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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文化進鄉村大全11篇

時間:2023-07-06 16: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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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文化進鄉村

篇(1)

一、實施文化惠民扶貧工程,完善基層服務網絡

加快推進基層文化設施建設。提升完善29個鄉鎮綜合文化站、35個貧困村文化活動室和524個農家書屋,全力推進農村文化陣地規范化建設、管理和利用,加快基層公共數字文化服務推廣,讓基層文化陣地成為人們參與文化、陶冶情操、提升素養的重要場所。

管好用好基層文化設施設備。堅持建設和管理并重,全面整合基層公共文化服務資源,把文化供給和群眾需求結合起來,實現公共文化服務資源共建共享。加強圖書館、文化館、鄉鎮綜合文化站、村綜合文化服務中心規范化管理,健全服務網點,提高公共文化場館設施利用率和綜合服務效能。創新公共文化服務需求反饋機制,及時準確了解掌握群眾文化需求,制定公共文化服務目錄,開展菜單式、訂單式服務,實現公共文化服務供給與群眾文化需求有效對接。

二、實施傳統文化浸潤工程,促進文化傳承創新

堅持開發與保護并重。以構建優秀傳統文化保護傳承體系為抓手,深入挖掘優秀傳統文化蘊含的人文情懷、道德規范,結合時代要求傳承創新。鼓勵支持文化資源由靜態保護向開發利用的轉變,推動文物保護與扶貧開發、文旅融合和新農村建設相結合,促進文化價值和經濟價值相統一,使優秀傳統文化真正成為支撐鄉村振興發展的寶貴財富。

堅持活化與傳承并行。加快文化遺產的活化利用,依托傳統村落、古建筑、遺跡等文化遺產,引導群眾致富思源、崇德向善。注重打造歷史文化體驗,促進文化遺產與文明鄉風、新村建設有機結合,讓優秀傳統文化融入生活、走進現實。實施非遺項目搶救性保護計劃,對非遺項目、傳統技藝進行搶救性、生產性保護,支持民俗文化傳承保護活動,推進非遺保護傳承進校園、進社區。

三、實施文化精品創作工程,引領先進文明風尚

篇(2)

【中圖分類號】G6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5-6009(2016)62-0071-01

【作者簡介】季陶,江蘇省睢寧縣古邳中學(江蘇睢寧,221200)教師,高級教師。

近年來,當人們從喧囂的工業文明中冷靜下來,發現傳統文化中有大量精美的物品、工藝、技巧等,流淌著農民的生活智慧。這些智慧可能為工業文明生活提供全新的思維力量源泉。

我校的下邳文化綜合學習課程基地,正是在關注傳統文化、關注生活智慧上下工夫,建立相應的傳統文化工作室,引導學生關注傳統文化,在教育中實現傳統文化的傳承。

一、傳統文化工作室為課程基地提供教學空間

徐州市睢寧縣古邳鎮歷史上是東漢時期下邳國的中心,在這片熱土上,涌現了張良圯橋進履、韓信千金謝漂母、“半部三國在下邳”、葛洪山煉丹等歷史故事;有云牌舞、懷中抱子扇、御甜油、苔干、邳半夏、下邳粥等各種“非物質文化遺產”,這些構成了下邳文化。不過,我們調查后發現,很多文化只存在于典籍、遺址里,學生甚至很多百姓并不了解和熟悉。

我們研究后,決定發動學生通過多種途徑來了解地方文化。學生深入鄉村采風,查閱典籍譜冊、探訪遺址古跡,上網查閱,獲得了大量的一手資料,長了見識,增進了與家長的情感聯系,更加熱愛這里的村落文明。我們組織學生開展“講下邳故事大賽”、“下邳文化知識‘一站到底’”、下邳文化劇本創作及演出、下邳文化游戲等活動。

活動的開展,為校本課程的建設奠定了基礎。學校相繼建立了“懷中抱子扇”“云牌舞”“剪紙”“御甜油”“游戲”“漢畫像石”“校本劇”“模型”“泥塑”“苔干”等傳統文化工作室,以工作室為單位開展相關傳統文化活動,實施教育教學。

二、傳統文化工作室為師生提供成長平臺

近期,專家在討論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問題,我們認為,“非遺文化”最好的傳承方式是教育,而教育傳承更應關注文化智慧。

我校的下邳文化綜合學習課程基地建設,正是這一理念的實施平臺,立足于傳統文化工作室展開對傳統文化的傳承、探索工作。

比如,“懷中抱子扇”是起源于古邳鎮的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一百多年前曾獲得國際銀獎,這種扇子有哪些獨特的地方呢?我們的傳統工作室又將從哪里開展工作?

通過走訪,我們先找到此扇的傳承人――已是七旬老人的農民藝術家。通過交流,我們發現,要編制一把扇子的確費功夫,備料、選料、編制等每一環節,都有細致而精巧的內容。

比如,從蒲草到扇子,中間有一個連接過程,先要把零散的蒲草系成一個完整的“扇簾”,再來編扇。而扇形不同,所選用的蒲草也有差異,粗蒲扇用56根寬蒲草,“操扇”“懷中抱子扇”用76根細香母蒲草,“掌中寶”用60根細香母蒲草等。

學生在欣賞藝術美之后,會發現,藝術美其實就是真實的生活,來自田野的藝術,帶有一種質樸、環保、泥土的芬芳,更易打動人,更易讓人著迷、留戀。

通過傳統文化工作室的實踐活動,讓學生對農村有了好感,有了想深入探究的欲望,當然會激發他們認真學習的愿望。

這樣的傳統文化工作室,吸引了大量的學生參與其中,有更多的教師積極投身進來,地方政府已經把我校的“下邳文化”作為一個景點,吸引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友人。

三、傳統文化工作室為農村教育帶來了新機遇

城鄉教育的差異,是客觀存在的,專家們都在研究如何縮小這種差距,從硬件投資、軟件教師培訓,做過來做過去,收效還是不太明顯。其實,大家的核心點都是在當今以城市為中心的教育范圍里,而沒有關注到農村教育的獨特實際,讓農村學生以城市學生為追求目標,差距越來越大。

篇(3)

實現文化小康的重點和難點在基層在農村。安徽亳州歷史文化厚重,是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擁有保護完整、傳承良好、獨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近年來,亳州市把傳承發展優秀傳統文化融入基層文化建設,系統謀劃、整體推進,廣泛開展宣傳教育,活躍了群眾精神文化生活,涵育了文明淳樸的和諧鄉風,筑牢了文化小康供給基礎。

