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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和諧是中國古代優秀的思想觀念、思維方式和價值理念。從字源的角度探索“和”、“諧”的指物性、象形性及其涵義，對于分析中國傳統和諧文化的起源、本質及其意義有很大幫助。

“和”必然有一定的“度”和“量”的要求。做到適中、恰好。這個“度”和“量”的要求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和必中節”思想。《中庸》認為：“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必中節”就是要做到恰到好處，無過無不及。如，儒家對于“樂”的教育就是嚴格遵守“中節”的原則的，“樂而不，哀而不傷”(《論語?八佾》)，不、不傷就是適中、恰到好處，這樣才算是真正的“和”。

從以上的字源分析可以看出，“和”的一個突出特征就是在多樣中“調劑”，兼容各種矛盾關系，調劑以達相成相濟的和諧理想之狀。

“諧”也有兩種寫法――“”與“諧”。現在通用“諧”。“諧”與“和”同義，都指音樂的和諧與協調。《說文解字》釋“”曰：“樂和也。從龠，皆聲。《虞書》：‘八音克。”’可見“和”、“諧”兩個字都有音樂或語言調和的意思。同時，《說文解字》對“諧”還有這樣的解釋：“諧。恰也。從言，皆聲。”“凡從皆聲字，多有和同義。”《說文解字》釋“袷”為“諧也”。這是互訓同義的現象。所以，“諧”具有恰如其分、恰到好處、協調一致等意思。

中國傳統和諧文化的重心集中在“和”上，其主要涵義由傳統“貴和”思想演化而來。《論語?學而》記載：“禮之用，和為貴。”禮的作用，以“和”最為可貴，含有價值判斷的深刻意義。所謂“和為貴”，就是說和諧是宇宙和人生的最高境界和價值，是治國處事、禮儀制度的價值標準。中國古代在談及“諧”的時候，更多與“和”相連。在中國很早以前就有“和”與“諧”互釋的情況出現，如《爾雅》“諧、輯、協，和也”，《尚書?舜典》“詩言志，歌詠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倫也，神人以和”，《周禮》“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周禮?天官冢宰》)，《左傳》“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左傳?襄公十一年》)，這些都是“和”、“諧”并用的例子。

“和”、“諧”原與音樂有關，指聲音相應，伴奏適度，后來逐漸成為一個有著豐富內涵的哲學概念，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觀念。和諧是一種相對的矛盾狀態和破解矛盾的行為過程，“和諧”的意思即通過“調劑”、“配合”等手段，建立“勻稱”、“適當”和“恰當”的整體。和諧也是矛盾的特殊表現形式或特殊存在狀態，它允許和鼓勵差別的存在，它接納和正視矛盾的出現，它更善于對矛盾進行解決，在和諧的發展過程中也會不斷產生新的矛盾，矛盾不斷解決的過程就是和諧不斷實現的過程。和諧既是矛盾的統一體，也是矛盾的動態發展過程。

二、和諧本質析：“和”、“同”之辯

中國傳統文化強調“和諧”，“和諧”的本質是理解、包容、尊重，即“和而不同”。其實，無論在歷史上還是現在，都有不少人將“和”與“同”混為一談，認為“貴和”就是無原則地追求毫無差異的“同一”。其實，“和”與“同”是兩個本質不同的概念。矛盾的兩個對立面的統一，是“和”；矛盾的兩個對立面斗爭，是“異”而不是“同”，但它們又同時處于一個統一體中，這就是“和”。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和”一直與“同”作為一組相對的哲學概念出現，“和諧”的本質也是在歷次“和同之辯”中逐漸凸現出來的。

開啟中國歷史上“和同之辯”先河的是西周末年思想家史伯。《國語?鄭語》記載，西周末年，史伯認為：“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國語?鄭語》)他對“和”與“同”的區別作了系統而深刻的闡發，認為西周最大的弊端就是“去和而取同”，對和諧的本質有了深入的認識。“以他平他謂之和”，“和”是聚集不同事物而得其平衡，是不同事物或對立之物之間的統一。“以同裨同”即為“同”，是同類事物的簡單相合；是單一事物的機械相加，否認事物之間的矛盾和差異。史伯還論述了“和”與“同”的功能差異：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和”能產生新事物，把相同事物疊加起來的“同”卻不能產生新事物。此外，在價值取向上，史伯主張“取和去同”，反對“去和取同”。“取和去同”可以使國家興，而“去和取同”則必使國家亡。

繼史伯之后，春秋末年的晏嬰與齊景公進行了歷史上第二次“和同之辯”，說明“和”是對立之物的相濟與相成，將和諧的本質討論進一步引向深入。齊景公問曰：“和與同異乎?”晏嬰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燁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瀉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左傳?昭公二十年》)在那次對話中，晏嬰引用了一系列諸如“水、火、醯、醢、鹽、梅”、“清濁”、“小大”、“短長”、“剛柔”等相反相成的概念，指出“和”不僅是對立物的統一，而且還是對立物之間的“相濟”和“相成”。例如燒菜做飯，除了具備水、火、醯、醢、鹽、梅等各種原料，還需“(火單)之以薪”，味道淡的，“濟其不及”，味道濃的，“以瀉其過”，這樣才能烹飪出一道美味的佳肴，人吃了才能心情舒暢。“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單一原料相加，就做不出美味的湯來。五味相和，才能產生美食；六律相和，才能形成悅耳的音樂。他強調了“和”本來之“調劑”與“相成”的動態意義，是對和諧本質認識的一次重大深化。

歷史上的第三次“和同之辯”是在孔子與其弟子之間進行的，他們對“和”與“同”進行了辯析，對和諧的本質進行了總結性闡釋。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這里的“和”，是多樣性的統一，包含著不同或差異。孔子從倫理道德的高度將“和”與“同”看成是“君子”和“小人”的區分標準，“君子”之“和”，講求對話、兼容，從善如流；“小人”之“同”，囿于一團和氣。由單純地區分“和”與“同”，深入到治世與倫常的主體――人的層次。在此，“和”不僅僅是與“同”在本質上相反的概念，更是人們處世待物的基本原則，開始具有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的意義。

從以上三次著名的“和同之辯”中可以看出，“和而不同”是和諧的本質意蘊，也是事物發展的根本要求。尊重和允許不同要素、各種差異存在的“和”是萬物產生和發展的根本規律和法則。“和而不同”的本質決定著事物 的發展，它是強調事物多樣性的辯證統一，“同”是抹殺矛盾雙方的差別性，是無條件、無原則的去異取同，而“和”并不是沒有斗爭，而是使斗爭的各方實現和諧相處，是矛盾雙方有差別的統一，是相反相成、互補互濟的共生共處，從而能夠促進事物向前發展。

三、和諧意義釋：身心、人倫、社會、天人

和諧是事物存在和發展的一種狀態，是人對自身、他人、社會、自然這四者關系的協調和平衡程度的一種確認。“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中庸》)和是天下萬物所應遵循的普遍準則，和諧文化對于身心、人倫、社會秩序以及天人關系等都具有重要意義。

在身心方面，中國傳統和諧文化重視通過修身養性實現人的自我身心和諧。自我身心關系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欲與理、物質與精神的關系。中國古代的儒家首先肯定人們對物質利益的正當欲求，孔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論語?里仁》但他又強調“欲而不貪”(《論語?堯日》)，反對放念，“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氣已衰，戒之在得。”(《論語?季氏》)也就是說，人們在追求和物質利益時，不能將它們作為人生的全部追求目標，而要掌握適度的原則，見利思義，保持平衡謙和的心態，實現自我身心的和諧，這是中國傳統文化將生命價值與道德價值有機結合以實現身心和諧的思想體現。孔子說：“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論語?述而》)可見，修身養性是實現自我身心和諧的關鍵，這需要做到“修德”、“講學”、“向善”、“改過”，這是實現自我身心和諧的路徑。

篇（2）

在傳統哲學里，天道論主要包括天意觀、陰陽五行之道等內容。

(一)天意觀對傳統證據文化的影響

天意觀對傳統證據文化的影響主要表現為，君權神授思想使得皇帝和司法官吏在證據運用中注重政治性考量—維護神授的至上王權或君主專制統治秩序，這種考量往往使得皇帝、司法官吏尤其是酷吏在審判案件時首先考慮的就不可能是證據，或不可能僅僅考慮證據，從而損害司法正義的實現。

君權神授思想是古代社會天意觀的核心內容。古人認為，人間有君王，乃天意。君權神授，王者通天地人。儒家大師董仲舒說:“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為貫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當是?”“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天子父母事天而子蓄萬民。;刊受權君主治天下，這是天的旨意。

君權神授意味著皇權至上，皇帝擁有至高無上凌駕于法律之上的權力，往往把司法當成維護君主專制和駕馭官僚的工具。這種政治性考量甚至個人愛好、性格、喜怒哀樂的情緒等常常左右證據制度的制定和實施。商封王、秦二世、隋場帝等暴君就是典型代表。

“太宗嘗與侍從論獄，魏征曰:‘場帝時嘗有盜發，稍涉疑似，悉令斬之，凡二十余人。大理承張元濟怪其多，試尋其狀，內五人嘗為盜，余皆平民，竟不敢執奏，盡殺之。”

皇帝雖是最高的司法長官，但畢竟很少審判具體案件，因此，這種“稍涉疑似，悉令斬之”的現象更多的是由酷吏秉承皇帝的旨意完成的，比如張湯、杜周、來俊臣、周興等都是歷史上以逢迎皇帝，曲法裁判而著稱的助封為虐的酷吏。酷吏的產生，除了性格和貪婪的因素外，多半與維護專制皇權的政治性考量相關。因此，中國歷史上的酷吏，往往被皇帝作為維護專制王權的工具而加以重用。這樣的情形史載不絕。

在君權神授天意觀的籠罩下，一旦至上皇權干預司法，司法官吏就不得不把政治性的因素納人案件的審理中，自覺或不自覺地，政治同司法混同起來了。對此孔飛立曾感慨道，各級官僚取悅皇帝是貫徹司法的中心環節。此話雖說得有些絕對，但也是一種事實。

(二)陰陽五行之道對傳統證據文化的影響

中國傳統哲學認為，天地自然、人類社會現象甚至精神現象無不遵循陰陽五行之道。陰陽五行之道在中國古代的思想領域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有人稱其為“中國人的思想律”。自然，它也會影響到法律領域。其對傳統證據文化的具體影響主要有:

1.確立了親親相隱制度。“陰陽五行之道的根本涵義或實質就是倫常之道。自然的陰陽秩序、五行秩序，實為親親尊尊、尊卑有序的秩序。人類應效法此種秩序，成就人道。”口傳統證據文化中的親親相隱制度正是天地秩序倫理化的結果。

親親相隱制度來源于“親親相隱”的儒家思想。西漢時，親親相隱得到進一步規范化和明確化。漢宣帝地節四年詔曰:“父子之情，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于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間這一詔令首次用允許隱匿的形式正面肯定妻、子、孫為夫、父、祖隱在法律上不作證的正當性。

此后至清，各朝代的律例都確立了容隱制并且不斷豐富和完善，親親相隱制度一直沿用了二千多年，它不僅僅是一項法律原則，也是一條重要的道德規范。“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也”。相隱之道離，則君臣之義廢”。可見，維護父子之道即護守君臣之義，因“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

2.德威并用，以德為主以威為輔是傳統證據文化的思想基礎。陰陽之道認為，陽尊陰卑，陰陽各有所司，不可或缺，否則，陰陽不調則會引起災害。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儒家從五行之道發展出來的仁、義、禮、智、信的“五常”思想也體現在傳統證據文化的各個表現形態之中。可以說，陰陽五行之道決定了無論是傳統的刑事證據文化還是民事證據文化都是一種以“德”為主導以“威”為輔導的文化，“德性原則”是傳統證據文化的基本原則，只不過刑事訴訟證據文化中的“威”比民事訴訟文化中的“威”更多一些而已。

“‘德’字在中國古代是一個長期被人們高歌的概念，也是歷朝統治者反復彈奏的一個主旋律。’，例雖然不同的時代賦予“德”以不同的意義，但“其義即為‘德行’、‘德性’、‘德品’之類，至少也是主要包含此義，繼而升華為一種法律(包括習慣法)理念，而主要不是別的什么。’佃銥此理解，“德性原則”在傳統證據文化中的表現并不僅限于糾紛解決者在訴訟中的“敦親睦族，教化為先”，而是通過具體的證據立法和司法，推“德性原則”于保護孤幼老廢疾和情理司法之中。

