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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D9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0—8772（2012）13—0127—02

一、法律經濟學的淵源與發展

法律經濟學（Economics of Law），是一門“用經濟學闡述法律問題”的經濟學與法學交叉學科，按波斯納所言，法律經濟學是“將經濟學的理論和經驗方法全面運用于法律制度分析”的學科[1]。具體地說，法律經濟學采用經濟學的理論與分析方法，研究特定社會的法律制度、法律關系以及不同法律規則的效率。

法律經濟學產生并形成于20世紀中期，但萌芽于18世紀中期。意大利刑法學家貝卡利亞在論述“刑罰應當與犯罪相對稱”這一原則時指出，此原則必須依賴于對刑罰與犯罪所獲得的利益之間的比較和衡量。立法者“在政治算術中，需要以可能性的計算代替數學中計算的精確性”[2]。對此，邊沁做出了進一步的經濟學分析，用成本效益來解釋罪罰相稱的必要性和合理性[3]。此后，經濟學思想開始被用于對法律制度、規范的分析。

19世紀晚期，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周期性的越來越明顯，舊制度經濟學者們企圖利用經濟分析方法分析現有制度的動態演進，并通過對制度的改良來緩解經濟發展周期性問題。與此同時，以弗蘭克、盧埃林為代表的法律現實主義運動興起。在這兩大因素的影響下，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芝加哥大學的亨利·西蒙斯和艾倫·迪萊克特開始利用微觀經濟學來研究政府管制和反托拉斯法。艾倫·迪萊克特教授在1958年創辦了《法和經濟學雜志》（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亦譯《法律經濟學雜志》），即為后來法律經濟學建立的標志之一。這個時期，法律經濟學對法律的經濟分析基本局限于反托拉斯法，以及政府的公共管制等個別領域，區別于后來對法律作出全面經濟分析的新時期，這個時期通稱為“舊經濟分析時期”。

以1960年羅納德·科斯的經典論文《社會成本問題》發表為標志，法律經濟學進入了一個蓬勃發展的新時代——“新經濟分析時期”。就學術流派而言，主要有產權學派、公共選擇學派、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等。經濟分析的范圍，除了反托拉斯法、政府管制外，逐步向侵權法、財產法、勞動法、婚姻家庭法等領域全面擴展。這一時期，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是理查德·A.波斯納，他的《法律的經濟分析》集這一時期的經濟法律分析之大成，這部著作在1973年的出版，標志著法律經濟學完整理論體系的建立。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法律經濟學的發展進入了較為平和的時期，這一時期的發展趨勢體現在兩方面：第一，傳統的法律經濟學流派依然采取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形式化”、“模型化”的研究方法，但是由于這種描述分析案例的方式本身的局限性，使得研究進程較為緩慢。另一種“非主流”學派強調“法律的經濟哲學分析”，注重經濟哲學、政治哲學與法律哲學的相互關系，分析和評估可供選擇的多種社會模式，研究和探索選擇各種不同社會模式的法律制度與經濟關系的后果[4]。這兩種方式相互排斥，相互影響，主導著現今的主流研究方向。

縱觀以上的法律經濟學發展歷史，筆者在此提出一個問題：既然任何一門社會科學的發展，都自然會受制于歷史進程中一定的社會規律，那么真正貫穿于法律經濟學的發展的核心要素是什么？

二、法律經濟學的核心——“法律”還是“經濟”

以法律經濟學的主要研究方法來看，法律經濟學是以經濟學的“效率”作為核心衡量標準，以“成本—收益”及最大化方法作為基本分析工具，來進行法律制度分析的。因此，在一些經濟學家看來，傳統法學研究所強調和重視的“公平”、“正義”這一類概念本身的含義往往是模糊不清的。同時，在很多情形下，經濟學的分析模式都可以得出與法律分析相同的結論。所以可以用“經濟效率”去取代“正義”之類的傳統法律概念，甚至可以將法律轉為經濟學。鑒于此，法律經濟學一直被作為一門經濟學分支學科來看待。

但是讓我們回過頭來看看法律經濟學最初的研究目的，根據尼古拉斯·麥考羅和斯蒂文·G.曼德姆的定義，“法和經濟學是一門運用經濟理論來分析法律的形成、法律的框架和法律的運作以及法律與法律制度所產生的經濟影響的學科。”[5]法律經濟學顯然是利用經濟學的分析方法為工具，研究法律制度中的經濟問題的一門學科。那么我們進行這些研究的目的是什么？答案很明顯，利用研究得出的成果，改變法律制度與法律實踐中的經濟效率問題。因此我們對法律經濟學的研究，最終還是要回到法律上去。在1980年發表的《〈社會成本問題〉的注釋》一文中，科斯指出：“科斯世界正是他極力說服經濟學家離開的世界，傳統經濟學錯就錯在忽略了交易成本。人們應該研究存在正交易成本的現實世界，在這個世界中，法律制度至關重要。如果不對交易賴以進行的制度詳細地加以規定，新古典經濟學關于交換過程的討論就毫無意義?！盵6]這說明，即使科斯本人，也認可提出科斯定理的目的在于修正現實中的法律制度。

篇（2）

中圖分類號：C91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4）19-0075-02

新經濟社會學和新制度經濟學兩者都關注經濟行動中交易組織和制度，并對此展開了大量研究，新制度經濟學和新經濟社會學的蓬勃發展將交易組織和制度的研究推向了新高度。新制度經濟學和新經濟社會學對這一領域研究在基本假設、方法論主張等方面既有相同點又有所區別。本文旨在對新制度經濟學和新經濟社會學的一些基本觀點和主張進行簡要梳理和比較。

一、經濟學和社會學交叉研究的回顧

從學術發展史來看，經濟學和社會學的交叉研究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就已經出現，熊彼特、韋伯等人都使用了“經濟社會學”和“社會經濟學”的概念。但這一時期的學科界限還不明確，學者身份往往帶有綜合性質。20世紀七八十年代，經濟學家開始認識到數理化定量研究方法對認識一些經濟現象的局限，并開始對這一方法進行反思，結果是經濟學發展方向有了新的一些趨勢，其中一個重要表現就是經濟學研究出現了社會學的新取向。

經濟學對社會學問題的關注，最早的代表人物是貝克爾。他重新定義了經濟學的研究方向及范圍，將傳統的經濟學分析拓展到個人、家庭等范圍，使經濟學的研究突破了單一的物質生產領域，把經濟學研究的視角延伸到社會學領域。經濟學家的這種學科“入侵”，引起了社會學家的高度警惕，一些社會學者也嘗試用社會學的視角研究經濟問題。比如，在20世紀80年代，哈里森?懷特首先嘗試使用社會學觀點解釋市場的產生。他認為，社會網絡是經濟交易發生的基礎，市場是一種社會網絡，它體現了社會關系。懷特的研究極具開創性，這標志著社會學者開始關注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問題。經濟學和社會學的這種學科交叉，在經濟學領域以新制度主義經濟學為代表，在社會學領域則表現為新經濟社會學這一重要分支。

二、新制度經濟學研究體系

（一）科斯、威廉姆森等人的研究

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主要側重于對交易中有關經濟權利和義務的界定，以及基于交易成本分析的交易組織的規模變動和邊界確定，交易制度和結構的最優選擇等（Coase，1937，1969；Williamson，1975；North，1990）。從而圍繞其產權理論、交易成本理論和制度變遷理論構建起整個理論體系。對于新制度經濟學中的產權分析，科斯在《社會成本問題》中闡述了對財產權利進行界定的經濟意義，從而說明了產權制度的重要性（Coase，1960）。威廉姆森在科斯理論的基礎上，引入了有限理性和不確定性，從而圍繞交易成本和治理結構核心概念構建了交易成本經濟學的理論框架（Williamson，1975）。諾斯（North，1981）的研究關注交易成本理論在制度變遷問題中的運用。這些論述都是強調了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應該包括個體的經濟活動和制度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

（二）新制度主義經濟學的研究假設

通過對科斯、威廉姆森、諾斯等新制度主義經濟學代表人物理論的研究可以發現，新制度主義經濟學仍然繼承和發展了新古典經濟學的一些基本假設，但這些假設相對于古典經濟學又有所不同，主要假設主要有以下幾個：（1）“經濟人”假設。相對于新古典經濟學家不關注制度或松散地對制度進行分析，新制度經濟學家運用新古典的分析方法集中研究制度的產生及變遷問題。圍繞“交易成本”這一核心概念，新制度學派具體采用邊際分析、均衡分析以及“成本――收益”等方法。本質上仍是“經濟人”假設下的效益最大化問題。（2）“有限理性”假設。新制度經濟學主張“有限理性”不同于新古典經濟學的“完全理性”?？扑拐J為“大多數經濟學家都做這樣的假設，即人的行為都是基于當前信息做出的理性預判后發生的行為（Coase，1994）。（3）“不確定性”和“復雜性”假設。與新古典經濟學中暗含的“確定性”和“簡單性”假設相對，新制度主義經濟學認為經濟環境中充滿不可預期性和各種變化，因此交易雙方都力圖將未來的不確定性以及復雜性納入契約之中，契約的達成在交易過程中增加了交易成本。

三、新經濟社會學的研究體系

（一）嵌入性：新經濟社會學的核心概念

“嵌入性”（embeddedness）概念最早由波蘭尼提出的，他在《大轉折》一書中寫道：“人類經濟嵌入并纏結于經濟與非經濟的制度之中，將非經濟的制度包括在內是極其重要的”，“經濟作為一個制度過程，是嵌入在經濟和非經濟制度之中的”（Polanyi，1944）。1985年，美國社會學家格蘭諾維特在《經濟行動與社會結構：嵌入性問題》一文中對波蘭尼的“嵌入性”概念進行了重新闡釋，提出了“企業的經濟行為嵌入于社會結構之中”的著名觀點（Granovetter，1985）。格蘭諾維特的“嵌入性”主張，確立了經濟社會學中一種新的研究視角，新經濟社會學也因此得名。新經濟社會學是建立在對新制度經濟學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反思和批評的基礎上的。

新經濟社會學家認為，從古典經濟學到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范式（包括新制度經濟學），在理論上都存在一個明顯的缺陷，即關于個人的原子化假定，他們認為社會個體決策是自主的、孤立的，然而事實并不如此，個人的社會行動和經濟行動都是嵌入于社會結構之中的，其中的一個最明顯表現就是社會的網絡關系特征，因此研究社會關系網絡是十分必要的。新經濟社會學者們普遍認為，“經濟行動嵌入于社會結構”是一項更為接近實際的理論假設。新經濟社會學提出了一個新的社會學研究視角，即從社會網絡的角度關注經濟行動、社會結構和經濟制度，并對此進行廣泛研究。

（二）新經濟社會學的研究假設

格蘭諾維特和斯威德伯格（Granovetterand，Swedberg，1992）共同把新經濟社會學的理論核心歸結為三個命題：即經濟行動是社會行動的一種特定類型；經濟行動具有社會性的定位；經濟制度是一種社會性的建構。從新經濟社會學的上述基本命題中，我們可以看出新經濟社會學研究的幾個基本假設：（1）“社會人”假設。新經濟社會學家認為經濟行動只是社會行動的一種形式，經濟行動者有多重動機。格蘭諾維特認為“盡管重要，經濟行為也僅僅被視為一種特殊的社會行為類型。”（Granovetter，1992）。（2）“嵌入性”假設。新經濟社會學認為經濟行動具有“嵌入性”，經濟行為被“嵌入在具體的、不斷變化的社會關系之中”（Granovetter，1985），而不能“僅僅用個體的動機來解釋”。（3）“社會建構”假設。20世紀90年代初期，格蘭諾維特闡述了“嵌入”的兩種形式，一種是關系性嵌入，另一種是結構性嵌入，新經濟社會學的關注焦點也由關系性嵌入轉向了結構性嵌入，其核心在于揭示經濟制度何以被社會建構。格蘭諾維特將新經濟社會學的理論基礎歸納為兩個社會命題：經濟行為總是社會性定位的，它不可能僅僅用個人動機來解釋；社會制度不可能以某種必然的形式自動地產生，而只能通過“社會建構”來形成。

四、結論和討論

在行為模型研究上，新制度經濟學和新經濟社會學有不同的假設。新制度經濟學中基于個體理性（完全或有限），而新經濟社會學的理論則是建立在經濟行為的復雜性基礎上，特別是強調“嵌入性”，即經濟行動嵌入于特定的關系網絡和社會結構中。從新制度經濟學和新經濟社會學已有的研究和基礎和假設來看，我們可以粗略地看到兩種理論的不同取向，這種不同也根源于經濟學和社會學的不同方法論差異。因此，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從本質上來講仍然沒有突破經濟學的方法論的單一性局限。而新經濟社會學的研究方式方法則是多層次多方向的，不僅限于某一單一領域。一個顯著的表現在于具體的研究工具和分析方法上，新制度經濟學以“交易成本”為概念工具，更偏重于規范分析，而新經濟社會學的“嵌入性”則更像一種研究視角，在研究方法上相對地忽視規范分析。新制度經濟學和新經濟社會學以組織和制度分析為共同切入點，為我們重新定義經濟行動打開了新的一扇門，引領了新學科的交叉。同時，兩種理論的發展，也為新制度經濟學和新經濟社會學兩門重要分支學科的進一步交叉和融合提供了可能。

參考文獻：

[1]羅納德?科斯.社會成本問題[J].法律與經濟學雜志，1960（3）.

[2]羅納德?科斯.企業、市場和法律[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0.

[3]道格拉斯?諾斯.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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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奧利弗?威廉姆森.治理機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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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經濟學是相對于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范式而不斷成長起來的一種非主流的或者說是異端的研究范式之一。隨著經濟學各種范式的沖突和較量，1981年肯尼思·博爾丁(Kenneth Boulding)出版了《演化經濟學》，理查德·納爾遜(R，Nelson)和悉尼·溫特(S.Winter)1982年出版了《經濟變遷的演化理論》，引人注目地建立了一種新的經濟理論和分析方法，標志著演化經濟學的誕生。㈣早在80年代以前，美國制度主義先驅索爾斯坦·凡勃倫(ThorstEin Veblen)發表著名的學術論文《經濟學為什么不是演化科學》，第一次明確提出了“演化經濟學”術語，宣布了制度主義的“演化經濟學”研究議程。20世紀80年代以來，許多經濟學家都從不同側面指出經濟學中演化分析的重要性。1991年《傾化經濟學》雜志創刊，演化經濟學著述日增。多普菲和福斯特等學者已出版了不少演化經濟學的著述，大大推進了演化經濟學的發展。在對新古典研究范式的理性一個人主義一均衡分析框架提出挑戰的過程中，被認為異端的演化經濟學的制度一歷史一社會結構分析框架日益成為具有影響力的分析方法，加上反主流的國際經濟學改革運動的聲浪也日益唱響，21世紀的經濟學可能會從新古典經濟學轉向演化經濟學，從而進行革命性變革。

演化經濟學是對經濟系統中新奇事物的創生、傳播和由此所導致的結構轉變進行研究的經濟科學新范式，而且將成為各種異端的綜合(賈根良語)。作為一種經濟學研究的新范式，演化經濟學在批判新古典經濟學的基礎上不斷發展和完善自己的理論框架。本文主要從演化經濟學的內涵及其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批判和超越的角度，考察其理論框架的形成及影響。

一、演化經濟學的內涵及特征

演化經濟學是借鑒達爾文生物學的進化隱喻和拉馬克的遺傳變異學說，引進物理耗散結構理論等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來分析經濟社會系統形成、發展的動態演化和發展趨勢的學科。廣義來講，其思想淵源可追溯至老制度學派的創始人凡勃倫，而狹義上的演化經濟學指20世紀80年代之后經濟演化思想的現代形態，主要包括變異、選擇理論(以納爾遜和溫特為代表)、以非線性系統動力學為基礎的演化理論(包括混沌理論等)和演化博弈論。演化經濟學將技術變遷看作是眾多經濟現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術變遷和制度創新核心為研究對象，以動態的、演化的理念來分析和理解經濟系統的運行與發展。演化理論關注的焦點是某一變量或一組變量如何隨歷史而變化，如何在理論上理解所觀察的變化背后的動態過程。特別是，可以通過解釋它是如何達到當前狀態來理解某一變量或系統的當前狀態。這些變量或系統要經受某些隨機變異或擾動，但也存在著對變異進行系統性篩選的機制。

納爾遜總結了現代演化經濟學的兩個共同特征：(1)關注經濟的動態過程，不僅要看到均衡，更為重要的是，要說明均衡是如何達到的；(2)承認“路徑依賴”在經濟分析中的重要性。演化經濟理論假定，存在著強有力的慣性趨勢，使選擇過程中的幸存者得以保留。然而在許多情況下，也存在著持續引入新變異的力量。

二、演化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學的超越

處于正統地位的新古典經濟學借助原子本體論和機械論隱喻，信奉決定論的哲學觀，將利潤最大化和均衡作為其理論體系的兩個基本支柱，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均衡的研究上，導致看問題的出發點通?；谌椈炯俣ǎ?給定)經濟人的偏好、生產技術和制度約束、可供使用的資源稟賦。從此出發，研究人們如何在給定的機制下相互作用，達到某種均衡狀態。這種最優化和外生性，排除了新知識的創造、企業家的作用、技術變遷和主導部門重要性的變化等問題，將技術變遷視作與經濟學家無關的黑箱，使對技術變遷的源泉、性質和過程等關鍵性問題的討論完全被忽略掉了。

以納爾遜、弗里曼、多西等人為代表的演化經濟學家既借用生物進化的隱喻，又借用現代宇宙理論、量子力學理論以及混沌理論等，對經濟系統不斷發展變化的特征與生物自然選擇過程類比，試圖對整個經濟理論研究的基礎進行重構。其基本的思路是：將技術變遷視作眾多經濟現象背后的根本力量，以技術變遷和技術創新為核心研究對象，堅持從演化的、動態的角度來分析和理解經濟系統的運行與發展。與新古典經濟學相比而言，如果說新古典經濟學是研究存在(bEIng)的經濟學，那么，演化經濟學就是研究生成(becoming)的經濟學，它可以被定義為對經濟系統的創生、傳播和由此所導致的結構轉變進行研究的科學。

演化經濟學在對事實評價時所持有的基本信念(信念是科學范式的內核)與古典經濟學存在著根本性的不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歷史演化對均衡的超越

演化經濟學認為，社會經濟系統是一個不可逆的歷史演化過程，過去的時間與未來的時間是不對稱的，社會經濟過程與生物進化過程的不可逆性極為類似，演化意味著新質要素隨時間的推移而創生。多西和梅特卡夫認為，個人或組織等行為者的目前行動將對未來決策過程或系統的未來結構及其發展變化路徑產生重大影響。時間不可逆、結構轉變和過程與滯后概念密切相關。即系統如果發生了變化，雖然導致這種變化的力量已經消失，系統也不會完全回到最初狀態，這是經濟社會系統的重要特征。就制度和組織而言，新古典經濟學重視企業平衡狀態的研究，而輕視達到均衡的過程研究。演化經濟學假定企業的決策是連續的，每個企業決策時充分考慮未來的預期及其競爭對手的策略行為?！奥窂揭蕾嚒闭f明鎖定效應和次優行為可以持久存在。歷史突出了經濟過程中具有路徑依賴、不確定性和時間不可逆等重要特征。

