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金融改革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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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當前的金融組織結構現狀，溫州在金融改革中尤其需要加快發展與實體經濟相適應的、與溫州企業生態相匹配的、為小微企業服務的小型金融機構，包括村鎮銀行、農村資金互助社、小額貸款公司等，這些小型金融機構與小微企業互相依存，共生共榮，契合度較高。發展小型金融機構一方面可以吸納大量的民間資本，推動民間融資陽光化；另一方可以促進金融市場競爭機制的完善，讓實體經濟直接受益，提高金融資源的利用效率。要積極鼓勵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服務領域，鼓勵民間資本發起設立村鎮銀行，鼓勵有條件的小額貸款公司轉為村鎮銀行，鼓勵有條件的農民專業合作社建立農村資金互助社，發展為小微企業和“三農”服務的“草根銀行”。溫州應在總結瑞安匯民資金互助社經驗基礎上擴大試點，先在各縣市區各試辦一個，然后在符合條件的農民專業合作社推廣。同時要推廣多個農民專業合作社聯合興辦資金互助社的做法，以解決資金季節性供求矛盾。大銀行與小微金融機構也應該加強合作，發揮各自的優勢，使小微金融機構成為大銀行支持小微企業和“三農”的重要平臺。

正確處理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的關系

金融支持實體經濟不僅要拓寬間接融資的渠道，而且要努力開辟直接融資的通道，逐步提高企業直接融資占全部融資的比重，做到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正規金融融資和民間融資的有機結合，提升民間資本轉化為產業資本的能力，實現金融資源與實體經濟的有效對接。在間接融資中，要從實體經濟實際出發，綜合運用信貸、投資、債券、信托、租賃、保險等多種金融工具，提供形式多樣的信貸模式，如采用“銀行+保險”、“銀行+擔保”、“銀行+保險+財政補貼”、“銀行+信托+租賃”等多種融資工具相結合融資模式，形成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合力。要大力發展債券市場，增加債券品種，通過發行公司債券、企業債、短期融資券、中期票據、集合債券、集合票據、區域集優債等，以及積極爭取中小企業發行私募債試點，拓展企業直接融資的通道，使債券市場成為發展實體經濟新的動力源。

正確處理金融創新與增殖服務的關系

創新是金融業發展的動力，也是社會責任。溫州作為金融綜合改革的試驗區，應當在金融產品創新和金融服務創新方面為全省乃至全國作出示范，尤其要在完善專注于小微企業和“三農”的金融產品創新體系方面創造經驗。必須明確，金融創新必須根植實體經濟，面向客戶，適應市場，以金融創新產生的社會、銀行的增殖和效果，以及創造出有利于企業增加收入、節省開支、提高服務效率為檢驗標準，堅決制止以創新為名搞“轉型收費”、“貸款搭售”、產品捆綁銷售等不正當做法，減輕企業負擔。當前小微企業不僅缺資金，更缺科技，金融機構加大支持小微科技型企業的支持力度，創新產品和服務，是企業轉型升級，做強實體經濟的當務之急。金融機構要針對種子型、創業型、擴展型、成熟型不同的小微科技型企業，采取針對性的融資模式、信貸產品、服務手段和抵質押方式，量身定做。要制定適合小微科技型企業特點的信貸管理辦法和管理制度，單獨客戶認定與授信評審，建立綠色通道，并單獨予以統計和考核。要創新符合小微科技型企業特點的抵（質）押擔保方式，積極探索以科技型企業的股權、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作為貸款的質押進行融資，探索應收賬款質押貸款等等，為企業融資提供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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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農村信用社的利率改革試點階段

1980年，蒼南縣金鄉農村信用社在全國率先實行部分存貸款浮動利率改革；1987年，溫州市被正式確定為全國利率改革試點城市；1990年后，農村信用社貸款利率最高可以上浮50％；2002年3月份，利率改革在瑞安市和蒼南縣的131家農村信用社機構網點實施。確定定期存款利率在國家基準利率的基礎上上浮10%，活期不上?。?002年6月21日至10月20日，試點社的定期存款利率上浮幅度由10%分別提高到15%和20%，允許活期存款利率浮動，浮動幅度分別為5%和10%；10月，試點范圍擴大到全市所有農村信用社網點，存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為30%；2004年11月，國家宣布停止存款利率上浮試點。

溫州的多年利率改革試點結果，首先是提高了農村合作金融機構的資金實力，并有效調動農村居民的參儲積極性。其次是對支持“三農”發揮了積極作用。2003年末，溫州農村信用社的農業貸款占全部貸款的52.19%，農業貸款增幅為217.3%，遠高于貸款總額36.31%的增幅。同時創新了支農服務方式。如蒼南縣農村信用社全面推行農戶信用等級評定，通過推廣農戶小額貸款，創建信用村，評定信用農戶，實行農貸優惠利率政策、簡化農貸手續、設立農業貸款辦貸大廳等措施，進一步方便農戶貸款。再次是平抑民間高利借貸活動。據統計，1987年之前，一般中小企業的借款中民間借貸占2/3以上，使得高利（月利率為3－5分）融資的各種“呈會”層出不窮，數額巨大，誘發詐騙性社會融資活動，擾亂經濟金融秩序。利率改革后，加強了正式金融對經濟的滲透力，擴大信貸輻射面，制約了民間高利貸需求。最后是提高了農村合作機構的經營效益。無論是1990年以前的存貸款利率同時浮動還是此后的貸款利率單方面浮動，利率改革試點都趨向于擴大存貸款利差。特別是在貸款利率雙軌制階段，行社積極向鄉鎮企業和私營業主發放貸款，利率平均水平相應較高。在農村資金總體上供小于求的宏觀環境下，利差擴大顯然提高了農村金融機構的信貸經營效益。

（二）溫州農村金融市場的自發改革階段

1、“兩社一會”的興起與消亡。20世紀80年代開始，由于金融管制的放松，我市開始出現了各種形式的準正式小型金融機構，扶持對象主要是“兩小”（小型企業，小型個體經營戶）。1984年出現了第一家城市信用社（府前信用服務部），1988年出現了第一家金融服務社，前者主要出現在市區或經濟相對發達的城鎮，后者主要分布在靠近經濟相對發達的農村鄉鎮，但均經金融主管部門審批設立。1992年政府部門審批設立第一家農村合作基金會，到1999年，全市共有城市信用社50多家，金融服務社56家，民融資金服務部33家，農村合作基金會156家。經營后期，由于金融監管的不到位及政府因素，一些機構缺乏政策規范和約束，違規經營嚴重，出現了不穩定因素，導致市場經營失敗。1999年，政府部門終于下決心予以清理整頓，直至“兩社一會”被取消及歸并。

2、初期自發的民間金融市場改革，既有積極的一面，也留下了一些經驗教訓。由于“兩社一會”產權性質以私營（名義上是股份制、集體）為主，適應溫州農村多元化經濟結構、多層次生產力發展水平和多類型經濟成份并存的需要，不可否認，發展初期對我市農村經濟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第一，有效緩解了當時個體經營戶生產經營過程中對資金供需矛盾；第二，彌補了當時農村信用社因經營體制因素而導致的局限性?！皟缮缫粫币再J款手續簡便、抵押、擔保靈活方便，服務態度好的競爭優勢，取得了市場效應。第三，以半市場化利率手段進一步拓展了業務，并取得較好的經營效益。由于“兩社一會”的貸款利率介于民間借貸與信用社貸款利率之間，這樣就把資金運用推向市場。但是，由于“兩社一會”從成立之初就顯得先天不足，如經營者的素質較低，市場準入的寬松，監管不到位以及市場退出機制的缺乏等等，出現了諸如帳外經營，股東貸款過多等嚴重違規行為，進而導致市場經營的失敗。

（三）國家主導的農村金融深化改革階段。

這主要是針對農村合作金融機構的改革。2003年，我市農村信用社改革試點工作全面啟動。一是實行“零資產”啟動。即農村信用社在清產核資中，實際資不抵債的，通過政府扶持和資產適度增值的方法，使資等于債；實際資大于債的，通過提高計提風險準備金額度的形式，實現資等于債。二是在管理體制實行“5-5-1”形式。全市11家信用聯社中，市郊、龍灣、甌海、樂清和瑞安5家聯社組建農村合作銀行，蒼南、平陽、永嘉、文成、泰順聯社實行一級法人，洞頭聯社實行兩級法人。三是央行發行專項票據。全市10家聯社共發行專項票據9739萬元。簡稱“花錢買機制”。

通過“花錢買機制”改革，農村合作金融機構資本充足率大幅提高，經營實力得到增強。2007年末，全市農村合作金融機構平均資本充足率達9.6％，比改革前的2002年末提高了3.6個百分點；存貸款余額分別為472.1億元和345.3億元，在全市銀行業中市場占有率分別為13.6%和12.5%；實現賬面利潤9.5億元，是2002年末的6.3倍；信貸支農力度有所加大，資產質量不斷改善。2007年末農戶貸款226億元，是2002年末的8.9倍。不良率1.34％，比2002年末下降4.32個百分點；初步建立了“三會一層”法人治理模式，法人治理結構日益健全，內部管理不斷強化，經營機制日趨完善。目前全市農村合作金融機構9739萬元專項票據已經全部兌付完畢，兌付率及速度均名列全省前茅。

二、溫州農村金融改革探索帶來的幾點啟示

第一，溫州農村存在供給型和需求型兩方面的金融抑制。

第二，當前的農村金融改革只是解決了農村合作金融機構自身的可持續發展問題。

第三，當前條件下仍須重視政策性農村金融制度，建立商業性和政策性并存的農村金融體制。

第四，必須通過利率市場化來實現資金向農村的轉移。

第五，“兩社一會”的“繁榮”與清理，使我們必須正視農村金融市場的開放問題。

三、加快農村金融改革工作的幾點設想

（一）完善農村正式金融組織

1、以政策性金融為依托。

2、以合作性金融為主體。

3、以商業性金融為補充。

4、加快郵政儲蓄體制改革。

（二）培育競爭性農村金融市場

1、加速實行利率市場化。

2、大力推進農村投融資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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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剛剛結束的兩會上，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加快農村金融改革，強化中國農業銀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和中國郵政儲蓄銀行為‘三農’服務的功能，繼續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積極推進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發展”。政府對農村金融機構的改革提出了十分具體的要求。

一、面向三農推進農業銀行改革

如何面向三農推進農行改革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專家學者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建議，農行內部也進行了大討論，并將縣域支行分為糧棉大縣支行、貧困縣支行、青海地區支行、經濟強縣和大中城市郊區支行，實行差別定位，確定相應的重點服務領域，爭取發揮縣域金融主渠道作用。

在改革過程中還有許多細節問題需要引起重視，細節問題能否解決，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農行改革的成效。也正是這些看似細微的不同之處，才是農村金融機構競爭力的差別所在。

細節一：農行的貸款手續比較繁瑣。

例如，一位農行的客戶是農村的城鎮居民，他向某農行支行申請貸款40萬元，抵押品是自家的一座建筑面積520平方米的房屋，和11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權。為了拿到這筆貸款，他需要支付的費用有：一是評估費用，房產評估40萬，評估費按評估值的0.4%收費，共計1600元；二是登記費用，房產抵押登記費130元，查檔費400元，土地登記費100元，共計630元；三是保險費，按房地產評估額每年0.06%收，共計240元。以上費用總計約2470元，占貸款成本1.235%；銀行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為7.47%，如銀行上浮40%，則利率達10.458%，借款人實際支出成本約11.7%。農行針對個人的貸款利率和農信社差不多，比民間利率也低不了多少。一些農行的貸款不管額度大小，大部分要上報市分行審批，有的甚至省分行審批，并且在審批過程中還需要不斷補充有關材料，不少貸款等審批下來，已經誤了農時和生產旺季。農行要發揮縣域金融主渠道的作用，還需要簡化縣域貸款的手續，否則難以發揮自身的優勢。

