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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資源價值轉化大全11篇

時間:2024-02-29 16: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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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資源價值轉化

篇(1)

1食物鏈加環與價值鏈高效利用

1.1食物鏈與價值鏈的關系

生態系統的食物鏈是各組分通過吃與被吃的關系彼此聯系,有機物中貯存的能量在生態系統中逐層傳遞。農產品價值鏈是農業產品生產消費過程中,由于不同農作物商品價值不同、消費者對農產品有不同層次需求,導致其在利用價值上存在不同而建立的鏈鎖關系。價值鏈促使食物鏈向更為科學合理的方向調整,使其更符合農業生態系統的經濟收益規律,而食物鏈是引導和建立價值鏈的根基。食物鏈與價值鏈合理配置充分實現農業經濟效益和農業生態系統的耦合。

1.2食物鏈的加環

農業生態學原理表明,農業生態系統食物鏈結構對系統年凈生產量有顯著影響。自然生態系統中,能量沿食物鏈流動時,由于生物之間存在的食物關系,能量從低營養級向高營養級累積,可認為食物鏈越簡單,凈生產量相對較高;而農業生態系統具有高度受人控制和影響的特殊性,能量沿食物鏈進行能量流動的過程中,由于能量載體形式本身的使用價值是用來滿足人類需要的。人類對生物種類、產量的調控和產品期望不同,人類需求具有層次性,能量并不是始終向需求層次高的方向累積。為了實現農業生態系統物質能量高效利用的改造,通過食物鏈“加環”的方式,增加一些食物鏈環節,增加系統的產品和經濟效益。

1.2.1一級產品“加環”

一級產品或剩余有機廢棄物有尚不能供給人類直接使用的部分,可作為次級產品的資源。適當延長食物鏈、加入新的食物鏈環節,使農業生態系統中加環生物加以利用,經過生物轉化利用后,盡可能轉化為價值更高、人類可直接食用的產品,從而將農業生態系統生產力大幅提高。如將秸稈糖渣等通過加工配合成混合飼料用于養殖,能夠將低價值糖渣轉為高價值的肉、蛋、奶等畜禽產品。然后利用畜禽排泄糞便用于養魚,通過這一環完成由畜禽糞便到鮮魚的轉化。池塘淤泥和魚類排泄的糞便用來增加農田肥力,可使作物增產,完成從低產量向高產量的轉化,整個生產過程形成一個良性循環。

1.2.2殘渣食物鏈利用

殘渣食物鏈是指低等動物和微生物分解農業生產的副產物和農業有機廢棄物的過程,是農業生態系統中物質和能量的最終利用過程。具有殘渣食物鏈的生態系統有較強的自身調控和適應性能力,能保持較高的穩定性和物質能量的良性循環。這種方式可以提高農副產品的利用率,也能提高能量的利用率和轉化率。以平菇等食用真菌生產為主的食物鏈加環利用方式迅速發展,如,經濟效益較高的稻草—平茹—蚯蚓—黃鱔殘渣食物鏈模式,平菇可利用稻草中豐富的纖維素和半纖維素,對粗蛋白及木質素的利用率也達50%;菇渣養蚯蚓對菇渣中的物質和能量利用率很高,但轉化率較低;蚯蚓飼養黃鱔8d后增重38.5%,物質和能量的轉化率均在15%以上。

1.2.3引入捕食性動物

農業生態系統食物鏈結構簡單,引入捕食性昆蟲或動物能夠抑制以一級產品為食的害蟲發生,提高農業生態系統的穩定性,減少一級農作物損失。明代《渭崖文集》有關于食物鏈加環的記載,在稻谷種植的農業生產鏈條中加入鴨,鴨能夠捕食破壞稻谷的害蟲,這個食物鏈加環是適宜的,提高了農作物的產量。

2食物網優化與循環農業

生態系統的食物網結構越復雜,生物食物來源豐富,物質能量流動的渠道越多,形成復雜的食物網,生產力也就越高。因而因地制宜設置農業生產結構和設計農業布局顯得尤為重要,注意群落間的合理搭配,在農業生產中應建立多級循環轉化的綜合結構和多層多種的生產體系,延長農業生態產業鏈,發展農業循環經濟,促進物質、能量的網狀多級綜合利用,對實現物質、能流利用的最大化,促進農業增效和農民增收也達到了對環境危害的最小化目的。

2.1北方“四位一體”循環農業模式

“四位一體”庭院循環農業模式是我國北方生態農業發展中形成的最為成功的典型生態模式。這種模式以農業土地資源為根基,充分利用太陽能,以沼氣為紐帶,利用生物轉換技術,種植、養殖業相配合;農戶庭院中,把豬圈和沼氣池建在生產蔬菜的日光溫室中,沼氣池、畜禽圈舍、日光溫室等相互連接,形成“四位一體”綜合生態農業體系。這種生態模式中能量流動轉向人類需求的方向,物質良性循環,資源高效利用,是一種綜合效益明顯的循環農業模式。技術特點為:圈舍的溫度略有提高,為禽畜提供高效的生產條件,可使飼養量增加,畜禽糞便為沼氣池提供了充足的產氣原料;沼氣池因太陽熱能增溫增加產氣量,解決了北方冬季的產氣量少的技術難題。

2.2南方稻田養魚立體生態結構

稻—萍—魚共生的生態農業結構是多層多種的立體結構的成功案例。在南方種植水稻地區廣泛應用,水稻田結合養萍、養魚技術。魚類取食浮游生物和水稻害蟲,減少病蟲害,增加水體溶解氧含量;魚類的糞便和排泄物作為水稻的肥料,有利于水稻生長。萍既可作為生產沼氣的原料,又可直接作為魚的飼料。畜禽利用和生產沼氣后的畜禽糞便又可返回稻田,促進水稻增產。水稻增產、稻草增加又可為畜禽提供更多的飼料,為稻田提供更多的有機糞肥。稻田養魚立體生態結構廣泛分布在四川、湖南、江蘇、廣東等地區。

篇(2)

    2森林防火的效益價值

    森林防火的效益,是指森林資源功能被人類社會實際利用后所產生的經濟和社會效果。其價值產生于森林利用部門,其價值計量屬于效用價值論的范疇,也就是上文所述的按邊際效用價值論核算的森林防火資源價值。效用不同于使用價值,它屬于主觀的范疇。只有當使用價值被人類實際利用,并使其獲得一定程度的欲望滿足時才產生了效用。一定數量的物品,其效用程度越高,消費者的支付意愿越強,其價值量越大,反之則越小。森林防火的效益價值,包括以木材為主的物質產品效益價值和環境效益價值。木材等物質產品的效益價值,表現為其各自的按邊際效用所決定的市場價格。環境效益價值,表現為森林資源的環境功能被社會實際利用所產生的經濟及社會效益。例如森林資源作為農田防護林,其降低風速、調節溫度與濕度等防護功能被農業部門實際利用所增加的農作物產量;森林資源的凈化空氣、釋放氧氣、森林景觀等游憩功能所創造的森林公園的門票收入等。一定面積的森林資源是否具有效益,具有多少效益,不僅取決于它所具有的森林資源功能的大小,更取決于社會對它的利用方式和利用強度。例如一塊森林資源可能具有森林游憩的功能,但如果沒有開展森林旅游,其功能沒有被社會實際利用,則它不會產生森林游憩的環境效益。同樣道理,一片防護林或水源涵養林雖然其蓄積量也具有生產木材的能力,但為了生態利用的目的,除了少量的間伐材以外,基本不產生木材效益。有些森林防火效益價值,具有市場價格的表現形式。例如木材等有形的林產品和收門票的森林公園。這類林產品在使用上可以做到排他,因而可以進入市場交易。但是,大多數森林環境資源由于在使用上難以做到排他,因而很難進入市場,其效益價值也就不具有市場價格的表現形式。在這一類環境資源中,有些效益價值可以附加在其他產品的價值中間接計量。

    3功能價值和效益價值的關系

篇(3)

(一)觀點1:將生態效益整體作為一項資產該觀點認為應將生態系統生態價值納入資產類,持此觀點的學者比重最大。但對于生態價值應歸屬哪類資產,學者間存在不同意見。許家林(2005)認為,應該把生態效益當作“無形資產”列為其他資產進行核算。王妹(2007)通過對《國際會計準則38――無形資產》(IAS38)、《國際會計準則4l――農業》(AS41)、我國《企業會計準則第5號一生物資產》和《企業會計準則第6號一無形資產》的考察,認為生態價值符合無形資產定義,應劃分為無形資產。岳上植(2006)將生態資產劃分為有形資產(包括生物資產、土地資產)和無形資產(包括環境資產、文化資產等),體現了生態價值歸屬于無形資產的觀點。曾華鋒(2006)則認為應單列“生態資產”,并提出由省級資源監測中心組織評價并出具證明,各生態生產單位據此核算的生態價值的具體確認模式。

持該觀點學者已關注到生態效益是在一定時期內產生的,并認為生態建設單位經過一定時期的建設活動,創造了一定的生態價值,這些價值要經過有關權威機構的科學計量并出具權威的計量報告之后,才能正式說明該單位的資產已經被該單位所擁有。根據權責發生制核算基礎,應當在這一時點確認一項資產――生態資產(喬玉洋,2008)。而對于生態收益的確認,只有當政府或有關管理機構承諾或正式表示要給予補償時,才說明生態建設單位的建設成果得到了社會承認,政府的承諾可以認為是對生態建設單位的產出或環境服務的認可或購買表示,根據權責發生制,應當按照政府的承諾數額確認一項收^,――生態效益補償收入。同時特定會計期間“應計的”現金流已發生,“應收賬款”應與“生態效益補償收入”同時確認。該觀點還認為生態收入的實現不一定伴隨著某種生態資產的減少,這一點與傳統會計區別較大。因為生態效益的產出實質上是自然現象,常伴隨著生態資產的增加,而不是另一種資產轉化而來。

筆者認為:第一,該觀點已注意到生態效益這種生態資源是生態系統經營(保護)單位生態建設活動和自然力共同作用的結果,經營(保護)單位自行或依托政府授權可以對生態效益進行控制。關鍵一點是認識到生態效益能給主體帶來未來的現金流入,并且能可靠地進行計量,因而符合資產的定義。第二,該觀點一方面注意到生態效益是在一定時期內產生,同時又將其列入靜態的資產,兩者似乎自相矛盾。事實上,生態效益是時間和空間的函數,如果假設空間(包括自然條件)為常量,生態效益總量就與時間成正比關系。第三,該觀點將生態效益的入賬與生態收益的確認相分離,一方面按年末的生態效益確認生態資產,另一方面平時按收到或應收補償確認生態收益,這樣似乎將生態補償收入看作為一項政府補助,而不是政府作為消費者的代表對生態產品的承認或購買。

