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中國傳統道德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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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從文的文學創作與他生活的自然環境有著密切的聯系。在生態學中，“生境”fhabitat)又稱“棲息地”．是生物個體或種群所處的特定環境．比一般說的環境更為具體從心理學的意義上講．除了遺傳基因．兒童時代的早期經驗在一個人個性的形成中發揮著極大的作用對于一個文學家、藝術家的生長發育來說，早期經驗更具有重大意義．它可以持久地影響到文學藝術家的審美興趣、審美情致、審美理想，而如此重要的早期經驗正是從一個文學藝術家童年時代所處的“生境”中獲得的正如托爾斯泰在晚年時向人們訴說的：“孩童時期的印象，保存在人的記憶里．在靈魂深處生了根．好像種子撒在肥沃的土地中一樣．過了很多年以后．它們在上帝的世界里發出它的光輝．綠色的嫩芽”。

自然環境對于作家童年心靈的濡染．沈從文算是一個典型的例證沈從文出生在封閉而又美麗的湘西風凰縣．那里山清水秀．風景秀美童年的沈從文盡管受到學校和家庭的禁錮．但是他還是想盡一切辦法沖破這種牢籠．沉入到自然界中．沉人到社會人生中頑童沈從文對書本以外大干世界充滿好奇和渴望．這使他能超脫學校與家庭的束縛．甚至是摧殘而進入與自然山水．自然人生融為一體的身心兩自由的境界．而他對自由的追求首先表現為與自然山水的親近。沈從文的童年一直在湘西度過，20歲后他才到北京求學．然后在郁達夫、徐志摩的幫助下開始文學創作。于是。童年靜美的生活記憶．故鄉淳樸的民俗風情．一齊涌出沈從文的筆端湘西的淳樸民風和秀美的山水風光造就了其陰柔內向，酷愛幻想的氣質特征，這種性格特征決定了沈從文對湘西“人生形式”的追求和對“鄉下人”精神的張揚這一心理傾向．表現在他的創作中．就有著明顯的心理傾斜：對“鄉下人”的“人性”的贊揚和對“城里人”的諷刺沈從文經常自詡為“鄉下人”或“鄉巴佬”．以與城里人相對照在沈從文看來．“湘西世界”是美于“城市文明”的．他用富有濃厚鄉村氣息的筆觸和傳統的情操同“現代文明”相抗衡．在自我慰藉中達到心理的平衡這一點既不同于艾蕪的邊地作品．也不同于勞倫斯《查泰萊夫人的情人》表現對純粹自然的崇拜和原始淳樸的懷戀。

在談到《邊城》的創作時，沈從文曾說：“我主意不在領導讀者去桃源旅行．卻想借重桃源上行二百里路酉水流域一個小城市中幾個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連在一起時．各人應有一份哀樂．為人類‘愛’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說明”這種通過個人的哀樂而達到人類之愛的企圖不正與道家“自愛”與“愛人”精神如出一轍嗎?在沈從文的小說中．人物極其平凡普通．然而正是這些平凡普通之人卻具極高的心性．他們與世無爭．自珍自愛卻又能與世共融．他們對生活始終充滿熱情和執著．他們是精神上的“貴族”《邊城》中擺渡的老人因為精神世界的豐富與敏感．被儺送二老誤認為“彎彎曲曲”“不利索”，過渡人給的錢．他堅決不收，有時推卻不了．他也決不占人家半點便宜．必用這些錢買些茶葉和煙草供過渡人享用在外人看來，老頭是助人為樂。是愛人，而在他自身恐怕首先是求得心里安穩與平衡．是出于自珍自愛．所以在這里自愛與愛人達到了高度的統一。

重自然是沈從文對道家精神的認同重視自然是道家精神的核心。認為：“道的作用．并不是有意志的作用．只有一個‘自然’”沈從文認同道家重自然的精神主要有兩方面：一是自然環境沈從文認為．自然是人類活動的場所，是個體生命展示個性的舞臺所以．沈從文在小說中．總是極力渲染各種自然環境因而沈從文又說．他的小說人物大部分是“由皈于自然而重返自然”．人物可以“在背景中凸出．但終無從與自然分離．但把人縮小到極不重要的一點上，聽其逐漸全部消失在自然中”二是自然即人之本來，也即先生所說：“自是自己，然是如此，自然是自己如此”沈從文力主道家重自然的精神．希望以此來恢復中國人的自然性．即人性要自然而然．不受約束。

沈從文重自然源于他的個性與生活經歷孩童時的沈從文很頑皮．想盡辦法逃學，拼命從自然這部書中吸取養分沈從文的自傳里就說過：“二十年后我‘不安于當前事務．卻傾心于現世光色．對于一切成例與觀念皆十分懷疑．卻常常為人生遠景而凝眸’．這份性格的形成，便應當溯源到小時在私塾中的逃學習慣極明顯，對于后來用筆有顯著影響。”他喜歡水．他認為自己幼小而美麗的生活大部分與水分不開水教會他美和思索以至日后．他的許多作品里都有水的影子15歲時．沈從文成為一名軍人軍人的經歷讓他對社會又有了新的認識．對他的創作有很大的影響這也可以從他的自傳中看出：“這一份經驗在我心上有了一個分量．使我活下來永遠不能同城市中人愛憎感覺一致了——我看了些平常人沒看過的蠢事．聽了些平常人沒聽過的喊聲．且嗅了些平常人沒嗅過的氣味．使我對城市中人在狹窄庸懦生活里產生的作人善惡觀念．不能引起多少興味．一到城市中來生活．弄得猶豫孤僻不像一個正常‘人’的感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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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進步，推動了中國傳統道德文化在國民生活中的發展。2014年9月在北京師范大學視察時指出：“我很不贊成把古典詩詞和散文從課本中去掉，去中國化是很悲哀的，應該把這些經典嵌在學生腦子里，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基因。”2016兩會期間，新疆師范大學副校長牛汝極說道：“應分學段有序地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從現在就開始著手。”作為一位中國人，有責任和義務繼承和發展它。

當下，我國基礎教育階段進行中國傳統道德文化教育是有重要作用的。如今不少學生在自身素養方面出現嚴重的“營養不良”，不利于他們長期持續發展。中國傳統道德文化是一塊巨大的寶藏，可以豐富內涵，開闊眼界，鞏固知識，培養文化素養，提高道德修養。在將這一巨大的寶藏有計劃有目的地傳授給學生的時候需要選擇適宜的教學方法。

1.啟發誘導的教學方法

對于傳統道德文化教育，啟發誘導的方法主要用于教師實施教學時，對于本身沒有生命力的傳統道德文化教育課本，要用積極誘導的方式使學生感興趣。

孔子主張：“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在具體教學中，教師要善于利用學生與生俱來的好奇心和自主探索的欲望。在傳授有關道德知識的時候，可以運用皮亞杰的對偶故事或者科爾伯格的道德兩難問題。這種故事或問題必須貼近兒童的實際生活，能夠很容易被兒童體認，這樣會使兒童原有的認知結構產生不平衡，然后通過努力將其同化或順應，讓他的認知結構重新達到平衡。這樣激發其動機以產生學習行為，最終習得道德知識。這一過程中要讓兒童自己發現問題，對于年齡較小的孩子，老師要更加貼近其生活，提出各種問題和故事，使其內心產生矛盾沖突。這樣有利于兒童道德階段的向前發展和兒童推理能力的發展。

2.循序漸進的教學方法

在擁有五千多年歷史文化沉淀的古國――中國。由于它是一個龐大的體系，在教授時必須采用循序漸進的方法。要按照它應有的次序交給學生，傳授給學生系統的知識。

循序漸進是由孔子提出，經其弟子孟子繼承發展，之后又被朱熹納入朱子讀書法中的。孟軻認為“其進銳者其退速”，進程過于迅速，勢必影響實際效果，致使消退也快。他通過“揠苗助長”的寓言告誡人們：必須懂得教學是自然有序的過程，人們應當關注并促進教學過程的實現，但決不能用“揠苗”的方式助長，否則“非徒無益，而有害之”。

