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中醫基礎理論病因學說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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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毒邪學說的發展概況

毒邪作為中醫病因學說之一，從《內經》時代開始，即已奠定了其理論基礎，后世醫家多有充實與發展。二十世紀80年代以來，由于臨床實踐的發展和現代病理機制研究的深入，對傳統毒邪的認識得以深化和拓展，大量的研究成果面世，內容包括毒邪的界定、歷史沿革、病邪性質、致病特點、相關疾病的診斷與治療等方面。近3年來，有關文獻主要集中在毒邪致病的機制探討方面。毒邪學說已成為現代病因學與治療學研究中新的視點與熱點。但經過20多年的發展，毒邪學說經歷了興起、昌盛，但仍未取得突破性進展，甚至有悄然沉寂之勢。究其原因，涉及了從中醫疾病觀到當代疾病譜變化的方方面面。

2 毒邪學說的困境與分析

2.1 與疾病可知、可治理論的矛盾 《內經》不僅奠定了中醫學的理論基礎，也締造了中醫學的疾病觀。目前大家所公認的“疾病可知、可治觀”，即由《靈樞》的“拔刺雪污論”發展而來。《靈樞·九針十二原》曰：“今夫五臟之有疾也，譬猶刺也，猶污也，猶結也，猶閉也。刺雖久，猶可拔也；污雖久，猶可雪也；結雖久，猶可解也；閉雖久，猶可決也。或言久疾之不可取者，非其說也。夫善用針者，取其疾也，猶拔刺也，猶雪污也，猶解結也，猶決閉也。疾雖久，猶可畢也。言不可治者，未得其術也。”由“拔刺雪污解結決閉論”奠定的“疾病可治、可知觀”是符合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與歷史觀的，在2 000余年的歷史長河中，有效地指導著醫療實踐，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累累碩果。但疾病的可知是有限制的，受限于特定歷史時期的科學技術水平。疾病的可治性是有條件的，要受到患者機體的承受能力、依從性、疾病的發展階段、醫者的專業水平、醫療技術的現狀等各種條件的影響。《史記·扁鵲倉公列傳》曰：“使圣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于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臟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即全面地論述了影響疾病可治性的諸多因素。清·程鐘齡《醫學心悟·醫中百誤歌》更是從醫家、病家、旁人、藥中、煎藥5個方面總結了100種影響疾病治療的不當言行。隨著時代的發展，診斷技術的進步，人類壽命的延長，疾病譜的改變，新的疾病、新的醫學難題不斷涌現。在特定歷史時期內，特定疾病的不可知、不可治，成為無法回避的事實。如果忽略了這些因素，來考察毒邪學說的作用，會發現毒邪學說對臨床缺乏有效指導，一種對實踐沒有有效指導作用的理論，當然不會被看作好的理論。

2.2 辨證論治體系的缺失 縱觀中醫學2 000余年發展史，一種學說的確立，均以相對完善的理法方藥體系，亦即辨證論治體系的形成為標志。以溫病學為例，其學說萌芽于《內經》、《難經》、《傷寒論》，發展于唐宋元明，形成于清。其形成即以葉天士《外感溫熱病篇》確定衛氣營血的辨證論治體系為標志。而《中醫腦病學》不能脫離《中醫內科學》獨立，正是因為其辨證論治體系還是以五臟為中心的臟腑辨證體系。一種產生于臨床實踐的中醫學說，只有當其可以據之以立法、組方、遣藥，即指導實踐時，才可稱作完善。毒邪學說在理論上已基本完備，毒邪的內涵與外延、歷史沿革、病因病機演變、臨床特征、涵蓋的疾病種類與預后等已闡明。但確定為毒邪致病后，應采用何種治則治法，選用何方，或如何組方，方中如何加減用藥，基本上是空白。這也是導致毒邪學說逐漸沒落的重要原因。

2.3 涵蓋疾病譜的難治性 毒邪學說涉及的疾病范圍廣，種類多，涵蓋了內外婦兒各科，有廣義疾病范疇如心系疾病、惡性腫瘤，常見病、多發病如急性腦血管病、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高血壓病、糖尿病及其并發癥，少見病、疑難病如系統性紅斑狼瘡、肝豆狀核變性、成人斯蒂爾病，危重急癥如急性心肌梗死、全身炎癥反應綜合征，還包括放射性肺炎、化療毒副作用、運動性疲勞等難以歸類的疾病，總數超過100種。上述疾病，或多或少的具備遷延性、復雜性、難治性、致殘性、致死性等特征，無論現代醫學還是中醫學，在治療這些疾病時都有束手無策的無奈感，其中很多疾病根本不存在治愈標準。

3 毒邪學說的前景展望

隨著時代的發展，診療技術的進步，人類壽命的延長，疾病譜的改變，醫學觀念的改變，新的疾病、新的醫學難題不斷涌現。新的醫療實踐，提出了諸多全新的問題，中醫學理論在認識、分析、解決新問題方面的不足難以回避。雖然毒邪學說存在諸多不足，卻因臨床實際的需要而表現出強大的生命力，甚至有泛濫的趨勢。要規范毒邪學說的發展，拓展辨證論治的適用范圍和能力，應當為毒邪學說準確定位并將之有機融入中醫基礎理論中。

3.1 毒邪的中醫病因病機定位 目前比較公認的看法，毒邪有內外之分。一般認為外毒指由外而來，侵襲機體并造成毒害的一類病邪。內毒是指由內而生之毒，系因臟腑功能和氣血運行失常，使機體內的生理產物或病理產物不能及時排出，蘊積體內而化生。內毒多在疾病過程中產生，既能加重原有病情，又能產生新的病證，多標志著疾病進入危重階段［1］。因而外毒可歸入外邪中疫癘之邪的范疇，內毒可與痰、瘀并列作為特殊的內生病邪。雖然毒邪可由六化生，或與痰、瘀并見，但多同時具備猛烈性、火熱性、傳染性、特異性、頑固性5個特性［2］中的3個以上，且毒邪決定著病情的發展方向與預后，因而毒邪作為獨立的致病因素更符合臨床實際。外毒致病，多損傷皮肉筋脈，并出現神志異常，與肺、心、肝關系密切。內毒之生，多與肺之宣肅、脾之運化、腎之開合異常密切，故應主責肺、脾、腎三臟。

3.2 中醫治療學研究 毒邪為病，其治當以祛除毒邪為主，兼以扶正。故汗、和、下、消、吐、清、溫、補八法分別適用于不同階段，但吐法當今近于不用，溫補二法在毒邪熾盛時有助邪之弊，故祛毒治法，以汗、和、下、消、清為常用，其中汗、下使毒邪有出路，和、消、清可認為是廣義的解毒法。有了治則治法的指導，進一步應探討針對毒邪為病的方藥，雖然關于具體疾病的辨證論治內容豐富，但在普適性方面不足。今后的研究，首先應整理具有解毒祛毒功效的中藥，因《神農本草經》樸實有驗，可從此入手。其次，整理發掘具有解毒作用的方劑。但毒邪學說真正成熟的標志，應該是超越西醫具體疾病的藩籬，在中醫學理論指導下，出現如同王清任諸逐瘀湯之與瘀血學說的系列方劑。

4 小結

適應時代的要求，在短短20多年間，毒邪學說以其頑強的生命力，獲得了長足進步，為當代中醫藥辨治層出不窮的疑難疾病，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依據。但毒邪學說的理論體系尚未最終形成，當以中醫學理論為指導的理法方藥體系真正構筑起來的時候，中醫藥學防治疾病將再獲利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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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對象選擇與分組：選擇中我校2010級中醫七年制專業不同方向（傳統中醫方向、中醫方向）的教學班級，對七年制傳統中醫方向30人中醫基礎理論課程采用PBL教學方法，每5人一組，共6個小組；中醫方向110人采用傳統授課方法。兩個班級所用教材均為孫廣仁主編，中國中醫藥出版社出版的《中醫基礎理論》新世紀全國高等中醫藥院校規劃教材。

課程教學章節的選擇：中醫七年制傳統中醫方向在課堂講授完緒論、中醫學的哲學基礎精氣學說、陰陽學說后選擇五行學說；藏象學說在講授完藏象的概論及五臟中的“心”的前提下，進行其它四臟臟及其六腑；病因學說中講授完風邪之后的其它邪氣及其七情、痰飲、瘀血等內容，進行PBL教學法試用。于學期末進行理論考核和PBL教學法教學效果問卷調查評價分析。

編寫新的教學大綱：應用PBL教學模式進行教學的成敗關鍵是要尊重客觀規律，制定適合于學生的PBL教學的教學大綱。根據教育部頒布的《中醫基礎理論》教學大綱的要求，列出難點、重點及必須掌握的知識點，針對學生的知識背景，擬定部分思考題與教學案例，并在應用前期提供少量輔導材料。

編寫教學案例：為了使PBL教學達到預期的效果，與教研室的有關教師多次研討，制定PBL教學的具體案例，病例中的問題具有劣構性。每個病例都有學習重點，且有不同的臨床癥狀和檢驗結果，涵蓋相應的課程內容。每個病例后面根據教學大綱的要求提出了許多相應的引導性問題，以引導學生進行課外的自我學習、資料查閱和準備討論提綱。

