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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琴是學前教育專業學生必須掌握的一門技能,在對這門課程學習的過程中,每一個學生都要面臨著練琴和回琴。一節鋼琴課中學生回琴效果是否好,主要是要看兩方面:一是教師的教;二是學生的練。由于鍵盤是一門技能課,所以在這兩方面中,教師的教固然重要,但學生的練也是非常關鍵的。曾記得一位學者用過這樣一個劃船的比喻:教師只能指給學生劃船的方向,但船槳是掌握在學生手中的,所以能不能到達目的地,關鍵是在于學生是否努力去劃了。確實,學生練琴的積極性直接影響到學生對這門技能的掌握。那么如何提高學生練琴的積極性是至關重要的。
一、鞏固學生的專業思想
學前教育專業學生是未來一代的啟蒙老師,鋼琴是學前教育專業學生必須掌握的一門技能,這個專業意識應該是學生去練琴的一個指導思想,也是學生練琴的一個最基本的動力。要讓這個指導思想在學生頭腦中根深蒂固和產生基本動力,光憑教師口頭說教,收效是微乎其微的,重要的是怎樣讓學生能自己主動意識到學前教育專業學生必須學好鋼琴;要讓學生主動意識到需要在鋼琴課課余做大量的工作。比如開展優秀幼兒教師系列講座或座談、組織學生去幼兒園見習或實習,讓學生多去觀察幼兒園的日常教學和生活指導,要讓學生了解到如何做一名小朋友們喜歡的幼兒教師。通過這一系列的工作與實踐,學生應該能夠自己總結出,小朋友喜歡的教師不僅能說會道、能書會畫,還必須能彈會唱。在幼兒園必不可少的音樂課里,教師自彈自唱,或老師彈小朋友唱,或老師彈小朋友跳舞,做音樂游戲,或老師彈一些樂曲,讓小朋友欣賞等等這些環節都能為音樂課增添不少歡樂的氣氛,同時也更能激發小朋友的興趣。而且在一些其他的日常活動中也離不開老師彈琴來激發兒童的生活興趣。這些大量的感性認識的目的就是讓學生意識到,為了將來能成為合格的幼兒園教師,成為小朋友喜愛的教師,現在必須認真練琴。
二、激發學生練零的興趣
首先是課堂上教師的范奏。因為接受任何新事物,意識上總是先入為主的。一首樂曲,教師范奏的好壞會直接影響到學生練琴的積極性,如果教師的每一次范奏都能做到認真、嚴格、規范、有藝術感染力,讓學生在第一次聽到時就能感受到樂曲之美,并能產生我也要把它彈得像老師這樣好聽的想法,這樣,學生最初的練琴積極性就會提高。但是范奏始終又要適合學生的接受能力,既要在音樂方面適合學生的境界,又要尋找比較簡易的技巧解決方法,因為過于華麗或者過分細膩的解決方法都是學生所難接受的,而且也會影響學生課后練習的自信心。其次是教師的講解。因為一首樂曲,光使學生覺得好聽,但練習起來卻困難重重,那會大大削減了剛開始想去好好練的興致,所以教師在課前一定要仔細備課,分析教材、在指導練法時能把學生練琴時將會出現的難點一一列舉出來,更重要的是要提供給學生解決這些難點的具體的并適合學生能力的方法。再次是要培養學生對樂曲的理解。在二年級的教材中,有一首由歌曲改編的樂曲《小白船》,旋律很美,一般學生都會唱這首歌曲,我就試著讓學生回憶原來的歌詞內容是什么,然后再根據內容去理解想象這首樂曲,使學生從旋律中體會出樂曲所表現的內容,學生課后練琴的積極性都相當高,在回課時學生也都彈得相當不錯,都能夠進入到樂曲所表現的意境中去。因此,讓學生在練琴時能感受音樂之美,是可以使學生練琴的積極性大大提高,而不致產生乏味之感。但是音樂作品之中的美,需要教師先要去領悟、洞察、創造,然后才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帶領學生去尋求和感悟:(1)領會樂曲的風格美;(2)建立音樂形象與文學形象聯系的美;(3)掌握樂曲的節拍與節奏型的規律美;(4)把握旋律的趨勢美;(5)熟悉樂曲中對稱與對比美等。從美學角度看,也只有形成正確的審美意識和審美評價,才能有創造美的欲望。因此,在鋼琴的教與學中,如果教師能夠充分挖掘到作品中的美,使美的種子真正埋藏在學生的心靈之中,那么,對于學生來說,也將會由苦學變為樂學,練琴的積極性自然也就會高了。
三、排除心理障礙
心理障礙直接影響了學生練琴的積極性,這些心理障礙有許多種,如基礎差的學生,看到別人彈得好,就會產生強烈的自卑心理,對自己失去信心,就容易產生越差越不想練的惡性循環,對于這種情況,首先教師要幫助這些學生樹立自信心,在平時的回課中,不要總是歸咎為學生主觀不努力的結果,而應該耐心地去聽學生彈奏,適當指出優缺點,并以理解為出發點,控制自己的情緒,多為學生考慮,告訴他們努力的方向,使他們能感受到自己正在進步,從而加強他們的自信心。其次教師要培養學生在平時練琴時的互助習慣,因為學生一周只有一次鋼琴課,其余時間只能學生自己練習,一些基礎差的同學在練習時有時會出現錯音或錯節奏,但這個時候學生自己并不知道,此時,班組里一些成績較好的同學就可以起到“小老師”的作用,能及時糾正錯誤。
我們并不否認上述觀點的實在性與實用性。盡管它只是反映問題的一個方面,是一種可能而不是必然,但它畢竟是一種歷史的沉淀,其中的合理內核仍不失為現實的借鑒。研究和處理任何問題,采取一攬子的否定或肯定,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我們今天從世界和平與發展的視野來討論學前兒童外語教育的問題,強調的是世界各國人民的友好與合作,也不應對過去傳統意見視而不見。應當看到,時下掀起的新的一輪學習外語熱,也不乏功利與實用的目的。不少家長寄希望于自己的孩子將來出國、移民或歸化;有的高收費學校以保證考上大學或出國留學為誘餌來招睞生源。凡此種種,或多或少都污染著我們提倡學前兒童學外語的初衷。
我們提倡學前兒童學外語的目的,不是要加速把中國人變成外國人,盡管我國人口過剩,有條件和機會移居國外也并非壞事。但絕大多數人學習外語,立足點仍在本國,這種情形在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是無法改變的。我們不能跨越歷史的階段去奢談什么“世界公民”,用人本主義的教育方針來對抗以國為本的歷史現實。我們反對“閉關自守”的狹隘的愛國主義,國際無數事實業已證明,普遍文化與全球戰略決不會防礙任何人去獲得其本民族文化的利益,正好比熱愛世界和平與熱愛祖國并行不悖一樣。學前兒童學習外語,通過兩種語言或多種語言的比較,能更好地提高本族語言和鑒賞本族文化的能力,并用獲得的外語知識和外國文化來促進自身的發展、民族的進步和國家的繁榮,這是囿于母語學習的人所無法比擬的。
我們也反對“數典忘祖”的國家虛無主義。國家是階級斗爭的工具,在階級未消亡之前,愛國是人們不可抗逆的現實。愛國與民族感情又是相通的,不受國籍形式的制約,一個人即使在異國他鄉,拿的是“綠卡”或外國護照,也應以擁有一顆“中國心”而感到自豪。特別是對出生在國內,并在國內習得母語、沐浴過祖國母親恩澤的人來說,都不應當數典忘祖。學前兒童學習外語,將來走向世界,都有可能碰到這個問題。我們不希望因為早期外語教育而出現更多的“假洋鬼子”來自傷國力與尊嚴。因此,在給學前兒童教外語的時候,千萬不要忘記我們是教中國人學外語,而不是從語言著手把中國人變成外國人。當然,愛國與否跟學外語沒有必然聯系,我們只是根據歷史的經驗提醒一下。
反對學前兒童學外語的第二個理由,是認為外語只能習得,不能通過正規的學習來獲得。誠然,習得(acquisition)比學習(Learninig)來得輕松容易。習得本是一種非正式的學習,多是指兒童在母語環境中:耳濡目染地、自然而然地、高高興興地、不知不覺地學會本族語的基礎,主要是習得音位、語調、日常交際用的詞匯與話語結構。雖然其它方面的語言能力兒童是很難習得的,但他們習得的言語會終生難忘,對其以后語言能力的全面發展大有好處。
“兒童早期言語的特征是,有規律地(即受規則支配)偏離所學習的成人語言的規范”。這里所講的“規則”,就是喬姆斯基所說的兒童習得母語時所自覺使用的“天賦語言習得機制”(Languageacquisitiondevice),即通過普遍觀察得到的人腦中遺傳下來的“生成語法”(ge-nerativegrammar)。盡管這種機制或語法的神經生理基礎至今尚未完全探明,但兒童心理語言學家對多種語言習得過程的實驗研究,業已證明人類語言中這種普遍語法的存在,而且已成功地應用到人工智能方面,例如伍茲(willamA·woods)的“擴充轉移網絡”(ATN)。語言習得理論認為,兒童從父母和周圍的人那里聽到的數量有限的話語發展到能理解并說出數量無限的新話語,這是后天學習激發先天遺傳機制的結果。由此我們進一步想到,近來的許多研究表明,精神方面的特殊的后天獲得的能力跟生理方面的能力一樣,也可以沉積為遺傳基因的屬性并使之普遍化,看來這也是符合人類進化的辯證法的。正是因為遺傳基因的共性,“理性主義者”的喬姆斯基才從行為心理學的結構主義轉到認知心理學的轉換生成語言學,從而使語言習得的理論更加完善。同時,遺傳基因的個體差異,也給因勢利導的“因材施教”教育原則提供了生理基礎。
語言習得理論并不是喬姆斯基的“專利”。語言之可以自然習得,這種現象從語言產生的同時就已經出現了。作為一種理論的總結,它無疑得益于前人的研究,因此它應當包孕傳統語文學(philology)、歷史比較語言學和結構主義語言學的貢獻。例如,在習得過程中,除了強調對內在機能的激發以及自然環境(natualmilieu)中的直覺感知以外,也應當重視比較語言學的母語對外語的正負遷移作用(如對學前兒童不宜同時使用兩種語言說話),特別是要重視結構主義語言學所提倡的通過重復積累經驗與通過模仿形成習慣的學習方法,更要重視功能學派的交際法與情景法,等等。總之,語言習得的內涵與外延很廣,我們不能顧此失彼,以新替舊,以一概全。認識偏頗與缺乏全局和發展的眼光,是人性的一個弱點,其實質是為我主義或唯心主義,而其根源則是對人生短暫現象的功利主義反應。
從發展的眼光看,語言習得的對象還不止是語言的離散性和規則性,更重要的是語義在語用中的模糊性與個人運用語言的特殊社會心理特征。這是深不可測的底層,反映了語言的本質。例如黑色幽默,言不為心聲、文不如其人、話中有話、口頭禪以及行話、黑話與悖論,等等,光從結構上進行形式分析,恐怕難以領悟其中奧妙。
從目前人工語言對自然語言的仿真遇到挫折和失敗的情形來看,上述種種“言外之意”看來也只能通過習得逐漸獲得理解。音、形、義的統一體可望由人和機器的學習得以被譯,而音、形、義的非統一體則要依靠習得才能弄懂;因為前者是有序的系統,而后者是無序的或有序與無序交叉的系統。有序的東西比較容易看出因果關系,無序中的因果關系就好似隔霧觀花。當然,正如丹麥歷史語言學家維爾納(KarlVener)在100多前所說的“沒有一個例外無規律”,語義的非規則構成或語義的異化,也是可以找到它的原因的。如果不是這樣,語言思維與交際功能就不可思議。我們認為這方面的研究可以納入語義解釋學的范圍,語義解釋學應當成為現代語言科學的前沿陣地。如果在這方面能夠攻克幾個堡壘,無疑會促進人工智能的發展,同時給語言習得理論輸送新的血液。