(二)觀點2:將生態效益整體作為一項資產和一項權益該觀點提出單設“生態資產”和“生態資本”賬戶。“生態資產”賬戶按生態效益類別設置明細科目,即在“生態資產”科目下設“固碳釋氧”、“涵養水源”等明細科目。“生態資本”賬戶下設“已收生態資本”和“未收生態資本”,“已收生態資本”反映會計主體生態資本中已得到補償的金額,“未收生態資本”反映會計主體實現的生態效益未被社會認可而未得到補償的金額。認為“生態資本”是會計主體產出生態資產時所形成的資本,包括“已收生態資本”與“未收生態資本”,是每年由于相關權威機構計量出該會計主體的生態效益增值部分的資本形態數額。“已收生態資本”是指有關政府機構已經對生態建設單位的生態資產實施了購買行為的部分,反映了會計主體生態資產中已經得到補償的金額;“未收生態資本”指會計主體實現的生態資產減去已收生態資本之后的余額,即會計主體實現的生態效益未被社會認可而未得到補償的金額。

當生態資產評估增值時,意味著一個新契約的成立,企業的生態資本增加,這時企業會計核算應按照雙方博弈的結果,按其增加值部分,借記“生態資產”科目,貸記“生態資本一未收生態資本”科目。評估減值時,按其減值部分,借記“生態資本――未收生態資本”,貸記“生態資產”,直至“生態資本――未收生態資本”沖減為零(曾華鋒,2006)。對于生態收益的確認,該觀點認為收到生態效益補償收入是生態資本實現的過程,按其實際收到的價值,借記“生態資本――未收生態資本”,貸記“生態資本――已收生態資本”;同時也是當期生態效益轉化為收入的過程,借記“銀行存款”,貸記“生態效益補償收入”。見表1。

該觀點注意到將生態效益納入會計體系后資產負債表的平衡問題,資產負債表的左方的生態資產總額等于右方的生態資本總額,體現了生態效益具有的資產和資本雙重屬性。在生態資本賬戶下設“已收生態資本”和“未收生態資本”二級賬戶,用以反映生態效益的價值實現,這一做法體現了生態補償是一種生態產品購買行為的觀點。但問題在于,主體在確認生態收益時,生態資本賬戶只是在內部的二級賬戶間結轉,生態資本賬戶金額并不因生態產品的“銷售”而減少。在同時借記“銀行存款”、貸記“生態補償收入”時。資產負債表因此而失去了平衡,即在資產欄增加了資產金額,而沒有其他資產負債表相關項目的變動,這與借貸記賬法原理相悖。

(三)觀點3:將生態效益確認為收入劉梅娟(2006)認為,我國傳統林業會計在核算收益時,通常只對市場上可以交換的貨幣收益進行確認,而對生態效益的外部經濟性則不予確認,因為生態效益的外部經濟性并不直接對企業的業績指標產生任何影響。這樣就使得大量的生態效益的價值游離于會計核算之外,產生了企業的個別收益與社會收益不一致的現象,嚴重阻礙了生態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因此,只有將生態效益納入生態建設單位會計核算體系,轉化為生態經營組織的環境效益,才能客觀真實地反映林業經營組織的環境財務績效和環境質量績效。傳統財務會計確認收入的流人和流出概念,不能滿足將生態效益完整地納入會計核算體系的要求。將生態效益納入會計核算系統,對其確認可根據“符合定義、能夠用貨幣計量,并具有相關性和可靠性”等標準進行,凡符合標準的生態效益均可納入收入要素進行核算。

該觀點運用全面收益觀,將生態效益作為主體在一定時期的生態經營成果,納入損益核算,而不是簡單地納入靜態的資產或權益核算。同時注意到生態效益補償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政府補助,因此生態效益補償應納入收入要素進行核算,而不能視為一種利得。同時考慮到生態效益中未予價值實現的部分(即生態效益外部性),并將其作為一項債權。但該觀點對生態效益確認為收益的具

體問題缺乏探討,如生態收益如何與生態支出配比,會計信息如何反映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的互動關系,生態效益外部性在資產負債表的所有者權益中如何體現等。

二、生態效益及其外部性的會計實質分析

(一)生態效益及其外部性涵義按照傳統經濟學的觀點,某一經濟活動的外部經濟性或外部不經濟性,就是該種活動行為的社會影響和私人影響之差(張宏軍,2007)。生態效益外部性等于生態產品的邊際社會收益與邊際私人收益之差。因此,生態效益外部性價值=生態效益價值凈額一生態收益。式中“生態效益價值凈額”指采用合理的價值計量手段確認的生態效益價值,是生態資源配置達到帕累托最優條件的公允價值。“生態收益”指生態產品的市場(含政府補償)均衡條件下實現的實際收益,包括政府對生態效益的補償和市場化的生態效益外部性內在化收益。生態效益是依附于特定的土地資產和生物資產的生態系統在一定期間內所產生的一種外部效應,它屬于一個流量概念。一旦這種生態效益能得以合理計量,便可借助對傳統會計理論的突破,將生態效益及其外部性納入現行會計核算體系,擴充單位的資產、權益及損益內涵,融單位從事生態經營的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于一體,演示生態效益與經濟效益互動的會計邏輯。

(二)生態效益及其外部性的會計實質分析生態效益屬于主體在一定時期經營(保護)成果,生態效益應納入主體報告期間的經營成果,但應將生態效益一分為二、“切塊”處理。主體在報告期內的生態效益屬于其創造的全部生態業績,其中一部分生態業績通過政府財政生態效益補償和生態服務市場交易在報告期內可轉化為以貨幣資金等形式的經濟業績,而另一部分由于市場和政府失靈仍然以生態業績形式存在。對于以轉化為報告期經濟業績的生態業績,不應再重復反映在基于嵌入式列報的財務報告的生態業績中。因此,生態效益外部性的確認可分為兩個部分,一是對生態效益價值的確認,二是對生態收益的確認。生態收益可按收益來源分為各級政府財政生態效益補償收益和市場性的內在化收益。隨著生態效益外部性問題的深入,生態效益外部性問題的改善除了政府財政補償外,還可借助科斯市場的生態產權交易(或產權合并),由生態效益的施體向直接受體收費。生態收益的確認應遵循權責發生制和配比原則,在確認生態效益外部性時,同生態效益價值確認保持一致性。

三、生態效益及其外部性的會計歸屬

(一)生態效益外部性價值主體在一定時期內所實現的生態效益應視為其生態經營(保護)成果。既然將生態效益總體上界定為經營成果,就應將生態效益體現于主體的利潤表中。主體在會計期間內的生態經營成果中,有一部分得到了形態上的轉化,即一部分生態效益價值通過生態效益補償收入和生態服務產品交易收入轉化為經濟成果和相應的經濟資產。另一部分生態經營成果由于市場失靈或政府失靈,尚未得到轉化,仍以生態成果的形式存在,這部分生態經營成果即為生態效益外部性價值(見圖1)。轉化為經濟效益的生態效益價值將以經濟資產、經濟收入、經濟利潤等項目進入現行會計體系,暫未轉化為經濟效益的生態效益通過擴展現行會計內涵,以生態債權、生態權益及生態利潤等項目進入生態效益外部性會計體系。

(二)生態效益及其外部性的會計歸屬將生態效益價值分化歸屬的會計處理做法,有利于反映主體生態資本與經濟資本的轉化過程和轉化程度,有利于主體充分發掘蘊含于生態環境中經濟效益。努力實現生態效益與經濟效益的雙贏。生態經營(保護)單位的經營對象包括兩個方面:生態資本和經濟資本。生態經營(保護)目標不同導致在生態經營(保護)活動中對這兩種資本的經營策略不同。如公益生態系統經營(保護)目標主要是生態資本的保值增值。森工企業和基層林場經營目標應放在生態資本和經濟資本的共同利益上,既注重生態資本運營,也注重經濟資本運營,使生態系統綜合發揮生態經濟效益。生態資本的經濟價值實現具有階段性和過程性特征,生態資本向經濟資本的轉化具有潛伏性,生態資本營運空間巨大。生態經營(保護)單位應同時重視兩種資本的經營,將兩種資本置于同等位置。生態效益外部性會計將生態效益價值按其經濟實現狀況予以分置,同時保留現存的生態效益外部性價值向經濟價值后續轉化的會計處理空間,不僅能夠反映兩種價值形態的初始分置,還能夠動態反映兩種價值形態的后續分置和轉化。

參考文獻:

[1]岳上植:《森林資產的特殊性及其確認與計量研究》,《會計研究》2002年第11期。

篇(4)

自然資源資產(下簡稱資源資產)的概念和內涵目前尚未統一,李金昌強調資產是在價值量和所有權基礎上的自然資源存量[1];錢闊、陳紹志側重于資源資產的獲益性[2];谷樹忠偏重于資源所有屬性和價值性能[3]。

要準確地界定資源資產,需要在深入分析資源和資產概念內涵的同時,必須對資源演變為資源資產歷史的過程進行剖析。作者認為,資源資產是具有明確的所有權、且在一定的技術經濟條件下能夠給所有者帶來效益的稀缺自然資源。資源資產并不是自然資源的別稱,自然資源轉化為資源資產必須同時滿足以下三個條件[4]:(1)稀缺,即相對于人類的需求而言,自然資源供給不足,這是資源轉化為資源資產的重要前提;(2)產生效益,效益是資源轉化為資源資產的經濟要素,他既包括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也包括資源所產生的生態效益;(3)具有明確的所有者,只有具有明確的所有權的資源,資源才有可能轉化為資源資產,沒有主體的資源,難以轉化為資源資產。目前,資源資產研究出現了籠統模糊的傾向,有人主張一切自然資源都是資產,這在理論上不可能的,在實踐上也不具有可操作性。

因此,資源資產不是全部的自然資源,只是自然資源的一部分。注意的是,有些自然資源從整體上可以劃分為資源資產,但從局部或者時間上來看,它是為非資源資產。如水資源,根據其時空分布的不同,在缺水地區可以是資源資產,但不能將洪水包括在內,因為洪水它不僅不能給人類帶來效益,相反往往伴隨著巨大損失,正確處理自然資源和資源資產的關系是十分必要的。

1.2資源資產折補

資源資產在投入生產領域或者消費領域,常常伴隨著數量的減少及其質量的下降,當然,對于不同的資源資產而言,質量和數量的變化存在著區別。不可更新資源資產,更大程度上表現為數量的減少,對于可更新資源的資產,如果開發利用在其可更新的承載能力范圍之內,通常表現為質量的下降。

資源資產的減少直接消耗,會產生兩個直接的后果:其一是影響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其二影響子孫后代的資源資產占有量。

為了維護國民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為了讓子孫后代有一個寬松的資源生存環境,我們不能再按照過去那種通過掠奪性開發資源資產維持經濟的虛假繁榮和社會發展模式,必須采取有效的措施,在資源資產數量和質量發生變化的情況下,通過資源資產功能的恢復或者功能的替代來實現原有資源資產的功能。實現這種方式的有效途徑就是資源資產的折補[5]。

所謂的資源資產折補是指為了維持資源資產功能恒定而進行的價值、技術等方式的補償。“功能恒定”是指資源資產的價值及其服務保持不變。資源資產的價值及其服務是時間和其他與資源資產開發利用有一系列有關因素的函數,在資源資產開發利用過程中,總是伴隨著資源資產數量和質量的變化,資源資產的價值及其服務處于動態之中。假設在時刻a資源資產的價值及其服務功能為A,時刻b資源資產的價值及其服務為B,在b-a時段內,資源資產價值及其服務減少了A-B,資源資產的折補就是通過價值、技術等方式使時刻b資源資產的價值及其服務恢復到A,折補的數量至少為A-B。

