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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一項宏大的系統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力量和資源聚成合力。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資金及其服務是經濟發展的血液。而目前，由于農村金融的困境日益凸顯，農村金融服務落后，已經成為農村經濟發展的“瓶頸”，成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要掣肘因素。因此，深化農村金融體制改革，強化“三農”金融服務，是構建和諧社會、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必須破解的難題。

一、農村金融服務體系中存在的問題

一個健康、完整的金融體系對于農村經濟的持續發展是不可缺少的。在新農村建設中金融投入是資金投入的主渠道。而現有金融體系在為農村服務中存在以下主要問題：

1．農村金融機構退位，服務功能弱化。由于農村經濟貨幣程度較低，農村金融賴以生存的微觀經濟基礎脆弱，正規金融因農村的比較弱勢而選擇“自我糾正”，國有商業銀行大量退出農村市場，導致農村金融服務覆蓋面下降，農村金融出現“空洞化”和邊緣化。首先是政策性金融缺位。對農業發展銀行實行“獨立核算、自主保本經營、企業化管理”與其承擔的農村政策性銀行的職能存在一定的矛盾。農發行為我國目前唯一的政策性農業金融機構，業務范圍太窄，主要負責糧棉油收購、儲運等環節的資金提供，農業發展急需的其他貸款業務基本沒有涉足，在糧食購銷體制改革基本完成后又將面臨業務嚴重萎縮的問題，沒有真正起到支持農業開發的作用。其次，農業銀行支農功能“邊緣化”。隨著農行商業化改革的深入，其“盈利性、流動性、安全性”的經營原則與農業生產的“高風險性、分散性、波動性、長期性”向背離，農業銀行將農業資金從以農業為主轉為以工商業并舉，競爭視角從農村轉向城市，使得貸款業務逐漸離“農”。再次，農村信用社支農有限。農村信用社在農村金融中占主導地位，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農村、農業、農民發展經濟的資金需要，較好地支持了農村經濟發展，但由于受自身經營規模和經營體制所限，其資金供給總量遠遠不能滿足農村經濟發展對資金的需求，存在“農信難為農”的嚴重問題。

2．信貸管理制度存在缺陷，農民很難取得貸款。為防范貸款風險，面對農村貸款規定較為苛刻的條件。大部分農民貸款因提供不出相應的質押、抵押及不動產等擔保而與農貸失之交臂；另外，由于農村貸款期限、結構、金額等方面設計與農村資金需求特點不相適應。隨著新農村建設的逐漸深入，農業走向產業化、現代化已成為不爭的事實，對資金的需求量較大，周期長，而現實的貸款產品金額偏小，期限一般為1年，與農村經濟發展需求信息不對稱；此外，浮動貸款利率制度使農民承受能力嚴重受挫。實行浮動利率制度后，農村信用社在農村金融處于壟斷地位，為追求利潤最大化，對貸款一律實行上浮，在相當程度上加重了農戶的利息負擔。

3．農村金融服務環境較差，金融生態斷裂。由于社會信用環境差，借款人信用觀念淡薄，逃廢銀行債務的現象時有發生，制約了農村金融機構的信貸投入；農村信用體系尚不完善，金融機構考察其財務狀況和信貸條件較為困難，同時貸款需求總體缺少有效的擔保、抵押，使農業地區需求量大、亟須支持的大額農戶、個體公商戶貸款、民營企業貸款、小城鎮建設貸款、水利建設貸款等難以形成需求。另外，農戶信用信息數據庫尚未建立，農戶信用信息處于零散分布狀況。

4．民間借貸缺乏規范，金融風險加大。民間借貸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農民貸款難的問題，但良莠不齊，同時，也加大了農民的負擔和農村金融風險。由于對民間借貸缺乏有效的社會監督和正確引導，其風險、隱患日益凸現，由此引發的經濟糾紛呈上升態勢，間接殃及社會穩定；另外，民間借貸不規范，無借據、合同，缺乏擔保，隱蔽性強，給不法分子可乘之機，坑蒙拐騙在所難免，甚至引發刑事案件；民間借貸利率一般高于同檔次金融機構的貸款利率，風險集中，擾亂了正常的金融秩序。此外，影響金融宏觀調控。民間借貸活動在高利率的吸引下，易誘發大量資金以現金形式流出金融機構，加大現金“體外循環”，造成金融信息失真，干擾央行對社會信貸總量的監測。民間借貸投向具有一定的趨利性、盲目性，資金流向與國家經濟政策、產業政策不能配套，使國家宏觀經濟政策落實效果不佳。

5．農業保障體系存在許多障礙。農業保險機構運行障礙主要表現有：保險基金規模較小，政策性農業保險與商業性保險項目界定模糊，農業險種劃分及其保費標準正在探索中，理賠及風險補償機制建立滯后，貼農、為農保險制度不完善。中小企業信用擔保組織規模偏小，經營行為不規范；擔保機構與協作銀行關系不順，行業自律以及監管不到位，風險及補賠機制尚不健全。

二、改革提升農村金融服務的建議

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戰略要求下，現行農村金融體系需要積極地進行變革和創新，適應新農村建設過程中廣大農戶、鄉村企業多樣化、多層次金融需求特點，積極構建以合作金融為主體，政策性金融、商業金融和非正規金融有機結合的功能完善、分工合理、產權明晰、監管有力、適應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需要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形成有效支持新農村建設的金融合力。

1．構筑促進新農村建設的金融生態環境。要建立起政府主導、橫向聯動和金融服務“三位一體”農村金融生態環境建設機制，并構建農村金融生態環境狀況綜合評價體系，加強農村金融生態環境的評價和監測，對農村金融生態環境進行量化考核，并不斷健全金融生態環境法律基礎，優化農村金融生態的外部生存環境。首先，加強農村信用體系建設。良好的信用環境是一種無形資產，能夠最大限度地節約融資成本，更好地促進經濟的發展。政府和金融機構應健全信用文化，廣泛開展誠信宣傳，強化農戶誠信教育，培育農戶的信用道德和信用精神，提高農戶的信用素質。政府采用補助的形式開展對農村勞動力的文化素質和職業技能培訓，強化新型農民整體素質。另外，深化農村企業產權制度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明晰產權關系，完善內部治理制度，提高企業經營管理水平。使企業真正成為合格的農村市場主體。盡快建設和健全企業和個人的誠信系統，加快誠信立法，實現銀行、政府、執法部門間的社會信用信息數據互連互通，提高社會信用信息的共享程度。運用法律、制度、行政和經濟手段，健全信息披露制度，規范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資信評估等誠信機構，提升其公信力。建立農村信用的激勵和懲戒機制，完善企業市場競爭和退出的公平環境，創造農村金融生態良性發展的誠信環境。其次，轉換地方政府職能。政府部門要發揮主導作用。政府要加強對創建金融生態環境工作的領導和協調，指定農村金融生態環境的整體規劃、目標、任務以及切實可行的辦法和措施。切實轉換服務理念，強化農村服務意識，嚴格依法行政，提高政務質量和效率。結合當地農村經濟金融狀況，加快支農金融相關的制度建設，并保證規章制度的完善性、適用性和可操作性，以有效保護農村投資者、存款者的合法權利。再次，加大對農業和農村的投入與支持力度。財政是農村金融生態建設和新農村建設的一個重要支撐。構筑促進新農村建設的金融生態環境需要以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為前提，農村金融生態環境的改善從根本上來說取決于農業產業環境，投資環境和農村經濟的運行質量。加強農村金融生態環境的建設，滿足農村金融日益多樣化的需求，是構建和諧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客觀要求。農村金融生態比城市金融生態相對脆弱，因此，需要加強國家財政與政策性金融對周期長、資金需求大的項目支持力度。同時，需要積極探索工業反哺農業，促進新農村經濟發展的可行途徑與制度設計。

2．加快法律制定，為農村金融創造一個良好的制度環境。農村金融立法應循序漸進，平穩推進。應重點制定農業投資法、農村合作金融法和農業保險法等專門法律，為農村金融體系的運行創造一個良好的制度環境。使之有能力和動力進行金融制度創新。首先，制定農業投資法。制定農業投資法，使國家對農業的投入法律化，通過立法規定中央、地方、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對農業的投資比例及相應的責任。另外，農業投資法在法律上要規定對農業貸款實行優惠利率，中央銀行對農業銀行的再貸款利率和再貼現利率應低于城市的商業銀行，以調整其級差收益。同時，建立農業信貸國家財政補貼制，以補償因低息貸款而造成的損失，走農村金融“以農養農，國家保護”的路子。此外，農業銀行在完成上交存款準備金后，多存可以多貸，但必須明確年度農業信貸的結構比例和投入時期。其次，制定農村合作金融法。盡快制定農村合作金融法及配套的法規，給農村合作金融以應有的法律保護。在農村合作金融法律中，要對農村合作金融組織的產權組織形式、融資渠道、經營機制、管理模式、運營規則、職能作用等做出明確規定。根據農村發展的實際，在資金、利率、稅收等政策方面給予農村合作金融組織以優惠政策，并用法律形式予以規范。在立法中應對農村合作金融組織的性質、經營目標、經營業務、權利義務、與政府的關系等內容做出規定。這樣既可以為農村合作金融組織的改革和發展提供法律的依據、規范和保障，又可以規范農村合作金融市場，為農村合作金融的健康發展奠定良好的法律基礎。再次，制定農業保險法。加快農業保險的立法，從法律上明確政府、保險人與被保險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從政策和財政上予以支持，建立起確保農業持續發展和農村長期穩定的保障機制。在農業保險法中，要明確農業保險的實施范圍和實施方式。擴大農業保險的實施范圍，農業保險應包括農作物的耕種、收獲后儲藏、加工及其運輸的保險，農業生產過程中所使用財產的保險，從事農業生產的人身保險及各種手工藝和家庭產品的保險等。另外，要明確政府在農業保險中應發揮的作用。進行保費補貼，根據農業保險發展的需要和我國財力，規定保費補貼的參考比率；進行費用補貼，借鑒發達國家發展農業保險的成功經驗，由政府對農業保險的經營費用進行補貼。實行某些優惠政策，對農業保險公司及其分支機構經營的政策性農業保險業務免稅，對其經營的商業保險業務則降低稅率，對商業保險公司經營的政策性農業保險業務也實行免稅；對農業保險的投保人提供貸款擔保或對向投保者提供低息農業貸款的金融機構給予利息補貼。另外，要逐步建立多種形式的農業保險組織制度體系。根據我國農業保險發展的實際需要，農業保險的組織形式應多樣化，包括政策性農業保險公司、地方性農業保險公司、商業性保險公司、農業保險合作組織等。

3．進一步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完善治理結構和運行機制。首先，創新管理體制。強化內控制度，完善農村信用社經營機制。樹立以改革和效益為中心的經營管理價值觀，構建起涵蓋農村信用社各部門、各崗位以及每個員工的科學合理的激勵機制、完善目標考核、真正使經營管理規范化、制度化，增強其經營管理的安全性、流動性和盈利性。同時要確保管理的有效性。其次，進一步改革產權制度。強化產權制度改革，推進農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結構的完善和經營機制的轉換。強化內部約束和激勵機制，有效地轉換經營機制，加大責任追究力度，提高內控執行效果；強化增資擴股工作，確保信息的透明度和操作的合規合法性，逐步優化股權結構。再次，完善治理結構。在治理結構選擇上，要堅持所有者控制原則及效率管理和監督原則。要做到入股農民是農村信用社的所用者和控制者，形成信用社和入股農民的命運和生存發展息息相關的制度和體制安排，創造出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運行機制。在組織內部結構機制安排上，既要相互統一，又要相互制衡。根據現代企業治理結構的要求，農村信用社必須堅持所有者的利益主體和他的風險主體是一致的，而在治理上和管理上也應由他們做到自我管理、自我約束和自我監督。最后，加強風險防范。努力擴充資本金。資本充足率提高了，農村信用社抵御風險的能力自然就增強了。同時，農村信用社應抓住改革的機遇，利用國家的優惠政策，改善自身經營，增強自身的吸引力，加大宣傳力度，樹立良好形象，做好服務，強化信用社與社員的聯系，使入股社員得到實惠，提高人們的入股積極性。努力實施多元化戰略。農村信用社的經營業務應該多樣化，資金的投放領域和投放對象應該廣泛化。提高信貸質量。農村信用社要提高信貸人員的素質，增強其風險意識；嚴格信貸審查，加強信貸管理，及時催收貸款。

