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寫作既是個人情感的抒發，也是對學術真理的探索，歡迎閱讀由發表云整理的11篇物理概念論文范文，希望它們能為您的寫作提供參考和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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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念本質屬性被現象掩蓋

物理概念是對某一類物理事物和物理現象的本質屬性的熟悉，本質屬性往往隱藏在表面現象之后，生動的表面現象往往給人深刻的印象。例如，熱傳遞現象中究竟傳遞的是溫度還是熱量？物體間發生熱傳遞時給學生留下的表面熟悉是：一個物體溫度降低，另一個物體溫度升高，最后達到溫度相同，表面上看是物體間發生了溫度傳遞。要熟悉現象的本質，需要經過充分的分析、理解才能熟悉到，這種強烈的表面印象抑制了學生對熱傳遞本質屬性的熟悉。

2、學前概念的負遷移

學生在學習新的物理概念之前，往往已經接觸過許多相關的物理現象，并在頭腦中形成一些近似的概念，即學前概念。這些概念往往是未經充分的科學抽象而獲得的，因此，大多是不準確甚至是錯誤的。不正確的學前概念妨礙概念理解的全面性、完整性，影響著學生對新概念的同化，造成新舊概念的模糊熟悉。例如，對于光和光線，學生在生活中已經有諸如“這里光線太暗”之類的說法，顯然是用光線代替了光，在理解“光線是表示光束及其方向的直線”是產生迷惑，片面認為光線就是光。

3、概念形式相似或意義相近

物理概念中，有相當多概念與其他一些概念形式上相似，更多的是意義上的相近，對這些相似概念區分不清，就會造成理解的混亂。例如液體壓強計算公式p=，浮力計算公式F=；物體的相互作用力與物體受到的平衡力；功率與機械效率；慣性與慣性定律；汽化與升華；電動機與發電機；音調與音色等等。

4、概念之間既相互聯系又相互區別

有一些概念盡管物理含義不同，但在同一類問題或現象中有著密切的聯系，有的學生由于頭腦中沒有完整的物理情境，對它們的物理意義理解不透，輕易將它們之間的關系簡單化，不了解它們在本質上的區別，就會混淆不清。例如，對于溫度、熱量、內能這三個概念，有些學生常認為：熱的物體熱量多，內能也大；相同溫度的水，質量越大熱量越多等；還有如重力與壓力、壓力與壓強、功與功率、電功與電熱等等，都經常產生混淆。

二、消除易混概念的策略

正確熟悉、區別輕易混淆的物理概念，最有效的方法是對概念進行比較，從概念的物理意義、概念所研究的客觀對象、概念的數學表達式等幾個方面加以對比，從而搞清楚它們之間的區別和聯系。作為教師，進行易混概念教學的基本原則應該是充分熟悉客觀因素，組織符合學生認知規律和特點的教學，培養學生科學熟悉的方法和習慣。

1、概念形成過程的比較

物理學概念是從物理現象和物理過程中抽象出來的事物本質特征，概念形成過程的比較涉及到建立概念的目的、有關的典型物理事物或物理現象、思維過程等。這些方面的區分度一般較大，輕易起到鑒別概念的作用。例如：壓力和重力。壓力的形成是由于互相接觸的物體發生相互擠壓，而產生垂直作用在物體表面上的力，其性質屬于彈性力；重力是地表四周的物體由于受到地球的吸引而使物體受到的力，其性質屬于引力。在有些情況下，壓力是由物體的重力引起的，如放在水平地面上的物體對地面的壓力，此時也僅僅是壓力的大小與物體的重力大小相等。但在許多情況下，壓力并不是由于重力引起的，如用手握住物體時，手對物體的壓力；用力往墻壁上按圖釘，圖釘對墻壁的壓力等。從壓力和重力的產生過程看，它們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種力。

2、概念內涵的比較

物理概念內涵的比較是易混概念之間最實質、最重要的比較。一般說來，易混概念往往描述的是同一類物理事物或物理過程的不同屬性。因此，區分這樣的易混概念，要非凡指明它們分別描述了同一對象的哪些不同屬性，明確理解它們的不同的物理內涵。例如，功率和機械效率。功率是描述做功快慢的物理量，定義為單位時間內完成的功，公式P=，單位是瓦特；機械效率是描述機械性能的優劣程度，定義是有用功占總功的比值，公式η=，是無單位的百分數。又如，平均速度和速度都是用來描述物體運動的快慢，但要分清前者是描述一段時間內的平均快慢，而后者表示物體的運動快慢不變。一個物理概念的表達式中，包含了它的物理意義、定義方式、單位等內涵，對表達式中的這些內涵進行橫向比較，能促使學生記憶概念、活化概念和深化概念。

3、在運用中比較

把易混概念運用于某些具體情況中，經常能獲得生動的、直觀形象的感受，使概念之間的區別更鮮明。例如：熱量和溫度，學生往往認為熱量是一種物質、溫度是熱量的強度、熱量和溫度成比例、熱傳遞中是溫度被轉移等等。教學過程中運用“概念沖突”來促進學生概念的轉化，提供一些實例和需要學生解決的問題，學生用個人的理解和解釋這些實例往往會產生矛盾，只有運用科學的物理概念才能解決“沖突”，解釋這些現象。再進一步運用“概念發展”深化物理概念的理解，教學中鼓勵學生討論，并充分暴露自己的觀點，使自己的觀點和熟悉進一步發展，同時在和其他同學的觀點、教師的科學概念之間的討論和交流中使自己不正確觀點得到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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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概念？概念是“反映對象本質屬性的思維形式”，它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抽象性。人類要認識自然、改造自然，掌握事物的本質，就必須運用概念并不斷地發展與深化概念。物理概念是反映物理現象和過程的本質屬性的思維形式。物理概念是物理基礎知識的重要組成部分。物理知識是由許多概念組成的體系，而概念是形成體系的單位，因此，可以說物理概念是整個物理基礎知識的基礎。只有切實掌握基本概念，并以此為基礎，才能起到擴大、加深基礎知識的作用，才能使學生取得探索和掌握基礎知識的主動權。

物理概念是系統學習理論的基礎。一門學科，如果沒有一些基本概念作為分析、綜合、判斷、推理等邏輯思維的出發點，就不能揭示這門學科的客觀規律，也就不能使這門學科應用于實踐。物理學中的概念很多，有些比較簡單，如物體、運動、路程等概念，是不難掌握的，而有些則比較復雜，如力、慣性、速度、加速度、電勢、電動勢等概念，學生較難掌握。對于這些重要的基本概念，能否使學生真正理解，直接影響到某一章乃至整個物理學科的教學。

形成概念，理解基本概念，是培養學生分析、解決問題能力的基礎，是發展學生認識能力的重要途徑。學生形成概念、掌握規律，是一個十分復雜的認識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學生需要經過一系列的動手、動腦、動筆、動口等活動，特別是需要經過由具體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具體的反復的相互作用和結合的過程。只有這樣，他們才能形成清晰而準確的物理概念。因此，在物理教學過程中，使學生準確地理解物理基本概念是掌握物理知識的前提，是進行正確推理和判斷的基礎。如果對物理概念沒有透徹的理解，就不能牢固地、深入地掌握基礎理論知識和有關的基本技能，就不能使學生靈活運用這些知識，進而培養各種能力。不少學生感到物理難學，很大程度上原因就在于此。

所以，不論從掌握物理知識還是從發展能力來看，都必須十分重視物理概念的教學，這樣才能不斷提高物理教學的質量。

物理概念的教學，除了具有一般教學所共有的特征外，還具有它本身的特點，如邏輯性、概括性、抽象性等。要使學生形成概念確實是一件十分重要、復雜而困難的工作，應該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在物理教學中，怎樣才能使學生較容易地形成概念呢?下面結合筆者多年的教學經驗，談談自己的看法。

充分運用實驗，加強直觀教學

一切認識都是從感性認識開始的。中學和中專物理教材中的內容，對學生來說，能直接感知的少，需要間接認識的多。所以，在教學中，應盡量運用實驗和其他直觀手段來增加學生的感知機會，不斷擴大他們的知識積累，這樣就會為學生的抽象邏輯思維形成前提條件。

當然，直觀教學只能反映個別事物的外表特征與外在聯系，它只能是認識的開端。教師必須在學生觀察和實驗的基礎上，及時引導他們正確思考，經過自己的思維加工，從現象到本質地去理解，從而形成正確的概念。如“機械運動”概念的形成，可以列舉人在地上行走，汽車在馬路上行駛，船在水中前進，木塊沿斜面滑下，雨點下落等這些學生司空見慣的直觀材料，經過比較、分析后，讓學生認識到它們的表面形式雖然不同，但卻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一個物體相對于另一個物體的位置發生了變化，然后，把這些共同特征抽象出來，予以概括，就形成了“機械運動”的概念，即：“一個物體相對于其他物體的位置的變化叫做機械運動”。

在選擇實驗和直觀材料時，應根據有關概念，選擇本質聯系明顯的，包括具有典型性的以及與日常觀念矛盾突出的。如果不注意選擇，那么所用材料就很可能是一些零碎不全的東西，這就很難使學生形成正確的概念。

加強直觀教學，除了采用實驗，還可以通過實物、模型、圖表等。特別是隨著計算機多媒體技術的發展，運用教學課件，可以將許多不能直接觀察到的物理現象和物理過程非常直觀地展現出來，使學生能夠更好地理解所學的概念。突出概念的關鍵，明確概念的物理意義

教學中學生對有關物理問題的感性材料進行抽象得出結論后，一般來說，對有關概念的理解仍然是表面的、片面的，有時甚至是錯誤的。為此，在教學中要通過多種途徑和方法，使學生著重理解其物理意義。

要用學生容易理解的語言文字表述物理概念，再“翻譯”成數學表達式。這使學生對有關的概念獲得明確的完整的認識是必要的。應注意的是，用文字表述概念要適時。對概念下定義，須在學生對有關物理問題的本質有相當認識的基礎上進行，切不可在他們毫無認識或認識不足的情況下“搬出來”“灌”給學生，然后再加以解釋和說明。須知，在此之前這些概念對學生來說，完全是空洞的東西。同時，由于這種做法顛倒了認識事物的順序，因而不僅不可能使學生知道概念是怎么得來的，還會使他們產生“頭腦制造概念”的錯誤想法。

物理概念一般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有質的規定性的概念，如運動、靜止、固體、氣體等；另一類是既有質的規定性又有量的規定性的概念，如速度、加速度、功、能、電場強度等。這后一類物理概念又稱為物理量。前者，要使學生明白它反映了客觀事物的哪些屬性；后者，不僅要明確它反映了事物的什么本質屬性，還要明確量值是怎樣規定的、量度的單位是什么。在物理教學中我們要引導學生不斷從概念的“質”和“量”兩個方面來加深理解其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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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給學生的感覺是比較高深的，所以很多時候他們畏懼學習物理，并非物理學科難度高，而是其本身存在一個錯誤的認識．但是如果學生在學習物理的過程中，有一些生活中的經驗和認識(正確的前概念)與物理知識是相符的，他們就會對物理學科產生一種認同感．而教師就需要更多地發現學生正確的前概念，利用其正確的前概念來引發學生共鳴，消除其對物理學科的畏懼心理，使他們更加了解物理的本質．

2．鼓勵學生體驗學生正確的前概念

一旦遇到了物理課堂上的知識與現象，就會產生神奇的“化學反應”．所以我們在進行物理教學中，遇到難點、重點的內容，應該鼓勵學生體驗，充分激發學生正確的前概念，形成一種正遷移．

二、初中物理教學中如何改變學生錯誤的前概念

1．預測學生前概念學生生活在同一個社會，年齡相當，知識水平差異不大，所以他們的前概念大多都是類似的，而其錯誤的前概念也是相仿的．比如，大部分學生都認為輕的物體落地快、重的物體落地慢，認為力是維持物體運動的原因……這些前概念可能教師在學生時代也曾有過，所以可以大概預測到學生錯誤的前概念．對于學生可能具有的錯誤前概念，教師不能視而不見，那樣的話學生可能會形成一種思維定式，難以相信科學，相信課本，如果他們不認真聽講，那么錯誤的前概念有可能會變成錯誤的認識，伴隨學生一生．所以教師要準確預測學生錯誤的前概念．只有這樣，才能設計一些思維的沖突，激發學生的好奇心，吸引學生的注意力．

