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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圖分類號】D902 【文獻標識碼】A

社會轉型時期糾紛解決面對的新挑戰

糾紛主體的復雜性與陌生性。我國傳統的社會是一個熟人社會，這是由當時農業社會的社會結構所決定的，在生產水平低下的條件下，人們需要相互合作，形成了以家庭、村落為核心的生活與生產的共同體。隨著社會轉型，人際之間的流動性加大，熟人社會逐漸轉變為陌生人社會，糾紛不再局限在家人、鄰里之間，逐漸呈現出主體復雜化與陌生化的特點。

糾紛的多元化。在社會轉型時期，糾紛的多元化主要體現在幾個方面；第一，糾紛類型多元化。傳統的婚姻家庭糾紛、相鄰關系糾紛已經不再是民間主要的矛盾糾紛，新型糾紛如環境與生態糾紛、征地拆遷糾紛、勞資糾紛、黨群干群關系引發的糾紛不斷增加，并在糾紛總量中占據越來越大的比例。第二，糾紛的成因多元化。傳統的糾紛呈現直線型特點，而新時期的糾紛呈現曲線形特點。構成糾紛的因素由單一因素轉變為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由“一因一果”的糾紛轉變為“多因一果”或者“多因多果”。傳統的糾紛要么因為情感因素，要么因為經濟因素，同時兼具這兩個特征的并不多，但是當下糾紛牽涉方方面面的因素。

糾紛的群體性與關聯性。計劃經濟時期，整個社會的同質性相對較高，在集體主義的約束下，各種矛盾沖突的表現并不那么明顯。采用“全國一盤棋”的做法在大多情況下都能取得較好的效果。但是從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開始，中國進入社會轉型時期，而社會轉型的實質就在于對利益的調整。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中國社會進入矛盾高發期。在各社會成員由“單位人”轉變為“社會人”的過程中，收入差距和貧富差距拉大，社會主體被分化為不同的利益階層。矛盾糾紛由傳統的公民與個人轉變為各經濟實體和社會群體。糾紛的規模不斷增大，由于糾紛主體的利益一致性，有著一致訴求的糾紛當事人通過各種方式進行聯系，形成一個短期的“利益共同體”，采取不同的方式對糾紛進行干預，形成一種較緊密的群體，少則十幾人多則上百人參與，弄不好就會形成。在拆遷安置、征地補償、農民工的勞資糾紛、社會福利與保險等糾紛中，這些矛盾由于涉及集體利益，往往有著顯著的“關聯性”與“群體性”的特征。

人民調解的應對優勢

平等自愿。與公力救濟相比較，人民調解最大的優勢莫過于其平等性及自愿性。人民調解的平等性在于人們調解是雙方當事人在地位平等基礎上進行友好協商，人民調解組織在其中只是一個協調者的作用，并不強制干涉糾紛進程，避免引起當事人對強權的抵觸心理。人民調解的自愿性在于，當事人享有充分的自由選擇權，從把糾紛提交調委會處理，到達成調解協議，均由當事人自愿協商決定，不允許任何人采取任何強制調解方式。

法官是陌生人而調委會的調解人員卻是“身邊人”。調委會是基層群眾自治組織，是人民自愿選舉出來的，選之于人民并為人民服務。基層調解員熟悉社區情況，更容易讓老百姓放下警惕打開心防。而在平等自愿原則主導下的糾紛解決，充分尊重當事人對自己權益的處分，有利于達到更好的社會效果。

效率。糾紛解決的效率是從時間維度上界定的，指解決糾紛所需時間的長短。與公力救濟相比，人民調解的效率性有著顯著優勢。公力救濟往往追求程序正義，程序正義意味著法院必須嚴格按照一系列的規則進行，復雜的程序性和高效率是法院作出正確判決的保障，判決的正當化則是司法正當的重要環節，但是，調查取證需要時間、鑒定勘驗需要時間、申請證人出庭需要時間，這導致了訴訟是非常耗時的一種糾紛解決方式。

但人民調解則不同，人民調解是以當事人的同意為其正當化的基礎，而非由復雜的程序作為正當性的保障。它可以隨時介入，就地解決，采取簡單的方式靈活處理糾紛，幫助當事人解決矛盾。

上文已經分析，目前糾紛呈現出多樣性與復雜性、群體性與關聯性的特點。糾紛一般分為萌芽期、爆發期、相持期等階段，如果采取公力救濟的方式，往往是對糾紛的補救，是在糾紛已經發生后采取的不得已的措施，這就意味著已經錯過了糾紛解決的最佳時期，因為糾紛已經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而采取人民調解的方式，可以在萌芽期就及時介入糾紛，防患于未然，把糾紛扼殺在最初階段，防止糾紛的擴大。在最初階段及時解決糾紛，能極大地提高解決糾紛處理的效率，不但能避免法院立案難、調查難、取證難的弊病，也可以避免采取行政救濟，遭遇行政機關相互推諉、拖延的現象。

另外，人民調解采取溫和說服的方式，采取情理法多種手段相融合的方法，針對不同情況來平衡當事人之間的利益沖突，以柔克剛、潛移默化地解開當事人的心結，靈活多樣又溫和和，最大程度地避免“強按牛喝水”的現象，消除當事人的反感，提高執行的效率。

靈活。人民調解是一項靈活的糾紛解決機制，主要體現在如下兩方面：

第一，參照的規范靈活多樣。在社會轉型期間，出現各種新糾紛，法律卻有滯后性，立法之初并沒有針對未來的糾紛類型及處理作出規定，導致法律存有空白。但是人們調解卻不單純將法律作為解決沖突的規范，它還依據當地風俗、鄉規民約、宗教習慣、情感、道德等多種因素來解決矛盾沖突。這就使得人民調解在遭遇新型糾紛時，不至于措手不及。

第二，采取的手段靈活多樣。靈活高效是人民調解這一制度設計之初的基本價值追求，調解員在處理不同糾紛時運用不同策略。較之于司法救濟和行政救濟的強制性，人民調解更加溫和靈活。例如，對尚有感情的當事人，通過情義融化法，通過回顧他們過去的點點滴滴來喚起他們的感情，達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效果。對性格剛烈、脾氣急躁的當事人采取以柔克剛的方法，避免一開始就拿出法律對其批評教育，而多采取和風細雨的勸說，使其心服口服。對優柔寡斷的當事人采取正義威懾法，利用道德感化、輿論導向等方法，使他們配合調解員工作。

人民調解在基層社會中的實踐

排查矛盾，預防糾紛。一方面，基層調委會本著“預防走在排查前，排查走在調解前，調解走在激化前”的原則，對各類矛盾糾紛進行全面深入的大排查。采取普遍排查與重大排查相結合的方式，在重大節假日期間和各敏感時期對糾紛存在的苗頭隱患進行拉網式排查。在中秋、元旦、春節期間，人民調解員深入困難群眾多、矛盾糾紛多、工作難度大的村組，對社會治安薄弱的重點區域進行有針對性的排查，并對排查出的矛盾糾紛及時化解。

另一方面，針對社會轉型時期矛盾糾紛的特點，針對涉及人群眾多、數額巨大的征地補償問題及拆遷安置問題。人民調委會及時預防此類糾紛，對轄區內社會敏感問題引發的矛盾糾紛做到底數清、情況明，通過對這些糾紛的全面排查，深入分析，做到準確預防矛盾糾紛的發生。

部門聯動，化解糾紛。在社會轉型時期，政府由“治理”轉向“善治”。善治的本質就是多方參與，政府與公民對社會生活共同管理，各部門相互協調配合，使社會發揮最大的活力。

黨的十報告提出要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建立健全黨和政府主導的維護群眾權益機制，完善制度，完善人民調解、行政調解、司法調解聯動的工作體系，暢通和規范群眾訴求表達、利益協調、權益保障渠道。

出于對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的回應，人民調解工作被納入到基層建設工作范疇，在基層社會中，人民調解與司法調解、行政調解形成“大調解”格局，相互配合，齊抓共管。加強人民調解與行政調解的鏈接，對涉及土地承包、醫患關系、征地拆遷、環境保護、交通安全事故造成的損害賠償等矛盾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加強與派出所、土管、、民政等部門的配合。整合各個部門的力量，合力化解糾紛，從源頭上防止治安案件和民事案件轉為刑事案件的發生。加強人民調解與司法調解的鏈接，實現案件分流，優化資源配置。通過加強人民調解與司法調解的配合，在各基層法院加強民事審判訴前、訴中與人民調解的對接工作，推進人民調解的窗口前移。

在新形勢下，矛盾糾紛的化解單靠一個部門的力量很難完成，單靠一種調解方式也未必會取得很好的效果。“三調聯動”機制整合了調解資源，充分發揮了各種調解的優勢，通過運用各種手段，拓寬矛盾化解的領域，調解方式由事后被動調解轉化為事前主動調解，最大限度地減少了社會的不和諧因素。

人民調解在基層社會治理中的價值

和諧。人民調解的理念是和諧。在人民調解的制度設計之初，考慮的就是通過在充分尊重群眾訴求的基礎上，化解糾紛，實現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公力救濟以規則作為解決糾紛的依據，而人民調解則把當事人的意思自治作為解決糾紛的依據。公力救濟追求普遍正義，難免會導致某些個案中的利益沒有得到很好的平衡，造成法律與人情的相悖。在某些情況下，法院的解決方案即使是合法的，也未必是最佳的。但是人民調解制度則不同，人民調解制度不只有著深遠的文化土壤，而且是對現實生活的具體回應。在訴訟中，被告往往有著強烈的屈辱感和憤怒感，而一次一次的開庭審判和公開質證、法庭辯論都會加劇當事人雙方的緊張與對立。在傳統觀念中，當事人對薄公堂，劍拔弩張，當事人都有一種反正已經“撕破了臉”、“破罐子破摔”的心理，而“非黑即白”的最終判決，在司法的強制力下，甚至進一步加劇了當事人之間的沖突。人民調解制度則更加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調解是在當事人完全自愿的前提下開展的，調解人在調解過程中充當一個“中間人”作用，并不帶有任何強制性的官方色彩，既避免了“以權壓人”也不會造成當事人的二次負擔。基于人民調解良好的保密性和調解方式的溫和治愈性，當事人可以放心地將深層次的矛盾向調解人陳述，通過調解人在雙方不斷斡旋，達到二者都滿意的結果。

人民調解的實效是和諧。一方面，在司法救濟或者行政救濟中，當事人面對不利于自己的后果，可能口服心不服，甚至是心口都不服。由于公力救濟的官方色彩，在很多情況下，糾紛解決之初就容易引起當事人的逆反與敵對，糾紛解決過程中，更讓人質疑程序的公平性與合理性。最終的解決方案引起的不滿不能宣泄，嚴重的可能演化為對社會的仇恨和對糾紛另一方當事人的不滿，從而導致新的犯罪。這種不滿導致判決的執行難，社會效果不理想。但是人們調解不僅具有溫和的外觀還具有完美的內核。人民調解通過當事人自己相互協商達成解決糾紛的協議，使得雙方當事人心平氣和地走出糾紛，自愿履行自己做出的調解協議，圓滿解決糾紛，達到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的和諧。另一方面，并非所有的糾紛都可以采取訴訟或者行政救濟的方式。通常意義上的糾紛分為情感類和金錢類。但在社會轉型期，不少糾紛兼具這兩種特點。但在法庭上，你提出什么訴訟就會得到什么救濟，對于針對金錢的糾紛可能通過一紙判決得到裁定，但針對感情的糾紛，卻收效甚微。正如龐德所說：“一個法院能使一個原告重新獲得一方土地，但是它不能使他重新獲得名譽。法院可以使一個被告歸還一件稀有的動產，但是它不能迫使他恢復一個妻子已經疏遠的愛情。法院能強制一個被告履行一項轉讓土地的契約，但是它不能強制他去恢復一個秘密被嚴重侵犯的人的精神安寧。”①在很多情況下，人們提訟可能是一時義憤，或者純粹為了名譽、情感，但在法庭上，很可能得到一個針對金錢的物質彌補，卻忽視了潛藏在糾紛表面更深層次的矛盾，無法從根本上修復雙方關系，解決糾紛。人民調解不只有訴訟的基本價值，還兼具人間的溫情，有利于社會各成員之間關系融洽，推動社會和諧。

穩定。塞繆爾?亨廷頓認為，經濟發展本身就是一個造成社會不穩定的進程，一方面經濟增長以某種速度極大地促進物質福利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另一方面卻因其不平等而以更快的速度造成社會的怨憤。戴維斯則直接將這種現象解釋為“發展型的相對剝奪感”。中國目前社會結構變化，經濟轉型，在急劇的社會變遷中，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價值觀念都發生巨大的改變，造成大量的矛盾糾紛。

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人民調解被稱為“維護穩定的第一道防線”，有著深刻的現實根源。其最重要的作用在于，人民調解制度注重源頭治理預防矛盾糾紛，訴訟是一種針對已然狀態的糾紛解決機制，而人民調解則不然，人民調解制度堅持“抓小、抓早、抓苗頭”的工作方針，通過排查矛盾、預防糾紛，可以將糾紛化解在其萌芽狀態，避免了矛盾的進一步激化升級和事態的進一步惡化擴大。