中國古代歷朝歷代都有一些旨在保護孤幼老婦廢疾等的證據規范。譬如，《唐律疏議·斷獄》“老幼不拷訊”條規定:“其年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皆不得令其作證。違者減罪人罪三等。”

古代社會的司法官吏在證據實踐中既要依據國法，又要講理和情，達致理、法、情的和諧統一。就“理”而言，證據的收集與運用要符合“事理”、“情理”和“天理”，強調證據的準確可靠，行為的恰如其分。就“法”而言，司法官吏在證據實踐中要遵循朝廷的法令，執行法令一定要出于公心。就“情”而言，是指在證據實踐中，要注重訴訟雙方的人倫關系，權衡實際，靈活斷案。三者都與“德性原則”密切相關。

當然，“德性原則”并不否定“威”在傳統證據文化中的思想基礎作用。制度化的刑訊和殘酷的法外施刑、誣告反坐、審案中的跪著聽審與“喝堂威”、“大膽刁民”的呵斥等等無不散發出濃濃的“威”的氣息。只不過作為一種思想基礎，它不能與德等量齊觀，它只能在德的指導下，與德結合，才能實現自然秩序的和諧。

二、人道論與傳統證據文化

就傳統證據文化的哲學基礎而言，天道論和人道論并不是相互獨立的，而是合二為一的。本節內容與上文的差異性在于論述的側重點和角度。

范忠信教授認為，人道論主要包括人之道和人之使命兩部分內容。人之道的內涵有:(1)法自然，不可逆天;無為而治，不必追求勝天，不必刻意追求有所作為。(2)法天之秩序，親親尊尊。(3)法天之生殺仁威、德刑并用。人之使命的內涵有:(1)參天地贊化育。(2)體現和成就“理”和“道”。(3)實現人之使命的途徑、方法。

應該說，上述人道論的所有思想對傳統證據文化都會產生影響，或者說這些思想在傳統證據文化中都是有所體現的。正是這些思想共同決定了傳統證據文化的根本價值取向，形塑著傳統證據文化的特質。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以追求自然秩序的和諧為根本價值取向，這幾乎是學界的共識。同樣，作為整體法律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中國傳統證據文化也是以和諧秩序與無訟理想為總原則的。中國傳統證據文化的這種價值取向是以天人合一論為其哲學基礎的。無論是儒家哲學，還是道家哲學、法家哲學，抑或其它的哲學派別，無不堅持天人合一觀，認為人應該效仿陰陽之道和五行之道建立一個尊卑有別、長幼有序、互不爭訟又洋溢著濃濃人情風味的社會秩序。如果說這些哲學派別在人道論上有所差異的話，則在于他們主張實現和諧秩序和無訟理想的具體途徑不同而已，比如，儒家主張“德主刑輔”、“以禮人法”，道家主張“無為而治”，法家則重視“法”、“術”、“勢”。

在這種根本價值取向的指導下，傳統證據文化具有以下三個鮮明的特征:一是傳統證據文化的嚴酷性;二是傳統證據文化的等級特權性;三是傳統證據文化的倫理性。

下文，對傳統證據文化的這三種特征略而述之。

(一)傳統證據文化的嚴酷性

在中國古代糾問式訴訟中，證據活動常常出現無程序規則、踐踏權利的現象。被害人只是告發人，被告人則是訴訟客體，是被審問，受追訴的對象。他們沒有辯護權，沒有質證權尸連最起碼的人身權也沒有。制度化刑訊和法外刑訊冠冕堂皇地橫行幾千年，不僅是被告，被害人、證人也是被拷問的對象。對于誣告者則反坐之。這些都是傳統證據文化嚴酷性特征的具體表現。

中國傳統證據文化何以如此嚴酷，原因很復雜，但追求“和諧”秩序和“無訟”理想無疑是其終極原因。因為，“和諧”秩序和“無訟”理想在中國古代具有其獨特的政治價值:一是維護君主專制制度，二是涉及各級官員的職責和政績。古代社會所追求的“和諧”秩序是以維護君主專制和宗法結構為基礎的。凡是涉足公堂的人，在統治階級眼里都是“刁民”，他們的興訟行為無疑是對君主專制和宗法結構的破壞。因此，為維持此種秩序，最好的方法便是倡導“無訟”。對于輕罪案件，通過教化以期實現“無訟”理想。對于重罪案件，則是“刑期于無刑”，對“刁民”予以殘酷的刑訊和刑懲正是實現“無訟”理想形成“和諧”秩序的必要手段。由此可見，“無訟”理想不過是“和諧”精神在法律領域的具體落實。

(二)傳統證據文化的等級特權性

中國傳統證據文化維護“和諧”秩序的價值取向還體現于證據制度和實踐對貴賤等級秩序的強調和貫徹。因為，傳統的人道觀認為，尊卑不分明，便不能生成“和諧”的秩序。由此，等級特權性便構成了傳統證據文化的另一個特征。

傳統證據文化等級特權性的具體表現主要有:

1.貴族、官吏、特殊的種族不受拘系刑訊。早在西周時就有了“八辟制度”。曹魏時始將“八議”載人律文，以后歷代法律均沿襲不改。對“八議”之人犯罪，司法機關無權審判，更不得按常規訴訟程序對他們進行拘系刑訊。貴族官吏不受刑訊，自唐以來皆有明文，唐、宋應議、請、減者，不合拷訊，但據三人以上的眾證定罪，如有違反，故加拷訊的官吏以故失出人人罪論處，即罪五出人，亦以斗殺論。生異族統治的元代和清代，形成了種族的階級，在訴訟上享有更多的特權。

2.法律規定一些特權階級不用出庭對質。古代“法律根本否認士庶在訴訟上平等的地位，無論其為原告或是被告，均不使與平民對質，平民不能當面控訴他，他也沒有親自在法官前答辯的必要。”

3.法律一方面嚴格限制子孫、卑幼告父祖、尊長;另一方面則賦予父祖、尊長控告子孫、卑幼的特權。

(三)傳統證據文化的倫理性

中國傳統證據文化維護“和諧”秩序的價值取向使得古代司法官吏在證據實踐中必須要注重道德教化和情理考量。尤其是在輕罪案件中，司法官吏大多以調解結案。對于調解者們來說，他們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明斷是非，而是“息事寧人”以防矛盾擴大，影響社會安定。“‘息事寧人’多半是混淆是非的‘和稀泥’。在極端情況下，案件事實完全被情理所掩蓋，司法官吏根本不去關注案件事實，兩造也沒有提供證據證明是非的必要，甚至連提供證據的機會都沒有。情況往往是，司法官吏在清楚了兩造的宗法倫理關系后，接下來不是進行事實調查而是予以訓斥或道德感化，直至兩造“甘結”。

這種特殊的司法形式在傳統上是公認的，得到不斷的闡釋和實踐。魏征說:“凡聽訟理獄，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義，權輕重之序，測淺深之量”’‘學大師朱熹對此說得更明白些:“凡有獄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疏之分，而后聽其曲直之辭。”店人在總結審判經驗時也說:“凡關宗族親誼必須問明是何稱呼，系何服制。”

司法的道德教化和情理考量盡管具有積極意義，但無疑削弱甚至是取代了證據在案件事實建構中的基礎性作用，司法官吏也不注重司法知識和技術的學習而一味強調倫理道德的修養，這在客觀上阻礙了證據知識和技術的生成與發展。

三、中國傳統哲學思維方式與傳統證據文化

哲學思維方式是致知論的重要內容，是文化結構的內核，是某一種特定文化的生命力所在，它對于文化的延續、傳遞具有“遺傳基因”的功能。中國傳統證據文化的陳陳相因和長久不衰與此關系甚大。

一般認為，中國傳統哲學思維方式是一種整體性思維，具有直覺性、意象性等特征。

(一)直覺思維對傳統證據文化的影響

作為一種思維方式的直覺，有人將它視為理性的東西，也有人將它視為非理性的東西。但有一點是人們的共識:直覺是以經驗為基礎，以“體認”和“意會”作為把握對象世界的基本形式，它不具有清晰的、嚴格的邏輯形式，因而它是與邏輯思維相區別的一種相對獨立的、特殊的思維形式。

直覺思維在中國傳統哲學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并對中國傳統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自然，直覺思維也深刻地影響著傳統證據文化的個性，使得傳統證據文化具有經驗性和非邏輯性的特征。

1.傳統證據文化的經驗性

在一種直覺思維方法模式下，無論是證據的獲取還是證據的運用都是以感覺經驗作為基礎的。可以說，傳統社會運用證據的知識是實踐理性的。首先，從思想而言，大多數證據思想歷時兩千多年不變，一代代思想家總是從歷史來論證自身的合理性，如果事先不告訴你一個具體的時代，你就不知道它是屬于漢代還是清代。比如，“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罪從供定，犯供最關緊要”等思想侵在中國古代各個時代司法官吏的頭腦中;翻開一部《歷代刑法志》，不僅關于刑訊的觀點了無新意，而且支持觀點的理由也完全是引經據典、老調重彈。

其次，從技術而言，傳統證據技術主要包括五聲聽訟技術、片言折獄技術、鞠情技術、刑訊技術和勘驗鑒定技術等。這些技術雖然包含了一些科學的因素，但遠不能說是科學技術，因為這些技術并不以嚴謹的形式邏輯和西方式的以實驗為基礎的自然科學為根據的，主要是司法官吏在漫長的司法實踐中積累的經驗型智慧的結晶。

我們可以檢驗鑒定技術為例對這一問題加以論證。在古代社會，司法官吏的檢驗鑒定技術多是來自于經驗。有宋一代，勘驗鑒定技術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創立和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單就檢驗技術而言，《洗冤集錄》中很多精辟的總結。諸如“辨周身骨脈”、“辨檢滴親法”、“辨檢驗骨傷法”、“辨毆死及偽造傷”“辨勒傷”、“辨踢傷”、“辨自殘及被殺傷”、“辨受毒傷”、“辨火炙傷”、“辨受杖傷”、“辨悶死傷”、“辨虎咬傷”、“辨陰脫傷”等等。

再次，從具體方法而言，在一個以經驗傳遞為主要知識傳播手段的社會，有經驗的個體價值是相當巨大的，這種經驗理性也賦予司法官吏以創造力。因為人在本質上是一種經驗性的存在，經驗所表達的是永遠屬于其自身知識系統的。傳統社會的司法官吏憑借著自己在社會化的過程中以及司法實踐中所積累的經驗性智慧，不拘一格、靈活多樣地獲取、運用證據，使得具體的取證方法、運用證據的方法在古代社會呈現出多樣性和奇特性的特征。譬如，鞠情之術，這僅是對一種相對于刑訊獲取供詞的方法的理論概括，以情斷獄實際包含著復雜、豐富、多樣。大而化之，“情訊法”主要包括察聽五辭、情理感化或教化、反復潔問、鉤距和詐橘等具體方法。細而言之，則有“引賊上鉤”、“假借他物”、“利用動物”、“”模擬試驗、“察言觀色”、“拉家常”、“咬文嚼字”、“喬裝查訪”、“考驗情感”、“心里分析”等等，不一而足。

2.證據文化的非邏輯性

中國傳統哲學中有沒有邏輯思維?如果有，與直覺思維是一種怎樣的關系?這是一個至今仍在爭論的問題。有的學者認為，中國傳統哲學的直覺思維在本質上是排斥邏輯的或說是超邏輯的。因此，中國的傳統思維是以直覺為主，以邏輯思維為輔。也有的學者的說法與此相反。晨陽教授認為，“中國傳統哲學與西方哲學的根本區別不在于它有無邏輯思維，而在于直覺思維與邏輯思維的關系處理上與對方采取了頗為不同的方式，如果說，西方哲學家多把邏輯思維置之于直覺思維之上，或者有把直覺思維予以邏輯化的傾向，那么，中國古代哲學家的做法正好相反。筆者贊同高教授的觀點，即中國傳統哲學的思維方式是直覺的，本質上是非形式邏輯的。