2．利用認知沖突，激發學生的好奇心理

好奇心存在的必要條件就是對事物的不熟悉、不了解，或者是存在認知沖突．所以我們可以利用學生錯誤的前概念來形成一種認知沖突，讓學生直觀面對自身認識與科學原理之間的矛盾，在矛盾中產生對科學知識的渴求，激勵他們改變認知結構，將所學的物理概念內化為自己的認知．比如，在學生的已有經驗中，鐵塊是會沉于水中的，所以他們會想當然地認為鐵塊在其他液體中一樣會沉底，這是學生學習物理之前固有的認識，也就是前概念．因為具有這樣的前概念，所以學生在學習阿基米德原理的時候，想當然覺得在水銀中鐵塊也會沉底．于是我演示實驗的時候，學生都全神貫注，并且胸有成竹．但是當他們看到鐵塊在水銀面上漂浮著的時候，十分詫異，覺得不可思議．于是他們產生了好奇的心理，注意力都集中到了課堂上．所以說，利用學生錯誤的前概念與新知識之間的沖突，可以激發學生的好奇心理，也可以加深學生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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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社會進步和科學技術發展，國家和社會對學校教育提出了新要求。培養具有豐富知識經驗、良好學習習慣、優秀學習品質的學生已經成為學校實施素質教育的重要目標之一。

作為實施學校素質教育和落實新課程理念的教學工作者，在教學過程中。物理教師要按照新課程改革要求，把體現學生學習主體地位，提升學生學習技能作為物理課堂教學的重要目標，積極實施課堂教學改革，努力提高教學效率。在探索實踐過程中，我深刻體會到，物理教師要將教學新理念落到實處，須從以下幾個方面人手

一、注重新型教育理念的建立

理念是人們從事工作的行動指南，是人們追求目標的內在動力。初中物理教師要適應新課程改革理念的要求。在教學中就要轉變傳統教學理念，建立能夠有效培養學生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的教育理念，特別是要改變以考試分數作為衡量教育成果的唯一標準、呆板的應試教育制度．建立面向全體學生、關注學生發展，以學生為本，尊重學生的身心發展規律。全面提高學生素質。促進學生主動、全面和健康發展的全新教學模式。因此，在初中物理教學中，教師要提倡獨立思考，密切注意養學生獨立發現問題、提出問題、探索問題的興趣和獲取知識的能力，使學生不斷地學習和更新知識，適應社會不斷發展的需要。同時要注意培養學生知識應用的意識，善于把物理知識應用于實際生活當中，鼓勵學生和培養學生愛動手、敢動手、敢動腦。教師要做符合新課程要求的課程改革的實踐者、研究者、推動者。

二、注重學生學習興趣的培養

每個學生對自然界和社會都有著強烈的好奇心．同樣也有著探求和掌握物理學科知識的迫切欲望。這就要求教師在物理教學中，要依據學生這一心理特征，向學生演示初中物理教材中的充滿趣味的實驗，讓學生觀察實驗中所發生的物理現象，指導學生對新舊知識加以聯系，通過對相關內容內在聯系的分析、整理、歸納。讓學生形成條理清晰、內容全面的知識系統，提高學生分析物理問題的能力和水平。教師在進行實驗演示的過程中，還要體現出學生在學習活動的主體性，創設學生交流學習心得的時間和空間，讓學生在小組學習討論中科學地分析身邊的物理現象．從而明白物理知識來源于生活．又應用于生活，消除學生學習物理學科知識的畏難情緒，樹立學好物理的信心。

三、注重學生實踐能力的提升

物理學科作為初中階段學科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以實驗探究為主要手段進行現象探究的學科。廣大物理教師在物理教學實踐中深刻認識到，實驗教學是物理學科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物理實驗對學生實踐能力的形成具有促進作用。學生通過聽覺、視覺、感覺等途徑．能獲得最直接、最準確的信息，形成良好的學習探索氣氛。如在講解“電流”相關知識時，為了讓學生能夠對不易感知的電流得到深刻的認識，我采用了小喇叭、燈泡、鉛筆芯等實驗器材，通過和電池的連接。讓學生聽喇叭的嚓嚓聲。看燈泡發出的光亮，感知鉛筆芯的熱度，使學生對電流有了豐富、感性的認識，激發了學生學習物理知識的熱情。又如在進行“壓強”內容的教學時，為了加強學生對壓強知識的理解．提高學生動手操作的能力，我讓學生用手掌對著鉛筆一端，另一端垂直于桌面，進行體驗。學生通過實驗發現，手掌越用力，鉛筆對手掌的反作用力就越大，手掌就會越發感到疼痛。通過這樣一個實驗，學生對壓強和受力面積之間的關系就有了深刻理解和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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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基礎知識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內容是物理概念和規律。在物理教學中，物理概念和規律的教學是一個關鍵的環節，講清、講透物理概念和規律，并使學生的認知能力在形成概念、掌握規律中得到充分發展，是物理教學的重要任務。形成概念、掌握規律是一個十分復雜的教學過程，但一般都要經歷概念、規律的引入、形成、深化和應用等四個環節。根據教學實踐，針對以上四個環節做了一些初步的探討。

一、物理概念和規律的引入

物理概念是從感性世界中來的。概念和規律的基礎是感性認識，只有對具體的物理現象及其特性進行分析、概括，才能形成物理概念，對物理現象的運動變化及概念間的本質聯系進行歸納、總結，就形成了物理規律。為此，教師必須從有關概念和規律所包含的大量感性事例中，精選包括主要類型的、本質聯系明顯的典型事例來教學，從而加強學生的感性認識。如何加強學生的感性認識呢？教師要充分利用板書、板畫、掛圖、演示試驗等手段，充分發揮電化教學的優勢，充分結合多媒體技術，使物理課堂教學形象生動，讓學生在一個形象化的物理世界里來探究物理概念和規律。

物理概念和規律是比較抽象的。在進行物理概念和規律的教學時，常常采用“抽象概念形象化”的方法或建立“物理模型”的方法，來描述物理情景。通過形象化的物理情景，利用邏輯推理、邏輯思維對其進行分析、概括、歸納、抽象出物理概念和規律。例如，在電場和磁場的教學中，用“電場線模型”來描繪電場，用“磁感線模型”來描繪磁場；在楞次定律的教學中，利用蓄水池中出水量和入水量對水池中水量變化的影響來體現感應電流的磁場對引起感應電流的原磁通量變化的“阻礙”作用。

二、物理概念和規律的形成

物理概念和規律是人腦對物理現象和過程等感性材料進行科學抽象的產物。在獲得感性認識的基礎上，提出問題，引導學生進行分析、綜合、抽象、概括、推理等一系列的思維活動，忽略影響問題的次要因素，抓住主要因素，找出一系列所觀察到的現象的共性和本質屬性，才能使學生形成正確的物理概念和規律。

例如在動量的教學中，就是通過創設物理情境進行探究來逐步建立概念的。首先通過演示“靜的粉筆”與“動的粉筆”和“靜的錘子”與“動的錘子”的運動情況，比較發現靜止物體和運動物體所產生的機械效果不同；再通過“慢慢行走的你”、“快速跑動的你”與墻相撞和籃球、鉛球以同樣的速度落地比較可知影響運動物體所能產生的機械效果的因素是物體的質量和速度；又通過質量不同、速度不同的兩輛小車運動的有關分析與計算引導學生發現質量不同、速度不同的運動物體也可以產生相同的機械效果，但其前提是物體質量和速度的乘積必須相同。顯然運動物體所能產生的機械效果是由質量和速度的乘積決定的，至此，引入動量來反映運動物體所能產生的機械效果便是水到渠成、順理成章的事了。

三、物理概念和規律的深化

教學實踐表明，只有被學生理解了的知識，學生才能牢固地掌握它，也只有理解了所學的知識后，才能進一步靈活地運用它。因此，在物理概念和規律形成之后，還必須引導學生對概念和規律進行討論，以深化知識，鞏固知識。

3.1物理概念和規律的物理意義的理解是關鍵。例如，加速度反映了物體速度改變的快慢，而速度則反映了物置改變的快慢，弄清了它們的物理意義，就可以避免“速度為零，加速度也為零；速度越大，加速度越大或速度越小，加速度越小”等錯誤的認識。

3.2物理概念和規律的適用范圍和條件的把握是前提。例如，討論地球公轉問題時，它可以被視為“質點”，但在討論地球自轉問題時，它又不能被視為“質點”；電場強度E=kQ/r2僅適用于點電荷所形成的非勻強電場；牛頓第二定律F=ma只適用于慣性系中宏觀物體低速運動的問題等。因此，只有明確了物理概念和規律的適用范圍和條件，在解決實際問題的過程中才能不至于生搬硬套，做“拿來主義”的奴隸。

3.3物理概念間、規律間的比較也是非常重要的。比較是確定概念間、規律間在不同條件下的異同的一種思維過程。物理學中，概念間、規律間在空間上、時間上都存在著差異性和統一性，因此，在教學中應引導學生作空間上、時間上的比較以辨別概念間、規律間的異同和了解它們的發展過程，才能做到正確運用。以動量和動能為例，它們相同的是，都是物體的狀態量；不同的是，動能的增量表示能量的轉化，而動量的增量則表示機械運動的轉移。既然已有動能來描述物體的運動狀態，為何還要引入動量呢？原因就是動能的變化是力在空間上的累積效應，而動量的變化卻是力在時間上的累積效應，二者從不同側面來表現同一物理現象的本質特征，顯然，非如此不能滿足全面描述物體狀態的客觀需要。:

另外，既要重視概念、規律的縱向聯系，又要加強它們的橫向聯系，以活化學生的思維。如以加速度為中心，與速度相聯系，可使學生理解加速度是速度變化率的含義；抓住加速度產生的原因，可以聯系到力、質量、慣性以及牛頓第二定律；根據加速度是描述物體運動狀態變化的基本物理量這一點，可以聯系到常見機械運動的分類；根據加速度是描述物體速度變化快慢的量，可以聯系到物體做功的快慢、磁通量變化的快慢等。

四、物理概念和規律的應用

學習知識的目的在于應用。在學生牢固掌握和深刻理解物理概念和規律的基礎上，還要讓學生在運用它們來說明和解釋現象、解決實際問題的過程中不斷加深。在運用概念和規律的這一環節中，一方面要精心選用一些典型的問題，通過教師的示范和師生的共同討論，深化、活化對所學物理概念和規律的理解，使學生逐步領會分析、處理和解決物理問題的思路和方法；另一方面，要組織學生進行運用概念和規律的練習，在練習的基礎上，要幫助和引導學生逐步總結出解決實際問題的一些帶有規律性的思路和方法。

總之，物理概念和物理規律的教學是一個十分復雜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勞永逸，在教學過程中，應當從教材實際和學生實際出發，深入鉆研教材，不斷改進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注意教學的階段性，把握概念、規律的四個教學環節，逐步加深對物理概念和規律的理解和應用，從而達到提高物理教育教學的目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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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藥藥理動物模型的概念

中藥藥理動物模型是指在中藥藥理研究中建立的具有人類病證表現的動物實驗對象和相關材料，它包括人類疾病動物模型、人類證候動物模型、人類病證動物模型三部分的內容，它既是實驗動物學的范疇，又是中藥藥理實驗方法學的核心。

2中藥藥理動物模型的作用

2.1中藥藥理動物模型是中藥藥理學的基石中藥藥理學是以中醫藥理論為指導，用現代科學方法，研究中藥對機體的作用和作用機理、以及體內過程，從而闡明其防治疾病原理的科學。它包括中藥藥性藥理、中藥實驗藥理、中藥臨床藥理三部分的內容。而中藥藥理動物模型在中藥藥性藥理、中藥實驗藥理、中藥臨床藥理的研究中均發揮著重要作用。

2.1.1中藥藥理動物模型是中藥藥性藥理的研究手段中藥藥性藥理包括四氣、五味、歸經、升降浮沉、補瀉、毒性等方面的藥理研究，而中藥藥理動物模型是中藥藥性藥理的研究手段。如梁氏用溫熱藥建立熱證動物模型，再用寒性中藥龍膽草、黃連、黃柏、銀花、連翹、石膏治療，觀察中藥寒涼藥性的藥理學基礎；用寒涼藥建立寒證動物模型，再用熱性中藥附子、干姜、肉桂、黨參、黃芪、白術治療，觀察中藥溫熱藥性的藥理學基礎［2］。又賁氏應用血虛肝脾損傷動物模型，研究中藥當歸、熟地、川芎、白芍的歸經藥理［3］。

