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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J01 文獻標識碼:A
德國哲學家鮑姆加通將美學和邏輯學相區分,康德的《判斷力批判》已標志著美學自身的合法性,克羅齊最終完成了美學合法性的確立。在克羅齊之后,卡西爾對語言、神話(宗教)、藝術、科學等各種文化形式的本體論研究,提出美和藝術是文化的一種表現性符號形式的觀點,完成了藝術符號自律性的闡釋,最終確定了各種文化形式的合法性基礎。卡西爾將人類文化視為多樣統一的哲學理念,直接影響著蘇珊·朗格整體觀下符號論美學理論的構建。
一、符號整體觀
蘇珊·朗格整體論美學思想資源極其豐富,但對其產生深刻廣泛影響的莫過于卡西爾的文化哲學整體觀。朗格曾誠懇而謙卑地說過:“是卡西爾——雖然他本人從不認為自己是美學家——在其廣博的沒有偏見的對符號形式的研究中,開鑿出這座建筑的拱心石;至于我,則將要把這塊拱心石放在適當的位置上,以連接并支撐我們迄今所曾建造的工程。”[1](P.477)這里的“拱心石”是人們所熟知的,即卡西爾的符號論。但一直被人們所忽略的問題是,這“適當的位置”在朗格藝術哲學理論構建中到底是處于一個什么樣的位置?其實這“適當的位置”就是朗格從她的老師卡西爾那兒秉承過來的文化哲學理念——現代科學整體觀。朗格如同卡西爾一樣,將現代科學整體觀作為自己理論構建的哲學基石,而卡西爾的符號論只是朗格美學理論展開的關鍵詞。作為新康德主義者,卡西爾遵循康德的“批判哲學”路徑,繼承并發展了康德的圖式論思想,構建了在20世紀產生重大影響的符號文化哲學體系。“圖式”是康德哲學體系中的重要概念,它是起溝通聯結作用的一種認知的形式結構。它是一種“把知性概念在其運用中限制于其上的感性的這種形式的和純粹的條件”[2](P.140),正因“圖式”這一感性條件,純粹知性概念才得以運用。但在現代科學整體觀的影響下,卡西爾已經不滿足康德的“圖式”思想,認為康德的“圖式”缺乏一種伸展性,只是囿于自然科學的狹義范圍。卡西爾試圖將康德的“圖式”擴展為能說明人類諸種文化的“符號形式”。卡西爾認為,人類文化所創造的一切符號形式,無論是神話(宗教)的、藝術的還是歷史的,都和自然科學所描述的世界圖景同樣是真實的,并非實證的才是科學的。卡西爾以符號的獨特視角為起點,切入人類文化的各個扇面,通過對各類人類文化基本特征的深入研究,提出了“人是符號的動物”的著名論斷。那么,“符號”在卡西爾的理論中又作何解釋呢?卡西爾告訴我們:“所有在某種形式上或在其他方面能為知覺所揭示出意義的一切現象都是符號,尤其是當知覺作為對某些事物的描繪或作為意義的體現、并對意義作出揭示之時,更是如此。”[3](P.109)這樣,符號不僅能像康德的圖式那樣在科學認知中起中介作用,構想自然界的景觀,而且也能在人類文化諸形式中顯現出人應有的世界。神話(宗教)、藝術、歷史與科學等都是人類文化打開的不同扇面,各自體現了文化本原性的賦形力量。由此我們可知,人的本質力量是通過符號活動得以對象化的,文化的符號形式展示了人自身不斷發展與完善的歷史過程。卡西爾對符號論的研究方法盡管是分析的,但他的人類文化觀則是以整體論統攝的。卡西爾認為,雖然人類文化形式的符號極其豐富而且多變,但只要我們堅守整體觀就能對諸文化形式進行整體的把握。因為“一種‘人的哲學’一定是這樣一種哲學:它能使我們洞見這些人類活動各自的基本結構,同時又能使我們把這些活動理解為一個有機整體。”[4](P.107)在此,卡西爾運用現代科學整體觀,把具有抽象化的圖式與功能在于象征某種意義的符號統一了起來,把康德哲學中只有在科學范圍內才具有的“真實性”擴大到了人類全部文化領域,以獨特的符號形式作為文化哲學的邏輯起點,闡釋了人類文化的豐富性和獨特性。卡西爾試圖用符號整體統一諸文化形式的構想,為朗格研究藝術哲學夯實了整體觀的哲學基礎。可是,朗格并沒有沿著卡西爾的邏輯路線將藝術哲學理論建構于符號的理性方面,而是從符號的原始功能入手進入到符號的感性方面。卡西爾用分析的方法對思維邏輯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將諸文化符號形式分為邏輯符號和非邏輯符號兩大類。朗格通過細致的考察,認為卡西爾關于符號兩分法中的非邏輯符號可以置換為表現性符號。即所有的符號都存在傳達形式的問題,作為藝術的傳達形式不宜使用“非邏輯符號”這一概念,因為它過于寬泛,沒有揭示出藝術獨特的本質特征。符號應分為推理性符號和表現性符號,唯有如此,我們方能在整體論語境下給藝術一個自足的空間。推理性符號將我們導向“外部的客觀現實”的描述,幫助人類探索外部世界發展的模式;而作為表現性符號則將我們導向“內部的主觀現實”,使我們內在的主觀情感顯現為感性的世界,體驗情感發生的全過程,本真地把握生命的生成運動。朗格在其藝術哲學的研究過程中,自覺地將科學與人文兩大文化形式進行整體性觀照。朗格的看法是,藝術雖然不像自然科學那樣以抽象思維方式為主,但它在根本性上與自然科學達成一致。兩者因文化的歷史發展曾作暫時的揖別,但最終它們將會在人類文化發展的某一個契合點上再次攜手共進。藝術家相對的原則是藝術這個有機的整體,如同科學理論構建中整體性訴求一樣。