提出了新的要求，才會產生這種新的審美需求。但也正是這種對文學藝術美的追求，對審美價值的追求，才會對后來的文學觀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二)物的描寫細致及擴大文詞的豐富性

從后梁的宮廷詩到以后的謝眺，王融他們在內容上不再是對家國社稷的關心，而是轉移到了，或是宮廷、或是美女、或是山水園林上來，要不就是抒發自己個人的離情別意上來，這與重質輕文理念下的“家國”的內容為主要表現方式形成強烈的對比。由于他們在文學作品中“質”的內容上的局限，也必然促使著他們對所描寫事物更加細致入微，想出那些“重質輕文”下不可能出現對物的細致描寫的詞語，這使得詞語的豐富性得到了更加廣闊的發展，同時也增強了作品的新鮮性。對那些曾不能用言詞形容的物品，出現了新的詞語對其形容，這樣描寫事物的復雜性也得到了解決。

而對這種山水或器物，宮廷美女的描寫，也促使他們對美進行了重新的價值評判，追求一種全新的審美方式，他們把這種美的景色與其音韻相結合，促進了四聲音律的出現，有助于語言的發展。對后代文學的言語美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但不管怎么說在“文”與“質”的關系上，它們還是相互依存的。梁朝的劉勰在其《文心雕龍》中提及道“文”與“質”：夫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萼振，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同犬羊，犀有皮，而色資丹漆，質褥、文也。這些都是劉勰運用比喻，指出了文藝作品中的這種關系。同時中國古典文學也正是在“重質輕文”和“重文輕質”的影響下出現了不同時期下的不同文學樣式。

三、中古文學與西方古典時期文學中“文”與“質”比較

篇（4）

沈從文的文學創作與他生活的自然環境有著密切的聯系。在生態學中，“生境”fhabitat)又稱“棲息地”．是生物個體或種群所處的特定環境．比一般說的環境更為具體從心理學的意義上講．除了遺傳基因．兒童時代的早期經驗在一個人個性的形成中發揮著極大的作用對于一個文學家、藝術家的生長發育來說，早期經驗更具有重大意義．它可以持久地影響到文學藝術家的審美興趣、審美情致、審美理想，而如此重要的早期經驗正是從一個文學藝術家童年時代所處的“生境”中獲得的正如托爾斯泰在晚年時向人們訴說的：“孩童時期的印象，保存在人的記憶里．在靈魂深處生了根．好像種子撒在肥沃的土地中一樣．過了很多年以后．它們在上帝的世界里發出它的光輝．綠色的嫩芽”。

自然環境對于作家童年心靈的濡染．沈從文算是一個典型的例證沈從文出生在封閉而又美麗的湘西風凰縣．那里山清水秀．風景秀美童年的沈從文盡管受到學校和家庭的禁錮．但是他還是想盡一切辦法沖破這種牢籠．沉入到自然界中．沉人到社會人生中頑童沈從文對書本以外大干世界充滿好奇和渴望．這使他能超脫學校與家庭的束縛．甚至是摧殘而進入與自然山水．自然人生融為一體的身心兩自由的境界．而他對自由的追求首先表現為與自然山水的親近。沈從文的童年一直在湘西度過，20歲后他才到北京求學．然后在郁達夫、徐志摩的幫助下開始文學創作。于是。童年靜美的生活記憶．故鄉淳樸的民俗風情．一齊涌出沈從文的筆端湘西的淳樸民風和秀美的山水風光造就了其陰柔內向，酷愛幻想的氣質特征，這種性格特征決定了沈從文對湘西“人生形式”的追求和對“鄉下人”精神的張揚這一心理傾向．表現在他的創作中．就有著明顯的心理傾斜：對“鄉下人”的“人性”的贊揚和對“城里人”的諷刺沈從文經常自詡為“鄉下人”或“鄉巴佬”．以與城里人相對照在沈從文看來．“湘西世界”是美于“城市文明”的．他用富有濃厚鄉村氣息的筆觸和傳統的情操同“現代文明”相抗衡．在自我慰藉中達到心理的平衡這一點既不同于艾蕪的邊地作品．也不同于勞倫斯《查泰萊夫人的情人》表現對純粹自然的崇拜和原始淳樸的懷戀。

在談到《邊城》的創作時，沈從文曾說：“我主意不在領導讀者去桃源旅行．卻想借重桃源上行二百里路酉水流域一個小城市中幾個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連在一起時．各人應有一份哀樂．為人類‘愛’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說明”這種通過個人的哀樂而達到人類之愛的企圖不正與道家“自愛”與“愛人”精神如出一轍嗎?在沈從文的小說中．人物極其平凡普通．然而正是這些平凡普通之人卻具極高的心性．他們與世無爭．自珍自愛卻又能與世共融．他們對生活始終充滿熱情和執著．他們是精神上的“貴族”《邊城》中擺渡的老人因為精神世界的豐富與敏感．被儺送二老誤認為“彎彎曲曲”“不利索”，過渡人給的錢．他堅決不收，有時推卻不了．他也決不占人家半點便宜．必用這些錢買些茶葉和煙草供過渡人享用在外人看來，老頭是助人為樂。是愛人，而在他自身恐怕首先是求得心里安穩與平衡．是出于自珍自愛．所以在這里自愛與愛人達到了高度的統一。