編寫教師指南：因教師水平的差異可能會對案例的理解不同，為避免對問題理解的差異及其對討論內容引導的不同，針對引導性問題和學生可能提出的疑問，編寫教師參考指南，對每個問題提供了參考解決方案。

制定具體實施步驟：PBL實施過程要求各個學習小組針對相關問題自學教材，利用圖書館和互聯網查閱相關資料，做讀書筆記。討論課前將教學案例及問題發給學生，讓學生查閱資料，預習相關的知識點，自學總結，準備小組討論提綱。小組成員之間可相互討論；小組討論后，推薦1名代表參加大班討論。大班討論時，由每組推選的代表講解，本組其他成員可及時補充，其他組成員在該組講解之后，可以進行提問。最后，教師搜集一些帶有共同性的問題，總結講解、概括歸納本次課的重點及難點。此外，課堂討論前，教師應隨機地檢查學生的預習筆記，了解學生的主動學習情況。課后，教師根據學生討論中的表現，實事求是、客觀地做出評定。上述PBL教學法實施的步驟概括為：提出問題—學生自學—小組討論—大班討論—教師總結。

2.PBL教學法教學效果的初步評價

理論考核評價分析：PBL教學方法組平均成績78.4士9.8，傳統授課法組平均分73.8士10.2，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2.2074，p=0.0289<0.05），說明七年制傳統中醫方向班成績優于中醫方向班，即提示PBL教學法在中醫基礎理論課程教學中教學效果優于傳統授課法。

PBL教學法教學效果采用問卷調查的形式，問卷調查主要包括課堂氣氛、學習態度、學習興趣、理解接受、主動學習、溝通協調、團隊合作等方面。結果顯示，課堂氣氛方面，PBL教學法組90.0％學生感覺課堂氣氛活躍，較系統講授法組（67.3％）明顯改善；學習態度考評如聽課狀態、課堂紀律方面，PBL教學法組（83.3%）較傳統教學方法（76.4%）有改善；學習興趣方面，PBL教學法組（83.3％）較傳統講授法組（77.3％）學習興趣有所提高；在知識的理解接受方面，PBL教學法組76.7％學生能較好地分析案例，較傳統講授法組（71.8％）有所增強。另外，PBL教學法組在自主學習、獨立思維和團隊協作能力等方面，分別為80.0％、87.0％和73.3％，較傳統教學法組60.9％、72.7％和58.2％高。可見，PBL教學法較之傳統授課法展現出了較大的優勢。

3.討論

中醫基礎理論是是闡釋和介紹中醫學的基本理論、基本知識和基本思維方法的課程。由于中醫學發展的歷史跨度大，以及現代人文環境的影響，使得當代學生對中醫基礎理論相關問題的理解，或者在如何正確學習中醫基礎理論的認識上容易產生較大的偏差。在實際教學中學生則普遍感到該課程概念多而陌生，內容抽象，理論深奧，信息量大，難以深刻領會所學內容。針對以上特點，采用PBL教學方法，可以使抽象的內容變得形象具體，深奧的理論更淺顯易懂，提高學生自主學習該門課程的興趣，培養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PBL教學作為一種有效的教學模式，對師生的互動合作、探究學習及自身觀念、態度和行為上的改變有著重要意義。當然為了更好的推進和實施PBL教學方法還需要不斷地在實踐中總計經驗，如要更加深刻的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態，學習特點，為學生提供參與的機會；尊重學生的主體地位，積極鼓勵與引導學生更多的參與其中；鼓勵學生提問，及時指導學生在認識上出現的偏差；注重教學形式的合理運用，實現在參與中發展。通過PBL教學方法的應用與實踐，我們已初步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且適合于傳統型中醫方向的中醫基礎理論課程教學模式與方法，初步建立了PBL教學方法中“教”與“學”的效果評價機制，這必將對PBL教學法在中醫基礎理論課程中的推廣應用提供借鑒與參考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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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內經》病因病機理論研究韓永明等認為《內經》的病因包括了陰陽分類、三部分類，六、七情病因的致病特點，以及飲食、房欲、勞倦、蟲獸傷致病等內容；《內經》已經認識到體質、自然氣候的異常、人體自身精神狀態等都可以成為致病因素，因此是“病因學說”的源頭。馬小蘭認為《內經》的病因涉及時氣、疫癘、情志太過、飲食失宜、勞逸無度、起居不節及外傷諸方面，并以陰陽分類法和三部分類法對病因進行分類；《內經》的病機包括陰陽（寒熱）病機、表里病機、虛實（邪正盛衰）病機、六氣病機、五行病機、精氣血津液病機、臟腑病機等方面。宋耀鴻認為《內經》“病機十九條”是把疾病所表現的錯綜復雜的病狀加以綜合考察進行病機分析的典范，并具有以下特點：五臟定病位，六氣明病性；審病癥病因之異同；求有無與虛實。吳彌漫認為《內經》病因病機認識論和方法論具有以下特點：比較“奇恒”，明辨適度與太過，過則為病；內外病因并重，而機體正邪盛衰只是相對而言；以動態的觀點、從整體失衡的角度研究疾病發展變化機理；類比推理，以外揣內；綜合歸納，以“證”命病。盧紅蓉從論述方法、思維方式、內容共同點等方面研究《內經》病機特點，認為《內經》病機理論具有與人文醫學相互滲透；以“證”論“機”，開闔有度；揣度奇恒，以“象”測“機”；注重功能，兼顧形質；提綱挈領，偏重原則等特點。

1.3《內經》臨床診察理論研究曾高峰認為《內經》的診法原理為“以表知里”、“以常衡變”；診法內容包括望診、聞診、問診、切按診，而切按診又包括脈診、虛里診、尺膚診、腹部觸診等。嚴慧芳等認為《內經》對舌的解剖、生理、病理都有明晰準確的認識，其“舌診”理論以經脈絡屬關系為生理病理基礎，以舌象變化作為判斷疾病預后吉兇的重要依據，從而構建了舌診理論的基本框架。杜松認為《內經》的色診是望診的中堅內容，包括了望色之神、望色之常、望色之異、五色主病、望色之位、望色之變等內容。徐振華等認為《內經》以十二經脈病證、奇經八脈病證以及特定穴理論為基礎構筑了經絡診察體系，正如《靈樞•終始》所言“審、切、循、捫、按，視其寒溫盛衰而調之，是謂因適而為之真也”，經絡診察的方法則有問、審、切、循、按等。楊杰認為，《內經》診法以縱向觀察疾病發生發展及轉歸變化，橫向以四診合參診察病證；其診法包括脈診、尺診、色診、面診、身體分部診、病因診、情志診、夢診、毛發診、十二經診、絡脈診、體質診等近50種診法。通過對《內經》診法內涵外延的分析，認為《內經》診法是以“整體恒動觀”為基本理念，具有“因人因時因地”三因特色的診法。

1.4《內經》臨床論治理論研究陳鋼認為《內經》理論指導診治體現在以下方面：對疾病的整體預見功能、臨床診治的認識功能、對疾病現象和治療的解釋與方法功能、提高醫生決策能力、批判臨床錯誤觀點和拓展診療潛力的能力。馬赟認為《內經》是“診、治、調”三位一體的診治體系，在臨床論治上以整體聯系、點面結合及防護為主、以人為本為其主要理論特點。毛旭等認為《內經》治療學的特征是從整體角度對人體機能狀態進行綜合調控，這種整體統一觀體現在治療主導思想、治療原則、治療方法以及手段中；它主要包括天人相應的整體觀、臟腑相關的整體觀、經絡聯系的整體觀、全息調控的整體觀。而針刺療法中的“從陰引陽，從陽引陰”、“左病取右，右病取左”等則是《內經》治療學中整體觀思想在針治角度中的體現。王敏等認為《內經》極其重視在疾病治療過程中對正氣的顧護，對虛證強調“五虛勿近”，對實證提出“無逢其沖而瀉之”；在疾病治療中以顧護正氣為主是《內經》治療學中重要的指導思想之一。劉永旭等認為《內經》從生理、病理、臨床診治等方面闡述了人體陽氣的重要性，扶陽思想是《內經》重要的治療思想。鄒澍宣等認為《內經》扶陽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重視陽氣，陽主陰從；《內經》的治病立法首重扶陽，扶陽有助于陰陽平衡的恢復，“使人體陽氣宣通、正常強盛”。馮文林認為《內經》的治則主要為治病求本、協調陰陽、扶正祛邪、因勢利導、因時因地因人治宜以及治未病；治法包括藥治、刺灸、導引、按摩、外敷、熏洗以及飲食治療、精神治療、手術治療等。蔡旭認為《內經》的論治思想主要為治病求本、謹守病機，主張祛邪外出，強調系統調節、因情治宜、權變療法以及治未病。周安方分析《內經》臨床醫學理論，認為其臨床論治理論包括治病求本理論、陰陽求衡理論、氣血求和理論、正邪求諧理論、時勢求順理論、五行制勝理論、以此調彼理論、各有所宜理論8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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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激趣引題，深入探究