學前兒童的語言習得是整個語言學習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雖然它主要是指習得母語抑或第二語言的言語,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為語言習得有一個臨界期或“敏感期”。這兩個術語的意思都是模糊的,有的說是0歲到6歲(且不說0歲是從受精卵形成之時算起還是從出生之時算起),有的說是2—8歲,有的說是1.5—13歲,有的說不超過16歲。我們認為,如果說有臨界期,還是以不超過13歲為宜。不過從實踐經驗上講,臨界期內的損失是可以在臨界期外得到彌補的。例如我的一位同事蔡先生,他是朝鮮族人,解放初期念高中以前他從未接觸過漢語(外語)即使上高中除了語文課也很少聽說漢語,只是在大學才開始真正進入漢語的“海洋”,而此后他的漢語水平跟我們的大學畢業生毫無二致。不僅如此,他的日語和英語都是在臨界期以后自學得來的,而且日語口語堪稱一流。更令人驚訝的是,他太太40多歲,來廣州之前根本不會說漢語,但3—5年之后卻跟我們說得一樣好。這種例子屢見不鮮。前大多數學校是從高中為起點教外語,現在很多外語人才就是這樣過來的。順便講一下以前的“洋涇濱”英語(pidginEnglish),據說也是過了臨界期的成年人在跟外商打交道時逼出來的,居然也能夠跟外國人溝通,其中不乏有人還逐漸過渡到了能說一口地道的英語。這些現象說明什么問題呢?顯然是說明,正常的人都有機會自小習得自己的母語,從中獲得的普遍語法或天生的信息裝置可以應用到對其他語言的學習中去。當然,這樣學習語言比起習得來說時間要長,困難要多,學習者需要有生存的壓力或頑強的意志,而這兩條往往是一般人所缺乏的。正因為這樣,根據“付出少收益大”的優化原理,我們提倡兒童在語言臨界期內盡可能早一點學習外語。
不少心理語言學家業已證明,兒童大腦的成長率與第一語言的發展率在10歲以后明顯衰減,一直衰減到語言習得的“敏感語句”(sensitivephrase)不再出現;而且他們精確區分語音的能力,甚至包括外語語音的再生能力,比10歲以上的兒童要強得多。實驗還證明,“兒童對語言的辨別與認知能力和對語音與語調的頓悟能力,在6歲以后已經開始急劇惡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神經語言學家用“大腦半球切除術”的實驗方式證明,有一些10歲以下的兒童由于腦瘤而將大腦左半球的皮層切除,但并不影響他們的語言能力;而若將成年人的大腦左半球切除,則將完全喪失語言能力。這表明兒童的大腦左右半球都具有語言能力,因此,大量的方面來說,大腦對語言信息的存儲與處理能力,應當可以說大人不如小孩。
學前兒童在習得母語的同時,如果還能習得一門或幾門其他的語言,這當然是理想不過的事情,在少數雙語地區或家庭中,我國的一些孩子的確會說兩種語言,但可惜的是大都不是國際上廣泛使用的語種,諸如英語、法語、德語、西班牙語和阿拉伯語,等等,這些語言對我們來說還不是第二語言,而是缺乏使用環境與使用機會的外語。英語是我國目前的第一外語,從對外開放的趨勢來看,有可能逐步成為我們的第二語言;事實上,對少數個人或集體來說,英語已是他們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工具。因此,我們也可以稱它為目標語(targetlanguage),即同時兼有外語和第二語言的性質。喬姆斯基認為,習得母語的敏捷性可以轉移到習得第二語言中來,變成兒童的“第二天性”(secondnature)。因此,我們這里不再討論作為第二語言的外語習得問題。
我們刻意要討論的是,學前兒童是否通過學習的途徑即用正規的教育方法掌握外語的基礎(basics)。答案是肯定的。德國奧琴(Aachen)師范學院英語系的施密特·尚貝恩(Schmidschonbein)在本世紀80年代就進行過這方面的實驗,證明可以借鑒習得的經驗創造一個教學環境,使學前兒童自然而然地學得(pickup)英語。當然,在這種人造的教學環境中,需要教師所操的外語比較地道,與孩子們相處的氣氛要輕松愉快和富有情感,形成一個單一的語言“浴室”(uninlinguallanguagebath),盡可能讓他們接受某種偶發性的學習(incidentallearning)。同時,要寓教于樂,各種游戲要能引人入勝,如使用木偶或布娃娃等模特兒作為溝通對象,激發孩子用外語進行口頭交際的欲望,造成一種近乎自然語境的氛圍。要讓孩子多次重復其所學到或聽到的詞匯與話語,但這種復現又不能象教育少年或成年人學外語那樣顯山露水,而要設法讓他們不知不覺。此外,在教學時不宜“一鍋煮”,每一個班級應分成若干個小組,每個小組宜8—12人,以保證每個孩子的注意力不分散,便于教師及時給予正面前引導與強化。
市場經濟中“生產”和“消費”的理論告訴我們:消費決定生產的方式和數量。消費促進生產,如果把學校培養出學生比作生產的話,那么社會對學生的需求就是一種消費。時代在前進,社會在不斷的發展,對人才的要求也不斷提高,對人才類型的需求也在不斷的改變。生產出逢時對路的“產品”、產學結合是當下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
就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就業來說,從事語文教學工作是大部分同學的首選。但是,就當前中國高校的漢語言文學專業教學來看,更重視語言和文學的理論教學,注重提高學生的文化底蘊和文學素養,在這方面投入的資金和人力也很大。相對來說語文教學等實踐方面則被忽略了。很多高校包括重點大學都會用很大一部分時間來開古代文學、現當代文學、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的課程,而語文課程與教學論和語文教育學這些實踐性課程則相對薄弱,這就造成了漢語言文學專業畢業生的一個困惑——學不能致用。針對這個問題,筆者提出以下兩個方面的建議:
歷經重建和近三十年的發展,當前教學論學科呈現出空前繁榮的局面:教學論學科體系日益龐大,研究成果空前繁榮,研究隊伍也逐漸壯大。但是認真考察教學論學科自身發展所走過的道路,審視當前教學論的研究現狀,在看到這些成就的同時,我們還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當前教學論在研究主題、研究目的和研究方式等三個方面仍然存在諸多問題和疑惑,對這些根本性問題進行經常性的反思和追問,對教學論學科發展是必要的,也是促進教學論研究不斷深化的重要動力。
一、教學論研究主題:本質探求抑或實踐關照
長期以來,教學理論界時而沉寂、時而熱烈的一個話題就是 “教學本質”問題。探討和追問教學本質曾經一度成為教學論研究的主要內容和推動教學論研究深化的重要動力之一。在教學論研究體系中,探討與追問教學的本質與規律,屬于其“形而上”的部分,它所解決的主要問題是探討教學的“本體存在”,也即“教學究竟是什么”的問題。
近三十年來,教學本質的探討之所以興起,源于特殊的時代背景和理論發展本身的內在邏輯。首先,由于特殊的歷史背景,教學論學科面臨著重建和發展.對教學本質的探討是教學理論面臨 “正本清源”重新回到科學軌道的必然要求。教學理論要從僵化、封閉的思維桎梏中解放出來,必須開展教學科學研究,回到尊重客觀規律、重視教學規律的軌道上來,開展教學本質的研究,為教學理論的科學研究做好思想和理論上的準備。其次,學科理論發展依賴于最基本的學科范疇和概念體系的建立,教學論研究如果離開對其基本范疇“教學”的追問和探討就難以進行下去,近三十年來教學論界花費相當大的精力致力于教學本質的探討,就是教學理論自身發展內在邏輯的體現。
此后,在本質探求的思維方式滲透之下,教學論研究者開始熱衷并習慣于從本質假定出發,抽象出相應的教學理念、原則、方法、模式 ……最終演繹和建構出一套相應的教學論體系。這種研究范式一旦被后來的研究者沿襲下來,就獲得了明顯的社會遺傳性,在很大程度上支配著他們的教學論研究工作。很長時間以來,教學理論界在關于“主客體關系”、“主體性教學”以及“教學與生活的關系”等問題的探討中都不同程度地滲透和折射出這種思維方式。應該說,對于教學論研究而言,這種思維方式和邏輯是必要的,它對于教學論學科體系的建構有著一定的意義,它也是教學論研究得以不斷深化的重要動力。同時,這種教學論研究方式的另一要旨在于能揭示教學的應然狀態,闡述論證教學的必要規范,引領現實教學實踐走向一種理想狀態。
雖然,關于本質問題的探討和追問對教學論研究來說是完全必要的,但如果研究者僅僅把此作為教學論研究的唯一目的和追求,就會偏執于純粹理論的建構,從而極易陷于以下認識和實踐誤區。
其一,研究者可能把教學論研究誤解為純粹書齋里的 “勞作”,從而沉湎于純粹理論的抽象與文字符號的操作,導致理論研究在邏輯思辨和純學術的建構中遠離教育現實,此類研究思維方式也是造成長期以來教學理論與教學實踐深層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二,沉溺于純粹的本質探求和理論建構,極有可能造成理論工作者通常所犯的 “職業毛病”,在進行理論闡釋時,為追求理論的深度和“美感”,對簡明教育事實進行過度的理論闡釋,反而遮蓋簡單事實的本來面貌。理論是抽象的,有時更是“灰色”的,而現實則是具體的、鮮活的,理論的過渡闡釋只能造成文字符號的泡沫四溢,進而會遮蔽研究者對鮮活教育現實的清楚認識和判斷。應該說,這是當前教學論研究者在從事自己工作的時候必須警惕的一個誘惑和陷阱。在當下的教學論研究中,與追求深刻的理論相比,回歸現實顯得更為重要,也更具意義。其三,習慣于此類研究方式,可能會弱化研究者對現實教學世界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一旦教學論研究者把教學論研究僅僅當成是對某些抽象本質與規律的探尋,在開展研究時就可能會不考慮其研究對中國當下教育實踐的實用性、可行性和有效性,在進行理論“建構”時,“既不探其實,也不究其根,結果使得各種本來值得深入研究、仔細推敲的教學理論成了‘爭奇斗艷'的時裝表演”。更有甚者,實踐責任感的喪失極有可能會滋生教學論研究中的投機行為。研究者一旦把教學論研究誤解為純粹理論與文本的操作,在開展工作時就可能會進行“投資”與“效益”的利益計算和權衡,從而不屑于做第一手的調查、實驗和研究,而是在已有文獻和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行相應的“歸納”和“整理”,卻名之為“教學論研究”,這實際上褻瀆了真正的教學論研究。由此可見,此類單純本質探求的思維方式已經給當前的教學論研究和學科發展造成了一定的危害,負責任的教學論研究者必須對此保持高度警惕。毋庸置疑,致力于對本質的追問和規律的探求,這對于教學論研究是必要的,但是教學論研究的意義絕不止于此。經過這些年的討論與反思,至少應使我們明白,教學論不僅僅是追問教學本質與規律的一門理論學科,更是對教學實踐進行規范和指導的應用學科,其功能和價值不僅僅是為了建立一套教學理論體系,更在于實現對實踐的改造,為現實教學實踐提供服務,這是教學論研究的生命和最終旨趣所在。而教學論研究要實現對教學實踐的指導和改造,必須關涉教學實踐。這是因為:
首先。從教學理論自身的產生和發展的內在邏輯來說,教學論研究必須關注和走進教學實踐。教學實踐是教學理論產生的終極源泉和最終根據,真正的教學理論只能在關注教學實踐的過程中產生,也只有在規范、指導和促進教學實踐發展的過程中才能得到提升和改造。教學理論產生的邏輯從根本上應是一種歸納邏輯,也即 “實踐邏輯”,它遵循從個別到一般、從現象到本質、從個性到共性的思維方法。如果脫離教學實踐,所建構的理論體系即使再美好、再誘人,也可能只是“空中樓閣”。所以,從教學理論創生的邏輯來看,研究者必須從當下教學實踐中考察、歸納和總結,從自身的經驗、體會和感受中提煉、生發和升華,從與自身已有的理論資源互滲、交織和共振中才能創造出嶄新的教學理論。只有扎根于實踐的理論才是鮮活的、豐富的和生動的。蘇霍姆林斯基教學理論的產生給我們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和啟示。作為教育思想的表達,其教育理論深深地反映在其偉大的教育實踐中。作為一個偉大的實踐者,他基于自身的理論素養,把自身在教學實踐中的思考、感悟和體驗用一種充滿理性和人性色彩的理論向世人展示出來,深情地表達了他對教學實踐的思索、理解和行為。可以說,沒有其豐富和大量的教育實踐,就沒有他偉大教育和教學思想的產生。顯而易見,“教學實踐感”是研究者進行理論積淀和創生的前提,實踐感的缺乏則可能會從根本上制約著研究者對理論問題思考的真實性,制約著研究者思維邏輯是否符合教學實踐邏輯。
其次。對實踐的關照,更是教學論研究者學術良知與責任的內在要求和體現。教學論研究作為一種嚴肅的學術研究,不同于一般性的職業,它需要研究者付出真誠、良知和責任。因為只有懷有學術的良知、真誠與責任來從事研究時,研究者才會以嚴格的學術精神來規范自己的行為,而不是以 “游戲”和“玩世不恭”的心態來對待自己的工作;才會對其懷有神圣感和道德責任感,而不至于在研究中陷于道德虛無主義,更不會完全受現實利益的支配和控制。可見,真正的教學論研究者會把關照教學實踐看成研究生命的一部分,他也會從對實踐關照和探索中獲得心智的滿足和精神的愉悅。胡塞爾曾經說過,他不想教誨,只想引導,只想表明和描述他所看到的東西,“我將盡我的知識和良心首先面對我自己,但同樣也面對大家來講話……”㈩教學論研究者也應當有勇氣面對自己并進行拷問:我的研究是經由我的真實體驗和感受嗎?我的表達是經過自己長期思考的嗎?我的思考是真誠而不是虛妄的嗎?……只要教學論研究者還有真誠和勇氣去關照實踐,關注和表達自身對實踐的切身感受與思考,就表明我們進行的研究是真誠的、充實的和嚴肅的。
既然教學論研究具有雙重主題,我們在進行教學論研究時,除了依賴于 “本質探求”的演繹邏輯之外,還必須借助于“實踐關照”的歸納邏輯,做到兩者的有機結合。理論發展自身的邏輯和現實的呼喚,都要求研究者要從純粹本質、規律的理論抽象中脫身出來走進教學實踐。當前,教學理論界在呼喚本土教學理論流派的誕生,這當然是我們的期盼。然而僅有良好的愿望是不夠的,它還需要教學論研究者的共同努力,需要我們投身于當前教學改革的偉大實踐中去,否則本土的、富有活力的教學理論則無以產生。
二、教學論研究目的:指導他者實踐抑或完善自身實踐
既然教學論研究的主題不僅僅在于理論體系的建構,更在于對教學實踐的關照、指導和改造。不少研究者可能會據此認為,利用自身研究為教學實踐提供有效的指導和規范,這就是教學論研究工作的全部價值和意義所在。相應地,也會認為,自身的研究是純粹 “為他”服務的,而不是“利我”的。以此心態從事教學論研究,就會試圖把自身從研究中“超度”出去,把教學論研究當成與自身實踐提升無涉的活動了。這可能是很多教學論研究者對自身工作的價值和意義的片面定位。
確實,教學論研究能對他者具有一定的指導價值和意義。第一,外在的理論研究能對實踐者本人具有一定的啟示和榜樣作用,能給實踐者提供一種 “局外”的視野,幫助他超越“當局”思維的羈絆和本人視域的限制,從而利用外在的資源和視角,審視、完善和改造自身的教學實踐。第二,教學論研究的價值還在于能夠啟迪、喚醒實踐者的主體意識,激發實踐者的積極思維,促使實踐者對當下教學實踐進行反思和批判,從而使實踐者實現理性認識和理論水平的提升,并在已有認識的指導下,不斷完善、更新和改造自身的教學實踐。這是教學論研究者對實踐者指導作用發揮的主要途徑和形式。
當然,在承認教學理論研究對于實踐者有一定指導作用的同時,還必須承認這種指導作用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是受一定條件限制的,而不可無限夸大的。首先,教學論研究者不一定是教學真理和規律的占有者。因為在教學論研究中,我們至今也不能斷定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任何教學論研究都是基于一種特殊的教學實踐場域;任何一種教學理論都有自身適用的特殊條件和范圍而不具普適性。但實踐活動卻是個別的、具體的和情境性的,教學論研究者所提出的教學理論設想即使很完美、很誘人,也可能很難對所有的教學實踐者都具有普遍的指導價值。也即是,任何一種外在理論對于特定情境中的實踐者來說,都不具有必然的適用性和合法性,都必須首先接受本人的審視和認同,才能產生價值和意義。
其次,教學論研究者在提出相應的教學理論時,已經過抽象與概括,由個別變為一般,一定程度上脫離了具體時空條件的限制和復雜關系的束縛,而教學實踐是現實的、多樣的和復雜的,并且實踐者本人恰恰又處于現實利益關系的糾葛中,并非純粹的理性主體,因而即使在準備接受和貫徹某一理論時,也會受到諸多因素和條件的限制。
正因為如此,教學論研究者對其他實踐者的作用只是啟示而非啟蒙,是激發而非教導;其 “指導”功能實際上只是“建議”而絕非“指揮”;其所扮演的角色只是他們的幫助者或他們的伙伴,絕非他們的導師。由此可見,研究者要想對實踐者有所貢獻,就必須摒棄啟蒙者和真理占有者的心態,和教師進行平等的對話和交流,在雙方共同的交往中達成雙方的“視域”融合,而決不可“越俎代庖”,企圖把自己的理論變成他者的實踐,因為旁觀者無論如何也不能代替實踐者來做決定,只能等實踐者本人去領悟、反思并做出選擇。雖然我們必須承認,教學論研究者對他者實踐的指導作用是有限的,也未必有效,但這實際上并不意味著貶低其研究本身的價值和意義。教學論研究者所從事研究的意義也不僅于此,而更應著眼于自我實踐的改造和提升。因為無論以何種方式參與教學實踐活動,教學論研究者都必須同時是教學實踐的“當事者”而不可能置身事外,這應該是對教學論研究者最基本的限定。認識到這個基本的前提,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厘清教學理論工作者的職責所在。當教學論研究者在編纂相關教學指導材料、提出相關教學建議和策略并試圖對實踐進行指導時,就更應該利用自身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理性去認識、完善和提升自身的教學實踐,從而實現自身理論與實踐的統一。而且教學論研究者作為理智健全的行為主體,有相當的理性認識能力和自我完善能力,利用自己的已有教學認識來指導和完善自身的實踐活動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現實的。由此看來,研究者應該通過對自身實踐的反思,形成獨特的教學認識,并有意識地運用于自身的實踐中去,去提升和改造自身的實踐。這一過程,也體現了研究者認識與實踐的統一、知與行的統一,更體現了教學論研究所應具備的內在價值和意義。
既然如此,提倡 “啟發、交流和對話”的教學論研究者就決不應在自身的教學實踐中延續“灌輸式”的教學方式,而倡導“民主、平等”師生關系的研究者就應該堅決摒棄在學生面前的霸權心態和作風。反之,就表明其理論研究與實踐過程是完全脫節的,并沒有指向其自身實踐完善。這樣的教學論研究成果也是非常值得懷疑的。畢竟,一種教學理論只有在對自身有效的前提下,才能對他者起到示范和榜樣作用,如果不能成功地改造研究者自身的實踐,更何談指導他者,被他者認同和接受?因而,教學論研究與其說是為其他實踐者服務,毋寧說先使研究者自身從中受益。陶行知、蘇霍姆林斯基的教育理論之所以具有如此的魅力,就在于它們的理論充分體現了研究過程和實踐改造過程的高度統一,實現了改造自身主觀世界與改造客觀世界的統一,也體現了一個真正的理論研究者的最高境界。可見,只有扎根于自身豐富實踐的教學理論才是有說服力和號召力的,才能引起實踐者的共鳴,才能為教學實踐提供借鑒和思考。
總之,教學論研究的目的不僅在于指導他者的實踐,更要著眼于研究者自身實踐的完善和改造。三、教學論研究方式: “合作生產”抑或個體探究教學論研究應以何種方式進行?它是一種集體合作式的“生產”性活動,還是個人的智性探求活動,或兩者兼而有之?要準確理解這些,就需要對當前教學論研究的方式進行辨析。
在當前社會的科學研究領域中,個人的知識生產活動經由當下學術制度的安排,越來越變成了一種群體性的知識生產和再生產活動,教學論研究也同樣被納入這種知識生產體系當中。像物質產品的生產方式和過程一樣,教學論研究成果仿佛也可以被預期、規劃和生產出來。必須承認,對教學論研究來說,外部資源和權力 (特別是行政力量)的恰當涉入是必要的和有益的,它可能會更好地強化教學論研究的實踐特性和服務意識,并且可以有效整合各種研究力量和資源,推動教學論研究事業的發展。但外部力量和權力的過分涉入,更可能違背學術研究的內在邏輯和規律,妨礙教學論學術活動的自主性,從而可能使教學論偏離作為人文學術活動的根本屬性。而且教學論研究成果具備一般人文社會科學成果的特點,那就是產生的偶然性、個別性,是很難預期“規劃”和“生產”的,歷史上那些偉大的理論原創性成果,也極少是通過大規模的“生產”活動而創造出來的,而主要是在研究者智性探求活動中產生的。可見,教學論研究單純依靠外部力量推動教學論研究,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提升其水平,也是非常值得懷疑的。畢竟,教學論研究扎根于研究者個體豐富的教學實踐中,它具有極強的人文特性,離不開研究者本人的獨特理解、感受和闡釋;它不僅是靜態意義上的認識論探究,更是研究者自身內在體驗的表達。因而我們就不能把教學論研究視為一種純粹知識生產活動,更應視為研究者個體思想和智慧的獨特展現過程。教學論研究可以借助于外部的力量和資源,但更應該受研究者的內在研究動機和興趣的驅動,因為任何外在力量(包括行政權力和商業利益)的過度涉入更有可能對教學論研究產生消極的影響和干擾。因而,在當前教學論研究中保持研究者人格獨立和學術的自由精神就顯得尤為重要。當教學論研究者在充分利用外來資源、借助于外部力量從事教學論研究時,必須同時對其保持高度警惕,否則就很容易在其干擾和影響下喪失理論研究者所應有的獨立性和自主性。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市場經濟的建立和逐步規范化,信息網絡技術的迅猛發展和廣泛應用,人們的道德觀念和價值取向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呈現出文化生活多樣性、價值取向多元化和價值選擇務實化的特點。處于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形成關鍵時期的中專生,面對道德是非以及傳統道德與現實生活的一些沖突時,不能較好地做出正確的道德判斷和道德選擇,使中專德育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因此,加強中專學校德育教育,與時俱進,改變單調和滯后的德育方法和內容,是擺在每位中專德育工作者面前的當務之急。
