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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現代化都將是我國高等教育事業改革與發展的主要方向之一。高等教育現代化建設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化工程，除了涉及到教育理念、人才培養目標、教學管理過程等方面的現代化，還包括體制改革、辦學能力的現代化，而教育治理體系的建設則對高等教育的現代化發展起到關鍵性的支持和引導作用。因此，高校領導層應高度重視教育治理現代化體系的建設工作，確定明確的改革思路并積極采取相應的措施，全面促進我國高等教育事業朝著現代化的發展方向蓬勃發展。

一、高等教育治理體系的基本概念和要求

所謂的教育治理體系是指由國家教育部門制定并大力推行的一種教育制度，在高等教育現代化發展進程不斷加快的今天，唯有不斷完善當前的政策制度和教育治理體系，才能充分保障高等教育事業健康可持續的發展。總的來說，高等教育現代化發展對教育治理體系建設提出的要求主要如下:第一，全面完整性。高等教育事業并非孤立發展的，而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化工程。因此，要想促進高等教育改革的穩定發展，僅僅靠制定一些政策制度是遠遠不夠的，還應對整個治理體系和制度系統進行全面完整的規劃，既要有總管全面的長期文件，也要有針對教育事業具體發展方向的專門文件。第二，重點突出性。高等教育管理內容繁雜，涉及面極廣，因此，國家有關部門應以突出重難點為基本邏輯來開展教育治理現代化體系的建設工作。就目前而言，高等教育現代化發展中亟需解決的重點問題主要包括政策文件的規格、效力以及傳承三個方面，在合理范圍內，有關部門應力求制定并更高規格的政策文件以引起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促進相關資源的優化整合工作。第三，具有鮮明的方向和特色。我國高等教育治理現代化體系的建設工作一定程度上借鑒了國外先進的發展經驗，同時也應具有本國特色，能夠反映出我國高等教育的基本實情。高校應以社會主義為最終方向辦學，培養出符合社會經濟發展實際需求的高素質人才。第四，開放創新性。要想促進高等教育的深化改革，不斷優化當前的教育制度是必然。隨著時間的發展，任何一項政策決定都會失去其原有的效應，因此，有關部門應以開放性的思想對這些政策文件進行及時的修改與創新，確保高等教育現代化建設的總目標得以順利實現。

二、高等教育治理現代化體系建設的基本思路

現階段，從宏觀角度來看，高等教育治理現代化體系的建設工作可以從以下幾點出發來確定基本的工作思路:第一，從法律層面賦予高校一定的自，詳細列入具體的權利清單，同時還要明確界定政府等相關職能部門的權限;第二，加強有關資源分配的立法與監督管理，將高校各個職能部門進行有效歸攏，改善因不同部門資源配置方式不同、手段隨意等引發的混亂現象;第三，將法律法規中已明確規定的自深入貫徹落實到各項教學管理工作當中，使其充分發揮應有的法律效應，而不僅僅是一種象征性的政策文件;第四，促進政府角色的轉變，使其由管制型逐漸向服務型過渡，建立并健全信息公開系統，為高校教育現代化發展提供更為便捷的服務。需要注意的是，實行權利下放的最終目的并不代表讓高校擁有絕對的自，而是為了充分激發其面向市場和面向社會的辦學活力，同時使其更加明白自身的職責所在。此外，要想實現高等教育治理現代化體系的建設，僅僅依靠宏觀的制度安排或政府部門是遠遠不夠的，高校自身還應從自身出發，結合教學管理的實際情況和人才培養目標，制訂一系列更為成熟的內部教育治理體系以確保高等教育現代化的科學全面發展。

三、加強高等教育治理現代化體系建設的具體策略

教育治理現代化體系的建設主要集中體現在政策制度的建設方面，要想切實推進我國教育治理體系現代化進程的發展，有必要根據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特點設立與之相適應的政策制度，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教育治理現代化體系，具體可以采取以下幾點策略:

(一)將教育政策轉化為實際行動力

教育部門在設計好教育政策制度后，關鍵步驟在于將其落實到教育管理的實際工作當中，使其徹底轉化為執行力。高校可以適當地開展宣傳學習活動，幫助廣大師生更好地理解政策文件精神，夯實教育思想基礎，進而確保教育政策制度的全面落實。要想加強高等教育治理現代化體系的建設，一方面要加強下級執行機構對教育政策文件的宣講能力，認真學習的講話精神，理清各級各層面的政策安排與整體教育政策制度之間的關系，避免出現斷章取義、一知半解、生搬硬套的現象，充分考慮每一項政策環節之間的內在聯系，做好銜接工作，在立足于長期政策的基礎上落實每一項階段性政策。需要注意的是，在執行過程中既不能以偏概全，也不能以整體發展取代局部發展，既不能因為過于靈活而破壞教育政策制度的原則性，也不能用原則去束縛實際執行方案。另一方面，政府部門應采取積極措施支持和引導教育政策文件的貫徹落實，防止基層機構只是簡單地傳達文件通過，以會議的方式來執行相關要求。對于部分基層單位急功近利、持消極觀望態度的現象，有關部門應及時予以相應的督促和指導，不斷強化他們的責任意識，使其全身心地投入到高等教育治理現代化體系的建設工作當中，狠抓落實政策文件要求。

(二)將社會資源轉化為教育治理現代化的正能量

要想推動中國高等教育治理體系現代化進程的發展，必須擁有足夠寬闊的視野和靈活的工作思路。前面也曾提過，教育并非是一項獨立發展的事業，它涉及到全社會人民的利益，因此，教育治理現代化體系的建設工作需要社會外界的共同參與。推進教育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實際上就是要與國家治理體系的建設工作相適應，教育部門應根據高等教育自身發展的客觀規律和社會經濟發展對教育現代化提出的實際需求，以構建學校、政府、社會之間的新型關系為核心任務，以政府角色和職能轉變為重要突破口，逐步建立起一個系統化的，能夠科學規范運行的教育治理體系，最終形成政府宏觀監控，學校享有一定的自主辦學權利，社會各界廣泛參與并支持的教育治理新格局，充分調動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積極性，最大程度地將社會資源轉化為教育治理現代化體系建設的正能量，進而有效激發各個高校的辦學活力，使其能夠更好地履行培養高素質人才的社會職責。對于地方政府而言，當務之急是加快自身角色和職能的轉變，由以往的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過渡轉變，適當下放權力，不斷創新自身的工作方式，積極引導并全力支持高等教育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建設工作。

(三)構建高水平的良性互動政策環境

高等教育事業的現代化發展離不開教育治理體系的現代化，而高等教育治理現代化體系的建設則與良好的政策環境密切相關，只有提升了外界教育政策的環境水平，教育治理體系才會充分發揮出應用的作用，彰顯教育政策的價值。加強教育治理體系建設的過程實際上也是對其可行性進行實踐檢驗。教育治理現代化體系中對于高等教育現代化發展有利的一些政策因素將會在新一輪建設工作中再次得到強化，而正向作用不明顯的因素則會被弱化甚至消除，通過這種方式不斷加強教育治理現代化體系建設，最大程度地促進高等教育的現代化發展。構建高水平的政策環境，一方面需要各級政府簡政放權，履行自身權力掌控范圍的職責，對于高等教育治理體系的建設工作實施宏觀管理，做到不越位、不缺位;另一方面，學校也應以辦學主體為基本出發點，明確各職能部門間的權利責任，不斷加強自身的教學管理工作，充分行使自主辦學的權利，努力提高學校的辦學水平。除此之外，社會外界也應積極參與到教育治理現代化體系的建設工作當中，例如評價學校的教學質量、監督政府教育決策、檢驗教學成果等等，實現管、辦、評教育權責的落實到位，最終構建起一個高水平的良性互動政策環境，共同推動高等教育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建設。