細節二：惜貸問題還有待解決。

近年來農行實行了較嚴的貸款問責制，導致部分縣級以下分支機構和信貸人員，在貸款發放方面存在這樣的思想，那就是“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一些支行行長為避免貸款損失，年終被通報和扣獎金，不是看準了，有十分把握，寧愿不做貸款業務。

細節三：系統內上存問題。

農行存款的平均綜合實際付息率約為1.27%，而系統內上存的平均利率為2.5%左右，能賺一個點以上的利差，并且幾乎不用承擔風險。我們都知道，涉農貸款風險一般較大，信用等級普遍較低，貸款風險系數較高，貸款利息收入扣除貸款營銷費用以后，與系統內上存資金利息收入差距較小，而且還要承擔較大的市場風險。一些基層支行不想也不敢發放涉農貸款，寧愿將資金轉入系統內上存獲取利息收入，而不愿主動營銷貸款，去獲取風險不確定的貸款利息收入。調研中了解到，某省農行存款相當于農信社的1.6倍，但支農貸款只有農信社的44%。農行改革的定位是“縣域金融的主渠道”，但如不解決系統內上存等細節問題，農行要想恢復在農村金融的龍頭老大地位，可能需要相當長的時間。

細節四：農行對縣域中小企業的信用評級標準較高。

某縣農行支行對有信貸關系的251家中小企業進行調查，被評為A至AAA級的中小企業占37.45%，B級的占5.98%，C級以下的占55.38%。按照農行的有關制度規定，B級及以下的企業屬于信用不佳、限期退出的企業，按照這個口徑，該縣60%以上的中小企業信用評級普遍偏低，很難從農行得到貸款。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很多，除了嚴格的貸款問責制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縣域擔保機制不健全，銀監會規定，與銀行業金融機構合作的貸款擔保機構的注冊資金應在1億元人民幣以上，且必須是實繳資本，這對從事縣域信貸擔保的公司造成了沖擊，一些資金實力較弱、貸款困難、真正需要擔保的縣域中小企業，往往無法進入擔保公司的視野。如果不健全縣域擔保機制，就很難解決縣域支行“惜貸”的問題，當然這個問題不是農行自身能解決了的。

二、拓寬政策性金融的服務領域

2004年之后，農發行加快了改革的步伐，積極探索開發性金融的新路子，服務領域逐步從產后的糧棉油收購等產后業務，擴展到產前和產中。

從2004年起，農發行開始市場化發債籌資，逐步擺脫了對央行再貸款的依賴。三年來已累計發債籌資4410億元，累計歸還再貸款2637億元。另外，還通過開辦同業拆借、組織企業貸款、與郵儲辦理協議存款等方式，開展市場化融資，降低了資金成本，改善了負債結構。

三、促使郵儲資金回流農村

郵儲銀行已于2007年3月20日成立，作為一家長期承擔普遍服務職能的新企業，其優勢十分明顯：一是網點多，3.6萬個網點，遍布全國2800多個縣市；二是網絡大，擁有全國一體化的電子網絡，能夠實現資金實時到帳；三是資金實力雄厚，存款余額1.6萬億，僅次于四大銀行；四是客戶群體廣泛，綠卡近2億；五是歷史包袱輕，不良資產幾乎為零等。

當然，郵儲開展存單質押貸款業務，也暴露了一些問題，比如：人才儲備不足，風險控制能力弱；郵政的全資子公司，來自股東的支持不夠等。另外，郵儲銀行是一級法人體制，這種體制能否適應農村金融發展的需要，還有待研究。

在農村，郵儲和農行、農信社系統有許多重合之處，都有大量網點，重點業務特別是零售業務基本上以吸收存款為主，客戶以中低端客戶為主，網絡、客戶和業務重合，如何在競爭中加強它們之間的合作，也需要引起注意。

四、繼續深化農信社改革

2003年6月，國務院決定在江蘇等8省市，啟動農信社改革試點，2004年8月在全國鋪開。統計顯示，截至2006年末，已組建銀行類金融機構93家。資本充足率從-8.45%提高到5.89%；不良貸款率從36.93%降至17.54%，資產質量明顯改善；從2005年開始，農村合作金融系統開始營利，結束了從1994年以來連續10年的虧損。

農信社改革是農村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各個地區要有所差異。經濟發達地區的農信社改革，可繼續按照現代金融企業的要求，進行股份制改造。在經濟發達地區，美歐等國社區銀行的做法，可能更有借鑒意義。在美國的農村，社區銀行的數量很多，其營業機構數量占農村社區所有銀行營業機構的58%，存款份額占49%。美國還專門成立了《社區再投資法》，鼓勵社區銀行的發展，美國還規定社區銀行免征各種稅賦，不用交存款準備金，可參照市場利率，自主決定存貸款利率。在我國，如何建立一套適用社區銀行發展的規章制度、監管機制和可供推廣的操作性經驗，對我國社區銀行的發展很重要。另外，還要采取一些措施，比如像一些國家硬性規定：社區銀行要有一個較大比例的儲蓄資金，用在本地，同時社區要定義在一個較小的范圍內，否則將很難保證社區銀行的資金不會流向工商業，不流向城市。對老少邊窮、經濟欠發達、交通不便農村山區的農信社改革，要按照合作制原則進行改造，不能簡單套用現代銀行制度模式。

要盡快理順省聯社同縣聯社、信用社的管理體制，確?；鶎愚r信社的獨立性，嚴禁上級聯社指定下級聯社負責人。省聯社不能辦成行政性管理機構，要在尊重法人經營權的前提下，樹立服務意識，充分發揮人才、信息、管理上的優勢，建立有效的金融創新機制，開發適應農村各類市場主體需要的系列金融產品；要重點發展金融咨詢、、保管、擔保和個人理財等中間業務，加快銀行卡聯網，實現聯合經營。

五、積極推進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發展，增強農村金融市場的競爭性

2006年底，銀監會放寬了農村金融市場的準入，鼓勵各類資本到農村，設立村鎮銀行、貸款公司和農村資金互助社。截至今年2月末，已在6個省、區試點三類新型銀行業金融機構，開業了34家，取得了一定效果。下一步將在全國各省、市積極穩步地推進試點，正在籌建當中的還有62家機構。

應該說，這是個好辦法，但銀監會規定，村鎮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股東必須是金融機構、企業法人或自然人，不包括社團法人。一些NGO（即非政府組織）人士感到很遺憾，由此引發了一些爭論，比如NGO的小額信貸是否應該向銀行類金融機構過渡？如果能過渡將可能會面臨哪些困難？

現在全國各地的小額信貸形式很多，差異很大，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改進和完善。

第一，銀監會合作部將各種形式的小額信貸納入監管范圍之內。發展小額信貸需要有個總體的規范。建議銀監會制定一個“農村小額信貸發展指引”，并在實踐中逐步規范。各種形式的小額信貸在成立之初，要到銀監會的縣監管辦備案，這樣也便于監管部門及時掌握各地小額信貸的發展情況，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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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作制問題為什么會爭論不休？

關于合作制問題的爭論，大致可以歸納為兩種較有代表性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我國農村信用合作社不符合合作制的原則，所以農村金融改革和發展的重點應該是按照合作制原則改造現有的農村信用合作社（龔方樂，2000）。這種觀點可以稱之為堅持合作制的觀點。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我國農村信用合作社不符合合作制原則的歷史已經表明，這些原則在我國農村金融領域是行不通的，因此，農村金融改革和發展的重點應轉向組建和發展股份制商業銀行（謝平，2001）。這種觀點可以稱之為放棄合作制的觀點。

根據合作金融理論，合作制原則包括以下一些要點：（1）實行一人一票制的民主管理；（2）對所有人平等開放；（3）不以盈利為目的；（4）不負債經營以保護會員利益等（史紀良，2000）。如果用這些原則來衡量，那么，長期以來我國農村信用合作社的確是非常不規范的。但是，在不同時期導致不規范的原因卻是不一樣的，所以不能不進行具體分析。

首先，改革開放以前，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既不存在市場經濟主體和市場經濟運行機制，也不具備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社會信用環境，因而也就根本不可能存在作為市場經濟主體的、符合合作制原則的農村信用合作社。當時的農村信用合作社不過是為打擊農村高利貸而設立的、為農民發放口糧和基本生活（醫病）貸款與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相配套的政府機構的附屬物。事實上，當時不但缺乏實行合作制原則的主觀意愿，也不具備實行合作制原則的客觀條件。所以，對這個時期里合作制問題的爭論實際上沒有多大實際意義。

其次，從改革開放以來到90年代中期，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和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金融業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農村信用合作社也伴隨著金融業的發展而發展起來。然而，居于壟斷地位的國有銀行基本上還是作為政府機構而不是市場經濟主體來辦，仍然相當缺乏經營自和承擔經營風險的能力。所以一直由（四大國有銀行之一的）農業銀行管理的農村信用合作社的發展也主要是表現為數量型的擴張，其性質和經營仍然主要受到行政體制的影響。但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形成和社會信用環境的初步改善，使農村信用合作社的性質問題越來越引起關注。在明確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的大方向是必須辦成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商業銀行的同時，農村信用合作社要按照合作制原則來辦的觀點也日益成為主流觀點。并且，合作的某些原則，如合作社“由社員人股組成，實行社員民主管理，主要為社員提供金融服務”等，已經寫入了國務院的有關文件之中。但也不能不看到，一方面，農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進程必然會受到國有商業銀行改革進程的制約，即在國有商業銀行尚未能做到自主經營，自負盈虧之前，很難想像合作社原則會在農村信用合作社得到有效貫徹實施。另一方面，社會信用環境還相當不盡如人意，按合作制原則經營農村信用合作社的客觀條件還有一定差距。所以，在這個時期里關于合作制問題的爭論盡管已經越來越具有實際意義，卻還難以有效實施。

再次，從90年代后期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和體制改革都進入了一個以注重規范為主要特征的階段。這一特征在金融領域里表現得尤為明顯。一系列整頓金融機構，規范金融秩序的措施陸續出臺；無論在城市金融領域還是在農村金融領域都相繼發生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破產、關閉、兼并、重組等案例。這些案例，一方面暴露出一些原來早以潛伏著的金融風險并形成了一定的經濟損失（這是早晚都必然會發生的事情）。另一方面也大大增加了人們的風險意識，對市場經濟秩序進一步趨向規范和改善社會信用環境起到了相當積極的促進作用（這是不可否認的客觀事實），從而為金融機構行為規范化營造了更加良好的外部條件。所以，從90年代后期以來，關于合作制問題的討論越來越熱烈，而且也越來越具有現實意義，以至于可以說，它已經不是一個能不能實行的問題，而是變成一個如何實行的問題了。

如此看來，堅持合作制的觀點和放棄合作制的觀點各有短長。堅持合作制的觀點始終看到合作制原則在我國農村存在著生存和發展的客觀需要，而且這種客觀需要隨著經濟金融的發展和體制條件的演變而變得越來越具有實際意義，這是正確的。但是，這種觀點忽略了是否具有按合作制原則辦農村信用社的主觀意愿也是實行條件之一，如果不同時具備這個實行條件，再強烈的客觀需要也難以轉變為現實。放棄合作制的觀點則正確地指出，幾十年來我國農村信用合作社之所以遠離合作制原則，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缺少按照合作制原則去辦農村信用社的主觀意愿。而只要缺少這個主觀意愿，不但在客觀條件不具備時，就是在客觀條件具備時，合作制原則也難以得到有效的貫徹執行。但是，正像客觀條件是可以改變的一樣，主觀意愿也是可以發生變化的，尤其是當客觀條件已經變化之后，主觀意愿的變化就具有更大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而放棄合作制的觀點正是忽略甚至否定了這一點。由于這兩種觀點各有短長，所以雖然爭論不休，卻很難有實際結果，而事物的實際發展很可能會是另外一種結果，這種結果正是我們下面所要討論的。