重自然是沈從文對道家精神的認同重視自然是道家精神的核心。認為：“道的作用．并不是有意志的作用．只有一個‘自然’”沈從文認同道家重自然的精神主要有兩方面：一是自然環境沈從文認為．自然是人類活動的場所，是個體生命展示個性的舞臺所以．沈從文在小說中．總是極力渲染各種自然環境因而沈從文又說．他的小說人物大部分是“由皈于自然而重返自然”．人物可以“在背景中凸出．但終無從與自然分離．但把人縮小到極不重要的一點上，聽其逐漸全部消失在自然中”二是自然即人之本來，也即先生所說：“自是自己，然是如此，自然是自己如此”沈從文力主道家重自然的精神．希望以此來恢復中國人的自然性．即人性要自然而然．不受約束。

沈從文重自然源于他的個性與生活經歷孩童時的沈從文很頑皮．想盡辦法逃學，拼命從自然這部書中吸取養分沈從文的自傳里就說過：“二十年后我‘不安于當前事務．卻傾心于現世光色．對于一切成例與觀念皆十分懷疑．卻常常為人生遠景而凝眸’．這份性格的形成，便應當溯源到小時在私塾中的逃學習慣極明顯，對于后來用筆有顯著影響。”他喜歡水．他認為自己幼小而美麗的生活大部分與水分不開水教會他美和思索以至日后．他的許多作品里都有水的影子15歲時．沈從文成為一名軍人軍人的經歷讓他對社會又有了新的認識．對他的創作有很大的影響這也可以從他的自傳中看出：“這一份經驗在我心上有了一個分量．使我活下來永遠不能同城市中人愛憎感覺一致了——我看了些平常人沒看過的蠢事．聽了些平常人沒聽過的喊聲．且嗅了些平常人沒嗅過的氣味．使我對城市中人在狹窄庸懦生活里產生的作人善惡觀念．不能引起多少興味．一到城市中來生活．弄得猶豫孤僻不像一個正常‘人’的感情了”。

沈從文的創作是一部崇尚自然的生命哲學．關懷人性是其根。30年代的中國戰亂頻繁．沈從文先后當過士兵、班長、文書、書記，過早經歷了生活的殘酷和戰爭的野蠻．然而他的作品卻呈現與同代作家不同的世界。茅盾、巴金、老舍等作家主要描繪了正在變革的社會現實．其作品的批判色彩甚為濃厚與此不同．沈從文在生命的建構與人性的緬懷中淡淡流露出對現實的不滿．這種精神可以說是與莊子的思想一脈相承的對自由人性的歌頌與對自然的崇尚是莊子生命哲學的精髓所在．莊子哲學最重要的恐怕就是歌頌生命．歌頌人的自由自在的存活狀態他生活在亂世．那時的人們人性扭曲，生存壓抑．生命處于極不自由狀態莊子以他對自然的熱愛、對生命的超然姿態實現了自我對生命與人性的關懷。

在沈從文筆下的湘西世界里．人們終日與古樸、寧靜、和諧、美妙如畫而又充滿靈性的大自然為伴，擁有原始、野性、蓬勃旺盛的生命力。他們的人性、人情、道德與孕育他們的大自然保持著一種異質同構的關系在作者的審美意識中．他們完全是自然孕育造化的精靈他們真情所至．率性而為．不受任何陳規陋俗羈絆．也不為任何世俗禮法約束四狗和阿如在山雨洗凈了的大自然中“撒野”，神巫違反“魔鬼習俗”去追求“天許可”的愛情．兒子特意筑路以方便母親去廟里與和尚相會湘西民間的道德處于一種自由自在的狀態．它體現了人們的習慣、樂趣和愿望．反映了生命的需求和生命的趨向．完全符合人的生理自然和心理自然，彰示出生命的自由。生存的灑脫。

莊子把對人性的理想寄托在“神人”身上．在《逍遙游》中寫道：“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谷，吸風飲露；乘云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谷熟。”所有的描寫都具有脫離塵世的美的特征。沈從文筆下的主人公都是這樣的自然之子．他們似乎同藐姑射之山的神人一樣純潔善良．和湘西古雅的風情融為一體邊城的女子是溫柔純凈的．是愛與美的化身．她們心底善良淳樸卻又執著剛強。就像一泓深泉，清靈卻不見底。《邊城》里的翠翠．是老船公的孫女．她的身影飄蕩在山水相融的風景中．生活簡單而又自足。勤勞自然、美麗善良、恬淡溫和、寧靜執著構成了她人性美的全部．顯然作者在這里傾注了自己的全部理想如果說女性在這里體現了自然和諧與人性恬靜優美的一面．那么他筆下的一部分男性則帶有自然原始的力量和生命的沖動在《龍朱》中，龍朱便作為男性人格的完美代表自然不加雕飾的原始的出現了．他“美麗強壯像獅子．溫和謙順如綿羊”．集獅子與綿羊于一身的男性完全是純粹的自然之子，他們熱情、真實、誠實、勇敢、女性的陰柔和男性的陽剛配合的恰到好處。完全體現了人性的完整和自然。兩性之愛是沈從文經常關注的．它自然而又美麗純潔．不在乎一切外來的干涉．沈從文常常把男女之間的戀情置于自然的背景之下。《雨后》中“聽一切大小蟲子叫．聽晾干了翅膀的蚱蜢各處飛．聽樹葉上的雨點落在地上的跳躍，聽在身邊一個人的心跳．全是詩的”。靜謐中生命躍動的聲響交合著從林間隱隱綽綽的意象．四狗的愛情就在這充滿生機的自然環境中萌發、膨脹、生長．情感及欲望在一種飽和狀態中走向極致．生命力在充分的張揚過程中也正蘊蓄著新的生命依山傍水的湘西無疑孕育了沈從文對湘西的向往與崇敬．他的筆端．隨處都流動著自然的身影．人則在自然的掩映之下生存活動。