【參考文獻】

［1］別敦榮．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與高等教育現代化的關系［J］．中國高教研究，2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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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治理過程，本質上是權力運行過程。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治理體系，本質上講是一個政府職能合理到位，政府權力邊界清晰，公共權力不缺位、錯位和越位的科學治理體系，是一個嚴格按照“依法治國”原則而運行的規則治理體系，是一個依據人民民主原則，實現人民群眾民主參與政治過程的民主治理體系。因此，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一個基本前提就是政府職能體系的科學化規范化界定，逐步實現政府的有效限權、放權和分權體系，用制度保證權力的純潔性，實現社會公正，達到“社會共治”。

因此，在一個全球化和信息化時代，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治理體系，有三個最重要的特征：一是通過轉變政府職能，實現國家“權力體系”現代化；二是“依法治國”體系的現代化；三是“民主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可以說，合理的政府權力體系、依法治國體系和民主治理體系，是國家治理合理化、現代化的本質內涵。

（一）合理界定的政府權力體系是國家治理的“權威主體”，是實現現代國家“多元共治”的關鍵環節。我們知道，政府權力體系的現代化，本質上表現為政府職能的現代化，是政府的有效限權、放權和分權。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限制政府權力，建立有限政府，是“政府現代性”的根本標志。政府作為國家治理的主體，其職能的合理界定和邊界的合理劃分，決定著國家治理的質量。政府超出自己的職能范圍對市場活動和社會過程的不合理干預，將使正常的市場秩序和社會秩序遭到根本性的破壞，帶來大量的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引發大量的社會矛盾，使政府處于一個費力不討好的尷尬地位。與此同時，政府的不合理干預也會抑制市場和社會的創新性活力，使公平的市場競爭體系和公正的社會良性運行體系遭到人為的破壞，從而消解市場和社會的自我修復能力，加大國家治理的難度。因此。政府職能轉變的一個關鍵前提是政府的自我定位，是建立一個有限政府而不是一個全能政府，真正實現“政府的歸政府、市場的歸市場、社會的歸社會”，形成職能邊界清晰的政府、市場、社會“共治”的“現代國家治理體系”。

放權或權力下放是指正確處理“政府間關系”，包括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系及上一級政府與下一級政府之間的關系。權力下放的基本原則是權力下放到基層政府的財力能夠承擔的事項上，形成權責一致或財權與事權相一致的政府間職能劃分體系，既提高公共資源的使用效率，又強化基層政府的責任能力；權力下放的關鍵環節是地方政府要真正轉變職能，真正把精力放到市場監管、社會治理和公共服務上來，讓經濟社會發展真正成為惠及人民的發展。

分權是指權力向社會組織的有序轉移，是一個現代文明國家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本前提條件，也是政府職能能不能徹底轉變的最基本的制度保障。一個現代國家的重要標志就是自主的社會組織高度發達，具有承接政府權力轉移的基本能力，并能通過“行業自律”實現自我監管，通過“項目管理”和“服務合同出租”實現承接政府的部分社會治理及公其服務職能，使政府、市場、社會的“共治”局面得以形成，并最終實現國家治理的現代化。

（二）“依法治國”是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根本體現。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治理體系，本質上是一個法治體系，是一個政府、社會、個體都按照憲法法律行為的“規則體系”。任何組織、團體、法人、個體都不能超越憲法和法律之上。從理論上講，現代化的法治體系是一個“立法公正”、“執法公正”和“司法公正”的權威體系。所謂立法公正。就是要按照《決定》的要求，“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健全立法起草、論證、協調、審議機制，提高立法質量，防止地方保護和部門利益法制化”；所謂執法公正，就是“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創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強政府公信力和執行力，建設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所謂司法公正，就是“加快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維護人民權益，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可以說，能不能實現立法、執法和司法公正，是現代社會能否穩定、持續、良性運行的關鍵環節，是消解潛在的社會矛盾和問題的基本手段，是建設公平正義社會的根本保證，也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本內容。

（三）“民主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基本保證。民主是社會主義國家制度的根本特征，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國家治理體系的形成，必須始終“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社會主義民主原則，堅持在社會主義的民主實踐中人民群眾的“選舉權、參與權、知情權、表達權、監督權”，堅持“構建程序合理、環節完整的協商民主體系，拓寬國家政權機關、政協組織、黨派團體、基層組織、社會組織的協商渠道”。可以說，人民群眾民主參與改革全過程，讓人民成為改革的主體。讓改革價值和目標真正符合人民群眾的愿望和要求，是中國改革成敗的關鍵，也是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這一總體目標的“基本抓手”。只有始終在改革過程中堅持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原則，我們才能最終建立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一個人民滿意的社會，真正實現人民幸福安康，實現社會主義社會的長治久安。

二、國家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國家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一般來說是指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定能力、公其財政與預算能力和選人用人能力的現代化。具體來說，其實質主要表現為五個方面的能力建設：一是政府的公共精神或

“公信力”，二是依法行政或政府履行自己職能的“責任能力”，三是政府的“執行能力”，四是政府的“監督能力”，五是政府的“服務能力”。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都是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基礎和前提。結構決定功能，沒有治理體系或治理結構的現代化，國家治理能力就不會得到有效的發揮和提升。

從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角度來看，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是一個具有崇高權威的政府。而政府公信力是政府“權威性”的基本前提，是國家治理有效性的根本保證。

（一）只有真正做到從制度安排上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才能建立一個科學規范、依法治國、健康有力的“權力運行體系”，才能實現公共權力的“公共性”。也才能最終保證社會主義國家治理的現代化。在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時期新階段，科學規范的權力運行體系是決策、執行和監督相互協調的基本制度保證；依法治國的權力運行體系是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重要表征；健康有力的權力運行體系是國家治理有效性的關鍵環節。因此，建立符合“現代性國家”要求的權力運行體系是未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內容，但要保證權力體系的健康運行，一個基本前提就是首先要保證權力的純潔性，使權力不敢貪、不能貪，真正把權力關在制度的籠子里。

（二）只有真正做到從制度安排上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才能建設廉潔政治，實現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讓人民監督權力，就是要在權力運行過程中，真正通過制度平臺和制度渠道實現人民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讓人民群眾通過制度保證民主地參與權力建設的全過程，只有這樣權力才會得到有效監督，權力才不會腐敗，才能實現廉潔政治，最終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總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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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國家治理體系作為一個制度體系，包括了經濟治理、政治治理、社會治理、文化治理、生態治理、政黨治理等多領域以及基層、地方、全國乃至區域與全球治理中的國家參與等多層次的制度體系。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改革領域先后進行了對經濟、社會、文化領域有側重的改革，我們雖然已經認識到了改革存在的問題需要通過改革自身來解決，但是這些改革只能觸及問題的局部或表面，回避體制和機制就事論事，都無法從根本上來解決問題。因此，十八屆三中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這既是我國改革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其必然結果。這將有利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推進建設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五位一體”的總布局以及由頂層設計與底層推進共同作用的總路線。

一、改革開放取得的成績及存在的問題

改革開放是把雙刃劍，社會問題和隱患往往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逐步暴露出來的。比如，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時，收入差距、地區差距、城鄉差距有拉大的趨勢；在追求經濟發展速度的同時，忽略了對生態環境的保護，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和資源的極大浪費；在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教育、醫療等社會公共事業發展相對滯后，出現了上學難、看病貴的問題，一些地方就業壓力增大；在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不斷加強的同時，一些消極腐敗現象滋生蔓延；在文化事業大發展大繁榮的背后隱藏著腐朽文化的侵蝕和外來文化的入侵問題，等等。這些問題的具體成因非常復雜，好在這些問題的存在并不是因為改革的方向出了問題，有的是認識不到位、措施不配套，有的是設計不周到、操作不規范、有的也是在改革和發展過程中難以避免的問題。30年前，為了擺脫困境，重新奮起，我們毅然開啟了改革開放的偉大進程，由此創造了舉世矚目的中國奇跡。今天改革進程中暴露的一些問題是我們用三十年的努力和成績換來的，假使我們可以抹去改革暴露的問題，那我們的社會發展也將回到一窮二白的狀態。因此，我們不能因噎廢食，改革開放不僅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解決前進中矛盾和問題的根本途徑。我們唯有繼續把改革開放推向前進，才能不斷解決改革和發展中的問題，因此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內涵

