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社會治理主要特征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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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 Lejun. Forced Relocation of Enterprises For the Project of Theatre in Heze， Shandong Province. .

[5]馬少華.嘉禾事件的本質是用權“超界”[N].新京報，2004-05-24.

Ma Shaohua. Power Overuse Being the Nature of Jiahe Events. Beijing News，2004-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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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 F301.2 文獻標識碼： A DOI編號： 10.14025/ki.jlny.2015.24.096

國土空間開發的主要內容是人工獲取發展以及生存的相關物質資料的過程。而國土空間開發格局的定義是某個國家的人民通過較長時間的建設勞動而產生的經濟重要元素的分布狀態，產業、土地以及礦產資源等是國土空間的重要組分。本文闡述了我國國土空間開發格局的一些特點，并給出改進措施，旨在使我國國土空間開發格局更加合理完善。

1 我國在國土空間開發格局中的主要特征

我國的國土空間開發格局經過長期的發展顯現出一定的基本特征，其主要特征如下：

1.1 經濟要素存在著明顯集中的趨勢

我國的南部、北部以及東中部地區是運輸業較為發達的地區，其對我國經濟要素的流動與組織有著巨大的促進作用。我國經濟要素向沿海地區等重要軸線的持續地聚集，標志著我國沿海城市產業以點――軸為主要特征的空間開發格局初步形成。

1.2 多極化聚集的特征

國家的集聚發展可以促進某個城市或者地區的發展，在國家空間開發格局呈現出集聚發展的特征時，大量的資源會涌入處于發展中心的城市或者地區，從而促進該地區的高速發展。不過，如果經濟集中發展態勢沒有加以控制，則容易引起離發展軸較遠地區的經濟發展速度緩慢。經濟較為發達、國家空間格局政策制定較為合理的國家中，政府往往選擇設計較為科學的政策，力求不僅能在一定程度上實現經濟集中發展的目的，同時還能使得不同地區共同發展，使其擁有較為均衡一致的生活水平與經濟能力[1]。

1.3 拓寬經濟活動所需空間，開展國土治理工作

我國在改革開放后采取了一系列拓展經濟空間的措施，建立多個開發區聚集產業，如高科技開發區、外包產業園等生產園區。此外，國家還建立了大量的城市新區，其具有一定的產業聚集特征，擁有更為綜合的功能。

另外，我國也在加大環境治理力度。例如提高退耕還林、水源保護、廢氣減排等環境治理工作的有效性，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確保健康穩定地實現可持續性發展。

2 如何優化國土空間開發格局

2.1 對城鄉建設用地政策加以完善

農民在我國處于相對劣勢的地位，因此，國家應當積極保障其基本利益，完善城鄉建設用地政策，特別是目前的土地增減掛鉤政策。我國的城鄉土地政策中的增減掛鉤方式是較為符合我國基本國情的制度安排，在某種意義上可以有效地改善城鄉農民的居住環境，同時實現節約土地的目的。

建立完善的競爭性土地市場已是我國土地工作的重要議題，其能夠實現城鄉土地管理二元結構的有效轉變。目前我國的征地制度不完善，因此，政府應當對現行的征地制度進行改革，使其更適用于我國的征地工作，與此同時，政府應當對征地范圍進行嚴格的規定，杜絕違規征地現象的出現。第三方的評估機制能在保障農民權益以及促進征地工作趨向合理化等方面發揮獨特的作用，因此，有關部門應當建立并完善第三方評估機制。

2.2 促進城市規劃管理趨于合理化

城市用地歷來較緊張，因此城市要優化規劃管理，盡量提高城市單位面積的人口密度而不是單純地擴大城市面積。此外，城市應當完善防護林、人工水體以及綠化用地等必要項目的建設。與此同時，城市管理部門應當加大對違規建筑的治理力度，從而促進城市土地的使用更加合理[2]。

2.3 對相關的環境保護政策加以完善

我國社會經濟在高速發展的同時也催生了一系列的環境問題，例如水體污染、土壤重金屬污染以及空氣污染等。對于上述嚴峻的環境污染問題，政府應當采取有效的解決措施。

2.3.1 開征環保稅 企業在生產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產生污染問題，因此政府可以向污染企業征收環境保護稅，并將稅收投入到國家環境保護項目中，以此對生態環境進行補償。

2.3.2 完善資源保護 政府應當完善有關的環保政策，健全針對企業亂排污行為的懲罰機制，促進企業排污行為趨于規范，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減輕環境的壓力。政府應當制定完善的環境資源價格政策，并使其具有以市場為基礎的特點。

3 結語

國土空間開發格局對于國家而言有著重要的戰略意義，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有著密切的聯系，優化國土空間開發格局的工作具有長期性與復雜性的特點，因此，有關部門應當做好充足準備，積極借鑒相關經驗，履行好應盡的職責，力求最大程度地促使國土空間開發格局趨向合理化，為我國的經濟高速發展與社會和諧穩定奠定堅實基礎。

參考文獻

[1] 李濤，廖和平，潘卓，李靖，楊偉，潘美含.主體功能區國土空間開發利用效率評估――以重慶市為例[J].經濟地理.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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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X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 1674-6708(2010)18-0096-02

1 人為干擾對礦區生態系統的影響

1.1 人為干擾的概念

人為干擾是區別于自然干擾的另一種主要干擾方式,是指由于人類生產、生活和其它社會活動形成的干擾體對自然環境和生態系統施加的各種影響。人為干擾無論從傷害強度、作用范圍、持續時間還是發生頻率、潛在危害、誘發性等方面,都常常高于自然干擾。

1.2 人為干擾的方式

對于中國礦區環境生態系統,人為干擾的主要方式是污染。主要包括:水資源的破壞和污染、廢氣污染、固體廢物污染、噪聲污染等污染。

煤礦開采礦區廢水的排放使許多水域被污染,水質下降甚至喪失飲用水的價值,洗煤污水的污染程度較礦井水為重;煤矸石在露天堆放過程中,經雨水淋溶后部分物質形成地表徑流進入土壤、地表水體或地下水體時,造成土壤、地表水或地下水的污染;煤礦開采過程中噪聲污染主要是由于各種機械設備工作時所產生的,不僅直接影響的身體健康,還會影響周圍居民的工作、生活和學習。

2 礦區受損生態系統的特征

根據目前的研究成果,礦區受損生態系統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為:

1)生態系統受損傷的各種變化都始于結構的改變

礦區水土資源受到污染破壞、物種資源急劇衰減、礦區植被面積下降、植物光和作用的轉換效率低,能量流動效率降低、物質循環受阻等,修復礦區生態需要借助于生態系統的外部力量才能促進礦區生態功能的轉變,礦區生態治理和維持成本加大。

2)生態系統過程受阻和功能衰退是受損生態系統的主要特征

礦區產業結構的演變通過對生態系統的破壞力和生態修復能力而影響礦區生態系統功能的發揮。開發初期,礦區生態惡化程度較低,生態系統維持成本較低,礦區生態自我修復的能力較強,對礦區生態長期影響較小;礦區形成期,礦區污染和生態環境破壞力加大,礦區生態的自我修復能力急劇下降,治理成本上升,但是礦區生態治理在可以接受的范圍之內,需要加大礦區治理的力度或實行清潔化生產,以消除開采過程生態系統的破壞力。如果失去礦山生態治理的時期,礦區進入衰退期,整個礦區的惡化程度急劇上升,礦區生態修復的周期長、成本高、修復能力脆弱,對礦區持續發展的長期影響大,嚴重阻礙礦區社會的持續發展能力。

3)關鍵組分和過程的狀態決定著生態系統的回復進程

一個具有自我維持能力的生態系統才是真正健康的生命系統,生態系統的關鍵物種(如建群種、優勢種、關鍵的傳粉動物、頂級食肉動物等)和關鍵生態過程,在受損傷的的生態系統中還是否存在,對于受損傷的生態系統的恢復進程至關重要。在礦區生態修復的過程中,要注重生物種類、數量、生物量的增加,更要注重物種間的競爭和協同關系,才能更充分地利用系統自身的潛能,促進礦區生態系統的恢復進程。

3 探索人為干擾下的生態演替規律

礦區生態系統是人類生態系統經過漫長的發展時期才產生的,在人為干擾下礦區生態系統先后存在3種不同的類型:

1)原始型礦區生態系統

人類社會早期礦區生態系統,社會生產力水平低,礦業開發利用程度很低,對自然生態系統的壓力不大,生態與礦業開發的矛盾沒有顯現。

2)掠奪型礦區生態系統

19 世紀開始社會生產力有了飛速提高,對礦產的需求量不斷擴大。人們僅僅為了追求經濟發展而進行掠奪式的開發,環境污染嚴重,礦區環境生態系統嚴重破壞。

3)協調型礦區生態系統

這種礦區生態系統類型以生態與經濟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的理論作指導,必將成為普通存在的先進礦區生態系統類型。礦產資源的綜合利用率高, 礦區災害很少發生, 礦區生態系統處于健康狀態。

4礦區生態系統修復和重建技術

礦區生態修復的綜合技術主要包括監測、預測及風險評估技術,管理技術,規劃設計 技術,工程修復技術,化學與生物修復技術。

4.1 監測、預測及風險評估技術

主要是對礦區生態環境損害進行動態監測與預測,揭示損害的程度、范圍、機理和規律及風險,為礦區生態環境治理技術的選擇和有關法規與技術標準的制定提供依據。

4.2 管理技術

主要是對受損礦山生態環境進行科學的管理、宏觀過程管理以及礦山整個生命周期的環境修復管理。

4.3 規劃設計技術

礦區生態環境規劃設計技術包括傳統規劃法和計算機輔助規劃法。在詳盡調查、監測的基礎上,運用先進的規劃技術和手段對礦區生態進行詳細的規劃。

4.4 工程修復技術

包括回復生態系統的各種工程措施。應根據不同的破壞特征、不同的自然條件采取不同的技術措施,主要包括生態破壞的工程修復技術和環境污染的工程(物理)修復技術。

4.5 化學與生物修復技術

指提高和改善重建系統生產力和環境安全的各種化學和生物措施,其中生物工程(含植物修復)、生態工程、化學修復和土壤改良技術等是十分重要的。

4.6 采煤沉陷區生態修復技術

采煤沉陷是我國兩大面廣的礦區生態問題,其主要的修復技術主要包括疏排法、挖深墊淺法、充填復墾法、直接利用法、修整法、生態工程復墾法等方法。將土地復墾技術和生態工程技術結合起來,綜合運用生物學、生態學、經濟學、環境科學、農業科學、系統工程學的理論,運用生態系統的物種共生和物質循環再生等原理,結合系統工程方法對破壞土地所涉及的多層次利用的工藝技術。

5 結論

本文主要闡述了在人為干擾下生態系統的變化,特別是對中國礦區生態系統的研究,提出礦區生態修復和重建技術,在開發礦產能源的同時,走經濟與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之路。

參考文獻

[1] 孫慶先,胡振琪主編.中國礦業的環境影響及可持續發展[J].中國礦業,2003,12 (7):23-26.

[2] 秦萬德主編.煤炭工業發展中的環境問題和對策[D].中國煤炭學會,1992年年會論文集,鄭州,1992-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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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622.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5-6009（2015）43-0057-03

【作者簡介】唐玉輝，淮陰師范學院第一附屬小學（江蘇淮安，223001）校長。

在義務教育優質均衡發展與區域教育現代化初步實現的背景下，學校辦學使命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一是學校的根本任務從片面追求升學率向立德樹人轉變，二是學校的教育場域從相對封閉的校園內部向社會轉變，三是教師的教學方式從關注教師的教向關注學生的學轉變，四是學校的發展方式從關注學生的成績向提升師生綜合素質轉變，五是學校的管理方式從單一的領導管理向師生共同參與的學校治理轉變。這一系列的轉變正逐步成為許多中小學管理的新常態。

圍繞新常態建設，近年來我們淮陰師范學院第一附屬小學緊扣求真文化，努力構建本真課程教學體系，通過變革教學管理、強化課程建設、改進課堂教學、深化教學研究等一系列措施，提升了學校的教育教學質量，實現了學校的生態式發展。

一、構建本真課程體系，奠基學生綜合素質

學校課程決定學生素質。我校在傳承求真文化的同時，深刻分析教育及社會發展的走向，確立了“以人為本，滋養生命”的辦學理念，以及“中國情懷、全球視野、厚德博學、躬身健行、健康向上、勇于擔當”的學生發展目標，構建本真課程體系，引領學生主動健康發展。

本真課程體系主要包括三個板塊：一是本真課程，即以基礎、規范、科學為主要特征的基礎性課程;二是純真課程，即以發展、研究、游戲為特征的發展性課程;三是率真課程，即以個性、合作、創造為特征的個性化課程。本真課程主要是國家課程，以開足上好為主要目標，是學校的主干課程。純真課程是以閱讀課程、思維課程、體藝課程、綜合課程為主要內容，以促進學生發展為主要目標的必修課程。率真課程是以專題研究、興趣特長、專業技能為主要內容，以培養學生創造力、發展個性為主要目標的選修課程。本真課程、純真課程以國家教材、地方教材和校本教材為內容，納入課表，定時定人，保證教學質量。率真課程主要根據教師的個性特長、專題研究、興趣愛好等開設，結合學生社團活動，要求每位教師均要承擔一定的課時數量。率真課程的實施，對教師的專業素養和基本技能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時也為師生共同成長搭建了新的平臺。

二、強化本真課堂實踐，提升課堂教學品質

常規工作賦予新內涵。教學常規是一所學校基本的教學規范，也是正常教學的基本保證。傳統的教學常規大多是“按時上課”“按課表上課”以及“教學六認真”等要求，許多要求或浮于表面，或過于籠統，很難真正觸及課堂的靈魂。近年來，我們變革教學常規，把課程改革的新理念、新思想融入其中，以學生為主體，從學生課堂學習的“聽說讀思議寫”幾個方面，提出明確的學習策略、方法和要求，使學生逐步實現從認知到實踐再到養成習慣，自覺地學習;把學生自主、合作、探究學習的基本思想融入其中，構建了課堂教學新常規。新常規體現了三個顯著特點：一是年段要求體現能級區分。比如課堂發言，低年級要求是“聲音亮，說完整，有條理”，中年級是“先思考，后發言，再補充，有新意”，高年級則是“會質疑，表見解”，要求逐步提升。二是關注學習策略與方法。比如低年級的“上課時，仔細聽，用心想，聽明白”，“寫字時，姿勢正，辨字形，筆到位”;中年級的“寫話時，現生活，語句順，表真情”;高年級的課前預習“讀課文，理文脈，解新知，做批注，問疑難，試解答”。三是注重習慣養成。比如低年級的“鈴聲響，進教室，書放好，坐端正”，高年級的“寫作業，講美觀，行款齊，速度中”等等。新常規的推行，有效地改變了學生的學習行為和課堂面貌。

日常研究創造新節點。為了將日常研究落到實處，我們根據學校同軌班級多的特點，創造性地構建了“1+3”課堂研究范式，聚焦課后重建，著力提升行為轉化的能力，保障課堂教學的優質高效。開展專題性研究，將學科所有內容進行梳理分類，編排進一個個專題，分層分類開展研究。每個專題都從文本特點、教學定位、教學策略、難點突破、學力轉化、拓展延伸等方面明確要求，進行深入探討，并以具體事例進行闡述，形成經驗以備共享。抓好信息技術與學科整合研究，充分利用好省市教學平臺，集中力量進行重點攻關，力爭多出精品力作。分年齡段進行開放式教學競賽活動，培育精品課、成型課，分層次做好節點式研究。

強化精品提升新品質。我們把打造精品課作為構建本真課堂的重要抓手，通過學習研討，讓全體教師初步明確精品課的主要特征：有較為充裕的自主學習、討論質疑的時間。努力打造以“五還”“教結構、用結構”等為主要特征的自主課堂，以課程資源的科學合理轉化與運用為主要特征的靈動課堂，以三維目標的有效達成為主要目標的高效課堂。通過教研組日常研究、全校性分層次分年段評比、開展“我最滿意的一節課”評選活動等，推動本真課堂研究的持續深化，努力實現“科科都有精品課，組組都有精品課，人人都有精品課”的目標。