(二)滿意對最優的超越

新古典經濟學在原子論和機械力學基礎上，在假定經濟人完全理性、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前提下，描述了均衡狀態下的各種社會經濟現象，求解在一定外部環境控制下的最優控制和最優路徑。新古典經濟學沒有考慮由于認識的有限性而造成的不可預見性。因此，建立在均衡基礎上的理性人假設脫離了社會現實。演化經濟學以達爾文生物進化論和拉馬克的遺傳基因理論為基本思想，強調經濟變遷的動態過程，在有限理性假定的基礎上，接受了馬奇在行為主義企業理論中的滿意假說，指出最優難以實現，均衡只是暫時的。經濟系統向著均衡靠攏，均衡可能是多重的。究竟到達或漸近哪一種均衡依賴于進化的路徑。 　 演化經濟學非常強調隨機因素對經濟社會系統及經濟人的影響作用。新古典經濟學認為，即使不存在不確定因素，因其是以隨機變量的形式出現在數學方程內，并給定隨機變量的分布，理性人仍可找到最優化行為。而演化經濟學認為，隨機因素起著關鍵作用，特別是在決策和搜尋革新過程中，這種不確定性使長期最優化決策難以實現，進化過程的長期趨勢難以預測。

理性與有限理性，最優與滿意，它們成為演化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學前提假定的重要反叛和超越。自亞當·斯密以來，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深受物理學的影響，在假定最大化行為的前提下，它們集中研究機制均衡問題。盡管凱恩斯從非均衡思想出發，從有效需求原理來構造宏觀經濟理論，通過非均衡思想建立了宏觀總量分析方法，并對均衡思想有所沖擊。然而，以薩繆爾森為代表的新古典綜合派使微觀與宏觀對接，并仍在均衡框架內進行分析。后凱恩斯主義盡管從非均衡、動態、關注制度文化角度來分析經濟過程，但主流經濟學一直被均衡思想和范式所支配，并建立了以均衡分析為核心的經濟分析體系。

20世紀80年代后，演化思想又促使人們在主流經濟體系之外發展經濟演化理論。從亞當·斯密、馬歇爾、熊彼特、凡勃倫、哈耶克等人的思想演變中可看出，經濟學正在進行著從均衡走向演化的范式變遷。這種變遷折射著兩種思想交鋒的歷程，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著對新古典經濟學分析模式的超越。總之，經濟學各流派的研究方法表明，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精髓是從確定性到不確定性。這是對演化經濟學不確定性引起的有限理性和滿意假說的最好概括。

(三)多樣性對同質性的超越

演化經濟學的本質特征是由于“新奇”創生而形成的多樣性思考。因此，其研究方法是關注超經濟人的個體群思考。與個體群思考相對立，新古典經濟學側重使用類型學思考的方法。類型學思考是把所有的變異都看作是對理想類型的偏離，看作是由于暫時的干涉力量所導致的畸變。所以，為了集中在現象真實的本質上，類型學思考就把基本類型和它們的具體例子之間的差異看作是某種可以忽視的東西。在個體群思考中，多樣性并不是把基礎性的實在隱藏起來的“干涉并發癥”，而是基礎性的實在本身，是演化賴以發生的基礎。可見，演化經濟學把個人選擇置于多樣化行為的群體之中，強調了主觀偏好的特異性和行為的異質性對“新奇”創生和創新過程的重要性。

三、演化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

演化經濟學作為一門分析經濟社會系統演變的科學，必須具備一個分析問題的中心線索，即研究問題的出發點。它針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三個基本假定——(給定)經濟人偏好、生產技術和制度約束、可供使用的資源稟賦的局限性，認為在經濟變化的過程中，新偏好的形成、技術和制度的創新以及新資源的創造(即“新奇”的創生)是關鍵因素，是經濟變遷過程的內生性因素。正如Hodgson(1997)指出：“作為社會經濟演化的一個恰當概念，正確地評價新奇的突現及其傳播的關鍵性作用是必不可少的。”演化經濟學在其理論體系中抓住了“新奇”對經濟系統的關鍵意義，認為在經濟學中， “新奇”就是新的行動可能性的發現，它是人類創造性的結果。如果新的行動可能被采納，那么這種行動就被稱為創新。賈根良總結指出，“新奇”創生的內生化，是演化經濟學研究綱領的硬核。因此，“新奇”的出現及創新的重要作用成為其理論框架的基石。

演化經濟學借用達爾文的生物進化隱喻，通過運用“緣由”來解釋一切物質和能量轉換過程中必然牽涉到的機制，認為一切事件或現象都有其“緣由”，每一“緣由”則產生一個結果。與達爾文對生物演化的解釋一樣，有關社會經濟系統的演化必然涉及到三種機制：遺傳機制、變異機制和選擇機制。在這些機制的相互作用下，在遺傳基礎上進行變異以適應新環境，此即為“達爾文進化”。Hodgson(1997)對凡勃倫在經濟學領域應用三種機制的總結中指出：(1)遺傳(承襲)機制。演化主體存在一些遺傳性或延續性準則，總是受到遺傳機制的影響。以此為立足點，以保證不同后代個體雖然不盡相似，但他們都在某些方面與其前代相似。(2)變異機制。受初始條件區別的影響，完全復制自身是不可能的，持續性變異廣泛存在于一個群體的不同成員之間。(3)自然選擇機制。在承襲和變異機制共同作用的基礎上，選擇機制決定了最終的演變方向。自然選擇機制通過更適機體后代數量增長和變異或基因整合幫助機體獲得存活優勢兩種途徑發生作用。

(一)基因類比物及遺傳機制

社會經濟系統如同生物演化，會產生如同基因的遺傳、變異和選擇機制運行。在社會經濟系統中，“基因”類比物(或選擇單位)是什么?霍奇遜總結了經濟學中的諸多“基因類比物”，如人類習慣(凡勃倫)、個人(馬爾薩斯)、組織慣例(納爾遜和溫特)、社會制度，乃至整個經濟系統(Hodgson)。在對這些不同的類比物進行考察之后，霍奇遜提出，考慮到它的性質具有相對穩定性以及普遍性，“制度”應當被采納為經濟分析的基本實體單位。大多數現代演化經濟學家認為，制度或組織具備選擇單位的條件。

選擇單位作為一種實體，它們被選擇的特征歷時要足夠穩定，以保持定義這個群體的實體的同一性。經濟方面，選擇單位常常是使用特殊的生產方法制造某種系列產品的特定的企業組織。而選擇環境獨立于實體，這是對各種實體進行評估，并把選擇特征轉化為選擇優勢的框架。凡勃倫認為，社會結構的演進，是制度上一個自然淘汰的過程，制度和慣例具有相對穩定和惰性的品質。因此，可以歷時傳遞其重要特征，它是社會有機體的基因組織，扮演著生物學中基因進化的作用。納爾遜和溫特在《經濟變遷的演化理論》中討論了類似于基因的“個人技巧”與“企業慣例”的作用，即遺傳機制的作用。

技巧是指一個光滑序列的協調一致的行為能力。在行為正常發生的情況下，行為相對于它的目標來說，通常是有效的。企業慣例是企業的組織記憶，執行著傳遞技能和信息的功能。企業運轉離不開慣例，企業的慣例與人類的技巧有相似之處。知識是慣例的核心要素。納爾遜和溫特指出，慣例在企業中起著基因在生物進化論中所起的作用。慣例包括企業的各種特點，如生產技術、投資政策、產品組合策略等。在任何時候，一個企業的慣例界定一系列函數，它們決定一個企業所做的事情是各種外在和內在變量的函數，具有好慣例的企業或組織就可能在一個行業或群體中變得日益重要。組織是由個人構成的，組織的行為可以歸結為組織成員個人的行為。理解技巧在個人發揮功能中的作用，就可以理解慣例在組織發揮功能中的作用。不過，慣例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新達爾文主義基因，它具有學習效應的獲得性遺傳特征，因而可以說是拉馬克式的基因。但總體上看，它們都是廣義的達爾文主義的基因。

(二)變異機制或“新奇”性創造

轉貼于 變異原則強調種類和多樣性的作用，有時等同于已有特征的變化，即系統內“新奇”事物的創造。

在把演化作為重要特征的生物學、語言學或經濟學等學科中，在某一時間和地點所觀察到的事物都必須被解釋為一種持續不斷的演化過程中的轉變。這一過程有兩個特征，一個是它的歷史性，另一個是變遷過程的無止境性。關于連續變遷端在何處這個問題，熊彼特曾經指出，經濟變遷可以被解釋為主要的“從經濟內部”產生的。“如果演化被定義為可觀察的系統歷時地自我轉變，那么如何才能實現這種自我轉變呢?自由能的獲得是必要條件，一個充分條件就是其他方面所堅持的演化的一般特征，這就是新奇的創生，這在出現后，會通過系統或系統的某些組成部分進行擴散。在經濟學中，新奇就是新發現的行動可能性。有關這種新奇的消息可能會傳播，或者可能通過模仿而擴散。一旦某種新認識到行動可能性被接受，所產生的行動就被稱為創新”。

“新奇”創生機制所研究的問題是“新奇”為什么和怎樣被創造。就“新奇”為什么被創造而言，知識是慣例的核心要素。演化經濟學是知識經濟理論的開拓者，但一種更系統和更完備的知識理論仍有待于創造。“新奇”創生是現有要素重新組合的結果。更為重要的是，由于人們怎樣和在什么地方搜尋新知識，這主要取決于他們知道什么和他們從前做了什么，而并不是所有的技術或制度等發展路徑都具有同樣被探索的機會，“新奇”的創生必定是路徑依賴的。

企業在市場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時，需要搜尋新的生產技術和慣例。搜尋是在已知的技術和慣例中尋找適合自己需要的技術和慣例。創新是通過研究與開發去尋找原來沒有的技術和慣例，而且，創新改變原有的慣例，使創新者有較大的優勢，從而獲得較多的利潤，但這種情況只能是暫時的。非創新者可以進行創新或模仿，后來者可逐漸趕上先進者，先進者會逐漸失去自己的優勢。

熊彼特曾對創新過程進行了開創性研究。他把創新看作是經濟發展過程的實質，強調非均衡和質變的作用，認為資本主義在本質上是一種動態演進的過程，即“創造性毀滅過程”是資本主義的基本事實。這類似于生物學中的進化理論。納謝德·福布斯和戴維·韋爾德以發展中國家或地區企業的成功案例為例，指出了如果發展中國家注重學習，注重創新，努力提高自身技術能力，提升價值鏈，成為一個高效率的追隨者，那么他們就有可能實現其核心目標——價值增值，就可以有所作為——由追隨者成為領先者。賈根良教授認為，從追隨者到領先者是企業發展的必由之路。對于技術落后的發展中國家企業來說，通過一個怎樣的過程，他們才能實現自主創新并成為技術的領先者呢?通過比較韓國、印度、巴西、坦桑尼亞、新加坡等一些國家或地區的案例，并對不同環境和不同產業中多樣化的成功經驗進行深入的理論探討，為我國自主創新戰略的實施提供了有益的借鑒。盛昭瀚(2002)從演化經濟學的視角對國家創新系統進行了研究和探索，認為演化模型的多樣性、不確定性、不可逆性和路徑依賴性為技術創新提供了較好的分析工具，并認為這是國家創新體系的微觀理論基礎，國家創新體系要協調好公有知識與私有知識的關系，要注重學習過程和制度安排中的主體的時間、信任、有限理性的重要性。所有這些研究為演化經濟學變異和創新機制的運作，提供了理論和現實的佐證。

(三)選擇機制及演化路徑

選擇和評價機制是復雜系統在演化過程中如何尋求和確定進化道路的機制。它包括系統的生存價值選擇、信息價值評價以及兩者之間的相互關系等。這是進一步實現系統進化的動力學問題。

選擇機制研究變異或“新奇”在經濟系統中為什么、什么時候和怎樣才能被傳播。按照凡勃倫的看法，制度是人類的思維和行為習慣，所以，變異或“新奇”必定是新思想和新方法的出現。他通過“緣由累積進程”來解釋選擇過程的重要性，認為“習俗、慣例的累積性發展是對傳統的選擇性適應的結果”；任何習俗、慣例與行為方式都受選擇機制的影響，而與變化了的環境要求相一致的程度，則是檢驗其存活適應性的標準。按照個體群思考方法，一個個體對創新者是模仿還是反對，受群體成員選擇的影響。選擇過程將出現兩個方向： (1)創新被舊的慣例扼殺。 (2)在自增強作用的影響下，創新被采用并向外擴散。納爾遜認為，企業在面臨環境變化且有幾種可供選擇的方案時，企業要進行選擇。選擇的環境包括外部環境(如產品需求、要素供給、價格等市場環境)和內部環境(如創新引起的變化等)。

篇（4）

在新古典金融學的視野中，由于忽略交易成本，因此金融交易由誰（銀行體系或者金融市場）來完成并不重要。基于科斯定理，若不存在交易成本，則不同金融制度和組織結構會得到相同的最優金融資源配置結果。制度金融學可以幫助我們甄別不同金融制度環境的特征，并確定在某些特定的經濟金融發展背景下，什么樣的金融制度結構是最具優勢的。

基于這種新的理論視角，在新古典金融學那里被“外生”處理的金融體系內部的特殊制度結構和組織形式已然轉變成為“內生”的結果。重要的是，金融技術進步可以有效增進這些特定金融制度結構的效率，從而把金融交易成本以及相應的金融行為扭曲的成本最小化。因此，默頓和博迪新命題的核心思想是，在一個得到良好發展的金融體系中，基于金融制度結構的一系列內生變化，新古典金融學關于資產價格和資源配置的結論是大體正確的。

默頓和博迪試圖通過彌合兩種金融學的裂痕完成金融學發展進程中的一次“新古典綜合”。與經濟學曾經的“新古典綜合”相類似，他們傾向于將制度金融學視為新古典金融學在考慮交易成本情形下的一種特例。不管金融交易過程在制度金融學那里的表現多么變化多端，最終都要歸結到新古典金融學的均衡解中來。

“斯蒂格利茨和格林沃爾德”新范式

默頓和博迪對于制度金融理論發展的建樹與其所擁有的“冠名權”并不相稱。相比之下，重建金融分析制度范式更為實質性的努力早在20世紀初期已在貨幣理論層面展開。傳統的貨幣理論一貫忽視信息成本、風險以及激勵等制度因素，這種忽視使得貨幣經濟學的宏觀框架長期缺乏微觀經濟基礎。2002年，斯蒂格利茨和格林沃爾德（Stiglitz & Greenwald）提出貨幣經濟學的“新范式”，通過把一些關鍵性的制度因素“內生化”于既有的分析框架，嘗試性地將傳統的貨幣理論建立在銀行行為理論的基礎之上，從而在理論上扭轉了微觀信貸市場和宏觀貨幣運行長期相互隔離的局面。

“新范式”的構建也是從挑戰所謂“古典二分法”的基本理念入手的。由于將一些被長期擱置的因素引入貨幣經濟學的框架，因此信貸和銀行因素從一開始就占據了該理論框架的核心位置。在“新范式”中，銀行因素是如此重要，它不僅為經濟社會提供和記錄信用依據、判斷當事人的還款承諾以及確保所貸資金的合理使用，而且還是一國貨幣政策制定和操作的基本環節。更為重要的是，這種“新范式”還進一步注意到了銀行制度結構的變遷及其影響，這就意味著該理論已經觸碰到了制度金融學的要害部位。

如果考慮到金融制度結構的國別差異以及其他制度性因素，“金融競爭可以單調增進金融資源配置效率”這一新古典金融學核心命題的普適性就會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這是貨幣經濟學“新范式”的一個重要理論發現。長期以來，金融體系的市場化和自由化曾經成為席卷全球的潮流，成熟市場經濟國家借此極力“推銷”和“輸出”所謂的市場化金融體系，其核心理念就是“競爭越充分則經濟效率越高”?；谶@一理念，一些國家的金融體系之所以低效率，就是因為在那里普遍存在著與新古典要求相左的各種各樣的特殊制度因素，由此形成的制度障礙影響了金融競爭的充分性。因此，合乎邏輯的政策選擇就是盡快拆除這些制度障礙，重新打造競爭性的金融體系。由于這些國家隨后被認為是原本就缺乏競爭性金融體系的基本要素，因此，從成熟市場經濟國家整體“引進”或者“移植”這種金融體系就成為雖然迫不得已但總歸是正確的政策選擇。

以默頓為代表的金融學的“新古典綜合”和以斯蒂格利茨為代表的貨幣經濟學“新范式”都試圖通過強調“制度”因素來修補和拓展新古典金融學或者傳統貨幣經濟學的既有框架，這種努力有意無意間為制度金融學的肇建開辟了新的道路。相比之下，斯蒂格利茨等的努力重新開啟了觀察貨幣金融運行的微觀視角，而從某種意義上講，制度金融學就是包含“微觀金融基礎”的貨幣經濟學或者新古典金融學。

“分工均衡”貨幣分析框架

及其制度涵義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一些經濟學家的不懈努力之下，借助制度經濟學特別是交易費用經濟學迅速發展的勢頭，分工問題開始重返經濟學以及金融學的核心位置。人們對分工演進與貨幣金融關系問題的重新關注和討論實際上預示著，現有主流經濟學框架將面臨一次前所未有的重大轉型?？傮w看來，此次轉型將使經濟學的基本分析視角回歸古典經濟學的基礎命題，而制度金融學將無疑成為此次經濟學轉型的一個重要結晶。

在理論史上，經濟學家對貨幣與分工的關系早已有所察覺。直到20世紀80年代末期，經濟學家對分工與貨幣金融制度關系的討論長期停留于簡單描述的層面，相比之下，有關分工與貨幣信貸制度更為系統深入的研究是由楊小凱（Borland & Yang）做出的。由于此研究是楊小凱重建經濟學“古典傳統”長期努力的有機組成部分，而這種努力的核心之一就是為現有的經濟學框架找回制度、經濟組織等關鍵要素并形成一個全新的體系，從而重塑經濟學質樸務實的氣質。因此，楊小凱有關討論對于構建制度金融學的基礎框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楊小凱的真正理論貢獻是將分工、貨幣與信貸以及法律、政府等多種因素引入一個嚴密的一般均衡模型之中，并在它們之間建立了可信的邏輯聯系，據此揭示了貨幣的性質以及貨幣制度演進的深層涵義。商品貨幣是一種過渡性貨幣安排，它的基本特征是“信用含量”較低?；蛘哒f，由于它自身具有價值且“眼見為實”，經濟交易雙方對持有這種貨幣具有較低的信用需求。特別是，隨著分工水平的增進和經濟交易頻率的提高，人們覺得，繼續使用這種貨幣的交易成本會越來越高。就這樣，商品貨幣觸碰到自身無法跨越的交易效率邊界，貨幣制度也走到了一個新的起點之上。在此刻，信貸體系的重要性開始浮現，高信用含量的貨幣注定成為分工經濟的“新寵”。