從人民調解的主要機制來看，人民調解制度在基層社會中實現定期排查糾紛制度、信息報送制度、重大疑難糾紛的分析研判制度、社情分析調查制度及多部門的聯合調處機制。這些機制確保了基層調解組織能充分掌握工作的主動權，促進基層社會的穩定。苗頭性的糾紛排查調處制度屬于基層社會治理中的預防性、基礎性的工作，對糾紛的排查，可以為社會和諧穩定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信息報送機制，利用基層調委會根植于基層社區，了解社情民意的特點，可以在群眾和政府之間起到“橋梁”作用，上傳下達，幫助政府了解糾紛動態，制定切合實際的政策。重大疑難糾紛的分析研判制度，通過對糾紛成因、性質、特點、發展趨勢的分析，可以使調解人員更好地掌握糾紛動態，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對癥下藥，找到矛盾糾紛的深層次原因，化解糾紛。多部門聯合調處制度，可以整合優勢資源、形成化解糾紛的合力，提高糾紛解決的效率，達到更好的社會效果。

從人民調解的具體運作來看，人民調解在現實生活中，不僅面向傳統的婚姻家庭、鄰里、賠償等常見性、多發性的糾紛，防止這些小糾紛激化，由輕微民事案件轉化為刑事案件；還根據當前社會變革時期經濟發展的新形勢，不斷完善調解網絡，拓寬調解的深度和廣度。各基層調委會對轄區內的突出問題和熱點糾紛都進行密切關注，對涉及征地拆遷、安置補償、弱勢群體保護、干群關系等方面的糾紛，積極化解，最大限度地減少不和諧因素，維護社會穩定。

總之，社會的高速發展帶來了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帶來了各種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人民調解以它特有的優勢回應著社會的需要，彌補了公力救濟的空白地帶，也完善了社會治理的網絡結構。人民調解立足于群眾自治，所形成的秩序與社會有著內在親和性，通過對糾紛的預防、化解和糾紛發生后對群眾的宣傳教育，防止矛盾擴大，最大限度地消除不和諧因素，為社會的持續健康發展提供強大動力。因此，我們要認真對待人民調解機制，發揮其在社會治理中的積極作用，積極探求人民調解機制的進一步發展。

（作者分別為石河子大學政法學院副教授，石河子大學碩士研究生；本文系“兵團團場糾紛解決調處機制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012YB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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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的民族文化與調解的實質內涵的契合

任何民族的現代化均離不開自身的民族性。傳統文化是民族積累的歷史經驗，對社會發展影響深遠。考察我國傳統文化的精髓與調解制度的聯系，不難發現兩者存在共同的價值追求。

傳統文化注重公共利益的思想與調解制度主張服從大局的觀念存在契合點。無論哪個時代的調解，均強調整體利益。封建時代，為鞏固封建等級秩序需要，此時的整體利益主要表現為家族集團利益，調解成為維護等級制度的工具。現代社會的調解，強調社會主義義利觀，主張促進民眾和睦，在引進西方法治理念時，既要尊重個人權利，又不要過分強調個人權利。①因此，在調解中，對當事人權利的救濟，并非主要關注內容，而是主張糾紛主體持大局觀，對利益本身協商，實現利益平衡，維護社會穩定。調解成為社會治理機制中的一環，既然是治理社會的一種權力制度，那么就必須講求對社會整體性利益進行規劃和平衡建設。所以，調解的過程體現了運用法律的齊肅和道德的教化進行社會治理的過程。

傳統文化推崇的“仁愛”與“和諧”的思想與調解制度追求的價值存在契合點。儒家倡導的“禮”、“讓”、“和”的思想，其實是調解制度的雛形，同時也是調解的程序。調解制度能重新被社會青睞，說明它必定蘊含其他糾紛解決機制無法比擬的價值元素。調解制度正是追求形成或恢復關系結構的和諧這一平衡點的制度安排，調解制度體現了強大的“和諧”價值。如今，和諧社會成為核心目標，和諧價值指揮著所有的社會行為，成為法律制度建設的理念支撐。因此，社會對調解制度表現出強烈的依賴，調解制度以其蘊含的和諧價值以及能和平、經濟地解紛優勢得以在社會解紛機制中體現出強大的現實功能。

傳統文化關于禮讓謙和的主張與調解方式解決糾紛需要權利主體的適度讓與的要求相契合。中國講求“和為貴”，墨家的“親仁善鄰，國之寶也”思想，強調溫良恭儉讓，為人處世應“事思敬”、“擇善而從”。調解要成功，須講求“讓”，需要糾紛主體對權利的適度讓與。實現“和”，就是利益持有者經過權衡，尋找雙方利益的共同點，在中化解矛盾，謀求最大程度的認同和執行。社會的發展就是要在利益平衡的基礎上才能有序推進，進行適度的讓與換取的可能是實質性利益，這符合經濟原則。調解具有的旺盛生命力也許正是基于這樣的文化解釋和文化支持。

從二元結構的社會特征角度考察

二元制的社會結構客觀存在，農村地區缺乏法治基礎。我國城鄉二元制結構難以打破，中國的農民數量以及農業從業人員數量眾多，比重高達49%，農村經濟依然落后，經濟基礎薄弱，缺乏基本的法制環境，法治建設困難，普法活動無法展開，司法所成立不起來，已經成立的缺乏專業法律服務人員。法律在農民眼里仍然是陌生事務，農民發生紛爭，并不會求助于法律援助機構。因此，廣大農民的習慣和思維方式依然沿襲傳統，基層干部仍按傳統方式管理事務和處理糾紛，司法存在遠離中國主體人群的危險。②

農村地區仍然存在較強的家族勢力，調解成為主要解紛方式。家族組織具有封閉性和自足性，在一些農村地區影響力很強，尤其在南方地區，表現出很強的適應性，發揮著法制難以顯現的作用。家族勢力的作用有二重性，一方面，家族勢力抬頭影響社會穩定。不健康的家族活動對于農村的基層政權是隱患。但另一方面，一些農村地區的家族行為卻是有序規范，家族在修訂族譜、族規、處理紛爭時，主動與政策相適應，對地方穩定發揮了積極作用。在這些農村地區，政府和法院的調解人員已經認識到其正面作用，注意調動這種民間資源。如福建的一些地區，調解員由家族的威望人物擔任，負責調處村民的相鄰權、土地權、婚姻家庭等糾紛，在調處過程中，糾紛主體會對糾紛的處理表現出合作態度，進行權利讓步，解決糾紛。因此，當地的司法人員總結經驗，利用好家族關系調解社會矛盾，有利于社會的文明和進步。③所以，在這些地區，糾紛的解決仍以調解為主要方式。并且，在進行農村普法活動的時候，普法人員運用合適方式，首先對這個群體進行普法教育，利用其影響力，擴大法律在農村的作用，收效甚好。

從城鎮居民所處的社會環境分析調解制度在城鎮地區的適應性。城鎮社會居民的自主性意識在不斷增強，個人強調獨立，追求自由、權利的實現。然而，社會性始終是人的本質屬性，自然人不可能游離于其附屬的團體之外。作為單位人，家庭發生糾紛，尋求組織幫助一般是其首選方式，而組織在介入糾紛處理時，常用方式即對當事人開展耐心思想工作，進行勸說，以求和解，并且不排除會利用組織對個體的約束和影響力解決糾紛。即使無單位的居民，也同樣身處組織化程度在不斷加強的各類團隊或民間組織內，如行業協會、社區等。這些組織有自己的管理機制，并且形成自身獨特的文化理念，在這樣的組織影響下，自然人能產生對組織的認同感，組織對于他們而言有吸引力。因此，一旦發生糾紛，組織同樣可以開展調解工作，從中斡旋，提供對話場所，促進成員的協調和妥協。

從國家管理的需要角度分析

如同許多研究者指出的，調解在中國絕不僅僅是一種糾紛解決的技術或方式，而是社會治理的一種制度性或體制性存在。④調解具有政治服務功能，國家的管理對它懷有極強的政治需要，調解實質上是作為國家管理的重要方式存在，具有很強的政治屬性。

調解制度的安排體現了國家進行社會有效管理的政治需要。調解作為解決糾紛的手段被寄予厚望，政府和司法部門期待將調解建設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力量。“始終堅持黨的事業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憲法法律至上”的思想是總書記對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規律的總結，已經成為指導法院工作的政治綱領。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王勝俊指出：“促進和諧，就要牢固樹立公平正義、調解優先、寬嚴相濟、為人民提供法律保障和優質服務的理念。”⑤高層的講話表達了對調解制度發揮政治功能的期望，指揮著各級法院的工作重點，法院工作不僅是審判，更高要求是如何實現審判工作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統一。

轉型期中國的特殊性決定調解方式作為解紛的慣常性手段得以使用。轉型期的現實矛盾突出，短期內實現全面協調發展不可能，經濟在取得巨大發展的同時，城鄉、區域之間的差別在不斷拉大，各種新型的糾紛產生且存在激化趨勢，嚴重影響穩定，使政府面臨管理的困境。因此，建設高效的解紛機制迫在眉睫，調解機制作為一個能排解社會不滿和憤怒的管道，自然得以青睞。法官在處理案件時，以法律為準繩是前提，但同時分解社會壓力更是大前提。法官工作的出發點是講政治、和諧、穩定，案件處理需要法官積極介入，如審理一起企業破產案件，由于企業涉及復雜利益關系，法官需要以法律名義深入企業，行使政府職責，調查企業破產的背景，了解職工、債權人、擔保人情況，進行專業評估，形成認識，作出是進行破產清算還是重整的判斷。假如企業能重整恢復生產，或者企業僅僅因為暫時資金短缺陷入困境，法官要對債權人做調解工作，尤其對有擔保的債權人做大量的工作，動員其從大局出發，暫緩實現債權。如此運作下來，案件一般能夠取得債權人配合，案件處理的社會效果自然較好。所以，法院調解在這個特殊時期顯現出強大的維穩和發展經濟的功能。

當然，法官積極介入案件不免產生強制調解、違背自愿原則之嫌。所以，在涉及當事人實體權利的處分時，法官必須保持必要的消極性和中立性，且應該跟進必需的監督機制。我國復雜時期的糾紛解決，考驗著調解人員尤其是法官的法律智慧和政治智慧。

通過以上從文化傳統、社會結構、現實運行幾方面的挖掘，得出這樣結論：調解制度重新被認同和推崇的原因不能排除是制度本身的現實功利性和社會落后性原因所致，但是，其旺盛生命力的原因更是源于傳統文化賦予的精神支撐，其謀求合作的實質和追求和諧的目標符合時代主題，及其講求在尊重分歧的基礎上展開合作對話的解紛方式符合民眾心理。調解制度具有深刻的精神、制度、心理需求基礎，從而使它重獲接受。調解作為中國傳統的糾紛解決方式并未為現代社會不容，相反，已經成為發達國家的后現代司法的標志之一。⑥（作者為桂林醫學院人文社科與管理學院副教授）

注釋

①徐靜村：“糾紛與和諧”，徐昕：《司法：糾紛解決與社會和諧》，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46頁。

②⑥肖建華，楊兵：“對抗制與調解制度的沖突與融合――美國調解制度對我國的啟示”，《比較法研究》，2006年第4期，第8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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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韋萬祥，廣西體育高等專科學校社科部副教授，廣西南寧530022

[中圖分類號]C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728(2006)10一0014―03

構建和諧社會是一個長遠的、龐大的系統工程，總書記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作了明確的闡述：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實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我們必須在經濟、政治、文化各個方面努力奮斗，力爭做到利益和諧、制度和諧、機制和諧、秩序和諧、人際和諧。在這一切和諧中，人際和諧是根本，沒有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相處，其他一切和諧都達不到。和諧

一、社會利益分配均衡才能實現人際

人與人的和諧相處，其本質是實現社會利益分配的均衡，我國的貧富差距是當前一個涉及廣大群眾根本利益極為重要的社會現實問題，我國收入差距問題屬于復合型，兼具分配不公和制度缺失。根據國家統計局城鄉住戶抽樣調查數據，參考世界銀行的調整數，用五等分法測算出平均貧富差距，我國平均貧富差距從1978年的2．70倍擴大到2004年的7．20倍。具體表現為：一是城鄉收入差距擴大。不計社會保障與福利補貼，我國城鄉差距從1978年的2．57倍擴大到2004年的3．21倍。二是地區收入差距擴大。東西部人均GDP比例由1991年的1．86倍擴大到2004年的2．52倍。三是行業收入差距擴大。行業平均工資，2004年最高與最低的比例是7．50倍，而1978年是1．30倍。根據國際社會衡量分配狀況的指標基尼系數來看，人們普遍認為，近年來中國的城鄉整體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已經接近甚至超過了國際公認的0．4的警戒線。目前的貧富差距其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由合法競爭導致的。打破了“大鍋飯”后，追求效率、優勝劣汰而形成差距，部分人依靠自己的勞動、資本和合法經營先富起來，這一類富人是人們所能接受的。二是由不正當競爭甚至違法行為產生的。市場中的壟斷行業憑借壟斷經營獲得壟斷利潤和高額利潤。如金融、煙草、電信、電力等行業，這些行業的就業人員，不僅收入水平高，而且享有優厚的福利待遇，他們的收入水平是普通公務員的3―4倍。壟斷行業還轉嫁福利成本，以虧損為由，用漲價形式增加群眾負擔，引發群眾不滿，加劇社會不公和國有資產流失。而那些從事輕工、紡織、機械等制造業的人員，不僅收入水平低、社會福利差，而且面臨失業、下崗的威脅。三是利用法制不健全，市場的不規范，鉆政策和體制的空子，非法經營，偷稅漏稅，從而發了橫財。還有一些腐敗分子利用手中的權力，搞權錢交易，獲取“灰色收入”、“黑色收入”。這類富裕是人們難以接受的。產生這種現象主要是市場經濟競爭過程中機會的不均等，導致人們對社會體制產生不滿，危害社會經濟、政治秩序，直接影響了人際關系的和諧。