十七世紀捷克著名的教育家夸美紐斯在著作《大教學論》中，明確提出教育要遵循循序漸進的原則。他要求教授學生的知識應該是系統的，教學的進行應該是循序漸進的。夸美紐斯要求學校“自始至終，要按學生的年齡及其已有的知識循序漸進地進行指導”。

3.知行合一的教學方法

從學與行的關系來看，學是手段，行是目的，行比學更加重要。即學以致用，學習如果不能應用，那么學得再多也沒有意義。學習道德更應該是這樣的，知道社會道德規范，就要體現于生活實踐中。傳統道德文化教育不是抽象的學問，而是需要學生通過學習把它付諸實踐的一門學問。其目的在于促使傳統文化對社會、個體行為和思想觀念產生潛移默化的作用。這種潛移默化不僅僅是思想上的，還要結合行動，將其內容運用于實踐是學生深刻理解知識的一個有效的途徑。荀子主張：“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于行之而止矣。”以行為為最終目的，對于傳統道德文化教育，追求的是對學習者從外到內的影響。教師在實際教育中應該注重引導學生身體力行，注意發揮知、情、意、行的整體功能，對學生要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導之以行、持之以恒，使四者相輔相成。對于基礎教育階段的孩子，這四者需依據學生的身心發展有效實施教育教學。要注意兒童在身心發展過程中的順序性、階段性、差異性、不平衡性，在選擇教學內容、教育方法的時候都要遵循循序漸進的原則。

基礎教育階段進行中國傳統道德文化教育，在選擇教學方法的時候要充分尊重兒童的身心發展規律，教師要盡可能營造真誠和諧的環境，充分利用兒童原有的好奇心引導兒童自己主動探索、自主學習、自主解決問題，從而感知到中國傳統道德文化，并注意引導兒童把已獲取的傳統道德文化中的間接經驗體現在實際生活中。最終真正培養出德、智、體、美、勞全面和諧發展的社會公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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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當斯密被世人稱作“經濟學鼻祖”和“現代經濟學之父”，他不僅是一位經濟學大師，同時還是一位倫理學家。他一生從事學術研究，花其全部心血，留給后人兩本傳世杰作《國民財寓的性質和原兇的研究》（簡稱《國富論》）與《道德情操論》。

一、對道德情操論的解讀

《道德情操論》開篇第一章：論適宜感，提到，“人，總有一些與生俱來的本性，這些本性促使我們關注他人的命運。不管一個人是善是惡，皆會因為本性作用而關注他人的命運，會去關心他人的幸福和痛苦。” 文中也提到：因為我深深理解你的痛苦，明白你的情緒，所以我心生憐惜之意。作者所說的同情不具有是非判斷的意義，是中性的，所以我們沒有必要去譴責或者稱贊。

斯密從同情開始著手，然后談到可敬可愛的美德。“那些為了維護自尊、體諒他人而努力保持鎮靜，在任何環境中都能做到處變不驚的人，他們高貴得體的風度總是令人難忘”。“人性的至善至美，就在于關心他人勝過關心自己，在于克制我們的私心，培養公正無私和慈善博愛的情操”。

審慎，審慎的人總是嚴肅認真的學習他需要的一切知識，了解他想了解的東西。他們始終是真誠的，談吐也許并不犀利、富有機鋒，但絕不會令人反感。他們具有堅毅不拔的勤勉品質，為了長遠利益犧牲眼前的享樂。亞當斯密認為，審慎是一種比較受人歡迎的人品。

仁慈，亞當斯密認為仁慈是一種習慣性的同情，人們之間的關系越密切，互相間的同情就越強烈，反之，越淡漠。慈善好比是給建筑物增添光彩的裝飾，并不是支撐建筑的棟梁，正義卻是支撐人類社會這座宏大雄偉建筑的中流砥柱。

正義，違反正義法則的人，內心一定覺得羞恥、恐懼和痛苦掙扎。他意識到他人的厭惡和憎恨時，他也不知不覺地厭惡和憎恨自己。相反，如果一個人的行為正當合宜、慷慨仗義，那么他會為自己的有點滿足。所有的情感合在一起，他認為自己應該得到贊美和其他回報。

節制，是我們的美德之一，這其中也包括我們對身體欲望的克制。審慎之德會把這些欲望限制在健康和財富能容納的范圍內，而節制則讓它們優雅合宜。情緒過分激動會被看作脾氣暴躁或意志薄弱；情緒過分微弱則會被認為是心靈萎縮，麻木不仁。“我們對于客觀對象產生的各類情感，只有遵守中庸之道，才是合適得體的，也才為旁人所接受。”

二、與我國傳統文化的結合點

“同情”與“側隱”，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認為同情是人固有的天性。在我國傳統文化中，孟子從人性本善的觀點出發，認為人天生具有同情心。《孟子?告子上》：“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同時孟子還認為，仁義禮智，這四種道德品質，都是“我固有之也”。

“合宜”與“中庸”，《道德情操論》提到：“如果我們的同情與當事人本來的情緒完全一致我們就認為這種情緒是合宜得當的”，“從觀察感情與他人是否一致，來判斷我們感情表達的是否恰當。”“中庸之道”是中國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一種處世待人的方法和道德實踐的原則。孔子最早提出中庸的概念。“去其兩端，取其中而用之”，去除偏激，選擇恰當的處理問的方法。既不激進，也不保守，不多不少，恰到好處。《道德情操論》的“合宜”，和我國儒家思想中的“中庸”有相通之處。

“仁慈”與“仁”，亞當.斯密認為，仁慈是一種普遍的情感，它源自對他人合宜和情感的肯定認同。孔子要求“成仁”，孟子要求“取義”，孔子主張任何人都應該有一種為“仁”的愿望，應該誠心誠意去求“仁”，從《論語》中孔子論“仁”來看，其價值內涵主要指“仁”的情感性、自得性而言。 “已立立人，已達達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泛愛眾而親仁。”

責任是道德的核心。《道德情操論》也提到責任這項美德。中國歷來重視責任教育。孔子的“當仁不讓”，孟子的“舍我其誰”， 和“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三、道德教育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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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什么是先秦儒學？以及其本質何在？

本文認為，只有完整而準確地回答了這一問題，才有可能對中國傳統文化作出客觀而公正的評判，才有可能做到講好一部儒學；同時，也才有可能談到“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否則，其結果不是五花八門，不著邊際，便是語焉不詳，不知所云。既不能使人信服，又無法說服自己。北宋大思想家王安石有云：“力去陳言夸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他所說的，恐怕就是這樣一種情形；而戰國時代的大思想家孟子亦云：“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1]——而他所講的，大概也就是這樣一個道理。

今天看來，所謂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在總體上，已似乎可以被歸結為一個“道”字。而且在本文看來，這個“道”大概可以說就是以老子為代表的原始道家之所謂“道德”的“道”，亦可以說就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先秦儒家之所謂“中庸之道”的“道”。而曾在1980年代的中國哲學思想世界異常活躍、名噪一時的“泰山北斗式”的人物李澤厚先生，則更獨出心裁、別具匠心地習慣于將其具體定義為“度”，并且認為，這個“度”就是“掌握分寸，恰到好處”、就是“中庸”、就是“過猶不及”、就是“中國的辯證法”，“是難以言說卻可掌握的實用真理”；而所謂“中庸之道”，在他看來，就是所謂“度的藝術”[2]——這一說法，從表面上看來，蓋本無可厚非；但究其實，本文則認為，卻無疑于李氏本人所曾講到的“制造概念，提供視角，以省察現象”[3]——這是因為，在本文看來，就先秦儒學乃至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或本質而言，一個“道”字便已是足夠的了，似“不必舍此而別求所謂新說也”；與此同時，這里之所謂“道”與李氏之所謂“度”，又是貌合而神離，在根本上，又并不是同一個東西。例如，在李澤厚先生看來，這個“度”，“就是技術或藝術（ART），即技進乎道”。一方面，它“關乎人類存在的本體性質，非常明顯而確定”；而在另一方面，它又“隨著人類的生存、存在而不斷調整、變化、擴大、更改”，“是活生生的永遠動態的存在”[4]。由此可見，這一認識本身，便是自相矛盾；或者說是含混不清的——既“非常明顯”而又不明顯，既不變而又可變，既“確定”而又不確定。然而，若從一般邏輯學的角度上看，這又如何可能呢？那么，此何物也？