4．建立多層次的農村金融體系，培育農村金融市場競爭機制。應構建一個商業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民間金融相結合的競爭性農村金融市場。首先，拓寬政策性金融的業務范圍。作為目前唯一的農業政策性銀行，農業發展銀行應逐步向綜合型政策性銀行轉變，滿足不能通過競爭性金融活動而獲得滿足的農村金融需求。農業發展銀行應當健全和完善政策性金融服務功能，繼續支持國家糧油儲備體系建設，履行為糧棉油收購資金供應和管理等政策性業務。在業務拓展上，農發行在目前基礎上調整充實業務范圍，積極開辦糧油產業化經營貸款、重新對農業發展銀行進行市場定位，進一步調整農業發展銀行信貸結構，逐步將支持重點由農產品流通領域轉向農業生產領域，使其成為支持農村發展的綜合型政策性銀行。同時要拓寬業務覆蓋面。通過增設基層網點、接收部分基層國有商業銀行網點或接收部分基層國有商業銀行網點作為自己的分支機構，增強服務農業的能力。另外，逐步開辦扶貧開發項目貸款、農業綜合開發貸款、農村基本建設和技術改造貸款業務；通過發行農業金融債券和建立農業發展基金，拓寬籌資渠道。此外，建立農村政策性保險業務，鑒于商業農業保險尚缺乏市場基礎，建議在政策推動下爭取成立地方性的，以政策為依托的政策性農業保險公司。建議建立國家和省兩級農業保險發展基金，在財政補貼之外，支付農民的保費補貼和農業保險部門的超額賠款補貼，通過政府補貼或委托的方式，鼓勵商業性保險公司進入農業保險市場，為農業保險提供再保險支持。其次，大力發展面向廣大農戶的合作金融組織。合作金融機構因自身制度設計的特點，使得為社員服務方面具有交易成本低、效率高的內在優勢，在農村金融市場發揮著重要作用。因此，應大力發展面向廣大農戶的合作金融組織。如由農戶自愿發起的資金互助組織，這種資金互助組織應是真正意義的合作制組織，社員之間互相監督，社員代表參與合作社決策，建立社員大會控制下的法人治理機構，有效建立其自我約束和自擔風險的經營機制。再次，逐步規范和引導民間金融。民間金融具有信息成本低、利率彈性大、服務態度好等優點，適度、健康的發展對于活躍民間投資，促進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具有積極的作用。要通過經濟手段而非行政手段來解決民間金融所存在的問題，并逐步使之規范化和制度化，充分利用傳統的信用資源來培育和發展民間金融主體，使金融產業逐步走向多元化和市場化。國家應盡快制定民間金融相關的法規和管理辦法，加強政策引導，規范民間金融行為，降低市場準入門檻，使之合法化、公開化。同時，支持有條件的地方發展小額信貸組織和互助合作金融組織。根據市場化的原則，發展以不吸收公眾存款的私營、股份、合作制的小額信貸組織和互助合作金融組織，條件成熟時可由監管部門實行備案制管理，設立民營銀行，提高民間金融的組織化、規范化水平，更好為“三農”服務。

5．建立有效的農村資金回流機制。首先，國有商業銀行改革和調整縣級金融服務功能。國有商業銀行要合理設置縣域機構，取消單純吸儲的銀行營業網點。商業銀行可以適度調低系統內上存資金的比例和利率，以減少和解決農村資金流向城市、農業資金流向非農業、經濟落后地區資金流向經濟發達地區這個資金盈缺布局不均衡、兩極分化越拉越大的問題。同時，也可以適度“放權”，給予或擴大對基層行的資金授權授信額度和新增貸款的審批權限。其次，調整、完善農村郵政儲蓄的功能，以改變郵政儲蓄造成農村資金外流的局面。國家應制訂相應的政策，政儲蓄資金管理辦法，必須對現有郵政儲蓄制度進行改革。將縣以下郵政儲蓄吸收的存款，通過人民銀行全額用于增加對農村金融機構的再貸款，并將此作為一項制度穩定下來。另外，降低郵政儲蓄新增存款轉存中央銀行利率。此外，按照機構企業化方向改革郵政儲蓄機構，推進郵政儲蓄銀行網絡的建立，并設立專門的農村金融服務部門，面向“三農”開展業務；通過與農村金融機構開展業務合作，進一步加大郵儲資金支農力度，提高農村金融服務的覆蓋面和滿足度。再次，對支農再貸款要進行財政貼息，引導資金進入農村。不論在地方一級還是在國家一級，財政支農資金和信貸資金都缺乏銜接和配合，國家和地方財政可將支農資金給予財政貼息，以引導信用社和農業銀行加大農業投入，降低農民的貸款成本。

6．建立和完善風險分散和補償機制。首先，建立農村信貸保險制度。積極開發農業貸款損失補償保險品種，對商業性保險公司按照農業保險的業務比重給予相應的保費補貼及免交涉農業保險營業稅等優惠政策。其次，加快農業保險制度建設，把農業保險納入農業經濟發展的總體規劃，考慮組建政策農業保險機構，或者委托政策性銀行開辦農業保險業務，政府可以對參加保險的農戶實行保費補貼，引導農民參保意識；也可以鼓勵商業性保險機構開辦業務，鼓勵農村金融機構農業保險業務。也可以通過財政、稅收、金融、再保險等經濟手段支持和促進農業保險發展。再次，建立信用擔保補償機制。政府要建立信用擔保補償基金，，每年按照一定比例補充當年基金并牽頭組建符合農村需求的評估擔保機構，設立由財政、企業、農村金融機構出資的信用擔保基金，發展農村互助擔保組織。建立區域性信用再擔保機構，以分散農村金融機構的風險。最后，建立有效的存款保險機制。消除政府承擔隱性擔保的責任，有利于保護存款人的利益，為穩定金融體系提供事后補救措施，也有助于農村金融機構防范金融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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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文明是實現經濟、社會和自然環境可持續發展的一種文明形式農村生態文明建設是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與農業信息化相互依存、相互發展。農業信息化是農業發展的必然方向．其服務于生態文明建設是促進農村生態文明建設的有效途徑之一分析農業信息化服務于農村生態文明建設的制約因素并提出相應對策．是亟需解決的問題

1農業信息化服務于農村生態文明建設的制約因素

1．1機制和制度制約

機制方面，目前我國經濟仍處于不發達階段．市場機制和體系尚未健全．存在市場行為不夠規范、農產品生產加工標準化程度不高、市場準人監管不力、相關的信息管理體系不完善等問題，制約著生態文明建設的進程制度方面。雖然我國在“環境問題進入政治、法律和經濟結構之中．使得環境保護制度化”方面做了許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但由于制度本身的漏洞，這一層次的生態文明建設并沒有對地方政府、企業和民眾構成有效的約束。中國已有的環境法律法規．由于規定的權限不夠．還不能完全保護人民的環境權益由于經濟利潤的受益者——企業和環境經濟的承擔者——普通公眾懸殊的社會力量．導致處于弱勢的公眾環境權益常被忽視和侵犯在執法方面．不少地方環保經費沒有被列入政府財政預算，基本是靠排污費運轉，造成了“污染越重，環保越富”的怪現象。

1．2社會主體制約

1．2．1社會主體意識制約社會主體對生態環境的重要性與加快生態文明建設緊迫性的認識不夠充分，重視經濟增長，忽視經濟、社會、環境的協調發展對生態文明的意識是建設生態文明的關鍵．它直接決定著人們對待自然的態度和行為方式但從我國現實來看．這種意識還未能在廣大民眾中形成燎原之勢同時受農民文化程度和自身素質的影響制約。他們對農業信息化在技術、流程、模式等方面缺乏認知．對農業信息化服務于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識更是薄弱

1．2．2社會主體行為模式制約假設社會主體是理性的經濟人．為追求效用最大化．會對當期利用和保護資源所帶來的邊際收益進行比較當兩者相等時．社會主體所獲得的效用最大：如前者大于后者．則社會主體的消費偏好傾向于當期消費．會充分甚至過度利用當前自我可控資源．來獲得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一旦進入這樣一種生產模式．價格、政策等市場信號對社會主體動機的作用會讓位于以“破壞性使用資源”獲得效用最大化。在效用最大化驅使下．社會主體對資源的過度利用，不利于生態文明建設．而應用信息技術管理資源時．就可以大幅度、高效率地開發利用各種資源了。

1．2．3農村復合型人才的制約農村生態文明建設離不開具有現代農產品知識、商務信息知識、網絡技術和生態文明建設方面知識的復合型人才．但目前農村地區．對農業信息化和生態文明的宣傳力度不夠．大多數農民本身又沒有利用網絡工具的能力．并且高校的相關人才大多不愿意到農村服務，造成了農村地區該種復合型人才缺乏的局面．從而制約了生態文明建設的進程

1．3生態文明建設的信息化平臺制約農業信息化對繁榮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改善農村環境、縮小城鄉差別、構建生態文明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但農村地區的信息化存在以下情況．阻礙了農業信息化服務于生態文明建設

1．3．1農村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水平不平衡我國農業信息基礎設施的建設存在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在經濟較發達的平原地區，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水平較高。設施較齊全，網絡質量優良，但在較偏遠的山村地區．網絡質量遠不如平原地區．設有有線電視網絡的山村也較少靠近城鎮的農村的各種網絡普及程度較高．而遠離城鎮的農村信息網絡的建設要相對落后

1_3．2信息獲取費用較高較高的信息獲取費用減緩了信息到達農民手中的速度農民要上網就必須購置上網設備．繳納上網費用．這對處于小規模經營狀態下的農民家庭是一筆不小的開支過高的信息獲取費用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農村地區互聯網的普及．阻礙了農業信息化的發展。

1．4規模制約

在廣大農村地區．相當多的企業規模較小．致使在許多生產領域．每單位實物產出所消耗的能源和原材料．都大大超出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資源利用率低。同時，廣大農村農戶比較分散，加之有些地方政府相關意識薄弱．使得農業廢棄物的資源化利用程度不高．污染監控困難．生態文明建設的技術和成本要求較高、推廣不暢。如農業廢棄物的能源化程度、肥料化程度、飼料化程度和材料化程度都不高．很多技術處于正在研究和待研究階段，實施面窄．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生態文明建設。

1．5環境制約

近些年．由環境惡化引發的種種問題，成為制約經濟社會持續發展、影響社會和諧安定的重大因素之一尤其農村的生態環境近年來不斷惡化．我國肩負著用占世界不到10％的耕地養活22％人口的重負．環境所承載的壓力非常大。農村生態系統本來就很脆弱，盲目開荒、毀林和私采礦產資源造成的植被破壞和水土流失現象依然嚴重。農田生態質量下降，化肥、農藥的殘留和工農產品的廢棄物對水體、土壤污染嚴重影響農畜產品的質量，危害著我們的生存和發展其原因之一是我國生態和信息技術水平相對落后建國以來，我國的生態和信息技術有所發展．但受落后的技術和科技觀念的影響．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一定差距，并且未能得到廣泛的發展和應用加之傳統觀念根深蒂固，農民在種植方式上不愿做出大的變革．嚴重影響到農村新科技的推廣和農村生態文明的建設。

2農業信息化服務于農村生態文明建設的對策

農業信息化要更好地服務于農村生態文明建設．必須立足于農村．服務于農民，有利于農業的可持續發展

2．1建立和完善生態文明建設的法律法規。積極構建長效機制

生態文明建設不僅需要道德力量和文化力量來推動．也需要政府和權力機關制定必要的政策和法律法規來進行硬約束．需要制度來評價、激勵和補償．以此構建長效機制

2．1．1在立法上保證生態文明建設的健康發展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法制化軌道．將其內在要求寫入相關法規政策制定專門的法律或在各種經濟立法中突出生態環保型經濟的內涵．使經濟發展與生態文明的協調發展在法律中得到充分體現進而要加大執法檢查的力度，切實維護法律的尊嚴。

2．1．2建立生態文明建設的綜合決策機制把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規劃納入各級政府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長遠規劃和年度計劃．增強政府在產業發展、資源利用和環境保護方面的綜合決策和協調能力如完善和強化環境保護規劃和實施體系．引入以公眾參與為核心內容的社會機制．建立行之有效的生態環境保護監管體系．健全環境評價指標體系等．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黨政領導班子和干部政績考核評價體系．提高環境政策的社會經濟效率各級環保部門要加強與有關部門的合作與協調．建立和完善部門協作制度、信息通報制度、聯合檢查制度等。通過不斷推進體制、機制和制度創新，力爭從源頭上杜絕生態破壞和生態失衡問題

2．2加大宣傳教育力度．增強農業信息化及生態文明意識．培養相關人才

2．2．1將生態文明納入教育課程體系為增強人們的生態文明意識和培養相關人才．將生態文明的相關內容納入到大、中、小學的有關課程中，重視學校教育．尤其是重視青少年生態倫理觀的培育和提高：與生態環境關系密切的一些院校及相關專業．應設立生態文明建設的專業課程．從課堂及校內外實習等渠道灌輸生態文明思想和觀念

2．2．2將生態文明納入研究體系所有研究型大學及其他科學研究單位．也應將生態文明納入其研究范疇。其研究成果要在社會上大力推廣．以達到最大限度地利用資源、降低消耗、保護環境，實現建設生態文明的目的

2．2．3將生態文明納入宣傳體系首先．在廣大農村地區．建立相關的培訓教育機構．廣泛開展信息化及環保知識教育：積極活化宣傳載體，豐富生態文明宣傳內容．積極開展生態示范區、文明生態村等創建活動。其次，強化生態輿論監管應大力宣傳環保法律法規．嚴查各類環境污染和破壞生態行為，以輿論監督促進嚴格執法。最后，樹立生態的文明發展觀，培育公眾的科學、合理、安全、健康的生活方式和適度、綠色、節約的消費方式，使“關心生態、保護生態、建設生態”成為全社會的自覺行為。