2.1.2中藥藥理動物模型是中藥實驗藥理的研究基礎中藥實驗藥理是中藥藥理的研究核心，中藥實驗藥理主要是應用實驗動物、器官、組織、細胞研究中藥功效的藥理作用，揭示中藥功效的現代內涵。中藥功效是中醫辨證論治體系在藥學中的體現，對中藥功效的揭示，必須以中醫證的研究為基礎；而中藥藥理證候動物模型是中醫證在實驗研究中的載體，故中藥藥理動物模型是中藥實驗藥理的研究基礎。如研究補氣藥人參、白術、茯苓、甘草組成的四君子湯對小腸推進運動的影響，結果四君子湯能抑制正常動物離體器官小腸的運動［4］，對正常在體動物小腸推進運動無明顯影響［5］；但能增加脾虛動物小腸推進運動［5，6］后者與臨床實際相符，與補氣藥健脾益氣功效相符，是健脾益氣功效在腸功能中的體現。這個例子說明，建立和使用中藥藥理動物模型，才能真正揭示中藥的功效，豐富中藥實驗藥理的內容。

2.1.3中藥藥理動物模型是中藥臨床藥理的橋梁中藥臨床藥理學研究方興未艾，但學科有待建立。由于正常動物的結構形態、功能代謝與人類的病理狀態相差甚遠，故必須應用中藥藥理動物模型來連接中藥實驗藥理與臨床藥理的研究，為中藥臨床藥理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評價奠定基礎。

2.2中藥藥理動物模型是中醫藥現代化的突破口中醫藥的學術發展相當緩慢，其原因就是缺乏實驗研究體系，缺乏與現代自然科學的溝通與融合，忽視基礎理論的研究，未建立起自己的科研規范、指標體系和方法論，致使其理論研究對實踐缺乏推動作用，與世界醫學缺乏共同語言。而中藥藥理動物模型就是在中醫藥理論指導下，應用現代科學方法，以實驗動物、器官、組織、細胞為研究對象，建立的具有人類病證表現的實驗模型。彌補了中醫藥研究的不足，成為中醫藥理論與現代科學的中介部分。故中藥藥理動物模型的研究與發展，必將促進中醫藥的現代化。

2.3中藥藥理動物模型是實驗動物學發展的新領域中醫以系統-綜合醫學模式為特征，堅持功能主義的原則和視角來研究人體。在中醫藥理論指導下對中藥藥理動物模型生物學特征的認識，將彌補現代以形態結構為原則進行研究的不足，建立新的指標體系，豐富實驗動物生理學、實驗動物醫學和比較醫學的內容。而中藥藥理動物模型的研制與增加，又將豐富實驗動物病理學和動物實驗技術的內容，對實驗動物疾病的病理過程和實驗操作技術進行重新認識。故中藥藥理動物模型的建立與深入研究，將成為實驗動物學發展的新領域。

2.4中藥藥理動物模型是中藥新藥有效性評價的工具中藥新藥有效性評價，可用正常動物觀察藥物對生理狀態下各種生理、生化、形態等方面的影響，以判斷新藥的療效。但生理狀態與病理狀態有本質的區別，對藥物的反應常有質的不同。有些藥物對正常動物無藥效作用，而對中藥藥理動物模型則有治療作用，如清熱藥對發熱動物有降溫作用，而對正常動物體溫則無影響。因此，僅用正常動物不能全面準確地評價新藥有效性，必須選用中藥藥理動物模型，觀察新藥對病理狀態的影響，才能更準確地評價其有效性。故中藥藥理動物模型是中藥新藥有效性評價的工具。

3中藥藥理動物模型的現狀

中藥藥理動物模型自唐·陳藏器《本草拾遺》首次記載用精米喂貓、犬造成腳氣病模型以來，中藥藥理動物模型已初具規模，分為中藥藥理疾病動物模型、中藥藥理證候動物模型、中藥藥理病證動物模型三類。

3.1中藥藥理疾病動物模型中藥藥理疾病動物模型分為誘發性疾病動物模型和自發性疾病動物模型。誘發性疾病動物模型是研究者通過使用物理、化學、生物等因素作用于動物，造成動物組織、器官或全身一定的損害，出現某些人類疾病的功能、代謝或形態結構方面的改變。如發熱動物模型、四氧嘧啶糖尿病(消渴)動物模型、肥胖癥動物模型等。自發性疾病動物模型是指實驗動物未經任何有意識的人工處理，在自然情況下，發生染色體畸變、基因突變，并通過定向培育而保留下來的疾病模型，如無胸腺裸鼠、重癥肌無力小鼠、青光眼兔、高血壓大鼠、肥胖癥小鼠等。

3.2中藥藥理證候動物模型中藥藥理證候動物模型，自60年代鄺安建立第一個類“陽虛”動物模型［7］以來，已用200多種方法，復制建立了腎虛證、脾虛證、肺虛證、心虛證、血瘀證、血虛證、肝郁證、寒證、熱證、痹證、里實證、厥脫證、溫阻證、溫病等證候動物模型。中藥藥理證候動物模型是指在中醫藥理論指導下，在動物身上復制的中醫藥證候，是中藥藥理動物模型獨具一格的有別于人類疾病動物模型的方法。而中藥藥理證候動物模型的研究還遠遠不能滿足中藥藥理學發展的需要，急待增加研究投入，提高研究水平。

3.3中藥藥理病證動物模型中藥藥理病證動物模型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用現代醫學的人類疾病動物模型與中醫證候動物模型嫁接，建立病證結合動物模型。如高脂性疾病血瘀證動物模型、失血性貧血血虛證動物模型、感染性休克厥脫證動物模型等。把現代醫學的辨病論治與中醫學的辨證論治結合起來，中西匯通。另一種是在中醫藥病證理論指導下，建立中醫病證結合動物模型［8］。這方面的工作急待開展，以深化中藥藥理模型的研究，糾正證候動物模型難于深化、不好應用的不足。

4中藥藥理動物模型的發展方向

中藥藥理動物模型在今后一個時期內，主要是應總結分析中藥藥理動物模型的理論，加大中藥藥理證候動物模型和中藥藥理病證動物模型的研制，建立中藥藥理動物模型的科研規范、研究體系，為中藥新藥研制和開發、中藥藥理研究、中醫藥學術發展、中西醫合流提供堅實的實驗基礎，也將為我國實驗動物學的發展增添新的內容。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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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賁長恩.北京中醫學院學報，1991；14(增刊)∶23

4黃樹明，等.中醫雜志，1988；(9)∶60

5彭成，等.中藥藥理與臨床，1995；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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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區別中尋找聯系學習物理概念

要想真正的理解物理概念，就要學會把相似的概念放到一起進行分析比較，找到相似概念之間的區別和聯系，進而加深對物理概念的理解．比如速度和速率兩個概念一直是初中物理教學中的重難點，有些學生在學習完初中物理教材之后也不能完全的理解這兩個概念的區別和聯系，因而剛接觸這兩個概念時，就要做出明確的區分．教師首先要讓學生明確二者的不同點．速度有大小和方向，是矢量，而速率只有大小沒有方向，是標量;速度與位移相聯系，平均速度即單位時間內的位移，是矢量，而速率與路程相聯系，平均速率是單位時間內的路程，是標量．但是二者之間也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在勻速直線運動中或者是變速運動中的瞬時速度的大小等于速率的大小．由此，學生通過對二者的比較，更加深入的理解了速度和速率這兩個概念．

三、利用理想模型強化物理概念

理想模型在初中物理教學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它是指忽略了研究對象的次要因素，抓住主要因素，即研究對象的本質問題，或者是在一個研究系統中，忽略了研究對象本身并不影響研究系統效果的次要因素．理想模型通常將研究對象化繁為簡，有利于更直觀形象的理解物理概念．比如我們所熟知的點電荷的概念．很多學生剛接觸點電荷的概念時并不能快速的描繪出點電荷的樣子，學生的腦中，電荷往往是雜亂無章、看不見、摸不到的，它們毫無規律的運動著，但是隨著不斷的研究會發現:在一個研究系統中，我們只關心點電荷電荷量的多少，因此完全可以忽視電荷的質量、大小、形狀和電荷的分布情況，把這些電荷看成簡單的集合點，就稱為點電荷．如此，學生便在腦中建立了點電荷的理想模型，理想模型的建立為學生進一步理解物理概念提供了有效的方法．

四、巧用多媒體領會物理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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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法是根據一定的標準對某類現象在不同情況的不同表現進行比較的一種研究方法。比較的過程是使人在思想上確定事物（現象）之間異同關系的思維過程。凡是比較，都是在一定關系上根據一定的標準進行的。

由于比較法很適合于初中生學習物理知識，所以教材中很多概念，如速度、慣性、比熱、密度、壓強、等等，都是用比較法引出的，這種方法的作用應引起各位同仁的足夠重視。本文就比較法在初中物理概念教學中的突出作用，談一些粗淺的看法。

一、比較法為概念的引入提供了思維的支撐點

初中物理概念的引入往往用實驗的方法，然后對實驗的現象和結果加以比較進行的。比熱概念的引入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教材為了研究物體的吸熱多少跟物質種類的關系，就將不同物質水和煤油的吸熱現象進行比較；由于比較必需在同一標準下才能進行，就對實驗的條件進行了控制，使水和煤油質量相等，初溫相同，吸收的熱量也相等，以實現“單因子”實驗；這樣，排除了質量和溫度升高等方面的干擾，突出了吸熱和物質種類的關系，通過水和煤油在同等條件下吸熱情況的比較，為“比熱”的引出提供了思維的支撐點。

又如：在“電磁感應”概念的教學中，教師先點明，在以下實驗中，使用的靈敏電流計、導線、開關、磁場及磁場中運動的導體都是完全一樣的，現在，按下述步驟進行演示：（1）電路閉和，當導體在磁場中不運動或平行于磁場線運動時，電流計指針不偏轉，表明導體中不產生電流。（2）電路閉和，一部分導體在磁場中作切割磁場線運動，電流計指針偏轉，表明導體中產生了電流。（3）在前步實驗的基礎上，分別取磁場線方向相同而改換導體運動方向，再取導體運動方向相同而改換磁場線方向，觀察電流計指針偏轉方向有何不同。（4）電路斷開，導體在磁場中作切割磁感線運動，觀察電流計指針是否偏轉。在實驗過程中，引導學生比較（1）、（2）兩步的差同，就可以建立電磁感應這一現象的感性熟悉，比較（2）、（4）兩步的差同，可以使這一感性熟悉深化，即明確感應電流產生的條件；比較（3）步實驗的不同條件，不同現象，就可以理解決定感應電流方向的兩個因素。最后，教師指出聯系：左手定則。類似地，能否用什么方法來解決感應電流方向、磁場線方向、導體運動方向這三者的關系呢？于是引出右手定則，并通過例題讓學生練習使用這一定則。這堂課，學生較牢固地把握了電磁感應這一重要物理現象，并能用定則分析具體問題，更重要的是，他們又一次體會到比較法在物理概念中的重要作用。物理教材中有很多重要的演示實驗和學生實驗都是按比較法來編寫的，如歐姆定律、電功、凸透鏡成像等等。這既符合發現物理定律的規律，也符合人們熟悉事物的規律。我們在教學時，要有意識地傳授這一思維方法，并提醒學生注重：有些現象中，條件的改變，只使這一現象發生量的變化，如歐姆定律中，電壓、電阻的變化，只是使電流發生數值的變化；而有些現象因為一個條件的改變，將發生質的改變，如交、直流發電機模型，就因為銅環和半徑的差異，導致外電路得到的電流在本質上有很大的差異。

二、比較法可使學生對概念的理解和把握更加深刻

由于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質特征往往隱蔽在非本質特征之中，概念和概念之間的聯系和區別易使學生混淆，影響著學生對所學概念深刻、準確地把握。突出比較法，可使學生抓住概念的本質特征，對概念有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和把握。

例如，重力和壓力，是學生極易混淆的概念，一些學生常將壓力和重力間的某些非凡情況下的關系一般化，往往認為“壓力的大小總等于重力的大小”甚至認為“壓力就是重力”。為此，筆者在教學中，設置了能暴露和糾正學生這一錯誤的比較性例題如下，通過做題，將壓力和重力進行比較，收到了明顯效果。

例1：在下列各圖中，物體A重15牛，力F=7牛，求物體對各接觸面的壓力各是多少？這樣，通過該題中對各種情況下壓力的求解，能夠從定義、力的三要素角度對壓力和重力進行比較，使它們間的區別和聯系有一更深刻的揭示。可見，抓住概念的本質特征進行比較是使學生理解和把握概念的有效果方法。