2資源資產折補必要性

對資源資產進行折補是非常必要的,主要表現在:

2.1資源資產折補是社會可持續發展需要

資源資產折補,是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資源(資產)環境系統、社會經濟系統和是生態系統相互作用構成了社會經濟復合的生態系統。要使此系統健康地發展,相互作用的通道必須通暢,并且是良好互動的。如果資源資產在數量和質量的變化影響經濟發展,必須對資源(資產)環境進行維護,通過資源資產折補可以實現資源資產數量及質量上的“恒定”,才能實現作用的通道暢通無阻。從社會發展來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建立在四個生產基礎上,即物質產品的生產、精神產品的生產、人的在生產和為上述生產提供物質基礎的資源環境再生產。物質生產解決社會發展主體人的物質需求,該過程消耗大量的資源環境資產,同時將廢棄物排入到環境。資源環境再生產是指為了人的生存需要對人產生的環境問題進行修補,維護生態平衡,避免生態環境破壞惡化的過程。如果每個生產環節出現問題,社會的發展出現障礙,必須對出現問題的生產環節進行調整。資源資產折補是資源環境再生產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避免資源環境環節出現問題的經濟手段,是社會可持續發展需要。

2.2資源資產折補是維護代際公平需要

代際公平是可持續發展多維組成中的一維,他追求的是不僅同代之間公平,而且代際之間也要公平。資源資產屬于人類的共同資產,它不僅屬于我們這一代,也屬于我們的子孫后代!我們是下一代資源資產的代管者,當然我們也擁有部分資源資產利用的權利。但我們必須強調的是,資源資產的利用不能損害子孫后代的利益,如果資源資產的消耗超過了你應有的權限,你必須進行補償,這樣才不能吃我們子孫的“飯”。資產折補就是對資源資產開發利用所造成的損失的一種補償,是維護資源資產數量和質量“恒定”的有利手段,也是維護代際公平的需要。

2.3資源資產折補是保證資源安全的需要

沒有危險、不受威脅或者不出事故,這是《現代漢語詞典》給安全的通俗解釋。資源安全是指資源為人類發展提供穩定的物質支撐或服務,同時不導致生態環境惡化的狀態。由于資源是多樣的,由此演化出多元的資源安全問題,如水資源安全、礦產資源安全、森林資源安全、土地資源安全等等。資源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維護資源安全關系到民族的興旺、祖國繁盛,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我國的資源安全狀況并不樂觀。據研究,在2010、2020年,除了少數礦產資源能夠滿足經濟建設需求之外,絕大多數礦產資源不能支撐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礦產資源資產安全受到極大的威脅!為了將資源安全置于安全的閾值范圍內,資源資產折補是重要環節,他至少通過折補戰略,能使現有的資源資產“處于”相對穩定的狀態,給資源安全加上一個安全“閥”,是十分有意義的。

3資源資產折補與固定資產折舊比較

之所以將對資源資產的價值及其服務功能補償稱為折補而不稱為折舊,是因為資源資產與固定資產不同,不能套用固定資產折舊的方式處理資源資產,為了對他們二者加以區別,我們將資源資產的補償稱為折補,當然,資源資產折補與固定資產折舊也存在相似之處。為了正確理解資源資產折補與固定資產折舊,我們對兩者進行比較,見表1。

表1固定資產折舊與資源資產折補比較

比較項目

固定資產折舊

資源資產折補

影響范圍

對當代經濟發展影響

對稅收的影響

對利潤產生影響

對當代的影響

對后代的影響

對社會經濟影響

對生態環境影響

補償途徑方法

通過價值補償,資產得以重置

價值補償

技術補償

功能恢復補償

理論基礎

微觀經濟學

可持續發展理論

方法成熟度

成熟,會計

不成熟,正在探討

4資源資產折補理論與方法

4.1資源資產折補理論

根據價值工程理論,資源資產具有價值,其價值大小可用如下公式表示:

V=Fw/Cw(1)

式中,V為資源資產價值;Fw為資源功能值;Cw為實現此功能所應花費的費用。

當資源資產被開發利用,資源資產的價值發生變化,其變化程度可以表示為:

Vw=V1w-Vow

=F1w/C1w-F0w/C0w(2)

式中,Vw為資源資產價值變化值;V0w為資源資產未利用的原始價值;V1w為資源資產被使用后的價值;F0w為資源資產的原始功能;F1w為資源資產被使用后的功能;C1w為實現初始功能所應花費的費用,C0w為實現使用后功能所應花費的費用。

為了實現資源資產的可持續利用,資源資產折補價值至少應該是Vw。

公式(2)太籠統,缺乏可操作性,為了增加其可操作性,必須進行改造。

首先,適當地對資源資產的價值進行適當的分割。將資源資產的價值分為兩個部分組成,一部分是比較實的物質性的商品價值,即有形的資源資產價值,另一部分是比較需的舒適性的服務價值,即無形的生態價值。這樣,資源資產的綜合折補數額就是有形的資源資產價值和無形的生態價值兩部分折補之和,由此得到如下方程式:

V折=V1+V2(3)

V折為資源資產折補值,V1為有形的資源資產價值折補值,V2是無形的生態價值折補值。

對于有形的資源資產價值折補V1,在限定條件下,可以參照固定資產折舊的方式來進行。其具體計算公式為:

(4)

V0為資源資產“商品價值”原值,it為資金的折現率(也可采用年利率),n為年該項資產的折舊年限。R為年提取折舊額,R=R1=R2=…=Rn=V0×r折=V0/n,P為調節系數,它與資源資產的種類有關。

對于無形的資源資產生態價值折補,我們應該確立其價值的大小。資源資產的生態價值可以表示為以下四個變量來表示。

V生=f(t,s,q,c)(5)

t代表時間,s代表空間,q代表資源資產的質量,c代表資源資產的數量。則資源資產開發利用后生態價值的變化可以表示為:

(6)

(7)

資源資產的生態價值計算方法可以參考文獻[1]。

如果考慮生態價值的時間價值,則資源資產生態價值折補值為:

(8)

資源資產折補額為:

V折=V1+V2

=+

=(9)

4.2可更新資源資產折補

可更新資源資產,由于存在一定的承載力,當資源資產的開發利用限制在資源資產的可承受范圍之內,由于資源資產本身的更新,對其質量和數量沒有影響,在此條件下,在公式(9)中,P1、P2均為零,也就是說,此時不需要對資源資產進行折補。

如果我們仔細地觀察一下現實經濟社會,可更新資源資產的開發利用超過了其承載能力,表現在數量不斷減少,即資源資產的開發利用量超過了資源資產的更新能力,在質量上也不斷下降,資源資產的生態功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甚至生態系統的惡化或者破壞,在此情況下,資源資產必須進行折補。其折補的公式依然與(9)類似,只不過是P1、P2不同,現在我們著重探討一下P1、P2的確定方法。

假使可更新資源資產開采后t時間資源資產存量為St,資源資產開采量為Da,資源資產的更新率為Ra,則每代人擁有的資源資產數量為[6]:

開發利用后,資源資產被消耗的量為:

我們需要折補的部分就是因資源資產被利用而減少的部分,從數量上來看,就是S。

由于存在如下公式:

S·P=P1V0(15)

則存在:

P1=S·P/V0=S/S(16)

在公式(14)到(16)中,S代表資源資產開發減少量,P代表資源資產的價格,S為未開發利用時的資源資產的數量。

關于P2,由于生態價值發生了變化,此時P2=1,因此,可更新的資源資產超過承載力的折補模型為:

V折=V1+V2

=(17)

4.3不可更新資源資產折補

不可更新資源資產最大的特點是它的形成經歷了漫長的地質年代,一旦開發利用,就會減少。所以,學術界有這樣一種觀點:在消耗盡某種不可再生資源資產之前,應該找到可再生資源資產來替代這種不可再生資源資產的使用,以使其能夠長期地存在下去,甚至有人提出,至少應使某種非再生資源資產存在50年。

回顧經濟發展歷史,我們會發現,人們對不可再生資源關注由來已久,特別是長期以來,隨著經濟的發展,人類對于不可再生資源開發處于掠奪性開發階段,有識之士早就擔心其耗盡,并且在大眾中產生了積極的影響,20世紀初,保護不可再生資源成為美國自然保護運動的主要內容。美國數理經濟學家霍特林的論著《可枯竭資源經濟學》對不可再生資源的經濟理論進行了分析,給出了霍特林規則。

對于不可再生資源資產的折補,其理論模型是在公式(19)基礎上,經過P1、P2確認基得到的,在此模型中,P1=P2=1。因此,不可再生資源資產的折補理論模型為:

V折=V1+V2

=(18)

在這里值得說明的是,在公式(18)中,V生的計算比可再生資源資產計算簡單,其生態價值主要表現在開發過程中對環境所造成的影響[7]。

參考文獻

[1]李金昌,姜文來,靳樂山等編著,生態價值論,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1999

[2]錢闊,陳紹志主編,自然資源資產化管理,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1996

[3]谷樹忠,資源資產,見:孫鴻烈主編,中國資源科學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0年

篇(5)

[中圖分類號] X8 [文獻碼] B [文章編號] 1000-405X(2013)-3-11-1

0 引言

土地整理生態評價是土地整理理論及實踐的重要部分。在往年的國土資源部關于土地整理工作開展情況的報告和土地整理項目可行性研究的,比較重視經濟效益,而對社會效益,生態效益的分析相差懸殊。這與我國開始制定的三方面兼顧達到和諧統一的方針路線是有所偏差。我國在這一領域的研究還是有缺陷的,與列強相比還是有很大差距。這需要我國這領域的科研工作者的關注重視。但是,對這一方面的評價不能太悲觀。很多學者開始關注這一領域的缺口,越來越關注這一方面問題的探究是樂見的。

1 生態效益定性評價法

我國目前大部分研究都是通過對指標的定性論證生態效益的變化。可以將這種方式歸類為生態效益定性評價法,這種方法主要從以下方面收集數據:水資源節約利用狀況;自然資源的綜合利用情況;生物多樣性;環保措施是否合適;研究區域的環境污染狀況;土地資源的規模以及集約利用。但是這種評價方式雖然利用廣泛,但是可惜精準度不高,有較大的誤差空間,在研究過程中,缺乏量度制約,使其評價量度難以把握。

2 生態效益定量評價法

2.1 模糊綜合評價法

扎德教授在本世紀60年代創立模糊綜合評價法。其以模糊推理為主,定性定量相結合,精準、非精準統一的測量方法。

2.2 生態系統服務價值法

生態系統服務價值法最具代表性的就是COSTANZ等人對全球生態系統服務及價值的研究,研究對象有氣候調節、水分調節、水土流失、物質循環、娛樂及文化價值等17重功能,還提出了個中國評價量度的價值系數。[1]可以看出,這種評價模式主要是以生態系統與生態過程結合的維持人類生存的自然環境條件以及其效用為標準的評判系統。這是有自然資本的能留、物流、信息流構成的生態系統服務和非自然資本結合的人類福利。在評價是,可以通過各類的面積變化與各種生態的服務價值系數求和。評價的價值系數是動態的,其大小的確定與各種因素有關。