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社會成員之間存在收入差距是正常的，而且差距的存在有利于鼓勵人們勤勞致富，對經濟增長起促進作用。但這種差距必須是合法所得造成的，并維持在一個適當的“度”上，控制在大多數人都能接受的范圍內，如果任由差距擴大，導致人們不滿，就會影響人際關系和諧，進而破壞社會穩定。

為了提高整個社會對貧富差距的承受程度，緩解由于利益調整引起的社會矛盾，我國必須建立使全民都在其覆蓋下的社會保障制度。認真加強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和醫療保險制度建設，改革和健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對達不到最低生活標準的人群要進行社會救濟，保障其基本生存。還要加強對農村的扶貧力度，特別要認真考慮加強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使窮者有其食、老者有其養。最終從經濟上著實提高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平，縮小貧富差距，進而提高人們對社會的滿意度。

為了緩解貧富差距的擴大，必須對社會分配制度進行改革。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發揮市場的作用，鼓勵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先富起來。二次分配注重公平，加強政府對收入分配的調節，調節差距過大的收入。”現階段社會分配機制不完善，為此，必須加強稅收的調節作用，目前個人所得稅正在發揮調節分配的職能，但力度不夠，現行個人所得稅法僅僅是提高了征收基數，應當借鑒英國個人所得稅扣除項目方面的做法，如增加撫養扣除、對殘疾人的扣除及捐款扣除等。另外，還要加強反腐敗力度，在容易發生權力濫用和腐敗問題的重要權力部門、重要崗位和重要環節上建立健全權力監督和約束制度，以《行政許可法》的實施為契機，加快政府改革，減少審批項目，不斷減少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從而減少腐敗現象的產生。

社會成員的充分就業，是改善分配關系、縮小收入差距、實現共同富裕和促進公平的重要前提。目前我國13億人口中有4億多個家庭，其中2／3的家庭成員都是勞動者，就業收入是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勞動者失業就意味著家庭收入的減少，如果全家無人就業，就斷了家庭收入的來源，只能依靠救濟來度日。調查顯示，在目前領取最低生活保障的人口中，40％以上是失業和下崗人員。擴大就業，需要政府和社會的大力推動，建立規范的勞動力市場，為勞動力市場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促進經濟與就業同步增長。教育對人們的就業有著決定性影響，長期以來，我國教育經費的增長慢于GDP的增長，教育彈性系數一直低于l％，財政性教育經費按人口平均2003年僅為36美元，只相當于美國上世紀90年代1400多美元的2．6％。除總體教育投入占GDP比例低外，我國教育機會不均也比較嚴重。據統計，2003年教育部的預算內經費用于小學和初中的只占30％左右，中西部地區農村的中小學有危房約4000萬平方米，貧困學生2400多萬人。有專家指出，一個社會不可能做到財富的絕對公平，但是要做到機會的公平，而教育是機會再分配的重要基礎之一，貧困人口一旦喪失了受教育的機會，就會失去就業競爭力，要想實現充分就業就成為空話。因此，中央財政必須盡快加大對教育的投入比例。

二、建立誠信才能使人際關系和諧

誠信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靈魂，如果社會不講誠信，人們之間相互不信任，社會各種違約現象泛濫，市場充斥假冒偽劣產品，銀行的貸款風險居高不下，國家的各種政策法規很難得到貫徹執行，整個國家的經濟將難以正常運轉和健康發展。因而誠信的構建對消除信用危機，促進經濟發展，構建和諧人際關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當前，公眾與地方政府互不信任現象有不斷上升之勢，由地方政府的某一行為或措施引起不滿而

發生的頻繁發生。從1993年到2003年，因為人民內部矛盾所引發的數量，每年按17％的比例增長，“”數量已由l萬起增加到6萬起，參加人數也由約73萬增加到307萬。的大量發生是利益受損群體在找不到解決途徑或得不到有效解決的情況下，為表達不滿而采取的一種自救方式。據公安部2004年統計資料顯示，絕大多數“”的發生都與一些地方政府在實施農村征地、城市拆遷、企業改制重組、移民安置補償等問題過程中侵害群眾利益密切相關。有的地方領導在制定政策時隨意性很大，往往憑經驗辦事，習慣拍腦袋決策，致使決策失誤，給群眾造成不應有的損失；而在執行政策時又常常因人而異，因時而變，使群眾無所適從。有的地方領導為追求任期效應，不顧客觀條件大搞形象工程以彰顯政績，結果是勞民傷財，民怨難平。有些政府部門不恰當地介入經濟活動，與民爭利，巧奪民利，任意侵犯經營者的合法權益，而在實施此類侵犯群眾利益行為時常冠之以改革的名義，導致群眾對真正的改革不理解、不支持。

誠信是營造政府與公眾和諧關系的重要因素，各級地方政府必須從關系黨和政府生死存亡的戰略高度充分認識大力改善公眾與政府信任關系的緊迫性，采取各種措施打造誠信政府。各級政府要深入基層調查，真正了解群眾所想、所需，始終把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和人民關注的熱點難點問題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地方政府必須由官本位政府轉變為民本位政府，大力改善所提供的公共服務質量，不斷滿足群眾的各種需求。各級政府要提高執政透明度，擴大群眾的參與程度，重大問題讓群眾知道，重大問題經群眾討論協商，要做好村務公開、廠務公開、政務公開、黨務公開，實行重大政策出臺的公示制度、聽證制度，保障群眾的知情權和參與權，要拓寬民意表達渠道，以保證政府行為更符合民意，增強群眾對政府的了解和信任。各級地方政府必須轉變工作作風，重塑勤政、廉政形象，各級領導要想群眾之所慮、急群眾之所難、謀群眾之所需、辦群眾之所盼。多做得民心、暖人心、穩人心的真事、實事和好事。通過建立健全權力運行的有效監督機制，強化領導干部失信懲戒機制，加強審計監督、紀律監督、法律監督和輿論監督，堅決預防和懲處腐敗，樹立地方政府清廉有為的形象，以提高群眾對政府的信任。當前我國在社會上存在的這些問題從根本上說必須在發展中才能得到解決。因此，各級政府必須牢記“發展才是硬道理”，通過不斷推動發展，為群眾創造更多的現實利益，不斷滿足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使群眾在改革中不斷得到實惠，這樣政府才能得到群眾的信任和擁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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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治理和企業社會責任概念的界定

（一）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是建構在企業“所有權層次”上的一門科學，講究的是科學地向職業經理人授權和監管。

1.公司治理結構判定基準

股東會作為公司價值聚焦“頂點”，為了維護和爭取公司實現最佳經營業績，公司價值投射向董事會、總經理和監事會三個利益“角位點”，此三個利益“角位點”相互制衡形成“三角形”；“頂點”和“三角形”構成“錐形體”，這是公司治理結構的標準模型。科學定理說明：三角形是這個世界上最穩定的結構。

2.公司治理結構仿生解析圖

依照擬人化原則，一個企業如同一個人，全體股東投資成立有限公司形式的企業法人，董事會是企業的“大腦”，總經理是企業的“心臟”，總經理轄制的各部門是企業的“五臟六腑及肢體器官”，監事會是企業的“免疫力系統”，公司治理結構則是企業的“神經系統”。

3.權力構成

我們需要從人性的角度看待權力，看待構成權力的基本要素，權力就是由領導和監管兩個要素構成的。領導就是命令，講究的是一切行動聽指揮，來自于上司的主觀思維、意識形態，強調主觀強制效力，不以預設客觀要件為前提；而監管是基于法律和公司制度性文件規定而行使職權的行為，講究客觀要件強制效力，以預設客觀要件為前提。

4.利益相者

在最寬廣的層面，公司治理包含了規則、關系、制度和程序，都在這個框架之內由管理當局在公司中行使和控制。恰當的規則包括了當地可適用的法律和公司的內部規則而關系包括了所有相關人士之間的關系，最重要是那些擁有者、經理、董事會董事、管理當局、雇員和整個小區。

（二）企業社會責任

企業社會責任是指企業在創造利潤、對股東承擔法律責任的同時，還要承擔對員工、消費者、社區和環境的責任，企業的社會責任要求企業必須超越把利潤作為唯一目標的傳統理念，強調要在生產過程中對人的價值的關注，強調對環境、消費者、對社會的貢獻。

1.發展歷程

贏利至上：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關注環境：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社會責任運動：20世紀90年代至今

2.范圍

（1）企業對政府的責任。

在現代社會，政府越來越演變為社會的服務機構，扮演著為公民和各類社會組織服務和實施社會公正的角色。在這種制度框架下，要求企業扮演好社會公民的角色，自覺按照政府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合法經營、照章納稅，承擔政府規定的其他責任和義務，并接受政府的監督和依法干預。

（2）企業對股東的責任。

現代社會，股東隊伍越來越龐大，遍及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企業與股東的關系逐漸具有了企業與社會的關系的性質，企業對股東的責任也具有了社會性。

（3）企業對消費者的責任。

企業提供的各項產品和服務要保障消費者的各項權益，承擔企業應有的責任，維護好當前良好地市場環境和商業信用體系。

（4）企業對員工的責任。

企業對員工的責任屬于內部利益相關者問題。企業必須以相當大的注意力來考慮雇員的地位、待遇和滿足感。在全球化背景下，勞動者的權利問題得到了世界各國政府及各社會團體的普遍重視。

（5）企業對資源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的責任。

近半個世紀以來的環境革命改變了企業對待環境的態度，從矢口否認對環境的破壞轉為承擔起不再危害環境的責任，進而希望對環境施加積極的影響。

（6）企業對社區的責任。

企業是社會的組成部分，更是所在社區的組成部分，與所在社區建立和諧融洽的相互關系是企業的一項重要社會責任。

三、公司治理和企業社會責任的協調機制研究

（一）公司治理和企業社會責任的關系

公司治理結構與企業社會責任分別涉及企業內部與外部運作中缺之不可的要素。總的來說，公司治理需要講究效率，而企業社會責任則講究社會公正。企業社會責任主要探索企業與外部社會群體的關系，而公司治理結構則主要研究公司的內部事務。企業社會責任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在環境、社會、經濟等方面公正對待受到企業影響的群體，而公司治理結構往往試圖解決企業內部管理的效率問題。

（二）公司治理和企業社會責任協調的手段

1.合理立法。這是從法律的角度通過立法的形式來協調企業的社會責任所追求的公正性和公司治理注重效率性的矛盾，當前主要有《合同法》等相關的法律。

2.加強人們對公平性和效率性相互關系的正確認識。當前大多數人們對公平性和效率性的認識存在誤區，股東過于看重效率性，認為公平性會損害效率的提高，同時其他利益相關者過于看重公平性，認為效率的提高會損害公平性。其實效率性的提高和公平性不是必然存在矛盾的，效率性提高的同時，股東主要到了公平性，股東也會考慮到維護其他相關者的利益，同時員工的公平性有利于提高他們的工作積極性，有利于效率的提高，這樣實現了效率和公平的良性的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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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下，心理護理已成為現代醫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1]，而孕婦在妊娠期及分娩期有其獨特的生理特點和心理變化，使他們都產生不同程度的恐懼、緊張、焦慮、憂郁等不良情緒[2]，這些心理變化對產婦和胎兒是不利的。隨著醫學模式的轉變，人們越來越重視社會因素對孕產婦的影響。醫學科學的發展使原來不能生育的疾病有了轉機，相應臨床各種妊娠合并癥病例與日劇增。本文研究的目的是對孕婦心理狀態的分析及社會支持的調查，了解孕婦所出現心理臨床問題，以便為給與孕婦更適當的心理照護，使孕婦安度圍產期提供有利的理論依據。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研究對象為本院產科在2013年1月～11月收治住院的孕婦進行隨機抽樣調查120例，按有無合并癥或并發癥分成兩組進行調查，兩組孕婦均為初產、經產.單胎，無合并癥或并發癥（正常組）年齡的孕婦在20～33歲，平均年齡（27±3.01）歲，孕周31～41w，平均（38+3/7）w；有合并癥或并發癥（異常組）包括妊娠合并心臟病、妊娠合并腎臟病、妊娠合并糖尿病及妊娠合并肝內膽汁淤積綜合癥、系統性紅斑狼瘡、妊高癥、胎膜早破、前置胎盤等的孕婦年齡在23～38歲，平均年齡（29±3.79）歲；孕周24～39w，平均36+1/7w。