2．3加速農業信息化進程。推進生態文明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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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始終是關系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全局的重大問題。特別是農業生產受天氣、氣候影響較大,各類氣象災害對廣大農民生命財產安全和農村社會穩定構成了嚴重威脅。根據中國氣象局統計,我國每年因各種氣象災害造成的農作物受災面積達5000萬公頃,受重大氣象災害影響的人口達4億人次,造成的經濟損失平均達2000多億元人民幣,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1%-3%,因氣象災害造成的人員傷亡80%在農村。因此,了解當前農村氣象服務狀況,提出改善農村氣象服務的應對措施,對于防御和減輕氣象災害,充分發揮氣象服務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中的作用,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這里通過分析當前農村氣象服務所存在的問題,并由此提出了做好農村氣象服務的對策和建議。

1.當前農村氣象服務存在的主要問題

1.1氣象服務產品滿足不了農村的需求。氣象服務產品單一,沒有針對農村實際需求的預報產品,如名特優農作物經濟作物生育期采摘期的氣象保障服務、新品種引種的氣候論證、養殖業發展的氣象服務、適應特色農業發展的農業氣候區劃等等在農村均還得不到;農業氣象災害、突發性氣象災害預報農民很需要,但不能及時得到;農民要求低溫凍害、高溫干旱、臺風暴雨等各種氣象預測預報產品要更及時、更準確、時效性要更長,并盡可能的定點、定時、定量。

1.2氣象服務信息的快速傳輸渠道還沒建立。目前農村獲取氣象信息的主要渠道有廣播電視、手機短信、氣象聲訊電話、互聯網等。但從調查的情況來看,農民主動從這些媒體獲取氣象信息仍然是少數,氣象知識在農村普及率極其低。更是農民舍不得花錢撥打氣象聲訊電話和定制手機氣象短信。農民喜愛的原始的有線廣播大喇叭在農村已消失,受經濟問題和文化問題制約因特網在農村普及,除電視外其他音頻視頻媒體在農村也沒有。目前許多地方在鄉鎮配了兼職氣象協理員,在村里配了兼職氣象信息員,這些人只是兼職的,待遇和地位問題未得到合理的解決,更主要是對這些人員的氣象應用培訓管理也沒到位,而且畢竟人少還撐不起氣象信息傳播的重擔。特別是臺風暴雨、寒潮等重大氣象災害的預報還是到各級政府層層傳遞到農村,灌輸到農村,但很難迅速到底到邊。更遭的是雷電、冰雹、局地突發性暴雨的發生發展往往只有幾分鐘幾小時,這些突發性災害的監測預報就不可在幾分鐘內傳遞給每位村民了。

1.3宣傳教育缺位,農民缺乏氣象科學知識。一方面氣象科學知識沒有納入到農民培訓的范疇,氣象主管機構因為管理體系和人力財力的關系,也沒有深入到農村搞宣傳教育工作,使得能懂一些氣象科學知識的人較少。另一方面是農村人員中文化素質高的人都外出打工或經商去,還有經濟條件好的能人,不斷遷居到城市去了。留守在農村的人員主要是老、幼、婦等。文化素質偏低的原因,農民解讀不了氣象信息,影響了氣象信息的科學利用。還有從事氣象工作的人員平時到農村調查研究少,不了解農村和農業生產,不了解得農村的客觀需要,在氣象服務信息中提出針對性強的指導意見少,影響氣象信息在農村發揮的作用。

1.4農村防雷意識淡薄,防雷裝置幾乎空白。在農村農民受教育程度不高,再受迷信思想深遠影響,農民常把雷電解釋為“天公發怒”,把受雷擊理解成是天意,沒有基本的防雷知識,在雷雨來臨時,往往跑到沒防雷裝置的涼亭、簡易棚、大樹下等最易受雷擊的地方躲雨,而遭雷擊傷亡。在農村農民建房為了節省投入,也沒意識裝設防雷裝置了。農村防雷減災的管理工作還不到位,由于政府投入人力、財力有限,建設主管部門和氣象主管部門還深入不到農村的防雷管理,規范的防雷技術服務還未延伸到農村。

2.針對農村氣象服務存在的問題,應采取的對策和建議

2.1氣象部門要深化氣象業務技術體制改革和加強氣象人才隊伍建設,不斷提高各類氣象服務產品的質量和增加服務產品的數量。氣象部門要改變傳統預報產品,提供適合農村需求的預報產品不是一件輕易的事,涉及到氣象部門現行的體制、機制、資源配置、氣象業務服務機構職責分工、內部人員結構等很多方面,需要對整個氣象運行系統進行改革和調整。要解決這些復雜的問題,那就是要堅定不移地深化氣象業務技術體制改革,培養和引進相關人才努力加強氣象人才隊伍建設。

2.2建立與完善農村綜合氣象監測預報系統。加快農村加密自動氣象站網建設,以實現對中小尺度災害性天氣及局地小氣候的監測預警。增加與農村關系密切的農業氣象、生態氣象、大氣成分、雷電等觀測項目,提高遙感遙測技術在農村氣象監測的應用水平,為農村氣象服務提供必要的監測技術手段。制定針對特色農業進行農業氣象、重大病蟲害氣象、生態氣象、大氣成分等方面的觀測,為現代農業氣象服務研究提供基礎監測數據。建設或完善雷電監測網并加強雷電監測預警的科學研究。

利用多種氣象科技手段,建立鄉鎮短時、短期和中期氣象預報業務系統,以鄉鎮預報業務帶動和完善農村氣象預報預測系統建設。發展包含天氣、氣候、生態與農業氣象、大氣成分、人工影響天氣、雷電等內容的農村預報預測系統。通過完善與發展農村氣象氣象服務系統,制作更多的符合“三農”氣象服務需求種、養業各個環節的氣象保障預報服務、新品種引種的氣候論證、特色農業發展的農業氣候區劃、農業氣象災害預警等產品,構建現代農村綜合氣象監測預報系統。

2.3采取多種手段完善農村氣象信息傳播渠道。地方廣播電視部門要建立重要天氣信息綠色通道。像以往抗臺氣象信息一樣,及時插播農村種養業的關鍵期預報、突發性的強對流大風、暴雨、雷電等預報。同時氣象部門積極建立好高效的信息快速分發流程,實現重要氣象信息第一時間到達農村,有效指導農業生產及防御和減輕農村氣象災害的影響。

在農村建設氣象預警專用系統,可采用手機短信、氣象警報接收機和無線氣象信息電子顯示屏相結合的方式,布設24小時待機的受控高音喇叭音頻播出設備,確保信息的及時和接收。

利用手機短信和固定電話來傳播氣象信息是最便捷、服務面是最廣的。因此,要大力發展農村手機短信訂制用戶和固定電話包月用戶,同時相關信息產業部門也要適當降低收費標準,讓更多農民能用得起這些信息。

2.4建立農村氣象科普教育體系。氣象主管部門要進行多方調研,編寫適合農村特點的、通俗易懂的氣象預報運用、氣候資源利用、種養業氣象服務指標、避雷防雷技術等鄉土教材。

啟動氣象信息“進村入(下轉215頁)(上接214頁)戶”工程,通過廣播、電視、報紙、互聯網、專題資料、墻報、手機短信、氣象聲訊電話、現場咨詢活動等手段不斷加強氣象科普知識的宣傳;在有關涉農培訓基地開設氣象科技知識課程,定期地舉辦農村氣象技術培訓班,傳授經濟實用的農村適用技術,培養鄉土氣象專家,從而努力提高農民群眾科學利用氣象信息的水

。

把氣象知識編寫到中小學校地方教材中,給學生發送氣象科普知識,組織氣象專家到學校作科普講座,組織學生參觀氣象科普基地、參觀氣象部門,做到科普宣傳從娃娃抓起。

2.5加大農村防雷減災管理力度。做好農村科學防雷宣傳教育工作外,把農村防雷減災納入到規范管理中,在農房建設許可中把好防雷設計關和施工關,建立農村建設項目的防雷設計審核和施工監督制度。對農村的防雷狀況進行定期普查,公布普查結果。特別是對農村企業、公共建筑、學校的防雷隱患,要分類指導,督促整改到位。

2.6充分發揮政府在農村氣象服務中的主導作用。從維護社會公共安全的高度,各級政府要完善管理機制,支持氣象部門為農村服務而進行的業務體制改革、人才隊伍建設、現代化裝備建設,協調氣象、建設、信息產業、廣播電視等部門,規范農村防災減災防工作。制定農村氣象防災應急預案,投入資金完善農村氣象信息傳播渠道、氣象觀測網建設,投入資金完善農村基礎設施、公共場所的防雷措施和規范農村防雷減災管理。

各級政府要重視氣候資源的應用開發,推廣太陽能的利用,進行風能資源、光溫資源等的調查,做好特色農業氣候區劃評價和成果推廣、落實氣象科普宣傳、對農民進行氣象科技知識培訓等工作。

要落實各鄉鎮氣象分管領導,真正落實專職兼職氣象協理員,建立農村兼職氣象服務隊伍。確實解決這些人兼職人員的待遇地位問題。

3.結語

加強和完善農村氣象服務是一項社會綜合工程,也是今后一個時期氣象服務工作的重點、難點和焦點,做好這項工作,取決于廣大農民防災減災趨利避害的自覺程度,取決于氣象部門科研開發和服務的主動性,取決于相關部門的相互配合,取決于各級政府在農村氣象服務中的主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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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發展期(1965年～1979年)1965年,在同志“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號召下,全國農村短期速成培訓了一大批半農半醫的農村衛生人員(“赤腳醫生”),成為當時重要的農村初級衛生保健服務隊伍。同時,合作醫療也得到較大發展。保健站、赤腳醫生和合作醫療成為當時農村衛生工作的“三大法寶”。

1.3變革期(1979年～)1979年經濟體制改革,農村實行“”,以集體經濟為依托的農村三級預防保健網受到很大沖擊。農村公共衛生服務一度極度薄弱甚至空白。20世紀80年代以后,針對農村衛生事業發展中的問題,各級政府紛紛研究制定了適應形勢發展的衛生政策,積極進行各種衛生服務形式的探索和實踐。

2農村公共衛生服務現狀

2.1農村衛生服務模式

各地探索并嘗試了多種形式的農村衛生服務模式,主要有下列幾種。

(1)醫防合一:醫療、預防及保健均由鄉鎮衛生院承擔,同時承擔同級政府部門委托的部分行政管理職能,經濟獨立核算。這種模式經費由政府全額或差額撥款,統籌利用鄉鎮衛生資源,減少了成本,大部分地區目前仍在沿用。但由于撥款不足,出于生存和發展的需要,鄉鎮衛生院往往重醫輕防,重經濟效益輕社會效益,已不能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

(2)醫防分設:將預防保健工作從衛生院分離出來,單獨成立防保所或衛生服務中心(站),承擔衛生保健、委托的衛生監督等任務。如江蘇省的南通、揚州、宿遷等部分地區及昆山市即采用這種模式[1]由于有專門的機構、經費和人員,職能定位明確,經費專款專用,預防保健服務得到了保證。但獨立的防保機構在組織協調社會各部門合作方面處于弱勢,一些公共衛生中的社會性工作難以有效落實。

(3)依院設所,相對獨立:這是對醫防合一模式的改革,即“一套班子、兩塊牌子”。防保所在行政上和經濟上接受衛生院管理,財政上實行定額補助,獨立核算。承擔轄區的預防保健和公共衛生服務工作。這種模式強化了防保工作,“以醫養防”轉化為“以醫補防”,有利于促進醫療與防保協調發展。但醫、防在一個院內,人員分工與利益分配的矛盾難以避免,防保工作的開展很大程度上取決與分管領導的重視程度。

(4)縣鄉垂直管理:由縣衛生局或縣級預防保健機構選定人員派駐鄉衛生院,或在鄉鎮設立派出機構,長年從事鄉、村防保工作,工作經費、工資報酬由衛生局撥付,形成上下垂直管理的衛生服務系統。據張子平調查,重慶市榮昌縣、上海市崇明縣、寧夏平羅縣等采用這種模式[2],加強了上下聯系,提高了預防保健工作效率。但由于條塊分隔,在業務管理和部門間的統籌協調方面有難度。

(5)政府購買:這是由符合條件的公辦或私營醫療機構提供預防保健服務,政府依據其衛生服務的考核情況實行購買服務。這種模式引入了市場競爭機制,有助于在農村有限的衛生資源下,促進農村衛生服務的高質量和廣覆蓋。目前,全國僅浙江省和江蘇省通過此模式全面開展農村基本公共衛生服務[3]。

2.2農村衛生服務存在的問題

(1)投入不足:近幾年政府對衛生投入的總量較以前有了較大的增長,但相對于整體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農村人群衛生保健需求的增加,仍顯嚴重不足,公共衛生投入甚至有下降趨勢。據有關統計,1998年政府對衛生事業投入587.2億元,用于農村的92.5億元,僅占15.9%;而衛生事業費中公共衛生的投入比例由1990年的19%下降到1995年的12%[4]。[]

(2)三級醫療預防保健網松散:經濟體制改革后,農村衛生管理體制發生很大變革。市場經濟的介入使三級保健網絡間的協作關系變得松散和轉為無序競爭,出現網底破裂(村衛生室解體)、網中不穩(鄉鎮衛生院改制)、龍頭(縣級醫療衛生機構)作用削弱的狀況,防保工作難以落實。

(3)衛生資源配置和利用不平衡:市場經濟環境下,經濟發達地區,鄉鎮衛生院重復設置,設備閑置等浪費現象突出;而經濟落后地區,鄉鎮衛生院發展相對滯后,人才匱乏,基礎設施和醫療設備落后,不能滿足農村人群的衛生服務需求。據衛生部有關數據,全國80%的醫療資源集中在大城市,其中30%又集中在大醫院。而每年到大醫院就診的人群有80%左右是在基層醫院即可解決的常見病、多發病。