在藝術作品中,人的生命力彰顯應注意以下兩個方面:一是藝術的形式是作為一個整體性符號顯現在人們面前的,其中每一個符號都不能脫離整體而存在:二是藝術的各符號之間保持自足的契合,不能假借“創造”之名,隨意地割裂。否則,生命形式只能是一種碎片化的人為拼湊。因為藝術遵循的是符號構形,借助直覺思維“言說”著推理性符號不能言說的東西。藝術的符號形式之所以能夠傳達出我們的情感世界,正是這一符號形式與我們的情感世界有著邏輯類似性的緣故。“藝術形式與我們的感覺、理智和情感生活所具有的動態形式是同構的形式。……以至于在人們看來,符號與符號表現的意義似乎就是同一種東西。”[5](P.24)藝術就是通過感性賦形將我們情感世界顯現出來的一種文化形式,這種形式不僅是一種邏輯的形式,更是一種生命的形式。朗格進一步指出,不管是推理性符號還是表現性符號,都存在著非理性的直覺。直覺是新的思想產生和釋放的過程,是一種比思想更深刻的思想。直覺思維在人類思維活動中占據著本源性地位,直覺思維滲透在人類的一切符號活動和文化形式之中,是一種不須經過推理過程而達到對現實把握的特殊認識,凡是文理相通的人無不具有高度的直覺能力。表現性符號中的直覺不是可供理性思維的概念,而是具體的感性表現形式。在藝術具體的感性表現形式中,藝術所創造的符號無疑是一種虛幻意象。這就意味著藝術的虛幻意象是一種具體的抽象,是思維外在傳達的一種特殊的形式。它如同科學中的直覺一樣,引導藝術家越過邏輯思維的理性制約,而直達創造之物的內在本真。藝術直覺形式不是對各種形式要素的機械組合,而是依照藝術家的最終目的荷載意義。像舞蹈,它的符號形式絕不是實體的人的物理運動與組合,而是虛構出來的表現生命力的一種自由的創造,是人的一種純粹的直覺表現形式,它連接著我們整個的生命運動,讓我們從不可分割的文化整體意象中感知生命的意義。
二、形式整體觀
卡西爾將符號視作其文化哲學的支撐概念,但符號何以認知?在卡西爾看來,我們認知符號的途徑便是形式。如果沒有符號形式的有效傳達,就連自然科學中的物理學定律和關系都是不可思議的。卡西爾在談論藝術時指出,藝術是感性的符號形式創造,這種形式不是別的形式乃是一種生命的形式。“生命形式”這個概念是卡西爾在他的三卷本《符號形式哲學》中首次提出來的,雖然卡西爾在這部著作中對藝術沒有進行具體地闡述,但是有關藝術本質的問題,卡西爾顯然已經有了根本性的哲學把握。當卡西爾文化哲學理論形成體系并發展成熟時,這一問題便在他晚期的《人論》中得到了具體集中的探討。卡西爾通過康德的《論德國建筑》以佐證自己關于藝術是生命形式創造的觀點:“藝術早在其成為美之前,就已經是構形的了,……人有一種構形的本性,一旦他的生存變得安定之后,這種本性立刻就活躍起來。”[4](P.21-222)卡西爾主張,包括科學在內的各種文化形式都是人類精神自由創造活動的不同表現形式。這些形式體現了人類精神創造的不同力量、結構和組織原則,共同構造了人的經驗世界。因此,只有通過對各種文化形式的特殊結構和規則的深入研究,才能揭示人的完整的精神結構。藝術形式并不是牛頓式的機械排列,倒是諸矛盾張力經由作家的整體觀照而獲得的內在和諧。即便我們否定藝術創作的整體和諧預設,但我們在接受藝術文本時仍然會運用整體觀念。把藝術僅僅視作一種自足的語詞存在,顯然是狹隘的、不合適的。我們所要做的是,尋找各獨立存在的外在聯系與內在關聯,從整體的語境中指稱存在的角色并賦予其語義。當一部作品離開了其存在的整體語境時,它什么也不能被指稱,只是一堆無法顯現意義的孤立符號。卡西爾的藝術形式整體觀直接影響著朗格對現代美學思潮的反思。朗格認為,符號不僅是世界的表征,也是人類能動把握世界的有效方法。人類的經驗材料通過直覺賦予形式,直覺將內容與形式統一起來。雖然貝爾的“有意味的形式”是對藝術本質一次嘗試性的解釋,但其解釋的意義顯得缺乏邏輯的清晰度,且帶有神秘主義的玄惑。朗格在借鑒傳統美學理論時,以綜合發展的眼光從符號整體論角度對藝術作了新的界定。朗格在其1953年出版的《情感與形式》中明確地指出:“藝術,是人類情感的符號形式的創造。” [1](P.51)因為“藝術品本質上是一種表現情感的形式,它們所表現的正是人類情感的本質。”[5](P.7)朗格借用現代物理科學中“場”的理論構想,在藝術研究中創造了一個“藝術場”的概念。物理學中的“場”是指一個限定的域,是一種整體的存在。場中的每個部分的性質都由場的整體性質決定,但場的整體性質并非其各個部分性質簡單相加或算術總和。從藝術哲學角度理解,“藝術場”是指文本與一切文化之間的相互聯系、相互影響和相互制約。朗格認為,近代科學有礙于這種個性的平衡發展,因為它過于偏重知識的分析和追求公式化的材料。雖然科學的抽象化是必然的方法,但不是唯一的方法。科學的抽象總有自身的限度,科學理論是看不見的,它需要形象化的外在傳達。即便是所謂的抽象的符號,也需要一種形象化的陳述。藝術如同其它文化形式都是符號的表征,只是各種文化形式的構成方式不同而已。我們要想更好地認識藝術的本質,就不能只是在藝術這個圈子里轉悠。我們不但要走進去,還要能走出來,看看藝術生存的環境是什么樣。藝術哲學應具備現代科學整體觀,像克羅齊的表現直覺說只是一種單純的心理學表現,其實藝術符號的表現除此之外,同時還存在著邏輯的表現。因為藝術并不是情感本身,只有當情感與形式形成一個有機的生命整體,藝術才是我們可以觀賞的特殊符號形式。