1.2方法 采用調查問卷法，在孕婦中晚期初次住院期間有專門護師，先對孕婦作必要的解釋，然后由孕婦獨立的完成問卷調查。

2結果

有關心身問題的調查研究指出，在住院孕婦中，正常組有21.6%例出現醫學心理臨床問題，13.3%出現心理癥狀；異常組75%有不同狀態的醫學心理臨床問題，其中30%表現各種心理癥狀，45%可達心理障礙的程度；心理性癥狀的分布為，焦慮癥狀占30.5%，抑郁癥狀33.1%，強迫癥狀為10.9%。

3討論

3.1 運用心理護理的技能，減輕焦慮、抑郁情緒 異常組的孕婦在缺乏客觀因素或充分根據的情況下對胎兒生長發育和健康的擔心有關，尤其是某些疾病是否會遺傳給胎兒，胎兒是否畸形，對于合并癥嚴重的孕婦同時擔心自己是否能安全度過分娩期等等。這些孕婦會出現多思少眠、顧慮重重、憂慮不安、緊張疑慮等表現，護士可根據具體情況采取撫慰法，如應用多與孕婦眼光接觸、多傾聽、避免稱呼床號改稱姓名、在產婦宮縮時多撫摸等；采用轉移法，如適當指導孕婦增加一些興趣活動、廣交朋友將自己置身于樂觀向上的人群中，把握分寸的幽默、暗示語言等；同時給孕婦創造一個輕松愉快、清潔優美的環境。

3.2 重視護士的個人品質和技能的培養 護士是與患者的頻繁接觸者，要主動學習心理方面的知識，掌握心理護理的技能[3]，尤其對于剛入院的孕婦，她們一般均在孕期的中末期，此時的孕婦正處于情緒緊張度的增高期，處于緊張中的孕婦主要表現自信心不足或對可能發生的事件缺乏心理準備。而產科護士的一言一行隨時影響著她們高度緊張的精神，一旦有不良的因素隨時可以引起或加重她們的緊張、焦慮和恐懼等不良心理問題。故護士更應努力學會并識別孕婦對軀體疾病出現的無效應對和不良適應的危險性，并進行相應的心理護理干預。

3.3 加強孕婦針對性的健康宣教 隨著護理程序的運用，整體化病房的逐步開展，健康教育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如何具體地、連續地、動態地、系統地對孕婦實施健康教育，就必須真正了解孕婦的需求，再實施個體化、針對性實施的健康教育，使孕婦在可能出現的問題上有一定的心理準備和心理應對，以減輕心理緊張度。

3.4 加強對有合并癥組的孕婦的心理支持 從家庭成員的主要支持來源的調查結果表明，家庭成員（尤其是配偶）的情感和物質支持可增強產婦的自尊心[4]。所以護士應積極地發揮他們的作用，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調查還顯示正常組支持率93.3%，異常組支持率71.7%，是由于某些疾病在婚前有隱瞞或潛伏而造成夫妻的矛盾，這時護士應巧妙地運用溝通及時得到夫妻雙方的理解，為孕婦提供更多的社會支持。同時向孕婦提供可能獲得支持途徑的信息，如醫護人員也是提供社會支持的重要來源之一，指導他們積極尋求恰當的幫助與支持，主動參與護理活動，自覺調整精神、心理壓力，保持情緒穩定，維護心身健康。

3.5 良好的妊娠心理有助于產后親子關系的建立和母親角色的完善。護士只有充分交接孕婦及其家屬的心理變化并給予精心的照顧，讓孕婦及家庭調整不良心態，迎接新生命的誕生并讓孕婦安度圍產期。

參考文獻：

[1]魏琳，淺談新形勢下護理人員應具備的心理素質[J].重慶醫學.2007.36（1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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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養學生情感控制能力

現代中學生由于家庭條件和環境的影響，非常任性，我行我素，隨意而為。不論是家長還是教師的有意勸阻或善意批評，只要不遂其意就大發脾氣，感情用事。所以，教師和家長要努力提高學生的情感自控能力，加強其心理承受能力。

家長是學生的第一任教師，家長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對學生有著潛移默化的教育。作為家長，不能為一點雞毛蒜皮的小事而大發雷霆或悶悶不樂，應保持樂觀積極的態度做好學生的第一任教師。

作為教師要培養學生健康的個性。通常，一位教師要面對幾十名學生，這些學生性格各異。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教師只注重一般性教育，忽視個性差異，實際工作就缺乏針對性和實效性，面向全體學生的發展也只能是一句空話。所以，因材施教，因人而異，依據每個學生的具體情況采取靈活多樣、行之有效的手段，發展其良好個性，培養學生對他人、集體、社會和國家都有美好的情感。只有這樣，才能最終達到培養學生健康個性的目的。

二、培養學生的自信心

一個人要獲得成功，自信心是首要條件，自己都不相信能做成功的事情，是絕對不可能干好的。培養自信心的主要方法，首先，要破除迷信。如果迷信別人，盲目崇拜，自信心就會無立足之地。其次，培養自信心要腳踏實地，要立足于現實基礎，一要看社會需要，二要看自己的條件。再次，就是積累自己的微小成功。自信不是短時間內能建立起來的，它是日積月累的產物，對于學生每一次微小的成功，每一次微小的進步，教師都要及時總結，及時鼓勵。這樣，隨著時間的推移，學生的自信心就會不斷地升華。一個人成長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風順的，當遇到挫折的時候，教師應幫助學生，鼓勵學生建立自己的自信心。

提高學生的自信，應有意識、有目的、有計劃地對學生進行訓練。如有意識地安排學生承擔班級工作，讓學生參加一些大型活動和文藝演出，或者到工廠、農村參加勞動鍛煉等。在活動過程中，他們會經常遇到一些困難和阻力，幫助他們解決困難，完成任務，就能提高他們的自信心。

三、培養學生樂觀的態度和積極的情緒

中學生的生活態度積極樂觀，他們的性格就會開朗，落落大方。學生善于同別人進行溝通和交流，表明他們的心理素質好。教師通過各種有效的方法手段，組織學生開展各種活動，如班與班之間，校與校之間的友誼活動等，久而久之，學生的生活態度就會積極、樂觀、向上。

積極的情緒，對一個人學業的成敗影響很大。中學生正處在生長發育迅速時期，這一階段，他們的情緒特別容易受到外界環境的影響，而情緒的好壞對一個人的身心健康影響很大。培養中學生健康的情緒可以從多方面入手。首先，在學習上，幫助學生端正學習態度，結合自身實際，制定通過努力可以實現的目標。其次，在社會實踐中，讓學生參加社會活動和文體活動。再次，在人際交往中，能正確處理各種矛盾。教師要以正確的態度對待與學生之間的矛盾，遇事冷靜處理，避免給學生心靈上留下的陰影，培養他們健康樂觀的精神。

四、利用名人效應，培養學生廣泛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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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倩，南京理工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江蘇 南京 210094。

〔摘要〕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人類社會邁入到了全球化、后工業化的進程。在這一進程中，不僅社會呈現為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的總體特征，而且整個世界人類都處在了流動性、開放性、復雜性的環境當中。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全球化、后工業化進程帶來的是社會結構從一種線性模式向網絡化的轉變。而社會網絡結構的生成不僅對現有的社會管理方式提出了挑戰，而且還從制度重構的意義上，要求我們在全球化、后工業化的新時空坐標系中去積極建構一種基于網絡結構之上的社會管理方式。為此，我們研究既是對社會管理創新的全球化視野和后工業化取向的敘事，又是在全球化、后工業化的時空坐標系中探討一種全新的社會管理方式及其建構方向。

〔關鍵詞〕全球化；后工業化；社會管理創新；服務型政府

〔中圖分類號〕D52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8048-（2014）04-0029-08

全球化、后工業化進程造就的是一個流動性、開放性、復雜性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社會整體呈現出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的特征。歷史地看，在工業社會低度復雜性和低度不確定性的社會條件下，人類社會所創制出來的社會秩序，無論是從哲學基礎、科學精神，還是人們的生產、交往，以及思維方式來看，它都體現為一種機械主義世界觀和線性決定論邏輯。然而，在全球化、后工業化進程中，由于社會環境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迅速增長，舊的社會秩序正遭受挑戰，它所賴以建立起來的那些制度設計、政府模式，以及社會管理方式，更是越發遭到詬病。當舊的社會秩序在頻繁發生的危機當中逐漸表現出各種不適應時，我們看到的不是這種基于線性模式而建構起來的創制秩序的延續，而是一種全新社會秩序的逐漸生成，并且它是基于正在生成中的社會網絡結構的。社會網絡結構的生成是在全球化、后工業化進程中逐漸顯現出來的。因而，在社會管理的意義上，一方面，全球化、后工業化進程通過社會網絡結構的生成向現有社會管理的制度設計、治理方式，以及思維模式提出了挑戰，另一方面，它又要求我們去積極建構一種基于網絡結構之上的社會管理方式，并與服務型政府模式相適應。由此，在服務型政府建設中，考察全球化、后工業化對社會管理提出的挑戰，把握其中蘊含的社會管理創新的各種機遇，我們才能在這個新的時代坐標系中發現社會管理體系創新的現實背景、理論方向以及實踐路徑。也只有在服務型政府模式的積極引導下，社會管理創新才可能適應于全球化、后工業化進程中流動性、開放性、復雜性的社會特征和網絡化的社會結構。

一、全球化、后工業化時代的社會治理創新

在當今這個高速流動的世界里，人類社會所面臨的問題既有全人類共有的、普遍存在的共同主題，也有只涉及部分人口的地域性、特殊性的具體問題。在世界中心―邊緣結構之下，處于中心地帶的國家和處于邊緣地帶的國家在面對這些共同主題和具體問題時所采取的策略是不同的。中心國家在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案時總是在既有的制度框架中搗鼓，而不愿意創造性地解決問題；而邊緣國家則忙著模仿和復制西方既有的制度框架，而逐漸錯失為人類社會貢獻創造性解決方案的機遇。在這個問題上，不論是處于中心地帶的發達國家，還是處在邊緣地帶的后發國家，不論它們所面對的是全人類的共同主題，還是本國或本地區的具體問題，想要承擔起政府模式變革和社會管理創新的歷史使命，就必須滿足這樣兩個前提：一是擁有全球化視野和后工業化取向；二是提出創造性的問題解決方案。正如張康之教授所作出的判斷，“全球化視野和后工業化取向構成了當今社會治理變革的坐標，在這個坐標中，從現實走向未來的道路展現出了一幅流動的圖景。”〔1〕然而，令人沮喪的是，邊緣國家正享受著來自中心國家的民主和官僚制的“恩賜”，因而導致其社會管理陷入了惡性循環；而在中心國家，20世紀80年代以來，迫于全球化、后工業化的壓力，這些國家則在“改革”的名義下強化既有的制度設計和社會管理方式，使得“改革”陷入到“改良”的庸俗境地。其結果是，在世界中心―邊緣結構中，中心國家迷戀于既有的制度設計和社會管理方式，不僅不愿意打破它們去尋求創造性的問題解決方案，并且還樂意于將它們推送給后發的邊緣國家，以期建構起中心與邊緣的同質性。而對于邊緣國家來說，面對社會管理中出現的各種問題，似乎又非常樂意于學習和模仿中心國家的制度設計和社會管理方式。

如果我們在一個時間線上去看待這些問題就會發現，后發的邊緣國家所遇到的那些現實的社會管理問題基本都是發達的中心國家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過程中曾經出現過的問題（很多人都如此認為）。因而，發達國家既有的制度設計和社會管理方式是可以幫助后發國家解決那些眼前的問題的。然而，在全球化、后工業化進程中，如果我們在全球化視野和后工業化取向中去觀察我們所遇到的各種社會管理問題的話，就會發現它們非但不是過去出現過的老問題，而是完完全全的新問題，即使它們在某些表現形式上與過去有些類似。因而，如果我們不能以全球化視野和后工業化取向去看待問題，尋求創造性的問題解決方案，實現政府模式變革和社會管理創新的話，就會陷入到一種惡性循環之中：“因為走了那些世界中心地帶國家所走過的道路，因為挪用了那些世界中心地帶國家的制度以及治理方式，所以，產生了那些中心地帶國家發展進程中曾經出現的問題，再借用它們解決問題的方案，以至于永遠追隨著中心地帶國家的腳步。”〔2〕歸根到底，就社會管理而言，唯一的出路就是在全球化、后工業化進程中自覺地實現制度設計、政府模式，以及社會管理方式的創新。然而，通過我們謹慎但仍然是粗線條式的文獻考察，我們卻發現，盡管我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人贊同或至少不否認人類社會處在了全球化進程當中，然而，全球化究竟是怎樣的一場社會變革運動，則因不同的觀察視角和理解問題的思維方式出現了不同的觀點和看法。因而，在我們進行社會管理創新的研究過程中，如果不能準確定位全球化這場社會變革運動的話，那么，在我們的研究和探索中也會因此而誤入歧途，并直接導致社會管理創新的全球化視野這個坐標不僅沒有成為我們思考問題和解決問題的重要參照系，反而成為了束縛我們的想象力和創造性的巨大藩籬。因而，在進行社會管理創新研究時，人類社會的全球化進程應當也必然要作為我們思考和解決這個問題以及進行理論創新的坐標之一。