(4)衛生服務重醫輕防:由于政府投入不足,補償機制不健全,鄉鎮衛生院不得不“以藥補醫”,“以醫補防”,縣級防保機構主要精力也用于開展有償服務,醫、防功能混亂。加上農村衛生服務缺乏有效的監督考核機制,疾病控制工作嚴重滑坡。

(5)農民缺乏基本醫療保障:隨著農村集體經濟的削弱,以集體公益金為基礎的合作醫療受到沖擊,農民醫療保健制度基本陷于癱瘓甚至瓦解。據第三次國家衛生服務調查,2003年,尚有79%的農村居民沒有任何醫療保障,38.6%的農村居民因經濟困難生病而未就診,應住院而未住院的農村居民占75.4%[5]。

3建設農村公共衛生服務體系的思考和建議

3.1明確政府的公共衛生服務職責

實踐證明,將衛生服務工作全面推向市場并不明智。各級政府應明確職責,加強領導,增加衛生經費投入,尤其要加大對貧困地區的扶持力度,以促進公平、提高效率為原則,嚴格按相關標準強化農村衛生基礎建設和人力資源配置,健全農村衛生服務網絡。

3.2實行多元化衛生服務,健全考核評估制度

依照“農村衛生機構要以公有制為主導,鼓勵多種經濟成份衛生機構的發展”的精神,有效利用農村有限的衛生資源,嘗試將多種經濟體制的衛生機構列為公共衛生服務提供者,實行政府購買,探索多元化的衛生服務形式。同時應健全衛生服務評估機制,統一規范,制定標準,嚴格落實考核評估制度,推動公共衛生服務的良性競爭。

3.3完善法制,建立資質認證和準入制度

針對我國衛生事業發展形勢,應盡快完善相關法律體系,推行衛生服務的法制化管理。對農村衛生機構應建立和完善衛生服務機構資質認證制度,如建立專業人員、技術運用、大型設備、基礎設施等衛生服務要素的準入標準,從制度上規范衛生服務機構的籌建、設備設置、質量控制和技術標準等,促進衛生績效的提高。

3.4積極發展多種形式的農村醫療保障,健全農民醫療保障體系

結合各地的實際情況,積極探索新的農村醫療保障方式,如開展商業醫療保險、城鄉統籌公費醫療、企業職工的基本醫療保險等,以充實農村醫療保障體系。對試點工作中暴露出的問題應及時調整并加以改進,通過多種途徑解決農民的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問題。

[參考文獻]

[1]謝云龍,金健宏,張殿,等.完善農村衛生服務體系,提高農民健康保障水平[J].中國農村衛生事業管理,2006,26(8):627.

[2]張子平,茆青松.現行鄉鎮防保體制改革模式的探討[J].衛生經濟研究,2002,19(12):21222.

[3]夏碧玉,汪建林.浙江省淳安縣農村公共衛生服務試點工作的實踐與體會[J].中國農村衛生事業管理,2006,26(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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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農村金融服務的基本情況

(一)農村金融體系初步形成

我國經過近40年的改革開放，農村金融形成了包括農村政策性金融、農村商業金融和其他新型農村金融形式在內的農村金融組織體系。但是，農村基礎金融服務供給與農民的金融服務需求不適應、信貸政策要求與“三農”抵押擔保能力不適應、金融資源投入與農村經濟的發展需求不適應等各種問題依舊廣泛存在。另一方面，隨著我國經濟增速的放緩和資源約束的加強，農村金融服務的發展面臨著更多新挑戰和新問題。其中最突出的問題是，農村金融機構數量不足，無法形成強而有效的市場競爭機制，且受到農村地區投資風險、信用環境、公共基礎設施條件等諸多不利因素的限制和影響，農村金融資源無法進行有效配置。

(二)農村金融服務的供需狀況

目前，農民對金融服務的需求十分旺盛，信貸需求更是呈現出快速增長、大額化和多樣化的新特點，而傳統金融借貸程序復雜、貸款門檻高且貸款額度較低，難以為農民提供優質、高效的信貸服務;此外，農民普遍存在金融知識缺乏、信用意識低下的問題，這也導致金融機構對農村發放貸款數額較小、發放貸款數額增勢緩慢。表1可以看出，農村金融機構貸款數額普遍較小，沿海開放縣和糧食生產大縣這兩個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貸款余額增長較快，而扶貧工作重點縣和民族地區的貸款余額增長則十分緩慢，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政府對真正貧困地區農民的扶持力度仍然不足、職能發揮不充分，間接導致農村金融服務供需不平衡，阻礙了農村金融市場的進一步發展。

(三)電子化金融服務發展迅猛

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為傳統銀行的電子化金融服務提供了不竭的動力，國家的“互聯網+”也為傳統銀行創造了良好的環境，基于此，我國農村金融業務也已基本實現計算機聯網處理，各分支機構也都建成了和總行連接的計算機網絡，支持從柜臺服務、交易信息處理、業務經營管理等多領域的應用。相應地，網上銀行、手機銀行、電話銀行和ATM等各類電子金融服務逐步深入，這類金融服務可以滿足客戶簡單的金融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金融機構服務效率。由于電子商務逐步進入應用發展階段，民眾對電子銀行和網上支付產生了需求，我國銀行業對此展開了積極探索，促進了電子金融的蓬勃發展。其中招商銀行和中國銀行是電子銀行的先行者。1997年4月，招商銀行正式建立了自己的網站，成為中國第一家上網的銀行，至今招商銀行已經建立起擁有企業銀行、個人銀行、網上證券、網上商城、網上支付組成的較為完善和成熟的網絡銀行體系。中國銀行則是我國歷史最悠久的銀行，也是我國首家開展網上銀行服務的金融機構。現如今，中國銀行已經可以通過網上銀行、電話銀行、手機銀行和家居銀行，提供隨時管理存款賬戶、掌握資金動態、靈活調撥資金和隨時支付轉賬等服務。

二、國外農村金融體系的經驗借鑒

(一)孟加拉農村金融體系

尤努斯教授和他所創辦的鄉村銀行通過開展小額信貸業務，使孟加拉大量的貧困農戶脫離貧困。孟加拉農村地區的金融機構主要有:國有銀行及金融發展機構、格萊珉銀行和各種微型金融非政府組織，孟加拉的新興銀行業務得到了民眾的普遍支持，孟加拉鄉村銀行反映了發展中國家農村金融體系創新的許多規律性的東西，為發展中國家的農村銀行信用模式提供了很好的借鑒。孟加拉鄉村銀行不同于一般的商業銀行，商業銀行是以追逐利潤最大化為最終目標和唯一目標的金融機構，在多數時候，都表現為“嫌貧愛富”。而格萊珉銀行則是愛貧的，它的資助對象大多是農村貧困婦女。格萊珉銀行不要求貸款者提供任何擔保抵押物，他們認為農民信譽良好，只要能夠有適當有效的金融制度幫助農民提高獲取收入的能力，農民便可以高效的運用借貸資金創造良好的經濟效益。事實上，孟加拉銀行的還款率高達98．99%，超過世界上任何一家成功運作的銀行［1］。

(二)美國農村“4+1”模式的金融體系

20世紀起，隨著美國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美國逐步建立起符合美國國情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并不斷完善建立了“4+1”需求功能型的美國模式。“4+1”即商業銀行、農村信用合作系統、政府農貸機構、政策性農貸金融和保險機構組成，有序、規范的以商業銀行為基礎、農貸機構為引導的金融體系促使美國農村金融高效健康發展［2］。此外，規范有效的法律體系是美國農村金融發展較為完善的重要原因。從最初開始，美國便比較注重頂層設計，通過立法手段支持和保障農村市場經濟的運行。《聯邦農作物保險法》、《聯邦信用社法》和《聯邦農業貸款法案》等一系列法律的頒布和實施，為美國農村金融的健康發展提供了保障。不僅如此，美國政府還不斷增大對農村金融的扶持力度。一般來說，農業具有投入風險大周期長，且易受自然災害影響等弊端，商業性金融大多“敬而遠之”，對農業的支持力度偏低，因此，美國政府出資建立了自上而下的聯邦土地銀行系統、聯邦中期信用銀行系統和合作社銀行系統，扶持和激勵農村經濟的發展。

(三)日本農村“2+1”模式的金融體系

日本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主要是以合作金融為依托的“2+1”模式即政策性金融機構、合作金融機構和農業保險機構組成。其中合作金融主要服務于農村中的一般資金需求，政策性金融主要解決資金需求量大、融資時間長、風險較高或收益相對較低的融資需求，兩者市場分工明確且相互配合。日本的合作金融主要是農協系統，其受惠于政府的合作金融系統又將惠農政策反饋于農村經濟領域。日本的農林漁業金融公庫則是用于支持農業發展的政策性金融機構，相比于其他金融機構擁有更為優惠的資金運用政策，可以發放長期、低息貸款。此外，強制性與自愿性相結合的農業保險制度也為日本農業的迅速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金融保障。

三、中國傳統農村金融服務的局限性

(一)服務方式單一，缺乏新活力

盡管我國已經逐步建立起農村信用社、農村發展銀行、郵政儲蓄和小額貸款公司等農村金融服務機構，但是這些農村金融機構的主要業務依舊局限于傳統的存款和匯款服務，較少開展中間業務。國有商業銀行農村網點基本只吸收存款而不發放貸款，這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農村信用社和農村銀行的資金來源，也使得資金大量流出農村。此外，目前農村信用社主要經營短期貸款和小額信用貸款，對于滿足農戶和企業的大額貸款需求的中期貸款和長期貸款業務則少有涉及，且出于對自身可持續發展的考慮，農村銀行往往會將資金轉存中央銀行，或是購買國債［3］。

(二)征信成本高，收益低

1．銀行“惜貸”。當前，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尚不健全，而農業又具有弱質性、高分散和高風險性的特點，銀行為了控制風險和自身發展，往往十分“惜貸”。不同于城鎮互聯網用戶基本使用信用卡、支付寶、微信支付等信用支付產品，能夠快捷方便的建立起個人征信體系，農村信用卡使用率低、支付寶支付范圍受限、微信支付主要用于親朋群聊紅包，而且農村居民居住地分散，需要銀行投入大量精力來分析農戶信用情況，農村征信系統的建立已成為現階段的一大難題。銀行貸款征信成本高直接導致銀行不愿發放貸款，造成“有款難貸出”和“有款不愿貸”的現象。2．收益的不確定性。因為小額信貸資金的需求者主要是中小微企業和貧困農戶，這類資金需求者的共同點是盈利能力較小、抗風險能力較弱，且銀行發放小額貸款所取得的收益不高，因此銀行更傾向于將貸款發放給經濟相對較發達的城鎮地區。3．門檻高。據投融界數據顯示，2015年我國仍有近90%的中小微融資需求無法得到有效滿足，占中國企業總量90%的小型企業從銀行獲取的貸款份額僅占15%。中小微企業主和農戶必須過“五關斬六將”方能取得銀行貸款，抵押、擔保、信用等重重阻礙更是將大多數中小微企業拒之門外，“貸款難”的陰影依舊籠罩著中小微企業和農民，情況并不容樂觀。

(三)農村鄉鎮金融服務覆蓋率低、設備不足

金融是經濟發展的血液，而建立“多層次、廣覆蓋、可持續”的普惠金融服務系統是一項長期性工程，因此部分農村貧困地區仍存在金融服務空白，農民存款被鼠咬、被盜等事件反映的是農民連最基本的金融服務也無法享受的真實狀況。農村地區普遍存在金融機構網點少且分布不均，農村金融服務設備不足，金融服務水平低等問題，這些問題也已成為制約農村金融需求進一步增長和農村經濟發展的障礙。

四、我國農村金融服務創新的實現路徑

(一)依托電子銀行平臺為農村金融注入新動力

隨著互聯網的日漸普及，越來越多的農村家庭已經可以寬帶上網，與此同時，農村市場智能手機的普及率也逐漸提升，廣大農民對互聯網技術的認知程度和認可度也大幅度提高，這為互聯網金融的農村發展之路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網絡環境。電子銀行在全國各地迅猛發展，許多公司如阿里巴巴、京東和聯想公司已經將其業務深入農村地區。農村電子銀行在農村金融和小額信貸領域不斷發展和創新，開發了許多具有特色的新型小額信貸產品，為農民提供資金信貸，并利用其平臺優勢為農民提供網上理財和互聯網消費等服務，對農村金融服務的內容進行了進一步的拓展和豐富。電子銀行是一個低門檻商機，只要獲得小額貸款資金，他們便能緊緊抓住這個商機，從而創造出巨大的邊際效益［4］。例如螞蟻金服旗下的網商銀行推出的小額貸款產品“旺農貸”，這是一種淘寶合伙人只需提供身份信息及相關土地、房屋或門店的資產證明，無需抵押和擔保即可獲得貸款資金的金融服務。旺農貸主要是為普通農戶和小微企業提供無抵押、純信用的小額貸款服務，而且所有申貸均通過“旺農貸”無線端在線簽約，平均3到5天放款，最快當天即可到賬，大大緩解了農村種植戶、養殖戶和小微經營者急需擴大規模和生產經營等各類資金短缺的壓力。