二、我國經濟金融發展現階段的主要特征

經過2O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都有了很大變化，呈現出一些新的階段性特征。這些特征不僅在城市經濟領域有明顯體現，而且在農村經濟領域也有明顯體現。一是由于各地區經濟的普遍發展，國民經濟總量水平顯著提高，綜合經濟實力大大增強，從而使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正在從數量型擴張向效益型提高轉變。這種轉變對經濟體制也提出了相應的客觀要求，促成其發生了相應的轉變。二是伴隨著經濟總量的擴大，經濟結構明顯趨于多元化和多層次化。多元化是指各種所有制形式、各種經濟組織類型、各種經濟發展水平的經濟主體在市場中都已穩定地占有相當的比例，且都呈現出良好的發展前景。這一特點在東南沿海經濟較發達地區體現的尤為明顯。多層次化是指在全國經濟共同發展的過程中，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之間的差距進一步拉大。這一特點在農村經濟領域體現的尤為突出，東部經濟較發達地區和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人均GDP水平相差十幾倍甚至幾十倍。經濟結構的多元化和多層次化，對經濟組織結構也提出了多元化和多層次化的客觀要求，并促成了經濟組織結構向多元化和多層次化的方向轉變。三是與經濟總量和經濟結構所發生的變化相適應，經濟體制進一步呈現市場化?，F階段經濟發展對經濟體制的要求已經不再是簡單的放權讓利，而是越來越強烈地要求按照公平競爭的原則加以規范。削除不公平競爭，整頓不規范市場秩序，不僅成為經濟較發達地區，而且也成為經濟欠發達地區經濟能否進一步發展的必要條件。這一特點集中表現為各經濟主體的市場風險意識普遍得到增強，市場競爭能力普遍得到提高。而市場風險意識的增強和市場競爭能力的提高，反過來又為市場經濟主體的進一步發育提供了更堅實的基礎。

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現階段的上述特征在金融領域也得到明顯體現。一是伴隨著經濟總量的擴大，金融總量也迅速擴大；與此同時，金融業務的發展也呈現出從數量型增長向效益型增長的轉變。二是金融機構也明顯多元化，這不僅表現為金融組織體系的多元化，即非國有獨資金融機構的種類和數量不斷增多；而且表現為金融市場體系的多元化，即非國有獨資金融機構業務量在金融市場業務總量中所占的比例不斷上升。三是金融體制也進一步市場化。金融作為高風險行業，在過去一些年里吃了更多不公平競爭、不規范市場秩序的苦頭，因而也形成了更強烈的風險意識和規范競爭要求，這為進一步規范金融市場競爭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條件。

經濟金融發展現階段特征對農村金融改革的要求可以概括為：通過多元化和規范競爭促進發展。但是長期以來我們受單一化傳統思維模式的影響，總是想找到一種辦法來解決所有問題。這種思維模式至今仍困擾著我們對農村金融改革思路的設計。如前所述，堅持合作制的觀點盡管在主張按合作制原則來辦農村信用合作社這一點上是無可非議的，但似乎把合作制原則絕對化了，以為僅靠這一種辦法便能解決農村金融改革和發展中的所有或主要問題。再如前所述，放棄合作制的觀點盡管在分析我國農村信用合作社不規范的歷史原因方面是十分深刻的，但卻因此否定合作制原則今后仍然可以得到貫徹執行，這就像因為國有商業銀行過去不規范而得出今后必然不能規范的結論一樣顯得缺乏內在邏輯的～致性；而且用組建股份制商業銀行的單一化思路來取代農村信用合作社，實際上也流露出受傳統思維模式影響的痕跡。說到底，像其它方面的改革一樣，農村金融改革思路也不是一個單純的主觀設計問題，而是如何認識農村金融發展的客觀需要，從而按照或適應這種客觀需要去設計。在農村經濟金融已經并且還將更加明顯地呈現出多元化發展特征的今天，我們需要對此有更加清醒的認識。

三、轉換思路，推動農村金融組織向多元化、農村金融市場向規范化方向發展

為什么要提出農村金融改革轉換思路，為什么要提出農村金融組織向多元化、農村金融市場向規范化的方向發展，這要從目前正在試點的以縣為單位的農村信用聯社一級法人說起。去年曾經提出過兩種農村金融改革方案，一種是把農村信用聯社改造為由農業銀行控股的農村合作銀行；一種是取消各個獨立的農村信用社的法人資格，以縣為單位組建只有一級法人資格的農村信用聯社。后來在江蘇開展了以組建縣農村信用聯社一級法人為主要內容的農村金融改革試點工作。這項工作計劃于今年內結束。屆時有可能允許各地農村信用聯社依據本地實際情況進行選擇?；蛘呓M建農村合作銀行，或者組建一級法人的縣農村信用聯社。如果從實際情況出發，由于中西部地區經濟金融條件較差，距離組建股份制農村合作銀行的差距較大，因此自愿組建農村合作銀行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數量不會很多。即使在東南沿海經濟金融條件較為發達的地區，也會因農村合作銀行的組建要求高、經營約束嚴而缺乏自愿性。我們曾在寧波市9家縣級農村信用聯社（包括已于3年前完成了一級法人組建的鄞縣聯社）搞了一次十分深入的調查，結果表明，除了1家條件有一定差距的聯社自愿改造為農村合作銀行以外，其余8家（既有具備條件的，也有暫不具備條件的）都不愿意改造為農村合作銀行，而只愿意改組為縣農信聯社一級法人。其原因主要在于現有的縣農信聯社從主客觀兩方面都難以適應股份制商業銀行的改造要求。如果可以另作選擇的話，不少縣農信聯社愿意選擇股份合作制，實際上是指望利用這種變通體制，既可以享受到股份制擴充資本金等方面的好處，又可以免受股份制治理結構對經營者的約束。由此看來，在目前情況下實際選擇的結果很可能會是縣農信聯社一級法人遠遠多于農村合作銀行。

那么，對縣農信聯社一級法人這種改革方案到底應如何看待呢？第一，這種方案不失為從實際出發的一種現實選擇。但是，也不能不同時看到，這種方案只能作為一種過渡性制度安排（而且過渡期越短越好），而不宜作為一種長期性制度安排。因為縣農信聯社一級法人不是一種規范的金融企業組織形式，與我國金融改革和發展的要求相比，它既沒有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制度基礎，也缺乏有效的內控機制，極易受到來自外部的行政干預而演變為嚴重的內部人控制。第二，從宏觀管理角度選擇這種方案的一個主要考慮恐怕在于，通過把農村信用合作社的法人組織擴大，達到把農村信用合作社的系統性風險納人到可控范圍的目的。因為國有商業銀行體系龐大，且有國家信用作擔保，其系統性風險基本上處于可控范圍。而農村信用合作社各自為政，不成系統，其系統性風險沒有國家擔保，也超出地方政府財力的承受能力，所以需要采取某種方式將農村信用合作社的系統性風險納入可控范圍。但是，這可能是一種過高的期望值。以前通過擴大法人組織以降低金融風險的嘗試（如海南發展銀行兼并18家城市信用社）沒有成功的先例；已有的縣農信聯社一級法人試點經驗也表明，除非政府拿錢（如江蘇），否則即使擴大了法人組織，縣農信聯社的風險也不會得到降低或有效控制（如三年前已實行了一級法人的寧波市勤縣農信聯社）。而如果政府有足夠的錢的話，那么與其扶植過渡性制度安排，不如扶植長期性制度安排。第三，這種方案即使作為一種過渡性制度安排，在選擇時也必須有一個重要的前提條件，這就是要同時作出長期性制度安排。不但要明確長期性制度安排是過渡性制度安排的必然演變方向，而且要鼓勵并創造條件讓長期性制度安排能夠同時生長。否則，過渡性制度安排將失去過渡的實際意義。

由此可見，我國農村金融改革的基本思路需要從以單一模式為主轉變為以多元化模式為主，從以過渡性制度安排為主轉變為以長期性制度安排為主。這里特別需要強調指出的是，這兩個轉變是相互聯系的，不可分割的。既然在現階段經濟金融發展條件下，縣農信聯社一級法人或股份制農村合作銀行都不宜作出單一性的制度安排，那么，就應該允許（可以是逐步允許）多種形式的金融組織形式在農村同時生存和發展，以滿足農村經濟金融發展的客觀需要。目前，這些適宜在農村經營和發展的金融組織形式不僅包括原有的農村信用聯社（獨立法人的和縣農信聯社一級法人的)、農業銀行分支機構、農業發展銀行分支機構等；還應包括合作制的農村信用社、股份合作制的農村信用社、股份制的農村合作銀行（可以由農業銀行控股，也可以不由農業銀行控股）、農業發展銀行的分支機構（對原有的、以承擔政策性業務為主的農村信用合作社進行改造）、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分支機構、股份制商業銀行的分支機構、甚至外資和合資商業銀行的分支機構等；以及證券公司的分支機構、保險公司的分支機構、信托投資公司和財務租賃公司的分支機構或網點等。

然而，允許多種金融組織形式在農村金融領域共同生存、競爭和發展，并非單純出于農村金融組織結構多元化的考慮，更重要、更長遠的考慮在于把農村金融領域的過渡性制度安排和長期性制度安排結合起來，并且更突出地強調長期性制度安排。所以，除了縣農信聯社一級法人這種過渡性的農村金融組織形式之外，其它的農村金融組織形式（包括政策性農村金融組織形式）都要在生存和發展的過程中格外強調規范化。只有農村金融組織（從治理結構到內控制度）按規范化的要求進行組建或改組，其經營行為才能夠規范，才能逐步形成規范化的農村金融市場，才能從根本上化解農村金融風險。不同形式的農村金融組織形式其規范化的要求有所不同，但結合目前我國農村金融領域的實際情況，有必要強調以下幾種形式的規范化。

篇（5）

二、資產證券化與金融市場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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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完善的農村金融改革體系，推進新農村建設

(一)堅持農村金融改革與農村經濟改革的同步進行處理好農村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從經濟發展區域性的特點出發制定農村金融發展的戰略方向，有利于實現農村金融改革與經濟改革的同步進行。在經濟欠發達的農村地區要建立供給型農村金融發展策略，以此為基準，不斷調整我國農村政策銀行的功能，適當的增加農業貸款項目，支持農村基礎設施的建設工作，重點支持農村龍頭企業產業化的發展，逐步實現農村人民與農村金融機構的雙贏。

(二)充分發揮政策性支農機構的重要作用農業是我國的基礎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有著不可取代的作用。我國的農業基礎設施建設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金融缺口偏大，在引導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推進新農村建設等方面，政策性金融機構的支持與服務力度還不到位。針對國家主要的政策性支農機構來說，要不斷擴大市一級機構，收縮縣一級機構，加大對農村產業和基礎設施建設的支持力度，將主要業務落實到實處，中央政府的支農業務要委派到農業發展銀行，市縣級的業務要慎重選擇金融機構，充分發揮出支農機構的作用。

(三)各個金融機構的改革第一，深化農村信用社的改革。農村信用社要在落實各項扶農政策的基礎上，把改革的重點放到對自身市場競爭力的提高上來，盡快的建立一個全國性的農村信用社結算體系，在員工中積極引進競爭機制，保證農村信用社隊伍的穩定，通過基層社制定貸款利率，增加客戶對農村信用社的好感度。第二，深化農業銀行的改革。農業銀行在改革過程中要重視商業性的增強，漸漸弱化政策性的金融業務，以便能夠為資金需求量大的農村建設發展項目提供更多的金融服務支持，不斷完善產品市場、便利性結算、信息咨詢等中間性金融服務業務[2]。第三，深化其他金融機構的改革。在郵政儲蓄銀行的改革進程中，要將郵政儲蓄銀行的資金引回農村地區，建立中小型企業貸款的擔保機構。另外，要致力于民間金融體系的構建和發展，使其在農村金融中發揮輔助作用，多方面規范民間融資行為，大力發展小額貸款組織等民間金融機構，不斷推進農村金融的改革和新農村建設進程的加快。

(四)創建良好的農村金融環境金融環境的建設在新農村建設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想要創建一個良好的農村金融環境，政府就要與相關部門協調合作，積極建立農村信用信息管理系統和失信懲戒制度，嚴厲打擊逃債行為，降低金融風險。此外，國家還要在立法上予以支持，加強法制監管，打造一個健康的金融環境。

篇（7）

FINANCEEVOLUTIONTHEORETICSANDOURFINANCIALSYSTEM''''SREFORMATION

CHENLiu_qin

(TianjinEconomic&DevelopmentResearchInstitute,Tianjin300202,China)

Abstract:Thispaperanalyzesfinancecontrolanditslocalization,financedeepenanditsdisfigurementinherently,financerestrainanditstropismonthepolicy,putforwardthatourfinancialsystem''''sreformationshouldconfirmthefinancedeepenasanultimategoalofthereformation,takethefinancerestrainasanessentialmeasure,andharmonizetheconnectionbetweencurrencyfinanceandeconomicdevelopment.