而本文之所謂“道”與李氏之所謂“度”在本質上的關鍵不同之處就在于：它與李氏之所謂“技術或藝術（ART）”之間既相互聯系、密不可分又不完全等同于其所謂“技術或藝術（ART）”本身。于是乎，在這個意義上，如果我們說這個“道”是“形而上”的（metaphysical）、不變的話，那么其中所謂“技術或藝術”大概便可以說是“形而下”的，是不斷運動、變化和發展著的一個變量——對此，端不可整齊劃一，一概而論；當然，亦不可望文生義，指鹿為馬。

孔子嘗有言曰：“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5]由此可見，其中，所謂“道”、“德”、“仁”、“藝”，似乎便應當說是既相聯系、又相區別的四個相對獨立的思想理念——其中，所謂“藝”，本文認為，大概便可以說是李氏之所謂“技術或藝術”；而其中所謂“道”，在本文看來，卻又并非李氏之所謂的那個“度”或者其它別的什么神秘主義的東西——這個“道”，在金岳霖先生看來，它乃是“不道之道，各家所欲言而不能盡的道，國人對之油然而生景仰之心的道，萬事萬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歸的道，才是中國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動力。”[6]——這一認識，今天看來，應當說是極為深刻的。

但問題卻依然是：“道”是什么——這一問題，常令古圣先賢們浩嘆不已。為此，我們恐怕也還得從先秦儒學那里具體說起。

然而，關于先秦儒學及其核心或者本質問題，目前思想學術界的看法和認識似乎卻并不統一——其中，有的認為有一個，而有的則認為是兩個（但常識卻告訴我們，所謂核心或者本質，一般地說，它是唯一的，不可能存在著兩個；當然，更不可能是兩個以上）；具體地說，有的認為是“仁”、有的認為是“禮”、有的認為是“仁禮”、有的認為是“時與仁義”，還有的則認為是“中和”等等等等，諸如此類，形形、林林總總，不一而足、無所適從。然則《禮記》中不曰“中正無邪，禮之質也”[7]乎？不曰“行修言道，禮之質也”[8]乎？《漢書》中不曰“道者，所繇適于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9]乎？

對此，本文則明確認為，所謂先秦儒學，從總的理念上說，就是“禮學”；但若就其核心或者本質而言，一言以蔽之，不過就是先秦儒家的“中庸之道”而已。其中，“中”可以說是“禮”的本質，而“禮”則可以說便是“中”的標準和化身。那么，“道”者何謂也？曰：“中即道也”[10]，“道無不中”[11]。如果我們用北宋初年思想家石介的話說，就是“道乎所道也……道于仁義而仁義隆，道于禮樂而禮樂備，道之謂也。”[12]也就是說，所謂“仁義禮樂”者，究其實，不過乃是“道之具也”，是“道乎所道”的具體能指及對象之所在；而所謂“道”、“中”或者說“中道”者，則卻乃是“仁義禮樂”的所指、本質與核心，或于其上，或處其中，或在其外——其中，如果說前者是能指、是存在和肉體的話，那么后者則便是所指、是靈魂與精神。若離開了前者，則后者便恍兮惚兮、無所附麗，難以被全面認知、正確解讀和準確把握；與此同時，若離開了后者，則前者無疑亦將成為陳舊腐朽、了無生氣的東西——這是因為，“中”雖可謂之曰“道”，但“仁義禮樂”，則亦同樣不是其他別的什么特殊的東西，而是“道乎所道”之所在；或者我們可以更具體而形象地說，它們乃是所謂“道之器也”或“道之具也”。

《周易系辭上》中有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如果說這里的“道”就是上面的“中”而這里的“器”就是上面的“具”的話，那么在這里，我們大概就可以說，“形而上者謂之中”，“形而下者謂之具”；換句話說，“中”是“形而上者”，而“仁義禮樂”則是“形而下者”。“道”不離“器”正如“中”不離“具”，因而“形而上者”與“形而下者”便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緊密聯系、融于一體。“中”就是“道”，合而言之，即為“中道”；同時，“器”則就是“具”，合而言之，即為“器具”。“形而上者”謂之“中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具”。如果說前者是方式或方法，那么后者則便是概念或理念；如果說前者是思想、理論和世界觀，那么后者則便是方法、實踐和方法論。

然而，所謂“道”，在先秦儒家看來，又無疑乃是其中至為重要的東西。難怪乎，孔子本人對此要極而言之曰：“朝聞道，夕死可也。”[13]其實，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看來，世界觀與方法論是統一的。有什么樣的世界觀，就有什么樣的方法論。換句話說，“有道斯有器”；反之亦然。由此而構成為先秦儒學乃至中國傳統文化的本質與核心。

注 釋：

[1]《孟子盡心下》。

[2]參見李澤厚《歷史本體論/己卯五說》8、151、187頁，三聯書店，2003年版。

[3]同上書，156頁。另據筆者考察，這一想法本系“舶來之物”，并非為李氏所首出。

[4]同上書，8-10頁。

[5]《論語述而》。

[6]金岳霖《論道》16頁，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

[7]《禮記樂記》。

[8]《禮記曲禮上》。

[9]《漢書董仲舒傳》。

[10]《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中庸章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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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文化起源于三皇五帝，在經歷過春秋戰國百家爭鳴、兼容并包的大融合后，及至漢代，儒、釋、道三家的思想文化逐漸成為其主流并形成了我們今天所討論的中國傳統文化。可以說，中國傳統文化的支柱就是儒、釋、道文化三位一體的和諧共生體，而其道德理念則是這種共生狀態的最高追求。

時至21世紀前后，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漸深人和社會轉型的愈加劇烈，國人遇到了許多前所未有的問題，其中既有社會制度層面的，也有個人生活層面的，但究其根源，實乃東方與西方文化傳統、現代與古代文化傳統的價值觀、道德觀之沖突所致，并由此在國內各個領域掀起了一場重新反思中國傳統文化的熱潮，其中，眾多學者用不同視角對中國浩瀚淵博的傳統文化和道德傳統作了正本清源式的診釋，希望能夠重新找回改良社會、撫慰民眾的信心和力量。在此大背景下，本文選而擇其一，僅從其道德理念層面作些粗淺的探討。

一、當代道德文化的衰落

清末以降，在經歷了“西學東漸”“全盤西化”“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等一系列大爭鳴、大討論后，國人似乎普遍對中國傳統文化失去了原有的尊崇和拜服，轉而向西方文化和現代文明尋找救世之道。但是由于復雜的歷史因緣和各種中外思想的博弈，從西方舶來的各種主義、精神均在幾十年的大融合、大碰撞中被一一沖擊、壓抑、解構乃至遺忘。直至20世紀90年代，中國當代道德文化開始進人信仰、理念全面式微的階段，隨之而來的是精神上的“無法無天”，勝者為王、優勝劣汰的叢林法則開始支配眾多國人的思維。于是乎，一些人迅速喪失了體驗和言說道德的勇氣和能力，在他們心中似乎只剩下利益多寡的博弈而無半點義與不義之別;于是乎，在我們身邊似乎只能看到勝者、敗者及其羨慕者、嫉恨者的此消彼長，卻很難再發現知恥者和悔恨者;于是乎，要求他人言說和遵守道德成為一種展示權力的手段，而拒絕羞恥和言說道德則成為人們自我保護的不二法門;于是乎，幾乎所有關于道德的話題都毫無保留地指向他人而非內心，原本發自內心的道德感成為日益稀缺的體驗，傳統道德理念正不斷喪失其在國人心目中的神圣領地。