其實，證據文化的非形式邏輯性正是傳統訴訟文化的非邏輯性特質的一種具體體現。傳統證據文化的非形式邏輯性主要表現為在證據運用中注人道德情感色彩的因素，甚至直接以人倫道德或替代證據本身的邏輯而得出結論。

在中國古代社會，以情理擠壓甚至替代了邏輯的斷案故事很多，這是古代法官“片言折獄”的典型折射。雖然，運用“情理”建立對事實的認識，有諸多成功的案例，以至于“片言折獄”被視為古代司法審判的最高境界，但“片言折獄”很容易滑向司法擅斷的泥沼，成為刑訊的元兇從而制造出大量的冤獄，這也是不可否認的。

當然，也不能說古代的證據實踐根本不符合形式邏輯，事實上，絕大多數判決的形成是符合形式邏輯的，否則，基本的司法正義都無法實現。只是，古代的司法官吏將直覺思維置于邏輯思維之上，或者說古代的司法官吏并不具有自覺的邏輯思維。

(二)意象思維對傳統證據文化的影響

意象思維與直覺思維既有聯系又有區別。意象思維的根本特點是以帶有感性形象的概念、符號和運用象征的方式表達對象世界的抽象意義，及以直觀性的類比推理方式把握對象世界的聯系。意象思維與直覺思維中的“意會”方法在內容上有相通之處。其間的重要差別是前者與西方人重抽象思維的傾向形成反差，后者則是與西方人重邏輯思維的傾向構成對立。

傳統證據文化中的意象思維主要表現為以自然現象、典故、現實之事等來類比證明具有相似性的案件事實。在古代司法實踐中，由于事物發展的不可重復性或者不宜重復，不能直接驗證，司法官吏往往使用類比的方法來檢驗證據的真假。

類比推理的現實基礎或出發點是事物現象或屬性的相似，但其表現形式則具有多樣性。考察傳統司法實踐，證據運用中的類比推理主要有:用現實之事類比，用典故類比，用夢、神靈等象征之事類比。

1.用現實之事類比

用現實之事類比推理出案件事實是類比推理的常態，也最具有信服力。

2.用典故類比

在古代判例、判犢中，我們經常發現典故人判的現象，即司法官吏用典故來證明案件事實的真偽。這既是經學思維的表現，也是意象思維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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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團體來看,日本傳統文化的“忠”、“誠”的觀念和身份意識非常頑固。形成自己和團體的相互依存擁有強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以此為基礎,日本人是命運共同體意識。“忠、誠、義”的核心倫理體系日本人的理論價值觀表示:“忠”。“誠”是行為的評價標準。日本人認為履行義務是人生的最高任務。把追求幸福作為人生重大目標是不道德的行為。幸福僅僅是消遣,是否幸福以國家和家庭的評價為標準。武士道精神武士道是職業中與日常生活中一定堅守武士階層身份出來的義務。其內容為義——“不害怕或沒有顧慮地大膽行事”、“堅忍不抜”的精神,仁——“同情心”、“禮”、“名譽”、“忠義”、“克己”。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精神被全體國民所景仰和得到靈感。“大和魂”成為島國的民族精神,武士道精神到目前為止一直都對日本人產生影響。

2.日本的傳統文化與企業管理制度的關系

沒有日本的傳統文化,就沒有其特有的企業管理制度。但如果說日本傳統文化決定了日本企業也是不確切的。客觀的說傳統文化對企業制度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日本文化在日本企業之前生成。與自然的變遷不同,日本企業的管理制度是強制性的制度移植。因此,企業制度和文化之間有關系也有區別。因此,日本文化的特性決定了日本企業制度的特性。然后,雇傭制度,產權制度、企業合并制度、經營制度、分配制度、企業家精神的背后是日本傳統的“家”的觀念、獨特的“繼承”的思想,團體主義、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武士道精神等文化觀念浮起。這一傳統文化對日本近代企業制度的形成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篇（4）

中圖分類號： K28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8631（2012）01-0102-04

任何一個民族的傳統文化都有其基本精神，并對該民族的民族性格特別是世界觀、價值觀、心理特征、現實態度等諸方面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和作用。草原傳統文化作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其獨特而優秀的基本精神和價值內涵名揚四海，也讓世人直接感受到草原人民獨特的民族性格，或者說民族性格很大程度地反映和折射出草原傳統文化的研究和探討草原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因此，對于振奮民族精神、發揚民族傳統、堅持科學發展、開創新世紀新階段民族團結進步事業的新局面、促進地區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意義重大。

一、蒙古族傳統文化的核心理念與基本精神

蒙古族傳統文化的價值內涵十分豐富，它最核心的理念集中地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一是以順從“長生天”的可持續發展模式為特征的自然生態理念；二是以充滿原動力的多樣的貿易需求和靈活的謀生方式為特征的經濟貿易理念；三是以講真話、講信用、誠實守信為特征的思想道德理念；四是以不拘一格、兼收并蓄為特征的政治生態理念。聯系當今國內外政治經濟形勢，這些獨具特色的核心理念，無不體現出蒙古族傳統文化積極的現實意義和時代意義，值得我們認真加以研究和利用。

與蒙古族傳統文化核心理念關系密切乃至很難嚴格區分的，就是蒙古族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近年來，區內外專家學者對草原文化的基本精神多有論述，筆者最贊同的是內蒙古社會科學院吳團英研究員將其總結歸納為“開拓進取精神”、“英雄樂觀精神”、“自由開放精神”和“崇信重義精神”。當然，除了這四種精神，筆者認為還應該加上“務實實用精神”。蒙古族傳統文化是草原文化的最杰出代表，草原文化的基本精神無疑就是蒙古族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這種獨特的精神稟賦，是蒙古族等草原民族賴以維系的紐帶，生存發展的動力，自立于民族之林的支柱。

（一）蒙古族傳統文化的開拓進取精神。自強不息、開拓進取，是中華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易傳》中一句“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是這種精神的經典表述。蒙古族傳統文化作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在自己的傳統典籍中沒有這種經典表述，但同樣具有這種偉大的精神稟賦并令人信服地將這種精神書寫在自己民族的整個歷史發展進程中。“千年風云第一人”成吉思汗之所以被一些學者譽為“全球一體化”的始作俑者，就是因為弘揚開拓進取精神，利用國家政權形式開通中西方之間的交流與聯系，把幾乎整個東亞、中亞、西亞和東歐聯合在一起的結果。

（二）蒙古族傳統文化的英雄樂觀精神。崇尚英雄，倡導英雄樂觀精神，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偉大傳統和價值取向之一。這一點，在蒙古族等草原民族中體現的尤為突出。蒙古族普遍崇尚英雄，奉行英雄樂觀精神，把效法英雄當作人生的最高價值追求，很多史書中描寫的“貴壯尚勇”、“重兵死、恥病終”就是這種價值觀的寫照。但是，蒙古族對英雄的理解，并沒有單純停留在對“力量”的崇拜上，而是對人的智慧也同樣給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贊揚。因此，蒙古民族不僅有尚武精神，而且具有崇尚智慧的傳統和習慣。成吉思汗箴言“力猛者乃一世英雄，智勇者乃萬世英雄”，正是蒙古民族崇尚智慧的高度概括和具體體現。長期的游牧生活，造就了蒙古族對酷熱嚴寒的抵御能力和忍耐力極為強勁，對創傷、失敗等厄運都可以泰然自若，在保衛故土的戰爭中不怕犧牲，視獻出自己的生命為光榮等，同樣體現了英雄樂觀精神。草原民族的英雄樂觀精神，體現在自信自強、不怕困難、不畏、知難而進的高貴品格上，體現在英雄個體的價值與群體社會責任的統一上。因此不難看出，蒙古族傳統文化是孕育英雄的文化，也是英雄輩出的文化，英雄樂觀精神是蒙古族傳統文化最具意義的精神品格。

（三）蒙古族傳統文化的自由開放精神。向往自由，追求開放，是人類的天性，也是人類社會共同追求的目標之一。一定程度上的自由是游牧民族經濟、社會、文化生活的一個顯著特征，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為蒙古族等草原民族提供了相對寬闊的生活天地和自由開放的環境，這種人們在空間上的自由行動為其內在自由精神的形成奠定了客觀的物質基礎，因而在民族性格和文化形成過程中自由開放的因子已經成為他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深深熔鑄于其民族性格之中，體現在民族文化的各個方面。就生態美學角度而言，追求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田園牧歌式的生活，乃至藝術化的生存狀態，是蒙古族傳統文化自由開放精神最閃光最具個性最吸引人的地方。草原文化生態理念的美學價值的挖掘和研究，更重要的是讓我們開始懂得自然對于人類的意義，也更加明白人作為自然的承擔者和自由自覺的特有的存在，應該而且必須承擔起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重任，將綠色還給大地，將清潔還給空氣，將藍色還給天空和海洋，也最終將幸福完整的人類生存還給人，從而營造出一種綠色的、和諧的、詩意化的生存。

（四）蒙古族傳統文化的崇信重義精神。誠實和守信都是一種做人的品質，是人類最難得的文化資源，也是人類最可貴的文化資本。蒙古族作為草原文化的創造者和實踐者，他們極力推崇以誠立命、以誠配天、以信立行、以忠誓盟的核心價值，視內誠于心、外信于人為最大光榮，視輕諾寡信、背信棄義為最大恥辱。他們之所以對欺詐性的交換行為和非法謀利行為極其蔑視，這是由游牧的分散性和戰爭的經常性決定的，最終也必然熔鑄在他們的世界觀、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之中。可以說，誠信精神構成了草原文化的最基本特征。

（五）蒙古族傳統文化的務實實用精神。對于古代蒙古族來說，面對嚴酷的自然環境、動蕩的社會現實，直面人生是他們最基本的人生信條，這樣就使他們養成了反對玄想空談、崇尚腳踏實地的精神，不論是在、民間文學，還是在倫理道德、政治生活中，務實實用的態度和精神同樣是其所固有的。蒙古人推崇商人具有堅強、耐勞、算計的能力和本領，把他們與自己最推崇的騎射并列加以肯定，并要求子孫學習商人的獲利精神。他們唯物地認為，商人的本領和能力并不是天生的，與生俱來的，而是通過教育、訓練、培養和實踐得來的，任何人都能夠通過自己的刻苦努力掌握這些本領和能力。為了確保各國之間商業貿易的順利進行，各路商道暢通無阻，各國使節和商人的個人安全和貨物不被搶劫，蒙古族都要給予各國使節和商人以特殊的保護和優惠政策。可以說，這種務實實用精神在蒙古族傳統文化諸領域里都有顯著的表現，其直接的結果是：務實的生活態度使得古代蒙古人能夠極好地適應自然環境，從而為自己的生存選擇了一種最為恰當的方式；務實的信仰態度使得他們為自己找到了雖原始粗糙但最為實際的精神寄托；務實的價值觀念使得他們能從自己的現實環境和實際需要出發，為自己在與自然和社會的關系中找到了最適合的位置；務實的政治態度使得他們做出了北方游牧民族所能做出的最為適合的政治選擇。我們用生態美學的理論考察這種務實實用精神，就會使我們得到當今生活的根本之道，在于建立更加科學文明的生活方式，也就是“綠色生活方式”；關鍵之處，在于確立“四種觀念”，即：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念，“按照自然而生活”的觀念，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觀念，以人為本的人力資源開發觀念；最終的落腳點和歸宿，在于人們視自然界為朋友，更加節制和簡化自己的物質生活，善待自身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進而改善人們當下的非美狀態，建立起一種符合生態規律的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身等多重審美的存在。