2.3 能值分析法

能值分析法主要依據是美國生態學家H.T.Odum在20世紀80年代創立的能值理論。現在的研究往往直接利用H.T.Odum計算的數據轉換評價。主要是通過能值/貨幣比率進行不同類別、不同等級能量的比較。[2]

2.4 多因素綜合評價法

多因素綜合評價就是以評價單元為樣本,選擇評價單元發生的因素和因子座位目標,通過合適的模式予以量化、計算,歸并得以實現評價目標。這種方法在目前來看顯得比較全面易操作,在實踐中也得到了廣泛的應用。

3 土地整理生態評價在實際案例中的應用

黃河三角洲地區是土地整理重點地區。礦產豐富,地下水埋藏淺,土壤鹽漬化,生態環境脆弱, 土地資源廣闊,一直是中國重要的后備資源儲備區。本文詳細分析地處于黃河最末端的山東墾利縣。

3.1 收集數據源

山東墾利縣位于北緯37°21′— 38°9′,東經118°24′— 119°10′。[3]結合收集的資料了解土地利用現狀、土壤含氮量、土壤有機質、土壤鹽分、潛水埋深分布的數據并比較。

3.2 選取評價單元

評價單元是最基本的進行鑒定、評估的基礎,在此基礎上可以更好完成土地整理生態評價。土地整理就是對現有土地利用結構進行調整,根據情況,開發未利用的土地。

3.3 構建評價指標體系

土地整理生態評價必須是科學的、可操作的評價指標體系。評價指標要選取影響且變化大的因素,造成黃河三角洲脆弱生態環境主要問題是水、鹽。土地整理科技人員調查時,應以土壤有機質、全氮含量、含鹽量、地下水礦化度、地下水埋深標準作為評價指標。

3.4 評價指標的量化分級

為了評價工作規范化和數據處理的簡便,要遵循以下原則:

(1) 評價指標作用分值采用封閉區間體系,相對最惡劣的條件取0分,生態穩定性增加,則分值增加,最優取100 分。

(2)評價時關注關鍵分值的評價。山東墾利縣在評分時就會以淺埋藏和高礦化度的地下水為主。

3.5 確定評價指標權重

確定各評價指標對評價單元綜合分值高低貢獻就是確定評價指標權重。例如層次分析法 ( AHP)。這是一種結合定量與定性的多目標決策分析方法,在近年來得到廣泛應用。

3.6 構建評價模型

多因素綜合作用土地整理生態環境,在評價中使用綜合指數法比較適合。

根據確定的各評價指標分值( S) 和權重(W),可建立評價模型:

C = Σ n i=1 ( Si × Wi) i=1, 2, 3……(式1)

在式1中,C 是生態權重值,n 為評價指標的個數。

3.7 評價制圖

(1)評價資料數字化。操作時可以通過Map GIS 對圖件進行矢量化。

(2) 轉換圖形文件。由于Map GIS 空間分析功能較差,可以把Map GIS 的圖件轉化為Arc View格式,需要操作者經歷一些過渡。將Map GIS 中點、線、面文件轉化成eoo格式的文件,再轉化成shap格式的文件最后轉化到grid格式的文件。

(3)形成生態評價分布圖。

4 結束語

我國土地整理生態評價還不是很完善,需要學者,科研者不斷努力,豐富這領域的知識。在目前來看,研究趨向于定性評價,定量評價應用較少,利用率低。在這一方面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在這方面,我國要加強管理,鼓勵學者在這方面投入更多的努力關注,在進行生態評價時,要因地制宜,不同地區,不同情況采取不同的方案。但是評價仍然沒有統一的評價系統,沒有統一的度量值。所以在今后的實踐中,要建立適當統一的評價指標體系,得出更可靠的評價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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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經濟結構正處于調整和轉型的重要時期,社會對高級應用型會計人才的需求愈發強烈。會計碩士專業學位(簡稱MPAcc)所具有的職業性、復合性和應用性的特征逐漸被實務界所認同,其社會吸引力不斷增加,這為MPAcc教育迎來了空前的發展機遇。教育部及相關部門于2013年相繼出臺了《關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見》和《關于深入推進專業學位研究生培養模式改革的意見》等文件,前者指出“建立以提升職業能力為導向的專業學位研究生培養模式……加強實踐基地建設,強化專業學位研究生的實踐能力和創業能力培養”,后者將“加強實踐基地建設”作為第五條單獨列出,強調了“培養單位應積極聯合相關行(企)業,建立穩定的專業學位研究生培養實踐基地”,由此可見,構建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等多元一體的實踐基地對MPAcc教育的健全與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2009年教育部全面推進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至今,關于MPAcc教育的研究愈加趨向于多元化、案例化發展,實踐基地的建設開始引起培養單位的高度重視。譚旭紅、章金霞等在分析了MPAcc“雙軌制”培養模式在實踐基地建設等方面存在問題的基礎上,提出了與區域經濟相結合的培養模式。王琳、范傲楊就具體的實綱制定、實習過程管理等方面提出了具體方案。

生態學以科學系統、動態平衡和可持續發展為理念,生態系統作為該學科的成熟理論已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有所應用。顏維花、張立新等分別基于虛擬學習社區對遠程學習生態系統進行了結構、功能的設計和功能運作等方面的研究。雖然MPAcc實踐基地模式建設相關方面的研究已經引起了理論界和培養單位的廣泛重視,但其研究仍處于起步階段,相關研究較少,且多把實踐基地與培養單位等相關組織割裂開來,缺乏從系統角度的研究,而生態系統在各領域的廣泛應用,特別是與高校相關的知識生態系統和學習生態系統可以為MPAcc實踐基地生態系統的建立提供理論基礎和借鑒意義。

二、MPAcc實踐基地建設與生態系統的契合性

MPAcc教育以培養高層次、應用型的專業人才為目標,由于全日制MPAcc學生普遍缺乏會計實務方面的實踐經驗,因而培養單位與實踐基地的跨組織協同在人才培養過程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鑒于在會計專業的應用領域,高校的MPAcc實習實踐活動的開展多以會計師事務所(以下簡稱“事務所”)為主要載體,而高校和事務所作為典型的知識密集型組織,在知識的獲取、轉移、共享和創新方面都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

與以生物、環境間能量流動為基礎的生態系統理論類似,基于高校、事務所等組織主體和學生、校內外導師等個體主體間存在的知識流動,高校與實踐基地之間實質上構成了跨組織協同的生態系統,高校和事務所內部的知識獲取、選擇、整合和創新以及知識在不同主體間轉移、共享和擴散形成的鏈狀過程組成了不同的知識鏈。知識鏈與由知識鏈增加和交錯形成的知識網絡作為知識流動在生態系統內實現的渠道,在MPAcc實踐基地生態系統中交叉穿行,形成知識閉環的迭代演化。同時,各知識主體之間由于角色定位的不同和專業性知識與應用性知識互補性的存在,產生了知識的需求與供給,形成了知識勢能的高低,知識勢能的不同進而引起了知識在實踐基地各知識主體之間不斷循環流動,呈現出與自然生態系統中營養位級間能量流動相似的非線性與交叉性特征。此外,MPAcc實踐基地生態系統中各主體由于目標趨同性形成的協同創新模式,以及績效評價和質量保障體系等相關制度的建立,與自然生態系統中維持生態平衡的機制相類似,二者的實質均為實現自身的和諧與發展不斷動態演化的系統工程。

三、跨組織協同的MPAcc實踐基地生態系統構建

跨組織協同的MPAcc實踐基地生態系統(以下簡稱“實踐基地生態系統”)實質上是在生態系統理論的指導下多主體、多要素整合而成的動態體系,其關鍵是形成以MPAcc學生(以下簡稱“學生”)、授課教師、校內導師、校外導師等為核心知識主體,學校、培養單位、實踐基地協同支持的知識獲取、外化、融合、內化和反饋為核心過程要素的多元知識主體跨組織協同創新的生態模式,通過知識主體間的知識流動,產生知識疊加的非線性效用,從而使知識主體的知識螺旋化增值發展。

(一)MPAcc培養過程中知識主體的角色定位。與自然生態系統中的能量流類似,知識流是整個實踐基地生態系統的運作基礎,是整個系統功能的重要主體和實現系統間交流的載體。按照知識的不同表現形式,可將知識劃分為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野中郁次郎提出的知識呈螺旋狀在知識主體之間流動的SECI模型現今被普遍認可,它包括知識的群化、外化、組合和內化四個階段,分別對應的是隱性知識到隱性知識的轉化、[性知識到顯性知識的轉化、顯性知識到顯性知識的轉化以及顯性知識到隱性知識的轉化。在實踐基地生態系統中,知識主體可以分為生產者、消費者和分解者,而每個知識主體往往具有多重身份,隨生態鏈節點的演化而變化。

1.生產者。在實踐基地生態系統中,生產者是知識的輸出者,可以是授課教師、校內導師和校外導師,也可以是學生自己,主要負責知識流動的產生、組織、維護以及完善。知識生產的過程主要是將高校和事務所的教師或學生以及團隊的隱性知識轉化為顯性知識。這些顯性知識以演示文稿、實務應用、論文報告等具體形式表現,可以提升學生自身專業知識水平和實務應用能力,也存在促進事務所發展的潛力。

2.消費者。在實踐基地生態系統中,消費者直接或間接利用生產者生產的知識,獲取優質資源,以學生為主體的資源獲取主要以專業知識儲備和職業素養的提升為表現。同時,以事務所為代表的實踐基地也可作為消費者,MPAcc學生在教育階段所學習的財務會計、財務管理和審計的專業知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為事務所提供財務服務。

3.分解者。在實踐基地生態系統中,分解者根據所獲得的顯性知識,通過知識的內化和融合來實現知識優化,并將新知識外化,傳授或共享給其他知識主體。扮演這一角色的主要是學生,也包括培養單位、實踐基地等知識主體。

(二)跨組織協同的MPAcc實踐基地生態系統構建。在生態學中,能量是自然生態系統的動力源泉,也是整個生態系統保持平衡發展的前提。在MPAcc實踐基地生態系統中的能量流動即是知識流動,包括知識主體對于知識從吸納到最終反饋的全過程。在高校與實踐基地跨組織協同的背景下,生態系統中的知識流動主要由學生、授課教師、校內外導師等知識主體構成,知識流動既可以在校內、校外單獨組合為知識流動的子系統,又可以通過跨組織的知識流動組成新的循環。根據生態系統定義與實踐基地的系統本質,本文建立了一個跨組織協同的MPAcc實踐基地生態系統的模型,如圖1所示。

由于生態系統的自組織性帶來的知識流動演化,該模型將知識共享、知識增值和知識優勢產生納入同一體系,揭示了MPAcc實踐基地的生態系統特性。

(三)MPAcc實踐基地生態系統的運行。多主體下的知識主體間的知識流動包括個體g知識流動和組織間知識流動兩大類,其中個體間知識流動主要產生于學生和學生、學生和授課教師、學生和校內導師、學生和校外導師、校內導師和校外導師以及學生和校內導師、校外導師三者之間;組織間的知識流動主要發生在學校研究生處和學院、學院和實踐基地、各實踐基地之間,如下頁圖2所示。