道德文化緣何會在這個曾經以重視道德著稱的文明古國走向衰落?究其原因，可以從社會體制變革、東西方文化沖突等多個角度考察，但我們也不能忽略另外一個事實，即道德理念與信仰的缺失與國人對傳統文化及其道德理念的盲目拒斥密切相關。

二、中國傳統文化中本有其道德之維

梁啟超先生曾說“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中學致身心，西學應外事”(《勸學篇》)，此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東西方文化的不同特點，即西方文化更注重個體行為實踐的合理、合法與有效性，慣于追求一種亞里士多德式的實踐理性，而中國傳統文化則更看重為自身的思想言行找到本源的精神根基和理念寄托，進而追求“天人合德”的精神境界。 可見，中國傳統文化特別重視人的內在覺悟和身心境界的提高，其本質就是一種道德文化。而宏大的道德理念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中一種“仰望星空”的精氣神，正是國人活在世上的一種姿態和尊嚴，更是中華民族的靈魂境界和氣質寫照。正如老莊所言“至人無己、神人無功、圣人無名”(《莊子·逍遙游》)、孔孟追求的“仁者愛人，克己復禮”和佛家向往的“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就是這種厚德載物的視野和氣魄成就了中華民族一個個道之、德之、道德之楷模。

三、中國傳統文化的道德理念

如前所言，中國傳統文化中自古就充滿著宏大的道德理念，“道”像一只無形的手掌握著國家、民族、家庭乃至個人發展的方向，左右著國人的思維言行。老子的一句“道可道，非常道”(《老子》第一章)像一張無形的大網把國人對于“道”的追問和向往都限制在神玄、博大、形而上的境界之中，而身處世俗的人則只能從心靈深處景仰、參悟而無法言傳。正因為此，在傳統文化中總是強調“道”與“天”齊、“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老子》第五十一章)，特別向往“天人合德”的和

合境界，且為國人追求崇高的道德理念預設了思想規范:“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述而》)，“大道把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老子》第三十四章)這種語境中的“道德”之理念固然源于人的內省，但內省的原則又源于對依“道”而立“德”、立“德”而明“道”的信服:“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禮記·中庸》)面對廣大、高明、悠久的天和天道，人必須“孔德之容，惟道是從”(《老子》第二十一章)、“誠于中，形于外”(《論語·子路》)，不斷內省自己的言行，進而追尋更高的道德境界。

對于“道德”的敬畏是國人生成其世俗道德理念的基礎。在國人心目中，“道德”無時無刻不在對世人的言行進行審判，道德之人會受到天道之庇佑，不道德之人也會因天道之劍高懸而生出畏懼和悔恨之意。正是由于人人、事事、時時以“道德”為尺度，國人的反躬自省、克己復禮才有了依據，道德理念才能得以踐行無阻。

四、中國傳統文化之道德理念的世俗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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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重慶市教育科學“十二五”規劃2012年度繼續教育專項課題“醫藥衛生學校‘仁道’師德養成實踐研究”（2012-JJ-007）。

【中圖分類號】G7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14）02-0021-02

道德生成論，即道德是怎樣生成的？它是關于道德主體自身德性以及外在道德規范如何形成的理論。是學術界一直討論和研究的話題。但至今為止幾乎沒有論著對此作專門論述，有相關討論也只是散見于各種作品之中。本文主要就道德主體自身德性形成理論的研究作綜述。

一、道德生成的決定因素

古人探討過人性孰善孰惡的問題，善惡本身就屬于道德的研究范圍。所以對道德生成的研究，可追溯到對“人性”的爭論上。中國歷史上有“人性本善”說。從道德角度上，學術界把這一觀點稱為內求論。它主要以儒家為代表，如孔子、孟子他們認為人生來就是善良的，道德的形成主要依靠人的內心修養，人們只要保持赤子之心，就能修成善良之心，即存心養性。在西方，與“內求論”相類似的有遺傳決定論、自然成熟論、預成論等，他們認為“一兩的遺傳勝過一噸的教育”，代表人物有：霍爾、弗洛伊德、馬斯洛等。

另一個觀點是“外鑠論”，即強調外部環境和后天學習教化形成道德。主要代表是墨家。荀子作為“性惡論”的代表人物也是外爍論的主要代表。在西方，與“外爍論”相類似的有“環境決定論”、教育萬能論等，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國哲學家洛克以及美國的行為主義心理學家華生等，他們認為人的心靈猶如白板，本身沒有內容，可以任人涂抹，道德的形成也主要靠外在的強化或懲罰手段來加以塑造、控制、矯正。

二、道德生成的影響因素

王海明教授詳細分析了道德與經濟、政治、科學教育的關系。從而提示出經濟、政治、科學教育對道德的影響。學術界也有大量作品分析了學校、家庭、社會等對道德生成的影響。

韋勇的《韋伯經濟倫理的道德生成機制及啟示》一文指出，韋伯認為只有擁有道德信仰，才能從內心深處喚醒人們的良知，在經濟行為中，才能自覺地遵守道德。同時指出經濟基礎、事業基礎、心理基礎、信仰基礎四個統一，促使人們愿意遵守道德。

包德敏，何曉鐘的《市場經濟條件下青年道德生成淺析》分析了市場經濟對青年道德生成的影響。指出：青年道德在大事件中得到體現和弘揚；在反思中得以提高和升華；經濟發展是道德素質發展的基礎；文化育人是道德素質提升的關鍵和支撐。

暴占光的《大學生網絡生活中道德理性判斷與生成策略》一文，分析了網絡對道德生成的影響。要求：加強主流價值引領，培養學生道德評價和道德認知能力；實施校園文化推動，提高學生道德自律和道德意志水平；推進社會實踐的不斷深化，增強學生道德選擇和道德判斷意識；樹立先進典型示范，優化學生道德觀念和道德行為。

方樂鶯的《大學生網絡媒介素養教育中的道德生成機制研究》指出：學生網絡媒介素養理解是道德理解的基礎；基于信息的接受是道德認同的過程；信息再次傳播是道德實踐的社會表現方式；社會責任意識生成是道德生成的最終價值。

白元鳳的《關于道德環境與道德主體性生成之關系的思考》一文指出，道德主體性的產生和不斷提升是道德環境的必然要求。道德環境是道德主體性生成的認知基礎。

西南大學宋義強的碩士學位論文《道德人格生成論》提出，道德人格的真正形成是對人內在心性的提升，是人性與社會的有機協調和統一，是個體幸福和社會良序的和諧。同時，德育的方法也不應該只滿足于政治化、權威化的強化灌輸方式，應走向人的內心和情感。

彭根來，靳紅的《論未成年人道德生成和發展的幾個要求》指出，未成年人道德的生成和發展有人性化、規范化、階段性、主體性等四個方面的規律和要求，所以，人性化發展要求承認其個性與差異性；規范性發展要求確認其核心價值觀和道德觀；階段性發展要求確認其道德發展的相對性；主體性發展要求確認其道德發展的主動權。從中可以看出，道德的生成受道德自身特點及道德生成規律的影響。