二、蒙古族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與蒙古民族性格的互動關系

要考察蒙古族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與蒙古民族性格的互動關系，首先應該對民族性格這一概念做出界定。我們知道，民族性格是一個內涵非常豐富的概念。在定義和研究民族性格的中外學者中，有的以文化為基礎進行研究，有的則從心理學或社會學的角度進行研究，他們對于民族性格所做出的定義，反映了他們在這一問題上的不同視角。他們的論述雖然見仁見智，各不相同，但大多注重社會文化與民族性格的相互關系的探討，這一研究視角無疑是很有眼光的。因為民族性格的基礎是該民族群體的典型人格，它的主體承擔者是眾多民族成員。他們通過社會化，將文化模式內化為心理過程和心理尺度，最后養成固有的思考方式和行為方式，這一過程的實質就是個體對該民族文化模式的認同和內化。因此，在這一過程中，文化因素的影響和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我們認為，民族性格是由共同的社會文化背景陶冶而成的、由民族的多數成年成員共同的思維方式、人生態度、價值觀念、行為習慣、心理特征等多種要素和多種層次組合而成的有機整體，它通過該民族眾多個體成員的性格特點得以凸現。由于社會文化對民族性格的形成具有支配性作用，故民族性格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該民族特定的文化類型。我們今天研究和考察蒙古族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對蒙古民族性格的影響和作用，就是以此為理論依據，并從中得到富有啟發意義的參考。

蒙古族傳統文化的內容非常豐富，既包括物質文化，又包括制度文化，還包括精神文化。籠統地考察其與蒙古民族性格的關系，顯然非筆者個人學識所能及，本文所論僅限于狹義的文化即精神文化對蒙古民族性格的影響這一主線展開。當然，文化的物質、制度和精神各個層面又是互相聯系、互相影響的，蒙古族傳統文化是特定的經濟基礎和政治背景的產物，它的發展不可避免地受到社會各個歷史時期政治、經濟等各方面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因此，我們在研究蒙古族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對蒙古民族性格的影響和作用時，又不能僅僅局限于精神文化的范圍，從思想到思想完全脫離社會的物質文化和制度文化，而必須將各個歷史時期特定的政治、經濟等各種具體條件聯系起來進行考察，才可能深入地認識二者的內在聯系。

（一）蒙古族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影響和作用于蒙古民族性格的內在機制

蒙古族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通過獨特的方式向蒙古民族施加系統影響，這些方式能夠較為有效地激發人們的道德情感，喚起人們的道德需要，增強人們的道德信念，加速人們對其核心價值的認同和內化。這是蒙古族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影響和作用于蒙古民族性格的內在機制。具體方式有如下幾種：一是以事為誡。“以事為誡”即通過史事、寓言故事等具體事例來闡發蒙古族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以達到勸誡世人的目的。在阿闌豁阿“五箭訓子”的傳說中，我們看到這位母親用生動形象的比喻教育兒子們，一定要精誠團結、互相信任，只有這樣，才能在亂世中站穩腳跟，發展壯大起來，否則就會被擊垮、消滅。這種由事到理、以事論理、以事為誡的方法，直接影響教育了廣大的草原蒙古人，在當時那種部落紛爭、動蕩不安的社會中是十分實用而有益的。二是以言為訓。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草原蒙古族還以大量的格言、諺語來教育子孫保持和發揚諸如誠實守信等內容的道德傳統：“獲得別人信任靠忠誠，改正自己錯誤憑真誠”；“人好在于誠實，馬好在于善使”；“碰大雪也別違諾言，遇大雨也別誤時間”……從文獻資料的內容來看，如《成吉思汗箴言》或《智慧的鑰匙》等反映出來的也都是一種切合實際的道德原則和處事法則，并沒有空洞的說教和虛無飄渺的想法。這些閃光的至理名言在草原上廣為流傳，成為草原文化優秀道德傳統的有力說明。三是身教化民。“身教化民”是指統治者以身作則，以自己的良好行為為人們樹立標桿典范，通過身教來體現和傳達道德要求，從而將道德理想和價值標準具體化。通過崇高的道德行為和道德形象，使受教育者獲得道德啟示，激發起道德情感，心悅誠服地、潛移默化地將教育者所倡導的道德要求納入自己的品質結構之中。俗話說，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身教重于言教。中國歷史上文景之治和貞觀之治等史實都證明，統治者本身的道德狀況對民眾的行為和社會風俗有著重要的引導作用。成吉思汗乃至忽必烈等元朝開創者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這一點，也由此說明了統治者自身進行道德修養和踐履道德規范的重要性，而這的確有助于人們對其道德要求的接受和認同。四是效法自然。“效法自然”即從大自然的事物或自然規律中體悟為人處事之道，并仿而效之。草原蒙古族順從“長生天”意愿，尊稱草原為“大命”，認為人和動物都是“小命”，嚴禁破壞草原和水源。他們利用牛糞做燃料，采用游牧和輪牧的方式進行生產，禁捕幼小的鳥獸魚蟲和懷孕母獸，禁止在森林的旺盛成長期毀林開荒、挖石取土，即使再珍貴的藥材也不得挖光，否則將被定為無道德的叛逆者，而植樹造林、治理荒灘等行為則被尊為善舉。這就能夠更為有效地激發起受教育者的注意和需要，從而有助于從廣度和深度上推進道德教化的實施，促使本民族成員對于傳統文化基本精神的認同和接受。長期以來，正是草原蒙古族的這些樸素觀念，有力地保護了當地的原始森林和草原，使牧草資源得以恢復再生和不斷利用，最終維持了大型畜牧經濟的存在和發展。“天地人合一”是草原蒙古族評判人與自然關系好壞的尺度，通過人的活動影響自然，以達到人與自然間的轉換，這就涉及到美學范疇中人如何入化自然的問題了。可以說，草原蒙古族對待自然和對待世界的審美而非純功利的態度，給日益物質化、功利化的當今世界帶來了一陣清新之風。

（二）蒙古族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影響和作用于蒙古民族性格的主要途徑

蒙古族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雖然有其深厚的社會基礎，但作為一種價值理念，不會自然而然地化入蒙古民族性格的結構之中，它需要借助于各種有形或無形的途徑對蒙古民族性格施加影響和作用。

一是封建統治者的大力倡導。民族成員的價值觀念、行為原則、生活信條的形成依賴于民族成員的相互感染、相互模仿以及相互強化。在這一過程中，社會的權威機構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由于蒙古族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有利于穩定封建統治秩序，協調社會各階級、各階層和政治集團的利益，故一些明智的蒙古族統治者大力倡導其基本精神，主要方式有二：其一是親自鉆研，力求把握思想精髓，以之治國安邦；其二是通過行政手段，頒布法典，要求廣大臣民學習。忽必烈提出了“應天者惟以至誠，拯民者莫如實惠”的理論，前者是對蒙古族傳統的“長生天”觀念的一種繼承，后者則既是他的哲學思想，又是他的施政方針，從中可以看出儒家提倡的“仁政”思想痕跡，也體現了蒙古族傳統的務實精神，這樣“實惠”的“仁政”確實能起到“拯民”的作用。

二是家庭內部的言傳身教。美國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在她的《文化模式》一書中指出：“個人生活史的主軸是對社會所遺留下來的傳統模式和準則的順應。每一個人，從他誕生的那一刻起，他所面對的那些風俗便塑造了他的經驗和行為。到了孩子能說話的時候，他已成了他所從屬的那種文化的小小造物了。待等孩子長大成人，能參與各種活動時，該社會的習慣成了他的習慣，該社會的信仰就成了他的信仰，該社會的禁忌就成了他的禁忌。”在中國封建社會，家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廣大民眾受教育的機會少，與外界接觸少，人們長期生活在父母身旁和血緣家庭中，故對于古代中國人來說，本尼迪克特所說的人格社會化過程基本上是在家庭內完成的，家庭教育在中國人的人格形成過程中起著特殊的重要作用，長輩對于晚輩的言傳身教往往會成為一種文化定勢而影響孩子的一生。草原蒙古族也不例外，他們根據社會所要求的道德規范、價值標準、風俗習慣來判斷子女的行為，將開拓進取、英雄樂觀、自由開放、崇信重義、務實實用等等已被自己內化了的道德經驗、道德信念灌輸給子女，并以自己生存發展或挫折失敗等經驗教訓強化著教育效果，促使下一代接受這些理解或尚不理解的行為準則。

三是宗教的傳播廣布。宗教是古代草原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一，蒙古族繼承和發揚草原先民信奉的薩滿教的宗教傳統，薩滿教是蒙古族古代思想的寶庫，到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各部落之前已經成為一種成熟的宗教，對于蒙古草原文化特征的形成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草原傳統文化的生態特征和藝術特征，正是在這些宗教化的觀念和實踐的結合點上產生和日趨完善的。從阿勒坦汗時期開始，黃教流派（俗稱喇嘛教）在蒙古地區逐漸取得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地位，長達300多年，薩滿教受到排擠和清理，失去了正統宗教地位，下降為一種民間的習俗文化。但值得一提的是，蒙古地區的佛教有意保持了極大的包容性，吸收了包括薩滿教在內的很多習俗文化，并且主動配合政治統治，繼續保持了汗權高于教權的蒙古社會傳統。“長生天”觀念，以及由此引出的“天父地母”、“天無二日，地無二主”之類的哲學思想，是成吉思汗、阿勒坦汗等蒙古族政治家哲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他們創建蒙古帝國的思想基礎。

四是文藝作品的熏染。蒙古族古典文學特別是民間文學深深植根于草原傳統文化的豐沃土壤中，有著悠久的歷史、豐富的內容、獨特的風格和鮮明的個性，是草原傳統文化形象而具體的表現，無論是神話傳說、民間故事，還是英雄史詩等，處處傳遞出激蕩浪漫的風格，我們在其中一般很難看到人與自然的對立情緒，反倒不時地體會到人對自然的祈盼和敬畏之意，而這正是草原傳統文化的基本性格。16世紀以后隨著文人階層的逐步形成，文人文學開始與民間文學并列，往往采用將文學與歷史融為一體的創作形式，無論是從作品的內容，還是從作品的價值來看，對歷史的“真實”記錄都大于文學的自由發揮。由此我們認為，以浪漫主義為主要創作手法的民間文學的史詩化，以現實主義為主要創作手法的文人文學的歷史化，是蒙古族文學的最基本特征。文學形式較之理念說教更能動人心弦，在情感共鳴的過程中，蒙古族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潛移默化地溶入人們的心理性格中。

五是知名人物的注解闡釋。喇嘛教哲學對蒙古族傳統哲學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它最終導致了蒙古族傳統哲學體系的形成，雖然這一體系還沒有完全掙脫宗教神學的外殼，但佛教化的哲學思想的確立畢竟成為蒙古族傳統思想史乃至整個傳統文化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一些知名人物的注解闡釋，讓人們樹立起有關宇宙問題的哲學觀念。比如固什?卻爾濟在《本義必用經》中認為物質世界是由肉眼看不見的微粒――原子組成的，宇宙的最初元素為土、水、火、氣等等。再如，薩囊徹辰在其《蒙古源流》中從物質世界和生靈世界是有機統一的這一點出發，對宇宙的形成做了概括描述，并認為宇宙形成的基礎是三種主要物質――氣、水、土，而虛空則是世界形成的場所。由于十方之氣劇烈運動，虛空中形成堅不可摧的氣壇。而后由于氣動發熱，生成大方，大方生大雨，形成大海，謂之水壇。最后水面生灰塵，如奶上油脂，灰塵微粒集聚，形成土壇，是為“金宇”。在喇嘛教思想啟迪下，蒙古族已開始思考了哲學的一些基本問題，雖然用當今的科學哲學來衡量，有它不完全正確的一面，但它畢竟標志著蒙古民族哲學理論體系的初步形成，同時也賦予草原文化深邃的哲學內涵。

（三）蒙古族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與蒙古民族性格的互動關系

我們知道，所謂“互動”，乃是指事物之間、人際之間通過各種方式接近、接觸發生信息傳播、交流而產生相互影響、相互依賴的過程。通過對蒙古族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影響和作用于蒙古民族性格的內在機制和主要途徑的考察，我們不難發現，蒙古族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與蒙古民族性格原本就是一個雙向互動的動態發展系統。這種互動關系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蒙古族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是蒙古民族性格的理性反映。蒙古族傳統文化有著極為深遠的歷史淵源，草原蒙古先民的實踐活動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民族性格，是蒙古族傳統文化的直接源泉。作為理論形態的蒙古族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對于蒙古民族成員在長期的共同生活中所形成的思想傾向、生活準則、價值觀念、歷史經驗的理論總結和概括，自然成為本民族成員實踐活動及其民族性格的理性反映。