加大保護傳承,讓優秀傳統文化活起來。亳州市對地域文化進行了整理挖掘。開展地域文化普查,對地域文化資源的類別形態、蘊藏情況、流布區域、傳承脈絡以及衍變等情況進行全面登記,建立了較為完整的亳州地域文化數據庫,評選了5個批次81項市級非遺項目。對老莊道家文化、中醫藥養生文化、酒文化、曹魏文化、民俗文化等進行深入研究、系統挖掘整理。實施鄉村記憶工程,加大對鄉史、村史的挖掘力度,大力發展具有歷史文化遺存和地域特色的美麗集鎮、美麗鄉村。組織優秀傳統文化巡回展演,利用圖書館、文化館、博物館、鄉鎮綜合文化站、農民文化樂園等各類文化陣地開展宣傳展示活動,傳播傳統文化。打造以村居文化墻為載體的宣傳陣地,利用道路兩旁的護坡圍墻、農戶院墻和農村公共場所,運用農民畫、山水畫、卡通畫等圖文并茂的形式,生動形象地反映國學故事、家風家訓、村規民約、民俗文化等,讓優秀傳統文化融入生產生活。

立足豐厚土壤,讓優秀傳統文化熱起來。亳州市立足豐厚地域文化資源,積極創設多樣化、接地氣的平臺載體,把活動開展到群眾中去。在全市1350個村居啟動書香村居建設,通過常態化的村居宣講、系列化的文化活動,統籌基層精神文明建設、文化建設等工作,切實提升群眾文化素養和文明素質。組織專家編寫鄉土文化教材,教材包含傳統文化、身邊好人故事和法律知識讀本。組建以基層宣傳文化干部、身邊好人、法律工作者、專業教師等四類人員為主,以老黨員等“五老”人員為輔的近2000人的百姓宣講團和近800人的志愿宣講隊伍。按照每個村居每月至少開展1場宣講的目標要求,上好“四課”,即優秀傳統文化課、道德模范課、法律知識課和形勢政策課。緊緊圍繞“立德樹人”目標,大力推進國學經典進校園、進課堂,組織編寫《國學經典教育叢書》,作為全市幼兒園到高中的必修科目,納入學業考試。把書法、剪紙等民間工藝擴充到藝術課中,組織傳統戲曲、非遺進校園活動,在校園中形成傳統文化教育的良好生態。組織家風家訓討論和展示活動,在百姓廳堂懸掛展示家風家訓,共吸引20多萬個家庭參加。按照為人正直、誠實守信、做事正派、德高望重等標準,開展薦鄉賢、評鄉賢、學鄉賢活動,評選出100名新鄉賢。

著力統籌推進,讓優秀傳統文化傳起來。亳州市把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規劃,納入精神文明創建考核評價體系,建立健全黨委y一領導、宣傳部門組織協調、全社會共同參與的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成立工作領導小組,完善統籌協調、保障服務、督查落實等制度機制,以“項目化”思路推進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謀劃實施了研究闡釋、宣傳教育、保護傳承、實踐養成、傳播交流等五大類20多個項目。把代表傳統文化和記憶的“人”作為保護的主體,定期開展優秀民間藝人尋訪、選拔、表彰,建立并落實非遺傳承人補貼和獎勵制度,建設“建安文學研究中心”等傳統文化研究基地。建立二夾弦、剪紙、五禽戲、梆劇等非遺傳承人、優秀文化人才創作工作室,發揮傳、幫、帶作用。抓好基層文化能人、文化骨干和文化熱心人的常態培訓,每年重點培育100支優秀業余文化團隊、1000名農村優秀文藝骨干。發揮群眾在文化建設中的主體作用,鼓勵基層群眾表現自身,創作屬于自己的文化作品。

篇(4)

臺灣作家黃春明在不同時期的文學創作正好印證了臺灣社會的發展與變遷。《溺死一只老貓》創作于臺灣社會轉型期,“這是一個思想禁錮,但經濟卻急速變化的年代……臺灣的社會經濟在短期內快速地由小農經濟進入資本主義經濟,傳統農業社會迅速轉變成現代工商業社會,完成了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而積累的源泉便是工商業對農業剩余價值的大量榨取。”[1]在這樣“夾縫”與“邊緣”的生存狀態中:一方面傳統的思想與價值觀念還未隱去,另一方面代表現代文明的西方文化價值觀已經在城鎮開始蔓延;代表臺灣本土文化或中國傳統文化的鄉鎮逐漸受到來自代表現代文明的城市的侵襲與滲透,對于傳統與現代的選擇、權衡在無形中充斥、困擾著生活于其中的“小人物”,在傳統與現代的較量中,底層小人物在轉型期無所適從的悲劇命運、城鄉間的矛盾便不可避免地凸顯。《溺死一只老貓》便是此時城鄉沖突的代表。

《溺死一只老貓》講述在距離小鎮不遠的清泉村,鄉間人的生老病死都在鄉村傳統文化的思維承載空間中,但是城市化進程如火如荼地進行,日漸侵蝕清泉村的封閉,阿盛伯從城鎮帶來的消息無疑如晴天霹靂震驚了清泉村,因此以阿盛伯為首的清泉村老者開始了維護清泉村“龍目”的抗爭。在阿盛伯的心中“龍目”代表著清泉村的神圣的傳統文化與權威,作為一種隱性的力量維系、庇佑著清泉村的人。在清泉村全體村民的擁護下,阿盛伯自覺投入到抵制建設泳池的斗爭中,阿盛伯與村委較量、阻礙施工、與警察的爭辯、向縣長申訴,但是阿盛伯的反抗最終只是徒勞,清泉村的村民也漸漸失去與阿盛伯共進退的同盟激情,并漸漸地在“泳池”帶來的消遣中無意識地呈現出妥協的姿態站在了阿盛伯的對立面,與阿盛伯形成立場的對峙,最后孤立無援的阿盛伯決絕地將自己投進了泳池。

在黃春明筆下,“城鄉”在臺灣社會轉型期呈現出“二元對立”的模式,“城鎮”對于臺灣本土文化或者浸濡在臺灣本土傳統文化之下的農民始終是一種陌生的“異質空間”,在城市化進程不可逆轉的趨勢之下,日漸對傳統鄉村形成合圍之勢。阿盛伯的悲劇便來自于城鄉沖突的主題之下,筆者認為,阿盛伯面臨的城鄉沖突既是兩種文化的沖突,又掩藏著城鄉背后兩種權力秩序、意識形態的沖突。