篇（5）

制度經濟學對于中國學者并不是陌生的東西。且不說早期制度經濟學家如凡勃倫、康芒斯等人的著作，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被翻譯介紹到了中國。即使30年代以后，一些制度經濟學家如加爾布雷思、熊彼特等人的理論，也都時髦過一陣子。更不可忘記的是，馬克思經濟學本質上也是一種“制度經濟學”，并且還是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先驅。然而，人們在狂熱推介新制度經濟學時，卻很少有人比較分析新制度經濟學與經濟學體系之間的歷史聯系，甚至還斷然否認它們之間存在任何理論關聯性?；诖?，筆者認為有必要從歷史演進和邏輯聯系兩個方面，把新制度經濟學與舊制度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以及馬克思經濟學進行一番比較研究，探討新制度經濟學究竟“新”在哪里。

一、新制度經濟學比舊制度經濟學有質的飛躍

制度經濟學的形成和發展已經有百年歷史。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形成時期，以凡勃倫、康芒斯和米契爾為主要代表；第二階段為過渡時期，以艾爾斯、貝爾、米恩斯、加爾布雷思等為主要代表；第三階段為發展時期，以科斯、諾思、威廉姆森、阿爾奇安和德姆塞茨等為主要代表。如今，制度經濟學已經形成了一個流派眾多、成分復雜的龐大理論體系。雖然加爾布雷思等人的理論曾經被稱之為新制度經濟學而風行一時，但時過境遷，現在新制度經濟學成了以科斯為代表的制度經濟學派的專有名詞，而把科斯之前的一律稱為舊制度經濟學。

科斯本人似乎不承認他的理論與舊制度經濟學有什么關系。他把新制度經濟學稱為當代經濟學，而舊制度經濟學則稱為近代制度經濟學。他認為，當代制度經濟學與近代制度經濟學并沒有什么理論上的淵源關系，在某種程度上講，當代制度經濟學與近代制度經濟學在理論上還是對立的。科斯的主要理由是：“近代制度經濟學的觀點不是理論性的，而是反理論的，他們尤其反對古典經濟理論”。施蒂格勒也持相同的觀點，他認為“近代制度經濟學的失敗是因為它沒有提出實證的理論學說，它當時所表現的僅僅是對正統經濟理論的不滿和批判態度，它注定得不出什么新東西，近代制度經濟學的悲劇就在于他們沒有留下什么理論工具(或范式)供別人或后人去使用”?？扑购褪┑俑窭諏εf制度經濟學的批判，以及劃清新制度經濟學與舊制度經濟學的界限，都是可取的。但他們否認新舊制度經濟學之間的理論淵源關系，則不符合實際。

且不說新制度經濟學派在重視制度因素分析這個基本點上與舊制度經濟學一脈相承，繼承了凡勃倫、康芒斯等人的傳統和思路；在許多基本理論范疇上，也可以明顯看出新舊學派之間的傳承關系?；蛘哒f，在舊制度經濟學理論中，有新制度經濟學基本范疇的雛形。例如，科斯理論最核心的交易費用范疇，與康芒斯的交易范疇就有理論淵源關系?？得⑺拱选敖灰住弊鳛榕c“生產”概念相對應的經濟學的范疇，并且對交易概念進行了明確的界定與分類。在康芒斯看來，交易活動是“制度”的最基本單位，制度只不過是無數次交易活動的結果。因此對不同類型交易的分析，也就轉化為對不同經濟制度的分析。這樣，就使“交易”概念一般化了，從而具有更廣泛的適應性。不過，由于他所采用的分析方法主要是哲學、心理學、法學及社會學的方法，而不是新古典經濟學的方法，因此，他也就不能從資源配置效率的角度來認識交易本身的內涵，提出“交易費用”概念。又如，新制度經濟學作為最重要經濟制度的產權范疇，從舊制度學派那里繼承的思想遺傳更多。凡勃倫提出無形財產的概念，并認為它是公司的真正基礎，這樣就為公司產權分析開辟了道路?？得⑺箯娬{所有權是制度經濟學的基礎，從所有權稀缺到制度稀缺展開分析，提出了一整套采取集體行動來建立秩序的制度體系。艾爾斯、貝爾和米恩斯等人繼承凡勃倫傳統，以技術與制度的矛盾為主線，深入分析公司內部權利結構的變化。諸如此類的研究，直接為產權理論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理論準備。如果進行更仔細的比較分析，幾乎所有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中，或深或淺都閃耀著前人思想的光彩。

更重要的是，新制度學派繼承了舊制度學派的傳統，在研究出發點上都是以批判新古典經濟學開始理論生涯的。凡勃倫擯棄了邊際效用概念和均衡概念，認為馬歇爾建立在資本主義“和諧”基礎上的一整套“均衡理論”，與事實不符。并且，龐巴維克把人從特定的歷史環境中抽取出來，孤立地分析個人的欲望及其滿足途徑，也是錯誤的。他強調對社會文化心理和習慣的分析，主張建立分析制度變遷的“演進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家一直沿襲著“凡勃倫傳統”，無不通過對新古典學派的“經濟人”基本假定的修改，從制度方面或經濟結構方面來研究資本主義社會，以建立一個與新古典迥異的制度經濟學體系。

指出新舊制度經濟學之間的傳承關系，不是要抹殺它們之間的區別。恰恰相反，而是為了更清楚地認識到新制度經濟學的新意所在。的確如科斯和斯蒂格勒所言，新制度學派的革命性轉變就在于按照新古典經濟學的規范來展開制度分析，把制度因素分析引入實證科學的范疇，從而使制度經濟學發生了質的飛躍，真正成為了經濟學體系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為了簡明起見，如果不考慮在具體理論觀點上的創新，從總體上看，新制度經濟學相比舊制度經濟學的創新主要有四點：一是分析方法上的創新。凡勃倫采用的主要是心理學方法，康芒斯應用的是法律制度分析，而新制度學派嚴格按照實證性的新古典方法進行研究。誠如科斯所言；“利用正統的經濟理論去分析制度的構成和運行，并去發現這些制度在經濟體系運行中的地位和作用”。正因為是用經濟學方法去研究制度問題，大大拓寬了理論視野和提高了理論的邏輯實證性。二是理論體系上的創新。除了康芒斯試圖創建一個理論體系之外，可以說舊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完全不成體系。而新制度學派依托較為成熟的新古典體系來展開理論分析，就使其理論大致能夠保持邏輯一致性。雖然目前新制度經濟學還沒有形成一個邏輯嚴密的理論體系，但初步可以自成體系了。三是基本理論范疇上的創新。舊制度學派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思想，如凡勃倫的“無形財產”、“有閑階級”、“既得利益者”和“制度導向”等等，但基本上沒有形成嚴格的理論范疇。相比之下，新制度學派不僅提出了許多新的理論范疇，而且范疇的界定相對嚴格規范。例如，著名的“交易費用”和“科斯定理”的提出，像發現新大陸一樣開辟了一片新領域，形成了經濟學上的一場革命?！敖灰踪M用”概念被廣泛地運用于產權結構、關系、外部性問題、集體行動、尋租活動、多種體制組織形態的形成和發展、經濟史、政治制度等研究領域。最后，表現為研究領域方面的創新。舊制度學派的研究領域基本上在企業層面或微觀經濟領域，新制度學派的理論視野卻要廣得多。雖然企業內部的產權結構及組織仍然是一個研究的重點，但新制度學派的研究及其理論應用，從微觀到宏觀，從企業到國家，從經濟到政治，從現實的制度安排到歷史的制度變遷，已經涉及到社會經濟一切領域，甚至到了無所不包的地步，形成了一個開放的龐大的理論體系。

二、新制度經濟學在新古典經濟學的框架內創新

篇（6）

一、引言

城市經濟學的歷史源遠流長，其發展過程可謂一波三折。早在古希臘甚至更早的時候，哲學家和經濟學家們就開始從勞動分工的角度關注城市經濟問題了(Xenophon,BC.427-355;Plato,BC.380;WilliamPetty,1683)；到了古典經濟學的時代，城市經濟學出現了一個小的研究，當時不僅有城市“勞動分工”說(AdamSimth,1776)，而且還盛行另一種可用以解釋城市的經濟學說——古典區位理論(Thunen,1826;Weber,1909;Christaller,1933;Losch,1938;Isard,1956)。可到了新古典經濟學時期以后，城市經濟學不僅沒有在馬歇爾天才的綜合之后如虎添翼，反而卻經歷了長時期的沉寂、徘徊。其間，雖然也曾有過多次試圖推動城市經濟學的勇敢的努力，但它們最終均功虧一簣，以失敗告終；到了1990年代，城市經濟學在經歷了一番反思和調整之后，終于涌現了兩股試圖融入主流經濟學的努力，參見圖1。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1964年阿朗索(Alonso)出版了《區位與土地利用》一書之后，城市經濟學卻在新古典經濟學對城市經濟現象無能為力的大背景下，作為一門具備統一理論基礎的學科而誕生。本文關注的問題是：城市經濟學的歷史如此悠久，但為什么卻在古典經濟學之后直到20世紀60年代的漫長歲月里相對沉寂，甚至長期被排除在主流經濟學之外？還有，新古典時期，城市經濟學曾經出現了幾次試圖將城市納入主流經濟學的“努力”，為什么它們最終均以失敗告終？再者，20世紀90年代出現了再次試圖復興城市經濟學并使之融入主流的努力，這些努力是否能成功？等等。為了對這些問題做出較為系統的回答，本文將按如下順序組織：第二部分回顧并評價古典城市“勞動分工說”的主要內容；第三部分簡評以屠能為代表的古典農業區位理論及其與城市經濟學之間的關聯；第四部分對新古典時期試圖復興城市經濟學的種種努力進行評述；第五部分對近年來十分盛行的“新經濟地理學”和“新興古典城市化理論”進行評述；第六部分是本文的結論以及對城市經濟學未來發展的展望。

二、“古典勞動分工”說——最早的城市經濟學

早在古典經濟學產生以前，有關城市的研究就已經出現了。古希臘最早的經濟學家之一色諾芬(Xenophon,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55年)就曾從分工的角度來研究人口集中和專業技能以及產品開發之間的關系(Gordon,1975)。人口集中無疑是城市出現的先導，而專業技能的提高和產品開發無異于專業化和產品的多樣化，很顯然，這已經是最早的有關城市的經濟學說了。

此后，另一位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Plato，公元前380年)則遵循著色諾芬的這一思想路線，并將之向前推進了一步。柏拉圖寫道：“一個城市——或者一個國家——是對人的需要的一種反應……由于這種對勞務的相互交換，大量的人便聚集在一起，并聚居在我們稱之為城市和國家的地方”(Plato,Republic,Ⅱ,pp.369)。柏拉圖的這段話為城市產生于專業化和分工確立了經濟基礎，并奠定了交換理論的基礎。很顯然，在柏拉圖那里，是專業化創造了互惠的相互依存，而互惠的相互依存又確立了互惠的交換，在這當中，城市與分工和專業化經濟是相輔相成的，一方面，城市提供了對單個商品的相當大的需求，因而，分工和專業化有了存在的基礎，另一方面，城市內的分工和專業化又提高了這里的工人們的技術和生產效率。

17世紀、18世紀，“古典勞動分工”說在解釋城市問題時仍然占據一定地位，比如，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已認識到，大城市與勞動分工的內在關聯以及專業化的好處等這些問題。盡管如此，只有到了亞當•斯密那里，勞動分工和專業化對城市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這一思想才日臻完善。這不僅體現在他對專業化、分工經濟的獨一無二的一般性分析方面，而且，也體現在他將專業化和交換視作為城市乃至整個市場理論賴以建立的基礎方面，“文明社會的重要商業，就是都市居民和農村居民通商……這里，分工的結果就象其他方面的分工一樣……都市是農村剩余物的市場……都市的居民越多，其居民的收入愈大，農村剩余物的市場愈廣闊……都市附近的農業家和耕作者，從谷物售價所得的，不僅是農業的普通利潤，而且包括自遠地運來出售地谷物的全部價值。此外，他們還節省了這些東西的遠途運費的全部價值”。

在這里，斯密不僅對城市與農村之間的分工好處進行了闡述，而且也對城市市場廣闊對居民收入的貢獻、交易費用的節約、對國民財富的貢獻以及由此引發的不同國家財富的差別進行了闡述。若用?？怂?Hicks,1965，第38頁)的一個簡單公式，g=(k•p/w)-1，那么，斯密的上述看法則更為直觀，其中，k代表生產性勞動和非生產性勞動的比率，p代表勞動生產率，w代表實際工資率，g代表物質增長率。很顯然，在實際工資率w給定的條件下，一國或一個城市的經濟或財富增長便主要取決于生產性勞動和非生產性勞動之間的比率k和因分工擴大而導致的生產率p的提高。在斯密看來，k的增長是有限度的，因此，一個國家、一個城市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勞動分工。由此看來，斯密不僅是一個偉大的古典主義經濟學家，而且也是第一位系統地從勞動分工角度來論述城市經濟發展、城鄉居民收入差別的經濟學家。

古典城市“勞動分工”說的優點在于：它對城市與農村之間的分工的好處、城市市場廣闊對居民收入的貢獻、交易費用的節約、對國民財富的貢獻以及由此引發的不同國家財富的差別等看法均頗富創見性，但由于這些闡述比較零碎、散亂、沒有模型化，因而其內部組織和架構頗為散亂，甚至根本不是以城市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因而在客觀上限制了它在后世的傳播。

三、古典區位理論——城市經濟學的搖籃

進入19世紀以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逐步在當時的后發展中國家——德國——萌發，工業革命的跡象已經凸現，但農業經濟仍占據德國經濟的主導地位，在這樣的背景下，屠能以他對城市周圍農業地租和土地利用的精彩分析受到了當時的主流經濟學一定程度上的接納。雖然屠能(VonThunen)開創的理論(TheIsolatedRepublic,1826)闡述的是農業土地利用和地租問題，但從另外一面看，它也是一部經典的城市經濟學力作。

在屠能的理論中，一個孤立的城市（鎮）作為整個農業生產布局的中心事先給定，在它的周圍布滿了為它供應農產品的農戶；同時，每一種農作物的產量和運輸成本也各不相同，相應地，每一種農作物的種植密度也各不相同。假定存在著農戶與土地擁有者之間的競爭，并且每一個體均追求其自私利益，那么，農戶之間相互競爭土地的結果，將使地租從中心向由高向低依次遞減，直至為零。由于每個農戶將面臨地租和運輸成本之間的兩難，并且不同作物的運輸成本和產量也各不相同，因此，農作物的生產將以同心圓的形式出現。給出了屠能模型的最直觀的結果。該圖橫軸代表距離中心城鎮的距離，縱軸代表租金。圖中上半部分是均衡的“競租曲線”(bindrentcurve)，也即在任一給定的距離時農戶愿意支付的最高租金。由實線組成的包絡線定義了租金級差。該線的不同部分代表，每一種農作物的種植者愿意比別人出更高的地租，結果便會得到圖下半幅同心圓式的種植圈層。越靠近最里層，土地的租金就越高，運輸成本越省，而最外面的土地租金為零，但運輸成本最高。

從上看，屠能的理論似乎僅能對很多與農業生產有關的問題給出一個簡化的解釋，比如，它能解釋不存在李嘉圖式肥沃程度差異條件下農業生產專業化的可能性，也能解釋農戶與市場的距離、農戶售賣農產品所得的價格和租金之間的關系。然而，該模型在多方面的擴展也使得它成為現代城市經濟學的一塊理論基石，比如，該模型可被修改并用于考察城市的土地利用問題，這構成了后來的“新城市經濟學”的主要研究素材(Alonso,1964)，又如，在更近的時期，通過建立有關集聚經濟的模型，該理論又可以被擴展到探索中心城市與次中心城市的內生形成問題(Weber,1909;Marshall,1890,1920;Christaller,1933;Hoover,1937;Losch,1944;Krugman,1991a,b;Fujita,1999a,1999b,ect.)。屠能生活在典型的農業時代，當時盛行所謂“規模報酬不變”的農業經濟，這也許正是他的模型能夠與以競爭范式為特征的諸多新古典應用相容的根本原因所在。然而，屠能的古典農業區位理論與古典和前古典時期用勞動分工解釋城市經濟問題的思想格格不入，前者的根本特征是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而后者的實質則是不完全競爭和報酬遞增。更為重要的是，他以城市作為一個外生給定的中心作為分析的開始，也就是說，他的模型的重心在于理解如何促使經濟活動遠離中心的所謂“離心力”。對于使經濟活動集中的所謂“向心力”，他的模型沒有也不可能提供任何解釋，這樣，有關城市為什么形成以及怎樣形成的關鍵思想便被他人為地假設掉了。

在屠能之后，古典區位理論形成了兩個基本分支：第一個分支是要考察：在給定所有其他“經濟人”區位的情況下，如何最小化某一特定“經濟人”的成本問題，也即“最小成本區位問題”。該分支主要由韋伯(Weber,1909)、艾薩德(Isard,1956)、穆斯(Muses,1958)、薩卡世塔(Sakashita,1987)、貝克曼(Beckmann,1987)、師葉和麥(ShiehandMai,1997)等繼承和發展；另一分支則要考察：在給定廠商相互直接競爭的條件下，廠商們如何尋找最佳的區位，以及在需求信息的條件下控制它們的市場區域問題，也即“中心地理論”和“相互依賴理論”，該分支主要由克里斯蒂納(Christaller,1933)、勒施Losch,1938,1940)等繼承和發展。這兩個分支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城市經濟問題的某一方面，比如，韋伯的工業區位理論能夠解釋廠商在城市中心集聚的趨勢，克里斯蒂納的“中心地理論”能夠解釋城市體系在具有不同區位的市場區域上存在的原因，但是，它們在解釋城市經濟學的核心問題時均面臨著難以克服的缺陷：

第一，它們在解釋城市區位問題時大多借用了物理學、幾何學而不是經濟學的概念和原理，結果便在客觀上限制了它們在經濟學界的影響力。比如，韋伯的工業區位理論中運用了“物料指數”、“位置權重”和“勞動系數”三個工具來解釋工業區位中的最小成本問題，但該決策問題中的決策者到底是誰，是一家工廠還是企業主？如果是廠商，它是私人廠商還是其他？韋伯對此并未給予任何交代，換句話說，韋伯所說的最小成本問題既不是關于理性決策者如何做出合理決策的問題，也不是這些決策者之間如何相互影響從而產生一個特定結果的問題，因此，嚴格地說，韋伯的理論與經濟學理論沒有多大關聯（Krugman,1995）。還有，克里斯蒂納和勒施的“中心地理論”講述的是在權衡了規模經濟和運輸成本之后，生產者決定集聚在一起形成一種城市結構，為相互交錯的六角形市場區域提品，這的確是一個關于個體相互影響的決策問題，但是，它沒有給出明確的決策者是誰，也沒有言明決策者決策時的市場結構或者廠商是否存在相互作用問題，因此，正如克魯格曼所說，“中心地理論提供的是某種綱要，一種可以把你對城市系統的思想和數據結合起來的方法，而沒有提供一個更深層的原因來解釋觀察到的結構的經濟模型”。

第二，更為重要的是，城市經濟中的很多變量均表現出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y)和不連續性(discontinuity)以及外部性的特征，比如，城市的人口聚居區在空間上是不連續的，大城市的人口在集聚到一定的規模后可能會停止增長并在它的周圍產生出更多的中小衛星城，還有，由于外部性的影響，一定量的城市基礎設施的投資可以供多倍人使用等等，所有這些均意味著城市經濟活動具有非線性和報酬遞增的性質，因此，成本和收益很難完全體現在商品的買賣價格上，這樣，傳統的邊際分析方法便無能為力，而應該用專業化和分工的方法來求解。而事實上，大部分的古典區位理論均在一個輕松的假定中將城市形成以及它的重要特征剔除掉了。