Keywords:Financecontrol;Financedeepen;Financerestrain;Financialsystem;

一、金融抑制及其局限性

金融抑制，是指中央銀行或貨幣管理當局對各種金融機構的市場準入、市場經營流程和市場退出按照法律和貨幣政策實施嚴格管理，通過行政手段嚴格控制各金融機構設置和其資金運營的方式、方向、結構及空間布局。金融抑制可以促使銀行等金融企業謹慎運作，控制經營風險，確保銀行的安全性、流動性和清償力，能促進銀行體系的穩健發展和市場競爭機制良好運作，在銀行業的穩定和效率之間尋求最佳平衡點；當出現金融風波，甚至金融危機時，可盡可能以最小的代價保持銀行業等金融企業的穩定。

但隨著金融國際化，自由化和國際金融電子化技術迅速發展和金融創新，金融抑制難度不斷增大，抑制成本激增，在金融領域造成“非市場性風險”，其具體表現為：1、扭曲了金融資源的價格，造成虛假供求關系。金融抑制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實際利率（存、貸款利率）被壓得過低，不能真實反映資金的稀缺程度和供求狀況。其表現為政府對公營部門強制性低息信貸以及外匯市場的外匯管制等。對銀行體系規定過高的準備金率和流動性比率也是價格扭曲的一種形式2、導致金融市場發育不健全，損傷市場對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金融抑制是以人為的力量替代市場力量，其直接成本是各項管理費用，間接成本是阻斷市場力量的資源配置作用而產生的對銀行等金融企業效率的破壞，同時，金融業務易被少數國有金融機構所壟斷，缺乏競爭，金融效率低下。3、導致市場分割。市場分割首先表現為金融抑制經濟中金融體系的“二元”狀態：一方是遍布全國的國有銀行和擁有現代化管理與技術的外國銀行的分支網絡，組成了一個有限的，但卻是有組織的金融市場；另一方則是傳統的、落后的、小規模的非正式金融組織，如錢莊、地下金融市場等。其次表現為與“二元”體系相關或不相關的資金流向的“二元”狀態：有組織的金融機構遵循政府制定的低貸利率，將資金貸給公營部門及少數大企業，而大量小企業及住戶則被排斥在有組織的金融市場之外，只能以較高的利率從非正式金融機構獲得所需的貸款。另外，金融抑制還導致政府不適當的資金投向干預而累積大量的金融風險。

可見，金融抑制是“通過扭曲包括利率和匯率在內的金融資產的價格，再加上其他手段，這種戰略會縮小或壓低相對于非金融部門的金融體系的實際規模或實際增長率?！苯鹑谝种普咧鲝堃越鹑诠苤拼娼鹑谑袌鰴C制，其結果自然難免導致金融體系整體功能的滯后甚至喪失。

二、金融深化及其內在缺陷性

1973年美國斯坦福大學經濟學教授羅納德·麥金農出版了《經濟發展中的貿易與資本》一書，其同事愛德華·肖也于同年出版了《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一書。兩人都以發展中國家的貨幣金融問題作為研究對象，從一個全新的角度對金融與經濟進行了開創性研究，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論。他們首次指出發展中國家經濟落后的癥結在于金融抑制，深刻地分析了如何在發展中國家建立一個以金融促進經濟發展的金融體制，即實現金融深化，開創了金融深化理論的先河。金融深化理論主要針對當時發展中國家實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如對利率和信貸實行管制等提出批評，力主推行金融深化戰略，以金融自由化為目標放松或解除不必要的管制，開放金融市場，實現金融市場經營主體多元化以及貨幣價格(利率)市場化，使利率真實反映市場上資金的供求變化，由市場機制決定生產資金的供求變化和流向，刺激社會儲蓄總供給水平的提高，從而便利資本的籌集和流動，有效地解決資本的合理配置問題，提高投資效益，促進經濟發展。由此可見，金融深化理論為發展中國家促進資本形成，帶動經濟發展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和思路。它既彌補一般貨幣理論忽略發展中國家貨幣特征的缺陷，又克服了傳統發展理論忽略貨幣金融因素的不足，突出強調了金融體制和金融政策在經濟發展中的核心地位，進而為發展中國家制定貨幣金融政策，推行貨幣金融改革提供了理論依據。這一理論及政策建議得到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積極支持和推廣，同時也得到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贊賞，對20世紀70年代以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金融體制改革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透過傳統的金融深化理論，我們可以發現金融深化暗含這樣一個假設：金融市場是完全競爭的，市場中的信息是完善和公開的，并存在一個競爭完全不受任何阻礙和干擾的市場結構，且市場中的主體是理性的。但現實經濟使得金融深化理論假設存在著缺陷，主要表現為：1、現實的金融市場存在不完全性和昂貴的信息搜尋成本。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信息不完全問題，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市場面臨兩大約束，一是利率限制導致的利率約束，一是信息不完全導致的信息約束。金融深化理論只重視前者，而忽視后者。由于信息約束，放任金融市場自由化會造成多方面的市場失靈，導致金融體系動蕩。2、金融市場發展滯后對金融自由化存在制約。金融市場的落后是政府過度管制的原因，而過度管制又導致金融市場的更加落后。忽視市場落后，取消政府管制，就會帶來市場混亂。金融深化理論主要研究和強調的是后者，忽視前者對放松政府管制，即金融深化過程的制約。超越或滯后金融市場發展的金融自由化都會給金融市場帶來混亂和不穩定。3、金融深化使得國際流動資本對開放資本項目國家貨幣的投機更加容易，使小國經濟或落后經濟容易出現經常性的波動，它不僅沒有起到穩定器的作用，相反任何促使經濟增長的努力都被非正常的波動所侵蝕，這些國家為了經濟的穩定，不得不采取適當的官職措施或非完全的金融深化措施。4、金融深化理論對于發展中國家很不適應。金融深化理論表面上研究的是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問題，提出的政策主張應該適用于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改革，但他們的研究對象是以私有制基礎的完善的市場經濟，實際上適用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金融深化理論的政策主張和目標對于小國或經濟落后國家而言并非是美好的。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爆發就是明證。

三、金融約束及其政策取向

進入90年代，信息經濟學的成就被廣泛應用到各個領域，尤其是應用到政府行為的分析中。但很多經濟學家分析了在信息不完全的前提下金融領域的“道德風險”、“逆向選擇”等問題，托馬斯·赫爾曼、凱文·穆爾多克、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等人于1996年在麥金農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論基礎上，提出了金融約束論，認為政府對金融部門選擇性地干預有助于而不是阻礙了金融深化，提出經濟落后、金融程度較低的發展中國家應實行金融約束政策，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觀經濟穩定，通貨膨脹率低并且可以預測的，正的實際利率），通過對存貸款利率加以控制、對市場準入及競爭加以限制以及對資產替代加以限制等措施，來為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創造租金，并提高金融體系運行的效率。本人認為它對我國制定金融政策同樣具有參考價值。

金融約束是一種選擇性政策干預政策，政府金融政策制定的目的是在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創造租金機會，刺激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的發展，并促進金融深化。金融約束是與金融抑制截然不同的政策。金融約束的前提條件是穩定的宏觀環境、較低的通貨膨脹率、正的實際利率。最關鍵的是金融抑制是政府從金融部門攫取租金，而“金融約束的本質是政府通過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在民間部門創造租金機會，而不是直接向民間部門提供補貼?！?/p>

租金創造并不一定要靠利率限制來達到，政府也可以采用金融準入政策、定向信貸和政府直接干預等創造租金，只要政府使銀行和企業獲得了超過競爭性市場所能得到的收益而政府并不瓜分利益，這就可以說政府為它們創造了租金。通過創造經濟租金，使銀行和企業股本增加，從而產生激勵作用，增加社會利益。

金融約束的政策取向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1、政府應控制存貸款利率。即將存款利率控制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但要保證實際存款利率為正值），減低銀行成本，創造增加其“特許權價值”的租金機會，減少銀行的道德風險，激勵其長期經營。只要存款利率控制適度，則金融約束是有好處的；如果控制力度過大，資源配置將受到扭曲，金融約束將會蛻變為金融抑制。只要干預程度較輕，金融約束就會與經濟增長正相關。

2、嚴格的市場準入限制政策。嚴格的市場準入政策并不等于禁止一切的進入，而是指新的進入者不能侵占市場先入者的租金機會，如果沒有市場準入的限制政策，銀行數目的增加將使資金市場競爭加劇，租金下降，激烈的無序金融競爭會造成社會資源浪費，甚至還可以導致銀行倒閉，危及金融體系的穩定。為保護這種租金不至于消散，一個重要的保護手段就是限制進入者的進入，以維持一個暫時的壟斷性存款市場，對現有存款市場的少數進入者進行專屬保護。嚴格的市場準入政策可提高金融體系的安全性，對整個社會經濟具有重要的外部效應。

3、限制資產替代性政策。即限制居民將正式金融部門中的存款化為其他資產，如證券、國外資產、非銀行部門存款和實物資產等。金融約束論認為發展中國家證券市場尚不規范，非正式銀行部門的制度結構薄弱，存款若從正式銀行競爭流向非正式銀行部門會減低資金使用效率，也不利于正式銀行部門的發展。而資金若由居民部門移向國外，則會減少國內資金的供應，擴大國內資金的缺口，對國內經濟尤為不利。

金融約束是發展中國家從金融壓抑狀態走向金融自由化過程中的一個過渡性政策，它針對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轉軌過程中存在的信息不暢、金融監管不力的狀態，發揮政府在市場“失靈”下的作用，因此并不是與金融深化完全對立的政策，相反是金融深化理論的豐富與發展。

四、我國金融體系改革的思考

目前，金融體系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是金融體系的混合性，即政府限制行為與市場行為并存，管制價格與市場價格并存。隨著中國經濟市場化改革的進程，政府管制逐漸放松，相對獨立的貨幣金融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顯著，成為影響中國經濟運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從上面對有關金融理論的初步分析，我們至少可以考慮：

1、確定金融深化是我國金融體系改革的終極目標。

前面分析到，金融深化理論與實際金融有著明顯的差異，傳統的金融深化理論亦存在其內在缺陷性，但這并不構成金融深化的客觀需要，盡管自亞洲金融危機后，亞洲各國及歐美的一部分學者對金融深化產生了懷疑，認為全球金融體系的不完善和各國金融發展的明顯差異使得金融深化在實施過程中必然會帶來全球性的金融混亂和不和諧。但我們應該認識到：（1）從自由化的進程來看，在政府對貿易和金融的管制放松后，世界經濟和各國的經濟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總體上保持了經濟的增長，金融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加大，表明自由化的收益是大于其所付出的代價。（2）東南亞金融危機重要原因是危機各國不可持續的宏觀經濟政策和不適當的金融深化措施導致的。實施金融深化的國家常常把放松金融管制等同于放松金融監管或放開不管，過分地追求金融深化是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而忽視了經濟可持續增長所必須的協調的金融因素，忽視完全金融深化所必須具備的內在制度剛性要求。比如，要進行利率市場化改革就必須先有或者同步進行金融體系市場化或完善化，這是金融深化論一個很重要的前提。