(一)兩種文化的沖突

德國人對“文明”與“文化”的內在區別早有思考,尤其是到了19世紀末期以后,德語中兩者概念區分越來越明顯:“文明”多指物質性、外在、實用方面的,而“文化”則多指精神方面、內在、道德方面。因而,“文化”是長期通過一種潛移默化、軟性的而非暴力的心理滲透慢慢作用于“人”,并在日常生活中漸漸內化于心。

先生曾指出:“鄉土社會是安土重遷的,生于斯,長于斯,死于斯的社會。不但人口流動很少,而且人們所取給資源的土地也很少變動。在這種不分秦漢,代代如是的環境里,個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經驗,而且同樣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經驗。一個在鄉土社會里種田的老農所遇著的只是四季的轉換,而不是時代的變更。”[2]可見中國傳統文化熏陶下的鄉土農村是異常穩固的文化社會,在這個文化圈內已經形成自己的思維、行為方式與評價標準,有一定的穩定性與保守性,這便是黃春明筆下鄉土環境里制約、支配鄉土農民的一種隱性力量,在文化沖突中,沒有切身的物質利益沖突,有的只是精神思維上的相左。

在《溺死一只老貓》中,對于鄉村文化的書寫,黃春明常常以一種“含魅敘事”方式,例如,村民們自然地將火樹伯的死與坐了天送的位置相聯系,將往清泉里扔一個稻草與全村人的眼痛相聯系,以一種樸素的世界觀將事情置于因果關系中,封閉、感性與現代小鎮所代表的開放、理性形成鮮明對比。“泳池”在《溺死一只老貓》中不僅是一種娛樂設施,更代表“城市”一種有悖于鄉村傳統道德文化的現代生活方式,不僅會破壞清泉村“地理”,不利于清泉村長久發展,而且有傷風化,也將污了“龍目”,總之關乎“風水”與“風化”(這固然是一種保守落后的迷信觀念,但確乎是建立在鄉村小生產基礎上形成的鄉村文化)。因此,阿盛伯在傳統文化的驅使下竭力反對建泳池。現代城市的開放性孕育出一種開放、流動的文化,追求一種沒有精神文化負重的純粹趣味,而安土重遷的農耕文化在幾千年的積淀中代表的是一種以固守封閉為特征的持重文化,對未知的、將打破原有封閉空間的新事物有著本能排斥、抗拒與恐懼。當“泳池”沒有走進清泉村時,阿盛伯對城市所代表的現代文明并沒有抵觸與恐懼,甚至主動前往街仔,因為此時現代城市文明并沒有企圖打破鄉村的封閉,但是一旦來自城市的“異質”事物“泳池”將要進入清泉村,無疑成為現代城鎮滲透鄉村的突破口,引起了鄉村傳統文化監督者阿盛伯們的恐懼,在鄉村傳統道德倫理的審視下,無意識中將“泳池”“妖魔化”。

村民們漸漸發現了“泳池”為清泉村所帶來的趣味,“泳池”所帶來的身心愉悅的切實享受遮蔽了阿盛伯宣揚的無形的道德危害,因而,無意識中走出了鄉村傳統文化的封閉保守,在“觀望”中走向了“泳池”所代表的城市現代文化,脫離固守的鄉村文化傳統,躋身“泳池”所象征的城市文化陣營。(盡管這樣看似虔誠的宗教般的獻祭并沒有比溺死一只老貓更有分量。)因而,村民從起初的“反對”到最后無意識中的“擁護”都是城鄉兩種文化的較量。阿盛伯最后投身“泳池”做最后抗爭,也是在城市文化滲透之下對自己立足的鄉村文化絕望的“殉道”。(筆者認為,城鄉兩種文化的較量其實是西方文明與鄉土中國經驗之間較量的“同構”。)

(二)權力秩序的沖突

在文化間沖突之外,還隱藏著城市與鄉村兩種權力秩序的碰撞,確切地說應是現代城市所代表的“權力意識形態”對鄉村的擠壓。

首先,我們從“城市”的滲透來看。阿盛伯為了維護清泉村的“龍目”前后與現代“城市”共做了四次抗爭,每一次抗爭,城市權力秩序的隱性象征始終存在,并始終以城市對鄉村的制度上的優越壓制鄉村本土的、自發的或無意識中形成的權力秩序。第一次是來自村委與來自街仔的主委的懷疑,此時的“村委”無論是身份稱謂還是話語立場都并非鄉村立場,并非植根于阿盛伯所代表的鄉村意識形態,“村委”成為城市對鄉村的一種權力滲透,是城市權力秩序的延伸,與“城市”進行“合謀”;第二次阿盛伯帶領全村人阻礙施工,但是營造商請來了“警察”,“警察”作為維護現代權力秩序的暴力機關,本身便是“權力秩序”的象征,因而有現代城市權力對鄉村意識形態無形打壓的意味;第三次,阿盛伯陳情縣長卻遭漠視,“縣長”雖古已有之,但是此期的“縣長”已完全不同于古時根植于傳統農耕文明的“縣令”,如果說,農耕文明熏陶下的“縣令”的責任是維護傳統農耕社會的穩固的話,那么此期的“陳縣長”的職責則變更為在現代城市化語境下促進現代城市的發展與進步,“陳縣長”本身代表著一種城市權力。從“主委”到“警察”到“縣長”,這些城里象征著“權力秩序”的機關對于來自鄉村的阿盛伯所代表的鄉村意識形態是直接鎮壓者,他們對于來自鄉村的阿盛伯有著本能而慣性的懷疑與漠視,城市所代表的權力秩序、意識形態在“鄉村”面前流露出居高臨下的制度層面的天然優越感。另一方面,我們再看阿盛伯的抗爭。阿盛伯在斗爭中儼然以鄉村“長者”身份自居,而鄉村人無疑也將阿盛伯而非村長與干事作為全村表率。在與“村委”的爭辯中,阿盛伯代表清泉村的一種隱形權威,并在村人的擁護響應中得到強化,阿盛伯無意識中將自己置身于鄉村某種形而上的意識形態之中,那么此時阿盛伯的反對不僅是為維護一種鄉村文化,無形中也是在維護鄉村權力秩序的權威與自身已建立起的鄉村權威,“公共性”的“權力秩序”的維護與“個人性”的“權威”的維護融合,只是“個人性”權威的維護隱性的嫁接在“公共性”權力秩序維護中,因此無形中阿盛伯的抗爭也是鄉村權力秩序、意識形態對“異質空間”城市象征的現代權力秩序的抗衡。當村民不再附和阿盛伯,成為城鎮現代權力秩序的“合謀者”,阿盛伯所代表的鄉村權力秩序的“合法性”與“權威性”無疑受到挑戰與撼動,以身殉道,便有了為鄉村的權力秩序的存在的“合法性”作最后據理力爭,維護自身隱形權威的意味。