《三三》中，三三從小就在“比屋連墻、嘉樹成蔭”的堡子里長大．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使她完全生活在幾乎純自然的環境中．沒有與人錯綜復雜的關系．也沒有外在力量的限制和束縛。

生命形式如真空一樣純凈透明。三三與自然互為象征，互為背景。互為對象。三三還在與寬容博大的自然的交流與對話中達成共識和默契：“三三的事．魚知道的應當比母親還多。”他們互相依賴唇齒相依．從而使三三完全釋放生命的欲望與沖動．盡顯生命的歡愉與跳躍。自由人格獲得了解放與歸依在這走向返樸歸真的過程中．人其實也就實現了精神上的自由與逍遙．在無根的飄浮中找到了生存的立足點．自然也就成了人類的生命之根．

篇（5）

財政集中收付管理制度改革是財政資金運作方式的根本性變革，是整個預算執行機制和財政收支管理的制度性創新。某省從2002年11月1日開始在省內部分事業單位試點推行，省內大中專院校從2003年10月開始推行。在這種制度下，財政收支實現了規范化管理，收入不能隨意退庫，支出得到了事前監督，資金使用效益也明顯提高。目前世界上發達的的市場經濟國家都普遍實行了這種制度。在各級領導的大力支持和幫助下，經過3年多的實踐，該項工作已經全面走上正軌，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績。但在使用國庫授權支付額度的過程中，還存在一些問題，現就有關問題進行如下探討。

財政撥款是預算單位在前一個月按照批復的部門預算資金使用計劃，向財政國庫支付執行機構申請次月的月度用款限額，財政國庫執行機構將批準的限額通知銀行和預算單位。由銀行從“零余額帳戶”給開戶單位打出銀行蓋章的“財政授權支付額度通知書”，預算單位據此做帳務處理：

借：零余額帳戶用款額度1000000元

貸：教育經費撥款—財政授權支付1000000元

預算單位在本月批準的限額內使用額度時，要在國庫網上打出財政授權支付憑證和單位開據的銀行轉帳支票或電匯單一同到銀行辦理結算業務：

借：教育事業支出—XX100000元

貸：零余額用款額度100000元

在實際工作中，有些單位不在銀行開據“零余額用款額度通知書”就做帳，這是不正確的。“零余額帳戶”與其它銀行帳戶最大的區別是：不允許該帳戶有余額，銀行每天業務終了需報省人民銀行，由省人民銀行和財政廳國庫處統一結算，再由省人民銀行給各銀行返還代墊資金。

某預算單位在使用“國庫授權支付額度”過程中，曾丟失授權額度。年底決算出納對銀行帳時，因不了解“零余額帳戶”的特殊性，認為銀行存款都是用余額對帳，年底銀行和預算單位存款余額都是零就對上帳了。3月份有經辦單位稱去年轉帳支票未拿，后用銀行對帳單和單位發生額一筆筆對賬后，確實沒有開出支票，但經國庫網上查實，此筆業務財政授權支出指令上年早已開出，授權指令還在銀行（因這一期間出納換崗造成）。經與財政廳國庫處發生額一筆筆核實此筆款，只用了額度國庫沒有顯示銀行資金劃出，確實錢還在國庫。當時上年財務決算工作已經徹底結束，主管部門也已結帳。因國庫集中支付年終與各預算單位、上下級之間賬務必須一致，還不應有未達賬項，造成用款額度丟失。

那么，單位欠經辦人上年資金應怎樣作帳務處理呢？

某單位作以下帳務處理：

摘要：購設備

借：專用基金—修購基金50000元

貸：銀行存款—XX50000元

上年度已作賬摘要：購設備

借：教育事業支出—設備購置費50000元

固定資產—一般設備50000元

貸：固定基金50000元

零余額用款額度50000元

跨年度帳務處理，此做法欠妥；“高等學校會計制度”中，對修購基金有名確的表述，修購基金的來源，是按事業收入和經營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的，提取時在修繕費和設備購置費中各列支50％。如果該項經濟業務跨年度再用修購基金購置設備，必須再入固定資產，必然造成重復支出和重復入固定資產。鑒于以上意外原因的發生，根據《高等學校會計制度》規定，年終結帳后如果發生以前年度會計事項的調整和變更，應直接通過事業基金科目進行調整，并在會計報表附加上加以說明。

借：事業基金―般基金50000元

貸：銀行存款—XX50000元

那么，對于只用了計劃，實質上未從國庫拿錢，這樣的事例我們除了應加強國庫集中支付改革工作的宣傳力度和業務知識培訓工作外，還應對國庫集中支付制度不斷加以完善，來避免和堵絕此類事情的發生，如年終增設未達賬項或在國庫軟件上增加功能等等，盡量減少基層預算單位不必要的經濟損失。

總的來說，財政國庫集中支付制度非常適應我國經濟形勢發展的需要，它體現了發展先進生產力的要求，是對現行制度的創新，是加強財政資金使用監督、防范腐敗行為發生的得力措施，它從根本上體現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目前國庫授權集中支付制度正在改革過程中，通過大家共同努力，國庫授權集中支付工作會做的越來越好，爭取早日實現財政管理和財政資金規范化、制度化、法制化。