《中醫內科學》的歷史沿革部分，主要闡述對疾病認識的發展過程，為進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指導性材料，因而在教學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但沿革內容枯燥，部分學生認為可學可不學，因此，給教學帶來了很大的困難。針對這種情況，采用激趣引題，激發學生的興趣，分析各個歷史時期對病證認識的進步性與局限性，結合已經掌握的知識，讓學生討論并提出各自的觀點。如在“中風”一節中，筆者提出“歷代醫家對中風的病因、病機、病證及治療方面是如何認識的？你們認為最具影響的認識在哪方面？今天看來還有哪些局限性？需要做哪些補充？”等問題。學生積極閱讀教材，討論熱烈，大部分學生給出了各自的答案，最后筆者進行歸納總結，指出歷代醫家對中風病認識經歷了漫長的過程。隨著認識的提高，各時期對中風病的認識在不斷地深入和完善，如唐宋以前以“外風”學說為多，多以“內虛邪中”立論，治以疏風散邪、扶助正氣為主；唐宋以后，中風主要以“內風”立論，成為中風病因學說的一大轉折，對現代治療中風也產生了很大影響。最后，學生討論熱烈，提出了“內風和外風能否兼夾導致中風病？風為六之一，除了大家熟知的中風、中暑之外，是否還有中寒、中濕、中燥和中火？現代醫學對中風是如何認識和研究的？”等問題，激起了學生的積極思考和大膽創新的探索熱情，為進一步學習、研究中風病打下了基礎。

2 師生合作，共同探究

病因病機部分內容比較抽象，牽涉到中醫基礎理論，特別是臟腑的生理和病理等相關內容，掌握好這些知識，才有利于從根本上理解病因病機，為理論與實踐的有機結合打下基礎。筆者將探究式教學法運用到該部分的教學中，從整體上把握各類疾病的病因病機特點，充分挖掘學生的潛力，發揮其自主性。在探究中把學、思、疑、問結合起來，做到在學習中探究，在探究中促進學習。對于普遍性問題，在課堂上師生共同探究解決；對一時不能解決的問題，安排學生課后合作探究，留到下一節

課解決。如在講解“咳嗽”一節時，部分學生對咳嗽與肝、脾及腎有關不好理解。筆者提醒學生，“能否找出四臟相關的共同物質基礎？肺與肝、脾及腎是否存在有一個共同的病理基礎？”經過師生之間的互動，大部分學生很快就聯系到“氣”，氣使得四臟在生理上相互依賴，病理上互相影響，氣的病理變化是四臟與咳嗽相聯系的共同物質基礎，咳嗽是四臟氣病理變化的一個方面。通過講述氣的生理及病理特點，結合臟腑與氣的關系，學生從總體上把握了咳嗽的病機要領，對病因病機的分析能力提高了。

3 辨識比較，強化探究

證治分類部分是教學的重點難點，尤其是對證型的辨識及方藥的選擇方面，由于癥狀交叉、重疊較多，要抓住要點，辨識清楚，并不容易。筆者首先對某病證相關臟腑的生理和病理特點作簡要歸納、概括。以病為綱、病證相為目，理清疾病證候主次，使學生從總體上把握要點。既避免了主次不分，又不至于遺漏主證。然后，組織學生討論探究，學會舉一反三，分析較復雜的兼夾證型或變證。例如，在講授“腹痛”的證治分類時，筆者提出：“如何辨識‘寒邪內阻證’和‘中虛臟寒證’引起的腹痛？選方用藥上有什么區別？”大部分學生從腹痛的病史、疼痛性質、持續的時間、緩解的方式以及疼痛時伴隨的癥狀等方面加以區分，掌握了這兩個證型的辨識要點和處方用藥的異同。有同學進一步提出“寒邪內阻和中虛臟寒證能否轉化？若既有中虛臟寒又兼有寒邪內阻，可能出現什么癥狀？又如何治療？”等問題。通過探究式課堂教學，證治分類的教學內容得到了深化，拓展了學生的思維，簡化了教學難點，學生從探究中也獲得了樂趣。

4 實踐評價，探究反思

《中醫內科學》的病案教學是學生去醫院實習之前的“模擬”課，也是培養學生理論聯系實際的重要途徑之一。通過對大量病案分析與研究，能更好地運用中醫基礎理論，提高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探究式教學增強了師生之間的互動，拓展了學生獨立思維空間，鞏固和擴大了知識面，吸收、內化知識的能力也增強了。筆者充分利用課堂教學手段，靈活地將探究式教學引入到醫案的教學中，營造一個學生親身臨床的環境。如在感冒病案教學中，首先選用較典型的風寒、風熱病案，先要求學生分析病案記錄，各自寫出病名、證型、治法和處方用藥，同學之間相互討論各自的治療方案和依據，之后與名醫治療方法對照，找出自己的差距，這樣學生對病案的理解加深了，也大大激發了學習熱情，把“死”的醫案學“活”了。用同樣的方法分析氣虛感冒、血虛感冒等兼證病案，使學生知常達變，了解臨床疾病變化的復雜多變性。筆者體會到，病案的討論、分析和橫向比較，不僅加深了學生對知識點的理解和記憶，還鍛煉了學生綜合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將基礎知識與實際運用融會貫通，為盡早建立起正確的臨床思維打下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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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對“上火”是怎樣理解的呢？筆者收集到以下幾種情形：心里煩、睡不著，是上火；脾氣大、易發火（怒），是上火；嘴巴干、咽喉痛，是上火；口腔潰瘍、舌尖糜爛，是上火；口苦、口臭、牙齦腫痛，是上火；咽燥、喉癢，是上火；心窩里有燒灼感，是上火；臉上長痘痘、身上長癤子，是上火；臉發紅，有一陣陣烘熱感，是上火；大便干結不通，是上火；喝白酒后全身躁熱，是上火。

這種理解是憑對火熱癥狀的直覺，雖說是表象，但也符合情理。對于“上火”的治療，人們的認識較為一致，那就是選用清熱瀉火解毒中藥，如口服金銀花、番瀉葉、苦丁茶、牛黃解毒片等，或使用抗菌消炎藥。問題在于采用這種清火的方法常常無效，前來就診或咨詢者大多屬于這類人群。其實，中醫學對火及其致病機理的認識有一整套學說。由于人們對“上火”的理解停留在表面的直覺，治療手段也就相對單一，取效自然就不理想了。

在中醫基礎理論中，火是五行之一，代表著五種基本物質的一種，與其他木、土、金、水四種物質共同運行不息，演繹著各種復雜的自然現象。“火曰炎上”具有溫熱、向上升騰的抽象特點。在病因學說中，火為外感六之一，常與熱、溫并稱，均為陽盛所生，只是程度上有所差異，火為熱之極，溫為熱之漸。在病機學說中，火則是從內而生，成為體內的一種病理產物，導致人體組織器官的各種病理變化。內生之火，又稱“內火”或“內熱”，由于陽盛有余，或陰虛陽亢，或由于氣血郁滯，或由于病邪的郁結，產生火熱內擾，導致人體陰陽失于平衡、臟腑功能發生紊亂，某些功能相對處于亢奮的病理狀態。

認識“上火”，首先要區分“上”的是內火還是外火。

外火就是六外邪中的火熱之邪，如在長夏（高溫季節）從外界感染了因太陽光烤曬的暑氣，引起身體的“發熱”等癥狀。一般地說，從外界感染的“上火”比較容易治療。從內而生的“上火”，其發病機理復雜、癥狀雜亂、證型較多，治療上就較為困難。如癥見咽喉干燥、口腔潰瘍的“上火”，除外感熱邪可引發外，更多的是“內火”所致，而且有多種不同的性質，如肺陰不足，陰虛火旺；或肝氣郁結，肝火上擾等。病根不同，治法當然各異。

其次要辨別內火中的實火和虛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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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中醫藥學的研究已經完全突破了長期以經典校注、引證發揮和臨床診治觀察為主的傳統模式，動物實驗研究已成為現行中醫科研方法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并實現了中醫證候研究從臨床向實驗室的過渡。研究表明，證候模型動物的四診表現和實驗室檢測數據與人類有相似的地方，可以用以模擬人類證候;而中醫和中獸醫近似相同的理論基礎[1]，也從另一個方面佐證了中醫動物證候模型的可行性。

1 西北寒燥證動物模型建立的背景及意義

新疆地處中國西北部，是典型的干旱地區，秋冬季節氣候又兼寒冷之性。受此環境影響，初入新疆之人，機體會出現一系列諸如干澀、焦慮、煩躁等異常反應，這種環境也是日后諸如過敏性鼻炎、皮膚病、支氣管炎，甚至某些心血管疾病等新疆特發高發疾病有多發傾向的共同原因[2]。國外的一些流行病學資料表明，居住高原高寒地區人群除易患肺動脈高壓和右室肥厚外，高血壓和腦血管病的患病率也較高[3-5]。在如此干燥寒冷環境下生活的人們，機體必然會由于受到這種環境的影響而產生相應的病理生理變化，擾亂機體內部的“平衡”或“非平衡的有序狀態”，進而表現出不同于其他地區的健康水平和患病狀況[6]。如不加干預，在這種干燥寒冷環境應激下可使機體處于一種“亞健康”或者“疾病易感期”甚至“發病前期”的狀態。多年來，雖有學者對此做過一些流行病學調查[7]，但這種氣候對機體產生影響的具體機理尚缺乏進一步的認識。

由于地域、文化及民俗等歷史方面的因素，長期以來，學術界對西北寒燥證的研究較少，文獻極為匱乏。所以，有必要先建立一個相對可重復的動物模型，以此為切入點，觀察西北干燥寒冷的環境究竟對機體產生何種影響，是否有相對特殊的、可供中醫宏觀辨證的生物表征和微觀辨證的生物學基礎存在?