三、比較法可使學生靈活運用概念，促使概念活化

一個物理概念的表達式中，包含了定義方式、物理意義、及單位等內涵。將表達式間進行橫向比較，能促使學生記憶概念、活化概念和深化概念。例如，速度概念的表達式V=S/t和功率的表達式P=W/t相比較，它們都有反映了另一物理量變化快慢的共同特征；它們的單位都由另外兩個物理量的單位復合而成。另外，象密度、電阻率、比熱等概念，從公式上都可看出，對同一物質來說，它們的比值都一個“常數”，反映著物質本身的屬性。這可消除諸如“電壓為零時，導體的電阻為零”、“一杯水比熱（密度）比半杯水的比熱（密度）大”等之類的錯誤。

四、通過比較促進知識的正遷移

例如：把兩只標有220V、40W和220V、100W字樣的白熾電燈分別進行并聯或串聯后，接入220V的電路中，判定這兩種情況哪個燈泡較亮？根據平時的經驗都是100W的燈泡較亮一些，即使老師通過分析和討論得出串聯時40W較亮，并聯時100W的較亮。但仍有一部分同學對分析感到不可靠，但假如我們通過可控實驗來進行對比，學生就會信服了。

五、利用比較法可以防止知識的負遷移

在應用概念解決問題時，對物理現象不同方面的精細比較，為概念的正確應用提供了出發點，正確的概念應用建立在對不同物理現象比較的基礎上。例如，用慣性概念解釋圖2所示，當忽然拉動小車時，木塊向后倒的現象時，思維的起點和要害，就是要通過比較拉動前后，小車狀態的不同之處，揭示小車拉動前后，木塊上部和下部的相同點和相異點。

學生在應用概念解決問題時，就在頭腦的記憶中搜尋以前經歷過的相類似問題，通過某些同方面的比較，擬定解題方案，這是學生在物理練習中思維廣泛采用的一種比較方法。

假如學生在應用概念解決問題時，對新舊問題不仔細地進行比較，既看到它們間的相同，又看到它們間的相異點，采用“拿來主義”的態度，盲目代換，就會出現概念僵化，形成知識的負遷移。如：許多學生在判定圖3所示，當小車忽然向前移動時，瓶內液體中的氣泡向什么方向移動的問題時，會照搬前面圖2中小車忽然向前時，木塊向后倒的結論，得出氣泡向后移動的錯誤結果。可見，對概念的靈活應用離不開比較思維。

又如：在學習動滑輪之后，學生由于受“拉力是重物和動滑輪總重的一半”的影響，他們認為：只要用一個動滑輪，拉力一定是重物和動滑輪總重的一半。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可利用如圖的練習進行比較，使學生懂得了結論的適用條件，有效的防止了知識的負遷移。

六、將物理概念與生活相比較

有些物理概念看似深奧難懂，若將其與一些生活常識相比較，則能起到化難為易的較果。如：由于“電壓”和電場力做功的概念有關，一般初中課本中對電壓都沒有明確的定義，教材采用直接引入的方法，這對學生把握這一概念是不利的，有不少學生學了“電壓”這一課后，仍然模模糊糊，說不出它是什么，更不了解它的物理意義。所以說電壓的概念，是初中學生感到最抽象、最難理解的概念，在初中階段還無法講清，對初中學生來說，接受起來有一定難度。這樣，也會影響學生的學習愛好。因此，我就采用這種方法。

用多媒體展示水流的形成，讓學生觀察實驗，得出要使水能夠流動必須要有水位差（水壓），然后再設問：要使容器中的水長久地流動而不是瞬間流動應采取什么方法呢？這樣一設問，學生紛紛討論，氣氛很活躍。最后，教師總結產生水流的條件是有水壓，提供水壓的裝置是抽水機。這樣，就為類比埋下了伏筆。

（1）元件的類比：把電流形成中的各個元件和水流形成的各個裝置相類比。小燈泡如同小渦輪，開關如同閥門，電路如同水路

（2）形成過程的類比：從水流的形成過渡到電流的形成。

（3）作用的類比：從水壓的作用過渡到電壓的作用，從抽水機的作用過渡到電源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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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報告別指出,在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進程中,要“大力推進理論創新,不斷賦予當代中國鮮明的實踐特色、民族特色、時代特色。開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宣傳普及活動,推動當代中國大眾化。推進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深入回答重大理論和實際問題”,“積極探索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社會思潮的有效途徑,”,“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推進學科體系、學術觀點、科研方法創新,鼓勵哲學社會學界為黨和人民事業發揮思想庫作用。”足見,在文化建設的大潮中文化理論工作愈發凸顯其重要性。

首先,文化理論的繁榮本身就是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重要組成。根據馬克思的精神生產理論,文化理論研究屬于“思想、觀念、意識的生產”,而且是“真正的生產”。[1]因此,社會主義文化生產需兼顧產品生產與理論生產兩方面。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無疑應當包括文化的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的發展與繁榮,是內容與形式、理論與實踐的全面發展與繁榮,缺一不可。流于形式的繁榮會缺乏內涵和遠見,止于書齋的理論會失去根基和方向,為了真正實現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更好地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必須在生產文化藝術精品的同時也生產文化理論精品,在激發文藝生產創作活力的同時激發文化理論研究的活力。

其次,文化理論的中國化是中國化和構建當代學說的重要環節。發軔于唯物史觀基本原理的文化理論,其誕生之始就是理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及其基本原理在實際運用中一向“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2]。當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已進入新的歷史時期,文化理論研究工作必須與時俱進,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引下緊跟時代潮流,根據當代文化發展趨勢,在準確把握文化理論的基礎上,賦予文化理論以新的內涵,健全中國化的理論體系。這也是目前文化理論工作的重中之重。

再次,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有堅持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有鮮明中國特色、基于中國文化建設實際情況的文化理論的支持,以明確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重要地位、主要目標、根本任務、發展方向,規定文化建設的具體內容和基本要求。只有在符合中國國情的中國化的文化理論的科學指導下,我們才能取其精華,促進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和中外文化交流,真正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持續健康發展。最后,要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統領新時期的文化建設,推動文化又好又快地發展與繁榮,也必須大力加強文化理論工作,充分發揮文化理論的創造力、說服力和感召力。既要通過文化理論的創新去推動文化內容形式、體制機制、傳播手段的創新,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又要通過實實在在地回應新情況,探索解決新問題的對策,讓文化理論研究走下純理論的圣壇,以更為平實的姿態貼近人民、服務人民,推動當代中國大眾化。

總之,進一步加強文化理論研究對于把握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求,引領社會的思潮與風尚,充分發揮文化的吸引力,把握文化發展歷史規律和趨勢,推動理論大眾化,構架與當前文化建設相適應、相匹配、開放互動的文化理論結構,并用以指導文化建設的實踐;對于融匯中西,貫通古今,使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相協調,在保持民族性,體現時代性的基礎上,促進顯現中國氣派、具有民族風格的社會主義文化的發展與繁盛,都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求真:文化理論工作的當代內容

面對加速發展的世界,文化理論研究已經不再局限于單純的文藝理論研究的窠臼,而是融合經濟學、政治學、傳播學、社會學等多個學科,形成涉獵極廣、兼收并蓄的跨學科研究態勢,也因此帶有鮮明的社會科學色彩。文化理論不再以探究文化藝術發展的客觀規律為主旨,而開始強調以現實存在的各類文化現象、新時期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中的理論與實踐問題為研究對象。無論是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和諧文化,推進文化創新、增強文化發展活力,還是積極推動文化體制改革,發展公益性文化事業,加快文化產業的發展,努力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都需要我們從各種角度進行理論的研究和探索,以推動社會主義的文化形態及其社會實存狀態的科學發展。但是,萬變不離其宗,文化理論工作的準則依然是“求真”。求真,顧名思義,就是探求、追求事物的客觀真理。當前的文化理論工作的“求真”已不僅僅是探索客觀規律、獲取真理性認識,而是要通過變抽象的原理、概念為通俗易懂的表現形式,使真理性認識還原到生活中,并為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這就意味著文化理論工作實際上是由兩部分構成,即認識、理解和闡釋、說明,因此,文化理論工作也就包括文化理論研究和文化理論宣傳兩個方面。

1.文化理論研究。這是“求真”的第一步,是從文化的生活生產實踐中總結出經驗、概括為理論、上升到哲學。面對社會沿革中出現的全新的、重大的文化課題;面對我國文化建設和發展戰略中熱點難點;面對文化建設中的各種事實材料和數據,只有通過文化理論研究才能找出真正的答案,才能去偽存真,由表及里,透過現象把握本質,挖掘出藏在表象背后的真理。文化行政部門一直以來都倡導文化理論研究要以應用性對策研究為主攻方向,就是希望文化理論研究工作能充分發揮對決策和執行系統的參謀職能和思想庫的作用,為治國理政,為文化建設提供理論支持,為黨和人民的文化事業、為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做出應有的理論貢獻。

2.文化理論宣傳。文化理論研究傾向于認識,文化理論宣傳傾向于闡釋,是對看似抽象的理論概念的解讀和詮釋,這也是一種“求真”,是對用以指導實踐、指導生活的具體可行的真理的追求。要使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文化理論研究成果和中國化的思想成果從被少數研究者理解掌握轉變為被廣大群眾理解掌握,必須大力推進文化理論宣傳工作,通過文藝批評等諸多形式,將哲學化抽象化思辨的語言和概念通俗化、形象化,擴大受眾和影響力,推動文化理論和的大眾化。列寧曾說過:“最高限度的=最高限度的通俗化和簡單化。”[3]因此,文化理論宣傳工作不是簡單意義上的傳播活動,而是將理論概念還原為生活思維的行動,賦予佶屈聱牙的理論以通俗易懂的話語、直觀明了的形象,讓文化理論真真切切地“飛入尋常百姓家”。

三、務實:文化理論工作的當代品格

文化理論工作并非止于“求真”,正如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指出的“哲學家們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2]“求真”是認識世界、解釋世界,而認識世界的目的是為了我們賴以生存的世界能夠更加科學、和諧地向前發展。在文化理論工作中,務實是求真的基點和歸宿,是文化理論工作所應具備的內在精神、當代品格。

1.務實,要求文化理論研究必須從生活實踐出發,堅持實事求是。理論不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理論更不是自足的,它是實踐的產物。然而,當前文化理論工作中存在著就理論說理論,對概念和原理生搬硬套的現象。不少文化科研成果是“為賦新詩強說愁”式的產物,缺乏社會實踐的根基。尤為嚴重的是,在文化理論研究體系中,失去了從事實到理論的邏輯,理論概括和經驗總結之間出現了明顯的斷裂,由源于實踐的經驗總結上升到理論概括和抽象的哲學層面的研究成果乏善可陳。因此,當前的文化理論工作最需要務實,需要關注社會文化生活和文化建設實踐,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立足客觀實際,從現實世界出發,科學地洞察客觀事物的本質和規律,按照事物的本來面目、產生根源去理解、把握事物。為了防止理論研究工作與生活生產實踐脫節,要鼓勵理論工作者走出書齋,開展田野調查與研究對象直接接觸,以獲取鮮活的一手資料;更要挽起經驗總結與理論概括之間的紐帶,鼓勵科研人員對經驗總結進行再總結、再概括,形成更具普遍意義的理論成果。

篇（10）

【正文】

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 1883-1969)為德國精神病理學家、心理學家和哲學家。他對20世紀精神病學的理論和實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因此，除了克拉培林、弗洛伊德和布洛伊勒，人們通常把雅斯貝爾斯視為現代精神病學的“偉大創始人”。

一、精神病治療與研究

1908年，雅斯貝爾斯以《思鄉與犯罪》一文獲海德堡大學醫學博士學位。適逢畢業，海德堡精神病院院長F.尼塞爾對他的博士論文十分欣賞便收他為助手，這樣雅斯貝爾斯就在海德堡精神病院工作了6年(1909-1915)。

當時，海德堡精神病院由于有E.克拉培林、F.尼塞爾而成為德國最重要的精神病研究與治療中心。由于患有慢性支氣管炎，雅斯貝爾斯可以不按醫院規定的時間工作，準許參加所有的研究討論、參加集體查訪、聽病人病情介紹，參加關于診斷鑒定的研討。此外，他有一個供實驗用的房間，他可以選擇自己感興趣的東西進行獨立研究。他是大學生精神疾病病房中關于精神疾病和心理障礙的法律鑒定人和醫生。因此，他得以察知精神病治療學的一切方面：心理學、社會學以及教育學諸方面。在醫院“嚴格的科學精神”激勵下，雅斯貝爾斯很快成為一名既有理論修養又經驗豐富的精神病醫生。據信，他當時作出的一系列精神疾病的法律鑒定和診斷至今還收藏在海德堡精神病院中。