三、道德生成的路徑

孟子從“人性本善”為起點，提出了人內心先天具有“仁義禮智”四“善端”，如果人們不斷地進行反思，認識到自己內心的善端，并在實踐中不斷躬行就能成為道德高尚的君子。

英國著名教育哲學家和道德哲學家彼得斯提出了個體道德發展的三個階段：自我中心階段；規則遵從階段；自律實現階段。

皮亞杰作為偉大的認知發展心理學家，把兒童的道德認知發展理論分為三個階段：前道德判斷階段、他律道德判斷階段；自律道德判斷階段。

著名道德發展心理學家科爾伯格把道德的形成和發展分為三種水平、六個階段。三種水平由低到高依次為：前習俗水平；習俗水平；后習俗水平。六個階段分別為：服從和懲罰的道德定向階段、相對論者的快樂主義定向階段、好孩子定向階段、維護權威和社會秩序的定向階段、社會契約定向階段、普遍道德原則的定向階段。

方樂鶯的《大學生網絡媒介素養教育中的道德生成機制研究》指出：個體道德的形成是個人在社會活動中認識到社會公共意義上的倫理范式即公德。從而形成自己獨特的道德意識，最終形成道德實踐的過程。

劉麗惠的《中國傳統道德的生成路徑及其啟示》分析了中國傳統道德的生成路徑：從“天人合一“的理念出發，尋求道德的自然基礎；按人的自然性不斷推演出道德原則；最終又歸于自然的境界中，達到一種永無止境的升華。

西南大學宋義強的碩士學位論文《道德人格生成論》提出了道德人格形成的過程與機制，第一階段：產生道德需要――產生內在驅動力；第二階段：形成道德認知――外在價值刺激與內在思維相互作用；第三階段：主體道德認同――個體接受外在價值刺激；第四階段：社會道德內化――道德自我同一性建構；第五階段：個體道德外化――形成完整道德人格。

四、道德生成的方式、方法或生成途徑

學術界普遍認為，道德的生成離不開道德教育，道德教育大致分為三種模式：說教模式、生活體驗模式、說教與體驗相結合的模式。說教模式是一種傳統的道德教育模式，這種模式主要采用自上而下的，用外部的力量灌輸給受教育者，強迫受教育者接受。生活體驗模式，主張由受教育者自主判斷和選擇自己所能理解與可接受的體認、感悟與化通，從而表現出對受教育者主體性的高度尊重。

王海明教授在品德的培養方法上，提到了言教、獎懲、身教、榜樣、學習、立志、躬行和自省等八種。

劉麗惠的《中國傳統道德的生成路徑及其啟示》指出：“天人合一”是中國傳統道德生成的基礎和最終目標；“由近及遠”、“推己及人”是中國傳統道德生成的思維方法；“修身為本”、“知行相須”是中國傳統道德修養的途徑。“致知”；“誠意”；“正心”；“修身”是中國傳統道德修養的重要途徑。“后覺效先覺”、“反省”自律是中國傳統道德中道德修養的具體方法。同時提出當前道德建設應：重視社會道德建設的現實性、實踐性；邏輯推演；榜樣的作用。

首都師范大學朱慧玲的碩士學位論文《孟子道德生成論及其現代價值研究》在進行道德教育方面提出：道德認知和實踐相結合，注重道德情感的培養；貫徹全面性和層次性教育。

程建坤的《道德生成模式：訓練，教育，交往》提出，訓練：形成道德行為習慣；教育：固著道德信念；交往：實踐道德規范；“訓練―教育―交往”模式，汲取了以實踐為核心的生活體驗模式的積極因素，同時又涵蓋了以“道德知識傳授，道德判斷能力訓練”為主要內容的說教模式的合理成分。

程肇基的《體驗學習：青少年道德生成的基石》：“人的道德成長是在解決道德問題的過程中逐步實現的，而道德問題的解決又是在情境沖突下知、情、意、行的體驗過程中所發生的”；品德作為個體的穩定心理特征，并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通過體驗學習建構生成的。因此必須讓青少年在體驗中學習道德。

王志義的《孔子的教育與人的道德生成思想》一文分析了孔子思想中的六種善德：仁、知、信、直、勇、剛；六種惡德：愚、蕩、賤、絞、亂、狂。文中指出孔子善德生成方式是好學，孔子惡德生成方式是不好學。所以他認為道德的生成途徑主要是“好學”。

陽德華的《生活路徑：促進青少年真性道德生成的適切之舉――從知、情、意、行的角度》一文認識到了生活路徑的重要性。得出：生活現實為青少年檢驗道德知識、發展道德認知能力提供了原生態環境；生活路徑是青少年體驗道德情感、鍛煉道德意志的最佳途徑。

另外：劉驚鐸的《道德體驗論》一書，重點研究了道德生成的重要途徑：體驗。王健敏的《道德學習論》一書分析了學習在道德生成中的作用。霍翠芳的《論道德在實踐中生成的教育意蘊》一文指出，道德獲得的主要途徑是實踐。劉萬路，喬紅麗，祝娟，杜剛的《道德在對話中生成》一文分析了“對話”在道德生成中的作用。西南大學宋義強的碩士學位論文《道德人格生成論》提出，德育的方法也不應該只滿足于政治化、權威化的強化灌輸方式，應走向人的內心和情感。

河北師范大學李海的學位論文《學校道德自律教育研究》從另一個側重分析了道德生成的途徑：自律。指出，道德自律教育的內容：社會道德規范教育；道德責任感與恥感的培養；自我辨析與選擇能力的培養；自我監督與控制能力的培養；自我道德評價能力的培養。道德自律教育的方法：價值辨析法；情境感受法；踐履法；慎獨法；對話法。道德自律教育對教育者的要求：樹立現代德育觀，建立良好的師生關系，做道德自律的表率。

五、現有研究的意義與不足之處

綜觀這些研究，我們可以發現，學者們對道德的生成問題認識比較清楚，他們從不同角度進行了一定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果，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具有重大意義。

但不可否認，在道德生成論的研究中還存在某些不足之處，表現在：（一）在某些問題研究上還不夠深入、全面、系統。（二）關于道德生成論問題雖有不少學者進行了探討，在一些作品中也有所觸及，但至今仍然沒有專門的論著。（三）研究的角度上，大多是從心理學或社會學、教育學角度進行研究，而道德作為倫理學的主要研究對象，更多的應該從倫理學角度進行研究。（四）研究的對象上，主要針對兒童、青少年等未成年人，很少有學者研究成年人的道德生成問題。（五）有不少學者從不同角度對道德生成問題進行了研究，但基本上沒有關于職業道德生成問題的研究。

總之，道德生成論問題的研究雖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有待更多學者的充分重視，有待更深入、具體的研究，有待于研究方法、研究視角、研究領域的不斷創新，我們期待更多研究成果問世。

參考文獻：

[1]毛偉.當代大學生道德生成研究[D].海南：海南師范大學，2012.