三、變革學校管理方式，提升管理育人水平

抓教學，核心在于抓管理。沒有管理的保證，無法提升教學質量。然而，管理工作如何常抓常新，如何抓在實處，如何提高效益，需要每一位管理者變革思維方式，打破傳統觀念，出實招，出新招。

從管理走向治理。以“自治與服務、平等與合作、參與與協商”為主要特征的社會治理結構是現代學校辦學的必然要求。年級自治：我們根據學校規模大、分校區的特點，采取類學校的行走方式，實行分級部管理，每個級部組建級部管委會，并給予一定的經費、決策權力，自主承擔年級事務，自主策劃師生活動，較好地解決了層級過多，不易管到邊界的問題，提高了管理效益，也提高了廣大教師的積極主動性。成立學科專業委員會，由廣大教師推薦產生各學科管委會，既有校級分管領導，也有學科第一責任人，還包含部分教研組長、學科帶頭人、骨干教師，定期研討教育教學中存在的問題，尋找解決問題的對策，真正把學科教學中“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引領發展”的權利交給了廣大師生。引導扶持成立教師讀書社，引領教師自我發展、自覺發展;學生崗位建設促進學生自我管理;全面激活學生社團，促進學生自主成長。

從封閉走向開放。一是課程更加開放。課程不是教材，課程是學生所應接受學習的學科的總和及其進程與安排，如果我們“只叮在一處”，必然就“所得非常有限”。二是師資開放。能者為師。校內的、家長中、社會上的各類專業人員都成了學生們的老師，于是，警察來講安全課，醫生來講衛生保健，軍人來講兵器，導游來講“世界各地”……“圣人無常師”，學生走班、教師輪班，讓學生們感受到了不同教師的風采，受到了來自不同老師的教誨。王老師是個燈謎愛好者，他開設的專題性學習《謎語猜猜猜》，在全年級掀起了熱潮。李老師是個攝影師，他帶領的學生社團，足跡遍布周邊的山山水水，品嘗了光與影的樂趣。三是空間開放，“社會即學校”，廣泛建立學生綜合實踐基地，充分利用學生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以及工廠、敬老院、社區等，讓學生在體驗中成事成人。四是心態開放。少一些限制與控制，多一些引導與鼓勵，充分尊重師生的意見和建議，從而實現師生發展的自主與自覺。

從分數走向素質。我們認為，學校要提供給孩子的不僅僅是知識，而應是一種積極向上的生活，學校要讓學生在校園過一種有意思的學習生活。我們實施三大行動――教學變革行動、崗位實踐行動、節日生活行動，從而保證學生生命質量的提升。所有管理人員及教師從思想到行動發生了一系列的轉變：從過分關注學科成績向關注學生綜合素質轉變，從過多關注紙質書本的學習向關注實踐體驗轉變，從封閉的校園生活向豐富的社會生活轉變，從只關注學生智能發展向關注學生生命成長轉變。

四、錘煉教師業務素養，培植教育教學根基

赫爾巴特在闡述教學的境界時說，教學的特權是掠過草地和沼澤，不能總讓人在舒適的山谷中游蕩，相反卻讓人練習登山，并使人在獲得廣闊的視野中獲得補償。為避免教學成為一種重復、單調、原地打轉似的枯燥行為，提升研究的品質，我們提出：常規領域要出精品，成熟經驗要有新思考，專題研究要有深度，主題研討要有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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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共危機衍生的問題語境——風險社會的到來

1986年，德國著名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在《風險社會》一書中第一次提出了風險社會理論。歷史的發展似乎越來越印證了風險社會理論的深遠洞見，使得我們不得不認真反思我們是否真的面臨一個不同于傳統的新社會。這種反思在諸如“非典”、禽流感的全球性爆發以及波及世界的金融風暴等一連串事件的背后，都似乎印證了風險社會正日益成為當代社會的主要特征。換言之在風險社會中，不明的和無法預料的后果成為歷史和社會的主宰力量。風險已經成為一種社會發展的常態現象。

風險時代的到來，讓人類社會在兼顧諸多發展困境與現實挑戰時，亦將不得不時常面對危機式的生存狀態。與人們一般意義上所理解的范疇不同，公共危機與風險社會概念上的諸多相似之處，并不能代替事實上有關這兩者莫衷一是的爭論，兩者的同質化的區別在于：危機與化解解決、處置相對；風險與憂患意識、反思而相隨。L·巴頓說：“那些能夠預防的危機，只能稱之為問題，只有那些無法預知的、被忽視的、具有顛覆力的意外事故，才能算得上真正的危機。當人們不再把危機看作確定的，就意味著一個社會已經與它過去的主要特征決裂了。

當人類社會發展演變步入變幻莫測的風險時代，一切動蕩與不安仿佛都源于人際之間、社會領域的利益糾葛以及維系彼此信任溝通的阻塞。風險社會亦是危機四伏，危機頻發的社會，公共危機式的事件也就從單一變得不再偶然。具體到我國而言，近年來隨著各種公共危機事件的不斷發生，我國業已處于“公共危機事件”的高發階段，一些公共事件呈潛伏頻發的態勢。因此探索如何有效的處置公共危機以期構建社會治理新模式，創新抵御風險的社會管理工作具有強烈的現實指向意義。

2、公共危機的化解——社會管理體系的構筑與風險防范

在試圖化解和降低公共危機所引發的風險的努力中，有關社會管理機制的探討都有賴于對公民自身價值的深層挖掘。而公眾的對于社會價值的高度認同則是構筑社會管理體系的基石。正由于公民的大眾參與使得公共危機的管理不再局限于政府治理的視野。公民人際關系網絡的廣泛性，更容易促成社會成員之間的信任與協作；政治生活中的成員資格是指公民權利，這是公民參與的前提；團體層面的社會協作主要包括信任、規范和網絡。高度的信任可以降低合作的成本、增加信息的傳遞速度、促使互惠行為的實現，公民參與中的信任表現為政府、NGO和個體公民等社會成員之間的信任；社會規范為公民提供了參與規則，社會規范是指正式的規定和非正式的習俗，這能保證公民參與的有序性；社會網絡是組織之外的各種聯系，構成了公民參與的機制，公民參與使最廣泛的利益得到了表達，在這樣一個過程中，公民參與增強了公共危機管理維護公共利益的價值取向；社會擁有廣闊的資源，完善的公民合作網絡能夠調集最廣泛的社會資源，提高公共危機管理的效率。

除此之外對于營造樹立社會核心價值理念，傳遞重要信息的傳媒而言，新聞傳媒在傳播、輿論引導等方面的天然優勢，自然成為化解和規避社會風險與危機的可以利用的重要資源。由此看來在當前風險社會情況下，在公共危機事件處置中，新聞媒介需要積極地引導輿論，達到化解風險與危機的目的。新聞媒介正確的輿論引導有助于將危機事件造成的損失降低到最低程度。新聞媒介正確引導輿論有助于安定民心、維護社會穩定。公共危機事件由于不可預知且破壞性大，對人民的傷害大，所以容易引起混亂和恐慌，而新聞媒介在塑造公眾價值觀念、反映和引導輿論方面具有難以替代的作用。新聞媒介正確引導輿論有助于防范此類危機的再次出現。公共危機事件結束后，新聞媒介對危機事件發生的原因、背景，危機應對中的經驗、教訓等進行及時的總結，在全社會形成廣泛的危機規避和防范意識，也將有助于降低再次發生類似危機的風險。

3、社會管理機制的構建——社會治理主體的介入

（1）責任政府的主體地位決定著社會治理的成效

危機管理是政府的基本職能和職責之一。為了強化政府管理危機的能力， 政府有必要建立統一領導、分工協作的組織體制。責任政府作為決定社會治理最終成效的主體，只有不斷強化主體管控公共危機預警和預控的能力，方能使危機在大規模爆發前將其有效控制，從而避免造成巨大的破壞和損失。因為如果人們沒有及時發現危機信息，或者對危機信息判斷錯誤，認為不會引發危機，自然就不會采取預控措施，就會造成危機突然爆發，或者危機迅速擴大，這時當然也就失去了進行危機預控的最佳機會，危機管理職能立即進入應急處理階段。增強政府公共危機處理的能力危機的預防只能減少或預防危機的發生，并不能完全阻止危機的發生。一旦危機發生，原有的社會公共生活秩序被破壞，整個社會處于危機狀態。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必須根據預防危機管理程序，立即進人危機處理狀態，采取各種措施解決危機，盡快恢復正常的社會秩序。