國家治理體系是在黨領導下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它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黨的建設等各個領域體制機制、法律法規的安排，是一套緊密相連、相互協調的國家制度。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不僅要求實行現代國家治理，而且要求構建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治理體系。這一體系使一個制度化的治理架構，不僅要有完整和科學的制度安排而且要建立起協調有效的組織體系，形成保證制度和組織體系靈活運行的機制。

治理能力則是我們運用這些制度和機制管理經濟社會事務的能力。完備的國家治理體系的建立是前提，還必須有效形成和充分發揮國家治理能力，有效解決改革發展中面臨的各種現實矛盾和問題。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專題研討班在中央黨校開班式上強調，制定出一個好文件，只是萬里走完了第一步，關鍵還在于落實文件。這正是形象地指出了二者之間的有機聯系。

三、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以鞏固改革發展的成果

國家治理的現代化是一個國家走向現代化別關鍵的一步，是政治發展和政治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國家治理能否達到理想效果，一方面要制定出合理的制度，另一方面就要看對制度的執行能力是否到位。因此，治理體系現代化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二者在國家政治現代化建設方面的作用是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改革開放35年來，中國的現代化建設進入一個高速發展的“黃金時期”，這是舉世公認的。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市場化、全球化浪潮有力地沖擊著現有的國家治理體系、挑戰著政府的治理能力。例如：

1.現有的政府強勢主導的發展模式難以持續，消極管控的維穩模式遭遇困境難以持續，實現可持續發展和可持續的穩定迫切要求國家治理轉型。

2.相當數量的資源分配權和行政審批權仍然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地方、基層、企業、民間組織的自和自由活動空間不足，自主創新的環境不容樂觀，經濟社會發展的活力不足。

3.隨著義務教育和互聯網的普及，中國加速融入全球化進程，青年人群參與政治的愿望和能力都有了很大提高，在接納政治參與方面的制度容量上以及人們對更高水平的社會公共服務的期望中，現有的國家治理體制還難以完全滿足這些需求。

針對這樣的現狀，必須從制度和體制上對改革的成果甲乙鞏固，加強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沿努力做到以下四點：

一是推進政治民主化建設。充分保障人民當家做主的地位，讓人民充分享受自己的主人地位，讓人民真正成為國家政權的所有者，提高人民政治參與和人情和信心。保障人民能夠通過合法的渠道直接地或通過自己選舉的代表參與決策、執行和監督等國家治理的全過程，并擁有追究責任者的制度化手段，這是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最重要也是最基礎的環節。

二是加強社會法治化建設。“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國家政權的所有者、管理者和利益相關者參與國家治理的行為，都應納入法治化的軌道進行。國家公共權力的運行也應受到憲法和法律的約束，這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最有力的保障。

三是倡導政府文明化服務。國家治理應是“更少的強制，更多的同意”、“寓管理于服務之中”、“更多的對話協商溝通合作，更少的獨斷專行”、“更多的激發權能，更少的排斥和歧視”。國家治理能力最重要的體現就是，頂層設計體系能否在最大程度上被人民接受，這是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最高要求和最終檢驗標準。

四是實現社會治理科學化。各類治理主體擁有更多的自主性，他們履行各自功能的專業化和職業化分工程度不斷提高，執政黨和政府機關協調其他治理主體的能力、進行戰略和政策規劃的能力不斷提高等。只有做到以上四點，切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才能鞏固改革和發展的成果，才能保證改革和發展的成果充分為人民享受。

結束語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就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要求，也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應有之義。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繼“四個現代化”后我們黨提出的又一個“現代化”戰略目標，是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必然要求。（作者單位：魯東大學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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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政治文化反映著國家的基本政治狀況，影響著政治系統的合法性。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全面改革的關鍵時期，政治文化的現代化不可避免地處于這個過程，成為政治發展的重要內容，將對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的現代化產生積極的影響。

政治文化與國家治理

國家治理是指國家政權系統，按照其既定的秩序和目標對社會進行自覺的、有計劃的控制和引導的活動與過程，最大限度地增進公共利益。其本質在于通過制度創新整合原有的政治力量和社會力量，促進國家的穩步發展。國家治理體系是指包括現有的經濟、政治、文化等在內的一整套的體制與制度的總和。而國家治理能力則是指國家運用制度體系管理各方面事務的能力，包括改革發展、社會穩定、公平正義等方面的能力。

政治文化是指“一個民族在特定時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態度、信仰和感情。這個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歷史和現在社會、經濟、政治活動進程所形成的。人們在過去的經歷中形成的態度類型對未來的政治行為有著重要的強制作用”。①政治文化的這一界定，突出強調了它對現有政治體系、政治結構、政治過程的影響能力，特別是對政治改革有著重要的影響和制約作用。

當前，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的攻堅期，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方面還存在很多不足，有許多亟待改進的地方。要真正實現國家的穩定發展，就必須從各個領域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其核心就是政治體制改革。而政治文化對政治改革有著重要影響和制約作用。政治文化與國家治理之間相互制約、相互影響。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必然帶來政治文化從傳統到現代的變遷，而政治文化的現代化，必然也會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產生積極的影響。

政治文化的現代化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方面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是國家層面整體上的權力運作體系和能力的現代化。“治理”不同于“管理”，它強調的是國家與社會之間的良性互動與共同治理，是與培育公民社會相一致的，是以善治為目的的。公民政治文化的現代化的培育，包括政治價值、政治理念、政治思想等不可避免地成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方面。

1.政治文化的現代化構建與國家的治理理念都是以與中國化的理論成果為指導的

在中國，政治文化的現代化首先是培育社會主義的公民文化，是以與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為指導的。這與西方的政治文化有著本質的區別。這也是現代化中國進行國家治理的理念基礎。國家治理層面的各種改革都是以人民利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是以保護人民群眾的政治權利，擴大人民群眾的有序政治參與，加強人民對政治的監督為基礎的。這恰恰與培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公民政治文化不謀而合。

2.國家治理的現代化推動政治文化的現代化的發展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一定要與時俱進，一方面要改革不適應時展要求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另一方面又要不斷完善、建立新的更能適應新形勢的體制機制，使得國家治理更能體現科學化、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從整體上提高國家管理的效能。這必然影響到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方各面。在這樣一個以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同時進行的國家治理變革中，經濟的發展、公共權力運作行為、制度規范模式、文化整合戰略等必然會推進公民意識、政治價值觀、政治參與等的現代化過程，推動政治文化現代化的發展。

3.政治文化的現代化同時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提供強大的精神支撐與動力支持

政治文化的現代化是傳統政治文化中的政治認知、政治感情、政治態度等開始發生轉變，促進公民政治認同向現代化、理性化的轉型。理性化的政治意識、政治態度、政治情感、政治價值對國家政治結構、制度、行為、過程有著積極的影響，這樣不但有助于消除政治文化的分歧，還會增強公民之間的政治信任，更能以開放、合作、寬容的態度參與國家事務，服從國家治理的整體戰略，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

國家治理視角下，推進政治文化的現代化思考

1.樹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從價值觀的深度來推進政治的發展和國家治理體系的變革

一個國家的核心價值觀是國家指導思想、意識形態和價值取向上的反映，在維系國家的穩定發展方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中國政治文化的現代化其關鍵就在于在全社會樹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從價值觀的深度來推動中國政治的發展，從而帶來國家治理體系的變革和發展。一方面，可以通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引導，來解決現存的復雜的深層次的矛盾，增強公民的政治認同感，增強社會的凝聚力和整合力。另一方面，通過主流價值觀對政治個體的價值取向和行為方式的積極引導，為現代化的國家治理能力的形成奠定基礎。

2.鼓勵公民有序政治參與，構建公民社會與政府之間的良好互動

治理是基于多數的共識之上的。國家“治理”區別于“管理”的最重要的是治理主體的變化。國家治理的主體除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之外，非政府組織等也可以成為治理的主體。政治文化的現代化的發展就是要培育公民社會，提高公民和媒體的權利和權力，鼓勵公民有序政治參與，構建公民社會與政府之間的良好互動。