總之，古典區位理論建構在完全競爭、利潤最大化、完全信息、即時調整和局部均衡等原理的基礎上，它所作的假定與農業經濟或者不發達的小城鎮經濟相匹配，但是，當工業經濟的發展日益走向成熟，知識、信息和技能的重要性以及城市的集聚優勢日益彰顯的時候，它難以對城市經濟的核心——城市形成——做出解釋的缺陷，便成為其致命傷。結果，古典區位理論便走進了其理論研究的死胡同。

四、新古典時期的城市經濟學——無能而無奈的努力

新古典時期，城市經濟學基本處于沉寂階段，主要原因在于：新古典經濟學和古典區位理論一樣，均與完全競爭和最低限度的政府干預相容，這就決定了它難以對城市經濟活動做出令人滿意的解釋。

在新古典經濟學中，所有的生產者和消費者人人理性，對價格和彼此之間的活動具有完全知識。企業被假定為規模較小、不能行事其權力的價格接受者；生產要素均在公平的市場上交易，因之生產者能為他們的生產活動支付全部費用，而消費者除非得到合理補償，否則不會被強制地容忍污染和噪音；所有的商品完全可分，且能以極小的數量進行生產和消費；最終所有的經濟活動在價格機制下均達致最優的均衡狀態；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城市經濟是個非常不完善的領域，也即它以廣為分布的外在性為特點，因此，客觀上看起來比較理智的資源分配事實上很難辦到，此外，城市的投資和生產傾向于“大批量、大規?！?，這很難與“規模報酬不變”的假定相容(參見Button,1976,pp.3-6)；更加重要的是，城市經濟以空間上的集聚為主要特征，這樣的客觀現實均與新古典的完全競爭、報酬遞減等不相符合。

另一方面，在“馬歇爾綜合”的時代，經濟學界流行的數學方法是所謂的“微積分法”。微積分法對于處理完全競爭和商品、要素完全可分的傳統新問題得心應手，可對解釋地理空間、城市等具有非線性特征的問題卻無能為力，而用于處理城市和空間問題的數學工具——非線性規劃、庫恩—塔克條件等直到20世紀50、60年代才先后出現，這樣，在經濟學形式化日益盛行的19世紀后半葉，新古典經濟學家只好滿足于現實，在現有的條件下構筑城市經濟學的大廈，結果便導致了城市經濟學在新古典時期沿著兩個完全不同的路徑演進：第一條路徑主要是繼承所謂的“馬歇爾傳統”，將城市經濟問題放在“外部經濟”這一黑箱中來處理，從而演繹出用外部經濟解釋城市經濟的諸多文獻；第二條路徑便是對屠能的理論進行簡單地擴展和修補，也就是20世紀60、70年代“新城市經濟學”的工作。

（一）用外部經濟來解釋城市

用外部經濟解釋城市經濟現象的始作俑者是馬歇爾，他不僅最早提出了“外部經濟”的概念，而且首開了運用“外部規模經濟”解釋空間集中和廠商相互接近的優勢，“當一種工業已這樣選擇了自己的區位時，他會是長久設在那里的：因此，從事同樣的需要技能的行業的人，相互從臨近的地方得到的利益是很大的……雇主們往往到他們會找到他們所需要的有專門技能的優良工人的地方去；同時，尋找職業的人，自然到許多雇主需要像他們那樣技能的地方去，因而在那里技能就會得到良好的市場”。

更一般地，馬歇爾所說的同一產業的廠商相互毗鄰主要有這樣三個方面的好處：第一，地理上集中的產業可以支持專業化的投入品生產者；第二，雇傭同一類型工人的廠商的集中可以相互提供勞動市場蓄水池的作用，也即當一個雇傭者的經營不好時，工人可以在其他的雇主那里找到類似的工作，反之，當他經營好時，又可以雇傭到更多的工人；第三，廠商之間的地理集中可以共享某些有用的信息。然而，不幸的是，馬歇爾對城市或工業集中問題的處理法，給那些試圖進行正規模型化的后來者帶來了一個很大的難題：

外部性是什么？它到底是技術方面的，還是金融方面的，若是前者，則它會通過直接影響個人的效用或者廠商的生產函數而實現其作用，從而它與競爭范式相容；但是，若是后者，它將影響以價格機制作為交易中介的廠商、工人和消費者，比如，廠商相互臨近可以相互借債、融通資金，但是，當他這樣做時，一定會與整個經濟的微觀機制，比如規模經濟的程度、廠商壟斷權利的強度和商品和要素流動的壁壘的程度有關，也就是說，金融外部性與完全競爭的范式很可能不相容(Scitovsky,1954)。事實也許正如克魯格曼(Krugman,1995)所說，正是由于技術外部性與競爭范式相容，所以，新古典經濟學家通過假定集聚來源于技術外部性，便可以回避自己面臨的模型化難題，而這樣做的結果卻使此后的城市經濟學在勞動分工之外的另一條道上越走越遠。

比如，20世紀70年代，亨德森（Henderson,1974,1980,1988等）因為沿著馬歇爾的外部性的思路解釋城市經濟問題而受到城市經濟學界的重視。例如，亨德森認為，人口之所以集聚以及城市之所以存在原因在于：它能產生生產或者消費方面的技術規模經濟。在城市中，存在貿易品和住房兩種商品，貿易品在城市商業中心（CBD）生產，住房在城市其他地區生產，工人往來于郊區與中心商業區；這樣，隨著城市工業在一個城市內的集中所產生的外部經濟，將與大城市的交通難、往來成本等不經濟之間產生兩難沖突，其結果是最優的城市規模由此給定。如圖2所示，該外部經濟的凈效應產生的城市規模與代表性居民所得到的效用之間呈倒U形關系。但現實中為什么具有那么多不同規模的城市？亨德森爭辯說，不同產業的外部經濟的程度是不同的，而外部不經濟的程度則主要取決于城市規模，與具體的產業關系不大，比如，鋼鐵產業的外部性大，故折中外部不經濟的回旋余地也大，輕紡城市則相反，最終，輕紡城市的最優規模在O點，金融城市在P點，但不同類型城市的代表性居民的福利水平將達到均等化水平Uz。

亨德森模型的主要問題在于，他通過假定將產生外部經濟的活動布局在中心商業區來論述城市集聚現象。也就是說，他不能真正從微觀主體相互逐利的結果中揭示城市形成和增長的根本原因，而僅僅訴諸于一個人們其實并沒有多少認識的黑匣子——外部性——來解決問題。比如，他在論述城市的數量和規模時，依賴一個假想的大型開發商或者城市發展商來解決問題。從現實和理論來看，發展商或城市開發商均有內部化集聚外部性的趨勢，這一點肯定是對的，因為內部化集聚外部性能讓開發商或者發展商獲得一定的利潤，但是，該大型發展商或者開發商本身就是城市外部性的受益者，那么，城市生產或消費的外部性又來自哪里？作者對此含糊其詞，并沒有給予多少解釋。因此，盡管亨德森的模型比前幾者均多前進了幾步，但他在城市經濟學的核心問題時犯了和屠能模型、新城市經濟學模型一樣的錯誤。

（二）“新城市經濟學”

“新城市經濟學”(Beckmann,1957;Wingo,1961;Alonso,1964;Mills,1967等等)主要研究的是城市內部的空間結構問題。其經典模型是一個單中心模型(mono-centricmodel)，該中心被假定為建立在平原上的一座城市，該城市擁有一個事先給定的中心商業區（CBD），它規模既定，從每一個方向遠離中心的交通成本相等，城市的是土地和居住區，居住區被假定為一維空間；該城市地區人口給定，所有的人均充分就業；唯一的交通成本發生在居住區與中心商業區之間，中心商業區內的交通成本被忽略；偏好被定義為對中心商業區復合商品的消費和土地的消費；均衡時，消費和價格使所有的人效用水平相同；結果，城市的規模由收入、偏好、居住條件、交通成本和交通時間以及農業對土地的竟租方式等內生決定，土地價格、土地利用密度、城市人口的均衡區位等均由模型內生決定。

雖然其模型在向主流經濟學前進的征程上大大邁進了一步，也產生了不少的真知灼見，比如，比如，它運用了經濟學中最為有力的工具——一般均衡，又將廠商、消費者作為一個理性的“經濟人”看待，又如，它的結論之一是均衡的或者最優的人口和居住密度是與中心商業區的距離的函數，而該密度問題很可能與交通體系的擁擠有關；還有，它的很多模型研究了城市市場失靈和公共政策的必要性。但是其經典模型和屠能的農業區位理論一樣，研究的是一個單中心城市(mono-centric)內部的空間結構問題。另外，最為關鍵的是，它不能解釋：在工業經濟得到很大發展的背景下，每個城市為什么會存在一個中心商業區，在它的周圍會形成很多居住區和農業區。換句話說，它和屠能的缺陷一樣，均不能將城市的形成作為一個變量而內生決定，而中心內生這一點在工業經濟時代卻變得比農業時代越來越難以回避。盡管如此，1964年阿朗索的《區位與土地利用》一書成了城市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而形成的一個明顯的標志。在此之前，城市經濟學零星、散亂、分析工具落后、模型外生程度高、解釋力差、適用面小，在此之后，城市經濟學開始擁有較為完整的微觀理論基礎和學科體系、分析工具較為先進、模型內生程度大大提高、解釋力和適用面大大擴展。很顯然，城市經濟學在“新城市經濟學”之后作為一門具備較統一理論基礎的學科而真正誕生(Mills,1998,pp.1-11)。

總之，如前所述，傳統城市經濟學只提供了經濟活動如何在城市周圍擴散開來的有關理論，而沒有提供經濟活動為什么會在城市集聚起來，也就是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的令人滿意的解釋，這正構成了傳統城市經濟學的共同缺陷。毫無疑問，對城市形成以及集聚區位的真正原因的探討無疑將是未來的城市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問題。

五、城市經濟學發展的新方向：兩股試圖加入主流的努力

二十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上各主要國家都先后進入了后工業化時代。在后工業化時代，全球經濟的聯系和互動大大加強，這樣，以研究單個廠商乃至一個行業的規模和資源配置問題為主體的新古典經濟學已越來越難以適用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同時，一個以空間上的集聚、交易成本節約、分工和報酬遞增為特征的城市化問題已越來越成為主載人類社會經濟乃至社會發展的一股強勁動力。在這樣的條件下，一個能深刻、完整地解釋和分析城市內生演進的真正的新的城市經濟學已成為時展的客觀要求。

令人可喜的是，20世紀60、70年展起來的很多有力的微觀經濟學分析工具——博弈論、信息經濟學、制度經濟學、產業組織理論——在70、80年代開始應用于現實，另外，數學和自然科學中也涌現有很多新的發現——混沌理論、控制理論、耗散結構理論、新進化論等等，所有這些發展均在客觀上為城市經濟學的發展奠定了非常堅實的基礎。以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andSiglitz,1977)的壟斷競爭模型為例，在該模型出現之前，城市經濟學在“空間不可能性定理”的視野內沒有多大進展，可是在該模型解決了壟斷競爭條件下廠商之間的戰略互動行為以后，有關廠商和消費者在空間上集聚與分散的經濟問題變得可以處理了。因此，該模型對城市經濟學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一)新經濟地理學

“新經濟地理學”(NeweconomicGeography)以福基塔、克魯格曼和維納保斯(Fujita-Krugman-Venables)以及他們的學生等為代表，其主要解釋的問題在于城市中心的內生性，還有，為什么在特定的地區或者地點出現廠商或者消費者的集聚，而在有的情況下卻出現完全相反的過程？?；蜌W格華(FujitaandOgawa,1982;OgawaandFujita,1980,1989等)論證說，如果要使城市中的所有人的區位同時決定的話，就必須在一個沒有外生給定中心的區位上進行研究。為此，?；热颂岢隽藳Q定城市區位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其中，必須解決三個方面的關鍵問題：引入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ies)、報酬遞增(increasingreturns)和放棄完全競爭而采用不完全競爭。不可分性意味著某些生產活動必須具備一定的規模經濟，而規模經濟的作用會促使生產成本的下降。報酬遞增則意味著一定的投入會帶來網絡正外部性，這在某種程度上等于斯密所說的“分工會帶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不完全競爭則是保證報酬遞增和不可分性得以實現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說，由于不完全競爭的存在，當某個地區的制造業發展起來之后，形成工業地區，而另一個地區則仍然處于農業地區，這樣，兩者之間的角色就會被固定下來，各自的優勢就會被鎖定，從而就會形成中心和的關系。

更具體地說，新經濟地理學所說的“城市中心的內生性”就是“集聚經濟”的另一側面。那么，集聚經濟的源泉又來自哪里？福基塔(Fujita,1990;FujitaandThisse,2002,Chapter1等)解釋說：第一是非市場相互作用，也就是人與人之間的信息交換、知識的共享，這會產生區位上的外部性和“毗鄰效應”(proximityeffects)；第二是壟斷競爭性的市場結構，其中廠商生產差別化的產品，而消費者則偏愛多樣化的消費；第三，由于相互競爭的廠商在地理上的毗鄰，便會產生所謂的戰略外部性。正像一個銅板有兩個面一樣，集聚經濟既是中心城市興起的根本原因，但是，它也是城市分散化或者網絡化的主要原因。城市分散化或者網絡化不是人為的結果，而是由于集聚經濟在產生正外部性的同時會帶來兩個“沖突”，第一是集聚帶來的效率的提高與相應的內部運輸成本的提高之間的兩難；第二是一個中心城市的集聚與其他城市之間的集聚的兩難?？傊?，當一個中心城市的集聚經濟達到飽和時，它便會讓位于擁擠、污染等“集聚不經濟”，從而其他城市中心的集聚開始占主導，于是多城市中心或者網絡化的城市體系會形成。

“新經濟地理學”的模型(Krugman,1991;Krugman,1995,1996;Fujita-Krugman,1995;FujitaandThisse,2002等)主要有這樣一些優點：首先，它處理了空間異質性、空間集聚與分散、城市的形成、多中心城市的興起等關鍵的城市經濟學核心問題，而這些問題在此以前的模型中均沒有很好地解決；其次，它運用了非常堅實的微觀經濟學假設，在這些假設的基礎之上，他們合理地解決了報酬遞增、壟斷競爭與空間外部性之間的古老難題；最后，該模型的主要結論——更高的交通成本和產品更低程度的差別化與城市分散對應，而更低的交通成本和產品更高程度的差別化與集聚對應，這些結論大多已得到實踐和現實的檢驗。然而，它也存在缺點，比如，這些模型仍然使用典型的新古典經濟學消費者和生產者截然兩分的分析方法，這種分析方法雖然恰當地降低了解決問題的難度，但是，因為城市經濟活動中大多的人本身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的事實，而使它的解釋力大大降低；又如，大部分的集聚模型集中于某一種集聚因素的研究，但城市經濟很可能與多種因素的集聚相關；最后，它不能預見很多與城市化進程共生的現象（楊小楷，1998，2002），然而，由于該模型能將地理學的生產布局理論、主流經濟學的規模經濟和報酬遞增結合在一起解釋城市的出現和城市化進程，所以，它卻為以后新興古典城市經濟學提供了寶貴的研究線索和參考素材。

（二）新興古典城市化理論

新興古典城市化理論主要有這樣一些模型：YangandHogbin(1990),Yang(1991),YangandRice(1994),YangandNg(1993)，Yang(1995)，SunandYang(1998),SunandYang(2002)等。這些模型雖然數目較少，但內容豐富，且隱含了很深的政策和應用意義。

(1)從分工演進和專業化經濟的獨特角度解釋城市經濟現象。在這些模型中，新興古典經濟學家們建立了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并考慮了不完全競爭和分工經濟，從而內生化了城市的出現、城鄉二元結構、城市的交易效率優勢、城鄉低價差別以及與城市化進程相關的各種共生現象。在這些模型中，第一，專業化經濟和不同于新古典的規模經濟，規模經濟在一定范圍內是遞增的，但是，超過了一定的界限則它的報酬便是遞減的。而專業化經濟的報酬是遞增的，它不僅能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而且也能內生出產品的多樣性。第二，每一對“經濟人”之間的距離足夠小時，專業化經濟的增長將會引起均衡從自給自足狀態逐步自發演進到生產和交易的完全分工狀態。當專業化經濟足夠大時，城市化將能通過縮小“經濟人”之間的距離而使市場均衡從自給自足狀態逐步演進到完全分工狀態。第三，在新興古典城市經濟框架中，市場的功能將更加復雜，其中，它最重要的功能并不是如何分配資源，而是尋找最優的市場網絡規模，這個最優的市場網絡規模不僅有利于城市化進程的發展，而且也有利于商業化程度、人均收入的提高。所有這些均意味著：城市的產生和發展與人類社會中不同的分工和專業化水平密切相關，而城市化本身不過是專業化和分工程度隨著交易效率的提升發生變化和改進的一個表現而已，所以，交易效率越高，分工水平就越高，城市的生產效率就越高，城市的生產力就越接近生產可能性邊界，正是這個正反饋機制不斷推動城市和城市化的進程。

(2)這些模型的內生程度更高，解釋力更強。第一，它合乎邏輯地解釋了城市的出現。在城市起源說中，既有“軍事防御型”城市起源說，也有“社會分工說”，還有“私有制說”和“集市說”乃至“階級說”和“宗教說”，但是，以勞動分工和專業化相結合來解釋城市的出現既能從整個社會分工網絡的角度解釋城市與社會分工之間的關系，又能從個人自利決策的角度解釋分工和城市化背后的經濟根源，因而，該說比其他的“城市起源說”更具說服力；第二，這些模型可以解釋與城市化進程中相關的各種共生現象，比如，每個人以及整個社會貿易品數目的增加、在城市生產的貿易品數目的增加、城市居民對農村居民相對比率的提高、每個人專業化水平的提升、市場數目的增加、經濟結構多樣化程度的提升、每個人交易次數的增加、貿易依存度的增加、不同職業人們之間的相互依存度的提高、市場范圍和內生比較優勢程度的提高、市場一體化程度和生產集中度的提高、人均真實收入和每種產品生產率的增加等等。?；唆敻衤热说某鞘谢Ｐ碗m然也能解釋市場數目的增加、經濟結構多樣化程度的提升、每個人交易次數的增加、貿易依存度的增加，但它不能解釋個人的專業化水平的提升，因為這一點在他們的模型中外生給定。

新興古典城市化理論的主要優勢在于，它恢復了古典經濟學中勞動分工和專業化的精髓，并克服了古典經濟學思想零碎模糊、體系組織性、邏輯性差、難以模型化等內在缺陷，能在一個具有嚴格組織體系的框架內將過去城市經濟學的很多核心思想組織起來，此外，它的模型對城市化進程中很多現象能給出比其他模型更好的回答，但它也存在缺陷，比如，它的模型復雜程度較高，還有，很多人批評它的假設與現實世界相距甚遠（比如，程煉，2002），另外，它的相關經驗和政策分析還很少，這些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它在經濟學界的傳播。