2 西北寒燥證動物模型建立方法及命名依據

由于受倫理道德要求和技術條件的限制，要對臨床研究和動物實驗結果進行全面的比較尚有困難，因此，我們根據王永炎

院士提出“證候是四診信息表達的機體病理生理變化的整體反映狀態”新的證候概念和理論[8]，在中醫病因學說指導下，并充分考慮到中醫因時制宜、因地制宜的特點，在中國西北城市烏魯木齊于秋、冬季節利用人工氣候箱模擬新疆特有的寒燥環境并作用于小鼠，即每天將小鼠置于寒燥環境中10 h，使小鼠每天都受到溫度及相對濕度突變的刺激以達到實驗的目的。整個實驗遵循病因模擬、生物表征觀察、生物學基礎檢測的研究思路，以病因模擬為切入點、生物表征觀察為落腳點、生物學基礎檢測為輔助，建立了西北寒燥證證候動物模型。

經過幾次重復，我們發現，寒燥環境下小鼠至第14天有著明顯的生物表征改變，而且，第21天的變化與第14天有明顯的不同。這表明，上述改變在某種程度上有著時程性和可重復性，而且和季節有著相關性，以秋冬季節癥狀較為明顯[9]。這或許從另一個方面證明中醫四時辨證的科學性。

在新疆從事中醫和中西醫結合的同道，通過多年臨床觀察，得出了新疆多發以干燥癥狀為主的燥證證候的共識。新疆處于傳統中醫文獻所稱之西北方域，以燥氣氣化為主，故宜將新疆特發中醫證候冠以“西北燥證”之名。西北燥證概念的提出至今已經有10余年的時間，期間部分專家學者也進行了大規模的流行病學調查，從而使西北燥證的客觀存在性已從經驗認識上升到統計數據印證的層面，結果顯示，新疆確實存在著不同程度的燥證，而且有著方域性的特點[2]。我們根據燥證主要有涼燥和溫燥的分型特點以及中醫理論中“寒為涼之甚”的觀點，從新疆環境的模擬出發，主要針對秋、冬季節的干燥寒冷氣候進行模擬研究，所研究的屬西北燥證中的一個分型，結合中醫外感病因學說，故將其命名為西北寒燥證證候模型。

3 相關微觀辨證及辨證微觀化的探索

中醫認為“有諸內必形諸外”。我們認為這些生物表征改變的背后，機體內部應該有著某些臟器形態或者功能方面的變化，即隨著應激的持續存在，也能引起組織器官的損傷或影響其功能的發揮。那么，在這種寒燥環境應激下，小鼠機體內部到底會發生怎樣的改變?

由于中醫證的本質是指證發生發展的物質基礎，這些物質決定著證的發生發展之動態變化過程，是在證的發生發展過程中產生的特殊物質群。由于生物有機體是由無數個大大小小、由眾多小節點(蛋白質、RNA、DNA、小分子)組成各種各樣，如規則的、隨機的、復雜的網絡所構成[10]。因此，人體受到外界干預而形成的“病”或“證”，亦都是以眾多的分子網絡變化為基礎[11]。沈氏[12]在對腎陽虛證的研究中，采取以藥測證，用補腎方在模擬腎陽虛證的皮質酮大鼠模型上，觀察了以下丘腦為調控中心的神經內分泌免疫網絡中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胸腺軸的變化，發現腎陽虛證涵蓋神經-內分泌-免疫網絡，而且直接作用于神經-內分泌-免疫網絡的調控中樞——下丘腦。

基于維醫理論的研究也發現，異常黑膽質證的病因病機過程與神經-內分泌-免疫網絡紊亂有內在聯系[13-14]。異常黑膽質的產生可使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內分泌障礙，反饋調節機制破壞，從而導致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從形態到功能的紊亂[15]。鑒于神經內分泌狀態對疾病的發生十分重要，故根據目前應激學說的觀點，我們選取了包括作為神經-內分泌-免疫網絡樞紐的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所包含的3個臟器在內的一系列重要臟器，觀察其組織形態和超微結構的改變;并測定了小鼠神經內分泌免疫網絡多個系統遞質或介質等的釋放狀態，希望從組織形態結合功能學的改變，立體地說明西北寒燥證證候模型的紊亂狀態，藉此來說明寒燥環境對機體內部狀態的影響。目前，我們已找到了這種生物表征背后的部分生物學基礎[16]，并將把這種改變和所觀察到的小鼠生物表征的改變聯系起來，為豐富中醫藏象學說的內涵做一個嘗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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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藥性理論即是研究中藥的性質、性能及其運用規律的理論。中藥藥性理論是中藥理論的核心,主要包括四氣、五味、歸經、升降沉浮、有毒無毒等。

中藥藥性理論即是研究中藥的性質、性能及其運用規律的理論。中藥藥理理論是中藥理論的核心,主要包括四氣、五味、歸經、升降沉浮、有毒無毒等。

四氣,就是寒熱溫涼四種不同的藥性,又稱四性。它反映了藥物對人體陰陽盛衰、寒熱變化的作用傾向。為藥性理論重要組成部分,是說明藥物作用的主要理論依據之一。

五味,是指藥物有酸,苦,甘,辛,咸五種不同的味道,因而具有不同的治療作用。有些還具有澀味或者淡味,因而實際上不止五種。但是,五味是最基本的五種滋味,所以仍然稱為五味。

辛:“能散,能行”,即具有發散,行氣行血的作用。

甘:“能補,能和,能緩”,即具有補益,和中,調和藥性和緩急止痛的作用。

酸:“能收,能澀”,即具有收斂,固澀的作用。

苦:“能泄,能燥,能堅”,即具有清泄火熱,泄降氣逆,通泄大便,燥濕,堅陰(瀉火存陰)的作用。

咸:“能下,能軟”,即具有瀉下通便,軟堅散結的作用。

歸經,是指藥物對于機體某部分的選擇性作用,即某藥對某些臟腑經絡有特殊的親和作用,因而對這些部位的病變起著主要或特殊的治療作用,藥物的歸經不同,其治療作用也不同。

中藥歸經理論的形成是在中醫基本理論指導下以臟腑經絡學說為基礎,以藥物所治療的具體病癥為依據,經過長期臨床實踐總結出來的用藥理論。

“酸入肝經,苦入心經,甘入脾經,咸入腎經,辛入肺經。”

升降浮沉,指藥物作用的趨向而言。升是上升,降是下降,浮是發散上行,沉是瀉利下行。升浮藥上行而向外,有升陽、發表、散寒等作用。凡氣溫熱,味辛甘的藥物大多有升浮的作用;凡氣寒涼,味苦酸的藥物,大多有沉降作用,花、葉及質輕的藥物大多升浮,種子、果實及質重的藥物,大多沉降。

毒性,古代常常把毒藥看作是一切藥物的總稱,把藥物的毒性看作是藥物的偏性。基本上把毒性分為“有毒,無毒,微毒,小毒”。

現代所謂毒性一般系指藥物對機體所產生的不良影響及損害性。

《素問?五常政大論》把藥物毒性分為“大毒,常毒。小毒,無毒”。

《神農本草經》分為“有毒,無毒”。

《證類本草》、《本草綱目》分為“大毒,小毒,有毒,微毒”。

2 中醫藥指導體育運動的開始

體育運動訓練過程中,特別是競技類運動項目,運動員長時間經受大強度負荷,以至于身體在兩個訓練周期間不能完全恢復機能正常水平,表現出身體疲勞感加重,運動成績不能維持在較高和理想水平。那么怎么樣才能在不減小運動負荷的情況下,使機體疲勞程度較快恢復,保持理想的運動成績哪?從中醫藥理論角度可以解釋,中醫認為運動性疲勞屬于疲倦范疇,屬于內傷不足之虛癥,主要表現不同形式的虛癥(脾虛、腎虛、氣虛、血虛等)。張世明在對運動性疲勞的中醫分型和診斷標準的研究時指出,運動性疲勞可分為形體疲勞癥、臟腑疲勞癥和神智疲勞癥三種類型。其疲勞的本質是臟腑功能下降或失調和經血不足。姜文凱等把運動性疲勞分為:脾虛、腎虛、脾腎陰虛、脾腎陽虛、脾腎陰陽兩虛。喬玉成根據中醫整體觀念和辨證分型原則,將運動性疲勞分為運動性腎(陰虛、陽虛)、運動性脾虛、運動性肝郁、運動性腎疲、運動性心血型、運動性脾胃兩虛。陳家旭提出,運動性疲勞與中醫虛癥有關外,還應注意肝郁,在運用中醫藥緩解運動性疲勞初階段。