鄉村小人物在不可調和的城鄉沖突中陷入不可超越的宿命,阿盛伯的悲劇是臺灣社會轉型期眾多浸濡在本土鄉村文明中鄉村小人物的縮影。盡管他們生命中充滿不屈不撓的韌力,但是個體抗爭的主觀能動性在兩種文化與兩種權力秩序不可調解的沖突交織下遭到無情消解。

筆者認為,黃春明對臺灣社會轉型期城鄉沖突的書寫無疑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大陸“城市小說”、“打工文學”、“新左翼文學”中城鄉沖突的濫觴。城鄉沖突造成的悲劇直接導致了九十年代小說對“城市”書寫與想象較于八十年代小說中的“城市”發生顛覆性改變,因為“整個80年代的文學罩有一個潛在的聲音,便是對都市的呼喚。”“把都市空間設定為一種文明的因而更民主、更美好的所在。”[3]九十年代的城市小說中的沖突的內涵較之黃春明筆下的城鄉沖突又有一定的發展,即又掩藏著城市畸形發展帶來的畸形社會風氣與美好人性的矛盾。例如李肇正《啊,城市》[4]中文東的母親來自鄉下的水秀嫂走進城市后,淳樸的鄉村文化孕育出水秀嫂敦厚善良的品性,卻在充斥物欲感的城市一再受到排斥,三次流落街頭,最終絕望地離開城市。

從城市化進程中的城鄉沖突的豐富內涵關照社會發展,在城鄉沖突書寫的背后,都存在一個共同的問題,那就是作家對于象征現代文明“城市”的矛盾。自五四以來,“啟蒙”與“救亡”一直在雙聲變奏中激勵仁人志士竭力尋求獲得民族獨立富強的可能,而“城市”無疑是民族擺脫落后、躋身現代的最好體認,卻給鄉土中國帶來諸多社會悲劇。那么,在現代文明的逼視之下,城市文明的進程是否必須以傳統農耕文化,傳統生活方式的悲劇性結束為代價?而這樣的城市工業文明并非一定指涉現代化,傳統農業文明并非一定指涉愚昧、落后。

參考文獻:

[1]肖成.大地之子:黃春明的小說世界.作家出版社,2006:6-7.

篇(5)

【摘要】筆者從民族地區學校教基本現狀、學校背景下民族文化傳承的現狀進行討論,針對民族文化傳承存在問題提出對策和建議。

關鍵詞 學校;文化傳承;民族地區

文化傳承,是指文化在民族共同體內的社會成員中作接力棒似的縱向交接的過程。[1](p17)民族文化傳承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民族文化傳承是指一個國家(可以是多民族國家也可以是單一民族國家) 的文化傳承,例如中華民族的文化傳承;狹義的民族文化傳承是指某單一民族的文化傳承,例如漢族或彝族的文化傳承。[2]本文探討的民族文化傳承是狹義的民族文化傳承,特指少數民族的文化傳承。

1 民族地區學校教育基本現狀

民族地區的大部分學校都有地方性教材,其主要內容包括當地的一些民族歷史文化、民風民俗和一些勞動技藝等。但是,這些教材很少真正進入學校的課堂。也有一些民族地區的學校結合本民族的文化特點,開設了一些富有地方特色的課程,如侗族大歌、蘆笙等。但是,這樣的教學活動在民族地區很少見,地方性課程在整個課程體系中所占的比例和學校對這些課程的重視程度都顯不足。民族地區學校的教學內容和全國其他地區基本一致。[3]

2 學校視野下的民族文化傳承現狀

少數民族學校在傳授主流文化的同時,還要擔負起傳承本民族歷史文化和培養本土人才的重要責任。隨著我國社會現代化的發展,少數民族地區學校教育存在傳承民族傳統文化功能缺失的事實。[4]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2.1 傳統文化流失

我國一些少數民族至今沒有自己的文字,文化傳承主要靠口傳心授,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學校文化傳承的難度,導致了傳統文化的流失。其次,在現有教育體制下,學校教育的內容主要是以普世性知識為主,忽略了少數民族傳統文化。此外,少數民族文化傳承離不開國家的支持,在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國家重視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建設,但是對民族文化建設的重視程度不夠,這也是導致少數民族傳統文化流失的一個重要原因。

2.2 民族文化傳承流于形式

有的學校實行雙語教學,但僅停留在翻譯教材,根本沒有涉及本民族的文化內容,僅僅流于形式。[5]國家要求少數民族文化進學校、進教材、進課堂,但是由于缺少相應的評價體系和考核機制,導致學校教育中的民族文化傳承流于形式。

2.3 學校教育與家庭和社區教育分離

我國的民族文化能夠發展到今天,是家庭、社區和學校一起發揮文化載體的教育功能的結果。然而,現今大部分民族地區實行的是全國統一的教學計劃和教學大綱,忽視了日常生活中勞動技術的培養,脫離了當地實際生活環境。

3 民族地區學校民族文化傳承存在的問題透視

3.1 對少數民族文化內容的誤解

由于課程知識作為國家法定知識過多地體現了國家利益,結果使得鄉村社區人民的文化和利益被嚴重地忽視了,并且由于“傳統”與“現代”、“野蠻”與“文明”、“落后”與“先進”、“城市”與“鄉村”、“西部”與“東部”、“漢族”與“少數民族”、“地方大民族”與“地方小民族”等等一系列過于僵化的“二元對立”的意識形態及其在國家發動的過于強制的“政治運動”或“經濟改革”實踐,使得西部的、鄉村的、少數民族的、小民族的文化被污名化了,被標定為“傳統的”、“落后的”、“待開發的”、“待發展的”。[6]

雖然強調民族文化傳承的使命意義,但是卻沒能從學生角度出發思考問題,沒能消除學生對本族文化的疑惑和誤解。

3.2 少數民族本土課程流于形式

我國各少數民族地區學校教育內容在進行跨文化教育時,大多數是效仿漢族。要改變這一點,第一個難關就是要突破目前教材的一統性,只有做到這一點,少數民族的文化才能得以保存,文化傳承才得以進行。比如本民族的語言,少數民族學生天天在用,但在統編教材中卻無這方面相應的內容。即使在民族教育中排上了民族語文這一內容,但主管教育工作的領導者,從來不把這樣的課文列為正式課程。用當地教育主管部門負責人的話來說就是:“民族語文是一根拐杖,學習民族語文是為了更好地學習漢語。”按照這樣的理解,民族語文永遠是輔助品。歸根到底,民族語文還不算一門獨立的課程。形成急需用的進不了教學內容,不急用的卻塞進了教學內容。[7]