因而，我們應客觀的對待金融深化理論與實踐，絕不能因一些發展中國家在推行金融深化進程中發生了金融危機，就認為金融深化與金融危機二者之間有某種必然的因果關系。實踐證明，有效、合理的金融深化實踐會提高經濟發展的績效，還可以提高一個國家抵御金融風險的能力。一些發展中國家之所以在金融深化的進程中發生了金融危機，其根本原因在于選擇了過于激進、超前的金融深化戰略。我國在實施金融體制改革時，不能把麥金農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論，簡單的理解為完全取消政府干預的金融自由化，應在放松管制的同時關注市場的落后對放松管制的制約作用，注重金融深化的漸進性、層次性和持續性，“金融深化是伴隨著整體經濟改革發展的一個漸進過程，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應根據經濟發展的成熟程度和經濟運行的內在邏輯做出合理的時序選擇和安排，分階段和有計劃地進行?！痹谕七M金融深化的過程中，要結合本國金融改革的現實條件和制度風險，加強對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的監管，逐步建立與經濟可持續發展相協調的金融體系。

2、金融約束成為我國金融體系改革的必要手段。

考慮到我國目前金融體系中累積了大量的金融風險，因此在改革進程中，我們應客觀的評價和估計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所可能帶來的長期性風險，本著市場配置資源的原則，結合我國金融體系的實際情況，在經濟轉軌時期采取必要的金融管制與金融深化相結合的改革方略是顯示可行的。

除了解決政府需不需干預經濟和金融活動的問題，我國還需要解決如何把握干預力度，避免信息不對稱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的問題。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1997年就曾指出，政府的不當干預才是造成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本質原因：在危機中資產價值的猛跌使很多金融中介機構破產，從而暴露出金融機構在金融活動中的破壞作用；而金融中介機構的借貸活動與資產價值之間存在著一種政治經濟動力關系，政府對金融中介機構或明或暗提供的債務擔保，是造成金融中介機構進行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的根本原因。金融約束論從信息和激勵的角度，抓住了解決經濟金融問題的兩個基本點，一方面政府應創造條件使決策者掌握信息，或讓有信息能力的行為人成為決策者；另一方面政府可利用自身掌握和擁有的信息能力，為金融中介機構創造持久有效經營的激勵機制。當然政府的職責不是直接提供擔保和保護，而是促進金融體系市場約束機制發揮作用，積極促進信息的傳播，增加市場上可供信息的公開化，并充分發揮掌握內部信息的金融機構和民間組織的優勢，而非越俎代庖，過多干預，避免金融約束政策蛻變為純粹的金融干預政策，嚴格的金融約束政策與金融抑制可能只相差須臾?！敖鹑诩s束應該是一種動態的政策制度，應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向更具競爭性的金融市場這一大方向的邁進而進行調整。它不是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預之間靜態的政策權衡，與此相關的問題是金融市場發展的合理順序?！?/p>

在金融約束政策框架下，政府的作用既不是“親善市場論”強調的政府只能促進市場建設，不應干預金融經濟；也不是“國家推動發展論”所要求的政府為了彌補市場失靈，必須始終強力干預金融經濟；而應是“市場增進論”的觀點，即政府的職能是促進民間部門的協調功能，發揮政府進行選擇性控制的補充，避免產生不利于社會大眾的道德危害，使我國在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穩步實現真正的金融深化。

另外，我國進行金融體系改革的過程中，也必須要協調貨幣金融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目前，我國“經濟貨幣化”趨勢有所增強，貨幣金融對經濟的支持強度與日增強，廣義貨幣（M2）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上升到130%左右，都充分說明貨幣金融在經濟中的廣度和深度都有質的變化。貨幣金融在經濟中的地位和影響逐步加大。隨著我國開放程度的深化，外部的沖擊已經開始影響本國貨幣金融政策的有效性，影響本國經濟的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這說明開放經濟中，貨幣金融政策一經濟發展有相當強的關聯。因此，在充分考慮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的基礎上，制定與我國經濟發展目標相協調的貨幣金融政策，避免金融業脫離經濟發展的需要而獨自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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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鄭澤華等：《金融抑制、金融自由化與中國的金融改革》[J]，《西南金融》，2000年第4期。

篇（8）

省政府《關于振興人參產業的意見》,認真貫徹落實《吉林省農村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實施方案》，積極以農業供給側改革為依托，充分發揮信貸拉動作用，引導金融機構，不斷加大對人參產業的信貸投放力度，助推人參產業發展。各金融機構牢牢把握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本質要求，立足縣域經濟發展的實際需求，以提升金融支撐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和相關產業轉型升級能力為主線，創新金融產品，破解制約金融服務“三農”發展體制機制障礙，積極探索操作性強、復制性廣的普惠型農村金融發展之路。截止到2017年5月末，集安市金融機構人參產業貸款余額達29.2億元，占全市貸款余額的37.5%；2015年以來，全市人參產業新增產值43億元，帶動當地就業2萬多人，實現利稅3.2億元，有力支持了地方經濟的發展。人參總加工能力超萬噸，主要產品有模壓紅參、丸都高句麗參、人參中藥飲片、野山參和利用人參莖葉花果提取的皂苷等14大系列50多個品種，千余種規格。目前，集安市人參產業擁有中國馳名商標2件，國家級地理標志證明商標1件，國家級地理標志產品商標1件，獲得“參類栽培復式棚”及“非林地人參專用肥及制備方法”2項國家專利，林下參獲得國家商標局“林下山參”商標注冊證書，吉林省著名商標3件，“新開河人參栽培及加工技

一、人參產業發展迎來了歷史性機遇

自2015年底開始的吉林農村金融綜合改革試驗，為吉林省農村金融發展提供了歷史性機遇，吉林省農村金融開始進入戰略性調整、創新、發展時期。吉林省農村金融的快速發展，不僅僅是激發農村金融市場活力，實現農業經濟發展，農民增收，城鄉一體化的一個過程，更是一個新的區域性經濟增長點，在推動東北全面振興，“一帶一路”戰略中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動力輸出中心。吉林省集安市金融機構，緊緊抓住吉林農村金融綜合改革的機遇，乘勢而上、開拓創新，不斷推進農村金融改革，努力提高金融服務水平，大力支持人參、五味子、山葡萄特色產業發展。其中，人參是吉林省東部山區農村經濟的支柱產業、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農民增收的主要途徑。集安是吉林省人參主產區之一，是全國邊條參唯一產區，素有“國參故里”之美譽，集安人參產量約占全國的1/8，全省的1/6。在吉林農村金融綜合改革試驗春風的推動下，吉林集安的人參產業得到了長足發展，也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二、金融助推人參產業發展取得的成效

多年來，中國人民銀行集安市支行按照吉林藝”被列為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通化市著名商標10件，級別之高、數量之多在全國人參主產縣份中名列前茅。

篇（9）

作為近30年來最重要的金融創新之一，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起始于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其核心在于通過嚴謹有效的交易結構設計，使資產的客觀信用同原始權益人的整體信用相隔離，并提供住房抵押貸款資產本身信用和衍生信用兩個層次信用。目前，已在國際上得到了較為廣泛的運用與發展。美國次級債危機發端于2006年下半年，在2007年2月引發世人普遍關注，到2007年8月則升級成席卷全球金融市場的風暴。其影響并不僅僅限于次級債市場，已經蔓延至其他市場。在次級債危機的影響下，道瓊斯指數、倫敦金融時報指數、日經指數都在下降。與2003年6月29日相比，道瓊斯指數2008年1月30日的市值損失了3000億美元，去年美國金融行業裁員15.3萬人，而2006年整個行業裁員僅5.03萬人。截至今年1月底全球因次級債危機而導致資本市場縮水約8萬億美元。

受此影響，中國股市牛市步伐嘎然而止并調頭向下，從2007年10月至2008年3月，上證指數下跌2000多點，許多股票被腰斬。我國的金融市場和房地產市場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這場危機的影響，同樣也對中國的金融市場和房地產市場如何穩健運行以防范金融危機的

發生提出了亟待解決的課題。

二、我國金融投資的現狀分析

我國金融投資從實物投資中分離出來并發展壯大，是融合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進程之中的，并已呈現出投資主體多元化和投資工具多樣化的發展趨勢。我國金融投資的發展面臨著種種困難，無論是融資工具的發行、流通、交易諸環節，還是資本市場現存的國有股癥結、股市結構單一、吸收公司上市標準僵化等特點，以及證券業的組織、管理等方面都存在問題，發育不全的金融市場環境和運行扭曲的金融市場運行機制，嚴重地阻礙著金融市場的進一步發展。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商品經濟發展程度的制約，但更現實的則是金融投資環境發育基礎的薄弱與其環境要素組合體系的殘缺不全。因此，改進和完善我國的金融投資環境已成為我們培育金融市場，完善金融投資體系，發展金融投資的關鍵。

三、次級債危機給我國金融投資改革的啟示

1.加強金融投資風險防范意識，在實踐中自我完善金融體系。

（1）提高應對金融危機的監控水平；

（2）應該警惕國內住房按揭貸款的潛在信用風險；

（3）謹慎加息，避免房貸資金成本過高引發的住房按揭貸款還款風險增加的金融風波；

（4）以美國次級債危機為前車之鑒，事先采取科學論證、試點推廣、風險控制等手段，盡快推動住房按揭貸款證券化的進程，化解集中于銀行體系的金融風險；

（5）嚴格控制并有效阻擊銀行資金尤其是境外資金非法流入國內資本市場。

2.立足于本國金融資本，積極引導個人投資者參與金融投資，鼓勵機構投資者的進入，同時吸收國外金融投資為補充，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加強對機構投資者進入金融投資領域的引導，降低其進入門檻，同時注意對其進行投資風險意識教育，樹立投資理念。

3.根據現代企業制度和市場經濟的要求，實現中介機構民營化，建立規范的行業自律制度和信用制度，強化會員和社會公眾的監督作用，完善證券交易所的組織架構和運作方式，建立嚴格規范的行業自律制度、信用制度和從業人員資格認證制度，增強從業人員的職業操守。

4.作為調控主體，政府退出對金融投資過程和投資行為的直接干預，成為整個社會金融投資活動的間接調控者。政府對金融投資的管理應該包含以下幾個方面：

（1）按照國民經濟和社會事業發展的目標合理確定金融投資活動的宏觀調控目標，明確發展方向；

（2）管好、用好政府投資；

（3）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依法建立公平競爭的環境，保護投資主體的合法權益，規范參與金融投資各方的行為；

（4）防范國家金融風險。

5.從實際出發，以切實滿足投資者的需要為宗旨，既改善金融投資環境中的物質因素，又靈活地運用各種政策措施，改善金融投資環境中的非物質因素。具體而言應從以下方面著眼：

（1）保持政治、經濟的長期穩定和發展。

（2）建立一個符合國際規范的、成熟而發達的金融市場，尤其是證券市場。

（3）建立高效率的證券交易系統和現代化的通訊網絡，改進和完善信息傳遞系統，提高金融服務質量。

（4）建立和完善各種證券管理政策及法律，維持證券市場的正常運行秩序，保障投資者的利益。

（5）加快培訓金融投資人才。

四、結束語

綜上所述，我國政府必須在堅持金融投資漸進式發展原則的基礎上，一方面積極支持并鼓勵資本市場金融創新業務的發展，穩妥推進金融市場的開放；另一方面應加大力度，合理控制對外證券投資的風險。國內各類投資機構應從此次危機中汲取深刻教訓，在對外投資之前深入調查和研究，深入了解風險，合理防范和控制風險。

參考文獻：

[1]易憲容.美國次級債危機及對中國的警示[J].時事資料手冊，2007，（5）.