目前,職業學校學生思想道德總體上是好的,是積極向上的,他們擁護黨的方針、政策,支持改革開放,對未來充滿信心。學生年齡在15-18周歲階段,其中有相當部分學生來自農村,思想純樸,吃苦耐勞,有理想目標,求知愿望迫切,自理能力較強,生活儉樸,遵紀守法。但與此同時,由于他們正處于人生觀、世界觀形成時期,辨別是非能力不強,心理承受力比較脆弱,容易受社會不良思想傾向的侵蝕。他們一方面要求改革,渴望成才,另一方面感到不是光憑自己的勞動就能達到所期望的目標,于是容易滋生失落感。因此,要深入研究新形勢下學生思想道德素質教育工作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要切實加強引導,改進思想教育工作,增強教育的針對性、實效性,全面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
當前,如何提高中專生道德素質,是眾多管理者和教育者積極探討和研究的一個課題。在此,筆者根據目前中專生的自身特點結合自己的工作經驗,提出幾點看法。
一、要以思想政治教育為主要手段,使學生樹立崇高的職業理想
1.必須教育學生牢固樹立為人民服務的思想,讓他們懂得,在我們社會,人人都是服務對象,人人又都是為他人服務的,相互服務是人之間新型關系的一個基本內容。人際關系的和諧和社會的安寧,很大程度上是同各種崗位工作者的服務質量、服務態度、盡忠職守密切相關的。
2.要立足于社會現實和自身實際。崇高的理想必須與社會現實和自身實際相結合,必須與所學的專業知識相結合,要與國家、民族、人民的利益相結合。要讓學生懂得,要把自己追求的職業理想與社會現實和自身實際相結合,只有這樣,經過努力,才能實現自己的職業理想。如可以教育學生以主人翁態度對待本職工作。教育他們干一行,愛一行,與企業同甘苦共命運,積極參與企業改革,充分發掘自己的潛力,提出切實可行的改革建議。在企業發展的同時實現自己的個人價值。
二、要努力拓寬學生的職業道德教育面
要改變過去那種學生道德教育只靠思想政治課的片面認識,注重挖掘日常學習生活中的各種德育因素,拓寬對學生的職業道德教育面,對學生進行職業道德教育。比如可以在學校開展、勤儉和艱苦奮斗的教育,反對奢侈浪費,禁止學生抽煙、喝酒、女學生禁止涂口紅、佩戴金銀首飾、穿袒胸露背的奇裝異服等。
1.將職業道德教育滲透到各科教學之中
對學生進行職業道德教育單靠職業道德課是不夠的,要讓所有教學分擔教育任務,在各科教學中全程滲透職業道德教育,增強育人效果。比如,會計專業教師在傳授會計專業知識和理論知識的同時,可以對學生進行職業道德教育,反復強調會計崗位是一個特殊的崗位,會計人員直接同金錢打交道,處在處理各種利益關系的特殊位置上,不僅要掌握各種系統的會計專業知識更需要有高度的原則性和專業精神,要把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
2.開展豐富多彩的課外活動,進行職業道德教育
可以根據教學需要和專業特點,開展與職業道德相關的課外活動。教師可以在帶領班學生春游的過程中不失時機地對他們進行愛國主義教育、集體主義教育、團結友愛,互相幫助,愛護環境教育,引導學生用眼睛去欣賞美,用心靈去感受美,用感情去體會美,讓情操得到美的熏陶。祖國山水是美,可是近年間由于種種原因環境污染嚴重,有的山不再青翠,水不再碧綠,花不再芬芳,草不再茂盛,天空不再蔚藍,……借此教育學生增強環保意識,愛惜祖國山水,做環保的衛士。
3.重視校園文化建設,發揮環境育人的作用
努力創造職業道德教育的良好氛圍和環境。在美麗的校園里,隨處可見的名言警句以及科學家肖像使學生耳濡目染,不知不覺地受到良好的職業道德教育。比如,我們在全校范圍開展了“做文明學生,樹文明形象”活動,要求著重抓文明禮貌用語及儀容儀表,在全校范圍內張貼文明用語口號,班主任及任課教師積極引導宣傳。班主任會同學生科對儀容儀表不符合要求的學生開展深入細致的思想工作。此項工作持續了很長時間效果很明顯,它有利于嚴肅校風,整頓校紀,規范校貌,使“樹文明形象,做文明學生”成為大部分學生的自覺要求。
三、要理論聯系實際,加強社會實踐活動
中圖分類號:G52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8268(2013)06013207
當前我國大學教育中存在諸多道德失范行為,嚴重影響了高等教育殿堂的神圣形象,并進一步影響了當代大學生實現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的統一。大學教育倫理建設越來越成為大學教育建設的重要內容,針對大學教育倫理建設的重要性,以及大學教育倫理中遭遇的各種問題,學者們進行了眾多深入研究,并提出了具有指導性的建議與對策。筆者對我國大學教育倫理問題研究成果進行梳理,在回顧和分析的基礎上發現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并指出未來的研究方向,以此推進我國大學教育倫理問題的研究,促進我國高等教育事業的健康發展。
一、對我國大學教育倫理問題研究的回顧
國內學者對我國大學教育倫理問題進行了一定范圍的研究。筆者在中國知網以“高等教育倫理”、“大學教育倫理”為關鍵字進行檢索,重點選取了2000―2012年期間發表的80篇核心期刊論文及相關專著,對其研究的主要角度進行分析,得出如下結論(見圖1)。
由圖1可知,學者們對我國大學教育倫理問題的研究重點集中在教育倫理的內涵及研究對象,大學教育倫理問題的研究意義、問題及成因、目標及對策等方面,其中對大學教育倫理問題、成因以及對策的研究較為豐富。除此之外,學者們還對教育倫理的重構、高等教育倫理改革、教育倫理思想的發展等方面問題進行了研究。
圖1我國大學教育倫理研究成果(一)研究出發點:教育倫理的內涵及研究對象
深入分析教育倫理的內涵及其研究對象是開展教育倫理活動的前提與基礎。基于教育現實活動及社會活動的鮮活呈現,學者們對于教育倫理的內涵及研究對象進行了深刻剖析,并提出了各自的觀點。
王本陸從哲學的高度提出教育倫理是一門哲學,是本體、價值、規律和策略研究的統一體,其靈魂是有關教育倫理價值觀的探討,即確立一種教育善惡自覺的追求,或者說是對教育善的追求,即教育崇善[1]。陳旭光認為,教育倫理是研究教育過程中的一切倫理道德現象,探索完善人格過程中的道德規律,教育的目的在于人格的完善[2]。他主要強調人格培養的重要性,因此大學教育倫理的關鍵則應當注重教育各個主體人格的培養以及道德的規范。錢煥琦等認為,教育善惡矛盾,不僅存在于學校教育中,而且存在于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當中,教育倫理是研究包括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在內的教育過程中的道德關系的一門學科[3]。教育的善惡矛盾滲透在道德關系中,在學校教育中表現的道德關系包括以人際形式出現的道德關系、以制度形式出現的道德關系以及以精神形態出現的道德關系[4]。曹和修從和諧社會角度提出,教育倫理是指人們在培養人的活動中的倫理道德,教育倫理重在研究教育與人的生存和發展的合理性與價值性關系。它在人們現實教育活動中產生,是教育活動關系在人們教育觀念中的倫理化反映,涉及到教育的制度、目標、內容、方法、手段、結果、評價等多個方面。它既是教育從業人員在其職業活動中行為的規定,又是教育對社會所承擔的道德責任和義務[5]。高兆明則從倫理角度提出,教育倫理作為一種特殊領域的倫理,是教育運行在道義和人性上處于一種理想生存狀態的條件和精神前提,是現代教育的核心理念之一。不同的社會有不同的道德觀念,因此就有著不同的教育倫理理念,這些教育倫理反過來對社會發展有著重要價值和作用[6]。王正平認為,教育倫理主要是研究教師職業勞動領域的道德意識、道德關系和道德活動[7]。他認為教育倫理與教師職業道德是一致的,因此我們可以認為大學教育倫理的研究對象應當是大學教師的職業道德。彭湃則認為,教育倫理不僅局限在教師職業道德的探究上,更在于探索教育與人的生存發展的合理性、價值性及其相互關系等方面[8]。
綜合以上研究成果不難發現,學者們對于教育倫理的研究主要基于教育學、倫理學和社會學等多重視角,教育倫理包含了人格完善、道德規范、倫理理念、職業道德以及教育和社會關系等多方面內涵,其中大學教育倫理則主要是上述各種問題在高等院校的集中體現。
(二)研究著眼點:大學教育倫理的發展價值
我國大學教育倫理問題涉及倫理哲學、教育學、社會學、生態學等多個學科,學者從不同角度重點研究了大學教育倫理開展的教育價值、社會價值和生態價值等。
1.倫理哲學角度。糜海波認為,教育倫理之應然是現實社會的一種價值表達。道德規范本身是社會存在的產物,教育倫理之應然在形式上表現為社會對教育者行為的倫理規定和道德要求,實質上這種教育道德具有善惡評價的屬性,是一種價值判斷和價值追求,是作為價值主體的社會對教育者的一種價值期待。它作為教育者行為的“指揮棒”和“調節器”,引導著教育者不斷趨于社會設定的價值體系。同時,他還認為,教育倫理之應然是教育人倫關系的本質要求。教育人倫關系在本質上體現為教育者是倫理行為的主體,受教育者是道德價值主體,教育者必須以人格影響人格,教育倫理表達的是一定教育主體對一定教育活動關系和人們教育行為的一種優化要求[9]。另外,有學者認為,教育倫理是教育主體自覺的實踐理性。教育倫理并非主觀臆斷,而是在教育實踐過程中積累的道德經驗,是經過歷史實踐檢驗的為教育活動開展所必須的道德真理,它既是教育主體自覺選擇的一種價值意識,更是主體自覺把握教育活動方向的一種實踐精神。