六、結論與展望

一部城市經濟學的歷史似乎就是一連串失敗的累積史。以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家最偉大的洞見就是勞動分工對經濟發展、城市和國民財富具有重要意義。然而，這么重要的思想卻在馬歇爾對古典經濟學進行形式化的時候受到主流經濟學的遺棄。同樣的是，以屠能等人為代表的古典區位理論盡管十分重要，并且在某種程度上模擬了現實，但是它長期以來一直受到主流經濟學的“漠視”；在此之后，雖然也曾有些經濟學家拿著銳利的分析工具，試圖為將城市問題納入主流經濟學而不懈努力，但無情的現實卻將他們遠遠拋棄；令人可喜的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過痛定思痛的城市經濟學家們終于抓住了城市問題的癥結，并找到了求解城市經濟學的銳利武器，于是，過去幾個時代的陳舊思想似乎一下子復活了，然而真正值得他們去做的也許只是記取這些經驗和教訓，保持一個清醒、理智的頭腦。:

首先，簡潔的數學模型是所有生命力旺盛的學科的共同特點，要想使一門學科步入科學的殿堂并成為后人傳承的經典，模型化也許是不多的幾條出路之一。因為數學在經濟學的應用不僅能為給定的理論模型提供從假設到結論的最簡捷和有效率的邏輯鏈條，而且經濟學家還可以通過多次的反復假設和檢驗來剔除模型中非本質的因素，并更快更準確地把握問題的本質和規律所在，更為重要的是，這樣做的結果可以大大提升一個理論或者模型的嚴格和內洽程度，從而加速知識的積累和發展。很顯然，古典以及前古典有關城市與勞動分工關系的學說盡管頗富原創性和說服力，但是由于它的概念很少進行嚴格的定義，且其理論沒有用數學邏輯很好地組織起來，所以，它們只能是一些缺乏內部組織和秩序的理論片斷的集合體，結果，在馬歇爾對經濟學進行形式化的時候，這一缺陷便在客觀上阻礙了古典城市經濟學說的發展；一個可作為反面的例子的是“新城市經濟學”理論，雖然它完全是屠能模型在新古典時期的翻版，且其城市中心商業區外生給定，但是，由于它擁有較為系統、嚴格的微觀經濟學和數學基礎，并且其模型均從“經濟人”自利行為以及相互作用的結果推導而出，所以它反而成為城市經濟學誕生的標志。

其次，一個理論或模型，不管它的目標多么宏偉，也不管它的假設是多么地不符合現實，但是，只要它能預測和解釋現實，它就是一個有生命力的理論或模型。屠能生活的時代是典型的農業經濟時代，農業時代流行的是所謂的“報酬不變規律”，城市在經濟生活中扮演的作用不大，因此，屠能的理論雖然在解釋城市形成時存在很大的缺陷，但是，它合情合理地描述了現實，因此它是那個時代最具解釋力的模型；與屠能相比，“新城市經濟學”似乎顯得比較幸運，因為微觀經濟學和數學分析工具在那個時代有了較大的發展，但是，它沒有觀察到現實中最為普遍的現象——多中心城市的興起，也沒有把握住城市經濟學的核心問題，結果，由于它不能很好地解釋現實而未受到主流經濟學的重視；而筆者之所以相信“新經濟地理學”和“新興古典城市化理論”可能有較大的發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們把握了后工業化時代的到來城市經濟活動的本質特點——報酬遞增——以及相應的模型化技巧——不完全競爭、專業化和相應的數學工具。

再次，城市經濟學的核心問題是城市經濟學研究中的實質問題、根本問題，也是帶有規律性的問題，城市經濟學研究的重點應該是尋找并把握核心問題，把握其規律性，但也不能完全忽視次要問題。古典和前古典經濟學中有關勞動分工與城市關系的學說以及古典區位理論被時代遺棄是一個時代的必然，因為他們觀察到了一個當時時代里并不重要的經濟問題，并且當時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并不是當時的人們關注的核心問題；而新經濟地理學和新興古典城市經濟學的興起則是時展的必然，因為當代的社會已進入一個后工業化的社會，城市已在人們的生活、生產中扮演著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從而理解城市的內生形成已成為城市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和重點。同樣的是，新古典時期用外部性來解釋城市集聚的原因并不能有助于經濟學家把握城市形成和它的區位本身，恰恰相反，它將城市經濟學的核心問題放進一個人們并沒有多少認識的黑箱中而試圖掩飾自己對城市經濟學問題的無能和無奈。

最后，當前的城市經濟學的發展已進入了一個綜合、調整和融合的新時期，一方面，過去的傳統理論不斷在新的軀體上復活，比如，新興古典城市化理論就借用現代的分析工具——超邊際分析——將前古典和古典時期的城市與勞動分工的理論在新興古典經濟學的框架內再現在世人面前，新經濟學地理學則在屠能的地租理論、繆爾達爾“循環累積”(Myrdal,1956,1957)、馬歇爾“外部性”、赫希曼的“產業關聯”(Hirschman,1958,1968)等原理和概念的基礎上構建新的城市經濟學的框架等等；另一方面，新的分析工具和方法不斷涌現，比如，新經濟地理學將計算機模擬、演化經濟學以及動態學來描述城市的演進等，而新型古典城市化理論則借助于非線性規劃和庫恩－塔克條件甚至計算機模擬等來建構起理論模型。還有，不同理論之間已經在某解關鍵的問題上達成共識，比如，新經濟地理學和新興古典城市化理論均看到勞動分工的重要作用。

因此，可以展望的是，未來的城市經濟學理論將主要由新經濟地理學和新興古典城市化理論組成：第一，兩者均有一個比較接近現實的分析框架作為支撐，前者以不完全競爭、報酬遞增和集聚經濟作為主要的分析框架，后者主要以勞動分工、專業化和不完全競爭作為主要的分析框架；第二，兩者均擁有一個具有相當高級的數學工具作為支撐，前者以邊際分析和一般均衡為工具，后者以超邊際分析和一般均衡為工具；第三，兩者均看到以往城市經濟學理論的缺陷，同時這兩個學派又均熟知主流經濟學的學術規范和演進路徑。因此，可以這樣說，這兩個城市經濟學派的復興不僅是對古典經濟學分工和專業化問題的某種回歸，而且是對過去的古典區位理論、新城市經濟學、以亨德森為代表的用外部性對城市的解釋、經濟地理學經驗和教訓在一定程度上的總結，同時也是對過去城市化理論的某種綜合和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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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中圖分類號：F0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5656(2006)03--0021―08

時間在一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中部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元問題。時間本身是人類認識的對象，同時也是我們感知與認識世界的一種方式。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時間概念的內涵也在不斷地發生著變化。時間觀念的改變，日益改變著我們認知世界的方式，尤其是在經濟學領域里，它幾乎成為牽動經濟學快速發展的引線，以至于馬歇爾視時間為“差不多是每一經濟問題的主要困難之中心”[1]2。經濟學所取得的輝煌成就，也是時間觀念更新的果實。

一、時間概念的演化

人類對時間的認識是伴隨著人類文化的提升而演化的，不同文化的社會擁有不同的時間觀。在西方哲學史中時間概念的演化可大致分為四個階段：循環時間觀、線性時間觀、近代物理學時間觀以及現代時間觀。

循環時間觀源于古希臘人對太陽、月亮等天體的運動所引起的晝夜、季節變化的感性認識，古希臘的哲學家把具體的周期現象當作宇宙的一般模式，注重事物運動的“周期”變化。這種循環時間是可逆

線性時間觀源于基督教文化，基督降生和最終審判的存在賦予了時間方向性和不可逆性。耶穌之死是獨一無二的，人們只能由此走向神圣的飽含預言實現可能性的未來，歷史從一個預言間隔走向另一個，直至最終審判的到來。這種單向時間的未來是開放的，能動的，由于有可能使耶穌復活從而也是充滿希望的?；酵綄⑺囊簧糜趯ι系廴找嬖鲩L的愛中，為了建造上帝在塵世的社區，為了靈魂的得救，個人必須有積極的工作態度。勞動被視為個人最大的快樂以及與上帝取得一致的工具?；浇虝r間是一種必須得到有效利用但沒有任何質變的時間之流。

近代由于物理學的相對發達，特別是牛頓定律的發現促生了近代物理學意義上的時間，最具代表性的是牛頓及其追隨者的時間理論。對于牛頓來說，時間只是運動的一個外在參數，它同物質及其運動本身并沒有內在的聯系。這是一種脫離了物質運動的獨立存在的均勻流逝的絕對時間。牛頓的時間還是一種“可逆的對稱時間”，“未來”同“過去”沒有區別，對時間只有量的規定，完全沒有質的區別，沒有對時間的方向的規定。時間不具有方向性，它既不標志著世界的進化，也不標志著世界的退化，只是標志著運動和變化的量的大小。

循環時間和經典物理學的牛頓時間都是一種可逆的、無始無終的客觀時間。后現代主義大師羅蒂曾川“視覺時間”來對之進行批判，這種時間觀將科學作為文化的基礎，將視覺作為認識事物的唯一可信的方式，從而將時間空間化、進而客觀化。牛頓時間由于其堅實的自然科學幕礎成為近代最深入人心的時間理論，并對產生于這個時期的古典經濟學和后來在其基礎上發展的新占典經濟學理論產生了重大影響。中世紀的線性時間盡管強調時間的一維性，強調時間的過去、現在和將來，但是這種線性時間的現在和過去僅僅是相互外在、互為區別的不同時刻，而不是創造的源泉，從而與現代西方哲學思潮中的強調時間的創造與生成的現代時間理論有著本質的區別。

在時間理論的演變中，最富有革新意義的是現代時間理論的誕生。首先是現代科學的發展突破了牛頓力學的機械論和決定論的時間觀。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以空間所發生的事件(鐘表)來標識時間，鐘表在不同的參照系中所標識的時間不同，這同牛頓經典力學的時間觀相悖。著名的“雙生子佯謬”則進―步暴露了包括相對論時間在內的測繪時間的缺陷：由于外在測量標準的不同，使處于不同參照系的人的生命節奏也隨之改變，這是不町思議的。以普里高津所創立的耗散結構理論為代表的非線性、非平衡態熱力學從科學上證明了時間的不可逆性，統計物理學的創始人玻爾茲曼則用幾率的方法從分子運動推導出一個不可逆的演化方程，為現代創生性思維時間理論的誕生提供了堅實的自然科學基礎。

柏格森、胡塞爾與海德格爾是現代始源性時間理論的三個代表人物。從柏格森到胡塞爾再到海德格爾，時間不是外在于人的客觀存在而成了具有屬人本性的人的存在方式，是一個不斷生成、創造和超越的過程，柏格森深受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并以之為自己的理論基石，他認為牛物的進化是創造的進化，進化的動力是生命沖動。時間與綿延是柏格森哲學的核心，綿延是人的生命的綿延，時間也是人的意識的時間。其中，時間是“一種狀態的連續，其中每一種狀態都預示未來而包含既往”[2]5，在柏格森的時間里每一刻都意味著創造、意味著新質的創生。源自于柏格森理論的時間源始性問題是胡塞爾和海德格爾哲學共同的核心問題之一。胡塞爾繼續著柏格森的內在時間意識的研究，從“現象學還原”來追尋時間的起源，考慮時間的“原始構成”。胡塞爾認為存在兩種把握時間的方式，一種是通過空間中的運動來把握時間，即客觀時間；另一種則是從人的意識現象中來把握時間即“意識進程的內在時間”[3]72，這種關于經歷的純粹時間、即“顯現的時間”或“意識進程的內在時間”才是真正的、有意義的時間，海德格爾同胡塞爾一樣試圖尋找時間的“原始起源”，只是他不再象胡塞爾那樣從意識現象中尋找，而是轉向“此在的生存過程”。海德格爾將時間視為“此在”對存在的一切領悟，是一切存在者存在的方式。而存在并非固定靜態的具有規定性的現成存在物，而是處于永恒的流變、展現、生成中的。作為人的“此在”的生存過程是一個不斷生成、超越自己的創造過程，人在這個過程中獲得自己的規定、本質。源始的本真的時間是不斷綻出、涌現、不斷出離自身，富于創造和生成的綿延過程，由于“此在”能感悟到時間性、有限性，從而它有”曾在”、“現在”和“將在”的區分。

近代牛頓時間的主導地位對古典、新古典經濟學的思維方法和理論范式影響巨大；時間觀念的現代變革即始源性時間觀念的誕生在主流經濟學之外的經濟思想中時有體現，對西方經濟學的最新發展產生了更大的沖擊，影響更為深遠。西方哲學“時間之思”的演變在經濟理論發展中起著重大的作用。

二、牛頓時間觀中的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

經濟學作為一門真正的學科始于17世紀古典經濟學的誕生，這個時期發達的力學背景使古典經濟學不可避免地將經典力學的研究法則和思維范式運用到自己的理論中來。經典物理學視野中的中頓時間就成為古典經濟理論的時間觀，并深刻影響著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發展，成為其理論發展最基本的支點之一。

古典經濟學留給后人的思想遺產主要包括價值理論、人性的自利假設及利益和諧淪。在占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理論中，時間是計量勞動的參數，如同牛頓運動定律中的t，勞動價值論中的時間是一個客觀的、靜止的、可測量的變量，隨著單位產品勞動時間的延長，產品的價值也會增大。在斯密那里，購

買勞動決定商品的價值，商品的價值量與生產商品的勞動時間成正比。而對于李嘉圖來說，最差勞動條件下生產商品耗費的勞動決定商品的價值，商品的價值僅僅與生產商品的時間有關，而對于商品中由于制度變革、技術創新所可能發生的價值變化不作探討。因而占典勞動價值論主要以靜態時間為分析的座架。

在古典經濟學最杰出的代表斯密那里，分工和交換等與財富生產相關的主題是其理論探討的重要內容之一。由于分工和交換可以成千上萬倍地提高：正效，從而能節約大量的時間。這種時間是一種靜態的牛頓時間，分工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從而使單位產品的勞動時間減少，相反，當勞動生產率降低時，則單位產品的勞動時間增加。斯密的生產理論看重分工與交換，生產中的技術、創新及制度、歷史等與財富增加密切相關的主題都不是其研究的重點，因為這些內容涉及到不可逆的時間與時間中的變化與積累。古典經濟學發展至李嘉圖，在斯密那里備受重視的有關社會財富增進的生產過程被完全忽視，財富的分配成為經濟學討論的主題。在資本、利息以及地租等與時間的流逝明顯有關的問題上，牛頓時間觀的主導地位使古典經濟理論的相關解釋難以自圓其說。斯密價值理論的混亂是人所周知的，斯密的混亂一則源于他以牛頓的靜態測繪時間為基礎的勞動價值論，同時他又憑直覺看到了事物隨時間一維流逝所發生的變化。

新古典經濟理論主要內容包括微觀經濟理論中消費者行為理論、生產者行為理論、廠商理論和市場理論等，無不以具備完全信息、完備理性、時刻追求最大化的“理性經濟人”為其全部理論得以成立的基本假設，以均衡為基礎，從資源配置的角度對經濟現象進行超歷史分析，拋棄經濟過程中一切以制度為轉移、隨時間變化而變化的因素。在時間觀上，新古典經濟理論并沒有超越占典經濟學的視角，依然是以較為低級的牛頓時間為基礎的，其源淵于古典經濟學的思想很自然地承襲了古典經濟學的牛頓時間視角。

首先，源自于斯密的人性的“自利假設”、作為新古典經濟理論之核心概念的“理性經濟人”假設，是以牛頓時間為背景的。牛頓時間觀中時間具有同質性、對稱性，時間是一個能包容萬物的容器，時間是靜止的、永恒的，時間中的一切也擁有與之相同的特質。這種時間觀中的經濟人是一個偏好給定、不受制度和文化習俗等因素影響、擁有永恒不變的人性的自我存在。這個原子式的個人擁有完全信息、完備理性、在經濟活動中永遠作著利益最大化的選擇。然而，理性經濟人假設僅是一個有局限性的理論抽象：第一、沒有永恒不變的人性，人性在人類社會的不同階段、不同文化形態中擁有不同的特征。第二、經濟行為中的人永遠不可能獲得相關的完全信息。相反，信息的獲得是同時間有關的。人在時間中所獲得的信息是變化的，從而選擇也會不同。人永遠不可能獲得相關事物的完全信息，就像人無法窮盡時間一樣。第三、人并不具備完全理性。如同人不能獲得完全信息一樣，人也不可能擁有完全理性。因為人在經濟行為中所獲得的相關信息決定著他在經濟過程中的選擇。維克爾斯認為人是時間的創造物，人對過去、現在及未來的感知同知識量的獲得密切相關，經濟學必須考慮個人在時間、過程中的不同時刻的經濟選擇，知識是積累性的，隨著知識的獲得，經驗的增加，個人不可能回到他的從前，今天他所了解的事是昨天的他所無法想象的，時間流逝，它帶來了經濟行為者新的復雜認知，而行為者今天的選擇與策劃決定了明天的歷史。他進而感嘆：“經濟現實，認識潛能變化的復雜性及相應的個人選擇模式、偏好和決策的不穩定性都被傳統的新古典理論所忽略，新古典理論可以被認為是‘邏輯時間中的故事’”。[4]15

其次，古典與新古典經濟學中的均衡思想以牛頓時間觀為理論基礎的。均衡思想貫穿于從“斯密教條”到“薩伊定律”再到乩爾拉斯一般均衡模型中。許多人認為古典、新古典經濟學的均衡理論只研究“瞬時交易”，它的市場理論只研究市場的運作而對市場自身如何發展并不涉及，歷時制度演化是不存在的?？柖嘣谒摹斗蔷饨洕鷮W》中對此有一段很經典的批評：“在一般瓦爾拉斯模型中，所有m種產品或n種產品都可以在一個市場內實現……，只存在一個所有產品都能在同一個時間出清的價格系統，沒什么要費時間：所有的生產計劃、生產過程、出售意圖和實際的出售，計劃的和實際的購買及商品的消費都在同一個時刻發生。即是說，它通過將時間降為一個維度然后再將它拉長從而每下一個時刻都是上一個時刻原樣的復制，而這樣消解了時間?！盵5]20由于相信經濟過程結果會趨向均衡，因而對均衡本身的研究代替了對經濟過程的關注，從非均衡到均衡的過程被忽視了，從而也忽視了過程中的時間。預置了時間的同質性便排除了經濟行為中變化、創新的可能性。

最后，新古典經濟學的均衡分析與邊際分析的一系列模型，在分析每一個自變量的變化軌跡之時，無一不以相關變量保持不變為前提，這就使有機的經濟體成為獨立無關的自變量的組合。而在追求用這些獨立變量的數學關系來建立數學模型的過程中，作為工具的數學逐漸成為經濟學理論的目的，使經濟學日益成為一個“不可能再作任何進一步改進和完善的‘數學水晶’，一個要么正確要么不正確沒有折中方案的僵硬東西”[5]60。這種數學化做法體現了形而上學的特點，這種分析方法的前提是將研究的對象加以簡化和分割，通過歸納或邏輯演繹或數學推理得出想要的結論，并能通過下一層次的推導和證明來驗證前而的結論并依此發展理論。西方主流經濟學靜態均衡分析中，時間常常作為其經濟模型的一個向量，如同牛頓定律中的t與-t，只要知道了初始條件，我們既能預知所有的后繼狀態，也可以推出先前的狀態，一切都是確定的。新占典經濟學受這種決定論的影響，認為通過一系列的假設，設定經濟系統的初始條件即可確知經濟過程的結果。