[2]王寅.美國房貨風險警報[J].百勝，2007，(5)：11-13

篇（10）

1.上市公司的融資結構。內源融資比例較低，外源融資中股權融資偏好明顯。從上市公司來看，它們的融資結構中內源融資比例偏小，資產負債比率偏低，尤其是長期負債比例極小，股權融資偏好明顯。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課題組（2001）研究發現，中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的特點表現為：其一，所有者權益比重高，超過50%，而G-7國家都在42%以下，相應地長期負債水平相當低；其二，偏愛股權融資。中國上市公司比大多數G-7國家更依賴于外部融資，加權外部融資比重為61%，比G-7中對外融資比重最高的日本還高（56%）。

2.非上市國有企業。內源融資的比重較低，外源融資中銀行貸款比重過高。未能上市的國有企業的內源融資在整個資金來源中占有的比重普遍較低，在外源融資中銀行貸款占有過高比重。因為他們大多效益較差，甚至無內源資金可融，在國內資本市場不發達和可用金融工具較少前提下，向銀行借貸幾乎成為僅有的融資渠道。資料表明，至2004年底，全國3.17萬家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的平均資產負債率仍然達到59.17%。

3.非上市民營企業：嚴重依賴內源融資渠道。所有制改革之后處于快速成長期的民營企業，融資需求極為旺盛，但由于金融制度因素的制約，除了極少數競爭力強大的著名民營企業既是銀行青睞的對象，在證券市場上融資也有機會之外，眾多中小民營企業的融資狀況不容樂觀。據調查統計，在中小民營企業的主要資金來源中內源融資的比重平均約占90.5%，目前，中國股票市場上1400多家上市公司中民營企業只占7%左右?？梢姡駹I企業嚴重依賴自我融資渠道。

二、企業融資結構的金融制度約束

1.金融制度二元化特征明顯，即金融制度安排具有內在的排斥民有經濟的特性。從金融制度的作用上看，現行的融資體制主要是為國有企業提供金融資源的特殊工具。從間接融資來看，金融機構有明顯的大企業信貸偏好理念，民營企業缺乏資金通道。從直接融資來看，資本市場最初目的是為了支持國有企業上市，增加外源融資的渠道，促進國有企業改革而建立起來的。

2.資本市場體制性缺陷

（1）資本市場內部的非均衡發展。中國資本市場長期存在“強股市、弱債市；強國債、弱企業債”的結構失衡特征。一方面，股票市場與債券市場發展具有不平衡性。據統計，到2004年底，通過A股市場的融資額為10291億元，企業債券融資額卻只有1388億元。另一方面，企業債券在整個債券市場中所占的規模一直很小。以2004年債券發行的結構為例，國債融資達6923億元，企業債券融資為327億元，僅占國債融資總額的4.7%。資本市場內部結構失衡，使資本市場發展不能很好地起到優化資源配置的作用，無法解決企業長期資金融通的問題。

（2）資本市場缺乏層次，必然導致大量的資源不能有效而迅速地配置。以美國為例，其資本市場至少包含全國性證交所、地方證交所、第三市場（上市股票的場外交易）、第四市場（大機構和投資家之間直接交易）、納斯達克全國市場、納斯達克小型市場、OTCBB（小額股票掛牌系統）、粉紅單市場（PinkSheets）等多個層次，其中后三個層次的市場是專門為中小企業的資本交易提供服務的，入市標準也逐層降低?？梢哉f，美國的資本市場能夠在世界上保持最大的規模、最強的競爭力和最高的市場效率，在一定意義上有賴于其多層次的資本市場體系。盡管我國在深交所開設了中小企業板，但證券交易仍被嚴格控制在證券交易所范圍之內。

3.國有商業銀行信貸機制的約束。近些年，國有銀行建立起了集中統一的授信管理體制，貸款審批權限上收，基層行貸款權限逐級減小，大額貸款基層行往往只有貸款實施權，而沒有決策權。商業銀行普遍推行了“信貸終身負責制”，卻沒有與之對應的激勵機制，這種制度安排必然導致商業銀行信貸人員投放貸款時小心謹慎，把降低資金風險當作銀行經營活動的主要導向，從而加劇其惜貸慎貸現象。銀行信貸制度的不完善，致使政策指導效力不足；另外，信貸產品不充足，使政策指導缺乏有效的依托和支撐。這使得原本融資渠道單一的企業獲取資金難上加難，加大了發展難度。

三、優化企業融資結構的金融制度改革建議

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的完善和發展，今后中國企業融資結構的發展方向必將是以內源融資為主（提高企業的自我積累能力可以降低風險和融資成本），以外源融資為輔。在外源融資中銀行融資比重減少，證券融資逐漸增加并占據主要地位，在形式上形成多元化融資格局。從金融制度的角度考慮，為了給企業融資結構優化提供一個良好的金融環境，必須從以下三方面著手。

1.積極構建多層次、多元化的資本市場。首先，資本市場體系至少應包括三個層面：主板市場、二板市場和區域性小額資本市場。就其分工來看，二板市場主要解決處于創業中后期階段的中小企業融資問題；區域性小額資本市場則主要為達不到二板市場準入資格標準的中小企業提供私人權益性資本。在一定意義上，我國更需要后一層面的資本市場。我國生產要素稟賦結構的特點決定了勞動密集型的中小企業仍然占據絕大部分，所以說中小企業板乃至創業板不可能成為上千萬家中小企業的主要融資渠道。其次，加速企業債券市場發展，并注重發行主體多元化。

2.推進國有商業銀行改革：強化信息評估體系，調整金融產品結構，加大金融創新力度。商業銀行在經營管理活動中必須考慮其“三性”的統一，因此我們似乎不應該過分指責銀行為規避風險而惜貸。然而，作為主要的金融機構，作為為企業提供資金融通的主要渠道，大量存款無法貸放出去，同樣會增加商業銀行的經營風險。在2004年10月29日中央銀行取消貸款浮動的上限之后，商業銀行完全可以強化信息評估體系，充分運用利率浮動手段對不同風險狀況的中小企業進行貸款定價，開拓中小企業貸款市場。

3.重視中小金融機構的培育。發展中小金融機構，包括地方性商業銀行、民營銀行和民間金融機構。他們在解決小額信貸中信息不對稱問題方面具有先天性的優勢，可有效解決民營企業融資難的問題。由于市場定位較為靈活，與中小企業信息相通，因此有著國有商業銀行所不能替代的優勢。另外，他們的發展同時可以增強自身的競爭能力和抗風險能力。

[摘要]對照現代企業融資結構理論，本文分析了我國上市公司、非上市國有企業及民營企業的融資結構現狀，進而指出，金融制度二元化特征、資本市場的體制性缺陷以及國有商業銀行信貸機制的約束等因素嚴重制約著我國企業的融資結構。

[關鍵詞]融資結構金融制度金融改革

參考文獻：

［1］黃少安，張崗.中國上市公司股權融資偏好分析［J］.經濟研究，2001，（11）：12-20.

［2］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課題組.中國上市公司偏愛股權融資［N］.中國證券報，2002-10-17.

篇（11）

麥金農（1997）指出，金融自由化改革實踐受挫并不是金融自由化理論及其政策問題，而是一個排序問題，尤其是在未能夠實現宏觀經濟穩定之前引入金融自由化。由于信息不對稱普遍存在于信貸市場之中，而資金稀缺又是發展中國家最為根本的特征，因此，信貸配給在發展中國家是最為常見的現象。如果在宏觀經濟不穩定之際實行利率自由化，高的通貨膨脹率將會使得事后方可以實現的存貸款實際利率變得愈發難以確定。在事后實際利率不確定的情況下，銀行為了吸收存款，必將提高名義存款利率。而存款利率的提高將會誘發銀行從事較高風險的投資，從而加劇了銀行自身的道德風險，銀行道德風險的加劇反過來則會誘發存款人的逆向選擇行為，兩者相互作用，最終將導致銀行的名義存款利率的嚴重偏高、存款供給減少和銀行信用危機。從銀行自身來說，由于高的通貨膨脹率導致貸款事后實際利率的不確定性以及嚴重偏高的名義存款利率，為使其貸款事后方可實現的實際收益不至于下降，銀行必將提高名義貸款利率。而名義貸款利率的提高不僅會導致申請貸款者平均質量的下降和逆向選擇行為的加劇；同時也會誘發和加劇借款人的道德風險以及借款人拖欠與破產可能性的提高。由此可見，在一個存在信息不對稱和成本的信貸市場中，伴隨通貨膨脹和貸款利率的提高，銀行的成本將上升，實際收益將可能下降，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將加劇，最終將會導致銀企債務危機、銀行恐慌與金融危機。

正是由于宏觀經濟不穩定與違約風險之間存在正相關，故而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內部價格水平的穩定是獲得金融實際利率高增長而又不至于引起嚴重金融恐慌和崩潰等過度風險的一個必要條件（麥金農，1997）。此外，利率自由化改革將會加劇發展中國家金融同業之間的價格競爭和非價格競爭，使得金融部門的贏利空間縮小和競爭成本上升，由此會引發銀行部門的不良資產的比例和信貸市場上的道德風險加劇，再加之金融監管改革滯后或放松和政府隱性存款保險的存在，從而使得發展中國家出現嚴重的銀行過度放貸和企業過度借款的現象，加劇了發展中國家的金融脆弱性，誘發了銀行危機（McKinnon&Pill，1996、1998）。

（二）財政穩定與資本項目的開放

麥金農（1997）指出，在宏觀經濟不定情況下，發展中國家必須實行有效的匯率管理和國際資本流動的限制，以確保政府增加稅收、維持經濟穩定。如果政府在宏觀經濟不穩定的情形下放開資本項目控制，必然將會產生嚴重的資本外逃現象和貨幣替代問題，使得通貨膨脹稅的稅基縮減和通貨膨脹率的相應提高，從而導致貨幣危機的爆發，故而主張資本項目開放是經濟市場化的最后一步。

貨幣危機理論認為，在固定匯率制下，當一國宏觀經濟不穩定時，資本項目的開放將會使其貨幣受到國際游資的攻擊，引發貨幣危機。貨幣危機理論的第一代模型（Krugman，1979）認為，由于發生危機國家政府所奉行的赤字或寬松貨幣政策使得信貸規模以一定的速度擴張，故而導致經常項目的赤字，由此而引發政府國際儲備的流失，當國際儲備減少到某一個最低水平時，投機者必將對其貨幣發生攻擊，從而造成其匯率體系的崩潰。因此，貨幣危機產生的根本原因是固定匯率政策和赤字融資政策之間內在的不一致性，而流動性困難、集體行動、羊群行為以及道德風險等諸多問題在金融市場中的存在，則會進一步加劇和惡化貨幣危機。

貨幣危機理論是從國際資本流動角度揭示了金融自由化改革中貨幣危機的成因，而貨幣替論則從資產替代角度揭示了在宏觀經濟不穩定的情況下，資本項目的開放則會引發嚴重的貨幣替代現象，同樣也會引發貨幣危機。貨幣替代是指在開放經濟和貨幣可兌換條件下，由于本幣貶值使本國居民對本幣失去信心，從而產生本幣的貨幣職能部分或全部被外國貨幣所替代的現象。拉丁美洲、前蘇聯以及東歐等在其金融自由化歷程都發生過不同程度的貨幣替代現象，尤其以拉丁美洲國家的"美元化"現象最為典型。貨幣替代不僅使得這些國家的匯率出現頻繁的波動和通貨膨脹現象的加劇，同時也嚴重地削弱了這些國家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首先，由于貨幣實際收益率等于名義利率減通貨膨脹率，故而匯率水平高低則取決于兩國的貨幣供給、名義利率差異和通貨膨脹率差異。若兩國貨幣的名義利率不變，那么兩國通貨膨脹率的差異將決定匯率水平的變化，故而可以將兩國通貨膨脹率差異視為匯率的預期變化，因此，財政不穩定和高的通貨膨脹率所引發的嚴重的貨幣替代則會加劇匯率不穩定。其次，貨幣替代將使一國貨幣量變得難以估計，進而影響貨幣政策的效果。如果中央銀行試圖通過實施擴張性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刺激國內的投資與消費需求，經濟主體的預期通脹率將會上升，故而會立即將部分增加的貨幣余額轉換為幣值穩定的外幣，貨幣替代必將削弱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效力。第三，在通貨膨脹期間，由于外幣資產的存在提供了一種高效廉價的逃稅方法，貨幣替代的存在將會降低國內居民本幣的需求量，使得通貨膨脹稅的稅基減少。若要彌補因貨幣替代所導致通脹稅收入的損失，唯一的辦法就是提高通貨膨脹率。由此可知，兩者博弈的最終結果是貨幣替代進一步加劇了一國通貨膨脹率水平及其發生的頻率。