參考文獻：

篇（6）

    另一方面,宣揚民主、擴大政治參與也可能給現存政權造成破壞和威脅。西方學者在發展中國家政治現代化研究中,針對社會轉型中可能出現的諸多問題,提出了“民主過剩”“參與危機”“參與爆炸”等一類概念。如亨廷頓、阿爾蒙德等人認為,在政治現代化過程中,人們民主意識的增加會使社會挫折感增加,這種挫折感會使人們向政府提出各種要求,并希望通過政治參與的擴大來滿足這些要求;而當這些國家政治制度化程度比較低,公民通過合法渠道進行利益表達不充分時,再由于公民具有的民主的素質與實際操作技能水平有差距時,現有政治秩序很有可能受到威脅。因此在社會轉型時期,政治參與的急劇增加將引發政治參與的無序,而無序的政治參與又一定會阻礙社會發展與進步,破壞社會和諧。

    由上觀之,對東方社會尤其是中國來說,民主確系意味著諸多進步,但也需謹慎應對民主化之后產生的問題和挑戰,一步不慎可能招致社會混亂、政權覆滅。

    二、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

篇（7）

從本質上講，人們所受的教育，主要指的是文化的教育。眾所周知，文化是人類社會經過數千年的歷史創造出來的，是人類社會行為的內在提煉。中國思想政治教育與價值豐富而視角深邃的傳統文化背景相聯系，通過汲取傳統文化中優秀的東西來陶冶人的情操，促進人的素質的全面提高，從而達到人與社會的和諧發展。

其一，思想政治教育與中國傳統文化在目標上具有一致性。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目標是塑造人們健康的人格，提高人們的思想道德修養，豐富人們的精神世界，增強人們的精神力量，提升人們理解人與人、自然以及社會的關系的能力。所有這些都符合今天我們所大力倡導和追求的道德品質和理想，與今天我們進行思想政治教育中培育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紀律的“四有”新人的目標是一致的。目標的一致性，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傳統文化在今天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和不可忽視的作用。

其二，中國傳統文化是思想政治的活水源泉。傳統文化，尤其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飽含著愛國主義思想和獻身精神。“愛國主義是我們中華民族崇高的精神追求，是我們民族的精神支柱，是我們民族的價值信仰，是我們民族的優秀品格。”愛國主義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內容，是思想政治教育目標的重要衡量指標。傳統文化中蘊含的題材廣泛的愛國主義思想正是今天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不竭源泉。

總之，只有“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汲取力量和智慧，才能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根深葉茂，健康發展。否則，丟掉了自己民族的文化傳統和民族精神，發展先進文化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在當代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過程中，中國傳統文化是無法繞開的“結”，兩者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二、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有著悠久的歷史，其優秀的文化成果對我們今天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積極而有效的引導作用，是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種不竭的資源，人們通過不斷汲取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優秀的文化成果，不斷提升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質和政治素質，會使我們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概括來說，傳統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主要體現在塑造人、培養人的功能等方面。具體來說，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中國傳統文化是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背景。傳統文化是人類精神智慧的結晶，為人類社會文明的傳承和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基礎。“教育是人類文化發生發展的一種生命機制，沒有文化傳統就不會有教育，因為文化傳統是一個民族無法拒絕的歷史傳承，這就注定了教育必須以傳統為前提、為基礎，去繼承傳統，承認歷史和傳統對人類的作用，從而根據民族傳統采取特定的教育行動向下一代提供有關人類歷史發展的范型和參照系。”現代文化是在傳統文化的基礎上，經過社會不斷發展，結合時代要求變化而來的，沒有傳統文化這一歷史文化基礎，現代文化發展必將成為空中樓閣。因此，要發揮思想政治教育對人們的教育功能，必須以傳統文化為背景和基點，充分利用我國優秀傳統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價值。

其次，中國傳統文化豐富著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傳統文化中包含的愛國主義思想和為理想獻身的精神是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內容。“正是這些內容優秀而題材廣泛的傳統文化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人，它激發了我們的民族白尊心、自信心，增強了民族的凝聚力，并且逐漸成為人們的一種共識，積淀成我們民族的共同心理。”我們中華民族有著許多優秀的文化傳統，如，“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的高尚人格；“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主義情懷；“剛健奮進”、“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處事標準；“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英雄氣慨；“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品德；“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勤勉風格；“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的奉獻精神；“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民族氣節等等。這些最優秀、最可貴的中國傳統文化為我們當代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及其寶貴的教育內容。

最后，中國傳統文化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教育原則和方法。一般來講，中國傳統文化中包含著如下幾種教育原則和方法：一是教育注重言傳身教的原則。如孔子主張以道德示范為特點的教育方式。“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這些都說明了以身試教的重要意義和作用，為我們今天進行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很好的視角。二是道德教育與內心自省相統一的方法。中國傳統文化特別重視心理教化的積極作用，“內省”“慎獨”的人身修養以及“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的道德修養方式，為我們當代思想政治教育在心里教化方面提供了一種很好的借鑒。三是德育與智育相結合的方法。中國古代教育家大多認為德育要高于智育，一個人首要的是要學會如何做人，知識只有用于符合社會道德規范的條件下才能真正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和意義。