2.教育發展角度。蔡辰梅、劉剛等認為,大學教育倫理發展主要基于教育本身發展的屬性以及高等教育的發展歷史。其一,教育既需要一種內部的充滿道德色彩的目標和氛圍,同時也能外部性地實現對社會的道德影響力,因此,教育的發展應然地具有倫理屬性;教育通過對人的精神影響使人更好地在社會活動中獲得存在的意義,獲得存在價值,因此,教育的發展如何獲得更多的理性和方向感,需要倫理提供有價值的視角。其二,在教育的發展歷史中,知識和經濟都曾是教育發展的重要維度,然而僅有知識和經濟是不夠的,大學也是人類精神的圣殿;因此,倫理的力量是高等教育和諧發展、世界和人類和諧發展所必不可少的[10]。
3.和諧社會角度。曹和修認為,在構建和諧社會大背景下,社會需要的是具有社會責任感和創新精神的復合型人才。因此,大學教育倫理的發展價值重大。其一,和諧社會構建中的現代化教育必須以真律教、依法治教、以善律教,要以“真、善、美”的道德標準來引導當今的學校教育。其二,加強教育倫理建設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任務,和諧社會追求的和諧教育應該具有道德上的先進性、正當性,因此現代教育的制度、思想、活動方式都要合乎先進的道德規范。其三,加強教育倫理建設是教育走向法制化和科學化的客觀要求。科學、法律和倫理是教育的三種基本規范力量,三者相互聯系。教育倫理是保障教育科學良好社會形象和內部聲譽的重要力量[5]。
4.生態環境角度。郭明維、何喜剛認為,大學與教育、科學研究有著不解之緣,科技的發展需要大學重新審視教育倫理問題。他們認為開展大學教育倫理是促進可持續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共處的重要精神力量,是使得生物學和醫學遵循社會道德和倫理的有力指揮,是保證物質循環和減少人類文明消極后果的有效途徑[11]。李英華、翦英紅等認為,環境保護需要全民環境意識覺醒,只有當我們出于倫理原則和道德觀念而保護環境的時候,環保事業才能走向深入和持久。當前的緊迫任務是通過各種教育手段,讓人們能在環境問題上以“德行之知”武裝自我,而該任務則無可非議地落在了作為傳播先進文化的高等教育身上。并且,大學生將成為明天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決策者和執行者,他們的環境素質將直接影響其步入社會的環境行為,因此,開展大學教育倫理從生態和環境角度來看意義十分重大[12]。
(三)研究聚焦點:大學教育倫理的問題及成因
目前,我國大學教育倫理出現了一系列問題,筆者對中國知網中檢索到的2000―2012年期間有關大學教育倫理問題的文獻進行歸類分析(見圖2),發現我國大學教育倫理發展中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教學倫理、學習倫理、科研倫理、管理倫理等方面,其中學者們對教學倫理和科研倫理中問題的研究較為豐富。
圖2大學教育倫理問題分類歸納聚焦點之一:我國大學教育倫理面臨的問題
1.我國大學教育教學倫理問題。鄒之坤、李洋認為,國家對高等教育的重視程度越來越高,對教師隊伍建設的投入越來越高,但是,當前高校教師的價值取向仍然存在偏差。首先,高校教師的思想道德建設和教學能力有待加強。“重視業務水平,輕視思想道德”,“重科研,輕教學”,“育人責任感缺失”等現象普遍存在。其次,教育腐敗問題層出不窮,高校在教學過程和管理中存在“學與錢”、“學與權”的交易。隨著物欲的膨脹,一些教師不再恪守職業道德,不再甘愿寂寞清貧而陷入教育腐敗泥潭[13]。
劉紅英認為,教與學的倫理關系實際上就是教師與學生在教學過程中的角色定位,其核心就是教育權威問題。但是,中國教育權威處于一種轉型期的失序狀態,表現為傳統式的教育權威失敗、現實的教育權威失范和理想的教育權威失落。傳統教育權威失敗,是指儒家式的教育模式在當今社會失去了教育權威的作用;現實的教育權威失范是指用教條主義意識形態灌輸的方式樹立起來的教育權威與教育民主化的現代社會進程處于一種矛盾沖突的狀態;理想的教育權威失落是指主流的理想沾染了短視主義和功利主義的弊端[14]。
王黎祥、王恩華認為,我國處于社會轉型時期,大學出現了一系列教學倫理失范問題。濫用教學自由,教師責任失范,課堂教學、作業布置、大學考試隨意性較大;師生關系異化,互相指責、互相攻擊、互為利益,尊師重教、和諧的師生關系受到破壞;教學評價道德失范,評價機制不科學、不完善,教學評價問題很多[15]。
2.我國大學教育學習倫理問題。學者們主要從教師學習倫理和學生學習倫理分析我國大學教育學習倫理出現的問題。鄒之坤、李洋認為,一部分大學生自我發展的價值取向出現偏差。首先,他們在價值觀念上較為迷茫。重真才實學與重功利、重物質享受與重道德、講究實用與追求理想、重個人發展與重團體協作等矛盾突出,部分意志不堅定者難免會在社會與個人、奉獻與功利的取向中偏向后者。其次,急功近利對學生影響日漸深入,勤儉、誠信被輕視,一些學生平時不學習,考試送禮、作弊等現象突出。最后,人際關系出現功利色彩,學生把師生友誼、同學關系看作當干部、入黨、評優的捷徑[13]。
王寶國認為,當代中國大學教師應當具備自我保全、自我發展和自我創造的素養。自我保全,是指在一定環境中為了履行一定責任必須擁有的體能素質和技藝素質;自我發展,是指教師能夠自主培育和擴展知識體系,渴求知識更新,崇尚和追求真理;自我創造,是指大學教師應當孜孜不倦地奮斗,樹立勤奮、嚴謹、求實、創新的職業形象[16]。目前,我國許多大學教師并不完全具備這些素養,教師疲于學習、怠于創造,不認真學習政治理論等問題成為大學教育學習倫理發展的一大瓶頸。
閆建霞認為,在以知識為核心競爭力的現代化社會,大學已經不再是與世隔絕、潛心于學問研究的“象牙塔”,而越來越多地參與社會的運轉,部分大學教師未能實現自我超越,實現自身的學術價值,“專業化”意識淡薄,對學習倫理輕視,進而影響了整個大學教育倫理的發展[17]。
3.我國大學教育科研倫理問題。曾天山認為,科研不端行為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偽造、篡改數據;第二,剽竊,剽竊他人的數據或者文字而未給予說明;第三,個人偏見,表現為研究者對其研究進行扭曲或者撒謊;第四,侵犯被試的身心健康和利益[18]。郭明維、何喜剛認為,當前科研倫理中主要面臨以下問題:第一,環境意識淡薄,重視科技忽視環境的現象依然嚴重,特別是在理工類高等院校。第二,大學教育科研倫理與社會道德倫理分裂,例如醫學科研中的克隆技術等,這些技術必須要考慮社會倫理道德,不能只顧科研利益。第三,科研倫理忽視人的感受,即生產的技術產品引起人的厭惡[11]。
4.我國大學教育管理倫理問題。金保華認為,過于推崇以物為基礎的理性管理范式,而淡化了以人為基石的人本管理范式,使得我國當前教育管理實踐活動中出現了大量的倫理價值缺失和道德失范的狀況。第一,人道之殘缺,主要表現為對人權的漠視和對自由的困束。對人權的漠視,一方面指學生的人權受到學校、老師的漠視,另一方面指教師的人權受到行政部門、學校、家長的侵犯。另外,許多教育管理者認為規范與管理是約束人的,把管理與人的自由對立,使教育管理束縛人的自由發展。第二,民主之遮蔽,主要表現為教育行政決策民主缺失、教職工民主管理缺失、學術民主缺失等,這就使得一些高校缺乏民主自由的氣氛。第三,公平之戕害,宏觀方面表現為教育機會不平等、教育資源配置不平衡等,例如區域招生的不平等;微觀方面主要表現為教職工管理不公平、學生管理不公平。第四,公益之褪隱,這主要表現在教育產業化,即把學校演化為“創收”的“企業”,視學生、家長為“致富”的對象[19]。
聚焦點之二:我國大學教育倫理問題的成因
肖文認為,社會轉型和市場經濟的發展,使得師德建設面臨一系列問題。經濟市場化、價值多元化發展以及市場經濟負面影響下的功利主義沖擊,使師德面臨挑戰。同時,經濟全球化,使得意識形態斗爭更復雜,引發的矛盾沖突為教育倫理帶來挑戰[20]。宋潤霞、曾倫武以研究型大學為例,認為教育倫理問題的原因在于市場經濟沖擊產生的社會普遍浮躁心理:教師社會期待與自我實現的反差導致浮躁追利;學術政治化、官僚化導致方向迷失;不合理的考評機制與自律缺失助長學術不端;心理干預機制的缺失導致自我約束力下降;自我道德要求的隱性放棄[21]。
李菲認為,大學教育倫理問題產生是由于大眾化進程中教學變化帶來的挑戰。其一,教學規模擴大帶來挑戰。學生數量增加使教學工作變得繁重,許多教師把主要精力放在科研上,從而忽視了教學及道德水平的提高。其二,教學目標改變帶來挑戰。在精英教育階段,高等教育旨在培養精英人才即掌握高深知識并崇尚知識“真理性”的人。進入大眾化階段,高等教育的價值取向由“求真”轉向“求用”。職業取向逐漸凸顯,謀職所需日益成為學生學習的主要動因,知識素養的提高已退居其次。其三,教學角色轉變帶來的挑戰。教師以傳授高深知識為目標,因此教師成為高深知識的權威者或代言人。進入大眾化階段,教師的學術活動從追求知識的認識價值轉向追求知識的實用價值,知識的圣潔性開始弱化,教師的角色出現“去圣化”[22]。
勞凱聲認為,我國教育倫理問題產生的原因源自幾種觀念在教育領域的滲透:第一,市場競爭,即引入市場機制,取代或部分取代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為基礎的傳統公立學校的運行機制。第二,學校自主,即在政府與公立學校之間重新進行權力的配置,賦予學校以辦學的自利,使學校能夠進行市場競爭。第三,法人化管理,即建立公立學校的法人制度,借鑒工商企業的管理模式,進行學校內部組織機構改革。第四,經濟效益,即強調“投入―產出”和“成本―效益”原則,建立明確的責任制,取代線性的國家財政預算制度。第五,成本分擔,即通過學習者付費,把價格機制引入到公立學校的教育服務中來,緩和政府的財政負擔。第六,教育服務,即強調服務意識,把教育服務的接受者視為消費者或“顧客”,賦予他們選擇和參與學校教育的權利[23]。
(四)研究落腳點:大學教育倫理建設的目標及對策
所謂教育倫理建設的目標,一些學者認為即教育倫理的價值。李春秋提到,教育的價值可以從兩方面理解:一是教育對社會存在和發展需要的滿足,二是教育對人的生存和自身發展的滿足[24]。劉云林、糜海波認為,教育倫理的價值目標根本上在于使教育本身的原價值得以最大限度地發揮,使人類對教育的需求得到更好的滿足,使人的生命本質在教育中及其在教育影響后得以真正展開和提升[25]。因而,提升教育者的德行及完善教育者的德行就構成教育倫理的兩大價值取向[26]。蔡辰梅、劉剛等認為,自由和責任是高等教育發展的兩個倫理目標。第一,自由包括過程的自由和結果的自由,包括大學教師的學術自由、教學自由、學生在大學各方面的選擇自由等。第二,責任包括學術責任和社會責任。大學的學術責任一方面是知識的傳播和科學技術的發明和創造,另一方面是對知識以及科學技術本身的道德意義進行自覺的反思并承擔相應責任。社會責任主要指大學承擔和發揮的特殊社會影響力,指大學在社會發展進程中能夠以自身的發展促進社會發展的民主和公平[10]。