（2）公共危機的化解與社會管理的完美契合——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加強公共危機管理，是維護國家安全、社會穩定和人民群眾利益的重要保障，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內在要求。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離不開公共危機管理，實施公共危機管理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現實要求，要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然要求政府參與下的社會治理更加注重公共危機管理。因此公共危機的化解離不開對相關制度的構建，特別是關于社會管理機制的創新性思考和探索。

（河北師范大學法政學院2011年度研究生科研基金項目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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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界定內涵：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的概念約定

近年來，我國的財務學者們從不同的研究目的出發，對財務治理的內涵的界定提出了不同的見解。程宏偉（2002）認為，財務治理是財務治理主體對企業財力的統治和支配，即關于企業財權的安排，它決定財務運營的目標以及實現目標所采取的財務政策；楊淑娥（2002）則把財務治理理解為通過財權在不同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不同配置，從而調整利益相關者在財務體制中的地位，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系列動態制度安排；饒曉秋（2003）提出，財務治理的實質是一種財務權限劃分，從而形成相互制衡關系的財務管理體制；林鐘高（2003）指出，財務治理是一組聯系各利益相關主體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和結構關系網絡，其根本目的在于試圖通過這種制度安排，以達到利益相關主體之間的權利、責任和利益的均衡，實現效率和公平的合理統一。以上這些有關財務治理的定義，雖然都從不同角度對財務治理的內涵進行了闡述，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認識偏差。他們要么從制度安排的角度將“財務治理”與“公司治理”等同，要么將“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混為一談，或者只強調財權配置的重要地位而忽視其他方面，因而無法全面準確地理解財務治理的內涵。

綜上所述，對于財務治理內涵的理解，筆者比較傾向于衣龍新（2005）的概括，即財務治理就是基于財務資本結構等制度安排，對企業財權進行合理配置，在強調以股東為主導的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的前提下，形成有效的財務激勵約束等機制，實現公司財務決策科學化的一系列制度、機制、行為的安排、設計和規范。這一概念的主要特征就是既肯定了財務治理是一種制度安排，又強調了財務治理是對財權的合理配置，同時還突出了財務治理是為了形成有效的財務激勵約束機制。

我國絕大多數財務管理學教材都認為，財務管理是利用價值形式對企業生產經營過程進行的管理，是企業組織財務活動，處理與各方面財務關系的一項綜合性管理工作。這一概念的主要特征就是表明財務管理是一項管理活動，其直接對象是企業的資金運動和企業的價值。

從以上對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的概念約定可以看出，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的區別主要在于，財務治理是一種制衡機制，其目標是協調企業各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利益沖突，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而財務管理則是一種運行機制，其目標在于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也就是說，財務治理規定了整個企業財務運作的基本網絡框架，財務管理則是在這個既定的框架下駕馭企業財務奔向目標。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同時也存在許多共同點，那就是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的理論基礎具有同源性（都以產權制度和公司治理為基礎）；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的對象具有同質性（都涉及到財權問題）；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具有體系上的統一性（同屬財務范疇且都是企業財務報告的影響因素）；財務治理決定了財務管理的框架和軌道，財務治理的模式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財務管理的模式特征。

二、財務管理學目前存在的缺憾：基于財務治理的考量

“組織財務活動、處理財務關系”這一概念特征決定了財務管理學的研究應從財務的二重性：經濟屬性（財務活動）與社會屬性（財務關系）相結合來進行考察。但現實情況是，傳統財務管理學僅從數量層面來對財務的經濟屬性進行分析和論述，而對財務的社會屬性――財務關系的處理這一財務管理的本質問題卻一帶而過。而財務管理作為一種綜合管理，企業內部各種權利的制衡、責任的分擔以及利益的劃分，最終將以財務的形式體現。但這些問題的解決，光靠加強日常財務管理是不夠的，應注重公司各利益相關者財務權利和責任的明晰界定和有效行使，以及在公司治理中的財務行為規范等財務治理的問題。現在的問題是，當人們過于注重研究財務管理學的具體內容時，卻忽視了一個對推進公司財務理論發展至關重要的問題，這就是從財務治理的角度把握財務管理學的特征。

從財務治理的角度來觀察，筆者認為，傳統財務管理學存在以下的缺憾：第一，把企業財務行為視為一種把非經濟動機排除在外的純經濟行為，較少關注制度與財務文化等社會因素對財務行為和財務效率的影響，而是把影響財務行為的制度看作是一既定的前提而加以認同，致使制度無法納入財務行為的解析框架，對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系也缺乏深入的分析，從而使財務管理學的構建日趨保守乃至封閉。第二，沒有進行相關財務治理影響分析，因而產生對“財權配置”問題的輕視及與此相關的“內部人控制財務”，導致企業外部利益相關者對企業財務監控的弱化及其財務利益的受損，致使理論與實踐相背離。第三，以理性經濟人假設作為理論前提，必然形成對經濟屬性（財務活動）的過度關注而輕視其社會屬性（財務關系），從而加劇財務沖突和財務道德的失落。

三、財務管理學再造：基于財務治理的創新

公司財務理論構建于特定的企業假設基礎之上，企業的不同界定和企業特征的現實變遷都會對公司財務理論產生決定性影響。現有的公司財務理論構建于傳統的企業特性之上，從總體上屬于價值管理理論。誠然，企業作為系列契約的聯結現象是一個客觀事實，但我們同樣不能忽視一個更為重要的事實，即企業的本質特征并不在于這種聯結以及實現這種聯結的契約本身，而是在于形成這種聯結之后的企業財務活動以及在活動中產生的財務關系。隨著公司制企業的出現和現代企業理論對成本、信息不對稱等問題的研究，由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帶來的公司治理問題便成為當前公司財務理論的主要議題。現實表明，單純從各自的學科出發獨立研究財務管理或財務治理問題，已經不能滿足學科發展和現實經濟的需要。因此，財務管理學需要拓寬研究視野和豐富理論內涵，就必須與財務治理進行交叉性融合研究。

（一）財務管理目標的重新界定與企業財權的有效配置

合理界定和選擇財務目標，建立和完善財務的導向機制，是保證財務治理和財務管理高效運行并實施有效對接的前提。近年來，財務管理目標的定位經過了企業利潤最大化、股東財富最大化和企業價值最大化等發展階段。但就我國目前的企業組織形式主流為非上市公司、資本市場的弱勢有效、法治建設處于起步期、商業倫理有所缺失、公司治理結構不太完善等現實背景下，新《企業財務通則》將企業財務管理目標界定為“企業價值最大化”，既反映了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為其資源供給者創造財富的受托經濟責任，也是當代財務管理學教材普遍接受的觀點，具有較強的理論邏輯性和實踐有用性。但也應清醒地看到，這些過分強調股東或企業價值的財務管理目標，勢必會將非價值性的社會責任排除在財務管理目標之外。結合我國公司法改革局限于“股東至上”的邏輯和利益相關者的參與權被弱化的現狀，以及企業是在復雜的、充滿競爭的關系網絡中開展經營活動的現實，筆者認為“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均衡”應成為企業財務管理的終極目標。這一目標不僅有利于協調各利益相關者的矛盾，而且還使企業的經濟性目標和社會性目標得以有機結合，保證了企業的可持續發展。企業的經濟性目標就是追求自身經濟利益的最大化，這是由企業的本質所決定的，因此，企業財務管理目標并不總是與宏觀社會的要求保持絕對的一致性。于是，國家往往利用法律手段來強制企業必須履行社會責任。但是，企業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在許多場合無法完全進行硬性規定。這就需要企業的社會性目標，注重企業的社會責任，追求社會效益的最優化，這是由企業所處的社會環境決定的。任何企業都不可能獨立于社會而存在，若過分強調企業的經濟性目標而忽視社會性目標，將會失去社會的支持，從而使企業的生存與發展舉步維艱。特別是隨著SA8000在全球范圍的推廣和實施，企業重視社會責任、推動社會責任以及落實社會責任便有了最佳保證。這一堅持多邊主義的理財目標，是與公司財務治理的思想和目標相適應的。按照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理論，企業財權配置不能只考慮股東和經理層的利益，每個利益相關者在企業財權配置中都有權享有相應的財務權利，有不同的財務利益訴求。此外，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的相機財務治理，也應在財務管理學再造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重視制度因素在財務管理學中的地位