(二)通過“云數據”完善農村信用評級系統

計算機和大數據征信技術的快速發展，通過應用大數據、云計算信息集散處理科學，通過社交網絡或電子商務平臺獲取和整合農村居民、企業未完全披露的生產、消費、資產、投資等各方面數據，結合市場信息，基于大數據建立完善的農村信用評級體系，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農村金融服務和風險管控的能效。互聯網產生大數據，大數據推動云計算，各金融機構可建立自身營業點的評級授信平臺，平臺主要包括農戶和小微企業的基本情況、資產情況、收支情況、償債能力等數據分析和評估，并制定和劃分信用等級，通過數據共享，使政府相關部門、各金融機構可以進行相應地信息查詢、分析統計和客戶篩選，從而達到降低征信成本，提高信貸質量的目的。政府還應積極改善農村信用環境，對失信者采取嚴格的責任追究措施，形成強有力的法律約束，增大失信成本，通過這些措施提高公眾守信意識，增強農村金融服務機構的服務信心。

(三)積極推進互聯網金融發展，提高農村金融覆蓋率，降低交易成本

互聯網金融依托全天候覆蓋全球的虛擬網絡，打破時空和地域的限制，一部智能手機，一款手機銀行軟件即可將金融服務覆蓋到偏遠分散、信息來源少的地區。隨著互聯網技術在農村金融服務中的不斷發展，銀行業的電子化替代率整體接近90%，手機銀行、互聯網銀行、電話銀行業務逐步多元化，進一步改善了農村金融服務水平，提高了農村金融服務覆蓋率，并進一步推動了農村金融機構向更基層邁進。而且在互聯網金融模式下，各項金融交易都在網上完成，邊際交易成本較低，極大程度的降低了人工成本和時間成本，形成了成本低廉的金融交易模式。有關數據顯示，通過網絡進行的阿里金融小額貸款申貸、支用、還貸等過程，單筆操作成本僅需要2．3元，遠遠低于傳統銀行的操作成本。

(四)健全農村金融風險分擔機制

農業生產經營的各個環節都受到自然和市場的影響和制約，而我國農民對金融知識以及金融工具的掌握和運用極不熟悉，無法進行套期保值和風險規避，一旦發生自然災害和市場波動，貸款農戶將直接承擔由此帶來的損失，而發放貸款的農村信用社則會因為農戶發生虧損無法償還貸款而承擔經濟損失，這也是造成農村信用社呆賬、壞賬大量存在的重要原因，低本薄利的農村信用社可持續發展受到阻礙。政府應盡快出資建立不以營利為目的的政策性農業保險公司，并引導或吸引商業性保險公司加大對農業保險業務的投入力度，拓寬農業風險的分擔渠道，建立多元化農業保險模式，組織農業生產經營者進行風險損失分攤，給予他們保障范圍內經濟補償的一種方式。另外，應明確農村小額信貸是兼具社會效益和商業效益的金融服務業務，應盡快建立相應的農民信貸風險補償機制，解除農村金融機構發放貸款的后顧之憂，實現三方共贏［5］。

(五)加快農村信貸產品創新的步伐

相比于其他國有商業銀行，農村銀行吸收存款能力較弱、觀念保守、員工專業技能和業務素質偏低，在眾多金融機構中不具備競爭優勢，也直接導致農村信貸產品種類少、更新速度慢，農村金融機構信貸產品難以滿足農民和小微企業日趨多元化和日益增長的需求。創新需要人才，而廣大農村貧困地區往往面臨著人才資源匱乏的困境，農村金融的發展一直處于舉步維艱的狀態。應加大農村金融機構的人才培養力度，鼓勵并引導農村金融機構開展專業技能培訓課程，提高相關人員的金融業務素質，以點帶面，促進農村金融服務整體水平的提高，從而創新農村信貸產品，以滿足農村市場對農村金融服務的需求。

五、結束語

隨著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農村市場已成為各類金融機構的必爭之地。在“互聯網+”浪潮的沖擊下，農村金融服務也將打破傳統的故步自封的經營模式，轉而迎接“創新型產品”，因此應該轉變思路，認識到未來經濟將完全基于互聯網，要利用計算機技術創造出一個適應未來農村經濟發展模式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過去的幾十年，各國政府的政策都是為大企業制定的，而今天要真正的為小企業制定政策，建立更加公平、更加透明、更加支持那些80%的昨天沒有被支持到的人的普惠金融。我國政府應當借鑒外國先進的農村金融發展理念，盡快建立一個多層次、多樣化、產權清晰和監管得當的多元化新型農村金融發展體系，促進農村經濟的穩健發展，縮小貧富差距，建設小康社會。

參考文獻:

［1］李明賢，李學文．孟加拉國小額信貸發展的宏觀經濟基礎及中國小額信貸的發展［J］．農業經濟問題，2008(9):100－106．

［2］童鵬．美國農村金融服務體系發展狀況及經驗借鑒［J］．當代農村財經，2010(11):47－48．

篇（6）

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地處云貴高原東南地緣的苗嶺山脈向湘桂丘陵盆地過渡地段,總面積3.03萬平方公里,轄1市15縣和1個經濟開發區,共有116個鄉、90個鎮、5個街道辦事處、3550個村民委員會、195個居民委員會。居住著苗、侗、漢等33個民族,總人口431.29萬,其中農村人口351.41萬,少數民族總人口347.68萬,苗族178.43萬,侗族135.9萬，是全國少數民族人口和苗族、侗族人口最多的州。全州少數民族人口占總人口的76%，農業人口人口占89.9%,農民人均收入為1207元，居貴州省的第九位。早在2000年,黔東南州的老年人人口就已經達到45萬人左右,老年人口系數11.3%,到2010年將達到53萬左右,老年人口系數達12.7%,老年撫養比從2000年的16.87%到2005年的17.74%,而2010年將增加到19.61%。將有越來越多的老年人需要得到贍養。

我國社會保障體系的框架結構可分為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由政府提供的最低層次的保障,有社會保障和社會救濟、優撫安置、社區服務。第二部分是由保障對象所在企業和個人共同出資所投的商業保障。第三部分則是在前兩者的基礎上,滿足更富裕人群更高層次社會需求的高層次社會保障。在黔東南地區,享受第一部分的僅是少部分的“五保戶”，而對于第二部分,以個人繳費為主，國家政策支持，集體適當資助的個人賬戶的做法,通過調查,有98%的人都回答“沒錢加入”。根據有關資料顯示,當地農民80%以上基本上處于家庭贍養的自我保障形式,保障水平與城鎮相去甚遠。

2.創新的“兩戶”養老保障制度

我國地域寬廣，東西部經濟、文化差別很大，養老保障不可能在全國制定一個統一的標準，因此每個地區都應根據自己的特點來確定相應的繳費水平和給付標準。黔東南政府在農村養老保障的給付上有很大的創新。它實行的是計劃生育家庭獎勵養老扶助制度，制度的主要內容是對只生育一個孩子或是兩個女兒而又做了絕育手術的農民家庭,從男性60歲、女性55歲起領取養老金。拿錦屏縣來說,2003年10月后可領取養老保障基金的共有11人，其中獨生子女戶4人，二女結扎戶7人。具體做法是由符合進入養老保障條件的農村“兩戶”向所在地鄉鎮人民政府提出書面申請，簽訂養老保障合同書,最后取得養老保障基金領取冊。“兩戶”養老保障在構建農村養老保障體系的同時還對計劃生育人口進行了控制,是一舉兩得的新舉措。

二、黔東南地區現行養老存在的問題

1.家庭養老功能的逐漸衰退

雖然黔東南是一個少數民族地區,一對少數民族可以生育兩胎,但隨著計劃生育的廣泛開展,家庭結構必朝著4:2:1方向發展。在黔東南州統計局的抽樣調查中顯示,2005年全州每個家庭戶的人口為3.39人,其中城鎮平均每個家庭戶的人口為3.2,農村為3.43。這也就意味著越來越多的老年人想依靠其子女來贍養的可能性越來越小。反過來看,年輕一代即使有贍養上一代甚至上兩代的心愿,但其物力與精力明顯不濟。

2.養老保障覆蓋面積小

早在1986年,黔東南州就開始試行養老保險。至2003年7月底止，全州參加養老保險的單位有971戶，參保職工59768人，其中企業45892人,事業8339人,個體工商戶5537人。可以很明顯的看出,社會保障只覆蓋了國家機關、企業、事業單位,而占黔東南人口大部分的農村人口還未被覆蓋。

3.基本養老金繳付上的不公平對待

（1）繳付上存在的戶籍差別。繳納養老金的條件之一是繳納者必須是非農戶口。這也就代表農民不能像城鎮人員一樣,參加養老金的社會統籌。

（2）繳費水平上的差別對待。單位人員的繳費是由單位按繳費工資基數的20%來繳納,職工個人按8%繳納。但城鎮個體工商戶和靈活就業人員就需要自己繳納20%,進入個人賬戶的也是8%。

4.養老水平低

在黔東南農村社會救助對象分類施救辦法中規定,五保對象供養標準每人每年不低于625元。那這樣算下來,一個月只有52元。但在近年來，物價水平不斷的上漲,有限的補助已經難以解決老人們的基本生活需求。

三、構建黔東南農村社區養老服務體系

在針對現在老年人贍養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國內有學者提出要建立一種“以家庭養老為基礎、社區服務為依托、機構養老為補充”的養老服務體系。

1.加強和鞏固家庭養老的地位

居家養老將是中國以后最主要的養老模式。它以“家”為平臺,集中家庭,政府和社會三方面的力量,各自發揮不同的作用,為老年人營造一個穩定溫暖的養老環境。

2.加強黔東南地區的經濟建設

經濟條件的制約黔東南地區農村社區養老服務發展的重要因素。為了更好的建設養老服務體系，首先，必須加強當地的經濟建設步伐，為社區養老的開展鋪平道路。黔東南是一個少數民族風情濃厚的地區，在經濟建設上建議從旅游方面加大投入。（1）培育鄉村旅游新產業,拉動相關產業發展。（2）引導農民積極參與旅游開發。（3）保護好生態資源與民族風情。

3.逐步發展社區養老服務體系

（1）政府應重視農村社區養老服務,給予適當的政策扶持和經濟幫助。在城市,各類社會福利機構的數量和集中供養的人員的數量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長,尤其是老年人福利機構的數量有較大的增長。但在農村,老年人福利機構的主要對象還只是“五保老人”,而非所有老年人。

（2）我國地大物博，各地農村社區經濟文化條件差別很大，也就決定了在探索社區養老出路時，不能搞規范化和統一化。

（3）采取靈活多樣的服務形式。對于低齡且能自我照料的老人,可以對其進行上門的日常生活照料,如整理家務、個人護理、飲食服務等等。

（4）充分挖掘和利用本社區的資源。對于農村社區福利機構中的服務人員,應由本村富裕勞動力組成。在走兼專職結合,以兼職為主的道路。它既可以解決本社區富裕勞動力的安置問題,又可以利用大家熟悉的關系,更容易與之溝通,便與及時就近提供有效的服務。

（5）建立健全社區養老的相關機制。由于農村社區保障是一種非正式的保障方式，農村社會保障經費也沒有統一的管理制度，容易出現隨意挪用經費的情況，所以，當地政府應協調有關部門，建立、健全相關機制，使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健康運行。

篇（7）

通過進一步分析，發現三省區在信息服務總體環境、基礎設施建設完善程度、服務體系和服務模式創新等方面存在著一定的差異。三省區各級政府部門積極推進農村信息化建設，提供了不同力度的政策保障和資金支持。山東省，2007年由山東省信息產業廳牽頭，組織協調山東網通、山東郵政、大眾報業、微軟公司、英特爾公司、海爾集團共同合作建設山東農村信息服務體系；湖北省，2007年湖北省委辦公廳、省政府辦公廳下發了《2006-2020年湖北省信息化發展戰略》的通知；2009年湖北省農業廳下發了《湖北省農業廳關于推進農業信息化建設的意見》。同年底，湖北電信還啟動了農村信息化鄉鎮建設專項行動。計劃用5年的時間，累計投資1．5億元，建設農村通信基礎網絡和寬帶網絡，提升農村網絡覆蓋能力和綜合信息服務水平；寧夏回族自治區，2006年自治區人民政府下發了《關于加快社會主義新農村信息化建設的意見》，2008年又出臺了《2009－2012年寧夏回族自治區農村信息化建設規劃與實施方案》等，指導和保障了寧夏農村信息化建設的順利進行。2．1．2經濟社會環境差異農村信息服務的發展，必須建立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農村信息服務是否具有可持續發展的動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農民的收入是否得到了提高。中國由于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不同，農民收入水平存在著差異，因此各地對信息服務投入的力度和用戶的消費能力也各不相同。山東、湖北和寧夏分別位于中國不同的地區，各省的社會經濟發展條件和發展水平各異。山東省地處東部沿海，屬于經濟較發達地區，農業總產值連續多年位居全國第一。2009年該省農村居民平均消費水平達到5395元，農村信息化發展的經濟基礎較好；湖北省地處中部地區，屬于中部崛起的中等發達地區，省內有江漢平原和鄂北崗地兩大農業基地，2009年該省農村居民平均消費水平為4137元，農村經濟發展較快；而寧夏回族自治區位于中國西部地區，屬于經濟欠發達地區，信息不暢已成為制約農村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農村總體經濟發展落后于山東和湖北兩省，2009年全區農村居民消費水平只有3432元。據統計數據顯示，2009年，山東省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6118．77元，湖北省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5035．26元，寧夏回族自治區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4048．33元［2］。可以看出，山東和湖北兩省農村居民收入和消費水平均較寧夏稍高，因此，山東、湖北地區農村信息服務建設和推廣較寧夏相對容易，普及效果也更好。2．1．3教育文化環境差異教育文化發展程度對農戶的信息意識和信息獲取能力有一定影響。農村信息化建設是一個覆蓋多業務類型的系統，不僅包括農業信息化，還覆蓋農村教育信息化、文化信息資源共享等。農民的受教育程度和知識文化水平直接影響著用戶獲取信息的意識和信息獲取的能力。2010年，山東省小學適齡人口入學率保持在99％以上，初中入學率保持在98％以上，殘疾兒童入學率達到95％以上，基本普及高中階段教育，全省將建設800所左右的高中和中職學校；湖北省屬全國科技與教育發達地區，科技進步指數排名全國第11位，居中部6省之冠，高等教育水平位居全國前列。該省2007年率先在全省范圍內實現了農村中小學現代遠程教育“校校通”。2010年實現農村地區免費義務教育；寧夏在2007年10月農村中小學現代遠程教育工程建設任務全部完成，共建設教學光盤播放點3568個、衛星教學收視點2155個、農村初中計算機教室279個，實現了農村現代遠程教育“三種模式”全覆蓋。寧夏地區2010年教育事業發展迅猛，6縣市區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取得新進展，14個縣市區實現基本普及高中階段教育目標，18個縣市區實現創建教育強縣目標，連續8年中職招生超額完成任務，170萬m2中小學校舍安全工程順利竣工，總投資高達21億元的寧夏職業教育基地基本建成，近5萬人次的中小學教師得到了培訓等。