1913年，雅斯貝爾斯以《普通精神病理學》一書從W.文德爾班那里獲大學心理學授課資格。

1915年，他離一了醫院，1916年任心理學副教授，1917年任哲學副教授。這期間，海德堡大學醫學系曾聘他作尼塞爾的繼任人，由于健康原因，他不得不辭退聘書。但是自轉向心理學、哲學以后，他依然關注精神病學的理論和實踐。除了修訂再版《普通精神病理學》（1920、1921、1946）之外，他在許多著作中探討了精神病學的重大題材。這些著作有《世界觀的心理學》(1919)、《哲學》(1932)、《精神分析批判》(1950)、《技術時代的醫生》(1958)等。尤其是，關于諸精神病患者的病理報告又一次為精神病理學的一個特殊領域奠定了基礎。這些報告有：《斯特林堡與梵．高》(1922)、《尼采》(1936)、《預言家埃策奇爾》(1947)等。

雅斯貝爾斯精神病理學研究的第一個成果是他的博士論文《思鄉與犯罪》（1909年付印）。1910-1913年，他除了發表許多關于近代精神病治療學文獻的短評之外，還發表了一些重要文章：《論發展與過程》(1910)、《智力測驗的方法與低能的概念》(1910)、《分析幻覺時的真實性與現實判斷》（1911、1912）、《患精神分裂癥時命運與精神病之間的因果關系及可理解關系》(1913)、《真實的知覺》(1913)等。這些文章（后被匯集成《精神病理學文章》一書出版，1963）成為雅斯貝爾斯《普通精神病理學》一書的基本骨架。

《普通精神病理學》初版于1913年，被認為是科學精神病理學的奠基之作。此書的問世標志著精神病理學第一次形成為一門科學，直到今天此書依然被視為每個精神病理學討論的基礎。自問世以來，《普通精神病理學》一書不僅對德國精神病學，而且對世界各國的精神病學實踐產生了廣泛影響。1928年、1951年、1964年，此書被分別譯成法文、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期間，早期精神病理學作品還被譯成日文、西班牙文和英文。遲至1963年，此書才由赫尼克、漢密爾頓譯成英文。但是，早在1933年W.麥耶—格羅斯流亡英國時，英國精神病學界就已關注起雅斯貝爾斯現象學的精神病理學了。盡管雅斯貝爾斯著作的英譯本同時在美國出版，但其影響似乎有限。究其原因，客觀上精神分析在美國長期占統治地位，無形中形成了一道嚴密屏障；主觀上，雅斯貝爾斯的康德式思維方式和寫作風格也不易為美國人理解。然而，情況正在改變。近20年來，精神疾病癥狀學的作用和影響明顯加強，因此在美國診斷學研究中出現了一股新的臨床精神病理學趨向，開始接受雅斯貝爾斯為代表的古典海德堡學派的經驗描述傳統。

二、雅斯貝爾斯精神病理學產生的歷史背景

精神病學的研究對象是復雜的精神疾病，某一歷史階段精神病學的發展不但取決于當時醫學科學水平，同時與當時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哲學思想關系很大。因此，首先應從20世紀初德國精神病學的歷史狀況中理解雅斯貝爾斯的精神病理學著作。

19世紀上半葉，精神病學中整體人類學觀點占統治地位，與此相應，精神疾病被理解為源于人的生活關系的疾病。但是，自19世紀后半葉起，隨著自然科學的迅猛發展，精神病學也同其他醫學學科一樣發展為一門自然科學。自然科學的精神病學倡導因果說明模式，堅持從腦病理基礎中推導出心靈事件。與疾病概念相適應，心靈疾病被視為直接的軀體后果或軀體伴發的心靈疾病，從而心靈疾病被認為是病理解剖學障礙、病理生理學障礙的副現象。進言之，科學努力的目標在于確定疾病單元，并盡可能將這一單元的癥狀學、病源學特征與腦器官緊密聯系起來。W.格里辛格、T.麥尼特、C.韋尼克、V.克拉夫特—埃賓斯等人的臨床概念，集中體現了這種自然科學的精神病學模式。

從總體上看，E.克拉培林的精神病學也屬于自然科學的軀體派傳統，但它已標志著軀體病理學取向的精神病學開始轉向臨床描述和現象學取向的精神病學。克拉培林以嚴謹的科學態度積累臨床資料，第一次將躁狂—抑郁癥與早發性癡呆（精神分裂癥）區別開來。盡管他也確信心靈障礙的根據在于腦作用的病理改變，但與當時許多自然科學取向的精神病學家們的思辨態度不同，他堅持臨床觀察和經驗描述的基本立場。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由于哲學解釋學、現象學、精神分析等理解方法的興起，自然科學的精神病學模式開始受到沖擊，促使心理學理論從實驗的生理心理學理論進入到現象學理解的整體心理學理論。在這世紀性“心理學危機”和轉向中，雅斯貝爾斯通過精神病理學方法的系統化，通過把現象學—理解概念導入精神病理學，進一步削弱了自然科學的精神病學模式。

雅斯貝爾斯開始他的研究工作時，精神病治療學還處于一種臨床經驗的水平，沒有統一的科學體系。格里辛格認為“精神病是腦病”；克拉培林把精神病分為早發性癡呆與躁狂—抑郁癥；弗洛伊德的分析精神病治療法，盡管遭到廣泛指責，但這時已開始尖入瑞士和德國；E.布洛伊勒試圖把分析的理解進一步推廣用于精神分裂癥；R.高普根據性格、環境、遭遇來解釋癲狂癥；E.呂丁認為疾病的遺傳因子對精神分裂癥有重要意義。整個的這一門科學現出一派混亂，解剖學、生理學、生物遺傳學、分析學、神經學、心理學、社會學等等各種解釋，眾說紛紜，毫無定論。此外，理論忽而形成，忽而被忘卻，變幻不定；人們使用各種不同的術語；有人試圖把上述所有方法都使用起來，但又不知這些方法之間的界限和聯系。

雅斯貝爾斯對精神病學的現狀極為不滿，他深感精神病學的思維“停滯不前”。因此，他的基本要求是，凡研究精神病理學的人必須首先要學會思維。必須找到一種能夠清晰地描繪病癥而且能夠重新認識描繪這種疾病的語言，同時還必須弄清何謂理論、何謂科學、何謂方法、何謂理解。于是，1911年當主治醫生A.威爾曼斯請他寫本精神病理學教科書時，雅斯貝爾斯便欣然允諾。兩年后，《普通精神病理學》一書便問世。此書的宗旨是，根據方法論秩序從概念上澄明精神病理學的認識狀況。

三、雅斯貝爾斯精神病理學的基本思想

康德哲學是雅斯貝爾斯精神病理學著作的哲學基礎。按照康德哲學，世界是全體，是理念。據此，雅斯貝爾斯認為“人的全體”是哲學的對象。精神病理學關于人的知識總是有限的，并不存在系統的精神病理學知識或包羅萬象的精神病理學理論；世界上的一切知識都涉及特定的對象，都要求具有正確觀點的正確方法。所以把任何真理絕對化都是錯誤的，造成這種錯誤的原因是把特殊事物的客觀存在等同于絕對存在，把對象等同于存在自身。因此，精神病理學家必須獲取可靠的科學態度，必須用科學概念把握現實，以科學范疇概括現實。只有對特定知識采用特定標準，人們才能獲得關于心靈現象的有效知識。這種方法論上的自覺意識防止精神病理學家把特殊的對象知識轉普為教條主義的絕對知識，使他們意識到理論自身的意義而從特定理論的束縛中解放出來。

對于雅斯貝爾斯來說，心理學理論僅僅是人們為了推斷心靈基原而構想的可能的“想象”和“圖畫”，心理學理論的合理性僅僅在于這種設想的可使用性，而不在于它們所設想的東西的可能的實在性。因此，他全面徹底地拋棄了那些把某個有限的實在直接當作基原的那些理論，例如那些“腦神話學”。他認為，任何一種理論都有其特定的適用范圍，關鍵是在這些理論的可用性的范圍內正確地使用它們。如果把一種本來在有限范圍內有意義的理論加以絕對化，這種理論就會變成一種“全體知識”，一種“信仰”。

在雅斯貝爾斯那里，認識心靈生活的科學方法是理解(Verstehen)和說明(Erkl＠①ren)。理解與說明并重，且僅僅適用于有限的心靈領域。根據狄爾泰、M.韋伯和早期胡塞爾的方法論學說，雅斯貝爾斯把現象學方法引進精神病理學研究，使之與自然科學的說明方法并行不悖，促成了精神病理學中的理解與說明的方法二元論。

“說明”領悟心靈事件的基原，追索客觀化的、因果規律性的心理關系。如果在心靈中心理學地、或在大腦中生物學地發現了一個心理狀態或心理障礙的原因，那么便可以說，這個心理狀態或心理障礙得到了說明。例如，某些心理障礙的原因可以是化學的——大腦中缺乏某種材料，也可以是物理的——大腦受到損傷。因此，在“說明的心理學”中，人們循著因果鏈去探索外在于意識的原因，往往把某一化學原素或物理事件視為某一心靈事件的原因。雅斯貝爾斯把腦顱、特別是大腦皮層中高度復雜的生物學作用設想為心靈事件的前提，但他強調，心靈進程的直接的軀體基礎是不可認識的。

借助說明，可以把握“過程”(Prozess)即不可治愈的精神疾病事件。過程意味著迄今為止的心靈發展中，突然出現了逐步改變心靈活動的全新的東西，某些異物“嫁接”到人格上。一個過程是不能理解的，必須去說明。雅斯貝爾斯區分了兩種過程：心靈過程與器質性腦疾病過程。前者，如精神分裂癥改變心靈生活而不破壞心靈生活；后者，如癡呆過程則破壞心靈生活。總之，過程是一種心靈關系，對此須從腦事件或外在于意識的事件加以因果性說明。

無論何處，凡是認識最終以“外在的因果性”即以原因為根據的地方，認識都是一種說明，反之，只要認識的基礎是一種“內在困果性”，是一種動機，那么認識就成了理解。理解是對心靈現象和關系的同感再現。理解即“同感理解”，它建立在一種直接的“明證性”(Evidenz)基礎上。

現象學理解旨在直觀地再現病人意識中的直接所與物，為此它必須對一定的心靈現象進行“挑選、限制和區別”。在此，必須中止所有自然科學和心理學的假設，甚至也不追究心靈關系。在靜力學理解中再現心靈的橫斷面即“心靈的質”，雅斯貝爾斯稱之為“現象學”。現象學構成理解心理學的方法論、概念論基礎。雅斯貝爾斯把現象學稱作“主觀心理學”，并把它與“客觀心理學”對立起來。與主觀心理學不同，客觀心理學是從感官可覺察的客觀事件出發，接近其他個體的心靈生活。

如果說現象學的靜力學理解僅僅致力于零星的心靈的質，那么發生學理解則致力于心靈的關系。發生學理解旨在再現心靈的縱剖面，以期把握“心靈的東西如何以明證性從心靈的東西中產生”。通過“設身處地”、“同感”，發生學理解把心靈關系證明為“可理解關系”、“可同感關系”或“心理學的關系”。在此，可理解關系通常是能夠測定個別關系的“理想型”(Idealtypus)關系。雅斯貝爾斯區別了兩種理解：理性理解與同感理解。如果思維的內容按照邏輯規則產生，理解到動機邏輯上是手段——目的的關系，那么這種理解就是理性的理解；如果只是通過理解者對對象的移情，動機才清楚，那么這種理解就是同感理解。

理解的主要依據在于理解者自身的主觀體驗。他要理解如何從印象中產生出感受、從感受中形成希望、狂想、恐懼等心理狀況。通過認識可理解關系，發生學理解領悟到“人格的發展”(Entwiklung einer Pers＠②nlichkeit)。人格的發展，其特征是它本身就是可理解地發展的。因此，如果一個人在其一生中沒有不可理解的、產生新東西的“大波折”，便可以按照他的秉性來理解他的一生。