對于我國大學教育倫理建設的對策,郅庭瑾將教育管理制度倫理化和教育管理倫理制度化相結合,教育管理制度倫理化要求教育管理制度要合論理性、合道德性,教育管理中任何制度選擇都應體現正義、公平、公正等基本的倫理價值。教育管理倫理制度化,則是把一定的倫理原則或道德標準轉化為明確、具體的道德要求,并制定成為教育管理中的剛性規則制度,強制相關的成員履行一定的道德義務[27]。李菲從大眾化進程角度提出,教育者應當做到以下幾點:第一,明確并堅定人道主義與理性的教學倫理精神。第二,樹立教書育人的職業觀、職業性向與學術旨趣相結合的教學觀和平等互學的師生觀。第三,踐行敬業、盡責和關愛的道德規范[22]。
蔡辰梅認為需要以下幾方面的努力:首先,需要大學文化的重建。要超越官本位文化,超越對權力的過度迷戀,超越功利主義,超越對金錢的一味貪求。其次,需要制度環境的改善。有關大學的制度應當內含對人的尊重,對學術內在邏輯和規律的尊重。最后,需要教師知識分子意識的覺醒。大學社會責任的擔當最終要通過大學教師作為知識分子意識的覺醒。教師應當更加自覺地承擔起對知識和社會發展的特殊使命[10]。曹和修從和諧社會角度提出了幾點對策:第一,真正從思想上高度重視教育倫理建設。第二,加強對倫理基礎的研究,確立教育倫理建設的科學和價值基礎。第三,樹立教育崇善觀念,形成和完善教育倫理規范體系。第四,在重視教師職業道德的同時,重視教育整體道德狀況的改善,努力創建教育制度倫理。第五,努力提高教育系統的道德實踐能力[5]。
二、我國大學教育倫理問題研究的不足
大學教育倫理作為大學教育的一種規范力量,已經得到普遍認同。學術界重點分析了大學教育倫理的基本內涵、研究對象、現狀以及大學教育倫理建設的深刻必然性。在此基礎上,總結出了我國大學教育倫理建設的目標和實現策略。但是在我國大學教育倫理問題的研究中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第一,疏忽了不同問題之間的均衡研究。在中國學術期刊全文數據庫中,關于大學教育倫理問題研究的相關文章主要集中在教育倫理內涵及研究對象、研究意義、問題及成因、對策等方面,大學教育倫理的重構、對教育倫理腐敗的監管、教育主體關系倫理等方面的研究并不豐富。并且研究針對性不強,許多文獻都是關于教育倫理或者高校教師道德的,例如,樊浩、田海平編著的《教育倫理》,錢煥琦的《教育倫理學》,宋潤霞、曾倫武的《倫理視角下研究型大學師德失范的歸因與師德建設》等。直接檢索大學教育倫理,得到的相關內容并不多。
第二,相對模糊了普遍性與特殊性的具體分析。在大部分有關我國大學教育倫理問題的文獻中,普遍分析了我國大學教育倫理現狀及其問題,盡管我國主導文化相同,但是各地區的差異明顯,因此大學教育倫理面臨的問題也有差異,不能一概而論,特別是在大學教育倫理改革中,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第三,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對國外大學教育倫理建設經驗的深入借鑒。美日等作為經濟和科技發展強國,在大學教育倫理建設方面均有各自獨特的方法和風格。不能因受意識形態的影響而忽略對西方國家教育倫理建設經驗的借鑒,我們應該多對外國的教育體制、教育倫理進行詳細分析,去粗取精,結合中國國情,尋找更適合我國科技、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教育倫理理論。
第四,缺乏豐富的實證研究。分析各研究成果可以發現,對大學教育倫理的某些問題與現狀更多地停留在描述說明層面,涉及各高校乃至各省市地區的數據相當少,缺乏豐富的實證案例分析,更缺少實證方法研究。進行詳細數據調查和分析,不僅能增強研究結果的說服力,更有利于我國大學教育倫理建設方針的制定。三、對我國大學教育倫理問題研究的展望(一)今后研究的重點
我國大學教育倫理問題的解決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我們面臨的困難仍然很多。筆者分析了學術界的研究成果,認為研究重點應包括以下幾方面內容。
第一,繼續強化大學教育倫理現狀與問題的分析研究,注重均衡。只有深入了解現狀并且分析問題,才能總結出經驗和教訓,并在此基礎上找到改革與建設的方案。除此之外,還應當加強對大學教育倫理的重構、教育倫理腐敗的監管和教育主體關系倫理等方面的研究,要注重研究的均衡性。
第二,進一步加大理論與實踐的結合研究。教育倫理學作為一個學科,其研究價值對我國高等教育諸多問題的解決具有重大的理論指導意義。因此,我們應當繼續對教育倫理理論進行深入研究,并且結合國外教育倫理理論中的精華部分,改善我國教育倫理中的不足。與此同時,還應當加大實證研究力度,進行更為豐富的調查實踐,并對調查數據認真分析,從而得出更適合我國大學發展的理論依據。
第三,加強區域研究與整體研究相結合。具體分析各地區各層次高等院校中的大學教育倫理問題,深入挖掘問題的差異性和普遍性,但要避免同質化研究的嚴重現象。
第四,不斷深化對學習倫理領域的研究。我國大學教育倫理的研究中,缺少對學習倫理的深度研究,這必然會使得學習倫理受到輕視。事實上,大學教育者疲于學習政治理論,缺乏追求創新精神的現象也很普遍。只有加大學習倫理的研究,強調學習倫理的重要性并大力構建科學的學習倫理理論,才能更好地解決這些問題。
(二)今后研究的難點
第一,注重對國外教育倫理理論和實踐的研究。這不僅包括對國外教育倫理的價值目標和主導道德的分析以及實踐考察,更重要的是尋找外國獨特的教育倫理理論對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借鑒與啟示。
第二,加強對大學教育倫理問題的多學科及其均衡研究。大學教育倫理問題錯綜復雜,涉及到多個學科,對每一方面問題的研究難以做到面面俱到,這就需要研究人員勇于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并解決問題,不斷促進理論研究的豐富與完善。
第三,注重對各地區大學教育倫理差異的研究。不同地區有各自迥異的經濟差異和文化差異,在大學教育倫理建設上也將面臨不同問題,這需要研究者對不同地區進行實證研究,區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以便為我國大學教育倫理問題的解決提供更科學的對策,從而更好地促進我國大學教育的健康發展以及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王本陸.教育倫理哲學芻議[J].高教探索,2002(4):18.
[2]陳旭光.教育倫理學[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0:3.
[3]錢煥琦,劉云林.中國教育倫理學[M].北京:中國礦業大學出版社,2000:5.
[4]錢煥琦,王燕.關于教育倫理學研究對象的再思考[J].現代教育論叢,2004(5):14.
[5]曹和修.和諧社會視域下的教育倫理建設[J].教育與職業,2009(29):7677.
[6]高兆明.倫理學理論與方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6768.
[7]王正平.教育倫理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10.
[8]彭湃.教育倫理學若干基本問題分析[J].教育理論與實踐,2004(3):58.
[9]糜海波.我國教育倫理建設之應然[D].南京:南京師范大學,2006:1214.
[10]蔡辰梅,劉剛,趙長城.論高等教育發展的倫理之維[J].高等教育研究,2011(11):914.
[11]郭明維,何喜剛.為什么要提出大學倫理[J].發展,2005(8):6667.
[12]李英華,翦英紅,魏薇,等.環境倫理[J].濰坊教育學院學報,2012(1):1113.
[13]鄒之坤,李洋.我國高等教育的倫理問題研究[J].黑龍江高教研究,2011(2):1214.
[14]劉紅英.對現代大學教育倫理的思考[J].當代教育論壇(宏觀教育研究),2008(4):1820.
[15]王黎祥,王恩華.大學教學責任倫理失范分析[J].長春工業大學學報:高教研究版,2010(4):3740.
[16]王寶國.環境?責任?素養――當代中國大學教師的責任倫理生成路徑[J].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12(2):148149.
[17]閆建霞.大學教師關系倫理的理性思考[J].教育理論與實踐,2008(12):4547.
[18]曾天山.高校教育科研中的法律和倫理問題[J].高等教育研究,2007(6):1011.
[19]金保華.論教育管理的倫理基礎[D].武漢:華中師范大學,2008:140160.
[20]肖文.新時期高校師德建設的思考[J].武漢電力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1(1):2426.
[21]宋潤霞,曾倫武.倫理視角下研究型大學師德失范的歸因與師德建設[J].黑龍江教育(高教研究與評估),2012(3):7677.
[22]李菲.試論大眾化進程中大學教師的教學道德[J].現代教育科學,2012(1):58.
[23]勞凱聲.教育體制改革與改革倫理問題[J].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4):10.
[24]李春秋.教育倫理學概論[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58.
中圖分類號:G6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4X(2017)17-0275-01
引言:社會的不斷進步對于人才數量和質量的要求都越來越高,新時代的人才不僅應該具備足夠的理論知識、社會經驗,而且應該具有積極的思考能力、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從而真正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才。因此教育部門應該從幼兒階段抓起,注重幼兒這些方面的培養,塑造其良好的行為習慣以及道德品質,讓他們實現自身的全面、健康發展。但是,受教育體制的約束,目前,我國幼兒教育教學的現狀還滿足不了這樣的要求,仍然存在很多的問題。具體分析如下:
一、目前幼兒教育教學中的常見問題
(一)對學前教育的性質、功能、目標、內容的認識存在偏差
隨著人們經濟水平的不斷提高,越來越多家長開始將子女的教育問題作為重點,也深刻意識到幼兒學前教育的關鍵,這對于促進我國幼兒教育的發展是十分有利的。但是,也有很多家長對于幼兒學前教育的認識出現偏差,對于孩子的素質教育沒有提起重視。其實孩子在幼兒階段對于任何事物都是十分好奇的,這個階段孩子的可塑性也最強,教師和家長應該加強對孩子行為和人格的培養。