三、強化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現實途徑

中國傳統文化的當代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表明，當代思想政治教育能否取得切實的效果，能否始終保持思想政治教育的繼承性與發展性，必須充分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對思想政治教育的積極引導作用和功能。新形勢下可以通過以下途徑切實大力弘揚中國傳統文化。

第一，積極利用各種傳媒，大力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大眾傳媒是傳播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有效平臺，通過各種廣播、電視、報紙、雜志等載體具體而形象的向廣大群眾傳播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可以將中國傳統文化與群眾的現實生活緊密結合起來，有利于人們深入理解和把握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現實意義，從而達到對廣大群眾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篇（8）

有些學生熱衷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用人單位，缺乏到基層，到農村，到西部就業、擇業及創業的積極性。有些學生不從自身條件和現實情況出發，就業期望值過高。有些學生過分看重工資待遇和工作環境，忽視了就業崗位對自身發展空間的影響。

2.誠信道德缺失。

有些學生在求職簡歷中弄虛作假，偽造榮譽證書、等級證書、學歷證書，虛報成績，盲目簽約，隨意毀約。有些學生畢業后不及時償還國家助學貸款。

3.不遵守校規校紀。

有些學生不注意文明自律，面臨就業，開始放松對自身的要求。有些學生以求職應聘為名隨意曠課、遲到，有的宿舍衛生臟亂差，有些學生吸煙喝酒等現象嚴重。

4.心情浮燥、焦慮。

有些學生不能以積極的心態面對就業前的學習生活，學習的積極性、主動性下降。忙于求職應聘，不能合理安排求職應聘與上課學習的時間，導致其畢業前掛科，影響了畢業和就業。以上情形極大影響了大學生的良好形象，以及用人單位對大學生的評價。

二、大學生就業中加強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徑

1.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大學生就業工作

加強大學生在就業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最根本的是要引導大學生學習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引領當代大學生成長成才的根本指針，它為當代大學生加強自身修養、錘煉優良品德、成長為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發展動力，明確了基本途徑。高校應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大學生就業指導工作，教育大學生在求職就業中，要將個人需要與社會需要統一起來，將個人理想與社會理想統一起來，為實現偉大的“中國夢”而奮斗。

2.充分發揮思想政治課在加強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渠道、主陣地作用

高職高專院校思想政治課是和教育部規定的思想政治理論教育核心課程，是大學生的必修課。其教學任務是幫助大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道德觀和法治觀，為就業后更好的工作打下扎實的思想道德基礎與法律基礎。為指導好大學生就業，思想政治課應加強對學生理想信念教育，愛國主義教育，人生觀、價值觀的教育。尤其是要加強職業道德教育，將愛崗敬業、誠實守信、辦事公道、服務群眾、奉獻社會的觀念滲透到教學中去。

3.專業課教師在教學中要滲透思想政治理論，培育學生職業理想

專業課教師在傳授專業知識的同時，要有意識地滲透思想政治理論。要全面客觀介紹本專業特點、專業發展前景、社會需求及時代需要，激發學生熱愛所學專業，教育學生將自身的職業理想與祖國的前途命運和時代需要緊密聯系起來，將個人理想與社會理想統一起來，增強學生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專業課教學還要加強實踐教學環節，多渠道為學生搭建課內外實踐平臺，建立長期穩定的實習和就業基地。積極組織學生開展校內實訓、校外頂崗實習、社會實踐等活動，培養學生吃苦耐勞、艱苦奮斗的精神。讓學生充分了解基層、了解西部、了解企事業單位、了解社會的發展現狀，從而樹立到基層、到西部、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業的決心。

4.將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職業生涯規劃課程中，確定科學合理的職業目標

應教育學生在確立職業目標時，做到兩個符合。一是要符合自身情況，二是要符合社會需要。學生首先要做好自我評估，充分認識自己和了解自己，從而對個人的職業生涯目標做出合理的抉擇。其次，還要充分了解社會，評估周邊各種社會環境因素對自己職業生涯發展的影響。以便做出科學合理的規劃。

5.校團委要指導與就業有關的社團活動，廣泛深入開展就業主題教育活動

各社團可通過演講賽、辯論賽、知識競賽、大學生創業設計大賽，職業生涯規劃設計大賽、模擬招聘會、講座、報告會等形式，開展世情、國情和社情的教育，大力宣傳就業政策，引導學生正確看待就業形勢，調整就業預期及就業心態。

6.高校輔導員應積極開展就業指導工作

高校輔導員是開展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學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組織者、實施者和指導者，是大學生健康成長的指導者和引路人。輔導員可通過主題班會、主題團日活動、一對一咨詢等形式，幫助學生解決就業中的心理困惑及實際困難。通過解讀就業政策及法規，引導學生樹立投身基層、西部的信心。

篇（9）

大會將圍繞新型纖維材料、節能減排與清潔生產技術、高性能復合材料及技術紡織品等熱點，進行跨領域、跨學科的學術交流，展示科研成果，額發學術大獎和學術帶頭人獎，為國內外高層次的紡織理論研究者、紡織科技工作者、紡織生產管理者和紡織技術產業化實施者的零距離接觸提供互動空間。現誠摯地邀請您就相關內容投稿并參加此次會議。