4 對策和建議

4.1 強化民族認同,重視民族教育

少數民族文化的傳承取決群眾對本民族文化的認可程度。政府可以采取措施提高民族文化在學校教育體系中的地位,包括日常教學以及考核機制等。將民族文化傳承與學生發展結合起來,展現少數民族傳統文化中的優秀文化,增強民族自覺意識。

4.2 注重本土教材和校本課程的開發,重視教師作用

民族地區學校具有獨特的環境資源、課程資源、師資隊伍和普及傳播優勢, 完全有條件開發民族文化校本課程,以傳承、發展民族文化。[8]建議編寫適合少數民族學生智力發展地方和學校課程材料,適當增加具有民族特點的教育內容,使學校有特色、教師有特點、學生有特長。[9]

教育實施的主體是教師,應特別注重教師作用。在少數民族地區,應為教師提供語言適宜、文化適應的素質培訓。有學者認為,教師的價值觀改變是最重要的,其次是教學能力提升,最后是文化反思。[10]教師各方面的發展,為文化傳承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4.3 開展多樣的民族文化教育教學活動

民族地區學校在校園文化建設上必須立足民族主體文化本質,才能真正起到傳承民族文化、培養學生文化認同的意義。民族地區學校可以在校園環境、主題文化活動、學生課余活動等方面加入民族文化元素。以學生為主,讓其在耳熟目染中接納本民族文化。

參考文獻

[1]趙世林.云南少數民族文化傳承論綱[M].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2]曹能秀,王凌.少數民族地區的學校教育和民族文化傳承[J].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2007(2).

[3]劉慧群.民族地區學校教育與民族傳統文化接軌問題研究[J].教育文化論壇, 2010,1.

[4]吳曉蓉.我國民族地區學校教育質量提升對策研究[J].民族教育研究,2009,6.

[5]孟慶娟.多民族一體化學校中的民族文化傳承研究[D].西南大學,2008,6.

[6]巴戰龍.學校教育與地方知識關系探究:基于一項裕固族鄉村社區民族志研究[J].北京,2010,4.

[7]孫萍.民族地區學校教育與民族文化關系探究[J].教育理論研究,2011,11.

[8]余彭娜.開發民族地區校本課程 傳承發展民族文化[J].黔南民族師范學院學報,2009,5.

篇(6)

(桂文)

柳州市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

本刊訊 今年春季學期開學典禮剛結束,柳州市彎塘路小學的師生們便玩起了“飛花令”詩詞游戲,校園里洋溢著歡聲笑語。這是柳州市啟動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一個縮影。為豐富學生的校園生活、充實學生的精神世界,柳州市在今年春季學期啟動實施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以學區為單位,開展與傳統文化有關的主題活動,以學生喜聞樂見的形式滲透傳統文化教育。

(桂文)

貴港市港北區舉辦首屆青少年學生鄉村體驗活動

本刊訊 近日,貴港市港北區青少年學生校外活動中心等部門聯合開展了首屆青少年學生鄉村體驗活動,330位師生代表參加了此次活動。活動中,師生們走進舊農具陳列館,了解農具的變遷史;走進育秧工廠、稻谷烘干車間,觀看了無人機噴灑農藥,了解現代水稻生產的生態化、科技化、規模化流程。參觀結束后,師生開展稻草人制作比賽,進一步學習農業科普知識,親身參與、體驗了農業生產勞動。

(桂文)

玉林北流市大力建設特崗教師隊伍

本刊訊 為了提升特崗教師隊伍的專業素質,讓特崗教師“留得下,教得好”,近年來,玉林北流市教育局多措并舉,不斷加大特崗教師隊伍建設力度。一方面組織特崗教師進行免費崗前集中培訓、在崗研修,分批外出學習,并把特崗教師培訓與業務考核、評先評優掛鉤,促使特崗教師快速成長;一方面按月足額發放工資和福利,確保與在職公辦教師同工同酬,且為特崗教師宿舍配備電視、連接網絡,組織形式多樣的文藝活動,不斷豐富特崗教師的業余生活。

篇(7)

中圖分類號:F5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8)12-0043-02

1 鄉村旅游對新農村建設的促進和帶動作用

(1)發展鄉村旅游是促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有效途徑。一是有利于促進農業產業化發展。鄉村旅游能夠有效地促進當地農業的產業化經營,帶動農副產品和手工藝品加工、交通運輸、房地產等相關產業發展。二是有利于促進農村生產發展和農民生活富裕。鄉村旅游使許多農民成為旅游從業者,直接增加了農民收入。農民可以通過打零工、辦旅館、擺小攤、開餐館、加工紀念品等方式增收,還可以通過參與鄉村旅游項目的入股分紅增收。三是有利于促進農民素質提高和鄉風文明。鄉村旅游把城市的許多新信息、新理念帶到農村,對農民素質和鄉風民俗具有潛移默化的影響,使學文化、學技術成了一些農民的自覺行動,許多村民學起了普通話、外語和電腦,全面提升了農民素質。四是有利于促進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發展鄉村旅游的農村鄉鎮,通過開發和保護旅游資源,使廣大農民兄弟有了很強的環保意識,促進了當地環境資源、生態資源和文化資源的保護,增強了農村地區的可持續發展能力。五是有利于推進農村基層管理民主。鄉村旅游具有現代服務業的特性,它的發展為農村引入了現代管理理念。一些地方在基層組織的引導下,農民自主決策、民主決策,促進了農村管理民主,一些農村紛紛成立各種協會,民主管理水平不斷提高。

(2)發展鄉村旅游是統籌城鄉發展的重要舉措。一是縮小了城鄉差距。發展鄉村旅游,給農村帶來了大量的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通過旅游這個渠道,把一部分城市的消費資金轉移到農村,增加了農村的經濟實力和農民的收入。據測算,一個年接待10萬人次的鄉村旅游景點,可直接和間接安置300位農民從業,直接和間接為1000個家庭增加收入。為了增加旅游吸引力和旅游接待能力,發展鄉村旅游的農村更加注重對自然生態環境的保護,更加注重改善道路、水、電、通訊等基礎設施,更加注重對住房、廁所、廚房的維修和改造,更加重視綠化美化和環境衛生,因而有利于農村自然生態環境和居住條件的改善。二是促進了農村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一些農村發展鄉村旅游后,集資辦起了教育和醫療,提高了適齡兒童入學率和農民參加合作醫療率;還有一些農村建立了社會保障制度,農民達到社保條件后可以按月領取保障金,農民也能像城里人一樣享受醫療、教育和社會保障;發展鄉村旅游,以農民為主體,農民可以自愿選擇是否參與鄉村旅游開發,也可以選擇參與鄉村旅游開發的方式,還可以自發成立旅游協會、農村經濟聯合體等行業組織,給農民創造了新的發展機會。三是推動城鄉共同發展。發展鄉村旅游,通過城鄉的交流和溝通,有助于方方面面加大對農村的投入和政策支持,促進了各種資源、資本和要素向農村、農民和農業傾斜,推動了農村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許多地方基礎設施大幅度改善,一批村容整潔、各具特色的旅游村鎮應運而生,促進了農村地區基礎設施和居住條件的改善。另一方面,發展鄉村旅游,有利于拉動消費,擴大內需,促進城市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推動了多層次復合型的綜合旅游目的地體系的建設,促進旅游小城鎮的建設和發展。