二、中國財政現狀及其穩定性狀況分析

（一）中國的財政現狀

中國的稅收制度歷經了多次重要變革，總的來看，自1994年之后，中國財政狀況有所好轉，徹底遏制了1994年以前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續下跌的不利局面，基本實現了"兩個比重"同時提高的1994年稅制改革目標，國家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分別由1993年的12.56%和22.0%回升到1999年13.97%和51.1%（見表1和表2）。但自1994以來，中國財政支出始終保持著較高的增長速度，故而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也同樣保持上升的態勢（見表1），結果導致了財政赤字逐年擴大，尤其是近幾年，速度之快是改革以來從所未有的。在1978～1999年期間，財政赤字的年均增速為299.22億元／年；而在1994～1999年期間，財政赤字的年均增速822.31億元／年，為1978～1999年的年均增速的2.75倍。為了考察中國財政赤字快速增加的源頭以及中國財政增長的原因，筆者在此將財政赤字在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之間進行了分解，同時考察了財政債務收入分別占財政收入和GDP的比重。

第一，在1994年之后，中國政府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止跌回升。從表面上看，這似乎是1994分稅制改革的結果，但在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回升的背后卻是財政債務收入和國內債務收入的急劇攀高（見圖1）。可見，政府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1994年之后回升主要的支撐是財政的債務收入增加和非稅收收入的增加。據統計，在1978年，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財政債務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重和國內債務占財政收入的比重分別為24.18%、10.35%和4.14%；1994年三者分別為11.16%、22.52%和19.71%，1999年三者分別是13.97%、32.46%和32.35%（注：由于中國當前的財政收入統計中不包括財政的債務收入，因此中國的財政債務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重以及國內債務占財政收入的比重要比國際同類比重高。）。

資料來源：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下文表格中未注明資料出處的皆來自于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

第二，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在1994年之后出現了明顯的好轉，始終在50%左右，徹底改變了1994年以前那種中央財政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嚴重偏低、中央財力不足的不利局面，中央財政的宏觀調控職能得以加強。但中央財力狀況好轉主要由財政債務收入的增加支撐，而不是稅收收入增加的結果（注：雖然中國當前財政收入統計中不包括財政的債務收入，但財政的債務收入使得中央財政支出有了重要而可靠的來源，故而使其收支狀況得以改善。）。因為中國地方政府至今尚沒有地方政府債券的發行權，故而國債收入自然而然就構成中央財政收入，并成為其財政支出的重要來源。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中國金融機構為什么會出現日漸擴大的、正的存貸差以及中國近年來的貨幣政策效果不理想的原因所在。由于國債實際利率一般都高于同期的銀行存款的實際利率，并且具有一定的流動性和低風險性，在當前國企效益普遍不理想而銀行貸款責任約束機制加強的前情形下，銀行部門理所當然地成為國債主要持有者之一，故而在銀行存貸差加大的背后，則是銀行部門的有價證券資產的增加。據統計，1995年，金融機構購買債券余額為3064.2億元，到了1999年，金融機構有價證券和投資的余額為12505.8億元，為1995年的4.08倍。可見，中國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應該如何協調的問題應該引起有關政府部門的高度重視。筆者一直認為，赤字財政政策就如同運動員所服用的"興奮劑"，拉動經濟增長的成效固然顯著，但只能是一種權宜之計，否則，財政赤字貨幣化和"滯漲"現象的發生必將是難以避免。

第三，在1994年之后，中央財政不僅有效地遏制了逆差，而且順差逐年擴大，由1994年1152.07億元增加到1999年的1696.88億元。但是地方財政卻在1994年之后赤字驟然上升且逐年攀高，由1994年的-1726.59億元增加到1999年的-3440.47億元，中國財政赤字也在最近幾年快速增長?？梢姡袊斦嘧值闹饕搭^是地方財政而非中央財政。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中央政府擁有債券發行權而地方沒有，另一方面則是由于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存在嚴重的不對稱性。中央財政收入1994年以來所占的比重始終在50%左右，而中央財政支出所占的比重自1978年改革以來卻逐年下降，1994年以來一直徘徊在30%左右；與此同時，地方財政收入的比重1994年以來已經降至50%左右，但是地方財政支出的比重卻是逐年上升，1994以來一直徘徊在70%左右，這種顯著的不對稱已經使得許多地方政府財政尤其是鄉級財政處境極度困難，出現嚴重赤字也就在所難免。

（二）中國財政穩定性分析

財政穩定這一概念包含3重含義：（1）政府如果能夠長期保持財政收支平衡，則政府財政處于穩定狀態；（2）盡管在相當長時期內不能實現財政收支平衡，但政府卻能通過發行國債為赤字財政融資，則政府財政依然可以說處于穩定狀態；（3）如果在經濟中存在一種機制，當財政脫離穩定狀態之后，經濟變量之間的相互作用可以是財政狀況恢復或趨于穩定狀態，則政府的財政狀況也可以說是穩定的（余永定，2000）?？梢?，財政穩定的核心內涵就是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政府不需要通過貨幣的財政發行而能夠保持財政收支平衡。

首先，中國財政總體狀況不容樂觀，盡管1994年之后中國的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有所上升，但是，中國的財政赤字狀況明顯惡化。財政赤字增長過快的原因主要是地方財政收支狀況惡化所致，這說明中國當前的分稅制的財政制度與現行的5級政府的行政制度之間存在內在的不協調，突出地表現為各級政府的事權與其財權存在顯著的不對稱性。其次，中國政府的行政支出費用一直占有較大的比重，尤其是近幾年在精簡機構、節儉開支的改革力度加大的情形下，政府的行政支出費用卻一直在12.50%徘徊，始終處于中國改革以來的最高水平，這表明中國政府近年來的精簡機構改革并沒有取得實質性的成功。第三，從債務依存度來看，在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前，中國財政的債務依存度一直都比較低，從沒有超過20%，并且大部分年度的債務依存度都在15%以下。而1994年分稅制改革之后，債務依存度不僅沒有降低，反而快速上升，近兩年已經達到30%左右，這一方面表明中國的分稅制改革并沒有提高稅收對財政收入的貢獻率，分稅制改革是否成功現在還不能予以肯定；另一方面也表明赤字財政政策已經成為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主導。如果債務依存度過高，最不利的影響則是可能誘發利息率的提高，從而抑制經濟增長。如果政府不想提高債務依存度，同時還寄希望利用擴張性財政政策刺激經濟，那么，政府只能降低國債的發行利率和提高平均稅率，而平均稅率的提高則會抑制企業與居民的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從而抵消了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政策效果。由此可見，債務依存度的提高，則會迫使政府為增加自主性支出而過度舉債。第四，再從償債率來看，中國的償債率自1994年以來，同樣也是居高不下，近兩年已經超過了30%.償債率升高則意味著在既定財政支出條件下國家的自主性支出減少，如果政府要增加自主性支出，在既定的稅制條件下，舉債可能是其最佳的選擇。這也就是說，償債率越高，政府增加發行國債的壓力也就越大，財政赤字狀況也將會更加惡化，最終可能將導致財政赤字貨幣發行。據中國財政部長項懷誠的2002年的財政預算報告，2002年中國預算赤字將高達3098億元，相比2001年的2598億元將增長19.24%，超過GDP的3%，是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后第一次逾越國際公認的赤字警戒線。

注：債務依存度是財政債務收入占財政支出的百分比；負債率是財政債務收入占財政收入的百分比；償債率是財政債務的還本付息支出占財政支出的百分比（注：通常情況下，依賴度是指在一國的中央財政預算中，國債收入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償債率是指在財政收入中用于支付國債利息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由于中國財政債務收入不僅來自國債收入，同時還包括向金融機構的借款，因此，本文中債務收入不僅僅包括國債收入，還包括其他形式的債務收入。）。

盡管中國財政收入的增長幅度有所上升（注：據統計，中國財政收入的增長幅度，1998年為14.2%，1999年為15.9%，2000年為17%，2001年增加到22.2%.），但是目前中國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只有16%，低于發展中國家25%左右的平均水平，更低于發達國家40%左右的平均水平。同時，中國財政尚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不穩定，尤其在當前經濟緊縮的形勢下，中國政府面臨著巨大的增加舉債的壓力，中國財政赤字存在著進一步惡化的態勢。值得注意的是，在1998～2001年期間，中國財政支出增長率平均為20%左右，但是在這一期間中國GDP的增長一直是一位數。以20%左右的財政支出增長率和超過高速增長的財政赤字來支持7%左右的總需求增長率，這是否是一種可持續的增長方式？值得人們深思！如果再考慮到政府需承擔的銀行國有不良資產、社保資金等隱性負債，中國的財政狀況不容樂觀?？梢?，實現財政穩定是金融市場化改革首先必須解決的一個重大課題。

三、中國現行財政條件下的金融穩定性分析

（一）中國財政赤字與貨幣供給的相關性分析

自1978年經濟體制改革以來，盡管中國的GNP始終保持著較高的增長率，但是國家財政收入占GNP的比重卻呈現出逐年下降的態勢，并且除個別年份之外，絕大多數年份都存在不同程度上的財政赤字，財政赤字呈逐年擴大之態勢（見圖2）。據統計，國家財政收入占GNP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31.24%降至1999年的13.97%；而財政赤字卻由1978年的-356.35億元快速增至1999年的-1743.59億元。

前文已經指出，發展中國家宏觀經濟不穩定的一個重要原因財政赤字的貨幣化，在中國是否也存在財政赤字貨幣化？是否會引發通貨膨脹？為此，我們在此以貨幣供給量（）作為因變量，以財政赤字（DF）作為自變量，對1978～1999年期間的財政赤字（DF）與貨幣供給量（）之間的相關性進行線性回歸檢驗，結果如方程1和圖3所示：

由方程1和圖3可知，中國貨幣供給量（）與財政赤字存在顯著的線性相關，這意味著財政赤字每增加1億元，中國貨幣供給量就會相應地增加30.95億元，可見，中國存在較為嚴重的財政赤字貨幣化問題。但是，中國在財政赤字和貨幣供給量"雙增"的情況下，中國的零售物價指數并沒有隨之出現上漲的趨勢，反而呈現出下滑的態勢（見圖2），中國的物價水平與財政赤字、貨幣供給量（）之間并沒有出現理論上那種相關性，麥金農（1997）將中國在財政下降的同時保持價格水平穩定的現象稱為"中國之謎".麥金農（1997）認為，中國之所以能夠做到在財政下降的同時保持價格水平穩定，最重要的是擁有可以控制的國家銀行體系，中國政府通過國家銀行體系向非銀行公眾借入公開的或隱蔽的債務彌補財政赤字，實現了非通脹融資。但是"中國政府不可能無限期地依賴于如此嚴重的借款，因為居民已經不再是''''低貨幣化的''''了，并且中國的/GNP也不可能會升到無限高"."當居民流動資產與收入的比例過了高峰，甚至在這之前，如果國有部門繼續借入，就可能發生金融危機"."解決的辦法在經濟上是很明顯的，……，中央政府必須很快建立一個能夠直接對所有工業——中央的、地方的和私人的——以及農業部門征稅的內部稅收機構"（麥金農，1997）。