從理解與說明這一方法論分立中產生出心靈現象的原則性區分：發展與過程。把發展與過程區分開，是通過克拉培林為世人所知的。但是，重要的是雅斯貝爾斯通過這一區分，得出了一條對精神病學的發展具有深遠意義的假定：理解的局限性與說明的無限性。由于主觀移情能力以及客觀可移情性這兩個方面的限制，理解到處受到局限。反之，說明沒有確定“原則性界限”，它由于對象的緣故而成了包羅萬象的東西。這樣，無法再理解的時候，卻可以說明。

“可理解性”(Verst＠①ndlichkeit)與“不可理解性”(Unverst＠①ndlichkeit)的標準是“明證性”，即一種主觀標準。因為一方面，作為全體，可理解關系也會經歷某種因果說明。另一方面，在“心理過程”范圍內，也存在可理解關系。因此，在同一心靈關系之內，說明與理解可交錯把握。但原則上，理解的界限就在心靈關系在人格發展中得不到整合的地方，即過程剛剛開始的地方，例如，先天性經驗性格的現實，器質性疾病、精神病、生存現實等。簡言之，心理學理解的界限就在生物學的因果機制起作用的地方。

對雅斯貝爾斯而言，關于可理解性（心靈發展）與不可理解性（心靈過程）的區分，至多是描述性癥狀學的劃分，而不是疾病分類學的劃分。但是，根據雅斯貝爾斯關于“可理解性”與“不可理解性”的區分，也可用作一種鑒別診斷的標準：可理解性—發展—神經癥（或非精神病的心靈生活）；不可理解性—過程—精神病。因此，根據這一區分，雅斯貝爾斯以后的精神病學、特別是K.施奈德學派進一步區分了“非病態偏離”（同感關系、反應、人格發展等）與精神疾病（不可理解的、只能加以說明的過程）。

雅斯貝爾斯倡導和堅持臨床精神病理學即精神疾病的癥狀學。他的一個基本論點是，精神病學的診斷依據是精神疾病的癥狀，因此疾病單元及其診斷圖式必須建立在單個癥狀和綜合癥狀基礎上。

單個癥狀(Einzelsyptom)是靜力學意義上可確定、可觀察的基本現象。例如，“木僵”：意識清醒、無反應；“躁狂癥”：運動性激動、狂歡；“精神錯亂”：語言無連貫性、行為不可理解；“偏執狂”：妄想、幻覺。判定綜合癥狀(Symptomkomplex)的主要標準是“共發頻繁性”和“異質性內容的蔓延”。雅斯貝爾斯把綜合癥狀歸納為三類：(1)器質性綜合癥狀。例如，“柯薩可夫綜合癥狀”、腦震蕩后虛弱癥狀、各種器質性癡呆等；(2)意識改變綜合癥狀。例如，譫妄、各種精神錯亂、朦朧狀態等；(3)反常心境綜合癥狀。例如，躁狂癥、抑郁癥。此外，雅斯貝爾斯還注意到了一系列“過渡癥狀”和“附加癥狀”。

根據單個癥狀和綜合癥狀，雅斯貝爾斯構想了關于精神疾病的“診斷圖式”(Diagnoseschema)。雅斯貝爾斯把診斷圖式的內容概括如下：(1)伴發心靈障礙的軀體疾病，如腦疾病、伴發癥狀性精神病的軀體疾病、各種中毒性軀體疾病；(2)重精神病，如真性癲癇、精神分裂癥、躁狂—抑郁癥；(3)精神變態獨立的反常反應、神經官能癥和神精癥癥狀。

在雅斯貝爾斯之前，人們對診斷圖式已有所了解，但首先從科學方法論角度加以反思和系統表述的是雅斯貝爾斯。這一診斷圖式經某些修正后為當代診斷學和分類學普遍采用。

四、雅斯貝爾斯對當代精神病學的影響

雅斯貝爾斯所倡導的臨床精神病理學即精神疾病的癥狀學方向對現代歐洲以及世界許多國家的臨床精神病學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并開創了歐洲臨床精神病學的新紀元。他的主要功績在于指出精神疾病的臨床診斷的基礎是精神疾病的癥狀。精神科醫生在臨床診斷中，首先要做癥狀學診斷，然后結合人格特征、病史、病因以及癥狀動態發展病程，從而進一步確定疾病分類學診斷。所以客觀地判斷精神癥狀，對精神科醫生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由于此，雅斯貝爾斯的臨床精神病理學被認為是臨床精神病學發展的一個里程碑。

雅斯貝爾斯把現象學方法應用于精神病理學研究，奠定了精神病理學中的現象學研究方向。他的現象學的精神病理學，強調收集和檢查異常精神狀態必須根據可觀察到的精神病人的行為表現，以及病人有意識的心理體驗所表現出來的現象，強調要盡量避免主觀猜想。

方法論和分類學是雅斯貝爾斯精神病理學的主要成就。他創造和描述了各種方法并有意識地進行各種各樣的探討。他通過區分可理解關系和因果關系、理解與說明、發展與過程等，指明了通達心靈生活的基本途徑。他的方法不僅僅是理解—說明的二元論，而是三步驟：現象學描述—心理學理解—因果說明。這三重方法集中標明了海德堡學派精神病學的方法論特征。

精神病學界長期關注的焦點之一是內源性精神病的“軀體基礎”問題。鑒于“基礎”問題的復雜性，雅斯貝爾斯在區分“可理解關系”與因果關系時，最終把這個問題擱置一旁不顧。在他那里到處顯示出克拉培林軀體學觀點的蹤跡，但他通過可理解標準中的“主觀性轉向”淡化了“軀體學派”與“精神學派”之間曠日持久的對比。因此，他的精神病理學標志著精神病學理論從克拉培林原初的疾病分類學概念進入到描述性癥狀學研究。

雅斯貝爾斯的精神病理學直接啟迪了K.施奈德的精神病理學思想。1950年施奈德發表了《臨床精神病理學》，此書被認為是雅斯貝爾斯精神病理學思想的具體應用。此書除了重申雅斯貝爾斯業已闡明的基本觀點，還澄清了許多臨床疑難問題，為科學的臨床精神病理學的日常實踐提供了可能性。

像雅斯貝爾斯一樣，施奈德也認為精神疾病的癥狀分析是臨床診斷的唯一基礎。但是，在評估軀體癥狀與心理癥狀的作用問題上，他強調軀體癥狀診斷的優先地位，其結果，在他那里，雅斯貝爾斯的描述性精神病理學便失去了疾病分類學上的中立性，被卷入到一場內源性精神病本質的爭論中去。施奈德學派認為心靈疾病本質上是一種軀體事件，進而假定內源性精神病也有其軀體基礎。根據雅斯貝爾斯的二分法即理解與說明、可理解心靈關系與不可理解心靈關系、發展與過程的區分，施奈德把心靈障礙區分為病態心靈障礙與非病態心靈障礙。并且，由此進一步把器質性精神病與內源性精神病歸結為病態心靈狀態，而把反應、發展和人格變異歸結為非病態的正常偏離。在他看來，雅斯貝爾斯的可理解關系就是量的心靈病態，而不可理解的因果關系則是質的現象。原則上，兩個領域非此即彼，不能互相過渡。

像雅斯貝爾斯一樣，施奈德也劃清了可理解關系領域與因果關系領域。但是，他受M.舍勒“同感學說”的影響，用“意義關系”、“意義連續性”、“意義合法性”等概念代替了雅斯貝爾斯的“可理解關系”概念。施奈德認為，在過程和精神病病例中，生活史的意義關系是中斷著的。因此，并非所有心靈關系都需要經歷“發生學的重新體驗”，而對于過程診斷來說，發生學的不可重新體驗性也未必總是先決條件。施奈德區分了精神病的此在與如此之在(Sosein)、精神病的內容與形式，這一區分最終限制了雅斯貝爾斯關于發展與過程的區分。

施奈德的學生G.胡貝爾首次把雅斯貝爾斯－施奈德的“方法論診斷學”應用于精神分裂癥研究。在《妄想》(1977)等著作中，胡貝爾進一步放寬了妄想問題上的理解界限。他反對把妄想(Wahn)與理解絕對對立起來，但他像施奈德一樣，堅持認為只有從不可理解性中才給推論出某一心靈狀態、妄想及一般精神病的本質。

在精神分裂癥研究中，胡貝爾運用雅斯貝爾斯的描述性現象學方法揭示了許多可理解關系，特別是揭示了類妄想精神病中生活史與人格的聯系。他以大量臨床資料證明了即便是那些“一級癥狀”(Symptom 1.Ranges)也具有部分可推導的傳記特征。例如，就“妄想知覺”這一級一特征的體驗方式而言，反常的固有關系即知覺事件的自我關系是不可理解的，但是作為類基質現象，與疾病過程相應的基礎障礙卻是可理解的。這表明，精神病和妄想并不意味著根本上是不可理解的，而僅僅意味著這里存在著心理學理解的界限。運用雅斯貝爾斯的發生學理解方法，可以證明精神病與生活史之間一大段可移情的關系。

海德堡學派及其后繼者們繼承和發展了雅斯貝爾斯所開創的現象學的“理解精神病學”。海德堡學派堅持理解與說明的二元論方法，努力把理解界限說用以鑒別不同類型的精神障礙：非病態精神障礙與病態精神狀態。

雅斯貝爾斯的一系列方法原則（如可理解關系與因果關系的二元論、發展與過程、不可理解性定理等）成為描述性現象學精神病學與精神分析之間方法論爭論和疾病分類學爭論的焦點。雅斯貝爾斯拒斥弗洛伊德的“心理學的說明”，指責他的理解心理學是一種“自我誤解”、一種“似乎理解”(Als-ob-Verstehen)，因為在他看來，弗氏實際上是在自然科學的思辨形態中從事所謂理解心理學。他認為，精神分析從事思辨理解，要求“漫無界限的可理解性”，只會導致“任意理解”，淪為一種新的“巫術形式”。反之，精神分析方面，則把雅斯貝爾斯嚴格的理解界限判定為一種方法論的“偏見”。公平而論，雅斯貝爾斯精神病學的基本依據是心靈現象、癥狀和綜合癥以及疾病單元，而精神分析的基本依據是無意識理論和心靈創傷史。由于研究取向不同，海德堡學派與精神分析學派之間長期處于一種特殊的緊張狀態中，它們彼此懷有敵意，很少能互相諒解。

除了精神分析，E.布洛伊勒的蘇黎世學派，R.高普、E.克雷奇默爾的圖賓根學派也與雅斯貝爾斯－海德堡學派方向處于尖銳對峙狀態。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的影響，布氏和克氏先后拒絕了雅斯貝爾斯關于理解與說明的二元論，轉而接受了動力心理學的疾病單元。1911年布洛伊勒發表了《精神分裂癥》一書，開始強調精神分裂癥中發生心理學的作用和心理反應性因素。1918年克雷奇默爾則以《敏感性關系妄想》一書，另行提示了理解心靈現象的途徑。兩人的精神病學概念均不包含“理解界限”的意思。

在某種意義上，精神病學中的此在分析學方向、現象學－人類學方向也與雅斯貝爾斯的精神病理學方向處于對峙狀態。但是，這兩派之間彼此還能相互諒解，其爭論不具有論戰性質。此在分析學和現象學－人類學精神病學不是致力于孤立的個別的病理學體驗，而是致力于人的此在及其病變事件的包羅萬象的結構和秩序。雅斯貝爾斯承認此在分析學和現象學－人類學精神病學均是一種描述方法，但他指責說，哲學向研究對象之中的滲透，“意味著研究本身的毀滅”。他認為，這兩個方向無視任何理解界限，直接訴諸于人的本質，不啻“越俎代皰”，侵犯了“人的全體”這一哲學的領地。反之，此在分析學和現象學－人類學精神病學則斷定，雅斯貝爾斯的理解概念業已“半途而廢”，并因其二元論妨礙了對精神疾病的理解力。然而，在臨床觀察中，現象學－人類學卻全盤接受了雅斯貝爾斯的描述－體驗術語。

至于自然科學的精神病學方向，則進一步偏離了雅斯貝爾斯的精神病理學方向。自然科學的精神病學淵源于克拉培林的軀體病理學概念及前克拉培林神經精神病學概念，其首要方法是說明的方法和定量法。以克萊斯特、列溫哈特為代表的自然科學學派全面繼承了麥尼特、韋尼克的腦器官疾病分類學，其基本觀點與施奈德的現象學派觀點迥異其趣。生物學研究的另一翼，則側重于神經生理學、藥理化學和發生學方面，其方法論基礎是統計學的精神病理計量法以及文獻系統和等級量表。然而，精神病學的生物學研究要求對研究對象進行臨床評價，需要對臨床癥狀做對比描述和觀察。生物學研究中，標準化檢查方法和評定量表的應用，也需要以描述性癥狀做為依據。在標準化的診斷學量表上，精神病學的生物學研究恰恰打上了雅斯貝爾斯現象學術語的深刻烙印。這表明，即使是那些偏離了雅斯貝爾斯方法論的精神病學學派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現象學描述性術語的影響。