(3)發展鄉村旅游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載體。一是推進了農村經濟社會的和諧。鄉村旅游促進了農村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提高了農民的生活水平和質量,更為重要的是,促進了農民素質和農村文明程度的提升。農民通過參與鄉村旅游的發展過程,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得到豐富。一些農村結合旅游業的發展需要建設了圖書室、文化室,加強了文化傳播,一些農村舉辦了各種培訓班,提高了農民的素質。鄉村旅游的發展還促使一些農村制定村規民約、衛生公約等規章制度,農民的文明程度明顯提升。二是促進了人和自然的和諧。鄉村旅游使人們走進自然、認識自然,增強了環境保護的意識;鄉村旅游消耗資源少,環境成本低,一般不會對資源和環境產生直接的硬消耗,有利于改變大量消耗資源支撐經濟增長的傳統方式,形成以資源環境可持續利用為基礎的經濟發展方式,保護當地珍貴的資源和脆弱的生態環境。三是推進農村相關產業之間的和諧。鄉村旅游的產業關聯度大,據測算,旅游產業對相關產業的拉動比為1∶4,鄉村旅游直接或間接地拉動了農業、農副產品加工、手工藝品加工、旅游用品和紀念品、商貿、運輸等產業,并與之協調發展。四是促進人和人之間的和諧。旅游使人們開闊眼界,增長見識,通過增進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促進了旅游者與農民之間、旅游者與旅游者之間、農民與農民之間的相互了解。

2 鄉村旅游促進新農村建設應當堅持的原則

把發展鄉村旅游納入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整體規劃。正因為鄉村旅游具有獨特的產業功能、很強的關聯帶動作用和潛移默化的教育作用,我們建議各級黨委和政府把鄉村旅游納入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規劃之中,將其作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加快發展。各級政府要在黨委領導下,全面負責鄉村旅游工作,統籌規劃,加強協調,完善機制,依法管理,動員和組織更多的社會力量參與到鄉村旅游之中,積極引導各種農民組織發揮市場開拓、行業自律和維護權益的作用,推進鄉村旅游快速健康發展。各相關部門應把鄉村旅游作為其重點工作加以扶持,把國家和地方對于農業產業化、扶貧開發、環境保護、城鎮建設等促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政策,運用于支持鄉村旅游的發展,重點幫助解決鄉村旅游基礎設施薄弱、創業資金不足和從業人員素質較低等問題,消除鄉村旅游發展中的制約因素。

(1)讓發展鄉村旅游的成果惠及廣大農民。發展鄉村旅游的關鍵,是要使廣大農民得到實惠。因此,要將農民作為旅游開發的主體、建設的主體、服務的主體,同時,也要使之成為利益主體、發展成果享受的主體。一是要增加農民就業機會。我國農村產業結構單一,農村剩余勞動力較多。要發揮鄉村旅游在就業上的“乘數效應”,使廣大農民通過參與鄉村旅游,在離土不離鄉的情況下實現有效就業;還應為廣大農民依托鄉村旅游的發展開展多種經營創造良好環境,間接帶動增加農民就業。二是要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要保證農民參與鄉村旅游的勞動報酬,直接增加農民收入,也要注意保護農民的資源參股、資金入股的合法所得。三是要將鄉村旅游的發展與農村的精神文明提升相結合。加強對農民業余文化生活的引導,豐富農民的精神生活,提升農民的生活境界。四是要將鄉村旅游發展與農民的長遠利益相結合。注重加強對農民的文化知識和勞動技能培訓,提升農民素質,培養新型農民。

(2)遵照農村的實際情況和旅游經濟規律來發展鄉村旅游。各地農村的資源條件、地理區位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等情況千差萬別,發展鄉村旅游的條件不盡相同。鄉村旅游有其內在的固有的發展規律,只有按規律辦事,才能少走彎路。一要因地而宜、因時而宜、因人而宜。鄉村旅游的發展要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在有資源、有客源、有財源的地方先行發展;一些偏遠山區和少數民族地區旅游資源豐富,但由于道路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難以到位,要選擇好發展的時機,防止盲目決策、盲目開發;一些鄉村旅游發展基礎較好或具備發展潛力的地區,也不是每個農民都應參與鄉村旅游,而要根據農民的意愿和能力情況來決定,不能強求人人參與。二要加強分類指導。從規劃指導、信息服務、宣傳促銷、人才培訓等方面著手,加強對鄉村旅游發展的服務,在鄉村旅游產品開發、市場定位、突出特色等方面加以分類指導。但對鄉村旅游的發展不應設定指標,不設固定模式。

3 鄉村旅游促進新農村建設應當注意的問題

(1)正確處理發展鄉村旅游與農村城市化、農民新型化、農業現代化的關系。發展鄉村旅游,要著眼促進農村地區經濟社會長期全面協調發展,推動農村居住條件和周邊環境的改善;著力提高農民素質,培養新型農民;積極促進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構建現代農業體系。發展鄉村旅游一定要注意保持當地農村特色,要防止某些“城市病”向農村蔓延,防止工業垃圾、城鎮污染侵蝕農村凈土。發展鄉村旅游,要以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環境提升為目標,既不能把新農村建設等同于旅游新村建設,把新農村規劃簡單搞成旅游新村規劃;也不能因為發展鄉村旅游而把農村建成沒有農業、村莊、農民、特色的所謂新農村。

(2)正確處理鄉村旅游中政府推動與尊重農民意愿的關系。發展鄉村旅游要由政府來推動,要以農民為主體,充分尊重農民意愿。政府推動不是包攬一切,而是發揮政府在規劃引導、統籌協調、分類指導等方面的優勢和積極作用,因地制宜,推動鄉村旅游的整體發展。農民有選擇是否參與鄉村旅游開發以及如何參與鄉村旅游開發的權利,不應該強求一律。要在政府的指導推動下,尊重農民意愿,依靠農民智慧,發揮農民的積極性,促進鄉村旅游的持續健康發展。