而這種特殊符號形式的獲得,無疑離不開藝術的抽象原則。當美學不能給藝術存在形式一個合法性的描述,就意味著它喪失了描述和被描述之間的內在邏輯與外在邏輯的一致性。為了讓美學研究具有辨證的有效性,必須將藝術這一文化存在從復雜的文化背景中抽繹出純粹的自足的形式,同時還得將其放回生成的文化語境之中。而以往各種流行的美學理論并不符合描述合法性條件的要求,且他們的研究范圍是狹隘的,研究的方式方法是封閉的。朗格如同她的老師卡西爾一樣有著很好的自然科學基礎,對格式塔心理學是相當諳熟的。朗格從該理論完形概念入手,在其《情感與形式》中為我們進行了極為細致的邏輯梳理。朗格指出,藝術家的創作是一個極為復雜的過程,起初往往是捕捉到一個由整體文化長期蘊育而成的“意念”。藝術家在“意念”指導下逐步對物理世界進行處理和心靈世界的轉化,隨著藝術家的想象力的不斷展開而得以造型,從而將藝術中的符號表現為整體性的藝術符號。藝術家“面對著造成其各種不同功能的影響,它似乎堅持著自己最初的目的,并從自己真正的主干中創造出變型,而不是用別的什么東西簡單地取代它”[1](P.141)。這就像音樂基質具有結構有機統一性似的,無論是音調和諧、節奏重復,還是旋律進行,樂句起止,作為整體藝術的符號無疑要遵從音樂基質的有機形式。這種藝術符號形式恰似生命原動力的血脈,讓各藝術中的符號彼此關聯著,共同形成一個承載著生命力推動的合力,使藝術品的表現性形式臻于完形。一個真正具備創造能力的音樂家從不機械地單一地處理音樂符號,而是將每一符號的選擇始終把握在整體音樂的形式構成之中,讓獨立的音樂符號與其它每一音樂符號達成一種畢達哥拉斯式的內在和諧。對于藝術自足來說,藝術是自洽的、封閉的。但對于人類整體文化構成來說,它又是開放著的。因為“具有有機聯系和生命節奏的抽象形式只不過是整個情感表現的小小組成部分,而且自始至終都是以潛在的形式存在于這個大的整體之中”[5](P.171)。在這個裂變的時代,藝術企圖以破碎的意象昭示被遮蔽的世界。但它已無力揭去面紗,獲得神諭。它只能放棄終極意義追求,讓意義無限推遲出場。而朗格在卡西爾藝術整體論影響下所建構的符號論美學,讓差異之物走向歷史的前臺,從生活的碎片之中發現其意義總體性的可能,完成了藝術范式的重大轉換,在有關后現代藝術的一片喧嘩聲中,為我們作出了藝術重構的超越性回答。
三、文化整體觀20世紀后半葉的后現代文化似乎君臨天下,在其碎片化的熱炒聲中忽略了德國哲學卡西爾文化哲學對當下文化運動的特殊貢獻。卡西爾和德國古典哲學家一樣,都將目光聚焦于人類精神的自我認識。但與德國古典哲學家不同的是,卡西爾并沒有將理性歸結為人類精神唯一的決定因素。卡西爾認為,人類精神是一個兼容情感、直覺和思維在內的有機整體,理性與非理性都是人性整體構成的必要部分,不能簡單地將它們中的一項化約為另一項的支配物,語言、藝術、宗教、科學等都是人類整體文化演化過程中的不同存在形式。各種文化形式都開啟了一個簇新的地平線,展示了人性發展歷史的新視面。雖然各種文化形式都有其特殊品性與結構,但從功能方面看,各文化形式是具有內在聯系的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任何理論都是我們對這個世界的預設與構想,同樣,“一個文化哲學是從這樣的假設出發的:人類文化的世界并不是雜亂紛離的事實之單純集結。它試圖把這些事實理解為一種體系,理解為一個有機的整體。”[4](P.348)哲學是萬科之母,盡管科學實證主義極力懸置哲學在科學中應有的話語權,但科學發展史告訴我們,所有偉大的科學家都有深厚的哲學基礎。哲學并不是對單純的事實搜集,從中歸納出邏輯的結果,而是試圖把這些雜亂的事實理解為有著內在邏輯聯系的整體,于這整體之中對世界進行根本性的追問。卡西爾的文化哲學給自己提出的任務是,“它的出發點和它的工作前提體現在這種信念上:各種各樣表面上四散開的射線都可以被聚攏來并且引向一個共同的焦點。在這里事實被化為各種形式,而這些形式本身則被假定為具有一種內在的統一性。”[4](P.348)在卡西爾看來,人類文化是有機體的整體,它處于永恒的創造過程之中。構成我們生活的不只是原初的物質或客觀實體,而是由性質與關系構成的符號“有機體”。世界的實在性在于它的符號構建,符號就是世界,世界就是符號。有機體的根本特征是符號的構建活動,而這一構建過程是有機體各元素之間內在聯系的整體創生過程。卡西爾在《符號形式哲學》中明確地指出,我們既不能形而上學地描述人的突出特征,也不能靠物理科學揭示人的本性。要想真實地界定人的本性,只能從人的“勞作”入手。“勞作”既是人的起點,同時又是人的終點。正是人類的生產活動所生成的體系,劃定了“人性”的圓周。歷史不是既成不變的“事實”,它是具有生成性的“事件”,而歷史的生成性全在于人的創造性。盡管不同時期或同一時期不同群體各自的創造對象不同,但是作為一個整體的人類,它總是離不開形而上學總體性的預設,因文化功能的統一性必然地趨向于一個共同的目標。人類的一切文化形式都是這個圓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我們所見到的是已經打開的扇面,還存在著被遮蔽或正在逐漸打開的扇面,它們共同構成了人類文化的一個有機整體。正如笛卡爾在《第一哲學沉思集》所說的那樣,當人們審視上帝的作品是否完美時,不應該只將一個造物孤立起來看,而應該把上帝所有的造物都合起來看。