在MPAcc實踐基地生態系統中,知識流動涉及不同利益目標的知識主體,是一種跨組織的知識流動體系。各主體利益具體目標雖不盡相同,但在對提高MPAcc培養質量方面的目標趨同性使合作的信任機制得以達成。跨組織協同的實踐基地生態系統具有自組織特性,在組織和個體以及制度的共同作用下,可以通過系統內部的非線性特征,推進系統由知識耗散的無序狀態向具有自我調節功能的有序化可持續發展。基于SECI模型可知,知識在知識主體呈現螺旋式流動躍升,結合實踐基地生態系統的發展現況,借鑒涂振洲、顧新提出的知識流動視角下的協同創新階段演化三階模型,本文進一步將系統中的知識演化劃分為知識共享系統、知識增值系統和知識優勢形成三個遞進階段。

1.知識共享系統。知識共享是基于學生和實踐基地之間知識擴散和轉移的過程,它在知識資源和知識增值系統中起到橋梁作用,強調知識主體對系統的參與度和支持度。從知識共享系統面對的知識個體和系統運作過程看,主要包括學生與基地、基地與基地,以及學生與學生間知識共享的過程。學生將從學校和實踐基地學習到的知識資源進行匯集和整理,在實習過程中以面對面的形式實現與其他學生及實踐基地之間的知識共享。由于實踐基地的集群化,不同的事務所或企業等也可以通過資源共享等方式協同學習,實現知識資源的整合與優化。

2.知識增值系統。知識主體在交流與實踐的過程中學習和吸納新知識,將其分解內化成個人知識納入個人知識體系,轉化為個人隱性知識。經過個人的加工處理,得出新的知識體系,實現知識的融合。之后,知識主體將新知識外化為能夠被其他知識主體接受的知識,即顯性知識,并將其通過反饋體制進行優化,這樣知識主體就完成了一次知識流動。在知識流動的過程中,各知識主體通過組織與自身展開知識的內化和外化,不斷地完成隱性知識和顯性知識循環往復的轉化過程,如圖3所示。

本文將以學生這一知識主體為例來說明知識流動的運作體制。(1)知識群化。在以學生為本的培養模式下,知識環境的建立有利于提升知識主體的自我認知度,拓寬其思維模式,在保證獲取從校內授課教師和校內導師傳授的會計專業知識的基礎上,避免傳統課堂教學中學生缺乏人際交流、被動學習的窘境。此外,實踐基地實行了動態積分制,即按學生的實習時間進行動態積分,最大程度地將學生的自主性和事務所的不定期需求相匹配。(2)知識外化。在實踐基地的知識循環中,會計師事務所的實務環境會促使學生在專業方向相關的工作中獲得對職業的認同感,提升歸屬感與成就感。在學生參與審計項目或者咨詢服務的過程中,通過與校外導師以及其他組員的交流、互動和學習,以及對自身工作中問題的處理,會使其主動運用自身所學習的會計專業知識,將自己的隱性知識外化,實現知識的轉移和共享,也可從別人的知識轉移和共享中獲得新的提高,從而實現知識主體間知識流動的持續運轉。(3)知識組合。學生在會計師事務所內將會面臨大量的人際交流和部門溝通,在此期間知識共享與轉移不斷發生,它不僅要將會計理論知識與會計或審計實務結合,還要接觸和吸收會計師事務所中的專業前沿發展信息、業務信息等多渠道來源的多種類知識。為適應知識流動下的學習和工作環境,知識的歸納整理和融會貫通將成為學生自我提升、適應實踐需求的必由之路。這也構成了學生對所學習的專業性和應用性會計知識的整理融合,為顯性知識的內化奠定了基礎。(4)知識內化。在實踐基地生態系統建立后,學生可以直接參與到事務所審計或咨詢項目的全過程。當知識主體的主動性得到激發,將導致其主體定位發生轉變,由消費者向生產者或分解者轉化,以實現更高的自我價值。價值實現的激勵可以促使學生不斷優化自身知識結構,實現知識的內化和固化。在知識的不斷內化中,個人效用也得到不斷提升,且多個體知識能力提升也會帶來組織知識能力的升華。同時,組織的知識內化也會促使知識環境的升級,進一步推動組織內個體向更高自我價值實現的持續發展。

3.知識優勢形成。知識優勢同競爭優勢一樣,本質上是價值的創造。在實踐基地生態系統中,對知識主體而言,知識優勢的形成主要針對學生、培養單位和實踐基地三方,其表現形式主要為三方協同目標的實現。對學生而言,通過知識共享和增值實現在會計專業知識和財務業務應用能力以及個人職業素養的提高,在面向就業時這種綜合能力將以競爭優勢表現出來。對培養單位來說,人才培養質量的保障會對招生生源優化和提升培養單位MPAcc教育的口碑等方面產生積極影響,從而形成知識優勢。同樣地,實踐基地一方面可以將熟悉自身業務流程的人才直接引入企業,另一方面可以通過與高校的合作擴大自身影響力,樹立良好的社會形象,提升企業聲譽,為企業創造價值。

四、跨組織協同的MPAcc實踐基地生態系統的功能

跨組織協同的MPAcc實踐基地生態系統同自然生態系統類似,包括以知識流動、價值流動和物質流動為主要內容的三大基本功能,通過系統內多種知識流動循環的網絡結構完成個體和組織對知識吸收和應用的任務,為知識的共享、增值和知識優勢的形成提供必需的環境基礎和制度保障。

(一)實踐基地生態系統中的知識流動。在實踐基地生態系統中,知識流動是指在時間與空間內,知識在實踐基地生態系統內的變化狀態。具體而言,知識流動的特性包括動態交叉性、協同性和自組織性三個方面。

1.知識流動的動態交叉性。知識流動不僅存在于知識個體內部,也存在于由知識個體組成的知識組織內部以及知識組織之間。一方面,基于SECI理論,在知識流動過程中,顯性知識與隱性知識的動態交叉轉化構成了知識群化、外化、融合和內化的過程。另一方面,知識主體在知識流動中的不同定位和定位轉化,會導致知識流動隨著知識主體定位變化而發生變化。以學生為例,其不僅是校內專業性知識和基地內應用性知識的接受者,同時也作為基地內知識共享和擴散的提供者,呈現顯著的角色交叉性。此外,伴隨反饋體制和評價體制的監管強化以及個體知識內化、外化的程度動態交叉變化,也將帶動整個知識流動呈動態交叉特征。

2.知識流動的協同性。知識流動只有在知識提供者與知識接受者雙方具有一致目標時才能實現,而且雙方還需要長期的合作關系來維持知識流動的可持m性。在實踐基地生態系統中,知識流動本質上是學生、授課教師、校內導師和實踐基地的校外導師各自擁有的隱性知識與顯性知識的相互轉換和提升過程,三者存在目標的一致性。首先,學生需要專業化的會計前沿知識和應用能力以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其次,根據教育部提出的對加強專業碩士質量保障的要求,培養單位在提高學生教育質量和擴大品牌影響力方面也有所需求。最后,企業在擴充人才儲備和增強企業影響力方面也存在對以實踐基地為紐帶的校企合作需要。由此形成的三位一體的目標促使知識流動循環視角下的合作關系得以建立與穩固。

3.知識流動的自組織性。在實踐基地生態系統中,知識流動同樣由組織能力形成的核心監控調節機制來實現,包括監督體制和績效評價機制。例如,根據學生能力按階段劃分實習內容,使之與個人培養計劃相輔相成,避免因能力不匹配導致的資源浪費和知識流阻塞。另外,以實踐基地為學生實習評價的主體,可以通過專業角度分析學生的綜合表現,規避學生自評產生的可信性不足等風險,并且通過顯性反饋和學院共同分析培養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探討解決方法,快速反應、動態調節,不斷完善實踐基地的知識流動體系。

(二)實踐基地生態系統中的價值流動。價值流動是維系實踐基地生態系統中各系統、各主體間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紐帶,其本質是個體價值的實現。價值鏈理論最早由邁克爾?波特在《競爭優勢》中提出,與企業的價值創造類似,知識優勢的最終形成也是通過一系列相關聯又不相同的活動組成,這些活動相輔相成,構成了一個創造價值的動態過程,即實踐基地生態系統中的價值鏈。具體而言,在實踐基地生態系統中,知識的價值是知識主體對系統運行所產生的符合各自利益的期望,價值流則是指將各知識主體的期望實現的一系列過程。在生態系統內部,知識共享系統屬于支持性的價值活動,而知識增值屬于初級的價值創造活動,最終知識優勢的形成是高級的價值創造,也是個體價值的最終實現。知識資源是價值活動的基礎,基于知識資源在各主體間的非線性流動,價值流也呈多維網絡狀,由此構建跨組織協同的MPAcc實踐基地生態系統的價值模型如圖4所示。

(三)實踐基地生態系統中的物質流動。實踐基地生態系統中的物質流動指通過對制度的制定,實現知識的反饋循環和資源的優化配置,包括學生進入實踐基地的學習安排制度、實踐基地自身的管理制度、實踐基地對學生表現的反饋制度,以及實踐基地對學生的獎懲制度。制度可以為系統內個體行為提供保障,進而保證了知識流動在各個主體間的流通,還構成了對知識流動的效率和水平的影響。物質流動同時也是對價值流動的反映,例如績效評價會將個體價值的實現程度量化。首先,學生的實習制度采用以人本論出發的動態積分制,在保障實習時間的基礎上,使學生對實習時間的選擇更加自由,可以根據個人的培養計劃動態調整。其次,實踐基地反饋制是由基地對學生做出實習期間的評價,此舉更具有客觀性、專業性和準確性,規避了學生造假等可信性風險。最后,依托信息化的發展和人機交互等手段,在評價制度方面,可以通過建立績效棱柱評價模型等,從利益相關者角度出發,建立全面的質量保障體系,實現科學管理,保證知識流動的良性循環,實現實踐基地生態系統的資源優化。

五、結語

在當前我國不斷深化研究生教育,推進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模式改革的背景下,實踐基地建設階段對實現專業型與應用型并重的MPAcc人才培養機制和質量保障體系起到了有力的助推作用。MPAcc培養院校與企業合作建立的實踐基地實質上是跨組織協同的各知識主體間由于知識勢能不同產生的知識流動循環網絡。本文通過分析生態系統中能量流動與實踐基地中知識流動的相似性,在回顧MPAcc實踐基地和生態系統相關研究的基礎上,構建了MPAcc實踐基地生態系統,指出了MPAcc實踐基地生態系統的各項特征與主體角色定位。從知識流動視角結合系統的自組織性提出了系統中由知識共享、知識增值和知識優勢形成組成的息息相關、緊密銜接和動態發展的三個演化階段,并對各階段內知識活動和系統運行進行了解釋。在深入分析知識流動系統演化的基礎上,本文對生態系統中的價值流動和物質流動均進行了剖析以全面闡釋MPAcc實踐基地生態系統的功能,以期對MPAcc實踐基地建設提供新的思路和理念。Z

參考文獻:

[1]譚旭紅,章金霞.基于“雙軌制”模式下MPAcc人才培養模式研究[J].繼續教育研究,2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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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來源及研究方法