人們大多采用“黑箱子”理論去抗運動性疲勞,運用古典醫學的記載指導中醫在體育領域中的運用,比如說;抗疲勞生藥常見的抗疲勞生藥有陸生和水生兩類。陸生抗疲勞生藥主要有人參、構祀子、黃茂、花粉、猴頭菇、西洋參、紅景天、刺五加、阿膠、鹿茸、靈芝、金針菇等。水生抗疲勞生藥主要有螺旋藻、中華鱉、蛤蚜等。這些我國傳統的補益生藥及其提取物,常被加人到抗疲勞食品中被廣泛使用。但我國當時對這類生藥研究的廣度和深度都不夠,對一些補益性生藥未做抗疲勞功能評價便盲目地制成所謂的抗疲勞食品投放市場,一些抗疲勞物質雖已被確認,但其功能因子尚未確認。有些抗疲勞物質的功能因子雖被確定但其他化學結構尚未明確。也有很多研究把以上考疲勞的中藥進行了擴展,有人通過實驗探討了海洋生物藥尖海龍、三斑海馬、牡垢、龜板、刺參、海星黃、螺旋藻、海帶的抗疲勞作用。結果表明,這八種生藥均能不同程度地延長小鼠負重游泳時間,有效降低游泳后血乳酸含童(p<0.05或p<0.01),證明有推遲運動性疚勞出現和促進麥勞恢復的積極作用。

3 中醫藥在體育領域運用的現狀

在現階段人們更加想突破“黑箱子”理論的瓶頸,更想進一步搞清楚單味中藥或者復方中藥能夠緩解運動性疲勞,提高運動成績的機制原理。所以有很多學者嘗試著,中醫理論(整體觀念、辨證論治、五行學說、藏相學說等)能和西方的學說(基因組學、蛋白質組學、系統生物學、分子生物學、細胞生物學等)有意的結合,試圖搞清楚中醫藥能夠抗運動性疲勞的真正機制。也有人將人體的各大系統分開(運動系統、神經系統、心血管系統等)運用先進科技儀器(核磁共振成像、色譜儀等)來探測機體體內在中醫藥干擾過程中生理生化指標的變化,進而從分子水平上掌握變化規律。

比如說;通過用八子補腎膠囊對男子足球運動員賽前準備期和比賽期血液生化指標和運動能力的影響服用八子補腎膠囊受試者實驗后體重血清睪酮(T)水平和耐力運動成績未見明顯變化;體脂重量和體脂率較實驗前明顯降低,無氧功率顯著提高(P<0.05)。服用對照膠囊受試者實驗后體重、血清T水平和耐力運動成績明顯下降(P< 0.05),但體脂重量、體脂率和無氧功率未見明顯改變。最后表明服用八子補腎膠囊能在運動員賽前準備期和比賽期間保持體重、減少體脂重量和體脂率,維持運動耐力并提高無氧運動能力,維持運動員血清睪酮水平穩定。還有就是,運用實驗法確定HiHiLo對古典跤運動員減控重的效果以及對T/C的影響,進一步探討古典跤運動員減控重期間維持運動能力的新的訓練模式。結果顯示:高住高訓低練模式對古典跤運動員減控體重

有著積極的作用,且對運動員運動能力的維持也優于傳統的減控重模式,提示這種減控重模式是可行的。 4 中醫藥在體育領域運用的前景

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快速發展,中西醫藥理學,分子生物學,基因組學等學科理論的不斷完善,先進科學儀器的陸續問世,能夠清楚解釋中醫藥作用機制原理的可能性越來越大。解釋中醫藥原理能夠更好的運用到體育領域中可以從以下兩個途徑開展。

4.1 利用代謝組學在中醫藥中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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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5）02-0040-02

一、素質與人文素質教育的內涵

“素質”原本作為生理學范疇的一個名詞，是指人的神經系統、感覺器官和運動器官等先天賦予的特征。現在，“素質”已發展演繹成一個更綜合的概念，指人在先天生理的基礎上受后天環境和教育的影響，通過個體自身的認識和實踐，形成的相對穩定的身心發展基本品質。關于人的素質內涵，現在比較共識的是認為“素質”包含以下四個部分：思想道德素質、文化素質、業務素質和身心素質。其中，思想道德素質是人的靈魂與方向，是做人的根本；文化素質是人的發展基礎，體現了人對自然和社會的了解；業務素質是人的立業本領，其不僅包括知識技能結構，還包括工作能力；身心素質則是前三項素質的物質與精神的基礎，反映了人對自然與社會的承受力。這四個方面相輔相成，有機聯系。其中，文化素質又包括人文素質與科學素質。“百年大計，教育為本”。實施素質教育已經成為我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的重大戰略任務。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素質教育逐步成為我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的主題。所謂素質教育，是指以培養、提高全體公民基本素質為根本目的的教育模式或教育體制。就學校教育而言，它面向全體學生，是以全面提高學生素質為核心的教育，是開發青少年潛能，訓練和提高其生理、心理素質的全面和諧發展的教育。素質教育的最終目標是使學生全面提高各種素質。1998年教育部教高司2號文件《關于加強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的若干意見》指出：“大學生的基本素質包括思想道德素質、文化素質、專業素質和身體心理素質，其中文化素質是基礎。我們所進行的加強文化素質教育工作，重點指人文素質教育，主要是通過對大學生加強文學、歷史、哲學、藝術等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教育，同時對文科學生加強自然科學方面的教育，以提高全體大學生的文化品位、審美情趣、人文素養和科學素質。”因此，人文素質教育在青年素質教育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人文”一詞出自《易經》：“關乎天文，以察時變；關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在古時指禮樂文化，在現代則是指各種文史哲的知識。作為中醫藥院校的中醫青年來說，人文當然還包括對中醫學理論體系的了解，因為中醫學理論體系蘊含著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黃帝內經》、《難經》、《傷寒雜病論》、《神農本草經》等醫學經典著作的問世，標志著中醫學理論體系的形成。中醫學有著數千年的悠久歷史，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中華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貢獻，對全人類的健康保健和疾病防治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和促進作用。中醫基礎理論闡釋了中醫學的哲學基礎――精氣學說、陰陽學說、五行學說及其在中醫學的應用；中醫學對人體生理的認識――精氣血津液神學說、藏象學說、經絡學說、體質學說；中醫學對疾病及其防治的認識――病因學說、發病學說、病機學說等等。對這些知識的了解可以使中醫青年更加堅定中醫藥事業發展的理論自信、文化自信和科學價值自信，倍加珍惜和覺悟中醫藥文化，繼續增強和提高對中醫學發展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人文的作用在于通過教育來提高素質。從廣義上來說，人文素質是一個人內在的精神品格；從狹義上來說，人文素質包括知識和能力的內化，體現為一個人的氣質和修養。因此，人文素質教育，主要是通過教學的形式，以人文知識的傳授和能力的培養為主要載體，加之環境的熏陶，在此基礎上來全面培養學生的綜合素質，使之內化為人格、氣質和修養。因此，中醫藥院校人文素質教育的目標是提高中醫青年的文化知識、理論修養和道德情操，教會中醫青年如何做人做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人文素質教育是教育的終極結果。

二、中醫青年人文素質教育的實施方略

科學精神求“真”，人文精神求“善”，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猶如人的左臂右膀，缺一不可。高舉人文精神的旗幟，不斷對自己進行批判和反省，倡導具有現代科學意識的人文教育和充滿人文關懷的科學教育是我們中醫藥院校在進行素質教育時所強調的教育理念。中醫青年如何實施人文素質教育是我們開展素質教育重點研究的課題，筆者認為應從以下幾個方面開展工作。

1.合理調整人才培養方案，改善教學體系和教學內容，增開必要的素質教育課程尤其是人文素質教育課程，以豐富教學內容，拓寬和優化學生知識結構。雖然素質教育不等于知識傳授教育和能力培養教育，但知識結構的優化、能力結構的完備，卻是成為高素質人才的必備條件。而人文素質教育課程的開設可以更完善大學生的知識結構，培養其成為具有學術特色、情趣高雅、人格高尚的全面發展的人才。因此，我們要努力把人文素質教育課程與公共必修課、專業基礎課、專業課有機結合，形成一個特色鮮明、覆蓋面廣、設置科學的本科教育課程體系。中醫藥院校應將人文素質課程納入教學計劃，通過必修和選修的形式開設文學、歷史、哲學、藝術等人文社會科學課程，使我們的中醫青年真正具備人文知識、理解人文思想、掌握人文方法、遵循人文精神。具體的課程有：《軍事理論》、《大學生社會實踐》、《大學語文與應用寫作》、《溝通與禮儀》、《經濟與管理》、《心理健康專題講座》等等，通過一系列課程的修讀達到拓展知識、提高品位、健全人格和學會做人的目的。