3.關注社會問題，實現國家治理內容的變革

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經濟突飛猛進，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但與此同時，也產生了很多社會問題 ，比如社會公正、住房問題、就業問題、環境保護、社會保障等。這些問題引發了很多不穩定因素，而這些問題如何解決，成為舉國上下關注的問題，影響著公民的政治認知、政治情感、政治評價等，公民的政治文化從關注經濟發展問題轉向關注生態文明和社會公平公正問題，有助于國家的治理能力的提高，實現國家治理內容的變革。

4.培育包容性的政治文化，增強文化自覺

當代中國政治文化的現代化，重在積極建設。現代化的新型政治文化的建構，必須立足于中國現實， 借鑒人類歷史上的一切文明成果。政治文化的現代化是傳統文化向現代化的轉型中，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發生的，一方面要對傳統政治文化進行反思和批判，超越其時代局限性和落后性，但同時也要繼承發揚其精髓和理性的一面。另一方面，隨著中西文化交流的不斷深入，西方的自由、民主等一些普適性的價值也被我們所接受，但絕不是簡單的拿來，而是一種中西方文明的融合。所以現代化的政治文化的特征是包容的、開放的。

但同時，我們要明確，我國現代化的政治文化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為指導，以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相統一為基本內容，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為基礎，以政治文化社會化和推進公民政治參與為根本途徑， 建設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文化。這就要求我們在多元政治文化的沖擊下，我們一定要增強文化自覺，牢固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化的根基，才能真正提升國家治理軟實力。

注釋：

①[美]加布里埃爾.A.阿爾蒙德、小G.賓厄姆?鮑威爾：《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和政策》，曹沛霖、鄭世平等譯，東方出版社，2007，第26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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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近年來，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的社區建設取得了長足進步，但社區中各種問題也隨之而來，社區的發展已不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2015年10月22日，全國社區社會工作暨“三社聯動”推進會在重慶隆重召開，在此背景下，為進一步探索和完善我國社區治理的創新機制與路徑選擇，“三社聯動“的社區治理理念應運而生，為推動社區發展，創新社會社區治理的機制、構筑共建、共享的和諧社區，提供了很好的借鑒和啟發，并成為我國國家治理體系下創新基層社區治理，推進社區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路徑。

所謂“三社聯動”就是指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以社區為平臺、社會組織為載體、社會工作專業人才為支撐并實現“三社”相互支持、協調互動的過程和機制。由于社區建設在我國大陸只有二十多年的歷史，包括社工機構在內的社會組織更是處于初創時期，在近年來的社區、社會組織、社工的發展中，三者之間雖然開始了“聯動”，即互動和合作，但尚未形成制度化的機制。一些“聯動”多是雙方或三方基于各自“現實”權衡而形成的臨時性關系，有的甚至還有“兩張皮”現象。“進入新世紀，置身于我國大力開展社區建設的新形勢，面對實現社區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新任務，在社區積極推進“三社聯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三社聯動”首先要明晰各方的目標、任務，認識及定位。通過建立互相學習、合作的關系，共享彼此所擁有資源。在此基礎上，不斷促進基層社區治理主體多元化，治理能力現代化，治理方式民主化。因此，在現階段的社區建設與治理中，通過引導和激勵社區社會組織發揮各自的優勢，在反映和表達社區成員或特定居民群體的利益訴求，協調利益關系，開展自助、互助、志愿服務，提升居民素質，從而構建“共建、共享”的社區治理格局。

二、創新社區治理機制的重要性

1.社區作為城市社會的基本構成單位，是城市基層組織的最小分子，在社會治理體系建設過程中作用關鍵。社區治理是城市社會治理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社會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當前，我區城市社區治理體系建設中存在政府部門管理越位、服務缺位、社區治理體系建設功能錯位、居民自治意識不強等問題。因此，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尤其要重視加強社區治理體制機制創新。

2.加快推進社區治理機制創新，是主動適應新常態、積極引領新常態的必然要求，是適應全面深化改革新形勢、實現社會治理創新的必然要求，是推進依法治理、加強和提高黨的執政能力的必然要求，是維護居民群眾根本利益、保障居民群眾民利，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必然要求。

三、“三社聯動”背景下社區治理機制創新路徑選擇

1.創新社區治理機制的的首要任務，是培育以地域為基礎的真實的生活共同體，塑造社區文化與社區認同，讓老百姓積極參與社區建設。當前我國社區規模擴大了，類型增多了，然而人際關系卻疏遠了，服務也單一了。社區沒有成為人們所需要的共同體，沒有成為基層社會治理的有效載體。要改變社區建設輕視社區價值和人際關系建設的現狀，逐步把社區建設的重心轉移到營造社區共同體上來。因此，創新社區治理機制，夯實社會治理基石，成為當前一項重大而緊迫的任務。

2.加強社區自治規范和社區自治能力建設，推進社區治理方式多樣化，不斷推動社會組織尤其是社區社會組織的能力建設。當前，社區建設存在的一個普遍問題，即將社區建設與基層政權建設混同，把社區居委會當作政府的延伸，使得社區居委會承擔了太多的政府職能，工作不堪重負、疲于應付。為此，必須明確城市社區治理功能定位，加強社區自治規范和社區自治能力建設，推進社區治理方式多樣化。

3.引入市場機制，激勵社會組織深度參與城市基層社會服務和社會治理。通過市場化治理，充分發揮市場競爭的優勢，改變傳統管理模式下的權利壟斷，推動競爭-合作主義治理模式，打破政府對公共服務和公共管理的壟斷，擴大社區居民選擇權，提高社區治理效率。

4.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推進社區治理法治化。當前，政府角色失調和行為失范是影響社區建設深入發展的重要問題。在社區建設過程中，政府變倡導者、指導者為控制者、領導者，超越了其本來的職能與權限，沒有很好地履行應盡的職責。為此，通過轉換思維模式，改變傳統的工作方式，通過營造法治環境，開展法治活動，建立健全社區治理相關法律規定，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社區治理體制創新。

四、小結

社區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礎環節，社區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礎和前提。因此，實現良好的社區治理局面已成為國家發展的戰略目標之一。當前基層社會治理的矛盾和問題十分突出，創新社會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提升社區治理能力勢在必行。“三社聯動”模式下的治理格局，在新時期群眾公共服務需求及表達途徑上呈現出多元化趨勢及社會治理困境加劇的背景下日益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充分發揮社區、社會組織、社工三者的優勢，實現“三社聯動”發展，這不僅是提升社區服務質量的有效途徑，也是不斷推進基層社會治理機制與模式創新，全面推進我國基層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理性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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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Framework and Contents of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Gu Yu， Li Yu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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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政府必須是廉潔政府，是法治政府。廉潔是公信力的基石，法治是廉潔的根本保證。一方面要加強制度建設，用制度管權、管錢、管人，真正形成不能貪、不敢貪的反腐機制；另一方面，辦任何事情都不能超出法律范圍，法律的約束應如影隨形。

建設現代政府，就是要把政府工作重點轉到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上來，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履行政府職能。凡不利于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體制束縛、法律架構和思想觀念，都將是深化改革的對象。

改政風是國家治理的首要任務。這首先意味著要破除一些妨礙改革發展的思維定式。面對新情況新問題，很多地方的干部深感新辦法不會用、老辦法不夠用。可是，在怎么改、怎么完善的問題上，一些人、一些地方卻習慣于“刻舟求劍”。見到他人的好東西，不問是否為現代國家治理所必需，只打著民族特色的旗號，拒絕改變；原則上講改革，現實中要么等待觀望、不愿先行先試，要么對中央精神一知半解、斷章取義；面對一些應該改的、能夠改的“老問題”，中央催一催、民眾推一推，才動一動，否則就“掛空檔”、改改停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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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6）10-0027-02