1土地利用動態數據獲取研究所用的數據為2000年和2010年LandsatTM/ETM+晴空影像,空間分辨率為30m。同時收集該區1∶10萬地形圖、地質地貌圖和土壤類型圖等。遙感影像的預處理包括:對單通道多光譜數據進行波段合成;以地形圖為基準,對2010年各分幅影像進行幾何精校正;以校正后的影像為基準,對2000年各分幅影像進行幾何精校正;對同期的影像作直方圖匹配和拼接處理;按研究區界限對影像裁剪。根據國家通用的土地利用分類系統,結合研究區的實際情況,將土地利用類型劃分為旱田、水田、林地、水域、建筑用地和濕地。在GIS的支持下,采用基于知識的人機交互式解譯方法,提取各土地利用類型信息(表1)

2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評價方法雖然Costanza等[3]的研究使ESV估算原理和方法從科學上得以明確,但研究中某些數據仍存在偏差,如對耕地的評估偏低,而對濕地評估又偏高。謝高地等[12]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制定了中國陸地生態系統單位面積生態服務價值量,并應用在青藏高原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估算中。在現有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評價體系中,由于各研究存在區域差異,尚難對各價值當量形成共識。一般均將水田和旱田視為一類進行價值評價,但由于耕作方式、作物類型等諸多差異,它們的服務功能尚存差異,如水田的土壤與局地小氣候均與濕地相似[13]。因此,本文以謝高地的中國陸地生態系統服務價值表為基礎,并作如下修訂來計算該區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水田的氣體調節、氣候調節、水源涵養、土壤形成與保護等單位價值取旱田和濕地相應服務價值的平均值;水田多處于水域旱田過渡地帶,兼具農田、濕地、水體3種生態系統特點,其生物多樣性保護功能優于旱田,取旱田、濕地、水體生物多樣性保護價值的平均值為水田的該項服務價值[14];研究區稻田的單位產量與所有耕地單位產量之比約為1.5∶1,故以旱田食物生產價值的1.5倍作為水田的該項服務價值[15];水田的廢物處理、原材料及娛樂休閑等價值與旱田差異不顯著,可用旱田的相應服務價值代替。據此得到修訂后的該區單位面積服務價值量(表2)。

3敏感性分析方法敏感性指數(CoefficientofSensitivity,CS)用以確定ESV隨時間變化對VC變化的依賴程度[16]。CS的含義是指VC變動1%引起ESV的變化情況,如果CS>1,說明ESV對VC是富有彈性的;如果CS<1,則說明ESV對VC是缺乏彈性的。比值越大,表明VC的準確性越關鍵。本文通過分別調整50%的VC來計算CS,從而來說明ESV對VC的敏感程度。

結果與分析

1土地利用幅度變化分析通過對長白山地區土地利用幅度變化的分析,可了解該區土地利用變化的態勢(表1):耕地總量有所減少,10a間凈減1261.60hm2,占期內土地利用變化總量的55.81%,其中旱田面積呈增加趨勢,增加了6688.00hm2;水田面積呈減少趨勢,減少了7949.60hm2,水田面積變化較劇烈,變幅達-4.75%,從土地利用變化的數量特征可以看出,這一時期人類活動是影響耕地面積變化的主要因素。林地呈減少趨勢,10a減少了4981.69hm2,變化量占期內土地利用變化總量的19.00%,說明該區森林資源已遭到破壞,應加強森林經營,使其可持續發展。水域面積呈減少趨勢,減少面積為115.21hm2。建筑用地急劇增加,增加面積6424.22hm2,變化幅度達4.27%,年變化率為0.43%,主要是由于人口的增長和經濟的發展,導致城鄉居民用地與公交建設用地的增加所致。濕地面積呈減少趨勢,面積減少65.72hm2,變化幅度達-0.35%,說明應切實保護該區現有珍稀濕地資源。

2土地利用轉移分析借助GIS的SpatialAnalysis工具,可獲得近10a長白山地區各土地利用類型面積轉移情況(表3)。首先,從各土地利用類型的轉移方向來看,旱田主要轉出為建筑用地和水田,轉出面積分別為5575.48,1774.21hm2,轉化率分別為1.12%,0.36%;水田主要轉化為旱田和建筑用地,轉移面積分別為9236.45hm2和16.56hm2,轉化率分別為5.52%,0.37%,耕地面積的轉出主要是建筑用地占用耕地及改變耕作方式所致;林地主要轉化為旱田和水域,轉移面積為4409.12hm2和365.24hm2,轉化率分別為0.07%和0.01%,主要是由于山區毀林開荒所致;水域主要轉化為旱田和水田,轉移面積分別為4071,127.28hm2,轉化率分別為0.49%和0.16%。從各土地利用類型轉移來源來看,旱田主要是由部分水田、林地、水域轉化而來,10a間面積轉化率分別為1.82%,0.87%,0.08%;水田主要由旱田、水域、濕地轉化而來,轉化率分別為1.11%,0.08%,0.04%,說明該區濕地農田化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建筑用地主要是由旱田、水田、林地轉化而來,轉化率分別為55%,0.39%,0.13%。分析表明,人類活動是影響土地利用類型變化的主要因素,人口的增長和經濟的發展,增加了人們對糧食和住房的需求,促使耕地和建筑用地面積急劇增加。#p#分頁標題#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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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問題的日益嚴峻,使得生態型企業備受重視并逐漸成為市場的新寵。生態型企業指經營的主要目標是為減緩全球生態惡化發揮作用的生態友好型和生態改善型企業。然而,生態型企業要想實現持續盈利并發展壯大,重要條件之一即是存在生態資本與經濟資本對等轉化的機制,通過該機制將生態型企業的生態經營成果(生態價值)及時地轉化為現實的經濟效益。生態價值不僅要得到認同,而且必須以某種方式得到適當的實現,這是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因此,在生態型企業的會計系統中,既要核算其經濟活動,也要將其生態經營(保護)活動納入會計核算體系。生態型企業會計核算應基于廣義資本將生態資本和經濟資本同時反映在單位的經營業務中,既反映生態經營投入的經濟資本,也反映經濟資本轉化的生態資本及其增值,同時反映生態資本經濟實現后還原的經濟資本及其增值(市場交易方式和政府補償方式)。本文擬就生態型企業生態價值的會計確認及歸屬問題予以探討。

一、生態型企業生態價值確認范圍

一項生態效益能否納入會計核算體系,應依照其符合會計確認標準的程度而定。這里的確認條件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該生態效益是否具有足夠大或足夠重要的效用;二是該效用能否通過一定的方法合理地計量,兩個條件缺一不可。從國內外的相關文獻看,對于生態效益的內涵及納入價值核算的內容,目前尚無統一的定論。根據生態系統服務的多樣性,國內外主要從涵養水源、保育土壤、生態防護、凈化環境、固碳釋氧、生態游憩、生物多樣性保護等方面開展了研究(見表1)。

同時,生態型企業生態價值會計核算中的生態效益核算范圍也是一個動態的概念。會計核算要體現重要性原則,納入某一主體會計核算的生態效益應具有對該主體的重要性,應有利于滿足主要信息使用者了解生態信息的需要。在我國生態效益補償基金制度中,對生態公益林所保護的主要生態效益均作了界定。生態效益補償基金管理辦法將生態公益林分為防護林和特種用途林兩類,防護林又分為水源涵養林、水土保持林、防風固沙林、防護林,特種用途林分為國防林和自然保護林。我國《森林法》第4條規定,森林包括5種,其中防護林是以防護為主要目的的森林、林木和灌木叢,包括水源涵養林、水土保持林、防風固沙林、農田與牧場防護林、護岸林和護路林;特種用途林是以國防、環境保護、科學實驗等為主要目的的森林和林木,包括國防林、實驗林、母樹林、環境保護林、風景林、名勝古跡和革命紀念地的林木和自然保護區的森林。這說明,對具體的生態系統而言,其納入會計核算范圍的生態效益種類可能不盡相同。

此外,能否予以可靠地計量,也是生態效益核算范圍的重要取舍因素。生態價值的計量將主要采取公允價值法,而公允價值法的獲取最青睞于公平公開的市場報價。從這個角度看,一項生態效益能否作為會計核算范圍,又與其生態服務市場的發展狀況緊密相關。侯元兆(2008)對我國森林的涵養水源、土壤保育、固碳釋氧、調節氣候和凈化環境、生物多樣性維護、農業防護以及景觀游憩7種生態服務的市場化程度進行研究,結果顯示,中國流域服務、景觀游憩服務和生物多樣3個市場已經有較大規模,且已開始對于生態可持續經營顯示出市場的積極作用;中國現有森林碳匯交易規模不足1 000萬美元,但今后自由交易的潛力很大;中國的森林農業防護服務主要是政府承辦大型項目和政府買單,其中通過市場化機制提高效率的空間很大。

故此,納入會計核算的生態效益范圍可歸納為涵養水源、保育土壤、固碳釋氧、凈化環境、生態防護、生態游憩、生物多樣性,這7項生態效益可按其市場化程度分為3個層次,第一層次包括涵養水源、生態游憩和生物多樣性;第二層次包括固碳釋氧和生態防護,第三層次為保育土壤和凈化環境。生態效益核算層次的劃分體現了納入主體會計核算的生態效益的優先順序和可靠程度。對于被冠以特定生態功能的生態系統,其核算的生態效益項目應依其經營(保護)目的而改變。

二、生態型企業生態價值確認時間

總體而言,生態價值的確認時間應遵循權責發生制,滿足權責發生制的條件時即確認某項生態價值。對于存在生態服務市場的生態效益的確認時間問題,會計可依據收到的交易憑證據以入賬。但大多數生態效益尚不存在運行良好的市場,其價值確認難以從市場上獲取價格信息,此時加入政府的力量是必要的(張長江,2009)。生態效益的會計確認可分為初始確認和后續確認(計量),在加入政府力量后,生態效益的初始確認就演變為對生態價值的初始認定問題。

鑒于目前的實際情況,生態效益的初始確認是整個確認乃至生態型企業生態會計的關鍵環節,因為初始認定的隨意將足以導致后續會計核算的混亂和毫無意義。初始確認應由各級政府主導,由國家林業局和中國資產評估學會共同認定的,并由省級生態資源監測中心、注冊資產評估師和生態效益評估專家聯合組成的生態效益評估認定組來執行生態效益初始確認工作(見圖1)。這種認定的優點是既可保證認定的權威性,也可保證認定的專業性,但單位花費的認定成本可能較高。

由于許多生態效益服務尚未形成健全的市場機制,生態效益的確認難以全部依據來自交易事項發生的憑據,而要大量依靠上述生態效益認定后簽發的認定證明。生態價值的確認仍應最大限度地依據市場信息,當市場信息無法獲取時則采取評估認定的方法。生態價值初始確認的時間可每年一次,即每年末評估認定生態經營(保護)單位在過去的一個會計期間內所取得的生態效益方面的經營(保護)成果。在認定時,生態效益已經產生并被受體接受,因此生態價值的確認屬于事后確認,這從某種意義上與會計的歷史成本原則不謀而合。主體在收到生態效益評估認定組出具的評估認定報告后,即以此作為核算生態效益及其外部性的會計憑證。也就是說,在目前的條件下,主體對生態價值的入賬和調賬頻率為每年一次。但隨著評估技術的提高、評估成本的下降和更多的生態服務產品進入市場,生態價值的做賬頻率可加快,如發展為每月一次,直至全部按交易額入賬(此時生態效益外部性將不復存在)。