在世界化的空間坐標中，控制導向的社會管理方式不僅不是服務于整個人類社會的，甚至就連民族國家也只是用它來開展社會控制的一個相對封閉的框架。實際上，控制導向的社會管理方式是服務于一種精英治理或能者統治的邏輯的，這也正是世界化所蘊含的內在邏輯。我們看到，人類社會的世界化、工業化進程造就的并不是一個平等的世界，而是處處呈現為中心―邊緣結構的世界。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社會管理方式正是以此為坐標建構起來的，這也就在思維方式和行動邏輯上決定了它是從屬于建構中心―邊緣結構之目的的。與世界化進程不同的是，人類社會正身處其中的全球化歷史運動則蘊含了一種解構世界中心―邊緣結構的訴求，然而，這一訴求卻無法通過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控制導向的社會管理方式來實現，而必須通過一種全新的政府模式和社會管理創新來實現。在這個意義上，社會管理創新是一個以全球化為空間坐標并反過來幫助全球化運動完成解構世界中心―邊緣結構的全新課題。在這個以流動性為尺度的開放社會里，人類社會通過管理型政府所開展的控制導向的社會管理遭受了質疑，超越民族國家框架的人類共同事務幾乎都不能作為一種“特殊情形”而在這樣一個控制體系中加以解決。如果說在民族國家框架下所建構起來的控制導向的社會管理方式是與管理型政府追求同一性的思維方式和行動邏輯相契合的，那么，當我們在全球化這個新的空間坐標中去思考如何進行流動性、開放性世界中的社會管理時，則必須充分考慮全球流動所產生的差異性的問題。我們的這種思考在其基本方向上走向了建構一種承認和包容差異的全新社會管理方式。

如果說世界化和全球化可以定位為社會管理方式的空間坐標的話，那么，工業化和后工業化則可以定位為它們的時間坐標。當然，這種空間和時間意義并沒有非常嚴格的限定，或者我們寧愿說，世界化、工業化是控制導向的社會管理方式的時空坐標系，而全球化、后工業化則是我們正在建構的全新社會管理方式的時空坐標系。這里，我們同樣要注意的是全球化和后工業化之間的內在關系問題。我們對此的基本判斷是，它們是人類社會在這一變革時代中表現出來的兩個不同面向。或許，我們可以分別以空間坐標和時間坐標去認識它們，但在更加完整的意義上，認識人類正身處其中的這個變革時代，就必須將這二者視作統一的時空坐標系。因而，在進行社會管理創新研究時，我們就必須充分考慮全球化、后工業化這個時空坐標系。與全球化這個空間坐標一樣，后工業化的時間坐標也同樣遭遇不同話語體系的困擾。從社會變遷的現實來看，人類社會正處在后工業化的進程中。實際上，從人文社會科學的敘事中，我們既看到了對這一社會現實的描述，同時也看到了以此為時代背景所進行的理論研究和方案設計。然而，當我們仔細揣摩后工業社會的概念及其所蘊含的社會變遷時，我們卻無奈地發現，大多數學者僅僅是用這樣一種時代背景來標榜其研究或設計的前沿性，而并沒有真正地去理解后工業化進程之于人類社會的制度框架、政府模式，以及社會管理體系變革的意義。因而，這不僅破壞了后工業化進程所意味著的社會整體性變遷，也從根本上限制了其研究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因而，就社會管理而言，工業化進程所塑造出來的是一個追求標準化和同一化，卻不斷走向領域分化和專業化的社會，這樣的社會需要管理型政府通過控制性規則來實施控制導向的社會管理。而在后工業化進程中，新的社會特征則在各個層面上向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社會管理方式提出了挑戰，而管理型政府卻依然想要捍衛自己的領地，社會管理及其改革方案依然是控制導向的，殊不知它所從屬的那個時間坐標已經被后工業化進程所替代，即便它強烈地意識到了這一點也仍然不愿意放棄自己的領地。與工業社會追求同一性卻制造了不平等的社會現實不同的是，在后工業化進程中，人們承認和包容差異性而反對不平等。當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社會管理方式無法在不平等問題上繼續有所作為時，我們就必須在后工業化進程中尋求承認差異性而拒絕不平等的社會管理方案。它不是適合于管理型政府運行邏輯的公正的能者統治，而是一種通過服務型政府模式來實現社會管理責任承擔的新路徑。因而，在社會管理創新的意義上，現實的邏輯起點是管理型政府及其控制導向的社會管理方式在這個流動性、開放性，以及復雜性的世界中走向了失靈。如果說全球化、后工業化對現有的社會管理方式提出了挑戰，那么，實際上，這一時代背景也對我們進行社會管理創新提出了同樣的要求和期待。

二、網絡結構生成中的社會治理方式變革

觀察管理型政府及其社會管理方式需要將之放置在它所隸屬的那個特定的時空坐標系中，我們才能獲得理解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社會管理方式的理論正覺，與此同時，我們還要看到的是，人類社會正在邁入全球化、后工業化進程，因而，我們既不能在全球化、后工業化進程中繼續維持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控制導向的社會管理方式，也不能將基于這個時代背景所進行的政府模式變革及其社會管理創新放置到世界化、工業化的時空坐標系中。如果說20世紀后期以來人類社會在創造性科學技術上所取得的成就預示著人類社會后工業化進程的開啟和后工業社會的到來的話，那么，反過來，創造性科學技術的發展也同樣在影響和建構人類社會。我們看到，在這些創造性科學技術中，以網絡技術為代表的創造性技術無疑正在影響人類社會的構成方式，并正在改變人們的思維方式、交往方式，以及行為方式，實際上，網絡技術正在改變的是人類在工業社會中所形成的線性結構，并努力建構起一種網絡結構。如果說一類科學技術的出現并改變人類社會需要很長的進步、演化過程的話，那么，在后工業化進程中，網絡技術的發展對人類歷史的推動則無疑令生活于其中的每一人都深切地感受到，我們這個時代正在以驚人的速度和節奏發展、變化、更新著。我們看到，網絡技術等創造性技術仍處在起步階段，但它們卻對人類歷史的發展產生了驚人的推動力。可以說，人類社會在創造性科學技術的發展上已經處在了涌現的狀態，如果說過去百年才能完成從一個時期向另一個時期的轉變的話，那么，在當今這個不斷加速的快節奏的社會里，幾乎每隔幾年我們就已經處在不同時代了。我們生活在快速變革的社會里，未及回首一個時代便已過去，新的時代撲面而來。正是由于網絡技術等創造性技術廣泛應用于人類的社會生產、生活，才如此加速了社會變革的速度和人類文明發展的進程。如果說可以在技術層面上將人類正處于或即將處于其中的歷史階段稱作為信息社會，或者可以在與工業社會的比照中將之稱作后工業社會的話，那么，網絡技術等創造性技術無疑正在為人類社會開啟通往新時代的門扉，人類社會所發生的一切變革都意味著人類正在邁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歷史地看，全球化、后工業化進程造就了一個不同于以往的社會現實。在工業社會的歷史階段，社會是組織化的社會，組織是社會的縮影，因而，認識社會就可以從認識它的組織形式開始。按照韋伯對官僚制組織的設定，組織的工作本質上可以簡化為一切形式的規章制度，通過這些規章制度所架構起來的官僚機器將在組織中活動的人當作機器的零部件。在工業化進程中，社會從簡單、確定逐漸走向了復雜性和不確定性，而官僚制組織形式則是人類在工業社會的歷史階段中用來應對復雜任務的一部機器。與農業社會早已存在的官僚制不同，工業社會中的官僚制組織形式對于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我們看到，在官僚制的運行規則中，人與其所扮演的角色是分離的，因而，以官僚制為典型的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社會管理方式則往往也表現為一種決策和執行的分離，在社會管理活動中，管理者所扮演的是執行者的角色，這就將他們從一個完整的人分割為碎片化的人。在整個工業社會的歷史階段，尤其在20世紀，伴隨著“行政國家”（administrative state）的興起，政府在社會管理中的壟斷性的角色和地位直接決定了人們按照官僚制的組織方式來建構社會的基本思路。在這個行政國家里，官僚們在人們的公共生活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3〕在組織結構上，官僚制所呈現給我們的是一種中心―邊緣的線性結構，因而，在20世紀這個由官僚制組織構成的社會里，社會的結構也同樣是這樣一個中心―邊緣的線性結構。然而，隨著人類社會后工業化進程的開啟，以互聯網為主要特征的信息技術的發展給人們帶來的則是不一樣的景象，盡管人們對信息技術的未來潛力還比較模糊，但他們相信，通過信息技術所建構起來的虛擬世界正在改變社會及其組織的結構。而這種結構性變革指向了社會網絡結構的生成。我們看到，如果說官僚制組織具有等級化內涵的中心―邊緣結構是一種線性結構的話，那么，正在生成的組織結構則無疑是具有非中心化內涵的網絡結構。我們看到，最近這些年來的政府變革在偏離官僚制的軌道上越走越遠，政府當中繁文縟節的減少和等級結構的扁平化都說明了，當我們在逐漸遠離官僚制的舊軌而準備踏步前行時，我們需要找到一個真正適合于這個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環境的結構。

如果說早期的信息技術發展，比如有線電、計算機、人造衛星、電視、電話等，就已經給人類社會帶來諸多可能性了的話，那么，隨著網絡技術等創造性技術的發展，人類社會的各種可能性都逐漸呈現在人們面前，并時時處處蘊含著未來發展的各種潛能。在以往的時代里，人類社會很多制度設計都是基于當時的科學技術發展對社會治理的支持的。而隨著創造性技術的涌現，人類社會在制度設計的意義上已經可以突破技術條件的局限性，并可能很快實現不同形式的制度設計。我們看到，網絡技術的發展對人們生產、生活，以及交往活動的支持使得他們能夠在信息高速公路上與其他人保持地位平等的聯系，正如福克斯、米勒所描述的，“這些虛擬的社區不受地域限制，更多地是依據亞文化、愛好、相互的魅力等走到一起。因此，多數人的對話意味著話語的初始形式。如果繼續維持的話，它會發展成無中心的、專業化的、分小組的，還可能是不可通約的話語。尋找同類總想發展對方。所有的人聚合在一起，數不勝數的專業化群體以及同等專業化的語言游戲都有可能出現。”〔4〕通過網絡技術建構起來的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消除了人們之間的權力、地位、財富等身份差異，但同時又不會因此而消滅了人的總體性和個性化。人類社會在構成方式上的變革預示著我們必須通過政府模式變革和社會管理創新來滿足網絡社會結構下的社會治理新需求、新期望。也就是說，在全球化、后工業化進程中，以網絡技術為代表的創造性技術的發展在推動社會變革的意義上對社會管理提出了全新的挑戰。

20世紀80年代以來，人類社會再次處在了新的歷史轉折點上，從人類社會的歷史演進過程來說，像法制對習俗的替代過程將會重現，人類社會在后工業化進程中也將經歷一次社會規范體系的變革。我們看到，在后工業化進程中不斷涌現出來的新因素越來越多地超脫于現有社會規范體系之外，治理者試圖將它們吸納到現有的法制規范體系之內，卻發現情況并沒有因此而變好，反而變得更加糟糕。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人類在后工業化進程中逐漸建構起來的生產、生活，以及交往活動模式需要一種合乎這一社會現實及其特點的規范體系。人類在工業社會的歷史階段所創造出來的行為依據和活動規范或許還將起著約束和規范人們的社會活動的作用，但顯然的是法制規范將從它的主導地位上退下來，逐漸被新的規范因素邊緣化。在人類社會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公平、正義等基本社會生活價值的追求中，如果說社會生活中客觀性方面可以通過法律規范來進行治理的話，那么，在主觀性方面則顯然是無法通過法律規范來加以治理的，因而，它呼吁一種全新的社會規范。如果說網絡技術的發展意味著虛擬世界的生成，那么，人類穿行于自然界、社會，以及虛擬世界這三個世界之間時，則無疑更多地表現出一種主觀性。因而，在虛擬世界中，試圖通過法律規范來治理它的構想不僅不切實際，而且很快地便陷入到一系列的矛盾和沖突之中。因此，在社會管理的意義上，網絡技術的發展推動了社會網絡結構的生成，它需要人類建構起一種全新的治理規范和社會管理方式來實現優良社會秩序的建立。