一、引 言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了“國家治理”一詞，也由此推動了對國家治理現代化理論的深入研究。在《切實把思想統一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上來》一文中，權威界定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概念：“國家治理體系是在黨領導下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緊密相連、相互協調的國家制度；國家治理能力則是運用國家制度管理社會各方面事務的能力，包括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各個方面。”

出版業是文化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能否健康穩健的發展，能否代表中國核心價值體系將決定著整個中國文化產業能否做大做強，能否實現大發展大繁榮，能否發揮上層建筑的作用促進國家經濟振興。完善出版業治理體系，提升出版業治理水平，這是出版業市場化過程的必然要求，也是促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當前，在國家治理現代化視閾下，進一步厘清出版業發展的價值理念和建構目標對出版業發展至關重要。而對行業價值理念和建構目標的模糊認知勢必會削弱文化產業現代化的發展，阻滯國家治理現代化發展的進程。因此，洞查與明晰出版業發展的價值理念和建構目標勢在必行，這也是加強和創新出版業治理現代化的關鍵。

二、國家治理現代化視閾下出版業發展的價值理念

1.出版業治理的現代化發展是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礎工程

國家治理現代化發展是出版業現代化發展的宏觀環境，其為出版業發展提供了背景支持，也對出版業發展提出了期許與要求，這就是需要出版業創新發展模式、提升治理能力，最終實現國家治理的現代化發展。

出版業市場化推進改變了傳統出版的結構，推動了文化產業的現代化進程，在出版業發展的過程中摸索和總結出了許多有益的形式，如推動出版機構轉企改制、組建出版集團、推進產權制度改革，出版業產業鏈內部的出版、印刷、發行企業重組頻繁，出版業跨地區、跨媒體、跨所有制、跨行業發展成燎原之勢[1]。這些都是出版業治理過程中可借鑒的實踐成果和有益的模式。這些創新性的出版治理模式和方法，調動了社會各方面的力量，組合了不同部門的資源，使出版業的發展規模和發展質量都邁入了一個新階段。為了完善出版業行業治理，推進文化產業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發展，就要不斷地拓展出版業治理的實踐空間、制度空間和體制空間。

2.出版業治理的現代化發展是促進出版業市場化進程和文化產業現代化發展的客觀需要

傳統出版業的社會結構、體制會隨著出版業的市場化發展和文化產業實現現代化轉型而發生重大變化。因而，為適應現代出版業發展，就迫切需要構建一種穩定協調、規范有效的管理模式。要實現出版業治理模式的創新，推動出版業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發展，就要一切以出版行業的發展實際為出發點，一方面要以文化產業市場化的客觀情況為依托，另一方面也要關注社會發展中傳統文化的滲透與影響，更為重要的是還要順應廣大出版從業者和出版受眾的期盼和實際需求。

以出版單位為主體建立起來的制度體制是現代出版業治理模式的主要特征，而市場化是出版業治理模式的基本精神，任何出版業現代化治理的模式都必須遵循充分尊重和發揮出版單位市場化進程趨勢的原則。國家治理現代化視閾下，提升出版業治理體系的完善程度與治理能力，關鍵在于以國家現代化發展的現實背景為依托，順勢適應，構建具備現代治理特色、符合現代治理要求的體制機制，推進出版業穩固和諧發展。

3.出版業治理的現代化發展是有效解決出版業問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體系的重點工程

加強出版業的治理是既有歷史遺留的原因，也是現實發展的需要，特別是隨著出版產業市場化發展進程的不斷推進，出版行業出現了復雜的情況和全新的局面。造成出版業現代化發展不順暢的主要原因是出版業的發展路徑與現實的困境產生脫節，而創新出版行業治理體制機制是解決這一矛盾的唯一出路，以此來解決廣大群眾日益增加的對出版文化管理的訴求而實際出版行業治理層次不高的現實困境。當前適逢出版業市場化進程的關鍵時期，對出版業發展中存在的問題，要依靠體制運行模式的創新、治理方式的現代化發展、傳統思路的突破來加以解決，以一種更加廣泛、更加開闊的順應現代化發展的理論思維去指導實踐發展。

國家治理現代化視閾下，出版業發展必須要以出版業治理的現行體制和固有制度為基本，認知并協調好出版業治理與文化產業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體系構建三者關系，完善出版業治理結構，健全出版業治理組織，實現出版業現代化進程與文化產業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體系構建三者協調發展、相互促進。

三、國家治理現代化視閾下出版業發展的建構目標

1.基本目標：規范發展

制度是以一定價值目標、規范利益分配而對利益主體制定的具有強制性和約束性的文件[2]。規范出版業行業發展靠制度，決定出版業長期穩定、持續提升的績效也要靠制度。處于全媒體時代、全球化發展之中的中國出版業要實現大發展大繁榮，必須依形勢建立新的制度，實現出版業規范治理，這也是出版業治理現代化的基本目標。規范、高效的出版業現代化企業制度與國家特性相符合，并與一國的市場體系、制度構建及社會文化背景相協調，能極大促進文化與經濟發展。

出版業規范式治理是實現出版業治理的有序化，構建一個規范性的運行結構，這樣就既體現現代社會發展的基本理念，又符合出版業的行業實際。出版業的規范化發展對出版業治理現代化發展至關重要。規范式的出版業治理體制要通過完善行業制度與法律，樹立國家引導、規范出版產業發展的權威力，保障出版單位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全面實現，維護與滿足最廣大出版受眾的閱讀需求，實現規范、開放、高效的出版業發展局面。

2.價值目標：開放發展

市場化發展的深入，推動了出版業經營模式的根本轉變，由主要面向國內的事業單位經營模式轉型為面向國際、國內的開放型經營模式。在國家治理現代化視閾下，出版業要積極促進全國出版市場的統一，打破出版業所有制壁壘，推動不同類型所有制出版單位相互間的交流與合作，共促出版業大發展。此外，還要積極促進出版業與其他行業間的合作，實現出版集團的“五跨”式發展――跨媒體、跨地區、跨行業、跨所有制、跨國界[3]。將出版業“引進來”與“走出去”的舉措相結合實施，推動出版業參與國際交流與合作，在國際出版市場中占有一席之地。2012年，新聞出版總署《關于加快我國新聞出版業走出去的若干意見》，把國際化確立為我國出版業發展的重要戰略方向[4]。

出版業開放式治理就是構建一個開放化的治理運行結構，使得治理既促進國內出版業發展，又順應國際出版業的開放大勢。只有強調治理過程的開放有序才能實現出版業國際化發展趨勢，促進文化產業的國際交流與融合。在出版業開放式治理過程中，要不斷完善開放治理的體制，提高開放治理能力，規范開放治理的秩序，擴大開放治理的外延，提高出版受眾對開放治理的參與度，中國出版業才能沿著市場化、國際化、集團化的改革方向奮勇前行，與國際業界共同發展。

3.動力目標：創新發展

與一般的企業一樣，出版企業也有對創新的訴求，且更為迫切。這一方面是由出版的本質決定的，出版的本質即是對文化的一種選擇、優化和創新；另一方面出版企業是創意型企業，促進企業發展的必由之路即是以創新謀求生存與發展的空間。當前新媒體時代如火如荼的發展，新的閱讀載體、閱讀體驗相伴而生，這些對出版格局和生態的影響重大而深遠，也對出版業創新提出了更嚴峻的挑戰和更高要求。有學者認為：創新問題是當代出版業的強烈訴求，創新匱乏是當代出版業的不爭事實[5]。出版業治理現代化要求一方面積極地順應出版業的創新，另一方面為更好地促進出版業創新而謀求發展路徑，因此，創新發展即是出版業治理現代化發展的動力目標。

出版業創新式治理就是不斷推動出版業創新，既要尊重出版行業發展固有的規律，肯定出版業已有發展方式的積極作用，又要依時勢創新出版業治理，助力出版業突破資源稟賦和創新能力的限制，實現出版企業轉型升級，推動出版業的國際化發展。在出版業創新式治理中，著力對出版體制、出版思維、出版人才培養等方面加強創新，同時還要注重發揮出版版權的保駕護航作用，全力提高出版業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發展。