三、生態型企業生態價值的分化歸屬

主體在一定時期內(如一個會計期間)所實現的生態效益應視為其生態經營(保護)成果。既然將生態效益總體上界定為經營成果,就應將生態效益體現于主體的利潤表之中。主體在會計期間內的生態經營成果中,有一部分得到了形態上的轉化,即一部分生態價值通過生態效益補償收入和生態服務產品交易收入轉化為經濟成果和相應的經濟資產;另一部分生態經營成果由于市場失靈或政府失靈,尚未得到轉化,仍以生態成果的形式存在,這部分生態經營成果即為生態效益外部性價值(見圖2)。已轉化為經濟效益的生態價值將以經濟資產、經濟收入、經濟利潤等項目進入現行會計體系,暫轉化為經濟效益的生態效益(生態效益外部性價值),通過擴展現行會計內涵,以生態債權、生態權益及生態利潤等項目進入生態型企業的會計體系。

將生態價值分化歸屬的會計處理做法,有利于反映主體生態資本與經濟資本的轉化過程和轉化程度,有利于主體充分發掘蘊含于生態系統中的經濟效益,努力實現生態效益與經濟效益的雙贏。生態型企業的經營對象包括兩個方面:生態資本和經濟資本,經營(保護)目標不同導致在生態經營(保護)活動對這兩種資本的經營策略不同。如公益性生態經營(保護)目標主要是生態資本的保值增值,即通過恰當的生態資本運營方式,通過生態系統自身的努力和來自系統外部的質能輸入,使得生態資本在系統構成要素的質量、結構、過程等方面維持穩定或者更加合理與優化,使生態資本能夠提供更優的生態功能和服務,從而達到生態資本的保值和增值。生態型企業經營目標應放在生態資本和經濟資本的共同利益上,既注重生態資本運營,也注重經濟資本運營,使生態系統綜合發揮生態經濟效益。生態資本經濟價值的實現具有階段性和過程性特征,生態資本向經濟資本的轉化具有潛伏性,生態資本營運空間巨大。生態型企業應同時重視兩種資本的經營,將兩種資本置于同等位置。生態型企業會計核算將生態價值按其經濟實現狀況予以分置,同時保留現存的生態效益外部性價值向經濟價值后續轉化的會計處理空間,這樣不僅能夠反映兩種價值形態的初始分置,還能夠動態反映兩種價值形態的后續分置和轉化。

【參考文獻】

[1] 侯元兆,李玉敏,朱小龍等.中國的森林服務市場:現狀、潛力與問題[J].世界林業研究,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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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地資源經濟總值與退耕還林

退耕還林的過程就是資源價值轉化的過程。

古典經濟學認為價值就是凝結在商品中的一般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對于自然資源來說,沒有凝結人類勞動,所以沒有勞動價值。但是,自然資源,如土地資源是有效用的,能夠滿足人類的一定的欲望,給人一定的享受,所以具有效用價值。土地資源又是稀缺的,稀缺性使土地資源在使用過程中,具有了經濟價值。因此稀缺的土地資源的經濟價值來源于其使用的效用。廣義的價值是相對于個人的愛好、欲望、利益或志趣而言的。除了效用考慮以外,有些價值來源于資源的本身。比如,有些野生動植物的存在,可能并不能給人們帶來什么效用,但是其存在有其存在的理由,人們從倫理的角度,善意的角度看待它們,愿意支付一定的貨幣來保護它們,也是一種價值。

根據價值的來源以及效用的實現方式等不同,土地資源的經濟總值應包括土地的直接使用價值、間接使用價值、選擇價值和存在價值。

直接使用價值,是指對土地資源直接消費所帶來的價值。它分兩類:一是作為資本品,比如用于農田、工業用地等,是生產要素之一;另一類是作為消費品,這主要指消費土地資源的一部分,如天然的生物資源的消費,不包括勞動產品。這部分價值是靠市場來實現的,是市場價值的大部分或全部。

間接使用價值,指的是對土地資源的資本品和消費品的使用起到維護作用,或著改善周圍生產環境的價值,這部分價值并不是直接用作資本品和消費品的,它是間接的。比如退耕前的土地用來耕種農作物,是把土地當作資本品使用的,退耕后,變成了生態林地,木材不能砍伐,不能給人們帶來經濟收入,所以直接使用價值為零。但是生態林能夠凈化空氣,保持水土,有利于周邊的農業生產、人類的居住,具有很大的間接使用價值。這部分價值是外部性的,不能通過市場來實現。往往需要政府制定稅收和補貼標準,依靠行政和法律途徑來實現。

選擇價值是指人們未來的直接和間接使用帶來的價值。比如林地可以用做耕地。就短期來講,耕地的未來使用,能夠給生產者帶來的收益,就是林地的一種選擇價值。但從長期來看,毀林開荒可能帶來水土流失,以致土地變成荒地,不能再開發利用時,這種土地的直接使用價值就是零。而林地與農田的使用價值就是這種土地的選擇價值。因此,選擇價值是一種未來的潛在的使用價值,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因素。除了宗教、文化、習俗、信息擁有量等影響因素外,還與土地使用的可逆性有關。如果土地使用是可逆的,如耕地可轉化為林地或園地、交通用地,那么其選擇價值可能很小。如果土地使用是不可逆的,如建設用地很難再轉變成農業用地,其選擇的價值就很大。從這點兒上說,選擇價值是一種參考價值,不用于直接的交易。特別是在選擇土地的使用過程中,根據它選擇價值的大小,即其未來使用價值的高低,對比現在的使用價值,判斷何種土地利用方式更好。

綜上所述,土地資源價值由直接使用價值、間接使用價值、選擇價值、存在價值構成。其中前三種價值是效用價值,可以通過市場或模擬市場的方法測算出來。而選擇價值僅作為土地用途選擇時的一種參考價值。存在價值,根據皮爾斯的定義就是對于某一種自然資源的存在人們愿意支付的貨幣數額。一般主要用于對一些野生動植物、或濕地生態保護的人們的意愿衡量,即人們愿意支付多大的數額來維護這類資源的存在。它是特定用途下的一種單獨計算,以問卷調查方式取得。所以,土地資源價值主要還是看前兩項價值。

從以上分析看出,如果僅僅從直接使用價值的大小來判斷土地利用方式是否合理是很不全面的。一般來講,單單從土地的直接使用價值來判斷,存在著商業用地>工業用地>宅基地>農田>森林>牧場>荒地>裸巖>廢棄地的態勢。可是就退耕還林來講,耕地直接的經濟價值大于生態林的直接經濟價值,而生態林的間接使用價值又是大于耕地的間接使用價值的。所以從總的經濟價值來說,可能二者差距不大或生態林的經濟總值更大些。這是因為這些價值之間有著一種互相消長的關系。耕地用途轉為林地用途以后,它的直接使用價值也轉化為了林地的間接使用價值。只不過這部分價值的實現不能通過市場表現出來,它是外溢的,要求國家以稅收的形式,從收益者手中轉移到退耕農戶的手中。

2林地的公共品屬性與退耕還林的補償政策

公共品理論認為,公共品又稱為公用品或共用品,可以同時給一系列使用者共同服務。公共品與私用品一個重要區別就是公共品具有非排它性和非競爭性。按照非競爭性與非排它性的程度,公共品又被劃分為純公共品、準公共品和公共資源。

純公共品既有非競爭性,又有非排它性,或者由于技術上的原因難以排它的公共品。這類公共品如國防、環保等。

準公共品是指不具有競爭性,但具有排它性。這類產品就是布坎南所稱的俱樂部產品。俱樂部產品只針對俱樂部內部人員使用,不是俱樂部成員的不能使用。例如:學校、游泳池、醫院等。但是在一定的規模下它有一個最優的消費者數量。超過了這個規模,就產生擁擠現象,具有了競爭性。

公共資源是具有一定的競爭性,但不具有排它性。如空氣、森林、草原、漁場、牧場等。這些公共資源的使用不具有排它性。但過度地使用,會破壞生態平衡,導致使用品的質量下降。

按照上面的解釋,退耕還林的土地是集體所有,屬于公共資源的范疇;生態林則是環境品屬于純公共品的范疇。公用品的非競爭性意味著它的邊際成本等于零,如果它是有效生產,那么應該滿足邊際收益=邊際成本的條件,所以它的邊際收益也應該等于零。這就是說公共品應該免費提供,這顯然是私人生產辦不到的。公共品的非排它性的含義是不能通過價格制度對消費加以控制,因為一旦公用品被提供,就不能阻止任何家庭對它的消費。因此收費變得很困難,公共品不適宜由私人生產。

如生態林建設改善了人們生產、生活環境,它可以在提高周邊地區農業的生產,促進人們身體健康等上面體現出來。但是生態林建設也需要生產成本,如退耕農戶的退耕的機會成本以及購買種苗、種植、管理樹苗的勞動成本等。這些成本需要給予補償。但是非排它性的特性是消費者涉及到所有社會成員,私人向這些人員收費變得十分困難。那么這就要求國家通過非市場機制給予公共品的生產者如退耕農戶,以成本補償。

我們國家實行退耕還林政策,實質上就是國家提供公共品的政策。但是生產者是退耕農戶。于是國家與農戶之間就形成了一種委托———的關系。雖然國家規定林木的所有權為農戶所有,但是生態林的直接經濟價值幾乎為零,農戶缺乏足夠的激勵來提供這些環境品。盡管從理論上講,生態林的間接使用價值是可以通過一定的方法進行衡量,但是由于信息的不全面性最終導致政府的定價也是偏離實際價值的。比如生態林的生態價值實現具有時間性、潛在性、長期性。消費者對它的評價也就多了一份不確定性。這樣給予農戶的補償如果太低了,或者僅僅補助8年,那么退耕還林的成果就會變的很危險。所以退耕還林的補償從現實上說,數額要夠,從長遠來說國家也應該補足。

3退耕還林補償額的確定

農戶每退耕1畝地,就意味著放棄1畝地的農業收入,這部分收入就是他們種植生態林的機會成本。隨著退耕畝數的增多,機會成本在增大。同時種植生態林也要投入勞動和資金,它和機會成本共同構成了農戶的生產成本。假設C是農戶的生產成本,A是退耕的的數量,把C看作A的增函數,即C=f(A),且f′(A)>0。同時退耕的受益者(環境品的消費者)隨著退耕畝數的增加,環境品供給的增加,效用在增加。但是,如果他們必須為環境品的消費支付一定的代價的話,比如說交稅,那么在一定的收入水平下,他們就得在私用品與公共品的消費組合中作出選擇,理性的消費者將選擇使它們的效用最大。即

MaxU(X,G)(1)

s.t.X+PG=m(2)

式(1)代表消費者的效用最大化,其中X代表家庭私用品的組合,G代表公共品。式(2)中,X的價格假設是1,P是公共品的價格,m代表該家庭的固定收入。用拉格朗日條件法,可求出效用最大化的必要條件是共用品與每一種私用品的邊際轉換率等于所有家庭的的邊際替代率之和。它隱含的一個條件是,消費者對環境品的消費的邊際收益是下降的。通過消費者的邊際收益與農戶的邊際成本的比較可以確定退耕還林的最優補償額,見附圖。