只有當我們以有機整體的文化哲學視野瞭望這個世界時,我們才能真正展示人性的廣度和深度,從而最終展現出一部人類精神文化生成的整個發展史。卡西爾秉承自古希臘已來的世界和諧統一的科學哲學思想,堅持整體論,反對機械論和破碎觀,尋找各種文化最大的內在統一性。他用發展開放的眼光告訴我們,在開放的世界中,我們必須把一般實在的性質和特殊意識的性質作為一個結合的整體來理解,且這個整體是處于運動和展開的無限過程之中的。雖然卡西爾的文化整體論為朗格符號論美學提供了哲學基石,但這并不意味著朗格的符號學美學只是對卡西爾文化整體觀的具體闡釋。卡西爾的符號論只是對神話、宗教、藝術、歷史和科學的性質進行了哲學界定,但并沒有進入到諸文化的深層結構。而朗格則將符號論作為自己美學理論展開的關鍵詞嵌入藝術的各個層面,為我們研究藝術哲學開辟出廣闊的視界。朗格告訴我們,符號絕不是意義的本身,它只是象征著意義。符號與其意義的關系在原始先民的神話思維方式中是融為一體的。在他們的眼中,符號并不代表對象,符號本身即是對象。當人類進入文明時代,已經將符號與其所象征的對象進行有意識地區分。我們應避免邏輯實證主義者的做法,將符號的內在意義抽空純化為一種物理的記號,使符號與其所傳達的意義完全成為一種外化的關系。其實,科學家的心理意象也是創造性科學思維中的重要環節,所不同的是,藝術家頭腦中形成的意象,必須以主觀情感去感受物象,而科學家的心理意象,既可用實際觀察到的對象來構造,也可以從科學理論的傳達物之中獲得。朗格的美學理論雖然像其老師卡西爾重視藝術的抽象特性和理性認識作用,但其理論所堅守的核心是,藝術是人類情感生命形式的表現。作為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藝術符號的構成形式有自己極強的特殊性,它在感性直觀的形式中為我們創造了一個“活生生”的審美王國。藝術符號具有文化遺傳屬性,在一定的社會語境里,不但可融通共享,還可傳達出普遍的文化意義。藝術創作一方面是藝術符號自在性的組織和構成過程,另一方面又是人的“勞作”世界的符號化過程。譬如,一首詩既是一個獨立自足的文本世界,同時又是人類整體文化打開的一個扇面。因為“詩化語言保持了一種奇異的萌發力和創造力,與人類精神的不息的創造力相呼應。它激活那沉睡的活力,煥發出蟄伏在無意識深處的結構性的力。它給予孤立于即成文化中柔弱的個體以創造者的位置。詩化語言在于利用這自然之力即無意識的語言形式把意識的語碼或文化的單元重新結構。”[6]這就是說,藝術形式以其有機整體性開辟著生命的新境界,構建人最高的真實存在方式。藝術創造的目的就是呈現一個完整的感性文化世界,這個世界因其內在組織的功能統一性而成為有“意味的形式”。藝術世界具有不可窮盡的特殊意義,在向人類展示著新的文化天地的同時,擴大和提升了我們的生存空間。朗格以其文化整體觀為我們打開了一個全新的藝術哲學景觀,雖然朗格本人并沒有用“后現代”這個詞,但她卻是以科學與人文想融合的當代思想談論現代藝術的。朗格是贊譽現代世界的,但她也清楚地認識到現代社會的局限性,并指出要修正與超越它。朗格發現在現代社會開始之時,在藝術哲學中反理性主義就已經初現端倪,理性的作用更多地受到限制。但朗格在堅守傳統的過程中同時守望未來,不僅要求重建個性原則,而且還要求重新形成作為整體的知識有機體概念。朗格把自己所處的時代看作是一個辯證發展的文化大綜合時代的開端,并把自己看作是其中的一員參與有關藝術本質的對話。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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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Relation between Susan Langer's Aesthetic Thought and
Integration Overview of Cassirer's Cultural Philosophy
WANG Zhi-de
隨著社會的進步經濟的發展,人們對健康的需求越來越高,伴隨物質生活的豐富,所謂的“富貴病”也顯著增加,“非典”“禽流感”等各種新型疾病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長,給人們留下更多的反思。因此,疾病預防體系亟待加強,她涵蓋了健康教育與健康促進的必要性,健康教育工作已經面臨著一個重大的契機。我院醫院在做好醫療工作的同時,也應順應形勢的變化,面向社會群體,開展多種形式的健康教育工作,立足院內并推進社區的健康教育和健康促進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1 做法
1.1確立目標,建立健康教育管理體系。將健康教育工作列入醫院全年工作目標,分管院長親自參與健康教育工作;成立健康教育領導小組,健全健康教育網絡,配備專職成員進行健康教育工作;配備電腦、投影儀、數碼相機等健教設備,統一安裝了各科室、病區的健康教育櫥窗,在門診各候診廳、電梯等候診區安裝電視機,與計算機中心聯網傳播健康教育內容,基礎硬件得到了進一步改善;落實健康專項經費;制定健康教育先進集體、個人考核標準,年終比表彰,將健康教育工作納入科室的綜合考核,與獎懲掛鉤。