第二，蒙古族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陶冶著蒙古民族性格。蒙古族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在對于草原先民歷史經驗和民眾的觀念行為進行理論概括和升華的基礎上形成的，以其超凡的智慧吸引著本民族成員，指導和影響著他們的思想行為、認知水平和處世能力，進而在全民族的心靈中凝結積淀，融入蒙古民族的心理性格之中，對于民族性格起著重要的陶冶作用。人們常用“歌唱的民族”、“舞蹈的民族”、“在節日中生活的民族”來描述草原蒙古族和其他的少數民族，這就說明他們一直保持與自然的和諧，相當符合生態的要求，在精神層面上也是相當富有的，是并不缺乏生態美的。盡管就物質層面而言，由于歷史和事實上的不平等，他們的生態美是有所欠缺的，至少目前是這樣。但是，我們人類的存在，不僅僅是物質的需要，而且還有精神的需要、文化的需要；人的生命存在狀態，也不僅是體現在生理性、物質性的生命力上，而且還體現在精神力量上面，在某種程度上說，人的精神生命比起物質生命更為重要，人的精神生命的存在狀態更應該引起關注。

第三，蒙古族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熔鑄著蒙古民族人格。蒙古族傳統文化以其特有的價值受到人們的認可和喜好，當人們對其基本精神進行認同并將其內化之后，又會在實踐活動中對已有的觀念、經驗和認識進行總結、完善、升華，進一步豐富、傳播和發展著蒙古族傳統文化，為其提供著動力和新鮮血液；同時，豪邁剛健、自強不息、自由開放、務實守誠等等方面的氣質和品格，又通過多種渠道熔鑄著蒙古民族相應的人格。事實上，我國主流意識形態所提出的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的理念，就其實質來講都是與蒙古族傳統文化的自由精神相一致的；而對于當今大力推行的素質教育和個性發展，乃至培養創新型人才，造就健全的人格，蒙古族的自由精神同樣給予我們諸多啟示。

研究蒙古族傳統文化基本精神與蒙古民族性格互動關系的現實意義。筆者認為，通過考察蒙古族傳統文化基本精神與蒙古民族性格的互動關系，進而分析研究蒙古族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對蒙古民族性格的影響和作用，有著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簡單地說，有利于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有利于弘揚開拓進取的民族精神。在當前國內國際新形勢下，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提升信心、振奮精神，而以開拓進取為主要內容的蒙古族傳統文化及其基本精神，無疑為我們提供了直接的動力源泉。二是有利于培養健康積極的民族心理。蒙古族自由樂觀的民族性格，美學意義上的生命追求，特別是把自己的社會理想與追求富饒、美麗而宜人的生態環境緊密結合的美好理想，對于我們進一步增強民族文化的認同感，培養健康積極的民族心理，營造和諧普惠的小康社會，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和指導性。三是有利于開創民族團結進步事業的新局面。俄羅斯著名學者古米列夫指出：“游牧民族在他們自身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創造了獨具特色的社會文化類型。對此，人們不應認為是粗俗、落后和停滯不前的”。學習掌握蒙古族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及其對蒙古民族性格的影響和作用，將從根本上改變人們長期以來對于游牧文明特別是對蒙古族傳統文化的誤解與曲解，幫助人們有意識地系統了解蒙古族等少數民族的傳統文化，尊重少數民族的權利和風俗習慣，正視民族平等和民族心理素質的特殊性，進而關心、關注和支持民族工作，積極投身于民族團結進步事業。此外，蒙古族傳統文化的崇信重義精神對于現代經濟學理念的現實意義等都是不可低估的。

三、蒙古族文化對政府管理牧區的價值

（一）有利于政府在蒙古族文化土壤基礎上制定相關制度。美國社會學家庫利在給文化定義時，使用了一個生動的比喻：他用一條河流和沿著這條河流的一條公路來比作人的生命。河流是自然的、生物的、先天的，公路是文化的、社會的、教育的、后天的。作為文化的公路是一種發展，在早期的生物生命中不存在，后來沿著河流模糊起來、充實起來、精致起來、發達起來。而這個后天由人創造的公路就是文化。庫利運用了形象的比喻，使人們對于文化的理解變得非常容易。英國著名的人類學家泰勒還從理論上加以闡述：“從廣泛的民族學的意義上說，文化或者文明就是由作為社會成員的人所獲得的，包括知識、信念、藝術、道德法則、法律、風俗以及其他能力和習慣的復雜整體。”無論是庫利的比喻，還是泰勒的解釋，都表示他們認為文化是一種社會交流及社會傳遞，通過特定的途徑，被社會成員共同獲得。這種獲得共同文化的特定途徑，其實就是文化得以交流和傳遞的制度文化。文化的存在只有被認同和學習時才是有意義的，而被認同和學習的實現，必須依靠一套相關的制度規則。在此，制度文化就將文化與制度統一起來了。當制度體現為規則時，它必然反映了文化的價值，文化的精神，文化的理念。而當文化體現為規則時，它必然采取或風俗、或習慣、或制度的形式。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沒有文化價值的制度是不存在的，沒有制度形式的文化也是不存在的。

有些制度規范是植根在一定文化土壤基礎之上的，如果這些制度規范離開了其相應的文化土壤，就很難有效了。因此，我們在用制度引進擴大制度選擇集合時一定要考慮相應的制約因素。正因為此，同志在著名的《論十大關系》中提出，要對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管理體制和財政體制好好研究以適合這些地區的實際。

（二）有利于政府在決策上進一步考慮保護蒙古族文化。關于蒙古族的傳統文化是許多人所熟知的游牧文化，草原生態環境則是這種文化產生并延續的基礎之一。游牧文化是蒙古族及其先民針對草原的實踐才得以產生的，所以在某種意義上說，游牧文化是蒙古族適應草原生態環境的產物，這也恰恰證明了文化生態學的基本理論。適應是一種文化形態或文化特質在某種生態環境中得以存在、延續的前提，失去這個前提，那么這種文化也就到了消亡的邊緣。從這個層次上說，“適者生存”對于文化也同樣有道理。在草原生態的環境背景下，蒙古族的游牧文化不僅符合草原生態的自然規律，而且還保證了民族自身的繁衍和發展。這一點從蒙古族傳統文化上都十分強烈地體現著，其突出的表現即對草原生態環境有著一種深沉的關懷。政府在懂得蒙古族文化的重要性后，在決策上才能考慮對這種文化的保護。比如牧區生態移民，不僅是環境保護和環境治理的必然要求，而且關系到生物的多樣性與文化的多樣性問題。因為，生態環境惡化必然會導致文化的消失，尤其是傳統文化中的生態智慧會消失。生態移民既是經濟行為，又包含文化意義，政府在實施生態移民政策時，應從生態環境、生產生活、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設施建設及移民通婚等方面進行規劃。同時，要動態地把握民族文化多樣性的現象。在生態移民過程中，要注意“人”對環境的影響，適應與抉擇的關系，要把游牧民族中的“草原學”看成是文化人類學、文化生態學來加以研究，不能只停留在經濟學的層面上。對生態移民應從移民的經濟、社會、文化和心理等各個方面來理解，要充分認識移民成本應包括經濟成本、文化成本、環境成本和心理成本等。

（三）有利于政府在政策上對傳承發展蒙古族文化給予扶持。蒙古族的優良傳統管理思想，對現代政府管理也有著重要的意義。蒙古族有著誠信為本的優良道德風尚和善良、真誠、豪爽的性格特征。蒙古族的信條是守信用，嚴忌欺騙他人。例如，歷史上的扎木合是個非常不守信用的人，因此，他遭到各部落的敵意，最后受到冷落，并被其它部落殲滅。如果能把這種守信用的傳統用到商業企業管理中，將會收到良好的效益。在對外開放的新形勢下，中國商人要樹立起自己的形象，首先應從守信用做起。成吉思汗是蒙古族的驕傲，是一位偉大的管理家、軍事家。他的管理思想不只是他個人的思想，應該是當時蒙古族文化的結晶。歷史創造英雄，沒有當時蒙古族鼎盛的文化環境，就不可能造就出成吉思汗和成吉思汗的管理思想。成吉思汗能夠把散落的蒙古部落統一起來并建立起強大的國家，離不開他的用人思想和軍事思想。成吉思汗非常重視人才，高度信任他的部下，給他們以更大的發揮空間。成吉思汗對部下的能力了如指掌，知人善任，即使是當他們遇到困難戰敗或犯錯誤的時候，更多的是鼓勵他們重新站起來，從而激起部下的歸屬感、責任感和積極性。現代管理者應學習他的用人思想，應樹立“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用人理念，給員工們更多的信任和支持。

參考文獻：

[1] 青海民族學院學報[J].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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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64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9)30-0236-02

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過去,構成的就是這個民族、國家的傳統,傳統文化。了解自己的歷史和文化,以史為鑒,是必要的。也因此,《中國傳統文化》課的教學目標,被界定為“向大學生們展示中華民族在五千年文明史上創造出的燦爛的古代文化成就”,以期增進“一個民族的社會成員、尤其是年輕成員對本民族的向心力”,使他們具有“深刻的愛國情懷”(陳廷湘《中國文化》前言),照理說,這是非常正確的。不過,如果從學生角度來看,這就意味著學習傳統文化,只是為了回到歷史,回到過去,而不是立足于自身的需要,立足于當代的需要。因此,這門課的價值和意義離自己太遠,空泛不實際,學習的積極性和興趣也就不高。這是學生的錯嗎?其實,學生也是懂得“鑒古以知今”的,學了知識,對自己總有用,他們這樣想并不是過于功利。然而表述迂回,目標不具體不明確,到底還是會打擊學習自覺性的。

最關鍵的是,把傳統文化課的學習定位為了解過去,很容易讓教師把課堂講授變成單純的羅列、介紹。既然中國的歷史那么悠久,文化有那么豐富多樣、燦爛輝煌,那就像開店鋪那樣一一陳列展示,加以說明;于是駁雜渙漫,不分輕重,結果是事半功倍,費力不討好。學生呢?雖然也驚嘆于傳統文化的豐饒精深,但也就止于驚嘆而已。他們會覺得,那都是過去,而我們現在卻似乎在走下坡路,走到了死胡同,什么都不如人。炫耀過去有什么用?

那么當我們把傳統文化的學習目的直接指明為“了解我們自己,認識我們當代的社會”的話,情況會好得多。我們知道,“人逃不出歷史的掌心”,人是歷史的產物。要理解“我們是誰?我們為什么這樣?”之類的問題,就必須回溯歷史,到傳統中尋找答案。如此一來,龐大駁雜的傳統文化,該講哪些,可以不講哪些,就比較明確了。這是就教師而言。就學生而言,由于本就生活于這個文化中,本就是中國人,對我們自己,對社會,到底也還是有所了解有所認知的。追究自己何以是這個樣子,對于他們來說,就很有意思,很有必要。這樣,學習的積極性自然會高漲。

是的,如克羅齊所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了解歷史,學習傳統文化,必須立足于當代,立足于我們自身。《中國傳統文化》課的教學指導思想,必須首先確立于這一點上。

高校教師,既是教育者也是研究者。對于中國文化的本質,我們更應該有自己的獨到見解。事實上,文化雖然包括物質層面和精神層面(或加上制度層面),但動物未有文化而人獨有之,說明文化其實是根源于人的精神需要。任何文化產品都是負載著人的精神理念的,在根本上,文化是人的精神產品。由于作為人的精神所在,人的意識領域包括的內容,按一般的劃分,就是知、情、意三部分(也有論者把“意”歸并到另二者中,于是人的意識就只是“知”和“情”兩大塊),那么,這樣來劃分,一種文化,要么是偏于認知,要么是偏于情感,或者是兩者交雜。如果我們認為,西方文化屬于理性主義文化,則中國文化則屬于情感主義文化,是以情感為本位的。情感本位,是中國文化的本質和內核,是貫串中國文化的方方面面的紐帶,因此也是我們講授傳統文化這門課的邏輯主線。

把中國文化的本質界定為情感本位,對不對呢?我們知道,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文化為主體。儒家創始人孔子,“述而不作”,努力要恢復三代的禮制(老莊的道家說返璞歸真,回歸自然,也是指向三代。當三代這種理想社會消失時,儒家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努力去恢復;道家則失望而消極對待現實。儒道其實有相同的社會理想,只是話語方式不一樣而已)。而三代其實就是以血緣為基礎,以家庭為單位構建的部落社會。在這樣的部族社會中,人因為有血緣關系,有自然的人際倫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情感關系,所以也就相親相諧,民風古樸,社會安寧。“儒學”也稱“仁學”。所謂“仁”,按許慎《說文解字》的解釋,就是“二人”。孔子又說,“仁者愛人”。這就是說,孔子所肯定的社會,以及社會中理想的人際的關系,就是人與人都相親相近,就是要通過用情感來維系人際間,建立起和諧幸福的世界。而當儒家思想一當建立,特別是成為統治意識形態,而且也使統治行之有效之后,以情感為內核的文化,于是也就牢固下來,并不斷延續下去。問題只是,這種內核,越來越隱蔽(人口擴大、社會發展使得人與人的關系變得更多樣更復雜了),以至人們都注意不到了。但文化的情感本位主義,即使在今天也依然體現著――通常我們說中國人喜歡講關系,講人情,甚至是江湖義氣,這不就是極好的注釋嗎?