4.效益目標：“雙贏”發展

出版的文化產業性質決定了其要以提高國家整體文化實力、提高公民文化素養為發展目標，追求社會效益的最大化。社會效益是出版業發展的首要目標，是出版單位發展的立身之本。在社會效益滿足的前提下，出版業發展還要追求經濟效益。出版業市場化發展是必然趨勢，經濟效益能否最終實現也是檢驗出版產品是否順應市場趨勢、迎合讀者需求的有效標桿。而經濟高收益、高效率回饋也為進一步做大做強出版業、創作更加豐厚的精神食糧提供了物質基礎。因此，“雙贏”發展即是出版業治理現代化發展的效益目標。

出版業“雙贏”式治理就是在出版業現代化治理中，要始終堅持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共同實現的目標，提高治理能力促進兩種效益共同實現，并能推動兩者相互促進，互惠共贏。而任何片面追求一方而忽略另一方的出版行為，都是不利于出版業長期健康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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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是我黨對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認識的深化，是治國理政理念的創新與發展。“中國社會治理的現代化改革，將是一個價值導向調整優先于治理技術革新的過程。只有深刻把握了這一原則，治理現代化才能夠從社會中獲得不竭的動力支持。”[1]國家治理現代化從理論層面來說，就是對國家治理這一價值取向重新審視與解構的過程。

一、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價值目標

“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的首要價值一樣。”[2]國家治理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推動公平的社會環境的營造，促進正義的社會制度的形成，公平正義必然也是公權力機關運行所應追求的核心價值目標。

國家治理在不同的階段應該有不同的主題。如果說改革開放的前期，我們的價值目標更多的是傾向于“效率”，即要解決好“做大蛋糕”的問題； 那時至今日應該重點解決“公正”，即“分好蛋糕”的問題。我國已經邁入工業化中后期，即進入了現代化轉型的關鍵期，與之相適應的國家治理上所追求的核心價值目標，不應只是通過讓市場來提高社會的生產力，更為重要的是要在遵循市場規律的前提下實現公平正義。對于“效率優先”所帶來的兩極分化、差距擴大等社會問題，要通過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注入公平正義的改革因子，形成公平正義的國家制度體系，彌合市場運行中的差別和差異不至于演化為巨大的差距，從而使社會公平正義得到根本保障，這就是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價值目標。

二、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價值標準

衡量國家治理的現代化變革成功與否，有兩個重要的指標，即法治與民主。所謂法治，并非簡單的實施法律，其根本意蘊在與社會大眾腦海中能否根植“規則的意識”。所謂民主，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大多數贊成”，其現代意蘊在于能否在公共事務處理上具備“協商的意識”。

當今中國法治不彰的突出表現就是人治意識濃厚，法治缺失最直接的體現就是公權力擴張、腐化，規則、法紀成了權力肆意擺弄的玩偶，一邊說按章辦事，一邊又強調要靈活通融，致使民眾的私權利慘遭踐踏，得不到基本的保障，社會缺乏自我發育的空間，市場經濟羸弱，歸根結底是規則的缺失，社會的運作邏輯是權力邏輯而非規則邏輯。

與法治建設不足相伴的是民主進程乏力。“民主是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本質特征，是區別于傳統國家治理體系的根本所在。”[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政治發展總體上依然是“權威”思維的主導，普通民眾對各種國家與社會事務并未有效的參與，尤其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與實施過程中，政府往往享有極大的權限，與廣大民眾沒有進行充分的溝通協商的情形下，政策以高效率出臺，而政策后果卻由民眾買單。

現代化的國家治理，必須要讓公民是成為社會和國家的真正主人； 必須實現公民對政治權力運行過程的切實監督。以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兩個價值標準來衡量，當前中國推進政治現代化的路徑，就是要用完善依法公權力行使的同時，尊重公民權利要求，讓私人權利訴求表達有常規的渠道。

三、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價值選擇

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進程中會面臨諸多的價值選擇，可以抽象為政府、市場、社會三者的定位問題。三者之間并非是那樣的界限分明，三者之間關系的交織注定了治理現代化進程中需要直面價值選擇的困境。

當中國在由市場經濟意識極度匱乏邁向市場經濟高度發達時，直接利益驅動支配下效率優先的市場意識確實極大釋放和激發了生產力。但單純的市場自發秩序更傾向于馬太效應式的分配機制，國家經濟總量在增長，但普羅大眾卻認為自己的收益卻在減少，這說明單純依靠市場利益驅動的做法實際上已經達到了其價值逆轉點。當政府以完善市場機制姿態出現時，并非必然意味著整個國家就走上了現代化轉型的康莊大道。承認“市場失靈”并不是將經濟運行全部交由政府管制，因為公權力同樣存在逐利行為，極易演化為社會的價值異化，最終吞噬制度規范甚至于市場本身。

當前中國國家治理所面臨的政府權威的消解、市場經濟畸形以及社會成長乏力這三大問題，用“維穩悖論”一詞最能囊括其中的矛盾糾結。政府習慣用行政化的壓制辦法，通過剛性指標的考核最終實現維穩的目的。于是，各級政府以硬性指標要求在社會問題方面注重杜絕上訪，在經濟發展方面強調GDP，最終形成“剛性的穩定”，整而國家缺乏發展的可持續性。

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要求，其實質還是要協調發展、改革與穩定三者之間的關系。長期以來我國的改革主要是在經濟領域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與社會體制改革相對遲緩，整個國家處于一種非均衡式的增長狀態。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樹立新的戰略思維，謀求向整體的、均衡的可持續發展路徑的轉型，打造廉潔、清明和民主法治的政治體系，塑造開放、透明和競爭有序的市場經濟，以及形成自治、包容和充滿活力的社會秩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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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治理是政府管理在新時代提出的新課題。隨著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明確了要通過有效的政府治理建設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治理體系及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成為全面深化和推進改革、推動政府職能轉變的總目標。作為推動政府改革和管理創新的重要工具，政府績效管理應該要呼應治理現代的要求。因此，對于政府績效管理的研究和探索更應以更廣闊的視角，在治理的范式下對于傳統的管理模式有新的思考，構建是適應于新形勢下的政府績效，促進治理能力和政府績效的全面提升。

一、政府治理與績效管理

從治理的基本概念和特征來看，西方對于治理的闡述，主要是以合法性、透明性、責任性、法治、回應、有效為標準和規范，緩和政府與公民之間的矛盾為特征[1]。聯合國全球治理委員會對治理的概念進行了界定，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法的總和是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利益得以調和并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過程。結合我國當前社會經濟發展的情況，在新的歷史時期，政府自身的治理優化，應該主要指的是政府通過對自身的內部管理，優化政府組織結構，改進政府運行方式和流程，強化政府的治理能力，從而使得政府全面正確履行職能，提高政府行政管理的管理的科學性、民主性和有效性，政府治理的內容涉及政府自身的結構性和體制性科學化、民主化、合理化和高效化[1]，政府治理現代化是以建設服務政府、法治政府、責任政府、高效政府為目標。政府績效管理發生在政府活動之中，貫穿于目標、實施、評估活動的始終，與政府治理密切相關。若要推動治理能力和體系的現代化，政府績效管理的研究和探索離不開對于治理的思考。何文盛等探討了在治理現代化的背景下，政府績效管理的定位和功能及發展趨勢[2]，尚虎平從對比分析的角度梳理了國內外對于政府治理績效評估的內涵和實際困難[3]，包國憲[4]、倪星[5]、陳天祥[6]提出了政府治理績效評估的特點及發展方向，結合以往研究，本文認為從推動政府治理現代化的角度來看，政府績效管理應至少體現幾個特征。一是政府績效治理主體的多元化。民主行政的典型特征，就是治理結構的多元化，既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又包括政府之外的社會公眾、團體和個人。傳統政府管理是主體一元化的，現代政府治理是主體倡導多元化，體現了還權于民的導向。政府績效治理的目的是在實現國家利益的同時，也有效地為社會提供優質的公共產品或服務，實現政府與民眾之間的價值關系的回歸，也就是政府真正能實現“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5]。二是政府績效治理手段工具的法治化。政府管理行為能夠遵循既定的規則程序來運作是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標志。規范的制度和政策發揮引導約束作用，制度環境不斷完善，是政府績效實現由管理向治理的轉變的重要保障。獲得法律和政策的支持，確保政府在有序的政治環境中進行管理活動，確保社會公眾以科學、合理、規范、有序的方式參與管理。三是政府績效治理目標的高效化。無論中西方，在以往的管理改革中，無一例外都把效率作為政府應該達到的目標。在政府治理的理念中,政府管理不是唯效率論,特別政府績效管理不僅追求工具性價值，更多體現的是民主、參與基礎上的效率,是公平前提下的效率[3]，既要兼顧經濟性、效果性，又要兼顧公平性、效率性。通過以治理理念的引領、治理體系的改革完善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提高政府績效和管理水平，推動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二、我國政府績效管理實踐的重新審視