牛頓時間觀導致了以之為基礎的新古典理論時間缺位的假象，時間是同質的、對稱的、可逆的――任何一個交易同另一個交易沒有任何不同，時間是與經濟行為無關的量。關于古典、新古典經濟學的牛頓時間觀所造成的缺點已經引起了人們長篇累牘的批判，其中卡爾多的批判很具有代表性。在著名經濟學家卡爾多看來，一般均衡理論在瓦爾拉斯之后一百年來的發展只是后退而非進步，因為其假設的前提只是比從前更為嚴格從而也更為抽象。瓦爾拉斯均衡原本就是經濟現象的一個“典型事例”，而這個“典型事例”通常與真實的經濟過程完全相反。均衡理論假設價格機制引導一切經濟行為使市場趨于均衡，但價格機制發生的過程與瓦爾拉斯設想完全不同。瓦爾拉斯均衡中只有生產者與消費者兩類人，而在真實的市場中，商人和中間商是市場的制造者，是他們發起了價格變化來調整生產者的供給與消費者的需求，他們依靠“差價”為生，“差價”必須包括利潤和存貨成本以補償未來市場價格跌落的風險。出售和購買的任何差異都會反映在存貨上，這迫使商人必須同時調整其售價和買價以適應市場的動蕩，價格變化的幅度取決于商人對商品價格的預期及對這種預期的堅信程度。數據證明商品價格的動蕩通常十分劇烈。不幸的是，價格的動蕩及與之相連的存貨變化并不是一定的，只有關于未來供需的

預期頻繁變化時才會有價格調整，投機商人的存在更加劇了價格的運動。為了減少時刻面臨的風險，他們會在高價時減少他們的存貨，低價時增加貨存量。商品市場的這些特點無法滿足一般均衡理論的要求。首先，它們不是嚴格理論標準下供需均衡意義上的“市場出清”，市場中存量時時在變，即需求不是超過就是少于供給，即使最短時間內的交易也不是在統一的價格下進行，市場價格在每分鐘都在變化。供給的變化通常是數量信號作用的結果而非價格信號的作用，數量的多少決定價格的高低，價格變化只是反映了供求的變化。經濟過程遠非如一般均衡理論所描述的均衡過程，而是充斥著大量的失業與通脹現象的非均衡。

卡爾多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批判擊中了其理論的要害。古典、新古經濟學的靜態、可逆的牛頓時間使其不得不忽視經濟過程中的所有隨時間變化而變化因素的存在，如技術革新、制度的歷時演化、風險、經濟行為人的心理預期與選擇以及經濟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和歷史的重要性。而這些因素又是真實經濟世界最基本的構成部分，甚至是一切經濟過程的決定因素。新占典理論所探討的常常只是經濟現象的特例?！叭绻覀兿胩霎斍暗睦Ь?，我們必須建構一個完全不同的抽象模型，這個模型必須從一開始就將時間視為一個持續的和不可逆的過程。沒有任何事物可以超越時間，如勞動和資本的供給，對商品的心理偏好，商品的質量和數量或技術知識。”[5]61

三、經濟學的時間革命：演化經濟學

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反思、批判及突圍的嘗試產生了許多富有創見的新的經濟流派，其中演化經濟學由于其獨特的時間視角成為現代西方經濟學的一個富有生命力和發展前景的新領域。與新古典經濟學的靜態均衡分析相比，演化經濟學注重對“變化”的研究，強調時間與歷史在經濟演化中的重要地位，創新是它的理論硬核。最近20年來，演化的思維、方法與范式有替代新古典經濟學范式的趨勢，這成為20世紀末、本世紀初國際學術界最引人注目的現象。

演化思想在經濟學中有著悠久的歷史，早在19世紀上半葉至20世紀初，在西方哲學開始自己的現代轉向時，西方經濟學已經對此有所知覺并作了呼應。在早期的經濟學家馬克思、凡勃倫、馬歇爾及熊彼特等人的經濟理論中，演化思想十分豐富。

馬克思被現代演化經濟學派追認為演化經濟思想的先驅之一?！顿Y本論》通過對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的矛盾的分析，展示了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結構和必然滅亡的命運。作為生產力的技術構成了社會制度變革的動力系統，當技術革新有了質的變化，就必須有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人類社會制度的演化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新制度經濟學家諾思認為，馬克思的社會變遷動力源于一種技術的組織規則和現在產權之間的緊張關系：技術的變化導致生產工藝的進步，而其潛力并不能在現有的經濟組織中得以實現?！霸谠敿毭枋鲩L期變遷的各種現存理論中，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說服力的，這恰恰是因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遺漏的所有因素：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盵6]68馬克思是從現代時間視角來分析經濟現象的，客觀靜態的測繪時間在馬克思那里也是人類把握時間的一種方式，但他也并沒有忽視時間的一維性、主體性與創造性，其經濟理論中的時間達到了主觀時間與客觀時間的統一，個人時間與社會時間的統一。馬克思既承認經濟現象微觀領域的均衡(如關于價值規律的淪述)，又看到其宏觀層面的非均衡的本質，從而將人類社會的演化視為一個從低級向高級演化的過程。資本、利潤、利息和地租以及剩余價值的轉化形式，從而也都是一個歷史范疇而非永恒范疇。對時間的深刻認識使得技術創新、制度、歷史這些與歷時演化不可分割的經濟現象成為馬克思研究的重心，從而也使他成為演化經濟學最偉大的先驅。

與馬克思幾乎同時代的德國歷史學派，將演化的方法應用于經濟學中，著眼于經濟積累和增長的研究，強調將經濟學作為一個整體依據歷史的發展進行研究的重要性，反對古典和新古典經濟理論的抽象的、演繹的、靜態的、不看重歷史的分析方法，從而被現代演化經濟學視為先驅。

早在主流經濟學發展之初，經濟學力學隱喻的機械性和牛頓時間視域的局限性就已為當時一些杰山經濟學家如凡勃倫、馬歇爾、熊彼特所發覺并試圖在生物學中尋找經濟思想的源泉。凡勃倫同馬歇爾一樣認為理想的經濟學隱喻應該是生物學而非機械力學，基于對主流經濟學靜態均衡分析的反感，他斷言，在關于演化的經濟理論中，將沒有均衡分析的位置。熊彼特對創新過程的研究使演化經濟學真雁成為一個獨立的理淪分支。他強調經濟過程的非均衡性及質變的作用，變化是一個“創造性毀滅”的過程，企業家和技術創新是其中的核心要素。馬歇爾將經濟學與大自然、生物學及演化作了許多富有趣味的聯系，如將公司的成長與發展喻為“林中樹”，這一類比經過后人的發展對企業理論產生了重要影響。馬歇爾盡力將一維的、不可逆的時間納入他的需求與供給分析中。馬歇爾強調“時間會帶來困難，也會帶來變化，有了變化就有了發展與進步的可能?！盵7]60由于意識到經濟生物學發展的巨大困難，馬歇爾最終放棄了自己的以生物學為經濟學隱喻的沒想。以門格爾和哈耶克為代表的奧地利學派試圖將生物進化的觀點引入對社會經濟秩序的分析中，提出社會秩序自發演化的觀點。

可見在早期富有演化思想的經濟學家那里，經濟生物學比經濟力學概念更為復雜，蘊含更為豐富從而也更為符合經濟發展的現實。然而，經濟學與生物學的進一步“親合”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愈來愈受排斥，最終導致西方主流經濟學拋棄了馬歇爾、凡勃倫等倡導的以生物學為研究方法，繼續它的以牛頓力學為基礎的將微觀靜態均衡分析精致化之路。演化經濟思想的這種淡化緣于20世紀20年代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失敗。20世紀50年代實證主義科學哲學的發展卷起了經濟學數學化的狂潮，新古典經濟學藉此逐漸取得了主流地位。然而此后卻不得不步入門己的極限，被延誤的演化經濟學思想必然以不町遏止之勢逐步受到世人的重視。60年代，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重新發現演化思想，80年代初博爾丁的《演化經濟學》和納爾遜與溫特的經典著作《經濟變遷的演化理論》標志著演化經濟學的再生。演化經濟學在形成過程中吸收了歷史學派、奧地利學派、制度經濟學派、西方學派、熊彼特主義、管理主義和行為主義等觀點從而使其成為具備獨特視角的經濟理論并在近幾年的發展中高歌猛進。

現代演化經濟學吸收了富有演化思維的經濟思想，以自然科學的最新發展為自己的理論基礎，完成了經濟學時間觀念的革新。這種時間觀念的革新表現在其對經濟學力學隱喻的懷疑，對制度與歷史的重視，對生產過程中的技術創新發生過程的極端關注，以及對創造性、不確定性和非理性因素對經濟過程影響的研究，對新古典理論的完全信息、完備理性、時刻追求最大化的理性經濟人假設的批判等方面。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歷史主義整體論的方法而非個體主義方法，以動態演化分析法取代靜態均衡分析，用創生性的、演化的思維取代近代經濟學的基礎主義思維：

1．作為理論硬核的創新理論。演化經濟學以現代時間觀為基礎，在現代時間觀中，時間不再是傳統

的可計量、空間化、同質的，而是一維的、不同質、不可測的、流變的。時間有過去、現在與將來，它們都感融于人的心靈，具有屬人本性。人的創造、超越本性賦予具有屬人本性的時間創造性和生成性。演化經濟學從這種流變時間的視界去觀察真實世界的經濟現象，那么變化及變化中的創新就成為研究的主題，并采用動態演化的觀點來看待經濟發展過程。

2．多樣性思維。在思維方法上，演化經濟學認為多樣性本身就是基礎性實在，是演化賴以發生的基礎?！八⒅赜蔁o數個體努力帶來的由小的和遞增變化組成的恒穩的‘細流’而不是那些稀少且重大狀況的發明。”[8]108進化是一個試錯過程，一些小試驗會逐漸匯聚成大河，而這些小的試驗最終被選擇為成功的實驗從而得以保存下來。

3．有限理性、搜尋利潤、有限信息理論。新古典經濟學的三大假設：理性經濟人假設、利潤最大化假設和完全信息假設，被演化經濟學的下述一系列理論所代替：“有限理性”、“企業搜尋利潤行為”和“信息連續、分散”理論所代替。演化經濟學認為經濟變遷是一個動態過程，利潤最大化的實現過程是企業的搜尋信息與追求最優決策的過程，這是一個反復試錯過程。企業在試錯的過程中選擇，由于經濟者過去的經驗，選擇將不會相同，而不相同選擇的積累，構成企業的演化過程。在這個歷史模型中，任何一個事件都是唯一的。

4．經濟過程非均衡。在演化經濟學看來，經濟系統的均衡是相對的，非均衡狀態才是經濟系統的常態，非均衡狀態有向均衡狀態逼近的趨勢，但可能長時間達不到均衡。凡勃倫認為，演化經濟學府是“一種嚴密的理論體系，是一種關于過程的理論，一種逐漸展露序列的理論?！盵9]404由于人類理性的有限性和信息的稀缺，經濟行為人在決策與選擇的過程中不可能確切知道自己行為的后果。事實上，是人們所擁有的大量的默會知識左右著人們的決策，而這些默會的甚至處于無意識的知識是不可測的。經濟過程并不完全受必然性的控制，相反，許多偶然性因素常常對經濟過程起著關鍵作用，因而經濟過程充滿了不確定性和不可預測性。

5．重視制度演化。在演化經濟學的視界里，制度分析被認為是研究經濟現象的最重要的環節。歷史和時間是經濟過程中直接影響著經濟績效的內生變量，二者在制度演化中的意義特殊。演化經濟學將制度的演化視為一個由本能、習慣、習俗變化和技術變遷綜合作用的結果，是人類對環境變化的適應性反應，這個反應的過程同時是一個學習和選扦的過程。制度變遷是一個基于干中學基礎上的試錯過程，其中選擇性模仿至關重要。技術創新、學習與選擇都是在時間中進行的，時間是制度演化的縱軸，時間中的制度演化是一個歷史的、同生物進化類似的過程，正如歷史不能重來一樣，在這里，時間也是不可逆的、不同質的。正是這種獨特的歷史觀、時間觀構成了路徑依賴理論的哲學基礎。路徑依賴強調制度變遷中“人們過去作出的選擇決定其現在可能的選擇”[6]，即制度變遷的初始路徑一旦選定，便會在自我強化機制的作用下，沿著原有的軌跡運行下去。路徑依賴理論本身便暗含了時間的特殊性和一維性以及地點的特殊性和人類理性的有限性。演化經濟學將制度從近代哲學的“目的論”和“預定論”中赦免出來，“經濟過程的路線不再被假定為是在‘事物的自然狀態’中被預告預先確定的或者是由某些神圣的造物主設計出來的?！盵10]3，將制度視為一個演化的、不可逆的、具有路徑依賴特征的復雜動態過程，這個過程充滿了不確定性、偶然性和創造性，“制度最好被認為是無數互動的個體行為的無意識的結果”[10]3?！斑@個過程充滿了不確定性，包括實質性不確定性，即由信息問題引起的，及程序性不確定性，即由知識引起的，創新者所具有的默會的知識?！盵11]167

演化經濟學拋棄了主流經濟學的機械還原論的簡化法，拋棄新古典的以牛頓力學為理論基礎的靜態均衡分析、完全理性、充分信息及價格理論，試圖在達爾文進化論的理論基石上運用系統的、演化的、整體的觀點建立動態經濟演化模型。在這個模型中，受到強調的是借用進化論概念所提出的自然選擇的經濟思想即創新－選擇機制和有限理性假說。同以新古典經濟學為代表的主流經濟學相比，演化經濟學由于它對時間、歷史、制度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和對微觀個體差異性、技術創新中技術的多樣性及創新過程的路徑依賴性的重視而更加符合經濟現實。演化經濟學的產生帶來了西方經濟學發展的新方向，其繁榮意味著西方經濟學范式革命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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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中圖分類號：F0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0892(2011)01-0023-09

一、引言

演化經濟學是流行于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西方經濟學界的一種思潮，它們強烈反對新古典主義的實證主義、方法論個人主義、公理化演繹、理性選擇等研究范式，強調要以歷史的、制度的分析框架來替代新古典主義的理性、個人主義的分析框架。

新古典經濟學之所以能夠在經濟學界取得支配地位，首先是這種分析范式在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和理性假定與資產階級的價值觀十分相符；其次在于它形式上的相對精致，尤其是數學方法在新古典分析中的廣泛應用。這種形式上的精致對理論工作者來說極具誘惑力；再次，按照演化經濟學者的解釋，“經濟學的路徑依賴效應，其原理也可以被用來解釋新古典經濟學怎樣成為主流，解釋由此所導致的經濟學科的式微。我們可以在經濟思想史中發現式微的線索，它解釋了為什么20世紀30、40年代新古典經濟學而非與之競爭的制度經濟學或其他相關理論成為經濟學的支配范式?！?/p>

對新古典分析范式的批判是催生經濟學演化方法發展的直接原因。很顯然，演化經濟學的興起在很大程度是基于這樣一種信念，即經濟學應該是演進的，而不是新古典所認為的物理學機械意義上的。在這一點上演化經濟學與經濟學的觀點基本是一致的。然而，盡管演化經濟學以反新古典的姿態出現，一個值得思考的理論問題是，新古典經濟學和演化經濟學在理論內核上是否真的水火不容，抑或兩者互補?演化經濟學與經濟學的歷史觀有何異同?本文試圖通過對演化經濟學相關理論概念的簡單梳理，來解答以上的理論問題；并試圖通過對現代演化經濟學與經濟學演化觀的比較分析，來凸顯各自的理論洞見與局限，從而揭示演化經濟學興起對經濟學發展的意義。

二、現代演化經濟學分析范式的構筑

現代演化經濟學通常被認為是對以新古典經濟學為代表的主流經濟學的革命和反叛，因此，演化經濟學的分析范式，只有從它對新古典經濟學方法論批判與相互對立中才能得到較好的揭示。

眾所周知，新古典經濟學是以物理學中的機械力學為隱喻，以經濟主體的完全理性和市場的完全信息假設為理論前提，以實現利潤最大化的邊際分析和市場均衡分析作為理論體系的兩個基本支柱，將時間和歷史作為既定因素來分析經濟過程。皮奇(J.Peach)曾認為，新古典的核心特征在于牛頓主義的均衡方法、既定約束條件下的最優化和方法論的個人主義。演化經濟學從理論假定前提和方法論等多維度對新古典經濟學展開了全面批判。

演化經濟學首先不同意新古典經濟學經濟行為主體的“同質性”假設，認為經濟行為主體的個體行為由于受本能、心理、制度和社會文化等多種因素的影響，而同時也在影響和改變著制度、文化和社會結構，因而各行為主體之間的差異是不可忽視的。這種差異反映在各經濟行為主體的思想、智力和情感上，即反映在心智上。正是這種心智上的差異，引發了各行為主體的不同行為方式，形成經濟主體行為的復雜性。演化經濟學認為，“心智是經濟過程中的一種自主因素，這種自主因素與導致心智過程的知識結構和變化著的世界之間存在著持續的交互作用”，因此心智重要就意味著學習和知識的重要。“知識的可能狀態是導致世界可能發生變化的關鍵性力量，是產生創造性的源泉?！辈糠盅莼洕鷮W家還認為這種知識的可能狀態，說明知識并非是完全真實的，而錯誤是非偶然的。這種立場被稱為“激進可錯論”。從這種演化觀得出的結論是，謬見是新知識唯一可能的來源。

演化經濟學反對新古典經濟學的“完全理性”假設，認為人們的理性程度是有限的，人們不可能預先確切地知道決策的后果，因而也不能做出最優選擇。人們的選擇和決策過程往往是一種試錯過程，選擇的目標并不是新古典的“目標函數最大化”，而是“滿意”即可。演化經濟學用“抱負水平”來表示“滿意的期望值”，并認為由于人們的心智狀態和歷史經驗不同，人們的抱負水平往往也不相同。

“滿意”在演化經濟學中是一個動態的歷史概念。威特(1978)運用“滿意”假設來解釋經濟體創新的動機和能力，認為相對于可變抱負水平，對現狀的不滿意是人們搜尋新的未知選擇的推動力量。人們一般有搜尋“新奇”體驗的傾向，它以一種可能較低但持續的基本速度進行。在一種社會或組織層面上，在一個方向或其他方向上的選擇性增強引導著創新，并有可能培育或阻礙個體的新奇創造。

演化經濟學特別強調市場的不確定性，認為由于未知新奇的不斷出現，現實世界存在諸多不確定性，人們不可能把握新奇出現的時間和大部分特征。在演化經濟學中，不確定性即意味著世界結構的變遷和世界新奇的突現，“不確定性是與想象和新潛能的創造聯系在一起?！闭怯捎诓淮_定性的創造，

“經濟行為者能夠預期到利潤和經濟境遇的改善。”