2.大力開展一系列校園文化活動，加強人文校園環境建設。濃厚人文氛圍的校園文化建設旨在通過環境的熏陶，潛移默化地培養中醫青年的人文素質，因此可以成為課堂教學的補充和延伸。比如中醫藥院校可通過舉辦各種類型的文化素質教育講座，設立傳統文化、國學學習社，開展各種社會實踐活動、三下鄉活動、青年志愿者服務活動，舉辦中醫基礎理論知識競賽以及書法、繪畫、寫作、文藝等各種競賽活動，加大素質教育的評優和獎勵力度來建設校園文化環境。人文氛圍的鑄造對人文素質的培養至關重要，人文氣質是通過長久歷史文化熏陶出來的，因此，除了開展常規性的校園文化活動外，還可以結合中國傳統節日，比如端午節、清明節、中秋節、重陽節等開展對傳統節日文化的學習，鼓勵、支持中醫青年成立學習小組和興趣小組，引導他們開展健康有益的活動。

3.建設高素質的師資隊伍。中醫青年的人文素質教育既包括學生，也包括教師。韓愈的《師說》曰：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傳道”，要求老師言傳身教，傳授知識的同時培養學生的人格品質。“授業”，傳授基礎知識與基本技能。“解惑”，學生通過主動學習提出他們的疑惑，老師要有效地解決知識的困惑。“傳道”排在“授業”與“解惑”之前，說明教師不只是簡單的教書匠，更重要的是言傳身教，教授學生為人處事的道理與良好的品質，培養學生獨立的人格，讓他們形成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與世界觀。因此，要真正做到“傳道、授業、解惑”，我們的中醫青年教師更需要不斷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質。作為從事人文教育、藝術教育和科學普及教育的教師尤其要主動參與大學生人文素質教育。一方面，可以通過參加集中培訓、經驗交流、學術交流等形式，來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質修養。另一方面，可開展大學生人文素質教育理論和實踐的研究，通過報課題、寫論文、寫心得體會的方式來探索大學生人文素質教育的有效途徑和方式方法，不斷總結大學生人文素質教育工作的經驗。作為專業課教師，可將人文素質教育融入到專業課知識的講授中，在教學過程中言傳身教，為人師表，尊重學生，理解學生，關愛學生，用自身淵博的知識，嚴謹的治學態度，良好的精神風貌，健康的生活哲學，寬廣的胸懷氣度，高尚的思想品質，正確的價值觀念來影響和熏陶學生，逐漸探索一條融人文素質教育與專業教育、有效提高人文素質的途徑和模式。總之，優秀的高素質的師資隊伍建設是搞好人文素質教育的關鍵。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實施中醫青年的人文素質教育是一項長期艱巨的任務，需要我們不斷地深入探索、持續推進。筆者相信，在我們的共同努力之下，人文素質教育會不斷完善與成熟，我們的中醫青年會更好地掌握科學文化知識和專業技能，擁有健康的身體與心靈，不斷培養自身的優勢，成為適應社會發展需求的具有高度社會責任感的復合型人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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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藥的藥理研究從20年代初，陳克恢開始麻黃研究[1]以來，研究方法逐步完善，研究領域日益擴大，研究水平不斷提高，形成了自己的學科體系，這就是中藥藥理學。其中一個重要標志，就是中藥藥理動物模型的研究和應用。中藥藥理動物模型是中藥藥理學獨具一格的研究方法，它使中藥藥理學從中藥和藥理學脫胎而出，形成了獨特的學科體系。因此，有必要對中藥藥理動物模型進行整理、探索為進一步指導中藥藥理學發展、豐富實驗動物學的內容起作用。故本文較系統地論述了中藥藥理動物模型的概念、分類、現狀和作用，探討了中藥藥理動物模型的發展趨勢。

1 中藥藥理動物模型的概念

中藥藥理動物模型是指根據中醫藥基本理論，為進行中藥藥理研究而對人類疾病原型的某些特征進行模擬復制，創造出的具有人類病證表現的動物實驗對象及相關材料， 包括人類疾病動物模型、人類證候動物模型、人類病證動物模型三部分的內容，它既是實驗動物學的范疇，又是中藥藥理實驗方法學的核心。

2 中藥藥理動物模型的分類及現狀

中藥藥理動物模型的研究歷經幾十年的發展，已研制出百余種證型，其造模方法大致可歸納為以下三類：

2.1 依據中西醫結合病因學說塑造動物模型：又稱為中藥藥理病證動物模型[2]、病因病理結合型模型[3]

這類模型的造模方法是既運用了中醫的發病學說， 又考慮了西醫的致病原理， 將現代醫學的人類疾病動物模型與中醫證候動物模型嫁接，建立病證結合動物模型。如高脂性疾病血瘀證動物模型、失血性貧血血虛證動物模型、感染性休克厥脫證動物模型等，把現代醫學的辨病論治與中醫學的辨證論治結合起來，中西匯通[4]。這方面的工作急待開展，以深化中藥藥理模型的研究，糾正證候動物模型難于深化、不好應用的不足。

2.2 采用西醫病因病理復制動物模型

又稱為中藥藥理疾病動物模型[2]、病理型模型[3]，其可分為自發性的和誘發性的。自發性疾病動物模型是指實驗動物未經任何有意識的人工處理，在自然情況下，發生染色體畸變、基因突變，并通過定向培育而保留下來的疾病模型，如無胸腺裸鼠、重癥肌無力小鼠、青光眼兔、高血壓大鼠、肥胖癥小鼠等；誘發性疾病動物模型是研究者通過使用物理、化學、生物等因素作用于動物，造成動物組織、器官或全身一定的損害，出現某些人類疾病的功能、代謝或形態結構方面的改變。如發熱動物模型、四氧嘧啶糖尿病（消渴）動物模型、肥胖癥動物模型等，此類模型目前應用最為廣泛。

2.3 模擬中醫傳統病因建立動物模型

又稱為中藥藥理證候動物模型[2]、病因型模型[3]，自20世紀60 年代鄺安堃建立第一個“陽虛”動物模型[5]以來，已用200 多種方法，復制建立了腎虛證、脾虛證、肺虛證、心虛證、血瘀證、血虛證、肝郁證、寒證、熱證、痹證、里實證、厥脫證、溫阻證、溫病等證候動物模型。中藥藥理證候動物模型是指在中醫藥理論指導下，在動物身上復制的中醫藥證候，是中藥藥理動物模型獨具一格的有別于人類疾病動物模型的方法。而中藥藥理證候動物模型的研究還遠遠不能滿足中藥藥理學發展的需要，急待增加研究投入，提高研究水平。

3 中藥藥理動物模型的作用

3.1 中藥藥理動物模型是中藥藥理學的基石

中藥藥理學是以中醫藥理論為指導，用現代科學方法研究中藥對機體的作用和作用機理以及體內過程，從而闡明其防治疾病原理的學科。它包括中藥藥性藥理、中藥實驗藥理、中藥臨床藥理3部分的內容，而中藥藥理動物模型在中藥藥性藥理、中藥實驗藥理、中藥臨床藥理的研究中均發揮著重要作用。

3.2 中藥藥理動物模型是實驗動物學發展的新領域

中醫以系統——綜合醫學模式為特征，堅持功能主義的原則和視角來研究人體。在中醫藥理論指導下對中藥藥理動物模型生物學性的認識，將彌補現代以形態結構為原則進行研究的不足，建立新的指導標準體系，豐富實驗動物生理學，實驗動物醫學和比較醫學的內容。而中藥藥理動物模型的研制與增加，又將豐富實驗動物病理學和動物實驗技術的內容，對實驗動物疾病的病理過程和實驗操作，技術進行重新認識，故中藥藥理動物模型的建立與深入研究，將成為實驗動物學發展的新領域。

3.3 中藥藥理動物模型是中醫藥現代化的突破口

中醫藥的學術發展相當緩慢，其原因就是缺乏實驗研究體系，缺乏與現代自然科學的溝通與融合，忽視基礎理論的研究，未建立起自己的科研規范，指標體系和方法論，致使其理論研究對實踐缺乏推動作用，與世界醫學缺乏共同語言，而中藥藥理動物模型就是在中醫藥理論指導下，應用現代科學方法以實驗動物器官、組織、細胞為研究對象，建立的具有人類病證表現的實驗模型，彌補了中醫藥研究的不足，成為中醫藥理論與現代科學的中介部分。故中醫藥藥理動物模型的研究與發展必將促進中醫藥的現代化。

3.4 中藥藥理動物模型是中藥新藥有效性評價的工具

中藥新藥有效性評價，可用正常動物觀察藥物對生理狀態下各種生理、生化、形態等方面的影響，以判斷新藥的療效。但生理狀態與病理狀態有本質的區別，對藥物的反應常有質的不同。有些藥物對正常動物無藥效作用，而對中藥藥理動物模型則有治療作用，如清熱藥對發熱動物有降溫作用，而對正常動物體溫則無影響，因此僅用正常動物不能全面準確地評價新藥有效性，必須選用中藥藥理動物模型，觀察新藥，對病理狀態的影響，才能更準確地評價其有效性。故中藥藥理動物模型是中藥新藥有效性評價的工具。

4 中藥藥理動物模型研究的發展趨勢

中藥藥理動物模型研究近年來其應用范圍日趨廣泛，今后將在中醫藥基礎研究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除新藥藥理研究之外，純基礎研究能更完美地體現動物模型的優勢和特點，反映中醫藥理論現代化的本質要求。因此，可望成為其主要發展方向，要實現這一點，必須在以下兩方面取得進展：