內生于公司財務行為的制度因素可按財務活動的關系分為財務本體性制度和財務關聯性制度。但目前在我國的財務管理學中，只是企業財務通則、公司法、稅法等財務本體性制度散見于籌資、投資、收益分配和資產重組及清算等財務活動中，而對在性質上并不是財務性的卻會對公司財務行為及利益相關者的財務網絡起約束和限制作用的財務關聯性制度（如產權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和倫理道德等）閉口不談，這不僅背離現實而且還會把財務管理學引入歧途。財務管理學的再造，除繼續重視和完善財務本體性制度對公司財務行為的規范約束，還應當重視財務關聯性制度與企業財務行為之間關聯性研究，這是基于我國的基本國情所決定的。引入財務關聯性制度的研究，將有利于擺脫現有財務管理學“就財務論財務”的思維偏差，使財務管理學再造更具動態調整性和環境適應性。

（三）注重激勵和監督機制構建的研究

財務管理學如果只關注具體的資金運動而忽視在這一過程中的激勵與監督問題，勢必會導致資本運營的效率低下和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受損。因此，財務管理學再造就必須注重激勵和監督機制構建的研究。目前的財務管理學中在闡述企業財務活動時，本能地運用了諸如企業財務通則、公司法、會計法等財務本體性制度來約束與制衡管理者，而對于內部控制這一影響企業命運的制度安排卻沒有片言只語，這與企業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的本質要求極不相稱。2008年6月28日，財政部、證監會、審計署、銀監會、保監會聯合了《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規范》，這為企業內部控制的內容融入財務管理學再造提供了絕好的契機。公司的成本問題，僅僅靠制衡是不能解決問題的。恰當的激勵機制能夠通過委托人設計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促使人采取適當的行為，最大限度增加委托人的效用。近年來，以財務治理的觀點考察薪酬對公司財務業績的敏感性漸成潮流。因此，許多學者認為，我國上市公司應采用股票期權激勵制度。但股票期權的應用是有條件的，需要有比較健全的法人治理結構、比較健全的資本市場和透明度高的公司信息披露及相關的法律框架等，而這些條件我國目前并不完全具備。我們在財務管理學的再造中，對于這些問題的研究必須緊密結合中國的國情，關注中國特殊的文化和社會背景，不能掉進“國際大廚房陷阱”而食洋不化。

（四）關注財務文化對解決財務沖突和財務敗德行為的作用

目前的財務管理學較為強調和崇尚“工具理性”，致使社會責任和道德品質等人類的一些基本價值在現代企業理財中倍受蹂躪而變得支離破碎，企業與其利益相關者之間的財務關系也日趨惡化，使企業無法實現全面、健康的可持續發展。財務管理學關注資本、成本、利潤等本是應有之義，但影響和決定這些物化因素的人及其行為也不應該忽視，因為這有利于解決財務沖突和財務敗德行為。企業財務文化是一種“內隱文化”，是企業為了實現財務目標而一貫倡導、逐步形成、不斷充實并為全體成員所自覺遵循的理財價值標準、道德規范、工作態度、行為取向和生活觀念，以及由這些因素融會、凝聚而形成的整體財務管理精神風貌。財務準則有形而財務文化無形，但財務文化對企業的影響卻無處不在。鑒于財務文化對企業競爭力所具有的原生性決定作用以及它所蘊涵的更為深刻的企業本質特征，要求人們在財務管理學再造過程中必須高度關注這一問題。財務管理學再造關于企業財務文化研究，其最終成果是要拿出具有中國企業特色、與中國企業協調發展的財務文化發展戰略模式，從而更好地指導企業財務管理實踐。

【主要參考文獻】

[1] 申書海，李連清. 試論公司財務治理和財務管理的關系與對接. 會計研究，2006，（10）.

[2] 伍中信. 現代公司財務治理理論的形成與發展. 會計研究，2005，（10）.

[3] 李心合. 利益相關者財務論――新制度主義與財務學的互動和發展. 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3.

[4] 衣龍新. 公司財務治理論. 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

篇（7）

公司治理評價的內容相當廣泛，涉及到公司治理行為的各個方面，主要有董事會治理、經理層治理、股權結構、信息披露等多個方面，并且隨著公司治理環境的變化而不斷調整。1976年9月，英國學者米勒（Robert K.Muiler）從能力、道德、代表性、獨立性、準備程度、實踐經驗、發展潛力、任職經歷、任職時間保證程度、任職資格、特殊服務能力等11個方面對董事人員素質進行評價，根據評分將所評董事分為優秀、合格、不及格三個層次。1978年6月，英國學者邁斯維希（Edward Mcsweency）編制了一套管理人員評價計分卡，用來評價包括CEO在內的公司高級管理人員的業績。1990年12月，美國學者托馬斯（C.C.Thomas）對董事會應具備的技能和素質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因此，公司治理評價體系的完善是一個動態性的優化過程。

自21世紀以來，公司治理評價的研究在我國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我國相關領域的研究人員在國外公司治理評價研究的基礎上，結合于我國企業公司治理的內外部環境，對我國企業公司治理評價的內容、方式與策略進行了積極的探索，取得了較大的進展，有效地促進了我國企業公司治理的實施與改進。

2002年，北京連城國際理財顧問公司推出中國上市公司董事會治理考核指標體系，涉及經營效果、獨立董事會制度、信息披露、誠信與過失、決策效果五個方面，主要從董事會的有效性的角度對公司治理進行評價。2002年，福建省結合我國現階段公司治理的現狀，初步建立了一個適合我國上市公司治理評價的指標體系，主要包括所有權、控制權結構及影響、股東權利、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層的構成及運作、激勵約束機制、公司經營狀況和關聯行為、公開信息披露等方面。

2003年4月， 南開大學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從股東權益、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層、信息披露、利益相關者六個維度構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公司治理評價體系， 在業內被稱為南開治理指數。南開治理指數充分考慮了我國上市公司面臨的治理環境特點，側重于公司內部治理機制，強調公司治理的信息披露、中小股東的利益保護、上市公司獨立性、董事會獨立性以及監事會參與治理等， 從股東權利與控股股東、 董事與董事會、監事與監事會、經理層、信息披露以及利益相關者等六個緯度全面評價了我國上市公司治理的狀況。

2005年，岳中志、蒲勇健將公司治理結構完善度水平指標體系分為四個要素：融資結構、股權結構、激勵機制與約束機制。其中，融資結構要素包括股權融資和債券融資兩個指標，股權結構包括機構持股比例與個人持股比例兩個指標，激勵機制包括經營者年薪與經營者股票期權比例兩個指標，而約束機制包括董事會監督約束度和監事會監督約束度兩個指標。

由此可見，我國企業公司治理評價的研究與國外的相關性研究成果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同時也反映了我國公司治理的基本特征，與我國公司治理環境相適應，有利于我國公司治理評價的實施與開展。然而，由于公司治理評價是一個動態性的機制，因此，在新的公司治理環境下，新的評價體系的設計同樣具有前沿性的應用價值。

二、我國企業公司治理評價體系的構建

我國企業公司治理評價體系的構建不僅需要基于我國企業公司治理實踐的基礎性平臺，并承接于我國企業公司治理研究的既有成果，同時更要充分借鑒于國際著名公司治理評價機構的前沿性評價思想與方法，才能實現我國企業公司治理評價的根本性目標。 近年來， 我國市場機制的發展日臻完善，企業運營環境與國際企業運營環境日漸融合， 因此，國際性公司治理評價機構的成熟性經驗也愈益適合我國企業的治理評價行為。目前， 國際著名的公司治理評價體系主要有標準普爾評價體系、 戴米諾評價體系、里昂評價體系與穆迪公司評價體系，其基本內容與特征如表1所示：