[2]宋義強.道德人格生成論[D].重慶：西南大學，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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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有著五千年的文明史，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延續力。傳統思想文化對中國的政治、倫理、價值觀念、生活習俗、思維方式、道德規范、人生理想等，都處于支配地位。經過一代代的傳承，傳統的思想文化已經牢牢占據了中國人的思想意識。因此，中國傳統文化在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也應起到主導作用。當然，如何借鑒、吸收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挖掘其中的思想教育資源，教導大學生如何做人、怎樣做事，培養高素質的人才，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面臨的主要課題之一。

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把一定社會的思想觀點、政治準則和道德規范，轉化為受教育者個體的思想品德的實踐活動。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從一出現就從思想上和道德上教導人們怎樣做人、做怎樣的人。道德教育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是我國十分豐富的寶貴遺產中國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對道德教育理論有過豐富、生動的論述，見解深刻，其中所蘊涵的一些內容，正是當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所關注的熱點和難點。因此深人學習和挖掘中國傳統道德文化的精華，對于當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i傳統思想文化的思想教育價值

傳統思想文化，以儒家學說為例，其中蘊含著豐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資源。它是中華民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所積淀下來的寶貴精神財富，它不僅蘊含著豐富的人生哲理、道德修養等內容，還蘊涵著豐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資源。

i.i以國家為主體，強調整體意識和愛國主義精神。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強調為國家、為民族、為集體的獻身精神，在長期的歷史變遷中始終保持著頑強的生命力，體現著中華民族的性格特征，成為人們所推崇的道德品質。集體主義精神是中華民族的一種強大凝聚力，是中國自古以來愛國主義思想的基石。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無不體現了中國人愛國、憂國，以天下為己任的偉大精神和對國家、民族、社會強烈的責任感、使命感。在新形勢下，思想政治教育對這一優秀傳統要進行認真研究，在大學生的教育中靈活運用，培養學生的愛國主義精神、集體主義精神，樹立終身報效祖國的理想，為國家、為人民奉獻自己的青春和智慧。

1.2以仁、義為本，強調“仁愛”和“忠義”

“孔曰成仁，孟日取義”。孔子提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孟子提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仁”和“義”是儒家文化道德思想的核心和最高境界。如果“仁”是愛人的話，那么“義”就是助人;如果“仁”是博愛的話，那么“義’‘就是廣利:如果“仁”是尚慈的話，那么“義”就是豪舉。這就給我們提供了處理人際關系的準則。正所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傳統文化的這種人木主義原則，體現了人與人相愛互尊、團結和諧的人道精神。這一傳統美德對于我們協調各種人際關系，正確處理矛盾，仍然產生著積極作用。

1.3提倡“孝道”和‘憾恩”，強調個人的道德責任和義務

自古以來，中國就是一個重視孝道教育，重視家規和家訓的國度。“百善孝為先”，家庭教育的核心是“孝道”教育。孝敬父母、知恩圖報是中華民族千百年來格守的傳統美德之一。臺灣作家龍應臺說過“人本是散落的珠子，隨地亂滾，文化就是那根柔弱而強韌的細絲，將珠子串起來成為社會。而孝道文化便是社會最重要的貓合劑”。為此，當今弘揚孝道文化要從落實家庭孝道上著手，建立和諧家庭，只有這樣，才能樹立起尊重老人、尊重父母的社會風氣。在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孝道教育和感恩教育應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孝敬父母是做人最基本原則。從一個人對待自己父母的態度就可以判斷他對別人、對國家、對社會的態度。 1.4重視個人的道德修養，強調身體力行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傳統文化把道德教育、道德修養和道德實踐看成是一個相互聯系的完整系統，強調在樹立崇高理想、信念和道德人格的同時，最重要的是實踐。加強個人自身的修養是傳統文化的一個特點，強調要“善養浩然正氣”，‘舊三省吾身”。孔子提出“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省”，孟子講“養身”、“養性”，明代王陽明提出“知行合一”，都特別強調道德實踐，認為這是知善、行善并達到成賢成圣的關鍵。加強大學生的自身修養，培養大學生高尚的情操就要從這里著手進行，從這些傳統思想中尋找指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和實踐的方法和途徑。

2傳統思想文化與思想政治教育結合的必要性

2.1是提高學生的基礎文明水平和道德水平的需要

多年來由于人文主義的不被重視，加之西方一些外來思想的不斷涌人，對思想活躍的大學生們的思想產生很大的沖擊，良芳不齊、泥沙俱下，使他們的思想產生了很大的變化。例如一些學生缺乏應有的修養和情操，思想空虛、頹廢，對社會缺乏社會責任感，功利色彩濃厚。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應挖掘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因素，如愛國、禮貌、孝敬、刻苦、自強、天下為公等精髓，喚醒他們心中的熱情及其積極的部分。

2.2是迎接經濟全球化挑戰的需要

隨著中國加人WTO和全球經濟一體化進一步加劇，西方發達國家利用這個機會對我們的思想進行西化的趨勢越來越嚴重。在這種潮流的影響下學生的精神境界、精神生活和道德觀念發生了新的變化。在這種情形下我們一定要掌握住思想陣地，利用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引導全學生、教化學生，激起他們深厚的民族情感和愛國熱情，培養他們分辨良蕎的能力。因此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一定要繼承和弘揚中國傳統文化，以增強民族凝聚力。

2.3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創新的需要

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是通過幾千年的歷史長河的積淀而保存下來的歷史精華，已經深深植根于我們炎黃子孫的心底，成為一種中華民族的象征和“遺傳基因”，如果缺乏對它的理解和認識，就很難有一種廣闊的境界和胸懷。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要創新、要發展就必須將理論和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相結合，將二者融會貫通，形成互補，才能更好的解決新時期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問題，才能有助于大學生完整人格的塑造和培養。

3中國傳統思想文化與思想政治教育相結合的措施

3.1開設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教學課程

開設有關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課程，作為必修課讓學生們進行學習。了解與探究中國傳統文化的人文精神及其精華，有助于提高大學生的人文素質。通過學生們對傳統文化的學習，使他們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內容和其中的辯證思維，從而提高學生的思想道德水平和他們的思辨水平。

3.2創造良好的校園文化環境

良好的校園文化是一種不可忽視的教育力量，在學校內開展一系列以弘揚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為目的的校園文化活動，將對傳統文化中的傳統美德的學習、實踐列為重點并貫穿在一切活動之中，以一種潛在的作用影響著學生，對學生形成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發揮著重大作用。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教育融人學生生活的每個場景、每個細節，讓學生從生活中的一點一滴感受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熏陶，顯得尤為必要。豐富多彩的校園文化活動形式有利于大學生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的深人和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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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文化中，雖然誠與信并未過多在一起使用，但誠與信是誠信的兩個維度。誠作為一種內心的品德訴求，意味著對自己內心的忠誠，澄明自我的內心。誠信最先表現為一種人的內心狀態，這是人之為人的最基本的道德訴求，也是一種內在美德。這種內在的美德使人與天相通達，并且是承受天命的基礎。

作為人，不能狂放而不直率，糊涂而不老實，愚昧無知卻不講信用，如果做不到誠信，弄虛作假，就談不上做人之道。在儒家思想中，注重修身，努力做到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因為身體力行，信守承諾，這是一個人安身立命的基礎和根本。

二、當代大學生青年誠信缺失表現

1.考試作弊，無羞恥心。對這種行為的縱容與無視，助漲了很多高校的不良風氣，更有的學生為了能夠考試過關，不惜找路子、托關系、打招呼，希望老師給高分等現象。

2.簡歷造假。這一現象在當今人才市場廣泛存在，這是高校部分學生誠信缺失的延伸，是誠信問題的一個重要表現。這一方面是部分青年大學生的誠信道德的缺失，另一方面也是社會大環境給予的壓力，使得一些學生迫不得已，但是迫不得已并非充分理由來解釋這種造假行為。

3.人際交往中傳遞不實信息。作為“90后”的大學生，網絡等虛擬世界已經成為大學生們的生活必須，在這個虛擬世界形成的眾多不良交往習慣，必然對現實生活產生特殊影響。存在較為嚴重的問題就是同學之間的交往不真誠，做人不誠實，當面一套背后一套，表里不一，言行虛偽。

4.學位論文，課程作業抄襲。隨著多媒體的普及與傳播，帶來很多便利的同時也帶來了很多浮躁。目前大學生中，相當數量的學生對教師布置的作業和論文不是仔細查閱資料，認真鉆研，而是東拼西湊，從學術刊物上整段地摘錄，或從網上下載幾篇稍做變動，更有甚者將整篇文章全部據為己有，論文中的數據造假現象亦比比皆是，這表明大學生普遍不重視畢業論文的撰寫，缺乏誠實的學習態度。