(二)學前教育事業發展缺乏領導機構與計劃的保障
近些年,政府開始實行精簡機構的政策,在這樣的背景下,很多地區教育部門的領導干部沒有正確認識到幼兒學前教育的重要性,在幼兒學前教育發展上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甚至有些地方根本就沒有實行幼兒學前教育,這就使得當地學前教育政策出現一片空白,嚴重阻礙了當地幼兒學前教育的發展。
(三)學前教育發展缺乏有力的法律保障和必要的政策規范
近十年來,我國政府相繼制定實施了《幼兒園管理條例》(1989年)、《幼兒園工作規程》(1996年)等法規性文件,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學前教育事業的發展和教育質量的提高[1]。但是,我國目前學前教育立法層次偏低,其最高層次僅處于我國教育法律體系中的第四層次,而義務教育、高等教育、職業教育等則有全國性的法律,可見,學前教育與它們還存在著相當大的距離。
(四)幼兒園教師的待遇、培訓等問題仍未得到很好的解決
盡管目前很多的地方都開始實行幼兒教育階段的規范化管理,對于幼兒教師的要求也更加嚴格、待遇更加優厚。但是在開展實際工作的過程中,仍然存在幼兒教師知識水平不高、專業技能不強的特點。對于已經步入工作崗位的教師也沒有進行足夠的培訓,更新他們的觀念,讓教師的思想和教學理念適應孩子的發展需要。從而對幼兒教育的更新和進步帶來了很大的影響;幼兒教師的薪資待遇與小學教師差距還是很大,不利于幼兒教師積極主動參與到工作中去。
二、促進我國學前教育事業發展的建議
(一)各級政府,特別是教育行政部門應切實加強對學前教育的重視與領導
各級教育部門首先從思想上轉變對幼兒學前教育的認識,要從根本上加強對幼兒教育的管理政策,將幼兒教育作為工作中的重點。根據我國幼兒教育的發展現狀制定戰略目標,要始終堅持素質培養和人格培養的原則。要充分利用幼兒的可塑性,借鑒發達國家在幼兒教育方面的經驗,尋找適合我國幼兒教育發展的管理體制,將幼兒教育長久發展下去。
(二)加強對學前教育的科學研究
幼兒教育工作者要在積極研究幼兒年齡和心理特征的基礎上,制定針對性的培養策略,讓自己的教學計劃和學生的實際情況相適應,真正實現他們的健康全面發展。管理者要通過完善幼兒教育質量評價體系對幼兒教師的行為進行約束,讓他們在日常的研究中不斷取得更大的成果。政府要加大對幼兒教學的資金投入力度,做好幼兒教育的后勤保障工作,促進科學研究不斷取得更大的成果。
(三)加強教師隊伍建設,提高教師素質與能力
隨著學前教育的發展,對于幼兒教師的要求也在不斷提高,各級地方政府和教育部門要加強對幼兒教師隊伍的建設。要對幼兒教師的招聘要求進行改進,鼓勵幼兒教師進行再培訓,通過開展多種形式的培訓,增強幼兒教師的整體素質。同時,還要對幼兒教師的事業心和責任心進行提升,要從根本上改變幼兒教師的思想觀念,要實現教師與學生的互動交流,提升幼兒教師的教學能力,從而增強學前教育的整體實力,快速促進幼兒學前教育走上可持續發展之路。
(四)積極穩妥地進行幼兒園辦園體制改革
大力發展以社區為依托,公辦與民辦相結合、正規與非正規相結合的多種形式的學前教育與服務機構[2]。隨著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們的觀念也在逐漸提升,這時就可以將社區作為依托,依靠基層群眾的力量,因地制宜,從而創造有利的條件,分配好工作人員,大力發展正規的學前教育機構,要充分發揮社區資源在幼兒學前教育中的作用,同時有利于更多幼兒學前教育的需求和發展。
三、如何做好幼兒學前教育與小學教學的銜接工作
(一)要對孩子的生物鐘進行及時調整
在孩子進入小學后,家長和教師就要對孩子的作息時間進行調整,督促孩子在空余時間內補充睡眠,早睡早起,要嚴格執行孩子的午休睡眠時間,這樣可以保證孩子在下午的學習中保持充沛的精力,通過家長和教師的不斷溝通和努力,早日將孩子的生物鐘調整過來。
(二)激發孩子對校園的向往之情
通常,孩子的內心世界是單純而復雜的,現在的孩子都十分聰明,在孩子進入小學后,孩子肯定會對新事物產生一種期待,但是周圍人對小學生活的談論,也會對孩子的內心世界產生影響,這時家長和教師就要學會鼓勵孩子,將小學校園中的美好灌輸給孩子,要帶領孩子選擇新文具、新書包,要告訴孩子長大了,要上小學了,要對孩子的日常生活進行合理規劃,要多帶孩子去小學校園轉轉,提前讓孩子感受下小學校園的環境氛圍。
(三)加強孩子自理能力的培養
目前,我國很多家庭都是獨生子女,很多家長對孩子十分溺愛,這也就造成了很多孩子在學習上光知道玩,在生活上缺乏獨立自主的能力,很多孩子不能自己穿衣服、系鞋帶,不會自己上廁所。這其實是非常危險的,這是在害孩子,孩子始終會脫離父母的庇護,獨自成長。這就需要家長和教師的共同努力,要在生活細節中要求孩子做自己能做的事,不要孩子過于溺愛,要多組織孩子參加一些夏令營活動,要孩子能在校園生活中學會自主處理一些事情,想要孩子成才,就必須要經歷這些過程,要從根本上對孩子做出要求。
(四)培養孩子在校園生活中的交際能力
孩子在幼兒園學習過程中已經熟悉了身邊的小伙伴,但是在步入小學校園后,任何事物都是陌生的,這是新的老師、新的同學、新的學習環境,孩子如果不能盡快融入和適應這個新的集體,就很容易造成孩子內心的孤獨感。家長和教師在這方面應該提起高度重視,要時刻對孩子講述與人相處之道,要多對孩子說一些社交道理,尤其是對于那些愛與同學發生矛盾的孩子,要不斷督促孩子與新同學和睦相處,不要為了一些小事就斤斤計較。同時,老師也要通過開展一些游戲,來培養孩子們的團隊意識,要努力營造一種和諧的學習環境。
一、令人擔憂的現狀
語文作為中華文化的基礎學科, 本來應該是最受學生歡迎的一門課, 而大學語文卻走到了另一個極端, 成了學生感到最厭煩和枯燥的一門課。這是值得大學語文教育工作者應該反思的問題。因此,就應該了解一下在大學語文教學中存在哪些問題:
1、教學定位低。由于過多地強調專業建設與學科建設, 作為公共課的大學語文在大學里處于非常尷尬的境地, 定位偏低, 許多教師教學積極性不高, 不愿意從事大學語文教學工作。其次, 在教育界的評價體系導向上也存在一定問題, 社會對大學評價的一個重要指標體系之一是專業的質量與數量, 致使許多大學都在努力完成科研成果的任務。對中文專業教師來說, 如果不發表專業論文, 大學語文教學水平再高, 也難以晉升職稱。因而, 很多教師就不會專心致力在大學語文的教學上,而花費更多的精力去從事科研工作。當下, 許多大學生選課著重考慮的是就業的需要, 除了專業課和要求必選的英語、“ 兩課”, 多數學生都可能選一些應用性較強的課程, 如“ 演講與口才”、 “ 公關禮儀”, 等。如果大學語文不屬于必修科,許多學生是不會有興趣的。
2、教學內容陳舊。目前, 縱觀大多數大學語文教材, 也或多或少存在弊端。首先, 教材內容沒有跳出純文選的框子, 選文偏重于文學名篇, 尤其偏重于中國古代優秀的詩歌與散文, 對當代優秀的人文科學作品與值得關注的文學現象以及國外優秀的文學作品選取太少; 其次, 在許多大學語文教材中, 體例往往是課文前面作家作品介紹與文體介紹, 結尾做個閱讀提示, 然后就是問答題, 這與中學語文教材并無多大區別, 大學語文因而被稱之為“ 高四語文”。
3、師資隊伍建設嚴重缺位。科技的飛速發展使得專業課程教學受到更大的重視, 專業課的教師隊伍也隨之壯大。從事專業課教學, 評碩、博導比較容易, 其待遇也高。使得有水平的老師不安心本課程教學, 都想拼命擠向專業課程教學, 剛剛從事語文教學的教師又沒有太多駕馭大學語文課堂的經驗。要達到大學語文教學高質量, 就很難了。
4、教學理念落后、教學手段單一。大學語文課程要實現提高大學生的人文素質教育目標, 必須將課堂教學輻射到課外, 把教學內容和空間從課堂延伸到圖書館、互聯網和社會之中。針對以上的問題若要激發學生興趣, 進一步提高教學效果, 應采取以下對策:
二、積極應對的策略
1、進一步提高對大學語文教學重要性的認識。語文是我們民族文化的載體,是我們立國立人的依靠。大學語文教育擔負著傳承民族文化、張揚人文精神、陶冶審美情操等多項重任,它既可為學生今后走向社會,參與競爭打下安身立命的精神基礎,也可作為傳承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載體和延續民族精神文化的橋梁,對于全面提高學生綜合素質,提高學生的想象能力、思辨能力以及感悟能力等都有直接的推動作用。我們應該把這樣的敏銳意識及時傳達給我們的大學生,我們應該把我們的語文教育,特別是“大學語文”教育從中學語文篇、章、字、詞、句的重復提升到傳承傳統文化、交匯中外文化的意識層面來操作。
2、組織權威專家、資深學者和優秀教師重新編寫教學大綱、配套教材和教輔資料,做到教學大綱規范化,教材經典化,教輔資料科學化。應該在廣泛地征求教師、學生意見的基礎上,具體組織長期從事大學語文教學的優秀教師、知名教授共同修訂大學語文教學大綱、配套教材和教學輔導資料,建設一套自成體系、特色鮮明、涵蓋面廣、兼容性強而又具有權威性的規范大綱、經典教材、科學教輔資料系列,為未來的大學語文教學打下堅實的物質基礎。
3、大力加強教師隊伍建設,努力做到教師學者化。要充分發揮大學語文在培養人才方面的作用,大學語文教師必須學者化。此外,還應加強個人的道德修養,以勤勉的治學態度、嚴謹的工作作風、誨人不倦的奉獻精神和高尚的人格魅力潛移默化地影響學生。
4、改革教學方法,優化教學手段。 (1)、轉換教學主體。首先要以學生為主體,教師為主導,要充分發揮教材方便自學與提高學生自學能力的特點。每節課都要布置學生預習和自學的任務,每節課也首先檢查學生預習的情況,提出本課的一些難點,然后在教學中突出重點和難點,讓學生對必須掌握的東西一定要弄懂、記住。讓學生多講,多回答,允許和鼓勵有不同的觀點,鼓勵學生大膽質疑,大膽創新。(2)、運用多媒體教學,優化教學手段。一方面,要及時更新教學設備,要有滿足正常教學的多媒體教室,一套齊全的多媒體設備,大量的教學光盤和優秀的教學課件;另一方面,教師根據實際需要自制課件,以便突出重點,分散難點,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提高課堂教學效率。(3)、重視方法教育,教育學生把新老知識融會貫通。例如有這樣兩句詞“杜宇一聲春去,樹頭無數青山”,要查其出處,排除其為唐詩、宋詞中的句子后,不用苦苦翻檢,運用音韻學及詩詞格律知識,可以判定其是《朝中措》或《清平樂》的結句,根據目錄學知識,一查《歷代詩余》馬上可斷定其為元好問詞《清平樂》中的句子。(4)、重視寫作教學。選擇若干創作點,與散文結合寫議論文或駁論文,與詩詞結合寫賞析文章,與戲劇小說結合寫人物分析或讀后感,讓學生有許多練筆的機會。大學語文教學一定要有計劃、有目的、有組織地加強這方面的訓練。
【參考文獻】
[1]孔慶東.大學語文教學改革方向[J].中國大學教學.2006,(7):21.
[2]中國教育報[N]2004 年5 月14 日第4 版.