以情感為本位,在中國的傳統禮俗,中國傳統文學、音樂和繪畫藝術中都得到了充分體現,在中國古典哲學美學中也是如此(宋明理學作為中國傳統哲學的高峰,由于其鼓吹“存天理滅人欲”,主張以理抑情,很容易讓人誤認為它不屬于情感本位而是理性主義的。但其實只要明白宋明理學諸人其實都是承孔子之衣缽,是在解釋和闡發儒家仁學,這種誤讀就可消除),甚至在傳統的教育制度、官宦制度上也沁潤良深。因此,把情感本位界定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本質,將之作為《中國傳統文化》課程的講授的邏輯線索,是可以成立的。對于學生而言,通過學習了解中國文化的方方面面,最后能夠認識到自己文化的這一本質特征,就是一個很大的收獲。因為達到了這一點,也就實現了前面我們說的“了解自己,認識我們的當下處境”這個目標。

必須要讓學生明白,了解和學習傳統,不是為了回到過去,按舊的方式來生活。社會現實是向前發展的,一切都不可能停滯,更不可能回頭;文化也是動態的,永遠處于運動變化之中。學習《中國傳統文化》課,不僅是要在認識和了解我們傳統的基礎上,達到對我們自己,對我們這個社會的認識理解,更要在此基礎上,不斷進行更新和發展文化,構建起適合于我們當代世界和未來發展需要的新文化。簡單地說,中國傳統文化課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新文化的建設。

既然每一個“現在”都是“過去”的延伸,既然我們都是歷史的產物,那么,這就意味著傳統不僅塑造了我們,而且這傳統有適合于我們生存的東西。而同時,文化作為一定時代和環境的生活樣式,當環境和時代變化時,它的適應性就會有問題。對傳統的所謂“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或“批判地繼承”,說的無非就是保留對我們依然有價值的方面,舍棄其中不再適用的觀念、取向或行為方式。問題在于,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哪些是它的精華,哪些又屬于糟粕?我們要繼承哪些東西,又拋棄哪些東西呢?這就有需要辯明的地方。

篇（6）

一、前言

中華武術是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剝離與凸顯出來的民族體育文化形式，根植于中國特有的歷史傳統和文化土壤。它除了具備文化特點之外，自己擁有獨特的內涵和民族文化特征。一方面，從不同的角度反映出中華民族的社會、歷史、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等；另一方面，作為一種體育運動形式，有著巨大的健身價值。因此從中國傳統文化內涵中研究、分析、提升中華武術的本質特征， 體現完整的精神實質 ，正確把握武術運動的發展方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武術運動的特點

部分體育項目只注重人體機能的鍛煉，強調通過鍛煉把人體機能提高到“更高、更快、更強”的水平。而武術在注重鍛煉人體機能的同時，還強調對人的思想精神方面的修養。如果把人的各種鍛煉作一個簡單的分類，可劃分為“內練”和“外練”兩種。外練，即是對人的機體功能的鍛煉和提高；內練，是指對人的學識、品德、思想、意識方面的鍛煉和提高。這即是對傳統武術的一個較為完整的認識。

三、武術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聯系

武術萌生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其發展與演變過程帶著顯著的傳統文化烙印。中國傳統文化以儒、道、佛為哲學基礎，這些哲學思想蘊含在武術搏擊理論及實踐運用中，同時也形成了歷代武術家個性氣質的思想基礎，像道家的柔靜，修身養性，凝神靜氣，提倡以人與自然為核心，以無為、虛靜、自然為主旨，注重人與天的和諧。佛家講究調心、調身、調息，主張明心見性，重在“頓悟”。儒家倡導以人與社會為核心，以禮制心，注重內心的修養與社會實踐等。

（一）武術文化的歷史性、地域性

武文化作為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客觀上存在由萌芽、成長、壯大的歷史過程，其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是其主要來源，例如產生于春秋戰國時期的“老莊”學說，華佗五禽戲及河圖洛書等古代文化是構成武文化的主要基石。武文化從上述文化土壤中萌芽產生，并在武術活動實踐中不斷總結升華為專業性武術理論，隨著武術運動的不斷普及而不斷發展起來。

由于各地生活方式，社會環境差異，再加上傳統武術門派觀念的影響，使得武文化有了明顯的地域性特點。如：維吾爾族古老的高空走繩就是輕功的一種形式；再如蒙古族的摔跤，哈薩克人的騎馬叨羊等，無不充滿了濃郁的地方民族特色，這些地域差別導致了武文化鮮明的地域特點。

（二）武術的文化內涵充滿了樸素的中國古代哲學思想

武術理論受中國哲學影響較多。由于東方哲學和宗教傳統總是傾向于把精神和身體看作一個整體，因而東方發展出大量的從身體方面來解決意識的技術是不足為奇的。《易經》 是中華民族文化的源頭。武術文化也大量滲透《易經》的思想。《易經》指出世界上萬事萬物神奇莫測的變化均為陰陽對應所使然。由陰陽對應觀念，衍生出了一系列對應概念：動靜、剛柔、虛實、開合、內外、進退、攻守等等，此一系列描述事物變化的原理，被極其廣泛地運用于各個拳種、門派的武術理論之中。它們所代表的諸多對應的不同組合，及其對立與轉化的種種變化，構成了中國武術的極為豐富、色彩各異的多種技擊原理和方法。

（三）武術的養生功能與道家的養生理論

“練精化氣，練氣化神，練神還虛，練虛合道”，是典型的道家氣功修煉路線。注重“氣”的練養，使既能強身，又能御敵，便成為后世武術發展的一個基本趨向，其最高成就便是舉世聞名的太極拳的問世和推廣。作為民族傳統體育的武功，不僅表現在技擊威力上，而且表現在強身延壽的特點上。只有內外兼修的武功才是練武的正路。只有這樣，才能使練武者受到受益終身的效果。

四、結語

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和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滲透，特別是希望武術進入奧運會的今天，挖掘武術文化的內涵更具有現實意義。總之，沒有傳統文化就沒有傳統武學，就沒有中華武術。正是由于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才造就了中華武術的玄奧神奇，才稱之為瑰寶。才有中華武史的燦爛，武俠的傳奇。進一步認識傳統文化對武術的影響，繼承傳統文化是發展中華武術的基礎和前提，發展中華武術是弘揚傳統文化的方法和手段，從而確保武術的文化內涵、本質特征和民族特色。武術在傳統文化的支持下，必將得到長足的發展。

參考文獻：

[1] 馬文國，邱丕相.文化的自信：傳統武術的希望[J].西安體育學院學報.2006（6）.

[2] 溫力.中國武術概論[M].北京：人民體育出版社.2005.

[3] 楊建營.武術文化特色研究[J].體育與科學.2005（9）.

[4] 周偉良.中國武術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篇（7）

近年，中國廣告學界與業界普遍存在著一種趨向，即對“中國元素”的重視與認同。本文從廣告本質功能觀的演進規律、社會對傳統文化的重新認識以及對提高廣告傳播效果的需要三個層面展開論述，認為這一趨勢的出現并非無因之果，而是有著深刻的理論積淀與時代背景。

一、廣告本質功能觀演進規律的歷時觀照

學界關于廣告功能觀演進歷程的考量，大都以美國的廣告發展為基準。自1704年美國第一條付費廣告出現，至19世紀末期，廣告始終被視作單純的信息告知工具，即告知功能觀時期。20世紀初至20世紀60年代，是以產品為中心的勸服功能觀時期，廣播電視媒介使信息傳遞更為便利，創作者開始關注廣告的勸服購買功能。20世紀60年代至20世紀90年代，廣告傳播的著力點與訴求內容均發生了巨大變化，強調傳達產品的附加值，被稱作廣告的誘導功能觀時期。20世紀90年代以后，“整合營銷傳播”理論強調以滿足消費者的需求為出發點，全面展開生產與營銷活動，廣告作為營銷中的重要環節，開始了溝通功能觀時期。

當今占據主流的廣告本質功能觀，處于由誘導功能觀向溝通功能觀過渡的初級階段，其具體的外在表現仍是廣告的誘導功能，卻又是對傳統誘導功能觀的顛覆與升華，是對溝通功能觀的整合與借鑒。“中國元素”在廣告中的運用，正是這一處于特殊階段的功能觀于實踐層面的最佳選擇之一。在新的誘導功能觀的觀照下，廣告的表現方式注重各種中國元素的融入，以此響應與提升消費者的審美感受；在創意層面，以消費者的切實體驗為出發點，引發消費者內心的情感共鳴與認同。各種中國元素的使用，傳達的是符合中國消費者內心深處的感受、氣質、意韻及文化，畫面營造賞心悅目，意境表達深沉悠遠，氛圍渲染激蕩感人。

二、社會對傳統文化認同與重視的現時契合

當代的中國文化構成大約可以分為三個部分：自近代開始滲入中國的西方文化、建國后至改革開放前的政治文化、延綿至今仍具有重要影響的傳統文化。西方文化的侵襲在改革開放后愈演愈烈，其負面影響早已被推至風口浪尖；政治文化強行從意識形態上割裂當代與傳統文化的臍帶，造成中國文化的斷裂；傳統文化精華部分以頑強的生命力與存在價值流傳數千年，孕育與鞏固著中華民族的人格構成、道德標準與人際交往的規范，是我們應予以繼承與發揚的模板參照。同時，在物質文明高速發展、精神文明相對匱乏的時代，更凸現了傳統文化精華部分的重要借鑒意義。當今社會倡導的價值觀與道德規范，早已深深打上了傳統文化精華的烙印，各層面對傳統文化的認同與運用，更加促進了人們對傳統文化批判性繼承的廣度與深度。

廣告是一種信息傳播活動，也是傳統文化表現與發揮作用的載體。從表層來看，廣告以商品信息的傳遞提供著消費指南，啟發著消費者的購買選擇；從深層考慮，廣告作為一種文化傳播行為，以其提供的文化角度的認知方式和認知內容影響并塑造著社會的整體知覺。運用廣告這一載體，在為產品宣傳服務的同時，傳遞傳統文化精華部分的積極價值，使受眾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念、倫理道德，應成為當代廣告人廣告創作中的重要選擇。

三、提高廣告傳播效果的創作需要

廣告效果具有三個層次的內容，即廣告的認知效果、態度效果和行為效果。法國的廣告人 Robert 曾經說：“我們用來呼吸的有氧氣、氮氣，還有廣告。我們暢游在廣告的海洋中。”我們的生活就是被廣告所包圍。然而，國外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一個家庭平均每天通過各種媒體，能夠接觸到1100余則廣告，而使他們真正記住的只有3～4則。因而，引起消費者注意，使消費者“真正記住”，理應成為廣告創作首先考慮的問題。廣告首先應做的，是實現其認知層次和態度層次的效果，即廣告要引起消費者的注意，激發消費者的興趣。

篇（8）

中圖分類號：J5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3）08-0072-01

一、中國傳統元素的思考

作為中國傳統符號，應該是積極向上的正面形象，應該是能夠體現中華精神的元素，同時還應該是反映中國文化本質的符號。

第一，在思想上，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就得先深入學習中國傳統思想，中國人的儒家文化思想根深蒂固，“和諧、中庸、忠孝禮義”這些都是中國人一直崇尚的哲學思想，傳達了中國人對真善美的追求，體現人本向善的精神本質。