近年來，全國各省區積極推進農村信息化，電話“村村通”已經全面實現。統計資料顯示，2005年，寧夏全區在全國較早地實現了所有行政村“村村通電話”，2007年提前3年在全國率先實現了20戶以上自然村“村村通電話”。2009年山東省農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戶擁有移動電話141．33部，湖北省134．21部，寧夏151．83部，電信發展水平越來越高。此外，三省區農村固定電話用戶分別為957．0萬、378．0萬和37．1萬，據估算平均每年每戶電信業務量分別為2109．90元、1884．55元、2346．87元［2］，詳見表1。2．2．2廣播電視網絡發展迅速，基本實現全覆蓋山東、湖北和寧夏三省區廣播電視村村通工程進展順利，成效顯著。截至2009年底，廣播綜合人口覆蓋率分別為98．02％、97．41％和92．90％，電視綜合人口覆蓋率達97．88％、97．49％和97．31％，有線電視普及率為52．67％、41．44％和40．1％［3］。山東省有線電視用戶達1500萬，2009年新通廣播電視20戶以上的自然村個數為3414個。湖北省2009年新通廣播電視20戶以上的自然村6236個。2009年11月19日寧夏成為全國第一個提前完成20戶以上盲點自然村“村村通”廣播電視工程任務。2009年新通廣播電視20戶以上自然村個數為338個。從圖1可以看出，山東、湖北和寧夏三省區廣播電視綜合人口覆蓋水平相當，差距不明顯，但是有線電視發展相對較弱。2．2．3農村互聯網基本實現村村通相關數據顯示，山東省互聯網發展水平較高，普及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網民規模增長速度相對較快，年增幅度為39．6％，增長排名第12位［4］；2010年山東省農村寬帶用戶達到160萬，基本實現村村通寬帶。全省131個縣級信息服務平臺和1170個鄉鎮信息服務站全部接入了互聯網；湖北省互聯網普及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但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網民增幅為39．9％。從2009年底開始，通過半年時間的網絡整、改、建，44個試點信息化鄉鎮的行政村平均光纜通達率由66％提升到93％，自然村平均光纜通達率由46％提升到71％，寬帶提升到2～8M，可以滿足3～5年內農村對于寬帶、IPTV視頻業務發展的需要［5］；寧夏回族自治區互聯網發展水平相對滯后，網絡普及率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但2008年全區也全面實現了2362個行政村“村村通寬帶，村村能看網絡電視”的目標，截至當年年底，全區開展互聯網技術培訓8000場次，培訓農民11萬人次，農產品供求信息30萬條次，實現農產品網上銷售超過5億元。初步形成山東省投資10多億元，在8．4萬個行政村全部建立了農村黨員干部現代遠程教育終端接收站點，形成了覆蓋全省農村、功能比較完備的現代遠程教育網絡體系。全省17個市中有15個市已建成市級網絡平臺，93％的農業縣建立了農業信息服務平臺。建設了農業機械、畜牧、水產養殖等15個專業網站；建立了農產品市場價格、供求信息、科技信息、農村政策等10個農業專家系統；建設了濟南、東營、煙臺、濰坊等4個農業信息化示范工程基地和佳寶乳業等4個試點工程基地，基本形成了以山東農業信息網省級平臺為龍頭，市、縣農業信息網絡為骨干，向下延伸到鄉鎮、重點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和部分村、戶的信息網絡體系。湖北省搭建了多渠道、多形式的“省-市-縣-鄉-村”五級農村信息服務網絡平臺，建立起以電話、廣播、電視、專刊、Internet網絡等多終端設備形式應用為基礎的公共信息網絡平臺。建設了一批多介質的農村信息資源數據庫，并建設有多個大型農村信息網站，建成了17個市（州）農村信息服務中心、32個縣級農村信息服務中心和27413個站點表12009年山東、湖北和寧夏移動電話和固定電話業務情況地區山東湖北寧夏平均每百戶移動電話擁有量//部141.33134.21151.83農村固定電話用戶//萬957.0378.037.1全省區移動電話用戶//萬5334.53136.9382.8全省區固定電話用戶//萬2217.31088.3114.5電信業務總量//億元1593.35796.26116.71平均每年每戶電信業務量//元（估算值）2109.901884.552346.87建成，近5萬人次的中小學教師得到了培訓等。近年來，全國各省區積極推進農村信息化，電話“村村通”已經全面實現。統計資料顯示，2005年，寧夏全區在全國較早地實現了所有行政村“村村通電話”，2007年提前3年在全國率先實現了20戶以上自然村“村村通電話”。2009年山東省農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戶擁有移動電話141．33部，湖北省134．21部，寧夏151．83部，電信發展水平越來越高。此外，三省區農村固定電話用戶分別為957．0萬、378．0萬和37．1萬，據估算平均每年每戶電信業務量分別為2109．90元、1884．55元、2346．87元［2］，詳見表1。發展迅速，基本實現全覆蓋山100806040200百分比/%廣播綜合人口覆蓋率圖12009年山東、湖北、寧夏農村廣播電視覆蓋率情況對比電視綜合人口覆蓋率有線電視入戶率山東湖北寧夏5226建設，其中有5483個點利用衛星通信完成，全面覆蓋湖北全省農村的自然村及以上單位，建成了22553個農村黨員干部遠程教育站點。寧夏回族自治區全區的21個縣（區）全部建成了農業信息服務平臺，70個鄉鎮建成了信息服務站，占到鄉鎮總數的40％左右。全區2362個行政村共建設了2802個農村信息服務站，實現了互聯網經營、農村黨員干部教育、文化信息資源共享三項功能，基本形成信息網絡基礎設施齊全的農村信息服務體系。采取“龍頭帶動型、資源共享型、科技領先型、組織引領型、扶貧幫助型”等5種村級信息服務站建站模式，既適應了不同地域、不同條件的農村村民的信息需求特點，又為眾多的行政村從村情出發有效發揮其主觀能動性提供了廣闊平臺。

發展迅速山東省17個市和絕大多數縣（區）的農業主管部門成立了領導信息化建設工作的行政科室，139個縣、1170個鄉鎮建立了信息服務站，初步建成了覆蓋所有市、縣、鄉、村的梯級農業信息員隊伍［6］。近兩年共舉辦各類市（縣）級農村信息員培訓班300余期，累計培訓農村信息員近萬人，建成了市、縣、鄉、村四級農村信息員隊伍，總結推廣了“招遠蠶莊”等多個農村信息服務成功模式。湖北省的農村信息服務機構開始向基層延伸，目前全省縣鄉兩級建有農村信息化機構2402個，從事農村信息化的人員有20380多人，其中專職人員近8000人。2006年底，湖北省啟動了農村黨員遠程教育系統的建設，截至2008年湖北農村黨員遠程教育點已覆蓋60％以上的農村。寧夏回族自治區的市（縣、區）農業、畜牧等部門和全區198個鄉鎮都配備了專職或兼職農村信息員，農民經紀人、種養經營大戶、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及有關社會中介組織中也有一批農村信息員；寧夏還實施了新型農民信息化培訓工程，通過集中授課、個別輔導、“信息大篷車”等多種方式，已培訓了10多萬農民。農村信息服務模式差異山東、湖北、寧夏三省區的農村信息服務工作分別取得了一定成就，探索出了適合各自省區農村發展和農民需要的信息服務模式。2007年7月，山東省成為國家農村信息化綜合信息服務試點工程首批試點省份。截至2011年底，全省共建成各類涉農網站1214個，居全國首位。全省的139個縣級信息服務平臺和1218個鄉鎮信息服務站全部接入了互聯網，形成了覆蓋全省，以市、縣網絡為骨干，貫通鄉鎮、農業龍頭企業和部分村、戶的農村信息網絡體系［7］。截至2010年底，湖北省已通光纜的行政村為18821個，農村光纜長度達到73566皮長公里，行政村光纜通達率提升到72．1％；農村寬帶用戶數達到68萬戶。并力爭到2015年，光纜延伸至所有行政村和大的自然村，實現100％的自然村通電話、90％的行政村具備寬帶上網能力［8］。可見，湖北省的光纜通達率已具有很高的水平，在推動農村信息化建設方面起到了極大的作用。湖北已建成1個公共信息服務網絡平臺，農業科技110組織管理體系和農業技術服務體系兩套體系，信息資源提供系統、信息查詢與服務系統和用戶管理信息支持系統3個支持系統，自動語音服務、專家熱線咨詢服務和現場技術服務3種服務模式，襄陽、十堰和荊門3個示范區的湖北省農技110信息服務示范體系。實現了統一服務品牌、統一星火標識、統一熱線號碼、統一收費標準、統一服務規范的“五個統一”［7］。寧夏回族自治區“三網融合”發展迅速，IPTV使寧夏首先在全國突破了“三網融合”中部門網絡資源分割的體制障礙，在優勢互補的基礎上實現了“合作共贏”，在農村信息服務中率先解決了“多網合一”問題。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政府以IPTV作為“三網融合”切入點，正確處理產業鏈核心價值關聯，協調和促進電信部門、光電部門和相關各方面的合作。其次，“共建一個涉農數據庫”的思路打破了壟斷和部門利益的分割，改變了以往各部門關起門來建數據庫、部門之間的數據庫“老死不相往來”以及信息重復采集、分割擁有、壟斷使用和低效開發的局面，有效推動了農村信息服務工作的開展。近年來，山東、湖北、寧夏三省區在農村信息服務工作中不斷探索發掘新模式、新內容，并根據各自的優勢分別以示范省建設、光纜建設和“三網融合”為切入點，創造了一系列符合地方發展特色的農村信息服務道路，為中國其他省份進一步提高信息化水平，構建人人受益的信息社會、促進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和參考。

本文作者：郭美榮李瑾秦向陽工作單位：北京農業信息技術研究中心

篇（8）

農村教育服務是中央政府轉移支付中的主要對象之一，地方依靠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來填補地方財政以及服務提供中的具體缺口。由于中央政府的指令加上不斷增加的轉移支付，農村教育服務的預算急劇上升。1998-2004年，對農村義務教育的全部預算撥款從325億增長到1326億元，所占該階段全部教育資金比重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不足53%增加到2004年的80%以上。對所有教育的全部預算撥款從1998年的1340億增加到2005年的近4000億元。而在增加的2630億元中，僅有120億元來自中央政府，其余都是來自地方政府的預算。規定地方政府要增加支出，并通過具體的農村教育服務項目來填補服務部門之間的差距，這種方法還是存在一定局限性。盡管最近的兩個五年計劃都將加強教育作為重點，但從1998年到2005年，中央政府自己預算中對教育的投入占全部支出的比重卻是逐年下降的，從將近4%下降到不足3%。

地方縣一級政府負擔著農村發展和減貧的重任，這些工作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關鍵。為了可以順利執行這重要的職責，強化縣級政府的管理是加強農村服務的關鍵。農村教育服務的分配以縣為主的改革，加上農村稅費改革，從2001年開始農村基礎教育的責任也從鄉鎮一級轉移到縣一級。還有許多職能部門的“垂直化管理”正在進行中，將農村教育服務從鄉鎮歸到縣級政府管理。自農村稅費改革以來，鄉鎮和行政村開始大幅合并。盡管這些改革有助于減少農村教育經常性開支，但在短期內卻可能對服務的供給產生不利影響。縣一級政府對農村教育服務起著決定作用，主要負責制訂計劃和預算，對學校的日常工作、校長的任命和評估、教師的聘任及晉職進行監督，還有學校設施的維護和建設，監督義務教育入學率目標是否達到等。當然，具體的實施執行，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做法，取決于上一級政府如何對下一級政府進行職能分配。