一、論文征集范圍

（1）紡織基礎理論研究；（2）高仿真、差別化、功能性纖維材料；（3）天然纖維的改性研究；（4）聚合物結構與分析；（5）聚合物的合成及在紡織工業的應用；（6）生物質纖維及其關聯技術；（7）纖維資源循環利用技術；（8）新型紡紗方法及設備；（9）高性能、智能化的新型機織、針織。編織技術；（10）高效短流程前處理工藝；（11）節能節水型染色，印花技術；（12）紡織品的復合功能后整理；（13）紡織用酶的研發及應用；（14）化學品資源循環利用技術；（15）各類高功能技術紡織品（含軍用）；（16）技術紡織品非織遣、機織、針織和編制成型工藝；（17）技術紡織品復合加工技術；（18）技術紡織品長效功能性整理和多功能復合整理；（19）環保低碳紡織專用機械與器材。

二、論文提交細則

（1）會議只接受原創首發稿，文貴自負。

（2）論文可選用中文或英文書寫，但參加“2012年中日紡織學術交流會”的交流論文只能用英文書寫。論文的具體格式參見大會官方網站“會議征文”欄目。

（3）作者須在大會官方網站（.cn）在線注冊后提交Word格式的論文，會議秘書處會在收到論文后的3個工作日內用電子郵件回復。如在1周內沒有收到回復，請重新提交論文或與秘書處聯系。

篇（10）

《戰國策》一書，是反映戰國時期歷史的一部十分重要的典籍。它記載了許多的言談游說之士——即所謂的縱橫家的言論，正如西漢劉向所言，此書“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歷代學者也大體認為書中的主要內容“大抵皆縱橫捭闔，譎誑相輕傾奪之說也”。但是筆者認為，書中的言談游說之士的縱橫捭闔，就其本身而言，主要還是一種“干人主”的方法和技術，作為一種政治活動來說，是屬于技術層面的性質，其中并不帶有什么政治思想與政治學理。用通俗的話來說，它就是教人如何為了某種利益而打動對方，“皆揣摩人君心理之術”。然而我們知道，戰國時期是許多政治思想并行于世的時期，而作為一種政治思想，它必須包括如何治理國家、如何統治民眾、權利的分配、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系等等這些內容，并且對進行政治活動的人產生一定的影響與支配作用。換句話說，政治思想是在抽象的層次上研究政治主張的概念及論證涉及政府(政治機構)的措施與制度，以及具有政治行為的人，如古時的君、臣，近代的議員、公民，皆在其討論詮釋的范圍之內。正如張舜徽先生在論及當時的游說之士時所言：“不外拿自己的一套主張，游說諸侯，乘機爬上統治地位，成為最高統治者周圍的顯赫人物。他們的任務，不外想拿各人自己的一套議論主張，實行于當時，來鞏固統治者的權位，維護統治與服從的社會秩序。”《戰國策》中所記載的言談游說之士，在他們的言論中，自然也存在著一些政治思想。作為“自己各人的一套議論主張”來游說上層人物，以此來達到他們自己的某種目的。本文就是對這些游說之士的政治思想進行研究和探討。

因為在《戰國策》里很多的政治思想大都散見于各個篇章之中，因此，在研究探討時，必須從宏觀的層面上把握其總體面貌，抓住其主要的觀點。

戰爭的重要性。對戰爭研究，是政治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為“戰爭不僅是一種政治行為，而且是一種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繼續，是政治交往通過另一種手段的實現”。戰國時期，七雄并立，彼此之間征戰不休，都想戰勝對方，或是達到保存、擴大自己的實力，進而達到統一天下的效果和目的。所以在當時戰爭就體現了它的極其重要的意義。雖然戰爭之慘烈正如孟子所言，各國國君“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之子弟以殉之”。但是各國之間的征戰依舊如故，并且各種指揮打仗的人才如白起、廉頗等人也都為人君所重，而如何進行戰爭并取得勝利，也成為了一種專門之學，即所謂的“兵家”。所以《戰國策》中所記載的那些言談游說之士，在他們的言論中，也就將戰爭賦予了很大的重要性、合理性了。如《戰國策·秦策一》載蘇秦說秦惠王曰：

夫徒處而致利，安座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后可建大功。是故兵勝于外，義強于內；威立于上，民服于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詘敵國，制海內，子元，臣諸侯，非兵不可也。

這段話中，就提出了當時的人主治國的兩個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致利”和“廣地”。但是在當時群雄并立的情況下，要達到這些目的，不是那些整日“恬于教，亂于治，迷于言，惑于語，沈于辯，溺于辭”的人可以得到的，“非兵不可”才是最主要的手段。我們可以查閱《史記》中所記載的戰國時期的歷史，幾乎無年不戰，無戰不是殺人逾萬、血流成河，最終的政治利益的實現靠的就是戰爭。不但“致利”和“廣地”需要戰爭，守護國土、避免鄰國強占本國的土地，更是離不開戰爭。《戰國策》中所載的鄭同說趙王之辭就說明了這一點：

今有強貪之國，臨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王非戰國守圍之具，其將何以當之?王若無兵，鄰國得志矣。

在戰國這個紛爭慘烈的時代，想要保住國土，不能向鄰國“告以禮”、“說以義”，用文章或口頭作道義上的論爭，而是必須備守城之具，有充足的軍隊，通過戰爭來守衛國家。這與上文所引的以“致利”、“廣地”為主的目的雖有不同，但兩者欲達到目的的手段必歸于戰爭。由此可見，《戰國策》中對戰爭的重要性的敘述，是占有重要地位的。這也是深深符合當時的歷史背景的。此外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戰國策》中盡管夸大了言談游說之士的重要，如通過蘇秦的“和縱”之計，“秦王解兵不出于境，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儼然是一言而定天下安危。但是在縱橫捭闔的背后，仍然是以各國的實力為基礎的，而這種實力的最好體現，就是用來進行戰爭的軍事實力。所以哪怕是書中極力夸大的人物蘇秦等人，在游說國君之時，也是必說“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這樣體現一國實力的話語，這也是《戰國策》中重視戰爭的一個良好的佐證。