第二，在形式上，漢字、斗拱、宮燈、圖騰、皮影、白鶴、四圣獸、祥云、陰陽等，還有天圓地方的造型，呈中軸線對稱分布的布局，都是一些能反映中國傳統文化的符號。

第三，在色彩上，每一個民族都有屬于自己獨特的色彩情感，人們對于顏色的理解通常是跟民族的和神話故事聯系在一起的，比如中國紅就是趨利辟邪歡樂喜慶的象征，而中國的綠色也有獨特的意蘊。因此，顏色是有符號特性的。

第四，在裝飾樣式上，中國傳統紋樣的裝飾不僅僅只是表現審美更多地是體現在特定的時期內文化環境，這就要求我們在學習應用和借鑒裝飾的時候要透過現象看本質。

所以說，中國元素并不是一個一成不變的符號，而是一些具有中國深遠文化意義的符號。

二、產品設計中的傳統符號

第一，產品設計要求將美觀與實用功能完美的結合起來，運用現代的設計手法將傳統的文化符號合理的變形和融合就可以有效實現設計文化的延續性，同時又不失現代感。

第二，一個產品如果能夠取得成功，那么一定就是生動傳神的設計，一定是能夠體現一定的文化內涵的設計，也一定是能引起人們某種情感的共鳴而這種內涵通常就是一種文化的東西，一種能喚醒人內心深處記憶的東西，也是一種象征傳統意義的符號。

第三，中國傳統符號講究圖形的虛實關系和審美裝飾性，而產品設計同樣也講究結構地均衡和統一，形式的連貫和呼應，產品的設計形式同樣也可以從傳統符號里面找到靈感。

第四，傳統文化的符號通常是看起來簡潔而實際意義豐富深遠，運用傳統符號將產品進行重新設計，以傳統而又不失現代時尚的構成方法，創造出人文化時尚化的產品。

所以產品中的傳統符號應該是一種現代與傳統的整合，是意義與形式的統一，而不是部分設計情況和內容胡亂地把傳統文化的形式硬塞在沒有對應意義的產品身上去。

三、傳統符號在產品設計中的應用

首先，中國文化里面有很多傳統元素，但并不是每一種元素都可以應用產品的設計中來，所以在應用傳統文化符號時不能只是停留在表面，而要結合不同的設計背景和意義，合理選擇適當的元素。

其次，產品的形式與功能是相互統一的，有很多傳統形式已經無法承載現代產品的功能，所以在進行產品設計時，應該打破傳統形式的束縛，在不改變傳統文化實質內容的前提，融合現代社會流行的時尚元素，創造出新的傳統符號形式，這才是傳統符號應用的本質所在。

最后，作為中國元素應該是中國所特有的，它是一種能夠被識別和記憶的，讓人一看就知道是中國的設計。所以，在經濟全球化文化交融的時代背景下，產品設計要想在國際競爭中脫穎而出，就必須體現本土化的特點和創新，既要讓世界都認識和接受中國文化，同時也要保留文化的精髓不斷地用現代方法進行創新。

四、總結

隨著中國2008年奧運的召開，對中國文化的繼承、發揚和對中國元素的發掘已經提升到了不可忽視的地位。對于產品產品設計而言，遠不止運用色彩和造型這么簡單，還需要順應時展趨勢，結合我國受眾心理，從過去對功能的滿足進一步上升到對人的精神關懷，繼承、重視和發揚中國文化，在設計中融入文化，增加產品的文化附加值，那么中國的產品設計也必將會輝煌于世界。作為設計師應該正確認識我們的傳統文化、傳統符號，我們應該在進行創作時，也應從我們自身的傳統文化中吸取豐富的素材，創造出屬于中國式的現代設計作品。

參考文獻：

篇（9）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它的特征一般可以歸為三條：第一、天人合一，順天應物；第二、家族倫理本位；第三、貴和尚中。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文化的特點，一是全面開放，二是發展繁榮，三是繼承傳統優秀文化，四是充分借鑒國外一切先進的文化。在具體工作中，我們認真把握和全面綜合運用以上特點，并理性理解文化的民族性與世界性，文化的科學性、間斷性與連續性以及規律性等諸特點來進行工作，收到了較好的成效。

具體而言，正如馬克思曾論述人類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及心態文化的產生，發展與自然地理之間的關系，根據這一原理我們可以對中國傳統文化基本特點有以下認識。

中國傳統文化主要可以歸納為三種：宗法文化、農業文化、血緣文化。這三種文化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并且隨著歷史的演變它們之間相互滲透作用越來越緊密；我國自古以來直至今日還是一個農業大國，正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以農業為主的經濟形態必然會產生與之相適應的文化制度。

以四書五經為代表的儒家文化幾千年來影響著人們的思想，因此我們認為中國文化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儒家文化――強調天人合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使人的內在修養和外在的經世治國達到完美的統一。儒家文化的精髓就是平和中正，思無邪。

其次，諸如農耕文化、家族文化、還有一些地域文化之間相互聯系相互滲透，在歷史的漫長演變中逐漸地形成我們中國傳統文化豐富多彩的內涵。

也有人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簡單地說，就是影響了中國幾千年的“儒、道、佛”三家社會教育理論。他們不是宗教，而是社會教育，是“道”。其理論著作分別匯集在《十三經》、《道藏》和《大藏經》里。雖然宗教這個詞是100多年前才從西方國家傳入中國的。

傳統文化的根本點是教育人要“孝”，從“孝”發展成“五倫十義”、“五常八德”，從而成為儒家所說的“君子、賢人、圣人”，再進一步成為道家的“仙人”，再進一步成為佛家所說的“羅漢、菩薩、佛”。 傳統文化認為，生命的意義在于追求幸福、快樂、美滿。最根本的是幸福，有幸福，自然就快樂，幸福和快樂越多就越美滿。那么到達什么程度就算美滿了呢？我們的祖先早在幾千年前就作出了總結：五福臨門就算美滿。五福是指：富貴、長壽、康寧、好德、善終。

但是，從一般的價值導向看，我國傳統文化體現了一種單向度和等級的特征，是一種強勢文化，實質是為強勢服務。具體主要有如下一些特點： 一、有等級，無平等。無論是在家族層面，還是在社會和國家層面，我國傳統文化都表現出強烈的等級性。家族的等級性立足于血緣。而社會和國家的等級性是家族等級性的進一步推演。等級性的實質是不同等級的人具有不同的資源配置權，尤其是具有不同的剩余分配權。一般而言，等級越高，其所具有的分配權就越大，其享受的待遇就越高。在這種情況下，所謂平等，只能是同一等級內部的平等，并沒有全社會的平等。所以，有等級就必然無平等。因為平等應當是一個整體范疇，而不是一個局部范疇。 二、有強勢，無弱勢。我國傳統文化本質是為強勢服務的。這也是文化等級性的一個必然結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雖然都具有各自的權利和義務，但相互間權利與義務是不對稱的。對強者而言，是權利大于義務；對弱者而言，是義務大于權利。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但反過來是絕對不行的。有的學者認為我國傳統文化具有人本的特點，其實這是一個不太準確的說法。民本與人本是本質完全不同的兩個范疇。人本是一個具有整體性的范疇，而我國傳統文化所體現的只是民本范疇。民本的目的為了強者，是最終為了少數人的利益；而人本的最終目的是所有人。所以，民本只是一個局部范疇。當然，我國傳統文化所具有的現實主義精神是非常明顯的，但這種現實主義導致的是一種以人為中心，而非人本；因為這種以人為中心只是以少數人為中心，只是以強者為中心，而非以所有人為中心。 三、有傳統，無創新。祖宗之法不可變，是我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頑固特點。由于缺乏創新，所以我國傳統文化實質是一種靜止的文化，或是一種循環的文化。雖然有局部的變革，但充其量只能算是枝葉的修剪或是對整體的一種修飾。其修飾的結果往往表現為對原有本質的進一步深化，而不是實質的變化。這里我國傳統文化沒有創新根本原因不在自身。任何文化本身都是極具創新力的。我國傳統文化缺乏創新，根本原因是外在力量的壓抑，尤其是強勢利益集團的壓抑。創新意味著改變，意味著對傳統利益格局的重新調整，所以，創新總會遭到原有利益集團的抵制和摧殘。在幾千年的中國封建社會，不均衡的社會結構造成的格局是：強勢太強，弱勢太弱。所以，在中國封建社會，創新除非對強勢有利，否則，創新的結局是可想而知的。 四、有人治，無法治。幾千年的封建社會，本質是人治社會。人治社會反映在文化上，必然是一種人治文化。反過來，人治文化又促生和鞏固了人治社會。德治是人治的必然要求。要實現人治的有效性，道德自律就是一個關鍵的環節。另外，統治者也是歷來喜歡人治，而不喜歡法治的。因為人治為統治者提供了極大地掠奪空間，而法治則不能，因為法治對統治者也是一種約束。所以，專制制度與人治文化是相伴而生的。人治文化是專制制度的寄生物，專制制度是人治文化的進一步推演。 五、有禮節，無理性。中國文化在“禮”方面的表現是相當豐富的。中國人的一切社會活動，無不納入“禮”的范疇。有吉禮、兇禮、軍禮、賓禮、嘉禮等。在中國古代，各朝都設有專門管理禮制的官職。在周代，禮制的管理屬于宗伯，后世逐漸演變，就成了禮部。“禮”的實質是“利”。“禮”是形式和手段，“利”是內容和目的。在中國，“禮”體現的本質是不平等，是封建等級制度。所以，禮儀之邦不等同于理性之邦。從長遠來看，理性是一個國家強盛的基礎條件。一個國家要實現持久發展，不僅需要“禮”，更需要“理”。所以，必須認識到，人的潛能和創造力的發揮，人性自由、幸福與價值的實現早已成為現代社會每一個人的最高價值理想，它是一切現代職業或其它社會空間所能帶給人的價值，也是一切世俗的社會努力所必須追求的目標。因此，我們認為未來中國文化的最高理想之一就是每一個人潛能和創造力的發揮，個性與尊嚴的確保，以及人性自由、幸福與價值的實現。所以說，這些現代性的觀念就是文化館日常工作中的行動指南。

無疑，文化館由于自身業務特點，往往是通過藝術之路來踐行文化精神。20世紀是全球按照歐美尤其是美國模式往前發展，所以先鋒藝術、時尚藝術或者是流行藝術、波普藝術占了上風。但是哲學家薩特把這些藝術稱為惡心的藝術，因為西方的美學變成了西方的丑學，他們反抗現實的結果變成了這個樣子。那么21世紀我們的判斷是文化將回歸經典的世紀。每個民族都要回歸自己的經典，如果沒有趕上回歸經典這班車，那將被甩出歷史的圍城。所以我們一定不要追新逐后，把一些丑陋的臟亂差的藝術看成是最時尚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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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個時代是一個充滿競爭的時代。就如印度電影《三傻大鬧寶萊塢》中所言， “從小我們就被灌輸，生活是場賽跑，不跑快點就會慘遭蹂躪，哪怕是出生，我們都得和3億個賽跑”。政治課本也不斷教導我們，競爭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永恒動力。在這樣的觀念下，社會變得如叢林般兇險，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變得像對手一樣緊張，一種時間上焦躁感充斥內心，人們不斷奔跑、不斷前進，生怕被甩出社會的主流，成為被淘汰的“殘次品”。強烈的競爭意識固然創造了目下蒸蒸日上的經濟狀況，但也帶來諸多負面影響，比如人的心理問題日漸增多，整個社會的誠信觀念日漸淡薄，社會成員對集體、國家的責任感日益缺失，等等。面對如此紛亂的局面，傳統文化以其博大精深、和諧自然的內容，向我們展現出一種超越現實、想象未來的可能性。