政府績效管理作為一種新型管理方式，自上世紀90年代進入中國以來，在本土化的過程中得到積極應用和推廣，對于創新管理方式、提升管理效能上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實踐中也顯現出了績效評估模式泛濫與績效不彰的困境[7]。因此，有必要分析在當前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背景下政府績效管理面臨的現實問題，特別是不能適應治理現代化的要求的種種表現。（一）法治化規范化程度不高，制度支持缺乏連續性和穩定性。現代化進程中，政府管理起步比較早的一些西方國家，經歷了幾十年的探索，已經為政府治理體系和能力的現代化的實施奠定了較好的法治化基礎，特別是英、美、德等國家已經把政府績效管理上升法律層面，作為一項長期執行的穩定制度，為各地方（州）推進提供了統一的指導和支撐。相較之下，我國績效立法工作大多還尚未開展，全國性的指導性法律法規尚未出臺，各地尚處于自主探索階段，缺乏明確的指導思想和強有力的制度支持，難以保障績效管理工作的連續性和穩定性。（二）政府責任機制還需進一步強化，在保障政府管理高效運作上缺乏有效手段。目前政府在績效考核評估上多采用自評自查、督辦提醒、定期通報等“自查自糾”的“軟性”方式；相較于國外一些國家的典型經驗，缺乏嚴格的審查監督機制和社會力量的介入。實際工作中，一些地方的績效管理成為目標管理的新名詞，只是按部就班的提交材料，缺乏積極主動開展績效管理的動力，缺乏社會力量的強有力的監督，缺乏“剛性約束”，尚未形成責任倒逼機制，在確保履職盡責、提高政府治理能力、提升行政效率上還在探索之中。（三）多元治理結構需要進一步構建，增強政府的公共性和民主性。實踐表明，第三方機構的參與是促進政府績效設計和改善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上世紀90年代開始，以美國坎貝爾研究所為典型代表的第三方評估對政府行為開展了大規模的績效評估活動，共同推動了美國各州和地方政府的績效評估的積極實踐。目前國內各地政府績效管理第三方評估工作的開展不均衡，評估效果上也有待提升：一方面，各地廣泛開展的民意調查，雖然彌補了內部考核的不足，但專業性、針對性不夠；另一方面，個別地方逐步引入了外部機構或專家學者作為第三方，但在評估實施過程中，由于政務公開不夠、信息不對稱等原因，外部專家缺乏對實際工作的深入了解，難以對職責職能、目標任務、工作成效等有全面認識，難以對政府部門作出客觀、準確、權威的評估，不能實現“知情人評知情事”，總體上還未形成多方參與治理的新格局。

三、對推進政府治理現代化、提升治理能力、優化績效管理的思考

治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背景下的政府績效管理應該不僅是實現政府治理目標的重要方式，更是體現治理現代化戰略導向的有效管理工具，對于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意義。因此，以政府績效治理主體的多元化、政府績效治理手段工具的法治化、政府績效治理目標的高效化為基本導向，以建設服務政府、法治政府、責任政府、高效政府為目標，本文提出以下優化政府績效管理的具體思考。（一）從增強政府治理規范性的角度，建立健全管理體系，推進政府績效管理法治化進程。從2004年開始，績效評估概念第一次出現在我國中央政府官方文件中[8]。近幾年的發展中，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進一步強調了嚴格績效管理是依法全面履行職責的有力保障。下一步應從建立健全政府治理體系出發，循序漸進地推進績效管理在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進程中不斷走向規范化、法治化，推進績效管理法治化進程，建立主體齊全、權責清晰、運行有序的管理體系，同步健全干部管理、財政預算、審計監督等配套制度。建立干部管理和人事考評與績效管理的有效對接，減少多重考核，促進一考多用；將效能監察、外部監督與績效管理結合，強化責任落實，提高行政效能，促進公共績效的不斷改進。（二）從完善治理結構的角度，增強第三方參與度，強化政府服務理念。結合我國政府開展績效管理的實踐來看，引入第三方是一個需要逐步探索的過程，目前來講，多元主體、內外結合是提高績效評估考核專業性、客觀性和公正性的可行之道，更符合我國政府績效管理實際，通過引入服務對象、社會公眾、社會組織、專家學者等多元評價主體，構建多方參與、監督制衡、公開透明、結果公認的考核評價工作機制。從評價主體來看，我國政府績效管理還是以內部（上級、下級、同級）為主。引入第三方主體，可以吸納大學、研究機構、咨詢公司等非官方機構，提供獨立分析、幫助政府清晰、客觀地審視，也可以適度納入服務對象、公眾等社會主體，特別是涉及到群眾利益緊密相關的民生項目，能夠增強社會公眾的參與和監督。現階段，以內外結合的績效評價提高政府績效考評的公信力和權威性，能夠有效推進政府向治理現代化逐步邁進。（三）從建設高效政府的角度，探索實施績效預算，增強績效管理的動力機制。績效預算是測量政府行政目標是否達到以及公共職責實現程度的一種機制，而當前對政府管理活動經濟性的考量是政府績效管理的一個弱項，我國財政資金“重分配輕管理、重使用輕效益”的現象依然存在。因此，將財政預算和績效管理進行結合是深化政府管理體制改革的發展方向。首先要牢固樹立“花錢必問效，無效必問責”績效理念，將預算績效目標申報、審核和評價納入政府績效管理視野，要加強預算績效實施中的監督，加強預算績效的過程管理，要將預算績效執行情況作為績效評估的重要依據，真正把預算績效的結果用起來，促進政府管理保持在一個高效運行的狀態。（四）從增強政府管理回應性的角度，加強責任政府建設，推進政府治理能力的持續提升。從國外政府績效管理的經驗來看，績效結果的運用主要體現在三方面：一是向服務對象或上級管理部門的反饋；二是預算安排、財政利益獎勵、擴大地方自治權等獎勵性措施；三是對于績效不佳的，給予績效診斷，提出改進方向。目前我國有不少地方政府已經在績效管理結果與在績效獎金、人事獎懲等方面掛鉤進行了積極探索。基于此，建議進一步加強結果反饋與持續改進的再考評機制的建設，提高績效評價的回應性，增強對評估對象、服務對象、社會公眾的反饋，激發績效管理的內在生命力。在有條件的情況下，嘗試預算調整、編制調整掛鉤等做法，加大激勵機制的探索，為績效評價價值的實現提供保障，使政府績效管理不斷煥發活力，成為助推政府職能改革、提升治理能力的有利工具。

參考文獻

[1]王浦劬.國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的含義及相互關系[J].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4（03）.

[2]何文盛，唐辰龍，郭棟林.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背景下政府績效管理的定位重塑與功能解析[J].蘭州大學學報，2014，6（44）.

[3]尚虎平.從治理到政府治理績效：數據發掘視域下的政府治理績效評估[J].遼寧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1）.

[4]倪星.中國地方政府治理績效評估研究的發展方向[J].政治學研究，2007（04）.