增強君主集權，有效駕馭臣下。戰國時期的一大特點，就是春秋時的封建國家開始解體，郡縣制的集權國家開始出現，“各國的政權組織相應的發生了變革，廢棄了原來各級貴族統治的制度，開始形成以將相為首腦的中央集權的君主政權”。大臣開始由國君任命，并且聽命于國君，而對于國君而言，如何加強集權、有效地使用自己的權力，如何控制駕馭臣下使之完全為己所用，也就顯得特別重要了。《戰國策》中對這方面自然也是極為重視。如書中所載的有人向秦惠王所進之言就提到：

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為主．大忘更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仇讎也，愿大王圖之。

雖然這段話是否符合史實值得商榷，因為商鞅在秦國的變法，本身就是打擊當時的貴族勢力，使君主得以集權，并非是讓自己的聲名蓋過君主。但姑且不論這些，這段話就是要君主獨攬大權，不能使大權旁落。因為“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如此一來，則“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傷其心。都大者危其國，臣強者危其主”。作為新興的集權式的君主，應該全力制止“商君反為主，大王更為臣”的情況，否則，是很不利于君主獨攬大權的、臣下完全聽命于君主的集權統治。故而要極力避免“大王更為臣”的現象出現，哪怕殺掉威脅君主地位的大臣也在所不惜。這段引文的后面正是這樣的結果，“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除了君主要獨攬大權之外，還要使君主的命令能夠順利執行，不能出現“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囷倉空虛，惡其士民，張軍數千百萬，白刃在前，斧質在后，而皆去走，不能死，罪其百姓不能死也，其上不能殺也。言賞則不興，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的情況。作為集權的君主，要想在戰亂紛爭不止的戰國之世有所作為，就必須讓全國民眾為自己的利益而行動，一切以君主之命為鵠的，“士民”不許違背君令、有自己的獨立意志，使君主“言賞則不興，言罰則不行”，一位合格的集權君主，應該像書中所載的范睢之言，做到：

臣聞古之善為政也，其威內扶，其輔外布，四治政不亂不逆，使者直道而行，不敢為非。

如此一來，臣下“不敢為非”，君主中央集權、獨攬大權的目的才是完全達到了。最后《戰國策》還提到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勞”與“佚”的關系，具體討論了君主的“統治術”問題，這就使得書中所論的關于增強君主集權、有效駕馭臣下的思想更加完備了。如《戰國策·齊策五》就寫道：

故夫善為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佚，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

控制權力，不讓臣下權侵君主，使君主的命令能夠順利執行，再加上重視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勞佚關系，使主佚而下勞，這樣就可以實現增強君主集權、有效駕馭臣下的目的了。這些觀點符合當時的政治現狀，達到了為統治者服務的要求。王夫之說戰國是“古今之一大變會”，而政治上的中央集權正是這“變會”的主要特征之一。《戰國策》中所記載的增強君主集權、有效駕馭臣下的思想，體現了這樣的時代要求和特征，并且代表了新興的集權君主的利益，順應了歷史發展的潮流，因此，不能僅從技術層面上將《戰國策》看做是“陰謀詭計”“縱橫捭闔，譎誑相輕傾奪之說”。

重用賢臣，摒去奸侫。上文提到，戰國時期君主的中央集權傾向明顯加強，臣下的錄用與升黜，都以君主的意志來執行，春秋時代的“世卿政治”——國家的各種職位由各國的封建貴族擔當，職位世襲，國君不得隨意干涉的貴族政體——趨于解體，而“貴族階級壟斷政治之制度既廢，平民遂獲得登上政治舞臺之機會”。一時間，求賢用賢成為各國君主的當務之急和時尚，所以如何才能獲得賢人并且有效地使用賢人，也就成為當時政治思想的一個主題。《戰國策》中就提到了“國亡者，非無賢人，不能用也”的觀點，說明了“賢人”對于國家的重要性。要想獲得賢人，首先就是要尊重賢人，書中所載郭隗對燕昭王說道：

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后息，先詞而后嘿，則什己者至。若恣睢奮擊，啕籍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

這段話就說明了越是尊重人才，則越優秀的人才就會來到朝廷為人主所用。如果君主大擺架子，“恣睢奮擊，啕籍叱咄”，則只能得到平庸昏碌之輩了。戰國時期由于私人講學的興起，使得許多人都可以通過自己的學習獲得知識，從而走上仕途。當時許多屬于不同君主的政權同時存在，為這些新興的“士”階層提供了更多的選擇和施展才能的機會和空間，他們的地位也因之提高，能夠“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以一副很自信、很有尊嚴的面貌出現。《戰國策》中記載的齊宣王見顏斶，后者儼然為王者師的姿態，直呼“王前!”，要齊宣王走到他跟前說話，并指出“明乎士之貴也”才算得上是“明主”，更是形象地表達了這一點。除了尊重賢人之外，還應該虛懷納諫，廣開言路，并且擇善而從。這樣可以使國力強盛，國政清明。書中著名的“鄒忌諷齊王納諫”就說明了這一點：

(齊威王)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于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