演化經濟學反對新古典經濟學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他們認為，“解釋個體行為的變化要取決于推測人們如何獲得新奇。任何新觀念都是在個人特定的經驗與解釋中突現出來，對它的評價也是以個人特定的經驗與解釋為基礎主觀上做出的，它們在人與人之間是極為不同的”，由此他們得出，

“個體行為的創新性變化和種類都難以用個人主義術語來解釋”，而只能從個體群層面上來進行觀察。梅卡特夫(Metcalfe，1989)認為“經濟演化的某些方面可以解釋為與一群不同的個體相關，而不是與某個個體群中的單一個體相關?！薄皞€體群思維”在演化經濟理論中有重要意義，尤其在與自然選擇理論相關的演化經濟學文獻中，“個體群思維”更有著直接意義。“個體群思維”在演化經濟學中可理解為，個體群成員的共時性個體決策表現為行為的相對頻率在個體群中產生作用的過程。在任一時點上，這個過程都潛在地與新奇的內生創造交互作用，這種作用傾向增加事象的多樣性。

強調歷史的重要性是演化經濟學的核心。演化經濟學強調歷史的重要并不是著重于歷史分析，從歷史資料中歸納出某些規律，而是著重于經濟發展過程的分析，重視經濟過程中的路徑依賴性和經濟過程的不可逆性。納爾遜和溫特(1982)曾指出，經濟過程是一個馬爾科夫過程，某一時期一個行業的狀況決定它在下一個時期的狀況的概率分布。這種馬爾科夫過程所體現的就是路徑依賴現象。不可逆或路徑依賴反映了演化理論的一個重要信念：演化過程中的事件是準唯一，歷史至關重要，社會經濟系統是一個不可逆的歷史演化過程。

綜上所述，從演化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對立中可以看到，演化經濟學吸收了大量行為主義的思想，充分考慮了人的本能、社會習俗和制度的影響。演化經濟學在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批判中提出了“不確定性”、“多樣性”、“歷史重要”等幾個理論假設，相較于新古典經濟學“抽象的”、“簡化的”、“確定性”的世界觀而言，演化經濟學的理論假設更具合理性。在演化理論中，不確定性是世界結構變遷的前提；多樣性是演化賴以發生的基礎；“歷史重要”假設則突出了時間在社會經濟系統中的意義?！皶r間不可進性”概念的引入，更凸顯了演化分析與靜態均衡分析之間的重要區別。

二、現代演化經濟學與經濟學的理論淵源

對新古典方法論上個人主義和牛頓力學的均衡分析方法持否定態度，可以說是西方非主流經濟學的共識。經濟學特別強調經濟分析的抽象方法，強調歷史與邏輯的統一，這點與演化經濟學觀點基本一致。許多西方學者將經濟學與演化經濟學同視為演化方式，認為馬克思是經濟演化論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但也有不少學者不贊同馬克思是演化學者?；羝孢d曾將演化經濟學方法論概括為三個特征，即接受新事象、反還原論和采納生物隱喻，認為只有滿足這三個條件，或至少滿足這三者的前兩者，才能夠得上演化經濟學標準，而馬克思經濟學就違背了這個標準。

所謂的新事象，是指經濟演化過程中包含著持續的或周期性出現的新事象和創造性，并由此產生和維持制度、規則、商品和技術的多樣性。強調新事象在經濟過程中的重要性是演化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特征。威特(ulrich Witt，1992)認為，對于社會經濟演化的恰當概念而言，把握新事象的關鍵作用、新事象的突現和擴散是必不可少的。福斯(Nicolai Foss，1994)力主從是否接納新事象的本體論上將演化思想和新古典思想區分開來。他認為，由多西、納爾遜、溫特、威特等人所發展的演化經濟學，所關注的是現存結構的轉變、新事象的突現及其可能的擴散。演化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的區別在于，演化經濟理論立足于一個開放的宇宙，從而允許新事象的出現；而新古典經濟學是一個封閉的系統，壓制了新事象。

還原論一般可理解為這樣一個理念，即一個復雜現象的方方面面都必須在一個水平(或一個單位)上得到解釋。根據這種觀點，除了基本的元素層面，再沒有其他自主的分析水平，更沒有基于不同分析水平的突現的特征。在霍奇遜看來，所謂的“還原主義”和“方法論的個人主義”的含義大致相同。他認為，在社會科學領域，還原論則表現為方法論的個人主義，即“一切的社會現象(它們的結構和變遷)，原則上只能在個人的層面上――他們的個性、目標和信念――得到解釋”。與此相關聯的，主流經濟學家在不懈地為宏觀經濟學尋找微觀基礎。與此相反，演化經濟學家則認為，復雜的系統在不同的水平上呈現突現的特性，每一個水平都不能被完全地歸約，或不能在另一個水平上得到完整的解釋。

使用生物學隱喻的動機在于取代支配主流經濟學的機械論范式。演化經濟論者認為，經濟系統在性質上更接近生物系統而非機械系統，對經濟作生物學的隱喻更為恰當。20世紀初，已經有了像凡勃倫和馬歇爾那樣使用“生物學”隱喻的理論家。雖然在他們的邏輯結構體系中已包含有生物學進化論觀點，但是在闡釋他們的經濟學觀點時并沒有完全貫徹下去。與此形成對照的是，20世紀末的理論家，既運用了因發現基因而得以發展的生物學進化論，也使用了“種群動態學”、“遺傳人工算法”和“人工生命”等等生物學理論上的一些分析工具。

當然，也有一些演化論者并不十分贊同在經濟分析中生物學隱喻的使用。例如威特(1992)就對生物學的隱喻持批評態度。甚至實際使用隱喻的人們也拒絕使用生物學隱喻，，因為對隱喻的使用常常是不自覺的或隱蔽的。因此有論者指出，經濟學中的隱喻所扮演的角色是潛在的，因而許多演化論者對此不做特別的強調。霍奇遜就將演化經濟學稱之為NEAR經濟學，即“接納新事象、反對還原論(Novelty embracing anti-reductiorrism)”的經濟學。

霍奇遜根據以上三個標準，斷言馬克思不是演化經濟學家，認為馬克思理論僅符合三個標準中的一條即反還原主義，而違反了另兩條，即不接納新事象和沒有采用生物學隱喻。而這三者圍繞新事象如何產生、如何被選擇，構成了演化經濟學判定標準的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不愿將經濟學列入演化陣容的，在西方學界不乏其人。威特在考察近期演化思想多樣化來源時，就將馬克思拒之演化門外。

當然，西方學界還是有眾多的學者認為馬克思的經濟思想對當代演化分析有著開創性的意義。杜格和謝爾曼(W.H.Dugger和H.J.Sherman)認為，19世紀第一位提出進化理論重要性的社會科學家是卡爾?馬克思。納爾遜和溫特(1982)指出，馬克思所闡述的許多觀點與現代演化論思想是一致的。目它們都強調，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界定一種動態的演化體系，企業的規模和利潤的分布也必須從演化體系的角度來理解?，F在學術界大多數學者將馬克思與凡勃倫、哈耶克和熊彼特等一同視為演化經濟學的先驅。

西方學術界目前已經發展出了以霍奇遜為代表的繼承凡勃倫傳統的制度學派，以柯茲納和拉什曼為代表的奧地利學派，以門施、弗里曼、戴維斯等為代表的新熊彼特學派，以阿加利塔和利普西為代表的法國調節學派等四大演化經濟學理論分支。其中法國調節學派正是馬克思經濟理論與凱恩斯經濟理論相結合的產物。

法國調節學派的特點是，在經濟變遷的研究中采用了歷史的、理論的和比較的方法，致力于發展一種制度與演化的宏觀經濟理論。調節學派認為，資本主義經歷了一系列不同的歷史階段，每一階段都以一種特定形式的積累過程為特征，從而形成特定的“積累體制”，而每一種積累體制又都具有特定的“調節方式”，這種調節方式支配著積累過程。調節學派對經濟理論文獻的貢獻是，試圖把制度納入到宏觀經濟學的框架中。調節學派對資本主義經濟增長過程演化分析的獨特之處就在于，它把歷史的特定制度條件與總需求發生機制結合起來，內生地解釋了經濟增長和經濟危機的過程。演化經濟學的這四大流派之間既有交叉又有分歧，從發展態勢看，它們之間有相互融合的傾向。

四、現代演化經濟學與經濟學演化觀的分野

現代演化經濟學與經濟學由于觀點和方法論上的相近，經濟學界普遍認為它們具有相同的研究傳統。曾伯格在《經濟學大師的人生哲學》一書中提及，羅斯托在晚年時曾對經濟學做過這樣的總結：“盡管要冒極大的過于簡單化的風險，但還是可以說經濟學家長久以來分為兩派，新牛頓學派和生物學派。”根良教授認為，前者即是以靜態的、原子的和機械的宇宙觀作為哲學基礎的新古典經濟學研究傳統，后者即以動態的、系統的和有機的世界觀作為其哲學基礎的研究傳統，包括制度主義學派、學派、新熊彼特主義學派、奧地利學派和演化經濟學等，并將后者稱之為達爾文主義學派。

作為同一研究傳統的演化經濟學與經濟學，在觀點和方法上自然有許多共同點，如在

研究方法上都采用比較的、歷史的和制度的分析方法；在哲學上贊同實在論；在理論內核上都贊成“制度一歷史一社會”結構聯結。但現代演化經濟學與經濟學在制度演進觀上還是有著根本的區別。

演化經濟學家一般用達爾文主義生物演化觀來解釋經濟社會演化現象，賈根良教授曾在《理解演化經濟學》一文中將演化經濟學的社會經濟制度的演化路徑概括為“遺傳”、“變異”和“選擇”等三種機制。所謂的“遺傳”是指制度、習慣、慣例等因素通過企業等各種組織結構相互模仿而傳遞，這里的制度、慣例等就是社會經濟結構演化的“基因”，各種組織結構則為承載這些“基因”的載體。

“變異”則是指新奇即新事象的創造過程，它是制度演化的核心。

“演化經濟學正是研究經濟系統中新奇創生、傳播和由此導致的結構轉變所進行研究的科學?！倍缕鎭碓从趥€人創造性的心智?！按竽X活動持續地對已知的認知要素的重組”，形成了各種新的認知結構，即創造了新奇。這種重組過程越深入，新產生的認知結構就越復雜，因此新奇的創造是不可預測的。

威特(1978)認為，新奇的產生在于“相對可變抱負水平而言，對現狀的不滿意”和“對新認知激勵的偏愛”。前者意味著，對新奇的搜尋通常要由挑戰或危機來觸發；后者意味著，在環境不提供激勵的地方，人們可能通過發明或嘗試新事物而創造他們的動機。這兩種動機是互補的，而且可以相互整合。就人類行為而言，新奇就是新發現的行動可能性，而這種新奇意念可能被傳播，也可能通過模仿而擴散。一旦這種新奇被接受而產生行動，這種行動就被稱之為創新。而創新在各演化經濟學分支中都處于中心地位。從安德森(Andersen，1994)、梅卡特夫(Metcalfe，1989)、納爾遜和溫特(1982)等的觀點來看，在演化的社會經濟系統中，新奇和創新是多樣性的主要來源，而正是這種多樣性推動了演化的進程。

“變異”機制說明的是新奇如何產生的問題，而“選擇”機制要說明的是，新奇或創新在經濟系統中為什么、什么時候和怎樣才能被傳播的問題。演化經濟學認為這種機制只能從“個體群”概念上來進行理解。就新奇的傳播而言，演化經濟學認為，個體群之間存在著兩種交互作用：“頻率―依賴效應”和“選擇一占據效應”。前者揭示個體行為的選擇規律，認為“個體某種行動選擇依賴于這種行為已經在個體群中出現的頻率?！本秃笳叨?，一般認為，“競爭過程在新奇或創新選擇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它是在持續地為消除變異和減少個體群中經濟行為的多樣性而制造壓力”，重要的是，“它會以某種方式強制進行”。這就是所謂的“選擇效應”。而“占據效應”指的是，單個變異的存續對與之競爭的其他變異具有依賴性。

演化經濟學正是以心智的創造為經濟制度變遷的動力，以達爾文主義生物演化觀，即以“遺傳”―“變異”―“選擇”機制來解釋經濟社會演化現象。的演化觀主要體現在歷史唯物觀中。歷史唯物主義是者的歷史演進觀的共識，它將社會變遷的動因歸結為經濟原因，在對社會關系的考察中，特別強調了生產關系，并將其作為決定其余一切關系的基本的原始關系。

馬克思通過兩對社會基本矛盾，即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和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的交互作用，來揭示社會進化過程中的結構變遷，并認為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指出，特定的生產關系只是與特定的生產力水平相適應。當生產力發展到為生產關系所不能容納的程度時，生產關系就要發生根本性的變革，以符合生產力的發展要求。

“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p>

而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又決定并制約著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的產生和發展。反過來，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也影響和制約著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它們之間的交互作用，構成了社會的基本矛盾運動，成為推動人類社會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根本動力。人類社會的演進過程表現為生產關系對生產力、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基本適合到基本不適合，又從基本不適合到基本適合的過程，即矛盾不斷產生又不斷解決的無限過程。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實現了社會制度結構的演進和社會形態的依次更替。馬克思特別強調了階級關系和階級斗爭在進化中的重要作用，將階級沖突視為歷史的發動機，認為階級關系決定了技術進步的方向。在這整個分析框架中處處體現了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觀。

“生產力一生產關系”與“經濟基礎一上層建筑”交互作用機制是馬克思歷史唯物論的核心，也是者分析社會制度變遷的出發點。從這兩種演化機制中可以觀察到這兩種演化觀的根本區別。盡管經濟學與現代演化經濟學這兩者都堅持以歷史和演化的觀點來看問題，都強調了技術進步在制度變遷的意義。但在堅持歷史重要的前提下，前者強調了技術進步的內生性，認為技術進步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結果。后者則認為技術進步來源于創造性的個人“心智”。從這里可以反映出兩者哲學觀的區別，前者貫徹的是唯物主義，后者滲透的是唯心主義。從制度變遷的方向看，前者認為社會矛盾的交互作用，將推動社會由低級向高級發展，這是歷史的必然。而后者則強調演化是無目的、無方向的和多樣的。

霍奇遜等演化論者也意識到這兩者演進觀的差異，認為“馬克思的歷史演化預設了歷史演化的方向”，與“演化主義”的無目的、無方向和多樣性原則相背離，并從而論定“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歷史進程設想是決定論的，馬克思的歷史觀是革命的，而不是演化的。在馬克思唯物史觀中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西方學界有學者還由此將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視為“技術還原論”或“經濟還原論”，并進而認定馬克思理論就“反還原論”的演化標準也是不滿足的。當然，有不少研究者為此進行過多方辯解，試圖尋找各種證據來說明經濟學符合演化標準。這些證據是否充分姑且不論，事實上，經濟學的科學性，在于能否揭示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經濟學能否冠以“演化”頭銜，絲毫不影響馬克思理論的科學性。經濟學如沒有“演化”頭銜，也不會失去它的理論光輝?；羝孢d的這些演化標準恰恰從側面印證，演化論者決不是者。

五、演化思潮復興對經濟學發展的意義

自二戰以來，新古典經濟學能夠在與各經濟學流派斗爭中勝出，并逐步取得主流地位，主要是因為新古典經濟學理論所貫徹的價值理念與西方占主導地位的資產階級世界觀是一致的。新古典經濟學對數學形式主義日益偏離現實的追求和自然科學的不斷發展，愈趨明顯地暴露出新古典經濟學范式的缺陷。2008年以來爆發的全球性經濟危機，始發于長期倡導并踐行新自由主義的美國，而其他積極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資本主義國家也成為此次危機的重災區，這愈加凸顯了新古典范式的現實局限性。

在新古典經濟學占主流地位的經濟學研究界，演化經濟學的崛起無疑為我們展現了一個不同的經

濟學研究視角。演化經濟學是在對新古典經濟學方法論進行批判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經濟學，它的理論假設前提因而比新古典經濟學更具合理性，由此衍生的相關理論也比新古典經濟學更具現實解釋力。經濟學的發展和進步是一個不斷推陳出新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不斷有新的思想提出，也就不斷有舊的理論被和替代。演化思想和方法的提出為經濟學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工具，對經濟學方法論的創新和發展無疑起到了積極的推進作用。

演化經濟學在最近30年中得到迅速發展，已經成為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理論分支。新古典經濟學在遭受到包括演化經濟學在內的各種非主流經濟學的攻擊下，不得不進行深刻反思，某些理論在基本框架內也做了些許邊際上的調整，吸收和融合了非主流經濟學的一些有用的內容。

經濟學作為一門開放性學科，演化經濟學對經濟學的創新和發展也無疑有著積極意義。經濟學的科學理論之所以有著經久不衰的生命力，就在于其方法論的開放性和創新性。經濟學本身就是在廣泛吸收人類優秀文化遺產的基礎上產生，也必將在積極總結人類經濟實踐活動新經驗、探索經濟關系變化新情況、吸收和借鑒當代文明的新成就中創新和發展。事實正是如此，經濟學有關理論的發展都是在與非經濟學的競爭和融合中得出，如“調節理論關于需求帶動生產率進步的論斷很大程度上汲取了后凱恩斯增長理論，積累社會結構理論關于經濟剩余創造和榨取的論斷借助了斯拉法經濟學和效率工資理論，靈活生產理論關于積累體系空間的論斷有賴于新熊彼特技術創新理論?！比绱朔N種顯示，吸收和借鑒非經濟學的積極成分對經濟學創新發展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須的。

經濟學與演化經濟學在經濟學界被認為具有相同的研究傳統，它們在觀點和方法上自然有許多共同點，如前文所述，在研究方法上都采用比較的、歷史的和制度的分析方法，在理論內核上都贊成“制度―歷史―社會”結構聯結，等等。這種一致性意味著演化經濟學與經濟學存在相互借鑒和融合的可能性。盂捷教授曾指出，演化經濟學在經濟演化中的協調和資本主義多樣性這兩個問題上的研究，可以為經濟學的創新和發展提供啟發和支持。楊虎濤教授認為，“在制度分析上，馬克思非常強調制度的功能、起源和結構性變遷，而演化經濟學則對制度的構成、分類和知識屬性等問題非常重視。在這一點上，演化經濟學的研究成果有很多地方值得經濟學借鑒?！?/p>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經濟學界，新古典經濟學仍然是當前的主流經濟學(Jeames Peach，2003)。新古典經濟學在西方經濟學界的主流地位不是被削弱了，而是被加強了。各種異端經濟學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新古典經濟學的排斥和打壓，經濟學自然也不例外。不僅如此，在中國這個有著長期經濟學研究傳統的國家里，經濟學也正在“被邊緣化”。這里既有西方經濟學及其意識形態的“擠壓”作用，也有經濟學自身陣容的“收縮”和經濟學在中國高校教學中呈現的教條化趨向等方面的原因。

演化經濟學在西方學界的興起和趨熱，令許多中國研究者為之振奮，近年中國學術界演化經濟學研究也蔚然成風。不少學者對演化經濟學備加推崇，認為演化經濟學的崛起，將引領中國經濟學的自主創新。還有學者認為，演化經濟學給經濟學帶來創造性轉化的機遇，認為未來的經濟學是經濟學與演化經濟學某種創造性的綜合，并試圖多方論證馬克思也是演化論者。有個別的演化論研究者對經濟學持懷疑態度，認為經濟學也不過是落后的牛頓主義，經濟學只有與演化經濟學結合才能獲得新生。