以網絡技術為代表的創造性技術的發展推動著人類的生活空間從物理世界擴展到虛擬世界。人們在這個虛擬世界里進行著各種各樣的交往活動，如果說人類在物理世界中交往活動時刻受到線性時空的限制的話，那么，在虛擬世界里，社會交往活動則無疑在很多層面上超越了這種時空限制而立體化、多元化地進行著。當時空規則發生改變時，人們的思維方式和行動邏輯也跟隨著這種變化而變化，甚至在非常深刻和廣泛的層次上去重塑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思維觀念。然而，如果我們用舊的制度安排和思維框架去看待網絡技術等創造性技術所帶來的社會變化的話，那么，我們則會僅僅將之定位在良好社會秩序的破壞因素的位置上，并邏輯地采取遏制其發展的措施去對其進行依法治理。我們應當清楚地認識到，網絡技術不只是一種新的生活工具，而是一種社會變革因素，網絡技術及其所代表的創造性技術的涌現正在變革人類社會基本的生活方式和思維觀念，并正在生成一個具有網絡結構的社會。人類社會在后工業化進程中所表現出來的網絡化趨勢正以一股強有力的勢頭打破人類在工業社會的歷史階段所建構起來的不斷分化的、領域隔離的、碎片化的社會，并在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的迅速增長中推動人類朝向總體性的方向發展。而在全球化的進程中，整個人類社會都在網絡化過程中構成了一個互動系統。作為一項創造性技術，網絡技術無疑促成了人類社會網絡結構的生成，因而，它的社會意義是遠遠大于它的技術價值或符號象征意義的。正如張康之教授所指出的，“網絡已經遠遠超出了它作為一項技術的價值，它對于社會變革的意義在于：促成了社會的網絡化，讓人類社會在它的啟發下重新以網絡的形式來加以建構。甚至可以說，網絡技術直接作用于社會，造就了一個擁有網絡結構的社會。這個社會由于擁有了網絡結構而正在迅速打破它在以往各個歷史階段中生成的地域以及族閾邊界，朝著總體化的方向迅速邁進”。〔5〕

三、在新時空坐標系中定位社會治理體系

在社會管理創新的意義上，如果我們不能準確定位理論建構和改革方案所處的特定時空坐標系，那么，它們就很容易走偏。我們看到，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所進行的政府改革運動以及社會管理方式變革盡管是在全球化、后工業化進程中發生的，但是那些方案和理論基本都是圍繞著如何維系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控制導向的社會管理方式而開展的。即使是那些看似有著一些新前景的理論或思想，如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務等，也是出于對管理型政府模式建議修繕的要求而進行的思想敘述。背負著這樣沉重的制度包袱和對第二次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們的某種虔誠，西方學者雖然先于我們認識到全球化、后工業化進程及其所蘊含的“第三次浪潮”，并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思考政府改革和社會管理創新的問題，但卻沒有找到改革和創新的方向和出路，甚至可以說，他們對于批判并超越管理型政府模式及其控制導向的社會管理方式的一種全新理論建構是心存畏懼的。因而，在當前的時代背景下，一種新的時空坐標系正在生成，它引導我們走出世界化、工業化的時空坐標系，引導我們去在新的時空坐標系中思考社會管理創新的可能性。

對社會管理創新所開展的考察，既不是一種簡單的理論預設，也不是一種純粹的邏輯推導，而是從社會現實出發觀察到的變革和創新訴求。因而，當我們將社會管理創新放置在社會現實當中時，我們便會看到，管理型政府在進行控制導向的社會管理活動時是基于民族國家這個框架的，而如今這個框架正遭受著流動性和開放性的沖擊，而產生這種沖擊的不是資本主義世界化運動，而是一場全新的歷史運動。如果說將控制導向的社會管理方式的空間坐標定位為世界化是歷史事實在理論建構中的呈現的話，那么，我們把服務型政府模式下的社會管理創新的空間坐標定位為全球化這場全新的歷史運動也是符合當前這個流動性和開放性迅速增長的社會現實的。然而，從全球化的視野去觀察社會管理創新，我們則必須從資本主義世界化的思維窠臼中走出來，走出用世界化的舊眼光觀察我們正在進行的社會管理創新的思維定勢。因而，如果說世界化和全球化是兩場不同的歷史運動，那么，社會管理創新的坐標定位就要在它們二者之間做出恰當的選擇。也就是說，在進行社會管理創新的時候，如果將一種全新的社會管理方式與世界化的思維方式和行動邏輯綁定在一起的話，那么，我們就會在這個流動性和開放性不斷增長的世界里繼續采用同一化的觀點去應對人類社會所面臨的各種社會管理問題，繼續在民族國家的框架下開展社會管理活動。最終，我們會發現，在這個流動性、開放性的世界里，管理型政府通過固定、封閉的空間所進行控制導向的社會管理失靈了，整個人類社會也因此陷入到了失序的狀態當中，用貝克等人的話說，就是人類陷入了“全球風險社會”。〔6〕

我們將全球化、后工業化確定為社會管理創新的時空坐標系，它不會停留在對社會管理創新的全球化視野和后工業化取向的簡單敘事上，而是要深入到全球化、后工業化的時空坐標系內部，去探討一種全新的社會管理方式及其建構方向。因而，概括地說，在全球化、后工業化的時空坐標系中，社會的總體特征是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而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的社會環境要求人們充分發揮人的想象力和創造力，創造性地提出問題解決方案，而人的這種創造性反映在了基于復雜性社會條件而發展起來的創造性科學技術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復雜性社會條件與創造性科學技術之間是相互建構的：復雜性社會條件是創造性科學技術興起的現實背景，而創造性科學技術的涌現又反過來促進了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的迅速增長。創造性科學技術的涌現不僅改變了人類的生產、交往，以及思維方式，更推動了人類社會網絡結構的生成，這也就意味著人類社會開啟了打破工業社會線性結構、變革管理型政府模式，以及創新社會管理方式的歷史運動。

歷史地看，在分析統治型社會治理時，我們是將它放置在地域化、農業化這個時空坐標系中的，而在這樣一個坐標系中，農業社會的總體特征是單一性和確定性。我們看到，農業社會在其社會結構上表現為一種等級身份鑲嵌結構。因而，人們追求確定性的愿望就是通過對身份標識的認知而得到實現的。社會治理的一切問題都可以通過這樣一個等級身份鑲嵌結構來獲得確定性，并因此也就使農業社會的治理問題變得非常簡單，這也就是我們通常所看到的，農業社會的統治體系并不復雜甚至非常簡單的原因。一個縣令帶著幾個捕快就可以實現對一方的治理了。然而，在世界化、工業化的進程中，社會環境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日益增長，因而，在這樣的時空坐標系下，我們看到的是一個低度復雜性和低度不確定性的社會。概括地說，世界化、工業化進程建構起來的是一個陌生人社會，它將一切具體標識進行了抽象化而為之尋求同一性。在制度層面上，它通過人們對共同遵守的法律制度的熟知而建構起了確定性。在組織層面上，它則通過官僚制控制體系的形式化框架追求確定性。在這種克服不確定性的確定性追求中，管理型政府建構起了一種控制導向的社會管理方式。如果這種社會管理方式在低度復雜性和低度不確定性的社會條件下是行之有效的，那么，人類陷入到風險社會和全球風險社會的現實則無疑證明它已經走向了失靈，而這一變化的現實背景正是人類社會邁入了全球化、后工業化的進程。在全球化、后工業化的時空坐標系中，社會的總體特征是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其實，官僚制組織的控制體系并沒有消除或化解不確定性，而是將之積攢了下來，并與后工業化進程中日益增長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結合在一起，最終導致管理型政府及其控制導向的社會管理方式的失靈，人類社會也因此陷入到風險社會，并在全球化進程中陷入到全球風險社會。既然管理型政府及其社會管理方式不能帶領人類走出風險社會，那么，我們的改革就不能是對管理型政府及其社會管理方式的維系或修補，而是建構一種全新的政府模式，并通過這種政府模式進行社會管理創新。唯有如此，人類才能走出風險社會，重建良好的社會秩序。

如果說社會管理創新要打破管理型政府模式下控制導向的社會管理方式的話，那么，這種創新就內在地蘊含著一種創造性思維。而與低度復雜性和低度不確定性社會條件下的問題解決方式不同的是，高度復雜性和高度不確定性的社會環境要求人們充分發揮想象力和創造力，創造性地提出問題的解決方案。從問題出發去尋求解決方案，這就形成了相應的研究領域或學科領域，那么，基于復雜性社會條件，人類社會發展出了創造性科學技術。其實，這也就為人類的想象力和創造力建立一個新的平臺。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在全球化、后工業化的時空坐標系中，我們又找到了社會管理創新的科學技術維度。在這個維度上，我們看到的是創造性科學技術的興起。從科學范式演進的角度去觀察科學技術領域，我們看到，工業化進程在人們追求知識嚴謹性的過程中迫使科學技術走上了摹仿的道路，同時又在工廠里建構起了知識專業化基礎上的控制體系。當這種科學精神和控制體系映射到社會管理領域時，政府就被嵌入了控制導向的思維方式和行動邏輯。而在后工業化進程中，知識共享之上的人類創造智慧（知識―智慧體系）推動了以網絡技術、納米技術，以及克隆技術為代表的創造性科學技術的涌現以及網絡化生產體系的生成。創造性科學超出了工業社會分析的科學體系和摹仿的科學范式，它預示著綜合的科學體系和創造性科學范式的興起，預示著人類摹仿時代的結束和創造時代的到來。然而，管理型政府及其控制導向的社會管理方式卻成了我們聚合創造性科學技術來提高人類各項能力的巨大藩籬。因而，政府模式變革及其社會管理創新的目的就在于幫助人類社會應對和解決創造性科學技術引發的難題，并引導和促進創造性科學技術朝向全人類普遍受益的方向發展。

創造性科學技術的涌現既是人類想象力和創造力的展現，同時它也反過來改變了人類的生產、交往，以及思維方式。在社會層面上，它更是推動了人類社會從線性結構向網絡結構的轉變。因而，政府模式變革及其社會管理創新也就承擔起了如何在社會網絡結構下開展社會管理活動的使命。依我們之所見，在社會網絡結構生成中，社會變革所呈現出來的網絡化、去中心化、符號化、虛擬化、個性化、多元化等可以按照其邏輯關系歸結為三個變遷過程：“網絡化―去中心化”、“符號化―虛擬化”，以及“個性化―多元化”。在“網絡化―去中心化”的過程中，領域邊界的消融、空間特性的變革，以及社會的去中心化指引著政府模式變革及其社會管理創新要打破線性思維的禁錮而走向網絡化思維模式，去建構一種作為行動者的政府。基于這樣的社會結構，社會管理創新走向了這樣一個基本方向，即正在生成中的多元社會管理力量都是這一網絡結構中作為行動者的節點，在它們之間形成的是一種沒有中心或邊緣的合作關系。在“符號化―虛擬化”的過程中，創造性技術的應用推動了人類社會現實的符號化和虛擬化。現實的符號化不僅建構了距離消失的進程，而且還使現實在沒有時空限制的虛擬世界中流動，在這個意義上，符號化―虛擬化的連續體從根本上改變了社會管理運行的規則，管理型政府及其社會管理方式不可能在保持自身等級結構的同時，又具有對虛擬世界運行邏輯的適應性。因而，這就要求我們在符號化―虛擬化的社會現實中變革政府模式，創新社會管理方式。在“個性化―多元化”的過程中，追求個性化的“新人類”重拾起人的個性，展現人的自主性、獨立性，以及創造性，并實現從碎片化的人向總體性的人的轉變。人的總體性的獲得同時意味著社會的多元化。而在創造性科學技術的廣泛應用中形成的自己動手做和個性化定制正在促成社會走向成熟自治。在這一過程中，我們將建構一種全新的政府模式來引導社會的成熟自治，這既是在全球化、后工業化的時空坐標系中進行社會管理創新的重點，也是變革政府模式和創新社會管理方式的現實出路。

四、結語

通過對20世紀后期以來的社會管理實踐的考察，我們發現，在人類的社會生活中，不論是制度設計、政府模式，還是社會管理方式，都需要放置在社會變革的特定時代背景中去加以認識和理解。這就引領我們去思考人類社會所處的這個特定時代。也正是在這樣一個邏輯的指引之下，我們在反思我們國家正在進行的社會管理創新時發現，20世紀80年代以來，人類社會邁入了全球化、后工業化的進程。在這一進程中，社會環境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的日益增長對政府的社會管理活動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期望，而既有的政府模式及其控制導向的社會管理方式并不能滿足人類在這一變革時代中的新需求，這就導致了我們既有的社會管理方式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對此，我們的結論是：全球化、后工業化進程造就的是一個流動性、開放性、復雜性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人類社會不斷涌現出來的創造性技術，特別是以網絡技術為代表的信息技術，正在從網絡虛擬世界的生成和社會結構的網絡化兩個層面上打破人類社會的線性結構。網絡結構的生成要求我們超越基于社會線性結構之上的控制導向的社會管理方式，而建構一種基于網絡結構之上的社會管理方式，并通過這種全新的社會管理方式來實現社會的良好治理以及社會秩序的重建。

實際上，在我們的這項考察中，從社會變遷的現實出發，我們為社會管理體系創新確定了一個新的時空坐標系，即全球化、后工業化的時空坐標系。在面對這樣一個時空坐標系時，我們會遭遇兩個方面的難題：一是即便我們的社會進入到并且我們也認識到了全球化、后工業化進程，然而，如果我們并沒有改變既有的思維方式和行動邏輯，而依然用世界化、工業化的思維和眼光去應對我們正在面對的各種社會管理問題，那么，所謂的社會管理體系創新或許只是表面功夫，甚至會使社會管理實踐陷入更加被動的局面。二是在社會管理體系創新的意義上，我們能夠打破舊的思維框框，并在服務型政府建設中努力實現一種全新社會管理方式的塑造，然而，這種創新也要具有特定的時代背景關懷和理論準備，否則即便社會管理創新的思路再好，也會導致理論建構和實踐應用缺乏一個完整的體系，并因而使一項很好的理論設想和治理方案遭受諸多質疑。這也就給予我們這樣一個啟示：全球化、后工業化的時空坐標系是與政府模式變革及其社會管理體系創新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二者是缺一不可的。因而，對于社會管理體系創新來說，我們必須面向全球化、后工業化的社會現實，在社會網絡結構生成中去建構多元合作的社會管理模式，在服務型政府模式的積極引導下，以流動性、開放性、復雜性的社會特征和網絡化的社會結構為基點去開展社會管理體系創新。

〔參考文獻〕

〔1〕〔2〕張康之.尋找公共行政的倫理視角〔M〕.修訂2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6.