當MC=MR時,在A*、P*處,退耕還林就達到了均衡,這時退耕農戶得到的補償正好等于消費者的意愿支付。同時也等于他的邊際成本。總之,從以上的分析之中,我們看到,由于林地的公共資源的屬性,以及生態林的純公共品、外部性等原因,政府必須始終是退耕還林的參與者,而不可能成為局外人。

所以政府應該制定更加長遠的補償機制,合理確定補償額,使退耕農戶和環境品的消費者都得到好處。

參考文獻

1高映軫,潘家化,顧志明等.土地經濟問題再認識[M].南京:南京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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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防火資源功能,是指森林防火所具有的保護和改變生態環境的能力,它表現為森林防火資源所能提供的環境功能的物理量,例如降低的蔓延速度、保持含水量、減少流動火源能力、整體機動性等。森林防火的功能是區域環境的客觀屬性,是一種使用價值,它不依人類社會是否對其實際利用而客觀存在。例如某一森林防火環境的河流量表示該林地所具有的提供阻隔的能力,這種能力是一種客觀存在,不取決于人類社會是否對其進行活動。同樣,該森林防火環境所具有的環境功能,也只表示他所具有的各種保護環境的能力,而與人類社會是否對其進行生態利用無關。雖然,同一森林防火資源可以具有各種不同的功能,也就是具有各種不同的使用價值。但其使用價值的載體都是森林防火資源本身。由于功能是資源的客觀屬性,而資源是在林業生產過程中創造的,因此,對森林防火資源功能的價值計量應該在防火價值論的基礎之上,計算防護一定面積、一定質量的森林防火資源所消耗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也就是社會平均營林成本。一定面積的森林防火資源即使提供了多種不同的使用價值,由于其價值載體是同一的,因而其價值量也只能計算一次,否則就是重復計算。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森林防火資源的功能價值和上述按防火價值論核算的森林防火資源價值是相同的概念。

2森林防火的效益價值

森林防火的效益,是指森林資源功能被人類社會實際利用后所產生的經濟和社會效果。其價值產生于森林利用部門,其價值計量屬于效用價值論的范疇,也就是上文所述的按邊際效用價值論核算的森林防火資源價值。效用不同于使用價值,它屬于主觀的范疇。只有當使用價值被人類實際利用,并使其獲得一定程度的欲望滿足時才產生了效用。一定數量的物品,其效用程度越高,消費者的支付意愿越強,其價值量越大,反之則越小。森林防火的效益價值,包括以木材為主的物質產品效益價值和環境效益價值。木材等物質產品的效益價值,表現為其各自的按邊際效用所決定的市場價格。環境效益價值,表現為森林資源的環境功能被社會實際利用所產生的經濟及社會效益。例如森林資源作為農田防護林,其降低風速、調節溫度與濕度等防護功能被農業部門實際利用所增加的農作物產量;森林資源的凈化空氣、釋放氧氣、森林景觀等游憩功能所創造的森林公園的門票收入等。一定面積的森林資源是否具有效益,具有多少效益,不僅取決于它所具有的森林資源功能的大小,更取決于社會對它的利用方式和利用強度。例如一塊森林資源可能具有森林游憩的功能,但如果沒有開展森林旅游,其功能沒有被社會實際利用,則它不會產生森林游憩的環境效益。同樣道理,一片防護林或水源涵養林雖然其蓄積量也具有生產木材的能力,但為了生態利用的目的,除了少量的間伐材以外,基本不產生木材效益。有些森林防火效益價值,具有市場價格的表現形式。例如木材等有形的林產品和收門票的森林公園。這類林產品在使用上可以做到排他,因而可以進入市場交易。但是,大多數森林環境資源由于在使用上難以做到排他,因而很難進入市場,其效益價值也就不具有市場價格的表現形式。在這一類環境資源中,有些效益價值可以附加在其他產品的價值中間接計量。

3功能價值和效益價值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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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經濟的產生和發展,是人類對人與自然關系深刻認識和反思的結果,也是人類在社會經濟高速發展中陷人資源危機、環境危機、生存危機深刻反省自身發展模式的產物。環境倫理思想源自環境倫理學,它研究和討論的是生態環境中的人類的倫理道德問題,人類如何在發展生產、發展經濟和提高人類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時,更加合理,更加科學的來對待自然和保護生物,從而更好的協調人和自然的關系。環境倫理思想中關于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整體價值觀及在資源與環境方面達到代際公平和代內公平等思想都在循環經濟中得到推廣和應用。

一、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整體價值觀在循環經濟中的運用

循環經濟為試圖解決經濟的發展效率與自然資源和環境之間的矛盾而產生的,它是可持續發展的組成部分,也同樣認為經濟發展的持續性是建立在自然可持續性存在和發展之上的。環境倫理思想關于自然的價值和權力的論述為:自然價值分為內在價值和外在價值,其中自然的外在價值是指自然事物作為資源,能滿足人和其他生命的需要,符合人和其他生命的利益。自然的外在價值對人們來說有功利意義,被人所廣泛接受,并且在人類歷史的發展過程中起到巨大作用,但作為自然價值的內在價值卻長久被人類所忽視。自然的內在價值是指生命和自然界自身生存的意義,它富有創造性,創造了地球上適宜生命生存的條件,創造了地球基本的生態過程、生態系統和生態物種,同時表明了生命和自然事物按客觀自然規律在地球的生存是合理的,有意義的。

地球產生于46億年前,而人類在地球上產生卻僅是大約300-700萬年前。雖然人類社會相對于整個地球的產生甚至生命的產生是短暫的,但人在生命層次序列和生命組織的序列中卻處于最高位置。人是環境道德的主體,也是環境道德的人。但由于人類的狂妄自大,人忽視了自然的內在價值和權利,第二次工業革命后人類開始瘋狂的掠奪自然資源,發展經濟,直至造成生態危機。自然開始用它最原始的方式開始報復人類,各種自然災害接踵而至,比如土地嚴重沙漠化,洪水淹沒了人類的家園,各種自然資源嚴重短缺等等,此時人類才開始對自己的行為進行反思。人類開始認識到自己是自然的一員,而不是自然的主宰者。以往的工業發展和經濟發展只注重自然的外在價值,人類生態價值,卻忽視了人與自然的生態共同利益,即自然的自身價值,從而導致大自然的報復,這是造成地球生態危機的倫理根源。而人類要擺脫生態危機就要明確人與自然不僅以相互利用方式存在,而且也以相互依存的方式維持著地球自然的生態穩定。作為生命序列最高級的物種,卻扮演了處理人與自然關系不稱職的調控者。在如何正確處理人與自然的倫理關系上,環境倫理思想為我們提供了基本判斷的道德依據,我們對自然所賦有的責任和義務就是最大限度的維護地球生態系統的穩定、和諧。作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責任,就是恢復和保存自然的內在價值,確立自然的權利,從生態整體主義觀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它是人類認識到自然內在價值及權利基礎上所提出的人類經濟發展的生態模式,在明確了自然具有內在價值,學習生態系統的智慧基礎上設計出來的。在生態系統中,只要它正常運轉.所有輸人生態系統的物質都可通過生態食物鏈一級一級的轉移,所有物質都在循環中運動轉化。一種有機體被利用后,轉化再生為另一種有機體可以利用的形式,幾乎所有物質都在循環中被利用。生物圈的物質生產過程就是一種廢物還原和廢物利用的過程,一種無廢物生產的過程。循環經濟就是把生態系統的物質運動過程應用到人類社會的物質生產過程中,按照自然生態系統物質循環和能量流動規律重構經濟系統,它是一種物質閉環流動,它的模式是“資源—產品—廢棄物—資源”,即資源在第一次生產出產品后,其剩余物是第二種產品的原料,如仍有剩余就再作為第三種產品的原料,直到全部用完或循環使用,最后不可避免的廢物,以對生物和環境無害的形式排放,能被環境中生物吸收和利用。 轉貼于

承認自然的固有價值和人類的實踐能動作用的基礎上,所形成的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整體價值觀是循環經濟的理論基礎。循環經濟中的倫理思想體現在生產和消費領域里的生態化轉化,承認生態位的存在和尊重自然的價值。

二、循環經濟中體現的人類在環境利益上的公正原則

循環經濟是以資源·高效利用和循環利用為核心,以“三R"為原則(即減量化reduce、再使用reuse、再循環recycle)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為基本特征;以生態產業鏈為發展載體;以清潔生產為重要手段,以達到實現物質資源的有效利用和經濟與生態的可持續發展。它運用一種新的系統觀、經濟觀、價值觀、生產觀和消費觀實現著人類在環境利益上的公正和人類的可持續發展。

(一)循環經濟中的代際公平思想分析

目前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類有能力永久的改變或毀壞地球,而且當代人的活動會對后代及未來人類的生活產生深遠的影響,例如熱帶雨林的大面積消失、臭氧層的空洞、土地沙漠化嚴重等等都將危及后代及未來人類的生活和生產,對于這種把危害和危險留給后代,是對后代的一種不公平。環境倫理思想中提出的代際公平要求本代人的發展不以損害后代人的發展能力為代價,至少要留下滿足后代人能進一步發展的環境資源,例如保護自然物種的多樣性,維持地球生態環境質量等。環境倫理把關懷的對象由代內進一步擴展到代際,就好像為后代人建立一個大的資源與環境的儲蓄銀行,當代人應只消耗由儲蓄銀行產生的利息,而應將本金留給后代,以達到代際之間資源與環境的公平分配。人是可以通過理性把握歷史的行動,可以通過理性來超越現在,接觸未來,所以需要提倡代際正義,有一種面向未來的價值思維,循環經濟正是這種面向未來的價值思維的產物。代際公平是循環經濟的倫理取向之一,循環經濟在生產中減量化原則,要求減少進人生產和消費領域的物質量,要求人們必須學會預防廢棄物的產生而不是產生后的治理。比如在生產過程中,制造廠就要通過減少每個產品的物質使用量,通過重新設計工藝流程來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或減少廢棄物排放,提倡消費中多次應用。這種生產中減量化、消費中多次運用的做法,不僅符合經濟學規律,更是一種對自然和資源的保護,是對子孫后代的一種公平式做法,是代際公平的一種表現。

(二)循環經濟中的代內公平思想分析

作為代際公平的前提和基礎的代內公平,對現今的環境保護具有更多的現實意義。代內公平,要求資源和環境在代內要公平分配,強調人類的整體和長遠利益高于暫時和局部利益。當代的代內不公平主要體現在某些國家和地區以損害別的地區和國家的發展為代價。比如,發達國家在實現工業化進程中,利用殖民手段大量剝削能源和資源,不顧后果,目前存在的很多環境問題都是這種行為的積累。而且現今發達國家仍是資源的主要消費者和污染的主要生產者。他們以占世界總量四分之一的人口,消耗掉占世界總量四分之二的能源,木材的85%,鋼材的72%,其人均消耗量是發展中國家的9-12倍。不僅如此,一些西方國家還采取了轉嫁生態危機的做法,把能耗大、污染重的企業以轉讓技術,擴大投資和提高援助的方式轉移到發展中國家或者直接把有毒的工業和生活垃圾甚至核廢料輸送到發展中國家來處理。當然對于某些發展中國家只顧單純追求經濟發展,不顧自然資源和環境的承載能力采用“殺雞取卵”的行為也是代內不公平的一個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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