令初下，群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后，時時而間進。期年之后，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于齊。此所謂戰勝于朝廷。

這段文字不但寫出了作為一國之君應該如何的鼓勵臣下來進諫，而且還極力突出了虛懷納諫、廣開言路、擇善而從的良好政治效果，國內是“期年之后，雖欲言，無可進者”，頗有孔子所謂的“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的景象；諸國是“燕、趙、韓、魏聞之，皆朝于齊”。齊國也因君主的虛懷納諫而強盛起來。雖然這里有一定的夸張性，但從另一方面也體現出《戰國策》一書鼓勵君主應虛懷納諫的思想。不但君主應如此，在書中，作為戰國四公子之一的孟嘗君也說道：“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于外者，疾入諫”。可見虛懷納諫的重要性。最后，在重用賢人的同時，書中也提到了應該除去奸佞之人，使得賢人可以無阻礙無滯累的行其治國的主張。書中所記載蘇秦說趙王之辭就提到這一點：

臣聞明王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跡，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之計，臣得忠于前矣。

“流言之跡”“朋黨之門”都是中央集權體制下的官僚政治的典型弊端，若賢人整日被流言所詆毀，遭朋黨所排擠，就無法有效地為君主貢獻自己的才能了。所以除去奸佞之人，是重用賢人的一個重要的前提，作為臣下而言，也應該做到“賢臣之事其主也，亦必無女石而進賢”，公忠體國，不做嫉妒排擠同僚之事。重民愛民，關注民生。《戰國策》一書中所體現的最后一個政治思想就是重民愛民、關注民生。我們知道，中國自西周起，就有了重民愛民的思想。《尚書》中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其惟王以小民用百彝，亦敢殄戮用義，民若有功”這類的語句，就明顯地體現出統治者要重民愛民、勿濫施刑于民的治國理念。戰國時期的各國國君，也十分重視民眾問題。《孟子》中所載梁惠王對孟子說“河內兇，則移其民于河東，移其粟于河內。河東兇亦然”，一副十分關注民眾生計的樣子，并且十分希望自己國內的民眾數量繁衍增多，故而詢問孟子在他這樣關注民生之后，為何依舊是“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在這樣的時代風氣下，《戰國策》一書中就有了體現關于重民愛民思想的語句。書中所載的齊國使者出使趙國，趙威后問齊使“歲亦無恙邪?民亦無恙邪?王亦元恙邪?”齊使不高興她的詢問順序，趙威后便解釋道：

不然。茍無歲，何以有民?茍無民，何以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

指明了民眾才是使統治者得以順利統治的最根本的因素。民眾生計有問題，統治者的統治地位也就要動搖了。而民眾生計得到保證，則會使一國的生產儲備、作戰能力、田賦稅收都有所增加。所以對于統治者而言，必須重民愛民，關注民眾的生計問題。這段話的思維邏輯是“歲—民—君”，雖然與孟子著名的民本論“民為貴，社稷為次，君為輕”中的“民一社稷一君”的思維邏輯順序有所不同，但是兩者都承認民眾是統治者治國的根本與基礎則是一致的。此外，書中記載的齊襄王問人如何對待齊國重臣田單，那人主張應嘉獎田單，理由便是：

寡人憂民之饑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一比之，稱寡人之意。

篇（11）

二、“中國夢”是提升軍校學員歷史使命意識的必然要求

當今我國的國家安全面臨著各種挑戰，如何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保駕護航，履行多樣化的任務，這為我軍的歷史使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為軍校學員應該樹立牢固的歷史使命意識，加強學習、提升素質完成國家賦予各種任務所需的能力要求，必須要加強“中國夢”的教育引導。“中國人的個體夢并不排斥物質性追求，但它始終與中華民族的復興息息相關。”它使軍校學員有效的樹立社會責任感，明確履行使命必須自覺擔當時代賦予的神圣任務，自覺養成對自身負責與對社會負責相統一。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國的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愿望第一次如此接近，作為軍校學員更應該對這來之不易的歷史機遇所蘊含的使命倍感珍惜。“中國夢”的實現不能坐等，夢想不可能自動轉化為現實，空談誤國、實干興邦，軍校學員應立足本職，以“中國夢”為契機，激發內在的使命意識，努力學習，為目標實現貢獻力量。“中國夢”是當前加強部隊院校思想政治建設全面發展的關鍵環節，必然為提升軍校學員的歷史使命意識提供堅定的精神動力。

三、“中國夢”是促進軍校學員全面發展的內在動力

在軍校學員的培養過程中樹立以人為本、全面發展的教育理念，應當喚起軍校學員學習發展的內在動力，將自身的發展和理想的實現與國家的繁榮富強有機的結合在一起，在提高軍校學員的科學文化素質的同時，提升思想道德修養，實現個人與國家共同發展的內在統一。“偉大的夢想必須落實到每個小小的夢想上，才能常開常新、永葆活力。”能否對個人與國家的利益統一，是影響軍校學員實際行動的重要方面。“中國夢”的提出即是對中國未來發展前景的深刻概括也是對社會發展趨勢的總結，它將人民群眾的個體追求與國家發展緊密結合形成共識，有助于消除當前價值多元化造成的價值取向沖突，有助于形成共謀發展的共識，成為社會和個人全面發展的內在動力。加強“中國夢”的教育引導，有利于軍校學員樹立正確的成才觀和人生理想，夯實軍校學員的堅定政治信仰和明確的發展方向，對于提高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