一般而言，公司治理模式的界定也是公司治理評價體系設計的前提性條件之一。在國際范圍內，公司治理分為兩種模式，即外部控制模式和內部控制模式。外部控制模式也稱為英美模式，主要特征是，股權分散在個人和機構投資者手中，通過富有流動性的資本市場對公司經理進行監督。內部模式也稱為德日模式，主要特征是，股權集中在銀行和相互持股的企業手中，通過公司內部的直接控制機制對管理層實施監督。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企業國際競爭的加劇與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內部控制模式逐漸顯露出諸多弊端。由于不能夠有效協調許多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內部控制型公司很難制定長期的戰略發展目標，公司往往片面地追求規模的增長，從而導致競爭力的衰落和盈利能力的下降。

由于我國市場機制的非成熟性、以及我國企業成長路經的特殊性，很難對現階段我國企業公司治理的模式做出準確的界定。我國企業的股權既不是分散在個人和機構投資者手中，也沒有集中在銀行和相互持股的企業手中，而是形成國有股份“一股獨大”的局面。同時，管理層的監管既不是來自于市場機制的自發性監督，也非來自于公司內部機制的直接監督，而是來自于行政性的稽核與審查。因此，我國企業公司治理評價體系的設計要兼顧內部治理模式與外部治理模式的諸多特征。

根據以上的分析，在已有文獻研究的基礎上，本研究將我國企業公司治理評價體系分為四個要素：股權結構、股東權利保護、治理結構與公司業績。每個要素包括若干個指標，從而形成一個完整的公司治理評價體系，具體內容如表2所示：

三、實證檢驗

本文將我國企業公司治理評價體系分解為4個因子（潛變量）和16個指標（觀察變量），因此，可以采用驗證性因子分析（Certification factor analysis）來驗證模型的收斂性，同時驗證因子負荷的顯著性、因子相關系數的顯著性、指標誤差方差的顯著性，以及模型的整體擬合性，從而實現對研究模型的檢驗。

本文采用李克特7點量表制對16個觀察指標進行數據收集，樣本單位為我國境內的企業。 本次數據調查共發放問卷200份，收回問卷160份，回收率為80%， 滿足數據調查回收率不低于20%的要求。在回收的問卷中， 選擇數據質量較高的問卷112份，從而使樣本數與指標數之比為7：1， 滿足驗證性因子分析的基本要求。數據收集自2010年3月1日起， 至2010年4月1日止，共31天。

采用了SPSS11.5和LISREL8.7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得因子負荷列表如表3所示：

得模型擬合指數列表如表4所示：

四、結論

根據檢驗結果可知，模型擬合效果較好，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實現我國企業公司治理評價的基礎。同時，在因子負荷參數列表中，指標X5、X6、X10、X11與X16的因子負荷值缺乏顯著性。結合于我國企業公司治理的現實性實踐，可以發現我國企業的公司治理存在如下突出性問題：

第一，股東大會與臨時性股東大會流于形式，沒有發揮對治理機制的促進作用，即股東大會對于股東權利的維護沒有發揮實質性的作用。事實上，在我國企業的股東大會或臨時性股東大會的召開過程中，很少有首席執行官出席。

第二，董事會缺乏應有的均衡性，從而失去對經理層的有效監控。在我國現階段公司治理機制中，董事會獨立性仍然難以保證，董事會成員的激勵機制與約束機制不完善，董事與獨立董事在責任履行時缺乏必要的主動性，同時，執行董事、控股股東董事、大股東董事與獨立董事之間缺乏應有的均衡性，從而進一步約束了董事會職能的發揮。

第三，我國企業普遍缺乏必要的社會責任，從而很難創建良好的社會效應。一般而言，在我國企業的現階段公司治理中，利益相關者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十分有限，即公司員工、供應商、顧客、社區與銀行并未對公司治理的實施產生實質性的推進，從而導致大部分企業在公司治理過程中沒有產生積極的社會效應。

參考文獻：

［1］彭成武：《中國公司治理評價體系設計》，《新疆社會科學》2003年第3期。

［2］岳中志、蒲勇健：《公司治理結構完善度水平指標體系及評價模型》，《管理世界》2005年第5期。

［3］李維安、程新生：《公司治理評價及其數據庫建設》，《中國會計評論》2005年第2期。

篇（8）

二、自媒體傳播的主要特征

（1）大眾性。從基本內容角度出發，可以發現自媒體傳播的主要特征為大眾性，也就是說現階段的自媒體傳播具有一定的自身發展特征。首先，社會群眾每個人都可以是媒體傳播的主體，可以說，自媒體的傳播趨勢呈現一定的公眾性。其次，利用科學有效的技術手段，實現在線的注冊申請，這種簡單的運作手段方便了不同者的繁瑣操作，為新聞的提供了一個綠色通道。例如，現階段的微博或者微信等溝通較為便利的互聯網工具等。（2）豐富的傳播內容。首先，自媒體的傳播手段多樣，并且傳播的主要內容也較為豐富，并且現階段的自媒體呈現了一定的多元化發展趨勢，在一定程度上為具體內容的傳播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溝通途徑和檢查機制。可見自媒體的傳播內容，與傳統傳播手段相比，更為豐富。（3）具體的交互性。現階段，自主媒體在傳播方式上具有較強的交互性，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傳播的范圍以及效果，與傳統單向的傳播方式有所不容，自媒體在實際傳播過程中，主要針對數量較多的人群，開展多向的傳播方式。［2］并且大幅度地擴大了傳播內容的多樣性，真正將內容的公平性和公正性展現給社會大眾。真正發揮自身的媒體傳播影響力，并盡可能實現媒體新聞的透明化，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傳統應用運作的機制，不斷完善了自身的結構模式，打破了傳統具有限制性的傳播途徑和傳播手段，保證了信息的流通性，掌握了現階段新媒體的傳播規律，更貼近人們的日常生活。

三、行業報與自媒體傳播的創新措施

（1）更新創新理念。首先，從實際角度出發，應該充分發揮自身的想象力和創新力，并摒棄傳統操作的舊內容和機制，積極地吸收國外先進的行業報媒體傳播理念和結構。從根本上掌握是運作規律，并根據自身發展的情況和發展目標，制定合理科學的發展方向。其次，應該不斷落實我國在新聞產業的相關實際政策，并充分發揮當代媒體的帶頭作用，盡可能幫助現代媒體人從根本上掌握運作規律，制定明確的操作綱要，對員工自身的實際操作行為進行規范和管理，為未來的行業發展打好基礎。（2）堅持體制創新，完善治理結構。現階段，我國的相關行業報應該根據實際的資產運作形式，靈活性地轉換操作模式。并根據市場經營的具體情況，完善人文治理結構，根據國家新聞出版社的最新方案制定內容，吸引投資者，并且不斷地完善自身的管理手段，提高自身企業的運作效率。并將企業產品品牌策略與財務等方面進行合理的融合，進一步完善企業管理運作的體系。最后，應該制定明確的相關管理人員實際崗位職責，并根據不同崗位的實際內容，對應用范圍實行合理的管理和監督。（3）堅持品牌創新。在現階段新媒體的發展環境下，我國行業報在實際的市場運作中，應該充分發揮自身的品牌優勢，擯棄傳統報紙行業的守舊，進行行業突破。從根本上提高自身的運作效率，并積極地傳承行業報的優良品質。其次，應該加大自身品牌的研發力度，全方面提高我國行業報企業自身的品牌效應，并擴大品牌發展的范圍，積極地開展網絡音樂以及視頻方面的業務，加大文化與實質內容的融合力度，擴大發展范圍。

篇（9）

黨的十提出了兩個百年的宏偉奮斗目標，為了實現這一宏偉夢想，要求我國加快實現從高等教育大國向高等教育強國的轉變，建設人力資源強國，這就要求進一步改革以權力過度集中為主要特征的高等教育管理體制，努力消除高校行政化的問題，實現高等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一、從高等教育大國邁向高等教育強國面臨的陷阱

當前，我國在從高等教育大國走向高等教育強國的過程中，主要面臨兩大陷阱，一個是市場化陷阱，另一個就是行政化陷阱。多年來，一方面我們在不斷強調高校去行政化，另一個方面高校行政化之風卻愈演愈烈，行政化的傾向越來越嚴重。