篇（9）

目前農村信息服務存在信息內容良莠不齊、對農業生產地域性因素特征重視不夠、不注重農民用戶的信息反饋與分析等多方面問題。具體表現在：

（1）對用戶需求研究不足：作為農村信息服務的直接用戶，一般農戶、販銷大戶、基層農技人員、專業合作組織、涉農企業的信息服務需求各不相同。目前的信息服務產品根據用戶群體需求差異進行細分，用戶的針對性不足；對農業生產地域性因素特征重視不夠，導致農村信息產品及服務對實際農業生產缺乏指導性，甚至可能產生信息的誤用從而導致災難性后果。

（2）信息的有效利用率較低：計算機為終端的互聯網信息處理模型與農村客觀條件并不適應，因而信息化建設投入與服務效果不對等，海量的信息資源和應用聚集在互聯網上實驗室里，無法通過便捷的通道及時傳到農民手中。

（3）海量信息資源龐雜無序無法協同：涉農信息資源開發缺乏總體規劃，沒有統一的標準，分散在不同的部門，存在較為嚴重的重復建設，信息資源缺乏整合共享、知識挖掘、有序流動的技術支撐和機制建設。

（4）信息服務交互性差：傳統的低成本的農村信息服務方式———廣播、電視、語音電話等———功能單一且主要局限于單向的信息傳播模式。著重于把信息傳到農民手中，卻無法把農民的需求及時反饋回來，同時也很難判斷信息是否真是用戶所需、信息是否確實傳遞到達用戶。

農村信息服務作為準公共產品，機制運行過程中政府投入必不可少。但若需要長效運轉，過多的或單純依賴于政府資金支持也難以持續，并且簡單的將農村信息服務視同政府提供的社會福利也不利于服務在深度與廣度上的提高與完善。當前的農村信息服務在這方面主要如下問題：

（1）主體合作機制不健全：信息服務的多元化主體（包括政府、通信運營商、農村合作組織、涉農企業等）合作機制不健全，角色定位不清晰，協作困難，各方力量難以協調。信息服務在技術、組織、推廣等環節沒有建立起高效、有序的運作機制和合作服務機制，導致信息滯后、時效性差等問題。

（2）信息服務“自我造血”功能欠缺：農民是農村信息化的需求主體，但不是信息服務成本的主要承擔者。農村信息服務不能簡單的依據市場購買原則將服務成本和合理利潤來源直接指向服務用戶，農村信息服務將在農產品生產、農資銷售、通信運營、農產品物流等各環節衍生出多種利益。探索這些利益在信息服務主體間的靈活分配，將形成反哺服務成本的長效運營機制。

（3）信息供應鏈運行受阻：農村信息服務存在著分工不細、責任不明、專業性不強、運營配合不緊密、信息服務產品不豐富等問題，無法滿足信息服務市場功能需求。此外，農村信息服務范圍窄、渠道單一，缺乏規范的服務中介組織參與，沒有形成長效的信息采集及服務模式，導致信息采集、處理、供應的服務通道不順暢。

當前我國農村消費支付能力有限，農村地區上網設備相對匱乏。而隨著手機上網日漸便利，手機以較低的價格獲得農民的青睞。據統計，2009年中國城鄉手機的普及率是56．3部／百人，農村網民使用臺式機作為上網終端的比例下滑至68％，而使用手機上網的比例迅速增加，目前已有67．3％的農村網民使用手機上網，使用率年提升了近20個百分點，也高于同期城鎮水平（58．3％），手機成為農村網民主流的上網終端。隨著3G應用向農村地區的推廣，未來農村手機上網將成為主流，手機將成為農村居民獲取信息的重要平臺。所以，以手機為信息終端的“信息下鄉”，將成為“十二五”期間的農村信息化建設的主要特征。

1探索低廉高效、具備高度兼容性擴展性的新技術模型。構建具有初建成本低、使用成本低、維護成本低、培訓成本低、功能豐富、實時響應、承載個性化服務等特點的技術支撐模型。積極吸納計算機、網絡及信息通信領域的新興技術，整合“云計算”、“物聯網”等相關技術。本著“大處著眼、小處入手、立足當下、面向未來”的原則研發與構建相關技術及技術模型。可從低成本移動信息終端的關鍵技術研發入手，研發及搭建以移動互聯網為主要支撐環境、農村信息資源及應用云端為信息源、“物聯網”感知技術為輔助的自成體系的技術支撐模型，使感知“三農”成為可能。

2構建基于移動計算低廉高效農村信息服務技術支撐體系。利用嵌入式開發技術開啟農村現存的數以億計的低端手機的計算能力，嵌入各種農業或民生類應用軟件，形成農用移動信息終端。通過終端中內置的嵌入式軟件利用移動通信網與網絡資源服務相互應答，構建起一個實施成本低廉、功能豐富、使用便捷的以具體農業產業或民生需求為核心的面向農村基層的信息服務技術支撐體系。經過嵌入式技術改造的低端手機將成為農民享受農技信息服務最便捷的渠道，真正形成科技信息“一手掌握”。

3構建多元參與主體協同合作的長效運營信息服務體系。探索在技術模型支持下多層面、多元的農村信息服務主體（包括政府、科研院所、通信運營商、專業合作組織、涉農企業、專家）共同參與的具備一定自組織、自服務、自我“造血”能力的農村信息服務長效運營信息服務體系。并以技術模型為核心衍生出各種農村信息服務產品、形成多種長效運營機制，服務于多元的用戶群體（普通農戶、基層農技人員、販銷大戶、合作組織、涉農企業等），由此構建新型立體式農村綜合信息服務新模式。

篇（10）

在本文中，病患在住院醫療服務中的高科技醫療服務利用行為是一個二分選擇變量，對此，本文選擇Probit模型來進行實證分析。已有文獻研究表明，醫療衛生服務市場供給者的行為、消費者疾病特征、醫療保險介入都是影響醫療利用的重要因素[8]，因此，本文將病床密度、醫生密度、醫療保險支付方式、信息不對稱以及新農合住院給付結構等作為關鍵解釋變量，從而考察新農合制度下高科技醫療服務利用的影響因素以及高科技醫療服務市場是否存在供給誘導需求現象。Xi包括了醫療服務市場競爭度(如病床密度和醫生密度)、醫療保險支付方式、醫患信息不對稱、新農合的給付結構(包括補償比例與封頂線)以及其他控制變量。由于二元響應模型的回歸系數的經濟解釋比較困難，因此，估計各自變量的邊際變化對選擇概率的邊際影響的偏效應對回歸系數的解釋更為合理[9]。

(二)變量選擇

為了更加全面地考察新農合制度對農戶高科技醫療服務設備利用行為的影響，在控制起付線、報銷比例、封頂線等需求層面的制度因素的同時，本文還將供給者層面的因素納入到實證分析框架中，以此討論我國新農合制度下農戶病患高科技醫療服務的利用是來自病患的道德風險還是來自醫生的道德風險，從而為新農合政策的選擇提供比較科學的實證依據。因此，本文選取了醫生密度與病床密度、醫患信息不對稱、醫療保險支付方式、新農合制度給付結構、農民個人特征以及家庭社會經濟特征等幾個方面的變量。

1.醫生密度與病床密度醫生密度、病床密度測度了醫療市場的競爭程度，一般而言，隨著市場競爭度的提高，造成每位醫生所面對的病患減少，醫生需通過誘導需求來維持其所得[10]。醫生為了自身利益，可能會利用信息上的優勢來給病患提供不適當的醫療服務且造成醫療市場失靈。

2.醫療保險支付方式理論假說認為，不同的償付方式會對醫療服務供給者的行為產生不同的約束和激勵作用，從而改變醫生的治療方式。一般而言，償付方式主要分為按服務項目付費制和按病種付費制，按病種付費償付制度相對于按服務項目付費方式而言能夠形成對醫務人員的內部激勵機制，使得醫院從誘導需求的激勵轉變為降低醫療成本的激勵。在中國農村大部分地區，也已經有關于支付方式改革的試點，比如福建已經實行對新農合制度的支付方式按病種付費、總額預付等方式的試點。

3.醫患信息不對稱醫患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決定了誘導需求的程度。醫生對于患者的誘導需求受到患者所掌握的病情以及相關的醫療知識的影響，兩者呈現反向變動關系，即患者掌握的信息越多，醫生的誘導需求量就越小；患者掌握的信息越少，醫生就越能夠實施誘導需求。本文參考Kenkel[11]的做法，選取了中國農村常見疾病高血壓、尿毒癥、心臟病等主要癥狀及其常規治療作為農民醫療信息的掌握程度的了解，共計8大項29小項。如果農民答對則給+1分，若答錯則0分，然后加權平均法得出綜合得分。分值越大說明農民掌握的信息越多，醫患之間信息不對稱程度越小，其高科技醫療利用量也越少。

4.新農合給付結構醫療保險補償水平越高，供給方更有動機和空間去誘導病患使用更多的高科技醫療服務。假說認為，補償水平越高，高科技醫療服務利用的概率就會越高。給付結構包括起付線、報銷比例和封頂線三個變量，其中起付線、報銷比例均分為鄉級、縣級以及縣外三個等級。但由于起付線與報銷比例之間存在著共線性①，故只選擇報銷比例與封頂線。顯然，報銷比例越高，農民通過新農合報銷得到的金額就越多，越能減輕農民的自付醫療費用，從而，農民對醫療價格的變動反應比較不敏感。因此，病患越容易受到醫生的誘導，從而增加高科技醫療利用。同理，住院封頂線越高，則對于高額住院醫療費報銷的比例也就更多，即農民獲益越多，其越能接受更多的高科技醫療設備檢查服務。

5.交通距離是指患者家到就診醫院的距離，衡量了病患的就醫時間成本，反映了醫療服務的可及性。

6.農民家庭社會經濟特征變量包括家庭年收入、農民的性別、年齡、婚姻狀況、疾病嚴重程度和文化程度等。其中，疾病嚴重程度由通過詢問病人在日常生活、工作以及身體三方面的疼痛程度所表示，分為“無”“輕度”“中度”“重度”“極度”五個等級，分別賦值0、1、2、3、4，然后加總(取值范圍為0~12)。也就是，分值越大，疾病越嚴重。

(三)數據來源

本文所用數據來自于2012年7~8月對福建省13個樣本縣、25個鄉鎮(街道)、50個行政村(居委會)進行的實地調查，重點收集2011年患病農戶的數據。本次調查采取分層整群隨機抽樣抽取樣本農戶。共發放問卷400份，剔除“2011年未患病”的農戶樣本69份后，回收有效患病農戶問卷331份，其中，有110個患病農戶僅發生了門診治療，其余221個則發生了住院醫療消費。由于目前新農合制度仍以“保大病”為主，故本文只分析農戶病患住院期間高科技醫療服務的利用行為與影響因素。農戶調查問卷包括農戶家庭基本情況、農戶就醫行為以及常見疾病(高血壓、心臟病、腎結石)醫療知識三部分內容，其中對農戶家庭基本情況的調查包括：家庭人口結構、交通和醫療機構可及性、收入和支出情況。在對農戶就醫行為的考察中，詢問了農戶2011年的實際患病及就診狀況、疾病嚴重程度、就醫過程中是否發生CT、X光或MRI等高科技檢查等情況。同時，還詢問了農戶對高血壓、心臟病及腎結石等常見疾病相關醫療知識的了解程度。主要變量描述如表1所示②。