[5]包國憲.地方政府績效研究視角的轉變：從管理到治理[J].東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09）.

[6]陳天祥.論治理范式轉型中的政府績效評估[J].廣東行政學院學報，2007（08）.

篇（11）

一要把好導向。導向是靈魂，是關鍵。我們要堅持以正面宣傳為主，牢牢把握正確輿論導向，加強創意策劃，延伸宣傳半徑，努力形成正面宣傳的大合唱。二要改進創新。管住了不等于管好了，內容正確不等于效果就好。我們要下大力氣創新欄目節目內容，改進表達方式，切實增強正面宣傳的親和力、感染力、說服力。三要建強陣地。陣地強才能傳得出去、落得下去、深得進去。我們要加大資源整合力度，加快推進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的融合發展，努力打造一批具有旺盛活力和強大競爭力的傳播主體。四要建好隊伍。隊伍強才能工作強。我們要認真落實黨管媒體原則和政治家辦報、辦刊、辦臺、辦新聞網站的要求，確保各級各類媒體牢牢掌握在忠于黨和人民的人手里。五要健全制度。制度更帶有根本性和長期性。我們要進一步健全互聯網管理體制和工作聯動機制、社會熱點問題引導和突發公共事件報道工作機制等，加快形成互聯網管理的政策法規體系，確保各級各類媒體始終堅持正確輿論導向。

吉林省委常委、宣傳部長莊嚴：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有機整體，相輔相成。當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提高輿論引導能力和水平，要求黨的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要把系統掌握基本理論作為看家本領。

為什么必須用“看家”？是與時俱進的科學理論，是真理與價值的有機統一。的價值理想是為大多數人謀利益，揭示了人類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是“改變世界”的思想理論武器，具有強大的道義力量、理論力量和實踐力量，為無產階級政黨站得高、行得遠、走得穩提供了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為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指明前進方向，也提供了看家本領。

領導干部如何提升“看家”本領？作為執政的骨干力量，領導干部必須始終堅持的理論宗旨，堅定理想信念；始終堅持的思想路線，做到實事求是；始終堅持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走群眾路線，不斷深化為民務實清廉的價值追求；始終堅持學風，提高執政能力；始終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在改革中求主動、在創新中占先機，把“看家本領”落實在執政實踐中。

江蘇省委常委、宣傳部長王燕文：提高輿論引導能力是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內容，是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方面。當前，牢牢掌握輿論工作主動權主導權，關鍵是改進創新。

創新構建調控體系。把握媒體變化發展新趨勢、輿論生成演變新特點，健全堅持正確輿論導向的體制機制。強化新聞與政策解讀，建立重要輿情溝通共享、效果評估通報等制度。

創新打造主流媒體。加快傳統主流媒體在內容、技術、工作平臺、傳播終端、人才和管理上與新興媒體全面融合，積極推進全媒體、一體化發展，建設新型主流媒體。

創新發展網絡運用。轉變傳統媒體新聞信息上網傳播的方式，實施政務微博微信全覆蓋工程，探索建立網上黨群組織，構建覆蓋廣泛的網絡信息內容傳播體系。

創新改進手段方法。樹立現代傳播理念，注重對象化、分眾化、互動化傳播，把握好輿論引導的時度效。提高引導藝術，善于“把遠的拉近，把硬的說軟，把虛的靠實”，在講故事中感染人、打動人，讓正面宣傳有機融入日常工作生活，潛移默化、潤物無聲。

安徽省委常委、宣傳部長曹征海：我們要強化政治意識大局意識，從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高度，重視和加強輿論引導工作，不斷提高能力水平。

要圍繞“兩個鞏固”加強輿論引導。持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國夢宣傳教育，加強對重大思想理論問題的辨析引導，筑牢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根基。

要圍繞黨和國家工作大局加強輿論引導。著眼五位一體總布局和黨的建設各方面，聚焦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部署，把體現黨的主張與反映人民心聲統一起來，把堅持正確導向與通達社情民意統一起來，唱響主旋律、激發正能量。

要圍繞培育和踐行核心價值觀加強輿論引導。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貫穿到日常宣傳和專題宣傳之中，利用一切宣傳教育資源、一切傳播手段和渠道，開展貼近性、對象化、接地氣宣傳教育，推動形成人人參與、人人實踐的生動局面。

要圍繞提高傳播力公信力影響力加強輿論引導。堅持黨管媒體原則，牢牢掌控宣傳思想陣地，把握時、度、效要求，切實改進社會熱點問題引導、突發公共事件報道和輿論監督，更好地內聚力量、外樹形象。

河南省委常委、宣傳部長趙素萍：著力提高輿論引導能力和水平，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對于推進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深遠意義。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提高輿論引導能力和水平的固本工程。河南省委作出推進文明河南建設的決策部署，把它作為實現“五位一體”協調發展的重要舉措，列入河南省委經濟社會發展總體布局。

文明河南建設，主要內容包括道德建設、法治建設、誠信建設、服務型機關建設四個方面。工作措施是：抓宣傳教育，增進人們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認知認同；抓實踐活動，豐富人們投身道德實踐的載體平臺；抓制度建設，形成有利于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政策導向；抓教育治理，解決道德領域存在的突出問題。

我們的目標是，用5年左右的時間，實現行業道德規范普遍建立，公民文明習慣廣泛形成；法治成為全省人民的共同意識，遵紀守法成為全省人民的自覺行為；誠信建設長足進步，基本建成覆蓋全省的社會信用體系；機關工作人員宗旨意識和服務意識牢固樹立，政風行風建設得到進一步加強，為實現中原崛起奠定更加堅實的思想道德基礎。

重慶市委常委、宣傳部長燕平：貫徹落實全國宣傳部長會議精神，著眼提高輿論引導能力和水平，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關鍵是要強化三種思維。

一要強化戰略思維。著力抓思想理論建設這個基石工程，夯實理論武裝，深化研究闡釋，排除雜音噪音。著力抓話語權提升這個基礎工程，建強傳播體系，改進話語體系，搶占時機、道義、表達制高點。著力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這個基業工程，確保“三個倡導”家喻戶曉、人人踐行。

二要強化創新思維。繼承傳統，深入推進各項工作體制機制、內容形式、方法手段創新。吸收外來，廣泛借鑒發達國家的新思想、新經驗，為我所用。緊跟時代，善于運用新科技、新載體，創造新的形式手段，解決好有想法沒辦法的問題。

三要強化底線思維。堅持團結穩定鼓勁、正面宣傳為主，弘揚主旋律，凝聚正能量，確保正確導向這一生命線不出問題。實行基本公共文化服務標準化、均等化，做實文化惠民工程，確保服務民生這一根本點不出問題。建強隊伍，管好陣地，善于發聲，敢于亮劍，確保意識形態安全這一要害處不出問題。

哈爾濱市委常委、宣傳部長張麗欣：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高輿論引導能力，地方宣傳部門關鍵是要大膽的管好、有效的用好、科學的建好媒體。

大膽管好媒體就是要旗幟鮮明地堅持黨管媒體的原則，在管班子、管隊伍、管導向上“三管”齊下。要在思想、理念、制度、機制上，確保建設一支敢擔當、能擔當、會擔當，有理想、有專業、有追求的新聞編采隊伍。導向問題是靈魂問題。要激勵媒體唱響主旋律，傳遞正能量，激發社會團結向上的力量。

有效用好媒體就是要務實創新地占領輿論制高點，通過媒體及時傳遞黨和政府的聲音、主張，快速回應人民關切。隨著人們價值觀念日益多元、利益訴求逐漸分化，不斷改進創新輿論引導方式是我們的課題。因此用好媒體，不僅是要在“用”字上下功夫，還要在“好”字上有創新。

科學建好媒體就是要做強做大傳統主流媒體、勇于進軍占領新興媒體。宣傳部門要在政策、機制、技術等層面上引導、鼓勵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融合，搭建新平臺、運用新形式，實現主流意識形態在新媒體上的有效傳播和廣泛覆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