縱觀雅斯貝爾斯對同時代精神病學家的影響，盡管發現有許多重要的研究者曾受到他的影響，但只有少數幾個人堅持他的事業。在他們中間，是否有一個堅持了他思想的豐富性并能夠將這種豐富性與視野的廣度和具體觀察的深度相結合，這個問題只能由有關專家們來評判。

自《普通精神病理學》問世以來，雅斯貝爾斯的方法論態度一直是國際精神病學界長期爭論的熱點。迄今，討論的焦點集中在“雅斯貝爾斯定理”即“不可理解性定理”(Unverst＠①ndlichkeit-Theorem)。眾所周知，精神分裂癥是最常見的精神病，妄想則是精神分裂癥最常見的癥狀之一。鑒于精神分裂癥的病因尚未闡明，如果教條主義地運用“不可理解性定理”，那么理解者勢必過早地放棄對精神變態世界的深入理解。顯然，在精神病實踐中，若把理解與說明形而上學地對立起來，將不利于深入分析與妄想息息相關的生活事件。

毋庸諱言，現象學－人類學精神病學、精神分析取向的精神病學等為更好地理解內在精神疾病，為最大限度地逼近病人主體性作出了重要貢獻。但同樣不可否認，雅斯貝爾斯的理解界限說，有助于理解者尊重精神病人個體的秘密和特殊性，使病人免受全面理解欲的操縱。他的多元方法論立場有助于精神病學家防止任何個別方法（無論是解釋學的理解方法，還是自然科學的說明方法）的絕對化和迷信化。當代精神病學的基本趨向是多元化，即不同概念、方法之間的相互對立、相互趨向、相互滲透。這也說明，雅斯貝爾斯的多元方法論立場是正確的，是能夠經得起實踐檢驗的。

克拉培林精神病學的基礎是臨床疾病分類學原則即自然的疾病單元，而雅斯貝爾斯精神病學的基礎是主體體驗即病人的內在世界。雅斯貝爾斯的精神病理學為現象學的理解精神病學打下基礎，并使精神病學的理論從疾病分類學的基礎上進入描述性癥狀學研究。通過這一轉變，精神病治療學克服了病人與醫生之間的情感距離，獲得了一種新的個人維度。雅斯貝爾斯用“生存與生存的關系”標明了醫生與病人之間的個人關系，從而把一切精神治療法的意義都歸結到“生存交往”(Existentiellen Kommunikation)的視域。質言之，他的“生存交往”概念為當代精神科醫生的“參與觀察”提供了理論根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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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K.Schneider:Klinische Psychopathologie，Stuttgart 1950(11，aufl.1976).

篇（11）

關于中國古代是否有科學的問題，學術界至今仍有不同意見。不少學者根據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獻，用歷史事實證明中國古代有科學，甚至認為，中國古代曾有過居于世界領先地位的科學技術。正如英國著名的中國科技史家李約瑟所言，古代的中國人在科學技術的許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創造出著名的‘希臘奇跡’的傳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擁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財富的阿拉伯人并駕齊驅，并在公元三世紀到十三世紀之間保持一個西方所望塵莫及的科學知識水平”，中國的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曾經“遠遠超過同時代的歐洲，特別是在十五世紀之前更是如此”[]。然而，也有一些學者則根據中國古代沒有近代意義的“科學”，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產生，以證明中國古代沒有科學。筆者持中國古代有科學的觀點，并認為，中國古代的科技具有明顯的儒學化特征，不同于近代意義的“科學”。這一看法對于理解中國古代科技曾有過輝煌但又沒有能夠實現向近代科學的轉型，或許會有一定的幫助。

一．儒學化的中國古代科學家

從科技與社會相互關系的角度看，科學技術總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孕育并得以發展的，因而必然會受到一定的文化的影響。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對于中國古代科技的發展不可能不具有重要的影響。這種影響首先表現為儒家文化對于古代科學家的影響，表現為大多數科學家都不同程度地與儒學有著密切的關系。

關于中國古代科學家，目前，國內有兩部較為重要的傳記著作，其一，由杜石然先生主編的《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共選入中國古代科學家235位，另有明清時期介紹西方科技的外國人14位，該書收錄的古代科學家較全；其二，由盧嘉錫先生任總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有金秋鵬先生任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人物卷》，[]該書精選了春秋戰國時期至清末的著名科學家77位（除漢代數學家張蒼和清初地理學家劉獻庭之外，大都包括在《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之中），該書收錄的古代科學家較精。以下就以杜石然先生所主編的《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為依據，參照金秋鵬先生所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人物卷》，分析古代科學家與儒學之間的關系。

根據筆者分析，在《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中所收錄的科學家，大都與儒學有著程度不同的關系。依據這些科學家與儒學的關系的密切程度，可分為以下兩個層次：

其一，在儒學發展史上具有較重要地位或撰有儒學研究著作的科學家。這類科學家有：漢代的張衡、崔寔，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陸璣、虞喜、何承天、祖沖之，隋朝的劉焯，宋代的沈括、黃裳，明代的羅洪先、宋應星、張履祥，清代的朱彝尊、戴震、阮元、汪萊、李銳，等等。其中漢代的天文學家張衡著《周官訓詁》；東晉時期的天文學家虞喜“釋《毛詩略》，注《孝經》”[]；南北朝時期的天文學家何承天對《禮論》進行整理，“刪減合并，以類相從，凡為三百卷”[]，數學家、天文學家祖沖之“著《易》、《老》、《莊》義，釋《論語》、《孝經》”[]；隋朝時期的天文學家劉焯著《五經述義》；宋代的科學家沈括撰《孟子解》，天文學家、地理學家黃裳撰《王府春秋講義》；明清之際的科學家宋應星撰《談天》、《論氣》；清代的數學家汪萊撰有《十三經注疏正誤》、《說文聲類》等經學著作，數學家李銳協助阮元校勘《周易》、《谷梁》和《孟子》，并撰有《周易虞氏略例》、《召誥日名考》等等。

其二，明顯受儒學影響、具有儒家理念或運用儒家經典中的知識進行科學研究的科學家。這類科學家較多，比如（按年代順序），班固、劉洪、張仲景、皇甫謐、裴秀、劉徽、酈道元、賈思勰、王孝通、賈耽、杜佑、李吉甫、陸龜蒙、韓鄂、蘇頌、唐慎微、劉完素、鄭樵、張從正、李杲、宋慈、李冶、秦九韶、楊輝、郭守敬、朱世杰、王禎、朱震亨、魯明善、戴思恭、馬一龍、李時珍、徐春甫、程大位、朱載堉、陳實功、徐光啟、張景岳、邢云路、方以智、王錫闡、梅文鼎、楊屾、徐大椿、陳修園，等等。

這些科學家與儒學都有著密切的關系。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羅列的這些科學家幾乎囊括了古代科技體系中數學、天文學、地理學、醫學和農學五大學科的最著名的科學家，是科學史上各個時期最具代表的科學家。而且在事實上，除了以上科學家之外，還會有其他許多科學家與儒學有著直接的關系，比如，大多數官吏科學家必然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一些道教、佛教科學家，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在他們的科學研究中，也會與儒家思想有著這樣或那樣的關系。

古代科學家與儒學的這種關系，與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有關。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國人自小都學習過儒家經典。儒家經典是古代文化的載體，學習文化知識，不能不學習儒家經典；同時，儒家經典是培養理想人格的教科書，要成為有道德的人，也不能不學習儒家經典。而且，儒家經典是古代科舉考試的重要內容，要進入仕途，也必須學習儒家經典。古代的絕大多數科學家當然也不例外。而且在社會交往中，古代科學家大都免不了與儒士交往。從家庭成員到老師，以至朋友同事，總會有儒家學者，或者有儒家背景的文人學士。宋朝時期的法醫學家宋慈，先是師從朱熹弟子吳雉，又經常向朱熹弟子楊方、黃干、李方子、蔡淵、蔡沈等學習。入太學時，他的文章得到著名理學家真德秀的賞識，并拜師受學。清代科學家梅文鼎，他的父親就是飽讀儒家經典的書生；后來，他又與著名經學家朱彝尊、閻若璩、萬斯同以及清初儒家李光地、著名儒家黃宗羲之子黃百家等等有過密切的交往；他的許多思想，包括一些科學思想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與他所交往過的儒家學者有關。又比如，清代的數學家李銳，曾師從于著名經學家錢大昕，在數學研究上與經學家焦循多有交往，與焦循、汪萊一起被稱為“談天三友”[]。

中國古代科學家在成長的過程中、在社會交往以及學術交往中，大都處于儒家文化的氛圍之中，儒家文化是他們心靈、思想、學識、情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而使得中國古代科學家帶有明顯的儒學化特征。他們大都具有儒家的價值觀念和道德品質，具備深厚的儒家文化知識，對儒家經典有著濃厚的學術情趣，以至于在他們的科學研究中，或是包含著對儒學的研究，或是運用了儒家經典的知識，或是蘊涵著儒家的情懷。

二．儒學化的古代科學研究

在儒家文化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下，不僅科學家的價值觀念、人格素質、知識學問要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而且在科學研究中，科學家的科研動機、基礎知識乃至科研方法，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學的影響。

（1）儒家的價值觀影響科學研究的動機

古代科學家研究科技的動機大致有三：其一，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其二，出于“仁”、“孝”之德；其三，出于經學的目的。

古代科學家研究科學的動機首先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北魏時期的農學家賈思勰在其所著的《齊民要術》中對此有很好的論述。該書的“序”在闡述作者研究農學的目的時說：“蓋神農為耒耜，以利天下。堯命四子，敬授民時。舜命后稷，食為政首。禹制土地，萬國作乂。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他還舉了許多例子：“耿壽昌之常平倉，桑弘羊之均輸法，益國利民，不朽之術也”；“任延、王景，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辟，歲歲開廣，百姓充給”；“皇甫隆乃教作耬、犁，所省庸力過半，得谷加五”；“《書》曰：稼穡之艱難。《孝經》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這些論述無非是要說明他撰著《齊民要術》的目的在于“益國利民”，為的是國計民生。元朝時期農學家的王禎在所著《農書》的“自序”中說：“農，天下之大本也。一夫不耕，或授之饑；一女不織，或授之寒。古先圣哲，敬民事也，首重農，其教民耕織、種植、畜養，至纖至悉。”他撰著《農書》的目的也在于國計民生。中國古代科技之所以在數學、天文學、地理學、醫學和農學這些學科較為發達，概由于當時這些學科與國計民生密切相關。數學以解決實際問題為基本框架和內容，其中所涉及的問題大都與國計民生有關；天文學講“敬授民時”，地理學講治國安邦，醫學講治病救人，也都與國計民生相關聯。

古代科學家研究科學的另一個動機是出于“仁”、“孝”之德。東漢時期醫學家張仲景研究醫學，旨在“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在于“愛人知物”、“愛躬知己”[]。魏晉時期醫學家皇甫謐在所著《針灸甲乙經》的“序”中說：“若不精通于醫道，雖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無以濟之，此固圣賢所以精思極論盡其理也。”可見，他研究醫學的動機在于落實“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唐朝時期的醫學家孫思邈也在所著《備急千金要方》“本序”中指出：“君親有疾不能療之者，非忠孝也。”金代醫學家張從正更是明確把自己的醫學著作定名為《儒門事親》，以表明他研究醫學的動機在于“事親”。事實上，科學研究的動機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與出于“仁”、“孝”之德，這二者是一致的，關注國計民生是“仁”、“孝”之德的進一步推廣；所以，那些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的科學研究，同樣也是出于“仁”、“孝”之德。