二、實證結果分析與討論

匯報了高科技醫療檢查服務利用選擇決策方程的回歸結果。實證結果表明，偽擬合優度R2為0.1291，似然比統計量為100.7301，且在5%的統計水平上顯著，這說明該模型總體擬合效果較好。最后一列反應了各變量對高科技醫療利用決策的邊際效應大小。回歸結果表明，“是否已婚”這一變量對患病農戶高科技醫療利用選擇行為的影響具有正向作用，且在10%的水平上具有統計顯著性，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平均而言，已婚人群比未婚人群發生高科技醫療服務利用的概率高11.56%。除此以外，年齡較大者、疾病嚴重者更容易發生高科技醫療利用，這說明，人們對健康風險具有很強的規避意愿。家庭年收入對生病農戶選擇高科技醫療利用消費的影響為正，這說明家庭收入狀況較好的人在生病后更有可能選擇高科技醫療服務治療。回歸結果表明，新農合住院補償比例與封頂線對高科技醫療服務利用決策的影響為正，其中，住院封頂線對高科技醫療利用在1%的統計水平上具有顯著為正的影響，這體現，報銷水平越高，農戶在就醫時更傾向于利用高科技醫療設備檢查。產生這一現象的原因可能是來自病患和醫生雙方的道德風險：一方面，當新農合住院補償水平越高時，農戶獲得的預期收益越高，緩解了農戶健康需求的預算約束，從而使其對醫療服務價格變動的敏感性降低，因此提高了使用高科技醫療服務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由于病患本身醫療知識的缺乏，農戶在就醫時更多地信任醫生為他們做出治療選擇，但在醫患信息不對稱的條件下，醫生有能力誘導病人的醫療需求，提供盡可能多的服務、高科技醫療設備檢查，從而導致參合農戶利用高科技醫療服務的傾向性提高。邊際效應結果表明，在其他情況相同的條件下，平均而言，住院封頂線每提高1萬元，生病農戶的高科技醫療服務利用概率將增加13.9%。本文最關心的是供給者誘導需求因素對參合農戶高科技醫療服務利用選擇行為的影響。實證結果顯示，病床密度、醫生密度以及新農合支付方式是否變革等變量對高科技醫療檢查決策(如CT、MRI或X光等)利用具有較強的統計顯著性影響。首先，作為市場競爭度的變量，病床密度和醫生密度對生病農戶高科技醫療服務利用的決策分別在10%與5%的統計水平上具有正的顯著性作用。這表明，醫療衛生服務市場上病床密度和醫生密度越高，市場競爭越激烈，生病農戶會增加對高科技醫療服務利用的可能性。其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在患者自由選擇醫院和醫生的環境下，當醫療衛生服務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時，醫院為了提升醫療質量、吸引醫生和病人，從而傾向于多提供可以提高醫院品牌的各項設備，而且高科技醫療設備的使用與醫療質量的提升具有密切的關系[12]，因此，在醫療衛生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的環境下，醫院之間的競爭常以非價格方式為主，其中最突出的形式就是醫武競爭(medicalarmsrace)，最終導致高科技醫療服務量的擴張。另一方面，上世紀80年代，全國醫療衛生領域“放權讓利”的改革造成農村醫療機構服務能力的薄弱，加上醫患雙方的信息嚴重不對稱，醫療服務供給方為了減少醫患糾紛，會進行“防御性治療”，從而增加高科技醫療服務利用。更為重要的是，醫療衛生服務市場的競爭程度增加，致使單一醫院或醫生面臨的病人數量減少，而醫生具有醫療服務供給者和病人的人的雙重角色，有能力因自身利益而誘導病人增加醫療需求，最終獲得或維持其理想收入。而且，我國公立醫院的償付機制和醫生的收入分配機制長期扭曲，讓公立醫院在醫療市場上自我盈利，鼓勵醫生從藥品回扣、醫療檢查等方面獲取收益，于是，醫生有動力誘發病人增加高科技醫療服務利用量。其次，新農合支付方式改革這一變量對高科技利用的影響在5%的統計水平上顯著為負，這說明了相較于按項目付費的支付方式，按病種付費或總額預算制降低了醫生提供高科技醫療利用的可能性，可能的原因是，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管理中心通過按病種付費或總額預算制將合作醫療基金的部分風險轉移給醫療服務供給者，從而建立起一種風險共擔機制，在這一機制下，醫療服務供給方會主動減少過度醫療服務成本以降低成本，從而建立起醫療機構的自我約束機制，最終達到控制費用的目的[13]。這體現了實施新農合支付方式改革的必要性。此外，醫療信息得分變量對病患就醫時高科技醫療利用決策的影響為負，這說明病患掌握的醫療健康知識越多，其就醫時利用高科技醫療服務的概率會降低，但不具有統計顯著性。產生這一結果的可能原因在于兩方面：一方面，在醫療領域中，醫療服務具有信息不對稱、壟斷等特殊性，而醫生具有醫療服務供給者和病人人的雙重角色，可以憑借其在醫療專業信息上的相對優勢，影響病人對醫療服務的需求；另一方面，即使患者能獲取各種健康信息，但是由于治療效果的不確定，其仍然無法擁有完全的信息，也很難自行評估醫療質量的好壞。也就是說，在醫療服務利用決策上，患者的選擇權其實是幻覺的甚至是沒有選擇權的，從這一角度而言，患者對高科技醫療服務利用決策的影響作用是有限的，邊際效應結果也顯示，農戶醫療信息得分每增加1分，其高科技醫療服務利用率僅降低0.01%。交通距離反映的是農戶就醫的時間成本和獲得醫療服務的可及性，回歸結果表明，交通距離對生病農戶的高科技醫療服務利用決策在10%統計水平上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其原因可能是農村交通與交通工具的改善使農戶外出就醫的便利性增加，從而提高了農戶的醫療服務利用概率。

篇（11）

永春屬于傳統農業大縣，農業仍是永春經濟的重要支撐，新農村建設是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的重要內容，也是永春實現中部崛起的重要突破口。但是，當前農村金融與新農村建設要求相比還存在很多差距，本文將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致力于構筑縣域金融服務支撐體系方面進行前瞻性探討，以最終實現新農村建設目標。

一、永春農村金融服務體系現狀

據統計，永春縣農業、鄉鎮企業和農副產品貸款余額占全部貸款余額的比重由2002年的42.9%下降到2006年的32.06%，至2006年底，全縣農業貸款余額占各項貸款余額25.96％。

1、農村金融組織體系概況。目前，永春縣農村的正規金融組織，除了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外，還有農村信用社、郵政儲蓄機構。2004年，農業發展銀行撤掉后，現由農業銀行、農村信用社形成了商業金融與合作金融分工協作的農村金融格局（見表1）。

2、農村金融需求及滿足情況。據專家估計，建設新農村在未來15年內平均每位農民需要投資約為1700元到4900元，以此類推，按永春縣53萬農業人口計算，新農村建設的資金缺口將在9.01億元至25.97億元之間，巨大的資金需求為拓展農村金融提供了廣闊的市場。而農民和農村企業從正規渠道獲得的信貸支持還是不夠的，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農業和農村經濟的擴大再生產，問卷調查顯示，百戶鄉村企業信貸資金滿足程度為四成，而千戶農戶10萬元以上的大額信貸資金滿足程度不足一成。從結構上來看，農業銀行支農貸款比重由2002年的44.71%下降為2006年的2.57%，而農信社的比重則由55.29%上升為97.43%，農信社已成為發放支農貸款的主力軍。

二、現行農村金融存在的問題

以科學發展觀審視當前永春縣新農村建設的金融瓶頸主要體現在經濟金融互依存度低，縣級金融機構因大量撤并而呈萎縮之勢，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種類單一，農村經濟發展與金融資源供給不相匹配。農村金融的“邊緣化”，正在成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瓶頸”。

1、農村金融組織功能存在缺陷。近年來，國有商業銀行紛紛退出縣域市場轉向大中城市、大中型企業和優勢行業，信貸資金集中調度，貸款權紛紛上收，這導致縣域金融中信貸規模逐年萎縮。而且，目前農村的電子網絡遠遠落后于城區，農村信用社基本上只有簡單的存貸款、結算業務，現代商業銀行的創新業務基本未延伸至農村金融市場。

2、“一社難支三農”。2006年，農村信用社凈增各項存款2.05個億，當年其凈增貸款1.9個億，新增存貸比達到了93％，在資金滿負荷運用的情況下，還只能滿足農戶小額貸款及部分基礎設施投入，對農業產業化、現代化的資金需求，只能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當前現行的農村金融制度安排，農村金融面臨“邊緣化”，信貸資金投入嚴重不足，不利于金融支持農村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

3、金融支持面臨收益。當前農村信貸滿足程度與農業生產規模效益不相稱，2002－2006年，農村信用社農業貸款余額分別達2.99億元，4.09億元，5.17億元、5.95億元和7.07億元，占金融機構貸款總額比由2002年的16.9％提高到2006年的25.1％，但同期每百元農業貸款實現的農業總產值卻分別為424元、334元、310元、289元、254元，單位貸款創造的比較收益不斷下滑，相應抑制了金融機構的貸款投放意愿和投放效果。

4、農業保險改革剛剛啟動，“三農”經濟缺乏風險補償機制。福建是自然災害高發省份，永春農業發展易受臺風、干旱和洪澇等自然災害的侵襲。總體上，農業保險還處于初期摸索階段，政府組織難、保險公司經營難、農民交費難的“三難”問題尚未得到很好解決。

三、構筑新農村建設金融服務體系若干思考

由于農村金融改革的復雜性、反復性和特殊性，農村金融服務體系不完善、網點覆蓋率低、金融供給不足、競爭不充分、服務功能不強的問題一直較為突出，農村金融組織體系亟待進行重新架構。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提出加快構建多層次、廣覆蓋、可持續的農村金融新體系，這為農村金融改革指明了方向。

1、合理規劃網點布局，引導錯位充分競爭。一是在充分發揮農村合作金融機構主體功能的前提下，以引入競爭機制、改善農村金融服務為目標，加快建立“覆蓋全面、適度競爭、分工合理、競爭充分、功能完善、服務高效”的農村金融新體系。二是發展商業金融要牢固確立“錯位競爭、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原則。農業銀行應當將網點布局主要定位為城區和大集鎮，依托其系統、網絡、結算優勢，重點支持商業化程度高、資金需求量大的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農村村鎮化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以及縣域以上工商企業。在經濟較為發達或城鄉一體化程度較高的地區，引導其他國有商業銀行和股份制商業銀行進入市場，形成商業金融充分競爭、提升服務的良好格局。對經濟欠發達地區，商業銀行不宜盲目跟進，競相爭奪稀缺的金融資源，以致造成過度性競爭，影響當地金融穩定。三是新型金融機構的設立必須科學規范，不可盲目冒進，以致釀成不應有的風險。從目前情況來看，主要是選擇在經濟相對落后、網點覆蓋率低、金融供給嚴重不足的地區進行。新的金融機構的設立尤其要注意發揮各自特點和優勢，確立不同市場定位，努力避免產品服務同質化、客戶群體同一化傾向。民營銀行要以在經濟薄弱地區開展小額農貸業務為主。村鎮銀行、貸款公司、農村資金互助社等新型的農村金融機構進入農村金融市場后，可以開辦小額農貸業務，開展資金互助合作，發揮對合作金融和商業金融的補充功能。

2、根據農戶和企業的多層次性，構建多層次農村金融體系。按照聯合國糧農組織的恩格爾系數標準，農村居民戶可分為貧困戶、溫飽戶、小康戶和富裕戶；按照農村經濟運行規模形態，有從事農產品加工的規模以上的龍頭骨干企業、鄉鎮企業、個體工商戶和種植農戶等。收入和經濟規模的差異性必然要求多層次、多類型的金融機構提供特質不同的金融產品，構建功能完善、分工合理、產權明晰、多種所有制并存、競爭性的多層次農村金融市場體系。一是在一定范圍內允許并規范民間借貸行為。恩格爾系數在0.6以上的農村貧困戶，生產和生活資金缺乏且無抵押物，資金需求量小、零散，風險高，除了政策性扶助以外，只能通過親朋好友之間帶有互質的借貸方式滿足其少量的資金需求。二是積極推動小額信貸機構、農村典當業的發展。恩格爾系數在0.5-0.59之間為溫飽戶，雖然是在解決了溫飽問題的基礎上謀求發展，雖然有一定抵押物但風險還是比較高，從比較大的商業性金融機構獲得資金需求的難度大。因此，對溫飽戶、小規模的個體工商戶以及微型農企，可以通過發展小額信貸機構、農村典當來滿足他們的要求。三是進一步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建立競爭性商業金融機構。對恩格爾系數在0.4以下為小康或富裕戶、規模以上的龍頭骨干企業和鄉鎮企業可以通過競爭性的金融機構來滿足他們相對多樣化的金融需求。鼓勵這些金融機構對農業產業化、農業基礎設施、農村城鎮化等建設項目的信貸支持力度。允許基層信用社自主決定是否組成聯社、合作銀行或商業銀行；在農村金融市場中進行民營資本參與試點；在以資本充足率為監管核心的基礎上降低農村金融市場中金融機構準入的門檻，加大新金融機構進入的牌照發放；把國有商業銀行撤出的縣級分支機構重組為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充分利用這些分支機構的相對較好的人員素質和經營網絡。

3、拓展農村保險市場，為農業生產保駕護航。各保險機構要結合農業生產實際和地方特點，不斷創新業務品種，推出適合農戶種植、養殖特點的保險業務，并加大宣傳力度，使農戶了解投保的意義和所產生的收益，增強農戶的投保意識。政府對涉及農戶種植、養殖業方面的保險應給予一定的補貼和支持，對一些特困戶等弱勢群體加大補貼力度，從而推動農村保險市場的快速發展。

4、培育良好的政策環境和恰當發揮政府的作用。建立公平的市場環境，其中，構建能夠在競爭的基礎上為農戶和微小企業提供零售金融服務的金融機構體系，是農村金融創新的關鍵。原因在于：可以整合縣域金融存量資源，發揮現有金融機構的作用；改善縣域金融資源增量配置結構。以國有大型為主的正式的金融制度安排，難以適應農戶經濟為主的小規模融資需求。與農戶和農村微小型企業信貸需求特點相適應的農村金融機構，更多的應該具有地方性、區域性、小型化、草根性、非正式性等特點。因此，構建地方性、區域性、小型化、草根性為主要特征的農村金融機構體系是解決目前農村金融市場供求矛盾的最佳選擇；可以通過立法形式將商業銀行推入農村金融市場，或是促進商業銀行業務創新和客戶群體下移，增加商業銀行在縣域內的資金供給；要強化政策性金融機制；以私有、非正式為原則，探索改善增量結構的路徑。

【參考文獻】

[1]馬忠富：中國農村合作金融發展研究[M]，中國金融出版社，2001.

[2]何廣文：2002b：“農村金融服務供求現狀、問題及對策建議”、“農村金融服務問題研究”專題報告[R]，農業部“中國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課題，2002-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