一、傳統文化關注世界和人的本質，注重人與自然的和諧，能夠幫助人們更好地體驗生活的真諦

傳統文化關注世界和人的本質、注重人與自然的和諧，能夠幫助人們更好地體驗生活的真諦。以王維的詩為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1]皎潔的月光柔柔地灑在松林間，斑斑駁駁，清澈的泉水在月光下潺潺流動，晶瑩剔透。山林中清新幽靜的景色像古典山水畫般呈現在讀者面前，詩人自身心境的平和、閑適以及對自然的喜愛、欣賞之情也借由文字傳遞出來，人與自然親近無隔閡的狀態躍然紙上。正如蘇軾所言：“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2]我們現在也有月亮，也有竹柏，暫且拋開環境污染之類不論，有幾人能有古人那種“閑心”來體驗自然、世界和生活？當然，關注自然和生命本質的審美眼光，需要人類體悟萬物的天然稟賦，但它更加需要后天學習。古人在教導學生時，非常注重培養他們對世界的觀察、感受能力。《禮記·大學》篇中，儒家的成才觀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3]在用心觀察世界、探求萬物本源的基礎上，我們才能獲得知識，才能一步步向外拓展，達成更加宏大的目標。可見，學習傳統文化，加強國學教育，讓學生認識自然，感受世界和人生之美，不僅對他們個人成長和日后的生活經歷有所裨益，對國家和社會總體發展也具有重大意義。

二、傳統文化博大豁達，有助于人們排遣消極情緒，正確認識自我

其次，傳統文化豁達、高拔，將一己的不如意化解到對世界、他者等更加開闊的目標中，有助于排遣消極情緒，是人們失意時的慰藉。以李白為例，他在仕途受挫、被賜金放還后，轉而游歷名山大川，道出許多千古佳句。其中，《夢游天姥吟留別》最為令人稱道。“忽魂悸以魄動，恍驚起而長嗟。惟覺時之枕席，失向來之煙霞。世間行樂亦如此，古來萬事東流水。別君去兮何時還？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即騎訪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4]一種慣看秋月春風的淡然和縱情山水的灑脫噴薄而出，一種不畏權勢、持守內心道德的骨氣彰顯無遺。蘇軾也如此，“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5]被貶官到荒地，經歷過風風雨雨內心難免蒼涼，但蘇子仍然能以闊達的胸懷克服一時的挫折，即使在晚境頹唐時，他也不似普通人那樣感嘆人生苦短，而是大氣磅礴地道出：“鬢微霜，又何妨？”[6]再如，杜甫自身窮困潦倒，“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臥踏里裂。床頭屋漏無干處，雨腳如麻未斷絕”，[7]卻還能心系他人，道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8]的博愛之情。前代如此多才華橫溢的人命途多舛，其艱辛遠遠超過現在大多數人所經歷的“逆境”。他們仍能保持一顆積極樂觀的心，用正能量迎接每一天。學習傳統文化，加強國學教育，可以讓當代學生多接觸這些心胸豁達的古人，感受他們的心態、眼界，有助于學生建立更健康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試想，如果可以懷有寄情山水、氣通天地的心胸，將一時的挫折放在更加廣闊的時空里，那么所有偏狹都將得到化解，類似因壓力大而自殺、因嫉妒而毒殺室友、因憤怒而同室操戈等現象就會日漸消失，整個社會也將變得更加安定、美好。

三、傳統文化質樸的為人處世之理，有助于構建和諧社會

此外，傳統文化包含許多質樸的為人處世之理，能夠和諧人際關系，構建更加和諧的社會。有子曰：“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9]如果每個人都能持守一顆仁愛之心，親其親，友其友，并推己及人，那么社會怎么會有動蕩呢？孟子也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10]如果大到政府官員，小到普通老百姓，都能以一顆不忍心讓別人遭受不幸的心情來對待事物，那么整個社會就能夠在德性的基礎上運作。以食品安全為例，如果生產商能夠把消費者看成自己的親人，想到自己親人食用不安全食品而產生的后果，他們如何忍心以自己的商品傷害別人的親人？如果所有生產商都能以此為底線，關乎每個人健康的食品又怎么會存在隱患？所以，有必要加強國學教育，特別是基礎普及教育，讓社會大多數成員多接觸優秀的傳統文化，學習古人溫良恭儉讓的美德，使整個社會從構成它的原子——每個成員個體——開始良性運作。

總之，正如孔子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11]學習傳統文化可以激志，可以觀察世界，可以結交朋友，可以怨刺不平之事，它上可以使社會和諧、下可以慰藉人生，最不濟還可以知道不少鳥獸草木的名稱。因此，在經濟蓬勃發展、物質極大豐富、卻有些遺失基本道德的當下，我們有必要回到加強國學教育，讓學生從小接觸優秀的傳統文化，學習古人處世接物之道，構建和諧社會。

【注 釋】

[1]王維.山居秋暝.

[2]蘇軾.記承天寺夜游.

[3]禮記.大學.

[4]李白.夢游天姥吟留別.

[5]蘇軾.定風波.

[6]蘇軾.江城子.

[7][8]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9]論語.學而.

[10]孟子.公孫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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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傳統文化的概述及其意義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民族大國，疆域遼闊，民族眾多，在悠悠五千年的歷史進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中國傳統文化。從歷史到文學，從建筑到宗教，從曲藝繪畫到民風民俗等都涵蓋在中國傳統文化里。具體來講，從傳統習俗講，包括一些節日以及相關的的傳統習俗，像元宵看花燈，端午吃粽子，中秋賞月；從建筑講，有瓦房竹樓，亭臺軒榭；從傳統文藝講，古代文學、傳統戲曲、繪畫、樂器、舞蹈；從傳統思想講，傳統理論觀點，學術思想和道德倫理觀念等。這些是中華民族歷史中各種精神形態和物質形態的總稱，傳承著我們祖先的歷史和文明。

若說領土是民族的身體，那文化就是民族的靈魂。古今中外，多少國家因為民族文化缺失，導致失去領土國家。四大文明古國：古埃及、古巴比倫文明在戰亂中衰弱了；入侵印度的蠻族部落把創造古印度文明的當地人當作奴隸一樣的驅使至今，只有中國是從四大文明古國走到現代的國家，這都是民族精神的強大力量，這是中華文化富有強大生命力和凝聚力的體現。所以作為當今時代的我們，每個人有責任和義務，繼承發揚我們的傳統民族文化。

二.蘊含中國傳統文化的產品設計的意義

蘊含中國傳統文化的產品設計是繼產品設計發展和旅游文化產業發展之后，新興起來的一種結合文化特色的產品設計。好的傳統文化產品符合以下兩點：一，要符合好產品的基本要求，包括使用功能需求和外觀視覺需求，再就是具有商業價值。二，體現民族精神，其設計的引入方式一定要恰當，不能生搬硬套，能讓用戶在使用產品時，自然地體會到文化精神的內涵，而且從中得到美感和文化熏陶。

目前，蘊含中國傳統文化產品設計主要包含在旅游紀念品和文化宣傳品設計中，但隨著人們對文化的重視，漸漸的也滲透到生活用品的設計中。從全球設計現狀來看，北歐設計獨樹一幟，以純粹、洗練和樸實的風格像世人們展示著他們追求輕松的浪漫文化，德國設計則把國民的嚴謹性和理性融入到他們的產品中，日本則把節儉和綠色作為設計的導向，精致細膩的文化色彩在其傳統文化產品中體現的淋漓盡致。所以，當我們拿著一本設計手冊或者時尚報刊時，能看到各個國家設計師的作品，為什么能一眼感覺到，這是哪個國家的設計，就是民族文化的引導所帶來的不同。但是我國文化設計始終沒有形成一個清晰的方向，市場上現的有民族特色產品還是比較少，所以大力發展蘊含中國傳統文化的產品設計已經迫在眉睫。

三.中國傳統文化產品設計現狀

中國的工業設計經過了漫長而曲折的發展過程，起步較晚，文化產品欠缺特色和競爭力，不能滿足用戶的審美需求，近幾年來國家加大力度扶植文化創意產業，產品設計也受到了很大的重視。但是從市場上來看，具有中國特色文化好的產品設計還是屈指可數。一方面，開發商一味追求生產價格低廉，提高銷售數量來增加商品利潤，沒有認識到原創設計和知識的重要性，大部分設計師是以美工的身份開展工作，沒有提升到公司發展戰略和市場導向的高度，設計創新受到了極大限制。另一方面，國內設計師對文化的研究不深入，只是表象模仿和機械套用，導致大部分產品設計陷入質量低下，風格雷同和缺乏精神內涵的怪圈。

四.怎樣做好傳統文化產品設計

經過對相關文化優秀產品設計案例的調查研究，總結為以下幾點：

4.1調查閱讀大量的當地人文歷史、地理常識和民俗典故

做一個地域文化特色調查，首先要閱讀大量的關于當地文化歷史和地理特征書籍和報刊，因為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的形成都與當地的自然環境和氣候有著息息相關的聯系，所以自然地理決定著當地的人們的生活方式，常年的生活方式日積月累形成了當地的文化，比如我國東北地區，人們都喜歡在飯局上開懷暢飲，這都是由于當地處與緯度比較高的地帶，常年天氣寒冷，喝酒可以驅寒，所以自然形成了東北喝酒豪爽的習俗。再就是閱讀相關的民俗典故，了解一個地方的文化，先從地理位置開始調查，再讀當地的歷史，包括英雄事跡，名人名言，民俗典故等。比如“田螺姑娘”電飯煲設計，就是在引用江浙一帶流傳的民間故事，提取定時做好飯的寓意而設計的定時電飯煲。

4.2沉浸式體驗

所謂沉浸式體驗，就是完全身心沉浸在其中感受文化。書籍和期刊的作用，只是給設計者描繪了一個大致的輪廓，了解真正的當地文化，還需要親自去體驗，在體驗過程中，包括觀、聽、品、聞、感五大體驗。觀，就是要觀察，包括當地的房屋建筑、地貌植物、人們的服飾裝扮等；聽，就是要聽當地的語言、音樂、和民俗故事等；品，顧名思義品嘗地方的特色餐飲，感受當地的飲食文化；感，其實是伴隨整個體驗的，要無時不刻感受給你帶來的異域特色。

4.3抽取精髓 提煉文化本質

抽離精髓，即把所感受的文化本質提煉出來，就是透過現象看本質。我覺得這是做好文化產品設計最關鍵的一步，為什么北歐、德國、日本在自己的設計中都能形成自己的獨特風格，是因為擁有自己明確的文化價值觀，即文化本質。所以當我們在書面和親身感受文化表現之后，要根據自己的設計提煉自己所感受到的文化本質，在表象的基礎上總結出人們的生活價值觀，為什么會有這種價值觀等。只有這樣才能使設計者不停留在文化表面，局限設計。比如閩臺地區有一種奉茶的民俗習慣，好多設計者在做關于閩臺文化特色設計的時候，都做了關于茶的設計，這樣當然沒有錯誤，但是透過喝茶這個表象，我們更應該看到尊重和熱情好客的這種精神，所以如果以“尊重”“奉獻”、“樂于助人”這種文化內涵出發，會有更多的設計方案出現，也更能從本質解釋閩南的奉茶文化。

4.4結合產品 融入文化

通過前期的文化調查和體驗，提取出深層次的本質理念，然后再運用到具體的產品設計中，以理念來指導設計，貫穿于整個設計過程當中，這樣設計的產品才具有獨特的文化內涵，而不僅僅是外觀造型的生搬硬套。像清華大學教授石振宇先生主持設計的中國式豆漿機，就是在提取中國文化基礎上設計出來的。講的是目前市場，熱銷的豆漿機是通過電機帶動刀片高速運轉，在短時間內把黃豆打成豆粉再加熱而成；但中國傳統豆漿是通過石磨磨出來的，然后再使用炭火逐漸加熱而成，因此傳統豆漿體現出來的是一種樸素、健康的生活方式。所以石振宇教授提出了純正"中國味道"的設計理念，研發出了以“研磨道”為原理的“中國式豆漿機”。這些理念一經推出就引起廣大設計師和消費者認可。

五.總結

具有傳統文化的產品設計，是產品設計里最難做好的設計之一，它源于人們積淀的生活價值觀，沒有那么多專業名詞和設計術語，更不是簡單表象模仿，是幾千年的習俗，是活生生的日子。面對中國文化，我們應該懷著一顆真誠敬仰的心去領悟，尊重他，體會他，因為他是莊嚴的、神圣的。希望我們都為此努力，讓每一個中國人都因為自己的文化而驕傲。

參考文獻：

[1]《藝術設計學》凌繼堯，徐恒醇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