由此可見，在財政收入占GNP的比重逐年遞減而財政赤字又逐年高速攀升之際，實行以利率市場化為突破口的金融市場化必將會使得潛在的通貨膨脹危機顯現化，其產生的不利影響我們從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國家金融自由化實踐就可略知一二。中國若在如此財政背景之下進行以利率市場化為突破口的金融市場化改革，高通脹率、高利率、日益擴大的財政赤字、日趨沉重的政府債務利息負擔以及政府向銀行體系強制融資等問題也就難免。因此，當前必須要解決的首要問題就是如何實現財政收支均衡，否則，以利率市場化為突破口的金融市場化改革只會讓我們付出更為慘重的代價。

（二）中國資本外逃與貨幣替代狀況

伴隨著中國經濟和中國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長，居民和企業的外幣需求以及外幣資產的持有量都有不同程度上的增加。盡管中國目前對資本項目仍然實施嚴格的管制，隔絕了中國與國際資本之間的自由流動，使得中國可以成功避免亞洲金融危機對中國的直接沖擊。但是不可否認，中國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資本外逃和貨幣替代現象。

自1992年，中國資本國際化的進程明顯加快，流入中國的國外資本平均每年以28.9%的速度增長，至1997年底，中國累計利用外資3479.4億美元，其中，國際直接投資2201.8億美元，中國已經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吸引外資國（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宏觀課題組，1999）。大量的資本流入，不僅可以彌補中國國內資本的不足，同時也帶來了國外的先進的技術、知識、管理和制度，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發展。但在流入中國的國際資本不斷增加的同時，中國資本外逃現象也比較嚴重，據估計，在1992～1996年期間，中國資本外逃規模為875.3億美元，平均每年為175億美元（李揚，1998）；在1994～1998年期間，中國資本外逃規模為1966億美元，平均每年為393億美元（俞喬，1999）。在中國的"外資內流"和"內資外流"這一似乎矛盾的現象之背后，則是中國現行的經濟政策和經濟制度的內在缺陷的外在表現。"內資外流"的一部分原因是有貶值預期和投資信心動搖所致。自1995年之后，中國經濟開始處于周期性下滑階段，1997年之后，通貨緊縮趨勢加劇，財政赤字擴大，宏觀經濟環境的不確定性增強，從而動搖了投資者的信心，影響了其預期；另一方面，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后，受沖擊的國家的匯率開始大幅度貶值，而中國政府對外承諾人民幣不貶值，人民幣名義匯率基本保持不變，這反而加重投資者的顧慮，貶值預期也隨之加重與擴散。兩種因素相互作用，最終導致和加速了國內資本通過各種渠道大量流出。據宋文兵（1999）測算，在1997年，中國資本外逃總額達到474.41億美元，超過同期在中國的直接投資的國際資本（當年為453億美元）。此外，中國還存在大量的"過渡性"的資本外逃（宋文兵，1999），這種資本外逃原因是由于內外資所享受的政策優惠不同所致，通過"迂回投資"方式以獲得外資投資的各種優惠政策。當然，也不可否認，非法收入的資本外逃也是造成中國"內資外流"的一個重要原因。

此外，中國還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貨幣替代現象。據統計，截至2001年末，中國境內中資金融機構外匯各項存款余額為1348.8億美元，比上年末增長5.2%，全年各項存款累計比上年增加61.2億美元。企業外匯存款余額為452.9億美元；其中，企業活期外匯存款為157.9億美元，比上年增加18.3億美元，同比多增15.4億美元。居民外匯儲蓄存款余額為815.6億美元，比上年末增長11.8%，全年累計新增82.4億美元；其中，定期外匯儲蓄存款余額為739.1億美元，占全部居民外匯儲蓄存款余額的比重為90.6%，比上年末增加52.6億美元。盡管F/D指標和F/指標均顯示中國的貨幣替代程度整體水平較低（F/D≤14%，F/≤7%）（王國松、張鵬，2001），但由此可以看出，人們對人民幣的幣值穩定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顧慮，中國的貨幣替代不是以狹義貨幣間替代為主，而是以準貨幣間替代為主，即存款貨幣之間替代。由此可推知，外幣替代本幣的職能，在中國境內主要是貯藏職能的替代而非交易媒介職能替代，這說明形成中國貨幣替代的主要原因還是規避匯率風險，也就是說，匯率風險是中國外幣資產需求的主要原因。

綜上所述，由于宏觀經濟不穩定可能導致通貨膨脹、本幣的頻繁貶值以及對本幣的需求下降都將引起資本外逃和貨幣替代的發生，因此，防止資本外逃和貨幣替代現象產生的一個重要前提條件就是消除或降低通貨膨脹、維系宏觀經濟穩定和提高本國貨幣的實際收益率，使得公眾對持有本國貨幣的信心增強。由此可見，中國應當采取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使通貨膨脹保持在較低的水平上，提高人民幣的實際收益率和較為穩定的真實匯率，將有助于改善公眾對人民幣幣值的預期，以此削弱資本外逃和貨幣替代的動力，這對于防止可能產生的嚴重的資本外逃和貨幣替代將起到積極的防治作用。

四、實現中國財政穩定的對策與建議

由前文已經指出，實現財政穩定是中國今后經濟進一步開放和金融自由化改革最為重要的前提條件。雖然1994年建立的以分稅制為基礎的分級財政管理體制在理順中央與地方之間、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分配關系、增強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由于當時的改革重點是通過重新界定中央與地方之間事權和財權的范圍以達到增強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的目標，未能深入而及時地界定?。ㄊ校┘壵c其以下地方各級政府之間的財權與事權，因而導致現行?。ㄊ校┘壱韵碌胤礁骷壵呢敊嗯c事權的嚴重不對稱，地方財政出現嚴重困難。正是由于財政制度缺陷使得中國財政出現了嚴重的不穩定因素，因此，必須進行制度創新，消除這種集權政體與分權經濟體制的矛盾，方可實現財政穩定。

（一）實行制度創新，重新界定地方政府的財權與事權，實現財權與事權相統一

中央政府集中財權是實現分稅制為基礎的分級財政管理體制最為常用的辦法，符合中央政府自上而下轉移支付宏觀調控職能的要求。但是，在中國，這種自下而上的集中財權模式卻被地方各級政府廣泛地采用，使得財政資金層層向上級政府集中，而與此不對稱的是，基本事權卻反向移動，層層向下轉移，從而造成地方各級政府的財權與事權的高度不對稱，尤其是縣鄉（鎮）兩級政府這種矛盾表現得尤為突出。因為按照事權劃分的原則，地方性公共產品理應由相應的地方政府提供，同時現行中國各級地方政府還需要承當支持地方經濟發展的"義務"，使得中國各級地方政府在事權上呈現出高度的剛性，沒有任何與上級政府討價還價的余地。但是在財權方面，由于財權集中的層層集中，而地方各級政府又不具有發行地方政府債券和地方立法征稅的權力，現行的分稅制又沒有確定?。ㄊ校┘壱韵碌胤礁骷壵毾淼亩惢?，使得其財政收入失去穩定而可靠的收入來源，從而出現了無相應財權支撐的剛性事權，地方政府財政出現嚴重困難必然是不可避免。由此可見，要解決目前地方政府的財政困難這種處境，必須從兩個方面入手，首先必須按照事權與財權相對稱的原則，重新界定各級政府的事權與財權，賦予地方各級政府相應而必要的稅種選擇、稅率調整、立法收稅以及發行地方債券的財權，使得各級政府的事權必須有相應的穩定而可靠的財權作支撐；其次，進行行政體制改革，減少政府分級層次。目前中國政府的5級層次已經造成政府機構臃腫、人浮于事和政府行政支出逐年攀升的弊端，因此，適當地縮減政府層次，精簡政府機構，不僅又有利于分稅分級財政管理制度的改革與實施，使得財政分級層次與政府分級層次相對應，同時也有利于提高政府的運作效率和財政支出的效用。

（二）加速稅制改革，嚴肅稅收紀律，提高稅收收入對財政收入的貢獻率

自1985年之后，中國稅收收入占總的財政收入的比重呈現出逐年下降的趨勢，1985年稅收收入所占的比重為97.43%，1994年降到80.16%，1999年已經降到70.47%；而與此同時，財政的債務收入占總的財政收入的比重卻呈現逐年攀升的態勢，由1985年的4.29%，上升到1994年的18.38%，再上升到1999年的24.51%（見圖4）。

造成稅收收入所占比重減少的原因較多：一是近年來，中央在保持稅制基本穩定的前提下，先后出臺了減征、停征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降低關稅稅率、減免農業稅、下調證券交易印花稅稅率等政策，并且繼續清理取消了部分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費和基金項目；二是由于經濟緊縮，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效益有所下降；三是稅收執法人員的執法不嚴，"尋租"行為及其自身素質低下等原因所導致企業與個人的偷稅、逃稅、避稅等現象嚴重，這一點從中國實施的"金稅工程"和"金關工程"所取得的階段性成績中可見一斑；四是中國現行的支付體系不發達、公眾偏愛現金支付以及現金管理制度存在的缺陷等原因導致稅收收入尤其是所得稅收入的大量流失。由此可見，要提高稅收收入對財政收入的貢獻率，一方面要大力提高稅收執法人員素質，依法加大稅收征管力度，堅決打擊偷稅、漏稅、逃稅和非法避稅等各種違法犯罪行為，擴大稅基，同時加快稅制改革，對某些已經不合時宜的稅種和收率進行重新調整與修改，擴大稅基，重新界定各級政府所應享受的稅種，充分調動各級政府在稅收征管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提高稅收征管效率與征管力度，在稅負的公平與公正的前提下確保稅收收入穩定增長。

圖4中國稅收入與財政債務收入對總的財政收入的貢獻度（注：這里"總的財政收入"等于現行統計上的財政收入與財政債務兩者之和。）

（三）轉變觀念，理性認識積極財政的擴張效應

由前文分析可知，中國的財政赤字和債務余額占GDP的比重尚在安全線以內，截止到2001年底，中央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為2.7%，債務余額占GDP的比重為16.3%.從上述指標來看，中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尚有一定空間。但是，中國目前的經濟緊縮并非簡單的需求不足所導致的，而是一種經濟結構不協調和各種有關居民的收入、就業、養老、醫療、住房和教育等改革政策在短期內同時出臺共同作用的結果，故而那種寄希望于依靠積極的財政政策解決當前的經濟緊縮問題是不可行。首先，在既定的社會積累資金不變的條件下，政府舉債的增加則意味著社會公眾可支配的積累資金減少，財政的"擠出效應"是必然的。其次，從資金使用效率來看，由于道德風險的存在，政府的資金使用效率遠遠低于社會公眾的資金使用效率，這已為學術界的共識。第三，中國已經加入WTO，降低關稅已經成為必然，這意味著中國財政收入的增長幅度將有所減緩。目前中國的債務依存度和財政赤字率都已經達到一個比較高的水平，積極的財政政策不僅將增加政府的還本付息的債務負擔，同時也意味著政府自主性支出的減少。如果政府希望能夠保持原有的自主性支出水平，其最終的結果正如前分析所指出的那樣，舉債規模日趨擴大、財政赤字也日趨惡化，財政赤字貨幣化將會成為不可避免的事實。但是，中國目前理論界和實踐界都十分推崇的積極財政政策，這種對積極財政政策"情有獨鐘"的過度偏好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是立不住腳的，也是十分危險的。

貨幣化將會成為不可避免的事實。但是，中國目前理論界和實踐界都十分推崇的積極財政政策，這種對積極財政政策"情有獨鐘"的過度偏好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是立不住腳的，也是十分危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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