三、中國傳統文化中誠信教育存在的問題

自建國以來，中國的學校教育一直是重理輕文，無論是文科教育還是理科教育，都無視人文教育、生命教育的重要性。大學生的整體教育模式，除專業課之外，大部分時間在學習英語、考取各種職業資格證書，極少有人會自覺學習本國的優秀文化傳統來提高個人基礎修養，更不會有太多學生去靜心反思個人的道德行為、倫理誠信等問題，同時高校缺少了人文教育、道德精神的培養即高尚人格塑造等全面教育模式，流于表面文章，沒有深入的研究與解決實際問題。

1.傳統文化傳播過程中商業化過于濃厚。中國教育學會會長顧明遠在關于“課程與文化：中國鄉土知識傳承與校本課程開發”研討會上，曾批評當前對傳統文化的傳播于弘揚過程中存在著的商業化現象。傳統文化要發揚光大，既要和商業化尋找合作的機會，但也應當和商業保持一定的距離。

2.文化傳播的功利化，使得學生接受時染上功利色彩，對誠信喪失信心。由于傳統文化在當下的傳承中出現嚴重商業化現象。在市場經濟以市場機制為導向，對社會資源配置有著重要作用。而這一問題使得人們誤認為追求私利是一個社會最好的利益。

3.文化貧困化造成優秀傳統文化失去公信力。學生只看到商業化、功利化、貧困化，使學生對傳統文化中的誠信文化失去信心，未能從內心達到一個合理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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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傳統行政文化的概念

行政文化是行政系統的軟組織，是行政管理的靈魂，是行政管理中最深沉而又最現實的問題。任何一個行政組織的結構、運轉程序、決策過程，以及行政人員的行為、作風態度、價值觀等都直接或間接地受行政文化的影響。

中國傳統行政文化指的是在過去產生，經歷了中國社會歷史的演化過程，至今仍在中國行政活動中產生影響的行政文化。①有學者把中國傳統行政文化主體內容歸結為傳統行政思想文化和傳統行政制度文化兩方面。前者主要包括：德政禮治思想、無為而治思想、以法治國思想、為政用人思想、行政決策思想；后者主要涵蓋：機構設置制度、官吏管理制度、財政管理制度、行政監察制度等方面。②

二、我國傳統行政文化的特點

中國傳統文化根植于中國的歷史發展之中，形成了一套獨特的中國特點的文化。雖然歷經數千年，行政文化發生了諸多變化，但是縱觀歷史，不難發現在變化中具有共性。

（一）君主權威、中央集權

君主具有絕對權威是政治至上的表現和產物。在中國傳統行政文化中，主張行政管理要以君主為軸心，要以君命行政，這個是行政管理的首要原則。

（二）樸素民本主義和官本位并存

傳統德治思想以樸素民本主義為主旨。幾千年的封建歷史，民本思想一直為圣君賢推崇。民本的邏輯起點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本的邏輯終點是維護家天下的政權。傳統的民本主義思想與君主權威思想并不是對立的，而是互補的，民本事在君主權威的前提下的中民，中民的目的在于維護君主的專制統治和絕對權威。盡管傳統民本主義為苦難中的百姓帶來了一些希望，卻無法給予民眾真正的幸福；反之，在民本思想掩蓋下的官本位卻盛行于各個朝代而經久不衰，給民眾造成深重的負擔。

（三）等級森嚴與求和并存

中國傳統行政組織中，在等級嚴明的同時，和諧理念的充分運用又為嚴明的等級制度抹上了劑，增強了其韌性和穩固性。等級社會具有多樣性和流動性的特征，允許社會成員在等級間流動且等級結構自身也隨時進行調整，尤其是在秦漢以后，以士人集團為主的選官制度推行，入仕的士人從被統治者變成了統治者，成為封建君主專制的維護者。在行政系統內部，禮儀制度固化為一套模式它無形中規定著人的思想觀念和行為舉止，使行政人員自覺遵從封建統治的要求。③同時，當等級的威嚴使等級關系疏離以至緊張時，統治者又會運用“樂”來達到維護等級秩序的目的。“樂”更加注重和的功能，禮樂并用，使社會既有秩序又有和諧，這就是中國古代的等級和諧。

三、中國傳統行政文化中的積極因素對現代化轉型的推動作用

傳統行政文化蘊藏了民族文化的精華部分，其中某些要素符合公共行政的內在規定性，能夠為現代化行政管理提供公共行政精神文化資源。同時傳統行政文化作為一種傳承千年的文化精神權威，有其得以傳承的社會心理基礎，在一定條件下傳統行政文化中的民主性精華可以成為服務行政理念的現實生長點。 　（一）發揚政府公共精神

傳統行政文化的某些民主思想與政府公共性具有相通之處，對政府公共性培養有促進作用。比如“入世主張”，傳統行政文化倡導行政人員的一種積極入世的精神，主張有志之士應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并以天下興亡為己任，這一入世精神與今天行政人員增進民眾福利的價值追求具有相似性。傳統文化中的行政價值觀追求的目標，不僅在一定程度上激勵個人的奮斗，以其才能和業績去取得成功，而且以民族和國家的利益為號召將個人與社會凝聚起來。這種行政價值觀從微觀上看，可以增強行政人員的主動性和創造性，促進個人價值的實現;從宏觀上看，有利于行政系統的運行協調一致，以達成統一完備的行政目標。再如“仁政思想”，仁政思想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鑒意義，政府應該以民眾利益為最終價值追求，而且應該惠及在社會競爭中的最不利者，這有利于政府的公共理念的生成，也就是協調公平和效率的問題，使政府從管制型政府的追求效率的陰影中走出來，逐步建立服務型政府，達到行政現代化轉型。

（二）強調以德自律，以德治國

傳統行政文化主張德治，重視官員道德修養以保障民眾利益不受侵犯，同時倡導愛民恤民，行仁政以利民這一思想，對于處在轉型期，舊的體制已經陳舊落后，新的體制尚未完全建立的我國社會具有巨大價值。市場經濟的發展可以增加行政人員的主體意識，效率意識和效益意識，但市場在培養行政人員的思想道德情操方面顯得乏力無助。而現代新型政府建設尤其要注重行政人員的道德培育，以保證為民眾提供高質量的公共服務和公共物品。公共管理者的工作還要接受一種深層次的道德取向的指導，公平地照顧公民的需要，只有這樣，政府才能真正服務于民眾利益。道德作為中國傳統行政中的自我約束機制之一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一直被奉為行政官員的修養格言。世界各國的行政管理實踐也充分證明，即使最現代的行政管理、最完善的行政制度也是離不開行政道德的自律。

（三）推行科舉、重視治吏

在行政執政環節上中國傳統行政文化是重視治吏的，尊賢任能，嚴考課、明賞罰，強化監察，褒廉懲貪，這些措施都是圍繞治吏展開，因為人治政治客觀上缺乏長時間恒定有效的制度規范。行政舉措是否能夠貫徹執行，行政目標是否能實現幾乎是依賴治吏的好壞。④在人才選拔制度上，中國傳統發達的科考制度是傳統行政文化的重要內容。中國每個朝代都設有嚴格的科舉考試和選拔制度，用人強調不拘門第、公平競爭、優勝劣汰的考試與晉升制度，并將道德考察列于先行條件，力求公正地選拔出德才兼備的人才。這種用人機制不僅在傳統社會發揮了巨大的積極作用，也為我國現代公務員制度的建設提供了良好的借鑒。

（四）運用求和思想，促進和諧政府建設

傳統行政文化中的某些思想有利于推動改革時期行政關系的協調。傳統行政文化中“和為貴”的思想、“”的思想從“中庸”思想產生和發展，作為處理人際關系的準則，雖然其出發點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統治秩序，但是在今天，對于正確處理政府內部各種關系乃至政府與社會之間關系的原則，仍然有著現實的意義。