篇(8)

中華文化與中華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和文化之一,也是唯一綿延不絕、繁衍至今的文明和文化,還是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博士所感嘆的、世界上唯一可以幾千年來世世代代都能相互解讀、相互理解的文化。然而,如今歷史悠久的中國傳統文化卻受到了打擊,這種文化打擊,有的來自外國,有的來自我們自己。

篇(9)

鄉賢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鄉村的一種表現形式。它植根于鄉村社會土壤,蘊含見賢思齊、崇德向善、誠信友善等優秀文化基因。它曾為中國社會的穩定、中華文明的傳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集中體現在建設鄉村、改善民生、謀利桑梓等方面的群體追求和故鄉情懷。

隨著時展,我國農村發生了巨大變化,但傳統社會的架構并沒有完全坍塌,鄉村社會錯綜的人際交往方式、以血緣維系的家族和鄰里關系依然廣泛存在。改革發展進程中會出現很多難以預料的矛盾,作為農村中有聲望、有能力的長者、賢人,鄉賢在村子里地位比較高,村民比較能夠聽得進他們的意見,可以起到協調沖突、彌合社會分歧的作用,使社會改革發展進程在鄉村這一層面變得更加平順,有利于農民、農村順利融入現代化進程,分享改革開放的紅利。從這個意義上說,鄉賢就像高壓鍋的“安全閥”,可以把社會矛盾化解于無形。

面對鄉村的傳統秩序受到沖擊、傳統社會紐帶越來越松弛的情況,如何讓鄉土社會更好地粘合起來,讓社會轉型中的個人和家庭得到社群的關注,讓“風箏不斷線”,讓人走得再遠也不至于“失魂落魄”、沒有認同感,鄉賢就是能起到這種作用的關鍵人物。鄉賢大都對傳統和現代有較為全面的了解:一方面,他們扎根本土,對我國傳統文化和鄉村情況比較熟悉;另一方面,他們具有新知識、新眼界,對現代社會價值觀念和知識技能有一定把握。

因而,現代鄉賢成了連接傳統與現代的橋梁,讓傳統與現代有了“可譯性”。鄉賢用自己的知識和人格修養成為鄉民維系情感聯絡的紐帶,用村民們能夠接受的方式來傳遞現代知識,讓現代的法律和契約精神與傳統的價值和倫理得以協調,讓村民有村落的歸屬感和社區的榮譽感,這樣的鄉賢文化是有凝聚力、感召力的,他們以身作則提供正能量的作用不可或缺。

鄉賢何在

可是在城鎮化的浪潮中,大量農村人口涌向城市,使得村落被遺棄空置。同時,如同清末民國時期,鄉村文化精英出于經濟等利益的考慮紛紛走出農村,定居城市。從農村走出的大學生,也很少再返回家鄉。農村優秀人才大量向城市流動,正所謂“秀才都擠進城里”,有人不禁叩問“鄉賢何在”?

近些年來,一些有識之士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積極倡導鄉賢文化。《光明日報》去年推出“新鄉賢?新鄉村”系列報道,在全國各地發掘“新鄉賢”和“鄉賢文化”與新鄉村建設的新聞故事、新聞人物和新鮮經驗,給出了重要啟示。從現實情況看,新鄉賢的主體范圍更加寬泛了。

有的鄉賢扎根本土,把現代價值觀傳遞給村民。如農村優秀基層干部、道德模范、身邊好人等先進典型,成長于鄉土、奉獻于鄉里,在鄉民鄰里間威望高、口碑好,正日益成為“新鄉賢”的主體。還有一種鄉賢出去奮斗,有了成就再回饋鄉里,他們的思想觀念、知識和財富都能影響家鄉。包括鄉村干部、文人學者、退休官員、企業家、科技工作者、海外華人華僑等。他們視野開闊,資源廣泛,對于哺育自己的家鄉念念不忘。他們當年從鄉村走出,經過了社會的磨礪,成為精英。如今返回故鄉,或以自己畢生所集聚的能力奉獻家鄉建設,反哺故園。

“鄉賢文化”從某種意義來看,就是某一個地域中的優秀文化。一方鄉賢,在一方鄉土中的人文道德力量不可謂不大,由一鄉及一縣,由一縣及一省,由一省及全國,所謂聚溪成流,其影響不可忽略低估。當前新農村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發掘與實踐表明,鄉賢文化是可資利用的重要文化資源,對于新農村建設以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構建,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當代鄉賢在農村基層建設,傳統村落文化的保護和傳承等方面,能夠發揮重要作用。

因此,當代中國需要鄉賢文化的復興,在當今農村社會中呼喚新鄉賢。新鄉賢文化的弘揚有很強的示范引領作用,他們的嘉言懿行能夠像古代的鄉賢一樣垂范鄉里,涵育文明鄉風,并進一步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鄉村深深扎根。

這不是傳統士文化的回歸,而是要實現社會賢達和社會體系的有機融合、現代社會治理在鄉村基層的有效落實。新農村需要的是“新鄉賢文化”,新鄉賢文化是鄉村治理現代化的有效推手,依法治鄉、完善現代鄉村治理。同時,對于當下鄉村穩定具有重要作用,有利于健全鄉村居民利益表達機制,能夠更好地讓村民行為有法度、價值有引領、操守有規范。

新鄉賢文化的精神內核

新鄉賢文化倡導民主法治理念、開放競爭意識、包容創新氛圍、幸福平等精神等現代文明因子;從文化主體上說,新鄉賢既包括道德模范、社會賢達等,也包括以自己的專長、學識和財富建設鄉村、改善民生的優秀人物。因此,新鄉賢文化既汲取傳統鄉賢文化中的價值精華,又踐行和融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對傳統鄉賢文化的批判性繼承、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優秀傳統文化在鄉村社會相契合、傳統與現代相對接的文化。

新鄉賢文化是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極其珍貴的思想資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著豐富的含義,“友善、誠信、敬業、愛國”這四個關鍵詞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個人層面的基本規范和要求。從鄉賢文化來看,它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著相同的終極追求。

篇(10)

在這里,你可以看到鄉風民俗

在湖嶺鎮陳雅山村,村民合力把文化禮堂打造成“農耕文化博物館”。館里面有村民捐贈的180多件老物件,有熟悉而又遙遠的犁、鋤、耙、牛籠頭、蓑衣,有親切而陌生的紡車、織布機,還有似乎也能從自家老屋翻尋出來的煤油燈、鏡臺、錦格、火把柄、菜油罐、筷子籠……一件件舊時的生產工具、生活器具,在講述著山村悠遠的鄉風民俗。