1.2形式多樣,創造特色促進院內健康教育。
1.2.1一對一的隨診教育。這是醫院健康教育最主要的、最經常的、每個人都能做到的宣傳教育方法。由主管醫師、責任護士根據病人的具體情況進行因人、因病的個體化健康教育工作。
1.2.2 指導性教育。免費提供健康處方、院內制作的單頁健康教育材料。病區二月一期的的健康教育專欄,院內聯網電視宣傳和門診候診廳電子顯示屏的健康教育內容讓病員在等候就診及住院時觀看。自行制作健康教育宣傳冊,如高血壓、糖尿病、慢性前列腺疾病等慢性病的宣傳冊,圖文并茂,免費取閱。
1.2.3 開展院內職工健康教育。定期提供健康教育學習資料,開展健康保健技能和知識的講座,組織全院職工學習,加強醫患溝通技巧的學習。
1.3適應形勢,抓住機遇推動社區健康促進。
1.3.1 開展義診咨詢活動。組織各專科名醫到各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義診,與省、市三級醫院聯合開展大型義診,受到群眾的歡迎。
1.3.2 組織健康保健講座。利用腫瘤防治周開展腫瘤防治知識、男性健康日的大型健康保健講座;每月常規一次面向社會群眾的高血壓、糖尿病知識講座;深入社區醫療點每月開展一次慢性病防治及養生知識保健講座;每周一次的面向準媽媽、準爸爸的孕期保健知識講座。
1.3.3 組織志愿者服務隊和崗村聯合醫療隊,分赴農村、小區進行醫療服務,宣傳健康教育知識。婦產科以及我院一個社區醫療點主動與鄉的行政村結對,下基層農村開展醫療的幫扶,講座、免費的咨詢體檢深受當地的群眾歡迎。
1.3.4撰寫健康教育科普文章、論文及讀本,免費贈送給社區居民。在社區衛生服務站,為居民建立慢性病管理檔案。建立體檢人員健康檔案,為單位組織的健康體檢做專門的反饋,并免費進行健康知識講座,饋贈讀本。
1.3.5 與大眾媒體聯合,開展健康知識的宣傳。除了本院的院報外,我們還在本地報紙上,開辟了《健康之友》欄目,向社會群眾傳授健康知識。
1.4 分析研究,尋找到健教工作的切入點。很多人會認為,健康教育只是醫院的一個表面文章,沒有什么技術含量,隨便做做就行了。但我們認為,任何一個件事都應分析研究,了解社會的需求,滿足大眾的需求才能發展。我們看到準父母對孕期知識非常的渴求,于是我們克服困難,開辦胎兒大學的孕期知識講座,不斷完善。溧水地區的狂飲酒文化、嗜咸飲食等不良的生活方式造成多種疾病,分管院長親自深入調查分析研究,在各單位開辦講座,聽眾逾萬人,被譽為“溧水的洪昭光”,又將保健知識編印成讀本,免費發放到居民手中,受到社會的贊譽。
1.5 規范歸檔,留存資料評價健康教育工作。
平時我們注重檔案的收集整理,養成及時留存資料的習慣。隨身帶著數碼相機,記錄本,每次義診、咨詢結束,我們都會對活動進行總結評價,并且撰寫成文,積極投稿,及時在醫院網站上。既有利于健康教育的規范存檔,也是對健康教育工作良好開展的持續激勵。
2 體會
健康教育和促進對醫院的發展有重要的意義。工作中我們深深體會到,通過健康教育提高了人群的衛生意識,提高人們的生存質量,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同時對醫院的發展也有重要的意義。
2.1樹立了醫院的良好的公益形象。隨著人們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患者除希望醫生為其治療外,更希望了解病因和如何預防。開展對大眾的健康教育和健康促進工作,走進社區,舉辦健康保健知識講座,提高全民健康意識,讓健康的人不生病,使有病的人得到很好的治療,盡快康復,實現了市場經濟下醫院仍必須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實現了醫院社會公益性與福利性的統一。在我們醫院常常聽到這樣的話:“我們不希望人生病,但我們希望生了病來我們醫院,讓我們的優質服務和保健知識,盡快讓您康復。”
2.2 有利于醫患溝通。當今醫患矛盾惡化,社會對醫務人員存在偏見,通過我們開展健康教育,醫護人員與病人接觸的時間增多,溝通機會增加,病人通過健康知識的獲得,增加了對醫生的信任,有利于改善醫患關系。
2.3 促進醫療技術的提高。我們在舉辦各種健康講座的同時,也是醫務人員自我知識和技能的培訓;對院內職工的健康教育,對醫院業務技術提高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2.4 健康教育本身也是一種治療方式。目前,許多慢病如高血壓、冠心病、糖尿病及腦卒中等,主要是由生活方式、環境因素等為主引起的,可以通過健康教育來預防控制。醫護人員針對特定的病種,進行有效的解釋與指導,增進患者對疾病的正. 確認識,提高患者的臨床依從性,從而實現“未病先防,已病早治,既病防變,愈后防復”這一健康目標。
2.5 宣傳了醫院的專科建設。通過健康教育在向大眾傳播衛生保健知識的同時,也讓社會知道了我們的專科技術,最新的醫療進展,這比那種醫療的廣告更能讓百姓接受和歡迎。
參考文獻:
中圖分類號:G710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1-489X(2013)30-0018-03