〔3〕See Marx， Fritz Morstein.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 An Introduction to Bureaucrac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7

篇（8）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是一個妥善處理各種利益關系、消除不和諧因素、增進社會和諧的過程。建立健全能夠全面表達、有效平衡和科學調整社會利益的利益協調機制，有利于妥善處理復雜的利益關系，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奠定基礎。近年來，河北省定州市在建立健全利益表達機制、利益平衡機制和利益調整機制方面進行了一些探索，取得了明顯成效。

建立健全利益表達機制。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我國社會利益格局發生了很大變化，各種社會矛盾的復雜性明顯增強。建立健全能夠全面表達社會利益的機制，既是促進社會不斷走向文明進步的重要內容，也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環節。在這方面，定州市堅持抓了三項制度：一是輿情收集制度。開展干部“進百村、入萬戶”活動，組織黨員干部進亂村、進難村、進窮村，到農民家、到下崗職工家、到特困戶家，既體察民情民意，了解群眾的意見、愿望和要求，又把黨和政府的溫暖送到群眾心坎上。二是陽光行政制度。針對群眾關心的熱點和難點問題，建立公開、公正、透明的行政機制；對公益性項目、重大基礎設施項目推行聽證制度，實行公開招投標，主動接受群眾監督。三是民意反映制度。將市級領導班子、各鄉鎮、各部門主要負責人的辦公電話向社會公開，拓寬工作和民意反映的渠道。

建立健全利益平衡機制。讓廣大人民群眾共享發展成果，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在實際工作中，各級領導干部應想群眾之所想、急群眾之所急，誠心誠意為群眾辦實事、辦好事，千方百計解決群眾生產生活中的實際困難。定州市努力建立健全有效平衡社會利益的機制，從解決群眾最現實、最關心、最直接的利益問題入手，推出一系列為民、愛民、利民的措施，包括關心困難群眾的生產生活，擴大城市低保覆蓋面并提高補助標準，全面推行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積極促進就業，制定統籌城鄉勞動力就業的措施，加大對困難群眾就業再就業的援助力度；做好老齡工作，籌資近千萬元組建老干部服務車隊，對農村困難老人實行特殊津貼保障政策，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質量；加強教育事業，每年拿出1000萬元設立人民教師獎，獎勵一線執教教師、農村中小學教師和有突出貢獻的優秀教師；等等。

建立健全利益調整機制。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堅持統籌城鄉發展，努力縮小城鄉差距，形成科學調整社會利益的機制。當前，統籌城鄉發展，關鍵在于認真落實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方針，積極推動公共財政向農村傾斜、基礎設施向農村延伸、社會保障向農村覆蓋、現代文明向農村輻射，大力促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在實踐中，定州市實施了“城鄉一體化”戰略，依靠產業化提升農業，依靠城鎮化帶動農村，依靠工業化致富農民，努力實現城鄉互動和一體化發展。一是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整修全市農村道路，構筑統籌城鄉發展的交通框架，為農民進城、進廠、進市場打開通道。籌措近億元資金，用于文明生態村建設，改善農村人居環境。二是加快農村公共事業建設。針對農民群眾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推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不斷改善鄉村辦醫條件，建立覆蓋城鄉的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鄉、難病不出市、得病有錢治的疾病預防、控制和救護體系。三是加快農業產業化發展。用抓工業的理念和辦法抓農業，重點培植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發展綠色蔬菜、特色養殖和苗木花卉基地，積極建設京津無公害農產品生產供應基地，通過農業產業化促進農業發展和農民增收。

篇（9）

一、前言

應用人力資源管理制度的目的是通過對相關人員的合理管理，實現其工作效率和工作質量的提升，使得其為企業創造更多的價值。在社會主義經濟條件下，可以將人力資源管理制度的應用水平看成是企業競爭優勢的主要影響因素之一。

二、社會主義經濟

（一）社會主義經濟的概念

社會主義經濟是指，以所有制性質角度為定義標準，將社會主義經濟看成一種由國有經濟、集體經濟和國有、集體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組成的經濟。這種經濟也被稱為公有制經濟[1]。

（二）社會主體經濟的組成成分

社會主義經濟的組成成分主要包括以下幾種：

1.國有經濟。這種經濟是指由國家持有所有生產資料。其中包含運用國有資金進行建設的相關企業。

2.集體經濟。與國有經濟相比，在這種經濟類型中，勞動者可以從其中獲得一定的生產資料。

3.混合所有制經濟。這種經濟是指由多種不同性質的資本以參股或聯合等形式存在的一種經濟類型。

三、社會主義經濟條件下人力資源管理制度的應用

這里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對社會主義經濟條件下人力資源管理制度的應用進行分析：

（一）人力資源的特點

與其他資源相比，人力資源的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流動性特點。在企業中，人力資源的流動性特點較為普遍。這種特點的產生原因包含多種因素，如員工對薪酬福利待遇不滿意，員工不適應該企業的工作環境，由于員工無法滿足企業的基本要求而被企業辭退等[2]。

2.需求多樣性特點。與其他資源不同，人力資源中的每個組成個體都擁有自身的判斷和要求。對于同一企業中同一崗位的不同員工而言，員工甲可能更加注重薪酬待遇的要求，員工乙可能更加注重該企業的工作氛圍，而員工丙則更加注重他在該企業中的晉升空間。人力資源多樣化的需求為人力資源管理帶來了一定的困難。

3.主觀能動性較強。主觀能動性較強是人力資源與物力資源等其他資源不同的主要區別之一。

（二）人力資源管理制度在社會主義經濟條件下的應用現狀

為了更好地展現應用情況，這里以某國有企業為例，對該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制度的應用情況進行分析：

1.該企業人力資源投資情況。與其他企業相比，該企業對人力資源管理制度的重視程度較高。該企業根據自身實際員工需求及管理需求配備了充足的管理資源。就人力資源管理人員而言，該企業在重視自身管理人員培訓的基礎上，引入了一定數量的專業管理人員，這種做法保障了人力資源管理制度的應用效果[3]。

2.該企業的人力資源結構。該企業的人力資源結構較為合理，其后勤、銷售等相關部門的人員配備情況符合該企業的實際需求。其人力資源結構的合理性有利于該企業市場競爭力的提升，進而實現企業的良性發展。

3.該企業的員工情況。應用人力資源管理制度之后，該企業員工的工作質量和工作效率得到了有效控制。與其他企業相比，該企業員工工作主動性較高，員工對企業具有較高的認同感，且具有較強的凝聚力。

4.人力資源管理制度在該企業中的應用效果。這里從多個方面對人力資源管理制度的應用情況進行分析：第一，招聘方面。應用人力資源管理制度之后，該企業的招聘信息合理性、招聘過程規范性得到了顯著提升。通過面試、筆試以及專業技能測試等多個環節的綜合性應聘方式的應用，實現企業員工隊伍質量的提升。除此之外，人力資源管理制度的應用有效避免了企業中相關人員任人唯親等不合理現象的發生。第二，勞動合同方面。通過人力資源管理制度的應用，企業與員工的利益通過勞動合同的形式獲得了良好的保障。勞動合同簽訂與使用的規范性顯著提升。第三，員工行為方面。在員工的日常工作中，聊天、遲到等現象是影響員工工作效率的主要因素之一。人力資源管理制度的應用對員工的行為產生了良好的規范和約束作用。除此之外，該制度的應用還為員工營造出適宜的工作環境，間接促進員工工作質量的提升。第四，薪酬方面。人力資源管理制度的應用使得員工對自身的薪酬滿意度發生了顯著提升。在該企業中，員工除了可以獲得基本工資之外，人事管理部門通過對員工考勤情況的總結，以及會計部門對員工績效的計算都會轉化成相應的薪酬待遇，這種有針對性的薪酬制度充分激發了員工的工作熱情。除此之外，該企業以季度為單位，根據自身效益變化情況，對員工的工資進行適當調整。從員工薪酬滿意度的變化情況來看，人力資源管理制度在該企業中的應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4]。

四、結論

對于企業而言，人力資源是實現企業獲益的重要保障之一。在社會主義經濟條件中，人力資源管理制度在企業中的應用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該制度的應用對員工對企業滿意度的提升產生了積極的促進作用，進而促進企業市場競爭力的增加。

參考文獻

[1]李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高校人力資源管理制度研究[D].湖南師范大學，2004.

篇（10）

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最初是配合國有企業改革而實行的，但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卻遭遇了國有企業進一步深化帶來的巨大沖擊。現有社會保障管理模式已經不能適應就業方式多樣化發展的需要。下崗職工中有一類人一直看著原單位，指望能重回固定的工作崗位；還有一類則自己干著活兒，又去領一份下崗職工生活補貼，在補貼資金有限的情況下，他們占用了相當一部分。受傳統觀念影響，人們往往認為只有在國有、集體企業有份相對穩定的工作才算就業，而自我雇用如修鞋、擺攤、臨時上等非正規就業都不算就業。統計表明，1997年單位從業人員的比重是74．4％，2000年則降低到54．6％，三年下降了19．8％個百分點。從事個體經濟、社區服務等靈活就業的比重已上升到45．4％，這一趨勢還在不斷發展。一種可能的情況是，即使下崗職工已經自謀職業、甚至成了 “大款”，只要仍由單位保存檔案，便仍然被看作是下崗職工，在一定期限內可以領取下崗職工最低生活補貼。出現這種情況的根本原因在于將穩定的勞動關系作為就業的標準，職工下崗后不找到穩定的工作便不算作正式就業。因此，需要根據就業方式的多樣化發展狀況，更新對就業的認識。適應市場經濟機制對勞動力市場的需要，彈性就業概念順勢而生。提出彈性就業也是就業，其直接的便利在于勞動人事關系將會成為一種較為簡單的工作雇傭關系，就業的界定更為準確。彈性就業的發展對社會保障制度的管理創新提出了新的需求。其本質是要求適應彈性就業需要創新制度安排，特別是與彈性就業相關的一系列法律法規、管理制度、社會保障服務的創新或調整。

彈性就業人員中有相當部分數量的下崗職工，而目前下崗職工人數并沒有被統計到城鎮登記失業率中，也容易使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發生錯覺，低估未來的失業壓力。更突出的問題是，近幾年來，一些行業和企業迫于經濟結構調整及不景氣條件下的下崗壓力，對部分接近退休年齡的職工采取了提前退休而非下崗的處理方式。這種做法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下崗的壓力，也有利于保護部分老職工的利益，但是卻大幅度增加了對養老保障和醫療保險體系的壓力，加大了社會保障基金的缺口。此外，由原企業繼續給下崗職工繳納養老、醫療等保險費用，固然體現了政府對歷史問題的負責態度，有利于穩定下崗職工隊伍，但由于企業本身經濟上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困難，有關保險費用大都是按照最低繳費基數交納的，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對養老保障和醫療保險體系的壓力。

目前對彈性就業有許多不同的看法，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動科學研究所課題組的研究報告將靈活就業看作是包含彈性就業在內的非主流就業方式的就業形式的總稱，并不把彈性就業作為一種獨立的就業方式。這樣界定有失偏頗。一般而論，彈性就業是指工作時間安排多樣、收入水平與工作場所靈活的就業形式，尤其是以工作時間富有彈性為主要特征的就業安排，包括非全日就業、臨時就業(如短期就業、季節就業、承包就業、傳呼就業、獨立就業)、派遣就業(雇傭型派遣就業和登記型派遣就業)、鐘點上等。相對于全日制就業形成而言的，目前我國城鎮已廣泛存在著彈性就業現象。