4.1 重建開放的中醫藥理論體系以融貫新知

中醫藥理論體系有明顯的超穩定性，使中醫藥基礎理論研究的許多成果在融入這一體系時遇到障礙。動物模型研究的許多發現，已從多個方面，如病、證概念，證、病關系，不同證候鑒別，同一證候內進一步分型，證候重新分類，治療反證的意義，中醫方劑、中藥的功用主治規律性等方面提出現有中醫藥理論體系難以容納的內容[8]。因此，很有必要以實證性方法重建開放的中醫藥理論體系。

4.2 相對獨立于臨床以充分完善自我

基礎研究有其自身內在的發展規律，必須相對地獨立于臨床進行發展才能真正完善中醫藥基礎科學，并更好地促進臨床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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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中醫膳食調護總原則包括平衡觀和辨證施膳。在平衡觀上,西醫飲食護理強調從西醫分析解剖觀點入手,即從微觀入手,而中醫飲食護理是在中醫理論指導下,以整體觀為重點,從宏觀入手。因此,中醫飲食調護中的平衡觀與西醫平衡膳食有著不同的側重點,包括從宏觀上闡述五谷、五果、五畜、五菜食物之間的比例平衡;食物的寒涼溫熱陰陽平衡;酸苦甘辛咸五味平衡;食量的平衡等。而辨證施膳是中醫膳食調護中的重要特色,辨證施膳是將“望、聞、問、切”四診收集到的信息在藏象、經絡、病因學、發病機制等基礎理論下,對患者表現出的臨床癥狀和臨床體征進行綜合分析慨括,判斷病證類型,再根據判斷出的“證”確定相應的飲食護理方法及具體的飲食護理措施。

二、藥膳

“藥食同源”指很多食物本身就是藥物,兩者之間并沒有絕對的區別,古代醫學家將中藥的“性味歸經”、“升降浮沉”等理論運用到食物之中,認為每種食物也具有這些特性。而中醫藥膳則是將“藥食同源”這一經典理論發揮至極致的最佳應用。

藥膳內涵博大精深,其寓意不是將中藥和食物進行簡單的混合,而是在祖國醫學“辨證論治”理論的指導下,經特殊加工烹制而成的菜肴、湯汁、羹糊、糕點等食品。藥膳不僅具有了一般食品的色、香、味美等優點,同時“寓醫于食”,既能發揮出中藥的藥性,又能融入食物的鮮美,“藥借食力,食助藥威”,二者相輔相成,相互協調。

2.1藥膳的分類

藥膳有很多種分類方法,按性狀可分為:菜肴類、湯汁類、茶飲酒類、粥粉飯羹類、膏糖蜜糊類,糕餅糖果點心類等;按五臟調養可分為:養心藥膳、養肝藥膳、養脾藥膳、養肺藥膳、養腎藥膳;按作用可分為祛邪治病類和補益保健類;另外還可按季節分、按人群分、按疾病系統分。

2.2藥膳制作方法

藥膳的配方和一般的食品配方不同,需要遵循兩個原則:一是中醫方劑組成的主次輔佐關系;二是膳食的調配原則。使藥膳既有中藥的特點,又符合膳食的色、香、味的要求,二者協調,才更能發揮藥膳的食療效果。在藥膳用量的確定上,首先是以一人食用為準,確定其總量,供一次食用或幾次食用,一般每日分2次食用。根據確定的總量,再計算原材料的數量比例。由于藥膳的特殊性,藥膳的烹制除了應掌握基本的烹調技術外,還應具有一定的中藥知識,烹制時,除了展示一般飲食烹制的色、香、味、形的要求外,也要尤其保持藥膳中藥物的功效作用以及發揮食物的營養作用。藥膳的加工方法和加工形式多種多樣,但方法中以燉、煮、蒸、煨為主,形式中以湯、羹、粥、茶、飲為。這是因為藥物經過較長時間的受熱后,其有效成分才能最大限度地被溶解出,與食物相容,發揮最大的藥膳功效。對于有藥味或有怪味的藥膳,進行烹飪時應給予適當的調味,如可加入適宜的調料或采用一定的方式進行矯味,同理,如果味道很淡,烹飪時則可以給予適當增味,但調味中應注意把握盡量保持原料本身具有的鮮美味道的原則。

2.3糖尿病藥膳的注意點

經過長期的研究進展,糖尿病藥膳有著豐富的理論基礎和形式多樣的方法推薦,如糖尿病常用食物有[2]:玉米須、麥麩、紅豆、魔芋、苦瓜、裸燕麥、番薯葉、陳粟米、南瓜、冬瓜、絲瓜、大蒜、洋蔥、芹菜、黑芝麻、柚子、豬胰、魚類、黃鱔、泥鰍、海參等。常用中藥推薦有[3]:熟地、石斛、百合、天門冬、沙參、玉竹、麥冬、山萸肉、黃連、知母、生地、蘆根等。但是在應用這些食物和藥物制作藥膳時,需要格外注意以下幾點:

辨證施膳

消渴病特點多為本虛表實、虛實夾雜;以陰虛為本、燥熱為標,互為因果。發病之初,患者常以陰虛燥熱為先,隨并病程延長、病情輕重轉變,陰虛燥熱會有所側重,可由燥熱向陰虛、氣陰兩虛、陰陽兩虛等不同證候演變,常肺燥、胃熱、腎虛同時存在,并時有夾濕、夾痰、夾瘀。故消渴病的藥膳調護也應遵循辨證施膳的法則,宜滋陰潤燥為主,并根據具體個體選用有理氣健脾、益氣活血、補腎益陽、淡滲利濕等功效的食材和藥材配合運用。

注意四季飲食宜忌:

萬物皆隨春、夏、秋、冬四季有規律地變化。人的養生之道就像樹木,春而發、夏而長、秋而實、冬而藏,養生應順應自然,應順應四時,即“生長收藏”,如此養生,人才能健康長壽、頤養天年。

春三月、屬木,人體肝氣當令,飲食應該減少酸性食物的攝入,以調養脾氣、避免肝氣生發太過,尤其是素體肝陽偏亢者,春季最容易復發,因此除適當進食高蛋白、富含維生素和礦物質的食物外,可用甘辛味食材、藥材來預防調理。

夏三月,屬火,氣候暑熱,易心煩意亂、人體消化功能下降,以清淡、宜消化的食物為主。除攝取適當蛋白質、蔬菜、水果外,可吃些苦味、酸味的食物,如苦瓜、酸梅湯等以清心降火、清泄暑熱、燥濕健脾、增進食欲,防耗氣傷陰。慎食生、冷食物以損害脾胃功能。

秋三月,屬金,氣候干燥,忌辛易酸苦,可吃些芝麻、核桃、山楂等食物以滋陰潤肺養血、清除肺燥心火。另外,胃腸道疾病常在此季好發,如果不注意飲食衛生,很容易“病從口入”。立秋之后,少吃寒涼生冷食物,以顧護胃氣、防止脾胃損傷。

冬三月,屬水,氣候寒冷,以避寒就溫,斂陽護陰,可吃些高熱量、御寒食物,如熱粥、羊肉等;少食辣椒、酒等辛溫發散之品。此季是身體虛弱進補的較好時機,冬令進補的關鍵是食補,宜因人而異的進行調養。

篇（11）

          中醫認為,七情致病不同于六,六致病是從表入里,都從外感,故有“外感六”之稱。而情志致病,病從內發,是內傷疾病的主要致病因素,故稱“七情內傷”。其致病特點：一是直接傷及內臟,病由內生,故又稱“內傷七情”；二是主要影響氣機,使臟腑氣血失調；三是情志波動,導致病情加劇和惡化。筆者嘗試對七情致病心理學機制進行探討,現介紹如下。

1  七情是人的心理現象

心理學是關于人的心理發生、發展及其規律的科學。人的心理所反映的是客觀現實,而客觀現實是產生人的心理現象的源泉。七情是指人的喜、怒、憂、思、悲、恐、驚7種情志變化,是人類對客觀事物反應的情感體驗,即對外界客事物反映的態度體現和個體感知外界信息、事物、事件與機體內環境(心理、生理系統相互作用)產生的情緒情感反應,屬正常的心理活動范圍。它是通過人體對內外環境中信息的攝取、分析、加工、整合所產生的內心體驗,表達了對客觀事物好惡的不同態度。“好”、“欲”可產生喜樂的積極的情緒反應,“惡”可產生悲、怒、恐等消極情緒反應。這種情緒情感體驗或自我感受于內,或通過五官肢體活動表達于外。七情也即心理現象的內涵,屬認知活動范疇[1]。情志活動是一種正常的心理狀態,但情志的過度興奮或過度抑制會形成病態的基本心理條件,而成為人體致病的重要因素。