21世紀是知識經濟的世紀,重視科技、培養高素質的復合型人才是時代的基本特征,這就要求高等職業教育要全面推進素質教育,培養全面發展的高素質人才以適應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要求。
1 高職院校素質教育的基本內容
從知識經濟時代對高等職業教育培養人才要求來看,人才應具備四方面的素質,即:思想道德素質、文化素質、業務素質、身體心理素質[1]。思想道德素質是根本,文化素質是基礎,業務素質是本領,身心素質是本錢,這四個方面的素質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
德育是素質教育最基本的內容,思想政治素質是最重要的素質。沒有良好的思想品德,也不可能把學到的知識真正奉獻給祖國和人民,也難以大有作為。高職生必須要有堅定正確的政治立場、科學的世界觀、正確的人生觀和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具有良好的個人品德和修養,成為一個心智健全、人格完善的公民。
文化素質在人才的諸素質中占極重要的地位。大學生知識面要寬一點兒,不僅要學好專業知識,還要有一定的人文知識。
業務素質主要包括知識更新能力,開拓創新能力,組織、協調、協作能力,信息處理能力,社交與表達能力,適應和應變能力,理論聯系實際的能力,以及外語和計算機應用能力等。
良好的身心素質應具有自信、豁達、樂觀、堅強、果斷、持之以恒的意志品質和人格氣質,有自我調節心理狀態的能力,能經受各種挫折和壓力以適應社會。同時要有健康的體魄,能適應市場經濟的激烈競爭,適應艱苦環境,具有充沛、旺盛的精力和熱情投入到工作中去。
2 東華理工學院行知分院素質教育的思路
面對未來社會對創造性人才的迫切需求,東華理工學院行知分院原來建立在計劃經濟體制基礎上的高職教育體制、管理體制、人才培養模式、課程內容、教學方法、教學手段以及教育觀念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不適應性,嚴重影響和制約了高職生創新精神和能力的培養。面對知識經濟的到來,學校在全校樹立“全面育人、全程育人、全員育人”的觀念,堅持以教學改革為中心,以育人為根本,積極探索素質教育的有效途徑和方法,使人才培養質量逐步提高。
2.1 轉變觀念是實施素質教育的前提
改變傳統教育思想中不適應知識經濟發展要求的價值觀、質量觀、人才觀、教師觀、學生觀等,使教育思想真正從專才教育轉變為通才教育,從應試教育轉變為素質教育,變接受式教育為創新式教育,變知識再現型學生為知識發現型學生,變學生的適應型學習為創新型學習。學校近年來為國家和地方培養了大批合格的高級專門人才,廣泛受到社會及用人單位好評。
1)確定人才培養規格。學校在人才培養規格上根據知識經濟對人才的需求,以社會為市場,提出培養具備“三觀”“四能”(堅定的政治觀、科學的世界觀、正確的人生觀;工程實踐能力、創新能力、適應能力和審美能力)、基礎扎實、專業面寬、一專多能的應用型、復合型人才。
2)完善人才培養模式。改變計劃經濟條件下建立起來的“專才型”人才培養模式,糾正課程體系設置方面存在的“過窄、過專、過深”的弊端,使過去那種以知識傳授為主的教育模式轉變為素質培養的教育模式,樹立融素質教育與業務培養為一體,融知識傳授與能力培養為一體,融教學與科研為一體的思想。
①逐步完善學分制。在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轉軌的過程中,在精英教育向大眾化教育邁進的過程中,確立學生的主體地位、尊重學生的個性發展、實行彈性學習制度成為改革的大趨勢。學校實行“學年+學分制”,減少必修課,增加綜合知識類選修課,拓展專業口徑,向真正的學分制過渡;試行高職生導師制,加大學生的選課自由度,擴大選修課范圍,允許學生跨專業修讀課程;改革考試方法,實行重修制。
②加強復合型人才的培養。堅持因材施教,注意個性化教育;推行主輔修制,允許學生輔修第二專業。學校鼓勵學生在本專業全部課程考核合格的前提下,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選擇輔修專業,成績合格發給輔修證書。
③優化課程結構。每個專業在課程結構設置上都形成寬基礎、多方向的專業課程結構,使專業的課程設置體現出專業理論比較扎實、專業知識寬而新的特點。以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提高學生的整體素質為指導原則,由教務處統一組織,每學期開出30多門供全校學生選修的各類素質教育課程,包括文、理、工及其交叉的綜合課程。除此之外,還要求每個專業、每學期必須開設供全校其他專業學生選修的素質教育類講座,全校每個學期開設此類講座近百場。
2.2 教學改革是實施素質教育的關鍵
以培養適應知識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的應用性高級專門人才為宗旨,把畢業生的質量以及他們在人才市場的競爭能力作為學校生存與發展的生命線,構建適應21世紀的新的課程體系,推進教學改革。