行政化首先表現在行政人員對于學術事務更具有發言權，學術權力被少數具有行政職位的人壟斷行使，學術成為權力的婢女。其次，學術組織被行政機構越俎代庖，學術組織如學術委員會、學位委員會和教學委員會等專門治學機構形同虛設。第三，學者、教授迫于行政壓力，往往服從行政權力而放棄對良知的恪守、責任的擔當和真理的追求。第四，不少學者、教授爭相行政領導職務，甚至不正當地利用行政權力謀求學術發展，追名逐利。

行政化對我國高等教育產生了很大的危害，導致機構臃腫，人員超編，高校部門之間壁壘森嚴，各自為政，管卡林立，效率低下，不能以學術為中心分配資源，影響學校資源的科學配置。學術成為權力的玩偶，影響教學科研人員積極性的發揮，影響科研創新，影響學生的成長成才。如果不能及時去行政化，我國建成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將化為泡影。

二、從政府與高校的關系看 從政府主導轉向高校自主辦學

行政化的主要根源是當前我國依然實行以高度集權為主要特征的教育行政管理體制。因此要去行政化，首先必須改革教育行政管理體制。一方面，從政府過度集權轉向擴大高校辦學自。政府要向高校下放權力，依法確定政府的管理權限，確保高校擁有一定的辦學自，實行管辦評分離。如果政府不下放權力，則高校的改革一般都會因為遇到強大的行政阻力而半途而廢，近年來高校改革的實踐也證明了這一點。同時要及時轉變政府教育管理職能。各級政府要切實履行統籌規劃、政策引導、監督管理和提供公共教育服務的職責，強化國家教育督導，擴大省級政府教育統籌權和學校辦學自。另一方面，為了防止高校成為政府的下屬機構，要依法明確高校的相對獨立的學術共同體的性質和地位，改變政府運用行政手段直接管理學校的單一管理方式，綜合運用立法、撥款、規劃、信息服務、政策指導和必要的行政措施管理高校，減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預，實現政府對高校的管理方式從以行政手段為主轉向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相結合。

三、從高校內部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的關系看 從行政主導轉向教授治學

為了去行政化，除了要改革政府管理高校的體制，理順政府與高校的關系，還必須改革高校內部的管理體制，完善內部治理結構，理順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的關系。否則，在政府把權力下放給高校后，如果高校內部依然存在行政化的現象，沒有形成一個良好的治理結構，掌握高校行政權力的人依然會濫用權力，行政化的弊端會依然存在，這往往會導致政府收回已經下放的權力，重新集權，從而陷入“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惡性循環。以往改革的實踐已經反復證明了這一點。為此應當逐步建立“黨委領導、校長負責、教授治學、民主管理、依法治校”為主要特征的現代大學制度，從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混淆轉向明確區分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從行政權力過大轉向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的平衡，防止行政權力對學術權力的肆意干預，從行政人員治學轉向教授治學，把教授委員會作為教授治學的基本形式和重要平臺。在明晰學校黨政機構、教授委員會、教代會各自職責的前提下，理順黨政管理、教授治學、教職工民主管理三者之間的關系，建立黨政管理、教授治學、教職工民主管理“三位一體”的分工協作、相互支持的互動協調機制。

篇（10）

中圖分類號:F23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7)08-0101-02

審計收費(Audit Fee)也稱審計定價(Audit Pricing),是審計服務供需雙方就審計服務供求所達成的價格,是客戶與注冊會計師之間重要的經濟聯系,是審計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1]｡我國恢復注冊會計師制度至今已有二十多年的歷史,但是審計服務市場的低價競爭一直困擾著我國注冊會計師行業的發展｡究其原因,筆者認為我國特殊的公司治理結構對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因此,分析我國公司治理結構的特點及其對我國會計師事務所審計收費的影響,對解決我國會計師事務所行業審計收費問題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我國會計師事務所審計收費中存在的問題

會計師事務所行業在市場經濟秩序的維護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注冊會計師的執業活動與社會公眾利益､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資本市場的發育完善等都息息相關｡但是,審計市場上的審計收費問題卻一直困擾著我國會計師事務所行業的發展｡綜合表現為以下兩大問題:

1.審計收費的標準不統一｡我國注冊會計師審計收費的依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價格法》和《中介服務收費管理辦法》｡《中介服務收費管理辦法》的第6條規定:“中介服務收費實行在國家價格政策調控､引導下,主要由市場形成價格的制度”,其中第二款規定:“對評估､､認證､招標服務收費等市場競爭不充分或服務雙方達不到平等､公開服務條件的中介服務收費實行政府指導價”｡由此,我國注冊會計師行業的審計收費實行政府指導價格｡由于《中介服務收費管理辦法》未對收費作出統一的､具體的規定,因此,各省財政部門會同物價管理部門又制定了本省的收費標準｡從各省的收費標準來看,都規定有計時收費和計件收費標準,而且標準都不一致,地區之間存在很大的差異｡

2.真實的審計收費價格為會計師事務所與被審計單位的協商價格｡會計師事務所通常是與被審計單位通過談判最后達成協議金額｡以筆者所在地區為例,審計收費通常由會計師事務所在考慮了收費標準､同行的收費以后,提出報價,最后由雙方協商確定報酬｡這樣,會計師事務所就很難按照標準收費,據筆者所在地區的業內人士告之,實際收到的費用只占標準的50%～60%,收費低廉可見一斑｡西方國家的研究表明,注冊會計師的審計收費由三部分組成:產品費用(執行必要的審計程序､出具審計報告所需的費用);預期損失(包括訴訟損失和恢復名譽的潛在成本);會計公司正常的利潤[2]｡在低廉的審計費用的情況下,注冊會計師只有通過降低審計證據的質量和減少審計證據的收集數量來降低直接成本｡審計證據的不足可能嚴重降低注冊會計師發現會計報表存在錯誤和舞弊的概率,進而造成審計質量下降｡

二、我國公司治理結構的主要特征

我國公司治理結構的主要特征是股東的缺位｡財產所有者無論是大股東還是中小股東都處于缺位狀態,大股東和中小股東缺位的原因又有所不同｡

1大股東的缺位｡主要是多層次的委托―關系｡以國有控股企業為例,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或行業性總公司―國資委―上市公司的管理階層這三個層次的委托關系中,代表國家利益的中央政府是國有控股企業的實際大股東(最終委托人);地方政府及國資委是名義大股東(中間人);中央政府通過中間人把國有控股企業的經營管理權委托給上市公司管理層(最終人)｡由于存在至少三個層次的委托關系,每個層次都會使實際大股東對國有控股企業的監督或多或少的衰減,從而造成大股東的缺位｡

2.中小股東缺位｡主要是中小股東缺乏法律的授權｡以上市公司為例,中小股東一般是通過購買流通股形成的｡中小股東為了保護自己的投資而有非常強的監督公司財務的意愿｡但依據現行法律,中小股東因為持股比例過小難以進入公司的董事會或者監事會,從而造成中小股東的缺位｡中小股東投資決策時只能被動依賴上市公司提供給社會的公開財務信息｡

三、我國的公司治理結構扭曲了正常的審計收費模式

理論上,正常的審計收費方式應該是注冊會計師接受審計委托人的委托對被審計人進行審計,并向審計委托人報告工作和收取費用｡此時,委托人是現實的,審計人員的審計收費獨立于被審計人,從而形成正常的審計委托關系｡財產所有者把自己的財產委托給經營管理者進行經營管理,同時委托注冊會計師對經營管理者的受托經濟責任的履行情況進行審計｡因此,正常的審計關系應該是注冊會計師接受審計委托人的委托對被審計人進行審計,并向審計委托人報告工作和收取費用｡在這三者的關系中,會計師事務所應是獨立的,管理層經營者與審計主體的代表注冊會計師也理應是相互獨立的,二者之間不應存在任何契約利益關系,這樣才能保證注冊會計師客觀公正地履行職責,切實對股東負責[3]｡三者之間正常的審計關系圖如下(見圖1)｡