中醫以五臟為中心概括人體生理病理的聯系與變化,將人體情志變化分屬五臟。從中醫學的歷史沿革來看,歷代醫家臨證診治均十分重視患者病變的心理作用,如《素問·天元紀大論》謂“人有五臟化五氣,以生喜怒思憂恐”。其中憂附于肺,驚附于腎,說明對外界環境的所致七情變化,是五臟的生理活動所產生,如喜為心之志、怒為肝之志、思為脾之志、悲為肺之志、恐為腎之志等。又如《內經》較詳細論述：“凡欲診病者,必問飲食居處,暴樂暴苦、始樂后苦、皆傷精氣,精氣竭絕,形體毀沮。暴怒傷陰,暴喜傷陽,厥氣上行,滿脈去形。”又說：“怒傷肝、悲勝怒；喜傷心,恐勝喜；思傷脾,怒勝思；憂傷肺,喜勝憂；恐傷腎,思勝恐。”《素問·靈蘭秘典論》曰：“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強調心是產生情志活動的生理基礎,是人體生命活動的根本和主宰。說明心理接受外界刺激,主司人體精神意識思維活動,故又有“心主神明”之說,包括情緒情感反應。其實,情志活動作為心理活動的一部分,均為腦的機能[2]。

上述所論雖沒有現代醫學心理學的完備形態,卻充分肯定了人的情志活動是心理現象的具體反映,闡明了人的心理因素與病理變化之間具有相互聯系和相互制約的關系。值得指出的是,作為認知,情緒情感反應的七情及其太過或不及而致病的七情病因,雖只列出7種,但應將其理解為對人體情緒情感體驗的概括。現代醫學心理學、生理心理學認為,人類的情緒變化是復雜的,有快樂、憤怒、悲哀、恐懼4種基本情緒及在此基礎上組合而成的復雜情緒,但總體上可分為正性和負性情緒情感反應,前者如喜、樂、愉快、恬靜、滿足感等,后者如怒、悲、恐、焦、煩、痛苦、內疚、厭惡、敵對、挫折感等。這些因素過極尤其是負性情緒太過,即可單獨或雜合致病。

2  七情致病的病理生理機制

2.1  相關機理

中醫七情病因學說認為,人對外界刺激的情緒反應過激、過量、過大超出了臟腑調節負荷的承受力時,即可成為致病因素,使心理活動處于應激狀態。應激狀態持續時間過長、作用過久,即可致自主神經系統機能失調,使機體某些器官出現器質性損害。現代生理心理學研究表明,心理應激持續狀態,使下丘腦-垂體-腎上腺系統機能活動增強,導致去甲腎上腺素、腎上腺素、兒茶酚胺類“加壓”素分泌增多,這些物質長時間作用心血管系統,容易導致心臟過重負荷,造成心臟器質性損害,損傷臟腑,擾亂氣機或耗損正氣,氣機紊亂、陰陽失調而引發各種心理或心身疾病,并產生一系列軀體和心理癥狀。中醫認為,五臟與七情相關,不同臟腑對七情致病有一定的易感性,如喜則氣緩,喜傷心；怒則氣上,怒傷肝；思則氣結,思傷脾；悲則氣消,悲傷肺；恐則氣下,恐傷腎等。由此可見,對于七情是否致病及其所致疾病、轉歸、預后等,均與個體心理、個性性格特征、對事件的認知評價系統(中介系統)水平高低及調節系統的功能、個體對事件的承受能力有密切關系。

現代醫學研究表明,心理是人腦的機能,腦是心理的器官,人的心理的產生(包括情志活動)是由客觀的事物刺激作用引起的。中醫理論大多把腦髓功能歸屬于臟腑學說,認為“心主神明”、“心者生之本、神之變也”(《素問·無節藏象論》)、“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素問·靈蘭秘典論》),強調心是產生心理情志活動的生理基礎,是人體生命活動的根本和主宰。研究七情致病的病理生理機制,對五臟與情志各有相應的內在聯系,不同的情志活動可通過不同的臟器體現出來,如心“在志為喜”、肝“在志為怒”等,對五臟六腑之間又與情志有著統一的內在聯系,在這種聯系中,“五臟六腑,心為之主”。中醫認為,七情致病的因素與各臟腑之間的病理關系具有內在的統一性與整體性,如情志所傷往往首先傷肝,致肝氣郁結,失其疏泄；繼則橫犯于脾,胃氣失和,故出現情緒不寧、善太息、胸肋脹滿、胃脘不適、食少納呆；若氣郁化火,火擾心神,則出現心煩不安、失眠多夢、心悸氣短等心理生理病理變化和癥狀；久則耗氣傷陰,虧虛,累及于腎,致腎虛不足諸證；若腎失滋潤而動,肺失清肅而氣逆,致肺腎陰虛證象,故臨床上常可見肝脾不和、肝火犯肺、心脾兩虛、心腎不交、脾腎陽虛、肺腎陰虛等兼證。可見,七情致病任何一臟都可累及他臟,它們之間的生理病理機理是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相互作用的。

2.2  社會環境因素

人腦是產生心理情志活動的器官,但心理情志不是人腦生來就固有的,而是人腦對外部的客觀事物的反應。只有外部客觀事物的刺激作用,形成心理情志正常或異常主觀反映。

中醫對生活事件引起情志致病很早就有系統的論述。如《素問·移精變氣論》云：“當今之世,憂患于內,苦行于外……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也。”《素問·疏五過論》說：“暴樂暴苦,始樂后苦,皆傷精氣,精氣竭絕,形體毀沮。”說明了心理社會因素、環境因素致病的作用。外部刺激事件作用于個體時,由于個體對應激事件評價系統(中介系統)的差異,其所產生的結果不同。同一事件對不同人所造成的精神損傷也不同。

外因導致七情變化多是由社會生活環境,條件作用于個體而誘發的。從性質上講,七情致病可大致分類兩類,即積極性質的生活事件(也稱“正性事件”)刺激多引起正性情緒情感和消極性質的生活事件或負性事件刺激多引起負性情緒情感。后者太過對心身健康危害較大,前者太過對心身健康造成不良影響。臨床所見七情致病除對五臟系統有特殊的易感性和親和性外,也可見七情的兩種以上情志雜合致病。如《內經》中常將“悲哀愁憂”、“怵惕思慮”并稱,而致一個臟腑受病或多個臟腑同病,如心脾兩虛的心悸、失眠、肝脾氣血郁結的腫瘤等。又如,《景岳全書》就曾論述：“陰寒直中之證……惟流離窮困之世多有之。若時當治平,民安飽暖,則直中之病少見。”若遇劇烈境變、意外刺激、所求未遂、事有疑慮、過度操勞等亦可引起情志變異,造成內傷疾病,如心“在志為喜”,喜于欲遂,一旦獲得久欲求之而突如其來的喜訊,常可使人大喜若狂,或驚喜如呆。再如肝“在志為怒”,怒則氣逆,因事怒甚悖愿而爆發,以致傷肝染成重病或由此而暴卒者屢見不鮮。

2.3  心理因素

七情致病的心理因素在于不同人格特征類型產生的不同結果。同樣的生活事件刺激作用于不同的個體,有時可引起不同程度的或相反的情志反應。這就是七情引發的不同心理因素作用結果。《素問·評熱論》“邪之所湊,其氣必虛”的發病觀,對于七情致病的內因,即人格特征及其對外界刺激的認知評價在心身疾病中的重要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如太陽之人(火形人)為陽氣之極者,具有心靜開朗明快、喜悅樂觀的性格特點,但情緒波動較大,陽氣有余,易于極樂生悲,對各種刺激反應強烈,故對因“怒”致病是有明顯的易患性。少陰之人(木形人)屬于陰形人、陰氣偏重,其性格多深沉、悲觀、多憂多慮易生思慮之情而發肝郁之證等。

在心身疾病的發病過程中,某種人格特征易發展成為某特定的思想和行為模式,而這些因素又易促進某類疾病的發生。如膽汁質型者的特點性情急躁、易怒、易患高血壓病；性格內向憂郁、多愁善感之人易生思慮憂傷易患失眠、心悸等神經衰弱和神經癥。

總之,心理社會因素是導致七情太過而引發多種心身疾病的重要的心理因素,這就要求心理和醫護工作者臨證仔細深入地了解分析生活事件以及心理因素,包括人格特征、認知模式對患者的影響,才能把握主動,這對于心身疾病的臨床診斷、治療和預防具有重要意義。

3  七情致病的心理學機制分析

從醫學心理學角度分析,七情致病的機制與生物、理化因素致病的發病機理一樣,只不過病因是心理、社會因素,病理生理過程與生物醫學相同。七情致病的發病機理在于個體接觸內外致病因素刺激后,由于個體中介機制的差異,對于刺激導致的情志太過產生心理應激,應激反應持續存在引發機體器質性損害并伴有臨床癥狀[3]。應激過程是否進而使某些器官器質性損害,與個體對該刺激的承受力、抵抗力和耐受力有關。就象病源生物因素作用個體時是否能引發疾病與個體免疫力有關一樣,個體免疫機制完善,機體免疫力強,就不會引發疾病和出現臨床癥狀,反之就有可能致病。正象《素問·評熱論》“邪之所湊,其氣必虛”的發病觀。如七情致病的內因,與人格特征等不同的心理水平和其對外界刺激的認知模式不同,其產生的結果也不同,該發病機制過程已為現代醫學所證實。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