1)全面修訂教學計劃。學校認真貫徹落實《21世紀振興教育行動綱要》,全面推進素質教育,在開展教育思想大討論的基礎上,按照拓寬基礎口徑、淡化專業意識、有利于加強綜合素質和創新能力培養的思路,全面修訂教學計劃。
①加強實驗教學。加大對教學實驗設施的投入和對實驗室的更新改造,提高實驗教學的質量。為進一步增強人才的適應能力減少課內學時,加強實踐教學,對實驗課進行整合,減少驗證性實驗,增加綜合性、設計性、研究型和創新型實驗,加強綜合訓練和社會實踐。
②注意綜合素質教育。在培養過程中,特別注重對學生的能力和綜合素質的培養和訓練。在強化學生的業務素質的同時,增加了“語言表達藝術”“大學語文”“中外文化”“社交禮儀”“中外名著欣賞”“影視欣賞”等素質教育課程。
2)深化教學改革。知識經濟條件下,遵循人才市場的需要,確立學校的人才培養模式,堅持知識、能力和素質的辯證統一,通過不斷地深化教學改革,保障了學校教學質量的提高。
①更新教學內容,強化實踐。在教學內容上要刪減過細的繁瑣內容,增加實踐教育的分量,更新教材,使學生更好地掌握新知識、新技能,拓寬知識面,為創新打下堅實的基礎,為創新能力的形成構建完善的知識體系。
②改進教學方法,鼓勵創新。積極鼓勵教師大膽地進行教學方式的改革,遵循以人為本的原則,以學生為主體,以教師為主導,摒棄注入式、填鴨式的教學方法,運用“啟發式”“開放式”等教學方法,注重個性化教育,培養學生“發散性”思維習慣。把科學研究引入教學過程,努力使教學過程帶有研究性質。
③改變考評方法。把面向學生的對所學知識記憶和解題方法熟練程度的考核,與對學生創新能力的考核結合起來,體現知識是基礎、創新是目標的指導思想。考核的方式靈活多樣,具有動態性。對知識的考核采取應試的方法,對創造能力的考核可以通過實驗、設計或調研等方式做出綜合評價。
2.3 提高教師素質是保證
教師是學生增長知識和思想進步的導師,他的一言一行,都會對學生產生影響。教師一定要在思想政治上、道德品質上、學識學風上全面以身作則,自覺率先垂范[2]。東華理工學院行知分院師資隊伍建設以提高教師思想政治素質和師德水平為前提,以提高教師學歷層次為基礎,以培養中青年骨干教師和學科帶頭人為重點,建設一支素質優良、結構合理、富有活力的高水平教師隊伍。
1)加強師德修養教育。加強教師思想政治修養和先進教育理論學習,增強教師忠誠于人民教育事業的責任感、使命感和實施素質教育的自覺性。堅持開展以教書育人、為人師表、敬業愛生、樂于奉獻為核心的師德教育,進一步提高教師的道德素質水平[3]。加強教風和工作作風建設,學校大力倡導廣大教職員工發揚“求實創新”的優良校風,以寬闊的視野、嚴謹的治學態度、高效務實的工作作風、良好的思想道德修養和樂觀向上、積極進取的生活態度,為學生樹立良好的榜樣。
2)加強教學研究,提高業務水平和學術水平。經常性開展教師英語、計算機、教學法的培訓,通過進修、培訓等各種途徑提高教師的業務水平,鼓勵教師緊緊圍繞課堂教學開展教法、學法和考法研究。近兩年,開展各類教研課題100多項,發表教研論文80多篇。
3 東華理工學院行知分院素質教育的著力點
3.1 思想道德教育是基礎
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是道德建設的方向。在學生中開展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教育,形成愛黨愛國、關心集體、尊敬師長、勤奮好學、團結互助、遵紀守法和開拓創新的良好風尚,是應該完成的目標。
1)積極拓展思想道德教育新渠道。
①充分發揮“兩課”(理論課和思想政治教育課)教育主渠道作用。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思想是思想政治素質的靈魂,培養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是實施素質教育的根本。學校把“兩課”的教育作為對大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要陣地,同時搞好形勢與政策教育[4]。通過法律輔修、法律選修課程及法律專題講座等法律教育,使學生不僅掌握一些重要的、基本的法律知識,而且培養出一定的法律意識。
②加強學生愛國主義基地建設,積極引導學生投身社會實踐活動。組織學生到基地體驗生活、參觀學習,使學生受到深刻的愛國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教育;充分利用寒暑假時間引導或組織學生深入社會,開展形式多樣的國情與社會調查、科普宣傳、科技宣傳、文化服務和智力扶貧等活動;積極引導志愿者開展社區服務,加深對國情的了解,增強社會責任感。
2)營造濃厚的道德教育氛圍。堅持把德育工作擺在素質教育的首要位置,不斷加強和改進學校的德育工作。抓好學生的德育工作建設,配齊配強專職輔導員和班主任;抓好日常思想教育和“三義”“三觀”(愛國主義、社會主義、集體主義;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教育及無神論教育,大力提倡科學精神。以團小組或團支部為單位建立“理論學習小組”,堅持開展每周一次的學習活動,每位學生都能參與,有效擴大了理論學習的覆蓋面。圍繞“學會做人”,做一個《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中所要求的“愛國守法、明禮誠信、團結友善、勤儉自強、敬業奉獻”的人,開展一系列學習、宣傳活動。如制定《基礎文明公約》,開展“基礎文明建設月”活動等。