在我國公司治理結構中,由于股東缺位,本應由董事會來選擇會計師事務所,實際上由公司的經營管理者來選擇了,而且還有權決定審計收費的支付,這就打破了相互獨立的“三位一體”的審計關系,扭曲了作為審計主體的會計師事務所應處的位置｡會計師事務所首先應對作為委托人的股東､董事會負責,而事實上很難做到｡會計師事務所受雇于管理層,作為交換以評價管理層的經營業績來收取經營管理者支付的審計費,這就難免有看管理層眼色行事,出具欠恰當的審計報告｡再深一層看,注冊會計師作為“理性”的經濟人,同樣也受到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誘惑和驅使,在受雇于經營管理者而不是董事會的情況下,理性選擇也會趨向與經營管理者進行審計合謀,以圖“雙贏”｡“三位一體”的審計格局被破壞(見圖2)｡

由于股東的缺位和審計市場的惡性競爭,審計市場就出現了“檸檬市場”現象｡由于經營管理者擁有選擇會計師事務所和支付審計費用的權力,所以,在審計市場上就出現了購買審計意見的現象,高質量的審計被規避,于是就出現了審計收費的高低與審計質量的高低不匹配的現象,也就是出現了檸檬市場,低質量的審計報告反而可以賣個好價錢｡

四、優化公司治理結構，使審計收費模式正常化

解鈴還需系鈴人,只有積極地改善公司治理結構,強化公司的內在監督機制,才能使會計師事務所擺脫這種尷尬境地,并且能為注冊會計師保持獨立性提供一個良好的執業環境｡本文具體給出以下建議:

1.借鑒西方國家的經驗,在公司內部建立審計委員會制度｡1972年,美國證監會第123號會計研究公告,要求所有的上市公司建立由非執行董事(獨立董事)組成審計委員會｡加拿大等國也有同樣要求｡歐美等市場經濟發達國家在20世紀70年代,幾乎均要求所有的上市公司建立由非執行董事組成的審計委員會｡結合我國實際,在董事會下設立由獨立董事組成的審計委員會,作為公司治理的一個重要的監控機構,上對董事會負責,下對管理層監控,具體負責會計師事務的聘用､續聘和收費等事項｡這樣做能夠割斷管理層與會計師事務所之間的直接利益關系｡

2.大力推進國有股權分置改革｡按照我國證監會出臺的《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管理辦法》,進行上市公司股權分置改革,非流通股股東向流通股股東支付對價后可以流通上市,實行同股同價同權,這樣能夠分散股權,增加股東代表的廣泛性,有利于解決國有股一股獨大和股權分置的問題,從而改善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在基礎層面上預防由于公司治理不完善可能存在的舞弊行為｡

參考文獻:

篇（11）

一、多元社會治理的涵義

從社會管理的角度來看，盡管不同學者對“多元社會治理”基本內涵的理解存在細節上的差異，但也包含著兩大基本共識：社會治理的主體是多元的，既包括在社會管理中一直承擔重要甚至主導角色的政府，也包括這些年逐漸凸現出來的作為政府重要補充力量的社會非營利組織、市場化的組織、公民社會等等。社會治理的手段是復合的，既有政府通過行政或者市場手段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也有市場化組織通過市場化手段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還有非營利組織通過市場化手段或者社會動員手段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

為了進一步把握多元社會治理的涵義，我們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認識多元社會治理的本質：

1.在政府與社會、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的認識上，傳統行政管理體制的合理性基礎被打破，政府不再是惟一的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的提供者，而更多的轉向為社會主體活力的持續釋放提供制度保障這一角色上來。政府從繁雜的具體事務性工作中解脫出來，用法律、經濟乃至政治的途徑與方式發揮全局性統籌協調功能，開始做更多的冷靜思考、制度研究和長遠規劃。

2.在政府與公民關系的認識上，公民作為政府行政行為的相對方，享有參與權和發言權。政府行政的效果取決于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人的關系，有賴于行政相對人的合作與支持。政府和公民之間不僅是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同時還是服務與被服務的關系，被監督者與監督者的關系。

3.在責任意識上，多元社會治理實現了從片面強調政府在社會管理中的單方責任向同時強調政府、市場、公民社會共同責任的轉變。可以說，多元社會治理既是對傳統行政集權式社會管理方式的一次重大變革，更是現代社會管理模式的一場深刻革命。

二、多元社會治理模式的特點

1.多元社會治理模式的運行以法治為基礎。法治是現代社會的重要制度資源和調控模式，多元社會治理模式的形成首先是以法治為基礎的，國際社會提出的構成“善治”的八個特征，即：參與性、協商性、責任性、透明性、回應性、有效性、公正性、包容性以及合法性幾乎都與法治精神相契合。社會生活需要不同的手段來調節，社會治理也需要采用多種多樣的手段，如行政、法律和經濟手段等，但整體而言，多元社會治理模式的運行是以法治為基礎的，強調運用法律調整手段把政府行政機關的行政權限、方式和程序用法律手段固定下來，把政府與企業、政府與公民之間的權力和義務用法律手段固定下來。從而運用法律調整的公開性、規范性和普遍性來有效地制約公權力和私權利的濫用。

2.多元社會治理模式的成效受多種環境條件的制約。眾多環境條件如市場發育程度、有關社會組織的法律法規、民間資本的規模、績效評估機制以及監管機構和監管機制等等，都會影響到多元社會治理模式的成效。盡管“我們不是在完善的政府與完善的市場中選擇，而是在不完善的政府和不完善的市場之中選擇”，但是，“盡管有不完善的政府，不完善的市場和不完善的社會，但我們是在完善的多中心治理模式中做出選擇。”

3.多元社會治理模式的實現路徑具有動態、權變的特點。和傳統社會管理模式的穩定和剛性相比，多元社會治理模式具有動態和權變的特點，在不同國家，其實現路徑不同。首先，現代社會面對的外部環境是多變和模糊的，各種信息的不確定性，必將會增加公共決策過程的模糊性。其次，社會成員是流動的，具有多樣化的需求。現代社會面臨的社會環境和社會成員本身的動態性要求社會治理必須遵循權變原則，也就是因地施治原則，注重環境因素和偶然因素。社會治理的權變方法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第一，社會治理沒有一個最佳方法；第二，在特定情況下，并非所有方法都同樣有效，其有效性取決于設計或方法對情景的適合程度；第三，管理方式的選擇應該以對環境中的偶然因素的細致分析為依據。多元社會治理是一種互動的過程，以協商、參與機制為基礎。現代社會是一個多元的社會，是權力、利益逐漸分化的多中心社會，政府只是社會之一極，它用服務而不是用集權來獲取公民的支持，這就是多元社會治理理論的核心思想。社會是一個多元化的系統，社會治理也應該是多元的。首先，社會治理應堅持利益的多元化，制定社會政策、方針、對策、措施必須考慮各種不同社會利益，并且以社會最大利益為取向，尤其應使在社會中處于弱勢地位的群體利益得到保護和體現。多元社會治理主體之間是相互協作的關系，追求公共責任的實現。政府與公民、政府與公民社會組織在傳統社會管理模式中的管理與被管理、控制與被控制之間的關系變成了相互協作的關系。在協作關系中，一個核心概念就是公共責任，多元社會治理實現了從片面強調政府在社會管理中的單方責任向同時強調政府、市場、公民社會共同責任的轉變。在公共責任的框架下，一是要求確立現代公民觀，包含權利本位意識、競爭與合作意識、參與意識、責任意識、制度合理與合法性認識等基本內容。二是民主公平價值觀的確立。社會的自治與自我管理在各個組織與公民個體的民主參與下才可以實現，這種民主意識不僅體現在多元的社會主體相互合作之間，而且在各個社會自治組織內部更應該實現民主管理。馬克思?韋伯式官僚體制的組織特征如具有嚴格規章制度的正式結構、有限的溝通渠道、狹窄的創新和變革空間等特點，是不符合多元社會治理模式的要求的，因為多個社會治理主體之間的協作意味著商議、參與、合作、信息的自由和無限制的傳遞，以及以妥協和相互理解為基礎的契約，還有對權力和資源的更為公平的分配和再分配。

參考文獻：

[1]孫曉莉，多元社會治理模式探析，改革研究，2005（5）.

[2]張康之，論主體多元化條件下的社會治理，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4（2）.

[3]童星，城市化進程中社會治理的難點與出路，華東師范大學“新型城鎮化與社會治理”暑期課程201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