參考文獻

[1]唐檢云．中國傳統行政文化發展簡論［J］．行政與法，2004，12，35

[2]肖素芳，梅星．淺析中國傳統行政文化對現代行政管理的影響［J］．消費導刊，20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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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擁有五千年的悠久歷史，優秀的中國傳統文化影響了無數中華兒女，更是初中學生思想教育取之不竭的重要資源。將中國傳統文化與初中學生思想教育有效地結合起來，對提高初中學生綜合素質將會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一、中國傳統文化對初中學生思想教育的積極作用

有利于培養初中學生的愛國主義情感。愛國主義情感是一種對祖國充滿熱愛、忠誠的感情及愿意為祖國奉獻一切的情感。初中學生將肩負著建設祖國的重要任務，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感會成為鼓勵初中學生將來參與祖國建設的強大動力，同時，也更有利于初中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林則徐等歷代愛國英雄身上體現的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感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播中起著積極的影響作用。

有利于培養初中學生的社會責任感。許多初中生是在父母的寵愛下成長起來的，只知索取不知付出，動不動便對社會不滿，怨老天不公，缺少社會責任感。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思想體現了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啟迪人們將為國為民作為自己奮斗的目標，值得初中學生學習，不但要有強烈的愛國義情感，更要明確自己的社會責任，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要體現出對祖國、對人民、對社會的一種責任。

有利于培養初中學生的道德情操。當前許多初中學生沒有道德感，以自我為中心，缺少仁愛之心和感恩之心，驕傲自大、心胸狹隘，屢屢做出違背道德標準，甚至是觸犯法律的事情。歸根結底還是因為文化素質低下，道德水平不夠。中國傳統文化幾千年積累的文化底蘊對于道德情操的培養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有利于培養初中學生的意志力和自強精神。由于特殊的成長背景，初中學生中的許多人缺少吃苦耐勞的毅力，獨立自主性差，甚至出現了家長跟到學校照顧起居的可笑場面，培養初中學生頑強的意志品質和自立能力是中國大學教育的一個不可忽視的方面。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見賢思齊，見不賢自省”的自律精神；“頭懸梁、錐刺骨”、“梅花香自苦寒來”、“只要功夫深，鐵柞磨成針”的刻苦鉆研精神；“天行健，君子當自強不息”、“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志不強者不達”的自強精神，恰恰是中國初中學生身上缺少的品質。

有利于培養初中學生刻苦鉆研、不斷創新的精神。時代需要文明，時代呼喚創新，只有創新才能發展。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與中國人民勤勞勇敢、刻苦鉆研、勇于創新的精神分不開，萬里長城、都江堰、圓明園、四大發明等都是值得我們驕傲的地方，初中學生如果能夠將這些文明和精神繼承，那么在世界未來的發展必將是不可阻擋的。

二、探索中國傳統文化對初中學生思想教育的新途徑

1.營造校園文化氛圍

潛移默化的影響是最好的教育方式，我們應該在學校營造一種中國傳統文化的學習氛圍，讓學生沐浴在文化的氣息中，成長在文化的熏陶下。任何一門傳統的文化藝術都是高雅的，不僅陶冶學生的情操，而且還會彌漫在校園的每個腳落里，因此，在校園里創設一種文化藝術的氛圍與之相適應顯得尤為重要。教學樓墻壁都是堅實冰冷的水泥磚墻，為使墻壁生動起來，我們可以對墻面進行創意，如將學生的書法、繪畫作品進行裝裱，把名人名言懸掛于墻上，讓師生感到賞心悅目。

2.編寫傳統文化教育校本教材

校本教材是民族文化傳承發展弘揚的基本載體，校本課程的開發是傳統文化教育中的重要環節，其宗旨要體現中華民族基本的優秀傳統文化精髓和價值，并結合地域的傳統文化資源，突出熱愛家鄉、熱愛祖國的情感。

在課程設置的過程中，可以向每位學生發放調查問卷，了解學生所需，可以開發書法課、楹聯課、圍棋課等校本課程。通過校本課程的研發，促進學生個性潛能優勢得到充分發揮，個性得到全面和諧的發展；拓寬學生知識面，開闊學生視野，培養學生良好的思想道德，激發學生熱愛祖國的美好情感。

3.開展各種實踐活動

篇（11）

論文摘要：中國傳統法律思想是我國重要的歷史文化遺產之一，同時也是我國現代法律要求研究的對象。對我國傳統法律思想尤其是儒、法、道三家思想進行重新梳理和解釋這無疑也是對我國現實的法律實踐面向法制現代化轉型有著重要的價值啟示。

一、中國傳統法律起源概述

(一)中國傳統法律源于何時

一是認為起源于五帝時代。如《管子·任法》有：“皇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皇帝之治也，置法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

二是認為起源于夏代。這種觀點是基于公共權力的設立而建立起來的一種學說。這種公共權力在每一個國家都存在。“構成這種權利的，不僅有武裝的人，而且還有物質的附屬物，如監獄和各種強制設施，這些東西都是以前的氏族社會所沒有的”。

三是認為起源于商代。我國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有學者根據考古發掘的殷墟甲骨資料推定，漢字出現于商代，因此中國傳統法律也應當源于殷商時期。例如，陳顧遠認為，“《中國法制史》之始頁，惟有斷自殷代”。

四是認為起源于原始社會末期。現代法律被定義為由國家制定或認可的，并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因此越來越多的學者在探討我國傳統法律起源的時候，從國家的起源作為探索點。我國古代法，早在黃帝時期就已見端倪，《皇帝李法》作為法的胚胎已孕育于原始社會末期的母體之中。

(二)中國傳統法律何以產生

關于中國法律何以產生，目前學術界還存在比較多的觀點，但占主導地位的是“刑起于兵”和“源于祭祀”這兩種觀點。一是認為刑起于兵。在原始社會末期，戰爭使軍紀、號令成為規范；戰爭促進了最早的審判制度；戰爭促進了懲罰手段的誕生。二是認為源于祭祀。久而久之便成為一種習慣，而這種習慣逐漸制度化，進而固定為一整套行為規范體系。

二、中國傳統法律思想洞悉

在中國傳統法律思想中以儒、法、道三家思想占主導地位，儒、法在春秋戰國時期形成以后對以后的歷朝歷代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因此，在中國傳統法律特點這篇文章中有必要對這三家思想進行進一步的探討。

(一)儒家法律思想

“先秦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學，以人的道德發展為基點，論證了因人的道德成就而形成的道德等級的合理性，設計了“圣、賢、民”的道德等級秩序，并說明禮教是實現這種等級秩序的主要途徑。當然，這種等級秩序是以服從于道德成就最高的‘圣人王’為歸宿點的”，強調王要修德，以德市民眾歸順。他論證了君主權威的合法性以及等級制度的合理性，在“廢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一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在漢代法律儒家化過程中也起到巨大作用。并且為后世“納禮入律”奠定基礎。

(二)法家法律思想

法家學派創始人是管仲。在戰國時期，法家代表的是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主張“依法治國”。法家產生的社會基礎和思想來源是春秋戰國時期的成文法運動，在成文法運動中，法家學派的首要思想是經濟，并且全面否定西周的立法、反對原先的政治結構。

在法家學派觀點中：人性本惡。所以在法家法律思想中非常重視預防犯罪，主張統治者應當通過賞罰安把人民納入法治軌道。商鞅說：“民之性，飽而求實，勞而求佚，苦則索樂，辱則求榮，此民之情也。民之求利，失利之法；求名，失性之常。悉以論自然也?今夫盜賊上犯君之所禁，而不失臣民之禮，故名辱而身危；猶不止者，利也。”第二，法家提倡依法治國。所謂“依法治國”，最早有管子提出，他認為“事斷于法，是國之大道”。韓非子進一步提出了“依法治國“的主張。第三，以刑去刑。商鞅說：“故禁奸止過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則民不敢試，故國無刑民。”

(三)道家法律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