3.2 文化素質教育是切入點
東華理工學院行知分院于2003年開展了文化素質教育理論與實踐的研究,進一步明確文化素質教育的內涵、目標、要求、途徑、評價方式等,將“第一課堂”的教學和“第二課堂”的活動相結合,給學生創造了良好的育人環境。
1)第一課堂是文化素質教育的主要渠道。在教學計劃課程模塊中設立了文化素質教育課程模塊,并把文化素質教育貫穿于教學的全過程。加強了人文素質教育課程建設,對理工學生重點開設文學、歷史、哲學、藝術等人文社會科學課程,對文科學生適當開設自然科學課程。全校已開出100多門文化素質教育課程,規定各專業學生必須在文化素質教育課程模塊中至少修讀12學分,其中文科與理科、工科之間交叉學科的學分必須達到8學分以上。同時要求把文化素質教育的有關內容滲透到專業課程教學中去,使學生在學好專業課的同時,也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質。
2)第二課堂是文化素質教育的重要渠道。學校實行“大學生第二課堂活動素質培養資信證書”制,既建立起一種新的素質評價體系,又對文化素質進行了引導。舉辦高水平的文化素質教育系列講座,舉辦各種文化藝術節和沙龍等,積極營造一個良好的校園文化環境。邀請知名學者、專家、作者、藝術家來校演講,如“經貿論壇”“現代管理論壇”等已有50多位專家、教授登上論壇。引導學生閱讀文化名著,提高自身的人文涵養和文化品位。學校精選了百余部文化名著作為學生文化素質教育閱讀書目,推薦給全校學生,舉辦了“人人讀好書”“五月讀書節”等多次全校性的讀書活動。大力開展豐富多彩的學術、科技、文化、藝術、健身、娛樂文體活動,活躍學生校園生活。全校共有各類學生社團50多個,每年定期舉辦學生科技文化節暨文化素質教育月活動,以及各類學術節和專題學生活動近40個,如“社團文化節”“校園拒絕”“世界大學生運動會火炬接力”等大型活動。舉辦運動會、足球賽、辯論賽、演講賽、英語活動月、英語演講競賽、電腦節、讀書會、影評等,尤其是注重結合重大政治活動和節慶日,開展富有教育意義的歌詠比賽、演講比賽、征文活動等。組織學生參加青年志愿者活動,將愛心灑向社會。開展了“保護母親河”“環保世紀行”“鄉村采風”等社會實踐活動。
3.3 創新教育是重點
知識經濟的一個重要特征是知識創新和技術創新,創新性是知識經濟的靈魂。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近年來,學校把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作為素質教育的重點,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1)培養創新教育機制。學校建立學生創新教育的合理機制,從專業教育和人才教育模式的選擇確立,到具體的課程設置、教師隊伍素質和人才培養的各個環節,相應地進行全方位、根本性的調整,給有專長的學生以更多的時間和發展空間,形成優秀學生脫穎而出的良好環境。學校加大投入,優化學生開展科技活動的條件,建立學生創新基地。
①設立學生科研專項基金。在制定《高職生科技工作實施辦法》的基礎上,成立了校、系兩級學生科技領導小組,使科研活動有了組織和制度保障;設立學生科研基金,學校每年撥一定專款作為學生科技活動經費,使學生科研活動有了資金保障。在系學生科技工作領導小組的指導下,選拔理論基礎扎實、動手能力強的學生,組織課題小組,由系里為其配備骨干指導教師,有效地保證和促進了學生科研活動的深入發展,取得了顯著成績。
②建立創新教育激勵機制。學校改變以往主要以“理論考試”分優劣的激勵機制,充分發揮“創新教育激勵機制”的正面引導作用,建立經常化、制度化的學生科研活動評獎評優制度。學校建設各種科研獎勵基金,表彰科研活動“先進個人”和“先進組織”,保護和激發學生參與科研活動的積極性、主動性,取得顯著成績的可獲得創新學分。
2)多方培育科研實踐基地。學校多方培育科研實踐基地,如通過加強管理,開放現有實驗室的辦法,提高實驗室使用效率;通過吸收學生參與教師課題研究,培養其科研能力;利用各類課程實習、設計等機會,進行課題研究等。開設帶有研究性質的實驗課、實習課和大作業;把學年論文課程設計、畢業論文、畢業設計納入某項課題的研究之中。
3)開展科技活動。開展好課余科技學術活動,以大學生科技社團為載體,成立科技活動中心、科技興趣小組、科普活動中心等組織。每年定期舉辦學生科技文化節、科技活動周,在此期間舉辦科技作品評審會、論文交流會,開展設計(制作)大賽和科普知識競賽,宣傳發動學生參加國家(省、部)級科技競賽活動等,藉此來營造科研氛圍,豐富學生第二課堂,不斷增強學生的科研意識與創新意識。
參考文獻
[1]彭坤明.知識經濟與教育[M].南京: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