退休老師余建勛一直義務為汀田街道大典學文化禮堂服務。他認為,鄉村文化禮堂展示的鄉風民俗,不僅讓大家“溫故”―看看過去的生活痕跡,而且要讓村民“知新”―一臺臺手工的、全自動的織帶機,見證了改革開放后當地形成的織帶工業,下一代不但要了解過去的農耕文化,還要了解今日占全國織帶80%產量的當地織帶工業的發展歷史。

在這里,你可以讀到歷史文化

走進東山街道車頭村文化禮堂,一眼看到的就是介紹浙南近代機械工業先驅李毓蒙的內容。一幅幅圖片和文字懸掛在古戲臺兩側,詳細地介紹了這位瑞安歷史上集發明家、工業家和教育家于一身的杰出人物。

塘下鎮韓田村是改革開放后瑞安市最先富起來的村莊之一。南宋著名學者、永嘉學派代表人物之一陳傅良“經世致用”的學術思想,在當地影響深遠。韓田村文化禮堂的設計中就體現了這一點,文化禮堂內再現了陳傅良上學時的學堂、拜師的雕塑場景,長廊上圖文并茂地介紹了陳傅良的學術思想、永嘉學派等。

走進湖嶺鎮賈岙村,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座高5.6米、寬1.6米、重20噸的諸葛亮像。據悉,賈岙村是瑞安市唯一的諸葛亮后裔村。在文化禮堂建設中,村里著重打造諸葛亮文化,諸葛姓氏的歷史起源和該村先祖遷移的歷史等也融于其中。

上望街道蔡宅村文化禮堂亮出的歷史名人是對瑞安早期經濟、文化、政治的開發與發展貢獻巨大的蔡敬則。

此外,中國古代教育制度中產生的書院,如今也頻頻被“復制”到文化禮堂建設中,既保留了鄉間原有的歷史文化,又為鄉村的文化禮堂增添濃濃的書香氣息。比如,馬嶼鎮江西村的“養正講堂”之名,就是直接移用于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由地方鄉紳虞介宸、虞廷愷等人創辦的民辦學堂的名稱。

在這里,你可以體會傳統韻味

走近湖嶺鎮呈店村文化禮堂,人們就會被極具江南韻味的門樓式長廊所吸引。這長廊古樸典雅,沿墻設置了文字、圖片介紹村史村情、鄉風民俗、杰出人物、文化傳統等。

馬嶼鎮河溪村修葺一新的文化禮堂,保留了原有的傳統建筑古色古香的風格和元素,又新添了文化廊、農家書屋、農耕文化展示廳等。

篇(11)

怎樣發展鄉村文化?完全依靠政府加大投入,像城市文化建設那樣修建圖書館、群藝館、大劇院、電影院等,在現階段是很難做到的。最近,我們在成都一些鄉鎮調查發現,為精簡機構裁員,不少鄉鎮文化站被合并,文化站工作人員也被裁了,公共文化事業設施不夠健全,有的鎮電影院成了危房。我們相信,隨著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綜合國力大幅度提升,在完善城市公共文化設施的同時,國家將會加大農村文化建設的投入,徹底改善和提高農民的文化生活質量。但在目前國家對農村文化建設投入較少的情況下,我認為,絕不能“等靠要”,而應抓住國家加速發展文化產業的戰略機遇,積極推動鄉村文化走上產業化道路,利用鄉村文化資源優勢,改變鄉村經濟社會發展格局,把豐富多彩的鄉村文化資源轉變為文化資本。鄉村文化產業化將會改變傳統第一產業(種植業、畜牧業等)的經營觀念和產業格局,擴展農民職業內涵,農民不僅可以耕田種地,而且可以從事文化旅游、文化服務、民間工藝加工、民俗風情演展等第三產業,使農民的社會身份發生深刻變化。這不僅可以豐富鄉村文化生活,提高農民勞動素質,調整和優化鄉村產業結構,增加農民收入,增強鄉村市場競爭力,而且將會推動社會主義新農村和和諧社會的全面發展。

文化產業在鄉村的發展和壯大,是富有超前戰略意識的舉措。中國鄉村文化資源異常豐富,從總體上審視,是尚未開墾的處女地。承載千百年歷史文化積淀的鄉村文化,顯示出無比誘人的文化韻味。它與現代城市文化形成了強烈反差和對比。這正是鄉村文化吸引城市市民和異地游人的地方。如果我們在地域性、個別性、差別化方面整合鄉村文化資源,予以優化配置,就能形成市場競爭力和文化競爭力,打造出獨特文化品牌。

中國鄉村的歷史變遷、歷史人物、神話傳統、民間故事、民間藝術、民間工藝、能工巧匠、競技游藝、民俗風情、村寨文化、園林藝術、民居藝術、古鎮風貌、祠堂廟宇、鄉村教育、風味餐飲、生活智慧等等,保存著中國農業文明的文化因子,展現出極具中國傳統文化特色的文化價值和文化魅力。我們在發展鄉村文化產業時,首先應對這些資源進行盤點梳理,摸清家底,做到資源清楚,然后按照優先發展原則,對具有濃厚文化特色的資源進行產業轉化;對一般性的具有生長可能性的文化資源維持伏,不宜匆忙開發;而對那些非轉化資源予以有力保護,絕不能破壞性開發,以確保鄉村人文生態的平衡。對這三種資源分門別類和科學開發,有利于鄉村文化事業的建設和文化產業的發展,有利于鄉村文化產業持續健康推進,有利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傳和發揚。

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現代傳媒信息、現代生活方式不斷進入鄉村,農村和小城鎮民風的民俗正在逐漸消逝。這一方面,讓農民享受到了現代物質文明成果,是全社會整體進步的必然趨勢;另一方面,鄉村特色文化也會因民俗風情的失落失傳而失去獨有的文化意味。因此,我們在發展鄉村文化產業時,應有意識地對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民俗風情進行現代性改造,吸收傳統民俗文化中科學有益的養料,培育村民們的文承傳意識,開展民俗風情演藝,吸引社會公眾前來參與體驗。在這一過程中,絕不能把農村落后現狀等同于原生態文化,把原汁原味當作文化底蘊而不按照現代人的心性需求和審美觀念來加以改良改革。因此,鄉村文化產業發展不是和盤托出某種文化資源,而是按照現代產業生產要求和規律,根據文化消費市場的變化,精心呵護鄉村文化,精心打造鄉村文化,精心發展和豐富鄉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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