一、問題提出
近十年來,網絡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給整個社會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方便與快捷,從而在各個領域掀起了一場革命。學校教學也不例外,基于網絡的各種信息資源為我們的教育教學活動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不再完全依賴于教室、粉筆、書本,也不再局限于特定的時間地點,這種新型的教育學習模式改變了傳統的學習方式與學習習慣,并促使傳統教學產生根本性的變革:由單一的講授式教學模式轉變為師生互動學習及學生自主學習模式。在網絡學習環境下,各學校優質教學資源庫的建設更顯得成為學校教育成功的關鍵。
目前,人們在教育教學資源庫的建設方面已經開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在校園教學資源庫方面的建設卻普遍存在下列情況:偏重于單一的網站(頁)及服務器資源建設,偏重于各主要學科的資源建設,偏重于對教師教學多媒體課件、教案資源的建設,而在人文素質教育、特色教育資源庫建設等方面卻十分貧乏,其中女性特色教育資源庫建設更是空白。
針對女大學生教育面臨的全面素質提升與就業困難等關鍵問題,在長期女性特色教育實踐的基礎上,開展“基于校園網的女性特色教育教學資源庫建設”方面問題研究,構建基于校園網的女性特色教育教學資源庫建設系統,從而進一步完善女性特色教育體系及其方法學,它對于全面提升女性大學生素質與能力,具有極其重要與深遠的理論意義與現實價值。
二、女性特色教育教學資源庫建設間題界定
女性特色教育教學資源庫建設所研究的教育資源指的是素材、論文、試題、配套光盤、課件等各種形式的教學軟件以及各種數字化的教學內容,在形式上表現為聲音、圖片、動畫、視頻、文本、網頁、課件,網址等。例如:教師為上好一節課,精心收集的文字、圖片、視頻資料、網址等資源就是非常好的教學資源,其他教師經過應用、補充等多次精練、補充就形成了關于這一節課教學資源。這些來源于教學一線的資源是教師最需要也是最實用的教學資源。教育資源與相應的技術規范、存儲管理平臺、資源查詢平臺、資源添加平臺共同構成教育資源庫系統,是一個有機的整體,缺一不可。建設基于校園網的女性特色教育資源庫的目的是為女性教育服務,在內容和功能上充分考慮女性教育的需求,使學生、教師能方便及時的獲取所需信息。從更加專業的角度對用戶提供的需求信息進行科學的分析和表述。
三、女性特色教育教學資源庫建設間題研究的理論依據與價值
基于網絡的教育學習模式改變了傳統的學習方式與學習習慣,并促使傳統教學產生根本性的變革:由單一的講授式教學模式轉變為師生互動學習及學生自主學習模式。在網絡學習環境下,各學校優質教學資源庫的建設更顯得成為學校教育成功的關鍵。
女陛特色教育教學資源庫建設問題的研究的理論依據為現代教育思想理論和女性特色理論。現代教學理論主要包括學習理論、學習環境理論、建構主義理論、教學理論和傳播理論。以改革教師教育的教學模式為關鍵,通過應用網絡技術,整合女性特色專業知識,構建女性特色教育資源庫,改革教學方法與教學模式,提高教學質量,完成教學任務,進一步完善教學理論,為女性特色的教育教學資源庫建設和應用在教育教學中發揮積極作用提供更多的理論依據和操作指南,其理論指導意深遠義和研究價值之大是顯而易見的。
四、女性特色教育教學資源庫建設問題研究的意義
女勝特色教育教學資源庫建設是針對女大學生教育面臨的全面素質提升與就業困難等關鍵問題,在長期女性特色教育實踐的基礎上,開展“基于校園網的女性特色教育教學資源庫建設”課題研究,構建基于校園網的女性特色教育教學資源庫建設系統,可以進一步完善女性特色教育體系及其方法學。為女性特色的教育教學資源庫建設和應用在教育教學中發揮積極作用提供更多的理論依據和操作指南。同時,在女性特色領域里,為全面提升女性大學生的素質和能力,具有極其重要與深遠的理論意義與現實價值。
五、女性特色教育教學資源庫建設間題的研究目標和具體內容
女勝特色教育教學資源庫建設問題研究目的是為女性特色院校師生提供全方位的教學和學習的資源庫系統,構建基于校園網的女性特色教育教學資源庫系統,進一步完善女性特色教育體系及其方法學,利用網絡的優勢,一方面為教學者提供大量的教育信息資源以滿足教學者自身的學習需要,同時,一方面為教師提供制作精美課件所需的素材;另一方面為學習者提供大量的學習資源及學習模式。 女性特色教育教學資源庫系統的研究內容主要為“女性特色原始資源庫”和“女性特色成品資源庫”兩大部分內容。具體研究內容如下所述:
一是研究“女性特色原始資源庫”,包含:文本庫、圖形圖片庫、動畫庫和音頻/視頻庫。
二是研究“女性特色成品資源庫”,包含:網絡課程、課堂教學軟件、電子書、學習指導、解題指南以及供教師用的習題詳細解答。
在研究過程中對研究對象要進行描述性概括和敘述,并提出建設性意見。
六、女性特色教育教學資源庫建設問題的研究方法
女性特色教育教學資源庫建設主要采用理論研究與實踐檢驗相結合的辦法,用理論來指導實踐,用實踐來檢驗理論并提出新的要求,促進理論的發展,糾正偏差,再把新型的理論放到實踐中再檢驗、再發展,從而形成一種更加完善的理論。具體方法有:
1、文獻研究法:通過搜集和分析女性特色相關的文獻資料,形成對本課題的有關概念的認識與思考。尋求理論層面的支持,構建教學模式的理論框架。
2、案例研究法:通過對典型案例進行分析,從個別到一般,透過現象來揭示其內在規律,從而逐步調整和完善女性特色教育教學資源庫系統新型教學模式。
3、行動研究法:在研究過程中不斷總結、推廣研究成果,根據隨時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修訂課題計劃,調整實施方案。
七、女性特色教育教學資源庫建設間題的研究過程和措施
在女性特色教育教學資源庫建設問題研究過程可按以下步驟進行:
1、確定研究課題。分析現今國內外女性特色教育教學資源庫建設的現狀,查找相關資料,尋求相關理論依據,學習相關的理論,成立課題研究小組,完成課題方案設計,向上級科研管理部門申報確認。
2,課題申報獲得批準后,組織相關人員,召開課題研究小組會議,落實課題組成員研究任務。做出調查報告模板,完善課題方案設計。創建設計框架,循序漸進地進行教學資源庫的建設研究,獲得第一手材料,并進行分析研究,歸納總結,形成初步理論。在實踐教學中不斷積累經驗,不斷補充完善
3、搜集和分析女性特色相關的文獻資料,形成對本課題的有關概念的認識與思考。通過實踐,。討論完善理論框架,構造集成系統,為課題的運行檢驗作好準備。在實踐教學過程中創建與應用相結合,由點到面,由淺人深并逐步推廣。通過尋求理論層面的支持和實踐教學的反復檢驗,構建教學模式的理論框架。
1.一線城市學前教育事業發展中出現的問題研究
2.三線城市學前教育發展的編制和執行研究
3.國外學前教育管理機制的歷史、現狀和對策研究
4.公立幼兒園的管理機制中存在的問題研究
(二)學前兒童發展與教育
本方向涉及學前兒童身體、認知、情感和社會性等方面的發展,以及各種有利于學前兒童發展的培養策略的研究。
1.幼兒科學探索過程的技能(觀察、分類、運用時空、確立關系、數量化、測量、實驗、解釋數據、下定義等)培養與學習方式的研究
2.幼兒科學領域的“核心經驗”及其獲得方式研究
3.幼兒對于數量關系的理解及其數學思維能力培養研究
4.幼兒數學操作性學習及其教學策略研究
5.幼兒想象力發展的支持性策略研究
(三)幼兒園健康與安全教育
1.幼兒園安全制度建設現狀與對策研究
2.幼兒園保育保健質量評估體系研究
3.幼兒健康行為與健康教育研究
4.0-3歲幼兒的健康教育研究
5.農村幼兒的健康現狀與教育研究
(四)幼兒園的課程
本方向涉及幼兒園課程的現狀與問題,幼兒園課程的改革和發展,幼兒園教育活動的組織形式與方法策略,幼兒園課程資源的挖掘與利用,幼兒園教育環境的創設與利用等研究。
1.幼兒園課程方案的審核與監管研究
2.幼兒園課程評價與監測體系建設研究
3.農村幼兒園課程現狀調查研究
4.幼兒園與小學教學內容與方法的銜接狀況與改進研究
5.西部地區農村學前一年混齡教育課程研究
(五)游戲與玩具研究
幼兒園游戲的現狀與問題,幼兒園游戲的創新與發展,游戲材料的開發與利用,幼兒園教玩具的開發與利用等研究。
1.民間游戲引入幼兒園教育的研究
2.幼兒園玩教具基本配置的研究
3.游戲資源及其開發的研究
4.有特殊需要兒童的支持性游戲研究
5.不同年齡段幼兒游戲特點及教育策略的研究
(六)家庭、幼兒園、社區協同教育
本方向主要涉及幼兒園與家庭、社區在學前教育兒童教育領域的相互支持、協作與配合研究,關注幼兒園、家庭與社會協調教育的現狀,研究幼兒園、家庭與社區有效配合的途徑與方法。
1.家、園、社區協同教育研究
2. 幼兒園家庭教育指導策略的研究
3.家園溝通中的問題及其改善策略研究
4.幼兒園親子活動的有效性研究
5.新入園幼兒家長輔導研究
(七)教師專業教育和教師行業發展
該方向涉及教師資格培訓、教師培訓的現狀和問題研究;學前教育師資的成長和標準研究;教師培訓機構的課程教學研究;國內學前教育體系的構建等方向。
1.學前教育教師維權方式和效果研究
一、心理學文化意識的演變
對人類行為機制的探索一直是人們鍥而不舍的一個主題。人的行為在本質上是意識的,所以要探究人的行為機制,必先探究人的意識。這樣,“意識”就成為研究者們不可回避的問題。但是,它作為一種現實存在,抽象不可捉摸。囿于此,研究者們所進行的研究一直以來未有多大進展。心理學過去百余年間的各學派,像精神分析、行為主義和人文主義等學派,從內在的認知、經驗、人格以及外在的環境因素人手來尋找人類行為的原因,但或受限于研究對象的特殊性,或受限于應用領域,未能有效而全面地解釋人類行為之謎。
隨著西方心理學“價值中立”的破產和跨文化心理學尋找普適性理論的失敗,人們開始重視文化對人的心理與行為的塑造與制約作用。這一轉變,使人們把研究人類行為作用機制的目光聚焦到了文化上,出現了心理學的文化轉向。美國心理學家皮特森明確指出:“以文化為中心的觀點提供了除精神分析、人本主義和行為主義對人的行為進行解釋之外的第四個解釋的維度。它的意義就像三維空間之后發現的作為時間的第四個維度。”同時心理學的文化轉向又被認為是平行于認知革命的一場“文化革命”。這樣,文化問題就從傳統心理學的邊緣地帶進人了心理學的中心視域。從跨文化心理學到文化心理學,再到文化建構主義心理學,心理學的文化意識在不斷演變。在這種不斷演變中,人們不斷反思與追問心理、意識、文化三者的關系,追問文化與人類行為作用機制的內在關聯及這種關聯背后的根源性的東西。
文化,在本文中主要包括以下幾部分:物質文化,諸如器物、房屋、工具、武器等,是文化中最易明白、最易捉摸的方面;精神文化,它包括種種知識,包括道德上、精神上及經濟上的價值體系,包括社會組織的方式,及最后—并非最次要的一一包括語言。語言是文化整體中的一部分,是一套發音的風俗及精神文化的一部分。社會組織是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復合體,是集團行動的標準規矩。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二者相輔相成,一方面,只有在人類的精神改變了物質,使人們依他們的理智及道德的見解去應用時,物質才有用處;另一方面,物質文化是模塑或控制下一代人的生活習慣的歷程中所不能缺少的工具。以上所界定的文化的內容或者說靈魂一般都融匯于諸如語言、神話、藝術、宗教、科學等各種各樣的文化形式之中。
二、文化心理學:視心理為文化的投射
(一)理論觀點及相關研究
早期的心理學把文化作為尋找普遍意義的心理規律要排除的“干擾因素”,主張“去文化”。而文化心理學的研究者們認為:(l)人的任何內在、深層的心理結構及其變化都不可能獨立于文化的背景和內容。心理和文化彼此貫穿、相互映射、相互滲透。(2)“人類內在心靈的統一體”不可能被預先設定,人的心理活動過程植根并依賴于符號系統和社會組織系統之中。嘆3)文化對心理過程來說是一種“先在的”和“決定勝的”因素。文化心理學的研究者們認為文化從下述三方面決定了人的心理與行為:第一,為了獲得社會的承認,個體總是通過各種類型的學習,將那些指導和確定思想、行為的社會文化模型內化為自己的心理模型。第二,語言作為一種文化成分或文化分支系統,常常決定個體的思想與行為,盡管這種決定很少能被意識所覺知。個體在接受一種語言的同時,也接受了一種相應的行為和文化模式。第三,文化模式不僅構造了人的思想,而且構造了人的感知。 社會文化模型、語言等對人的心理與行為的影響作用,文化差異所造成的人們行為上的差異,這在本尼迪克的《文化模式》一書中已充分論述,而在現實生活中我們也切實地能感受到。但是,是社會文化模型、語言等這些文化形式本身具有這樣的特質與作用呢?還是它們本身代表著什么?這不得不引起我們的深思。
近年來,研究者們還從文化影響人的內在假設方面展開研究,認為這是文化對人的心理與行為影響的較深層次,也是文化影響的最終層次,它決定著人們的思想過程、知覺、情感以及行為方式。雖然有這樣一種提法,但這方面的研究還未具體展開。人的內在假設到底是怎樣的一種存在?它的作用機制又是怎樣的呢?它能否清晰解讀文化對人的心理與行為具有決定作用的根源所在呢?
(二)評價與反思
文化心理學把“文化”引人了對人的心理與行為的解釋,認為先于個體而存在的社會文化模型、語言、文化模式等,單方面決定了人的心理與行為。但我們聯系著人的實踐性本質來看,“語言等所具有的實踐功能,即影響和改變人們行為的作用,并不是它本身具有的,并不是作為它的物質形式的某種聲音或圖形本身所具有的,而是人將自己的實踐力量賦予它的結果。或者說,不過是因為它以特定的方式外在地表達了人的實踐力量,從而才使他具有了形式上的某種功能”再結合著人的形成及發展過程來看,人所具有的實踐力量無非是指人的意識對實踐的指導作用,所以實踐力量實質是指人的意識的存在與作用,并且這意識是與人的實踐活動相互促進、共同存在的,它們同時也與人的心理相互構建、相互界定。文化心理學的觀點,對于語言等文化形式、意識、實踐活動及人的心理這幾個存在的關系方面,缺乏互動性的思考,只強調了人的心理與行為形成過程的一個方面,難以揭示人類意識與行為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