二、彈性就業發展對社會保障制度的創新需求

1．彈性就業人員實際面臨的社會保障問題

總的來看，由于目前的勞動力市場環境推動了彈性就業的發展， 彈性就業的數量增長較快，客觀上需要迅速建立與彈性就業相適應的社會保障服務。相關的社會保障調查證實了這一判斷。中國工運學院課題組于2001年7月對遼寧省鞍山市的彈性就業的社會保障情況進行調查。該調查所界定的彈性就業人員，是指以彈性就業形式實現就業，并且符合以下情況之一的城市和外來勞動者：(1)末與現就業單位，包括正規用工單位、個體工商戶、社區、居民家庭等，建立正式勞動關系，但在現就業單位中以各種形式實現就業的人員；(2)作為勞動關系在企業勞務中介組織的派出人員，到其它用工單位以多種形式實施就業的人員；(3) 已與現就業單位建立了正式勞動關系，但以多種就業形式實現就業的人員。調查結果發現：第一，彈性就業者的勞動關系復雜而不規范，普遍收入偏低且缺乏保障。處在新舊體制交替的過渡時期，彈性就業者的勞動關系呈現出復雜而無序的現狀。目前，勞動關系和檔案關系仍在原企業的占絕大多數，達80．0％。此外，檔案在職業介紹服務中心(人才交流中心)存放的占12．1％；無勞動關系，檔案在街道的占7．0％。在與新的彈性用工單位確定勞動關系方面，訂立口頭約定的最多，達54．4％；建立書面協議的占12．2％； 由所在派遣企業與用工單位建立勞務協議的只占1．8％。有24．6％的勞動者報告說，他們與彈性就業單位沒有建立任何勞務協議，還有7．0％的勞動者表示對此毫不知情。就各項勞動標準而言，彈性就業勞動者的工資收入水平總體偏低。除了社會保障費和其它福利費用外，月工資在300元以下的占46．0％；301--600元的占44．0％；600元以上的只占10．0％。從工作時間看，超時加班加點現象較為普遍。平均日工作時間在8小時以上的占53．4％， 在8小時以內的占46．6％；每周平均彈性工作在40小時以上的占69．4％，在40小時以內的占30．6％。

第二，彈性就業者社會保障權益無法得到保障。調查表明，有47．6％的勞動者表示他們享有社會保障待遇，34．0％給予了否定的答案， 其它18．4％表示不清楚。但是，從社會保障費的繳納途徑來看，由原單位代繳并負擔部分費用的在占大多數，為54．9％；由原單位代繳，個人負擔全部費用的占29．4％； 由個人到職業介紹服務中心繳納的占5．9％。另一方面，為職工繳納社會保障費的彈性就業單位卻是微乎其微。其中，由彈性就業單位代繳，個人負擔一部分費用的占5．9％；由彈性就業單位代繳，個人負擔全部費用的占2．0％。即使是在那些為職工代繳社會保障費的彈性就業單位中，其具體做法也往往帶有很大的隨意性。其中，每年繳納一次的占60．0％，每月繳納的占31．1％，一些企業的繳費時斷時續，因而無法使職工的社會保障權益得到有效保障。

第三，彈性就業者福利待遇情況差。有84．7％的職工給予了否定，8．2％表示不清楚，只有7．1％的職工給予了肯定，他們說，企業提供的福利待遇主要是免費工作餐或工作餐補貼(91．7％)，以及交通補貼(8．3％)。

2．建立靈活的社會保障服務勢在必行

上述的社會保障調查同樣顯示，經歷了從下崗失業到市場化再就業的歷程，勞動者對彈性就業的固有心態和承受能力都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有越來越多的勞動者對彈性就業持積極和務實的態度。在被問到是否打算長期以彈性就業形式實現就業時，有47．4％的彈性就業勞動者給予了肯定，27．2％予以否定，尚有25．4％表示還未決定。勞動者同時提出，以彈性方式就業必須具備一定的社會保障待遇，主張用工單位繳納社會保障或提供繳納社會保障的費用(24．1％)以及強調在按規定繳納社會保障費后，可享受醫療、工傷、養老、失業等各項社會保障(29．3％)，兩項合計，占到了53．4％。在社會保障費的繳納方式上，主張建立個人繳費賬戶，由用工單位將所需要費用直接劃入個人賬戶的占48．6％；主張用工單位將所需費用交給個人，由個人自己到社保機構繳納的占33．3％； 主張由用工單位代為繳納的只有14．3％；還有3．8％主張用工單位將所需費用交給個人所在的派遣企業(組織)，再由企業或組織代繳。與此同時，勞動者對政府和社會機構加強對彈性就業的管理服務寄予厚望。其中，希望政府指定專門的彈性就業管理機構，負責工作時間、工資收入的核定并監督用上單位執行有關協議的占29．7％；

希望職業中介服務機構提供崗位信息并推薦就業的占29．6％；要求社會保障管理機構建立與彈性就業形式相適應的收繳制度的占18．6％；要求政府根據彈性就業崗位需求，提供職業培訓服務的占12．6％；主張建立《彈性就業人員管理手冊》，記載工作時間、工資收入情況的有9．5％。可見，與彈性就業相關的社會保障需求十分強烈，急需要采取措施創新與社會保障制度，提供必要的社會保障服務。

3．適應彈性就業需要創新社會保障制度可行途徑。

就業與社會保障之間存在著相互依存關系，彈性就業的增加既是避免貧困和消除依賴性的可靠途徑，也同樣有利于鞏固社會保障的基礎。如果建立彈性就業的社會保障靈活繳費機制，就會增強社會保障基金的保障能力。為了協調彈性就業與社會保障目標相一致，可以尋求改變以往就業和社會保障相分離的政策，而在繳費基數、籌資費率、退休政策以及社會保障待遇給付、防止失業等方面采取相互協調的政策和措施，普遍地采取就業優先的政策和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來達到彈性就業與社會保障相協調的目的。在可供采取的眾多政策措施中，一個關鍵的環節是建立一種適合彈性就業發展的社會保障參統繳費機制。政策只在繳費基數、繳費比例、一次性繳費月數、參統險種等方面做出原則規定，供需雙方均可以隨時繳費，繳費的計算要采用更加靈活的方式。而且，繳費程序要簡化，可以試行彈性就業個人賬戶繳費制度。根據就業經歷靈活繳費、累計計算繳費年限，可以探索繳費基數定死、各險種一票托收、按季或按年一次繳費等多種靈活的繳費方式，等等。

適應彈性就業人員就業方式多樣化的需要，社會保障經辦機構要采取不同的社會保險關系接續方式，普遍開設專門窗口；方便職工以個人身份參保繳費。關鍵是認真核對職工的繳費記錄和個人繳費年限等基礎數據，規范接續程序。對無固定單位的彈性就業人員和相對集中經營的個體工商戶，可以依托街道勞動保障機構和公共職業介紹機構接續和繳費手續。未就業期間，社會保險經辦機構要保留其原有的社會保險關系。下崗職工在下崗失業期間達到國家規定的退休年齡的，由保管其檔案的單位或部門代其辦理申請退休手續。彈性就業人員的就業變動情況要通過一定途徑反映到社會保險經辦機構，根據不同就業方式的參保方法、社會保險個人賬戶基金結存情況以及累計繳費(含視同繳費)年限、享受社會保障待遇的條件和社會保障待遇計發辦法等情況由社會保險經辦機構制發《社會保障繳費接續通知書》，探索維護彈性就業者社會保障權益的途徑，使不同類型的彈性就業人員能按照一定規章，享有參與社保的權利。特別是對已具有事實勞動關系的雇主和彈性就業者，必須堅持加強勞動契約管理，正確認識彈性就業者勞動關系和用上形式的特殊性，逐步改善彈性就業者的社會保障權益狀況。 三、彈性就業對創新社會保障制度的積極意義

首先，加強彈性就業的社會保障服務是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必然要求。

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勞動力資源必然按照供求的市場規律進行配置，在勞動力供給量大于需求的情況下，彈性就業的迅速發展是勞動力市場供求狀態的合理反映。 目前我國新生勞動力資源增長處于高峰期，而每年新增就業崗位只有800萬

左右，這與就業需求相差甚遠。此外，傳統就業結構調整步伐加快，企業兼并破產和重組力度加大，提供就業崗位的能力進一步減弱。城鎮單位就業人員繼續下降，有必要采取有力措施努力擴大就業，克服就業不充分對我國經濟增長產生的不利影響。相比于傳統全日制形式的就業方式，彈性就業人員面臨著更大的養老、失業、工傷等社會風險，沒有適當的社會保障服務將難以保證彈性就業的正當發展。彈性就業對發展經濟、激活勞動力市場、拓寬就業空間具有深刻的實踐意義，應當把促進彈性就業發展列入政府促進就業的工作目標，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規范和引導彈性就業的發展。

其次，彈性就業的發展推動了社會保障制度的創新。

篇（11）

中圖分類號：C91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6729(2009)002-0150-02

護士的心理健康狀況直接關系到醫療衛生服務的質量。護士一旦出現職業倦怠，就會對自身、團體、服務對象產生明顯影響［1］。本文調查北京市福利院護士的職業倦怠現狀。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整群選取北京市市屬6所福利院全體護士。發出問卷320份，回收有效問卷311份，其中男性31人，女性280人；平均年齡（32±8）歲，18~25歲88人，26~30歲54人，31~35歲36人，36~40歲81人，41~45歲11人，46~53歲19人，22人未填寫；受教育程度：中等(初中、高中、中專)89人，高等(大專、本科)218人，4人未填寫；婚姻狀況：未婚79人，已婚無子女43人，已婚有子女154人，其他35人；工作年限：0~2年54人，3~5年46人，6~10年64人，11~15年30人，16年以上111人，6人未填寫。

1.2 工具

Maslach職業倦怠問卷服務版［2］ 共22題，包括情緒耗竭（EE）、去人格化（DP）和個人成就感（PA）3個維度。每個題目0（從不）~6（非常頻繁）評分。EE和DP得分越高，PA得分越低，倦怠程度越強。本文該問卷Cronbach α 為0.75，3個分量表Cronbach α 分別為0.86、0.66、0.77。

1.3 統計方法

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t檢驗，單因素方差分析。

2 結果

2.1 311名護士Maslach職業倦怠問卷評分情況

情緒耗竭得分為（22.4±9.6），去人格化（5.9±4.5），個人成就感（32.4±7.0）。情緒耗竭與去人格化呈正相關（r=0.51，P

2.2不同性別、婚姻狀態、受教育程度護士Maslach職業倦怠問卷評分比較

男護士個人成就感得分高于女護士［(35.5±6.4)vs.（32.0±7.0），P=0.008］；未婚(19.6±8.7)、已婚無子女(23.0±9.5)和已婚有子女(23.2±9.6)3組之間情緒耗竭得分差異有統計學意義（F=3.93，P=0.021）。進一步兩兩分析發現：已婚有子女者的得分高于未婚者（P=0.007）；高等受教育程度護士情緒耗竭和去人格化得分均高于中等護士［（23.6±9.6）vs.( 19.1±8.8)，（6.4±4.7）vs. （4.6±3.9）；P=0.000，0.003］。

2.3不同年齡階段護士Maslach職業倦怠問卷評分比較

表1顯示，不同年齡階段護士在3個維度上得分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兩兩分析發現：18~25歲護士和46~53歲護士情緒耗竭得分均低于26~30歲、31~35歲、36~40歲、41~45歲護士；36~40歲護士和41~45歲護士去人格化得分高于18~25歲、31~35歲、46~53歲護士，而46~53歲護士得分最低；18~25歲護士個人成就感得分低于46~53歲護士，而36~40歲護士得分最低。

2.4不同工作年限護士Maslach職業倦怠問卷評分比較

不同工作年限護士的情緒耗竭和去人格化得分差異有統計學意義(F=4.84，3.72；P=0.001，0.003)。兩兩分析發現：0~2年護士情緒耗竭得分低于3~5年、6~10年、10~15年、16年以上護士［(17.2±7.2)vs.( 23.0±8.2)，(23.4±9.8)，(23.5±9.2)，(24.2±10.4)；P=0.003，0.001，0.004，0.000］，其去人格化得分低于3~5年、6~10年和16年以上護士［（4.0±2.9）vs.（7.1±3.9），（6.8±4.6），（5.7±4.9）；P=0.001，0.001，0.024］。

3 討論

本研究中男性人成就感得分高于女性，可能與男性護士的工作性質有關。31名男護士中，26名屬于福利系統的精神病專科醫院。這種工作條件下，男性護士更容易發揮作用，也更容易從工作中獲得成就感。但也有研究發現，精神科男女護士在職業倦怠方面差異沒有統計學意義［3］。

研究發現未婚者比已婚者更傾向于出現職業倦怠［1］。本研究中，已婚者情緒耗竭得分高于未婚者，主要表現在未婚者和已婚有子女者之間。提示子女的出生可能會對護士產生較大影響。可能的解釋之一是工作-家庭的相互干擾［4-5］。

研究發現，職業倦怠似乎是個體職業生涯早期的危險因素［1，6］，但國內研究的結果不甚一致［7-9］。在本研究中，年齡/工齡對職業倦怠有顯著影響。福利院護士在職業生涯早期就出現職業倦怠，在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內，都處于中等程度職業倦怠的狀態，只有到職業生涯的晚期，職業倦怠才比較明顯地下降。46歲以上職業倦怠水平突然下降，也許是隨著工作年限的增長，個體對工作中存在的各種壓力有了更好的應對技巧和耐受能力。但考慮到福利系統女護士55歲退休的規定，而本研究對象中90%都是女性，46歲以上職業倦怠突然下降，更有可能是因為到了這個階段，護士提升和改變的空間已經非常小，個體開始接受自己 “可能就這樣了”的現狀，對于未來的發展不再抱有高希望。

致謝：本研究得到北京市社會福利管理處經費支持，得到北京市社會福利管理處領導和北京市屬各個福利院護理部領導、工作人員的大力支持和協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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