除此之外，古代科學家研究科學還有一個動機，這就是經學的動機。古代數學家大都把自己的數學研究與《周易》、《周禮》的“九數”以及儒家的“六藝”聯系在一起。魏晉時期數學家劉徽在所撰《九章算術注》“序”中說：“昔在包犧氏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九九之數，以合六爻之變”，“周公制禮而有九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孫子算經》認為數學是“六藝之綱紀”，能夠“窮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唐朝時期的數學家王孝通在《上緝古算經表》中說：“臣聞九疇載敘，紀法著于彝倫；六藝成功，數術參于造化”；這一切都是為了說明他們研究數學是對儒家經學的繼承和發揮。宋朝時期的數學家秦九韶在《數書九章》的“序”中認為，數學“大則可以通神明、順性命，小則可以經世務、類萬物”，元朝時期的數學家朱世杰在《四元玉鑒》“卷首”中認為，數學“以明理為務，必達乘除升降進退之理，乃盡性窮神之學”，這里講“通神明、順性命”以及“明理”，無非是要說明數學與理學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他們的數學研究的動機也正在于此。事實上，宋代以后的科學家較多地把科學研究與求“自然之理”聯系在一起，所謂“數理”、“歷理”、“物理”、“醫理”之類；在他們看來，當時所謂的“自然之理”是包含在儒家“大道”中的“小道”，正如朱熹所言，“小道亦是道理”[]，所以，研究科學也是為了闡發儒家的道理。

從根本上說，古代科學家研究科學的以上三種動機都是圍繞著儒家的價值觀而展開的。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就是為了落實儒家的民本思想；出于“仁”、“孝”之德，就是實踐儒家的仁愛理念；出于經學的目的，就是要發揮儒家之道。因此，古代科學家的研究科學的動機最終都源自儒家的價值觀。

（2）儒家經典成為科學研究的知識基礎

科學研究需要有相當的知識基礎和專業基礎，而在儒家文化占主流的背景下，大多數科學家的基礎知識甚至一些專業基礎知識最初都是從儒家經典中獲得的。儒家經典中包含了豐富的科技知識。就古代數學、天文學、地理學、醫藥學和農學五大學科而言，《周易》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數學知識，《詩經》、《尚書•堯典》、《大戴禮記•夏小正》、《禮記•月令》以及《春秋》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學的知識，《尚書•禹貢》、《周禮•夏官司馬•職方》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學知識，《周易》、《禮記•月令》等著作中包含了與醫學有關的知識，《詩經》、《大戴禮記•夏小正》、《禮記•月令》等著作中包含有農學知識。應當說，儒家經典中具備了古代科學家從事科學研究所需要的基礎知識以及一些專業基礎知識。因此，儒家經典中的科技知識，實際上成為許多科學家的知識背景，成為他們的知識結構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

古代許多科學家的科學研究正是在儒家經典中所獲得的科學知識的基礎上，經過自己的進一步研究、發揮和提高，從而在科學上做出了貢獻。從一些科學家的科學研究過程以及他們所撰著的科學著作中，可以發現，他們的科學研究與儒家經典中的知識密切相關，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儒家經典中某些知識的發揮和提高。

古代數學家必定要講《周易》。魏晉時期的著名數學家劉徽在為《九章算術》作注時說：“徽幼習《九章》，長再詳覽，觀陰陽之割裂，總算術之根源。探賾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頑魯，采其所見，為之作注。”[]也就是說，他是通過《周易》的陰陽之說“總算術之根源”，從而明白《九章算術》之意，并為《九章算術》作注。宋元時期的數學家講河圖洛書、八卦九疇。宋代著名的數學家秦九韶對《周易》揲蓍之法中的數學問題進行研究，從而引伸出一次同余組的解法，即“大衍求一術”，被認為達到了當時世界數學的最高水平；又有數學家楊輝對“洛書”的三階縱橫圖進行研究，直至對十階縱橫圖的研究；還有元代著名數學家朱世杰撰《四元玉鑒》，運用《周易》概念論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組的求解問題，被美國科學史家喬治•薩頓稱為“中國數學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時也是中世紀最杰出的數學著作之一”[]。

古代天文學家必定要以《尚書•堯典》為依據，同時結合《大戴禮記•夏小正》、《禮記•月令》、《詩經》、《春秋》“經傳”等儒家經典中有關天象的紀錄和天文知識，進行研究，同時，古代天文學家在編制歷法時也經常運用《周易》中的概念。李約瑟說：“天文和歷法一直是‘正統’的儒家之學。”[]充分揭示了中國古代天文學與儒學的關系。由于古代的天文歷法研究需要涉及大量的儒家經典，所以，在歷史上，大多數天文歷法家都是飽讀儒家經典的儒者，從漢唐時期的張衡、虞喜、何承天、祖沖之、劉焯到宋元時期的蘇頌、沈括、黃裳、郭守敬，這些著名的天文歷法家都曾經讀過大量的儒家經典，他們所撰著的天文歷法方面的著作采納了儒家經典中大量的天文學知識。

古代的地理學則不可能不講《尚書•禹貢》、《周禮•夏官司馬•職方》。東漢的班固所撰《漢書•地理志》輯錄了《尚書•禹貢》的全文和《周禮•夏官司馬•職方》的內容；魏晉時期的地圖學家裴秀所制《禹貢地域圖》主要是根據《尚書•禹貢》。此后的地理學家酈道元、賈耽、杜佑、李吉甫都無不通曉《尚書•禹貢》，并以此作為地理學研究的基本材料。

在農學方面，《周易》的“三才之道”是古代農學研究的思想基礎。而且，以《禮記•月令》為基本框架的月令式農書是古代重要的農書類型，先是有東漢的崔寔撰《四民月令》，又有唐朝韓鄂撰《四時纂要》，后來還有元朝的魯明善撰《農桑衣食撮要》，等等。即使是其它類型的農書，其中也包含了大量從《詩經》、《尚書》、《周禮》、《禮記•月令》、《爾雅》等儒家經典中引述而來的農學知識。

當然，作為科學家，他們的知識并不只是從儒家經典中所獲得的那一部分科學知識，他們還擁有從前人的科技著作以及其它著作中獲取的知識，更重要的，還有他們的經驗知識以及他們通過科學研究所獲得的知識。但無論如何，在他們的知識結構中，從儒家經典中所獲得的知識是他們進行科學研究最基礎的同時也是最重要的知識。

（3）儒家的經學方法成為重要的科學研究方法

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科學家在研究科學時，不僅研究動機與儒家思想有關，所運用的知識中包含著從儒家經典中所獲得的知識，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與儒學的經學方法相一致。

中國古代科學家的科學研究往往是以讀書為起點，然后用經驗知識驗證前人的理論和觀點，并作適當的發揮、詮釋和概括。與這樣的研究程序相關，科學研究首先要求廣泛地讀書，博覽群書，其中也必然包括儒家經典，這就是“博學以文”。在此基礎上，科學家還要用親身的實踐對前人的知識進行驗證，尤其是地理學家、醫藥學家、農學家更是如此，這就要求“實事求是”。因此，古代科學著作有不少都是對以往科技知識的整理和總結。

古代的科學研究由于與儒家的經學研究有許多相似之處，都是圍繞著前人的著作而展開的，所以一直有尊崇經典的傳統。古代科學家首先必須尊崇儒家經典，尤其是包含科技知識的那些儒家經典，《詩經》、《尚書•堯典》、《尚書•禹貢》、《大戴禮記•夏小正》、《禮記•月令》、《周禮》、《周易》以及《春秋》“經傳”等都是古代科學家所必須尊崇的經典。此外，科學中的各個學科也都有各自的經典：數學上有“算經十書”，包括《周髀算經》、《九章算術》、《海島算經》、《五曹算經》、《孫子算經》、《夏侯陽算經》、《張丘建算經》、《五經算術》、《綴術》、《緝古算經》；天文學上有《周髀算經》、《甘石星經》等；地理學上有《山海經》、《水經》等；醫學上有《黃帝內經》、《神農本草經》、《難經》、《脈經》、《針灸甲乙經》等；農學上有《氾勝之書》、《齊民要術》、《耒耜經》等等。這些經典是各學科的科學家所必須尊崇的。

由于尊崇經典，所以科學研究只是在經典所涉及的范圍內展開，只是在對經典的詮釋過程中有所發揮。先有《九章算術》，后有《九章算術注》；先有《水經》，后有《水經注》；先有《神農本草經》，后有《神農本草經集注》，諸如此類。這與儒學的經學方法是一致的。尤其是，明清之際，西方科學傳到中國，當時中國的科學家大都持“西學中源”的觀點，并且采取引中國古代經典解釋西方科學的方法進行研究。這一科學研究方式依然是承襲了儒學的經學方法。[]

三．儒家文化對古代科技特征的影響

由于古代科學家的科研動機、知識基礎以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因而中國古代科技所具有的實用性、經驗性和繼承性的特征，事實上也與儒家文化有著密切的關系。

在儒家文化的影響下，古代科學家進行科學研究的重要動機之一在于滿足國計民生的需要，所以，大多數具有儒家價值理念的科學家在研究科技時，所注重的主要是科技的實際功用，這就決定了中國古代科技的實用特征，富有務實精神。雖然也曾有一些科學家對純科學的問題進行過研究，但在總體上看，古代科技的實用性特征是相當明顯的，是主要的。在論及中國古代數學史上最重要的經典著作《九章算術》與儒家文化的關系時，中國數學史家錢寶琮先生說：“《九章算術》的編纂者似乎認為：所有具體問題得到解答已盡‘算術’的能事，不討論抽象的數學理論無害為‘算術’；掌握數學知識的人應該滿足于能夠解答生活實踐中提出的應用問題，數學的理論雖屬可知，但很難全部搞清楚，學者應該有適可而止的態度。這種重視感性認識而忽視理性認識的見解，雖不能證明它淵源于荀卿，但與荀卿思想十分類似。”[]如果對于中國古代數學發展具有重要影響的《九章算術》，其實用性的特征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那么，整個古代數學的發展與儒家文化的密切聯系，也就不言而喻的了。除此之外，中國古代的天文學、地理學、醫學和農學的實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與儒家文化的務實精神有著直接的關系。

與實用性特征相聯系，古代科學家較為強調感覺經驗，注重經驗性的描述，因而使古代科技帶有明顯的經驗性。在科學理論上，則主要是運用某些現成的、普遍適用的儒家理論以及諸如“氣”、“陰陽”、“五行”、“八卦”、“理”之類的概念，經過思維的加工和變換，對自然現象加以抽象的、思辯的解釋，只注重定性分析，而不注重定量分析。其結果是，科學研究僅僅停留在經驗的層面上。比如，唐朝時期的天文學家僧一行，他在天文儀器制造、天文觀測等諸方面多有貢獻，他所編制的“大衍歷”是當時最好的歷法。然而，他在解釋他的“大衍歷”時則說：“《易》：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天數始于一，地數始于二，合二始以位剛柔。天數終于九，地數終于十，合二終以紀閏余。天數中于五，地數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歷。……故爻數通乎六十，策數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為天地之樞，如環之無端，蓋律歷之大紀也。”[]再比如，宋代科學家沈括在解釋黃河中下游陜縣以西黃土高原成因時，他說：“今關、陜以西，水行地中，不減百余尺，其泥歲東流，皆為大陸之土，此理必然。”[]他還說：“五運六氣，冬寒夏暑，旸雨電雹，鬼靈厭蠱，甘苦寒溫之節，后先勝復之用，此天理也。”[]由于停留在經驗性的描述和思辯性的解釋上，科學在理論上相對較為薄弱。

由于古代科學家的科學研究較多地受到儒家經學方法的影響，因此對科學家來說，不僅儒家思想是不可違背的，而且，各門學科的“經典”也是不可違背的。這種崇尚經典的學風使得后來的科學家在科學研究中更多的是對前人著作中的科學知識和科學理論的繼承、沿襲或注疏、詮釋，并在此基礎上有所補充、改進。因此，古代的科學著作大都少不了引經據典，廣泛吸取前人的多方面、多學科的知識，因而表現出明顯的繼承性。即使有所創新和發展，也主要是在既定的框架內做出適當的改變和發揮。

中國古代科技的實用性、經驗性和繼承性的特征實際上正是在科技的層面上對儒家思想的延伸和展開。由于要實踐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技重視實用，重視經驗，在實用科技方面較有優勢，而在科學理論上則相對薄弱；同時，又是由于要尊崇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學家總是把自己的研究與儒家學說、儒家經典聯系在一起，重視知識的積累，表現出明顯的繼承性。由此可見，中國古代科技的特征與儒家思想密切相關，儒家文化對于中國古代科技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響。

綜上所述，在以儒家文化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下，中國古代科技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甚至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中國古代的科學家大都是儒學化的科學家，中國古代的科學研究大都是儒學化的研究，中國古代科技大體上帶有明顯的儒學特征，中國古代的科學是儒學化的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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