經濟學的創新和發展，自然是離不開向包括演化經濟學在內的各種非經濟學科學新成果的吸收和借鑒。但需要強調的是，經濟學的創新與發展，首先必須堅持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觀，必須堅持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的不動搖。

篇（9）

早期宏觀經濟學，或稱之為古典宏觀經濟學，萌芽于17世紀中葉，持續到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發表之前。其代表人物是英國古典經濟學家威廉·配第，他首次從宏觀的角度觀察經濟運行狀況，并發表了西方經濟學中第一部以宏觀經濟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學術著作——《賦稅論》[1]。

在此之前，由于新航路的開通，商品交換變得日益頻繁，交易半徑不斷擴大，商品交換產生了巨大的財富，由此產生了重商主義學說。重商主義認為，財富來源于商品交換，而貿易順差是財富的源泉，因此應鼓勵出口而抑制進口。但隨著資本主義工廠手工業的發展，英國迅速走向富強，尤其資產階級革命后，英國的資本主義經濟迅速發展。作為新興產業資本利益的代表，威廉·配第擺脫了重商主義的影響，對經濟的研究從流通領域轉向了生產領域，提出勞動價值論，認為是勞動創造了價值。

《賦稅論》深刻闡明了稅收對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威廉·配第認為，稅收來源于農業生產中土地的租用。政府可以利用稅收實現資金在各領域的合理分配，從而刺激新興產業的發展，進一步增加社會財富。

同一時期，法國經濟學家魁奈發表著作《經濟表》，強調利益來源于農業，并對國民經濟結構做了系統描述。隨后，古典革命的爆發極大促進了古典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亞當·斯密的代表作《國富論》率先提出了“經濟人假設”這一經濟學研究的根本出發點，并指出：市場是一只“看不見的手”，調配著宏觀經濟的運行，使社會資源得到最優配置。斯密之后的經濟學家如馬爾薩斯、大衛·李嘉圖等，他們在各自的研究領域對宏觀經濟的運行提出深刻的見解，并對現行政策提出了中肯的建議，為后來宏觀經濟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2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的產生與發展

2.1凱恩斯現代宏觀經濟學的創建

凱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是現代宏觀經濟學建立的主要標志。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爆發了經濟危機，經濟陷入困境，新古典經濟學家們推崇的自由放任主義難以給出大蕭條合理的解釋，更無法提出有效的經濟措施使經濟回暖。這種情況下，凱恩斯適時地提出了應由國家來調控宏觀經濟的觀點。凱恩斯認為，人們的消費總是小于儲蓄，因此造成了有效需求的不足，而資本主義市場不能自動達到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均衡，因此，需要國家參與宏觀經濟調控，積極實行財政赤字政策擴大需求，以政府的投資來彌補私人投資的不足。這種政府帶頭刺激消費的行為有利于帶動社會閑置資金投資于生產，使市場達到供需均衡的狀態，進而刺激經濟的發展。

凱恩斯主義的核心是解決就業問題，而就業問題來自有效需求的不足，也就是說，就業量的多少取決于有效需求，有效需求是指商品的總供給價格等于商品總需求價格時的商品需求量。當需求價格小于供給價格，需求量小于供給量，即供過于求時，資本家就會降價或減少生產，進而造成員工的失業。而在短期內，商品的成本變化幅度小，因而商品的總供給幾乎是不變的，這就會造成商品價格的下降。因此，是總需求量，也可以說是有效需求量的大小，決定著就業數量。一旦有效需求不足，就會出現失業問題。

另外，凱恩斯進一步提出三大心理規律，即：消費傾向規律、流動偏好規律和資本邊際效率規律。這三大規律決定了有效需求的大小，有效需求由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構成。消費傾向規律解釋了這樣一種狀況：當收入增加時，人們更傾向于將資金用于儲蓄，從而降低消費的百分比，引起消費需求的不足。投資需求則取決于人們對利益的追求，由于資本邊際效率是遞減的，即投資越多，收益率越小，當收益率低于利率時，投資者將停止投資轉而進行儲蓄。另一方面，利率又取決于流動性的大小，人們對流動性的追求，會造成利率的上升，這也阻礙了投資者的投資熱情。由此引發的投資需求不足會造成有效需求的不足，產生大量失業，從而爆發經濟危機。這時，最好的辦法就是國家干預經濟，利用宏觀調控采取擴張的貨幣政策，降低利率以刺激投資。

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正是當時經濟危機的產物，為解決經濟危機提供了良好的思路。而這次的“凱恩斯革命”，極大地促進了西方經濟學的發展，創立了宏觀經濟學理論體系。

2.2非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的發展

20世紀70年代初西方國家出現了通貨膨脹和失業并存的“滯脹”局面，而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的理論不足以解決這一問題。其中，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學派認為，凱恩斯提倡的政府宏觀調控政策很可能就是導致這次“滯脹”出現的根源。非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由此得以迅速發展。

與凱恩斯主義相反的是，非凱恩斯主義的基本特點是反對國家干預經濟，主張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通過市場的自我調節來穩定經濟，而不需要國家的過多干預。

貨幣主義是非凱恩斯主義的中堅力量。他們強調：市場在社會經濟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自由市場本身的調節機制會使資源得到合理的分配，而國家的干預打破了這一均衡，必定引發經濟的動亂。

同時，貨幣主義強調了貨幣的重要性：貨幣供應量決定了物價水平，影響了經濟活動的進行。因此，貨幣當局可以利用貨幣政策來調節流通中的貨幣量，從而保持經濟秩序的穩定。貨幣政策的提出為國家解決“滯漲”提供了新的解決方案，促進了貨幣主義下宏觀經濟學的新發展。

2.3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發展

20世紀80年代以后至今，是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的創新和發展時期。這一時期宏觀經濟學的發展主要得益于科學技術的進步。一方面，計算機技術的飛快發展帶動了社會經濟的進步，為宏觀經濟學的研究提供了非同尋常的技術支持，尤其是大量數學方法的使用和計量經濟模型的建立，促使宏觀經濟學的發展日趨成熟。技術因素作為學術研究的新手段，將進一步受到重視。

另一方面，宏觀經濟學的發展也趨于整合。首先是傳統各學派經過不斷的發展完善，其界限逐漸模糊，基本形成了以新凱恩斯主義為核心，其他理論百花齊放的局面。其次，宏觀經濟學微觀基礎的確立和博弈論的應用，為統一經濟學的產生奠定了基礎。同微觀經濟學一樣，宏觀經濟學在探究其微觀基礎的同時一直遵循著理性經濟人假設，這一理論基礎很可能是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就此走向融合。另外，隨著宏觀經濟學的發展完善，這一理論被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國家所認可，各國在對宏觀經濟學的實踐中總結出的經驗結論，將進一步豐富宏觀經濟學的理論內容。

然而，盡管新模型能更準確地解釋經濟現象，但對宏觀經濟運行的研究卻難以取得新進展。隨著市場機制的復雜化，越來越多的新問題開始顯現出來，例如收入分配問題，資源配置問題，以及如何提高宏觀政策有效性的問題，這些新問題的出現反映出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發展還不完全，在經濟進步的背后還存在思想突破的困難。宏觀經濟學的理論體系還面臨著很大的挑戰。

3西方宏觀經濟學在當代中國的運用

西方宏觀經濟學在我國的發展之路是曲折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兩點：首先，我國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同西方國家以私有制為主體的市場經濟體制存在較大差別[2]。經濟制度的不同就決定了我們在運用西方宏觀經濟學來進行經濟調控時，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充分吸收有利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部分。另外，宏觀經濟學的運用還有一些前提條件，這就存在著適用性的問題，也決定了我們決不能照搬照抄，一定要結合本國社會的實際情況，加以有效利用。

就宏觀經濟學的理論與實踐研究而言，建設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體系是首要的任務。我國一直致力于宏觀調控措施的完善，并進行了多次成功的宏觀調控實踐。例如，2008年金融危機背景下，我國國內相繼發生了雪災、地震等自然災害，沖擊了我國經濟的平穩進程。在此嚴峻背景下，中國對宏觀調控政策做出了極大改變，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下調基準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同時啟動四萬億資金強力拉動內需，這些政策在避免經濟衰退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保持了經濟的平穩發展。

綜上所述，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今天，中國與世界的經濟聯系會更加緊密，中西方宏觀經濟理論的融合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了解宏觀經濟的發展與起源是我們正確認識這門理論的基礎，也是學習并應用這一學科的前提。同時，我們也要將所學應用于實踐，這就要求我們要正確地吸收和借鑒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的有益理論，緊密結合中國社會實際，努力探索中國經濟發展之路，不斷補充完善宏觀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有效地解決當代經濟問題，促進世界經濟快速發展。

參考文獻：

[1]杜純布對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的產生、形成和發展歷程的探析[J].新鄉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12）

篇（10）

所謂國家干預主義是強調市場失靈，認為市場機制的缺陷必須通過國家干預來彌補市場不足的經濟理論和政策。而經濟自由主義是強調市場機制的有效作用，反對國家干預的經濟理論和政策。分析和研究這兩種經濟主義的演進以及每個階段所采取的政策主張，對我國建立健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一、重商主義與古典政治經濟學

重商主義起源于中世紀高度的國家主義思想的產生，其歷史背景是始于15世紀西歐地區新型民族國家的興起，即用專制的中央集權的民族國家取代中世紀封建地方割據的諸侯小國。重商主義強調國家的作用，把中央集權的國家干預經濟看作是經濟發展、國家富強的有力保障。早期重商主義者要求禁止金銀的出口，增加金銀的進口，以積累本國的金銀貨幣。而到了晚期，重商主義者則要求國家鼓勵出口，讓金銀貨幣投入貿易，保持貿易順差，吸引更多的金銀貨幣流入本國。

重商主義的學說和政策后來阻礙了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因而受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

古典政治經濟學反映了這一歷史時期資產階級的利益和要求，他們反對封建貴族的特權，要求取消一切不利于資本主義發展的限制措施和政策。他們提出了“自由放任”的口號，推崇“自然秩序”的思想，反對國家對經濟的干預。

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主要代表是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他對重商主義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他于1776年出版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一書的第四篇《論政治經濟學體系》之中。亞當·斯密提出的自由放任的思想，主張讓“看不見得手”調節經濟，被視為現代經濟學的真正開端。

二、凱恩斯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

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金融危機爆發前，新古典經濟學在理論和政策方面都是支配著統治階級和學術界的經濟思想。

然而1929———1933年的經濟危機猛烈的沖擊了新古典經濟學否認危機和失業的理論。嚴重的經濟危機和大量的失業現實，使古典經濟學家處于很尷尬的境地。凱恩斯經濟學就是在批判新古典經濟學中建立起來的。凱恩斯在1936年出版《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以此來批判古典經濟學的學說。

與古典經濟學的觀點相反，凱恩斯提出的新觀點的核心在于反對自由放任主義，強調國家干預。凱恩斯認為一個國家經濟的發展取決于有效需求是否充分，而有效需求不足的最終原因在于人們的心理預期，經濟機制對此無能為力。因此，調節有效需求需要通過國家的干預。他強調，實行國家干預既是使現代經濟避免全盤毀滅的唯一可行方法，也是使個人才能得以成功發揮作用的必要條件。

新古典經濟學的統治地位被凱恩斯經濟學所取代，主張國家干預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成為西方經濟學中的主流經濟學，并成為西方國家的政府經濟學。國家干預主義與經濟自由主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大論戰中，以國家干預主義的勝利和經濟自由主義的失敗而告終。此后，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主張國家干預主義的凱恩斯主義在西方經濟學中獨領，經濟自由主義退居非主流的次要地位。

三、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之爭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各資本主義國家出現了“滯漲”，即增長率消失、失業率高漲和通貨膨脹加劇，凱恩斯主義束手無策。因為以往的現象通常是：失業率高的時候，通貨膨脹率一般比較低；反之，通貨膨脹率較高的時候，失業率比較低。凱恩斯主義對付高失業率的措施是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付高通貨膨脹率的措施是實行緊縮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但是，滯漲卻是高失業率和高通貨膨脹率同時出現。面對凱恩斯主義的無策，經濟自由主義的浪潮又一次掀起。

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西方經濟學發生巨大的變化。凱恩斯主義獨領的歷史結束，代替它的是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對峙和論戰的新局面。

20世紀60———80年代，在思想領域以及政策層面上，國家干預主義和經濟自由主義此消彼長。一方面，隨著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興起，以其為指導的經濟政策日益被采用；另一方面，以國家干預為特點的凱恩斯主義有了新的發展，雖然其發揮受到很大限制，但并沒有沉淪。

四、國家干預主義與經濟自由主義的融合

進入90年代以來，國家干預主義和經濟自由主義此消彼長，從而出現融合的趨勢。倡導國家干預主義的新凱恩斯主義逐漸吸收了貨幣學派、理性預期學派的一些觀點，使國家干預經濟的政策體系發展到一個新的層面。另一方面也吸收了理性預期、自然失業率等觀點，在運用大量模型的基礎上，提出為了消除市場失靈，政府應該對經濟進行適度的干預。

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經濟實踐表明，在經濟思想領域和經濟政策層面上，國家干預主義和經濟自由主義的融合不斷深化。單一的干預政策或自由放任的政策都無法保證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國家干預和經濟自由的沖突日益淡化，融合是大勢所趨。

五、國家干預主義和經濟自由主義演進的啟示

1.不應該單純的評價國家干預主義和經濟自由主義的是非功過，不能脫離特定的歷史階段去評斷它們的成敗得失。只有把特定的學說和主張放在特定的歷史階段上來考察，才能準確的評定它們特定的歷史地位。

2.無論采取哪種方式的經濟政策，都應該從歷史的視角出發，應該根據一國自身的發展情況和國情出發。

參考文獻：

［1］吳易風.經濟自由主義和國家干預主義論爭的歷史考察[J].當代思潮，2002（2）.

篇（11）

20世紀40年代，由于凱恩斯主義的興起，制度學派及其他一些學派被忽視，直到60年代，制度主義重新興起。這一時期出現了兩個“新”制度經濟學，分別是以加爾布雷思等經濟學家為代表的“neo- institutional economics”，及以科斯、諾思等為代表的“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為區分這兩支制度學派，國內一般將以加爾布雷思等為代表的制度學派稱為現代制度經濟學，而將以科斯等為代表的制度學派稱為新制度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從20世紀70年代起步發展，到逐步成長為當代經濟學研究的前沿領域，前后也不過30年的時間；然而新制度經濟學一誕生，就在西方經濟學界掀起了軒然大波。迄今為止，新制度經濟學雖然還沒有形成一個獨立、完整而嚴密的科學理論體系，但至少在以下四個方面形成了比較系統的理論：產權理論、交易費用理論、契約 經濟學理論 、委托—理論，對新古典經濟學提出了全面的挑戰，并造成了巨大的沖擊。

1 新制度經濟學的起源

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 資本主義 世界出現了全面的滯漲現象，凱恩斯主義學派在結實資本主義這一痼疾面前卻顯得無能為力，逐漸失去了人們的信任。這就使一貫主張國家干預的凱恩斯主義學說遭受重大挫折。人們開始厭惡國家干預，渴望自由 市場 的回歸，并把目光紛紛投向崇尚經濟自由化和個人理性的新古典經濟學。但是由于新古典主義理論在接受實踐 檢驗 的過程中，自身存在的許多弱點暴露無遺，如新古典主義理論的基本假設——“零交易費用”假設和“理性經濟人”假設不符合實際；新古典主義理論的研究方法不盡科學；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研究范圍較為狹窄等等。此外，新古典主義理論還傾向于把個別范疇一般化，絕對化。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以科斯、諾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應運而生，掀起了對新古典經濟學的范式革命，并取得了重大的理論突破。

科斯作為新制度經濟學派的奠基人，他在《企業的性質》和《社會成木問題》中提出的“產權”和“交易費用”己成為該流派中的核心概念和中心思想。圍繞這兩個概念的分析，從70年代開始，有關新制度經濟學的文獻大量涌現，由此產生了許多對現實具有很強解釋力和 指導 意義的相關理論，如產權理論、企業理論、委托——理論、尋租理論、法與經濟學理論等等?？扑乖谄?937年的著名論文《企業的性質》中提出了企業為什么會存在以及企業如何確定自己的規模等問題。他認為企業的存在是為了節約市場交易費用，即用費用較低的企業內交易來代替費用較高的市場交易；企業的規模被決定在企業內交易的邊際 成本 等于市場交易的邊際成本或等于其他企業的內部交易的邊際成本那一點上?？扑褂靡越忉屍髽I存在的交易費用概念被后來者廣泛應用于諸多領域，從而使交易費用概念被逐步地一般化。這篇文章也被公認為是新制度經濟學流派的開山之作。

2新制度 經濟 學 的主要內容

2.1 關于交易費用的一般化。

科斯最早將風險因素、信息因素、壟斷因素和政府管制囊括起來考慮并轉為交易費用概念，此概念現在擴展到包括度量界定和保證產權的費用、發現交易對象和交易價格、討價還價訂立交易 合同 的費用、執行交易與監督違約行為及維護交易秩序的費用等，即制度運行費用的總和。新制度經濟學從現實的人和現實的組織出發，把現實世界中遠不為零的交易費用與轉換費用(transformation costs)一塊計入，納入經濟分析體系(諾斯，1992)。

2.2 關于制度的起源與構成。

制度是一種稀缺性資源，是合作的前提和沉淀。從降低交易費用角度理解制度起源是科斯制度理論的一個特點。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安排規定了人的選擇的維度，提供了具有經濟價值的激勵或限制。人類把非正式制度逐漸提升為正式制度，規則逐漸硬化(諾斯, 1994)。

2.3 國家與產權理論。

諾斯把國家當作一種行使暴力上有比較利益的組織，它處于規定和強制實施所有權的地位，潛在地利用暴力來實現對資源的控制。國家有充當使 社會 福利最大化和使統治集團收入最大化的兩面性，其授訂的產權安排就可能偏離經濟持續增長的目標。

2.4 制度變遷模型。

新制度經濟學家認為，資源、技術、偏好與制度的配置是一個聯動的體系，制度變遷意在實現更高的制度效率，表現為制度均衡的動態尋找。初始制度既限定了當期資源、技術與偏好，又使制度變遷產生某種依賴性，即“人們過去作出的選擇決定了他們現在可能的選擇”，發生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

2.5 制度供需及均衡。

新制度經濟學家認為，經典供需分析可拓展到制度分析領域。制度需求受制于產品和要素的相對價格、 憲法 秩序、技術和 市場 規模等;制度供給受制于現有知識積累、制度設計實施 成本 、制度存量和憲法秩序及意識形態等因素。

3結論

新制度經濟學試圖通過使新古典 經濟學理論 在方法上更具現實、更具社會性、更具 歷史 性而挽救它，并提出私有產權安排對你經濟效率有決定性意義，最近30年來它逐漸成為熱門的研究領域。我國的經濟制度轉型為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和完善提供了一個好的實踐 環境 。

參考文獻:

［1］孫緒娜，《新制度經濟學理論概述》，《資料通訊》，2007年第7期。

［2］胡泓，《新制度經濟學簡介》，《黨政論壇》，200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